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要辞。”
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果然，杠来杠去，天子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
郑伯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
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世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
自古以来，诸侯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结成同盟，互相遣子入质，是很正常的外交行为。但是，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的事。
郑伯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弄不明白，眼前的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惹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
“您……该不是开玩笑吧？”
“君无戏言。”
郑伯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天子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郑伯这样的人精，也难免踯躅不前。
“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天子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
“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郑伯终于一本正经地说。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
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
《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说，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
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
而后人评价这件事，对《左传》的评论又有一番批评，认为事情的关键不是“信”与“质”的关系问题，而是君臣失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周王室与郑国本来是君臣关系，互相交换人质，就变成了两个地位相等的国家，所以叫做君臣失义。基于这一认识，后人认为《左传》的评论没有抓住要点，给人的感觉是承认了周、郑作为两个平等国家的合法性。
后人的评价有没有道理？当然有。但是，这是站在大一统的思维定势下的评价，并不附合春秋时期的历史现实。
所谓大一统的思维定势，就是将“中国”看作一个天然统一的国家，仿佛自炎黄时期、有较为明确的文字记载的年代开始，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不是这样。严格地说，“中国”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成长的概念，我们近现代语境中的中国，至少是在秦国兼并六国之后才逐渐成形的。
秦国兼并六国之前的情形是什么样呢？我们现在讲夏、商、周三个朝代，是将夏国、商国、周国的历史作为那些年间中国历史的代表，用以明确那些年代的名称。这就好比我们说“古希腊时期的欧洲”一样，我们都知道，希腊从来不是整个欧洲，但它是那个时期欧洲文明的代表。同样道理，所谓夏朝、商朝和周朝，也只是以夏国、商国、周国作为那个时期中国文明的代表。且不说这三个国家实际统治的范围十分有限，四周都被“四夷”等少数民族包围，就是在他们的统治中心，中央政权能够实际控制的地区，也不过是“王畿千里”这么一块不小不大的区域。王畿千里之外呢？是分封建国的诸侯国。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只能说类似于后世的君臣，事实上相对独立。周王室与诸侯国在都是独立国家，只不过周王室作为宗主国，地位特别高一点。按照当时的政治思潮，“天子有道则天下诸侯朝之，天子无道则位号仅存”，在天子无道的情况下，王畿也就变成了与诸侯国平等的领地。所以，周郑交质这类事情在后世可能让人拍案惊奇，在当时却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
*
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他死的时候，法定继承人王子孤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郑伯得到消息，倒也不敢怠慢，连忙安排人把王子狐送回雒邑去继承王位。
谁知道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
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室的诸位大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为君。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
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我只能这么推测，这位尊贵的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
不管怎么样，王子狐既然回国，同样作为人质的郑世子忽也就被送回郑国，继续当他的世子。周郑交质划上了一个句号。
说起来也是令人心酸，周平王死的时候，王室的财政拮据到了无钱举行一次像样的葬礼的地步，只好派人到鲁国，低三下四地请求鲁国赞助一点丧葬费。
周平王和王子狐的先后去世引发了王室对郑伯的强烈不满。周桓王年少气盛，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以削减郑伯的权力。
不知道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这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消息传到新郑后，郑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生气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
当然，郑伯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跟人说天子怎么对不起他，也不会冲冠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即使是在最恼怒的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是郑伯真正可怕之处。
他派大夫祭仲带领一支军马，悠哉游哉地开到周王室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锺，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
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
祭仲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吧。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
王室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天子很想放手与郑伯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郑伯好歹也是周王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
《左传》把这件事叫做“周郑交恶”。
合法性危机: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阐明了一个观点，即任何政权都要解决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其政治统治不具备合法性，这个政权就很难立足。他强调指出：合法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或者正确，它是一种存在于人们主观理解的相对概念，也就是政权在人们心目中存在的理由。
几百年来，周朝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受命于天”的思想，周王也一直以天子自居，而接受万民的朝拜。这种合法性，通过严格缜密的礼制（周礼），在历史长河中一天一天被强化，逐渐成为当时人们心中的思维定势。
周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周天子，卿大夫和士阶层则受命于诸侯，如此层层受命，形成了周朝各级政权的合法性体系。这种合法性体系，统治了中国社会很多年，直到公元前209年，一个叫陈胜的人领着一群农民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口号，才遭到真正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历史，与公元前209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这就意味着，在春秋时期，层层受命的合法性体系仍然是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周王室虽然衰落，其合法性体系的基础仍然存在，各诸侯国乃至卿大夫阶层的合法性仍然依存在于周天子受命于天的最高理念。
然而，随着王室政治的衰落，再加上犬戎之乱后，王室自身实力急剧下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经成为一句空话。失去军事和外交约束的各诸侯国开始明目张胆地你攻我伐，互相征战。上行下效，各诸侯国内部也开始出现内讧，争权夺利、以下犯上甚至“弑君”的案件屡屡发生。层层受命的合法性体系受到现实的严重挑战。
有讽刺意味的是，弑君者一旦夺取政权，想到的第一件事仍是寻求传统的合法性依据，也就是寻求周天子的承认。如果不能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则退而求其次，转而寻求其他诸侯国的承认。这和阿扁当年入不了联合国，狂抛金币也要获得几个三流国家的外交承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
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帐。
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共叔段起兵反叛的时候，派自己儿子公孙滑到卫国请救支援，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郑伯寤生打败共叔段之后，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联合讨伐卫国。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
第二件事，宋宣公死的时候，儿子与夷年纪尚小，不能治国，所以他干脆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历史上的宋穆公。宋穆公一直念念不亡兄长的恩情（世途险恶，却从来不乏厚道之人），在他临死的时候，将大司马孔父嘉找来说：“先君宣公舍弃与夷而立我为君，我一直不敢忘怀。如果我死了，在地下见到先君，先君向我问起与夷的情况，我将如何回答？请您奉与夷为君，这样我就放心，也好去见先君了。”孔父嘉说：“群臣都愿意奉公子冯（宋穆公的儿子）为君。”宋穆公说：“万万不可。先君认可我的品德，所以才让我主持社稷。如果不将君位让给与夷，是辜负了先君的重托，你们不要让我失信于先君。”为了避免出现君权争端，宋穆公还安排公子冯到郑国居住。这件事情在当时受到舆论很高的评价，然而两位当事人，与夷和公子冯并不像父辈那么厚道：与夷做了国君，也就是宋殇公，一直把公子冯当作眼中钉，防着他杀回来抢夺自己的位置，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父亲传位于与夷的做法忿忿不平，也总想着借郑国的力量抢夺君位。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宋国与郑国之间的矛盾。
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名叫庄姜，虽然很漂亮，但是一直没有生育。卫国人很八卦，写了一首《硕人》之诗，以表示对这只不能生蛋的母鸡的惋惜：
“硕人其颀，衣锦褧（音炯）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音提），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音求其），齿如瓠犀，螓（音秦）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音冯）镳镳。翟茀（音弗）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音姑）濊濊（音或），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这首诗被收录于《诗经·卫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已经成为中国古典美女最传神的写真。然而，这位绝世美女竟然不能生育，真是让爱管闲事的卫国人感到心有不甘。
除了大老婆庄姜，卫庄公还娶了个陈国的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也许并不是亲妹妹）也跟着姐姐嫁到了卫国，史书上称为戴妫。厉妫给卫庄公生了个儿子，但是夭折了。戴妫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完，一个叫做晋。此外，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取名叫州吁。
据冯梦龙说，庄姜大妈不止容貌出众，而且性情温和，知书达理，最难得的是不嫉妒别人。自己不能生育，就把公子完、公子晋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对待。但是对于公子州吁，庄姜大妈始终没有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
这三件事之所以放到一起讲，正是和这位公子州吁有关。
史料记载，公子州吁虽然不得庄姜大妈的喜欢，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理想是当一名军事家。
大夫石碏（音确）对此很有看法，他对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溺爱了。主公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
卫庄公“哦”了一声，不置可否。
石碏接着说：“自古以来，被宠惯了的孩子没有不心高气傲的，心高气傲就必定不能忍受地位的下降，一旦地位下降心里就会懊恼，心里懊恼则难免有出轨的举动。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您现在这样宠爱州吁，是去顺效逆的行为，祸患无穷。”
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
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请注意，这只是有记载的几个女人，并不代表他全部的女人）：
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
二老婆厉妫，是从陈国娶来的，虽然《左传》没有明确记载出身，但只要一看“妫”字，基本肯定是陈国的公主（陈国的公室妫姓）。
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不用介绍了。
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嬖人”。
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在史书上就根本不屑于记载其名字。
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
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地位的人，说得好听是公子，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附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自然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很有道理。
在春秋时期及春秋前后的漫长历史时期中，法律允许中国男人娶一个以上的老婆，生一大堆同父异母的儿子，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男人死后，他的家产该以什么形式来分配给这些儿子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看似公平，对这个家庭或者家族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利，而且当这个男人碰巧是国君的时候，平均分配显然就更不可行了。为了解决继承的难题，尤其是富贵人家的继承难题，避免继承权争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套名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
第一，一个男人虽然有很多个老婆，但他必须确立其中的一个为大老婆，也就是嫡妻，又被称为正妻或正室。嫡妻之外的老婆，一般叫做庶妻。当然，嫡妻的确立也不是单凭男人个人的喜好，更多是以妻子娘家的身份地位为依据来确立。
第二，这个男人所生的一大堆儿子中，第一个有权继承他全部家业或绝大部分家业的（在国君家里就是被立为世子），是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而庶妻所生的儿子，即使年龄大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也只能排名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之后。
第三，如果嫡妻所生的儿子因特殊原因不能担任世子，或嫡妻不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
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来扶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同日而语。
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共叔段就是前车之鉴。
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是由公子完还是公子州吁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给卫庄公提出了两个“正名”的选择：
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
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
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
卫庄公对石碏的话很不以为然，心想我爱谁谁，你管得着？把老头子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差点想辞职不干。更可气的是，石大夫的儿子石厚也没认清形势，看见州吁很受宠爱，觉得这个人有前途，死心塌地跟着州吁混，连老头子的话也不当一回事了。
*
卫庄公去世后，公子完即位，成为了新一任卫国国君，也就是卫桓公。
也许是庄姜大妈育人有方，卫桓公心地仁厚，对州吁这个地位低下的同父异母弟弟还不错，给他在新政权里安排了一官半职。
诚如石碏所言，一官半职不能满足州吁的胃口。公元前719年，州吁发动政变，刺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同胞兄弟公子晋逃到了国外。
石厚因此得志，被封为上大夫。就像所有要在父母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的小孩一样，他得意洋洋地向老爸石碏展示新国君对他的赏赐。
石碏则忧心忡忡地看着他，不发表任何意见。他没有为州吁的新政权服务，而是借口年老力衰，回家休息去了。
“这老顽固，完全认不清形势嘛！”石厚这样对州吁说。
“由得他去！”州吁心情很不错，“现在该由我们来发言了，老头子们愿意退休也是件好事，否则的话，留在朝庭里叽叽歪歪，我可受不了。”
州吁的心情没好几天，问题就来了。
在州吁看来，卫国国君这个位置，公子完坐得，他公子州吁也坐得。他本来就是卫庄公最宠爱的儿子，能力又远在公子完之上，取而代之，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于卫国的百姓来说，不管谁来当家，只要收入不减，假期不少，应该不存在什么意见。
但残酷的事实是，公子完继承君位，有其当然的合法性；而州吁当上国君，有两个当然的不合法性：
第一，他是嬖人之子。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置疑了。
第二，他是通过“弑君”这样的罪行登上君位的，而被杀的卫桓公并没有犯下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
卫国上下议论纷纷，口水都快淹死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
前面提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郑国和宋国也有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直接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
他派人去鼓动宋殇公说：“公子冯一直居住在郑国，受到郑伯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郑国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早在先君在世的时候，就看不惯郑伯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当一回带头大哥，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侯、蔡侯帮忙，大家一起修理一下寤生那小子，岂不快哉？”
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
宋殇公一天到晚最担心的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
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
*
公元前719年夏天，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冯梦龙先生说，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如果按每乘兵车配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的编制，这支庞大的部队仅作战人员就有九万七千五百人，如果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五万人左右。
这在当时是一支规模空前的部队。如此庞大的部队投到区区一个郑国，按理说，怎么也得杀他个鸡飞狗跳吧？弄不好，还有可能把郑伯寤生给赶下台来。如果是那样，周天子说不定也跑来给大伙儿颁发锦旗，感谢大家替他出了一口恶气。
没想到，十五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就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
《左传》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好可怕的战果！
对此，老谋深算的郑伯看得很透澈，他对手下分析：
“这回四国联军入侵我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要小心应付他。”
郑伯派人把公子冯护送去了长葛。宋殇公得到消息，果然移师相向。带头大哥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
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
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众仲回答说：“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
郑伯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为了壮声势，这次他还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
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这场战事。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就带着自己管辖的部队主动加入了四国联军，从而将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
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家里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春秋》讲到这段历史，无可奈何地记述道：“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就是公子翚，在这里用一个“翚”字的简称，绝不是图省事，而是对其目无君主的做法表示谴责。
五国联军这次和郑国的步兵（没有战车参战，显然不是郑国的主力部队）打了一仗，取得了胜利，把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各自回国了。回想当年寤生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
*
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国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伯的保护之下，对宋殇公的君位虎视眈眈。因此，这次胜利仅仅是战术上的胜利，在战略上仍然没有完成既定目标。
州吁也没有达到其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对他更加不利。
石厚很替主子着急，病急乱投医，厚着脸皮跑去问他老爸石碏，如何才能稳定人民的情绪，确认州吁政权的合法性。
这个时候才来问老爸，委实晚了一点。
“得到周天子的接见，应该可以了吧。”石碏慢悠悠地说。
“这……”石厚说，“天子恐怕不会答应吧？”
“这事其实很好办。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
石厚心里说，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姜还是老的辣啊。
离开家的时候，石碏拉住他的手，好好地看了他几眼，然后说：“去吧。”
石厚没有留意老爸眼中不舍的神情，他急着跑回宫中和州吁计议。州吁也觉得这主意不错。君臣两人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
但他们没想到，比他们更早抵达陈国的是石碏的信使，他交给陈侯一封石碏亲笔书写的密函，大意是说：卫国是个小国，我石碏又八十多岁，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件好事，把他们杀了吧。
陈国人不想过多干涉卫国的内政，把州吁和石厚抓起来后，请卫国人自行发落。
史书读到这里，难免产生一个疑问，陈侯为什么会帮助石碏对付州吁呢？虽然《春秋》不书，《左传》不言，但我们可以开动脑筋想一下，个中原因是相当简单的：卫桓公的母亲戴妫是陈国的公主，卫桓公如果不是陈侯的外孙，就是陈侯的外甥，州吁杀卫桓公上台，自然已经得罪了陈侯。
州吁和石厚被擒之后，卫国派了右宰丑杀州吁于濮城，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被分别关押处决，也许是因为陈国人考虑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本来想问问石碏的意见，看能不能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
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
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后来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爹的大义灭亲。
当然，这是后话。
三国同盟:
“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
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
说话没人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
没错啊，孔夫子说，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如果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亡国。国君说话都得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一个字，他有什么乐趣可言？
这里先要澄清一下，在春秋时期，从理论上讲国君的话没人敢违抗，从实际上看却往往不是这样。
确切地说，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大家看在眼里，视为表率，所以他说什么话，办什么事，都必须符合礼法，不敢有半点马虎。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即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
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个叫做臧僖伯的大臣把事情说得很严重，对鲁隐公说了一大通长篇大论，以《左传》这么简洁的语言，都记录了一大段，看得人头晕。归结起来，大概意思是，大凡事物与军国大事无关，国君都不应该参与，否则就是“乱政”，是国家败亡的征兆。
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祭祀征伐。那个年代，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不应该参加了。
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作生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
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罗嗦。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
“公矢鱼于棠。”
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丘明老先生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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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四月，郑伯为了报东门之仇，派兵攻打卫国。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燕国（南燕国，非战国时期太子丹那个燕国）出兵伐郑，以缓解压力。郑伯派祭仲、原繁、泄驾率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被郑军打败。
对此，左丘明老先生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
同年，郑伯以周王卿士的身份，假借王命讨伐宋国，而且一直打到宋国都城睢阳城的门下。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这场战争，早就知道战局的发展，而且已经做好准备救援宋国了，但他故意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问使者：“郑军打到哪了？”
使者恨其明知故问，说了句气话：“还打没到国都。”鲁隐公大怒，对使者说：“宋公命我同赴社稷之难，说明战事已经十分危急。现在问您战况，您却说‘还打没到国都’，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必派兵救援贵国了。”于是将援军解散。军国大事，因为使者的一句气话受到耽误，宋国和鲁国之间由此产生了不愉快。
郑伯虽然在军事上取得局部胜利，但也感觉到树敌太多，穷于应付，于是考虑与近邻的陈国改善关系，并派了使者前往陈国表明心意。
按照郑伯的想法，陈国与郑国并没有什么很深的仇恨，也没有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双方消除误会，睦邻友好，应该不成问题。没想到陈侯不买他的账，一口回绝。
陈国的大臣公子佗劝谏道：“远亲不如近邻。郑国是我们的邻居，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和郑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您应该答应郑伯才对。”陈侯自作聪明地说：“郑伯阴险狡诈，为什么不去和宋、卫讲和，却先来找我们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挑拨离间。如果我们和郑国讲和了，宋、卫两国不恨死我才怪。为了郑国得罪宋这样的大国，划算吗？”
郑伯这个人向来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外交不成，就采用武力。公元前717年，郑国大军入侵陈国，掳获大批钱财物资，陈国朝野震动。
这回不用过多的劝说，陈侯接受郑伯的好意，双方握手言和。
与此同时，郑国还抓住宋国和鲁国之间的矛盾，及时向鲁国示好，双方关系得到极大改善。
为了和鲁国搞好关系，郑伯花费了一番心思，而且下了很大的血本。
中国古代的帝王都有祭祀泰山的传统，周天子也不例外。郑国的首任君主郑桓公获封郑国的时候，周厉王命他助祭泰山，因此将泰山附近的祊（地名）也封给了郑桓公，作为助祭泰山的汤沐之邑。郑伯为了讨好鲁隐公，主动提出，以祊和鲁国的许田（地名，靠近郑国）进行交换，作为条件，郑国放弃对泰山的祭祀，转而在许田祭祀鲁国的先祖周公。
郑伯提出来的条件，对鲁国来说是双重优惠：
第一，郑国将祭祀泰山的特权转让给了鲁国。要知道，自古以来，祭祀泰山都是帝王独享的权力，一般诸侯如果跑去祭祀泰山，是严重的越级行为，将受到天下人的耻笑和谴责。现在郑国将祊转让给鲁国，使得鲁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助祭泰山，享受特殊的政治待遇。
第二，郑国在许田祭祀鲁国的先祖周公，是对鲁国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给足了鲁国人面子。
鲁隐公觉得这笔买卖很划算，答应了郑伯的请求。但是没想到，郑伯的大手笔还在后面：郑国在将祊移交给鲁国之后，绝口不提接收许田之事，等于将祊白白送给了鲁国。
不难看出，郑伯的这份人情，不但做得大，而且做得高明。从表面上看是一笔交易，鲁国没有占郑国多少便宜；从实际上看，鲁国却是得到了大大的实惠，名利双收。鲁隐公收到这样一份不露声色的厚礼，打心底对郑伯这个人产生了好感。鲁国和郑国的关系迅速升温，进入了蜜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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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胜利之后，郑伯一改往日不冷不热的态度，主动向周王室伸出了橄榄枝。
公元前717年，周王左卿士、郑伯寤生来到雒邑朝觐天子周桓王。这时距祭足领军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已经整整三年了。
《左传》上记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也就是说，这是郑伯即位以来，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到雒邑朝觐周天子。
郑伯朝觐天子，当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外交战线的成果，通过改善与王室的关系，为郑国争取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直接地说，他希望获得王室的支持，使他得以在“大义名分”上压倒竞争对手。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你宋国打我郑国，是侵略，将受到天下人的谴责；我郑国打你宋国，是“奉天讨罪”，将受到天下人的支持。
郑伯迟不来，早不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来朝觐周天子？《左传》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在“郑伯如周”的记录前，还有那一段简短的记载：“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
这段记录告诉我们，那一年王畿的收成很不好，闹了饥荒。但是周天子出于面子考虑，不好意思亲自向各国开口要钱要粮，所以“京师来告饥”（天子本人没有发话，而是暗示臣下以私人名义向各国求援）。鲁隐公体谅天子的难处，发动各诸侯国紧急援助王室。左丘明当然没有忘记表扬他，所以说了一句：“礼也”。
各诸侯国对此的反应如何，《左传》也没有记载。但是很明显，郑伯抓住了机会，在这个特殊时期带着粮食跑到雒邑去慰问周天子，希望周天子看在粮食的份上，不计前嫌，原谅当年割禾夺麦的过失。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还赐给他郑伯一把尚方宝剑，让他上打昏君，下打奸臣，那样的话，嘻嘻，郑伯做梦都要笑了。
郑伯的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叫做雪中送炭；说得不好听，叫做趁人之危。不管好不好听，对于周天子来说，粮食是最实在的，他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拒绝郑伯的好意。
没想到，老谋深算的郑伯这回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左传》记载，这次朝觐很不愉快，主要原因是“王不礼焉”。
天子怎么不礼了？左丘明老先生没有明说，但是冯梦龙先生写得活灵活现：
天子：你家去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寤生：托您的福，去年风调雨顺，粮食满仓。
天子：那太好了，温的麦、成周的禾，今年我可以留着自己吃了。
会见到此不欢而散。天子不但没有接受郑伯送来的粮食，反而在临别的时候，咬紧牙关送了郑伯十车黍米，说：“聊以备郑国饥荒之用。”
天子的意思是，下次郑国再闹饥荒，求求你也别派人来割麦夺禾，我这已经提前给你备好了。
辅政大臣周公黑肩对此很忧虑，他对天子说：“王室东迁的时候，郑国是出过力的。虽然郑伯做过一些对不起您的事，但那都是小事，这次他既然来朝觐，您就应该好好招待他，别的诸侯看了，觉得您气量不凡，会随之而来。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郑伯不会再来啦！”
天子不屑道：“不来就不来，不稀罕。”
郑伯碰了一鼻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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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旧事重提，于公元前715年任命虢公忌父担任了王室的右卿士。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忌父第三次获得卿士提名了。第一次提名，是周平王在世的时候，郑伯得知消息，气势汹汹地跑到雒邑来问罪，结果导致周郑交质。第二次提名，是周桓王刚即位的时候，郑伯的反应是派人割了天子的麦禾，结果导致周郑交恶。这一次任命忌父为卿士，是在郑伯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对于郑伯来说，可谓双重打击。
王室上下都战战兢兢，不知道郑伯会做出什么举动来。
又是一个没想到。郑伯不但安之若素，还于同年八月，借齐侯朝觐天子的机会，送上一份厚礼给天子。《左传》对此评价：“礼也！”这是表扬郑伯不因虢公被任命为卿士而背弃天子，是很高的评价。
这一年冬天，郑国的世子忽娶了陈侯的女儿为妻。通过政治联姻，郑国与陈国的关系得到改善。在齐国的斡旋下，宋、卫、郑三国在周室的领地瓦屋会盟，当年四国联军围攻郑国东门的恩恩怨怨，总算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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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真的认为问题这样就解决了的话，我们也未免太小看郑伯了。
在任何牌桌上，他都是一个高明的玩家。如果有必要，他会把一张好牌扣住，等到人家都差不多忘了他有这张牌的时候，才悠然自得地甩到桌面上。
瓦屋之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郑伯借口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以王室左卿士的身份，借王室之名，发动诸侯讨伐宋国。这一次主客易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郑伯的手里。齐、鲁两国响应号召，于公元前713年春天组织了三国联军，入侵宋国。
当年宋殇公发动诸侯攻打郑国，鲁国大夫公子翚表现特别突出，公然违抗鲁隐公的命令，私自出兵加入宋殇公的联军。这次郑伯发动诸侯反攻宋国，公子翚再一次表现了他的无组织无纪律性，不等鲁隐公下达出兵的指令，就率领军队前去与齐、郑两国军队会合，出尽了风头。
三国联军长驱直入，接连攻取了宋国的郜、防两城。为了感谢鲁隐公这位新盟友对自己的支持，郑伯轻描淡抹地将这两座城池都拱手送给了鲁国。对此，《左传》给予了郑伯很高的评价：
“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郑伯这个人很正直，奉周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却又不贪恋人家的国土，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真是识大体顾大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