高岗传（第一部分） 四 4 周家硷会议
阎家洼子会议后，谢子长虽然担任了红四十二师政委，但在会议结束后，他并没有留在红四十二师，而是率领陕北游击队返回了陕北。红四十二师第三团也按照会议的决定，在团长王世泰的带领下，北上安定，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陕北游击队和红四十二师三团在谢子长指挥下，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战连捷，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不幸的是，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胸部中弹，身负重伤。
阎家洼子会议后，高岗虽然被撤销了红二十四师政委的职务，但他并没有离开部队，而是以参谋长的名义，与红四十二师二团一起战斗。然而，非常遗憾，从阎家洼子会议到周家硷会议这半年间高岗的情况，我们没有找到更多的材料，目前只见到曾任西北工委书记的崔田夫1945年在谈陕北苏区创建时提到了高岗被撤职后的行踪。
崔田夫说：
七八月间（阎家洼子会议是7月25日召开的，笔者注），高岗带了红二十六军二团北上，在安定打垮了敌人，收了百多条枪，又到清涧打了两个胜仗，在安定成立了红一团，还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了贫农团和自卫军，实行了分粮。清涧二支队扩大后，到10月成立了红二团，在神府成立了红三团。还有十三四个支队。
年底，高岗北上在安定白庙岔，以红一团、红二团配合几个支队，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南沟岔打了一个胜仗，收了几十条枪和两架轻机关枪，跟着刘志丹也带来一团，统一了陕甘、陕北两苏区，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崔田夫谈陕北苏区创立记》（1945年），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经查实，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团是1934年9月18日在安定县西崖窑沟成立的，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全团200多人、100多条枪；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团，是1934年底在清涧县大马家山成立的，团长郭育仁，政委马万里，参谋长惠世良。全团300人、100多条枪；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团，也是9月18日在神木县南乡王家庄成立的，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洪飞。全团300多人、100多条枪。
1935年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在安定县白庙岔宣布成立。下辖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休。八十四师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在安定县南沟岔歼灭了国民党军高桂滋部一个连，并击溃了由老君殿开来的援兵。接着，部队乘胜东进，连战连捷，使陕北游击队扩展到延长、延安和宜川一带，并把清涧、安塞、安定、靖边四个县连成了一片。
调刘志丹到陕北来统一指挥陕甘边和陕北两支红军部队，是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巡视员的决定。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巡视员黄翰来陕北，布置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相互配合和两支红军统一指挥的问题。
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后，西北逐步形成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两支主力红军。但是，由于陕甘边和陕北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党和红军也就存在两个领导关系。陕甘边根据地属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被破坏后，直接归陕甘边特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则直接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虽然阎家洼子会议后，两支红军部队有了配合，但基本上还是以各自活动为主。1934年10月黄翰来到陕北后，鉴于谢子长身负重伤的实际情况，建议调刘志丹到陕北，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地的军事领导。黄翰并致信刘志丹，指示刘志丹尽快来陕北。
接指示后，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部分部队，于12月底奔赴安定。1935年1月下旬，刘志丹来到陕北根据地中心区赤源县（今子长县）的水晶沟灯盏湾，探望了在此地养伤的谢子长。两人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共识。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即著名的周家硷会议。
刘志丹率部来到陕北时，已经率部在陕北活动的高岗立即与刘志丹会合到一起，并一同参加了周家硷会议。由于陕甘边特委的主要领导正在领导反“围剿”斗争，没有到会，所以，参加周家硷会议的除刘志丹、高岗外，还有陕北特委的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白坚作记录。
周家硷会议召开时，蒋介石正调集重兵，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因此，会议首先研究军事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及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其他武装力量。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为副主席，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为委员。
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又产生了军委归谁领导的问题。因此，会议又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惠子俊（未到任前由崔田夫代理），组织部长郭洪涛，宣传部长张秀山。西北工委成立后，陕北特委撤销，原陕北特委领导的各县县委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保留，原陕甘边特委所属的各县县委仍由其领导。
周家硷会议不久，2月21日，时年39岁的谢子长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
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西北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有“谢青天”之称。
谢子长的逝世是党和西北人民的重大损失。然而，历史的机遇有时就是这样的无情。谢子长逝世后，高岗接任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仅次于刘志丹的西北根据地二号人物。
高岗传（第一部分） 五 在反“围剿”战斗中 概述
陕北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但首先到陕北落脚的是由鄂豫皖苏区西征北上的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使土生土长的高岗与陕北之外的中共组织和红军部队联系到了一起，为其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但机遇是一把双刃剑，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也使高岗遭受了一次险些成为“刀下鬼”的噩运。
高岗传（第一部分） 五 1 打横山（1）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围剿”与反“围剿”是一对专有名词。
这一对相辅相成的名词使用的时间范围，主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围剿”，指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的进攻；反“围剿”，则是指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为粉碎敌人的进攻而进行的战斗。
“围剿”与反“围剿”发生的空间并非是一块根据地。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由于已经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致使红军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极其艰难、险恶、前途未卜的长征。
西北根据地与中央根据地不同，总共经历了三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当中央红军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历史性的遵义会议，重新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时，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才刚刚打响。
1935年初，蒋介石在取得了对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后，在继续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开始把对革命根据地“围剿”的重点转到了硕果仅存的西北根据地。
1月，蒋介石调集了6个师，30个团，约5万人的兵力，照搬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成功”办法，采取分割“清剿”、逐区“蚕食”的方针，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当时，陕甘边和陕北的红军加上游击队，也不过五六千人，而且部分游击队员拿的是大刀长矛，既缺乏军事训练，又缺少战斗经验。
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大军压境，情况危急。
然而，身经百战的刘志丹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意见，确定了首先打击深入陕北根据地但却在陕北人地生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而后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方针。为了保证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刘志丹还亲自为西北军事委员会起草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以及少先队都必须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状态。
5月3日，为了统一军事指挥，在安定玉家湾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作战行动。
高岗从谢子长逝世后接任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到就任前敌指挥部政委，又一次与刘志丹并肩战斗。就客观而言，高岗与刘志丹这位才干突出、情操高尚的优秀共产党人共同战斗，必定耳濡目染，受其熏陶，增长才干。高岗在后来成为“西北王”后，虽然很少提及另一位西北根据地的创立者谢子长，但他对刘志丹还是钦佩有加的。1943年3月，在纪念刘志丹逝世七周年时，高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写道：
志丹同志被公认为西北党和西北人民最好的领袖。他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他深谙战争的艺术，特别擅长于运动战和游击战争，是西北党的军事家。
虽然后来有人认为这是高岗在“推刘压谢抬高自己”，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但高岗确实与刘志丹相识较早，共事较深。高岗后来能为党的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与刘志丹对他的影响和两人曾经同甘共苦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联。
高岗传（第一部分） 五 1 打横山（2）
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从1935年1月31日的南沟岔战斗开始，到同年8月21日的定仙墕战斗结束，历时近8个月，消灭敌人5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使西北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关于刘志丹与西北根据地军民英勇奋斗、连战连捷、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的史实，在有关的著述中已多有描述，本书不加赘述。虽然这些讲述西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文章和书籍都只讲总指挥刘志丹，不提政委高岗，但在西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中高岗与刘志丹一直共同指挥战斗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次反“围剿”的硝烟尚未散尽，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又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共十万多人马，自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兵分五路，向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围剿”。
8月21日的定仙墕战斗首开西北红军一战歼敌一个整团、一个旅直属队又一个营的先例，是粉碎第二次“围剿”的标志性战斗。定仙墕战斗后，8月25日，刘志丹、高岗率领西北红军主力，转移到延川县的文安驿，在8月27日召开了目前少有论及的前总文安驿会议，并在会议后进行了至今也争议颇多的横山战斗。
在西北红军主力到达文安驿之前，中共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在延川永坪镇主持召开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由于在前线作战的刘志丹、高岗等委员们无法参加会议，因此，部队到达文安驿后，刘志丹、高岗便派红二十七军一团政委张达志去永坪镇，请中共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和西北工委秘书长郭洪涛来文安驿传达永坪镇会议精神。
朱理治是1935年7月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代表来到延川县永坪镇的。不久，上海中央局又派聂洪钧到陕北，并由朱理治、聂洪钧等组成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团，由朱理治任书记，统一领导陕甘地区党的活动。
8月26日，朱理治与郭洪涛来到了文安驿，第二天，便召开了西北红军连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即文安驿会议。
关于文安驿会议的情况，去请朱理治和郭洪涛并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张达志后来回忆说：
朱理治同志在会议上作了报告，内容主要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西北形势和红军的任务。他要求西北红军武装保卫苏联，打通国际路线。同时要求陕北红军先在南面打下延安县城，北面打下瓦窑堡、清涧、绥德等县城，并且批评陕北红军过去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张达志：《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些情况》，《甘肃文史资料》第九期。
虽然在讨论中大多数与会者对朱理治提出的红军下一步作战计划表示怀疑，但由于朱理治坚持己见，而西北代表团又是党中央派驻西北的最高领导机关，因此，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上级领导的意见，决定红军主力要首先攻打瓦窑堡或清涧县城。
9月3日，刘志丹、高岗率领红军团以上的指挥人员，来到瓦窑堡郊外查勘地形，了解情况。
一行人爬上瓦窑堡近郊的黑山梁，不用借助望远镜，就可见城墙内外碉堡林立，沟壑纵横，防守严密，易守难攻。敌人在墙外布满了梅花陷坑，每个梅花坑直径三至五米，坑底栽立着锋利的枣、竹尖桩和金属刺，而且全部梅花陷坑都在碉堡的交叉火力控制之下。面对着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志丹、高岗以及各团指挥员一致认为，如果强攻瓦窑堡，纯粹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这项任务无论如何也不能执行。
高岗传（第一部分） 五 1 打横山（3）
瓦窑堡无法攻破，清涧县城的敌人更多，防御工事更坚固，地形更险要，更没有强攻的可能。怎么办？不攻城拔寨，违背上级领导的命令；勉强硬攻，则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正当指挥员们议论纷纷时，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总指挥曹动之提出了一个既不打瓦窑堡也不打清涧县、但又不违抗命令消极怠工的良策：改打敌人防守薄弱的横山县。
这个曹动之，就是当年与高岗一起发动““一高”学潮”，又同时被校方开除，转入榆林中学的高岗同乡。高岗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后，热情追求新思潮的曹动之因在榆林中学积极参加学生自治运动而被开除，回到了横山县。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共横山县特别支部书记。后来他奉命打入军阀部队搞兵运，并于1934年率部参加了红二十七军。
曹动之对于自己生长的横山县十分熟悉，他向刘志丹、高岗介绍说，虽然横山县城险要，但工事简略，只有国民党军一个骑兵三营驻守，只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便可一举攻破。
与曹动之经历相同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高岗，自然对横山县城也很熟悉。他在曹动之介绍完情况后，首先表示同意改打横山县城，认为曹动之的意见很有道理，其他人也都表示同意。总指挥刘志丹见没有异议，便立即作出决定：放弃攻打瓦窑堡和清涧县，奔袭横山县城。
9月9日，刘志丹、高岗率领部队在曹动之的带引下，来到了卧牛城根据地。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一天，于11日拂晓赶到了横山城下。
凌晨，攻城战斗打响。
关于这次战斗的具体情况，担任主攻的红一团团长贺晋年于1983年11月10日做了如下回忆：
刘志丹同志率领红军主力兵团第一次奔袭横山县城，是于1935年8月27日文安驿会议后，在卧牛城一带做的战斗准备。其中参战的有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抗日义勇军等。其中参战的红二十七军一团团长是我，政委是张达志。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红一团是主攻，位于横山城的北面，约有八九百人。在偷袭时由于攻城的云梯断了，所以使梯子显得短了，经几次攀登后，被敌人发觉，后采取强攻，还是没有成功。战斗持续了一上午，最后由于我军伤亡太大，其中我团三连连长和通讯员也都牺牲了。所以下午前敌总指挥命令我军撤退了。
1983年11月8日，当年参加攻城的红一团政委张达志，也对攻城战斗做了回忆。
张达志的回忆与贺晋年的回忆基本相同，只是张达志认为攻城失利的原因是：
由于当时仅听了横山游击队负责人曹动之的一面之词，对县城的情况侦察得不好，对城墙高低掌握得不够详细具体。当时说有一处很低的地方，结果没有找到，致使我登城云梯准备得不当，尺寸相差有一丈之多。所以云梯虽然架上去了，人也都到了城根底下，经多次攀登还是没有上去。后因被敌人发现，我军只好实行强攻，一直攻了一上午，还是没有成功。这时村子周围的敌人也都进了城，使城内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中午过后，我军只好撤退了。
虽然这两位担任主攻的指挥员在近30年后的回忆中有些细节上的差异，但整个攻城的情况还是很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战斗失利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据此就像有些回忆材料那样，把打横山失利的责任推到高岗的头上，也是不准确的。
对于打横山战斗的评价，贺晋年与张达志这两位当事人曾经做过如下很有说服力的分析：
贺晋年说：
这次战斗虽然失败了，但是有力地打击了北线的敌人。其主要教训是，我军事先没有对地形进行很好的侦察，致使对敌据点地形情况了解得不够，使登城的云梯准备得短了。
张达志说：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虽然失利了，同时也牺牲了一些同志，如红一团有一个连长梁文有和一个通讯员等，但这次战斗的打法和布局都是完全正确的。战士们的士气是旺盛的，群众的情绪是高昂的。在战斗中，全体指战员都表现得非常勇敢，群众对我们的战斗十分支持，他们纷纷给我们送水、送饭，掩护伤员，掩埋牺牲的同志，因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但所不足的是战前没有很好地进行地形侦察，致使登城的云梯准备得短了，使这次战斗没有获得成功。
打横山是西北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进行的一次比较大的战斗，也是刘志丹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亲自指挥的唯一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战斗。虽然打横山本身是失利了，但这次战斗的意义如贺晋年、张达志等所言，仍然是很大的。如果当时红军不来打横山，而是按照文安驿会议的决定，去打瓦窑堡或者是清涧县，部队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很可惜，刘志丹亲自指挥的这场既有意义又有教训的典型战斗，无论在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的《刘志丹传》中，还是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的《刘志丹》一文中，都没有任何的记述。
高岗传（第一部分） 五 2 永坪镇会师
打横山失利后，刘志丹、高岗率领部队返回到清涧县一带活动。恰在此时，传来了红二十五军到来的消息，刘志丹、高岗立即奉命率部赶往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合。红二十五军原战斗在鄂豫皖苏区。中央红军长征后，红二十五军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于1934年11月16日由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率领，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部队沿途冲破了敌人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越过桐柏山，横跨豫南，转战千里，于12月上旬进入陕西雒南（今洛南）地区。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瘐家河举行常委会议，决定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在鄂豫陕边创造新苏区。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军，连战连捷。1935年7月初，红二十五军获悉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因此，鄂豫陕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迎接中共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到来。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由沣峪口出发，出秦岭，渡渭河，过六盘山，驰骋于陇南陇东，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北上。然后，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于9月7日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豹子川。由于政委吴焕先已经在战斗中牺牲，所以，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受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代表习仲勋、刘景范等人的热烈欢迎。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边根据地后，中共西北工委立即发出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会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并指令西北红军回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
红二十五军是1935年9月15日到达永坪镇的。16日，刘志丹与高岗就率领西北红军主力来到了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点，就是在不同的地区建立一块一块的根据地。由此，也就形成了分别活动在不同根据地的一支支红军部队。然而，虽然根据地是分块的，各支红军部队是相对独立活动的，但领导这些根据地和红军的党却只有一个，党中央对各个根据地和革命武装的统一领导是绝对不可动摇的。无论从鄂豫皖北上的红二十五军还是土生土长的西北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都必须接受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两支红军会师后的第二天，即9月17日，在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在延川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确定会师后的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等方针问题。
这次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兼任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改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军团下辖三个师：红二十五军编成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红二十六军编成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红二十七军编成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全军团共8000余人。
红十五军与西北红军的胜利会合，极大地壮大了西北的革命力量，也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军大会师的序幕。
本书的传主在这场两军大会师中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只是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但在接下来开展的劳山战役中，这位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却上演了一幕“赤臂战劳山”的传奇故事。
正当两军会师之时，国民党东北军一一○师、一二九师已进驻延安，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突进。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北被蒋介石推上“剿共”前线后，尚未与红军真正交手，也并没有把这些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共匪”放在眼里。针对东北军态度狂傲、气焰嚣张的特点，红十五军团确定了佯攻甘泉、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先以八十一师一个团佯攻甘泉，主力则埋伏于甘泉北30里的劳山。当一一○师匆忙由延安来增援甘泉守军时，落入我军伏击圈。此时，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东北军虽拼死顽抗，但激战六个小时，全歼该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俘获3700多人，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裴焕彩皆被击毙。
在这场红十五军团组建后的第一场大胜仗中，作为政治部主任的高岗并没有留在指挥部，而是来到了七十八师的阵地前沿。当我军发起最后的冲击时，高岗甩掉了上衣，挥舞着手枪，赤臂与战士们一道向敌人冲去。
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谈论的高岗“赤臂战劳山”。
高岗传（第一部分） 五 3 蒙冤入狱（1）
劳山大捷后，东北军的骄横气焰遭受重挫，瓦窑堡守敌弃城而逃，红十五军团乘胜拔除了瓦窑堡周围的全部敌据点，根据地的首府也迁到了瓦窑堡。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又对东北军一○七师的一个加强团守卫的榆林桥发起攻击，全歼守敌，生俘团长高福源等官兵1800多名。
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使敌人大为恐慌，“西北剿总”急忙调整部署，调集重兵，组织新的进攻。
正当西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进入关键时刻，王明“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在根据地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肃反”事件？虽然至今也是众说纷纭，但具体负责这场“肃反”的朱理治还是最有发言权。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撰写的《往事回忆》中对当年的这场“肃反”事件的缘由做了详细的叙述：
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是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等工作，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派去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土改等工作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二十五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民同志的供词中（即张汉民，当时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警卫旅旅长，红二十五军路过陕南时与该旅发生战斗，二十五军因不知其地下党员的身份，将其误杀）知道西安党派了很多人到二十六军。因此，又怀疑二十六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二十五军和陕北过去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之必要。于是，省委决定肃反。《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第449页。
仅凭“听说”、“感到”就开始的“肃反”，远非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早在劳山战役之前的9月21日，刚刚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就发出指示，在“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开始了一场残酷捕杀自己人的“肃反”。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在内的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陕甘边根据地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200多名为创建西北根据地出生入死的好同志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在这场革命队伍内部的“肃反”中惨遭杀害。
高岗与刘志丹都是在劳山战役后从前线被骗回瓦窑堡，然后被捕入狱的。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入狱后的有关材料，但我们从赵启民的回忆中可见他们被捕后的遭遇。
1981年10月1日，当时任七十八师参谋主任的赵启民，写了一篇《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回忆文章。文章写道：
我是在杨森同志离开后的第二天以开作战会议为名被骗到军团部被捕的（杨森是七十八师师长，已先被捕）。我走进军团部，被引进一个窑洞，突然上来几个人缴了我的枪，接着搜身并戴上一个布筒式的面罩（一个布套只有两个眼睛洞），被送到另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窑洞。我一脚踩到高棉纯同志的身上（高是骑兵团政委）。他问了一声谁呀？我说：“棉纯你早来了。”他说：“我也才来不久。”八十一师参谋主任任浪花同志赶紧说：“快坐下，不要说话。”因这几句对话我们被抽了一顿鞭子，我才知道不准说话的“规矩”。我同高棉纯、任浪花由洛河川被押送到瓦窑堡途中既不准我们相互讲话，更不准我们向群众讲话。押送我们的同志骂我们是“右派”、“反革命”。从骂声中才知道我们的“罪名”。他们对群众说我们是东北军的军官。我们穿的衣服是劳山战斗中缴获的东北军的军服（西北红军是缴获到什么就穿什么)。因为头上戴着面罩，群众真的把我们当成了东北军军官看待，不时有人向我们做宣传工作，搞得我们啼笑皆非。到了瓦窑堡，关在监狱里，看管之严厉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至于审讯时的肉刑就更残酷了。赵启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1981年10月1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高岗传（第一部分） 五 3 蒙冤入狱（2）
“肃反”是“左”倾错误在根据地表现的极端。它的基本特征就是黑白颠倒，把革命者打成反革命；它的残酷则在于不但不允许蒙冤者辩解，而且也不给你“改过”的机会，直接挥刀将你杀掉；它的悲哀则源于杀人者与被杀者都认为自己是在从事着同样的革命伟业。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泽东恰好于“左”倾错误者已经举起了屠刀的危急时刻来到了陕北；如果历史与人们开一个小小的玩笑，中央红军虽然到了陕北但却没有及时听到“肃反”的噩讯；如果毛泽东虽然听到了“肃反”的消息但稍一犹豫，未果断下令“刀下留人”；如果……那么，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高朗亭等一批后来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红军将领，就将与那200多个被错杀的冤魂一样，弃尸荒野，了无踪迹。
也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马文瑞1942年11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开了这样一个让人无法发笑的“玩笑”：
我和一些同志常开玩笑说，张国焘反对中央，闹独立，对于整个中国的党，对全国革命是有很大的损害，可是对这个苏区，对我们这些个人，还有好处。要是张国焘不反党、反中央，那么中央就来不了，那么陕甘苏区与我们这些人早就完蛋！确实是这样。《马文瑞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关于西北根据地发生的这次“肃反”，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曾经作出了《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虽然后人对这份党内秘密文件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终究是1942年时的党中央对这一事件的审查结论，并非是某一个人的意见。因此，本书将这份文件中说明“肃反”情况及表明中央对“肃反”态度的部分照录如下：
中央根据十月（1942）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1935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
从陕北历史问题检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错误“肃反”开始之前，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与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的结果，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以及他们打击刘、高抬高自己的预定企图，就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压制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满足自己篡夺整个陕北党政军领导地位的目的，这就造成了当时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的后果），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假如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判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
高岗传（第一部分） 五 3 蒙冤入狱（3）
朱理治同志是当时陕北党的最高负责者（代表团书记和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在1935年夏来陕北前，即抱着陕甘党内存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成见，来到陕北后便以钦差大臣的架子，不与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作任何谈话，不作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只是片面听信郭洪涛同志关于苏区红军党和群众工作及干部等方面的情况报告。而郭洪涛同志所供给的报告材料，基本上又是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性质。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对陕甘边及二十六军的主要干部是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反革命的包庇者（其实刘、高曾对右派作过斗争的）的共同认识。在党的刊物上和会议上，有意识的打击刘、高、张等主要干部，而且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公开指出：“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事实上他们表明要取消阶级利益，他们是阶级的仇敌……动员全党同志一致的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右倾取消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
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作了“肃反”的准备，而红二十五军的到达陕北，其领导者又带有过去鄂豫皖张国焘时代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以及在陕南错误地处理张翰(汉)民问题的成见。因此他们的到达，对朱理治、郭洪涛实行错误“肃反”起了有力的支持作用，于是就促成了这一错误“肃反”的爆发。张国焘时代（在）鄂豫皖保卫局任过审讯科长的戴季英同志，被任（命）为当时的保卫局长，他在这一错误“肃反”中起了积极赞助作用。聂鸿钧同志当时任陕北军委会主席，他在前方主持这一“肃反”，部队中二十六军的干部被逮捕杀害者特别多。
但是，中央虽然对此事件作出了决定，可人们的认识分歧并未完结。对西北党的历史以及中央的这份决定，一直到党的七大召开时，争论仍然很大。
因此，在党的七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基础上，于1945年7月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减少分歧。
虽然在这次座谈会上仍然有一些不同意见，但经过与会者的反复讨论，对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趋于一致，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是正确的。
至此，关于1935年陕北的“肃反”问题似乎应当盖棺论定了。然而，1954年“高饶事件”出来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又被提起。
1956年9月和1958年，郭洪涛两次向中央提出申述，要求中央重新审查他在陕北时的问题。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央监委作出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基本上否定了1942年《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的主要观点。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１日，中组部将《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转发给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在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删掉了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注释。
此举在西北老同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张秀山等给中组部和党中央写报告，要求中央澄清事实，认真处理这一问题。
１９８３年４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原在西北工作过的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郭洪涛、贺晋年、崔天民、李铁轮等领导参加，共同研究西北历史问题。
经反复的讨论、争论，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３日，中央发布了五人小组提出的《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中发２８号文件），基本上坚持了延安整风时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结论。
但是，中央发布２８号文件后，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争论仍未画上句号。
1984年，朱理治的爱人苏菲致信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对朱理治1935年在陕北工作期间的问题予以澄清。
198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一方面指出陕北错误“肃反”“不是出于”朱理治“个人对刘志丹等同志的阴谋陷害”，朱理治也“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指出：
“当时朱理治同志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他的错误，“主要在于积极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和上级对‘肃反’的错误指示，盲目搬用鄂豫皖等苏区错误的‘肃反’经验，偏听个别人的反映，轻信逼供来的假材料，而对陕北的情况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18页。
高岗传（第一部分） 五 4 “刀下留人”（1）
人的一生虽然有其必然的轨迹，但很多环节尤其是一些非常关键的时刻，往往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串联起来的。
如果说中央红军的到来挽救了高岗的性命是高岗的福气，那还仅仅是从高岗个人的命运而言。实际上，陕北能够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改编抗日的“出发点”，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这才是中国人民的大福气。
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抉择，竟然要感谢国民党的一张报纸。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
包括党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红军总部、中央红军等在内的这样一场“举国”大搬家，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仓促大撤退。
转移到哪里？何处去落脚？战士们不知道，指挥员也不清楚，只能随机处理了。1934年11月的湘江恶战，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多人，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确定了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但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历尽艰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却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战略方针，提出西进，向川康发展，而且张国焘竟然在与中央发生战略分歧时采取了分裂行动。在此危急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果断地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北上，是个大的战略方向。但是，北上到哪里？
陕甘边与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党中央是了解的。1933年底，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拓夫去江西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陕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会后，贾拓夫留在了中央苏区，并随同红一方面军一起长征。但是，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等大块根据地比较起来，西北根据地的范围和红军的力量都比较小，在其他的根据地都已经丧失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是否还存在？由于当时中央与陕北没有电台联系，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的情况中共中央一无所知。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一年来的艰苦征战，经历了无数次的惊涛骇浪，早已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处变不惊，遇险不乱。1935年9月17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打开了北上的通道。19日，部队来到了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此时，先行到达的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在哈达铺活捉了敌军的一个少校副官，缴获了几驮书籍和报纸，发现其中的一张报纸上刊登有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的红军会合的消息，并且有“匪区”略图。
这真是久旱逢甘霖，来得太及时。当这张“联络图”送到聂荣臻的手中时，他立即命令骑兵通讯员迅速把报纸送给毛泽东——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历史镜头，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9月20日，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红军“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据杨成武在《长征记》中回忆，毛泽东还风趣地说：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高岗传（第一部分） 五 4 “刀下留人”（2）
既有红军，并且还是两支红军，又有根据地，这对于苦苦寻找落脚点的党中央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会后，立即组建了由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向陕北挺进。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10月21日，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以西一举将尾随而来的马鸿逵部及国民党军一个骑兵团全歼，并乘胜将后续的三个团击溃，痛快淋漓地割掉了“尾巴”，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
在“切尾巴”战斗的前一天，10月20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就在吴起镇先后听取了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的汇报，了解到了西北苏区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并立即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以及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
与贾拓夫同行的李维汉回忆说：
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领导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了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370页。
错误严重，形势危急，不容迟疑。接贾拓夫和李维汉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下令：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习仲勋：《红日照陕甘》，《星火燎原》选编之四，第23页。
然后，派中央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左”倾分子控制的西北保卫局，防止事态恶化。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西北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及时、果断的，也是慎重、严肃的。11月2日，毛泽东来到下寺湾，3日，在下寺湾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为委员的党务委员会，审查西北错误“肃反”事件。
同日，党中央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等；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张闻天；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会议还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合，迎战第三次“围剿”苏区的敌人；张闻天等率领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
党中央对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组建后，1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机关驻地下寺湾；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机关驻地瓦窑堡；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苏维埃政府主席乔钟灵；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俊（后因谢维俊被叛匪杀害，特委未建立）。两个省委和三个特区统归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办事处领导。
11月7日，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受到了当地机关干部、部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午，中央党务委员会即下令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因西北错误“肃反”而被关押的100多人。
11月1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察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
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党务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公布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在会上代表党务委员会宣布了刘志丹、高岗等受冤屈的同志是无罪的。
这份被李维汉称为“也有缺点错误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是这样公布的：
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
在这次会议上还宣布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定》，指出：
陕北“肃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的处分，因顾及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予严重警告。”
12月13日，毛泽东由前线回到了瓦窑堡，与周恩来等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蒙冤受屈的人员，给予他们亲切的安慰与鼓励。
这是高岗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相见，背景是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使高岗幸免于难。虽然此时西北根据地的代表还是刘志丹，西北党的领导人还有朱理治、郭洪涛等人，毛泽东对高岗还未必有更深刻的印象。但是，对高岗而言，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到来，他非常有可能在“左”倾分子的屠刀下命丧黄泉；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到来，他也很难在短短的几年间就迅速成为党在西北的最高领导人，更不可能在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
因此，即使毛泽东当时对高岗印象不深，但高岗对毛泽东是非常感激的。
只是这种感激之情还需要时间的证明。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六 连升三级 概述
命运多变，职务频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在战争年代的领导者身上屡见不鲜。
然而，个人政治生命的沉浮虽然与自己的努力有关，但更取决于大环境的改变。
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甘宁边区的形成，这些大的历史背景，为高岗个人的升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虽然还要经受一些磨难，但鲜花已在招手，掌声即将响起。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六 1 戍守三边（1）
高岗获释后，先是被安排到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负责扩军和筹款，后于1936年1月被派往内蒙古带领当时只有十几人的陕北骑兵团。
后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包括高岗在内的许多西北根据地的干部，认为郭洪涛、朱理治当时对在“肃反”中被关押的干部获释后仍然压制，未予重用，安排得不当。马文瑞曾在会议上说，把高岗“放在草地上让他做蒙古的工作，这等于流放，好像苏武牧羊”《马文瑞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李维汉后来也说：
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373页。
马文瑞的“苏武牧羊”论也是高岗的想法。他后来在《我的反省》中说：
郭洪涛派我带１３个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经常打仗。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志丹去山西前，我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批评了我，我也明白自己的想法不对。后来他牺牲了，我发狠在蒙古地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客观地说，李维汉的评论是公允的，当时对高岗等人的工作分配，“是不公正的”。但从高岗后来的反省中也可以看出，从小就想“出人头地”的高岗，虽然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出生入死并不含糊，但从为了“报仇”到“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既反映了高岗的淳朴，也体现了高岗的狭隘。
在高岗看来，既然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那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及时行乐吧。所以，他后来在《我的反省》中交代说：
在蒙古地工作，私人生活对我影响很深的。生活确实腐化，社会反映是落后的。
生活作风腐化，是高岗从参加革命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也没有能够彻底改正的错误。
但高岗也并非是酒色之徒，打土匪，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高岗是既不怕苦也不怕死。他很快就率部与当地的蒙汉游击队一道，打出了一片天地。
不久，高岗即被派往中共三边三边指陕北与内蒙古交界的靖边、定边、安边。
特委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
早在高岗来三边之前的1935年12月20日，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起来抗日反蒋。
这个宣言指出：
“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地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
“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96页。
要联合内蒙古同胞抗日反蒋，就必须首先主动与蒙古族上层认识联系，做好蒙古族上层的工作。对此，高岗是如何运作的呢？
1986年5月27日，中共横山县委党史办整理了一份《田万生主要经历及早年革命活动》的材料。在这份未刊稿中，有一段田万生关于高岗到三边后开展统战工作的回忆：
高岗传（第一部分） 六 1 戍守三边（2）
1936年1月，高岗与张爱萍率领二路骑兵团来到了长城区（田万生时任长城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笔者注）。一天，张爱萍找我谈话，意思看能否先联络蒙古上层中一二个有威望的人洽谈，进一步开辟蒙古工作。事后，我们分头积极联络。由于志趣相投，革命志士蒙古副协理齐国贤表示愿与我方进行谈判。谈判伊始，我方在史家洼举行了欢迎会，会上，高岗、张爱萍宣讲了我党对蒙提出的“由上至下、由政治到经济，政治上平等、经济上扶助”的工作口号，以及打通国际路线，联络苏联经济的战略方针。会后，高岗还和他开诚布公地谈了好多革命道理及斗争形势，使齐国贤听后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当即慷慨地表示：“过去我对贵党不够了解，今后你们开辟蒙古工作，只要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尽可畅通无阻。”第二天，齐国贤欲返，二路骑兵团2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高岗、张爱萍送了齐国贤一支双管马步枪，作为分别留念。一时，大家依依不舍，神色黯然。张爱萍提出：“既然大家志同道合，何不结为兄弟。”众皆赞同。于是，焚香、拜天，高岗、张爱萍、我、赵成蜀（长城区书记）、张金贵（蒙古族人）、齐国贤等海誓山盟，滴血饮酒，结为异姓兄弟。
关于高岗与齐国贤结为拜把兄弟的情况，目前只有田万生一人的回忆，还只能作为参考。但高岗在内蒙古工作期间与著名的蒙古族革命领袖那素结为拜把兄弟，则有《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为证。
1943年7月31日，蒙古族革命领袖、边区政府委员那素先生在延安不幸病逝。8月8日，延安党政军民代表及蒙、回各民族群众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高岗在追悼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次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高岗同志在那素委员追悼会上演词记略》一文。文中说：
1936年4月，在蒙汉边境的房子里，高岗同志和那素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素先生畅谈他和石尼喇嘛、蒙克耳纪两次革命运动的故事，那时他曾教给高岗同志一个歌子，高岗同志现在还记得，汉文的大意是：“高高举起解放的旗帜，把一切阻碍解放的势力都推翻，不管他是蒙人还是汉人。我们要求光明，我们要求解放……”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更好了。由于彼此深相敬慕，故于同年10月，在定边结为拜把兄弟。那素先生行四，高岗同志行七。
中国人重理讲情，其中的少数民族更是以友情为重。在团结少数民族共同革命的工作中，拜把结盟是一种常见的形式，而高岗的天性显然更擅长此道。他在三边工作期间，不但注重与蒙古族上层人士搞好关系，也经常与平民百姓拉家常，了解情况，联络感情。
当时负责后勤供给的曹怀文回忆说：
1936年2月间，高岗负责指挥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等地工作。当时高岗被关押拷打的身体还不太好，带两个警卫员住在赤源县六区麻城界、八岔等村，约半年时间，指挥曹动之蒙古游击队和红军骑兵团，他们的粮草生活供需由六区供给。这段时间我负责供给他们部队的粮草工作，和高岗在一起住过。高岗对同志、对群众很亲切，生活很朴素，住在农村，和群众吃、住在一起，给群众讲革命道理，闲时也要我叫群众拿纸牌来和他玩纸牌。他对陕北农村人民生活情况和人情习惯很熟悉，群众爱和他拉家常。《曹怀文回忆西北革命斗争》（1985年1月30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高岗爱玩纸牌、下象棋，后来甚至到了不赢不收摊的地步。这是后话。
据田万生回忆，高岗在戍守三边期间，还有一件“只身平定哥老会叛乱”的传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