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3日任毅因谱写脍炙人口的《南京知青之歌》被判刑10年，从此开始了漫长的9年劳改犯生活。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那段度日如年的炼狱生活：
我都不明白这9年中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时监狱的一大特点是以犯人治犯人，甚至是以刑事犯来治*。这里助长人的种种恶劣行径，诸如告密，奴颜卑（婢）膝，恃强欺弱，相互践踏等等。能在这里活下来的人，生命力和意志力都得相当强悍才行。肖明：《访〈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海南纪实》，1989年第7期。
然而，即使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任毅依旧感受到人世间的友情。负责看管他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原是在安徽插队的上海知青。一次他叫任毅将《南京知青之歌》唱给他听，当时，他凝神专注地听，眼中饱含泪水。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这位战士经常偷偷带一些食物给任毅，在劳动中多方照顾他。人们的关心使他增强了信心，相信“克制就是改造”、“不会一辈子坐牢”。值得庆幸的是：任毅，如他的名字所寓意的，终于以坚忍的毅力熬过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迎来希望的曙光。
但是，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昭雪的企盼并未很快变为现实。这样，他又蹲了两年多的大牢。在此期间，他一再上诉，要求*，不屈不挠。事后他回忆：“我在狱中基本上没受什么虐待，只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上诉带来无休止的斗争和饥饿以及肉体上的摧残，我连续每晚被批斗达一个月，白天还得劳动。”寥寥数语，足以概括*昭雪的艰难。
197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将任毅的申诉书批转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处。8月14日，该院作出《关于任毅反革命申诉一案的复查结案处理报告》。报告认为，原判认定其犯有反革命罪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是不正确的。建议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公民权，立即释放。不过，报告在承认任毅无罪的同时，对他的评价仍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观念的影响，如认为任毅世界观“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家乡》(指《南京知青之歌》)是有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云云。但不管怎么说，他重新获得了自由的权利。1979年他终于走出潮湿阴冷的牢房。这时距离十年的漫漫刑期只剩下一年。
任毅出狱后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他曾无比遗憾地说：如果早一年出狱，还能赶上高考的末班车。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任毅从普通业务员做起，今天已担任南京纺织工业供销总公司副经理。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5为陈卓然烈士昭雪
“*”期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南京市制造了为数不少的冤假错案。“*”结束后，“拨乱反正”工作也就显得格外繁重。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显要位置介绍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强领导，采取措施，“抓紧复查群众申诉案件”的情况。报道内称：经复查宣告无罪的120件，免于刑事处分和减轻刑罚的有18件，合计138件，占复查处理案件的433％，尚有未结申诉案136件。尽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复查工作成绩突出，但因为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当时还不可能就所有的冤假错案都予以*。陈卓然等“现行反革命”一案共*5人，陈本人被冤杀，直到1981年5月才予彻底*，就是一例。该案的苏小彬，1970年被判15年徒刑，在江苏省第9劳改队服刑。服刑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结束后，他不服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但由于犯了“恶毒攻击”的“弥天大罪”，以致昭雪之日一拖再拖。
1981年5月13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终于就陈卓然一案作出公正判决。刑事判决书说：
原对陈卓然以现行反革命处死，纯属冤杀，对苏小彬、倪寒予以现行反革命论罪科刑，决定对陈美丽、王茂雅教育释放亦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复(70)军管刑字第102号。
沉冤11年以后，陈卓然等人终于被宣判为“无罪”。历史宣告了他们无罪，历史是人民写的。而那些在“*”中多行不义的“庞然大物”，则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卓然烈士是不死的。1993年11月南京市20余万老知青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隆重的《南京知青上山下乡纪念展》。在展厅中，陈卓然烈士的事迹尤其令人瞩目。许多老知青在他的遗像前长久伫立，缅怀不朽的英灵。在他旁边的题记这样写着：
新一代思想者抬起了沉重的头颅，向如磐的夜气发出了犀利的剑击，尽管一闪即逝，也终将加入了曙光的行列!
“*”中涉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冤案假案错案不可胜数，从以上五个案例中可以了解到当年复查*工作的艰难。而这种艰难，不过是“*”头几年共和国曲折发展的一段小插曲。为了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为了使被侮辱被*的青年重新恢复名誉，许多干部、群众、知识青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下) 第三部分 典型人物的归宿（1）
“*”的十年，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席卷城乡。许多知识青年，首先是那些典型人物，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其间。“*”后期崛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更是深深卷入到*的漩涡中。“*”结束以后，如何对待这些知青典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反潮流”典型的下场
在众多知青典型中，有极少数人如张铁生、朱克家辈是经“四人帮”亲自简拔而一跃成为政坛新星的。“*”结束后，他们被定性为“帮派体系骨干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而分别受到法律惩处。
“白卷英雄”张铁生是最先受到点名批判的知青典型之一。1976年11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的文章，揭露张铁生于当年2月在山西省煽动“层层揪”所谓“党内走资派”的言行，拉开了揭批的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调查揭露了“四人帮”制造这个“反潮流典型”的经过及用心。此后，各地报刊纷纷撰文批判这一事件对教育工作和对青少年思想造成的危害。
但张铁生的主要问题还在于他与“四人帮”的政治关系上。1977年9月*中央37号文件将王、张、江、姚专案组编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下发全国。其中公布有“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材料”，包括“白卷”影印件，*辽宁省委关于张铁生的审查情况报告。报告称：审查证明，张铁生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毛远新等人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反革命打手。报告在列举他“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事实(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恶毒攻击周总理、华国锋同志、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对党的老干部怀有刻骨仇恨；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四人帮”被粉碎后策划上山打游击，搞反革命武装暴动)后得出结论说：“大量的确凿的事实证明，张铁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报告最后举出张铁生生父的历史问题，以证明他堕落成现行反革命，是有深刻阶级根源的。
1975年12月张铁生在法库县作报告时曾慷慨自誓：“不怕当少正卯”。又说：“现在我在政治舞台上讲演，很可能有一天把我推到历史审判台上批判，这是我早就考虑到了的。”此话或出于一时心血来潮，最终却完全应验了。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判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他在辩论发言时称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他还自我辩解说：“我那时头脑简单得像个牛犊子，只会鹦鹉学舌。别说野心，连私心我都严格控制着。我的目的正好与‘四人帮’相反。反革命的帽子怎该扣到傻小子头上呢?”法院的判决书则确认，被告人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策动武装*，妄图把辽宁变成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的基地，被捕后拒不认罪，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并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张铁生不服判决，以没有反革命目的，构不成反革命犯罪为理由，上诉辽宁省高级法院。终被驳回，维持原判有关审判张铁生一案的资料见《辽宁日报》1983年3月26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371页……
(下) 第三部分 典型人物的归宿（2）
1977年5月，张铁生的“知青战友”吴献忠、刘继业同时被捕。5月18日《辽宁日报》讯：锦州市和铁岭地区分别召开批斗、逮捕新生反革命分子吴献忠、刘继业大会。两地各有170万群众收听了大会的实况广播。那个一向以“彻底决裂旧传统观念”相标榜，敢于向老将挑战的著名典型柴春泽也在1978年4月锒铛入狱。9月13日《辽宁日报》发表署名共青团辽宁省委大批判组的文章《毒汁四溅的反革命黑信——批判柴春泽利用书信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柴春泽同样被冠以“新生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帽子。
与此同时，曾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器重的上海知青典型朱克家成为云南省揭批“四人帮”运动中的重点对象。1977年3月1日，云南省级党群系统召开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大会，集中揭批他“大搞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当日《云南日报》的报道，曾用“心惊肉跳，狼狈不堪”八个字刻画他在接受批斗时的神态。以后，他被当作江青集团在云南的亲信和代理人受到关押审查。
如上所述，在1977年至1978年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这些知青典型均被当作“四人帮”的亲信和爪牙，按敌我矛盾作了处理。但在以后年代里，他们的经历和处境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各不相同：吴献忠入狱有年，因牢房条件太差，几乎瘫痪。出狱后分配到锦州市农业研究所工作，与一位比自己年轻的农村青年结了婚。相比之下，朱克家则较为幸运。有关部门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最终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后来留在云南沾益的一个煤矿工作，从此销声匿迹。最富戏剧色彩的还是柴春泽命运的大起大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着手对历史遗留的各种积案进行清理，国务院知青办出面，提出对“*”中犯过错误的知青典型予以解脱，让他们重新工作。接着，各省开始落实对知青典型的政策。这时，赤峰市所在的昭盟已划回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研究了柴的问题，认为他不够“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于1979年12月宣布“无罪释放”。接着，他被恢复了党籍，公安部门同时宣布，当时逮捕他是错误的，给予*。1982年他考入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赤峰分校，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当年名噪天下的“反潮流”知青典型中，张铁生是受惩处最严厉的一个。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刑期。1991年刑满出狱。当时，他对世间的巨大变化恍若隔世。最初想依靠有关部门分配“端个铁饭碗”，奔波数月劳而无功。想开个体医疗门诊，又苦于没有职称。后来进入兴城某饲料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终日忙于工作，还学电脑，搞经营，事业上有声有色。他决心要“重新踩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事过境迁，20年后的今天，已没有多少人会再纠缠这些知青典型误入歧途时的个人责任，而会更多地探究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原因。显然，将这些青年人陷入政治泥淖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四人帮”的教唆还是远远不够的。“*”本身不就是一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颠倒是非的运动吗?*十大制定的党章里不是堂而皇之地载入了“反潮流”的内容吗?再进一步讲，这些青年在政治上表现出的愚昧与盲从，偏激与狂热，与他们在学生时代所受的政治灌输又何尝没有联系?我们不妨以吴献忠为例进一步剖析一下这个问题：
(下) 第三部分 典型人物的归宿（3）
根据“*”中有关她的事迹的报道，可知这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女青年在读小学时曾经雅好文艺，当时的憧憬是将来成为歌舞演员。小学毕业时获得全优成绩，于是放弃当演员的初衷，立志上大学。“*”中，她曾怀着忏悔的心情忆及当年的志向，认为这是“由于旧学校里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熏染”，同时以感激涕零的语气回顾60年代初轰轰烈烈开展的学雷锋运动，认为正是那场运动的冲击，使她头脑中关于上大学，即“追求个人的所谓前途”的错误思想消失殆尽，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时，这个工人的女儿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理想和前途的最佳路径，那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接着，她以“闹而优”的战绩在同辈人中显山露水，被提拔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和红代会主任，成为全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吴献忠，《当一辈子农民开创一代新风》，《扎根农村大有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3年版……这就是吴献忠下乡以前的成长轨迹，循着这条轨迹，才能把握她日后在政治陷阱中不能自拔的来龙去脉。总之，脱离“*”的特定政治背景，脱离“*”前政治教育的偏颇，也就不可能理清一些知青典型之所以堕入政治深渊的头绪。
李庆霖虽不是知青，他的沉浮荣辱却与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连在一起。“*”中，他大胆为困境中的知识青年鸣冤叫屈，当国家给知青落实政策的同时，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校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随着地位上升，他深深陷入那个年代的政治漩涡中。从1973年底选上全国人大代表到1977年初被隔离审查，他大红大紫的时光只有3年多。经历10个月的批斗审查后，1977年11月14日下午，他在福州被正式逮捕。这是经福建省委研究决定，“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在全省有200万人收听的实况广播大会上当场逮捕的。大会的批斗发言说他：“在历史上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认定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漏网右派”。这样一来，当年被省委第一书记亲自拔掉的“白旗”又重新插到他的头上，而且不仅是“白旗”，进一步升级为“漏网右派”。
在逮捕了一年零七个月后，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庆霖“反革命案”作出判决。1979年莆地法刑初字第001号的《刑事判决书》说：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多次写信给“四人帮”，诬陷中央、省、地、县委领导。1975年在北京受到江青的接见和赞赏。以后又与“四人帮”亲信派来福建的“联络”人员相勾结。串联“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提供了大量颠倒是非的材料，诬陷省、地、县委负责人，诽谤福州军区领导人，狂叫要与省委“对着干”，要改组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1976年10月上旬被告在一次会上竟数十次以极其恶毒的语言点名攻击中央领导人。“四人帮”利用了被告诽谤的材料，打击、*省委领导。
判决书还认定他犯有“大搞篡党夺权”；“极力为坏人翻案”；非法建立“民兵指挥部”，“在各地刮起打砸抢妖风”；“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等罪行。
(下) 第三部分 典型人物的归宿（4）
判决书认为，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是“四人帮”在我省的亲信，是猖狂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民愤极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应从严惩处，但归案后尚能认罪。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之规定精神，判处反革命犯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庆霖不服判决。他承认有严重错误，但认为是按照上面部署干的，不应判无期徒刑这样的重刑。这种态度当然于事无补，等待他的将是漫漫刑期李庆霖服刑时因“有悔改表现”，先减为有期徒刑十年，再减为八年。今已出狱。徐志耕《是是非非李庆霖》(载《雨花》1994年5期)一文，为全面了解李庆霖其人其事，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可参考……
(二)为知青典型落实政策
除了前面讲过的一些经“四人帮”及其亲信赏识拔擢的“反潮流”典型外，其他一些著名知青样板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也多多少少受到冲击。如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中在极左势力的影响教唆下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后，薛喜梅深感自己问题严重，多次写材料，并在大会小会上进行检查，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她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但仍长期未予解脱。为了及时解决自己的问题，薛喜梅曾多次给河南省委领导写信，均无下文。她又亲自到郑州找省委负责人，等了八天，没人理睬，只得失望而归。她的错误，还影响到妹妹入不了团，并连累了一些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一次，薛喜梅途遇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拉到家里坐了一会儿。不料想，这位母亲所在单位即责成她交代与薛喜梅的关系。这种处境，使薛喜梅十分苦恼，感到自己似乎成了“瘟神”《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
一些地方的“派性”加剧了知青典型的窘迫处境。到山西杜家山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蔡立坚，是闻名全国的典型。“*”结束后，山西仍旧有“派”，“反大寨”的一派被顺势挂到“四人帮”线上，一些干部为此被关押起来。蔡立坚也被莫名其妙地划入其列，于是新账旧账一起算。地区报纸拿出版面对她进行批判；地区知青办、团委联合召开批判会，中心议题是她怎样由红心变黑心；县委揭批查办公室提出给她以严重警告处分。她的县委常委、省团委常委、省革委委员等职务也被罢免。问题多年得不到澄清龚晓村：《杜家山的梦》，《中国妇女》，1989年第2期……
1979年初，辽宁省一些下乡知青中的老典型到省委上访，反映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对他们的定性和处理偏严过重，要求重新作出结论。知青典型高晓天在给省知青办的信中写道：
向党组织说说我的心里话。在我任职(注：高曾任生产队长)期间，和贫下中农一起大干，我们小队的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由过去的亩产一百*十斤，一年达到八百一十斤，以后又增加到亩产一千三百斤。我对贫下中农和各级领导干部是热爱的。“四人帮”*老干部时，我做了抵制。七六年六月“放炮会”，毛远新一伙妄图利用青年整老干部，我一言没发。我由于疲劳过度患腰肌劳损，但自己咬着牙继续大干。七四年毅然放弃了升学。女朋友抽回沈阳时，我坚持留在农村，牺牲了个人利益。
(下) 第三部分 典型人物的归宿（5）
“四人帮”及其死党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妄图把知青作为借用力量，我当时也被他们搬上了银幕、电台、报纸。对于他们别有用心的那一套，自己缺乏识别能力，没有抵制，也说过一些错话。回想起来很痛心。但我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应该一分为二。
十二月二十日，开原县清查办来了两个同志，向我宣布结论：“犯有严重错误，是四人帮党羽亲信器重的人物，是他们极力培植的一个典型……”看了这些我想不通。说我是典型不假，但我是被他们称为“唯生产力论”的典型。难道我们生产队连续三年超千斤，多打粮有错吗?为什么一些搞清查的同志，不尊重客观事实，无限上纲?党中央一再提出要正确对待因受“四人帮”影响而犯了错误的青年，为什么基层老是落实不了?我要求组织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做出正确结论。
高晓天的信写得很诚恳，反映的问题也带有一定普遍性。这类知青典型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愚昧，在极左势力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他们中不少人也曾随波逐流，或盲目执行“上级指示”，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对此是应该谅解的，而不应小题大做，无限上纲。
辽宁省委对高晓天信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视，主管知青工作的书记在他的来信上批示：对知识青年中老典型的处理，一定要注意政策。不能随意作“假典型”的结论，犯一般错误的知识青年一般也不要作结论。省委另一位负责人也批示说：“对毛远新、‘四人帮’路线影响下树的一批典型，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要看他们的基本方面，不要过高地上纲上线。必要时可发一通报，使各地注意这一问题。”根据辽宁省委的指示，省知青办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对运动中处理的知青典型认真进行一次复查，重新处理，正确作出结论。
辽宁省是“四人帮”集团重要成员毛远新长期控制、经营的地方，知青典型为极左派领导人蒙蔽、教唆、利用的现象也最严重。辽宁省委提出给知青典型落实政策问题，对全国的知青工作都有借鉴意义。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不少知识青年中的典型人物给国务院写信或上访，反映对他们的处理过重。为此，国务院知青办曾在《情况简报》1978年第21期中以《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知识青年》为题，专门介绍了辽宁省彰武县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知识青年的经验。1979年3月，《情况简报》增刊第14期又发表了辽宁省委正确对待下乡知青典型的报道。同时强调指出：对待知青典型，要做客观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中间，确有一些是搞“闹而优则仕”起家，靠追随“四人帮”爬上高位，成为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的，如朱克家、张铁生之流，也有一些堕落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民愤很大的刑事犯罪分子，对他们一定要彻底揭发批判，以至给予必要的党纪国法制裁。这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典型，包括那些下乡早、有干劲、成绩大，但又犯了某些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知青典型，要注意保护。国务院知青办的文章还规定了保护知青典型的几条原则：可处分可不处分的，不要处分，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不要作“假典型”的结论。错误特别严重需要做组织处理的，也要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或者调离领导岗位，或者下放基层锻炼，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再按照本人的表现做最后的组织处理。
(下) 第三部分 典型人物的归宿（6）
1979年5月23日《人民月报》在刊载本报记者来信《老知青薛喜梅应该解脱》时，发表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正确对待下乡知识青年典型人物的问题，值得重视。对他们的错误，应该进行历史的分析。对他们说过的错话，不应该揪住不放。只要他们把问题说清楚了，有了认识并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欢迎进步，为其解脱，做出妥当的处理。这样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利于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归根结底，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此前后，其他一些报刊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文章参见《中国青年报》，1979年5月8日；《辽宁青年》，1979年7期……
应该看到，提出给知青典型落实政策的问题，不单纯是为了纠正前一段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同时也是出于“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的现实需要。当时，全国知青的返城风已经如火如荼。不久，一些知青典型获得了再度辉煌的机会。
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虽然给了知青典型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的机会，但至少对其中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因成为典型而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
典型人物多是年纪轻轻，下乡不久，即被领导看重，多方培养，并委以重任或加以桂冠的。然而一旦形势陡变，身份地位则难免不一落千丈。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是1976年前后历史车轮的急遽转折，一些志得意满时人物因此被狠狠甩了出去，后悔莫及。与普通知青相比，典型人物的经历通常更坎坷，自不待言。
政治上大起大落是知青典型的普遍经历。不但昙花一现的“反潮流”典型如此，像邢燕子、侯隽这样的老知青样板又何曾例外?上山下乡运动处于高潮时，两人总是身兼高职，频频亮相于广播新闻中。1976年，侯隽被提升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7月份调到国务院知青办工作。这中间，仅仅经过三个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她作为“有牵连的人和事”，受到审查。起因是，她任职期间，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知青工作调查报告》，主持文件起草工作的是正组长和知青办主任，她作为副组长也参与了其事。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领导人指出这份报告符合“四人帮”口味。侯隽的问题查清后，被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原单位工作。1977年底，她回到阔别多时的宝坻县窦家桥，仍旧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董加耕的名字，在60年代几乎家喻户晓。60年代初，他高中毕业后立志务农，被树为全国的知青典型。他的名言：“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成为教育青年学生时经常引用的座右铭。他的形象曾鼓舞许多青年喊着“学习董加耕，一心下农村”的口号投身于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与其他同时代的弄潮儿比，他以后的命运更显得坎坷。“*”初，他受到冲击，多次受审查，特别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被关押三年之久。以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才获解脱。他先后担任过团地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共青团九大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上调北京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接着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四人帮”心腹谢静宜是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的正组长。福祸相依，“四人帮”垮台后，董加耕顺理成章地成了被殃及的“池鱼”，受到审查。1977年秋才允许重返盐城荒野：《著名知青董加耕的三十年》，《大江南北》，1991年6期……
1974年，因率领119名旅大知青奔赴昭盟草原而被树为典型的女知青王冬梅，在“*”结束后，怀着沉重的心情谈到“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唯有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上调的机会，关于当年的内心活动，她后来在回忆文章《被埋葬的青春梦》中这样写道：
我想上大学，想得发疯，但我心甘情愿不去，我不想扎根农村，我害怕嫁给牧民，但我心甘情愿留下，并且准备在这荒芜、落后、愚昧、贫穷、边远的地方呆一辈子。谁也没强迫我，我自己愿意，我堵死了自己上大学的路，还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
几乎每个知青典型都有过放弃上调机丢的经历，换言之，没有这种经历也就很难取得典型的资格。他们的理想与追求，没等开花结果，已在一种窒息个性发展的氛围中过早凋谢了。为此王冬梅曾反问道：
我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骄子，但这些难道不是那个时代对我的伤害，对我灵魂的深深伤害吗?
当然，并不是知青典型在痛定思痛之余都有王冬梅这样的悟性。就王冬梅个人而言，她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失去上调的机会。由于她的典型身份，父母必须一次次扮演“革命家长”的角色，在报纸广播中不断抛头露面，向广大知青家长进行现身说法。不但违心地将二女儿王玉梅也送往昭盟，最后，连自己也被迁到偏僻的赤峰。由于典型的身份，她本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像她这样的典型，本来就是被时事“制造”出来的。要求上山下乡时，她年仅17岁，1976年受到批判、审查时也不过20岁，1979年才被解脱。多年后她深有感触地指出：知青典型，作为一种“政治道具”，被利用者高高举起，名声显赫。一旦风云变幻，立刻打翻在地，大批特批。而我们在心灵的大起大落中仅仅学到一点政治常识。这，就是典型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与其他知青典型比，王冬梅毕竟年龄很轻，这使她在身世浮沉之后，来得及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1979年她考入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有的知青典型，至今不改“青春无悔”的旧调，王冬梅则不然，在回忆当年的那段经历时，她感到的只是“痛悔万分！”
(下) 第三部分 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1）
1973年6月，曾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针对有关问题制定了“统筹解决”的办法。会后，积存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反而因下乡青年的继续增加和极左路线影响的加剧而更为严重了。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中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值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再次表现出对知青问题的关注。但1976年是多事之秋，天灾人祸频仍。同年10月，江青集团被逮捕，国家百废待举，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直到1978年1月国务院知青办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时，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才重新提上日程。
知识青年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和上千万青年，政策性很强，问题很多，已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各级知青办既感到困难重重，又不敢自作主张，担心稍有不慎，酿成事端。所以，都寄希望国务院尽早召开会议，将大政方针明确下来。*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当然也很重视，但鉴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要求国务院知青办充分做好准备再召开会议。这样，原订6月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就顺延至下半年。
1978年4月13日，*中央批准《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对知青工作管理体制做了更动。为了便于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为劳动总局党组领导。4月21日，中组部任命许世平为国务院知青办主任，以后又兼劳动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8月5日，经*中央批准，调整了知青领导小组成员。陈永贵仍任知青领导小组组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将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的隶属关系由农林部改为劳动总局，显然是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以往的动员、安置下乡知青，到此后在城市中重新解决他们的劳动就业问题。
但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困难重重，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如何引导舆论，避免在乡知青的大举倒流，确是令领导者时时关注的问题。7月12日，李先念在国务院知青办上报的一份书面汇报上批示：
这个问题大，应研究一下。我意要肯定以前的成绩，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今后几年可能还要上山下乡。但做法确要改变。因此，必要时报纸上应宣传一下为好。否则，动动摇摇不好。
此后数年，报纸广播时时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以及决心在农村“扎根”的典型人物，成为这场运动急剧衰落中的一种习见现象。
7月20日，国务院知青办在综合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向*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华国锋批示：“要认真的作调查研究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改进措施”。接着，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经国务院、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研究、通过，作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一份带有指导性的文件。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经过充分酝酿筹备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的宗旨是，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稳妥解决现存的问题。
(下) 第三部分 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2）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如果从1962年算起，全国已经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16年。十几年中积累的问题很多，群众的要求与国家的条件又有很大矛盾。粉碎“四人帮”之后，知青工作已成为五个老大难(知青、劳动、工资、物资、物价)问题的头号老大难。社会各方面对此议论纷纷。经过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比较解放，也开始能畅所欲言。社会上关于知青工作的各种看法，在会议上得到了反映。当时，社会上议论最多的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过去的上山下乡工作怎么看，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在会议上有两种基本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过去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不能离开历史的具体条件去看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从根本上否定，会引起更大的思想混乱，而且要对17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特别是还在农村的860万人，落实政策回城，这是做不到的。
一种看法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有的与会者直言不讳地说，建国以来，有两件事丧失人心：一是精简下放(指“大跃进”失败后将大批城市职工和居民下放农村)；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人指出，“*”以来，城市青年下乡1500多万，从农村又进城1000多万人，何必搞上山下乡?结果，花了60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怎样评价过去的上山下乡工作，事关几百万知识青年的稳定问题，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强调要肯定以往工作的成绩。在会议制定的重要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体现了这种意图。《纪要》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
第二个问题，今后还实行不实行上山下乡?
会议上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今后若干年还得实行；一种主张到此为止；一种主张实行轮换制。按照领导者的意图，今后若干年内上山下乡还要实行，但是提法要改变，这就是《纪要》中所说的：
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将逐渐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是，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必须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全国来说，还要继续动员组织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第三个问题，已经在农村的八百多万下乡知青怎么办?基本上也是三种主张：一是基本稳定在农村；二是基本招回城；三是区别情况，有留有回。与会者认为这个问题最复杂，最难办。这些知青下乡时间不同，安置形式不一(有插队和农场)，有跨省的，又有大批结婚安家的，困难程度也不一样，难以划一办理。何况在确定具体去留政策上，极易引起连锁反应。中央政治局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前讨论确定的基本方针是：继续鼓励支持他们安心农村，有步骤、有区别、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在具体对策上，除了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外，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要进一步放宽。
以上是涉及上山下乡运动的三个基本问题，以及会议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
(下) 第三部分 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3）
会议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统筹兼顾”的方针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城乡劳动力的安排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安置人数过多的地方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会议的《纪要》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这次会议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一改“*”中一味从“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等理论高度任意拔高上山下乡“伟大历史意义”的旧辙，只是从历史条件与现实需要两个方面肯定它的合理性，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关于“接受再教育”之类的“左”的提法，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即10月9日国务院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汇报提纲》的会议上，曾谈到放弃“再教育”提法的问题。李先念指出：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去就不能接受再教育了?知识青年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做公公背着儿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如果只接受农民的教育，那共产党就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成了农民阶级的先锋队。所以，这次会议在阐述上山下乡的意义时，基本恢复了“*”前的做法，即主要联系解决劳动就业、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文件，经中央政治局同意，最后形成中发〔1978〕74号文件，传达到全国。会议对上山下乡政策作了几方面的调整：
第一，调整了下乡政策。
一是改变了过去城镇中学毕业生“以下乡为主”的方针，实行“四个面向”(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的原则，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加速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二是放宽了留城政策。除了1973年规定的“四不下”(独生子女、孤儿、归侨学生、中国籍外国人子女)而外，又新规定了多子女家庭可以选留和家庭困难，本人疾残予以照顾留城的政策。各地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放宽留城政策。
三是缩小了下乡范围。过去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几乎包括所有城镇户籍的中学毕业生，至此明确提出，矿山、林区、三线企业、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仍属此范围的有190个大中城市，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上)。并且宣布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搞上山下乡。经此调整，国务院知青办曾估计下乡人数可比前两年减少一半。1978年全国各地计划下乡60万人。年底统计，实际下乡人数48万人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14页。，只相当上一年下乡人数的28％。
第二，改变了安置办法。
由于实行上山下乡的出发点由以往的组织青年“接受再教育”转变为办事业，创财富，因此，提倡在农村广开门路，集体安置，主要是创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鉴于插队办法利少弊多，提出对知青点逐步整顿收缩，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办成社队企业或独立核算的知青场、队。文件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分散插队”。
(下) 第三部分 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4）
第三，逐步解决在乡知青的问题。
对于在乡的860万知青，主张在稳定的前提下，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实事求是地逐步解决他们的问题。
1插队知识青年中，确有实际困难不易解决的，要在城乡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逐步安排他们从事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
2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130万老知青，优先安排，计划在1978年至1979年内基本上调回城镇安排工作。
3插队的45万已婚知青，原则上就地就近通过社队和县办企事业，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
4跨省下乡的51万人，大多是老知青，由动员城市与安置地区双方协商，共同负责安排。
5对在国营农场的160万知青，采取稳定方针，同时也开了几个调出的口子：一是有实际困难的，可以商调回城(类似病退、困退)；二是父母退休、退职，可以回城顶替；三是农场劳力多余，可以协商“调工”。
第四，保证统筹安排的几项重大措施。
1为了支持各地广开就业门路，把大集体企业的劳动指标，下放到省、市、自治区自行掌握。这在劳动政策上是个大变化。
2为了积极扶植发展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规定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即不交税，不上缴利润，不担任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
3粮食供应上提供便利：知青场队口粮水平过低的，由国家统销粮中给予补助；从事林、牧、渔业生产和经济作物、外贸加工的知青场队，口粮达不到自给的，由国家补助；城市扩大就业，多安排一些青年，商业部提出“粮食服从政策”。
4停办“五七”干校，可以转作安置知青的基地。
5国家原则同意在以后若干年里，下乡人数虽逐渐减少，10亿安置经费不减，重点支持办好知青场队。
6为了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要求各地健全知青领导小组；知青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知青办仍由党委或革委会直接领导；县级知青部门不撤不并。
第五，其他一些重要措施。
1关于下乡知青的选调，对于留城青年和下乡知青应当统筹安排。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都可以从下乡知青中招工。招工时，要进行考核，择优录取。从下乡知青中招工，要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下统筹安排。合理解决下乡知青招工后的工资待遇问题。参军的下乡知识青年，退伍后不再回农村插队，原则上由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也可由原征集地分配工作。
2经费问题，1973年政策规定，全国各地的知青，平均每人安置经费将近500元。新政策改为，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知青点的，南方各省每人补助580元(原先480元)；北方各省每人补助600元(原先500元)；到牧区的每人800元(原先700元)。均在原标准上提高了100元。此外，对下乡知青探亲路费，也根据具体情况，做了优于以前的调整。
综上所述，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基本上是一次成功的、务实的会议。它进一步消除了长期以来极左思潮对上山下乡工作的影响，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决定调整上山下乡方针，中止使用插队落户这一安置下乡知青的主导形式，改为举办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农场和工厂；同时在城市中广开门路，为扩大留城面、缩小下乡面创造条件。它宣布对广大插队知青，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给这部分青年带来了返城的希望。这次会议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成绩虽然作了过多的肯定，但它宣布缩小上山下乡的规模，并许诺“将来不搞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的观点，都给全国人民首先是广大知识青年传递了上山下乡运动行将收场的明确信号。事实上，早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关于上山下乡政策要收的小道消息在知青中已不胫而走。会议期间，北京等城市均有下乡知青为要求返城、就业举行静坐、上访、请愿。因此，等不到会议文件贯彻落实，一个空前规模的知青返城风潮在各地拔地而起。
(下) 第三部分 前奏（1）
第十三章震撼全国的返城风
第十三章
震撼全国的返城风
1978年以后，由于国家对上山下乡政策做了重大调整，下乡人数急剧减少，大部分中学毕业生被允许留在城市，等待升学和就业机会。国家为改变上山下乡做法所做出的努力，还使一批在农村插队落户多年的老知青终于返归城市，但是，当这些青年为自己的归宿庆幸不已的同时，大部分原先下放到农村的青年仍旧滞留在当地，他们继续为自己的命运而苦恼。当时，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还比较困难，各大中城市无不受到沉重的就业压力，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近1000万下乡知青的返城和就业要求。结果，1979年前后，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的事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把它称为“爆炸性的问题”。由于各地知青都把“返城”作为基本的诉求，所以这次席卷全国的风潮又被称为“知青返城风”。
一前奏
俗话说：“月晕知风，础润知雨”，1978年上半年，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
迹象之一，知青病、困退人数激增。1978年春，各地响应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相继放松了下乡知青病、困退的限制。有些大城市还进一步简化了办理病、困退手续。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和天津市公安局向接收安置过本市知青的各省、区发出了关于商洽“病返”、“困退”简化手续函，提出今后办理本市知青“病返”、“困退”，公安机关不再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办理有关手续《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此通知下达后，立即在一些省、区的天津知青中掀起“病退返城风”。1978年5月哈尔滨市郊区插队的天津知识青年3300人，除了不在点的青年外，都填写了身体检查登记表，等待体检。其中香坊区已于4月1日体检了182人，除4人无病不能办理外，其余178人，均拟病返回津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1期，1978年5月20日……这样集中地、成批地办理病退返城，很快在知青中引进连锁反应。该省爱辉、孙吴、逊克等县插队的上海知青也兴起病退风。如地处边疆的爱辉县，原有上海知青1800多人，在很短时间里就有500多人办了病返手续。其余的人如坐针毡，为活动“门路”大批返沪。不少青年点的食堂停办，鸡、猪卖光，无法维持正常生产。
1978年春，各地国营农场也拉开了病、困退返城风的序幕。特别是内蒙古地区国营农场管理局，“掌握病退、困退特别松”，有求必应，以致引起动员城市的不满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978年3月17日……黑龙江国营农场给知青办病退，最初在人数上限制很严，有的连队只发六张病退表。因为这是属于没有门路的平民子女的返城之路，竞逐者自然很多。有关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层层设卡，许多知青碰壁之余只好“望洋兴叹”。一些阻挠知青返城的干部因此激起民愤，有的受到意想不到的报复。《红楼梦》有诗云：“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寻找各自门。”有门的早就想方设法参军、招工、上学，远走高飞，没门的只能寄希望于病退、困退。
(下) 第三部分 前奏（2）
1978年下半年，在辽阔的黑龙江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办理“病退”手续，已形成疯狂的高潮。数不清的知青拥挤在各级医院里，跟医生软缠硬磨，涕泪交加，逼着要诊断书。不少医生根据“上供”(贿赂)的多少和私人关系的深浅，决定是否开诊断。知青把“病退”说成是“路退”。谁有路谁回家，谁有本事谁就能开出有病的诊断。最“有路”的多是干部。军川农场某知青在信中说：各连有路子的知青拿出早已准备妥当的诊断书，经场医院象征性的统一体检，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仅机关知青中就有23名(全部为党员)申请病退，并全部填了表。据说这些交际甚广、路道极粗的人们，有些在报名当天上午还没有病历和病史，下午竟奇迹般地开出了诊断书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1978年11月25日……
“病退”犹如山洪暴发一般来势凶猛，严重影响到知青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许多知青精神恍惚，整天像苍蝇一样乱碰乱撞。有的用自己几年节衣缩食的积蓄送人情，贿赂医生和干部。没有路子、连礼物都送不上去的青年紧锁双眉，长吁短叹。
办“病退”必须长期凑“病历”，大量青年离开生产岗位到医院看“病”，然后以“病人”自居，变成了长期性和间断性“病号”，不出工，不上班，整天凑在宿舍里打牌、算命、小会餐、睡大觉，上班的寥寥无几。当年的生力军很快被“家属大军”所代替。当然，青年也自有难处，如果每天上班，就会被医生判断为无病，开不出诊断，病退也就办不成了。
一些知青为了捞到医生的病退诊断书不择手段：有的买病人的尿、X光底片，有的往胃里吞铅块、往血管里注柴油。有的有意吃过敏药，吃过量药物，制造高血压、过敏症和心脏病的假象。有的青年吃麻黄素吃得吐血，昏迷事件层出不穷。有的人假病真做，造成终身悲剧。以下是几件骇人听闻的真事：某知青假冒胃溃疡，用尼龙线拴着粗糙的铅片，吞入胃里，将线头系在牙缝里，然后上医院透视。医生通过X光机看到，这位挺胸站在机器前面的青年，胃竟烂掉了4／5！不禁大惊失色。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忙叫来另几位医生会诊。显示在X光屏上的仍是清晰可辨的铅影。医生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悄悄地询问青年：“你告诉我，你究竟吃了什么?说实话，我给你开诊断。”青年惨然一笑，解开牙缝里的线头，拽出一串血淋淋的铅块。医生难过得流下眼泪。他说：“假如线一断，你就没命了!”
有一位知青已婚，见到同时下乡的同学纷纷返城，实在忍不住了，便跟爱人吵架离婚；批准离婚后，他叫爱人用木棍猛击后背，打成脊椎板裂，到医院说是自己摔坏的，要求病退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1978年11月25日……友谊农场一对夫妻为办病退诊断，男知青让爱人把自己打伤，结果不慎失手打成腰肌劳损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6期，1978年11月28日……
越到后来，“病退”条件越宽。无论是弱不禁风、重病缠身的，还是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都把病退当作最便捷、最省力的返城之路。最后，有的病退申请材料里连诊断书都没有。有的诊断书则乱填病名，如有一名男青年诊断患“宫血病”(妇女病)，有的诊断患“风湿性肝炎”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4期，1978年11月26日……
(下) 第三部分 前奏（3）
病、困退风愈演愈烈，除了国家放宽政策这个基本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许多地方知青办、医院的工作人员同情下乡青年的遭遇，置有关病退的条文于不顾，为他们返城提供各种便利。一些农村社队和国营农场本来就不欢迎知识青年，遇到青年申请办理病、困退手续，正中下怀，乐得顺水推舟。有些农场干部认为，下乡青年劳动不及农民，每年还要开支探亲路费，经济上不合算。精简一些下乡青年，吸收一些本地农民，是扭亏增盈的有效措施，所以积极放任知青办病、困退。此外，一些地方不正之风盛行，贿赂公行，所谓“送大礼办大事，送小礼办小事，不送礼不办事”，给“无病呻吟”的知青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背景下，病、困返城的知青人数猛增，大大超过实际符合条件的人数，是很自然的。
迹象之二，兴起退职、退学风。
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里，为数可观的知青陆续上调到当地的工矿企业、商业财贸、政府机关，捧起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未能回到父母身边，这当然是个很大的缺憾，但是与众多依旧“头枕黄土背朝天”，为着每天几角钱的收入，在田间胼手胝足、流汗受累的“插友”们比，何尝不感到庆幸?不过，人们心中衡量得失的天平，总是随着世事流迁而移动的，当大返城悄然兴起时，一些在职、在学的青年眼瞅着昔日的同伴蜂拥回城市，心理上的失衡也在加剧。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向有关部门提出退职、退学、恢复知青身份的申请。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重操锄把当农民，而是为获取返城资格预作铺垫。
1978年下半年，上海、天津、浙江、陕西等省、市知青办相继反映，跨省下乡到黑龙江、陕西、内蒙古等省、区的知识青年，已经在当地通过招工、招生进了厂矿企业、学校的，其中有一部分最近突击办理退职、退学，将户粮关系转入当地生产队，重新作为下乡知识青年，要求病退、困退回动员城市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通知》，1979年1月8日……这股风一经露头，来势甚猛，迅速波及各地。它不仅影响到各地职工队伍、学生队伍的稳定，还加重了大城市的就业包袱。于是，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三令五申禁止，并宣布：对于已经提拔为脱产干部和成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已不属于下乡知识青年范围，不应采取退职的办法再通过知青部门搞病、困退。对于已经复职的，有关部门要允许他们复职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通知》，1979年1月8日；*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关于准许退职回城青年回原单位复工的通知》，1979年4月30日……
迹象之三，已婚知青请愿不断。
1978年，全国已婚知青已达85万人，以女性居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部分知青拖家带口，生活困难大，最难安置。他们自知已落到社会底层，前景黯淡，也就不再存什么顾忌，往往带头请愿、闹事。最早的集体请愿活动发生在辽宁省抚顺市。这年4月，一批批已婚知青轮番到市委上访，要求解决工作问题。不久市委作出决定，凡下乡结婚的、受*而离婚的、婚后一方死亡或判刑的，均可办理回城。该决定使抚顺市已婚知青皆大欢喜，但同时也为其他城市的已婚知青提供了攀比的口实。沈阳、鞍山等市已婚知青的上访人数因此突增。他们大批进入省委大院，静坐请愿。要求在招工时与未婚青年一视同仁。一些知青打出“结婚无罪，抽调有理”，“我们要工作”的标语牌，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7月2日，旅大市近千名已婚知青和家长集体到市信访处上访，要求安排工作。这次请愿在插队知青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2月10日又酿成更大规模的*活动《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96、301、305页……“*”期间，辽宁是极左派苦心经营的省份，上山下乡工作也最有成绩。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辽宁省的下乡知青人数高居榜首，达201万人。在“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口号的煽惑下，10万名以上的知青在农村结了婚，而且多是与农民结婚。这样一来，就为日后知青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很大麻烦。已婚知青屡屡闹事，只是诸多麻烦的一个片段。
(下) 第三部分 前奏（4）
1979年春，各地已婚知青纷纷要求返城，与农民结婚的青年也离心似箭。有的地方对跨省插队的已婚青年未及时作出安排，加剧了他们的不满。有的知青干脆离婚，或者弃家返城不归。有的农民写信给知青办，要求“还我老婆”。还有的地方为此发生自杀、凶杀案件。
上海市几百名已婚知青*请愿，其中102人在知青办门前绝食4天，并组成“请愿团”，到北京上访。在下乡知青中，已婚知青的重新安置问题尤为棘手，因此，这部分人的请愿活动发起早，结束迟，与“返城风”相伴始终。
迹象之四，大批下乡知识青年倒流城镇。
这种现象的屡禁不止，除了证明广大知识青年人心涣散，已不事生产外，还集中反映了农民对上山下乡做法的不满。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不乏人多地少的去处，在这些地方，陡然增加了社队负担，减少了农民收入；在举办知青场队出地方，挤占农民土地也是常事，于是引起农民的不满。“*”中，因有“各地农村的同志们应当欢迎他们去”的语录高悬在上，不满情绪只能尽量压抑，至多通过一些隐讳方式宣泄出来。如农村中屡见不鲜的克扣知青安置费、压低知青工分和口粮标准、对知青工作放任自流等等现象背后，往往有这类情绪在起作用。
在清算极左路线过程中，农民头上没有了“紧箍咒”，不满情绪便无拘无束地喷发出来。不少地方的农村干部公开拒绝接收下乡知青。有的明确表示：“现在贯彻湘乡经验，减轻农民负担。而知识青年来了，使我们耕地减少了，奖售粮少卖了，收入降低了，负担加重了，我们再不能接青年了。”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3期，1978年9月15日。许多地方的社队希望知青早走快走，尽快卸掉包袱。社队干部说：过去当政治任务不接不行，现在得算算经济账了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1979年4月12日……特别是农村经济政策和管理制度发生变化后，各地实行包工到组、五定一奖，农民在划分作业组时都不愿意要知青。于是当知青争先恐后涌回城市时，在农村又普遍出现了用各种手段“撵”、“挤”知青的现象。
1978年秋，辽宁省农村一些社队开始以种种“理由”不给下乡知青分配农活，用放长假办法将他们撵回城，此举使30多万名插队知青(占当时全省在乡知青的1／3)倒流城市，并有继续发展势头。10月27日，辽宁省委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立即劝阻下乡知青“放假”回城》的电话通知。通知指出，大批青年回城，既影响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影响今年城镇青年下乡工作，也增加了家长负担，增加了不安定因素。要求各级党委立即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劝阻，并把已回城的青年动员回农村《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农民“挤”、“撵”知青，固然有他们的道理，知青本来无心留在农村，乐得找到一条返城有理的充分口实。在一些国营农场，也出现同样苗头。由于农场老职工的子女已长大成人，面临就业问题，一些原由知青负责的技术性工作、教学工作，便成为他们觊觎、挤占的对象。
1979年春节过后，农业生产进入大忙季节，但多数下乡知青却继续逗留城镇，如陕西省占到2／3以上，山西省归队的多些，仍有近一半的人待在城里。上海跨省下乡的青年绝大部分在沪滞留不归。黑龙江、辽宁、吉林、江西、广东等地，有些知青点空无一人。国务院知青办忧心忡忡地说：“这种情况是多年来少有的。”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1979年4月12日；黑龙江知青办；《情况反映》第6期，1979年3月19日。
农村中排挤知识青年的现象在进一步蔓延，有的地方开始明目张胆地驱赶知青回城。陕西省一些社队动员知青回城自找门路，向生产队交钱领取口粮，直到招走为止。广东省从化县吕中大队31名知青被赶回广州，靠做临时工、买高价粮维持生活。山西省太原市郊西温庄大队曾由各生产队划出400亩地办了一个独立核算的知青队，至此以“行使生产队自主权”为由，不仅收回土地，赶走青年，连知青队盖的房屋也要据为己有，甚至还让青年赔偿占地几年造成的损失费用。有的农村干部扬言：“知识青年都要返城了，我们不用管了。”听任农民盗、抢知青点的财物。这种现象在河北、山西、陕西、吉林等省尤为严重。有的知青返回农村后，见知青点早已面目皆非，房子被占，窗玻璃被盗，劳动工具、粮食、蔬菜被分，自己无立锥之地，只好回城。
鉴于问题具有普遍性质，197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特意发表了《不要“挤”知识青年》的读者来信，呼吁立即制止这种现象，各地农村、农场应该做好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凡是回来的都要欢迎，关怀他们，使他们感到同家里一样温暖；要保护青年点的财产，要切实解决青年生活上的具体问题；对城市青年和本地青年一样信任，一样使用。像这样“隔靴搔痒”的文字，除了提醒城市里的人们注意到知青在农村的困难处境外，起不到更多的作用。
“山雨欲来风满楼”，返城风日趋强劲，使越来越多的人预感到它的狂暴。1978年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时，已有人提出“八百万人闹事谁受得了”的问题。领导者有理由认为，1979年春可能出现闹事高潮。连西方观察家也通过中国刚刚掀开的帷幕一角，认识到知青问题的广泛性和严峻程度。一位驻华美国记者报道说：“这可算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强迫移民。这个措施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情绪，一方面来自不能适应苦难而单调的农村生活的青年，一方面来自他们的父母亲。”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中国放松青年下放农村的政策》，《纽约时报》，1978年12月5日。
事实说明，“返城风”的骤然兴起，从一开始就不是知识青年的孤立行动。如果没有一个趋于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果不是国家对知青政策作了重要调整，如果没有社会舆论对知青命运的广泛同情，同样，如果没有农民以“挤”、“撵”知青的特殊方式表示出对上山下乡做法的不满，也就不会有这别开的生面。
(下) 第三部分 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1）
“今夜有暴风雪”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
在“返城风”中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动人心魄事件的主要是沿边地区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
1962年以来，全国国营农场先后接收安置下乡知青270多万人，除招工、招生、征兵和病退、困退等离场的外，1978年在场的还有170多万人，约占全国国营农场职工总数的1／3，是农垦事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主要集中在边疆省份，黑龙江省有47万人，广东省19万人，新疆12万人，云南9万人，内蒙古5万人。其中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占该省农场职工总数的57％。广大知识青年在发展农垦事业、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国营农场在安置和培养教育知识青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大多数知识青年都不安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述，1978年以来，国营农场的病退、困退风迅速蔓延、不断升级，而年底结束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给插队知青网开一面的同时，却几乎关闭了农场知青返城的大门，也就是会议文件明确规定的：农场知青一般不办理病退和困退，如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通过组织商调。在领导者眼里，农场知青本来就是国营企业职工，基于稳定农垦职工队伍的考虑，这样规定至少是可以讲通的。农场知青则普遍认为，自己背井离乡几千里到边疆屯垦戍边，尝遍种种艰辛，完全是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如今运动收场了，在返城问题上却与插队知青两般看待，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后农场知青的返城风不仅没有趋于和缓，反而越刮越猛。
1978年底，黑龙江国营农场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调离的已达20多万人。要求返城的申请表继续成千上万地送到领导机关。仅哈尔滨市知青办，1979年3月份收到的申请表就装了五麻袋零一箱。这年第一季度，全农场系统又有74万知青返城，另有6万人已报病退材料待批。这就是说，在农场名册上暂时能挂上号的知青只剩10万多人。
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所描绘的，就是这一个冬季里北大荒知青返城中最惊心动魄的场景：
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有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状态。
70年代末，国营农场系统中，相当一部分领导职务已由知青担任越是基层单位，知青担任领导干部的比例越大。1976年3月2日《人民日报》载称，黑龙江省黑河农场分局18个国营农场的167名领导干部中，有33名是知青，各个分场和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分别有40%和60％已经由知青担任。该分局共有知青7万名，担任各级领导的有1800多名。其中，山河农场12名领导成员中，有6名是知青，下属8个分场中，有5个是知青担任党委的第一把手，各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部分都是由知青担任。，许多关键性岗位由知青负责。大批知青返城，给农场的正常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带来很大影响。1978年末，军川农场场一级团委书记已走了33％，党员走了30％，团员走了28％。1979年初，全农场系统连职以上干部就走了5000人，技术骨干走了8000人。一些单位出现机器无人开，生病无人看，学生无人教，账目无人算的瘫痪局面。建三江管理局知青占全局职工的80％以上，到3月，知青已返城77％。劳动力奇缺，春种无法进行。该局化肥厂一些知青围攻领导，组织静坐，闹返城，领导不同意，他们威胁要把尿素装置炸掉，领导无奈，只得宣布停产，放知青回城。浩良河化肥厂，1978年底一次返城560人，使很多岗位无人操作，被迫停产。香坊农场的一个奶牛场，因知青大批返城，牛奶没人挤，产奶量大幅度下降。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下) 第三部分 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2）
返城风波所至，给那些剩下来的知青形成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一个连队，原有四五十个知青，后来仅剩下几个。同伴都返城了，集体宿舍里本地青年代替了城市知青，各种娱乐活动自然而然地停止。何况有些平常吊儿郎当、动辄泡病假的青年早早病退回城，而十年如一日，像牛那样干活的忠诚老实的青年却留了下来。回家探亲，看到左邻右舍的青年回了城，面对家人的责难，更令人愁肠寸断，无言以对。他们只有在失望和愁苦中煎熬。
他们不明白：既然国家放宽了对知青返城的限制，既然“病退”的有关规定已形同一纸空文，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地放他们回城，却要继续留下来吞咽辛酸的苦果呢?一位北京知青在给上级的信中这样写着：
我们恳切呼吁：救救知识青年!残留在东北农场的知青，实际上是最老实、最忠诚、最正直、最可怜的年青人。干部子女有后门可走，特殊职业的子女有偏门可溜，我们普通的工农子女能有什么路！！！扎根!不就是一小部分老百姓子女扎根吗?……
打算分期分批解放知青吗?那就应当把意图告诉人民，让他们放下心来，不要再去走邪门歪道，戕害自己的身体，浪费国家的药材！如果说像这样的知青政策是正确的，有门路的返城，没门路的扎根，有人高兴，有大痛苦，那简直是对社会主义的嘲弄！难道国家对我们这一批残留者甩手不管了吗?难道还要逼着我们倒尽钱串、吞吃毒药、磕头求饶地去搞病退吗?难道还要容忍那些贪赃枉法者继续*知青的鲜血吗?难道还要逼出更多的血淋淋的悲惨事件吗?
我们强烈要求不再继续实行极端*和不人道的“病退”政策，用公平合理的新政策来取代它，使那些没有路子、勤勤恳恳、辛勤工作的知青也能够回家与家人团圆。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1978年11月25日。
病退过程中发生的“极端*”和“不人道”现象并不是局部性的，不仅东北有、内蒙古有、云南有，就全国范围讲也很普遍。不过，这种现象与病退政策本身是两回事，不应该混为一谈。国家放宽病退条件以后，毕竟使大批普通百姓的子弟得以返城，作用还是积极的。问题是当知青返城的势头不可逆转时，本可以及时调整政策，为希望返城的知青提供更多的便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大大减少那些贪赃枉法、利欲熏心者依仗权势，吞剥知青的机会。
黑龙江国营农场知青返城风刮得早、刮得猛，除了外省知青多，距家乡远，年龄普遍偏大等原因外，还因为：
北大荒气候寒冷，生活条件艰苦，农场管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食堂、宿舍条件很差；冬天放三四个月假，撵知青回城，不发工资、粮票。住房紧张。文化生活单调，看不到电影、文娱节目。知青在农场苦干多年，变化不大，对前景愈加失望。
知青政策反复多变。忽而说上山下乡是“战略措施”，忽而又说是权宜之计；忽而说可以办病退，忽而又说不办返城，只可调换。有人说：“知青政策是朝定夕改，像孙猴子一天七十二变。”这就增强了知青和家长的恐慌心理。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规定国营农场知青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却难以做到。实际上连省委领导和省知青办对这种新形势下的“一刀切”都持有异议。一些知青看到返城仍有一线希望，便像洪水决堤般地往外“冲”。他们说：“快办，快办，说不定啥时候又变。”于是带动了一大片。
(下) 第三部分 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3）
从省领导到整个社会舆论，对知青返城要求一般比较理解，尽力予以通融、解决1979年3月1日，黑龙江省委鉴于返城风势头过猛，严重影响生产，宣布自即日起，暂停办理农场知青困退、病退手续，于是引起哈尔滨市知青请愿事件。3月1日上午，该市知识青年500余人(一说3000人)在市革委会机关门前*，要求返城，有青年呼喊“要*、要自由、要工作”口号。围观者众，堵塞交通达5小时之久。风波到3日始平息。省、市领导认真听取知青意见和要求，研究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知青代表也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不再闹事。问题得到了解决……省里多次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安置知青返城。省委书记提出：“要像当年欢迎他们下乡那样欢迎他们回来。”著名学者于光远、邢贲思到黑龙江作报告时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而不是扩大农村人口，上山下乡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种倒退。他们的讲话被一些知青当作要求返城的依据，说：“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进城，而不违背历史潮流务农。”一些知青自嘲地把自己称作“三品官”：新生事物的试验品，上山下乡的牺牲品，搞“四化”(四个现代化)的废品。一些知青典型过去上大学不去，招工不走，说了些“大话”，至此感到既吃亏又没脸见人，自卑感代替了昔日的自豪感。在许多农场，“能回城的是英雄好汉，回不去的是傻瓜笨蛋”，成为流行的说法。
许多农场看到知青闹返城，认为是大势所趋，于是放任自流。每人发张返城申请表，谁愿填谁填，谁愿走谁走。镶河种马场把哈尔滨市的一千多名知青分批送回哈市，同时招收四川的盲流顶替知青工作。有的农场采取分配名额、群众投票等办法决定谁返城。一些农场领导认为，知青是“飞鸽牌”的，早晚要走，晚走不如早走。有的农场为保险起见，干脆把一些原在技术岗位上的知青撤下来，换上本地青年，让知青去当农田工。香坊农场成立了一个“返城排”，把要求返城的知青都集中在一起干较累的活。一些知青说：“我们不走，在这也没好了，这是逼我们走啊!”有的农场，知青返城去办手续后，集体宿舍被改为家属房，集体食堂散伙了，知青回场无处吃，无处住，只得再返城。有一对知青夫妻，男的是秘书，女的是打字员，其父母来一封信，与他们商量可否办顶替，不料信的内容被领导发现，第二天就宣布这对夫妻当农田工。
扎根与返城，两种思潮的冲击始终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黑龙江省也不例外。最初，扎根舆论压倒一切，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立志扎根的知青典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须马革裹尸还”，铮铮誓言，掷地有声。当时，返城的舆论只是一股暗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暗流涌出了地面，涓涓细流汇集成河，终于形成压倒一切的气势。在知青大返城的洪流中，扎根舆论不堪一击，扎根派几乎全军覆没。各级知青干部，包括大名鼎鼎的“扎根典型”，都不失时宜地调整了努力的方向。上山下乡运动鼎盛时期，报纸广播曾大张旗鼓地宣传过金训华为建设边疆贡献宝贵生命的事迹，与他同时下乡的妹妹金士英，名字赫然地出现在报纸上。到1978年，金士英姓名前的职务是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1979年，知青大返城，她毅然放弃了副厅级待遇，回到上海，当了一名工人。高崇辉，是黑龙江国营农场系统唯一的国家级标兵，也是全国闻名的知青扎根典型。80年代，离开了农场。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扎根典型”和知青骨干，早在他们之前就顺遂了大流。
当波澜壮阔的返城风平息下来后，农场数十万知青已所余无几。
(下) 第三部分 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1）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素被视作“烟瘴蛮荒”，自古便是“天高皇帝远”的去处，中央政府的统治往往鞭长莫及。“*”期间，极“左”路线极为猖獗，农场知青深受其苦。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发现问题最多，屡被点名批评的单位之一。知识青年初到云南，满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豪情，*年后，豪情早已消磨殆尽。令知识青年一筹莫展的有以下一些难题：
(一)性别比例失调，大批青年婚姻问题无法解决。云南农场的知识青年基本是1970年以前上山下乡的“老三届”(66、67、68届)中学毕业生。最大的已经33岁，平均年龄283岁。按国家制定的标准：男25岁，女23岁为晚婚年龄。云南农场的55万知识青年均早已达到或大大超过晚婚年龄，但由于男多女少，婚姻成为“老大难”问题。1978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农场系统的男知青比女知青多出27万人。当时全部知青不过5万之数，足见性别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造成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因是女知识青年的返城率和离场率均高于男知识青年云南知青办：《情况反映》1978年10月，转引自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长期以来，农场的女知识青年总是想方设法在场外找对象，为日后返城创造条件。还有一部分女知识青年长期逗留家中，一去不归。另外，农场部分女知青虽年近30岁，仍不愿在农场找对象，安家，对于返城存有希冀。有的男知青沮丧地说：看来不是打光棍就是做和尚了。有的男知青甚至准备到深山老林里找前清充军到当地的汉族后裔结婚。许多男知青为此感到苦闷。
(二)知识青年奋斗多年，农场面貌无大改变，物质条件艰苦，文化生活贫乏。知识青年最早到农场的已10年之久，但仍有50%—70％的人住在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不少草房不能避雨。基本生活条件无保障，长期缺油缺肉少菜，过的是“九(韭)菜一(盐)汤”的生活。
(三)工资待遇低。1978年，青年职工一般是二级工，工资31元；而城市企业的二级工工资是385元。不少青年生活拮据：每月工资用于伙食12元，上街买菜和盘缠10元，抽烟少则五六元，多则10元，所剩无几。有的知青探亲回家使家里的旧债未清又添新债。父母问：“我们为你操了那么多心，花了几千元钱，为什么你在那里还是这样苦?”
(四)社会地位低。农场少数知识青年打架斗殴、抢劫偷盗，走向堕落，在社会上造成坏影响，累及多数知识青年的名声。几个人结伴看电影，别人就侧目而视，认为是“流氓”。上馆子叫几个菜，被怀疑是偷来的钱。回家探亲，至亲好友询问：“怎么还没有离开农场?”有的躲在家中不敢见人。
(五)不断有人离开农场，引起人心浮动。全农场系统知识青年已走了一半。每走一个人就波动一大片。北京和昆明市的知识青年所剩无多，上海、四川知识青年能远走高飞的却很少。据统计，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初期，知识青年中，各级干部(含地方、军队县团级或行政十七级以上)子女约占总数的6%—7％，即近1万人。其中高级干部(地、师或行政十三级以上)子女约1300余人。1971年*事件后，一大批干部恢复了职务，重新担任领导工作，知青中的干部子女随即远扬。1974年，留在兵团的干部子女仅剩千人。到1978年下半年，这样的知青已不足百人引自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由于“走后门”之风经久不衰，往往该走的走不了，不该走的却走了，引起知识青年很大不满。知识青年中流传着“高级干部送上门，中级干部开后门，一般干部人托人，老百姓盼望开大门”顺口溜黄基秉：《快要发黄的信》，《青春无悔》，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页……
(下) 第三部分 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2）
(六)伤、病、残现象普遍，非正常死亡增多。知识青年刚到边疆时，热情高，干劲足，劳动强度大，但一些干部不懂爱惜青年人身体，加上生活条件差，青年体质普遍下降，营养不良。有的单位贫血者约占70％；血色素指标：男青年平均9克，女青年平均8克，最低的仅5克。青年几乎百分之百患有胃病、风湿性关节炎、肝肿大。女知青患妇科病的比例很高，不少人在月经期间照样下水田，上山开荒。1976年6月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橄榄坝农场八分场伤、病、残者348人，占青年总数的25％。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就有16人。非正常死亡多达9人。该分场前身为水利三团，领导在发动和安排青年多干活上殚精竭虑，青年人的劳动强度令人瞠目。女青年每天挖土不止，要抬千余次土筐装车；男青年来回拉车100多趟，据估计最多的一天拉重车行程80里地，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有时还加班加点，青年人难以承受。全农垦系统知识青年非正常死亡人数递增，自杀案件扶摇直上。在农垦总局青年处一年一度的《知青综合情况统计表》上，自杀死亡人数已在非正常死亡项目中名列首位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关于橄榄坝农场八分场现状的调查报告》，1976年7月20日……
(七)领导不得力。一些干部水平低，素质差，没有管理知识青年的能力。兵团时期，用管理军队的办法组织生产，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事件触目惊心，成为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要求重点整顿的对象。1971年曾组建水利建设兵团，下辖5个水利团。有1400多名北京、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有关领导只把这批青年看成是修水库的劳动力，只抓生产，不抓安全施工，伤亡事故接连不断。到1974年，仅水利三团就有100多人在劳动中骨折或扭伤。干部对青年动辄打骂、捆绑、批斗。水利四团一个营自杀事件就有6起；“一打三反”运动中，水利五团将北京知识青年几乎全部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北京市知青办：《余宝臣致文堂、卢禹两同志的信》，1974年9月21日……
由于上述原因，许多知识青年认为留在农场是“浪费青春”。矛盾年深日久，益形尖锐，但农垦系统领导部门却束手无策，只是一味敷衍。
农场早就出现闹事的苗头。水利建设兵团组建时，领导曾经许下诺言，谁先修完工程，就分谁去城市工作。然而一旦工程告竣，领导却自食其言。1974年，水利建设兵团解散，分配知识青年去橄榄坝农场，被集体拒绝。以后4年里，剩下的知青一直处于怠工状态。领导机关两次派工作组去说明，均被赶出。橄榄坝农场党委副书记去动员，被软禁了14天。由于问题多，无人管，被人称作“小香港”。1976年7月，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在《关于橄榄坝农场八分场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就向上级领导机关发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再发展下去，真要出大事”的警告。
1978年10月底，景洪农场的部分知识青年率先发起，由10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执笔，起草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
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是主席华国锋，但《联名信》却避开他，直接写给第二位的*。这样做的原因，与其说是华国锋不孚众望，莫如说他靠“*”发迹的经历，令身遭“*”荼毒的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包括广大知识青年——对他缺少亲近感。“*”结束后，他高举“两个凡是”旗帜，画地为牢，禁止实事求是地清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增加了人们对他的不信任。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中两度遭受劫难终归“东山再起”的*。单凭他个人的坎坷经历和政治舞台上的沉浮，就足以被千百万受过凌辱受过*的人们视作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表；而他在“*”中的1975年复出期间，大刀阔斧割除积弊赘疣的勇气、魄力，更使他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
(下) 第三部分 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3）
《联名信》开头写道：“敬爱的*副总理：回顾以往的斗争历程，特别是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您那坚韧不屈、敢说敢干敢斗争的坚强性格，给我们广大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敬佩您，信得过您，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腹语向您倾诉。”一席话，正是知青心态的真实表露。《联名信》揭露了“*”期间极“左”路线对知识青年的摧残，反映了知识青年的窘困处境，诉说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这封信共征集到近千人的签名。知青的骚动，最初还带有地域性。它所引起的震荡，暂时还未波及较远的农场。《公开信》寄出后杳无回音；农场领导却因此对签名者百般刁难，实行高压手段。知识青年只好背水一战。
11月16日，他们发出了第二封给*副总理的联名信。信中着重阐述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尖锐指出：“在理论上我们听说上山下乡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事实真是如此吗?也许至今还有一些人这样认为。然而，我们以八年来的亲身经历，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实践已表明：城乡、工农、脑力体力的这三种差别没有因为我们大批青年来到农村而得到缩小，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更进一步地扩大了，加剧了。”《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最打动人心的一条理由便是只有城市青年下乡才能缩小三大差别，十几年后，千百万知识青年不是从理论探索中而是从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这种说法的虚妄。第二封联名公开信在从经济方面剖析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之后指出：我们坚持认为：第一，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按经济法则办事；第二，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即使是真理也需不断检验，今天是正确的，但明天就不一定仍然适用，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联名信公布后，不到十天，签名者超过万人，盛况空前。它的实际意义，还在于借助签名活动将景洪一地知识青年的诉求推向整个西双版纳，请愿活动走上高潮。
11月上旬，第一次各农场知识青年代表联席会议在景洪秘密召开。与会的有来自37个分场的40多名知青代表。会议决定成立“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丁惠民当选为负责人。这次会议，起到将涣散的农场知青凝聚到一起的作用。
第二封联名信寄出后，仍旧“黄鹤一去不复返”。进入12月，知青们又着手上京请愿书(即第三次公开联名信)的签名征集活动。请愿书是写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的。信中写到：我们五万名云南的知识青年，在饱经风霜已达八年之后的今天，奋全力鼓起最后的勇气，庄严地选派有全权资格的代表组成请愿团，前来北京向您们提交这份凝集了我们全体签名青年整个生命热情和寄托了我们全部人生信念的请愿书，或许是种冒失的行动，但确实出于迫不得已，甚至临近绝望，请原谅吧。
信中对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表示出极大愤慨：同样是知识青年，命运却截然不同；有权有势的早已远走高飞，得意洋洋；有门路的悄悄溜走，不声不响；有钱有财的买通门路，不翼而飞，剩下的只是我们这些普通工人的子女像一堆被人抛弃的东西丢在这里……接着，请愿书历数了知识青年为返城付出的沉重代价；沉重的劳动、缺盐少油的饮食、枯燥无味的生活；控诉了知识青年受到的种种虐待，领导的辱骂、干部的拳脚、无情的棍棒、狠毒的枪托……
(下) 第三部分 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4）
信中委婉地表示了对“*”结束以来知青问题仍旧得不到解决的失望：“一年，两年过去了，拨乱反正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过了；可是，可是我们知青问题却不见动静，音信杳然，八年了，这还不够吗?人生能有几个八年?我们的青春仅残剩两三年了，还能无端地消磨下去吗?”信的末尾再次重申了知识青年的要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旁吧！”《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30页。
请愿书的签名，是从最基层的生产队开始的，逐级征集。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一些地方的知青签名是用血写的。知青第二代——小知青们，也蘸着父母的血署上自己的名。有人估计，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4万知青张力甫：《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海南纪实》，1989年7期……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了一些，但广泛征集签名的活动，进一步发动了知青，当是事实。征集签名的同时，还展开了为赴京请愿团募集捐款的活动。12月8日，为了抗议州委为上访请愿设置种种障碍，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发表了《*宣言》，正式宣布：一切签名青年从翌日起举行无限期*，以维护*和尊严。各分场知识青年云随影从，行动空前一致。
12月16日，首批北上请愿团几经波折终于从景洪启程，共计40人。18日，由丁惠民带队，第二批北上请愿团从景洪登程。20日，首批北上请愿团行抵昆明。云南省委经过研究，组织农场总局、知青办、团省委全力以赴做工作阻止北上，难以奏效。知青代表连日在街头刷大标语，贴大字报，发表演说，募集捐款。21日的座谈会上，省委领导人试图说服请愿团留在当地，解决问题，为后者拒绝。22日晚，请愿团进入火车站，登上了去北京的62次快车。昆明站受命拒绝他们上车。结果火车停开，双方僵持不下。24日晚请愿团强行登车不成铤而走险，采取卧轨的行动。这件事立即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国外传媒也作了报道。卧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10点钟，请愿团被迫撤离。
就在首批请愿团在昆明卧轨，将上上下下注意力都吸引过去的同时，丁惠民的第二批请愿团却在途中使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声东击西计策。他将全团41人分为三组：一组26人，秘密北上；二组8人，奔赴上海；三组7人奔往重庆。后两组准备大张旗鼓地活动，以为北上代表张大声势，并分散有关部门注意力。23日晚，丁惠民带领的赴京组在昆明迤西的一个小火车站人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由昆明开往成都的190次特快列车。12月27日，安抵北京市。
此前，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请愿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引起正在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领导人的关注。刚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老农垦部长王震，在会议期间多次通过中央办公厅、国家农垦总局了解事态的发展。12月31日，*在谈到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任务时，提到云南知识青年卧轨事件，指示：要安定团结，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
1979年1月4日新年伊始，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程子华接见了请愿团代表丁惠民等十人。王震的讲话内容当时没有公布。一个月以后，当上海市发生了知识青年为返城卧轨拦阻火车的事件，各大报始以《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景洪农场丁惠民等同志——勉励知识青年奋发图强建设边疆》为题，披露了王震讲话的若干要点。王震表达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关切。他回顾了“*”对老干部的*。接着指出：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现在要大治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安的无政府状态了。他要求知青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安定团结、实现四化贡献力量。他批评了请愿活动，指出这样闹影响不好。又表示对这次行动决不追究，但是回去要作自我批评。他告诉代表们，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已经率调查组启程前往云南农场。
(下) 第三部分 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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