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翅腾飞(1)
在林奇为麦哲伦基金掌舵4年之后，麦哲伦基金终于迎来了它展翅高飞的机会。
1981年，麦哲伦与塞拉姆基金合并。塞拉姆是富达公司旗下的另一支小基金，该基金曾经叫道氏理论基金，它的损失也产生了巨额的税收减免的好机会。从这时开始，即与塞拉姆基金合并以后，麦哲伦才重新向公众开放。1981年，合并之后的麦哲伦资产首次突破l亿大关，他们第一次得到公众的垂青，但不幸的是，股市在此时却开始回落。尽管股市不景气，麦哲伦基金在当年还是取得了16.5％的回报率。
随着麦哲伦在1981年重新开放，林奇越来越成为一个有耐心的投资者，基金份额持有人也是如此。赎回比例在下降，这意味着林奇不再被迫卖股变现。基金的年换手率下降了三分之二，从300％下降到110％，林奇的最大持股现在能够维持几个月不变。麦哲伦仍然是只小基金，总资产只有一个亿，在波士顿地区的五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倒数第一。林奇把这些资金投资在大约200家不同企业的股票中。
林奇对连锁餐厅及零售店的无限潜力兴趣日增。通过向全国扩张业务，这类企业可以在10到15年内保持20％的增长率。如果收益每年增长20％，那么三年半即可翻一倍，七年可以翻两番。股价如影随形，常常会超过其收益的增长。投资者对前景看好，愿意支付相当乐观的价格。
回过头来，林奇发现自己喜欢的股票往往是普通行业的股票。这些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良好，前景可观，但大多基金经理不敢买。基金经理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倾向于多买些大家认可的股票，如IBM，而不敢关注成长型的小公司的股票。如果这些小公司的股票下跌，推荐人会受到责备。但如果IBM股票下跌，责备会转到IBM公司头上：“太让华尔街失望了。”
是什么使林奇得以避开这种虚假作法？关键是在麦哲伦这样的开放度极高的基金里，没人居高临下地审视林奇。很多公司里面等级森严，每个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下面的人，同时又被下面的人盯着。如果你不得不关注顶头上司的脸色，在林奇看来，你就不再是专业人员了，你不再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你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老是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而不是“我是否有能力干好这件事？”
在麦哲伦，林奇有幸免掉了这种疑虑。他在买股票方面的权力许多人闻所未闻，他可以按每股40美元卖掉股票，然后改变主意，又以50美元的价格再买进来。他的老板也许会认为林奇疯了，但他们并不会说出来。他不再在每天每周的会议上为自己的选股作解释，他自己和他的策略也没有受到令人沮丧的审查，基金经理操心如何战胜市场已够头疼了，不需要再增加负担，每天去安慰老板和股东或为自己的操作辩解。
到1981年－1982年，林奇开始每星期六加班。这多出来的一天时间他用来清理办公桌，他还必须浏览一大堆邮件，这些东西一度曾经达到每天堆起来半尺高。二至三月份，他得看年度报告，还得看笔记本，寻找价格跌落的股票（林奇总是把买入时的股票价格同与该公司有关人员的谈话时间记下来），看看其基本面有无改善的迹象。
1982年上半年对股市来讲是可怕的，利率达到两位数，通胀率与失业率居高不下。利率如此之高，以至于麦哲伦基金几个月的最大持有比例不是股票，而是长期国库券，因为山姆大叔为此支付13％～14％的利息。他倒不是因为害怕股票而购买债券，像大多数投资者那样，他买债券是因为它们的收益超过了正常的股票回报。
不可想象这样高的利率还会升高或在这个水平长期维持，而不会引发经济崩溃。果真如此，林奇将同其他人一样被狂涛吞没，麦哲伦的投资组合会成为林奇最不操心的事。但如果这一切不发生，林奇要满仓投资于股票和债券。
1982年初，林奇开始进行通常的“抵抗恐惧”训练：假定最糟的情况不会发生，他该怎么办？他估计利率迟早会降下来，股票和长期债券的持有者会大获其利。
展翅腾飞(2)
事实上，标准普尔500在1982年到1990年之间翻了四倍，30年期政府债券稍高一点。然后，1991年，股票又上涨了31%，而债券就差多了。再次证明长期而言，股票优于债券。可是在1982年初这段前景暗淡的日子里，财经媒介充斥着汽车销售愈益萧条的报告。在他看来，不论萧条是否发生，他们都会回到电影院。如果还有什么事像人会死亡那样确定无疑，那就是美国人一定会买汽车。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林奇在1980年3月走访克莱斯勒公司。实际上，林奇并不是一开始就去找克莱斯勒的，林奇在同福特公司代表交谈中，得知克莱斯勒会好转得更快，像往常一样，对某个机会的研究引出了另一个机会，淘金人踏进了铺满金片的溪流。
克莱斯勒股票当时价格是每股2美元，华尔街等着这家第三大汽车公司破产的消息。浏览克莱斯勒的资产负债表，林奇发现公司有超过10亿美元现金，它的行将破产的预言显然是过分夸大。克莱斯勒有破产可能，但至少是几年之后。美国政府已经同意提供足够的货款，帮助它度过眼前的危机。
最后，林奇相信克莱斯勒不仅有维持目前运转的资金，而且有令人激动的新产品。林奇的朋友和同事认为林奇疯了，他们认为克莱斯勒行将破产。10月，林奇把债券的持有比例削减到5％。大牛市开始了，利率开始下降，经济已经显示复苏的信号。
像通常情况一样，汽车业等周期型股票推动大市上扬。他相应地卖掉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票，把11％的资金投进汽车业，10％的资金投到零售业。这种转变不是依据报刊的标题，也不是美联储主席的讲话，林奇的决定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一家接一家公司告诉林奇，他们的情况正在好转。这个期间，新股“生化高科”上市，发行价25 美元，一天之内被炒到75美元，这是林奇买的新股之一。
周末，林奇首次在电视台的“华尔街一周”节目中亮相，直到摄像机开动前一分钟，林奇才见到了主持人路易斯·鲁凯塞。他来到台前，斜着身子对林奇说：“别担心，你会干好的，只有800万人在看着你。”林奇在鲁凯塞节目中的亮相引起麦哲伦基金份额走俏，富达公司销售部忙于应接电话，麦哲伦基金的资本金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增长。
1981年与塞拉姆基金合并后，麦哲伦资产为1亿美元，到1982 年底变成了4.5亿美元。新的资金以4年前不可想象的速度投进来：10月份共4 000万美元，11月7 100万美元，12月5 500万美元。林奇现在可以继续持有老股的同时，买进新股，这是从前无法享受的奢侈。他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克莱斯勒，所以林奇在其他汽车以及零售业等进行投资。3个月之内，林奇买了166种股票，其中有大公司股票，但绝大部分不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现象，是麦哲伦还是小基金时，林奇买进大公司股票，而当基金规模越来越大时，林奇却越来越喜欢小企业股票。这不是精心设计的策略，而是依据股市发展的事实情况做出的选择。麦哲伦份额在1983年继续热销，2月份6 000万美元，3月达到1亿。在低迷的市场里很容易找到值得买进的股票，但在1983年初，道·琼斯指数比1982年的低点上升了300点，许多高技术股票发行价高得令人担心，此后六、七年再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这样的高价令华尔街欢欣鼓舞，但林奇觉得令人忧虑，他情愿来个300点的大跌以便挑选便宜货。
便宜的股票是选股人心中的目标，林奇的净资产在熊市中损失10％到30％没有多大关系。他从不把熊市看作灾难，而是当作买进便宜股票的好机会，这是时间赐予他的幸运。
克莱斯勒仍是麦哲伦的最大持股，达到基金资产的5％，并且在一年中维持这水平，克莱斯勒的价格在8个月中翻了一倍。
1983年4月，麦哲伦基金的资产达到10亿美元，这是一个里程碑，办公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不久，一位记者写道：“麦哲伦已经过于庞大，不能再保持其成功的记录。”这种观点在公众中很有市场。
展翅腾飞(3)
麦哲伦基金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引致一帮人对它的批评，认为它像罗马帝国一样，已经过于庞大。他们认为一家持有900种股票的基金赢利不可能超过市场平均水平，因为它本身就是市场平均水平，林奇被指责为掌管着“地球上最大的指数基金”。
这种认为大基金只能表现平庸的说法在今天仍然很流行，并且像十几年前一样具有误导性。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基金经理可以挑选 1 000家、甚至2 000家别具特色的公司，其中绝大部分不会出现在标准普尔的华尔街投资组合中，这种现象称之为“飞出雷达视野”。他可以持有300种标准普尔成份股和250家零售业股票，不持有石油公司和制造业的股票。这样，他的资产可以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上升。
相反，一位不具想象力的基金经理可以把投入股票市场的资产组合限定在500种普遍为其他机构持有的股票中，而得到不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平均水平的业绩。
基金的规模和持有股票的数量不能说明基金的业绩。由于林奇持有900种股票，后来更增加到1 400种，有些投资者离开了麦哲伦，这是件不幸的事。
在1983年总计900种股票的资产组合中，其中700种加起来不到基金资产的10％。林奇持有小比例股票原因有二：其一，该公司本身规模小，所以即使林奇按最大比例即10％持有它的股票，用币值衡量仍然很小；其二，林奇不认为它们值得大量投资。但如果你持有一些股份，并且列入股东名单，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了解这类公司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奇几乎买过每家公开上市的储贷社的股票，大多数买入的数量都很少。那时，几家金融机构老总告诉林奇由于存款利率降低，他们的收益状况大为改观。他可以想见，其他金融机构也会从中受惠，于是在1983年10月他新买进的83种股票中，39种是银行或储贷社的股票。那年年底，林奇买进了100家储贷社的股票，使麦哲伦基金拥有这个行业的股票总值达到麦哲伦资产的3％。财经媒介注意到林奇对储贷社的“钟爱有加”，大量文章给予报道；普通读者得到的印象，是麦哲伦基金的未来将与储贷社共命运。好在情况并非如此。储贷社的股票后来全面下跌，如果林奇把麦哲伦20％的资产投进储贷社股票中，林奇也许早就被迫提前退休了。
汽车业股票是麦哲伦这个时期成功的最大功臣。从福特到克莱斯勒，从克莱斯勒到绅宝、沃尔沃，适宜的经济浪潮托起了整个汽车业。
克莱斯勒股价短期内急速上升，使麦哲伦的持股迅速突破5％的限制。购买某种股票达到麦哲伦基金资产的5％，按规定林奇不能继续买进，但如果由于股价的上升使之升值超过5％，就可以不受限制。与此同时，林奇大量买进福特和沃尔沃的股票，直到这三种股票加起来达到麦哲伦资产的8％，整个汽车业股票在麦哲伦基金全部股票中所占的比例达到10.3％。
在1982年—1988年这6年期间，三大汽车公司中至少有两家总是位居麦哲伦最大持股前5名之内，有时三家都在前5名之内。福特和克莱斯勒急速上升，林奇从这两种股票中所赚的利润都超过1亿美元，从沃尔沃股票中赚得7 900万美元；从少数大比例持股中获得巨大利润是麦哲伦成功的关键。
虽然麦哲伦继续被看作增长型基金，但正是它可以买任何股票的自由度使林奇能有发现汽车业股票的机会。克莱斯勒和福特都不是增长型企业，所以一般不会出现在增长型基金的投资组合中，但由于长期股价太过低落，故此反弹时的表现颇像成长型股票。
1984年，林奇的持股比例前10名几乎没变，林奇坚持“买进——持有”的策略，一改从前频频换手的习惯。这个月可能福特排第一，接下来是克莱斯勒、沃尔沃，下个月可能是沃尔沃排第一，接下来是克莱斯勒、福特。1983年买进的国库券仍然保持相当大的比例，随着利率下调，债券继续升值，汽车业股票在林奇所持有的股票中，就数量而言，最多的时候有5家排在前10名，除了前面提到的3家，再加上绅宝和本田，有时甚至通用也跻身其中。在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重新来到汽车展销厅时，即使通用这样的公司也能赚很多钱。
展翅腾飞(4)
1984年，麦哲伦基金又吸收了10亿资金，林奇花了一段时间来习惯每天的交易清单上多出的零。同时，林奇每天早上给交易员的指令也变得越来越长。林奇现在选择度假地点，主要是依据时区和电话亭的位置；奥地利是个好地方，因为美国开市前正是奥地利的下午，所以林奇可以整天去滑雪，然后打电话给交易台。在国内，林奇最喜欢的滑雪胜地，是新罕布什尔州的巴尔沙姆，因为那儿每条雪道尽头都有电话。林奇滑下去，给交易员打电话，拿到清单，然后转入下一个雪道继续他的运动。
在头一个五年中，林奇出门不多；但第二个五年却频频旅行，大多数是去参加全国各地举行的投资会议，有点类似于考试前的填鸭式训练，每天了解几十家公司的情况。
对基金经理来讲，接受邀请参加投资会议是一件非常节约精力的事。由于常常有两三个会议同时举行，因此决定参加哪个会议往往很困难。富达公司有时会派出代表团，这样林奇能够在每个会上都有自己的代表。
有时，在会议上了解到某些企业的近况非常之好，于是就提前离开会议室，打电话下达买进指令。在会议空闲时间，林奇会租辆车或叫出租车，去走访那些没有派人参加会议的公司。林奇对某个城市的了解往往不是它的市容市貌如何、风景名胜怎样，而是《财富》杂志评出来的500家大公司中有哪家在这个城市。
继1983年及1984年每年吸收10亿美元资金之后，1985年麦哲伦又吸收了17亿美元。这时麦哲伦的净资产等于哥斯达黎加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吸引这些资金，林奇保持不断的进攻性，重估投资组合，找寻新的持股或增加已有持股。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是一个好例子。
在1985年上半年，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是林奇典型的小比例持股之一。后来他调查这家公司的情况，发现它有了急速的改变，于是林奇把它的持有比例提高到2.1％。林奇仍然中意于汽车股票，即使福特和克莱斯勒的股价已经涨了2到3倍，但其收益继续增加且基本面仍然向好。但不久之后，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取代了福特和克莱斯勒的地位，成为麦哲伦的大功臣。
1986年2月，麦哲伦资产突破50亿美元大关，林奇得增购福特、克莱斯勒以及沃尔沃股票，以维持现有持般比例。他也买进了大量新上市的股票，外国股票现占总资产20％，沃尔沃是始作俑者，并一直位居榜首。一笔2 000万的持股在1976年等于麦哲伦全部资产，而现在已经不足挂齿。为了运作这笔庞大的资金，林奇必须持有l亿股以上的股份。每天林奇按字母顺序检查，以决定卖掉哪些，再买进哪些。
有一次，林奇去位于加尼福尼亚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度假，在山顶上一间可以俯瞰群山的电话亭给交易台打电话，询问当天的交易情况，两小时过去了，他才报完清单上从A到L的股票。
林奇个人走访公司的数量从1980年的214家上升到1982年330家，1983年489家，1984年411家，1988年463家，1986年570家。照此趋势，林奇得每天走访两家公司，包括星期六和星期天。
麦哲伦基金1986年增值23.8％，1987年上半年增值39％。随着道·琼斯指数逼近历史最高点2 722点，牛市的形象充斥各专业杂志的封面，林奇却做出了一次战略性的转变——5年来这是头一次。林奇感觉经济复苏已经走得很远，分析人员对汽车业收益的乐观估计超出了林奇的研究结果。于是，林奇开始减少汽车股票的份额，而增加了金融业的股票——特别是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还有信用社的股票。
麦哲伦在1987年5月成为资产达100亿美元的基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样的规模对于战胜市场来讲，是太过庞大了。10亿美元规模已经很大，然后20亿、40亿、60亿、80亿，直到100亿美元，林奇一直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其他大基金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不再接受新的份额持有人，但麦哲伦一直保持开放式，批评者认为这是富达公司的策略，以提高林奇的声誉和增加管理费收入。
展翅腾飞(5)
到1987年，林奇很自豪麦哲伦这家资产规模等于瑞典国民生产总值，大基金能够战胜市场。为此而付出的努力使林奇筋疲力尽，林奇越来越希望能多花点时间跟妻子在一起，而不是跟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那时林奇本可以退出，而不是三年之后，使林奇留下来的原因是1987年的股灾。
也许我们不能说林奇有先见之明，知道股灾将要降临。市场过分高估，早已潜藏着暴跌的祸根——事后来看，这是多么明显。但他当时没有发现，林奇当时全部满仓，手边几乎没有现金，对市场周期的这种认识相当于对股东的背叛。
幸运的是，8月份麦哲伦基金减少了信用社股票的持有比例，林奇意识到信用社在发放愚蠢的贷款；不幸的是林奇又把这些钱买了别的股票。
1987年股灾之前，麦哲伦当年收益已达39％。
林奇对此焦急万分，因为标准普尔指数已上涨了41％。林奇记得卡罗琳对林奇说：“你已经为股东挣得39％的收益，又何必为落后市场2个百分点而抱怨？”事实证明，她是对的，林奇不该抱怨，因为到了12月，麦哲伦基金损失了11％。
林奇本人在市场下跌中的悲剧始于愚蠢的悖论。在林奇接管麦哲伦的头几个月中，市场下跌20％，而基金资金却升值7％。这次短暂的胜利使林奇确信，他对于普通选股人的不幸有某种程度的免疫力。
这个神话在1987年9月11日到10月31日的股市大崩盘中被粉碎，那次大跌是美元疲软、高通胀、国会关于减税的辩论，以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紧缩银根的结果。短期国库券的利息甚至高于长期国库券，这是极少见的情况。股票市场下跌不少，麦哲伦的损失更加惨重。
1987年结束时，林奇很高兴麦哲伦仍有1％的收益，使得麦哲伦连续10年超过共同基金的平均水平，并且麦哲伦在反弹时再次超过市场水平。1987年的股灾暂时解决了麦哲伦基金资金规模的难题。8月份麦哲伦基金的总资产110亿美元，到10月份变成了72亿美元，一周的损失相当于哥斯达黎加的国民生产总值。灾难降临时林奇正在爱尔兰打高尔夫球。林奇被迫卖掉大量股票变现，以应付被吓坏了的股东的赎回。麦哲伦在10月份共售出6.89亿份额，而有10亿份额被赎回；卖与买的比例达到2：1，出现5年来相反的趋势。
但大多数麦哲伦的投资人没有抛售手中份额，他们把股灾只当作股灾看待，没有人认为这是文明末日的开端。
但是对于某些从事保证金交易的投资人来讲，这的确是文明的末日。
他们从经纪人那里贷款买股，这些投资者看到自己的资产被一笔勾销。经纪公司为偿还贷款而往往以最低价抛售他们的股票，这是林奇第一次实际体会到保证金交易的风险。
林奇的交易员在星期天工作，为应付黑色星期一做准备，富达公司整个周末都在计划下一步的方案。
林奇在前往爱尔兰之前被迫把现金比例提到相当高的水平（基金以往历史中单日最高赎回额的20倍），仍然捉襟见肘。赎回指令洪水般涌来，林奇被迫在周一、周二又卖掉一部分股票。这样，在最应该买进的时候，他却被迫卖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基金的股东（份额持有人）对基金的成败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他们保持稳定，拒绝恐慌，那么基金经理就不会被迫以极其不幸的价格卖股变现，应付赎回。
市场回稳后，福特股票是麦哲伦基金最大比例的持股，其次是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和默克公司，再次是克莱斯勒和数字设备公司股票。
在随即而来的反弹中，表现最好的是周期型企业的股票，克莱斯勒从20美元涨到29美元，福特从38.25美元涨到56.875美元。但盯住这些周期型股票的投资人不久就失望了，三年之后，在1990年，克莱斯勒的股价是10美元，福特为10美元，不到它们1987年股价的一半。
1987年股灾之后，真正的赢家是增长型股票，而不是周期性股票。幸运的是，林奇能够及时把资金从汽车股票转移到运转良好、收支平衡的公司中，如莫里斯、柯达、默克等。
展翅腾飞(6)
在廉价股范围内，林奇也开始发掘不合时宜的金融服务股票，包括几家基金公司，这些基金不断被市场打败，华尔街担心会形成投资者撤离资金的浪潮。
麦哲伦基金1988年收益率为22.4％，1989年为34.6％，1990年林奇退休时再次超过市场平均收益水平。在林奇13年的职业生涯中，保持了超过基金平均水平的记录。在林奇离开的时候，麦哲伦资产达到140亿美元，其中14亿为现金——他从1987年股灾中得到的教训，是绝不能让手中没有现金。
急流勇退
1990年5月31日，是林奇执掌麦哲伦基金13年纪念日。他宣布离开麦哲伦基金。
正如他所言，在他接手麦哲伦基金的时候，他的心中充满了渴望，充满了对股票的渴望。在位13年间，他总共为麦哲伦基金买过15 000多只股票，其中很多只股票还买过多次，因此，他赢得了“不管什么股票都喜欢”的名声。
林奇的离职，绝非一时之心血来潮。早在1987年道·琼斯指数冲破2 000点的时候，他自己已经“突破”43岁了，此时已经萌生退意。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股票之上。13年间，他只陪妻子度过两次假，都是在访问公司的间歇期间，他要记得2 000只股票的代码，但是却将家人的姓名搞混，忘记了孩子的生日。他说自己在工作中陷得太深了。
1990年，妻子卡罗琳和三个孩子为他庆祝了46岁的生日，在生日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他的父亲是在46岁的时候去世的。在他意识到比他的父亲活得更长寿的时候，他开始感到人生苦短，之后就是漫长的死亡。他后悔没有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校园嬉戏、滑雪比赛或午后足球赛，他提醒自己，没有人会在临终前说：“我后悔没有在工作上花更多时间。”
终于，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他想到了与基金同名的那位瀚海英雄麦哲伦的悲惨结局，于是他向富达公司的老板约翰逊递交了辞呈。
约翰逊极力挽留爱将，极力挽留这位华尔街上最优秀的基金经理。他甚至提出，如果林奇愿意的话，可以负责一家小的基金，如1亿美元的规模，这与140亿美元的麦哲伦基金相比的确小了很多。但是，依林奇的个性，即使基金规模再小，他花在上面的时间也未必会比花在麦哲伦基金上的时间少。于是，他谢绝了老板的挽留。
很多其他的基金同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都被他一一回绝。有人建议他组建一只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封闭式基金，凭他的名气，发几十亿美元的基金单位不成问题。封闭式基金没有像麦哲伦基金这样的开放式基金一样的赎回的压力，他只要花少量的时间，就可以每年获得几千万美元的年薪。这与他的投资理念相悖，他于是拒绝了。
林奇说自己过去一直不相信，很多百万富翁庆幸他们自己错过了使自己更富有的机会，现在却在身体力行。对于丰厚的回报不屑一顾，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得起这样的奢侈。他说自己站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是当财富的奴隶，耗尽余生使之增值？还是让你积累的财富为你服务？
林奇不仅战胜了华尔街，也战胜了自己，战胜了财富。他在职业最为辉煌的顶峰离开了华尔街，留给华尔街的是一个永远的楷模和难以企及、无法超越的业绩。
附：彼得·林奇的投资原则
1 不选热门股，只选冷门股
热门股之所以如此热门，是因为其股价涨得很快，快得总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遗憾的是热门股跌起来也很快，甚至比涨得还快，快得让你找不到脱手的机会。而那些业务让人感到乏味、厌烦、甚至郁闷的公司股票，一般是少人问津的冷门股，却最终会成为股价不断上涨的大牛股。
2 避开高增长易变行业，关注低增长稳定行业
高增长行业吸引了大批想进入该行业分享奶酪的聪明人和强势企业，而众多竞争对手的进入使该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公司很难持续保持利润率，股价相应会下跌。而低增长行业同时是低竞争行业，公司容易持续保持利润率，股价相应会随着利润的上升而上升。
3 远离高技术行业，关注稳定成熟的行业
林奇和巴菲特一样，不喜欢买入那些自己不了解其业务情况、变化很快、未来发展不稳定的公司股票。他同样坚持只投资于自己能够完全理解的传统稳定行业的公司股票。“当周围有如此多的稳定行业时，为什么要购买易变行业的股票呢?”
4 别选多样化公司，关注专业化公司
利润不错的公司通常不是把钱用来回购股票或者增加股息，而是更喜欢把钱浪费在收购其他公司这件蠢事上。这种“精心准备”的收购对象却是一些这样的公司：(1)价格被高估；(2)业务经营完全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这两点确保收购后的损失，而不是收益能达到最大。而那些专注于自己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往往能够获得稳定快速的增长。
金融杀手
乔治·索罗斯 金融杀手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重温了那句老话：几家欢乐几家愁。当受风暴袭击的国家的官员和民众或绝望地叹息，或焦急地观望，或仓皇地寻求出路，一片萧条无序的时候，一个人却凭借这场扫荡几个大洲的金融风潮，把自己的名字牢牢地印在了亚洲各国甚至全世界各阶层人士的脑海里。对他，诅咒者有之，声讨者有之，宣布要将其治罪者有之，赞叹、钦佩者也有之。用德国《图片报》一篇文章“今日焦点人物”的话来说，这个人“倚仗自己的资金来对付整个国家及其货币并获得了成功”。这个人就是乔治·索罗斯，美国金融大投机者，亿万富翁兼业余哲学家。
亚洲金融风暴让索罗斯扬名全世界，而他实际上并非现在才享有“坏孩子”的“美誉”，外界早就把他称为“股市天才”，现在更有人给他冠以“世界头号金融狙击手”的头衔。
哲学家之梦
1930年乔治·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律师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了匈牙利，匈牙利人民惨遭涂炭，犹太人更是命运悲惨。幸亏索罗斯的父亲利用其律师身份为全家伪造了全套身份证，化名寄居在朋友家中，才侥幸活了下来。后来，苏军赶走德军，占领了匈牙利全境，但由于索罗斯的父亲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全家再次受到了排挤。惊魂未定的小索罗斯被迫离开祖国，和母亲一起逃亡到了瑞士的洛桑，其时年仅16岁。但是，索罗斯一点也不喜欢苏联建立的共产主义匈牙利，反而非常怀念二战末期的那段危险历史给他的“锻炼”──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或许能够说明索罗斯从小就是一个风险偏好者，所以才能在证券交易、商品交易和国际宏观投机领域取得这么高的成就。
到瑞士以后，索罗斯深感和平与时间的宝贵。他在家花两年时间自学了初中和高中的所有课程，并于1948年插入洛桑的圣·路易斯中学读高中三年级。由于索罗斯超出常人的努力，很快他就成了这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优秀中学的佼佼者，并于194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英国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
索罗斯家庭并不富裕，所以，索罗斯能够在伦敦经济学院这样的知名学府读书，基本上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勤奋好学。金融学是一个“钱途”非常好的专业，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成绩也非常棒，这完全可以使他在毕业以后找到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但索罗斯的兴趣似乎并不在此，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索罗斯几乎完全专注于波普的“开放社会”理论，撰写了不少哲学论文，雄心勃勃地要做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可惜，家庭的贫穷和卡尔·波普的劝阻使“哲学家索罗斯”无疾而终。卡尔·波普并不认为这个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能够研究“开放社会”理论，因为匈牙利自己就是一个封闭社会，而且索罗斯家庭又那么缺钱，不可能供他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波普建议这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专业，去从事一份颇有前途的经济或金融工作。于是，失望的索罗斯带着荣誉学士学位离开了伦敦经济学院，不久之后移居美国，进入华尔街，当上了一名经纪人。
在远渡美国的时候，年轻的索罗斯的计划是用五年的时候挣够50万美元（这在20世纪70年代绝对是一笔巨款），这样他就可以离开美国，回到英国重新攻读哲学博士，然后终生从事哲学研究。
华尔街岁月(1)
刚到美国的时候，一连好几年他都是默默无闻地在纽约的证券市场从事股票分析推销工作。当然，在这几年中索罗斯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一直在积累经验，寻找机会。
到1969年，39岁的索罗斯终于脱颖而出，开始有所作为。他用这些年来辛勤工作积攒下来的一笔钱，借助自己在长期共事中形成的与伦敦和纽约金融界的良好关系，与另一投资奇才杰姆·罗杰斯合伙成立了一家私募合伙投资基金，取名为“量子基金”。这是一个由二人共同筹资25万美元联手创立的为商品、货币、股票、债券和金融仪器等筹集投机资金的公司。从此，索罗斯开始了他的国际投资生涯，其在证券交易方面的天才也在主管量子基金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定位是一种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的组建方式和普通的基金差不多，都是由一些企业或个人，把自己手中的余钱交给基金公司，由基金经理来进行投资，投资赚取的利润按照比例分配，基金公司每年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但它的运作同普通的资本组合比较起来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一是投资方式非常灵活，对冲基金经理的权力比普通基金经理大很多，他可以动用巨大的资金来投资于风险极大的项目，可以既投资于股票，又投资于别的金融资产，如货币、债券和期权等。可以随时买进卖出，在几秒钟之内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变成另外一种资产。
二是高风险运作。它善于充分利用杠杆原理，充分借贷和抵押，放大资产。比如把自己手中的资金买进1 000万的股票，再把股票拿去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900万，再拿去购入债券，然后再拿900万的债券去抵押贷款。这样原本只有1 000万的资金，经过很多复杂的程序进行借贷抵押，可以放大很多倍，变成一个亿的投资。假定这笔投资的收益是10%，那么一个亿就可以赚到1 000万，相对于1 000万的自有资金，实际利润就变成了100%。当然风险也会大很多，如果亏损10％，那就血本无回了。
三是它只为少数意图谋求暴利的大资金服务，是一个基本对外封闭的“富人投资俱乐部”。一般老百姓只能去购买一点普通基金，对于对冲基金是无法问津的。
除了这些基本特点之外，索罗斯还把自己管理的基金定位为利用大趋势，即配合市场走势搞宏观投资。实际上其大部分钱也是在宏观投资中赚来的。这其实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投资策略。
第一步，确定市场当时的宏观走势；
第二步，根据宏观走势选择投资方向，比如是该看空股市还是看多，是该买入债券还是卖出债券；
第三步，根据确定的投资方向再选具体投资的项目，如具体买卖哪些股票、债券、哪个国家的货币等。
索罗斯本人声称他自己的分析能力不太强，但确实有一种很强的批判能力，并在这种批判能力之上构筑非凡的判断力。也就是说，索罗斯认为自己并不擅长具体的分析，但对宏观走势的把握却很准确——尤其是宏观走势出问题的时候，他几乎有着像警犬一样灵敏的嗅觉。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正是凭这种敏锐的判断力和准确的预期大获成功。
索罗斯的一个突出特点和精明之处，也是其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经济，也不花大力气去阅读铺天盖地的股票分析报告，而是通过阅读报章，主要以自己独到的眼光来形成对股市的见解和判断。同时，他也经常与世界各国的权威人士保持联系，以保证消息畅通。他深知，在证券市场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确凿的“内幕消息”赚钱更快。对证券技术分析，索罗斯认为没有任何理论根据，真正有用的是基本面分析，尤其是行业分析和公司分析。
可以说，索罗斯是个善于从宏观入手，从战略着眼，因而能够屡出奇招、战术过人的高手。
1985年，日本愚蠢地和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签署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事实上是在要求日元升值以换取美元的有序贬值，从而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因为如果美元贬值，那么美国出口的商品就会变得便宜。
华尔街岁月(2)
1985年的美国面临巨大的贸易赤字，简单地说就是出口远远少于进口，它说明美国买别人的东西多，而卖给别人的东西少，这对美国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以后，面临着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即“双赤字”。里根总统喜欢财政赤字，讨厌贸易赤字，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扩大政府开支可以刺激经济发展，但出口小于进口则不利于经济发展。要想扩大出口，美元贬值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所以，里根政府只好以政治、军事手段胁迫日本政府为美国的赤字买单──即强迫日元升值。
索罗斯很早就看出里根这种政策不可能持久，从1980年初就开始看空美元，在《广场协议》签署前后又大量卖空美元，买进日元、德国马克等即将升值的货币。1986年，美元对日元已经贬值20%以上，许多外汇投机者开始获利，索罗斯却认为美元的贬值还没有到位，当前的美元汇率仍然无法对美国的工业品出口带来多大帮助。此外，索罗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元贬值对美国股市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当时的美国股市已经存在严重泡沫，经济周期又已经进入萧条的轨道，所以它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熊市行情，甚至有突然崩盘的危险。但是，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对该国股市有促进作用——因为它可以扩大出口，增加本国企业的利润。美国政府和大部分投资者都是看好美国股市的。当国际游资大量涌入美国股市的时候，索罗斯却在大肆卖空美国股票，同时继续买进日元和马克──这一次，究竟谁对谁错呢?
不到两年，索罗斯就连续两次证明了他比所有学者、投资者和政府官员更懂得金融市场。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继续大幅度下跌，从1985年的1：250一直跌到1988年的1：120，跌幅超过了50%！至于美国股市，虽然确实上涨了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还是于1987年迎来了所谓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居然在一天之内跌去22%，创下了空前绝后的纪录！
现在，乔治·索罗斯已经拥有了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所能够拥有的全部荣誉和尊敬。他在1986年-1987年盈利高达122%，虽然有几次徒劳无功的尝试，但是在大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索罗斯还没有操纵市场的能力，他也不可能去操纵道·琼斯工业指数这样庞大的市场，他的成功主要应当归功于敏锐的判断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而不是所谓的“扰乱市场”。
但是，在对日元和马克的成功投资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索罗斯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大鳄”。由于他经营有方，量子基金会业务不断扩展。量子基金在1969年推出时还只是一个资本额仅400万美元的基金，此时命名为双鹰基金，1973年改名为索罗斯基金。在这短短的五年间，资产值已增至1 200万美元。1978年索罗斯又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改名为量子基金。以之命名，要追求的是基金的增长速度足以媲美物理学中的量子。至1981年9月，基金资产已达l亿美元。1981年，美国《社会事业投资家杂志》把索罗斯评为“世界上最佳理财能手”。
到了1992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规模已经达到60亿美元之巨。如果有人在1969年向量子基金会投资l万美元，那么1996年底就变成了2亿美元，增值达2万倍!
量子基金作为一种对冲基金，可以利用财务杠杆将自己的资金放大很多倍，60亿美元在索罗斯手里，可以发挥600亿美元的作用。这个时候，索罗斯已经拥有了操纵市场的能力，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跟随市场赚点小钱了。刚到美国时的那个“回英国念哲学博士”的念头早就抛到脑后，相反，在美国这片新大陆，他要调过头来，向那个把他培养成才的国家，那个曾经统治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发动一场震惊世界的“货币战争”。
向大英帝国宣战！
1992年12月7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是其中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
条约规定，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国应当分三个阶段完成统一货币的工作，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强化当时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个阶段是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把“欧洲货币机构”升格为“欧洲中央银行”，为欧盟各国制订统一的货币政策。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这样一条协定，就是把各国的货币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波动。比如确定每3英镑换1德国马克，上下波动幅度不得超过千分之十。也就是说必须保证3英镑最多能换1.1马克，最少能兑换0.9马克。签约的各个国家的货币都必须如此。
这个规定很好理解，因为欧盟最终是要统一货币的，把所有成员国的国内货币都换成欧元。如果各国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很大，比如1马克一会儿值3英镑，一会儿又值4英镑，一会儿又值2英镑，还有十几个国家的货币兑换率总是天天变来变去，那将来换成统一货币，各国的货币都一样了，兑换率一下子统统变成1:1，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波动，整个欧洲经济就会乱套的。面对这个条约，英国政府的心态十分复杂──此时的英国，早已不是“号令天下，谁敢不从”的日不落帝国，多年以来一直在经济发展迟缓的泥潭中苦苦挣扎。与此同时，它在欧洲大陆上最主要的对手——德国刚刚完成统一，经济发展十分强劲。如果放弃英镑的独立地位，加入欧洲统一货币体系，英国就无法根据本国经济的情况来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样无异于让英国成为德国的经济奴隶，并且使伦敦逐渐丧失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如果不参与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英国就将被扔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大门之外，最终沦为边缘角色。
所以，英国只能小心翼翼地“部分加入”，它拒绝放弃英镑，加入欧洲统一货币，却又同意参加欧洲汇率机制——即英镑必须与马克等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汇率机制，使英镑自由浮动的回旋余地更加狭小。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之后，英镑与马克的汇率是1比2.95。在两德统一之后，由于东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德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趋势，德国中央银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
这样，一方面把钱变成马克存在银行的利息提高了，而英镑的利息不变；另一方面德国经济发展迅速，在德国投资的盈利前景好于英国。这就会促使大家把手里的英镑兑换成马克。买入英镑的人少，买入马克的人多，马克自然就要“涨价”（升值），英镑自然就要贬值。
但是受欧洲汇率机制的限制，英镑无法大幅贬值，所以，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随德国的步伐，增加英镑的利息，以维持英镑在资本市场的竞争力；要么筹集足够的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英镑，维持英镑汇率的稳定。两条路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利率提高会抑制投资，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等于是给本来就很低迷的英国经济来个雪上加霜；如果筹集资金稳定市场，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资金，只能向其他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借贷。万一稳定市场的努力失败，英国政府必将巨额亏损，负上沉重的外债包袱。
正在英国政府两头为难的时候，却不知道巨大的危险已经迫近。直到1990年初，金融监管者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冲基金的能量，等到他们意识到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对冲基金将在犹太人乔治·索罗斯的率领下，与英国政府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决斗。
击败英格兰银行
索罗斯早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时就预见到欧洲汇率体系存在的问题：由于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差异，它们的货币政策很难保持协调一致，各国都不愿意以牺牲本国经济为代价来维护汇率机制的稳定。
一旦构成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链条”出现松动，像他这样的投机者便会乘虚而入，对这些松动的“链条”发起进攻，而其他的潮流追随者也会闻风而动，使汇率更加摇摆不定，直到整个机制被摧毁。而对欧洲统一货币始终保持一种警惕心理的英国，无疑是这个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政府维持高利率的经济政策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它请求德国联邦银行降低利率。结果证明了索罗斯的远见卓识：德国联邦银行担心降息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换而言之，就是德国不惜以汇率机制受到破坏为代价维护本国经济稳定。
英国经济日益衰退，英国政府需要贬值英镑，刺激出口，但英国政府却受到欧洲汇率体系的限制，必须勉力维持英镑对马克的汇价。英国政府的高汇率政策受到许多金融专家的质疑，国内的商界领袖也强烈要求降低汇率。在1992年夏季，英国首相梅杰和财政大臣虽然在各种公开场合一再重申坚持现有政策不变，英国有能力将英镑留在欧洲汇率体系内，但索罗斯却深信英国不能保住它在欧洲汇率体系中的地位，英国政府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在不断地下跌，从2．95跌至2．85，又从2．85跌至2．796 4。英国政府为了防止投机者使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低于欧洲汇率体系中所规定的下限2．778 0，已下令英格兰银行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但政府的干预并未产生好的预期，这使得索罗斯更加坚信自己以前的判断，他决定在危机凸现时出击。
1992年9月15日，索罗斯决定大量放空英镑。他的操作手法非常复杂，但是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从银行借贷大量英镑，到外汇市场上去全部卖掉，换成德国马克，巨大的卖出压力将迫使英镑贬值。如果计划成功，索罗斯就可以用比卖出的时候便宜得多的价格再“买回”英镑，还给银行，这个“高价卖出，然后低价买进”之间的差额就是索罗斯的利润。
如果只是索罗斯一个人与英国较量，英国政府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但索罗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抛售英镑的行为，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跟风卖盘——全世界的外汇投机者都开始一拥而上疯狂卖出英镑。英镑开始迅速贬值。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下跌至2.80，虽有消息说英格兰银行购入30亿英镑，但这完全是杯水车薪——光索罗斯一个人抛售的英镑总额就达到了70亿，更不用说跟风而来的天量国际游资。到傍晚收市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差不多已跌至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英镑已处于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边缘。
英国财政大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首先，他再一次请求德国降低利率，但德国再一次拒绝了；无奈，他请求首相将本国利率上调2％～12％，希望通过高利率来吸引货币的回流。一天之中，英格兰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利率已高达15％，但为时已晚，英镑的汇率还是未能站在2．778的最低限上。在这场捍卫英镑的行动中，英国政府动用了价值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最终还是遭受惨败。
1992年9月15日，曾经充当过“全球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终于向国际投机者投降，宣布无力维持英镑的汇率，英镑只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这一事件，可以说是欧洲统一货币进程中遭遇到的最大挫折，英国受到的打击最大。至今，英国人和欧洲人对索罗斯还恨之入骨，提起索罗斯来就骂他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一位冷酷的犹太商人)。但不论怎样，索罗斯无疑是这场袭击英镑行动中最大的赢家，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在这次英镑狙击战中，索罗斯总利润高达2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个人收入为1/3。在这一年，索罗斯的基金增长了67.5％。
东南亚金融危机(1)
在收拾完英格兰银行之后，索罗斯又调转枪头，寻找新的猎物。1994年底，他又在墨西哥翻云覆雨，向墨西哥比索发起猛攻，导致比索贬值50％，引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将这个拉美大国几乎摧残得国破家亡，数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索罗斯自然也从中捞足了赚头。
这之后，索罗斯消停了几年。此时正值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不久，他十分关心自己祖国的发展，投入巨资帮助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建设。并以匈牙利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遍布东欧地区的索罗斯基金网络，主要投资于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看起来，索罗斯已经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就，不再靠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大发横财，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慈善家。
但如果就此认为索罗斯已经良心发现，改邪归正，充分认识到“不能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国际金融界最冷酷无情的狙击手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猎杀目标的搜索，他只是在静静地等待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在1997年的夏天来临，猎杀目标：东南亚。
东南亚曾经是新世界的宠儿。
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四小龙”在战后迅速崛起，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
继它们之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模仿“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便宜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比如纺织品、皮鞋、箱包、普通机械及其零配件等等，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向发达国家出口。同时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外国资本到本国投资，一时间搞得风生水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被称为“亚洲四小虎”，大有重现当年“四小龙”辉煌之势。
但“四小虎”所处的时代和“四小龙”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开始形成，并产生了数额极为庞大的全球性投机资金，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投机资金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反映速度极为迅速，一旦嗅到什么风吹草动，就可以在一夜之间从世界各个角落蜂拥而至，对一国经济展开毁灭性的打击，获取暴利之后迅速撤退，留下一个个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国家，其行动效率和破坏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航空母舰和巡航导弹。英镑狙击战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这些投机资金的经典之作。
和索罗斯这样的国际金融界的“老狐狸”相比，东南亚国家的领导层和企业界在金融问题上还显得非常幼稚，很多人被迅速发展的经济冲晕了头脑，似乎眼前的繁荣可以轻松地持续下去，而不用做任何改革和防范措施。
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泰国为例，泰国从1984年起就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长达13年没有变化。这个篮子中的货币与权重分别为：美元80%～82%；日元11%～13%；西德马克6% ～8%；港元、林吉特和新加坡元0%～3%。泰国中央银行每天公布中心汇率，浮动区间为中心汇率的±0.02。在此制度安排下，泰铢对美元汇率基本固定，长期维持在1美元兑换24.5～26.5泰铢的水平上。也就是说，泰国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盯住美元制度。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比如马克、日元贬值，泰铢也跟着贬，美元升值，它也就跟着升。
1984年—1995年，由于美元对主要货币持续贬值，而泰铢是“盯住”美元汇率不动的，所以泰铢也随着美元一起贬值。也就是说，同样价格的泰国商品，在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变得更便宜了，这就大大提高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泰国经济发展。1986年—1994年，泰国制造业出口年增长30%，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36%上升到81%，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2%增加到29%；农业出口比重由47.7%下降到13.9%，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1%降为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