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巴菲特的投资原则
1 谨慎地选择股票
在买进一家公司的股票以前，要尽可能地搜集一切与这家公司相关的信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状况和管理层的风格等方面都要有深入的了解，经过认真细致的分析之后再决定是否买进。
2 宁要模糊的正确，不要精确的错误
集中精力分析公司的长期发展前景，把握长远趋势，不要陷入数字分析的泥潭，在股票价格的短期波动和复杂的财务报表中间迷失方向。
3 集中投资于几家公司的股票
通过谨慎细致的分析，集中投资于自己最有把握的几只股票，这是跑赢大市的唯一方法。投资过分分散只会降低投资收益。
4 长期持有
如果一只股票不值得你持有20年，那么也就不值得你持有20分钟。时间是优秀企业的朋友，通过分享公司年复一年的利润增长来赚取投资收益，避免频繁买卖的巨大手续费和税收支出，可以获得稳定而丰厚的回报。
第一理财师
彼得·林奇 第一理财师
在人们的眼中，他就是财富的化身，他说的话是所有股民的宝典，他手上的基金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1977年，他执掌麦哲伦基金的时候，麦哲伦基金只有不到区区2 000万美元，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基金。1990年，他离开麦哲伦基金的时候，基金资产已经超过140亿美元，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基金，其投资绩效也是名列第一，13年间平均复利报酬率达29％。如果你在1977年投资100美元于该基金，在1990年取出，13年时间已变为2 800美元，增值28倍。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理财师。
这个“股票天使”就是彼得·林奇——历史上最伟大的投资人之一，《时代》杂志评价他为首席基金经理。他凭借其杰出的投资才能，创造出令华尔街惊叹的投资业绩。他对共同基金的贡献，就像是乔丹之于篮球，邓肯之于现代舞蹈。他不是人们日常认识中的那种唯利是图的商人，他把整个比赛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他让投资变成了一种艺术，而且紧紧地抓住全国每一个投资人和储蓄者的注意力。当然，他也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极大的名誉和财富。
一名高尔夫球童的成长(1)
1944年1月19日，彼得·林奇出生于波士顿一个具有爱尔兰血统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是个数学教授，后来成为约翰·汉考克公司的高级财务审计师。
在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一般来说是富足的，拥有郊外的独立别墅和中高级轿车，也足以让自己的孩子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度过快乐的童年，并接受大学教育。他们的孩子大多也会成为白领阶层。
彼得·林奇的父亲和其他所有的中产阶级人士一样，过着悠闲富足的生活，当时在美国同现在一样，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士最热衷于高尔夫球运动。
彼得·林奇童年时就是一个聪明而又顽皮的小子，在随父亲去布雷·伯雷玩耍的日子里，高尔夫球运动是他最早精通的一门技艺，当时他和父亲绝不会想到，这将是11岁的彼得·林奇最早赚钱谋生的手段。
彼得·林奇的母亲是那种20世纪50年代典型的中产阶级妇女，受过中等教育，因丈夫能够赚钱而呆在家里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不过她在彼得·林奇成长的过程中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彼得·林奇的所有爱好和性格的形成都与高尔夫球有关。
10岁以前的彼得·林奇对股票知之甚少，他对高尔夫球场上那些时常谈论股市情况的人，并未有多大兴趣，他所有的兴趣还在绿色的高尔夫球场地，高高挥起的球杆和在空中飞翔的小白球。
彼得·林奇在社区的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接受了初级教育，他聪明的天分使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级里的佼佼者，但他仍然盼望周末和假期的到来，那样他就可以同父亲一起在高尔夫球场上度过快乐的一天。
10岁那年，彼得·林奇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结束了，父亲经诊断确认，患上了晚期癌症。这场变故来得十分的突然，家中的经济状况马上陷入了危机。他们这个家庭，父亲是唯一挣钱的人，父亲不能工作后，家中很快就一贫如洗。最后，彼得·林奇的父亲没能等到彼得·林奇11岁的生日就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也就此破落了。
失去父亲，对彼得·林奇来说是人生的第一次打击。母亲不得不外出工作，在当时那个时代，妇女外出工作不会有很高的酬劳的。母亲辛勤工作的收人难以维持一个家庭所必须的开销。而且受过中等教育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坚决不让彼得·林奇辍学，还要让他上最好的学校。
彼得·林奇和他的母亲都是坚强的人，他们承受住了这次打击，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压力，彼得·林奇决定去找个半天的工作，以帮助家里度过难关。
但11岁的彼得·林奇又能干什么呢？谁又会为一个11岁的儿童付钱雇佣他？
彼得·林奇想到了布雷·伯雷高尔夫球场。
他想到了那些和他年龄一般大的球童。
彼得·林奇找了布雷·伯雷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经理，俱乐部的经理以前自然认识彼得·林奇的父亲，他很同情彼得·林奇幼年丧父的遭遇。
1955年，事隔半年之后，彼得·林奇重又回到了高尔夫球场。不过这一次，他已不是跟在父亲屁股后面的小球童了。而是一个为以前同父亲那样的人服务的小球童小雇员了。这种工作对于一个熟知高尔夫球规则的11岁儿童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彼得·林奇自己算过，帮人拾球一个下午比早上六点钟把报纸送到人家门前草坪上的报童一周挣的钱还多，而且更妙的是，有时彼得·林奇一个下午的收人，超过了母亲一个星期辛勤工作的收入。
在布雷·伯雷高尔夫球俱乐部有一位常客，他叫乔治·沙利文，是富达公司旗下的麦哲伦基金的经理。
“小孩，我以前见过你？”他在第一次看见彼得·林奇这个球童时，这样问彼得·林奇。
“是的。”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林奇。”
彼得·林奇彬彬有礼的回答令乔治·沙利文很是喜爱。高尔夫球场上的球童大多是些家庭贫困而不得不出来打工的儿童，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而彼得·林奇不一样，他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就读于波士顿地区比较著名的有教养的儿童学校。所以尽管他现在沦为打工者，仍然显得与众不同。
一名高尔夫球童的成长(2)
“哦！彼得，你以前可不是在这儿拾球的。”
乔治·沙利文先生可能并不认识彼得·林奇的父亲，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社交圈子里的人。但他似乎认得彼得·林奇常随父亲到高尔夫球场上玩球。这家俱乐部离彼得·林奇的家很近，彼得·林奇就有时常到高尔夫球场上的机会。
“是的。”彼得·林奇仍然不卑不亢地回答。
乔治·沙利文先生是一个何等精明的人，他虽然并不了解彼得·林奇家庭的变故，但仍然可以估计到个大概。在美国，一个家庭的兴盛和衰落是司空见惯的事。亿万富翁尚且如此，何况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
乔治·沙利文先生没有继续问下去，他知道这个小球童肯定有着一段悲惨的经历，但他很喜欢彼得·林奇的聪明和这种在逆境中能够坦然面对的态度。
“你跟着我吧！替我背球杆。”
于是，彼得·林奇几乎成了乔治·沙利文先生的专职球童。只要他到高尔夫球场，陪伴他的球童总是彼得·林奇。乔治·沙利文也许最初更多的是出于同情，每每叫彼得·林奇跟在他身边。当然他付小费时也并不比付给其他球童的更多。乔治·沙利文先生有典型的美国作风，他不会因同情而施舍自己的钞票，所以尽管他很喜欢彼得·林奇，但并不想让自己的同情使彼得·林奇感到羞耻。
这就是美国人对金钱的态度。乔治·沙利文先生不会多给也不会少给，这是对彼得·林奇人格上的尊重。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11岁的球童，而乔治·沙利文先生却注意到了。所以，每当彼得·林奇随球手们打完一轮球，就可以得到一堂有关股票问题的免费教育，虽然很累，却又非常值得。后来林奇说：“如果你想接受有关股票问题的教育，高尔夫球场是通晓有关股票交易知识的场所，因此也是交易所以外的最佳场所。”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人们对股票业并不很信任，虽然股市上涨了三四倍，但人们仍然视股票市场如同赌场。在彼得·林奇的家族谱系中，唯一买过股票的是他的外祖父吉恩·格里芬。
在当时的美国，像彼得·林奇外祖父这样保守的股票投资者比比皆是。股票赔钱是那一时期的美国人心目中的普遍看法。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世界，股票虽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但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没有一个好的形象，人们对股票的看法还处在个无知的偏见之中。
但幼小的彼得·林奇却在高尔夫球场上慢慢转变了自己的看法。
彼得·林奇依靠在高尔夫球场上赚得的钱读完了小学和中学，进入了著名的波士顿学院。
当然，这个时候的彼得·林奇仍然不富裕，他全靠当球童挣的钱和奖学金来支付学费。当球童的小费似乎还相当可观，所以尽管彼得·林奇已在波士顿学院就读，成了一名大学生。但他并没有放弃在高尔夫球场的工作。
彼得·林奇在波士顿学院并未选修有关自然科学、数学和财会等从商应当学的正规课程，他更喜欢学些社会科学，主要有历史、心理学和政治学，还有玄学、认识论、逻辑、宗教和古希腊哲学。
这是一种奇怪的作法，但彼得·林奇就是一个爱超越常规的人。乔治·沙利文先生对彼得·林奇的选择也很不以为然。他和林奇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沙利文先生知道林奇的志向是做一名金融管理者，但从商在传统上必修的一些课程彼得·林奇都没有选修，这样做使沙利文先生感到大惑不解。
“彼得，你不是向往成为一名商人吗？可你所选修的课程实在不怎么样。”
彼得·林奇却有他自己的见解，“沙利文先生，历史和哲学显然比统计学和数学更有用，因为股票投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
“好小子，你怎么会有这样离奇的想法？”
“我想，这就是我对股票的理解。”
“你不觉得你的理解多么与众不同，这样下去，你也许会成为一名人文科学家，而不会成为一名金融专家。”“不，我将是最出色的金融专家。”彼得·林奇仍固执地说，他坚信自己的见解。
一名高尔夫球童的成长(3)
乔治·沙利文先生无可奈何，彼得·林奇的固执使他不快，也使他有些欣慰。美国人就是欣赏那些有不同见解的人，但沙利文先生却并不敢肯定彼得·林奇将来会成为一名金融专家。
不过，他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了，因为1977年在他退休之时，正是他大力举荐彼得·林奇接替自己出任麦哲伦基金经理一职。但在1962年，乔治·沙利文先生并没有这个想法，主要钻研人文课程的彼得·林奇并不是他心目中合格的金融专家人选。
1963年，也就是彼得·林奇进人波士顿学院的第二年。将近20岁的彼得·林奇决定开始自己的第一次股票投资。
当时彼得·林奇有1 250美元，这是一生中第一次拥有的一笔大钱，这笔钱是靠他自己在高尔失球场上打工得来的。是他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得来的报酬，而不是任何人的恩惠和赠予。彼得·林奇在决定买什么股票之时，并未依赖于他从高尔夫球场上得来的各种消息。虽然依靠这些消息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自己赚上一笔。
但彼得·林奇的目标绝不是仅仅为了赚笔小钱。他要检验自己对股票的独立思考所得出的见解是否正确。
当时，彼得·林奇看到一篇关于空运业前途广阔的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飞机行业取得了飞速的进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了飞机的巨大商业价值。可在当时，由于飞机小，安全性能差，费用也很高昂，飞机的巨大商业价值还只存在于可能的阶段，仍属高风险产业，投资者并不轻易用他们的钞票去购买航空公司的股票。
但彼得·林奇却按照他“按错误的前提所作的固执研究”决定购买飞虎航空公司的股票。当时的价格是每股7美元。林奇从那篇文章中看到飞虎航空公司是一家空运公司。然而，这项投资并没有很快给彼得·林奇带来回报。有两天的时间，飞虎航空公司的股票一直在7美元附近上下波动，理想中的广阔前景并没有能很快到来。
彼得·林奇几乎怀疑自己理论的错误。
美国的经济是典型的战时经济，美国在20世纪大发战争财，没有了战争，就没有美国的经济繁荣。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曾步入短暂的萧条之中。美国介入越战又似一颗强心针，使美国的经济又呈现出繁荣景象。
在临近美国介入越战之前，种种透露出来的迹象已使美国股市开始了攀升。彼得·林奇所购买的飞虎航空公司的股票价格也上涨了5倍。彼得·林奇第一次投资股票就大获全胜。
彼得·林奇从波士顿学院毕业后，又考上了沃顿商学院的研究生。同时也由于年岁的增大，他不可能再去布雷·伯雷高尔夫球俱乐部当球童了。
第一笔股票生意的成功坚定了彼得·林奇的信心。他坚信在自己的身边无时无刻不存在“大的聚财物”，只要有其一，就会有更多的成功在随后出现。
麦哲伦基金经理乔治·沙利文先生显然没有忘记彼得·林奇，在彼得·林奇成为波士顿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后，有一天在高尔夫球场上他与彼得·林奇进行了这样一番交流。
“彼得，”他总是这样直呼林奇的名，“你已经不再适合在高尔夫球场上当球童了。”
“不，我还想靠在这儿的收入使我去念研究生呢？”彼得·林奇并不想放弃这个为他的成长提供经济保证的职位。沙利文先生笑着说：“好小子，你就别担心你的学费了，我已替你找到另一份工作。”
“什么工作？”林奇惊奇地问。
“这家公司非常出色，它是纽约帆船俱乐部，奥吉斯塔全国公司、卡内基大厦和肯德基董事会的成员，在美国进行着发行共同基金的工作，卓有成效并且非常出色，它是各投资公司的圣殿，像中世纪的修道院被修士们敬仰那样受到人们的尊重……”
“你没开玩笑吧！沙利文先生，你是说富达公司？”彼得·林奇又惊又疑。
“你看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沙利文先生正色说，“我们公司像你一样出色，或者说你像富达公司一样出色，富达公司将会有个好雇员，你也将受雇于一家很棒的公司。”
一名高尔夫球童的成长(4)
“谢谢你，沙利文先生，”彼得·林奇的高兴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多年以来，乔治·沙利文先生就像他的父亲一样无时无刻地在关照着他。
当然，由于家庭的状况，彼得·林奇很想马上就能工作挣钱，但他更大的愿望却是接受更高的教育，那样才能赚到大钱。
“可是，沙利文先生，我很想读完研究生。”彼得·林奇虽然对能到富达公司感到高兴，但并不想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你放心！你应该而且能够念完研究生，照我的想法，你应该再去哈佛大学念到MBA，你知道，在华尔街风光的人物大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没有MBA这块金招牌，任何人都别想顺利地在华尔街站住脚。你在书本上已学到不少东西了，但更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所以，我的想法是，你可以在暑假期间到富达公司工作。”
彼得·林奇在富达公司开始了他的股票投资工作，并在富达旗下的麦哲伦基金度过了他最富传奇色彩的投资生涯。
林奇在富达公司最初的工作与他后来的经历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但他同样干得十分出色。作为一名富达公司的暑期实习生，彼得·林奇并没有从事企业财务或会计工作的经验，所以就被分派作企业调研和撰写调研报告的工作。即便作为一名实习生，彼得·林奇所做的工作仍然和正式的调研人员所作的工作是一样的，他所作的调研报告同样会送到麦哲伦基金的经理乔治·沙利文的办公桌上。
林奇所学的专业似乎并不是从事这种研究工作所必须的专业，因为一个文科生从事股票行情分析的工作是很罕见的，彼得·林奇能够打破世俗成见获得这一职位，当然与他和公司经理沙利文的个人关系有关。从另一角度说，沙利文先生对彼得·林奇的股票行情独到的分析方法也十分感兴趣。彼得·林奇最初是怀着对这一行业的神秘感进入麦哲伦基金的，在他的心目中，股票投资行业是个“过去令人生畏的行业”，但他很快就打破了这种神秘感，不但应付自如，而且逐渐完善了自己独立的见解。
在短短的暑期实践中，彼得·林奇完成了对索格造纸公司和国际教科书公司的调查报告，他通过自己的实地调查，将这两个公司的情况掌握得细致而又准确。
乔治·沙利文先生很欣赏彼得·林奇这种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在当时，许多调查人员都满足于纸上谈兵，坐在办公室通过资料和传闻来完成他们的调查报告，这种文本主义的官僚作风，使这些调查报告的可信性度十分可疑。麦哲伦基金的许多调研人员也是这种作风，公司也因此经常根据这些不可信的材料做出决策而造成损失。
彼得·林奇的调研报告却与之相反，公司据此做出的决策都使公司获得了利益。乔治·沙利文经理看到这个结果不禁心花怒放。
“我不会看错人的，不会。”
1966年9月，彼得·林奇离开富达公司回到沃顿商学院继续他的研究生学习。此时的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了，由于暑期的实践，使他更为深入地了解到股票市场的内在规律，大学教授教给他的理论在面对现实时似乎显得毫无用处。
“是自己错了，还是教授们错了？”
彼得·林奇常常这样问自己。从纯粹的学术观点看，传统的理论无懈可击，可为什么又与实践相去甚远。那么是自己错了？可是他亲眼目睹的事实却不能使他违心地相信谎言。用什么方法才能告诉人们真相呢？人们会相信他这个22岁的、研究生都还没毕业的毛头小子的话吗？有谁会认真地倾听他的见解？
彼得·林奇觉得大学教科书中那些帮助人们在投资上获得成功的理论似乎只会使人失败。理论中所讲的一切，丝毫无助于奇特对市场涨落的判断，那么这种通常认为是“合理性”的理论的可信性就令人怀疑。
尽管彼得·林奇已经厌倦了教授们的空洞说教，以至很想放弃在沃顿商学院未完的学业。但未婚妻卡罗琳和乔治·沙利文先生仍然支持他完成学业。因为要最终跻身华尔街，没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将会非常困难。
一名高尔夫球童的成长(5)
美国人的成功模式通常是这样的：
名牌大学毕业+自我奋斗+机遇＝成功。
获得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是走向成功的捷径，就像中国古代的科举之路一样。没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一个人要想在美国获得成功将是非常困难的事，至少他得多付出十倍的努力。彼得·林奇十分讨厌股票市场上的理论家和预言家，对他们的一切言论都非常反感。可惜却有许多无知的人，盲从于他们的言论，使他们俨然成为某种权威的化身。
彼得·林奇非常欣赏沃伦·巴菲特的观点，巴菲特是华尔街股市中叱咤风云的高手。他认为：“对我来说股市是根本不存在的。要说其存在，那也只是一个让某些人出丑的地方。”沃伦·巴菲特所说的某些人就包括那些拙劣的理论家和预言家，他认为股市是让这些道貌岸然、高谈阔论的家伙身败名裂的好地方，这些人总是用他们的无知在骗取股票投资人的美元，他们用自己的谎言果腹。
1967年，彼得·林奇以优异的成绩从沃顿商学院研究生毕业了。乔治·沙利文经理几乎是张开双臂欢迎彼得·林奇正式成为麦哲伦基金的雇员。
彼得·林奇在读研究生时的经济来源，一方面来自于他暑假在麦哲伦基金打工挣的钱；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慢慢出售的手中已获厚利的股票收入。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工作读完研究生课程，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在毕业的那一刻，彼得·林奇向他热恋多年的女友卡罗琳求了婚。卡罗琳答应了，于是他们定了婚，这是彼得·林奇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刻。
彼得·林奇有着传统的家庭观念，他需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他也认为，成家立业是人生必备的阶段：一个男人要走向成功，家庭是他必须坚守的领土。
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但唯一不能放弃的是他的家庭。商场上的搏杀虽然吸引着每一个男人，但家庭仍是他必须依靠的港湾。他会在那里养精蓄锐，也可以在那里享受到真正的人生乐趣。
1965年美国介入越战之后，随即深陷于那片热带丛林之中，战争旷日持久，似乎永远也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美国又在错误的时间或地点参加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美国被动员起来了。彼得·林奇自然也不能逃过服兵役。他被作为炮兵中尉派往韩国。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却使身在国外的彼得·林奇遭受了他投资股票的第一次损失。当时华尔街发生了一次挤兑事件，使大多数的股票都惨遭下跌的命运。由于彼得·林奇远在国外，华尔街所发生的事件传到他那里时，已经很晚了，所以他在股票上的投资遭到了损失。
1968年5月11日，彼得·林奇与相恋多年的女友卡罗琳终成眷属。婚礼上的来宾大半都是纽约金融界的知名人士，乔治·沙利文就像是自己儿子结婚一样张罗着一切，这使彼得·林奇少了许多麻烦事。
1969年，彼得·林奇服完了他两年兵役的最后一天。乔治·沙利文先生仍用自己宽阔的胸怀拥抱了彼得·林奇。富达重新雇佣彼得·林奇为长期雇员，他仍是公司的调研人员。
彼得·林奇在这段时间内所作的工作主要就是对股票市场作调研工作，他依靠自己独特的见解很快成为一名享誉华尔街的金融专家。
1974年，彼得·林奇因其出色的工作成绩被富达公司提升为研究部主任。这一次，华尔街股市由于受到美国停止介入越南战争的影响而大跌，在彼得·林奇出任研究部干了三个月之内，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250点。这件事再次印证了彼得·林奇的话——“每当我被提升，股市就看跌”这一奇妙的现象。
1977年5月31日，在加入富达公司8年之后，年仅33岁的彼得·林奇，由于工作出色，被任命为富达旗下的麦哲伦基金的经理。这是一个升迁，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林奇终于可以直接面对市场，但另一方面，富达旗下有几百个这样的基金经理，要能做出一番成就，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更多的辛苦、更多的想法和思考。
初掌麦哲伦基金(1)
麦哲伦基金是内德·约翰逊于1963年创立，当时叫富达国际基金，可是它成立之时真是时运不济，遇上了肯尼迪总统推出的海外投资税，于是被迫卖出所持有的海外股票，富达国际基金徒有虚名，实为国内基金。此时，麦哲伦基金重仓持有的是克莱斯勒的股票。
在麦哲伦基金诞生的时候，林奇还是波士顿学院的一名学生兼高尔夫球童。在这一时期，基金业高速发展，甚至影响到了林奇的母亲。她当时对富达资本基金很感兴趣，这是因为她听说该基金是由中国人管理的，她相信东方人聪明的头脑。富达资本基金在这段时间表现很好，超过了标准普尔指数，它在1950年增长了两倍，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6年又增长了一倍。
1966年，富达麦哲伦基金的基金额是2 000万美元，但是到了1976年，由于投资者撤回投资，资金不断流出，基金额减少到600万美元。就这样一个只有600万美元的基金，每年的管理费用额度仅为0.6％，也就是说只有区区的36 000美元，连电费都难以支付，就更不用说员工工资了，麦哲伦基金可谓举步维艰。
为了实现规模效应，1976年富达公司把600万美元的麦哲伦基金和另一个1 200万美元基金额的患难兄弟埃塞克斯基金合二为一。该基金也是股市萧条的牺牲品，它曾经是一只1亿美元的基金，由于在股市萧条期间表现极其糟糕，唯一的成果就是亏损太厉害，所以获得了5 000万美元的亏损税收减免。
1977年5月，在彼得·林奇与富达公司第一次亲密接触刚满10周年之际，沙利文将彼得·林奇叫到了办公室，他们作了一次深入的长谈。
“彼得，”沙利文经理直呼其名，“对于麦哲伦基金的过去和未来，你有什么看法？”
“过去的十年中，麦哲伦基金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仍然落后于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公司在未来的十年里，必须调整投资战略，以顺应时代潮流。”
乔治·沙利文同意彼得·林奇的见解，“彼得，我正是为此事而苦恼，以我为代表的这一代人事实上已经老了，我们的思想都变得僵化而缺乏进取心，对新事物的出现也显得不那么敏感。现在，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余波未熄。自美国从越南撤军之后，一场新的经济危机正在威胁着我们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我知道你从来不理会五年有一次经济衰退的说法，可是事实上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道·琼斯指数上升无力，各公司的赢利也大幅下降，我们的财产在账面上正在逐渐消失。你虽然有着乐观的预测，可我却在面对着遭受损失的股东怒气冲冲的指责。”
在沙利文的大力推荐下，林奇临危受命，出任麦哲伦基金经理。
这项突如其来的任命令彼得·林奇又惊又喜，事实上，他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领导麦哲伦基金取得成功。但又有些担心，自己只有33岁，他的肩膀能够担负这一重任吗？
1977年5月，麦哲伦基金迎来了一位新的也是最出色的一位基金经理。从这一天开始，麦哲伦基金注定将成为华尔街的一世之雄。
彼得·林奇上任后，并不能扭转因美国经济衰退而造成的股票下跌趋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似乎很不给这位新上任的总经理面子，在随后的两个月中，下跌到801点。
林奇接手麦哲伦基金经理时，所面临的条件是1 800万美元的资产，5 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极度萧条的股票市场，数量很少而且还在迅速减少的基金投资者，而且由于麦哲伦基金停止对投资者开放，所以根本无法吸收到新的投资者。直到1981年的时候，麦哲伦基金才重新对投资者开放。
林奇认为，他接手麦哲伦基金的前4年的不景气不是天降惩罚，而是上天的赐福。这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来了解这个行业，即使犯了错误，也不会受到太多的关注。他说：“基金经理的成长有如运动员的成长，渐进成长要比速成好得多。”
初掌麦哲伦基金(2)
经过几年的分析师生涯的磨练，此时的林奇对于股票市场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熟悉市场上25％的上市公司，这使得他在股票的选择上游刃有余。早在1975年的时候，他就帮助波士顿的一家慈善机构管理证券，因此，对于基金的管理可以说也有一定的经验。
彼得·林奇做股票生意不靠市场预测，不靠技术分析，不做期权交易，不做空头买卖，那么，他又凭什么在股票市场上称雄？他又有何成功的秘诀？
说来也简单，只有两个字：调研。
彼得·林奇从进入富达公司的第一天起，就从事调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林奇出任麦哲伦基金经理之后，对他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彼得·林奇不喜欢搞脱离实际的预测，这在前文我们已经叙述过。在此我们不妨再看看华尔街千奇百怪的股票行情预测法。这些方法大多荒诞不经，有些也有一定道理，并有过成功记录，但比起彼得·林奇脚踏实地、注重实际的方法来，就显得有些像巫术般的需要运气了。
彼得·林奇采用的正好与之相反，因此他在股票市场上很少失手，这自然就会成为他使用的常法。由于调查的方法和判断力的原因，别人若采取这种方法，并不一定会因此而包赚不赔，当然也不会次次赔钱。
初次在华尔街坐镇一方的彼得·林奇正是依赖这个法宝在华尔街取得了巨大的声誉。没有人敢轻视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林奇走马上任的第一个月，主要的事情就是换股，整天忙着把前任基金经理沙利文挑选的股票卖出，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欣赏的股票。并且他还要不断地卖股变现用以偿付投资者不断的投资赎回。
1978年3月31日，林奇接管麦哲伦基金已经10个月，麦哲伦基金的年度报告出来了，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2个月里基金增值了20％，而同期道·琼斯平均指数却下降了17.6％，标准普尔指数下降了9.4％。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归功于林奇所选择的新股。他的投资策略是减少汽车、航空、铁路、公用事业、化工、电子以及能源行业的持股比率，增加金融机构、广播、娱乐、保险、消费品等行业的持股比例。这一策略使他买了不到50种股票，价值却高达2 000万美元。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全面的战略，他挑选股票完全是经验主义方法，像受过训练的警犬一样嗅来嗅去。
他特别关心细节，例如，为什么一家拥有电视台的公司今年比去年更赚钱？相反，他不太关心在某个行业的持有比例。他会见一位广播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他公司的业务有所改善，并且给他一份对他们构成最大威胁的竞争者名单。然后他检查细节，最终通常是停止购买别家广播公司的股票。他在所有的行业中寻找目标，这说明选股人行业认知有限并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由于麦哲伦基金是一家资本增值基金，因此林奇可以不受限制地买任何证券——从各种类型的国内股票到国外股票，甚至债券——这给他充分发挥猎犬潜能的余地，他可以不受增长型基金经理那种行事方式的限制。
1978年1月，林奇告诉他的投资者：“麦哲伦基金的投资组合大部分由三大类公司组成，特殊情况公司、价值被低估的周期性公司以及中小成长型公司。”
买股票有消极策略和积极策略之分，消极策略是在所持投票表现不好时，找出新的借口，林奇认为华尔街的才能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来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他的策略是进攻性的，那就是不断寻找更好的机会，发现更好的股票来换掉他已经选中的股票。
1979年是股市的好年头，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18.44％，而麦哲伦基金表现尤为突出，资产升值了51％。在写年度报告时，他再次面临解释自己投资策略的挑战，似乎他一开始就应该有一种策略，于是“增加房屋租赁业、饭店以及零售业的股票比例”成了他最好的选择。
初掌麦哲伦基金(3)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麦哲伦基金再现了上一年的辉煌，麦哲伦基金的股东们享受到了69.9％的收益增长率，而同期的标准普尔指数只上升了32％。这一年，他的兴趣转移到了博彩业，同时对便利店的股票也有浓厚的兴趣。
回顾林奇早期的经营情况，他的股票的换手率之高令人吃惊：第一年的换手率高达到343％，投资组合中包括41种股票。1977年8月2，他卖掉了30％的股票。从这时开始，他以令人目眩的速度买卖石油公司、保险公司的股票，每个月都有消费行业的股票进进出出。1977年9月，他买了一些循环型股票，到11月就把它们抛掉。秋天他们增加了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及汉斯公司的股票，次年春天全部换手。他的最大持股从康柯里公司换成一家电信公司，然后又换成一家保险公司，之后又换了几家公司。他似乎每个月都要捣腾佛费斯公司的股票，直到它被摩托罗拉公司兼并，才停止买进卖出；他依稀记得这家公司似乎与计算机终端有关，但他到现在都不能清楚地解释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这种频繁交易导致每年都面临挑战。股东们阅读报告书时对这种方式有些敏感，“麦哲伦从价格已经回升的周期型股票转到销售和收入增加的非周期股票”是他每年都要重复的解释，随后是“麦哲伦减少了可能受经济滑坡影响的企业的股票，然而，他们将继续增加被低估的周期型股票的持有比例”。
后来，林奇在读这些报告时发现，很多他持有几个月的股票其实应该持有更久一些。这不是无条件的忠诚，而是应该盯住那些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公司。他的后悔清单有阿尔伯森公司，他买进不久就卖掉了，这只股票后来翻了300倍；还有联邦快递公司，他以5元的价格买进，不久以10美元的价格卖出，两年后它涨到70美元。
由于常常会干一些抛掉好股票而买进差股票的蠢事，林奇经常自唱“拔掉鲜花，浇灌杂草”，他对此很得意。有一次，巴菲特打电话给他，请求林奇同意他在伯克希尔的年报上引用他的这句“名言”。
在麦哲伦转为封闭式基金的四年时间里，没有新客户以及高比例赎回（达到全部份额的三分之一）迫使他卖掉老股票以挑选新股票。这段经历使他自己熟悉了大量公司和行业，并懂得了影响价格涨落的因素。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在为掌管百亿美元的大基金做准备。
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他懂得了自己做研究的价值。
每年他要到数十家公司的总部去拜访，并在地区性投资会议上结识数十人（这个数字不断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期达到二百多人）。
富达公司开始实施一项新措施：公关午餐，即跟那些懂得如何经营保险公司或铝业公司的高级主管一起用餐。以往，他们跟办公室的同事或股票经纪人一起用餐，谈谈高尔夫球赛事或波士顿红袜队的比赛，气氛亲切，但却不如公关午餐对投资更有价值。
这种午餐制度后来扩展到早餐和晚餐。每星期，公司提供一份打印的名单，类似学校的菜谱（周一比萨饼，周二汉堡包等），只不过他们的“菜谱”是客人的名单，如周一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家具仓库公司，周二是某某公司等等，总有几种不同的选择。因为他不可能参加全部的餐会，所以他作了安排，尽量与他还没有投资的公司主管见面，看看是否漏掉了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如果他对石油公司不看好、他就会与石油公司主管一起用餐，这种交谈可能使他了解到，石油工业是否即将复兴的最新动向。这种信息总是对有关人士直接或间接有益，不论是制造商，还是供应商。
林奇每月至少一次与重要行业的代表会谈，了解这个行业是否开始转向或其他被华尔街忽略的最新动向，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警报系统。
他常常以这样一个问题结束会谈：你最尊敬的竞争对手是谁？如果公司主管承认其对手干得一样好或者更好，这是最有力的证据，他会马上买进他们竞争对手的股票。
初掌麦哲伦基金(4)
林奇由此得到的信息并非专业性很强的，或高度机密的资料，他的客人乐于分享他们所知道的信息，他发现大多数公司代表既客观又诚实，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他们承认；如果认为经营状况将会改变，他们也会告诉这些投资者。
有意思的是，林奇认为华尔街的谎言比主街（即实业界）要少，这倒不是因为金融业人士比大街上的商人更像天使，而是因为他们太不受信任，以至于每句话都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审查。他们没有机会说谎。就算是蒙混过关了，这种谎言也过不了下一季度的盈利报告这一关。
他总是很仔细地记下在午餐时或会议上碰到的每个人的名字，他们中的很多人他每年要联系多次，成为极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对那些他不太熟悉的行业他们教会他如何阅读其资产负债表，以及应该提出什么问题。
林奇以前不了解保险业，直到他认识了几家保险公司的主管，他们用闲谈的时间，给他上了一堂关于保险业的速成课。他没有保险专业人员那样的知识，但他知道保险公司收入增减的基本因素，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他认为保险业的专业人应该利用他们的优势，注意保险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去买铁路公司或废弃物管理公司的股票，因为他们对这些公司一无所知。
1980年，是卡特政府执政的中期，美联储正在为抑制经济过热而绞尽脑汁，利率因此上升到一个历史高位，在这种环境下，尽管银行业前景一片大好，但是银行业的股票却普遍低于其账面价值。他发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一次地区投资会议上发现的。
事实上，在会场的间歇期间他顺便去了一趟亚特兰大第一银行，这家银行连续12年保持高收益率。显然，投资者低估了它的价值。5年后，当这家银行与北卡罗来纳州的沃切维亚银行合并时，它的股价翻了30倍。华尔街总是对能够生存或不能生存的各种企业感兴趣，而经营状况稳定的银行如亚特兰大第一银行则不受重视，它的市盈率只有市场平均水平的一半。从这时开始，他对地区性银行的品质留下深刻印象，并且对投资者的轻视感到困惑。
于是，他一家接一家地买进银行的股票，到1980年，他把9％的资产投入到12家不同的银行上。在1981年3月的年度报告中，他高兴地指出麦哲伦基金的股东的钱袋儿乎翻了一倍；基金资产在这一年中增加94.7％，而同期标准普尔指数只上升了33.2％。
然而，令其困惑的是，虽然麦哲伦基金连续4年超过市场，但份额持有人的数目仍不断下降，这个时期共有三分之一的份额被赎回。他猜测大概是他在为前任基金经理买单。这些人在基金合并时的损失终于补回来，于是变现走人。大量的赎回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的增加，使麦哲伦的增长率打了折扣。虽然麦哲伦基金在4年之间增长了4倍，本该有8 000万美元的资产，但实际只有5 000万。头两年，他只能持有50到60种股票，到1980年中，增加到130种，由于赎回的影响，他们被迫退到90种股票的规模上。
毋庸置疑，麦哲伦基金拥有一个好的开始。1978年，林奇持有的所有的股票中，前10位的市盈率在4到6之间，1979年，该比率在3到5之间。如果一家业绩良好的公司的股票售价只是其每股盈利的3到6倍时，投资者几乎不会有任何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