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2)
但好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随着冷战和海湾战争的结束，美国国家安全的压力大大减少。1992年，年轻的克林顿击败海湾战争的胜利者老布什成为美国总统，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发展国内经济上来，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使得美国成为信息化时代的领头羊，经济发展迅速。到了1995年，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由贬值转为持续升值。由于美元持续、大幅度升值，泰铢实际有效汇率跟随美元不断走强，削弱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1996年泰国出口增长从1995年的24%下降到3%。出口下降导致泰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1995年泰国贸易赤字达到162亿美元，占GDP比率超过8%。
进口大于出口，就意味着卖出去的东西少，买进来的东西多。由于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是美元，所以贸易的逆差只能用美元来填补。填补这个缺口的美金主要是两个来源，第一是泰国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第二个来源就是外债或者外商投资——外资进入泰国，必须先把美元兑换成泰铢，这样就可以增加泰国中央银行手中的美元。但是这些美元不是白送的，外商手里拿着泰铢，随时可以把它们再换成美元。所以这些美元可以看做是泰国中央银行从外商那里借来的债务。外商毕竟不是慈善家也不是爱国人士，一旦觉得在泰国经济出问题了，就会立刻撤退，泰国中央银行就必须把美元还给外商。
就是在这个时候，泰国政府放松了警惕，为了解决贸易赤字，给外资进入泰国打开方便之门。实际上，墨西哥金融危机刚刚结束，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金就已经开始不动声色地进入泰国。他们并不是投资于长远发展的工业，而是蜂拥而上，爆炒泰国股市和房地产，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迅速买进卖出，不用像投资制造业一样必须有较长的资金周转期。在这些资金的冲击下，泰国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涨，造成虚假繁荣，掩盖了泰国制造业衰退，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的事实。
在表面繁荣的假象里，泰国政府没有能够及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进行金融制度改革。任由外国投机者利用手里的价值被严重高估的股票和地产作为抵押，从泰国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贷款。1996年底，泰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分别占总贷款的8.8%和24.4%，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是外资所为。1996年，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经营状况恶化。1996年6月底，泰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达到1兆7 800亿泰铢，不良资产率达到35.8%。其他东南亚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的情况也基本类似。
现在，索罗斯开始亮剑了。不动则已，一击必杀，正是索罗斯最喜欢的风格。
1997年2月，索罗斯带领国际游资对泰铢发动第一波攻击，手法仍然和袭击英镑一样，大量借入泰铢，在外汇市场上兑换成美元。泰国中央银行运用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平息了这次风波，索罗斯空手而回。
三个月之后，他卷土重来，除了实实在在的攻击外，还不忘四处调兵遣将，寻找帮手。6月27日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泰铢贬值20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凭借英镑狙击战和墨西哥金融危机中树立起来的“威信”，他的话对全世界的投机者就是金科玉律，于是国际金融市场上再次盛传泰铢贬值，全世界的投机资金都被他调动起来，引发泰铢汇率大幅波动。泰国中央银行通过“东亚中央银行总裁会议”的会员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以百亿美元的代价把汇率维持在25泰铢兑1美元的价位。
索罗斯的前两波攻击都以失败告终，但却有效地减少了泰国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并且在投资者心中制造了恐慌，那些以前大举进入泰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资金疯狂撤退，泰铢贬值压力进一步增加，外汇市场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恐慌性抛售。到1997年6月底，泰国外汇储备下降300亿美元，失去了继续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到了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盯住汇率制度，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汇率最低曾达到1美元兑32.6铢，贬值幅度高达30%以上。
东南亚金融危机(3)
索罗斯深谙“集中优势兵力，个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且运用自如。他的策略就是集中资金全力攻击“四小虎”中最脆弱的泰国经济，彻底击垮泰铢。在泰国政府放弃抵抗，任由泰铢贬值之后，他又利用大众的恐慌心理迅速转战东南亚各国，逐个消灭，将这些国家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席卷一空。
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
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这次袭击又让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获利30亿美元，但他给亚洲国家造成的损失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数目。在1997年7月26日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索罗斯暗中操纵货币投机活动，从而使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破坏这些国家的货币稳定，摧毁东南亚国家努力了三四十年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并呼吁将这种通过恶意摧毁一国经济来牟取暴利的行为定为一种国际罪行。
对此，索罗斯的看法是他并不能摧毁一国经济，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才有机会乘虚而入。所以真正应该为亚洲金融危机负责的并不是像他这样的投机者，而恰恰是亚洲各国的领导人。
索罗斯哲学与股票投资(1)
索罗斯能成为当今首屈一指的国际超级投资家，与其对哲学的爱好不无关系。哲学培养了他宽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持久、沉静的耐心。20世纪60年代初，索罗斯还曾花了3年时间准备写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结果因为太忙而宣告破产。
正因为有着深厚的哲学素养，索罗斯能够不循常见，超越惯例，往往是见人之未见，思人之未思，因而能得人之未得。
索罗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他的最大教训就是，期待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并做好准备应付它。他认为，每个人都因一些先入之见妨碍他们正确地认识现实。在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上，股票和外汇的价值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而并非反映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与对其认识之间的差距，就创造出了有利可图的机会。对投资者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的判断是对还是错，而在于当你正确的时候，你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你的力量。索罗斯的原则就是，确定自己所能承担的风险的大小，最初投入少量资金，当某种倾向逐渐明朗时再逐渐加大筹码。投资者不必对某种事物了如指掌，而只需比别人更了解它，就不难以有限的资金、有限的信息而胜人一筹了。
索罗斯还提出了一种“反射理论”：人们的认识会改变事物，而事物的变化又会反过来改变人们的认识。例如，投资者如果认为美元会上涨，拼命地购买，则他们本身的行为就会促使美元上涨，进而降低美元利率，刺激美国经济。这反过来又使美元的增值有了根据。如果投资者认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会上涨，并大量买进，将促使其股价上涨。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可以利用高股价的有利条件去收购别的公司，从而反证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增值是有理由的。这也就是索罗斯所说的现实和对现实的认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好比战场上有大雾，你无法获取所有的信息，但等雾停了，你得到了所有的信息时，战局又发生变化了。证券市场上实际是炒朦胧题材，当一切都变得清晰时，你也就输给了市场。在索罗斯看来，投机者的一窝蜂行为是无法用经济学中的价格供求理论来加以解释的。如果价格上涨，按照书本上的供求理论，这时供给会增加，需求会减少，从而制止价格的上涨。但是如果人们预期价格还会上涨得更高，待价而沽，则供给反而减少，需求反而增加，从而价格会进一步上涨。因此，在市场上左右股价变化的并非供求理论，而更多的是人们对价格的预期。
索罗斯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他不同意经济学上经常假定的人对市场有完全认知的能力。人们身处的世界每一刻都在变化，无人可以对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有完全的认知。因此他也不相信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近20年来有长足发展的衡量投资组合风险的一些方法，而竭力去寻找那些非均衡状态。他认为这种状态发出了促进他采取行动的信号，并觉得当人们要通过对客观环境的认知而作出任何决定时，那实际上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人的行为是会影响环境，但环境亦同时会影响人的认识和行为。这就是乔治·索罗斯所谓的反射理论的出发点。他指出，现实反映了人们的想法，人类行为都会改变客观环境，是基于人对现实环境的理解而作出的决定，索罗斯称之为参与作用，那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这两种作用相反地运行，又相互影响，而每一个作用的产生，都需要一个对立的因素，当环境对人们生产影响时，其他连锁反应亦会陆续发生，因此统称为“反射作用”。
在股票市场上，人们一直认为股价是股票本身价值的反映，从而股价与股票的价值有直接的关系。索罗斯就认为其中的关系是一种微妙的反射关系。他认为投资者通常对股票市场及股票的认可均会有所偏差，而且市场本身亦具有某种程序的预测或估计的能力。索罗斯认为投资者的偏差会造成种种反射作用，并会与投资者所身处的市场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由于投资者仅是市场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的决定又会影响市场。这样，索罗斯就以市场的偏差代替投资者的偏差。这种偏差实际上就是指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者的判断，它会直接影响到股价的走势。看好的市场偏差，将会使股价上扬；看淡的偏差，便会使股价下跌。
索罗斯哲学与股票投资(2)
不过，在索罗斯的理论中还包括另一个因素，即市场的趋势。这种趋势无论是否为投资者所察觉，均能影响股价。但是，这种趋势的影响力有大有小，亦会受投资者偏差的影响。因此，股价的走势是由市场的偏差及市场的趋势两者相互影响而决定的。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方式，就是反射理论所谓的被动式的认知作用及主动式的参与作用的过程。这就是市场的趋势影响了投资者，因此，股价其实就是由市场趋势及市场偏差的反射作用所影响的，但同时两者却又受股价的影响。这三者均能加强其他两者的影响力，当它们向同一方面加强时，或在此后又往另一方面发展时，它们的形态就是常说的盛或衰。
索罗斯把股价加强市场的走势称为自我加强走势，反之则称为自我调整过程。同样，市场趋势和市场偏差也会以自我加强或自我调整的形态表现出来。当市场趋势被加强时，市场的预测与实际股价的分歧将会扩大；如果相反，就会自我调整，将分歧缩小。这些现象就称为股票市场的上升或下调。如果市场偏差令股价向上游动，这是正确的偏差；如果下浮，则为负面的偏差。索罗斯指出，市场的趋势可以令市场的偏差进一步加速或令其调整。
上述就是索罗斯反射理论的主要内容，虽十分简略，但亦可见其敢于否定传统思维的勇气。他另辟蹊径，独排众议，相信市场的运行并非都是有效率而合理的，其中必有一些漏洞，而且市场的价格也往往有错，并按照这种理论思路去寻找所有其他投资理论的缺陷，从而能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并注意观察那种趋势可能即将告终的隐约可见的迹象，做到在趋势发生转折之前背潮流而驰，从而大获成功。也正是这种勇于创新的魄力和基于哲学思考的神奇感觉，使他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上有影响的人物。
索罗斯把自己看作一个“未能实现当哲学家抱负的人”。按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史蒂夫·汉克的说法，他以此证明了“一个清楚的头脑和大量的金钱并不是必然一起出现的”。
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听过他的课。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为索罗斯向世界专制政权宣战提供了合适的理论依据。索罗斯亲身经历过独裁政体的暴政。在纳粹占领匈牙利时期，当时还是一名犹太儿童的索罗斯曾被父亲用篡改过的身份证明隐藏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政府官员家中。后来又被迫流亡英国。
索罗斯被看作是一个变化无常、思想跳跃性很强的人。他多年的老友、摩根—斯坦利资产管理公司老板巴顿·比格斯说：“他（索罗斯）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
索罗斯自己也认为他离精神错乱并不太远。他的祖父就是偏执狂。他偶尔也幻想自己会发疯。对个人健康的担心使他开始追寻人生的意义，为此他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
“开放社会”来自于卡尔·波普的哲学概念。
开放社会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在真理面前任何人都没有特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兴趣，同时需要有一种公共机构去保护所有的人，使每个人都有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开放社会”这个术语是通过波普1945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而流行的。广义地说，开放社会的特征是依赖法律的裁决，存在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多种多样和朝气蓬勃的文明社会，并且尊重少数派和少数人的意见。
对于什么是“开放社会”，索罗斯这么说：“‘开放社会’是指没有人能够垄断事实，人人都可以有不同见解和利益，因此需要有某些机构出来保障人人和平生活在一起的权利。”由此可知，索罗斯的所谓“开放社会”，事实上是和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人权异曲同工的。因此，在索罗斯的言谈中，人权是个常见的词汇，也因为这样，索罗斯1997年1月间在布达佩斯的一次演讲中，强烈批评缅甸的军人执政团是残暴的独裁者，呼吁西方国家停止到缅甸投资，呼吁游客不要到缅甸去旅游。
索罗斯哲学与股票投资(3)
索罗斯认为，开放社会受到基础价值观不足的负面影响，并随着我们开放社会的全球化的提高而进一步恶化。当人们正式生根于他们的社会，他们必然注意到社会对他们的看法；但是当他们能轻易地迁离时，他们仅仅关注自己。全球的文化、宗教与习俗有如此之多的差别，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也就相当困难。于是，人们放任自由理念，承继了自利的行为导向原则，忽视了市场倾向中普遍存在的不稳定性。
可是，经济理论创立了一个理想世界，即参与者的偏好与机会成本相互独立，价格由这两个因素作用而达到某一均衡。但是在现实社会，金融市场价格在形成参与者的偏好与机会成本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种本能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市场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自由放任主义否认金融市场本身存在不稳定性，并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事实上，不稳定性已大大超出了金融市场的范围，它影响着人们行为导向的价值观。在经济理论诞生以前，人们由一系列道德行为规范所诱导，这些道德行为规范已根植于传统、宗教与文化之中。但市场价值观带来冲突与对抗，有凌驾于传统价值观之势。广告、市场营销以至包装都将影响人们的偏好，这已颇为常见。随着市场机制不断扩张自身的影响力，人们仍在原有价值体系上我行我素的神话，将越来越难以维持。
索罗斯把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众多社会问题归结为存在着的开放社会的障碍。
开放社会是建立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不完全是可以改善的。在开放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与政治的改进、文化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无限的，但是所有这些对于建立开放社会却存在着极大的障碍。
索罗斯认为，开放社会的概念表面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终极的真理具有不可获得性，我们又怎么能将一种谬误视为一种真理呢？而对真理的需求也仅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拥有完全的信息，信仰就变得可有可无。
信念应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要迫使我们去遵守这一系列的规则。如果我们认识到，信念而不是终极真理只会压制我们的选择，我们就更可能忍受其他信念并以我们的经验进行修正。大部分人倾心于证实他们的信念是终极真理，事实上这种证实通常服务于他们自身的判别。由我们自身的失误而得出的信念苍白无力。这是一个老于世故的概念，比仅仅的纯理论更难以奏效，比如我的国家(或家庭或我们自己的兴趣)的对与错。
索罗斯认识到，事实上，开放社会较封闭社会可能导致更为繁荣、更富革新精神、更令人振奋。但是成功并不是建立一种信念的基础，与成功并不能被认为一定是正确无误的真理一样。开放社会中，对成功的崇拜已成为一种不稳定因素，因为它决定我们的正误观，这在当今开放社会已经发生。以先取得成功作为判别正确与错误的依据是一种极大的危害，特别是以金钱为标准的判别。更为甚者认为只要失去了金钱，一切皆已远去。
但是，这并未穷尽所有问题。即使开放社会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也不至于能有效地保证它得以奏效。开放社会仅仅提供了一套框架，该框架中可以融合各种社会与政治事件的观点，并没有对这些事件提供某种固定的结论。如果某种固定的观点得以提出，这就不可能是一种开放社会。这意味着，在开放社会中人们除了考虑自己的信念，也将包容其他人的信念。
关于开放社会的另一个障碍，索罗斯说：“采纳开放社会作为一种目标，最好的达到途径是间接实现，这就是我的基金会正做的事情：鼓励发展教育、文化与多媒体、文明社会、经济改革等等，这在开放社会也并未普及。
“在目前，我们从全球开放社会中受益，但我们也缺乏必需的规则体系使其得到保护。国际社会对在处理苏联崩溃中出现的某些新的问题，显得无能为力。在我的基金的主要活动地区，我可以觉察到封闭的趋势。随着冲突的升级，欧洲联盟将转向闭关自守，美国将孤立无援。”
索罗斯哲学与股票投资(4)
索罗斯说：“目前我没有准备着手解决这些危机，而仅试图说明这一难点。我谴责盛行的自由放任态度，它相信在关心公众利益的同时并不妨碍对私利的追求。我相信开放社会的概念，它需要精心培育以使其奏效，提供更好的导向以便于行动。”
索罗斯不仅相信开放社会的概念，更精心培育起“开放社会”的组织机构。这就是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和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两个姐妹机构。
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是一个由民间进行操作和提供拨款的基金会，其宗旨是通过支持教育、社会和法律改革，以及通过对复杂的和常引起争论的问题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赞助，去促进世界各地开放社会的发展。由乔治·索罗斯创建和提供资金的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的一部分，它包括了在中欧和东欧、中部欧亚大陆、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等31个国家中进行运作和具有自主权的非盈利性机构。这个研究所与其以匈牙利为基地的姐妹机构——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一起，通过共同发布网络项目及提供行政、财务和技术支持，去帮助这些基金会和机构。
阿莱·奈尔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所长。1993年参加开放社会研究所之前，他担任人权监察协会执行理事12年。在此以前，他在美国法定自由权联合会工作了15年，其中8年任国家主任。奈尔先生曾在纽约大学任法律副教授12年以上。他是全国和纽约书评杂志的经常撰稿人，并在《纽约时代杂志》、《纽约时代书评》和《外交政策》等期刊上发表文章。
奈尔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民权保卫者先驱报》等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达100篇以上。他是4本书的作者(正在写第5本)，此外为20本以上的书写过部分章节。他曾在国内的主要大学中作过讲演，并常在“夜间热线”、和“今日项目”等电视节目中出现。他曾3次获得荣誉学位。
阿莱·奈尔主持的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的项目主要包括三种类型：针对中欧、东欧及前苏联的项目；针对美国的项目；针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项目。
在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范围内，针对中欧和东欧及前苏联的许多项目常被称为“网络项目”。网络项目是由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创建的，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或基金会之一致力于网络中两个或更多个基金会重要项目的共同发布。
以纽约为基地的网络项目包括艺术和文化项目、东方项目、儿童和青年项目、英语项目、国际电脑互联网项目、医学和健康项目、妇女项目。以布达佩斯为基地的网络项目包括宪法和立法政策研究所教育项目支持单元、高等教育支持项目、图书馆项目、媒体项目、开放社会档案、出版中心以及奖学金项目。
以美国为基地的项目是国际性的，它包括缅甸计划、中部欧亚计划、强制移民计划、地雷计划和索罗斯文件基金。
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93年，其目的是为教育、社会和法律改革方面开发项目和提供方法。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的一部分，它包括了在中欧和东欧、中部欧亚大陆、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等31个国家中进行动作和具有自主权的非盈利性机构。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与其姐妹机构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一起，通过在共同出版物方面建立网络项目和提供行政、财务和技术支持援助这些基金会和机构。此外，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通过中欧和东欧以及前苏联支持丰富多彩的其他许多倡议，其重点是人权、少数民族和少数争端、文明社会和妇女问题。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项目包括：宪法和立法政策研究所、教育项目支持单位、高等教育支持项目、图书馆网络项目、媒体网络项目、网络出版中心、奖学金网络项目(也以纽约为基地)，以及开放社会档案。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及其分支机构，设在位于布达佩斯商业区的中部欧洲大学内，而且他们的项目利用了大学的资源。
金融利刃和慈善角色
也许是身体中有着“哲学家”基因的缘故，索罗斯尽管在金融界是一柄锋芒毕露的利刃，在生活中，在对待世界和别人时，却人情味十足，扮演了一个慈善家的角色。
尽管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个人财产能够保证索罗斯完全有财力享受世界上每一种奢华，但乔治·索罗斯对此却很少有兴趣，他自己的生活十分简朴。他真正的爱好是为别人花钱。如果对某个慈善项目感兴趣，索罗斯就会慷慨地向其提供资助，为此他可以在一天之内掏出1亿美元。只有一件事索罗斯是一个子儿也不掏的：有关犹太人的项目。“我保持中立。”这位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说。
索罗斯最想拯救整个世界。这位金融投机商承认，他有时把自己视为一个神。无论如何，这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所做的善事是不容抹杀的。例如，他捐献了5 0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波黑采取援助措施和在萨拉热窝建造一个紧急供水系统。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独裁者服务，索罗斯承担了他们中近1／3的人的年薪。因此，有人评论说，他是美国，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
索罗斯对世界进行改良的愿望是与他的个人经历分不开的。但是，这位业余哲学家却不能容忍世人以一种完全扭曲的理论来解释他的善行。他认为，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正在成为自由人类最大的威胁。他说：“我只能一再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市场中留有投机的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值得玩味的是，对于自己以数以十亿计的资金作赌注来对付泰国铢，从而给危机四伏的泰国经济点燃爆炸的导火索的事实，对于东南亚各国领导人和民众的齐声谴责与声讨，索罗斯保持了令人吃惊的沉默。而他的基金会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却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和冲动，在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屈服之后承认：“我们盈利了。”因此可以说，索罗斯是在一种沉静、自信的心态下给亚洲上了一堂金融风险防范课。
附：索罗斯的投资原则
1 根据大势来决定操作方向
如果对大势的判断正确，那么一时的亏损将无关紧要，你很快就可以加倍赚回来。但如果对大势判断失误，赚到的一点小钱也将很快亏光。
2 独立思考
精明的投资者必须有自己的主见，决不随波逐流。在金融市场上，能够大量盈利的投资者永远只是少数人。只有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抓住大众犯错误的机会，才能赢得大量财富。
3 利用市场的缺陷赚钱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永远存在偏差。市场永远是有缺陷的，股票的价格或汇率总会被低估或高估，高明的投资者必须时刻注意市场的变化，利用市场的缺陷赚钱。
4 不要害怕亏损
在金融市场上，你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一个投资者必须学会忍受亏损带来的痛苦。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你正确的时候要尽可能地多赚钱，在发现错误之后要尽量控制亏损，以使你的盈利最终多于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