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着名作家高尔基有个绰号，叫“革命的海燕”。这个绰号来自于他的一篇题为《海燕》的散文诗，作品描绘了海燕在暴风雨来临前的期待和兴奋，其中最后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谓是家喻户晓。高尔基的这篇作品深受列宁的喜爱，因为列宁觉得它预告了一场摧毁一切旧制度的革命。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时，列宁特别邀请高尔基出席，向与会的革命家们介绍说这个知识分子是“我们”的人；在以后的日子中，高尔基一直受到列宁的保护。
高尔基，俄国作家，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他的笔名是俄文中苦难的意思，作家的童年就充满了苦难，高尔基是这样描绘他的出生和童年生活的：“我于1868年或69年3月14日出生在尼日尼的染匠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卡希林的家里，母亲是他的女儿瓦尔瓦拉，父亲是彼尔姆的一名小市民，他名叫马克西姆·萨瓦季耶夫·彼什科夫，职业是装饰裱糊工。从那时起，我就光荣而清白地享有油漆业行会成员的称号。我5岁丧父，母亲死在库拉文纳村。母亲去世后，外祖父把我送进鞋店当学徒。9岁，外祖父就用《圣经集》和《日课经》教我认字。我不想干修鞋做靴这种活计，终于逃跑了，后来又到绘画师那里当学徒，我还是溜之大吉了。不久，我进了画圣像的作坊，后来又到轮船上当伙夫，后来还帮花匠打杂。在15岁前，我就靠干这些活计维持生活。我酷爱书籍，经常读一些不知名作者的古典作品，如《古阿克——一名无可战胜的忠诚者》、《安德烈·别斯斯特拉什内》（即《无畏的安德烈》）、《亚潘恰》、《致人死命的亚什卡》等书。”15岁以后，高尔基独身一人前往喀山求学，他本以为“科学是无代价地教给那些愿意学习的人们的”，但是实际上身无分文的高尔基不可能被接受，于是他只好在面包店做学徒，每个月仅有3个卢布的工钱。求学的尝试失败了。他沦落社会，同那些“沦落的不幸者”长久地生活在一起。在高尔基的《科诺瓦洛夫》、《沉沦的人们》等作品里，人们可以看到他在底层呻吟的缩影。在沉重的磨难下，高尔基曾企图自杀。但意志终于占了主导地位，他战胜了死神。人世间的艰辛不能泯灭高尔基对文学的热爱，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是他在贫困潦倒中最知心的朋友。可以说高尔基是一位从底层大众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高尔基早期的作品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同时并存。无论是短篇佳作还是长篇巨着，高尔基始终把普通人的美好品质和深重灾难联系在一起，表达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描绘他们的精神世界。《海燕之歌》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为什么能长期地激发人们为美好的明天去奋斗呢？用高尔基自己的话来回答就是：“文艺的任务是要把人身上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表现出来，激起人对自己的自豪心和责任感，……”
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高尔基的创作也不断转变。他早期创作的浪漫主义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批判极端个人主义、庸人哲学，表现了追求新生活的献身精神。世纪之交完成的社会分析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三人》批判俄国资产阶级，提出生活意义主题。高尔基把19世纪的现实主义称为“批判现实主义”。他只肯定文学对资本主义给予批判从而得出革命结论，而否定作家如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探索俄国化道路、塑造“俄罗斯灵魂”的做法。高尔基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认为文学应该“激励起对现实的革命态度，即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的态度”，认为塑造新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主要表现。
中国读者对高尔基显然不会陌生。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瞿秋白、戈宝权、汝龙等翻译家的大笔不断地把高尔基介绍到中国来。《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阿尔达莫洛夫家的事业》、《克里姆·沙姆金的一生》等作品就是其代表之作。
在这些作品中，《母亲》是自觉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范本。《母亲》不仅描写了工人的现存生活，还描写了他们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发展过程。
巴威尔和他的母亲两位英雄形象体现了俄国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小说一开始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展示了帝俄时代工人的处境和老钳工米哈伊尔·符拉索夫悲惨的人生。《母亲》不是只揭露社会病痛而引起疗救的注意，它本身也指明了道路。年轻的巴威尔没重复父辈的人生。他生活在工人运动发展的时代。在革命知识分子帮助下，他和工人们学习革命理论，培养阶级意识，并在日后的“五·一”游行时向群众宣传革命理论。巴威尔在法庭上演说是小说的高潮。这篇演说体现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真诚。母亲尼洛夫娜是俄国革命群众的代表。小说通过这位底层妇女的觉醒过程，表现革命理论教育人、改造人的力量，表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度和广度。母亲的形象在小说视觉上占有重要地位。小说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是通过她的眼睛、感受来描写的。细腻的心理描写揭示了母亲丰富的内心世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母亲》广泛地描写了革命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小说对母爱、爱情和友谊的描写，展示了革命者崇高的精神世界，这是作者理想主义的表现。这和“十月革命”前后他在《不合时宜的思想》论集中所表现的对俄国革命和文化发展的见解以及忧虑，组成了高尔基完整的文化观念。而他的种种忧虑一定程度上预言了许多日后所发生的历史性悲剧。
哥萨克作家肖洛霍夫和他的顿河世界
我作为一个作家，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的天职在于，用我过去和将来的一切作品，向劳动的人民、建设的人民、英雄的人民表示敬意……我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人们变得更完美，心灵更纯洁，能够唤起对人的爱，唤起人们积极地为人道主义和人类的进步理想而斗争。如果我多少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是幸福的。
——肖洛霍夫
有一个出身哥萨克的作家，他使得顿河赫然出现在文学的地图上，因为有了他才有了世界文学上辉映一代的顿河故事。苏联着名作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就是顿河故事的作者，他贡献于人类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的作品，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展示自己的生活世界，他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渗入他的爱憎和希望。作家生活中那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和他的深刻感受，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有力的表现。他是在俄国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1905年，他来到这个世界，正是俄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举行罢工起义的一年，在以后他的生活里，俄国以及整个世界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加入了这个历史的进程，经过了国内战争、农业合作化运动、卫国战争这些重大的历史阶段，他遇见了那么多的惊涛骇浪、艰难险阻，他体味过革命斗争胜利的欢乐，也对俄国人民和整个人类所经受的苦难忧心不已。
肖洛霍夫出生在顿河地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里。肖洛霍夫的一生是和哺育他成长的顿河分不开的；每当提起顿河的时候，自然要想起它的歌者肖洛霍夫，而在谈到作家肖洛霍夫的时候，我们的眼前也会浮现静静的顿河。顿河的两岸居住着自由的哥萨克。哥萨克本是俄国内地的农奴，他们不堪沙皇的剥削和压迫，逃到了顿河流域落户。他们是性格粗犷、酷爱自由、崇尚正义的一群。顿河两岸流传着许多悲壮的英雄史诗、起义者的传说以及瑰丽的哥萨克民间歌曲。这种英雄主义的传奇色彩和异域的情调可以在这位哥萨克作家作品中找到。在他那些举世闻名的小说里，描绘了哥萨克在革命和战争中的激烈沸腾的斗争生活，他们“脱胎换骨”的苦难，以及他们最后走向新道路、建设新生活的历史进程。哥萨克的那块天地里的世世代代人的生活组成了一幅史诗般的、充满泥土气息的、生动绮丽的画卷。
《静静的顿河》是他创作中的一部史诗性的力作，从1925年开始，15年的艰辛笔耕终于完成了这部巨作。肖洛霍夫说他想在小说中“表现革命中的哥萨克”。小说开头有一首歌唱哥萨克血泪历史的古老民歌：“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的滚滚波涛是爹娘的眼泪。”
《静静的顿河》通过描写顿河边几个哥萨克家庭的悲欢离合，再现了20世纪初俄国社会动荡变革的历程，描绘了这场历史进程中人们的思想、感情、意识、风习等的震荡冲突。哥萨克独特的风土人情、哥萨克各个阶层的变化、广大哥萨克人在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以及卷入历史事件强大漩涡中的主人公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麦列霍夫一家生活在帝俄时期顿河流域的鞑靼村里，他家的小儿子葛利高里爱上了邻居的妻子阿克西尼亚。阿克西尼亚一直受到丈夫的虐待，在斯捷潘服役期间与葛利高里有了私情。葛利高里的父亲匆匆安排他与村中一位姑娘结了婚。可是葛利高里并不爱她，公开与阿克西尼亚同居，终于成了村人间谈论的丑闻。羞愧的父亲痛打了儿子。儿子因此和阿克西尼亚离家出走给别人帮工。不久，葛利高里应征入伍。而父亲给儿子娶的那位姑娘发现丈夫对自己毫无感情，一度想要自尽。经麦列霍夫家劝慰才平静下来。可是葛利高里休假回家，发现阿克西尼亚和地主家当军官的少爷尤金偷情。葛利高里找到尤金打了一架，又痛打了阿克西尼亚一顿。然后他回到自己家中，请求妻子的原谅。俩人言归于好。
葛利高里休假结束，回到军队，他在军队中勇敢杀敌被授予十字勋章，成了村中第一个骑士。在部队中他遇到哥哥彼得罗和情敌斯捷潘。斯捷潘多次想害葛利高里，都没有得手。葛利高里不计旧怨，还在一次战斗中救了斯捷潘一命。这时政局动荡。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鼓动革命，吸引了众多的士兵。不久，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建立。很快，国内战争爆发，哥萨克民族要求建立一个顿河流域自治政府，许多人加入了反革命武装，而更多的人则组织起来与白军作战。葛利高里也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军官，但是他看到红军顿河领导人波得捷尔珂夫残害被俘的哥萨克军官并处死全部俘虏，深为不满，于是回到家乡。葛利高里回村后，传来红军要打来的消息。村民们都准备逃离，葛利高里却不愿意。听到红军烧杀抢掠的消息，恐慌的村民组织起来反抗。葛利高里拒绝了村民要他作头目的要求，他哥哥彼得罗成了头目。革命军受白军反扑溃败。葛葛利高里碰巧遇到被俘的原红军上级，他愤怒斥责他残杀白军战俘。
1918年时，顿河哥萨克地区成了革命与反革命争夺的战场。鞑靼村中有的投向白军，有的投向红军。葛利高里和彼得罗都已成为白军头目。心狠手辣的彼得罗，是一个彻底的反革命。不愿滥杀无辜的葛利高里无意参与什么主义之争，只想早日回到和平的生活。叛乱仍在继续。这时，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的尤金回到了家乡，他与一个女人结了婚。可是他的情妇阿克西尼却一直在等着他，尤金结婚之后便给了她一些钱让她走，这使阿克西尼亚倍受打击。而葛利高里厌倦了战争，他回到村中，红色政权接管了村子。他现在对阿克西尼亚已没有丝毫恋情了，而对娜塔利亚渐生好感。红军开始肃清敌对势力。葛利高里只得连夜逃走。
哥萨克人上层人物发动判乱，彼得罗很快成为指挥官。他在叛乱中对红军毫不留情，后来被红军俘虏打死。葛利高里在叛军中任师长。彼得罗之死改变了他，他开始变得残酷无情，杀人如麻。但他对老弱病残从不滥杀。他回家度假，这时葛利高里已对打仗和纵欲厌倦了，但他仍怀念着最初的情人阿克西尼亚。妻子娜塔利亚对他逐渐冷淡。他返回部队之前在顿河边遇上了阿克西尼亚，俩人旧情复发。不久大批红军赶来击退了叛军。红军又接管了鞑靼村。娜塔利亚因伤寒留在村中。身为师长的葛利高里却在战事之余接来了阿克西尼亚。俩人又恢复了往日的亲热。白军又打回来了，叛乱分子被编成一支正规军，葛利高里担任骑士中队长。白军开始屠杀那些曾帮过红军的人，鞑靼村陷人恐怖之中。在红军强大的攻势下，白军节节败退。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尼亚因阿克西尼亚患病而没能逃走。她后来自己返回了鞑靼村。葛利高里则加入了红军，参加了与波兰人的战斗。他再度回到家乡后，红军立刻派人来抓他，他又逃走了，并加入了新的白军。但是这支白军很快被击溃，葛利高里回到村中，在带阿克西尼亚出逃时，阿克西尼亚被一支追击而来的红军巡逻队打死。葛利高里扔掉了武器，回到了家中，守着他唯一的亲人——他的儿子生活。
小说场景宏伟，画面生动；宏大的战争和革命场面与细腻的日常生活场面相互转换，风景描写与人物心理变化彼此衬托；众多人物及其命运在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中得到了深刻表现。正如肖洛霍夫写给高尔基的信中所言，他在《静静的顿河》中所写的“都是严酷的真实”，这一点是其最大的成就之一。本书另一成就是塑造了葛利高里的复杂形象。小说整个复杂而曲折的故事以他生气勃勃的登场开始，以他痛苦、孤寂的下场结束。小说全部重大而多方面的内容都是通过他坎坷、艰难和最后毁灭的一生经历而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的形象得到小说里最多方面深人细致的描写，在他身上倾注着作者的全部思想和艺术激情。
小说开拓和创新了史诗小说这一体裁。作者善于通过描写人的心灵活动来写“人的魅力”，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哥萨克农民放在文学描写的中心，真实再现了他们的感情世界，显示出这一特殊阶层的“人格魅力”。在小说结构上作者匠心独运，整部书的情节发展腾挪跌宕，故事演变曲折自然，头绪纷繁而线条分明，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静静的顿河》作为顿河故事中最杰出的一部，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小说引用了许多民歌民谣，尽现了顿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乡土风情。
影响一个时代的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只有我们这样的人，只有像我们这样发疯似地爱生活、爱斗争、爱那新的更好的新世界的建设工作的人，只有我们这样能够了解并且看到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人才不会随便死去，哪怕只有一点机会，也不能放弃生活！
——奥斯特洛夫斯基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奥斯特洛夫斯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这样一本书，它不是那种文学象牙塔的产物，它不是阳春白雪那样因其文学华彩而赢得好评的书，它是一本行动的书，面向美好生活行动的书。自从它传入我国就成为引导一代又一代人走向美好的生活的指南，它不仅激起了许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坚信，也激励他们为了美好生活而奋斗。
本书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一个普通的工人、红军战士、共青团基层干部。1904年出生在乌克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有大量情节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他同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年幼家贫失学，做过小工，后来参加红军，在战争中负过伤，不久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在这种绝境中，他不能用行动继续为了理想的生活而努力，他想到了人的精神，他要把美好生活的信念传到每个人的心中，于是他拿起笔，不，到后来他已经不能拿笔了，但是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坚信支持着他，他靠口述，请亲友笔录，在3年的时光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杰作。
小说的结尾说，保尔终于等到了世人对小说的赞赏，州委的电报：“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可是实际生活中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却没有那么幸运，它的小说经历了许多波折，才最终出版。开始，小说寄给出版社之后，得到的结果是退稿。在朋友们的努力下，一家杂志社在不现眼的位置登载了小说的第一部和第二部。而在这期间，评论界完全没有看到这部杰作，他们始终保持了不发一言的沉默，似乎根本没有发现这部作品的问世。相对于评论界的冷漠，读者却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没有任何评论家的指引，读者发现了这部名作的价值。还在手稿期间，作品便在当地读者中不胫而走。在杂志连载期间，图书馆里借阅的人排成了一长队。读者的信件雪片似地飞向编辑部，那个杂志的编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在读者中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有一位读者在给作者的信中说：“尼古拉，好兄弟！给你写信的是克拉斯诺达尔机车库一个你不认识的钳工。现在是清晨5点，我一整夜都在读你的保尔的故事。我太喜爱他了。他的冤家对头，全让我用钢笔尖给戳了个遍。杂志戳烂了。如今我呆坐着，不知道怎么还到图书馆去。”正是读者发现了这本源自生活、为生活而写的好书。
然而作为专家的评论界却继续保持着沉默。直到1935年，着名记者和作家米·科利佐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对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通讯报道《英勇》，使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字和故事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作者1936年12月22日去世前的两年间，小说用各种语言重印再版了50次，总算没枉了作者的一片苦心。
人们阅读这部作品，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每一次阅读都震撼着他们的心灵，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激发了他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所以长盛不衰，一是因为它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二是它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代英雄的光辉形象。保尔是那个时代一面最辉煌的旗帜，他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而无私奉献的精神，他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他不畏任何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都已经超越了时代，成为后世人生活的航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其中对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以至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描写不无偏颇，但瑕不掩瑜，这部作品以它自身的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要写了一个普通工人，保尔·柯察金为了美好生活的理想而奋斗的一生。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严竣生活，在对旧生活的反抗到为新生活而斗争这个过程中，他一步步成长起来。他的成长不是“性格的自我发展”，而是如同作者在回忆自己一生时所说：“钢是在熊熊大火和骤然冷却中炼成的……我们这一代也是在斗争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保尔的一生是崇高理想与现实生活结合的一生。小说通过主人公发出了这样激动人心的独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侯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今天看起来保尔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人们由此开始重估保尔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其中有不少的质疑，但更多的是人们仍然在怀念那个为了美好生活而不断奋斗的保尔。保尔已经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命途多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
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
——1958年苏联《真理报》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被梦魂缠住，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帕斯捷尔纳克《夜》
诺贝尔文学奖被许多作家视为极高的荣誉，每一个获奖者都因此而引以为豪，可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中却有一位因此而毁誉交加，这就是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前苏联着名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来说隐于荣誉之后的是巨大的耻辱和深重的灾难。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是前苏联的诗人、小说家。他1890年生于莫斯科一个艺术家的家庭中，从小就受到多方面的艺术熏陶。他最早是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出现的，191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后来又出版了诗集《在街垒上》、《生活啊，我的姊姊》、《主题与变调》等，这表明他已经成了诗坛上的一颗明星。“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现实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6年，长诗《施密特中尉》、《1905年》的发表标志着诗人将视角转到现实与历史方面来，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诗人完成了组诗《在早班车上》，文字风格趋向明朗。他在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也着有一些散文和小说。1957年，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发表使他在小说方面的成绩一度盖过了他的诗名。这部对历史深沉思考的长篇小说在西方引起了轰动。“因为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中，都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作家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可是他在国内却备受折辱，不仅作品受到严厉批判，作家本人也被开除作协会籍。在强大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作家在孤独中病逝。
最能显示帕斯捷尔纳克恒久的艺术生命力的是他的着名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该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为历史背景，记述了日瓦戈医生的悲剧遭遇，反映一代知识分子对革命时代的复杂心路历程。小说从一个侧面描写了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的某些残酷的社会现实。
自小丧母的日瓦戈被舅舅格罗米柯教授抚养成人，成为一名医生。在沙皇军队中，他目睹了战争的苦难和俄罗斯人民的痛苦。“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让医生兴奋不已：“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割去了腐臭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判决书……”然而革命没有带来一劳永逸的幸福安宁，革命之后还有混乱和饥饿，日瓦戈一家也陷入饥饿的困境中。革命并没有像医生想像得那样一切都好了，他开始思考革命之路：“你不能否认这不是我们向往的生活，而是某种从未出现过的荒诞的东西……”对于知识分子日瓦戈来说，革命干扰了他正常的生活秩序，他无法行医和写作。他那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也没法继续下去了。有一天他去城里借书，红军游击队员截住他，他被迫到游击队里当医生。因此他同妻子和儿女分了手。过了一年，他从游击队里逃了出来，回到家中，可是家中空无一人。于是他同情人拉娜生活在一起，可是只过了12天，拉娜突然被一位神秘人物接走。走投无路的日瓦戈只身回到莫斯科。8月末的一天，他准备去医院上班，上了一辆拥挤不堪、密不透风的电车。日瓦戈好不容易挨到下车，可只走了两三步，就一跤跌倒，从此再没有起来……一个勤于思索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去了。日瓦戈由欢迎“十月革命”，转而怀疑革命，折射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真实的心路历程。日瓦戈是大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始终抱着美好生活的理想，可是现实中新的苏维埃政府并非他想像的那样十全十美，革命对于新社会的建设，日瓦戈没有看到，他只看到了革命带来的污秽和丑陋。这正是鲁迅所说的撞死在自己理想之上的知识分子。
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写成之后，寄给了苏联的《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但编辑部不予接受，并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你的小说的精神是对社会主义的仇恨……首先是你对“十月革命”头10年的看法，旨在说明这场革命是个错误，而对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并且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作家并没有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的一位出版商。对方被这部小说的深度所震撼，马上用意大利语翻译出版。不久小说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在欧美各国风行一时，许多人认为，《日瓦戈医生》是在《战争与和平》之后又一部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不朽史诗。
几经周折，《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在冷战时代诺贝尔文学奖也被赋予了某种冷战意味。小说的政治化倾向开始被许多人所讨论，有些人借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和字句攻击苏联。一本小说引发了一场意识形态大战。苏联也开始反击这些言论，莫斯科《真理报》撰文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时间苏联国内许多人开始批判起帕斯捷尔纳克。苏联政府甚至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如果帕氏出席颁奖大会并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对他绝不挽留。这完全出乎帕斯捷尔纳克意料，于是他宣布拒受诺贝尔文学奖，他致电瑞典文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怪。”为保留自己的国籍，帕斯捷尔纳克违心向《真理报》写信检讨了自己对革命的不正确认识。帕斯捷尔纳克的委屈求全保全了自己，后来，他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庄中度过了残生。而他本人则成了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因此而招致耻辱和灾难的作家。
用文学反思极权主义——索尔仁尼琴
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上的领奖演说
诺贝尔文学奖虽说是当今世界文坛的最高荣誉，但是一碗水从来不可能端平，一个多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也伴随着一个多世纪的争议，特别是在冷战时代，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处在冷战双方的作家往往成为争议的一个焦点，如果说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是第一个，那么索尔仁尼琴则是另一个成为这种争议的作家。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战死在德国，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在学习上他刻苦努力，他虽然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但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却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后来他应征入伍，参加卫国战争，当过炮兵连长，还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1945年2月，他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在前线被捕。此后，他度过了在劳改营的8年。十几年后的1957年他才被宣布“无犯罪事实”。此后，他在梁赞市的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教课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很快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据说，他是经由赫鲁晓夫批准发表的。着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甚至赫鲁晓夫也高度评价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这篇小说引发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不久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可是不久风云突变，《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的政治风向中受到公开批判。这使得索尔仁尼琴所写的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年）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年）不可能在苏联国内公开发表，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因为涉及苏联的敏感问题很快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索尔仁尼琴因此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这被苏联官方视为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也开始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不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他飘荡国外多年，直到1994年，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他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才开始在国内公开出版。
索尔仁尼琴坚信文学所负有的崇高使命。他主张文学肩负起这种崇高的使命，而使文学成为民族的活的化石是他的文学理想。最能表现索尔仁尼琴这种抱负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显然是前苏联时代的某种隐喻，在这里“说来令人高兴，在古拉格什么都是可能的。最阴险卑鄙的勾当和各种各样的背叛行为，完全意想不到的邂逅和深渊边缘上的爱情——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人眉飞色舞地向你讲述，什么人在文教科官方手段的作用下得到了再教育——那你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瞎扯淡！
在古拉格一切人都在接受再教育，在相互影响下和在环境影响下接受再教育，在不同的方向上接受再教育——但是，还没有一个娃娃犯人，更不用说成年犯人，是由于文教科的手段而得到再教育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时代大清洗的阴影。这部长达140万字的巨着，被称作苏联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法制历史最精炼的描摹。书名“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它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用“群岛”这个比喻，意在说明这种制度无孔不入，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全书由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七部分组成；“群岛居民”的经历是全书的线索，中间还穿插了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浩繁，显示了俄罗斯史诗文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的新进展。索氏在《古》一书中以白描的手法，未加任何渲染，也没有无谓矫饰地叙述了苏联劳改营的产生、发展和逐渐衰败的过程，对其中涉及的一些本质性敏感问题也毫不回避，充分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勇气。索氏以亲身体验为基线，一层一层展开把读者带入一个20世纪人间地狱，书中处处闪烁着一个人道主义者对人间丑恶的痛恨。书中不止于感情的控诉，还作了大量的理性思考，作者深刻反思了革命后的极权政权对人性的扭曲。作者也写了古拉格群岛的子民们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的抗争。劳改犯们为了生存，用帽子当饭碗，为了不至于被冻死而拼命干活……古拉格群岛的历史又可称作是一部民族奋争的史诗，是一曲20世纪超越了《命运》的宏大交响曲。
这部小说受到关注是与它所暴露苏联的阴暗面分不开的，这使他在文学史上受到很多非议，这种带有强烈现实诉求的作品在艺术上靠得住么？事过境迁后这仍是许多读者的疑惑。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最好的方式还是你自己进入到这部作品中，你也许会平心静气的发现它的价值。
·第五篇 美利坚文学的百花园·
为美国诗坛吹响革命的号角——惠特曼
这一代的男人和女人们，以及以后的各代人，我和你们在一起。
——惠特曼
他活过了，他死了，而死已不如从前那样可怕了……他所讲述的那些勇敢的话还会像号角那样向那些垂死者响亮地吹奏……他活着时我爱他，他安息之后我仍然爱他。
——罗伯特·英格索尔在惠特曼墓前的讲话
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于1819年出生于美国长岛亨廷顿附近的西山村。他年幼时只在布鲁克林上过5年学，11岁时就当了律师事务所的勤杂工，后来又在几家排字车间学习。1836年至1841年间，他在长岛各地当乡村教师。不久他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与少量诗歌，当了一段时间的报纸编辑，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
1848年是惠特曼一生中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开始决心当一名作家，并更多地转向了音乐、文学、绘画、雕塑等方面。在此之前，他所写的东西只是一个编辑的份内作品，算不得是文学。
这一决心的结果，便是在1855年的美国国庆日这一天，惠特曼自费出版了他的《草叶集》。初版《草叶集》很薄，还不到100页，包括一篇序和12首诗，卷头有一幅惠特曼的铜版像。当时的惠特曼还年轻，他有些随随便便、心不在焉地站在那里对着镜头，一副劳动者的打扮，斜戴着草帽，衬衫领口敞着，嘴上蓄着短须，右手插在裤袋里。这样的形象很能代表他的这部诗集的风格：年轻，有朝气，粗犷，有那么一点肆无忌惮，带有一种自信，自以为是个先知和代言人。他在自序里说的“一个诗人必须和他的民族相称……他的精神应该和他的国家的精神相呼应……”云云，就确实带有点先知的口吻。不过照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位诗坛新人似乎不应该自我感觉这么良好。《草叶集》在评论界招来一片骂声，口诛笔伐的文章要比这部薄薄的册子厚得多。评论家们还都很不客气，有的话还带了一些人身攻击的成分，看上去和骂街已经没什么两样。波士顿的《通讯员》称这部诗集为“浮夸、自大、庸俗和无聊的大杂烩”，作者则是疯子，“除了给他一顿鞭子，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英国人也来凑热闹，伦敦《评论》报认为“作者的诗作违背了传统诗歌的艺术。惠特曼不懂艺术，就像畜生不懂数学一样。”
初版《草叶集》印了1000册，一本都没有卖掉，全送了人。不过似乎没什么人愿意领惠特曼的情，他送惠蒂埃的那本被很干脆地扔进了火里，而朗费罗、洛威尔、霍姆斯等人也都对它不屑一顾，这些早已功成名就的诗人们显然认为，这位外表看上去和他的诗歌（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一样粗野的木匠的儿子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他们的同行。若干年后，当人们回过头再去读爱默生的那封信时，里边的话已不再被看做是溢美之词了，惠特曼和他的《草叶集》确实都当得起这样的评价。这时爱默生早已作古，但《草叶集》却犹如一个不断萌动的有机生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茁壮成长，8次修订，8个版本，到1892年惠特曼逝世前，已出到第9版，里面所收的诗歌也由原先可怜的12首发展成近400首。
几十年间，时代的变迁是巨大的，美国经历了一场内战，罪恶的黑人奴隶制被废除，一位伟大的总统被刺杀，70年代发生了大规模的劳工运动；所有这些都成了充实《草叶集》的重要内容。惠特曼是一个时代的歌手，当狄金森在幽闭的居室中经营自我的诗歌世界的时候，惠特曼经历了他认为应该经历的一切，“这一代的男人和女人们，以及以后的各代人，我和你们在一起”。
林肯之死震撼美国，现在当我们要为当时人们的悲痛和悼念之情找一个合适的注脚时，惠特曼的诗总是被第一个提起。他的那首《啊，船长啊！我的船长》曾被选入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我相信很多和我同龄的人最初接触到惠特曼，就是从这首诗开始的。
评论家们对《草叶集》向来有个共识，那就是认为这部诗集是一个以草叶为象征的有机生命体，“洋溢着希望的绿色素质”。回顾《草叶集》的成长历程，这话是没说错，但我总觉得还不够。我更愿意认同惠特曼自己对《草叶集》的看法，他说：“同志，这不是一本书，谁接触它，就是接触一个人。”这是一句非常感性的话，包含了惠特曼在几十年间经历的无尽沧桑。惠特曼一辈子只出过一部诗集，但已经足够了，因为这部诗集已经足够令他位列美国诗人之王而无愧色。我更想说的是，他为一部书所倾注的那些心血，所承受的那些风风雨雨，已经是他那些一部又一部地出书的同行们所难以想像的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同时代人漠视了他的存在，虽然他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歌唱，但他的歌唱是要付出代价的。《草叶集》的出版从来不是一片坦途，它是书籍检查官眼里地地道道的“淫书”。
1865年夏，惠特曼失去了他在华盛顿内政部的公职，因为新任部长在读到《草叶集》后，认为作者是个不道德的人。就连他的那位知音爱默生也并不总是毫无保留地赞同他。1860年《草叶集》第三版行将推出时，老先生劝惠特曼把其中描写性爱的组诗《亚当的儿女》抽掉，但惠特曼并没有因为知遇之恩而接受他的意见。当出版商们把《草叶集》看做洪水猛兽时，惠特曼就自己排印，自己发行，甚至自己出去兜售，这让人不得不对惠特曼的那种自信和执着感慨万分；《草叶集》能出到第9版绝对是个奇迹，惠特曼没转行去干别的也是个奇迹。现实毕竟不是童话世界，爱默生的褒扬并没有令惠特曼荣名一生，他身后地位崇高，生前却是异常地寂寞孤苦，惟有《草叶集》伴其一生。
惠特曼的诗之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不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接受，绝大部分原因是里面所描写的有关性的内容。当时嫖妓的美国人不在少数，但公开为性爱歌唱的人却很罕见。惠特曼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坦率，特别大胆，他在一首诗里宣布“性包罗一切，肉体、灵魂、意义……世上一切的政府、法官、神、信徒们／这些都包罗在性里，作为它的各部分和理所当然的明证”。他甚至还写到了同性恋，这些在当时清教传统根深蒂固的美国社会中无疑都是惊世骇俗的，惠特曼也因此背上了色情诗人的骂名。100多年后，金斯堡也推出了同样惊世骇俗的《嚎叫》，但他可没有惠特曼那么孤独，金斯堡的狂热信徒之众是生前的惠特曼想都不敢想的。社会风气仿佛是放宽和了。到了今天，惠特曼究竟是不是个色情狂，相信已经很清楚了。在我眼里，《草叶集》始终是一个人的形象，这是个像惠特曼那样的典型的美国男人，从欧洲大陆带来的那种清教徒气质被统统丢掉，不修边幅，有些粗野，充满了七情六欲，但生气勃勃，在艰苦的拓荒生活中时时放声歌唱，尊重女性，同时也毫不掩饰对对方的爱慕与性的渴望。这个美国人为美好的性爱歌唱，就像歌颂平等、民主和自由，同样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不管有没有必要，把有关性的内容抽掉，《草叶集》还是一部伟大的书，不过已失去了很多极具生命力和美国特色的东西。
《草叶集》解放了美国诗歌，甚至对整个英语诗歌来说，它的影响也可以用“革命”二字来形容。当朗费罗等人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还在同欧洲传统亦步亦趋时，惠特曼已创造出了一种富有内在节奏的自由体诗，可以说从他开始，美国诗歌才真正获得了气势磅礴的表现力。后来的美国诗人，比如金斯堡，把惠特曼看做是创作上的导师，是有道理的。
中国的新诗革命有很大一部分功劳也可以归到惠特曼身上，因为旗手郭沫若原本就是他的信徒。终其一生，为了《草叶集》，惠特曼都在进行着战斗，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反对“躲躲闪闪、鬼鬼祟祟、模棱两可，不敢打出鲜明旗帜”的艺术，他的诗歌就是那么的坦率而有力。惠特曼捱了一辈子的穷，晚年中风瘫痪，孤苦地在一个小镇隐居。我相信在那段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惠特曼和他的这部诗集之间已经不光是一种相濡以沫的关系，二者已融为了一体，任何一方倒下，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有的诗人值得你付出自己全部的灵魂去爱他，惠特曼就是这样的诗人。他早就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民族诗人了，除了他那个时代的着名演说家罗伯特·英格索尔在他墓前的讲话外，实在没有别的什么言语能更恰当地表达世人对这位诗人的尊敬和喜爱了：“他活过了，他死了，而死已不如从前那样可怕了……他所讲述的那些勇敢的话还会像号角那样向那些垂死者响亮地吹奏……他活着时我爱他，他安息之后我仍然爱他。”
为娱乐的写作——爱伦·坡
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
——萧伯纳
在美国文学界再也找不到一个比爱伦·坡更加命运坎坷的大作家了。他的一生大多在同命运搏斗的逆境中度过。在爱伦·坡成长的时代，美国文坛文豪辈出，欧文、库伯、梭罗、霍桑和爱默生等等，不一而足，但历史却只给爱伦·坡戴上了天才的桂冠。
1827年5月，位于波士顿市华盛顿街70号的一家小印刷所出版了一本名为《帖木尔及其他诗》的薄薄的诗集。那家印刷所的老板兼工人是个19岁的小伙子，名叫卡尔文·F·S·托马斯，他把自己的名字印在该书的扉页上。那本诗集的作者是个18岁的青年，名叫埃德加·爱伦·坡，但他在诗集上留下的作者署名则是“一个波士顿人”。时光荏苒，那位姓托马斯的印刷商自那之后便销声匿迹并无从查找，而那位匿名作者后来却蜚声文坛并名垂青史。那本收诗10首、只印了大约50册、售价为12美分半的诗集原版，如今只有4册留存于世，早已成了美国文库中的无价之宝。
爱伦·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40年（1809—1849年）。爱伦·坡于1809年1月19日生在波士顿的一个流浪艺人的家庭里。他很小就父母双亡，被他的教父收养。在里士满他养父母的家里，他几乎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家具齐备的房间、最新式样的服装、各种他爱读的书籍。他甚至还有一架养父约翰·爱伦为他买的天文望远镜，并经常约朋友来家和他一起眺望星空。
少年时代的坡遭受过一次打击，那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去世。这女人是坡的同学罗伯特·斯坦纳德的母亲，她端庄美丽，成了坡心中美的偶像。1824年4月，31岁的斯坦纳德夫人病故，坡为此非常伤心，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神思恍惚，常做恶梦，而且多次在夜里到斯坦纳德夫人坟头哭泣。这种“失美之痛”使他后来写出了《致海伦》一诗。就在斯坦纳德夫人去世前后，约翰·爱伦的商行在长时间不景气之后终于倒闭，这段时间爱伦动辄发怒，坡开始感到往日的父爱越来越少。不过约翰·爱伦仍然把坡送进了弗吉尼亚大学，但令人费解的是，当时弗吉尼亚大学每名学生1年的费用约为350美元，而爱伦只给了坡110美元。这导致了坡后来中途辍学并最终与养父决裂，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坡是怀着他的文学梦开始漂泊的。可惜他在波士顿出的那本《帖木儿》无人问津。迫于生计，他化名应征入伍，后来还进了西点军校。可对文学的渴望使他设法离开了军校。在其后的日子里，他为了生活苦苦挣扎。
1849年10月3日，有人在巴尔的摩街头发现了处于昏迷状态的坡，4天后，在美国文学史上，堪与马克·吐温并称的小说家兼诗人爱伦·坡溘然长逝。死之前，他对着头顶阴霾的天空愤愤叫道，“愿上帝保佑我！”这是他向命运第一次乞求宽恕，也是最后一次对之最有力的抗争。
综观爱伦·坡的一生，一直都陷于痛苦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不幸总是接踵而来，他失去双亲，继而失去兄妹，再而失去对其呵护有加的养母、失去爱妻、失去生活保障、最后失去种种生活的理想，致使他的内心始终处于颤栗之中，恐惧占据他心头。“恐惧”是他一生的主题，也成为他所有作品的主题。
在他短短一生写下的不少作品中，文学评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时文坛上，除了詹姆斯·罗塞尔·洛威尔之外，几乎无人可与之抗衡。洛威尔一向不轻易赞扬别人，却把坡誉为“最有见识、最富哲理的大无畏评论家”。当代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也称“坡的文学评论确实是美国文坛上空前的杰作”。
他一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的艺术主张几乎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中，包括诗歌、短篇小说和论文。在这些作品中，他声称“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不是真理。”他认为“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超凡绝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音乐是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对诗人力求表现超凡绝尘的美尤其重要。而在故事写作方面，艺术家就不妨力图制造惊险、恐怖和强烈情感的效果。而且每篇作品都应该收到一种效果。”
坡的小说，特别是恐怖小说，不仅描绘了令人战栗的现象，而且抽丝剥茧地探讨了因恐惧而丧失理智的过程，成为心理分析小说的滥觞。爱伦·坡首开先河创造了四种迥然不同的小说叙述类型：一是恐怖悬疑小说，大多是与异常心理的探讨有关，被视为其代表作的，如《亚夏古屋的崩塌》、《贝瑞妮丝》、《黑猫》和《泄密的心脏》；二是假想故事，虽然不可信但具有寓言性，这方面的作品如《红死病之面具》、《别用你的脑袋跟魔鬼打赌》等；第三类是极为着名的，那就是侦探推理小说，爱伦·坡是侦探小说的鼻祖，着名的侦探小说人物柯南的形象与爱伦·坡《莫格街凶杀案》、《玛莉罗杰奇安》中的杜宾十分相似，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第四类是科学冒险小说，如《热气球轶事》。这四种类型都是爱伦·坡开创的先河。
真正的天才都是不幸者，他们很难得到同代人的理解和赏识。坡曾试图阐释死亡欲望，可在弗洛伊德为其下定义之前，谁会理解这种欲望呢？坡喜欢描写血淋淋的暴力，可在海明威那些短篇小说问世之前，谁会认为暴力小说也是纯艺术呢？坡特别擅长制造恐怖悬念，可那个时代的读者尚不知“心理恐怖小说”为何物。坡不止一次地以双重自我作为小说的主题，可当时评论家的词库中还没有分裂人格这个字眼。坡仰天浩叹青山绿水被高炉浓烟蹂躏，可19世纪的芸芸众生还没有环保意识。
坡俯首嗟叹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可那时的文化人并不热衷于谈论终极关怀。坡在《诗歌原理》中点评平克尼的一首诗歌时说：“不幸的是平克尼先生出生在遥远的南方，不然他早就成了美国的头号抒情诗人。”若平克尼真是生错了地方的话，那爱伦·坡则是生错了时代。这位不幸的天才本该生在我们这个不幸的世纪。似乎坡当时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他在《我发现了》中说：“我不在乎我的作品是现在被人读还是由子孙后代来读，我可以花一个世纪来等待读者……”爱伦·坡谢世已整整150周年，但愿他等来的读者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爱伦·坡葬于巴尔的摩，是一些不相干的人，甚至是对他怀有敌意的人将他安葬的。他们订购了一块厚重的石板，置于曾经很不安分的诗人的墓穴上，他们希望诗人能够就此沉息。当他们将这块石板盖上的时候，它却断裂了。次年春天，石板的裂缝中长满了随风飘来的种子生发的野花，整座坟墓被点缀在朵朵野花、丛丛野草之中。
清教徒时代的悲剧之爱——《红字》
爱总要比恨来得容易，这正是人类本性之所在。……恨甚至会通过悄悄渐进的过程变成爱。
——霍桑《红字》
纳撒尼尔·霍桑出生于新英格兰一名门望族，他家世代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信徒。到他父亲这一代，家境已经大不如前。14岁时，霍桑到祖父的庄园上住了一年。那附近有个色巴果湖，霍桑经常到那里打猎、钓鱼、读书，充分领略自然风光。据他晚年回忆，他的一生以这段时间最为自由愉快，而他的孤僻个性和诗人气质，也是在这里形成的。
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浓重的加尔文教气氛，深深地影响了霍桑，他自幼性格阴郁，耽于思考；而祖先在迫害异端中的那种狂热，则使他产生了负罪感，以致入大学后在自己的姓氏中加了一个“W.”表示有别于祖先。从他12岁以来的日记判断，他在观察及写作上，都是早熟的。
1825年，22岁的霍桑从大学毕业后，回到萨菜姆故居，一住就是12年，把时间全都用在了思考、读书和写作上。由于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他最初的几篇短篇小说都是匿名发表的，他甚至还焚毁了一些原稿。经过长时间的磨练，霍桑终于在1837年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从此以善于写短篇小说而着称。
霍桑的身世和经历是形成他的复杂的世界观和独特的创作思想及手法的直接根源。
《红字》是霍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850年该书问世后，霍桑一举成名，成为当时公认的最重要的作家。
《红字》描写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跟丈夫从英国移居当时尚属英殖民地的美国波士顿。中途丈夫被印第安人俘虏。海丝特只身到美后，迫于生活，被一青年牧师诱骗怀孕。此事，被当地虚伪的清教徒社会视为大逆不道。当局把海丝特抓起来投入监狱，游街示众，还要终生佩带象征耻辱的红色的A字（Adultery：通奸女犯），站在示众台上受审。州长亲自主持了对海丝特的审讯，她所属教区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一个被公众视为最高道德典范的诱骗海丝特的奸夫，也假惺惺地劝说她招出奸夫的姓名。但海丝特宁愿一人受辱，誓死也不招供。在远离社会、远离人群、受尽屈辱的处境中，海丝特孤苦顽强地生活着，全仗刺绣为生。她生活中的惟一支柱是抚养掌上明珠般的女儿珠儿。海丝特这种忍辱负重、代人受过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丁梅斯代尔大为感动，也大受刺激，不久他便心力交瘁地病倒了。而获释归来，一直在暗中侦察底细的海丝特的丈夫罗杰·奇林渥斯医生，在给丁梅斯代尔治病中，已基本了解到了真情，并欲置丁梅斯代尔于死地。为了逃脱，海丝特跟丁梅斯代尔议定在新市长就职那天，带上孩子一同乘船逃走。但此事也被奇林渥斯识破，逃脱不成。于是，丁梅斯代尔在新市长就职那天，携海丝特和珠儿走上示众台，当众宣布了自己诱骗海丝特的事实，并死在海丝特怀抱中。海丝特也从此得到了解放，带着珠儿远走他乡。若干年后，珠儿长大成人，安了家立了业，而海丝特却一人再回到波士顿，仍带着那个红色的A字，把耻辱的红字变成了道德与光荣的象征，直到老死。
小说以两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为题材，但揭露的却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美国社会法典的残酷、宗教的欺骗和道德的虚伪。主人公海丝特被写成了崇高道德的化身。她不但感化了表里不一的丁梅斯代尔，同时也在感化着充满罪恶的社会。至于她的丈夫奇林渥斯，小说则把他写成了一个一心只想窥秘复仇的影子式的人物。他在小说中只起情节铺垫的作用。
小说惯用象征手法，人物、情节和语言都颇具主观想象色彩，在描写中又常把人的心理活动和直觉放在首位。因此，它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被称作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
为了表达深遂的主题，霍桑在自称为“心理罗曼司”的小说中，极尽讽示隐喻和象征比拟之能事。《红字》的故事一开篇，映入读者眼帘的，是“新殖民地的开拓者们”在万事草创之时忘不了与墓地同时修建的监狱，这株“文明社会的黑花从来不曾经历过自己的青春韶华”，因为它“与罪恶二字息息相关”，它那狰狞阴森的外貌，连同门前草地上“过于繁茂地簇生着的不堪入目的杂草”，都增加了晦暗凄楚的色调，然而在这一片灰黑之中，却傲然挺立着一丛玫魂，“盛开着宝石船的花朵”，象征着人类的道德……这种用略带神秘色彩的自然景象烘托环境、渲染气氛和映衬人物心理的手法俯拾皆是。最突出的便是丁梅斯代尔牧师和海丝特及珠儿在夜晚和密林中的两次会见。由红字联系在一起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同时出场，如同戏剧中叠起的高潮，把全书紧织在一个严密的结构之中。
霍桑是一位世界观相当复杂的作家，他选择爱情悲剧作为《红字》的主题，使自己深深陷入难解的矛盾之中。爱情本是人类的天性，但按照基督教义，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智慧之果，懂得了男欢女爱，不再靠上帝创造而由自己繁衍人类，这本身正是“原罪”，至于私情，更触犯了基督教的第七戒。霍桑虽深受教会影响，但自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爱情早已成了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时时受到歌颂，他即使再保守，也不会不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了。于是，书中便处处可见作者难言的苦衷。他虽然谴责不合理的婚姻，甚至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说成是“神圣的贡献”，但不敢肯定不合“法”的感情，更不肯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实际上，霍桑在《红字》中要表达的，是社会现状和人类命运，并借以进一步探讨他所关心的“善”与“恶”的哲理。那座构成《红字》故事中心场景的示众刑台，开始时被描述成“像是教堂的附属建筑”，似是要把社会的丑恶及不人道归咎于宗教，但继而又被描写为“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党人的断头台”，表明了他对社会变革的不解与疑惧。从这一例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以敏锐的目光洞悉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并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他从人道主义出发，把社会的不合理现状和人类的悲惨命运，归结为“善”与“恶”之争，但他的善恶观又深受宗教教条的浸染，成了缠夹不清的空泛议论，说什么“爱总要比恨来得容易，这正是人类本性之所在。……恨甚至会通过悄悄渐进的过程变成爱。”还提出“恨和爱，归根结底是不是同一的东西……”；而书中那种浓重的阴郁色彩，也给人压抑多于振奋的感受。
霍桑所擅长使用的渲染气氛、深挖心理的手法，颇为后世所推崇，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直至犹太作家索尔·贝委和艾萨克·辛格，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等，无不予以运用。单就这一点而论，霍桑对世界文坛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的代表作《红字》不愧为不朽巨着。
《红字》于1850年出版后，翌年便有了德译本，3年后又有了法译本。在它流传的140年间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改编成戏剧和歌剧。我国自30年代以来亦有多种译本问世。
挑战自然的悲剧——麦尔维尔和他的《白鲸》
我写了一本邪书，不过，我觉得像羔羊一般洁白无疵。
——麦尔维尔
《莫比·迪克》（即《白鲸》）的读者大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威拉德·索普
麦尔维尔的祖先是苏格兰的一个名门望族，早在麦尔维尔祖父那一辈，就已经来了美国，并且参加了独立战争，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在他少年时代，父亲破产，家庭一下子从富裕堕入潦倒之中。此后不久，他不得不从银行职员做起，先后做过店员、农场工人和小学教师，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1837年，18岁的麦尔维尔怀着满腔的忿懑和对社会的抵触，逃上了一艘帆船，开始了他的航海生涯。第一次的航海只是激起了他更强烈的愿望，从1841年起，他开始登上捕鲸船做水手了。在随后的3年间，麦尔维尔随着捕鲸船到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大大开阔了眼界。不仅如此，他还和捕鲸船上的其他伙伴一起，同捕鲸船上的专制行为做了一定的斗争，并且还曾因暴动等原因被监禁。后来，麦尔维尔加入了美国军舰“美国号”，在舰上服役，直到1844年他在波士顿上岸，结束自己的航海生涯。
1841年到1844年的航海生涯对麦尔维尔的一生影响很大，而这其中，相当的时间是在捕鲸船上，这样，麦尔维尔的思想基本上被奠定了。坎坷的经历、丰富的生活和强烈的思想构成了以后麦尔维尔写作生涯的基础。他的作品是他生活的写照，也是他思想的写照。
《白鲸》的创作始于1850年2月，终于1851年夏，出版于同年。那年他32岁。这本应是一个辉煌的年纪，还本应创造更大的辉煌。现在的读者无法想像，现在看来这部美国文学史上的史诗之作在当时非但没有引起轰动，还受到了许多的非议。可是，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白鲸》没有给麦尔维尔带来应该给他带来的东西，因为和麦尔维尔同时代的人没有看懂这部作品，更没有认定他在文学上前所未有的价值。在麦尔维尔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了解他，更没有人把他奉为大师，他依旧是一个小人物，靠着微不足道的工作薪水度着余生。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围绕着麦尔维尔，围绕着《白鲸》，一切都是悲剧。创作悲剧作品本身并不是悲剧，只有创作悲剧作品的人成了现实悲剧中的主人公时，真正的悲剧才产生了。1851年，他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白鲸》（又名《莫比·迪克》），但没有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重视，这使他十分失望。《白鲸》之后，麦尔维尔后期作品中比较重要的有小说《彼埃尔》（1852年）、《伊萨雷尔·波特》（1855年）、《骗子》（1857年）、长篇小说《比利·巴德》（死后于1924年被整理发表）和短篇故事集《广场故事》（1856年）。但是以上这些作品在当时都受到读者的冷遇，麦尔维尔本人也几乎被人遗忘。1891年，麦尔维尔在世人的漠不关心中逝世于纽约——他的出生地。死后3天，《纽约时报》才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刊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白鲸》才被麦尔维尔的下一代人读懂，评论家惊讶地说：这是一部旷世之作呀！今天，麦尔维尔和他的《白鲸》是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最被广泛研究的作家和着作之一。
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是有时比拟为作者的伊什梅尔，他受雇于“裴廓德号”出海猎鲸，船长亚哈是个狡猾老练的水手，计划向一只前次航行中毁了他一条腿的白鲸莫比·迪克复仇。大副斯达巴克试图说服亚哈放弃复仇计划，但疯狂的老人胁迫他遵从命令。在寻找莫比·迪克的过程中，他们捕到一些鲸鱼，并与几条捕鲸船相撞。后来，他们发现了白鲸，亚哈在与之交战3昼夜后，用鱼叉刺中莫比·迪克。白鲸被激怒，将“裴廓德号”撞沉，所有水手中只有伊什梅尔被救起，得以讲述此故事。
主人公亚哈船长和白鲸莫比·迪克是一对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集中代表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强烈的冲突。用我们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衡量，这个冲突的发生是客观的、必然的、不可回避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非常形象化的体现。亚哈船长是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代表，是人类派来征服自然的。他是普通的人，却有着普通人所没有的坚毅刚强和不为名利所动的种种美德，但同时，在他的身上我们还发现了疯狂、自私、刚愎自用等种种劣迹，使我们对这一形象产生了全面立体的认识。从他的美德看，他近乎神明，让人信奉和激动不已；从他的阴暗的一面看，他又越来越接近莫比·迪克而成为了一个恶魔，让人感到可憎又可怕。正因为如此，亚哈船长才是一个真实而强大的人，只有他才能完成人类所赋予的剿灭白鲸的使命。
对于亚哈来讲，这使命是神圣的，是历史性的。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是由无数个剿灭白鲸一样的过程组成的，每一个过程都有一个亚哈作为领袖。这领袖非亚哈莫属。因为亚哈既强大威严得像一个神，又确实是一个人。人类不可能依靠神力来征服和改造自然，那只是被称作神话的美好愿望。亚哈担起了进击自然的使命，它赢得了所有勇敢的人的尊敬和爱戴，他招致在自然面前缩首缩脚的懦弱的人的恐慌甚至憎恨。于是，人类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并且一步步加剧，仅次于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内部的矛盾，必须克服自身的种种弱点，只有这样，才能在与自然的较量中获得成功。
亚哈船长剿灭白鲸的过程包括了以上种种的因素。“裴廓德号”是人类社会本身的一个高度概括，是那个年代人类状态的一个缩影。亚哈船长剿灭白鲸的过程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的一个浓缩，是无数次殊死斗争中的一次。白鲸莫比·迪克是自然的代表，当然它也是自然阵营中最杰出的代表。莫比·迪克是一种自然力量的象征，是同样强大的自然的一种具体体现。自然由强大的莫比·迪克和无数个平庸的其他组成，正像人类由强大的亚哈和无数个平庸的斯达巴克、斯塔布和弗拉斯克组成一样。自然是丰厚和大度的，它是人类的依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库，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失去了它，人类将不复存在。自然是吝啬的，它从来都不主动给人类什么，人类从它身上得到的一切，都是靠着自己索取甚至掠夺而实现的。
所以，人类搞不清自然究竟是人类的恩人还是仇人，还是时而是恩人时而是仇人，这一点，恐怕它自己也搞不清楚，因而才如此的矛盾重重。但是，仅就大鲸而言，自然和人类的冲突只可能是你死我活的，因为，人类行为方式在大鲸的身上只体现出对自然最残酷和最无道的一面，同样，大鲸所回报给人类的也只有殊死的反抗和阴险的报复。
在这样无数的矛盾之中，无数的冲突产生了。莫比·迪克充当着自然界的酋长，自命为自然的守护神，因而亚哈和莫比·迪克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自然与人类的冲突中，结局的胜负是事关重要的，它影响着世界的前途，自然也决定着人类和自然的命运。最终亚哈和莫比·迪克同归于尽了。人类和自然谁也征服不了谁，他们就像是地球的两个极一样，互为依靠，互为补充，维持着世界的运转。人类和自然，是做敌人还是做朋友，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逝去了的亚哈和莫比·迪克解决不了这个难题，现代人不知能否解决。人类如何面对自然，是人类所永久面临的一个话题，是人类能否保持自身的一个关键。
《白鲸》是伟大的作品，是力量和思想的所在，是美国文学史上的史诗之作。作者从富有到贫困的转折决定了他坎坷而闪耀着光彩的命运，而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断抗争，则决定了他人生的力度和作品的力度。
挑起一场大战的小说家——斯托夫人
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亨利·朗费罗
我在书中只是概略地描述了这个民族的痛苦：家庭破碎使多少人心灵受到摧残和折磨！这种痛苦是如此无助和悲哀，甚至会使人濒临崩溃的边缘。许多在世的老人在回忆中仍然留有过去凄惨的印迹：迫于奴隶制的压榨和冷酷行径，有的母亲为了免遭生离之痛，被迫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再自杀。美国政局的立场和基督教义都维护奴隶主阶层的利益，那么，我们怎能尽述沿海地区的无数悲剧呢？
——比彻·斯托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前夕，总统林肯接见了一位女士，并称她为“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部书就是《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位“小妇人”就是斯托夫人。
比彻·斯托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曾经做过教师。她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宗教思想、舅舅的自由党信仰和司各特浪漫主义小说的影响，在学生时代即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她在辛辛拉提市住了18年，与南部蓄奴的村镇仅一河之隔，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逃亡的黑奴。奴隶们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她深深的同情。她本人也去过南方，亲自了解了那里的情况，《汤姆叔叔的小屋》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此书于1852年首次在《民族时代》刊物上连载，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人们无与伦比的欢迎，仅第一年就在国内印了100多版，销了30多万册，后来被译为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汤姆叔叔的小屋》讲述的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故事从一个奴隶主与一个奴隶贩子的讨价还价中开始。美国肯塔基州的奴隶主谢尔比在股票市场上投机失败，为了还债，决定把两个奴隶卖掉。一个是汤姆，他是在谢尔比的种植场出生的，童年时就当伺候主人的小家奴，颇得主人欢心，成年后当上了家奴总管，忠心耿耿，全身心维护主人利益。另一个要卖掉的奴隶是黑白混血种女奴伊丽莎的儿子哈利，伊丽莎不是一个俯首帖耳死心塌地听主人摆布的奴隶，当她偶然听到主人要卖掉汤姆和自己的儿子哈利后，就连夜带着儿子在奴隶贩子的追捕下跳下浮冰密布的俄亥俄河，逃到自由州，再往加拿大逃奔。她丈夫乔治·哈里斯是附近种植场的奴隶，也伺机逃出来，并与妻子汇合，带着孩子，历经艰险，终于在废奴派组织的帮助下，成功地抵达加拿大。
汤姆却是另一种遭遇。他知道并支持伊丽莎逃走，但是他自己没有逃跑。由于他从小就被奴隶主灌输敬畏上帝、逆来顺受、忠顺于主人这类的基督教说教，对主人要卖他抵债，也没有怨言，甘愿听从主人摆布。他被转卖到新奥尔良，成了奴隶贩子海利的奴隶。在一次溺水事故中，汤姆救了一个奴隶主的小女儿伊娃的命，孩子的父亲圣·克莱从海利手中将汤姆买过来，让他当了家仆，为主人家赶马车。汤姆和小女孩建立了感情。不久小女孩突然病死，圣·克莱根据小女儿生前愿望，决定将汤姆和其他黑奴解放。可是当还没有来得及办妥解放的法律手续时，圣·克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被人杀死。圣·克莱的妻子没有解放汤姆和其他黑奴，而是将他们送到黑奴拍卖市场。从此，汤姆落到了一个极端凶残的“红河”种植场奴隶主莱格利手中。莱格利把黑奴当作“会说话的牲口”，任意鞭打，横加私刑。汤姆忍受着这非人的折磨，仍然没有想到要为自己找一条生路，而是默默地奉行着做一个正直人的原则。这个种植场的两个女奴为了求生，决定逃跑，她们躲藏起来。莱格利怀疑汤姆帮助她们逃走，把汤姆捆绑起来，鞭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但是汤姆最后表现出了他对奴隶主的反抗，什么都没有说。在汤姆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过去的主人、第一次卖掉他的奴隶主谢尔比的儿子乔治·谢尔比赶来赎买汤姆，因为汤姆是小谢尔比儿时的仆人和玩伴，但是汤姆已经无法领受他过去的小主人的迟来的援手，遍体鳞伤地离开了人世。乔治·谢尔比狠狠地一拳把莱格利打翻在地。就地埋葬了汤姆。回到家乡肯塔基后，小谢尔比就以汤姆大叔的名义解放了他名下的所有黑奴，并对他们说：“你们每次看见汤姆大叔的小屋，就应该联想起你们的自由。”
《汤姆叔叔的小屋》既描写了不同表现和性格的黑奴，也描写了不同类型的奴隶主嘴脸。它着力刻画了接受奴隶主灌输的基督教精神、逆来顺受型的黑奴汤姆；也塑造了不甘心让奴隶主决定自己生死的具有反抗精神的黑奴，如伊丽莎和她的丈夫乔治·哈里斯。同时，也揭示了各种类型的奴隶主的内心世界和奴隶主不完全相同的表现。这本书通过对汤姆和乔治·哈里斯夫妇这两种不同性格黑奴的描述，告诉读者：逆来顺受、听从奴隶主摆布的汤姆难逃死亡的命运，而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乔治夫妇却得到了新生。
斯托夫人认为奴隶制度的存在是美国最大的时弊和耻辱，她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万恶的奴隶制度还要存在多久？这部小说也像炸弹一样震惊了整个美国。《汤姆叔叔的小屋》为废奴运动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它造成的巨大的社会舆论大大推动了美国废奴运动的发展；这部小说的出版和1859年爆发的以黑奴约翰·布朗为首的奴隶起义成为南北战争前夕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个时候，敏锐的人们已经能够隐隐听到一场伟大的战争的隆隆炮声。
从领航员到作家——马克·吐温
他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的缘故了。因为这一点点的反抗，就使现在新土地里的儿童，还笑道：马克·吐温是我们的。
——鲁迅《<夏娃日记>小引》
马克·吐温（1835—1910年），美国19世纪最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文学上的林肯之称。他原名塞缪尔·兰格洪·克莱门斯，生于密苏里州一个不大的村落里。马克·吐温的父亲是地方法官，经济收入不多，家庭负担颇重。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全家迁移到密西西比河岸边的肯尼波尔城。这里是一片几乎未经开垦的处女地，满目荒凉。童年的塞缪尔经常跑到附近的一个农场里，和一群小孩子一起，偷偷地去游泳，捕捉响尾蛇和蝙蝠，采集榛子和野山莓。同时他和那里的黑人交上了朋友，每到傍晚，就和孩子们一起围坐在黑人丹尼尔大叔身旁，听他讲述动听的故事。塞缪尔热爱这些勤劳朴实的黑人，尊重他们的智慧和品格，甚至把丹尼尔大叔看做是人类高尚品质的化身。肯尼波尔城是哺育塞缪尔童年的摇篮，他在这儿找到了欢乐，找到了知己，找到了以后创作的丰富的素材。
塞缪尔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12岁的塞缪尔被送进肯尼波尔城的印刷厂当了学徒。这里仅供吃穿，不发工钱。他比老板矮半截，却穿着老板给的肥衣长裤，简直就像钻进了帐篷里一样。后来，他离开了这家印刷厂，做了一名流浪的排字工人，来往于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各个城市。在密西西比河上，他经常听到轮船上的水手们测量水深时喊道：“马克·吐温！”意思是说水有“两寻”深（“寻”是英美长度的旧称，一寻合1.829米）。领航员听到这种喊声就放下心来，引导着轮船安全行进。他把领航员看做是密西西比河上的“国王”和“主宰”，十分羡慕这个职业。后来经过刻苦努力，他掌握了领航技术，做了领航员。他漂流在大河上下，接触到各种脸谱的人物，洞察他们的心灵，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性格，长了许多见识。他开始写些小文章在地方报纸上发表，并且用水手喊的那句话“马克·吐温”作为笔名。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打响了。马克·吐温真正的文学活动开始于这场战争之后。他的主要作品有：《傻瓜出国记》、《竞选州长》、《汤姆·索亚历险记》、《王子与贫儿》、《密西西比河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给坐在黑暗中的人》、《使用私刑的合众国》、《战争祈祷》等等。1875年，在《汤姆·索亚历险记》脱稿后，马克·吐温即着手写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开始时进展顺利，不久却难以为继，中道搁浅。再次历经6年的酝酿构思之后，马克·吐温终于重新握笔，一气呵成，1884年，小说问世。这部“姗姗来迟”的小说是马克·吐温最成功的作品。海明威认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也是最佳的一部书，现代美国文学源出于此。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通过黑奴吉姆为了摆脱被奴役、被出卖的命运，从蓄奴主那里逃跑出来到处流浪的故事，表现了作者对于处在奴隶地位的黑人们的不幸遭遇和悲惨生活的无限同情，同时，还谴责了蓄奴主的暴虐无道和罪恶的种族歧视。
作品中的中心人物哈克，是个天真的白种孩子，他质朴、善良、勇敢而有心计。由于讨厌资产阶级的虚伪客套，经常遭到父亲的毒打，为此，他逃了出来，想去过一种罗曼蒂克的冒险生活。在路上，他遇到从蓄奴主那里逃跑出来的黑奴吉姆。按照美国宪法规定，白人发现逃跑的黑人奴隶，应该告发，哈克却没有告发吉姆。但是哈克却也像一般白人那样歧视、戏弄他。在以后与吉姆的相处中，他发现吉姆诚挚忠厚，“倒是个挺好的黑人哩”，于是同吉姆成了知心朋友。不但不再戏弄他，还主动帮助吉姆逃走。在哈克身上体现了一种真诚的友谊。至此哈克经过思想斗争，成为一个具有“健全的心灵”，而不论种族、肤色，主张人人平等的有民主思想的人。
作品的另一个人物吉姆，是一个勤劳、善良、纯朴、诚实、忠厚的黑人奴隶。他不安于被奴役的命运，逃出了蓄奴主的魔掌；他不畏艰险，勇敢而坚强；他向往自由、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思想。为了争得做人的地位，他历尽千辛万苦。他既没有卑躬屈膝之态，也没有奴颜婢膝之言。这是一个敢于斗争、不怕困难、不避艰险、向往自由的黑人形象。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较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活动，极度夸张的手法，使作品具有诙谐、幽默、滑稽可笑、漫画化的风格。由于作者看不到种族压迫的阶级实质，所以在小说中对黑奴的解放采取了道德感化的阶级调和的态度。
后来，马克·吐温对小说的主题思想作了这样的归纳：“健全的心灵与畸形的良心发生了冲突，良心被打败了。”反对蓄奴制的主题不始于马克·吐温，在他以前，前人多有反映，然而，从批判良心的高度来反对蓄奴制，在美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回，就是在美国思想史上也绝少有先例。这表现了马克·吐温的过人胆识。
马克·吐温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当1900年爆发义和团反帝斗争时，他称赞义和团说：“中国人当中只有他们爱国，我希望他们成功。”他反对“入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要求“让中国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美国人民尊马克·吐温为“我们文学上的林肯”。他说“工作是世界上最大的快乐”，他一生都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不愿意把“真理带到坟墓里去”。1910年4月，他病在榻上。临终前，他口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恨，让速记员记下来，准备发表于天下。4月21日，这位文坛泰斗溘然长逝了。
诊断西方现代文明的预言诗人——艾略特
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避却情感，诗不是表达个性，而是避却个性。
——艾略特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艾略特
“他在宗教上是英国国教式的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是保皇派，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他还倾向于纳粹的反犹太主义，蔑视民主，讨厌不学无术的普通人。他真实地反映了一战后西方青年的精神状态。他就是生于美国，成长于美国，而后来又加入英国国籍的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诗人于1888年9月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祖父是华盛顿大学的创办者，父亲是砖瓦商，母亲夏洛蒂·斯特恩斯是位诗人。1906年，艾略特进入了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受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的反浪漫主义观点影响很深。1910年，艾略特去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听过柏格森的哲学课，接触到波德莱尔、拉弗格和马拉美等作家的象征派诗歌。1911年，艾略特又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印度哲学和梵文。1914年去德国求学，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辍。1915年开始定居英国伦敦，在牛津大学学习希腊哲学，并在海格特学校教拉丁文和法文。1917年至1925年，艾略特在劳埃德银行供职。他还曾于1917年至1919年担任杂志《自我中心者》的助理编辑。1922年创办颇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季刊《标准》，任主编一直到1939年。1927年，艾略特放弃美国国籍，加入英国国籍，并参加英国国教会。艾略特还曾长期担任费柏出版公司董事，直到1965年1月4日逝世为止。
艾略特的诗，受法国象征派、英国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剧作家和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影响，打破了欧美诗歌的传统手法，抛弃了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和直抒胸臆的写法，他强调要通过“客观对应物”，用象征和暗示的方法来反映情绪。他的诗意象清晰、准确，语言口语化，富有韵味。诗人这一时期的诗作，通过新的艺术表现方法，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美上流社会人物的精神空虚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诗人表现了一个青年男子普鲁弗洛克在求爱中的矛盾心理，他想去求爱，但又不敢向女人吐露心曲。他不仅缺乏勇敢，而且怀疑人世爱情的价值。诗篇用自嘲的写法，引用大量的典故，运用新奇的比喻和多种对照，反映了上流社会中的一个庸碌青年的精神面貌。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作是1922年的长诗《荒原》。这首诗值得一读，是因为它曾经轰动一时，其影响之大之深是现代以来西方诗界从未有过的。《荒原》主要反映战后西方悲观绝望的情绪和精神贫困，描述宗教信仰淡薄的西方文明的衰落，急切地表述了个人内心的焦虑，发出对荒原世界和荒原人的一次新的救赎的呼喊。那颓败废弃的荒原显然有极深的象征意义，它是一个社会和个人的复合体，被评论家视为以个人自由开始并以对时代的概括为结合的长诗。
作者在《荒原》中揭示了西方社会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已干涸得像一片“荒原”。干旱之地，赤土千里，没有水，长不出庄稼。大地苦旱，人类的心灵更加干涸，失去了信仰、理想，精神空虚。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和对未来的希望。《荒原》共5章，分别为《死者的葬仪》、《对奕》、《火诫》、《水里的死亡》、《雷霆的话》。《荒原》集艾略特这一时期艺术技巧的大成。作者以鲜明的形象，通过暗示、象征和自由联想，构成了一部思想和情调一致的完整诗篇，成功地表现了主题。全诗很少用韵，大多数是有节奏的自由体诗，语言变化万千，除英语外，还直接援引了德、法、西、希腊、拉丁和梵文6种文学，把名篇大作、里巷歌谣、历史掌故融合一体，不仅使诗篇五彩缤纷，而且还带上异国情调和盎然的生活情趣。《荒原》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诗歌技巧的限制，而且还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
《荒原》于1922年10月发表在诗人自己编辑的《标准》创刊号上。美国诗人威廉斯大为震惊，宣称：“它结束了我们所有的欢乐；它如同一颗炸弹，瞬间毁灭了我们的世界。”《荒原》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它业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走向堕落和空虚的代名词。《荒原》的经典性的地位，是诗人于1948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直接原因，也使得20年代以后的诗界进入“艾略特时代”。
1927年以后，艾略特的诗歌创作进入第二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带有更多的宗教色彩。作者无法摆脱社会矛盾，企图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这一时期的诗，在内容上大多是消极的，但在艺术上又有新的特点：诗歌结构严密，暗喻虽复杂，但不故意惊人，具有冥幻、自然、和谐的诗歌风格。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四个四重奏》。《四个四重奏》写于1935年至1941年。作者借用英国一座乡间住宅玫瑰园遗址“诺顿”，艾略特祖先在英国居住过的村庄“东科克”，美国马萨诸塞州海边一组礁石“萨尔维奇斯”和17世纪英国一座教堂“小吉丁”为题，组成一组哲学宗教性长诗，表现了人类历史周而复始，绕着天主的意志循环不已的思想，并宣扬基督教的服从精神。长诗在艺术技巧上比《荒原》有进一步发展，文字更自然流畅，语言节奏性更强，被认为是艾略特的登峰造极之作。
艾略特被誉为现代文学批评大师。他早在1915年就开始写文学评论。1920年出版第一本文学论文集《圣林》，以后又编了《论文选集》(1932年出版，1951年修订)和《古今论文集》(1936年)等。他重要的批评着作有《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年)、《玄学派诗人》(1921年)、《批评的功能》(1923年)和《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1932年)等。
艾略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实践中的诗人的批评。他的文艺理论是很丰富的，最突出的是“非人格化”的理论。艾略特认为诗歌不能当作主观的自我表现，他说：“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避却情感，诗不是表达个性，而是避却个性。”因为在他看来，作品与作家无关，作品只是客观的象征物。他认为诗人的感情要想进入作品，必须要经过一番转化，转化为非人格的东西，也就是要脱离自己的人格，转化为普遍性的艺术性情绪。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更接近于科学。要做到这种“转化”，艾略特认为这需要有高度的艺术表现技巧。为此他提出了一条“客观对应物”表现情绪的创作方法，也就是把客观事物，如各种事件、情景、掌故和引语，搭配成一幅图案来间接暗示或象征某种情绪，造成某种艺术效果。
1948年，艾略特“因为对当代诗歌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所起的先锋作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建筑者——威廉·福克纳
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莎士比亚《麦克白》
我相信人类不仅能延续，而且能战胜一切而永存。人类不朽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他能永远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权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永恒。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福克纳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说
福克纳在写《喧哗与骚动》的时候，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这部他最重要的小说的诞生也没有使他一夜成名，但是，他的影响却在逐步增长。他194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死后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谈论意识流小说，就不能不谈他的《喧哗与骚动》，谈论福克纳虚构的着名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就无法回避《喧哗与骚动》。
威廉·福克纳（1897—1962年）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出生在南方一个没落的庄园主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参加过加拿大皇家空军。复员后，上了一年大学，以后做过各种工作，同时业余从事写作。他最早的两本小说是当时流行的文学潮流影响下的作品，本身没有太多的特点。从第三部小说《沙多里斯》（1929年）开始，才形成自己独特的题材与风格，即不断写“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即他所虚构的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个县的中心是杰弗生镇。福克纳后来的作品，除了少数几部之外，都以这个县和杰弗生镇为背景。福克纳的这套“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由15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小说组成。书中的主线是若干个家族的兴衰荣辱。这里有康普生等庄园主世家，有斯诺普斯这样的暴发户，有本德仑这样的穷白人农户。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黑人、印第安人以及白人商人、牧师、律师、医生、军人、妇女等等。据统计，福克纳笔下有名有姓的人物一共有600个，其中较为饱满完整的有100多个。这些长、短篇小说本身是独立的，但彼此又多少有些衔接、联带关系。主要人物也在各书中穿插出现。在这套“世系”中，福克纳对两百年来美国的南方社会作了写照。南方社会的变迁，各阶级、阶层人物社会地位的浮沉升降，各种类型人物精神面貌的变化，都可以从福克纳笔下见到映影——当然，不一定是十分客观的映影。
《喧哗与骚动》(1929年)是福克纳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也是福克纳花心血最多，自己也最喜爱的一部作品。书名出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的有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故事发生在杰弗生镇上的康普一家。这个家庭曾经显赫一时，黑奴成群，如今已经没落，只剩下一幢破败的宅子，黑佣人也只剩下老妇人迪尔西和她的外孙勒斯特。康普生先生是1912年去世的。他在世时算是一个律师，但从不见他接洽业务。整天醉醺醺，发一些愤世嫉俗的空论，把悲观失望的情绪传染给大儿子昆丁。康普生太太冷漠自私，无病呻吟，拖累和折磨全家人。这个家庭没有丝毫的温暖。女儿凯蒂可说是全书的中心，虽然没有单为她开辟一章，但书中一切人物的所作所为都与她有关。物极必反，从古板高傲、循规蹈矩的家庭中，出现了她这个放荡的女子。她行为不检点，先和一个暴发户子弟私通，后来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体面人家，但是，真相揭穿后，夫家将她驱逐出门。她给康普生家留下女儿，自己则去大城市，成为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
哥哥昆丁和妹妹凯蒂关系很好，他作为一个没落家庭的最后一个道德的维系者，生性高傲、敏感而孱弱，竭力要挽救家族的名誉。当家族丑闻暴露后，他站出来，居然承认这个私生女是自己和妹妹私通的产儿，试图把妹妹屈就于暴发户子弟的反传统的道德观，转化为贵族世家内部的乱伦关系；在凯蒂出嫁后，他投河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