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春秋》是鲁国人编的春秋，《左传》是鲁国人左丘明写的左传。《春秋》和《左传》写的虽然是那个年代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历史，却难免带有站在鲁国的立场上看世界的主观色彩。单从左丘明对郑伯的这句评价来看，已经充分说明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我们且来看看：
“以王命讨不庭”——这是在告诉我们，郑伯是奉了天子的命令，讨伐“不庭”，不是他自作主张，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替王室打抱不平，惩罚不尊重天子、不朝觐天子的诸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问郑伯是真的奉了王命，还是假借王命，单说这个讨“不庭”，就有很有点意思。大伙想必都知道，郑伯本人是在公元前717年才“始朝桓王”，要说“不庭”，郑伯第一个“不庭”。自己都不去参拜捞什子天子，怎么好意思指责人家呢？
“不贪其土”——说的是郑伯把讨伐宋国的战利品郜、防两城都送给了鲁国，不贪恋他国的土地。事实上呢？我们如果翻开春秋时期的地图，不难发现，郜、防两城均在山东，离鲁国很近，离郑国很远。郑伯即使得了这两座城，管理起来成本也很高，所以不如送给鲁国做个顺水人情。
“以劳王爵”——这是最好笑的。鲁国得了这两座城，明明是人家郑伯送的顺水人情，偏又不好意思承认，硬说郑伯这是优先慰劳爵位更高的鲁隐公。言下之意，郑伯固然正直，鲁侯得这两城却也是理所当然的。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这里有一个问题，鲁隐公和郑伯都是诸侯，为什么说鲁隐公的爵位比郑伯高呢？因为春秋时期的诸侯，从名份上讲都是周王室分封的贵族，周天子是王，诸侯则按照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所以，同为诸侯，爵位却有不同的档次。鲁国国君是世袭的侯爵，郑国国君是世袭的伯爵，鲁侯自然高于郑伯。
言归正传。三国联军入侵宋国之后，宋国也相应采取了牵制战略，联合卫国、蔡国派兵趁虚而入，进攻郑国。这一战略运用得很成功，郑伯后院失火，只好将大军撤回，宋国得以保全。
宋、卫、蔡三国军队在新郑城外大肆劫掠了一番之后，觉得这样就打道回国很不过瘾，但又不想和郑伯的大军对抗，于是转而进攻郑国周边的小国戴国。
没想到，正当宋、卫、蔡三国军队围攻戴国而不下的时候，郑伯的大军如急风骤雨般赶到了戴国，把宋、卫、蔡三国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以一敌三，竟然获得了全胜，郑国军队的战斗力可见一斑。蔡侯埋怨说，宋公和卫侯骗了他，明明说好只打戴国的，偏偏又要绕到新郑城下去转一圈，去惹那个什么姬寤生，这下鸡飞蛋打了吧！
郑伯救戴有功，为了赏赐自己，顺手牵羊将戴国给吞并了。
郑伯赚得钵满盆满。
*
齐、鲁、郑三国同盟的目的是讨伐不朝觐周天子的宋殇公。按理说，该打的也打了，该拿的也拿了，任务完成之后，三国同盟可以解散了。
然而，战争是一件让人容易上瘾的事。三位列强尝到甜头之后，开始变着法子给人家找茬。
郕和许两个小国家不幸被他们盯上，理由是：三国同盟奉天子之命讨伐宋国，号召附近各诸侯国参加，郕国和许国居然敢抗命不遵，公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与不朝觐天子的宋国同罪！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周天子这张虎皮还是挺能吓唬人了吧。
消息传出去，郕国经不起吓唬，马上表示认错。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三巨头商量了一下，决定给放郕国一马。当然，经过这么一恐吓和一认错，郕国实际上成为了齐国的附庸（郕国紧邻齐国），以后就只能唯齐侯的马首是瞻了。
攻打许国的前夕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按郑国的惯例，发兵打仗这样的大事，事先都要到大庙（祭祀祖先的场所，和我们乡下的祠堂差不多）去举行一个仪式，一方面向祖宗祷告，请求保佑，一方面象征性地将兵权授给司马、大夫等人，谓之“授兵”。
在这次授兵仪式上，大夫公孙子都和颖考叔发生了争执，起因是一辆马车。
据冯梦龙先生介绍，讨伐许国之前，郑伯叫人做了一面大旗，名叫“蝥弧”，有丈二见方，旗杆长三丈三尺，上书“奉天讨罪”四个大字。郑伯将蝥弧作为自己的军旗，立于大车之上。
郑伯宣布，如果有谁能舞动大旗，就任命他为此次讨伐的先锋，并奖励马车一辆。《东周列国志》活灵活现地记载了当时各路英雄争夺大旗的场景：
首先是一号种子选手瑕叔盈出场，拔起大旗，吭哧吭哧地往前走了三步，又吭哧吭哧地往后退了三步，面不改色，全场喝彩。
接着二号种子选手颖考叔出场，拔起大旗当枪使，前三后四，左五右六，耍得如车轮一般，全场沸腾。
然后是三号种子选手公孙子都出场，他拔起大旗又放下，转而操起一枝长戟……
我只能说，颖考叔这事做得也未免不厚道。人家公孙子都才出场呢，他就套上那辆作为奖品的马车，一溜烟跑了。
也难怪公孙子都气急败坏，操起长戟要与颖考叔拚命。不过两条腿赶不上马车，没追上。
郑伯做了和事佬，给颖考叔、瑕叔盈、公孙子都一人赏了一辆马车，算是把这事给摆平了。
这是冯梦龙《东周列国志》里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颖考叔真是一员力大如牛的虎将。但如果按照《左传》的记载，颖考叔就不只是力大如牛了。《左传》是这么写的：“颖考叔挟辀以走，子都拔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颖考叔不是套上马车跑了，而是推着马车跑了，公孙子都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颖考叔真乃神人也！
可以想像，公孙子都很沮丧。为什么？自己的武功和颖考叔相比差太远了。他把这种沮丧暗暗埋藏在心里，让它生根，发芽，成长为嫉妒和怨恨……并且，他很快找到了发泄的途径。
在这本关于春秋历史的书中，我们还将看到很多名叫“公子X”或者“公孙X”的人，请不要以为他们都姓公子或公孙。在春秋时期，公子或公孙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姓，确切地说是“氏”。
简单地说，周天子家被称为王室，周天子的儿子也就被称为“王子X”，他的孙子则被称为“王孙X”。各诸侯家被称为公室，诸侯的儿子也就被称为“公子X”，诸侯的孙子则被称为“公孙X”。由此可知，公孙子都是郑国公室的成员，也就是郑伯的近亲。
有人就会问了，大家都有姓，何必统称什么王子公子，搞得人脑子迷迷糊糊的，直呼其姓名岂不更简单？比如前面说到的，卫国公室是姬姓，卫庄公的儿子完就叫姬完，晋就叫姬晋，有什么不对吗？
回答是，这样叫没什么不对，但是不符合当时的习惯。在这里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作一个粗略的说明。
第一，春秋时期，一般的平民大众是没有姓的。姓是贵族阶层独有的标志，那时候说“百姓”，和我们现在百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春秋时期的“百姓”指的是百官，是有姓的贵族的统称，绝非指普罗大众，芸芸众生。
第二，姓和氏是两个概念。贵族不止有姓，而且有氏，氏是姓的分支。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有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氏族分支。比如说，鲁、卫、郑、晋的公室都是姬姓，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氏，而且就是以国名为氏，即鲁国公室为鲁氏，卫国公室为卫氏，凡此种种。
第三，诸侯以国名为氏，诸侯的子孙和卿大夫阶层，则由诸侯来命氏，这在当时称为“赐族”。
举例说，郑伯寤生有很多个儿子，其中嫡长子叫忽，我们可以叫他公子忽，由于他是郑伯的继承人，又可以叫他世子忽或大子忽。世子忽是无须赐族的，因为他要继承郑国公室的氏。但是，世子忽的兄弟不能继承郑国公室的氏，因而只能被叫做“公子X”，而他们的儿子，则被称作“公孙X”。
那么，“公孙X”的儿子该怎么称呼？
“公孙X”的儿子，就需要赐族了。一般来说，他们会被赐以祖父“公子X”的字为氏。也就是说，公子忽如果不是世子，不即位为诸侯，则他的孙子将以“忽”为氏，被称为忽氏。
而非公族的卿大夫，一般以祖先的官名为氏，或者以封地的地名为氏。如颖考叔，就是“颖谷地方的考叔”的简称；祭仲则是“祭地的领主仲足”的简称。
公孙子都之所以怨恨颖考叔，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颖考叔不是公族人士，而他公孙子都是正宗的公室血统。颖考叔敢于耍弄他，等于公然蔑视公室的权威。
言归正传。
那年七月，三国同盟的大军开到许国的城下。这是三匹狼对一头羊的战争，毫无悬念可言。郑国虎将颖考叔扛着郑伯的蝥弧大旗，施展轻功，第一个登上城墙。但他刚登上城墙就一头栽了下来。为什么？因为公孙子都在城下看见了，毫不犹豫地张弓搭箭，射中了颖考叔后背，把他给射了下来。郑军的攻势没有因为颖考叔的阵亡而受阻，另一员虎将瑕叔盈及时接过大旗，再一次登城，并且站在城头挥舞着大旗大呼：“郑伯登城啦！”
看到蝥弧在城头飘扬，郑军士气大振，一举攻破了城池。许军放弃了抵抗，国君许庄公逃亡到卫国。
三巨头以胜利者和主宰者的身份进入了许国。
按惯例，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分肉。齐侯（齐僖公）倒是很大方，主动提出由鲁国来兼并许国，鲁隐公谦让道：“您说许国不听天子招呼，因而要攻打它，我就责无旁贷地来了。现在许国已经罪有应得，咱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现在要鲁国吞并许国，这种事我想都不敢想。”转而将这份厚礼送给郑伯。
怎么回事，世上竟有不吃鱼的猫？虽然《春秋》没写，《左传》也不言明，但我们看看春秋时期的地图就有明白，这与郑国将郜、防两城赠与鲁国是同一个道理：许国是个小国家，地理位置大概在今天的河南中南部，与郑国接壤，离山东的齐、鲁二国却很远，并且中间还隔着曹、宋、杞等国。
对于齐侯、鲁侯来说，许是一块飞地，即便吞并了，也没办法管理，不如送给郑伯做人情。
问题是，两位老大这么假惺惺一推让，本来对许国垂涎三尺的郑伯倒是真的不好意思起来了。接受吧，齐侯、鲁侯的姿态都那么高，自己决不能够在道义上输人家一截；不接受吧，到嘴的肥肉又吐出来，不是他寤生的性格。
这事难不倒郑伯。他很快叫人把许庄公的弟弟许叔和许国的大夫百里给找来了。下面那段话，是他当着齐侯和鲁侯的面对百里和许叔说的，我之所以将这段话一字不漏地转载过来，是因为它将郑伯的狡诈（或者说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堪称古今奇文：
“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
——老天降祸于许国，连鬼神都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我寤生之手来惩罚他。这叫先声夺人，颠倒是非，明明是人祸，却要说是老天降祸，既给许庄公抹黑，又给自己脸上贴金。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谐，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敢久有许乎？”
——我寤生和自己的父兄都不能和睦相处，哪里敢把占有许国当作自己的功劳呢？我有个弟弟，不能友爱，而让他的后代流亡到外国勉强糊口，哪里还能长久地占领许国呢？这句话，乍一听好像是在批评自己，而且批评得很严重，与当前说的事又好象不搭边，让人丈二摸不着后脑勺。实际上这是一句狠话，是在告诫对方，我寤生对自己的同胞弟弟都可以下手，何况你们这些外人！
“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
——这句话是对百里说的，要他侍奉许叔，安抚民众，而郑国则派大夫公孙获“辅佐”百里。所谓的辅佐，当然就是监视。这是实质性的内容，说白了，就是要在建立一个在郑国监管下的傀儡政权。
“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礼社稷。”
——如果我寤生死了，老天爷或许也后悔降祸于许，我是愿意让许叔执政的。这也是在告诫对方，只要我寤生不死，你们就老老实实呆着，别胡思乱想。
“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婚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逼此处，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因吾圉也。”
——这段也包含实质性的内容，意思是如果我郑国对许国有所请求，则请你们把郑国当作亲戚，屈尊答应；不要让别的国家插手，与我郑国争夺对许国的控制权；如果我郑国自身难保，也就无从保护许国了；我允许你居住在这里，不只是为许国考虑，也是为郑国的安全考虑啊！这是剥夺了许国的外交权和军事权。
纵观全文，语气不可谓不谦卑，然而处处包含杀机，充斥着污蔑、威胁和拉拢。现在难以想像当时百里和许叔亲耳听到这番话是什么感觉，但我看到这段文字，不免想起，我们那位一衣带水的邻邦，几十年前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论，与这位郑庄公似乎有着某种师承。
郑伯让百里侍奉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边。派大夫公孙获领兵居住在许的西边。
《左传》再一次高度评价郑伯，不妨也听听：
“在对待许国这件事上，郑伯是符合礼法的。所谓礼法，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护秩序的，是有利于后代的。许国不遵守礼法，郑国就讨伐它，屈服了就放它一马。郑国这是以德服人，量力而行啊！”
郑伯那两座城没白给鲁国。
颖考叔之死确实让郑伯很伤心。他让部队杀鸡杀狗，诅咒射死颖考叔的人。对这种小儿科的举动，《左传》倒是正儿八经地批评了郑伯一番。
《左传》没有写子都的罪行在当时是否被揭发。然而冯梦龙先生杜撰了一个颖考叔借尸还魂，指认子都为凶手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以至于至今京剧中还有一个名段，叫做《伐子都》。
那年十月，郑伯再一次发动对宋战争，并且取得了胜利。
挟天子以令诸侯，东征西讨，纵横捭阖，这位噩梦中出生的乱世奸雄，已经隐隐然有霸主之气了。
射向天子之箭:
回过头来再说说三国同盟的主角之一，鲁国的君主鲁隐公。
我们知道，古代的君主死后，都会获赠一个“谥号”。比如前面说的郑伯友，死后就被谥为桓公，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一般叫他郑桓公。而郑伯掘突，死后被谥为武公，因此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郑武公。
一般来说，谥号代表着后人对已故君主一生的总结。
“桓”代表的含义是：开拓疆土，远人来服。
“武”代表的含义是：武功赫赫，扬威于外。
《春秋》记载各国的诸侯，自高而低，有严格的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的称呼。但是诸侯死后，就平等了，一律统称为“公”。所以，我们在历史书看到“XX公”，并不代表他是公爵，实际上很可能是侯爵、伯爵，甚至是子爵、男爵。
那么，鲁隐公为什么被谥为“隐”呢？
鲁隐公姓姬名息姑，他的母亲是鲁惠公的继室声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作为继室的儿子，他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但是鲁惠公去世的时候，嫡妻仲子所生的嫡长子轨年龄还很小，不能执政，所以鲁国的君位暂时由息姑继承，打算等到公子轨长大成人，再还政于公子轨。
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
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没有真正即位。
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按时间推算，公子轨应该也有十六七岁了。
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做了十一年国君的鲁隐公，愿意按照当初的安排，主动将君位还给公子轨吗？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鲁隐公倒确实是一个厚道人，他兢兢业业地做了十一年国君，除了跑到棠地去看捕鱼，还没有犯过其他什么值得书写的错误。而且，他对自己这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公子轨，一直也照顾得很好。当时的人们认为，鲁隐公向公子轨奉还大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旦时机成熟，他是会妥善安排好政权移交的。
然而，也有人对此持不同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大夫公子翚。某一天夜里，公子翚轻车简从，偷偷来到宫里找鲁隐公密谈。谈什么？谈鲁国的未来。
将鲁隐公的左右支退后，公子翚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请让我替您杀掉公子轨，那样您就可以继续做您的国君，不用考虑其他的事了。”
前面说过，公子翚是个极其没有法纪观念的人。鲁国两次对外战争，他都没有遵从命令，擅自行动，完全没把鲁隐公放在眼里。为什么到了政权交替的关键时刻，他反而跑过来体贴鲁隐公，主动提出为鲁隐公清除“政敌”，扫清道路呢？
公子翚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事成之后，他要担任鲁国的大宰。
所谓大宰，在鲁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行政职务，类似于周王室的卿士。
鲁隐公听了公子翚的话，先是一愣，继而爽朗地笑起来，说：“这些年以来，我不辞辛苦执掌国政，是因为弟弟还年轻，不放心让他主持大事。现在他长大了，我正准备还政于他。另一方面，我已经派人在菟裘（鲁国城市）修筑宫殿，打算退休之后就到那里去养老。你说，那时候我再去看鱼，该不会有谁歪歪叽叽，发表长篇大论了吧？”
公子翚不敢再说什么，唯唯而退。但是，当他回到家里一想，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回想一次，马上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危险之中：如果鲁隐公把这事给公子轨说了，将来公子轨即位，他还不第一个整死我？
公子翚这样想有没有道理，应该说也有道理，但他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在鲁隐公这里，事情已经过了，也没放在心上；在公子翚这里，他却是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睡不着觉，辗转反侧了半夜，第二天天一亮，他就去找公子轨了。
他当然不是去自首悔过，而是去挑拨离间。
“看这个样子，主公是不愿意将国君的位子还给您罗……”公子翚意味深长地对公子轨说。
公子轨的脸色变得铁青。
“想想也是，谁坐在这个位子上愿意下来啊？换了您，您愿意吗？”
公子轨的脸部肌肉明显地颤动了一下。
“照我看，就算他归天之后，您也不一定能够要回宝座，他没准找个理由，又将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了。您呐，就在一边凉快吧，搞不好，他还派几个刺客，将您给‘咔嚓’掉了。”公子翚拿手在脖子上做了个横刀状。
公子轨腾的一下站起来，眼睛直视着门外，仿佛刺客就隐藏在门外的庭院里。
“这么着吧，”公子翚用很关心的语气说：“我来替您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当您登上君位的那一天，可别忘了我的功劳，就任命我为太宰如何？”
公子轨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即不肯定，也不否定。
那年十一月，鲁隐公参加祭祀钟巫的宗教活动，在大夫寪氏家住宿，并接受了寪氏的招待。
钟巫是位什么样的神祗，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解释，我们只知道钟巫原本是受郑国大夫尹氏供奉的神主。据《左传》记载，鲁隐公还在当公子的时候，奉命带兵与郑国人在狐壤交战，兵败被俘。郑国人将他囚禁在大夫尹氏家里。鲁隐公花钱贿赂尹氏，并且许诺，只要尹氏放他回国，他一定在鲁国奉钟巫为神主。尹氏收受了贿赂，与鲁隐公一起逃回了鲁国，从而将钟巫的神位也带到了鲁国，每年都由鲁隐公主持祭祀。
就在那天晚上，鲁隐公意外地死在寪氏家里。
验尸报告：他杀。
发生这样严重的罪行，寪氏当然难逃干系，被处以灭族。
《春秋》对此的记载很简单：“公薨”。既不写“薨”的地点，也不写“薨”的原因。《左传》则记载：“羽父（公子翚字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明确地指出，是公子翚派刺客杀死了鲁隐公，又嫁祸于寪氏，以应付国内外舆论。
国不可一日无君，公子轨提前转正，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鲁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桓公。
鲁桓公即位的第一件事，是与郑国修好。
当年郑国为了讨好鲁国，请求以祊交易鲁国的许田，后来又将祊白送给了鲁国。现在鲁桓公为了讨好郑伯，赶紧让人把许田送给郑国，算是完成了那笔所谓的交易。
*
无独有偶，鲁国发生弑君事件没多久，宋国也发生了弑君事件。
宋国发生的事情有点香艳，和一个女人有关。
这个女人没有名字，或者说有名字而未记于史册，我们只知道她是宋国大司马孔父嘉的老婆，因此称之为孔夫人也未尝不可。
大司马就是国防部长，是手握军权的实力派人物。
而孔夫人国色天香，在当时堪称鲁国一枝花。
某年某月某日，孔夫人带着几个侍女春游，在路上遇到了大夫华父督。华父督当时的反应，说是看傻了也不为过。据《左传》记载：（华父督）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逆”就是迎。华父督用目光迎接她，大概连眨都没眨一下，又目送伊人消失在地平线上，才发现自己哈拉子流了一地，想作两句诗赞美一下，又没那个才气，挤了半天才出来三个字：“美而艳！”
但是，只凭这干巴巴的三个字，后人不难猜测，孔夫人不但漂亮，而且风情万种，简直是酥到骨子里去了。连左丘明老先生也禁不住神往，把这样的八卦新闻写到《左传》里了。
自古以来，男人最禁不住两种诱惑：美女和权力。我们没有必要去猜测当时孔夫人有没有和华父督眉目传情，总之自打见过孔夫人之后，华父督便魂不守舍，茶饭不思，为伊销得人憔悴。
想不想？
想。
不是你的，怎么办？
抢！
当时士族大夫手上都握着一定的私人武装，也就是所谓的族兵。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某一天晚上，华父督命自己的族兵突袭大司马府，杀死了孔夫嘉，将孔夫人抢到了自己家里。
值得一提的是，被杀死的大司马孔父嘉有位十分出名的后人，叫做孔仲尼。
宋殇公得知此事，极为震怒。华父督怕受到惩罚，干脆一不作，二不休，发动政变，把宋殇公也给“弑”了。
一直隐居在郑国的公子冯被迎接回国，继承了宋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宋庄公。
这是公元前710年正月发生的事。同年三月，齐、鲁、郑、陈四国元首在宋国的稷举行峰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不久前发生在宋国的事件是宋国人民的内政，作为友好邻邦，齐、鲁、郑、陈四国政府尊重宋国人民的选择，承认公子冯是宋国的合法领导人。
《春秋》及《左传》论及此事，用了同一表述：四国元首聚会于稷，“以成宋乱”。
华父督弑君有功，被提拔为宋国的大宰。
*
“宋乱”之所以“成”，有其深层原因。
第一，宋殇公在位十年，发生了十一场战争。这些战争，从目的上看主要是想消灭君位威胁者公子冯，从结果上看丧师辱国失地丢人，没有给宋国捞到任何好处，老百姓早就受不了了。
第二，孔父嘉作为国防部长，对于宋殇公所犯的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罪责难逃。因此华父督杀孔父嘉，虽然目的不纯，但是没有引起民愤，反而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第三，华父督及时迎立公子冯为国君，解决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本来应该继承君位，只不过宋穆公念及其兄宋宣公传位之恩，将君位传给了宋殇公，所以才被安排到郑国隐居。早在宋穆公临死的时候，群臣就表示过更愿意奉公子冯为君。由此可见，公子冯在贵族阶层里，一直有较强的号召力，继承君位也是众望所归。
第四，公子冯长期在郑伯的庇护下生活，与郑伯的感情非同一般。公子冯当宋国的国君，郑伯当然乐见其成，成为其可靠的外交盟友和坚强后盾。
第五，在华父督的主持下，宋国用大量的财物贿赂齐、鲁、郑、陈诸国，更将郜国铸造的大鼎（郜鼎）这样贵重的礼器送到鲁国，以讨好鲁桓公，获得了列强的认可。
然而，对于鲁国接受宋国贿赂，将郜鼎堂而皇之地摆放在自己的祖庙中这件事，鲁国的大夫臧哀伯认为是违背了礼法，因此对鲁桓公说了一通长篇大论来教训他，其文法辞句，大概和当年他爸爸臧僖伯（父亲僖伯，儿子哀伯，这家人的名字取得可真够意思）劝谏鲁隐公不要去棠地观渔差不多，估计也没人想听，所以不翻译了。
鲁桓公当然也听不进去。你得想想，他也是通过“弑君”才登上国君宝座的，心里面多少有点不安。有这样一次外交活动给自己壮声势，他高兴还来不及，哪还管得了什么礼法不礼法。
*
鲁国和宋国发生的政权更迭，对于郑国的外交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
鲁国本来是郑国的盟友，鲁桓公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进一步加强与郑伯的友好关系，双方交换了结盟的誓书，誓词为：“渝盟无享国。”意思是，如果谁违背了盟约，就国破家亡。
而宋国多年来与郑国战争，都与郑伯保护公子冯有关。公子冯回国当了国君，自然要报答郑伯的庇护之恩，双方的关系由敌对变为友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盟国，宋是友好邻邦，南边的陈是姻亲，许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
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谋划攻宋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出兵南侵郑国。郑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采用公子突的方案，利用北戎兵军纪不严的弱点，设下伏兵，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几乎全歼北戎部队，大获全胜。因此，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构成对郑国的威胁。
环顾四周，郑伯的江山一片太平。
就在郑伯春风得意的时候，一直对其敢怒而不敢言的周天子（周桓王）再一次壮起胆子表达了对郑伯的不满。天子这次下手比较利索，剥夺了郑伯参与王室政治的权力。
郑伯本来就很少参与王室政治，所谓剥夺其参政权，估计是什么事情都不向他通报，根本不让他知道王室在做什么吧。
文件都不给我看了，我还算什么左卿士？郑伯一怒之下，不再朝觐周天子。
这一次天子终于发飙了，他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发动诸侯讨伐郑国。这是周平王东迁以来，王室第一次主导军事行动（当然，也是最后一次）。王军摆出的阵势是：
天子自领中军，也就是周室自己的军队；
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
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
如果将周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洛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维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
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侯去世，其弟公子佗杀世子免而自立，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合法性的承认罢。
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郑伯还真有点怕。不是怕王军的实力，而是担心与王军作战会在国际舆论上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
多年以来，郑伯都没把王室放在眼里。在他与王室的政治博弈中，他一直采取强势的态度，玩弄王室于股掌之上。
他的策略是，打一把掌，再给颗糖。
天子的策略是，挨一把掌，再接受一颗糖。当然，他偶尔也想打郑伯一巴掌，但总有人及时制止，不让他出手，因此他很手痒，真的很痒。
郑伯与天子之间好象有一根弦，有时候郑伯拉一下，有时候天子拉一下，总的来说，郑伯拉得多，天子拉得少，但双方大体上保持了一种平衡。
这种平衡，因为天子“夺郑伯政”而被打破。道理很简单，周王室这个古代联合国之所以对于郑伯有利用价值，是因为他可以打着王室的旗号东征西讨，恃强凌弱。现在王室不肯再借与他虎皮当大旗，他便干脆连安理会都不来参加，遑论交劳什子会员费。
理性地说，天子做到这一步，本来还是占据了比较主动的地位。剥夺郑伯的政治权力，再怎么说也是王室的内政，即使大家都认为不妥，也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郑伯也不可能有什么过激反应（至多再派人来割一次麦禾）。而郑伯则失去了在外交上党同伐异的王牌，再也不能打着王室的旗号恐吓别人，政治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如果天子沉得住气，过不了多久，郑伯还会忍不住找上门来主动讨好；即使不来讨好，他受的损失也比天子受的损失大，站在博弈的角度还是天子胜利。
但天子显然没有理性地分析形势，他想进一步扩大战果，把郑伯逼到死角。
他很想看看，这位噩梦中出生的人物，敢不敢真刀真枪地对着王军干一仗。
答案是肯定的。
你把人家逼得无路可走，人家不反抗才怪。兔子急了还咬人，何况是老虎？
根据王军摆出的阵势，郑国军队也做了相应的部署，摆出所谓的“鱼丽之阵”在濡葛迎击王军。何谓鱼丽之阵，史家历来莫衷一是，意见纷纷，我们也没太多必要去考究。
公子突再一次体现了他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郑伯：
天子以三军而来，其弱点是左军，也就是周公黑肩率领的陈国军队。“陈国有内乱，民心不稳，如果先打击陈军，陈军必定溃败。”击破陈军之后，周天子的中军必须慌乱，而且波及右翼虢公林父率领的蔡、卫军队。蔡、卫之军斗志不强，必然也跟着陈军逃跑，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
郑伯听从公子突的建议，命令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已则率领中军，在濡葛迎击王军。
战役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陈、蔡、卫三国军队果然如公子突所料，一触即溃。左右两翼既失，天子的中军也就乱了。混战之中，郑国大将祝聃张弓搭箭，射中了天子的肩膀。
天子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
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周室的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天子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
他终于觉得自己象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
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郑伯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郑伯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
“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
“没错。”郑伯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传下来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
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玄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
当天夜里，郑伯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
还是打一巴掌，再给颗糖。
有道是有理不打笑面人，何况是刚刚获胜的笑面人。天子偃旗息鼓，接受了祭仲的慰问，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和一群垂头丧气的士兵回到了雒邑。
《春秋》记录这段历史，只有干巴巴的几个字：“蔡、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伐郑的后果如何，一概不谈。《左传》倒是补充了一下史实，但对祝聃射伤周王的事没作任何评论。
他们装作无所谓。
郑庄身后谁为主:
公元前709年春，鲁桓公与齐僖公在泰山附近的嬴会晤，两位君主同登泰山，共赏日出，畅谈国事，吟咏诗歌，进一步加深了两国领导之间的感情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这次会晤的直接成果是两国决定结成姻亲，齐僖公将女儿文姜嫁给鲁桓公为夫人。同年秋天，鲁国委派公子翚为迎亲使臣，前往齐国迎接文姜公主。
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左传》说，这样的做法，“非礼也”。理由如下：
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此敌非彼敌，意为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
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比本国地位高的国家），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
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
好复杂的“礼”啊，看得人头昏脑胀。左丘明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只是为了告诉大伙儿一件事，即使女儿嫁到天子家，也用不着老爸亲自相送。
说起这位文姜公主，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伯的大儿子、郑国的世子忽的。
那个年代，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齐侯自然希望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传统友谊延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和齐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立长期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政治筹码的文姜公主是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美人。据冯梦龙先生介绍，文姜公主不只生得秋水为神，面若芙蓉（此芙蓉非芙蓉姐姐，请勿误解），而且通今博古，出口成文，谁要是娶了她，那真是才色双收。
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说：“结婚要门当户对。齐是大国，郑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有什么用呢？”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做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忽只顾自己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
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因此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郑伯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大败北戎军队，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其两员大将大良和少良。
世子忽的英武善战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
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侯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郑国的大夫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您总是要结婚的，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还不帮着您？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高干子女不好服侍，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咱们主公可不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均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