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只是要他们起增加劳动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他们起增加革命力量的作用《热情关怀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人民日报》，1965年5月5日……
广大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不仅直接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劳动力，而且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增添了大量的后备技术力量，为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增添了力量。他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做出贡献，不仅要继承老一辈农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生产经验，而且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学会和掌握新的技术，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农民。
这个评价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局限，但与“*”后主要将知青作为被改造对象的“再教育”理论相比，对知青在农村所起作用，期望仍是较高的。
这是些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青年农民。他们与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的最大区别，不仅在于一是回到自己家乡，一是离开家乡到农村去，而更在于前者是农民子弟，后者则是城市干部、工人及市民子女，二者间存在着身份上的区别。具体地说，就是户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待遇问题。这一区别源于解放后一直存在且一度扩大的城乡差别。“消灭城乡差别”是五六十年代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且不谈这个理论是否成立，事实上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因种种措施的实施，而成为几乎无法填平的鸿沟。于是，回到农村的知识青年中的大多数便只能重复他们那些未曾进过校门的父兄的命运，他们与60年代全国的农民一样，被牢牢地禁锢在家乡那一小块土地上，再难有离开的可能。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本应该使他们成为农村中一支最先进、最有生气的力量，日益增多的中小学生回乡本应该极大地促进贫困愚昧的农村面貌的改进，但在60年代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排斥知识、排斥文明的背景下，他们的作用被抵消，他们的青春和理想也被贫穷落后的农村所吞噬了。
(上) 第二部分 回乡知青的处境（3）
与城市下乡知青相比，回乡知识青年对于农村的环境更易适应，又因有家庭和亲戚的帮助，往往能够获得更多发挥作用的机会，尤其是如果家庭在当地较有势力，则招工、提干、入党，都可以较他人优先，这是一些回乡知青的有利条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有利条件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比城市的外来知青更不利的因素。诸如，正因为环境更为熟悉，回乡后所受到的家庭、亲戚、朋友的冷眼、奚落和歧视就更难以承受，所以每当动员中小学生上山下乡时，总有农村的知青提出离开家乡越远越好，最好是到边疆垦荒一类要求。农村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也常使青年陷入其间而难以摆脱，如果家庭在该村没有势力尤其若是地富子女，处境就更糟糕了。
当然，回乡知青面临的很多问题，是与城市下乡知青共同的。但回乡知青更少得到上级单位的重视和关心，在有些文化不太发达地区，他们单枪匹马，比有同学一起下乡的城市知青更显孤独，这使他们在遇到困难和产生思想苦闷时，更难于化解。尤其是比起城市知青来，他们更少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希望。只是他们往往在经历了几年的情绪起伏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与自己父兄一样的普通农民，再不奢言抱负和理想，加之他们居住分散，一般不会像城市下乡知青那样，一遇机会，就发泄出来甚至激起事端，因而也就不太引起人们注意罢了。
山东省莱阳一中的一个回乡知青在给老师的信中所表达的情绪，是颇有代表性的：
自接到没考取大学的通知书后，每天无精打采，又急、又愁、又恨、又苦闷、又吃不下饭。前几天我到县人委去过，我县没有工作分配，我在家里真是坐立不安，真把我急坏了，焦躁坏了。现在人家考上学校的人多幸福啊，愉快啊，进步又多大啊！而我却在家蹲着，干上了农业劳动。由于长期求学，庄稼活十分生，身体非常弱，干起活来十分吃力。通过这几个月，我感到农业社的劳动真不轻，劳动强度真大，天天起早拉晚地到田野劳动，简直把我累得有些瘫痪了，全身痛，腿也麻木了，腰杆无论如何也挺不起来，实在抗不了。而这又不是干一天两天，好家伙，而是要干上它几年几十年。别人不知怎样，我可尝够了。熬到高中毕业，多不容易啊！当了12年学生，又硬逼着推粪登山，参加农业生产。想到这里，气得我脑子有些胀痛，好像要炸开似的。
在家不仅抗不了那样大的劳动强度，而且也受不了群众舆论的讽刺、打击。我母亲和我哥哥也常气我，无论如何他们也不愿我下庄稼地干活。因为我上了这6年中学也不容易啊！全是我哥哥省吃俭用供给我的，现在我哥哥那里困难也不少，家里没烧的，也没钱买，拾吧?又没有时间。
我天天想，倘一直这样干下去，能学点什么哪?能有什么进步呢?将来能成个什么样的人哪?
你来信还批评我，说我悲观失望，发牢骚，不满，我坚决不接受。青年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哪一个不想在黄金的青春时代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我是充满理想并一时不停地向正确道路前进的人，不愿白白度过一生而愿给祖国增光的人。但是国家不给我适当的工作，这怎能不使我因为不能为祖国工作而感到十分失望，悲伤呢?倘若国家给我工作，给我一件有出息的工作，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将欢天喜地为祖国工作，为祖国献出所学的知识，并以创造性的劳动来推动革命前进。
(上) 第二部分 回乡知青的处境（4）
现在让我参加农业生产，在家里没有一点学习时间，原来学的东西也会忘尽了的，这就浪费了6年中学教育。这多么可惜，多么伤心，又多么残酷啊！
老师，倘叫我这样下去，脑子会生锈的。
敬爱的老师，我真过不惯这种生活，我请求您，哀求您，望您费心地叫学校给我找一个工作吧!
这封信虽然是1958年写的，但其中所反映出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后的苦恼，同样反映在60年代的回乡知青身上《在农业劳动中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复焦洪瑞同志》，《中国青年》，1958年第1期……据1962年团中央青农部的统计，安心留在农村务农的回乡知青，仅占回乡知青总数的30％左右，不安心的主要原因，除了生活艰苦、劳动过于劳累之外，深感在农村“没前途”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三年灾害之后的中国农村，在经历了十分短暂的恢复阶段之后，紧接着是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困扰，农民普遍的生产积极性尚且无从发挥，知青个人的才干、他们所学的文化科学知识又何来用武之地?尽管各种宣传机构一再宣传农村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并树立一系列在农村大有作为的知青典型，但这些典型所具备的条件，并非大多数知青都能具备，何况有些典型本来就是人为树立的结果。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回乡知青，对农村的现实往往比城市下乡知青更了解，许多人在考不上学，知道自己只有回乡生产一途时，就已十分消沉，回乡之后的现实更使他们失望。这种现实虽然是回乡和下乡知青所共同面临的，但在城市知青尚且被动员下乡的情况下，回乡知青明知自己进城的可能愈加渺茫，尤其是女青年，唯恐会“围着锅台转一辈子”，因而更为悲观。
除了对自己前途的忧虑之外，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与农民难免发生种种矛盾冲突。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一些，属于知青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对农民的理解，对周围环境期望过高，因而做出过激行动，甚至不自觉地为极左路线充当了马前卒，导致了自己与农民的对立。如据当时报道，经常有青年因对队上干部和社员私分粮食、做投机买卖不满而提出批评，遭到干部的报复。还有报道说安徽宿县有个知青，父亲是铁匠，由公社工厂下放回到农村自由营业，他回乡后就和父亲一起干，对父亲看人议价、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思想很不满，常和父亲发生口角，很害怕自己将来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今天来看就未必全是农民一方的不是，至少需做一些具体分析。还有一些，是因农民本身存在的种种落后性，以及农村干部的作风不正引起的。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各种因素错综纠结在一起。1964年团中央青农部曾在辽宁省盖平县九垄地公社古家子大队对回乡知青的情况进行过一次调查，是很有普遍性的：
这个大队到1962年为止，共有96名知识青年回乡，其中高小以上84名，初中、高中17名。知青们爱提意见，对不合理的开荒、劳力分配不当和党团工作都提过意见。1962年1月，知青又和队里闹了一场“大字报风波”。
起因是这样的：当年队里有13户人家纺草绳，其中9名是干部。他们用的草是队里以每斤15角卖的，纺成绳后，每斤的议价是3角，一天可挣20来元，而在队里劳动，一天只能挣1元。不少社员背后有意见。念过8年书的于耀江气不过，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草是集体的，不能只肥了几户，建议队里提高草价，说纺草绳过高的利润就是剥削，把这张大字报贴到了大队办公室墙上。队干部很恼怒，说：“你乱提什么?若不叫共产党领导早就揍你了。滚出去！你一年才挣800分，你没有提意见的资格。”说着就往外推。高中毕业生刘福全看到不公，也写了一张。第四天高中毕业生伊正和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表示支持。于耀江不服，又贴出了两张。一时间满墙都是大字报。党支部连续三天找他们，说大胆提意见是好的，但意见提的不切实际。青年不服气，党支书烦了，说他们是“钻空子”、“攻击”、“臭理论”。党支部说是团支部发动的，叫团支部做了检讨。事情总算没有闹大，于耀江也算接受了教训，他说，吃一堑长一智，咱这个四棱木头算从圆眼钻出来了。
(上) 第二部分 回乡知青的处境（5）
这个队的团支部举办业余技校，要求青年都参加，初中以上青年有意见，说都学过，有这工夫不如学点别的。有5名知青想考大学或高中，一般都在业余时间看书。于耀江张罗三四年了，加上身体不好，1960年没挣到800分，1961年挣了800分，1962年就挣到2700分了。他已打算能考上就升学，考不上就安心劳动。有的青年要求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党支部同意了，说，学就学吧，不叫学也不安心干。学了一个多月，有的知青看挣分太少，又上全班了。党支部认为，只要家庭同意，就该支持，考不上，过一两年自然就会安下心来《关于古家子大队知识青年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团的情况》，1964年第11期……
这个大队党支部对于青年虽然谈不上进行教育，但还是非常宽容的。还有更多社队干部连这样的水平也达不到，那些地区的回乡知青，处境还要更糟。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了知青的家庭出身问题及其这一问题对他们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并用相当的篇幅讲述了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这里还有必要对家在农村的地富子女的处境问题特别提上一句。当时的“黑五类”所指为“地富反坏右”而“地富”居其首，50年代时他们能否加入农业互助组和合作社，就曾成为过一个问题，60年代尤其是“四清”之后，他们的处境之恶劣已不难想像，如果说在“*”前的大中城市，对待这些子女，尚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多少进行一些约束的话，那么在农村中，就连这样一个形式上的约束也没有了。
60年代以后，大学校门实质上已经对农村地主富农子女关闭。虽然“*”前没有任何文件明文禁止地主富农子女上大学，却是当时的既成事实。这些情况在“*”之后一度有所披露，其中曾引起过震动的，是钱宗仁(1942—1985年)的经历。
钱宗仁是湖南湘乡县长丰公社浒洲大队人。勤奋好学，却因出身富农而几次丧失升大学的机会。后来只身到新疆谋生，成为实验林场一名职工。“*”期间被批斗并遣送回原籍，1974年落实政策回到新疆阿克苏。他天分甚高，刻苦自学过高等数学等诸多课程，并达到了一定水平。他长达20年的坎坷经历，以及他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一位到当地采访的女作家，她于1984年写出报告文学《胡杨泪》《胡杨泪》，《文汇月刊》，1984年第4期。，提出“左”的思想埋没人才和摧残人才等在当时算是非常尖锐的问题，钱宗仁的事迹由此而得以为世人所知，并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但此后仅仅一年(1985)，他就患肝癌去世，时年41岁。
钱宗仁一生行迹，我们这里不拟多费篇幅，只想根据钱宗仁的自述和几篇曾公开发表过的证明文件，叙述他当年不得入学的经过，这些出自当事人之手的文件，应该是基本可信的上述材料均见于朱正编：《不要忘记钱宗仁》，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钱宗仁于1962年第一次报考大学，据他在《冤屈集一身，丹心有谁识——一个自学青年的经历自述》中回忆：“我的高考成绩特别优秀，据说列全省前10名中。清华大学录取小组正准备录取我，王寿松(注：钱所在的湘乡二中党支部副书记)赶到招生办公室，将我的政审结论改为‘不宜录取’加盖公章，要回材料，最终被淘汰。”
(上) 第二部分 回乡知青的处境（6）
1963年他再次参加高考，据证明材料：
湘乡县教育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焦仲付(1983年3月22日)：“(钱宗仁)1963年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该员8月份接到通知后，9月即应入学，由于该大队已开展面上四清，蹲点的公社副书记×××即向该大队的干部打招呼，不让签发迁移户口粮食关系，因该员家庭出身富农，钱再三请求，未予解决，只好空手赴哈工大……”
浒洲大队(1982年3月31日)：“钱宗仁住我大队第二生产队，富农成分，本人系地富子女，于1962年在湘乡二中高中部毕业，1963年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那时我地正在开展农村面上四清运动，由于当时极左路线影响，贯彻阶级路线坚决，四清工作队认为，地富子女不能上大学，加之其父钱福乔那时表现不好，所以就未发迁移证，拒绝了他上大学的机会。”
钱宗仁空手到哈工大，三个月后终被送回。
1964年第三次考大学，据钱宗仁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材料(据遗稿排印)：“公社曾书记本已答应了，一位姓伍的公社干部还在钱宗仁的笔记本上签了字，写了些勉励的话，但一经讨论，觉得不对，说他若上成学，不就说明公社以前都做错了吗，现在的办法就是不理睬他。害得钱宗仁满怀希望地准备了几个月，没有拿到准考证。”
钱宗仁由于学习成绩特别出色，曾深得教师和一些干部的同情，所以才会有考取大学再被退回等一系列波折，至于一般地富子女，早在学校政审那一关，基本上就已经以“不宜录取”为由而被淘汰出局了。
在学校的青年对于未来多少会抱有憧憬和希望，回到农村便一切终成泡影。“四清”之后回乡的地富子女，是被当地干部和农民与地富同等看待的。有些地主和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抱怨说，回乡后，当地不让他们担任生产队干部，甚至有的队干部只让他们参加地富分子会议。有的党支部不准团员与地富和反革命子女结婚，回乡的地富子女找不到对象，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山东有个1956年即已入团的地富子弟向团报写信反映说，回乡后团组织开会从来不通知他，他因此而十分苦恼。湖南衡阳的一个高中毕业生也说：“我是地主出身，回乡后队里把我和父亲同等对待，不让四类分子参加的会也不让我参加，这岂不是剥夺了我的政治权利吗?回乡后这不让我参加那不准我进去，等于用一条无形的锁链把我锁住了，这样的生活实在无味凄然”，“我想不通，因为再好再忠心的人，转弯抹角都可能找到一个什么亲族是反人民的”。《回乡知识青年的要求》，《团的情况》，1964年第11期。山西和顺县青年牛成贵一度盲目外流，回乡后别人分全年口粮260斤，小片荒地补助粮40斤，只给他190斤。一次他下地干活，社员将一穗玉米放在他筐里，队长硬说是他偷的，在社员大会上斗争他，牛成贵感到走投无路，上吊自杀。
由于对出路感到茫然，也有知青铤而走险。如1961年10月，湖北鄂城太和柯家地区曾破获一个“中国*党太和地区*司令部”，成员20名中，就有青年19人，其中有9名是回乡知青。
196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省委向中央的汇报中也提到，回乡知青中“已有少数人搞投机倒把，和反革命分子瞎胡混，参加或组织反动组织。在知青中已产生了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新的反革命分子”。《*广西自治区省委关于召开全区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请示报告》，《团的情况》，1963年第14期。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提出要重视和加强对回乡知青的工作，但在强调阶级斗争、扼杀农民一切发家致富积极性和个人创造性的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回乡知识青年找不到出路的现实是无法扭转的。
1964年以后，为动员更多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几乎将下乡知青的一切都由国家包办起来，诸如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补助、生活补贴等，回乡知青则都与此无缘。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都对知青造成不小的影响。下乡知青虽已离开城市，却仍认为国家应该为他们负责，而回乡的农民子弟，却从此成为彻底的农民，同是下乡，感觉上却低人一等，这也导致回乡知青与下到当地的城市知青的矛盾。尤其是80年代末国家做出凡1962年以后下乡的知青一律计算工龄的规定之后，那些最终因升学、当兵等途径，凭借自己不懈努力而成为城里人的回乡知青们，却因自己当年是农民而不能与下乡知青一样计算下乡的工龄，他们往往比同龄、同届的同事们在工龄上少出几年，并因此在福利补助、提职晋级和分配住房等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吃亏，他们会不满地发问：我们哪一点不如你们?难道就因为我们的父母是农民?的确，人们在谈到五六十年代因出身造成的不平等时，往往忽视了工农之间，也就是有城市户口的人和农民之间的不平等，而这个不平等，才是最大的不平等。
(上) 第二部分 余波
第十一章
第一次返城风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爆发。国家、民族乃至每一个人的命运，都由此发生了突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概莫能外。可是，当“*”前的几乎一切制度，尤其是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一切制度都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而被打倒之后，唯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却从整体上被肯定下来。
知识青年们进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抗争，他们的呼声立即就被“*”中兴起的其他狂潮淹没了，很少受人重视，几乎无人倾听，更少有人记起。但是，从这些呼声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是深刻的，它被如此漠视这一现象本身，也颇为发人深省。
一余波
“*”狂飙于1966年6月份的突起，并未使国家一切工作的运行立即中断，在全国，形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来说，由于1966年的安置计划在上半年迄未达标，所以一度反而十分抓紧，尤其是刚刚着手建立的生产建设兵团，一直在各大城市积极地进行着招收知青的工作。
不仅在受“*”大潮波及较晚较少的地区，原有的知青安置工作还在按照惯性延续，即使在风暴的中心北京，组建华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也还在进行。“*”的爆发一度使青年的革命狂热发展到极致，也曾将知青安置工作推上一个高潮，虽然这个高潮为时极其短暂，但也足以改变几万人一生的命运了。
天津市动员知青到甘肃农建师屯垦的工作一直在继续。在“*”爆发的6月，就有600多名知青奔赴甘肃，市委提出的口号是让这些青年“以实际行动回击反革命黑帮的罪行”《知识青年听毛主席的话走革命的道路》，《天津日报》，1966年6月11日……两天之后，又有600多名社会知识青年奔赴宁夏十三师。当月，还有800多名知青前往新疆。7月底，又有一批社会青年和在校学生开赴甘肃的武威和张掖，其中有些是尚未从中学毕业的在校生，小的年仅十四五岁。到此时为止，该市动员到新疆、甘肃、内蒙古的知识青年，已达10500人《天津日报》，1966年8月2日……直到12月，仍有一批天津知青被送往甘肃，其中以社会青年居多。
1966年夏季，从北京开始，各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刮起了“破四旧”等极左风潮，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对城市中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分子采取行动，将他们从城市“遣返回乡”。他们的子弟，有的跟随父母下乡，也有的则被红卫兵以“上山下乡”为借口，从城市清理出去。如广州市就曾在这一年的9月将一批出身不好的青年遣往农村，这批人后来还以他们下乡的时间为名，成立了一个叫“66—9”的造反组织。北京则于是年将清河、团河、天堂河等劳改农场的4400多人迁往新疆，其中有劳教所的少年犯800多人，这与广州下乡青年的性质虽然不同，但将“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则是相同的。这是“*”初始阶段的一种特殊的上山下乡形式，其中与父母一道被“遣返”的知青，从全国范围来看，为数颇巨，这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此后的形势发展越来越混乱，被“揪出来”的干部和群众也越来越多，已有一批青年自愿下乡，是希望为自己寻找一个避风港，还有些出身不好或父母挨整的青年渴望换一个环境，在农村或边疆向人们证实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在当年11月动员几千名社会青年前往新组建的华北建设兵团时，就有不少青年抱有这样的动机，他们中有人回忆说，到山西以后(华北建设兵团最初设在山西北部)环境相对于北京，的确平静得多。上海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也持续到1966年底，在9月到10月之间，有为数不少的知青被送往崇明县的新海、东方红、红旗等国营农场。此外，河南省于1966年11月也动员了一批知青去西藏军区的军垦农场。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大串连”已经开始，原来的下乡知青已经开始波动，其中一部分已经动身返城了。
这是“*”前上山下乡安置工作的余波，它最终平息于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引发的夺权风，夺权导致各级党政机构职能的瘫痪，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安置办公室也随之名存实亡了。
(上) 第二部分 返城风潮（1）
1966年下半年，就在一些城市敲锣打鼓欢送又一批知青下乡或支边的同时，已经有些下乡知青陆续返城了。
（一）参加“大串连”
动荡始于“大串连”。1966年9月5日，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两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凡革命师生来京，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都由国家财政中开支，这使串连获得了合法的名义和必要的经济保证，标志着“大串连”这个“*”中参与者最广泛、为社会造成震荡最强烈的运动的正式开始。
中央发动这场大串连的最初动机，是想借助这一形势，将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国，但大火一旦在全国熊熊燃起，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播火者的一厢情愿发展，火苗一下子就窜向了那些中央绝对不想让其燃到的角落。
知青问题就是这样的角落。
串连的参加者很快就从大中学校的师生扩展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刚从学校出来不久，仍带着学生气的知识青年，也是热情的参与者。
最初，他们与在校学生一样，是出于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热情与好奇而投入进去的。毛泽东既然说，每个人都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知识青年当然也不能例外。最早动起来的是在大城市郊区插队的北京、天津等地知青，他们信息最灵，而且插队不比在农场，少有纪律的约束。他们想到城市去了解究竟。有些离校仅一两年的知青，想回母校去参加“*”，与那些留在学校的同学一道，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
除了单纯的革命热情之外，与当地干部社员的矛盾，尤其是与“四清”工作组的矛盾，往往是导致知青起来造反或返城的直接原因。
许多知青最初曾与当地社员或农场职工一道投入到了当地的“*”之中，结果或是触怒了当地的有权有势者，或是因过激行动触怒了当地群众。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有的还渊源有自，矛盾冲突从“四清”就已开始，其中一类情况是，一些知青的处境与自身政治条件较好，于是以为只有自己最革命，眼里不揉沙子，不断向当地干部和社员发难，反对“三自一包”，反对“瞒产私分”，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遭致地方干部和社员的反感，有的在“四清”中就与工作组站在一起整过当地干部，也有的被工作组作为新鲜血液、依靠对象，在当地干部被打倒后上台如1965年、1966年两年到上海市郊金山县某大队插队落户的50多名知青中，有的一下乡就担任了政治队长、团总支副书记等职，结果“*”一爆发，就遭到当地群众的批斗。参见《活跃在广阔天地里的一支突击力量》，《文汇报》，1968年9月10日。，“*”开始，被整干部和社员将怒气发泄到他们身上，他们被逼无奈，只好回城。
也有的地方情况恰恰相反，如我们在上一章谈过的那样，知青因出身不好，早在“四清”时就已被工作组划到阶级队伍之外，“*”爆发后更进而受到当地贫下中农组织“贫协”的排挤。如1965年从北京到内蒙古临河插队的几个女知青说，队里“有人借口我们出身不好，不让贫下中农与我们接近，甚至把知识青年在社会上担任的职务全部取消”。即使有的知青出身并不属于“黑五类”，但他们毕竟是从“修正主义的旧学校”出来的所谓知识分子，既然“*”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旧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那么从这种“黑校”、“大染缸”里出来的，当然不会是好人，当然要受贫下中农的管教和批判；再加上前面多次谈到过，有些城市将一些有小偷小摸等毛病的社会青年甚至劳教分子混入知青中一起送下乡，这一切已经导致了知青在农村地位的下降，一逢“*”这种特殊环境，潜在的矛盾便一下子形成冲突，农民对知青的歧视、反感便无所控制地发泄出来了。有些地方一贯将知青与地富反坏右同等对待，“*”爆发后更是有恃无恐，如湖南零陵地区有个公社在1967年初张贴一份布告，宣称春节期间，凡地富反坏右与上山下乡知青未经允许一律不得离开工作岗位，否则交由贫下中农批斗；广东增城县一个生产大队每召开群众大会，都要宣布知青和“五类分子”一律不得参加；1965年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参加建设的上海知青，到场不久就赶上场里“大抓阶级斗争”，一大批知青竟被农场公然开除回沪。这类纯因政治原因产生的矛盾，与当时整天高喊的与工农结合口号，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尖锐的讽刺。知青在农村既然无法再待下去，又适逢“大串连”这样难得的时机，便纷纷回城去“闹革命”了。
(上) 第二部分 返城风潮（2）
也有的知青并未立即返城，而是在当地扯旗造反，四川合江的插队知青曾这样叙述他们当年的那段经历：
离我们不远的北碚境内，几所大学里都闹起来了，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四川外语学院等高校的红卫兵在北碚街上撒传单，贴大字报，搞大辩论，搞得不亦乐乎。我们农场有知青去北碚，捡回一些传单传阅后，摩拳擦掌，意欲起来造反了。工作组见此，意欲拉拢部分知青，便急忙刷出大标语：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一面表态支持原来为工作组最卖力的几个知青成立红卫兵，意欲操纵农场的红卫兵组织。但事态不但没照这位湖北佬的意思发展下去，而且连农场里原先那几个工作组的贴心豆瓣——打斗知青和农场当权派(场长和指导员)的打手对工作组也倒戈相向了。工作组见情况不妙，便连夜烧毁材料，摸黑逃下山去……
此时农场知青已迅速成立了一支有好几十人的红卫兵队伍……几天后，在草街地区，以我们知青农场造反团为首，串联当地各工矿单位的造反组织数千人开了大会，成立了草街地区联合造反司令部，我们农场知青刘某任总指挥……之后，知青造反团就离开草街，浩浩荡荡开进县城，参加县里更为轰轰烈烈的“革命”去了。时在1966年秋。戴克学：《老知青*读书梦》，《龙门阵》，1993年第4期。
可见造反最初的动机，是与工作组的矛盾，像这类情况在当时是很多的。
还有大批的知青动机更为简单，他们对“*”、对造反并无兴趣，与当地干部也谈不上水火不相容的矛盾，不过是借此“千载难逢”的时机，免费乘车回家而已。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那些刚刚下乡不久的知青身上。再说中国的农村实在是太大了，有的是“天高皇帝远”的偏僻角落，意识形态问题并非在处处都像上述地区那样严重。到甘肃的天津知青回忆说：“(到甘肃后)每天就是开沟、挖大、小渠，平整土地，下过雪也让干活，用镐刨冰土，有些人受不了了，就开始嚷‘回城闹革命’，跑回了家。一开始连里干部还派人去追‘逃兵’，后来干脆就不管了。”有的地方两派互斗，下乡不久的知青成了局外人，工分口粮一切无人理睬，也只有回城一途。
还有的知青，参与了当地的群众组织，因为他们毕竟是城里人，见过世面，与仍然在城里的同学、家长，保持着各种联系，比当地人能听到更多的“小道消息”笔者当年曾在河北省宝坻县一个从天津高中毕业后到那里插队的知青炕头，见到厚厚一叠北京各大学的油印小报，据他说，都是他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寄给他的，这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某派能否取胜的关键。，这些知青因此而在群众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有的互相进行串连，有的则以这种身份进驻到城市，在城市设立了“联络站”。
各地农场或农村人民公社对知青的态度，同样也是形形色色的。有的地方党政机构已经瘫痪，对知青已经无暇顾及；有的摸不准中央到底持什么态度，唯恐知青将火烧到自己身上，而有意放纵甚至动员知青回城。城市的当权派，因未得到中央的明确表态，也不知对这一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才好，只能以支持群众造反的总方针笼统待之，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总之，当时敢于劝止或“阻挠”群众进行“革命串连”的领导，是极其罕见的。
(上) 第二部分 返城风潮（3）
这种支持，当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许多地方的知青，合法地取得了与在校师生一样的串连待遇。例如当中央于1966年11月16日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通知》时，广西自治区的“党委群众接待站”就曾拟定了一个计划，规定凡学校师生、下乡知青，或机关干部参加长征串连的，每人每月都由自治区补助7元人民币和45斤粮票《广西*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再如插队知青相当集中的上海郊区金山县，曾从地方财政中一次签发“串连费”50多万元；很多地区发给知青路费，予以各种方便，如据黑龙江省巴彦县的知青说，“*”一开始，当地的“一小撮走资派”就煽动知青回城串联，还发给每人300块钱，让他们回城另找工作。这些钱，正如中央所要求，都是从国家或地方财政中开支的。
最甚的是新疆。新疆为参加“大串连”的师生和群众所发放的补助都堪称优厚，并不是仅仅对知青才是如此，乌鲁木齐市有中学生描述当时情形说：
从去年(即1966年)12月开始，新疆地区出发的长征队很多，尤其今年以来更多。不少地区给长征队发了许多东西，如上好的皮大衣、皮帽、鞋、棉衣、棉裤、水壶、裹腿、手电筒及各种补助费等。由于长征人数很多，沿途每隔二、三十公里就设有接待站，每个接待站各有几十床以至上百床新棉被等，并派专人接待……有的地方接待不了那么多人，就想办法用汽车送往别处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六六?八八”战斗队造反长征队：《打回老家来，就地闹革命》，《新疆日报》，1967年1月17日……
很难想像远离家乡的上海知青能抵御这种声势和诱惑。
满怀献身热情的上海知青到新疆之后，才发现边疆并非尽如《军垦战歌》描述的那般如诗如画，他们抱怨说，兵团的劳动非常繁重，到摘棉花的时节，每人每天要完成定额100多公斤；有的师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根本不适宜开垦，结果苦苦干了几年，却发不出工资；兵团中有的干部对知青十分粗暴，甚至私设公堂，有40多种刑法；女知青的人身安全、婚姻自由得不到保证，有的人竟公然提出“兵团姑娘对内不对外”的口号，很多知青感到后悔，想方设法要回上海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新疆农垦系统的“走资派”最初是极力阻止知青串连出走的，据驻在南疆喀什的农三师知青回忆说，当时兵团领导在沿路设卡，查验通行证，没有通行证，谁也走不了，但当“大串连”风潮终于掀起的时候，他们再也无法抵挡了。1966年底，他们发出了一个《处理支边青年回原籍搞*的四点指示》，据当时报刊的批判，这个指示“煽动支边青年离开新疆回原籍，还勒令回原籍搞*的青年统统把户口带回家去”《新疆日报》，1967年2月1日……
从《新疆日报》后来刊登的一些批判稿所透露的情况，可以窥见这场返城风的凶猛程度：
阿克苏丰收农场七连“革命造反团”的部分支边青年说：“地委利用了部分群众的革命热情，开证明，给路费，给皮大衣和毡筒，放走了大批支边青年。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见到如此容易外出，以为中央有了指示，于是大批大批的人都走了，仅元月1日至5日的5天内，地委就给我们农场要外出的人发放经费2万多元。大批人一走，有的连只剩了二三十人，各连负责人一个个跑到阿克苏，饱食终日，消闲无事，地委的问题也无人去追了……”《坚守岗位，就地闹革命，打退经济主义的猖狂进攻——致全疆支边青年的一封信》，《新疆日报》，1967年1月19日。
(上) 第二部分 返城风潮（4）
新疆八一农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说：“畜牧厅农场有380名支边青年，这次外出‘串连’和‘告状’的就有253人(其中有31人是不告而去的)。农场的当权派给他们发路费和生活费(补助费)共计27000元。农田九队原有80人，现仅剩十几人，生产完全停顿。这是经过畜牧厅某副厅长、自治区党委农工部某副部长层层请示，最后由自治区副主席田仲批准走的。再如水利厅牧区水利队400人仅剩80人了。有的单位连锅炉工、炊事员都走了……一些人领上串连装备后把钱花了，甚至戴上新买的手表，穿上新衣新鞋，回家‘养神’去了。”《无情揭露经济主义，坚决打倒经济主义》，《新疆日报》，1967年1月19日。
1966年9月才到新疆的上海“半工半读支边青年”说：“去年11月初，走资派非法批准我厂291名上海半工半读支边青年返沪，美其名曰‘恢复学生身份，参加无产阶级*’。厂内开支车费16200余元；行李费19500余元，伙食补助费1800余元……(后来)仍继续允许我厂57名上海支边社会青年带职回沪串连，发给串连费4400元，至今未返回。在东方红高炉劳动的113名上海青年已走了73名。《揭穿煽动支边青年回沪的大阴谋》，《新疆日报》，1967年2月1日。
本来是由中央正式发文件发起和允准的一场运动，在控制不了的时候，就又归咎为“走资派”别有用心的捣乱，这是“*”时期司空见惯的做法。
这场知青返城风，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混乱，不仅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他许多国营农场和农村，也因大批知青的离去，而使生产几乎陷于瘫痪。如浙江温州市永强区龙湾公社金岙大队部分下乡知青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开始后，温州地委和温州市委精简安置办公室的老爷们蒙蔽部分青年，为他们大迁户口，让他们离开农村，回到城市，又签发大批支票，开出大批证明，使青年大批外出。目前整个温州市的下乡知青在农村的已经寥寥无几。上海知识青年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崇明县各农村和国营农场也纷纷告急，说因大批知青和工人离开岗位，使大批棉花至今无法入库，大批水稻急需脱粒，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工作严重脱节，等等。
当然，因“大串连”失控而引起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绝不仅限于知青的返城。早在1966年11月，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大串连”正式开始后的两个月，中央就已意识到对这一做法必须有所限制，规定从11月21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这也就是说，国家不再为到处串连的群众提供免费运输了。12月1日，*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补充通知》，要求外出串连的师生在12月20日以前必须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乘车不再免费。但这些限制，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总之，在这场运动刚刚兴起，大批知青或投身运动，或随着“大串连”之风返城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单纯和盲目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明确提出任何与知青自身利益有关的要求。
（二）知青的组织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情况和目的，知青大规模返城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表现出对上山下乡这一做法的一种无言的不满和抗议，而随着返城知青的越聚越多，他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上) 第二部分 返城风潮（5）
他们最初、最直接的发泄对象是各级安置办公室，连中央安置办也未得幸免。早在“*”爆发不久的1966年*月间，从广西等地赴京的70多名下乡知青，就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办公室：
“宣布他们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他们砸开了档案柜，使档案大量散失，公布了某些奸污*下乡女青年的案例。他们相继召开大会，对中央安置办领导人进行批判。他们占据办公室后，中央安置办的工作人员被迫转入‘地下’办公，以保持上下的联系。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造反人员’，又不得已把接待站从砖塔胡同迁到万寿路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大院。在上访人员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具体负责安置工作的各地的街道干部更是首当其冲，知青认为自己是被这些干部骗到农村去的。如很多地区的知青批判安置办的干部用物质刺激的方法欺骗他们下乡，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干吧，你们中的一些人将来可能是省长、市长、书记、妇女主任……”要不就“某某农村是鱼米之乡，吃的全是大米饭，又有鱼，有肉，有电灯，有瓦房……是个极富裕的地方”，还组织青年去参观，给青年大摆酒席，灌输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毒素，等等。他们斗争这些干部，大多只是为出出气。在“*”最动荡的两年中，各大中城市的街道、里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闹得最凶的，当推到新疆兵团的上海知青。
1966年底，刘少奇的问题在全国公开，他被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当时最习惯的思路，他所做的一切，都该被“批倒批臭”，那么他奉行最力、发表讲话也最多的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两种教育制度”，当然也要列在狠批之列。就在这时，知青中一些较有政治头脑的人意识到了，这可能给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机会：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决策归咎于刘少奇，从而予以彻底否定，那么，他们回城的希望也许就不再是梦想了。知青的反抗，由此而深入了一步，其标志，就是成立了大量独立的组织，提出了知青自己的要求。
这样的组织一度遍及全国各地。有的知青是按下乡地区组织的，如上海到黄山茶林场的知青组织了“抗大造反兵团”，要回沪造市委和农垦局的反；也有的则基于共同利益，如有个组织叫“六——一、二、三”，参加者是广州市1961年至1963年的下乡知识青年，这是较早响应号召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城市青年。由于当时这一工作尚处于试点阶段，中央对具体措施并无一致要求，所以当时以陶铸为首的广州市委曾允许他们在农村劳动2年至4年以后，俟国家形势好转，予以回城安排工作的机会，为此还发给每个下乡青年一张日后准许回城落户口的“户口保留证”。1963年，周恩来提出把安置城市知青到农村去的工作作为15年不变的方针，广州市委的允诺落空了，这引起这批青年的强烈不满，他们也希望凭借自己较为特殊的条件，从一般知青中区分出来，得到些特殊的照顾。前面提到的“六六——九”，也属于这类组织。很多地方的知青家长也组织起来，不仅在城市活动，还到知青下乡的地方去进行串连，如上海知青的家长就曾组织“支边青年家长代表团”，到新疆兵团的农一师“点火”。在长沙、武汉、上海等城市，知青和家长还举行了全市性的*示威，控诉刘少奇及其“黑爪牙”对知青的*。
(上) 第二部分 返城风潮（6）
有的知青组织积极到农村知青中去发展势力，并在城市中设立造反总部。他们喊出“回城闹革命”的口号，批判“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揭发控诉知青在农村的悲惨处境，揭露那些名噪一时的先进知青如邢燕子、董加耕、周明山等人是“假典型”、“黑样板”，“*”前树立的知青典型几乎无一不受到冲击，有些因此而一蹶不振，永远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这些知青组织的本来目的，其实是明确的，那就是“回城”，是在城市安排一个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事实上，十余年后知青大返城的浪潮虽然惊天动地，提出的要求也不外乎此。但是，越是这种很低也很实际的要求，就越是与当时的大环境不合拍，也就越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知青们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否定这场上山下乡运动，这是“返城”唯一的、必要的前提。而否定它的唯一理由，就是它是由刘少奇提出来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了使自己的要求得到中央的认可，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自1966年下半年开始，大量知青云集北京。当年年底广州市的知识青年到国务院，要求中央给予他们回城参加“*”的权利，农业部和农垦局的有关领导接待了他们，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967年初，广州又有知识青年到京，专为来批判中央负责安置工作的谭震林；湖南长沙知青派出“汇报团”，拟向中央汇报湖南下乡知青的情况；上海到新疆支边的青年也纷纷前往京城，并着手筹办全国性的“农村地区革命知青总部”。
5月，广州知青和家长3000人举行*控诉市安置办公室对知青的*，会后进行了三天绝食静坐活动，广东及南方一些省城知青的返城活动，也是从此时起至六七月份，又一次达到高潮的。
知青们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对知青下乡后真实情况的披露，在社会上，尤其是有知青下乡的家长心中，引起了一定的震动和反响。
（三）参与地方“*”
很多知青都曾积极参与了当地的“*”。尤其是1967年春季到夏季，当“文化革命”进入了“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以后，各地开始爆发大规模的武斗，形势越来越混乱，又有不少知青参与其中。知青们年轻，无家口拖累，很多人因处境的不如意而产生强烈的发泄欲，这都是容易为人所用的因素。据说仅广州市，就有百余名知青死于这种武斗之中；而武汉市在一次知青与“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冲突中，知青一次就被打死十余人。但是，尽管有很多材料和当时人的回忆，但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或过于简略，或仅是一面之词，或不过是些道听途说，由于无法核实，这里几乎没有哪一件可以拿来列举，如据说宁夏十三师的北京、天津知青中，有相当一批人在武斗中身亡或失踪，但我们既无法查实其准确人数，也无法找到较为翔实的文字记载，轶闻传说难得入史，这里便只能从略了。
可以证实的是，全国兴起武斗的第一声枪声，就是从知青集中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部所在地石河子响起的，当时整个中国都为之愕然震惊了，时间是1967年1月26日。
石河子是建设兵团农8师的驻地。农八师在“*”爆发前的1964年到1966年3年间，共接收从上海、武汉、天津等地前来的知青2700余名，人数远不能与农一、二、三师相比，但这个新兴城市是兵团总部所在地，驻有兵团武装部队——独立团，以及工二师、汽车二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近30万人。从1966年底，北京和其他城市就有红卫兵到这里频繁串连，上海支边青年的家长也到此来串连点火，使它成为新疆地区风暴的中心。
从1967年1月开始，石河子地区以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牵头的一派和以兵团汽车二团“八一野战军”牵头的另一派，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纷纷夺权，从1月17日至27日，先后有7个“造反团”冲击了武装部门，8个单位造反团强行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1月25日下午，毛纺厂等8个单位造反派2000人进入汽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二团掌权派请独立团支援，独立团92名指战员赶到汽二团，被造反派夺去枪支弹药若干。1月25日下午7时，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1月26日零点双方开枪，11人伤亡(5死6伤)。当日农八师武装处将部分部队调进师部，造反派要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2人，伤27人。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又进行枪战。双方共打死24人，伤74人。
新疆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与中央*小组的《简报》，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军区认为是*歹徒，中央*小组认为是一起*群众的严重反革命事件。2月11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文件，作出对新疆兵团进行军事管制等12项决定。结果是有1000多人被株连，6人被逼死，几十人伤残，农八师216名团级干部，靠边被斗的就有165人，占总数的763％，直到1979年才被*参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农八师垦区志?石河子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年一：《大*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203页等……据说曾经有知青多方调查，想了解事情真相，结果被打成反革命，直到1979年尚未正式*《风刮不倒的红柳——记支边青年袁明》，《新疆青年》，1979年第2期……
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间，据国外观察家宣称，从各地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已达120万，仅广州就有3万知青回城，约占知青总数的2／3。但这个数字显然有所夸大，因为各地情况是不平衡的。到华北兵团去的北京知青、到甘肃兵团去的天津知青都谈到，当时“回城闹革命”只是出身好的青年的专利。出身不好的，有的不敢折腾，有的在城市的家已经被抄，父母被斗、被关，回城也没什么意思；还有很多本来就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或家庭关系不和而下乡的，更有不少本来就是没家的孤儿，回城也没有活路。很多人一直留在当地，有的认为因此而免去了“*”的折腾，像躲进避风港，倒也不失为一件幸事。总之，就“回城风”而言，南方比北方刮得厉害些，尤以广州、上海、湖南为甚。
(上) 第二部分 反对经济主义（1）
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不仅城市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大量农村青年以及农民，也都在“立即取消城乡差别”的要求之下，成批地涌入城市。卷入这股浪潮的，还有要求转正的临时工、合同工，三年灾害时期被动员下乡或支援“三线”建设的内地、城市工人等，中央将这股浪潮，统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据揭发，这股浪潮的兴起，是由于江青的暗示与鼓励。但实际上，这正是解放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各种后遗症的一次总爆发。但是，毛泽东发动“*”所要解决的，根本不是这一类问题。这些人四处建立群众组织和联络站的活动，不仅使已经十分混乱的城市更加混乱，而尤为严重的是，他们的矛头所向和提出的各种要求，与当时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完全不合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发动一场打击“经济主义”的运动，制止这一倾向的继续发展。
知青的活动也被划入经济主义范围而加以制止。事实上，早在1966年底，经济主义的浪头还未涌现的时候，中央对于知青的各种做法就已有所警觉，尤其当他们越闹越甚，竟至要建立全国性知青组织的时候，中央已经感到了真正的危险。周恩来敏锐地看出了，这类组织和他们在社会上所造成的影响，足以使中央苦心经营多年的安置工作毁于一旦，而无论革命如何发展，上层领导如何变换，大批城市青年不到农村去，又能到哪里去呢？对于知青的组织必须取缔，对他们的要求必须回绝。他们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回到农村去。
1966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有人问到他能否建立全国性组织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很策略的，只是说，现在还是串连时期，就是全市的组织看来也只是部分的组织，这样的时期要经过一个时期，一派不能自命地代表全市，更多的意见现在不好提。12月，尚未被“揪出来”的国务院负责知青安置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则劝告知青不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他说，你们的总部就是全国安置工作办公室，还有总理办公室，是总理任命的，你们能取代他们?实际上，你们这些人决不可能控制一百多万人。他的劝告，当然被知青当成了耳旁风。而此时的中央安置办公室，也已经被一批又一批心怀怨愤的知青们连砸带打，搞得一片狼藉。
知青的活动，知青在城市建立的一切组织，都被作为经济主义的内容之一，划入打击的范围之内。
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等人接见首都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代表，提到北京有一些冒充欺骗人的全国性组织，他们的目的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要限令他们投降，宣布他们的组织是反动组织。他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全国性组织，就包括了知识青年成立的组织在内。22日，在接见各地驻京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指责各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玩弄经济主义，用一种恶劣的手法，就是发钱、发车票，收买人心，鼓动人上北京，把矛盾上交，对中央施加压力，使得大批合同工、临时工退出工厂，下乡知青大批上京。他要求这些人尽快返回原地，同时强调，现在各个革命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机构的条件还不成熟，建立和参加这些机构的人员也应该回到本地去进行革命斗争。26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工青妇等系统革命造反派时，有人提出希望中央发通知，宣布全国性组织为非法，周恩来又一次强调，我根本不赞成建立全国性造反组织，全国性的组织我们都没有承认。2月1日，他又敦促人“回去检查一下，任何全国性的联络站都不能成立”。
(上) 第二部分 反对经济主义（2）
各地都开始取缔知青在城市的组织，并动员知青回乡闹革命。
上海在“*”中一直扮演着独特的、先锋的角色。尤其是“一月风暴”之后，更成为全国造反派的表率，加之上海在“*”前跨省安置的知青人数最多，仅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就达九万余人，“*”一开始，就有几万知青返回上海，他们所描述的兵团生活实况，他们的情绪和痛苦，已经成为该市一个牵动了千家万户的敏感社会问题，要解决知青问题，首先而且必须从上海着手，而上海那些刚刚夺了权的踌躇满志的造反派，也正需找到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开始了。
第一步，是将“*”开始之后知识青年发泄的不满和提出的种种要求，一概归结为是“走资派”为干扰运动的大方向所大搞的经济主义的阴谋，知青返城是受到了走资派的煽动。就像我们上面讲到新疆知青的返回上海，被归咎于新疆农垦系统的“走资派”恶意煽动一样。
1967年1月18日，《文汇报》发表社论《坚持上山下乡、支援外地建设的正确方向》，说：经济主义的一个恶毒做法，就是煽动前几年下放或支援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工人和支边青年回到上海，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还煽动支援边疆建设的家属，离开工作岗位，上北京告状，或挑动他们去斗争里弄干部。这样做，造成了一批农业人口流向城市，直接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应该造反，应该揭发，应该批判，应该改正，但不要离开生产岗位。这篇社论还强调说，到农村去的大方向是不可动摇的。
接着是在报刊上大肆宣扬这一精神如何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据《文汇报》报道，社论发表的第二天一早，就有数百名静安区的革命家长结队到该报社门前报喜，支持社论观点，并表示要教育子女坚守边疆的生产岗位。据他们说，旧上海市委在支疆工作中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用物质刺激、欺骗、压服等手法动员青年去新疆，以致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恶劣的印象。前些日子上海广大支疆青年的革命家长造了他们的反，使他们大为惊慌，于是煽动和批准部分家长离开工作岗位去新疆访亲，提出支疆青年几年“服役”期满也应“复员”回上海等不合理的要求。如今，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启示下，该区广大革命家长的革命组织——静安区支疆青年革命家长造反总部，已经提出了“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动员青年回疆。
1967年1月25日，“上海市支疆青年革命家长造反司令部”也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支持这篇社论，题目是《坚决支持青年在边疆革命一辈子》，控诉上海市委与新疆兵团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对支边青年进行欺骗、腐蚀和摧残，以经济挂帅、物质刺激来代替政治挂帅。“*”开始后，他们又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制造白色恐怖，对知识青年进行政治*和人身*。2月底，上海市虹口区支疆革命家属造反队总部赴疆调查团在《文汇报》发表《坚守生产岗位，就地大闹革命——致支疆革命青年的公开信》，说新疆的走资派大搞独立王国，挑拨新老职工的关系，还给支边青年乱开证明，乱发路费，使大批青年离开生产岗位。可是大家都走了，走资派由谁来整呢?
(上) 第二部分 反对经济主义（3）
1月29日，上海和外地驻沪的33个革命组织发出《紧急通告》，要求知识青年坚守生产岗位，同贫下中农一起就地大闹革命。2月9日，上海又召开了誓师大会，会上通过了《坚决走上山下乡支援外地支援边疆的正确道路——告上山下乡支边革命青年书》，声称少数走资派煽动青年倒流城市，任意安排工作岗位，肆意变更所有制关系，制造矛盾。这次大会，粉碎了他们的一次新反扑。大会还郑重宣布，这类签字，自即日起一律作废。
针对支疆青年和家长将一肚子怨气都撒到街道干部身上的问题。2月9日，上海工总司等23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了《关于街道里弄的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通告》，警告知青们不要把事态扩大。同日，《文汇报》也发表了《斗争里弄干部，大方向就是错了》的社论。
与上海的行动相呼应，新疆也开始采取措施，由于当时新疆自治区尚无上海那样新成立的权力机构，一切通令只能以革命造反组织的名义发出，无论声势造得多么浩大，也只是声势而已。1月20日，以新疆革命职工第一造反司令部为首的27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发出《紧急通告》，勒令自治区下属的各级当权派必须暂停办理一切出疆串连(包括徒步串连)的手续，停发外出串连物资，并立即追回未出发人员的出疆手续、串连费用以及一切借用的物资《新疆日报》，1967年1月20日……2月5日，新疆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发出《紧急呼吁》：“凡是受党内走资派蒙蔽、离开生产岗位流向城市和内地的社员、国营农场职工和支边青壮年，应立即返回原地，参加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支边青年要扎根边疆，建设边疆，革命到底。同时，反对任何人拦截汽车，堵塞交通，严禁一切组织用任何借口开车到农村去胡乱拉人……”
在此前后，一些由上海知识青年组成的团体也不断地发出紧急呼吁书、公开信，要知青们坚守岗位，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参见《新疆日报》，1967年1月19日、20日、2月14日等。，农垦部的革命造反委员会也发出紧急呼吁，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体人员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二一一”决定，所有外出串联的职工和知识青年，要立即返回本单位；安置在国营农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安心农场的生产建设，要坚决揭露一小撮走资派玩弄的“矛盾上交”的把戏。但这些呼吁既然并无权力做后盾，也只是呼吁而已。
与此同时，江苏、浙江、贵州、宁夏、黑龙江等省的革命造反团体，也都发出了类似的《紧急通告》，敦促前几年已经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心农业生产，积极参加农村的*，不要听信坏人的挑动和欺骗，盲目流入城镇，以免使农村的革命和生产受到损失，如宁夏以“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第二号通令，其中提到：“一、财经大权，一律由革命造反派掌管，严禁乱批条子，乱许愿”。又及：“一、严格控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镇。前几年下放农村已经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各级当权派擅自决定供应粮食的规定立即作废”。《宁夏日报》，1967年2月5日。
(上) 第二部分 反对经济主义（4）
这些都不过是表面文章，因为事实上各地返城知青和家长对此并未予以多少理解，更谈不上支持。实质性的是第二步，1967年2月17日，*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的紧急通告》；同日，还下发了《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联、请愿、上访的通知》，全文如下：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新阶段，广大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已积极返回本单位，参加夺权斗争和农业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小部分人，以种种藉口长期在城市逗留。为了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特作如下规定：
一、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
二、有些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影响，做了一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只要他们回到本单位认真检查，勇于改错……
三、还要出外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中，有少数行踪诡秘，不报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到处招摇撞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财产的分子，要彻底查清，依法惩办。
四、对于安置工作的问题，应按*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第三条“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安置工作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执行。
五、前几年精简下放、现居城镇的人员的安置问题，也应按上述第三条的精神执行，不得回原工、交企业和事业单位强求复工。此通知可在农村和城镇张贴。
这一通告与差不多同时发出的要求外出串连的学校师生返校参加军训和“复课闹革命”等措施一起，表示了中央决定将这场运动限制到一定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秩序的意愿。点火的目的已经达到，不能再让火漫无边际地乱烧下去了。
北京的军管会宣布了一批非法组织的名单，一个全国性知青组织也被列入其中，这标志着对知青组织采取行动的正式开始。
在上海，通知下达的第二天，市革命委员会就对该市的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等组织发出了紧急通告，要求凡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的单独组织与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的联络站应立即停止活动，并要求有关单位停止对这些组织的物质、资金供应。从即日起，清查这些组织的所有财产和资金。其银行存款也由人民银行冻结，停止支付，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转移、隐匿、挪用、私分。然后，由公安机关出面，取缔了“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第三纵队”等组织。知青的返城活动，由此进入低谷。
在自上而下严厉*知青组织的同时，各地都着手进行了遣返知青回农村和边疆的工作。2月20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以通栏大标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刊载了黑龙江“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革命造反团”、“上海下乡知识青年革命造反总部”以及山东单县谢集公社56名知识青年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说：
煽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地离开生产岗位，涌到城市，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又一种形式。这一阴谋诡计已经被彻底揭穿了，许多受蒙蔽的知识青年坚决表示：立即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革命造反派应当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他们这一革命行动。当前，农村的无产阶级*正在蓬勃兴起，春耕生产高潮即将到来，在这关键时刻，知识青年更应该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坚守岗位，坚持战斗。已离开农村的要迅速返回，杀它一个回马枪。
1月底，上海市曾举行了成立华东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革命委员会的誓师大会。据说，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下达之后，该组织即宣布撤销设在上海及华东各地的全部机构，以便使其人员一个不留地返回农村。自2月起，在沪的华东地区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农村的已达8000多人。其中如上海农业建设队和黄山茶林场等地有1000余名知青返回。此外，据《文汇报》报道，自2月中旬起支疆青年中也有人开始陆续返回新疆。如2月16日，闸北区的天目西路和汉中两个街道就欢送了5个回疆青年；20日，南市区也有5个青年回疆。3月5日，南汇区140名支疆返沪青年从上海起程，他们都是1966年才从上海赴疆的。仅从这些公开发表的数字就可看出，实际返疆的青年是微乎其微的。
四川省动手较晚，3月2日，该省召开三级干部会，会上提出，凡外出串连或到县、专区、省和赴京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立即回到本地区，本社队，所有农业劳动力，都要坚守岗位，不得随意离开。3月15日，该省又以生产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动员目前尚在外地的革命师生、内迁职工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迅速返回本单位的紧急通告》，通告要求：“一、凡尚在外地、外单位的革命师生、内迁职工和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3月20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积极投入本单位的无产阶级*和学习、生产劳动；二、要求各级生产委员会、各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各接待单位，对目前尚未返回本单位的上述人员，应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反复地向他们宣传*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动员他们尽快返回；三、交通运输部门应妥善安排运力，帮助旅程较远的上述人员解决乘车乘船问题《四川日报》，1967年3月15日……”
从这一通告也可看出，该省对知青采取的措施并未如上海那样严厉，事实上，当时全国的情况是极不平衡的，还有许多省市，甚至连四川这样的官样文章也没有做。
(上) 第二部分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1）
1967年春季到夏季，“文化革命”进入了“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与之相伴随的是各地日益升级的大规模流血武斗，形势越来越混乱。大多数知青仍然滞留在城市，也有些曾迫于年初的形势而返回农村，但从当时几乎空无一物的报纸上也透露出，农村的混乱使他们无法立足，有的知识青年一返回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坏分子；有的被取消了自留地和口粮，他们只有再次回城这一条路。在上海、四川等城市，有部分社会青年“非法地强行把户口迁回城市”，在市内安排了工作，更引起不少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思想波动。很多城市中的知青组织本来就未因一次打击经济主义的运动而得到彻底清理，至此就又一次趋向活跃了。据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6月29日向国务院的报告：“5月以来，下乡青年又大量进城，估计已达40万人以上。北方挂锄期近，有大批进京趋势。据来访青年反映，现在中央各机关所设接待站的下乡人员，以新疆为首串连700人，将于7月3日到中南海门口静坐，要求解决具体问题。四川、湖南等省一些下乡青年正在省内串连，成立了几十个组织，准备7月份大批来京。广西的下乡青年也在城里建立了组织，并要求来京造谭震林的反”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中央再次采取了行动。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全面阐述了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这是“*”期间中央关于知青问题所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社论，它表明了，尽管“文化革命”已经将“*”前17年的几乎一切方针政策都予以了否定，但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刘少奇确实插手甚多的政策，却采取了坚定不移的立场，这使已经下乡，并将这次“*”视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会的“老知青”，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这篇社论首先赞扬知青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革命”中，革命知识青年在农村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大造地富反坏右的反，他们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成为农村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然后进入正题：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期以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散布大量毒素，贩卖吃小亏占大便宜的生意经，到处封官许愿……他们对起来造他们反的知识青年，进行了种种政治*，特别恶毒的是挑拨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的关系，采取欺骗利诱、甚至克扣口粮等毒辣手段，煽动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岗位，涌向城市。
一切革命的知识青年，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对于做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的干部，应该相信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
文章敦促一切还在外地串连和逗留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投入三夏战斗，搞好生产。文章还教导知识青年说，应该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有些人回去可能会遇到一些实际困难，应该从全局出发，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城市中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坚决支持他们，绝不许走资派经任何借口对重返农村和边疆的知识青年进行打击报复。
(上) 第二部分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2）
社论发表之后，再无任何知青组织和个人敢于公然提出回城要求了。
中央继续行动。10月8日，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回城知青立即解散设在城镇的知青团体和联络点，不准城市的群众组织接收知青为成员。同时，这个通知也要求各地改变对知青的恶劣态度，强调下乡知青与当地社员、工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不得降低他们的工作岗位，不得对他们进行打击*，也不得将他们赶回城镇。在秋收时一定要安排好知青的口粮，对他们的住房也应予以适当解决。
各地对中央这一精神立即作出响应。9月8日，江苏省军管会就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动员逗留城镇的下乡、支边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下放人员返回农村、边疆的通知》《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0月8日的中央文件下达后，四川省则由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出面，召开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参加的有宜宾、凉山、自贡等11个专区、州、市的有关工作人员和部队代表，讨论贯彻*中央10月8日紧急通知的精神，动员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农村，要求各地对知青不得歧视，不得压低工分，不得因观点分歧而刁难、*或撵知青回城镇，还强调知青即使被打成反革命的，也应返回农村，就地*。会议发出了《给全省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一开始，就有知青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也有一些知青已经“非法地强行把户口迁回城市”，公开信将这些账都算在了四川省委和李井泉身上。同时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强调用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11月24日，周恩来再次强调，对返城知青问题，一定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他说，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为了将青年尽快动员回边疆和农村，在1967年，上海等地的接待单位曾采取过为支疆青年代购直达车船票的办法见《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边疆建设的职工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的路费问题给上海市革委会后勤组的复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的路费，自己能够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确实有困难的，也可以由接待单位代购直达车船票。所需费用，如果本人归还有困难，可由所在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开具证明，由接待单位报销，1967年2月27日。”，结果有的知青钻了这个空子，或利用公费多次往返于新疆和上海之间，或将车船票私自倒卖，然后仍然滞留上海。还有的以为在新疆的同伴带东西为名，骗取支边青年家长的财物。因此到1967年11月，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各地都停止了这种做法，要求返疆知青凡能自己解决的，一律自己解决。
知青的返城行动和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抗争，事实上至此已经失败了。即使有的组织还不肯立刻解散，他们也改变了原来的宗旨。但是，在社会仍处于大*的形势下，任何通告也不可能真正奏效，绝大多数知青并没有立刻返乡。直至1967年底，当“*”期间毕业的三届中学生已经开始酝酿上山下乡的时候，仍有不少“*”前的老知青在城市游荡，他们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回到农村。如上海闸北区新疆路街道干部称：“我们街道前几年中支边青年受新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煽动，不少人返回上海，至今不归，有的人已经成了十足的逍遥派”。这些知青自己，则有的仍不服气：“动员我们支援新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想再拖拖看，“我们是要回去的，但是要再等待一段时间”；还有的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我们现在准备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也有一些则找借口，说是要留在上海，学习上海的先进经验，以便回去更好地战斗。据说，他们中有人已被一些坏人带上了邪路，沾染上了流氓阿飞习气；有的家长纵容子女在沪逍遥，要子女寻找对象结婚，幻想在上海安排工作。
(上) 第二部分 返城风的平息（1）
1968年，中央又一次对他们采取坚决行动了。这已经是最后一次，因为由红卫兵席卷起的新一轮上山下乡大潮已开始进入高潮，“老知青”留城不归，已明显是“逆潮流而动”了。
仍有些组织不甘心失败，典型的如湖南的“省无联”(全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据当时文章批判说，这个组织是由三种反动力量组成的，一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指刘少奇)和陶铸的黑爪牙，一种是彭德怀的死党，还有一种，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文章说：“他们与全国许多地方的反革命势力勾结，妄图在湖南打开一个缺口”，“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宣传，有行动，有反动‘纲领’的”《湖南日报》社论：《精神抖擞，心明眼亮，彻底摧毁“省无联”》，《湖南日报》，1968年2月3日……这个组织印发名为《衰亡中国》的刊物，提出上山下乡是“修正主义运动”的观点，还号召继续革命，建立非官僚机构的公社。从他们的纲领来看，这是个极左派的组织。
当时中央提到，对这个组织提出的纲领必须批判，因为这个纲领在一部分工人、青年人和学生中，特别是在上山下乡知青中有影响，有些知青进入了这个组织。1968年1月这个组织被取缔，《衰亡中国》也被列为反动刊物。
2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工交、财贸、农林三口军代表、领导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发表讲话，强调了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与工农结合的问题，上山下乡，不仅要动员青年，这是毛主席的路线。他说，有些青年乱说还要回到城市，不想下乡上山，说下乡是刘少奇的黑线，那是错的，连我们机关都要做(下乡上山的）准备。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明显，在当时的情境下，上山下乡已经是大势所趋。
广州市从1月份就着手这项工作了。1月19日，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协商小组联合发表了《致逗留广州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及家长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广州毗邻港澳，地处国防前线，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所以对于策动和指挥打砸抢抄抓的少数坏头头和混入群众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定要采取专政措施。信中要求至今仍逗留广州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根据去年10月8日中央文件精神，立即主动地撤销各种组织，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吸收下乡知青参加，还要求知青家长不要再组织什么家长造反组织《南方日报》，1968年1月29日……
上海市是动员知青返回农村、边疆的任务最艰巨的城市，从1967年初开始打击经济主义开始，动员工作就迄未停息。这一攻势一直持续到年底，也就是新一代的知青即“*”期间的在校中学生也几乎下乡殆尽时才告终止。
2月23日，《文汇报》在报道支疆返沪青年回疆一事时发表编者按，说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示要坚持支援边疆、支援农业、支援内地的革命大方向。文章说：
盲目返沪的支边青年们：你们受骗了，应当反戈一击，“杀”回新疆去。如果有人硬要拖住你们的腿，唆使你们赖在上海，那么，必须擦亮眼睛看一看，他究竟是什么人?革命的家长都要以革命为重，教育返沪的子女立即返回新疆，如果再把他们拖在身边，实际是把子女拖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是害了他们。
(上) 第二部分 返城风的平息（2）
25日，该报又进而发表答读者问，把知青下乡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身上。针对有的青年“我们返疆若受到歧视和打击报复怎么办”的问题，该报轻飘飘地回答说：“相信广大群众会正确对待的，决不能因为害怕打击就不返回原地。”有的青年问，支边青年如果不愿意返回新疆，是否可以到江西、安徽等地的乡下务农，回答是否定的。该报一再强调，中央的有关通知和通告已经明确规定，坚决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原调出地区和单位，对于从内地和边疆自动回来的职工，一律不得安排工作”。在断绝他们回城之念的同时，警告各群众组织不准拉他们参加什么“小分队”、“联络站”的活动。
除了造成浩大的宣传攻势之外，找出一些特别活跃或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作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阶级敌人、坏分子”，予以严厉的*，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做法。
街道里弄干部一直首当其冲。虽然从上年年初开始，上海市革委会就一再制止知青们将斗争矛头对准他们，但看来收效甚微，这些人还是不断遭到批斗甚至殴打。如普陀区的“部分革命群众”提到：“今年以来，发生好几起殴打里弄干部的事件，有时挑动一些觉悟较差的支疆青年家长出场挑衅，有时唆使一些流氓阿飞充当打手。有个里委会的党员生产主任在最近半个月内竟连续4次被打”《警惕坏人再把矛头指向革命的里弄干部》，《文汇报》，1968年3月25日……广州也存在类似现象，一些知青“冲击街道革委会，绑架、殴打革命干部”《南方日报》，1968年8月22日……
上海市从5月底开始，就又一次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先是在各街道里弄召开斗争大会，如徐汇区枫林路街道曾连开两个斗争大会，斗争一个“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据说这个坏家伙在历史上就曾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祖父是个被管制分子，哥哥也被政府*，所以他对党和政府有刻骨的仇恨。“*”中他打着造反旗号上蹿下跳，煽风点火，印发了大量反动传单，造谣说街道和里弄干部动员一个青年到新疆去，可以捞到800元到1000元的钞票；一个家长还揭发他说：“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曾经诬蔑造谣，说我的儿子在新疆被活活钉死在木板上，急得我们精神失常，影响了生产。不久我的儿子从新疆寄来了家信，说他在新疆一切都很好，我们才识破这个坏家伙的真面目。”《坚决打击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
面对家长的不满和压力，该市革委会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文汇报》曾借一位支边青年的口揭发她的父亲破坏她上山下乡的罪行：
我父亲是地地道道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期间混入“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静安区愚园路街道造反队，煽动受蒙蔽的群众殴斗里弄干部。我是在他的唆使下于去年10月返沪的。“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停止活动后，他龟缩家门，伪装老实，背后恶毒谩骂里弄干部，要我耐心等待，到*后期想法留在上海……还要我跟丈夫离婚……《威胁利诱全不怕，“杀”回新疆干革命——支疆返沪青年何爱之与反动家长一刀两断》，《文汇报》，1968年6月21日。
(上) 第二部分 返城风的平息（3）
在如此反复宣传，反复向“坏人”施加压力的同时，上海市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于6月7日凌晨“发动强大攻势”，将“一小撮一贯扰乱社会治安，破坏支援内地、支援边疆、支援农业工作的罪犯”一并逮捕。据说，这一小撮人中，有些是混杂在群众中的地富反坏分子，他们制造事端，煽动闹事，纠集歹徒殴打准备返回农村的人员，寻衅冲击车站、码头，打着造反旗号殴打里弄干部，进行打砸抢，严重地破坏社会治安和革命新秩序，他们之终于落入群众专政的法网，实乃大快人心。
上海这一做法并不是孤立的。这年夏季，对于返城知青来说，形势是益发严峻了，许多大中城市都开展了类似的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分子的活动。
这一活动是与整顿城市治安、制止武斗升级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7月3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制止广西两派群众组织武斗的“七三”布告，这个布告据说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批准。像当时一切中央文件一样，布告不是针对广西一地，而是针对全国的。布告要求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革命大好形势，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并特别要求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挑起武斗、破坏交通、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恶活动，要求对这些人实行群众专政。这个布告的第四条又一次重审：“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半个月后，又一个与其内容大致相同的《七?二四布告》出台。此时“*”爆发已经两年，形势却仍然十分混乱，流血、屠杀事件层出不穷，连续发布两个布告，既透露出形势的严重程度，也透露了制止这场混乱的极大难度。
为贯彻中央的“七三”通告，广东省革委会、广州市革委会发布了一个《告外地来广州市人员书》。书中提到很多下乡上山人员“以种种借口，擅离岗位，长期插手广州地区文化革命，甚至干了一些违法乱纪，危害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它还特别嘲骂了有些上山下乡人员是“打着造反旗号，披着革命外衣，装出一副受害者的脸孔，公然污蔑下乡上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对返城知青和他们的处境谈不到一丝一毫的同情。该布告要求返城知青立即返回本单位，并且强调说，对这个布告采取什么态度，是对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个考验。这是在对那些吸收了知青的组织施加压力《南方日报》，1968年7月20日……紧接着，一场“群众专政的革命风暴”就在广州市街道兴起了。在解放军部队的配合下，各街道都“狠抓阶级斗争”，动手进行对倒流城市的支农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许多知青被迫撤离了据点，拆除了武斗工事，交出了凶器和抢来的物资，纷纷检举坏头头，退出了组织。
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大中城市在1968年下半年，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以“群众专政”的形势，在城市中进行着“政治大扫除”，这种做法到当年的国庆节前达到高潮，如上海市就曾宣称由“公检法机关、文攻武卫战士、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上所有的阴暗角落进行了一次全面大冲刷，割除了社会毒瘤……”《政治大扫除好得很！》，《文汇报》，1968年9月21日；《本市文攻武卫战士今晨再战告捷，一小撮犯罪分子一个个束手就擒》，《文汇报》，1968年9月23日。所扫除的对象，就包括了知青。他们还每隔几日，甚至天天在夜间突然到车站、码头、各公共场所甚至居民家中去“查户口”，给返城知青和他们的家长，造成了莫大的压力。
返城知青至此，已不可能再对留城抱有任何幻想，返乡已经是唯一的出路。到这年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即使是在校的中学生(也就是如今所说的“老三届”即六六、六七、六八届高中、初中生)想要留城尚且不得，更遑论这些早已失去城市户口的知青了。针对他们的措施都极其严厉，有的城市甚至曾统一收走这些知青家长的户口本和粮本，知青不返乡，粮本就不发回，全家没粮吃。于是，到1968年底，各地知青都陆陆续续地返回了他们下乡之地。
这场知青返城风就这样很快夭折了。它的水平、规模、对社会的影响和结局，与十年后的知青大返城都不可同日而语。但它所反映出的问题，却是十分深刻的。
知青的返城已经预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根据不足的。它压抑个人选择生活道路的机会，将众多劳动力强制束缚在已经饱和的有限的土地上，在反复不断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背景下，无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视与矛盾，下乡知青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不可能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冷酷环境中与农民“结合”，因为结合总是需要感情的。
但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抗争和思考，都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那些红卫兵也就是在校青年，对于他们的先行者，因地区的不同，采取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的，但其中大多数，尤其是北京等城市的学生，态度是相当地冷漠无情。当他们又一次豪情满怀地迈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他们将重蹈这些先驱者的复辙。他们甚至忘记了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一百多万知识青年踏上了这条道路。直至今日，他们还不无骄傲地宣称，是他们的下乡，卷起了全国知青运动的大潮，是他们为中央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
不是没有人注意过这个问题，有些红卫兵参加过对知识青年组织的批判，指责他们是“为私造反”；也有些比较认真的学生动身到农村，对知青的状况进行过调查，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却将知青的种种不满和苦闷归结为“素质差”。应该承认，“*”前刘少奇搞的“两种教育制度”以及因此而造成的青年中的不平等，在在校学生，尤其是重点中学学生的头脑中是有深刻影响的，“*”初期对“红卫兵小将”的吹捧，更使他们对自己的估价高到极致。他们带着一种优越感看待比他们先行一步的老知青，心里并不认为自己与他们是一种人。这就是知青这次返城风的悲剧。
(上) 第二部分 先驱者（1）
知青们为返城进行的第一次抗争终归失败，他们偃旗息鼓，再次回到广阔天地，再次去当有文化的新农民了。
但是，“*”的这段经历对他们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毕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在正常运行的社会中不可能提供的天地。经历过与他们同龄的大中学校学生未曾经过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看到过那些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小将”看不到的社会角落的这批知青中的优秀代表，对于自身，对于中国社会和农民，有着更成熟，更认真的思考。在南方一些省市如广州、湖南、四川等地，老知青在思想、理论等方面的探讨是尤为突出的。这些地区“*”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比例较大，素质较高，其中不乏出色的人才。一位四川的当年在校红卫兵回忆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老知青在思想上比他们更活跃，更成熟，也更激进。学生们当时关注的，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如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但老知青则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经济方面，他们中很多人熟读过*的《资本论》：“我后来才明白，他们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他们反复地用*的理论来论证‘*’前中国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其实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只有论证了这些不合理，才能证明上山下乡措施是错误的，他们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即便是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的，他们的学习和探索，他们的目光所及，毕竟达到了当时的在校学生不可能达到的深度，于是，这个时代最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的号角，最夺人眼目的思想解放的先驱，既未出现于“红卫兵小将”之中，也未出现在当时的社会精英集团中，而竟然就在这些从未引起人们重视的知青中脱颖而出了。
我们在这里指的，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和张木生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不得不承认，即使有的人比他们的思想更深刻，更完满，更走在时代前面，但却没有什么能比他们的思想更尖锐，更大胆，对一代青年造成的影响更强烈了，无论从哪种角度，他们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峰。
然而，即使承认这点的人，也几乎都未曾想到，他们都是“*”前下乡的老知识青年，是那个至今仍被人漠视的群体的成员；而且，那段经历，对他们思想的形成，都起到过不可忽略的影响，尤其张木生，他对中国社会、对农民问题的思考，是直接从他在农村的实践中生发的。
（一）遇罗克与《出身论》
在第八章中我们已经叙述了遇罗克的人生经历。到“*”爆发时，他已经不再是知识青年，但当知青的坎坷道路无疑对他思想的形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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