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这些老队员又给当初组织她们到东北的团中央等部门写信反映，要求落实政策，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1979年6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到黑龙江省萝北县采访50年代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事迹时，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当年的老队员(多数是北京、天津、河北等庄的女垦荒队员)反映“被逼退职当家属”的问题。这些60年代初大精简政策的“牺牲品”对在农场范围内解决问题已不抱任何幻想，她们恳请记者将自己的心情、要求转告有关领导、有关部门。
当时，各地知青都在为返城而请愿、而上访。但这些知识青年的先驱者们，在当地安家落户年深日久，早断了返城的奢想。她们表示：只要复了职，就会安心在边疆一辈子。各地知青尤其是北大荒知青为返城焕发的巨大能量显然给这些碰壁之余、心情沮丧的老知青以某种有益的启示，重新燃起希望。她们向记者表示：如果问题实在还不解决，我们就上北京。扛着志愿垦荒队的大旗，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我们这些人决不胡闹，我们通情达理，大家会凑些钱到北京去，直到问题解决。1979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第63期《青运情况》报道了她们“强烈要求复职”的消息，使更大范围的人们了解到这批垦荒队员可悯可叹的命运。
然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往往比它的产生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报社的呼吁仍未给垦荒队员们带来企盼的佳音，她们似乎也没有像扬言的那样扛着大旗赴北京上访请愿。于是只有继续等待。1984年9月15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在《关于慰问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情况的报告》中旧话重提，再一次反映垦荒队员的复职要求，“使他们近30年的垦荒历史得到一贯的承认”《荒原上的足迹》，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
(三)回乡知青的要求
返城风中，一些地方的回乡知青也受到影响，要求国家为他们落实政策。
上山下乡活动的发起和初澜，主要是与回乡知青联系在一起的。直到“*”爆发以前，正式报道从未讳言回乡知青是上山下乡活动的主体。然而，随着60年代末城镇知识青年掀起上山下乡高潮，回乡知青明显受到舆论工具的冷落。
(下) 第三部分 几段插曲（4）
从1968年夏季各地着手动员“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时起，所有农业户的毕业生就被要求“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如果说“*”以前少数农家子弟尚可通过艰苦努力考入高等学校，从而改换“农业户”门庭的话，那么，当旧教育制度毁于一旦，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后，他们在毕业之余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子承父业了。
他们从农村中来，毕业后又要回到农村去，对这个似乎顺理成章的规定，许多农民子弟并不愿接受。即便是下放农村，他们也希望能够享受城镇居民子弟的待遇——顶着“下乡知识青年”而非“回乡知识青年”的名义。下乡知青固然带着接受“再教育”(即接受改造)的重任，但作为一种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待遇，非回乡知青所能企及。动员时，他们可以申请到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工(兵团战士)，挣工资；下乡时，国家按人头拨给安置费；尤为重要的一点，在未来的招工、招生时，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些农业户学生，何以要利用与负责分配工作的军训人员或学校行政干部的良好关系，想方设法冒入“下乡知识青年”队伍。若干年后，正是凭着这种身份，他们有幸获得重新分配工作和进入城市的机会。当然，有此幸运的为数很少，在乡务农成为大多数农家子弟命中注定的归宿。
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的十几年中，农村的普及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回乡知青的人数因此猛增。他们一部分来自县镇一级中学，更多的则来自遍地开花的农村中学《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6页……
“*”十年中，下乡的城镇知青共有一千四百余万，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数倍于此。具体到每个省、自治区，乃至地、县，无不如此。197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载：“*”中河南先后有36万城镇知识青年、500万回乡知识青年奔赴农村。7月19日载：1968年以来，宁夏已有50多万回乡知青，14万多城镇知青下乡。不久，又宣布说，江苏省下乡插队的城镇知识青年有5万多人，回乡知识青年达24万多人《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5日……
60年代末，旨在夸大上山下乡工作的成绩，壮大声势，吸引更多的中学生响应号召，宣传媒介在公布知识青年下乡数字时，有时将回乡青年也包括在内\[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3页……以后，又试图通过对邢燕子、程有志、徐敏光、韩志刚、吕玉兰、赵云英、芦忠阳、张大暖、王美季等一批回乡知青的表彰，为上山下乡运动增添光彩。然而，当国家召开有关知青工作的专门会议，制定具体政策时，却是以城镇下乡知青为对象的。实际上回乡知青问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而回乡知青的疾苦也不属各级知青办关心的范围。特别是1973年国家对知青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后，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身份上的差距便进一步拉开了。
“*”期间，回乡知青同他们的父辈一样，被牢牢束缚在脚下的那片土地上，当然也没有机会倾诉他们的不满。
70年代末，下乡知青大举返城之际，国家迫于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在想方设法、广开就业门路的同时，采取了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大量清退城市农民工等措施。1978年初明确提出：“今后城镇用工，基本上不从农村招收。”需要补充职工时，主要是招收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也可以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国务院知青办：《关于中学毕业生分配政策等方面的问题给江苏、广东省知青办的复函》，1978年5月15日……1979年3月，国家计委制定了《关于清理压缩计划外用工的办法》，要求各地把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清退回农村后，生产和工作确实需要的，经省、市、自治区劳动部门审批，可以补充城镇待业青年和上山下乡青年。所谓“计划外用工”，主要是指工矿企业从农村中招收的合同工、临时工。当时仅河北一省就有这类用工60万人《河北省劳动就业、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纪要》……就全国而言，必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此后，各地展开严厉清退农民工的活动。此举凸显了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回乡青年与下乡青年在就业方面的不平等。当农村青年流入城市就业的“瓶颈”被行政命令再次卡紧时，一些回乡知青的不满情绪加剧了。
(下) 第三部分 几段插曲（5）
1979年8月，贵州兴义地区安龙县十多名回乡青年在县城贴出一封致全县回乡知青的公开信，集中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公开信说：解放前，我们农村贫下中农在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下，没有上学读书和当工人、当干部的机会。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们这一代青年都上了学，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贡献。但是近几年来，在就业、升学、当兵等问题上，对上山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都分别对待。“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只钻洞”的封建思想仍然存在。
公开信呼吁回乡知青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坚决按照毛主席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要一样对待的政策办”。公开信贴出后，轰动了县城和各区、社，许多回乡青年表示支持。大部分区社干部也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的子女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回乡青年。县委则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公开信的一些措辞有失偏激，但是点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时，不断有回乡知青投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提出各种各样令他们感到不满的问题。主要有：
“为什么不重视回乡知识青年?”一些回乡青年尖锐质问：去年(指1978年)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城市知青都做了具体安排，为什么对几千万回乡知青却只字不提?同样在党的领导下，为何竟有不同的对待?有的青年认为，回乡知青人数多，有一定文化，是农村从事生产、科学实验、教育、卫生工作的生力军；许多回乡青年在农村担任了基层领导职务，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中间的先进人物，为改变本地落后面貌做出了贡献。但报刊、电台报道下乡知青消息多，报道回乡知青的成绩和活动少，使他们感到切身利益和政治要求被漠视。
“政策上为什么区别对待?”70年代末的普遍现象是，下乡知青无论能力多弱，表现多差，最终也能招工、招干；回乡青年表现再好，能力再强，却只能在家务农。1979年贵州省安龙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县里从下乡知青中招收了28名国家干部，大部分是多次升学、招工被淘汰，文化基础差，表现又不太好的青年；而多年担任半脱产干部的回乡青年中，却没有一人被正式转为国家干部。这引起一些基层干部、回乡青年的怨言。有的人认为上级机关“只怕下乡知青闹回城，不怕回乡知青闹事”；有的人说：手心和手背都是肉，对下乡和回乡知青应一视同仁；有的青年则自怨自艾，“投错了胎”，“命中注定招工、招干没有份，学了文化照样玩泥巴”。
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间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由于城乡差别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行政体制造成的。在这种体制下，逐步形成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即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社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会。其轴心是严格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将全国人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部分。
与户籍管理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住宅、粮食、副食品、燃料供应、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保、婚姻、征兵等项制度。在所有这些方面，非农业户(城镇户)均享有国家提供的一些待遇，是农业户可望而不可即的。
两种户籍，不仅是居住地的区别，也不仅仅是就业、工作性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区别，而且是一种身份限制。这种身份还具有继承性。城镇青年下乡时，虽由城镇户口改为农业户口，但在他们身上，仍承受着国家予以非农业户的余泽。他们名义上是“农民”，却保留着档案，有专门的管理系统，有安置费、补助款，有国家平价补助的粮食、燃料，有招工、招生时的专门指标。乃至最后，国家按照对城市人口实行“统包统配”的旧模式，将他们收回城市重新分配了工作。而回乡知青“先天不足”，只因他们的父辈是农户，所以他们也就天经地义地被认为应该务农。
许多回乡知青渴望改变这种千篇一律的命运，他们憧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缔造更灿烂的明天，然而在旧体制的包容下，这种理想不过是海市蜃楼。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才逐步冲破了城乡间的森严壁垒，也为农村知识青年施展自己的才智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
(下) 第三部分 最后的风采（1）
1979年8月17—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当时，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风气势正盛。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新闻单位作好宣传报道，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社会影响，宣传上山下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肯定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宣扬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不动摇”，便成为会议的基调。
座谈会邀请了21个省、市、自治区的33名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他们是：邢燕子、侯隽、程有志、蔡立坚、邱家恒、周秉建、洪调研、何营、王朋森、戈克俭、赵军翔、高崇辉、张志龙、纪庆勤、严洪华、高康良、周学俊、谈龙如、王老虎、张克难、刘敢庭、曹小平、陈跃文、招汉铨、戴彩润、傅衍彭、辛温、居元、刘裕恕、张革、孙立哲、鱼珊玲、肉孜古丽。会议开幕后，又补入河南省的薛喜梅。代表中，女知青11人，男知青23人；回乡知青2人，城镇下乡知青32人；“*”前下乡、回乡的知青11人，“*”中下乡的知青23人；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23岁；下乡10年以上的老知青就有28人《人民日报》，1979年8月23日，8月30日……因此，这是一次以老知青为主的座谈会。代表中，既有邢燕子、侯隽、程有志、鱼珊玲、蔡立坚、孙立哲、辛温这样早已闻名遐迩的人物，也不乏多年默默无闻的后劲新秀。大多数代表的名字对全国知识青年来讲还是陌生的。
座谈会的高潮在26日。这天下午，*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李先念，以及王震、余秋里、*、王任重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34名知青代表并合影留念。华国锋讲话中称：大家很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搞对了，还是搞错了?我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的。无论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加强国防来看，都需要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如果说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一些缺点和毛病的话，那么，我们加以改进就是了。李先念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成绩，效果是好的。当然，缺点也不少，特别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各方面管理得不好，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则将知识青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归结为四条：(1)为中国青年找到了一个为祖国、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2)促进了中国社会风气的进步。(3)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为人民创造了财富。(4)向农村传播了知识。他也批评了知青的返城风，说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光荣历史丢了”。
尽管在此以前，*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这条路走不通了”；1978年中发74号文件也承认：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这一次的公开表态则很明确，即上山下乡的方向正确，成绩很大，不能否定。但是联系到当时返城风越刮越猛的社会背景，对座谈会的召开和所要突出的重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据报载，与会代表在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后，以非常喜悦的心情表示了坚持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心。1958年回乡务农的邢燕子为自己当年带头走这条路，并再次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激动不已。她径取自己的名字自喻，表示“要和千千万万只燕子继续展翅高飞”。侯隽的文化底子比较厚，思路也就显得独出心裁，她竟把上山下乡比喻为“一个好孩子”。按照她的说法：不能因为“四人帮”插手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成是“四人帮”反动路线的产物。正如一个很好的孩子，不能因为他沾了一点灰尘就把他丢掉了。洗掉了身上的灰尘，他照样是个好孩子嘛!刚刚被“落实政策”不久的知青典型薛喜梅也表态说，尽管不少人劝她离开农村，但她“决心沿着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指引的这个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年从北京长途跋涉到杜家山落户并成为全国青年学习楷模的蔡立坚，发言依旧那样掷地有声，她坚定表示，要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走到底，“八条黄牛也拉不回头”。参加座谈会的一些老典型们，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利害关系毕竟太深了，她们的青春理想系于斯，人生价值系于斯，光荣历史系于斯，政治沉浮系于斯，所以也就难怪，要利用这次宝贵机会，作如上的表态。
(下) 第三部分 最后的风采（2）
8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以座谈会全体代表名义写的“给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封信”。信中除了提到这次会议让他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之外，主要是肯定上山下乡的巨大成绩，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坚持这条道路。强调：我们不能因为知青工作做得不够理想而迷失方向，否定这条正确道路，否定自己的光荣历史，更不能打退堂鼓。我们一定能够排除干扰，克服困难，使上山下乡这项大有前途的革命事业继续巩固和发展。
这是上山下乡运动史中表彰知青先进人物的最后一次全国性会议，赴会代表人数之多，规格之高，宣传声势之大，都是没有先例的。但是，不论与会代表们多么振奋，会议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在知识青年中造成很大影响。有些仍在农村的老知青还写信给《中国青年报》，表示听到座谈会消息后“思绪万千，对知青上山下乡有很多问题想不通”。概括起来，“想不通”的问题主要有：
1知识青年为什么要上山下乡?现在为什么还要继续上山下乡?
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个“大方向”是指什么?是指以主人翁的姿态扎根农村，建设农村，同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是国家在安排就业能力上有实际困难，需要把城市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农村?这和广开就业门路有什么联系?
知识青年还需要继续上山下乡，这究竟是广大知青的要求和老百姓的愿望，还是因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有继续的必要?如果说是前者，为什么绝大多数知青对回城急不可耐?
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有哪些大的作为?对四化有何益?一批批下去又上来的知青究竟得到了什么锻炼?又受到了哪些再教育?
知识青年下乡挤占了生产队田地，农村干部和广大社员是真的“热情欢迎”和“全力支持”知青下乡吗?
厂社挂钩是否受欢迎?
国家每年对上山下乡知青究竟付出了多大经济代价?是否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2高、中级干部子女上山下乡的为什么极少?
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为什么只有极少数高、中级干部的子女和亲属?而且有些人在其父母官复原职后立即开溜了。这种现象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各级大小领导干部是怎样对待自己子女的下乡问题的?他们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是否给广大“群众家长”们起了带头作用?
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否和下放干部一样受*?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下放农村或干校的干部有什么区别?有人说，干部是国家的财富，下放他们就是对他们的*。如果说这是*的话，那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样也是不情愿的。
4应该怎样对待那些不执行知青政策的人?
以往的知青工作遭受了莫大的损失，根本原因何在?除了“四人帮”是罪魁以外，还有哪些部门、哪些人应负责?对那些不执行党的政策的人，应该怎样对待？
这些知青实际上是以质疑的方式，表明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态度。长期以来，由于这场运动缺乏起码的透明度，普通百姓不可能从全局上了解其问题的严重程度。但知识青年是这场运动的实践主体。特别是老知青，在农村多历年所，除亲身体验外，又耳濡目染了许多，对运动的看法早已不可移易。思想解放的潮流，也有助于他们认识的深入，可以从更开阔的视角和较高的层面上审省这场运动。
(下) 第三部分 最后的风采（3）
对于这次座谈会，有些在乡知青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郑州市郊柳林公社和花园口公社知青农场的知青们，告诉来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虽然中央十分重视这次座谈会，破格接见代表，但在知青中反应不强烈，许多人漠不关心。有的知青认为：这次会不过是三十多个知青尖子的事，人家早已是干部，与俺处境不同，解决不了俺的具体问题，与俺无关。有的人直言不讳地指出：知青工作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对口单位不满意，名声很坏，像一只泄了气的破皮球，现在拼命打气，也蹦不了多高。据记者调查，总共176名知青，没有一名愿意在农村继续干下去。
“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这反映了知识青年中的普遍态度。
在谈到座谈会的结局时，不应忽略的是知青典型们后来的归宿。从他们的走向，同样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虽然“扎根农村不动摇”的誓言仍余音袅袅，他们中的不少人已踏上进城的道路。参加座谈会的辽宁代表戈克俭的变化，很能反映知青典型决定顺应潮流时的基本心态。
戈克俭是1968年从鞍山市下乡到海城县感王公社插队的知识青年。他身有残疾，十多年中，多次放弃当工人、上大学的机会，被树为市、省、全国的先进知青典型，是省里的劳动模范。在辽宁省广大青年中颇有影响。“*”以后，他是全省知青典型中继续留在农村的少数人之一。担任大队党总支书记后，于1977年同本队一农民结婚。戈克俭所在大队经济条件较好，1979年夫妻两人收入1800元，分粮3700斤，还种了自留地。但是，在参加座谈会以后，目睹上山下乡运动的回落和整个形势的变化，已不愿继续留在农村。1981年1月他正式向市、县领导提出，要求调离农村，到城市工作。主要理由：
1当初带头“扎根”，是为带动广大知青安心农村干革命。现在知青下乡这条道说不准对不对，下乡知青大多数回了城；已在农村结婚的，也逐步安排到社办企业。自己留在大队当“典型”，没有意义。
2现在的典型，很可能成为将来的落伍者。“四化”需要科学知识，光有革命精神不行，趁还年轻学点东西，否则，悔之晚矣。
3由于自己是外来的，爱人是当地的，自己担任党总支书记，工作中经常牵涉到一些家族问题，不好处理。
戈克俭要求调离农村的三条理由中，至少前两条，同样适用于其他知青典型。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典型本来是为表率广大知青设立的，知青既已纷纷回城，典型的价值自然无从谈起。再者，知青典型中，十之*，原以富于“革命精神”见长，但在实现“四化”的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已是科学技术的动力，也就是说，只有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才能赶上时代的节拍，否则就可能落伍。戈克俭有这种紧迫感，说明一些典型人物的思想观念在新形势也产生了积极的变化。
座谈会的组织者原本希望，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大张旗鼓的表彰，遏制来势凶猛的返城风。事态的发展却是，代表们关于“扎根”的宏论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知青返城势头丝毫未减。这年8月，在乡知青尚有500万人，到第二年6月，只剩下150万了。
这次会议，成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典型们最后一次展示风采的机会。
(下) 第三部分 最后的风采（4）
以上，只是“返城风”的一些梗概，更全面的阐述仍有待来日。
俗话说：“物极必反”，上山下乡运动不顾客观效果地长期推行，酿成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才会导致“返城风”这样巨大的反弹。
前面提到，上山下乡运动中前后爆发过两场返城风。70年代末爆发的这场返城风，无论就规模、范围还是社会影响而言，都令前者望尘莫及。结局更是迥然不同：“*”初的返城风潮，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打着“造反”的旗号进行的，由于权力机构的压制、缺乏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知青们的努力很快付诸东流。第二次返城风则声势浩大，此伏彼起，最终以下乡知青大举返城而落下帷幕。所以有此结局，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1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十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迭起，内部矛盾也暴露无遗。许多知青陷入困境而无力自拔，知青问题如一根高度敏感的神经，联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在农村受到伤害的，不仅有众多普通百姓的子女，还有许多高中级干部的子弟。“*”中“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使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干部蒙冤受难，“株连九族”的政治传统使他们的子女难逃厄运。后者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被送往农村、边疆。即便如此，其中不少人仍未能摆脱无中生有的打击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强加上“中国头号走资派”的罪名*致死，其子被下放到山西省一个贫困村庄插队。别的知青在农村是接受“再教育”，他却在贫下中农监督下接受“改造”。无休无止的批斗令他无法忍受。三四年后，其他知青相继调离，只剩他形影相吊。在这里，他生活了七年郭家宽等：《前国家元首之子的荣辱人生》，《中华儿女》，1993年第1期……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后，几个子女下放的下放，插队的插队，均漂泊东西。邓的小女儿后来回忆：插队后一个人走南闯北，“6年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多少人关心和爱护”毛毛：《缅怀胡子叔叔》，《人民日报》，1993年4月4日……在农村时，险些被打成“反革命”*女儿的日记曾被当作“反革命罪证”上交国务院知青办，后者认为罪名不实，邓的女儿才幸免罹难。此事系原国务院知青办干部顾洪章先生见告……类似刘、邓两家情况的干部子女在“*”中盈千累万。十年“*”在将上山下乡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也培养了否定这场运动的深厚社会基础。难怪当“返城风”拔地而起后，会得到全社会上上下下的广泛理解和同情。
2“拨乱反正”的政治背景。1978年摧枯拉朽的思想解放春潮，荡涤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教条，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长期支撑上山下乡运动的“左”的理论不堪一击。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广大知青才能公开地否定这场运动，才能理直气壮地提出返城要求。
3日趋宽松的政治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扬*，解放思想，彻底结束那种动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以致弄得人人自危的反常局面，并说“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强调*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此后，*气氛得以伸张。197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专门谈到发扬*与安定团结的关系问题，批评有些干部一看见有人贴大字报，给领导提了意见，或者看到有些大字报，问题提得不太妥当，就说成是妨碍安定团结。安定团结，不是不要*，只有发扬*，才能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安定团结。在*中央负责人的指示下，新闻媒介一再强调做好接待上访人员工作的重要性，要求接待者不要计较上访者说的一些过头话，体谅他们“冤未伸、愤难平”的苦衷，决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人民日报》，1979年1月27日评论员文章……
(下) 第三部分 最后的风采（5）
“*”结束后，到各级党政机关上访，要求落实政策、*冤案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开始时，由于“左”的思想继续束缚着不少干部的头脑，以致许多上访者经历了种种挫折和磨难。有的干部对上访者动不动就认为“无理取闹”；有的部门习惯了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来推去。结果，许多干部、群众不得不长途跋涉，甚至风餐露宿，到首都北京上访《人民日报》，1979年4月29日……上访者有增无减已经超出正常的范围。这种现象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后，被逐步扭转。当时，北京的全国妇联、国务院知青办、农林办、农垦总局不断有知青上访、请愿。各地知青还广泛利用了大字报、*等宪法允许的公民权利。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广大知青第一次有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并且争取这种意愿尽快实现的可能。这也就是知青大字报中用朴素语言来表达的：广大下乡青年向何处去，是我们青年的命运问题，我们应当掌握这个命运。邓副总理让群众讲话，让群众讲心里话，这个民权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给我们的未署名大字报《下乡青年向何处去》，载黑龙江省委知青办《情况反映》第2期，1979年2月9日……
4各级政府对知青要求的理解和大量艰苦工作。在返城风中，虽然也发生过一些纠葛、风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广大知青的迫切要求，与国家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但在“彻底否定*”这一基本点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与广大知青是有共识的。这正是矛盾屡屡得以化解的关键所在。前者充分认识到广大知青也是“*”的受害者，体谅他们的困难，理解他们迫切要求返城的心情。因此，并未计较一些闹事知青的过激言行甚至越轨行动，而是反复进行说服教育。197
9年2月19日*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说：群众要求迅速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心情，是党和或府所理解的，而党和政府限于经济力量不能同时迅速彻底解决一切问题，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苦衷，也是广大群众所理解的。像这样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在当时做了很多。如果在“*”中，这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领导，用高高在上、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知青的疾苦，以致激化了矛盾。但从总体来看，各级政府在返城风的推动下大大加快了解决知青问题的步伐，为此克服的各种困难，付出的艰辛努力，自不待言。
知青“返城风”无疑引起了一些地方社会秩序的动荡，给某些地区和单位的工农业生产，造成程度不同的损失。但作为一场有着合理目标的、自发的群众活动，它的作用远不是可以用“消极的”、“破坏性的”这样一些判断所能概括的。它的积极作用在于，不仅导致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提前收场，为广大知青特别是老知青重塑人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如果再拖下去的话，后果不堪想像)，而且借助对城市就业形成的巨大压力，为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了一个历史性机会。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