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论》发表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报》的创刊号上，这份报纸只出了这一期就停刊了。“*”是思想专制最严酷的时期，却同时也是对民间各种思潮、各种言论一度失控的时期，只要打着拥护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号，往往可以有意无意地干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单纯的青年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看到了许多在正常社会中也许永远看不到的东西，这成为他们进行自我教育的途径之一，也成为日后思想启蒙的土壤。《出身论》就产生在这种特定环境下，虽然看上去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却是理所当然的。
(上) 第二部分 先驱者（2）
文章开宗明义就提到出身对青年造成的危害：“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三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中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对于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中主义观点”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正是这篇文章最具特色，最富战斗力，也是当时最为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之处。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作者敢于公开地大胆地宣称，盛行一时的那副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真理，而是绝对的错误。他说，它的错误在于，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而实际上，社会影响也罢，家庭影响也罢，都是外因，而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
第二部分：重在表现问题。这段是全文的重点，也是篇幅最长的部分。作者在这段文章的批判中充分展示了他的锋芒。首先他明确指出，出身和成分截然不同，关于党的阶级政策，当时最权威的解释是“一我们有成分论，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政治表现”。甚至不少高级领导人谈到出身问题时，也以这段话教导青年，遇罗克却指出，这是不看对象，是把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分子讲的话，用在这些分子的子女身上了，而成分和出身，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哪里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其次，他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他揭穿了当时最流行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这一观点的虚伪，他说：“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最后，他又指出，出身好坏与保险与否毫无关系。针对一些人常说的“黑五类子女不保险”的问题，他批驳说，这貌似立场鲜明，貌似有阶级观点，其实，这是阶级偏见：“按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第三部分：受害问题。这里说的“受害”，指的是“*”开始后很多出身好的青年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控诉，其内容如“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的确如遇罗克所说，这是颠倒黑白。我们在前边几章已经阐述过，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国家就一直在*门大力贯彻阶级路线，为工农子女入学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做法到60年代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已达到极点，真正被拒之门外的，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遇罗克在这段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了这种做法对青年身心造成的伤害：“‘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
(上) 第二部分 先驱者（3）
最后，他呼吁：“受压抑最深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这声呼喊即使今天看来，也太“大逆不道”了，其实在那样一个时代会有这样的文章出现，本身就几乎是一个奇迹。
正如今天一些谈及遇罗克的文章所说，《出身论》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就当时来说，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并不都是支持它的，即使觉得它说得有道理，却也如一个干部子弟所说，认为遇罗克的心理“太阴暗了”，这是当时社会最普遍的反映。的确，在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批得臭不可闻的时候，在整个社会将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而又紧，官方媒介反复强调不同阶级之间不仅谈不上什么平等和爱，甚至也绝不能存有一丝调和和温存的时候，遇罗克却敢于公开宣称：人的政治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这实在是太超前了。然而，这也正是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所在。
所谓反响，其实也是极其有限的，看过《出身论》，知道遇罗克的，仅限于北京部分中学生这样一个狭小的圈子。
遇罗克则因此而被逮捕，并被枪决，他为自己这篇思想解放宣言，付出了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生命，以及全家的被株连。
一代青年同样为此付出了代价：“*”使唯出身论的做法变本加厉。“*”之前，总还有个“重在表现”的政策，“*”却连这一政策也撕毁了，当“*”期间在校的“老三届”学生再次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在校期间付出的一切努力，包括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都被一概抹平，他们都“平等”地成了新农民、兵团战士，但是，这种平等实际上孕育着最大的不平等，因为几年以后，当他们面临着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时，被选择的唯一条件就是：出身。
于是一切才华，一切努力，一切表现都付诸东流。
在建国以后的几代人中，知青一代(这里指的是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一代)就这样面临了人才选择上最大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对个人来说，是使很多优秀的人才丧失了发展的机会；而从国家来说，则使这一代的精英集团从整体上降低了素质。
十年后遇罗克终获*，他的《出身论》和他后来的遭遇也被公诸于世，这一切对那些心头从未笼罩过“出身”阴云的青年一代来说，恐怕并无出奇之处，但对于曾在那种气氛下生活过的人，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绝大多数人是到此时方才知道，早在十年之前，就已经有人为消除这种不公平发出过呼喊，成为思想解放的殉道者。
遇罗克被誉为“划破夜幕的陨星”，“黑夜中一道刺目的闪电”，无论怎样赞扬都不为过，他是这一代知青的骄傲。
（二）张木生与《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遇罗克阐述的，是人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而张木生关注的，是“体制”，二者都触到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最要害、最敏感的问题，也就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不过，张木生并未遭到遇罗克那样的厄运，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出身有关系。
在第八章，我们专门阐述过“*”前下乡知青中那些高干子弟的某些特点，张木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无论他在校时的表现，下乡后的经历，还是“*”中的实践，在他那个时代知青中的干部子弟中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不惮篇幅，在这里详细地叙述他的经历。
(上) 第二部分 先驱者（4）
他原是人民大学附中学生，1964年初中毕业，1965年7月作为北京市集体组织的到外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同陈伯达之子陈小农等人一起，下乡到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据他本人回忆本段内容，部分来自笔者1994年春节与张木生的谈话，部分摘自吴思的《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张木生认为吴思这部书的记述大体属实。，作为高干子弟，他们当时已大体得知毛泽东与王海容、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谈话的一些内容。毛泽东对王海容说那个上课睡大觉、考试抄别人的学生“有出息”的话，给他的影响很大。从在校时起，他就大量阅读马列著作，课内学习倒被置于次要位置。他们一心效法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也坚信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可以改变农村面貌，这就是他们主动要求下乡落户的思想动力。
他回忆当年的生活说：“开始真是苦学苦干……下去前想的是改造自己，然后改造整个农村。吃三睡五干十四，剩下两小时抓大事，一天只睡5个钟头，苦干14个钟头，真是脱胎换骨。陈小农干活好几次累得晕过去。我倒没晕，长了一身虬虱子，还鼓吹这是革命虫。刚下乡，表个决心，就是当时写的一首诗：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任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陈小农还批这首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全球是我家’的精神。”
“当民工挑泥，一担200斤左右，27天压得我拉了26天稀，膀子全压破了。海碗盛的面条一顿吃四五碗。农民呢，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我们对他们看不惯，批评他们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时间就听打钟。其实农民比我们难，我们是配给，饿不着，他们没吃的。我们当时就认为农民有反动思想。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话：‘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当地把社会主义叫社会。还有，‘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好。’”
拼着命干了一年，他们所在的大队分值更低了，几位知青大惭，发起一个救济贫困户运动，把挣来的那些钱粮都捐了出来，衣服、被子、现金、药品，能捐什么就捐什么，只留下口粮，结果“杯水车薪。再说小惠未遍，人家也不念你好。去的时候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按这里可能是回忆之误，因为这个提法是1968年底才出现的)，骨子里却觉得大干一下，改变一个小队还不容易?实践证明，别说无力补天，就是补一个小队也补不好。还赤遍全球呢，连这一个队都越过越不像样。一年结束后，内心有了很多矛盾和动摇，心里打了一个大问号，只是不敢往下想”。
“*”爆发后，这几个知识青年也回到了北京，与其他一些对上山下乡怀有一腔怨愤，一心回城“造反”的知青不同，张木生等人满心里渴望的仍是进行革命实践，仍然抱有一腔热情和理想。他回到母校，却没有斗争老师的心思，而是与一些在校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红色少年公社，想仿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办讲习所，搞共产主义实践。至少，可以认认真真地读些书。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当时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讲习所几乎就要在湖北农安办起来了：“我们动手太晚了。1967年1月，‘红色风暴’在全国掀起，各级组织一下子瘫痪了，学校根本无法再办起来。其实，按那时的条件，早上一年，没准真能搞成。”
(上) 第二部分 先驱者（5）
1967年冬，张木生去了大寨，然后在北京待了一段，春天回到他插队的临河，他还想圆那个办讲习所的梦：“我仍不死心，于是又拉了一批人，有知青，也有北京的学生，觉得在城里折腾得没劲，就来了，一共有六七个人吧。我们理解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革命总是从最落后、最偏僻的地方最先燃起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五星公社的五家村大队，这是全县最穷的公社中最穷的大队。这次与在湖北红安那次相比，条件可差远了，我们把牲口圈什么的全利用起来。闻风而来的知青一共有三四十人。我信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是办成事的第一步，我们就搞大组织，这个组织不参加造反，只是想搞讲习所，想读书。大纲编出来了，课也排了，算是热闹了一阵子。”
“从春折腾到秋，足足闹了大半年，钱也没有，权也没有，知青们觉得还不如在生产队，什么名堂也闹不出来，心就冷了。我真正死了心，就在这时候。”
回到村里，他却发现了一个奇迹，与他一起下乡插队的同学李秋梦，在五星公社的讲习所只待了一个月，认为没什么意思，就回生产队去了。那时各级组织都瘫痪了，没人管，李就毛遂自荐当了队长，他小打小闹地试着搞了小型的包干制，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还组织了泥瓦匠、皮匠、鞋匠等等出去搞副业，还在队里办起磨坊、油坊，结果到秋天张木生回队时，队里竟增产了十几万斤粮食。
这件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开始拼命读书，读马列和毛著，也读当时的“禁书”，包括当时供内部批判用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如布哈林、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著作，也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还有当时内部发行的右派言论集，等等。他与后来也到临河插队的几个同学一起，常常彻夜讨论读书心得。他说，这时他已经想到了体制问题。
在大量读书和思考的基础上，1968年秋，张木生写了一篇长达三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全文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位一体，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他要从肉体上消灭富农，总共60万富农，让他杀了40万，剩下的“自行消灭”，弄到最偏远最贫困的地方去。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苏联的粮食产量到了20世纪50年代还赶不上1913年的水平，这难道是马列所说的社会主义吗?当然，在当时话还不敢说得太直露，只是客观地进行了描述。
第二部分论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将合作化之前与大跃进作了一个对比。他发现毛泽东在不同时期说的话也不一样，三年灾害后为了尽快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他一度也同意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三自一包”措施；毛还说过“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违背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张木生抓住了这句话，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就存在着列宁批判过的那种主观社会主义的、民粹派的、乌托邦的东西。
第三部分是针对学大寨运动的。当然不能把这场运动说得一无是处，只能说学偏了，说大寨那种评工分的方法是奖懒罚勤，不符合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上) 第二部分 先驱者（6）
第四部分分析1957年以后说假话说空话的根子。
第五部分论机械化和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要消灭城乡差别，病根是积累问题，剥夺农民问题。农民的一切都统购统销，统收统分，哪有价值规律?农民永远低收入、低效益。
张木生最后写了从1956年起反反复复在农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的要求，他说：“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他没敢说包产到户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所有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是“产量上升，方向不对”。
他也怀疑到了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再教育问题，他说*早就说过，如果不从外面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就有自发地走向工联主义的危险，工人阶级尚且如此，更何况农民，毛主席不是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吗?
作为干部子弟，他比一般青年能够接触更多的书籍，了解更多的信息；作为“*”前的下乡知青，他比在校的学生乃至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够换一个角度和环境，从底层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而“*”的爆发，又曾给予他一个检验自己理想成败的舞台，这几环中缺了哪一环，也许都不会有《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诞生。
张木生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他在北京的同学李小峰，并附了一封写得更为直露的信。反响是十分强烈的，很快就出现了手抄本，然后又有了油印的小册子。他一下子收到了二百多封信，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认为看过这篇文章后很受启发。当然批判的文章也不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在内蒙古突泉县(今属吉林省)学田公社插队的一批北京知青，他们在所编刊物《广阔天地》中组织了一批批判《中国农民问题学习》的文章，有意思的是，这些批判文章所指，并不仅仅是张木生的这篇论文，而且是针对当时知青中存在的种种现象的：
那个打着《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招牌，到处妖言惑众的张木生，给我们很多重要启示：资产阶级在千方百计地、顽强地、巧妙地争夺着这一代青年；修正主义拼命地侵袭着青年的灵魂，企图占领思想阵地。而张木生、李木生，还有那个装乞丐调查社会阴暗面的徐浩鸳及写了篇狗屁洋文《历史哲学》的赵金星之流，已成为他们的俘虏……
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苦钻大部头，却对毛主席著作不感兴趣；大读封资修小说《麦田守望者》(美国)、《向上爬》(英国)、《怎么办?》(俄国)、《安娜?卡列尼娜》(俄国)之类；欣赏星期音乐会，唱黄色歌曲、黄色小调……很多鬼事鬼现象，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总之，在意识形态方面，青年中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好像见过了世面，好像看破了红尘，好像国家前途，人类命运，没有关心的必要了，好像工人、农民不如自己高明，没有什么接受再教育的必要。看不到*的伟大胜利，看不到生气勃勃的大好形势，在思想空虚、情绪消沉之中放纵自己，寻求刺激，对毛主席著作、报纸、红旗杂志不感兴趣，却津津乐道于封资修的腐朽文艺。对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修正主义的人性论，明知不对，却共鸣为快。
透过这篇空洞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些知识青年已经开始厌恶盲目、空洞的极左说教，而兴起了一股要求对社会、对人生进行独立思考，对中国现实问题作出自己解释的思潮。
总之，这篇文章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那个文化专制统治最严酷的时代，在思想界一片荒芜的情况下，这些青年的思考，就像冰封着的大地下涌动着的春意，“*”结束后，它终于一发而不可收，生长成一片蓬勃的浓绿，汇合成一股澎湃的春潮张木生并未如如今一些文章所说被打成反革命，他的文章的确曾被人写成内参告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等人那里，但据说周恩来读后，批了一段话，大意是知识青年自己探讨一些问题，不要简单地当成反革命来对待，这使张木生得以平安无事地过了好几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1972年，张木生还从插队的临河被招工到呼和浩特市，但就在这时，他自己说，不知赶上了哪个浪头，却被逮捕了，在呼和浩特的监狱关押了半年多。1973年出狱后，他见到尚未被“解放”的*，*说他看过这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好，表示同意张的看法，并且支持他回京，搞有关农业的研究。后来，张木生果然一度成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还要提到的是，遇罗克、张木生等人与后来下乡的“老三届”知青，毕竟是同时代的青年人，在“*”中他们曾一同活动，也一同思考过，这使“*”前后的两代知青之间，在思想上存在着某种延续性，关于这点，我们还要在下一章中详谈。
(下) 第一部分 目录：
绪论
上山下乡的前奏(1954—1966年)/1
一一个“就业”新方向/1
二渐入坎坷之境/26
三“红旗卷起农奴戟”——知青返城风/39
上篇
大潮涌起(1967—1973年)
第一章
红卫兵吹响进军号/65
一上山下乡，如箭在弦/65
二第一声号角/67
三“老三届”的足迹/76
第二章
高潮来临/83
一“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83
二席卷全国的狂澜/100
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109
一地点的选择/109
二安置经费及物资补助/118
三安置的方式/120
第四章
“再教育”运动/136
一“再教育”理论的由来/136二“再教育”理论的实施/142
三典型的力量/144
四“再教育”的后果/150
五城市中的“配教”活动/155
六关于“春节不回城”的倡议/157
七落实政策的初步尝试/161
第五章
陷入困境的运动/167
一运动大滑坡/167
二知青问题面面观/171
第六章
振兴运动的努力/221
一忧国愤世上书人/221
二闻风而动/229
三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232
中篇
再起高潮(1974—1976年)
第七章
新举措的出台/239
一加强领导/239
二解决知青的生活困难/251
三改进安置办法/255
四修订毕业生分配政策/279
五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培养/284
六兵团改制/295
第八章
知识青年的返城道路/301
一两招一征/301
二病退与困退/307
三“曲线返城”种种/311
第九章
婚姻——一个日愈凸显的新问题/314一婚姻政策/314
二婚姻率的分析/318
三婚姻的类型/320
四已婚知青的窘境/328
第十章
极左势力影响的加剧/332
一反“走后门”与“三箭齐发”/334
二“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343
三培养“反潮流”典型/347
四知青工作“左”转迹象/364
五知青工作遭破坏/375
第十一章
政治冤案/378
一“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378
二现代“文字狱”/386
三知青觉悟的历程/392
下篇
大潮跌落(1977—1980年)
第十二章
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405
一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405
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411
三一篇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415
四知青政策的调整/417
五恢复高考制度/422
六*冤假错案/429
七典型人物的归宿/438
八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446
第十三章
震撼全国的返城风/451
一前奏/451
二“今夜有暴风雪”——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456
三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460四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466
五城市飓风/476
六几段插曲/486
七最后的风采/492
第十四章
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498
一改革劳动就业制度/498
二改革招工制度/507
第十五章
“盛筵必散”——运动的尾声/515
一推广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515
二变“一举两害”为“一举两得”/517
三经费清理与财产折价/523
结束语/527
附录/534
主要参考书目/543
后记/546
再版后记/547
(下) 第一部分 上山下乡，如箭在弦（1）
第一章
红卫兵吹响进军号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泻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的。
一上山下乡，如箭在弦
1966年夏季，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这只“潘多拉的盒子”被一下子打开。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策划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被官方喉舌誉为“一月风暴”，它标志着“*”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同时，“革命委员会”这种在极左路线卵翼下产生的权力形式，成为“*”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的基本模式。
“一月风暴”咆哮所至，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甚至“被打倒”，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伴随各地“造反派”夺权任务的实现，“*”的领导者着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新秩序。针对*门，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联，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促使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们回到学校，置于纪律的约束之下。3月7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所作批示中提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毛的批示和有关材料经*中央批转，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军训团(有些地方又称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进入学校，师生陆续返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群众组织，实现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接着开展“革命大批判”，解放干部，组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训团进校，对结束学校的混乱秩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同时也把*在军队中搞的一套工作方式和作风带入学校，助长了空头政治、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极左思想理论的传播。许多学校撤销教研室(组)，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将师生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编队，设立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的做法风行大、中、小学校。这对“*”期间的学校教育和历届学生分配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中央宣布“复课闹革命”后，各地的形势发展大多一波三折。一些地方的大、中学生，依旧滞留校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纠集在一起，以致武斗升级，流血事件层出不穷。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对武斗升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遭到破坏，秩序开始稳定下来的学校，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为此*中央于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此举最终使迁延一年之久、已完全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大串联销声匿迹。
(下) 第一部分 上山下乡，如箭在弦（2）
10月14日，*中央再次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在此以后各地学校陆续复课。
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问题很快突显出来：“*”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引发的大*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工业产值减少138％)。各地工矿企业大多苦于派性争斗，生产步履维艰，接纳新工人入厂的工作尚无从谈起。这样，中学毕业生就业之路也变得异常狭窄了。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1页。，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1967年10月22日，*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尽管毕业生分配问题迫在眉睫，但全国许多地方还为严重*所困扰，一些地区因不断的武斗处在失控或半失控的状态。当许多地方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像中学毕业生分配这样一项涉及面很广，需要不同地区和单位协同合作，自上而下周密计划、布置的工作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中央、国务院、中央*在12月15日有关教改问题的批示中，要求大、中、小学校继续将“教育革命”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个国民经济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势，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崭露头角。
(下) 第一部分 第一声号角（1）
二第一声号角
“*”中的上山下乡活动，最初并不是政府动员组织的结果，而是由首都北京的一些“老三届”中学生自发倡始的。
“*”十年，与“老三届”中学生息息相关的有两场运动，即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运动曾如摧枯拉朽的飓风扫荡全国，震惊世界。它将一批年轻气盛、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推上政治舞台。1967年8月18日，当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欣喜若狂的革命小将高呼“我支持你们”时，年轻的红卫兵们天真地认为，自己似乎已成为决定中国前途乃至世界之命运的主宰。但是，随着10月3日《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把群众运动的矛头进一步引向各级领导干部，以干部子弟为中坚的红卫兵运动便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与此同时，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极左派控制的中央*领导小组结束了对老红卫兵(为与尔后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又称新红卫兵相区别，将这一时期的红卫兵称“老红卫兵”)的利用，转而扶持运动初期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学生，并以他们为核心重新组建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效控制下的红卫兵组织，即所谓“造反派”红卫兵(新红卫兵)。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学校、跨地区的“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建立，标志着“老三届”学生领袖的“改朝换代”。然而，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新红卫兵，是所谓“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政治取向、思想观念大都如出一辙。1967年9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
(一)真诚的探索者
早在1966年6月“*”爆发初，在全国每一所大、中学里，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声讨会，批判会，通宵达旦。6月6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年级的几十名学生率先提出：“彻底砸烂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她们认为，旧的高考制度“突出业务，突出分数，贬低政治标准”，“排斥工农子女”，“扩大三大差别，和封建社会考状元没什么两样”。最严厉的批判莫过于“它助长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思想，引诱青年走白专道路，实际上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于是，义愤填膺的女学生们决定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信中写道：
高中毕业生应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这是一条新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我们一定要，并且一定能走出这条无产阶级自己的路。
亲爱的党呵，敬爱的毛主席，最艰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边的青年去。我们整装待发，就等着您一声令下。
6月7日，湖南长沙一中的一个共青团支部向全国高中毕业生发出倡议，彻底摧毁“升学考试”这个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并列举了它的21条罪状。6月10日，北京男四中毕业班的学生也写出一份题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倡议书。他们更加鲜明地提出，今后的大学生要“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革命者入学”。并且无比自豪地宣布：“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清华大学附中等编写：《毛主席的红卫兵》，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6年版，第22—23页。青年学生的倡议得到了“*”领导者的支持。6月23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考制度。
(下) 第一部分 第一声号角（2）
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只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环节，随之而来的，是更广泛、更深入的全面批判，所谓“反动的招生路线”，“封、资、修的教学内容”，“束缚学生思想的教学方法”，“冗长的旧学制”均在扫荡之列。
1966年下半年，当红卫兵运动正处在“破四旧”、“大串联”的如火如荼阶段时，已有一些“老三届”学生在意识到原先考大学、当专家的道路被否定之后，更热衷于脚踏实地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由于“*”前学校教育的大量灌输，这条新的、革命化的道路对他们并不陌生，那就是“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从一踏入中学校门起就经常被组织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大约在1965年以后，许多中学在每个学期都要组织一次下乡劳动，时间一般在1周至10天不等。同时，积极开展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尤其是电影《军垦战歌》、《生命的火花》以及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知青先进典型，给予“老三届”学生以深刻的印象，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面进行探索。
“*”初期学校停课，“夺权造反”热火朝天，中学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自由。应该看到，在当时卷入“大串联”的学生中，目的并不相同，有的是热衷于到各处参加运动，“煽风点火”；有的乘机免费旅游，寄情于青山绿水之间；还有一些学生，真诚地想利用这一机会，摸索与工农相结合的途径。
探索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些人的兴趣是在乡下从事社会调查，有的则尝试创办像毛泽东青年时代那样的自修大学和农*动讲习所。1967年元月5日由一群知识青年自发组织的湖南共产主义战校将校址设在澧县七里湖农场。战校的《宣言》声称：这是一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以抗大和解放军为榜样，面向工农，培养共产主义战士的新型学校。
通过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许多“老三届”学生对17年教育制度产生很大反感，希望尽快投身于农村、边疆，在探索革命化道路的过程中真正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发起组织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曾与长期在广东省担任领导职务、“*”初调赴中央工作的陶铸联系到海南岛去。在此前后，几批北京红卫兵自发前往云南、河南、东北等地的农场和农村。还有些学生，把“*”前的下乡知识青年，当成了社会调查对象。如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曾数次到河北省宝坻县(今属天津市)去访问邢燕子和侯隽，并与那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期。有的学生在深入到河北易县等老革命根据地时，对当地的插队知青产生了兴趣，便进行了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还有些学生更直截了当一些，早在1966年，就有学生利用“大串联”机会前往新疆，要求留在当地参加军垦；有些学生串联途经某个山乡，便不想再回学校，要求留在那里与农民一起“战天斗地”，如后来被广为宣传的北京长辛店中学的蔡立坚，就是串联路过山西一个小山村时决心留下务农的。虽然不久就被学校召回，但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涌起之初，她到底还是返回到那里。首批到云南西双版纳安家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也曾有过到该处串联的经历。
(下) 第一部分 第一声号角（3）
(二)“飞向草原的雄鹰”
在再度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充当了开路先锋的北京25中学生曲折等人，实际上就是上述那些热情、单纯的探索者中的一部分。他们也曾想创办红卫兵大学，进行有关教育革命的尝试，后来学习了毛泽东有关青年运动的论述后，认为：学生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插队。为此，当时的《红卫兵报》把他们誉为“飞向草原的雄鹰”。
曲折等人所以最先跨出这一步，是与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爆发，曲折带头成立了全校第一个学生造反组织“东风”。不久，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决定派工作组进入各校，以期稳定日趋*的局势。在各个中学，数目不详的一批应届高中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党分子”、“野心家”。曲折和他的同班同学李冬民(后来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也在其内。他们在校内被批斗达四十余天。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严厉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指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即，全国形势陡然一变。曲折等人的罪名一扫而光，“革命左派”的桂冠则从天而降。这段起伏跌宕的经历无疑增加了曲折及其造反派战友对毛泽东的虔诚、热爱和感激的心情。“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曲折。”《飞向草原的雄鹰——记到内蒙插队的第一批首都中学红卫兵》，《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这的确反映了他发自肺腑的呼声。1967年3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成立，一批著名的造反派学生跻身于它的领导机关。李冬民担任红代会的主要负责人，曲折作为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报纸——《兵团战报》。以后，因为对学生中旷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厌倦，曲折等人于7月发出了关于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进而认识到实现思想革命化，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60年代初期树立的上山下乡先进人物的影响。而广大农村缺乏知识，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也促使他们做出走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定曲折：《发端：1967年10月9日》，《草原启示录》，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此外，1967年初官方旨在动员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农村而开展的有关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宣传，对曲折等人的选择也产生了直接影响。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强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当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委会提出自己到边疆插队的志愿时，就是以这篇社论为依据的。
曲折等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会的全力支持。10月8日，北京市革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座谈会中赞扬他们是“开路先锋”，预祝他们打好第一炮，以后把经验写回来，“发动不少的人再到那里去”《北京市革委会领导接见首都第一批插队知青座谈会原始记录》，1967年10月8日……足见官方对他们的支持，是与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棘手问题联系在一起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普遍感到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大批滞留学校造成的压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去。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打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把那股歪风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的讲话中，与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展开的斗争被夸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