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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阿拉伯文Mawla的音译，原意为“保护者”、“主人”。是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敬。在中国新疆地区，有些穆斯林称之为阿訇。
在这节日的夜晚，有人预言将要出现忧虑和不安。V·P·梅农，这位出色的印度官员，听着阵阵海螺声和群众的欢呼声，突然神情紧张地对孩子们说道；“现在我们的恶梦就要开始了。”梅农曾在西姆拉修改过蒙巴顿的分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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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半岛上其他几百万印度人来说，八月十四日午夜是二十四小时欢庆独立活动的开始。在俯瞰开伯尔山口的兰迪科塔尔堡，十几堆熊熊的炭火上正在烤着一只只全羊。巴基斯坦的军官们和开伯尔来复枪团的狙击手们，正在同他们的传统敌人——帕坦族部落山民聚餐。一位巴基斯坦上校把一块用羊肠包着的羊肝送给英国上尉肯尼斯·丹斯。丹斯曾是他的副手，今天则是他的贵宾。夜半钟声一响，部族人拿起步枪朝着夜空鸣放。他们吼叫着：“开伯尔是我们的了，开伯尔是我们的了！”
在一八五七年曾发生过血腥兵变的坎普尔城，英国人和印度人在大街上互相拥抱。在纺织业首府艾哈迈达巴德，一位于一九四二年因展示印度国旗而遭到监禁的年轻小学教员，亲手在市政厅升起了印度国旗。甘地曾在这里组织过最初几次工人罢工。
在勒克瑙，各界知名人士在省督府参加了升旗仪式。他们所持的请柬上特别写明：“请穿民族服装或拖地。”一位名叫拉杰斯瓦尔·达耶尔的印度官员曾在英国行政部门工作过，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习惯于英国主子们的西服和白色领带，因此手边没有拖地。这次活动的气氛也与以往的官方活动大不相同。市政厅大门刚刚打开，一群女人和孩子便扑向餐桌，放肆地吃起点心和甜食来了。达耶尔望着自己的国家的旗帜升起，脑子里不禁想到，在他供职的十四年间，他有许多英国同事，但其中没有—个知心“朋友”。
在马德拉斯、班加罗尔和巴特那等许多城镇，人群于午夜时分涌入庙宇，在佛像脚下抛洒玫瑰花瓣，祈求诸神为他们的新生国家赐福。在贝拿勒斯，一家最著名的糕点店用桔子、大米和黄连果树作的独立点心饰有国旗图案，生意十分兴隆。
然而，任何地方庆祝独立的活动也没有港口城市孟买热闹。午夜十二点整，省总理从官邸阳台上向聚集在窗外的人群喊道：“你们自由啦！”这几个神奇的字眼引起一片狂热的欢呼。孟买的路面常为爱国者的鲜血染红，孟买的大街上出现过多少次游行、罢市，它的历史与印度争取自由的战斗紧密相连。今夜，孟买全城居民欢歌狂舞。从马林德赖弗官邸区到远郊的帕雷尔贫民窟，从乌拉巴尔山丘别墅群到破烂肮脏的贼市区，孟买成了一座灯光的湖。一位记者写道：“午夜变成了正午。这是新的一天，新的一月，新的一年；这是这块土地上的各种庆祝活动的总合，因为，今天是自由的节日。”
在古老印度的王公们的几位代表人物的殿堂里，另外一系列并不欢快的招待会，也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土邦王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对于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来说，八月十五日将是一个悼亡的日子。海德拉巴的君主在灯火通明的官邸为他的王国的英国官员们举行告别宴会，英国官员的使命今晚结束了，同时，与英王的特殊连带关系也中断了。尽管君主众多的子孙和嫔妃们都出席了宴会，但是，整个晚上都象是在守灵的气氛中度过的。宴会正好在午夜之前结束。身穿百衲长裤的老君主站起来，最后一次为英王祝酒。英国来宾约翰·佩顿观察到主人愁惨的面容。他心里想道，“看到二百年的历史竟以这样一个痛苦的告别仪式结束，多么令人伤心难过。”
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梦想多年的这个夜晚则是一场可怕的恶梦。袄教徒J·T ·萨塔拉瓦拉是位胸前挂满边境来复枪团勋章的中校军官。独立之夜，他总是想到这样一些令人厌恶的景象：一家家血肉模糊的印度教徒的尸体在奎达郊外的废墟上燃烧，不远处，仰卧着被用同样野蛮手段杀害的穆斯林的尸体。
苏悉拉·纳耶尔是位年轻的女医生，她坐过两年监狱，一生献身于今夜庆祝的事业。然而，她既没有感到快活，也没有感到取得了胜利。甘地把她派到旁遮普的难民营去，她意识到，数以千计的不幸人需要她照料，他们时刻担心会突然遭到穆斯林的屠杀。
拉合尔城本应是最欢快的城市，现在却呈现出一派破败的景象。罗伯特·阿特金斯上尉带领廓尔喀士兵于当晚来到拉合尔。他眼见一群印度教徒向兵营跑来。他们拉着孩子，挎着包袱，背着床垫，跑来请求士兵们保护他们。
相反，加尔各答这座令人讨厌的城市，现在却正在经历一场令人吃惊的变化。日落以前，一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朝着甘地的大本营海达利公馆走去。他们走着走着，气氛渐渐变了。在凯尔甘达路的稀疏的树林里，在斯泰尔塔火车站附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打手们把匕首收入鞘内，一起把印度国旗挂到街灯上和阳台上。穆斯林的教长们为时母的崇拜者们打开清真寺的大门。时母的信徒则邀请穆斯林到他们的庙内，瞻仰毁灭女神的塑像。
二十四小时以前还准备互相切断对方喉管的狂热分子，现在在大街上互相拥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女人和孩子互相赠送甜食。孟加拉作家库马尔·博兹写道；“加尔各答使人想到电影《西线无战事》中的圣诞节之夜，法国和德国士兵走出战壕，忘记了不久前他们还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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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印度欢呼雀跃的时候，新德里宫，这座大英帝国权力的庇护所内，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革命。一大批勤杂人员在这座宽敞的建筑物内的各个角落忙碌着，把一切帝国的象征物消除掉。一班佣人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把印有“副王府”笺头的信纸换上带有“政府大厦”字样的记事簿。另外一些人的任务是去掉御座大厅内的各种帝国标记。不少标记没有来得及更换。缅甸蒙巴顿子爵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仍然留在火柴盒上，雪茄烟的商标纸环上，香皂上以及宫内盛黄油用的贝壳面上。
午夜过后不久，印度议会代表团来到新德里王官。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以新的立宪大会主席的名义庄重邀请最后一位印度副王出任独立印度的第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激动而又严肃地保证，自己一定象一名印度人那样为印度服务。尼赫鲁随后交给他—个组成新印度首届政府的人员名单，这个名单将得到蒙巴顿的赞同。
蒙巴顿拿起盛有波尔图酒的瓶子，亲自为来访者斟酒。他高高举杯“为印度”祝福。尼赫鲁喝了一口酒，举起手中的杯子“为乔治六世国王”祝福。蒙巴顿对此表示欣赏和敬意。他思忖道：“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这样一个晚上，他在受了那么多苦之后，居然还能作出如此漂亮、慷慨的举动。”
蒙巴顿就寝之前，打开了尼赫鲁交给他的名单。他看了看里面的内容，不禁大笑起来。在这个狂闹夜晚的匆忙之中，尼赫鲁竟然忘记把部长们的名字写上。那是一张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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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队英国人在漆黑的夜色中穿过围困着拉合尔车站的人群。他们是把旁遮普变成英属印度的行政官、管家和士兵的最后代表。现在他们即将回国，把前辈们建设的水泵、公路、铁路、桥梁留在身后。他们走上月台时发现，铁路工人正在进行清洗工作。几个小时以前，车站曾是大规模屠杀印度难民的场所。比利·理查刚刚结束了他所肩负的拉合尔警察头目的使命，他注意到一个可怕的细节：搬运工们推着的行李车上并不是行李，而是叠放着人的尸体。他迈过一具尸体登上车厢。然而，最使他吃惊的并不是这个双腿被打断的男人的惨状，而是他本人的无动于衷。他突然发现，旁遮普的惨事使他的心肠变得何等的硬。
他的同事鲁利·迪安曾在阿姆利则城工作，他派出的军乐队在该城的广场上演奏过轻歌剧。鲁利·迪安透过车窗，忧郁地注视着一幕又一幕的景色。他瞥见他曾受命保护的村庄正在被烈焰吞噬。在火场的红色亮光中，他辨认出锡克族纵火人狂魔乱舞的身影。
他想道：“我们不是在和平和尊严的气氛中离开的，我们只留下了一片混乱。”在开往新德里的半路途中，列车挂上了一节餐车。当他看到那些洁白的餐具和餐巾时，这位即将回到伦敦郊区贩卖塑料制品的英国军官悟到，旁遮普已经迈入另外—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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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加塔大街的那座摇摇欲坠的寓所里，此刻鸦雀无声。大门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并排站岗。海达利公馆的破碎窗户上，这时没有一丝灯光。任何事情，甚至这个历史性夜晚发生的种种事件，没有能够打乱占用这幢寓所的那个人的生活习惯。他和他的同伴们同在—个房间里，躺在铺在地上的一块椰树叶编成的席子上。当神奇的午夜十二点钟声敲响，开始一个新纪元的时候，当印度初次领略生命扣自由的时候，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正在沉睡，身边放着一双木底鞋，一本《薄伽梵歌》，一副假牙和一副铁框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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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美好的黎明
清凉的晨风驱散了河上的浓雾。人群按照远古留下的习俗，涌向神圣的恒河岸边。恒河被看作人间天堂，“阴郁的、鬼神出没的大河”①，一切生命之母，众神之河。人们在恒河中洗浴，以求通向来世的道路。这是庆祝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这一天诞生的最好方式。印度教徒认为，贝拿勒斯是从原始海洋中浮现出来的第一块陆地。印度教徒的圣城以自己的晨礼向地球上最年轻的国家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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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文学家、历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语。——原注
这些仪礼是印度教徒热爱他们的圣河的历史表现。通过印度教徒与恒河的这种关系，印度教表明人必须与主宰其命运的神秘力量保持一致的自然需要。恒河发源于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山中。从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脚下至混浊的孟加拉湾，恒河流经二千五百公里气候炎热的人口稠密地区。它那反复无常的河水，不时地侵淹着农民的土地。恒河水从城乡的废墟上流过，那些城市和村庄的废墟，正是多少世纪以来恒河水暴涨的见证。尽管如此，印度教徒始终把恒河看成是得天独厚的地方。流经贝拿勒斯的恒河水，宛如宽宽的一弯新月。印度教徒常常来到这里洗浴，喝圣水，祈求神灵的保佑。
人群静静地沿着宽大的石阶走下去。每人手里拿着一盏黄油或樟脑油灯，作为光明的象征，以驱散愚昧无知的黑夜；他们虔诚地想通过火和水与来生相交。这时，另外几千名朝圣人已然站在齐腰深的河水中，全神贯注地进行祷告，手中的灯焰有如无数的萤火闪烁。向恒河敬献过花环之后，朝圣人的眼睛转向对岸，等待着每日出现的奇迹——从地壳里升起的火盘；太阳是一切生命的起源。一旦太阳的光轮冲出地平线，数千人群情激奋，庄重地把头转向太阳。信徒们为了感谢太阳的奇迹，向它敬献溶解一切形状的水，随后恒河水从他们的半张开的手指缝中流淌下来。
在城里，第一个进入贝拿勒斯最为崇敬的寺院——金庙的荣誉，归于印度教学者布拉瓦尼·桑卡尔。在贝拿勒斯，没有人比他更感到独立的快活了，他保护过英国警察追缉的民族主义者。
这位印度教长老，一手拿着一个盛满恒河水的铜罐，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盛有檀香面的盆子，穿过庙内庭院，在一块巨大的花岗石前停下脚步。这块圆圆的石头，是贝拿勒斯城印度教最珍贵的文物。长老的前辈保护过这块石头，使它未被奥朗别布皇帝的狂徒们掠走，因而有权世袭保存这块石头。在这独立的日子里，长老在巨石前叩拜，是最好的感谢众神的举动。
这也是最古老的宗教热忱的表现形式。
这块被称作“林伽”②的石像，象征湿婆神的活力，是力量和自然再生能力的标志。贝拿勒斯是崇拜“林伽”的中心。所有的寺院，街上的神龛内，河岸的石阶上均耸有“林伽”石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数千名印度教徒依照长老的样子，向他们古老民族的化身表达感激之情，珍爱地在“林伽”石光滑的表面上涂抹檀香粉、牛奶、恒河水、熔化的黄油，为它编织茉莉和印度石竹花环，敬献玫瑰花瓣和比尔瓦树苦涩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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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梵文Linga的音译。指男性生殖器。湿婆教和性力派的崇拜对象，其寺庙往往耸立着林伽石像，性力派教徒胸前还佩戴林伽标志。
晨曦把贝拿勒斯城染上一片粉红的颜色，一群不可接触者，即甘地称之为神的儿女的人们，弯着腰背着一束束柴薪和大块木柴从马尼卡尔尼卡石阶走了下来。这是贝拿勒斯城最令人迷惘的地方。几分钟以后，四个人扛着一副竹子做的担架，在石阶的高处突然出现，另外一个走在他们前面的人，有节奏地轻轻地敲钹，口中诵念道；“罗摩的名字就是真谛。”人们听着，看着这一小队人走过去，不禁想道，有一天他们也会象担架上那具裹在棉布里的尸体—样死去。
对于任何一个印度教徒来说，死在贝拿勒斯是最大的幸事。如果死在方圆六十公里之内，贝拿勒斯的守护神湿婆将把死者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便他的魂灵得以永远超升到梵天的天堂。所以，人们到贝拿勒斯来，不是为了求生，而是为了求死。
抬担架的人，把这一天第一名即将升天的人的尸体送到河水边，用河水最后浸泡一次，然后，其中一人掰开死者的嘴，滴进几滴圣水。最后，他们把尸体架在柴堆上，用木柴把尸体盖好，倒上一罐稀牛奶。
死者的脸和头颅刮净，身体洗净之后，他的长子在柴堆四周绕行五圈，以示与他告别。一名在附近庙里供奉象头神伽涅什③的侍者，把在庙里长明灯上点燃的火把交给他。长子把火把放在柴堆下面，柴堆立即喷出火焰。死者的男亲属围坐在火堆周围，火星直射夏日的天空。火焰继续在熊熊燃烧着，突然一声沉闷的爆裂声传来。信徒们越发深沉地低声祷念佛祖保佑。刚才，死者的头颅爆裂开来，人的精气与宇宙精气融会贯通了。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当印度从大英帝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时候，贝拿勒斯象每天早晨那样，把死者一一送上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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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印度教所信奉的智慧神。把人和象的智慧结合在—起，受到湿婆教和毗湿奴教的共同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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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早晨两点钟，在甘地习惯起床时间的前一小时，海达利公馆的窗户上烛影摇曳。对于这位年迈的先知来说，人民庆祝解放的日子，本应是他的特殊荣誉的日子，同时也应是一场赢得了世界尊敬、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社会改革运动的圆满终结。事实并非如此。甘地呕心沥血取得的胜利，现在散发着死灰的味道。
正如七个月以前，他走过诺阿卡利的沼泽地作元旦游说时一样，非暴力的温和使者内心疑虑重重。他在前一天写道：“我是否把国家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我看不清了。”象往常一样，甘地在犹豫不决和痛苦的时刻，起床后便去诵读《薄伽梵歌》。这些很久以来引导着他的诗句，给过他多少安慰呀！
今天仍是如此。他赤着背蹲在席上，以诵念梵歌开始印度独立的纪元。甘地置身于弟子中间，朗诵圣书十八问答中的第一节对话，即勇士阿周那向黑天神发出的绝望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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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象生命一样古老的声音，刚刚把他唤醒了：有节奏的石头与石头摩擦的声音。在新德里近郊查塔普尔村的一座院落里，一位农民在用草绳编织的床上睁开了眼。借着油灯的黄色光亮，他看见妻子正俯身在一个石臼上，脸被披在身上的纱巾遮住。她正在为一家人舂米。
象每天早晨一样，农民朗吉特·拉尔的头一件事是用清水漱口，以便诵念父亲传授的早课：“让太阳的光辉，神的光辉救助我们吧！”他低声说道：“呵！毗湿奴、湿婆、太阳、月亮、火星、水星、木星、金星……保佑我们一天大吉大利！”然后，他站起身，走出院子，与其他农民一起迎着黎明的曙光下地去了。朗吉特·拉尔今年五十二岁。查塔普尔村是印度五十五万七千九百八十七个村庄中的一个。这个村子的三千居民在田野上大小便。
八月的这天黎明，外国统治在没有打扰这些农民的正常工作情况下宣告结束了。朗吉特·拉尔一辈子也没有对统治他的国家的那个种族的任何一位代表说过话。象其他农民一样，他一年到头只见到一次英国人，那便是地区收税人来到查塔普尔了解村子是否规规矩矩地交纳税的时候。
今天早晨，在村北不到三十公里的新德里大街上，朗吉特·拉尔和他的同乡们去赴一次历史性的约会。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还都没有到过新德里。朗吉特·拉尔一生只去过一次，那次是去老德里市场银匠街为他的长女购买结婚用的镯子。今天，查塔普尔的村民们和附近的农民们都纷纷赶来了。象一条大河的无数支流一样，他们奔向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首都中心，庆祝从殖民统治下得到解放。
一位诗人在人山人海中高声唱道：“祝福你，美好的自由黎明，你使古都披上了万道霞光。”轻便马车队的铜铃欢快地叮咚作响，牛蹄上钉了铁掌，佩带着藏红色、白色和绿色鞍辔的牛群，拖着长长的车子，车上挤满一家又一家的欣喜若狂的人们。卡车在人群中穿行；车顶和车身两侧绘着天真的图画：蛇、鹰、隼、圣牛等等，衬以一度座皑皑雪山的背景。人们骑着驴、马、自行车或步行而来。男人们头上带着彩色的带子，女人们穿着鲜艳的纱丽，手上、脚腕上、指头上、鼻孔上都饰有金光闪闪的装饰物。
在这兄弟般的嘈杂人群中，没有地位、等级、种姓和宗教之分。婆罗门、不可接触者、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袄教徒、英印混血儿，大家一起笑呀、唱呀、哭呀。
朗吉特·拉尔花了几个安④租到一辆马车，他和妻子以及七个孩子挤坐在上面。他听到四周的农民滔滔不绝地说着他们为什么都来到新德里。他们高声说道：“英国人走啦，尼赫鲁就要升我们的国旗了。我们自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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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印度辅币，合十六分之一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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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银号声宣布独立仪式开始，印度第一届年轻的中央立宪政府宣誓就职。一名英国人即将宣誓，他曾担任帝国的最高职务，在这个帝国创始人看来，它应当延续千年之久。英国人神情严峻，趋步向前，他将在御座大厅内接受世界非殖民化历史上唯一的荣誉。对于蒙巴顿勋爵来说，他“一生中最显赫的日子”刚刚开始。这一天，尽管他已把主权还给了印度人民，但是印度人民邀请他继续担任他们的最高元首。他的妻子埃德温娜走在他的身边。她穿着一件银条连衣裙，栗色的秀发挽成冠冕形发式。蒙巴顿决心使“这一天过得豪华盛大”，对于庆典的任何细节都要亲自过问，力求把它办得考究、排场，身穿镶有花边制服的卫队，把这一对夫妇送上金光灿灿的宝座。其实，五个月之前，他们就坐在上面了。
在他们的左右，印度的新主人们分列在大理石平台上。尼赫鲁穿着棉布马裤，生丝背心；瓦拉布贝·帕泰尔身披白色“拖地”，酷似一位罗马皇帝。其他人头上戴着国大党人的白色橄榄帽。蒙巴顿在诸位部长身边落座后想道，他们起码都蹲过英国的班房。因此，正是在国王陛下典狱当局的高贵囚徒面前，他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担任独立印度的谦逊的忠实仆人的职务。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各部部长们，随后在赐予他们国家独立的英国人面前宣誓。
大厅外面响起二十一声礼炮，在欢乐的首都上空久久回荡。铺盖着红色地毯的御座大厅的石阶下面，伦敦巴克公司为乔治五世和王后玛丽访问印度制作的黑色镶金马车正迎候在那里。车子前面有六匹骏马驾辕，再前面是中央政府的骑兵卫队。骑兵们的靴子闪闪发亮，白色制服外面系着镶金肩带，头上包着蓝色丝质缠巾。富丽堂皇的马车开始前进。军官们亮出了佩刀，骑兵们高举长矛，军号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军旗迎风招展。四队骑兵如仙境般光彩夺目。这是一部古老荣誉画册上的最后一个场面，也是独立的印度首届阅兵式。蒙巴顿勋爵站在车篷下面向站立两边的卫队致意。骑兵们行致敬礼，直至蒙巴顿离开王宫栅栏门口。
宫殿外面，整个印度在等候他。三百年殖民化的过程中，任何英国人没有目睹过这样一个印度。一国大小在于其民众之多寡。但是，新德里从未象今天这样淹没在人山人海之中。车队很快就被阻住了，卫士们的马只好原地踏步，按照另外一个印度的传统安排的仪礼，很快被新印度一扫而光，被新印度欢庆胜利的群众吞噬了，金色和红色被卷入了成千上万的棕色旋涡之中。
昨天夜里，以抱吻穆斯林医科女大学生而向独立致敬的锡克记者此时想道：“锁链在我身边一条条被打开了。”他还记得，童年时代，他曾被一名英国小学生从街上赶走。他继续想着：“再也没有人敢这样对待我了。”在他四周，他再也看不到穷人、富人、不可接触者、主子、律师、银行职员、苦力和小偷了。到处所见全是—群群幸福的人，他们互相拥抱、喊叫：“先生，我们自由啦！”另外一位目击者说：“就好象整个国家的人民突然间找到了自己的家。”印度上士阿什威尼·杜帕看到自己国家的旗帜首次在新德里军官食堂上空飘扬的时候，想道：“过去，在这个食堂里我们是受气包，现在，我们只有印度伙伴了！”
面对同样一幅国旗，十六岁的女学生苏洛查那·帕蒂同亿万青年—样，“觉得自己与国家一样成年了”。她想起在英国学校学到的一句威廉·沃兹沃思的诗，默默地念了出来：“活在这黎明该有多么好，正如青春就是天堂一样美好。”
对于许许多多的印度人来说，独立这个神奇的字眼，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查塔普尔村的农民朗吉特·拉尔对他的孩子们说，他们再也不会没有东西吃了。某些人以崭新的自由的名义认为，今后—切都会免费，一切都会许可。一名乞丐因此而钻进了外交官席。警察请他出示请帖，他惊讶地说道，
“我的请贴？为什么我需要请帖？我独立了，这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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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同样的庆祝活动。在加尔各答，贫民窟的一群居民涌进前英国省督的官邸，当时，弗雷德里克·伯罗斯爵士和他的夫人正在进早餐。那些不是席地而卧就是在绳榻上过夜的印度人，象孩子一样跳到历届英国省督的床上，另外一些人用雨伞的尖头戳破印度从前主人们的画像。
在孟买，人群冲向泰吉·马哈尔旅馆。这里曾是帝国优雅的圣殿。在马德拉斯，皮肤黝黑的印度南方人，终日在海堤上川流不息，怀着骄傲的心情注视着圣·乔治堡上那面迎风飘扬的国旗。圣·乔治堡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的第一个要塞。在苏拉特，数十条彩帆船参加了庆祝独立赛船活动。苏拉特湾是“咆哮”号船长当年首次在印度登陆的地方。
独立这一天也给另外一些人更为实惠的自由。大赦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数百名政治犯被释放了，死刑犯得到了缓刑。牲畜也受到了优待。这天，所有屠宰场都休息关门了。神秘莫测的印度，僧侣和神话传说统治下的印度也参加了独立节日庆祝活动。在南方的蒂鲁卡里坎塔拉姆，每天中午从天空俯冲而下，飞到当地寺院长老手中觅食的两只白鹰，据说曾欢快地扑打翅膀庆祝独立。在马德拉斯附近的马都拉丛林里，一些沙陀作了惊人的表演，他们把铁钩插进背里把自己倒悬起来，从而当场得到了许多布施。
独立的一天，印度人普遍对英国人友善，而英国人也体面地参加了各种仪式。在西隆，阿萨姆来复枪兵团司令英国上校，小心翼翼地避开庆祝活动，把主持独立游行的荣誉让给了他的印度副手。在靠近缅甸边界的一望无际的楚巴茶叶种植园，场长彼得·布罗克向一千五百名工人告别，邀请他们大吃大喝一顿。其实，大部分工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在西姆拉，莫德·佩恩·蒙塔涅女士不肯离开她曾举行过多少次宴会和舞会的宅邸。她和她父亲都生在印度半岛，她把印度看成自己的唯一的祖国。除去五年在英国读书外，她在那里度过了—生。她向一位劝她回国的朋友说：“亲爱的朋友，我到英国去干什么？我连烧水沏茶都不会呀。”因此，当前帝国夏都欢天喜地庆祝独立的时候，她躲在家里伤心地哭泣，因为她不愿意看到在她的亲爱的英国国旗飘扬的地方升起另一面旗帜。
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八月十五日是个吉星高照的日子。这一天正好是斋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巴基斯坦之父和巴基斯坦国家的诞生，在庆祝活动中受到了同样的颂扬。在窗户上、市场里、商店里，在巨大的跨街而立的凯旋门上，到处都有真纳的照片和名字。《巴基斯坦时报》在一条消息里甚至宣称：“拉合尔动物园的骆驼、猴子和老虎与普天同庆，通过看守人员向巴基斯坦之父祝贺，吼叫着巴基斯坦万岁。”在“伟大领袖”从未去过的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挂起了真纳像。
真纳本人在庆祝这个光荣的日子的时候，把国家的一切权力统统抓在自己手中。这位曾热诚地宣布尊重宪法规定的人，在去世前几个月中，俨然以独裁者身分治国。然而，真纳最亲近的家属并没有在他身边分享胜利。在卡拉奇八百公里以外，在孟买最考究的居住区之一，科拉巴区的一所套房的阳台上，一位年轻妇女挂出了两面旗帜，一面是印度国旗，另一面是巴基斯坦国旗。这种双旗并列的布置，象征着多少穆斯林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局面。真纳的独生女迪娜，还没有在生养她的故土与她父亲所建立的伊斯兰国家之间作出抉择。
很多印度人知道，在这一天的欢乐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悲剧，因此，他们无法分享同胞们的快活。在勒克瑙，安尼斯·凯德威永远记得那幅不切时宜的景象：在欢快地唱歌、挥动国旗的人群旁边，刚刚获悉亲人在旁遮普遭到屠杀的噩耗的人正在哭泣。
拉合尔的锡克律师库什万·辛格，对于新德里狂欢的人群无动于衷。他痛苦地回顾说；“我没有任何理由高兴。对于我和同我一样的几百万人来说，独立正带来一场悲剧。旁遮普被分割了，我失去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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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尔各答，甘地求助于祈祷和纺车，成功地使贫民窟平静无事。人们曾经预料，那里会爆发比旁遮普规模更大、情况更为可怕的暴力事件。头天晚上的游行预示着奇迹实现丁。一年以前，真纳发动“直接行动日”的时候，全城布满了受害者的尸体。这一次，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一起游行。圣雄的秘书普雅雷拉尔·纳亚尔认为，“仿佛一年的疯狂的黑云过后，理智与善意的太阳重新出现了。”
天亮以后，事情变得越发不可想象。一队穆斯林和印度少女来到海达利公馆。她们走了一整夜，以求会见甘地。她们是第一批来到这座破败的寓所前朝圣的人。每隔半小时，圣雄不得不中止打坐或摇纺车，以便同群众见面。甘地把这一天看成不幸的日子，所以他没有准备任何贺词。
他对一批前来乞求赐福的政界人士说：“不要相信权力，因为权力会腐蚀人。你们要小心圈套，不要忘记，你们的使命是为印度乡村的穷人服务。”
这天下午，三万人赶来参加甘地的祈祷活动，这比前一天多了三倍。圣雄坐在临时设置在附近一片空地上的木制讲坛上讲话。他为在加尔各答取得的胜利感谢众人。他希望加尔各答树立的榜样能够使旁遮普的同胞们有所启发。
“饮过仇恨酒，友谊的甘露显得格外的甜蜜。”甘地说道。
随后，赛义德·苏拉瓦尔帝对听众讲话。他出乎意料地斋戒一天一夜，满脸倦容。这位加尔各答穆斯林无可争议的领袖，要求人们巩固和解。他最后高呼：“印度万岁！”
此后，他们两人乘坐甘地的陈旧的雪佛莱轿车绕城一周。这一次，群众没有用石块和咒骂迎接他们。在每条街的街角，热情的人群把玫瑰露洒在他们的汽车上，高喊，“甘地，你是我们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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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买东南一百八十公里的浦那城，庆祝活动在一座广场上举行，庆祝仪式与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印度新自治领举行的数千次仪式基本相同。所不同之处是，在五百人中间临时竖起的旗杆上，一面旗帜徐徐升起，它不是独立的印度的旗帜，那是一面桔黄色的三角旗，旗上的卍字饰曾在十年间使欧洲胆战心惊。这个符号是太阳和宇宙的象征。三千多年前，从西北方向来的雅利安人把它带到了印度。聚集在浦那城的这些人，全部属于印度法西斯组织国民公仆团，四十八小时前，该组织的某些成员受命在卡拉奇谋杀真纳。他们虽然是狂热的印度教徒，但与非暴力贤哲起码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也不能忍受印度的分裂，但仅仅如此而已。他们对甘地及其活动十分痛恨。在他们看来，印度的民族英雄是印度教的不共戴天的仇敌。
国民公仆团梦想重建从印度河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从西藏雪山顶到科摩林角的大印度帝国。这个组织的成员认为，非暴力主义是懦夫的哲学，只能使印度人民丧失骨气，对于处于少数地位的印度穆斯林来说，决无情爱与宽容可言。他们自视为雅利安征服者的唯一继承人，因此，他们是印度的合法主人。按照他们的看法，穆斯林不过是篡权者——莫卧儿人的后裔。他们尤其不能原谅甘地对分割印度所负有的唯一责任。这个指控本身就是残酷的讽刺。
主持浦那城集会的是一名记者。他的名字叫纳图拉姆·戈德森，三十七岁刚过。一副娃娃脸使他显得更年轻。他那一双天真的大眼，炯炯有神，但也流露出一种优郁神情。撅起的嘴唇使这种情绪更加明显。戈德森生性腼腆谨慎，行动起来却很活跃。那天早晨，他在他领导的《印度民族报》上，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印度独立的想法。每天在刊登由他撰写的社论的地方，留出一片空白，并加了黑框。
在卍字旗下面，戈德森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全国庆祝独立的种种仪式“不过是一种伪装，旨在向人民隐瞒这样一个事实：数百名印度教徒正在遭到屠杀，数百名印度妇女被绑架强奸。肢解印度使几百万印度人遭到苦难”。而这正是“国大党，首先是党魁甘地所干的事情”。
戈德森讲话之后，要求战士们向卍字旗致敬。随后，他们以右拇指指心、掌心朝地宣誓：“向生我养我的祖国宣誓，我将献身于祖国的事业。”听到这些誓言，戈德森感到自豪。在他的一生中，从学校到他从事过的各种职业中，他都一一失败了，直至后来接受了国民公仆团的极端主义理论。他成了这个组织杰出的论战家之一。现在，他打算扮演另外一个神秘的角色。他将为印度复仇，铲除印度复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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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最动人的庆祝独立活动是儿童联欢会，蒙巴顿一家人与数千名印度儿童一起吃点心。
首都的升旗仪式尤为壮观。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下午五点，升旗仪式在砂岩纪念碑附近的广场上举行；砂岩纪念碑是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帝国捐躯的九万名印度士兵建造的。
仪式举行前，蒙巴顿的同僚们估计，大概会有三万印度人参加活动。结果他们少估计了五十万。首都从来有过如此盛大的集会。从清晨起，人群从四面八方向城里涌来，把旗杆旁边的小小主席台围得水泄不通。一位目击者说，主席台简直象“波涛翻卷的大洋中的一座浮桥”。疏导观众的栏杆、绳子、预定的位置，乃至警察，总之，一切都被汹涌的人海裹挟而去。一大早就离开查塔普尔村的农民朗吉特·拉尔想道，运河岸边的朝圣活动也不会聚集这么多人。人群十分拥挤，朗吉特·拉尔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连手臂都不能活动一下，因而随身带来的干粮也无法吃。
蒙巴顿夫人的两位助手穆里尔·沃什顿和伊丽莎白·沃德不到五点钟就来到了广场。她们穿着漂亮的连衫裙，白色的手套一直套到肘部，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羽毛织成的小帽子。突然，她们觉得自己被吸进了漩涡，从地上被人流举起、带走。她们俩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帽子飞走了，裙袍撕坏了，竭力挣扎着，以免窒息而死。伊丽莎白·沃德多次陪同蒙巴顿女士担负危险使命，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害怕。
“咱们要被踩死啦！”伊丽莎白·沃德对女友高声喊道。
“上帝保佑，不会的，他们都赤裸双脚。”穆里尔·沃什顿安慰她说。
年仅十七岁的帕梅拉·蒙巴顿由父亲的两位同事陪同来到了广场。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在人从中挤出一条路，向主席台方向走去。在距主席台五十米的地方，一道席地而坐的人墙简直无法越过。
尼赫鲁在主席台上看见了这位姑娘，高声告诉她从人群的肩膀上走过来。
“不行！我穿着高跟鞋。”
“脱掉鞋子！”
“我不敢。”
“那就穿着，从人身上走过来，他们不会说什么的。”尼赫鲁不耐烦地说。
“鞋后跟会把人踩伤的！”
“不要再孩子气了，脱掉鞋吧，赶快过来。”
印度最后一任副王的女儿，无能为力地叹了一口气，甩掉鞋子，吃力地迈过人群组成的地毯，向主席台走去。大家兴致极好，纷纷举起手臂帮助她走过去。
印度第一任总督的骑兵卫队刚一出现，人海翻起巨浪。帕梅拉·蒙巴顿看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人群中有数千名抱着孩子的妇女，她们害怕孩子被挤坏，绝望地把孩子抛向空中，然后在人头上把孩子接住。一时间，几千个孩子在空中被抛了起来。英国姑娘思忖着：“上帝啊！天上下娃娃啦！”
蒙巴顿很快地明白了，眼下根本不可能按照预定的礼宾安排升旗。他甚至无法走下马车。
他向尼赫鲁高喊道：“赶快升旗！音乐就算了吧。乐队和仪仗队都过不来了。”
尽管人声鼎沸，台上还是听到了蒙巴顿的叫喊声。自由印度的藏红色、白色、绿色国旗立即升了起来，维多利亚女王的重孙站在马车上向国旗致敬。
国旗徐徐升起，五十多万人齐声欢呼。当国旗升到旗杆顶端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彩虹。在印度人看来，这是众神在显圣灵。
有人喊道：“老天爷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吉祥征兆，谁能阻挡我们前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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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巴顿夫妇归途上的经历令人难以忘怀。他们的马车象一只木筏在人流中飘来飘去。总督和夫人多次俯身扶起一位将要倒在车轮下的妇女。
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天将同不断重复的口号声连在一起。此前，任何英国人也没有听到过这么激动和真诚的呼喊：“蒙巴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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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万里之外，在苏格兰的海兰兹中心，一辆官方汽车于同一天驶进巴尔莫勒尔古堡。车上的人被引到乔治六世国王的办公室。英国最后一任负责印度事务的大臣黑斯托威尔伯爵，正式向陛下报告，英国已把权力移交给印度当局。
批准这一变革还需要最后一项手续。大臣应把体现印度帝国与英国王室联系的玉玺交还国王。不幸的是，印鉴很久以前就教人丢掉了。大臣只得尊敬地向国王摇摇头，然后冲出双手，象征性地把印鉴交还给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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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降临在印度的首都，同时，一百万只赤脚掀起的灰尘也落了下来。人群继续在街上唱歌、喊叫、互相拥抱。在红堡围墙附近的老德里，几千名欢乐的印度人观看街头艺人狂热的表演：耍蛇的、练杂耍的、跳舞的、算命的、斗熊的、摔跤的、弹琴的、吞刀的、用匕首穿腮的。另外成千上万的人出城回村去了。查塔普尔村的婆罗门农民朗吉特·拉尔就是其中的一个。早晨把他拉到新德里的马车车夫，现在居然要八倍的价钱才肯送他回村，这使他大为恼火。朗吉特·拉尔一家人觉得这笔赋予自由的价钱太高了，于是步行三十公里回家去了。
蒙巴顿夫妇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在幸福和激动中拥抱在一起。他们的命运车轮刚刚转完一圈。在二十五年前他们两人开始相爱的街上，蒙巴顿夫妇刚刚分享了同样的荣誉。蒙巴顿曾以海军上将的身分接受七十五万日本人投降，但他从未经历过比这天更令人兴奋的时刻。此时他想，这个时刻，如果就“一场双方获胜，没有战败者的战争”而言，可以与大战结束时欣喜若狂的庆祝活动争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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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翌日清晨，一位来自新德里的客人到唐宁街十号求见。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完全应该满意。印度的独立伴随着对英国种种友好的表示，六个月前，任何人未曾预料到这种情况。
尽管如此，路易斯·蒙巴顿还是把他的私人秘书乔治·艾贝尔派往伦敦，提醒艾德礼首相，不要高兴过早，也不要明显地表示满意，因为，印度次大陆一分为二，将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最可怕的流血事件”。
艾德礼首相吸了几口烟，发愁地摇着头。他说，请放心，这里不会发表响亮的声明。他对此不抱“任何幻想”。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巨大的，但他知道，还必须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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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德里，打开潘朵拉盒子的时刻到来了。蒙巴顿再一次端详着两个黄色大信封。每个信封里面装有一套印度半岛的新地图和十几张打了字的纸。这是英国留给印度的最后一批官方文件，一个长长的链条的最后几环。这个链条自一五九九年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东印度公司诏书开始，直至不到一个月前的这项国王批准的法律为止。但是，此前的任何文件都没有产生如此巨大的后果。
蒙巴顿把一个信封交给了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另一个交给了巴基斯坦总理列雅格特·阿里·汗，同时建议他们与其同僚们研究里面的内容，然后再回来同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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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严格按照接到的指示划分印度地图。除去无关紧要的个别情况外，他在划分边界线时，把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划给了印度，把穆斯林为多数的地区划给了巴基斯坦。从地图上看，划分结果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在现实中则是一场灾难。
在孟加拉，分界线很可能使双方的经济都注定要破产。世界百分文八十五的黄麻生长在划分给巴塞斯坦的地区，然而在巴基斯坦的领土上却没有一座黄麻加工厂。相反，印度拥有一百多个黄麻加工厂和全省仅有的一个出口港——加尔各答，但是它却没有一棵黄麻。
在旁遮普，拉德克利夫把拉合尔城划给了巴基斯坦，把阿姆利则城和金庙划给了印度，从而把印度最好斗、最团结的锡克族的土地和居民一分为二。为了使边界线在这个地区依照一条河流的自然界限划分，拉德克利夫居然把这座多数居民为穆斯林的小城和周围的村庄划到了尼赫鲁的印度联邦一侧，而不肯在印度领土上划出一块巴基斯坦的领土。九千万穆斯林永远不会原谅他的这个决定。相反，拉德克利夫把古达斯普尔划给了巴基斯坦，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国家从中得到的不仅仅是几幢茅草房。那条迷人的山谷终有一天会并入古达斯普尔。莫卧儿皇帝杰汉吉尔临终前在卧榻上曾念念不忘地提到过这条山谷：“克什米尔，呵！克什米尔。”没有古达斯普尔这条通向喜马拉雅山脚的通道，印度就无法从陆路接近克什米尔，举棋不定的克什米尔邦的王公，最后只得把克什米尔的命运同巴基斯坦连在一起。英国法官的解剖刀，无意地给印度提供了并吞克什米尔的机会。
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俯瞰着他刚刚分割过的山山水水，他对印度问题一无所知，而肢解印度的工作却偏偏交给了他。爵士在严厉的安全措施保护下回英国去了。陪同他的年轻官员，最后受命仔细搜查飞机上有没有炸弹。英国法官透过座舱的窗户凝视着旁遮普一望无垠的麦地和甘蔗田，不禁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铅笔将会引起多大的震惊和不幸。不幸的是，能够避免引起焦虑和痛苦的划分方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旁遮普和孟加拉发生悲剧的原因早已存在，奉调离开伦敦之前，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对此十分清楚。他心里明白，他的工作将会导致破坏和暴力行为。他同样确信，人们将把这场悲剧的责任归咎于他。
当尼赫鲁和真纳把这项工作交给拉德克利夫的时候，两人都答应接受并执行他的决定。然而，几天以后，他们又极力谴责他的裁决。拉德克利夫懊恼不迭，他对此能作出的唯一反驳是，拒绝接受付给当代最复杂的地理划分工作的酬劳——两千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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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克利夫在飞机上尚未看到，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迁徙已经开始了。第一批旁遮普难民沿着小道、水渠，穿过四野，在灼热的沥青公路上匆忙地走着。再过几小时，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的报告一公布，这个省的恐怖事件将会急剧扩大。有些村庄将要划归印度，但是居住在那里的穆斯林曾热情地欢呼巴基斯坦的诞生。在另外一些地方，庆祝自己的村庄归属印度的锡克人，不得不向边界另一边逃命，抛下世代相传的耕地。
紧急任务给英国法官造成的种种荒唐怪事，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某些水渠的闸门划在一个国家，灌溉网却划在另一个国家内。边界有时从村庄中央穿过，甚至把一座农舍分为两部分，大门处于印度一方，然而后窗户却朝向巴基斯坦。
旁遮普的所有监狱都划归巴基斯坦，同时该省的唯一一所疯人院也在巴基斯坦境内。疯人院中的印度和锡克病人突然明白起来，纷纷要求护理人员把他们转送到印度，以免遇到穆斯林的屠杀。医生们却不如他们清醒，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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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疯狂厮杀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灾难。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印度北部淹没在规模惊人的血泊之中。犹如人类最黑暗的年代，几百万人陷入了屠杀狂。没有—个村庄，没有—个家庭不为之感染。在这场为时不久、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中，死去的印度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法国人数目不相上下。
到处，多数袭击少数，强者袭击弱者。在首都奥朗则布大街富人居住区，在老德里月光广场上的首饰市场，在阿姆利则城内；在拉合尔景色优美的郊区，在拉瓦尔品第露天市场，在白沙瓦的城墙脚下；在店铺里，在货摊上，在茅草房内和村庄的街道上，在砖窑里，在纺织厂，在田野上，在车站、医院、疯人院、办公室和咖啡馆里，过去朝夕相处的不同信仰的居民现在到处在互相厮杀，仇恨不已。这不是交战，不是内战，也不是游击战，而是一个世界在动荡，突然地发生剧烈爆炸。一桩罪行引起另一桩罪行，以恐怖对付恐怖，以死亡对付死亡。没有多久，整个印度社会的围墙一堵一堵地塌了下来，犹如一座大厦被最后一枚炸弹炸坍—样。
这场灾难绝非偶然发生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一对连体双胞胎，旁遮普就是把它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恶性肿瘤。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的解剖刀从肿瘤中间切下，把一对双胞胎分开，但是未能清除癌细胞。他把五百万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划到巴基斯坦旁遮普的一半里面，而把五百万穆斯林划入印度的一半。广大受剥削的穆斯林群众听信了真纳和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的诺言，他们认为，在巴基斯坦这个“纯净和清洁的国家”里，印度高利贷者、商人、无情的锡克大地主们将会消失。然而，这些人仍然存在，他们拥有农庄、商店，索利讨债收房租。穆斯林怎么能不这样想：“如果巴基斯坦属于我们，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商店、农庄、住宅和工厂也应该属于我们。”与此同时，在成为印度的那一部分，锡克教徒准备把所有的穆斯林赶走，然后把逃离巴基斯坦的兄弟们安置在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因此，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不可避免地要以灭绝性的狂怒对峙冲突。
印度历来是发生过火行为的土地。工业国家使用原子弹、V1火箭、磷弹、火焰喷射器和毒瓦斯互相残杀，旁遮普的居民则使用竹矛、长刀、短刀、棍棒、铁锤、石块和虎牙钩相互杀戮。他们的领导人在他们无意引起的狂暴面前惊慌失措，绝望地试图使人们平息下来。但是，这是徒劳的。印度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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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十万人聚集在加尔各答的纳克尔丹加广场上等待着甘地露面，他们已经等待五个钟头了。广场附近的屋顶上、游廓上、阳台上和树上，到处挤满了人。三千公里以外的旁遮普平原上，两大教派的群众此时正在互相残杀。这里，人群中既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他们等待的那位身材矮小的人，以他的魅力曾经阻止暴力事件在加尔各答发生。
当甘地的瘦弱身影出现在小平台上的时候，一股神秘的力量激励着到会的群众。圣雄说道：“现在，友善的热潮席卷加尔各答，每个人都应该为友谊长存作出贡献。”甘地猛烈地抨击了前天那些自以为爱国而袭击了法国商行董事长别墅的人。他说：“法国人民是热爱自由的人民，印度应该保护他们在印度的财产。”
这位年迈的贤哲凝视着欢呼雀跃的人群，一般疑虑突然涌上心头。真是这样好吗？他哀求地说道：“愿加尔各答奇迹不是一时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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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在加尔各答所完成的业绩，五万五千名士兵在旁遮普无法实现。蒙巴顿建立的强大别动队应付不了局面。完全出人意料，十二个县区处于血泊与火海之中。有些县区的面积比巴勒斯坦还要大，在那些地方，十万英国士兵也无法保障安全。县区之间的大路和堤坝上，载重汽车无法通行，只有骑兵尚可来往自由行动。但是，英国军队引以为荣的骑兵早已不复存在了。
全国行政机构瓦解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电报、邮局、电话全部中断。印度只好通过一家私人公司的电话和一架安置在厕所内的电台治理旁遮普的印度地区。
巴基斯坦方面的情况更惨。刚刚诞生的国家面临—片混乱的局势。真纳在官邸找到了槌球球具，但其他东西一无所获。装载着分给巴基斯坦的东西的几百个车厢被盗窃后不知去向。卡拉奇的官员们没有桌椅办公，不得不站着起草第一批官方文件。部长们没有安乐椅和沙发，站着接待各国派来的首任使节。
巴基斯坦的两部分中间隔着两千多公里的印度领土，双方没有任何交通手段进行联系。经济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巴基斯坦的仓库里堆满了棉花、黄麻和皮革，但它既没有作坊、工厂，也没有处理皮革的地方。印度半岛四分之一的烟草生长在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没有一座火柴厂。印度干部和职员一旦离去，商业和整个银行系统立即瘫痪。发电站需要从南非以高价进口煤炭才能运转，因为印度不肯把煤炭卖给巴基斯坦。
在运送以前的印度军队物资的工作中，印度人缺乏诚意。巴基斯坦应分得十七万吨装备和物资，但它仅仅收到六千吨。预计动用三百节车厢运送这批物资，实际上只有三节车厢抵达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军官发现，车厢里面装的是五千双军鞋，五千枝不能使用的步枪，一批护士工作服和数箱砖头和避孕套。
这种行径使穆斯林痛恨不已。他们深信，印度千方百计要把他们的国家扼杀在摇篮之中。负责监督分家的克劳德·奥金莱克元帅，于八月底向英国政府报告：“我敢断言，现今印度政府决意使用一切手段阻碍巴基斯坦自治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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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严重影响巴基斯坦前途的还不是印度的阴谋活动。新生的巴基斯坦国同印度一样，被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类迁徙淹没了。从旁遮普的一端到另一端，被暴力吓破了胆的人群，或步行，或乘坐马车、手推车、火车，或骑自行车，纷纷逃命，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带上：一头牛，一袋麦子，一个包袱，或者几件炊具。没有尽头的人流，规模难以想象的来来往往。九月底，五百万逃难的人把旁遮普的大道和小路挤得水泄不通。一千万人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改变了住所。
这场空前的逃亡造成的难民比以色列在中东造成的难民多十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流离失所的人”多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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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五十万人等待着甘地露面。“加尔各答奇迹”持续着。五十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汇成一片博爱的海洋。他们站满了加尔各答马伊丹公园前的广场。不久前，只有英国统治者可以到这里的草坪上玩马球和板球。甘地一颗善良的心激动着，他可能从未想象到眼前的景象。八月的这一天，正是穆斯林的开斋节，空前规模的人群跑来参加甘地的祈祷会。
从日出起，数千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来到耄年领袖居住的破败的寓所的窗下，乞求他赐福。他们给甘地送来鲜花和糖果。星期一是甘地的肃穆日，这一天，大部分时间他用来在旧信封的背面给来访者写些祝词和感谢的话。与此同时，其它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街上游行。一年前，他们还在这里互相残杀。现在，他们高呼团结和友善的口号，互相交换香烟、点心和糖果，互相浇洒玫瑰露。当甘地走上小讲坛的时候，人们顿时情绪沸腾。十九点正，甘地显然为眼前这种神奇的友爱表现感动不已，他站起身来，按照印度教传统，双手合十向人群致意。然后，年迈的印度教首领打破静默戒规，用乌尔都语向穆斯林群众高喊：“祝你们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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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遮普疯狂的悲剧已经持续整整两星期了。在这两周内，参加甘地的祈祷会的群众不断增加。这一次，他们的总数将近一百万，把加尔各答这座过去不止一次表现出野蛮的大都会，变成了友爱和兄弟情谊的绿洲。世界上最贫困的城市居民们，响应贤哲的和解呼吁，恢复了祖先们的宽容传统。
《纽约时报》写道：“加尔各答奇迹”持续着，“这座城市是印度的奇观。”
甘地以惯常的谦逊，不肯承认他是这个奇迹的缔造者。他在他主持的《贱民》杂志上解释道：“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玩具。我们遵照他的旨意行事。”然而，一封从新德里发出的信件给予甘地应得的荣誉。路易斯·蒙巴顿在写给他的“可怜的小麻雀”的一封信中指出：“在旁遮普，我们有一支五万五千名士兵组成的别动队，他们被大规模的暴乱弄得一筹莫展。在孟加拉，我们的干预部队只有一个人，那里却没有发生任何暴乱。”印度最后一任副王以军事头目和行政长官的双重身分，要求“向他的唯一的士兵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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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列雅格特·阿里·汗肩并肩地乘坐敞篷汽车行进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位新总理为反对英国统治共同战斗了二十年，他们本应在欣喜若狂的广大同胞中间作凯旋之行。相反，他们在恐怖和贫困的人群中前进着，那一副副沉默的脸上所表现出来的是惊惧和焦虑，而不是对自由带给他们的种种恩惠的感激之情。两位领导人第二次巡视旁遮普，无望地寻求在这块灾难的土地上稍许恢复一点秩序的办法。
他们对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警察部队瓦解了，行政机构的权威在动乱中消逝了。他们甚至不能指望军队效忠。旁遮普到处是恐怖和无政府状态。
面对着一来一往的、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面对着被烈火和劫持荡平的村庄，面对着无人收获的农田，两位政府首脑瘫坐在座位上，仿佛被那么多的不幸事件压垮了。
终于，尼赫鲁打破沉寂说道，“该死的分治把我们带进了地狱！”
他转向列雅格特·阿里·汗愤愤地问道：“我们接受分治的时候，怎么就没有预见到这样一场灾难呢？当时我们都是兄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列雅格特·阿里·汗叹息道：“我们的人民发疯了。”
突然，一个男人从难民队伍中走出，向他们乘坐的汽车扑过来。这是一名神思恍惚的印度教徒，他认出了尼赫鲁。他两眼含泪地哀求尼赫鲁救救他，双手抓住车沿说道，一伙穆斯林在离这里几公里的地方，突然从甘蔗园里窜出抢走了他唯一的孩子，他的十岁的女儿。这个痛苦的男人发疯似的吼叫着：“还给我，我求求您，把她还给我吧！”
尼赫鲁大惊失色，随后振作了一下，突然想要呕吐。他是三亿多人的总理，但却不能援救这位绝望的父亲。尼赫鲁悲哀不堪，双手抱着头，嘤嘤地哭了起来。
这天晚上，印度总理彻夜未眠。白天所见到的一切仍然使他心绪不宁，他在拉合尔官邸的走廊上踱来踱去。人民所表现出的残暴给了他—个可怕的启示。他象被灼伤一样地感受到了席卷旁遮普的仇恨浪潮。对于这场悲剧，他毫无准备。他极度憎恶这场悲剧，甚至不惜失去人民的支持也要同它斗争。
当有人告诉他，阿姆利则附近一个村庄的锡克人准备屠杀邻近的穆斯林的时候，尼赫鲁立即在一株大榕树下召见了他们的头目。
他说，“我知道你们准备干什么。如果你们触动穆斯林邻居的一根头发，我第二天早晨就让人把你们带到这里来，我将亲自命令我的卫队把你们处死。”
凌晨两点，尼赫鲁叫醒了他的副官，吩咐他同新德里联系，了解那里的最新情况。在一连串坏消息之后，尼赫鲁收到了唯一一条令人宽慰的消息，因为接受分治而背叛了的老人，继续不断在创造奇迹。加尔各答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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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早晨，奇迹出现十六天之后，宗教仇恨的病毒又一次传染了加尔各答城，象在其他地区一样，旁遮普难民的恐怖叙述，使病菌感染扩散开来。有关一名印度少年在有轨电车上被穆斯林打死的谣传，象火一样点燃了炸药筒。
这天晚上十点，一群狂热的印度青年突然闯进海达利公馆院内，要求与圣雄谈话。甘地躺在草垫上睡着，身边是他的信徒、侄孙女摩奴和阿巴。人群推出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孩子，孩子说是被穆斯林打的。他们开始吼叫并向屋内扔石块。摩奴和阿巴走出来，试图使人们平静下来。但是，没有人理睬她们。闹事的人推开警察进入室内。甘地被吵闹声惊醒，站起身来，面对来人说道：“发什么疯？我在这儿。杀了我吧。”
他的话被喧闹声淹没了。两个浑身是血的穆斯林挣脱人群，躲藏到甘地身边。一根棍子朗他们飞去，擦着圣雄的头飞过，嵌入他身后的墙壁里。
增援的警察到来之后，甘地才又回到草垫上躺下，他的心情烦躁不安：“加尔各答奇迹”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幻影。
第二天，甘地最后的一些幻想被一扫而光。晌午刚过，穆斯林贫民窟遭到了一系列袭击。这些行动大部分是由国民公仆团的极端分子们策划的。国民公仆团是印度的极端分子组织，它的成员们曾在独立日那天，在浦那向他们的卍字桔黄色旗致敬。在离圣雄住处不远的贝利亚加塔大街上，两枚手榴弹在一辆惶恐不安的撤离的穆斯林卡车上爆炸。甘地立即赶到现场。两名工人被当场炸死，睁着呆滞的眼睛倒卧在血泊里，一团团苍蝇在伤口上飞来飞去，一枚硬币从其中一人的口袋中滚出，在尸体旁边的地上闪闪发光。
甘地十分震惊，他拒绝进食，一直沉默不语。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为光明祈祷，我在思索。只有沉默才能帮助我。”
几小时以后，甘地在院内散了一小会儿步。接着，他蹲在草垫上起草一项声明。为了使加尔各答恢复理智，他决计以老迈的身躯进行绝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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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使用的武器，恰恰是一种最悖情背理的武器。在印度，几个世纪以来，饿死是最倒霉的事情。然而，这件武器同印度一样古老。印度古代仙人曾说过：“汝行乎，吾死。”这句话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强制手段的人民来说，始终是一种鼓舞。一九四七年，有些农民在债主家门前绝食，以期推迟还债日期。债主们也有的以绝食威胁负债人，强迫他们信守契约。但是，甘地的天才乃是使这件迄今只是个人的武器，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在甘地手中，绝食成了一个没有武器、经济上不发达的人民从未使用过的最有力的武器。由于这种武器“把一种使其不能逃避的紧迫感强加于对手”，甘地“每当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就使用这件武器。他断言，只有绝食才能“打开谅解之心，感化对手们的每一根道德神经”。
甘地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他为大大小小的事情十六次公开拒绝进食，其中两次曾历时三星期，使他濒临死亡的边缘。无论是为了争取南非的种族平等，实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和解，改变不可接触者的生活条件，还是为了加速英国人早日从印度撤退，甘地的绝食斗争使全世界亿万人感动不已。绝食同甘地的朝圣拐杖，他的“拖地”和他那副铁框眼镜一样，已经成为他的形象的一部分。整个印度，尽管百分之八十五居民不识字，没有收音机，但总能了解他那缓慢垂危的各个阶段的详情，每次当甘地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他们都一致本能地为他担忧。
甘地表现出令人难以相信的忍耐力量，而且，不断地发展了关于绝食的独特理论，使他成为世界上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伟大的绝食理论家。按照甘地的理论，进行绝食斗争必须遵照严格的生理和道德标准。基本原则是不能为反对任何人随意绝食，绝食只能“针对你可以说是爱他的那样的对手”。按照这样的理论，纳粹集中营的流放犯进行绝食反对狱吏，则是荒谬的事情。
圣雄主张绝食的卫生准则，同绝食的道德准则一样严格。甘地进行绝食时，只饮用掺有少量小苏打的水，有时加入一点柠檬汁。一九二四年，甘地在绝食二十天后，身体状况突然恶化，于是他同意进行糖水灌肠，以减轻自我牺牲之苦。
对于甘地来说，进行绝食也是为满足苦修苦行的需要而使用的一种针对自己的武器。同禁欲一样，绝食也是一种祈祷形式，是一个人精神进步的主要因素。他说，“我认为，心灵的力量只能在制服肉体之后才能增长。我们很容易忘记，食物不是为宫廷华宴，而是为了支撑我们受奴役的躯体而作的。”他认为，在社会领域里，绝食的自我牺牲精神是非暴力武库中最有效的武器，因为它能够“感动麻木不仁的良心、激发苦心”。
现在，年近七十八岁的甘地再一次遭受绝食之苦。这一次，他使用这种武器所针对的人不是英国人，而是他的同胞们及其疯狂行为。他把自己的性命作为赌注，以使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免于在加尔各答的狂暴行径中死去。
※ ※ ※
甘地的门徒们意识到，在他这把年纪进行绝食会带来巨大危险，于是劝说他不要这样作。
“巴布，您怎么能为反对强盗们而绝食呢？”C·汉·拉贾戈帕勒查理神情愕然地对甘地说。他是甘地在国大党内的老伙伴，如今是孟加拉首任省督。
“我想感动那些煽动强盗们的人的心。”
“那么，您要是死去了呢？您想要结束的这场动乱必将更糟糕。”
“那我起码看不见了。”
任何人难以使甘地改变主意。甘地对他的两根“拐杖”摩奴和阿巴说，他从九月一日晚上开始绝食，看过在卡车上炸死的人以后，他就吃不下晚饭了。他对她们说，他决心绝食到动乱结束，或者成功，或者死去。他说，“或者加尔各答恢复平静，或者我离开人间。”
这一次，圣雄的体力很快衰退了。元旦以来，他在感情上所承受的压力使他精疲力竭。绝食最初的几个小时内，他心律不齐，令人担忧。经过按摩和用热水灌肠后，身体稍微好了一些。然而，他很吃力地喝下一升掺有苏打的温水。午夜，他说话的声音已经含糊不清了。
甘地绝食的消息，几小时内就传遍了加尔各答城。一批又一批焦虑不安的群众纷纷来到海达利寓所看望他。但是，象传染病一样震撼着加尔各答的暴力行为，一天之内无法遏止。纵火、杀人、抢劫事件迭起。甘地躺在草垫上，甚至听得见枪击声。
甘地的信徒们找到加尔各答的印度极端分子的头目，恳求他们进行干预。他们解释说，由于甘地使加尔各答的穆斯林领袖作出保证，诺阿卡利的数千名印度教徒得救了。现在，印度教徒的领袖们应该制止屠杀加尔各答的穆斯林。
从第二天早晨起，枪击声逐渐和喊叫声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多的群众涌向海达利寓所，一面高呼和平的口号。甚至最凶狠的杀人犯也放下了大刀、铁棍和步枪，前来询问圣雄的血压、尿中的蛋白指数以及心搏次数等情况。下午，省督宣布，大学生决定为恢复和平进行总动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知名人士纷纷来到那位垂危老人的卧榻前，请求他停止绝食。一名穆斯林跪在他的脚下喊道；“您如果有个好歹，我们穆斯林可就完了。”任何苦苦的哀求，始终未能动摇燃烧在甘地的衰竭身体内的意志。他说道：
“在半个月以前的那种令人引以为荣的和平未恢复之前，我绝不停止绝食。”
第三天凌晨，甘地说话的声音低得难以听见，他的脉搏极度微弱，人们以为他即将死去。甘地健康恶化的消息刚一传出，加尔各答到处沉浸在焦急和悔恨的气氛中。在他寓所的墙外，整个印度都在探听圣雄的健康状况。
奇迹终于出现了。如果说前印度帝国的其他城市对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束手无策，那么，把这种野蛮行径变为群众的热忱和仁慈的激情，现在就要看加尔各答了。
当最后的生息在甘地的衰竭体内搏斗着的时候，一股友善博爱的浪潮突然席卷这座难以驾躯的大都会，从而挽救了这位大救星的性命。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狂暴行为肆虐的贫民区游行，呼吁恢复秩序和平静。中午时分，二十七名市区的极端分子来到海达利寓所门前，他们低着头，用充满悔恨的声音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活动，请求甘地饶恕，哀求他停止绝食。顿时，一股清新之风在加尔各答城吹拂。几小时后，一名臭名昭著的极端分子头目也前来悔过。那伙制造贝利亚加塔大街惨案，促成甘地绝食的人也跑来了。他们的头目忏悔了自己的罪恶，然后对圣雄说道：“只要您停止绝食，我们愿愉快地接受任何惩罚。”这伙人为了表示诚意，纷纷撩开他们的“拖地”，把砍刀、匕首、佩刀、手枪和“虎牙钩”丢在甘地的脚下，其中有的武器上还有血液。甘地为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喃喃说道，“我对你们的唯一的惩罚，就是派你们到穆斯林区去，你们在那里作恶多端，现在要你们去保护他们。”
这天晚上，络绎不绝的人群来到圣雄的榻前问候。省督亲笔为甘地书写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全城已经恢复平静。一辆装满极端分子自发上缴的手榴弹、自动武器、手枪、大刀的卡车，开到海达利寓所的栅栏门前。印度教、锡克教和穆斯林显要人物，起草了一项共同声明，庄严保证“誓死为阻止宗教仇恨的毒焰再起而斗争到底。”
一九四七年九月四日，晚上九点十五分，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汁，宣告结束七十三个小时的绝食斗争。在作出停止绝食的决定前，他对挤在他的草垫周围的各派代表们发出警告：“今天，加尔各答握有印度全国和平的钥匙。这里发生的任何微小事件，可能在其他地方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即使整个印度燃起大火，你们也要设法使加尔各答处于烈火之外。”
代表们没有食言。“加尔各答奇迹”将会持续下去。然而，在苦难深重的旁遮普平原，在西北边省，在卡拉奇、勒克瑙和新德里，最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印度最倔强、最血腥的城市——加尔各答将忠于它的誓言，忠于这位不惜牺牲性命维护和平的老人。他的老友拉贾戈帕勒查理对此说道：“甘地建树过许多丰功伟绩，然而最为神奇的乃是他在加尔各答战胜了邪恶，印度独立也无法与之相比。”
年迈的斗士并不为这些恭维话所陶醉。
“我打算明天动身到旁遮普去。”甘地谦逊地说道。
※ ※ ※
甘地抵达旁遮普之前，一次新的暴力事件中断了他的旅行。这次事件发生在统治印度的中心，前帝国神气十足的、表面繁荣的首都新德里。多少庆典和盛事都发生在这座城市里，多少文人墨客都聚集在这里，但是，强暴行为的毒菌没有放过新德里。
新德里位于旁遮普的边缘，过去曾是历代莫卧儿帝王的堡垒。从各方面说，一九四七年的新德里是一座穆斯林城市。在那里，大多数仆役、马车夫是穆斯林，水果商、蔬菜摊贩和市场的工匠也都是穆斯林出身。由于周围的农村越来越不安全，成千上万名穆斯林纷纷来到新德里避难。
这么多穆斯林来到首都，使阿卡里派的锡克人和国民公仆团的印度极端分子们感到恼火，再加上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讲述的不幸遭遇而产生的刺激，他们于九月三日早晨掀起了一阵恐怖浪潮。
事情是从屠杀中央车站的穆斯林苦力开始的。几分钟以后，当法国记者马克斯·奥利维埃·拉康来到新德里商业中心——科诺特圆形广场时，他不得不迈过横七竖八的尸体。他亲眼目睹印度教徒正在洗劫穆斯林商店，打死商店老板。从人群的头顶上，他瞥见了一顶国大党的白色橄榄形帽和一个熟悉的身影。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挥舞棍棒，正在驱散暴乱分子，同时千方百计使几名看上去无动于衷的警察进行干预。
新德里的暴乱不仅蹂躏一座城市，同时危及印度全国，因为，首都秩序崩溃的后果，必然会对整个印度半岛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占警察总数一半多的穆斯林开了小差。军队仅有九百名士兵。公共机构严重瘫痪，以致尼赫鲁的秘书不得不亲自去散发印度总理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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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蒙巴顿自从半年前飞抵新德里以来，现在第一次可以稍事休息。独立卸去了他肩上的重担。昨天，他还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之一，今天，他仅仅担任一个荣誉职务。震撼旁遮普的暴力事件使他感到痛心，但是，作为总督处无权进行干预。这项繁重的任务，现在落到印度领袖们的身上了。为了表明他不想干涉印度事务，蒙巴顿悄悄地从首都来到人间天堂——西姆拉。
横扫平原地区的风暴，眼下尚未波及到这座风光旖旎的别致小城。挺拔的松柏树下，阿福花和杜鹃花正在怒放，喜马拉雅山雪峰，在夏日透明的蓝天中闪闪发光。在造型优美的“欢乐剧院”内，业余剧团正在上演话剧。六十年前，吉卜林在帝国夏都逗留期间，曾经深深地迷恋上这出戏。
印度前副王置身西姆拉，远离旁遮普的悲剧。九月四日星期四晚上十时许，电话铃突然响了。
“阁下，您应该回新德里了。”V·P·梅农在电话里说道。
“我刚从那儿来呀！”蒙巴顿窘困地反驳说：“如果政府要我会签文件，那就给我送来好了。”
“不是这个，”梅农解释说：“阁下动身以后，形势急剧恶化。新德里也乱了。我们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总理和内政部长很不放心，他们认为，您回来很重要。”
“为什么？”蒙巴顿问道。
“他们需要您的帮助。”
“我想不是这样吧。”蒙巴顿惊讶地说：“他们刚刚获得独立，我肯定他们最终希望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管一管他们的事情。我没有理由回去。”
“好吧，我立即去通知他们。您随后改变主意也没关系。如果二十四小时内您不能返回的话，那您就不必来了。那时已太晚了，我们可能已经把印度丢掉了。”
双方长时间沉默无言。蒙巴顿终于说道：“好，好。你赢了。我让人为我准备飞机。”
※ ※ ※
一九四七年九月六日星期六，在路易斯·蒙巴顿办公室召开的这次会议的结果，直到二十五年之后才公诸于世。如果这次会议的决定当时透露出去，即将成为世界伟人之一的印度政府首脑的生涯肯定早就完了。
三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蒙巴顿、尼赫鲁和瓦拉布贝·帕泰尔。会上，两位印度领导人神色沮丧，一筹莫展。他们象是“两个刚刚挨了罚的小学生”。难民逃亡的规模比他们所担心的大得多。他们完全失去了对旁遮普局势的控制，现在，首都也很可能发生大乱。
“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尼赫鲁说道。
“你们应该把事情管起来。”蒙巴辙答道。
“可我们怎么办得到呢？”尼赫鲁谦逊地问道。“我们没有任何经验。我们在你们的监狱中度过了风华之年。我们知道煽动骚乱，但不懂得治国。在正常情况下，把一个组织得很好的政府管理起来，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困难了，我们怎么能应付一个公共秩序已经崩溃的国家？”
这时，尼赫鲁提出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要求。这位将其一生奉献给独立事业的印度人，居然作出这样的决定，这不仅表明他的崇高情操，同时也说明局势严重到了何等程度。尼赫鲁一直十分欣赏蒙巴顿的组织才能和当机立断的本领。他感觉到，今天印度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才华。他是—个宽宏大度的人，傲慢与自负都不能使他拒绝这些才能。
“您过去主持最高军事指挥部的时候，我们却蹲在英国监狱里。您是一位杰出的行政官员，您统率过几百万士兵。您富有经验和知识，而殖民主义统治不允许我们掌握这些经验和知识。你们英国人不能把这个国家甩掉，抬腿就走，在我们的一生中，你们都和我们在一起。现在，我们处于危险之中，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您是否愿意重新领导这个国家？”
“对。”尼赫鲁的老战友帕泰尔附和着：“他说的对。您应当接受。”
蒙巴顿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天啊！我刚刚把你们的国家归还给你们，现在你们却要求我再拿回去！”
“我们希望您能理解，”尼赫鲁坚持说：“您应该这样作。我们保证尊重您的决定。”
“这是不堪设想的呀！如果有人发现你们把政权交给我，你们的政治生命就完了。难道含辛茹苦、终于赢得自由的印度人民能够召回最后一位英国副王，再次把他扶上王位？你们想到过没有？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必须找到一种办法，把您回来这件事掩盖起来。”尼赫鲁赞同地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您，我们难以摆脱困境。”
蒙巴顿仿佛陷入沉思。他喜爱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这次挑战的规模确实太大了。然而，他对印度感情深厚，对尼赫鲁十分尊敬，再加上强烈的责任感，他不能拒绝上述要求。
“好吧！”他终于说话了，那口气就象是一位登上舷梯的海军上将：“我干。但是，咱们得说好：任何别人不得知晓这件事！任何人都不得知晓你们把我找回来。你们只需根据我的要求，在政府范围内建立一个应急委员会。”
“同意。”尼赫鲁和帕泰尔同声说道。
“然后，你们建议我主持应急委员会的工作。”
“好吧。”两位印度人答应着，他们对蒙巴顿处理事情的气派感到惊讶。
“应急委员会将由我选择的人组成。”
“难道不应该包括全体政府成员吗？”尼赫鲁神情愕然地问道。
“尤其不能这样！”蒙巴顿生气地说：“那样作将是一场灾难。我只需要真正掌握操纵杆的人，诸如民航局长、铁路局长、卫生部门的首脑。我妻子负责志愿组织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会议记录将由英国速记员在每次会议结束时就整理好。你们真心诚意要我作这些事吗？”
“我们恳切地要您这样作。”尼赫鲁和帕泰尔异口同声地回答。
“开会的时候，”蒙巴顿继续说，“您，尼赫鲁总理，坐在我的右边；您，帕泰尔内政部长，坐在我的左边。我一定会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是，我要求你们不要讨论我的提议。咱们没有时间讨论。我一说：‘我相信总理先生希望我这样作。’你们就要回答：‘当然，不必客气。’就这些。”
“但我们是否仍然能表示……”帕泰尔仗着胆子问道。
“不要任何耽误事情的话。”蒙巴顿打断了他的话：“你们不是要我领导国家吗？是不是？”
三个人当即开出应急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二位，”蒙巴顿最后说道，“今天下午五点，我们就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
印度经历了三十年的斗争，举行过数千次罢工、游行和全国哀悼日，点燃了数千堆焚烧英国服装的欢快烈火，最后终于赢得独立。独立后二十天，它又重新置于一个英国人的领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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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人间哀怨
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圣雄甘地从加尔各答来到新德里。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清道夫居住的贫民窟区已无法落脚，数千名旁遮普悲惨的难民挤住在那里，无法保证圣雄的安全。甘地一下火车，内政部长瓦拉布贝·帕泰尔就让人把他送到阿尔伯克基大街五号。这里是首都最考究的官邸区中心。
印度亿万富翁比尔拉的宅邸，拥有围墙、玫瑰园、草坪、大理石路面、柚木门和一群殷勤的仆人，与甘地每次在新德里逗留时所居住的不可接触者的陋室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这位乘坐三等车、摒弃一切财物、为丢失一块八个先令的表而哭泣的穷贤哲，却令人大惑不解地接受了尼赫鲁和帕泰尔一再坚持的意见，在这座豪华的寓所里安顿下来。
住所的主人甘斯相达斯·比尔拉，是印度一个大实业家家族的族长，一位拥有纺织厂、保险公司、煤矿和一系列其它工业设施的金融大王。尽管甘地在他的一座工厂里组织首次印度工人罢工，但是，比尔拉仍然是他的忠实信徒，是国大党的最慷慨的财政后盾之一。
甘地对于首都的大屠杀感到吃惊和震怒。
甘地在晚年的悲惨时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忠于自己一生的理想。面对他预感到的灾难，他恪守那些自南非以来一直鼓舞着他的原则：仁爱、非暴力、真理、毫不动摇地信仰普天之神。但是，他的人民对他的神秘主义充耳不闻。
过去，向印度大众宣传用仁爱和非暴力同英国统治作斗争，当时被视作难以相信的奇谈怪论。如今，向那些目睹自己的孩子被屠杀、妻子被强奸、父母惨遭毒手的男人们，向那些失掉了一切、彻底失望的女人们，宣传宽恕和博爱，看来更是异想天开的事情。这些人如果是圣贤，才会听从甘地认为唯一可以使他们逃出仇根漩涡的说教。
甘地疲劳不成，每天都到难民营去，试图打动那些要求报仇的人们的心。
一天，一些印度教徒责问甘地：“你给我们说说，你这位非暴力信徒，我们该怎么样活下去？你让我们放下武器，可是，在旁遮普，穆斯林看见我们的兄弟就开枪。我们要不要象羊一样任人宰割？”
“如果所有的旁遮曾人都同意宁死也不伤害一个生命，那么，旁遮普将会永生。”甘地反驳说。
过去，甘地曾这样劝告过埃塞俄比亚人、犹太人、捷克人和英国人，现在，他恳求他的同胞们将这些忠告付诸实践。
“甘心情愿地在祭台上牺牲吧。勇于为非暴力牺性吧。”
这句祷词立即引起一阵冷笑。
愤怒的声音向甘地喊道：“你自己到旁遮普去吧！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尽管甘地在加尔各答实现了有利于穆斯林的“奇迹”，穆斯林并不总是热情地欢迎他。有一次，在一座难民营入口处，一位男子把他的小孩子的尸体扔到甘地怀中。甘地苦于无能为力，但他尽力安慰身边的人群。
“准备死去吧，如果应该死去的话，口里要念着神的名字。不要丧失信心。”甘地说道。
他的坚强信念终于使人群安静下来。
有一天，甘地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进入普尔纳·吉拉难民营内。一些穆斯林围住了他的汽车，朝他发出嘘声。这时，一个人突然把车门打开。甘地泰然自若地从车里走出来，与反对他的人们面对面站着。甘地为了搭救另外一些穆斯林，不久前进行过绝食。他的声音很弱，他的话不得不由别人逐字逐句地重复着。
甘地解释说，在他看来，“印度教徒、穆斯林、天主教徒和锡克教徒，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对我来讲，他们是不可分隔的整体。”结果，他的仁爱说教激起了公愤。
然而，这位执意反对成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人，不久将在那些留在印度的穆斯林心中取代真纳，成为他们的救命恩人。甘地来到新德里后，接见了一批又一批穆斯林。这些人向他讲述了穆斯林遭遇的种种不幸，请求他留在首都，因为甘地呆在首都，穆斯林的安全才有保障。圣雄答应“在首都恢复昔日的安宁之前，他决不离开首都”。
甘地关怀穆斯林，而且坚持认为，不幸和痛苦不因宗教而易，因而大大激怒了印度教徒。“加尔各答奇迹”赢得了众多的印度穆斯林的感激，同时也在许多印度教徒心中引起强烈的反感。但是，甘地决不会因人们的情绪变化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在他举行的祈祷会上，甘地往往把天主教的《雅歌》与印度教的颂诗混在一起，把《可兰经》、《新约》、《旧约》与《薄伽梵歌》一起诵读。他拒绝改变这种习惯。
一天晚上，一个恼怒的声音从信徒中响起：
“以你赞美的真主的名义，我们的妻子和姐妹被强奸，我们的兄弟被屠杀！”
“打死甘地！”另—个声音吼道。
人群随之掀起一片抗议声，盖过了圣雄的声音。甘地不得不停止讲话。南非的布尔人，印度的英国人没有做到的事情，甘地的同胞们做到了。他不得不终止祈祷会。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
※ ※ ※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日，世界各国与独立的印度一起庆祝印度伟人甘地七十八岁诞辰。数千封电报和信件向圣雄甘地表示了国内外对他的爱戴。各界领导人、难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相继来到比尔拉宅邸，向圣雄敬献水果、糖果和鲜花。尼赫鲁、帕泰尔、各部部长、新闻记者、外国使节和蒙巴顿夫人的到来，使祝贺活动变成了国庆日。然而，甘地的卧室中丝毫没有欢乐的气氛。甘地的身体极度虚弱，他那通常欢快的面庞上，流露出忧郁的神情，所有来访者为之感到震惊。甘地曾祝愿自己能活到一百二十五岁，因为那是“一名非暴力战士完成使命所需要的必要时间”。现在，他却决定以祈祷、斋戒和手摇纺车度过自己的生日。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生日，颂扬古老纺车以及它所象征的品德的再生。印度在杀人狂热中，仿佛已经把这些品德抛到九霄云外了。
在当晚举行的祈祷会上，甘地对这些无穷尽的祝贺感到惊讶。向他表示“哀悼”不是更合适吗？
“你们要祈求神灵，以结束目前的敌对冲突，或者为我早日离开人间祷告苍天。我不愿在烈火纷飞的印度度过生日。”甘地对参加祈祷会的信徒们厉声说道。
这天晚上，瓦拉布贝·帕泰尔的女儿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圣雄的身边，但我们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他。”
为庆祝甘地的生日，独立印度电台录制了专题广播节目，然而圣雄拒绝收听。他宁愿一面纺线，一面默祷，在纺车的有节奏的咯吱咯吱声中，聆听“人世间微弱而凄惨的哀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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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克什米尔
在斯利那加城，庆祝仪式在克什米尔王公的行宫内举行。印度日历上最壮观的庆祝活动之一圆满结束。每年十月上半月的第九天，印度教徒举行活动，庆祝湿婆神的妻子难近母①战败愚昧无知的象征——水牛魔王摩希沙素拉——的辉煌胜利。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哈利·辛格王公按照古老的传统礼仪，结束了喜庆日子的欢庆活动，接受宫廷显贵们表达的传统效忠誓言。显贵们列队走向御座，向君主敬献象征性礼物：一块用丝质手帕包裹的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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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梵文Durga的意译。印度教雪山神女的化身之一。她既是湿婆的妻子，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女神——降魔女神。性力派崇奉的主神之一。在孟加拉邦，每年春秋两季都为她祭祀，是当地最热闹的节日。
这位摩诃罗阇是幸运儿。在统治印度大陆三分之一疆土的五百六十五名怪诞不经的土邦王公中，哈利·辛格现在是拥有独立王国的三人之一。其他两人，一个是朱纳加德小土邦的纳瓦布，在那里，人宁愿转生为一条狗，决不愿意脱生为人；另一个是海得拉巴邦的尼查姆。朱纳加德邦的纳瓦布孤注一掷，企图将其蕞尔小国与巴基斯坦合并，尽管该邦位于印度领土的腹心地带。这位王公的日子屈指可数。不到两星期后，印度军队入侵该邦，王公的飞机满载爱犬、女人和首饰，仓皇逃往巴基斯坦。同样，海得拉巴邦的尼查姆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他虽然垂死挣扎，企图使其土邦独立自治，但是最后一任副王动身后不久，独立的印度以武力吞并了他的王国。
克什米尔邦王公的外交消化不良症“痊愈”了。六月份里，由于外交消化不良症，他躲避答复老友“迪基”蒙巴顿的劝告，得以逃脱与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合并。现在，哈利·辛格端坐在莲花形赤金华盖下面，头裹饰有钻石奖章的细薄柔软缠巾，颈项缠绕十二排珍珠，中间镶嵌一颗王国的珍宝——纯绿宝石，正在朝思暮想实现“迷人山谷”独立的美梦。一百年前，东印度公司将“迷人山谷”卖给了他的祖先，售价高达六百万卢比，同时每年获得六张用喜马拉雅山山羊绒织编的披肩贡品。
当哈利·辛格的高贵臣民们在宫殿的水晶枝形吊灯下列队表示忠心时，在距此八十公里的地方，一支爆破突击队占领了位于杰卢姆河岸边的马胡瓦发电站。一位突击队员将炸药放置在装有刻度盘和操纵杆的配电盘上。十秒钟后，一声巨响惊天动地。
同一时刻，从巴基斯坦边界到拉达克和中国边境的广大地区，所有灯火骤然熄灭。王公的宫殿和整座京都，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在“万物皆空”水上美容厅内，英国老小姐弗洛伦斯·洛奇难以抑制内心的不快。由于电源中断，她的最后一位女顾客失去享用她于一九二九年从巴黎带来的“烫发机”的机会。数十名其他英国人蛰伏于停泊在达尔湖边的水上寓所内，他们暗自寻思，电源为何会突然中断。这些前印度军队的军官和帝国的官员，眼下对突然停电的缘故尚不知晓，但它宣告，英国人昔日花天酒地的宁静生活业已结束，当时他们每月花上三十个英镑，可以终日象杰汉吉尔皇帝一样尽情享乐。
停电时刻，王公的长子，年轻的卡朗·辛格躺在自己的卧室内，正在接受腿部外科手术。室内漆黑一片，来自喜马拉雅山冰川的寒风的刺耳尖叫声传入他的耳鼓。蓦然间，卡朗·辛格和他的父亲、宾客以及斯利那加城的成千上万名居民从刺耳的寒风中隐约听到另一种声音。这是袭击斯利那加城的豺狼发出的嚎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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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夜晚，斯利那加城和克什米尔谷地遭到一群人的袭击。两天来，巴基斯坦帕坦部落的数百名武士入侵了哈利·辛格的王国。哈利·辛格的雇佣军纷纷倒戈，加入了入侵者的行列。
这次突然袭击事件，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军事办公室主任、英国少校E ·S·比尼两个月前提出的一项毫无恶意的要求引起的。经过数星期艰苦谈判，真纳累得筋疲力尽，同时由于无情的病魔缠身，不断吞噬他的肺部，他的身体极度虚弱，因而他决定好好休息一个时期。为此，他派遣比尼前往克什米尔安排事宜，以便九月中旬到那里休息两个星期。这一决定无可非议。真纳及其大多致同胞们认为，分治以后，四分之三居民为穆斯林的克什米尔，唯有加入巴基斯坦才有出路，舍此别无他途。
但是，英国军官带来的消息令人震惊：哈利·辛格不欢迎真纳进入他的王国，即使是以旅游者的身分。哈利·辛格的拒绝使巴基斯坦国家元首猛然意识到，克什米尔地区的局势可能不会按照原来的估计发展下去。为了弄清事情真相，真纳派遣一名特使，负责了解那位不友好的王公的真正意图。
特使的报告犹如一枚炸弹，因为克什米尔君王根本无意将其王国与巴基斯坦合并。真纳无奈，只好奋起应战。总理列雅格特·阿里·汗旋即在拉合尔召集出类拔萃的同僚们开会，研究对付桀骜不驯王公的良策。
会议断然排除进行赤裸裸侵略的设想。当时，巴基斯坦军队尚无能力进行一场大规模冒险活动，同时，冒险活动必然在印巴之间导致一场战争。唯有其他两种可能性切实可行。会上，阿克巴·汗上校阐述了第一种方案。此人系桑赫斯特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对策划阴谋活动颇感兴趣。他出谋划策，建议在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居民中间策动一次大暴动，矛头直指印度教王公。此举需要数个月的准备工作，但是，一旦方案成功，“五六万克什米尔人将会猛烈地袭击斯利那加城，迫使王公签署加入巴基斯坦协议书”。
第二项建议尤为诱人，它由著名的西北边省的总理提出。建议旨在挑唆居住在阿富汗边境的帕坦部落。帕坦部落是印度次大陆最富有尚武好斗精神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民族。英国撤离后，在帕坦部落占领的动荡不安地区，巴基斯坦继承了维持平静局势的沉重负担。帕坦部落丝毫不愿屈从卡拉奇的穆斯林兄弟们的政治统治。阿富汗国王对印度河谷觊觎已久，在其特工人员的煽动下，帕坦部落确实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年轻国家的一大隐患。因而，如果能把犷悍好战的帕坦人引向克什米尔，此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裨益。它不仅能使印度王公顷刻间垮台，吞并他的王国，同时可以泯除帕坦人的野心。
会议结束之际，总理提请与会者注意：行动计划必须严格秘密进行，计划所需要的经费将从秘密安排的储备金中拨款。无论是军队和行政机构，特别是尚在年轻的国家内任职的英国军官和行政官员，任何人对行动方案均不得有丝毫风闻。
三天以后，在百沙瓦城老区的一座屋宇的地下室内，帕坦部落的重要首领与库尔希德·安瓦尔少校会见。此人生性奇特，有天赋的化妆才能。他负责指挥袭击斯利那加城的行动。帕坦首领们围坐在安瓦尔少校的周围，身着长衫，胡须飘然，垂落齐胸，酷似索尔②或者大卫③的士兵。与会者一边呷茶，一边抽着水烟袋，专心致志地倾听真纳的使者描述阴暗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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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索尔（公元前一○三○——公元前一○—○年），古以色列王国第一位国王。
③大卫（公元前一○一五？——公元前九七五年？），古以色列第二位国王。据《圣经·撒母耳记》记载，他统一犹太各部落，建立王国，定都耶路撒冷。
库尔希德·安瓦尔少校解释说，背信弃义、受人崇拜的印度王公即将投入印度的怀抱，印度不久将会染指他的王国。那时，数百万穆斯林将会置于印度的桎梏之下。因而，他们必须刻不容缓地救援克什米尔的兄弟们。但这场爱国征战的动员背后，却隐蔽着性质完全不同的行动：为抢劫开放绿灯。它虽然和宗教煽动同样悠久古老，它决不是英雄之举，然而它比宗教动员更能激发帕坦人的热情。
数小时后，在各地农村的柴泥茅屋里，在兰迪科塔尔周围的兵营内，在开伯尔山口的山脊上，在世世代代制造枪支的秘密山洞里，在走私商队的秘密点，帕坦人发出伊斯兰教圣战的动员令。秘密联络员深入店肆，购买玉米饼干、鹰嘴豆和白糖。武士们把食品塞满腰带，缠在身上，可供数日内食用。随后，人员、武器和给养源源不断地运往集结地点。
两位巴基斯坦高级官员正在谈话，然而他们却使用英语。现在，西北边省的新任省督乔治·坎宁安爵士，正在电话里和巴基斯坦军队司令弗兰克·梅塞维爵士将军谈话。巴基斯坦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政府各部门仍由英国人管理。和印度的尼赫鲁一样，真纳意识到他的国家和军队在独立初期迫切需要富有才干的人才，因而明智地暂时抑制民族自豪感情，决定任命英国人负责掌管国家的重要部门。但是，巴基斯坦仍然不失为一个东方国家。所有事务处理得精细过人，令人难以捉摸。按照总理的指示，入侵克什米尔的组织者们行动诡秘，慎之又慎，以致昔日统治他们、今天为他们效劳的人，对他们的行动方案一无所知。
“告诉我，老朋友，”坎宁安省督在白沙瓦城的办公室内高声说道；“我隐约感到他们好象在策划什么事情。”
坎宁安省督向梅塞维将军进一步解释说，数天来，一些汽车满载帕坦部落成员涌向城市，高呼“真主保佑”的口号，大家好似都清楚这支情绪激昂队伍的去向，唯有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他继续说道：“难道您相信，巴基斯坦人确实反对帕坦人入侵克什米尔吗？不过我认为，好象我省的总理亲自出马，唆使帕坦人冒这次风险。”
当时，梅塞维将军正在打点行装，电话提供的消息使他惊愕不已。政府事实上已作好安排，以便使梅塞维将军在预定发动进攻的那天，身在距军队司令部万里之外的地方。由于印度违背分治协议，拒不交出武器，梅塞维将军受命前往伦敦寻求武器，这样在巴基斯坦军队中任职的英国司令特被送往遥远的地方。
“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个人反对这样的行动，同时总理也对我许诺说，他本人也反对这样的行为。”梅塞维将军回答道。
坎宁安长叹一声，说道，“在这样情况下，您最好通知总理，说明目前这里出现的情况。”
返回伦敦途中，梅塞维在拉合尔稍事停留，急冲冲地赶到列雅格特·阿里·汗的官邸。巴基斯坦总理犹如甘达拉庙宇内的一尊威严的浮雕佛像，神态安详，镇静自若，安抚军队司令说，他的不安心情毫无根据。在客人面前，总理拿起电话，旋即与西北边省的负责人通话，指示他停止引起纷争的准备活动。梅塞维心绪坦然，飞往伦敦。但是，他购买的枪支弹药，不久便用于在他外出期间精心挑动起来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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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福特牌旅行小汽车熄灯灭火，在寒冷的黑夜里向前滑行，最后在距一座大桥一百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小汽车后面，十几辆卡车在浓重的夜色里一辆接着一辆排成一行，上面满载荷枪实弹的人，个个默不作声。杰卢姆河水湍急奔腾，不时发出震天的轰鸣声，打破了黑夜的静谐。此时此刻，“绿衫党”地区支部的年轻首领塞拉卜·卡雅特·汗坐在旅行小汽车内，正神经质地不断捋着他的小胡子。大桥那边是克什米尔王国。年轻的军官焦急不安地等待发射信号弹，信号弹将会告诉人们，克什米尔王公军队中的穆斯林士兵已经发动哗变，他们消灭了指挥他们的印度军官，切断了与斯利那加城联系的电话线路，干掉了各个哨所的哨兵。
突然，红色的光芒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塞拉卜·卡雅特·汗急忙发动汽车。克什米尔战争开始了。
数分钟后，一队人马来到了小城镇穆扎法拉巴德海关大楼的前面。两位睡眼惺忪的海关人员，以为来者是赶路的运货车队，示意他们停下车来。说时迟，那时快，帕坦人跳下汽车，大吼一声，随即用切断了的电话线把两位海关人员捆绑起来。
此时，入侵部队先遣分队的年轻首领欣喜若狂。他暗自忖度，这次行动出师顺利，马到成功。通往斯利那加城的道路业已打开，沿途畅通无阻，宛若进入无人之境，天亮之前，他们可以走完二百公里的路程。黎明来临，数千名帕坦人将占领哈利·辛格的正在沉睡的京都。塞拉卜·卡雅特·汗想入非非：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这天，他的士兵将会占领行宫，他将用王公的早餐托盘，亲自给王公送去举世哗然的消息；“克什米尔已经属于巴基斯坦”。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枕黄粱梦，年轻军官很快就会泄气。拉合尔的智囊团们精心策划了入侵计划，但是他们犯下了致命错误，当塞拉卜·卡雅特·汗打算集合部队，准备继续向斯利那加进军时，士兵们已经跑得无形无踪。卡车上空无一人。他们消失在黑夜之中，乘着夜色窜到穆扎法拉巴德城的店铺内，以此开始拯救克什米尔穆斯林兄弟们的征战。他们恣意抢劫聚集如山的财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从此失去领略并占有克什米尔迷人山谷的喜悦心情。
塞拉卜·卡雅特·汗后来回忆说：“当时，人人只想到自己。他们用枪射击锁眼，捣毁店门，劫掠所有值钱的东西。”在其他军官的协助下，塞拉卜·卡雅特·汗紧紧揪住帕坦人的衣服，强行阻止他们干这样的勾当。
“你们要干什么！我们必须到斯利那加去！”他失望地悲叹道。
但是，这些帕坦人被眼前的战利品冲晕了头脑，任何人难以制止他们的疯狂行为。这天晚上，斯利那加城没有陷落。由于一系列抢劫活动，他们两天内才走了一百三十公里的路程，最后来到了发电站，将哈利·辛格的宫殿和京都置于一片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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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新德里获悉巴基斯坦入侵克什米尔的初步消息。消息不是来自印度王公发出的紧急呼救，而是通过非正式途径传到了新德里城。数星期来，成百万旁遮普人处境悲惨地沿着公路成批逃难，饱食尸体的秃鹫，不时飞来落在沿途的电线杆上，其中一根电线仍然连接着巴基斯坦和印度。通过这条线路，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城的17-04号电话与新德里城的30－17号电话畅通无阻。这是巴基斯坦军队司令和印度军队司令使用的私人电话线路。他们两人是英国将军，曾在被肢解的印度军队中服役，同时又是老朋友。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下午五时许，道格拉斯·格雷斯将军获悉入侵克什米尔的消息。现在他已接替远在伦敦的梅塞维将军的职务。格雷斯将军使用梅塞维将军的私人电话线路，旋即与新德里取得联系，将入侵克什米尔一事告知罗伯特·洛克哈特。后者来自苏格兰，当时任印度军队司令的职务，真纳最不希望他获悉这一情况，因为当时唯有印度军队能够抵抗他的行动。接到电话后，洛克哈特立即把情况通知另外两位英国人：蒙巴顿总督和正在准备回国的英国军队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元帅。
面对刚刚爆发的冲突，正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中任职的英国军官，身处进退维谷的难堪境地。作为普通人，他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阻止战事扩大；作为军人，他们首先必须服从命令。
当两位英国将军通过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之间的离奇电话线路交谈时，他们各自指挥的军队正在克什米尔的雪地里剑拔弩张地相互对峙。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后来他们受到各自效劳的政府的严厉指责，并被解除了军队司令职务。但是，印巴之间这年秋天之所以未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位英国将军之间秘密的谈话。
蒙巴顿勋爵正在穿礼服，准备出席为欢迎泰国外长举行的宴会时，获悉入侵克什米尔的消息。最后一位客人走后，他把尼赫鲁暂留下来。印度总理听到消息后大为震惊。不言而喻，任何其他消息不会使他感到如此愕然。尼赫鲁酷爱祖先们的故土，“它宛若一位天姿国色的女郎……以淙淙涓涓的流水、幽静的深谷、涟漪荡漾的湖泊和婆娑多姿的绿树，把自己梳妆打扮得分外娇娆”。在为自由而战的漫长岁月里，他曾返回故里，满怀深情地领略“它那巍峨的城垣，高耸的峭壁巉岩、银装素裹的山岭，白茫茫的冰川和狂嗥怒吼奔向山谷的瀑布”。
克什米尔事件期间，蒙巴顿发现，尼赫鲁一反常态，判若两人。他突然失去平素惯有的沉着冷静，俨然一位克什米尔的暴躁易怒的婆罗门。尼赫鲁感情冲动地为自己的性情变化解释说，“克什米尔的名字铭刻在我的心灵上，正象加来④的名字镌刻在你们的女王玛丽的心田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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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海峡。
不久，印度总督和奥金莱克元帅之间发生了另一场争吵。奥金莱克告诉蒙巴顿说.他打算往斯利那加紧急空运一个英国旅的兵力，以保护、撤离居住在克什米尔的数百名英国人。如果不派遣军队干预，他担心英国人可能会在大规模屠杀中丧生。但是，不管前景多么阴森可怕，蒙巴顿决不允许在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上动用英国军队。
“我对此深感遗憾。”蒙巴顿郑重说道：“但我不能同意派遣军队。如果需要对克什米尔进行军事干预的话，那么只能派遣印度军队。”
“我们的同胞即将惨遭杀戮，他们的鲜血将会玷污您的双手！”奥金莱克愤愤然道。
“不幸的是，这一责任只好由我承担。这是对我担任总督职务的惩罚。但是，如果英国军队参与此事，其结果会更糟糕。”蒙巴顿争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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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下午，印度空军的一架DC-3飞机在斯利那加机场降落。跑道弃置已久，杂草丛生。与土邦王公谈判专家、印度高级官员V·P·梅农、印度军队萨姆·马内克肖上校和一名空军军官走下飞机。
哈利·辛格王公发出紧急呼救后，印度政府防务委员会于当天早上召开特别会议，会上确定这三位人士的具体使命。蒙巴顿此时明白，印度进行干预已再所难免。为了使干涉完全合法化，他劝告政府在往克什米尔派遣军队之前，必须等待王公正式宣布加入印度，这样，从法律角度看问题，他的王国已经属于印度的一部分。
蒙巴顿考虑问题更为周全。正象过去他为英国效劳时那样，现在他仍然忠诚不渝地尊重民主原则；过去他始终相信，英国违背人民的意志，决不能在印度继续维持下去，现在他仍然认为。如果违背大多数穆斯林的感情，克什米尔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作为现实主义者，蒙巴顿对大多数穆斯林的心境了如指掌。他在十一月七日致其表兄乔治六世的信中写道：“我确信，一个拥有如此众多的穆斯林国家的人民，必然会投票赞成自己的国家加入巴基斯坦。”
基于上述考虑，蒙巴顿再次说服印度政府，在克什米尔并入印度问题上，必须补充一项重要条款。克什米尔加入印度的决定，仅仅是权宜之计。必须在恢复和平、通过人民投票表决后，此项决定才能正式生效，
新德里的特使乘坐飞机动身后，蒙巴顿发布命令，指示全国各地的印度商用飞机立即就地甩掉旅客，刻不容缓地直接飞往首都。通往喜马拉雅山区的空中桥梁已经架起，具有历史意义的远征业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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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日，午夜时分，克什米尔的王公哈利·辛格加入了一千五百万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逃离家园的难民队伍。佣人们忙忙碌碌地搬运装有珍珠、翡翠、钻石和丝织地毯的大箱小柜，这时，王公正在寻找两件心爱的东西：两支帕戴牌猎枪。猎枪的枪管呈微蓝色，王公曾使用它荣获打野鸭的世界冠军称号。他面部阴郁，不时抚摸用贵重木材制作的枪托，小心翼翼地把枪支放入枪套，然后亲手放置到汽车内。王公乘坐的汽车是辆设备舒适的大型美国轿车，行驶在满载金银财宝的卡车和小汽车车队的前面。任何刺客不敢骚扰逃难中的王公，因为他的卫队装备精良，一路上时刻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究竟逃往何方？不幸的王公决不会到霍乱肆虐的普通难民营栖身，而是前往另一座行宫度过安富尊荣的流亡生活。查谟冬宫地处王国南部，其大部分居民为印度教徒，王公曾在那里接待过威尔士亲王及其年轻的副官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个安全处所。
历史的急剧发展把“M·A”的独立迷梦扫得无踪无影，三十年代发生在伦敦城的一桩丑闻中，“M·A”这个化名曾经一举闻名。他虽然拖延推辞，但他在路易所·蒙巴顿的“苹果篮”外仅仅呆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王公逃离了危在旦夕的京都，劝告他出走的V·P·梅农返回新德里通知印度政府说，王公同意接受任何协议，只要他的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
从此，哈列·辛格永远再也不能回到他的斯利那加行宫。数年之后，宫殿改建成一座设备豪华的旅馆，接待来自美国的富有游客。昔日，哈利·辛格在这里与年轻的军官们荒淫无耻地寻欢作乐，然而他们并不忠于王公。
经过十七个小时的艰辛逃难，王公的车队终于来到了查谟。哈利·辛格精疲力尽，随即走进卧室休息。入睡之前，他召见了侍从副官，向他发出在位君主的最后一项命令。他指示道：“V·P·梅农从新德里返回时，你务必立即唤醒我，因为这说明印度已决定救援我。如果黎明时刻梅农尚未返回，这说明一切都完蛋了，请你在我酣睡时用手枪结束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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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梅农和陪同他的两位官员返回新德里后，立即会见了蒙巴顿勋爵和印度各部部长，向他们汇报了有关情况。他们带来的消息令人恐慌不安。诚然，克什米尔的王公业已同意将其王国置于印度的篮内，但是军事局势令人严重不安。现在，帕坦人在距首都不到五十公里的地方安营扎寨，随时威胁克什米尔地区的唯一机场。印度打算在这座机场空运部队。
蒙巴顿敦促印度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他发布命令说，翌日天亮之后，先遣部队必须空运到斯利那加机场。坦克和炮兵增援部队赶到之前，首批部队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住机场。随后，援军通过印度和克什米尔之间的准一一条陆路奔赴战场。这是一条尚不太稳定的通道，幸亏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划分给印度，同时将大多数居民为穆斯林的古达斯普尔飞地也划归印度。
哈利·辛格没有在枪弹下丧生。V·P·梅农受蒙巴顿派遣，前来和他正式签署关于将王国并入印度的加入证书，从而给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军事干涉披上合法外衣。
签署加入证书后，V·P·梅农立即往回新德里，受到英国高级副专员、他的好友亚历山大·西蒙斯的热烈祝贺。梅农欣喜若狂，忙为客人和自己斟满两杯威士忌。他容光焕发，高举酒杯，从西服口袋内掏出一张纸，得意忘形地在英国人眼前挥动了一下。
“这次终于成功啦！现在克什米尔已经属我们所有。那个混蛋终于签了字。现在它永远属于我们所有！”梅农高声叫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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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恪守诺言。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凌晨，九架DC-3飞机满载锡克步兵第一团的三百二十九名士兵和八吨重军用物资在斯利那加机场降落。当时，机场奇迹般地空无一人。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大军先遣部队。不久，十万印度士兵在白雪皑皑的山头摆开战场，过去那里是捕捉鳟鱼和狩猎白鹮鸟的理想地方.
不可思议的是，印度人在克什米尔取得的初步成果，不应当归功于曾在缅甸丛林中指挥盟国军队赢得胜利的战略家，相反应当归功于圣母方济各会的十四名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和苏格兰修女所作出的牺牲。在距斯利那加五十公里的地方，帕坦人没有向京都以及该城飞机场的重要目标继续挺进，相反却在巴拉穆拉小城镇停顿下来洗劫修道院，从而将真纳吞并杰汉吉尔皇帝的迷人山谷的美梦化为泡影。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一，当锡克部队的先遣分队在克什米尔的唯一机场上筑壕固守时，帕坦人却在巴拉穆拉大肆进行抢劫、奸淫和屠杀活动。他们强奸修道院的修女们，杀戮医院的伤病人，洗劫修道院、小教堂乃至建筑物的各个门的执手。这天晚上，修道院院长、比利时女主持玛丽·阿代尔特律德因伤势过重丧生，死时怀中紧紧抱着十字架，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献出了生命。圣徒们牺牲了，但是丝毫未能改变伊斯兰教对喜马拉雅山山麓下飞地的强大统治，然而它为尼赫鲁的军队赢得了决定性的数小时喘息机会，使他们得以占领迷人山谷的重要阵地。
当帕坦人继续向斯利那加进发时，时间已来不及了。印度人封锁了他们的前进道路。随后第一批坦克部队赶到西里尔·拉德克利夫不久前划分的通道，阻击帕坦人继续向前推进，迫使他们向边境方向狼狈溃逃。两天前，他们越过边界，满怀信心地梦想一举占领整个克什米尔地区。真纳暴跳如雷，无视在其军队中任职的英国军官，决计派遣化装成帕坦人的巴基斯坦军队，以期鼓舞惨遭败绩的部队的士气。经过数个月努力，两支相互敌对军队的英国司令终于巧妙地制止冲突进一步扩大，同时冲突锻炼了军队的登山能力。
联合国最后出面受理纠纷事件。从此，迷人山谷问题象巴勒斯坦、柏林、朝鲜和越南问题一样，列入世界上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之列。至于蒙巴顿说服尼赫鲁赞同公民投票一事，仍然长期躺在善意的文件堆中。根据一九四八年确定的停火界线，克什米尔被分为两个部分；整个克什米尔谷地及其首都斯利那加由印度占领，位于吉尔吉特周围的北部山区小块地盘则处在巴基斯坦的控制之下。
三十年后，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仍然是印巴纷争的主要根源和两国言归于好的根本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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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两位婆罗门
一套咖啡炊具在微火上徐徐加热。除政治之外，这位性格刚毅的印度人酷爱咖啡。有时为了能够喝上一杯芳香扑鼻的咖啡，他不惜步行数公里的路程。
一位身材矮小、性格开朗的人来到客人中间。纳拉扬·阿卜提行年三十四岁，是戈德森的合股人，身任《印度民族报》董事长职务。但是，两位合作者在各方面显得格格不入，尤其是在服饰打扮方面。纳图拉姆·戈德森平日身穿普通的衬衫和马拉塔人①的土布拖地，拖地的下摆披在髋部；纳拉扬·阿卜提喜欢身着漂亮的本色粗呢西服，下面穿一条灰色法兰绒西裤。他们两人的气质同样不同。戈德森暴躁鲁莽，口快爽直；阿卜提左右逢源，老于世故。阿卜提开始谢顶，已经暴露出头顶的前部，在卷曲的发丛衬托下，颈背和傲慢的面部显得尤为突出。他常常面带笑容，似笑非笑。他的那双又黑又大、炯炯有神的眼睛，格外引人注目，每当和别人交谈时，他常常盯着对方的面部。他的一位朋友说：“阿卜提简直是用眼睛说话，当他的眼睛说话时，周围人都在倾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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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印度西部一民族。
阿卜提善于交际，应付裕如，而戈德森则性情孤僻，落落寡合。阿卜提具有策划和导演的天才。当诸位宾客喝完咖啡后，他用手击掌，请求大家安静下来。仿佛一位董事长在股东大会上作总结报告一样，他在讲话中回顾《印度民族报》的历程，然后宣布他的合作者向大家发表讲话。戈德森举止呆板地走上前去，犹如一位男高音歌手胆怯地注视着乐队指挥手中的指挥棒。
戈德森刚刚开始演讲时，一扇窗户从小院的一座楼房的四层楼上打开。随后，一个身影小心翼翼地出现在窗洞旁。这是便衣警察的身影。八月十五日以来，浦那督察局一直在秘密监视该城印度激进分子的活动情况。所有极端分子的情况已经列入刑事调查部的卷宗。阿卜提的档案卡片除了记载有关基本情况外，上面注有如下意见：“此人系可疑危险分子。”戈德森慷慨激昂，讲话一开始即涉及到自从蒙巴顿宣布分治以来使他坐卧不安的重大问题：甘地的态度，国大党的立场和国家分治。
他声嘶力竭地叫嚷：“甘地曾经公开宣称，印度只能踏着他的尸体一分为二。现在印度已经惨遭分割，但是甘地仍然活在人间。”
“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将手无寸铁的印度教徒置于敌人的魔掌之中。今天，印度难民正忍饥挨饿，奄奄一息，然而甘地却维护穆斯林压迫者。印度妇女宁愿焚身自殉也不愿遭人奸污，然而甘地却声称，‘受害者乃胜利者也’。受害者中可能有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已被肢解，成群的秃鹫正在撕吞她的躯体。光天化日之下，印度妇女惨遭蹂躏。但是，面对上述暴行，国大党的懦夫们居然无动于衷。这种局面持续到何时才能结束？我们究竟能忍受到何年何月？”
戈德森结束演讲时汗流涔涔，全身微微颤抖。他的讲话激起雷鸣股的掌声。三个世纪来，浦那城是印度民族主义的摇篮，因而戈德森的演说自然而然地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浦那的英雄人物西瓦吉出生在周围的山岭地区，曾经进行过无情的游击战反对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的统治。游击战的领导人被誉为“帕什瓦”，意即“领路人”，是经过“烈火清净”的一小撮婆罗门贵族阶层。他们的反抗运动一直延续到一八一七年英国征略印度。后来，一大批反抗者继续高举印度民族主义的火炬，在甘地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他们当中有伟大的先驱者提拉克。
如今，浦那城的印度宗教狂们崇拜一位新的偶像人物，把他视为西瓦古、“帕什瓦”和提拉克的事业的真正继承人。十一月一日晚上，这位偶像人物没有出席在《印度民族报》院子里举行的会议，但是，当电影放映机把他的跳跃的身影投射到墙上时，一片崇敬的低语声掠过整个会场。墙上映出的形象模糊不清，说话声音嘶哑刺耳，但是素有“勇士”称号的维纳耶克·达摩达尔·沙瓦迦尔，仍然不失为一位颇具慑服力的人物。
沙瓦迦尔的鼻端架着一副铁边眼镜，一股魔鬼似的光芒在镜框后面闪烁发亮；他面部无须，颧骨高耸，双唇充满肉感，每当他咧嘴狞笑时，嘴唇的肌肉向后收缩。他酷似古代印度的苦行僧。他光着脑袋，头戴一顶黑色圆柱形无边圆帽。这一装束已经成为他的象征。他吸毒成瘾，同时也是一位同性恋狂，但知晓此事的人寥寥无几。
沙瓦迦尔能言善辩，他的追随者对他推崇备至，称他为马哈拉施特拉的丘吉尔。在浦那和孟买的世袭地盘，他赢得的支持者超过尼赫鲁的追随者。同印度主要领导人—样，沙瓦迦尔也来自伦敦律师事务所。但是，他在法学圣地所学到的东西，与印度主要领导人的收获截然不同。他依赖暴力，尤其是仰仗政治暗杀手段得以苟安。
沙瓦迦尔因杀害一位英国高级官员于一九一○年在伦敦被捕，后被遣返印度听候审判。途中，他从客轮上逃跑，最后泅水抵达马赛港口。被法国驱逐出境后，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关押在安达曼群岛的苦役犯监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沙瓦迦尔根据一项政治大赦令获释出狱。自那时起，他曾经亲手策划暗杀旁遮普省省督的活动，同时企图杀害孟买省省督。但是，他从安达曼群岛的流放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巧妙地在他本人和刺客之间施放层层烟幕，致使警察局难以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
沙瓦迦尔始终顽固地反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的政治主张，反对甘地和国大党宣扬的非暴力学说。他主张建立一个印度教徒统治的国家，宣扬印度种族优于其他种族，念念不忘重温昔日的美梦，妄图在从印度河之滨到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到科摩林角之间的大片土地上，重新建立大印度帝国。在他憧憬的印度社会内，他憎恨穆斯林，不允许他们占有一席之地。
沙瓦迦尔曾两次主宰极右民族主义政党“印度教大会”②的命运。但是，这位宗教狂尤其热衷于发展“印度教大会”的法西斯准军事团体——国民公仆团。该组织的核心机构是秘密社团“印度民族集团”，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由沙瓦迦尔在浦那城亲手创建。沙瓦迦尔享有“狄克推多”③的称号，“印度民族集团”的所有成员向他发誓效忠。除了盲目服从外，种姓这一强大特殊锁链、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纽带，将该组织的首领与其成员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印度民族集团”的成员们出生于浦那城的婆罗门世家，是西瓦吉统治时期“帕什瓦”们的经过“烈火清净”的继承人。不言而喻，《印度民族报》的两位领导人纳因拉姆·戈德森和纳拉扬·阿卜提属于这一小撮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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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全称“印度教大斋会”。一九二三年由洛·提拉克（一八五六——一九二○年）创建。其早期主要理论家为沙瓦迦尔（一八八三——一九六六年）。该社团主张在印度次大陆建立一个以印度教统治的国家。一九二五年建立准军事团体“国民公仆团”（又译国家义勇团或国民志愿团），一九五一年部分成员另立“人民同盟”。
③即独裁者。
有关沙瓦迦尔的影片放映后，会场沉浸在一片虔诚的寂静气氛之中。这位印度教救世主在银幕上短暂出现时，整个晚会进入高潮。随后，戈德森和阿卜提走向轮转印刷机，此刻他们清楚，他们的报纸代表了沙瓦迦尔在好斗的印度教大本营内的声音。在诸位宾客的热烈欢呼声中，两位合作者站在一起，拍照留念。然后，两人兴高采烈地一齐用食指按动控制电钮。
轮转机开始印刷报纸时，参加小型集会的人纷纷离开会场。戈德森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谴责甘地和国大党犯下的“滔天罪行”。这时，监视晚会的警察准备离开观察点，突然他的视线发现一位男子正在院子的一隅和阿卜提高谈阔论。他对此人了如指掌，因为和阿卜提一样，他的档案材料卡片上注有“可疑危险分子”的字样。这位客人跋涉一百公里的路程，前来参加《印度民族报》新社址的落成典礼。此人名叫维斯努·卡卡雷，是艾哈迈德纳加尔客栈的老板，马丹拉尔·帕瓦向穆斯林列队投掷一枚手榴弹后，曾经得到他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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