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无限的光芒同他的光芒永相联系结合。
——歌德《悼席勒》
海涅曾经说过：“他为革命的伟大理想而写作，他摧毁精神的巴士底监狱，他建筑自由庙宇，他建筑那个把各民族团结为一个唯一的兄弟集体的伟大庙宇。”这位被海涅给予崇高评价的诗人便是席勒。
席勒1759年11月10日生于德国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从1776年起，席勒即在杂志上发表一些抒情诗作。1781年《强盗》的出版使席勒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颗新星。
作者称剧中主人公卡尔为“通过自己的心灵，学习莎士比亚的风格写成的”一个形象。卡尔因弟弟弗兰茨的离间，不容于家庭而沦为强盗。作者用浓烈的色彩，歌颂了哥哥的正直豪侠，揭露了弟弟的阴险凶狠。作品揭露了当时政治和宗教的腐败黑暗。恩格斯称这部剧是“对于一个敢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胸襟豁达的青年的赞美”，它是一部“暴君见了定要焚毁的书”。演出的成功使已经平静下来的狂飙突进运动又掀起了新高潮。
当地的公爵禁止席勒继续创作戏剧，席勒逃到曼海姆附近的一家小客店，用了7个星期的时间，写成第三部剧本《路易丝·密勒林》，后改名为《阴谋与爱情》。
《阴谋与爱情》在1784年4月演出。《阴谋与爱情》的演出重现了《强盗》演出时的盛况。这部市民悲剧描写某邦宰相儿子斐迪南爱上了乐师女儿路易丝。宰相和秘书用阴谋破坏俩人的爱情。斐迪南中计，毒死了自己和路易丝。宰相归罪于秘书，秘书揭发宰相害死前任的罪行，两个歹徒暴露了彼此的凶残面目。这是席勒青年时代最成功的一部剧本，反映了当时德国统治阶级政治的腐败，生活的侈糜，精神的空虚，宫禁的秽行。这部剧演出的成功给处在困境中的席勒以精神上的鼓舞。
此后席勒到了诗人汇集的文艺中心魏玛，在这里席勒与歌德相识。他们在一次科学报告会之后相遇，成为深交。歌德已经衰惫的创作精力经席勒的激荡而又旺盛起来，开始了“第二次青春”；席勒在歌德的帮助下开始面对现实写作。
1799年席勒完成了剧本《华伦斯坦》三部曲，这是席勒最长的一部历史剧，取材于30年战争史。剧本忠实地描写客观史实，控诉了战争罪恶，表达了德国人民要求建立和平统一的国家的愿望。1803年，席勒完成他的最后一部剧作《威廉·退尔》。当时拿破仑的侵略战争激发了席勒对祖国和自由的热爱。他把1307年冬瑞士人民结盟推翻奥皇统治的史实和瑞士民间关于退尔的英雄传说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出一个反抗异族统治和封建统治、进行解放斗争的英雄。它是一部有高度现实意义的爱国剧本，唤起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和反抗外侮的有力呼声。
德国新诗的“第一只夜莺”——海涅
我是革命的儿子，我又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我要头戴花冠去作殊死的斗争，还有七弦琴，把七弦琴递给我，我要唱一支战歌……话语有如燃烧的群星，从天空射到地面，焚毁宫殿，照亮茅舍……我心里充满了欢乐和歌唱，我浑身变成了剑和火焰。
——海涅
在19世纪的德国文坛上，海涅居于突出显赫的地位。他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杰出的政论家和思想家，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海涅出生在莱茵河畔杜塞多尔夫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幼小的海涅最喜欢听人们讲述拿破仑的故事，他崇拜拿破仑，对于普鲁士的封建专制非常痛恨。
19世纪40年代，德国平静的背后孕育着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海涅完全站在斗争的前列，与无产阶级同呼吸、共命运，和青年马克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一时期，海涅写出了他一生最成熟的作品——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是一部政治抒情诗，它是诗人于1843年冬和1844年秋两次回国时由旅途见闻触发灵感而写成的作品，也是他与马克思之间友谊结出的硕果。
1843年10月海涅在法国流亡12年之后重回德国。12年后的祖国，依然是四分五裂、停滞不前，封建反动统治依然如故，进步的社会运动惨遭镇压。对此，海涅极为愤懑。在长诗中，海涅利用梦境、幻想、童话与传说，对德国的封建反动制度进行揭露、讽刺与鞭挞，指出它腐朽、没落、灭亡的必然趋势。德国的反动政府还企图用假象、伪善与诡辩来掩盖自己的腐朽，将德国的封建制度长期保存下去，在作者看来这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童话般的幻想。既然是幻想，那么他的命运就必然要破灭。这就是长诗题目的寓意所在。诗人又用萧条的冬天来象征德国社会的停滞，所以在“童话”之前冠以“冬天的”形容语。
这篇诗体游记形式的作品共27章，融现实和浪漫于一体。第一章开始写诗人经过12年流亡生活回到祖国时的激动心情，但诗人听到的依然是反动浪漫主义绝望的曲调。与之相对立，诗人唱出了一支宣传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歌”。从第二章开始，诗人就对德国的封建反动统治，特别是对普鲁士的政府、军队、天主教会、德国的自由主义派别和庸俗的资产阶级市侩等进行攻击。长诗的结尾表达了诗人的信念：“伪善的老一代在消逝”，“新一代正在生长”。
长诗抒发了诗人对德国反动统治的刻骨仇恨。长诗无情地揶揄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在戏谑性的描写里暴露了普鲁士豢养的军队、宪兵的愚昧与顽固，并尖锐地揭露出教会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科隆大教堂是禁锢人民精神的牢狱。尤其引起诗人痛恨的是普鲁士国徽上的鹰，它是反动普鲁士的象征。诗人发誓这只鸟一旦落入他的手中，他就揪去它的羽毛，切断它的利爪。诗人号召受到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莱茵人民起来杀死普鲁士这只反动的鹰。
长诗通过描写封建帝王的幽灵——红胡子大帝的传说，抨击了弥漫于德国社会的反动倒退的逆流，批判了德国的自由主义派别。红胡子大帝的传说在德国广为流传，封建反动统治者用它来美化君主制，流露出他们妄想通过普鲁士王朝战争来统一德国的反动企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完全把他们统一德国的幻想寄托在普鲁士君主身上，因此红胡子大帝就成了他们梦想中的皇帝。在长诗中，海涅通过梦中与红胡子大帝的对话以及对它周围环境的描写，以极其尖锐的讽刺形式，戳破了这个浪漫主义梦幻性的传说，使它露出了君主复辟的反动面纱。诗人唱出了皇帝早已过时，“没有你我们也将要解救自己”这样光彩夺目的诗句。
长诗通过汉堡守护女神的形象讽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中庸。长诗中汉堡守护女神汉莫尼亚的形象，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汉堡是个自由城，资本主义发达，但资产阶级并没有进行革命的勇气与毅力。“德国的资产阶级知道，德国只不过是一个粪堆。但是他们处在这个粪堆中却很舒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粪，周围的粪使他们感到很温暖。”汉莫尼亚美化德国的过去，对于它的逝去表示惋惜：美丽的诗正在消逝，人们再也享受不到沉思的寂静和牧歌的幽情。她并向诗人夸耀现在“我们正在进步”，书报检查也不再严格，儿孙们吃得饱、喝得够。与之针锋相对，海涅指出“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来治疗德国的“重病沉疴”，表明要用革命手段变革社会的态度。长诗抒发了诗人盼望德国革命烈火早日到来的迫切心情。
诗人回到祖国后，听到的依然是消极浪漫主义用来欺骗人民的“断念歌”与“催眠曲”，与之相对立，诗人唱出了一支新的歌，更好的歌，号召人民不要再等待什么“天国的幸福”，而要在地上建立起天国：“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我们再也不要挨饿。”诗人热烈期望欧洲革命的到来。对祖国与欧洲未来革命的向往，使诗人产生了强大的力量。在第六、七章里诗人通过描写“黑衣乔装的伴侣”深刻表达了思想必须见诸行动，以及通过暴力推翻封建反动统治的革命思想。第十二章中，诗人回击了资产阶级激进派对他的诬蔑，表明了自己忠于革命的立场：“我永远是一只狼，我有狼的牙齿和狼的心”，“我是一只狼，我也将要永远嗥叫，跟着狼群——。”在最后一章中，诗人表达了旧时代正在消逝，而新时代正在生长的信念。
与丰富的内容相适应，这部诗体游记在艺术表现上也多彩多姿。虽然内容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但毫无宣传品的意味和令人枯燥的感觉。在描写德国的现实时，时时飞腾到幻想的境界、又不时地回到现实生活的描绘中来。现实与幻想相交织，构成了长诗十分独特的风格。在长诗里，诗人写了那么多的梦境与幻想，但从梦境与幻想中可以看到德国的现实与诗人的思想。诗人的讽刺尖刻而俏皮，笔锋所指，一针见血，酣畅淋漓。
德语文学的世纪经纬——里尔克
勒内·玛里亚·里尔克极不适宜这个时代。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没做别的，他只是使德语诗歌破天荒第一次臻于完美罢了。他不是这个时代的巅峰，他是层峦叠嶂中的一座，在这群山上，精神的命运超越了各个时代远去……他属于德语文学的世纪经纬，而不是属于时光的世纪经纬。
——罗伯特·穆西尔
在西方现代文学的星空中，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名字是一颗耀眼的新星。尽管在长长的诺贝尔奖名单中找不到他，但他的光焰却比这个名单中至少一半的人都更为明亮。他是一位以沉思的形象屹立于文坛的诗意哲学家，他不但和卡夫卡等人一起使得本世纪初的德语文学发出熠熠异彩，而且与乔伊斯、艾略特、瓦雷里等人携手开辟了人类思想的新天地。
里尔克（1875—1926年）生于奥地利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大学攻读哲学、艺术与文学史。1897年大学毕业后怀着孤独、寂寞的心情遍游欧洲各国，会见过托尔斯泰，给大雕塑家罗丹当过秘书，并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等人的影响。
里尔克的早期创作具有鲜明的布拉格地方色彩和波希米亚民歌风味。欧洲旅行之后，他改变了早期偏重主观抒情的浪漫风格，开始创作以直觉形象象征人生和表现自己思想感情的“咏物诗”，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表示抗议，对人类平等互爱提出乌托邦式的憧憬。着名作品有借赞美上帝以展现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精神矛盾的长诗《祈祷书》（1905年）、《新诗集》（1907年）和《新诗续集》（1908年）。晚年，他的思想更趋悲观。代表作为长诗《杜伊诺哀歌》（1923年）和诸多十四行诗。
里尔克最本原、最重要的体验是在喧嚣尘世间的孤独感。他一生都在旅行，漂泊四海，不停地寻找着自己的“第二故乡”或者说真正的故乡——他出身的布拉格对他来说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他的日记体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记事》以一个“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故事结尾，这里面也有现实中诗人的影子。是的，他本人就是一个“离乡背井的”现代人，失落感与他如影随形，他一刻不停息地寻找心目中真正的故乡却又将孤独感奉若神明，对他来说，孤独感已经深深渗尽了他的创作中。
里尔克一生都生活在“恐惧”的包围之中，他通过笔下人物之口叫喊道：“我们怎样才能生活，如果我们根本无法领会这种生活的要素？”人的存在问题被提出。恐惧乃是内心自信的毁灭，只有一种自信硕果独存，那就是不断超越。正像卢卡契指出的那样，里尔克哀叹的对象不是他个人的苦痛。他要用自己的成就平衡自己的命运。他一以贯之的、多侧面表现了的主题是：生、死、存在。
里尔克在艺术上的造诣极大地推动了现代诗歌的发展。他的语言达到了语言运用的最边缘，发掘了语言内蕴的诸多可能性。他的诗歌语言摆脱了世俗的、日常的和呆板的语言套式，发出别样的光辉，以并非人所熟知的姿态来表达新的内容。他的意象奇特新颖，促人深思，他以其大胆和成功的实验大幅度地扩展了诗歌表现的领域，尽管有时未能尽脱晦涩难懂的弊病。
里尔克伸出他那长长的触角，和世界各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如托尔斯泰、瓦雷里、罗曼·罗兰、维尔哈伦、霍夫曼斯塔尔、尼采、弗洛伊德都有形式不一的接触。他从造型艺术大师罗丹、塞尚、列宾、毕加索，文学巨匠海涅、施托姆、荷尔德林那里汲取不同的养分，来合成他伟大的独特性。里尔克别具一格的“咏物诗”的问世就受赐于他和罗丹的交往。诗人深受这位雕塑大师永不止息的创作原则和严格的艺术形式的启发，奉献出了《图象集》、《新诗集》和《新诗续集》，以其特有的方式转向了自然和真实。
里尔克的生命力作是《杜伊诺哀歌》的写作。这部非凡之作进展缓慢，更因战争而中断。直到1921年，他终于在瑞士南部一座幽静的中世纪古堡里住了下来，潜心于这部作品的写作。这时，他那凝固了许久的诗情仿佛突然融化形成了这一力作。这10首“哀歌”蕴涵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内心求索。那是一番人与宇宙的隐秘对话。作者试图对人的存在的真谛及其与宇宙的关系直至宇宙本身的奥秘进行全面的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回答。特别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他有独特的见解。他的另一部晚年力作是《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奥尔甫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他在阴间苦苦寻妻，终而不得，作者以此暗喻自己终生求索的徒劳。此作堪称他的绝唱。艰涩冷僻的存在哲理加上象征主义的表现艺术，使得这两部诗作都显得深奥晦涩。
这两部诗集是里尔克怨诉和赞美的两重奏。诗人对以往的许多个别的题材和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诠释和总结。哀歌中的天使并非宗教的天使，而是象征着绝对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克服了人的局限性的东西；在十四行诗中，生与死的界限不复存在，经验和超验的对立荡然无存。诗人在这充满隐喻、象征、传说的诗篇中探寻存在真谛，深究宇宙人生。
揭开战争的面纱——雷马克
死者的遗嘱不是说要报仇，而是说永远不再有！
——雷马克
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打算写他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在酝酿构思的小说，他仅用6个星期就完成了，小说屡经坎坷终于在《福斯报》上连载，引起轰动。小记者雷马克也因此一举成名，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大作家，这部小说就是后来被两次搬上银幕的《西线无战事》。
雷马克于1898年出生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奥斯纳布吕克市。1916年11月从初等师范学校直接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他5次负伤，战争给他的右腕节上留下一个无法消褪的疤痕。大战结束以后的20年代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雷马克的日子很不好过。在那段时间里，雷马克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有时候到处闯荡，拿着一只手提箱，贩卖零星什物。后来，他为《大陆回声报》撰写广告稿和评论文章，这些短小而幽默的文字初步显示了他的才能。到1927年下半年，雷马克开始写作他大战结束以来一直酝酿、构思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他完全利用业余的晚上，仅仅花了六个星期就把小说写成了，可是那手稿被搁置了半年。经过许多波折，到1929年1月全书才出版，在德国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引起了轰动。意外的成功，使无名小卒雷马克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作家。
《西线无战事》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再现了普通士兵保罗·博伊默尔眼里的战争，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战况以及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灾难。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高中生保罗·博伊默尔在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下，与同学们一起投笔从军。在兵气连云、白骨森森的前线，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很快就被杀戮和死亡的现实全部摧毁。保罗的眼睛像摄像机的镜头一样，忠实地记录下20来个同学的毁灭过程，最后的镜头里还有主人公本人被子弹射杀的场面。
小说没有精忠报国的万丈豪情，作者只是想讲讲他那一代人的故事。战死沙场的被毁灭了，而躲过炮弹的，仍然被战争的创伤毁灭了。作者对战争的反思是刻骨铭心的，他只是冷静地把战争的真实一面写给你看，让士兵的鲜血冲洗掉民族主义豪情的伪装，让那些指指点点的政客们能够亲手摸一摸士兵的白骨。通过小说，读者会看到在战争机器面前生命的脆弱与渺小。
雷马克用冷静的笔触描绘了战争的恐怖。小说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的连队在参战之后，一次战斗下来只剩下80人，另一次战斗之后只剩下32人。冷酷的数字表现了人类最深沉的悲哀。在它的背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850万死者的缩影。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要生存就必须杀戮，而杀戮则毁灭了同样渴望生存的其他生命。每个士兵就像风暴中的一星微火，随时都可能被扑灭。
雷马克还借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之口，表达了对“敌人”这个概念的理解。保罗面对被自己刺死的法国人说：“你们跟我们一样是穷苦人，你们的母亲跟我们的母亲一样在担惊受怕，我们都同样怕死，也会同样死去，也有同样的痛苦。”面对成群的俄国俘虏他又想：“一道命令使这些默默无言的身影成为我们的敌人；一道命令也可能使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当人性从残忍的相互杀戮中凸现出来时，所谓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一层狭隘的面纱。
1930年美国环球影片公司出品了根据《西线无战事》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影片编导忠实而有力地再现出原着的主题，有力地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正因如此，此片被德国纳粹党下令禁映。成名之后的雷马克却始终抱着置身事外的态度，他从来都不问世事。可是到了1930年，纳粹党还是找到他头上来了。他们攻击他在对待一战问题上的反对英雄主义态度，雷马克不得不逃离德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雷马克的作品跟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布莱希特等人的作品一样都被扔进了大火中。
20世纪的德国曹雪芹——托马斯·曼
主要是由于他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它作为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地位一年比一年巩固。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白日静心于事务，然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间能坦然就寝。
——布登勃洛克家族的传家箴言
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是一位文坛罕见的幸运儿，从出生到80高龄去世始终生活丰裕，近70年的创作生涯几乎年年都有佳作，与他在世界范围强烈反响相等的德语作家唯有卡夫卡一人。托马斯·曼世界性的影响在中国也不例外。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被誉为“德国式的《红楼梦》”，长篇哲理小说《魔山》、《绿蒂在魏玛》和《大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等，均获得好评。
托马斯·曼于1875年6月6日出生在德国北部一个旧式资产阶级家庭。托马斯·曼秉承母亲热爱音乐的天性和文学禀赋，自幼倾心于文学。成年后，他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把文学创作作为终身的追求，踏上了漫漫创作之路。
1900年7月18日刚过了25岁生日的托马斯·曼就向出版社拿出了洋洋54万字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童稚年代经历的“古老好时光”，使他不由自主地把作品写成一首怀念旧式资产阶级生活和市民美德的感伤挽歌。小说通过自由资产阶级布登勃洛克在垄断资产阶级哈根施特勒姆家族的排挤、打击下逐渐衰落的历史描写，详尽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旧的刻意盘剥和新的掠夺兼并方式的激烈竞争和历史成败，成为德国19世纪后半期社会发展的艺术缩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马斯·曼一度陷入精神危机，他逐渐反省自己的思想，苦苦探索统一各种思想矛盾之道，1924年问世的《魔山》便是经过许多年思考后的果实。托马斯·曼曾自称“《魔山》是《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另一个生活层次上的重复。”倘若说第一部小说写了家族兴衰，那么第二部的自传性质则在于从个人精神经历写出了一段德意志文化史。《魔山》是作家创作的新纪元。
托马斯·曼的创作始终怀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心，人道主义是他的创作的指路灯。他把继承欧洲古典作家的优良传统和探索新的艺术手法，表现时代精神融为一体。
当代德国文坛的祭司——君特·格拉斯《铁皮鼓》
文学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有些完全专注于个人内心生活的书，不仅具有其合理性，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反对诸如“政治文学”的说法，即使有些作家完全远离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我绝对不会期望，所有的作家都要具有政治责任感，同样我也不会认同作家应该退回到象牙塔里去的观点，这也是荒谬的。
——君特·格拉斯
《铁皮鼓》是战后德国第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它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它的作者格拉斯也因之而被授予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格拉斯1927年出生于当时的国际城市但泽（今属波兰）。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他的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不少争议。
格拉斯的创作活动始于诗歌，不过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除了那部使他获得世界声誉的长篇小说《铁皮鼓》外，他还有《猫与鼠》（1961年）、《非常岁月》（1963年，亦译《狗的年月》），被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是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长篇小说《鲽鱼》（1977年）和《母老鼠》（1986年）都继续使用了怪诞讽刺的手法，将现实、幻想、童话、传说融为一体。
《铁皮鼓》是格拉斯的代表作。从1959年秋问世以来一直长盛不衰。《铁皮鼓》共3篇46章。在主人公侏儒奥斯卡·马策拉特叙述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可见作者的政治倾向。奥斯卡·马策拉特因涉嫌谋杀护士道罗泰娅姆姆而被强制进入护理和疗养院，观察他是否患有精神病。他请男护理员布鲁诺去买“清白”的纸，随后在白漆栏杆病床上擂鼓回忆，记述往事，写下他的自供状。因此，这是一部自述体或第一人称的小说。奥斯卡在两个60瓦的电灯和一只扑向灯泡的飞蛾的阴影下出世。他预感到人世黑暗（纳粹时期将临），但是已无法放回娘胎。
3岁生日，他妈妈送他一面儿童玩的铁皮鼓。他不想加入成年人的世界而自我伤残（厌战士兵的方法），一跤摔成患呆小症的侏儒，身高94公分，但智力却比成年人高3倍。
奥斯卡生活在但泽德意志人聚居的天地里。他发现，在他的妈妈——阿格内斯同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以及他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之间，存在着三角关系。这两个男人是他可能的或假想的父亲，但由于他同样有着一双蓝眼睛，他认为扬更有可能是他的生身之父。
他目睹了四邻的小市民先后依附于纳粹势力。马策拉特是个别人叫喊、大笑、鼓掌他也跟着叫喊、大笑、鼓掌的人，1934年就加入了纳粹党，但仍然犹疑不定。他先戴上党帽，过一段日子又穿上褐衫，继而又穿上党裤，最后才登上皮靴，全套党服去参加纳粹集会了。奥斯卡则在纳粹的演讲台下，作为鼓手一味敲他自己的鼓点。1935年，纳粹德国通过立法把犹太人置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一些人寄希望于天主教会出面干预。1936年复活节，奥斯卡在圣心教堂看到塑像圣母马利亚膝上的圣婴耶稣酷肖自己，就把鼓挂在耶稣身上，希望他擂鼓聚众，但奇迹没有出现。他的妈妈每周同扬幽会一次，事后又去教堂向神甫忏悔，忏悔后怀着新的激情去幽会。她不慎怀上了马策拉特的孩子，不想生下这个孩子，因暴食身亡。1938年11月的“水晶夜”，纳粹党徒打砸抢烧犹太人的住宅、商店和会堂，面对纳粹的暴行，天主教徒高唱“有信有望有爱”。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但泽的纳粹党徒进攻波兰邮局，扬·布朗斯基被俘后遭杀害，身在现场的奥斯卡装成被波兰佬拐走的德国孩子，出卖了他的假想父亲。马策拉特请邻居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小女儿玛丽亚照看奥斯卡并管理店铺。16岁的奥斯卡使17岁的玛丽亚怀了孕。精明的玛丽亚又同马策拉特私通并嫁给了这个纳粹党小组长，生下了奥斯卡的儿子库尔特。颓唐的奥斯卡成了邋遢女人莉娜·格雷夫的情人。侏儒贝布拉，原是马戏团丑角，自称“内心流亡”不同纳粹合作，这时成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属下前线剧团的上尉团长。奥斯卡随剧团赴西线劳军，同梦游女罗丝维塔相爱；贝布拉同密谋反希特勒的军官联络。他们到“西壁”参观水泥地堡，目睹“胡思乱想的家伙”（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兵时的外号）、中尉海尔佐格命令原为画师（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也以画师为业）的上士兰克斯用机枪扫射到海边拣螃蟹的修女。奥斯卡感叹20世纪的“神秘、野蛮、无聊”。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罗丝维塔被炸死。奥斯卡返乡，又自称“耶稣”，成为“撒灰者”团伙的首领，跟纳粹青年组织作对。苏军炮轰但泽，马策拉特吞下纳粹党徽身亡。埋葬马策拉特时，奥斯卡被库尔特用石子击中后脑勺，倒在坟坑里，鼻子流血，开始长个儿。接收马策拉特家住房和店铺的集中营幸存者法因戈德用消毒水（比喻“非纳粹化”）给奥斯卡治病无效。玛丽亚带奥斯卡和库尔特到杜塞尔多夫投奔她的姐姐古丝特。
奥斯卡病愈出院，长成身高一米二三的鸡胸驼背，这暗喻战败后的德国。玛丽亚和库尔特大做黑市生意。奥斯卡先当石匠帮工刻墓碑，后当模特儿。1949年，西德通过基本法，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阿登纳出任总理。身高一米七八的女模特儿乌拉当裸体圣母，大腿上坐着身高一米二三、鸡胸驼背的裸体奥斯卡充当圣婴耶稣，把灵感灌输给新潮画家，创作了一幅《四九年圣母》。正是这样的政治讽刺，使《铁皮鼓》被斥为“亵渎神圣、伤风败俗”，格拉斯则被戴上“有头脑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帽子。奥斯卡向玛丽亚求婚遭拒绝后复又颓唐，单恋未曾见过一面的护士道罗泰娅姆姆，性压抑驱使他干出荒唐事。他组织三人爵士乐队，在洋葱地窖目睹战后精神压抑的群体，在这无泪的世纪靠切洋葱辣出圆滚滚的泪珠，得到感情宣泄。“西方”演出公司把他捧成鼓手明星，公司老板原来是善于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侏儒贝布拉。贝布拉死后留给他大笔财产。奥斯卡富了但心中空虚。他牵狗散步拣到一个戴戒指的无名指，便把它浸在盛酒精的大口瓶里对之朝拜忏悔。原来这是被情敌谋杀的道罗泰娅姆姆的无名指。奥斯卡让想出风头的维特拉到警察局去报案。他被捕时自称“耶稣”，他的意图就是为了得到一片净土——护理和疗养院里白漆栏杆的病床，以便回忆和思考往事。奥斯卡过了他的30岁生日，护士谋杀案也真相大白，但儿时的童谣仍盘旋在他耳际：“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害怕和恐惧的阴影笼罩着他。出院后往何处去呢？
小说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鼓不离身的侏儒奥斯卡这个怪异的人物。奥斯卡虽是侏儒，智力却是成人的3倍。作家的这一构思是非常独到和成功的。这样，他就可以让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饱经风霜的主人公不受伦理道德和成人的社会规范的约束。奥斯卡既不是资产阶级文学中通常的个人奋斗、反抗社会的正面形象，也不是个人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的、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他既玩世不恭，游戏人生，又干预生活，介入时政。这是一个独特的具有神奇魔力的人物，是格拉斯为世界文坛增添的一个新人物。
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
18世纪70年代，一批德国青年作家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狂飙突进”运动。这个运动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狂飙突进”因克林格尔的剧本《狂飙突进》而得名。最初是哈曼对早期启蒙主义者片面强调理性提出了异议，强调感情的力量。哈曼的思想影响了赫尔德，而赫尔德又净化和提高了哈曼的思想。歌德将赫尔德的思想融进他的文学作品和理论着作，从而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狂飙突进作家。可以说，歌德是狂飙突进运动的旗手，赫尔德是这个运动实际的精神领袖。
歌德与赫尔德于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相见，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1773年歌德发表的《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是狂飙突进的第一部代表作。1774年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不仅使歌德蜚声国内，而且引起欧洲的广泛关注。
在歌德的影响下，他的朋友克林格、瓦格纳、伦茨等在戏剧创作方面也崭露头角。1770年，博伊在格廷根创办《格廷根文艺年鉴》杂志，吸引了一批青年作家，这些人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重要作家有福斯、赫尔蒂、毕尔格、格京、米勒等。
对狂飙突进作家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一般地提倡美德，而是要求人的自由发展，人的才能的自由发挥。这些思想在歌德这个时期的着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伦茨、瓦格纳、毕尔格、舒巴特和福斯等人则对封建势力的残暴、封建道德的虚伪和市民遭受不公正待遇提出了控诉。席勒的《强盗》(1781年)公开向社会宣战，他的《阴谋与爱情》(1783年)把市民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直接对抗当作戏剧冲突。
在美学思想方面，狂飙突进作家不再认为道德教育是艺术的目的，他们要求艺术作品反映真实生活，表达作家的真实感情。民间文学的自然、朴实是他们的文学理想。民歌成为许多诗人学习的榜样，在这时期产生了一批德国文学中最优美的诗篇。
狂飙突进运动进入18世纪80年代后开始渐渐衰退，德国文学随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篇 伏尔加河畔的文学之旅——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
俄国文学之祖——普希金
我的名字将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
我的名字将传遍伟大的俄罗斯，
她的各民族的语言都将我呼唤。
我将被人民喜爱，他们会长久记着
我的诗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
记着我在这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
并且为倒下的人呼吁宽容。
——普希金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看到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就会想起俄国文学的始祖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年)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青年时代他和一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交往，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进步思想。1820年因所写政治诗触怒政府被流放南俄。
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后就开始写一些反对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诗，最着名的是《致恰达耶夫》，里面充满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必胜的信心。
普希金的政治诗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明朗清新的抒情风格，体现了十二月党人那种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热情。有的政治诗展示了农奴制度下俄国农村的悲惨图景，充满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普希金流放南俄后和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更加频繁。这时期，他写过不少浪漫主义抒情诗，反映了20年代进步贵族青年探求社会出路的不安情绪。长诗《茨冈》描述贵族青年阿乐哥不见容于政府，加入茨冈人的流浪队伍，并成为茨冈姑娘真妃儿的丈夫。他发觉妻子另有新欢，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在这首长诗的前半部，作者描写阿乐哥愤慨地批判城市文明的虚伪和对金钱的膜拜，在茨冈人中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半部写阿乐哥与茨冈人的冲突。在长诗中，诗人茨冈式的自由生活对照文明社会，用老茨冈的道德对照阿乐哥的利己主义。但在长诗的结尾，诗人又指出，茨冈人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并不自由、幸福。
后来普希金还出版了《别尔金小说集》(1832年)，其中的《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一篇描写“小人物”的作品，叙述一个小驿站的站长受到过往官员的欺凌，他的女儿被一个骠骑兵拐走。作者把主人公写成一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对他寄予深厚的同情，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8年苦心的代表之作。小说描写当时一个贵族青年奥涅金感到上层生活空虚无聊，来到乡间。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在决斗中杀死挚友连斯基。他漫游全国之后回到彼得堡，又遇见已成为社交界贵妇人的达吉雅娜，他追求她，但遭到拒绝。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受过启蒙思想的熏陶，喜爱拜伦颂扬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诗歌，并且对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发生兴趣。他也曾有过热烈的梦想，希望俄国会发生新的变革。可他眼中的俄国到处是愚昧落后。而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奥涅金又远离人民，看不到社会变革的希望。结果，热情消失，梦想破灭，沉溺于舞会、剧场、醇酒与美女之中，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奥涅金蔑视俄国贵族社会，却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赫尔岑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典型是时代的产物。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定批判能力，但是远离人民注定一事无成。普希金的这部作品实际上是谴责了专制农奴制社会。
这部诗体小说主要描述20年代俄国的上层社会生活，它表现了俄罗斯的民族习俗，讽刺了形形色色的城市贵族和乡村地主，画面广阔，细节描写精确，所塑造的人物及其环境都具有典型性，确立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
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最后的重要作品。
贵族青年格里涅夫带着仆人萨威里奇去军中服役。他坐着马车，路遇暴风雪，迷了路，被陌生人带到一个旅店。在旅店，格里涅夫见陌生人很冷，就将自己的一件兔皮袄给了他。这人就是普加乔夫。格里涅夫到奥伦堡后，爱上了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玛丽亚。不久，普加乔夫的起义军攻占了要塞，杀死上尉。普加乔夫起义失败之后，格里涅夫因通敌罪被捕入狱，玛丽亚向沙皇叶卡捷琳娜说明真相，格里涅夫被释放。
这部小说以格利涅夫的个人命运为线索，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再现了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事件。歌颂和赞美了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把他塑成一个自信、乐观、和蔼可亲、酷爱自由从而深受人民拥戴的英雄。同时，还谴责了沙皇的专制和残暴。
普希金是生活于俄国解放运动中的贵族革命阶段的人物。他的创作既反映了当时进步贵族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强烈追求，又反映了他们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从艺术成就上看，普希金的创作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形成、现实主义的确立和文学语言的丰富与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
“含泪的微笑”——果戈理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听说果戈理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况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
——鲁迅
18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一个戏名叫《钦差大臣》的讽刺喜剧正在彼得堡大剧院上演，精彩的剧本，出色的表演，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不断从观众席传来。
这出戏的作者就是果戈理。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1809年4月1日生于乌克兰。他父亲博学多才，爱好戏剧，经常带着年幼的果戈理去看戏，所以果戈理从小受到熏陶。还在中学时，他就尝试自己写剧本，自己登台演戏。而他在中学就读时深受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爱好自由的诗歌以及法国启蒙学者着作的影响。由于父亲早逝，他离家去彼得堡谋生，几经周折，他在公共机关担任小职员，饱尝了世态炎凉和小职员度日的艰辛。而他也由此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以及普通民众身受的苦难和不平。1831年至1832年间，年仅22岁的果戈理发表了一部以《狄康卡近乡夜话》为题的短篇小说集，这是他步入文坛的开端。小说集是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的结合，他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和卑鄙。普希金称它是“极不平凡的现象”。其后他又相继出版了《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后来又称为《彼得堡故事》）两部小说集。作家用讽刺的笔触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在写讽刺喜剧。1836年4月，着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因此《钦差大臣》遭到政府和反动文人的攻讦，加上病魔缠身，果戈理到国外去治病。在国外，他一边养病，一边从事早在1835年就已开始的《死魂灵》的创作。这是一部卷帙浩繁、人物众多的宏篇巨制，它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官僚、地主群像的真切、生动的描绘，有力地揭露了俄国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的吃人本质。
《钦差大臣》的素材是普希金提供的。1835年秋天，果戈里去拜访普希金。普希金讲了一个笑话：
“两年前，我到喀山一带搜集材料，准备写一部关于普加乔夫的历史着作。路过奥伦堡附近的一个小县城时，那里的县长听说我是彼得堡去的，把我当作皇上派去的‘钦差大臣’，拼命奉承巴结我，还向我行贿。想像一下当时他们的丑态吧！我一再声明自己不是什么‘钦差大臣’，等他们弄清了真相后，对我的态度立刻不同了，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
“竟然会有这种事！真可笑。”
“是啊，这样的事也许在我们专制的俄国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说起来，这真是个喜剧素材呢！”
“对呀！我马上回去写个剧本，把这种丑恶的事写进去，把官场中的丑态统统揭露出来。”
这就是《钦差大臣》创作的动因。
剧本一开始，县长就召集手下官吏开会，他说：“钦差大臣要来了。”于是大小官员都心惊胆战，担心平时所作的恶事被戳穿后受到处罚。恰好，有个彼得堡的小官吏赫列斯达可夫路过这里。官吏们把他当成钦差大臣，拼命奉迎巴结。县长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可夫开始不明就里，后来索性假戏真唱，接受官员们的行贿。赫列斯达可夫大捞了一笔钱后溜了，县长知道自己上了当，正要派人追赶，可这时真正的钦差大臣却到了。官僚们听了这个消息面面相觑。
《钦差大臣》揭露了俄国官僚的丑恶。县长当官30年，老奸巨滑，贪污成性。他用各种名目敲榨勒索老百姓的钱财，县里的其他官吏也都不是好东西，法官一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慈善医院的院长是个阴险毒辣的家伙；教育局长天天烂醉如泥；邮政局长专门偷看别人的信件。赫列斯达可夫是个厚颜无耻的骗子，他吹牛吹得漫天漫地，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钦差大臣》全面批判了俄国官场的丑恶，所以才遭到沙皇的痛恨。
长篇小说《死魂灵》是他的另一部力作。是描写六等文官乞乞科夫企图利用购买“死魂灵”牟取暴利的故事。俄国地主把农奴叫做“魂灵”，当时俄国是农奴制，地主对自己拥有的农奴，可以任意买卖。每10年，国家进行一次人口调查，调查后死掉的农奴在国家户口花名册上仍然存在，地主照样为他们纳税，直到下次注销为止。乞乞科夫想利用新的人口调查没有进行之前，买进1000个死魂灵，再到救济局抵押，以此来大发横财。他拜访了不少地主，买了许多死农奴，最后事情败露，乞乞科夫逃跑了。
《死魂灵》刻画了一幅俄国地主的丑恶群像。乞乞科夫拜访的第一个地主叫玛尼洛夫。他是个精神空虚无聊、无所事事、整天沉溺在毫无边际的幻想之中的地主。玛尼洛夫经常抽着旱烟管，坐在屋门口幻想在自己庄园的池塘上架一座桥，桥上可以开商店。他幻想在河边建造一幢大宅子，修筑一座高高的塔楼，从那儿甚至可以看见莫斯科。他相信自己很有学问，可是书房里的一本书看了两年才看到第14页。总之，玛尼洛夫的思想感情畸形发展，是个百无聊赖、毫无价值的废物。泼留希金是乞乞科夫拜访的最后一个地主。他又贪婪又吝啬。泼留希金有万贯家财，上千个农奴，但他贪心不足，满脑子都想着搜刮更多的财物。他把几乎所有他见到的东西都捡回家扔在自己的院子里。什么锈铁钉、碎碗片等他都要，以至于他走过的路根本用不着打扫。他的吝啬更是出人意料，他自己吃的穿的比一个乞丐还不如，家里几十个农奴只穿一双靴子。果戈理通过描写这些地主揭露了俄国专制农奴制的腐朽。
接着，果戈理着手写《死魂灵》的第二部。他想在第二部里树立俄国地主的正面形象，把乞乞科夫写成弃恶从善者。但他写了很长时间，仍无法凭空写出好地主来。最后，他一气之下把第二部的手稿烧掉了。
他的作品有独特的讽刺幽默风格。他讽刺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丑恶现象，但嘲笑之中不乏温和和痛惜。特别在对待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上，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含泪的笑”溢于言表。采用极度的夸张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作品常以奇趣非凡的反常之形逗人发笑。譬如，地主的一条灯笼裤被描写成“吹胀起来，可以装得下整个院子外带谷仓和杂房”，把一个大烟鬼比喻为“从房顶上移下地来的大烟囱”等等。果戈理笔下的地主、官僚、贵族、高利贷者无不行为乖张，滑稽可笑，又奇丑无比。
他在小说中应用了多种艺术手法，传说、故事、梦境、幻想、谵妄、独白、对话、思绪、素描、抒情、议论融为一体，自然天成。他常以讲故事的人或第一人称的说话人的身份在作品中说出大段的抒情插话或哲理议论，跟读者直接心灵交流。他喜欢对人物的外表和姿势作详细的描写，以此刻画人物性格。
从“多余人”到“新人”——屠格涅夫的文学世界
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
——屠格涅夫
每一个音响里都洋溢着明亮的诗意。
——谢德林
19世纪俄国着名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4年）是位卓有才华的艺术大师。他是文学上的多面手，举凡诗歌、小说、戏剧等都很有造诣。他的作品描绘了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展示了人们的美好心灵。
诗歌《巴拉莎》（1843年）、《地主》（1846年）是他文学生涯的第一步。他的《猎人笔记》（1847—1852年）的发表是俄国文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书中他广泛地描绘了庄园地主和农民的生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全书充满对备受欺凌的下层人民的同情。50至60年代是他创作的旺盛期，屠格涅夫在这个时期创作了使他享誉世界的6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其中前四部尤为出色。
与时代共进退、敏锐地发现并及时捕捉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大特色。他创作的全盛时期适逢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革命阶段向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转折的时期。这一阶段俄国生活中重大社会现象都不曾逃脱作家敏锐的目光。他最关心的则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以说，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就是一部俄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艺术编年史。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惨败。这充分暴露了处于农奴制时期的俄国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也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去思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这是作家创作《罗亭》的动因。
罗亭是40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受过良好教育，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信仰科学，关心现实社会问题，具有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并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他热情洋溢、才思敏捷，能感染人、吸引人。他虽然具有过人的天赋和才智，但这一切都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他不会付诸斗争实践，成为“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罗亭式人物脱离人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个人物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作家根据同时代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如巴枯宁、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等等的性格特征融合成罗亭。所以高尔基曾说“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取自现实的形象经过作家之手而成为典型，罗亭这个人物才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的典型，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继奥涅金、毕巧林以后又一个光彩照人的多余人形象。
在屠格涅夫创作中占有中心地位的长篇《父与子》（1862年）刻画了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贵族两派间的思想冲突。《父与子》通过父辈与子辈的冲突来表现这一主题。巴扎罗夫代表了19世纪60年代的年轻一代——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而巴威尔和尼古拉则代表了保守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老一代人。在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上，尼古拉比较温和，希望理解子辈，想跟上时代，只是不太成功。巴威尔则固执已见，对年轻人的反叛耿耿于怀。父与子的冲突在广义上表现为巴威尔和巴扎罗夫之间的对立，作者在巴扎罗夫身上塑造了时代“新人”的形象。
巴扎罗夫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他充满自信，具有锐利的批判眼光。他批判老百姓的落后迷信。他的批判锋芒集中表现在他与巴威尔的论战上。巴扎罗夫以他特有的简洁、粗鲁的话语给巴威尔以强有力的反击。他绝不屈从权威，是个具有自主精神的人，体现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也带有年轻人特有的偏颇和极端。但他还是以自己的精神优势压倒了对手。巴扎罗夫吻费涅奇卡，在巴威尔看来，是严重地侵犯了贵族的权利，也是他们之间对立观点的继续发展。决斗暴露了巴威尔的偏狭、虚弱和做作，显示了巴扎罗夫的豁达、镇定和自信，双方精神力量的强弱在此得到进一步的揭示。
巴扎罗夫还是行动的巨人，他批判贵族的空谈。他自己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他具有实践能力，重自然科学研究。他的行动标准是：“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他在爱情上也是一个行动的巨人。当爱情之火燃烧起来的时候他绝不回避躲闪。屠格涅夫写出了在否定爱情的巴扎罗夫内心，爱情是如何萌芽、发展的，写得真实可信。但是巴扎罗夫在爱情受挫后一蹶不振，直至死亡。巴扎罗夫身上尽管有瑕疵，但他毕竟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俄国“新人”形象，率先传达出平民知识分子成为生活主角的时代信息。
屠格涅夫也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他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
灵魂的拷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置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鲁迅《<穷人>小引》
虽然文学的星空不乏灿烂的明星，可是因为文学作品而对文学理论做出绝大贡献的却少之又少，其中首屈一指的自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苏联着名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由他的作品发展出文学理论史上着名的复调理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总是有许多独立的、不相混淆的声音处在同等的地位各抒己见……他们甚至不受情节的约束，不为作者的思想所左右。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是19世纪俄国文坛上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同列的作家。他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使他成为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独具特色的创作，也在文学史上占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
他于182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里。他家境并不宽裕。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住在平民医院，接触到很多贫苦的病人。这影响了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因为家贫，他在上完3年寄宿学校以后进了一家军事工程技术学校。他对工程技术工作不感兴趣，毕业后开始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他的第一部作品《穷人》一出版，即轰动文坛，被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两年以后，他因参加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反对沙皇政府被判充军服苦役8年（4年苦役，4年充当列兵）。他的整个青年时代就消耗在军营和苦役之中。他刚刚开始的创作也因此中断。充军归来，重新创作时，他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青年时代抱的梦想、希望完全破灭了；他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斗争，不再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要求从宗教中求得道德上的新生。
他一生命运多舛，他一直是在生活的重压下从事创作的。兄弟欠下的债款，一家的费用，全部由他负担。为此，他不得不疯狂地进行写作，完全不能像生活有保障的作家那样悠然自在、随心所欲地创作。他多次出国，长篇《白痴》与《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就诞生在国外。贫困的生活，不幸的遭遇，特别是长达9年之久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对后世作家影响深远。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从他的创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营养，现代派作家称他本人为他们的先驱。他的小说不仅以其多声部的复调特色独树一帜，而且他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的是“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心理分析是他的一把重要的解剖人的灵魂的利器。
他在重返文坛之后，先后发表了《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作品，其中《罪与罚》的发表，给作家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罪与罚》是一部优秀的社会心理小说。小说以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及犯罪后受到良心和道德惩罚为主线，描写了俄国城市贫民的悲惨境遇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一方面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但同时他的性格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以至为了证明自己是“不平凡的人”走向杀人的犯罪深渊。处在这种双重人格之间的激烈冲突中，主人公在做“平凡的人”还是“不平凡的人”之间不断地动摇。要是做逆来顺受的“平凡的人”，等待他的是马尔美拉陀夫的悲惨结局，而去做一个不择手段的“人类主宰者”，那就会与为非作歹的卑鄙之徒卢仁和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同流合污。最后他的人格中善的一面占了优势，他开始向索尼娅靠拢。小说通过这一形象否定了建立在“超人”哲学基础上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作者认为一切以暴力抗恶的作法都不足取，因为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人只有皈依上帝才能避免拉斯柯尔尼科夫式的犯罪行为。作者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安排的这条“新生”之路就是皈依上帝的路。索尼娅则是人类苦难的象征，她虔信上帝，承受不幸，通过痛苦净化灵魂，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可是她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
《罪与罚》比较全面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的特点。小说人物处在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作者通过人物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揭示了人物的性格，作者对幻觉、梦魇和变态心理的刻画也堪称一绝。
《罪与罚》也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复调特色。复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作品的对话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是在尝试建立一种开放式的作者——人物——读者三者之间的对话和暗中对话的渠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于传统的作家往往借作品中的人物做自己思想的传声筒，他故意地要把自己从作品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与作品的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彻底地拉开距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你很难找到一个作者的代言人，没有哪一个人物能够“代表”作者本人。拉斯柯尼科夫、马美拉多夫、拉祖米欣、斯维里加洛夫、卢仁、彼特罗维奇，他们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特征迥然不同，但是没有一个人物能够代表作者的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人物既是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人物大多不受作者的制约，他只对自己负责。作者自己也没有什么恒定的观念和见解。作者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容器，对容器里面满是独立的、混乱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思想观念，作者本人不加评述，不加褒贬。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46岁时与他的打字员安娜结婚。在婚后的幸福岁月里，他创作了《白痴》、《群魔》、《少年》、《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
长寿的文学不倒翁——托尔斯泰
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
——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衷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
——格非
1910年11月7日晨6时5分，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一间候车室里，83岁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冷而黑的黎明，窗外是呼啸而过的火车。那列火车，托尔斯泰曾经让它碾过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美丽躯体。
死亡的虚构不幸再次成为作家本人的残酷现实。
被称为“俄罗斯文化的良心”的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在他83岁时离家出走了，他试图抛弃自己的财产，他发觉自己已经太长时间脱离下层人民的生活，而这是他全部灵感的来源，他甚至厌恶身边喋喋不休算计着稿费的妻子和豪华的住房，于是他想着在告别过去中寻找新的开始。但是，死亡攫住了他衰老的躯体，俄罗斯文化的良心最终死于冰冷的候车室里。
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虽然出生于贵族家庭，但是却没有像一般贵族子弟一样，在舒适奢华中了此一生。相反，他倾尽一生的力量，苦苦地探索人生的意义，寻求改造社会的药方。因此，托尔斯泰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自己思想的“恐怖”面前并没有“等待死亡”，相反却为人类留下了一笔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历程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跨越了俄国的贵族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因而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处于社会变革的时代，托尔斯泰的精神世界也处于不断的紧张探索之中，他的作品就是精神探索的产物。《战争与和平》是他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作品写了当时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通过描写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在这部鸿篇巨制中，他对于贵族的命运问题、人民的命运问题、俄罗斯人民在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的程度问题都作了艺术性的回答，使之兼有史诗、历史长篇小说和编年史的特色。《复活》是托尔斯泰几十年来对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道德、美学的探索总结，借一个常见的题材——贵族公子引诱下层女性——对现存的一切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写得独特而新颖；他通过描写一个不仅为自己而且为本阶级的罪孽进行忏悔的贵族人物，表现了一种彻底根究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的大无畏精神。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中称他是“俄罗斯的伟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发着光焰的，对于我的一代，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精纯的光彩。在19世纪终了时的阴霾重重的黄昏，他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
《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资本主义在俄国一切生活中横冲直撞的70年代，作者在此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俄国许多重要的社会生活面貌，特别是农奴制度改革后的社会现状。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安娜——渥沦斯基——卡列宁的情节线索，反映70年代贵族社会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生活及其社会关系，一条是列文——吉提的情节线索，反映俄国庄园地主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小说开头“奥布朗斯基家一切都混乱了”这句话是理解全书的钥匙，一切都乱了的不仅是这一家，卡列宁家、列文家、薛杰巴斯基家无不混乱与紧张不安，这反映了贵族社会面对资本主义侵入时产生的危机，是动荡不安的时代的缩影，这惶乱不安既是小说的总的思想情绪，也是作家紧张的精神探索及对笔下人物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态度。
主人公安娜是个年轻美貌的贵妇，在几乎是少女时代就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高官显贵卡列宁，过了8年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在贵族妇女中，她不仅外貌上而且在精神气质上都远远超出她的同伴。安娜是热烈、真挚而丰富的，其性格是一团火，“有一股压抑的生气在她脸上流露”，这是被死灰压着的火，又是那刻板冷酷的官僚丈夫扑灭不了的生命之火；渥沦斯基的不顾一切的追求，使之无比热烈地燃烧起来了，她渴望摆脱精神奴役，过独立平等的生活，然而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中，妇女根本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她勇敢地离开了卡列宁，却既被剥夺爱子又无法离婚。安娜蔑视世俗成见和贵族道德，贵族社会就冷酷地抛弃了她，扼杀了她这一点点微小的幸福和自由。与渥沦斯基结合的有限快乐给她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激情后的冷淡厌倦是她不幸命运的最后一击，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是黑暗之中的大火终于永远地熄灭了。
《安娜·卡列尼娜》具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除了它感人的主题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外，也表现在它在艺术上非常完美，技巧上颇多独创之处。在塑造安娜的形象上，作家融入了自己的审美评价，始终注意显示安娜的美，写她的肖像美、动作美、服饰美、从容的风度、丰富的内心世界，既从正面刻画也从侧面描写，把她与另一少女吉提对比衬托，更让她与枯燥冷漠的卡列宁形成鲜明的对照；心理描写的生动贴切达到了“辩证法”的程度，安娜的常态心理、变态心理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和作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结构上也独具匠心，两条线索形成对照，在对比中对两种生活方式和道德原则作了评价。
《安娜·卡列宁娜》问世100多年了。但这部出自巨匠之手的艺术杰作，不但没有减色，反而显得更为瑰丽。经过一个世纪的沉淀，古老的来自于俄罗斯的故事在今天仍然可以让我们为之潸然泪下。
短篇圣手——契诃夫
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
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同猿一起住在小德米特洛夫街上。需要有一点儿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
——契诃夫
提起短篇小说，人们自然可以拈出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名字，但是如果要评选一位真正的短篇小说之王，那么最当之无愧的应该是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1860年。他的祖先是农奴，他自己曾说：“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契诃夫在莫斯科附近行医，这使他广泛接触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生活基础。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是1880年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的发表。当时社会上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等甚多，契诃夫为了生计，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如《在催眠术表演会上》和《外科手术》。但他自己对这些作品也评价不高：“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这种低级无聊的写作。自1883年起，他写下了他后来的传世名作《在钉子上》、《小职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预谋犯》、《普里希别耶夫中士》。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是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的结合。《在钉子上》和《小职员之死》都是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的素描，在那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瘦子”和“胖子”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当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时，他立即变了一副谦恭的丑态：“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在1884年的《变色龙》，写的是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的丑态。《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直到今天许多现代人身上还残存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1884—1886年间，契诃夫写作发生改变，他的视线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生活，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歌女》、《万卡》等名作。在《歌女》中写了所谓的“上流人”对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的凌辱。《苦恼》宣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小说《万卡》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示了9岁童工的稚真心灵，表现了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苦恼》和《万卡》等作品展示了契诃夫小说中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形成。这类作品虽以平凡的日常生活为基础，却以客观而又含蓄的手法，于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那种浓郁的抒情意味平淡地融化在作品之中。
自80年代下半叶起，契诃夫开始获得与他的创作相称的巨大声誉，1888年10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从这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都是独幕轻喜剧；到剧本《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塑造了80年代的“多余的人”。面对污浊的现实，他渴求“明确的世界观”。他知道：“没有明确世界观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跳来跳去的女人》中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的探索。1890年春，契诃夫不远万里穿过西伯利亚，前去沙皇政府流放和惩罚犯人的萨哈林岛。在这里契诃夫目睹了这座人间“地狱”的痛苦和灾难，他开始质疑逆来顺受的托尔斯泰主义。在稍后不久写的《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两篇作品中契诃夫批评了托尔斯泰式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和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小说中一部思想深刻和艺术完美的作品。“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被巧妙地穿插起来，作者同时又巧妙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金医生之间的争论，这表明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洞察社会罪恶真相的直言者却被认作“疯子”。正直、善良的拉金医生的遭遇从侧面强化了读者的印象。他因为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被关进第六病室最后惨死在那里。拉金的悲惨遭遇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失败。《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的又一个转折点。
在契诃夫生活的19世纪90年代，俄国社会危机重重，契诃夫开始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而他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也达到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例如《农民》、《新别墅》、《出差》、《在峡谷里》等多涉及社会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自发的不满情绪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此时的契诃夫也是庸俗习气的严厉审判者，他在《姚内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严厉批判了小市民的庸俗和知识分子的堕落。契诃夫的《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出差》、《新别墅》、《农民》、《新娘》等则渗透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他在批判小市民庸俗的同时也热情地赞扬了那些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例如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新娘娜佳等人。
契诃夫也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着眼于平凡小事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总是关注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姚纳丧子，银行职员古罗夫的邂逅，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查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些普通人的生活遭际经契诃夫的妙笔都摇身一变成了展示当时俄国社会的症候的艺术精品。
在有限篇幅中揭示人物的心理性格发展，勾勒其精神的变化过程，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例如，在《新娘》中，娜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她认识到庸俗无聊、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可耻性而与之决裂。为了表现这种转折，契诃夫精心安排了参观未来新房的场景。娜佳通过未来的新房认识了安德烈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正是在这时原先萨沙的劝说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萨沙的劝说变成了她同“不干净、不道德”的寄生生活决裂的决心。这就是契诃夫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
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是真挚深沉的抒情性。作家真实书写社会生活和情绪，描画人物觉醒或堕落，巧妙地流露出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契诃夫不赞成直接书写作者意图，他在作品中巧妙地抒发自己的情思，他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
革命文学的雄鹰——高尔基
非常及时的书。
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
——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