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他说：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有不少同志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他还流露出对请愿后果的担心：全国上千万知识青年，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在听取代表们关于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他表示，有些问题要改，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中国青年报》，1979年2月10日……
王震对请愿团的批评措辞是严厉的，以致代表们“认为有些地方批评得过重了”，接见后闷闷不乐1979年2月10日《中国青年报》，载丁惠民等人给王震的电文……1月5日，请愿团启程返回云南。全体代表分头到本单位向广大知识青年传达了王震讲话和国家农垦总局的有关文件，自动解散了当初成立的组织。部分单位的知识青年中止了*。
不久，以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中央调查团飞抵云南。经过广泛调查发现知识青年的问题比事先估计的严重。当农垦系统无法保证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并且在短期内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情况下，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允许青年返城。但1978年底颁发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文件却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文件在为插队知青返回城市打开绿灯的同时，将农场知识青年划入另册，认为他们已是国家职工，应继续稳定在农场。1979年1月，当文件在云南农场传达时，知识青年情绪激愤。调查团受到知识青年的质问。景洪农场部分知识青年首先宣布恢复*，声称不达到回城目的决不罢休。接着，与老挝接壤的勐腊农场部分知识青年因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竟砍断了近百株才开割两三年的橡胶树。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的呼声，早已越出西双版纳，遍及云南农垦总局的各分局和数十个农场。其中勐定农场的请愿事件最动人心魄。勐定农场，是滇西各农场中规模最大、植胶最多、知青最集中的一个。全场7000多知识青年中有成都知青5000多名，占全垦区成都知青的近1／3。《云南农垦纪略》记载说：“勐定农场300名知青于1月5日进驻场部；6日，进驻人数增至1500人，有200人宣布绝食。
至此，勐定农场知青在云南农场知青返城风潮的最后阶段里一下子成了弄潮儿。*中央办公厅接到勐定农场知青的长途电话，声称已全面*，开始绝食，要求答复回城要求。中央办公厅急电赵凡，迅速赶往勐定处理解决。赵凡赶到勐定，迎接他的是1000多名跪在地上的知识青年。他们有节奏地高喊着：“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被眼前的情景所深深打动。他向知识青年们表示：一定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相信知识青年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1979年1月21日，在*中央指示下，于昆明市召开了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有关省、市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商量善后事宜。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讲话：知青闹事两个多月了，现情况已明，办法有了，解决问题按中央、国务院六条，省委同意，全省七万多知青，尽量做工作，愿意留下的欢迎，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一点，不愿留的都走。他提出解决措施15条：病退可办，父母退休可顶替，分期分批走，*冤假错案。已结婚的少走。对闹事打砸抢分子要处理。1月份开始拿十一类工资。恢复干部、工人的边疆补贴。家属给予落户。农场医院均由县投资。先拨200万元立即解决住房问题。再拨500万元。工人子女要照顾，多培养教师。
知识青年终于如愿以偿，大返城开始了，知识青年谁愿走谁走，以往可望而不可即的公章高挂在候车室窗户上，任凭知青办手续时使用。短短几个月里，数万知青各奔前程。
云南农场知青的大返城是在戏剧性情节中终场的。1月23日，原赴京请愿团负责人丁惠民等人给王震发出电报，对前一段活动作了自我批评：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两个月所走过的道路，所做过的一些事，我们心中无不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在*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得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和干扰了安定团结局面。这封电报于2月10日才被《人民日报》略加删改后刊出。第二天，《人民日报》又登载云南农垦总局负责人的谈话说：许多知识青年已开始认识到停工闹事、聚众上访，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少人还作了自我批评。
虽然新闻媒介尽了很大努力，云南农场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还是风驰电掣般传遍全国。在上海、浙江、新疆……各地知识青年从中得到了鼓舞。
云南农场知识青年的争取返城活动，几起几落，终于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将近5万人，一年以后，只有70名知青仍留在当地。
(下) 第三部分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1）
云南农场知青的闹事风波未平，一场新的波澜已在万里之遥的新疆掀起。1979年初至1980年底，新疆农垦系统以上海知青为主刮起的返城风一波三折，屡仆屡起，前后持续长达两年之久。
前面提到，新疆农场(兵团)知青是都是“*”前下放的。其中固然有少数政治上一贯积极自愿报名支边的分子，但更多的还是在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情况下被运用各种手段动员出来的。知青到兵团后，发现梦寐以求的参军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到处是戈壁荒滩，地广人稀，生活条件艰苦。但悔之已晚，思乡心绪油然而生。不过，当时兵团纪律严格，知青年轻幼稚，理想与希望尚未破灭，所以能在逆境中坚持。
“*”十年，对兵团知青是一场劫难。不仅杨永青、鱼珊玲这样的著名典型受到冲击、批斗，许多普普通通的知青也遭到*。农一师三团“专政”对象800多人，其中上海知青500多人。该团十八连有个知青因属对立派，被绑上双手用马拖到团部。对他们采用的刑罚多种多样，十分残酷。1972年各团举办“打击流氓阿飞学习班”，对象就是知青。仅三团就有五十多名知青被强制入班，他们中有的只是顶撞了领导，有的在工作、生活上有些小毛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上海知青的心理烙上了难以抚平的创伤。“*”结束后，上海知青中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老干部*昭雪坐位子，右派分子摘帽子，资本家补票子，上海青年还是老样子。”表示对现实的不满。
入疆初，许多上海知青在工资三、五、八元(第1年每月工资3元，第二年5元，第3年8元)情况下，由于有老军垦战士艰苦创业榜样为表率，对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他们辛勤劳动，付出了血汗，但年复一年，农场面貌变化缓慢。尽管在生产上拼命干，“百日大会战”、“能手赛”接连不断，业余时间被占用了不少，结果换来的仍是连年亏损。最倒霉的是普通职工和知青。知青待遇普遍偏低，通常在兵团工作十七八年，工资仅44元，而其他新工人只工作了3年工资即达41元。加之距上海路途遥远，探亲往返一趟，往往负债。
经济上连年亏损同时，农场机关却一年比一年庞大。有的团场已达6个职工养1个干部的地步。冗官冗费，促使了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的盛行。知识青年心情沮丧，看不到出路。即便是地位特殊的知青典型，对此又何尝没有同感?1979年初，鱼珊玲曾对采访的记者指出：“上海知青大部分不安心在塔里木。来了这么多年了，总得有些变化嘛。谁不愿意待在好一点的地方?人总有个盼头嘛。可这十多年没有一年不亏损，场领导哪有一点事业心?现代化离我们这里还远呢!大家对前途都丧失了信心。”在另一次谈话中，她还指出：农场的环境令人窒息，干群关系不和，亲近疏远，土政策多，管理方法简单，上海青年的积极性没有得到调动和发挥。知青典型杨永青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反映过知识青年中存在的种种实际困难。当然，普通知青对官僚主义、军阀作风的不满，要比这些大名鼎鼎的典型更强烈。
农场学校教育质量差，也是令知识青年不满意的原因。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子女的前途。60年代初进疆的18岁左右的青年，到70年代末已是35岁上下的壮年了。他们在新疆结婚成家，孩子大部分进了农场办的学校。农场的教师多数是从上海青年中选择的，他们本身只有中学程度，既无学历，又无教学经历，所以学校教学质量很差。孩子的家长自己在农场中苦了半辈子，眼瞅着出头无望，又担心子女将来会步自己的后尘，离开新疆的念头日久弥笃。
(下) 第三部分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2）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部门调整了知青政策，允许“*”期间下乡的知识青年除少数已婚者留在当地安置以外，大多数返回原居城市重新安排就业。大批下乡知青潮水般涌入城市。这就加剧了新疆农垦系统知识青年的人心浮动。其中，上海青年情绪最大。“*”前，上海市大批动员离城上山下乡的只有到新疆的近10万人。“*”中上海市有数十万青年学生被分配到黑龙江、吉林、内蒙、云南、安徽、江苏、贵州等省、区。1978—1979年间，这部分青年基本返回了城市，唯独分配在新疆的上山下乡“先行者”们，在返城之路上却步步荆棘。
再就新疆农场系统内部来看，除上海知青外，还有北京、天津、江苏、武汉等地的青年，在回城风的鼓荡下，其原居城市都陆续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这样，无论就全国、新疆，还是上海市来说，难圆故乡梦的主要就是新疆农场的数万上海青年了。
其实，留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也并不都是同样的命运。尽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对知青调回内地有严格限制，但十几年中不断有人利用权力、关系一走了事。“*”以后，随着给老干部*、落实政策，干部子弟和一些有门路的人纷纷调回内地。如一师十四团某上海知青，伯父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专门派了两个秘书，花了几千元钱，带了各种证明，连本地人的妻子一同调走。五团某上海知青，父亲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只给新疆方面打了一个电话，就打通了关节，该知青后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妻子也调到西安市。三团两户知青共8口人，通过其中一个人的父亲(国家总行行长)“开后门”调到山西某厂。该团政治处某干部也是上海知青，数日前还给青年做工作，叫大家安心边疆，言犹在耳，本人却率先拔腿远飏。放着干部职务不要，50多元工资不拿，宁肯回去拿29元。知青们反响很大。新疆上海知青中的干部子弟本来寥若晨星，但他们一走却影响到一大片。知青们质问领导：“为什么父母有权，是干部，会拉关系的人的子女，不管符不符合条件，就可以回上海，而我们父母是老老实实的工人、老百姓，就回不去?”领导无法回答。
主要由于以上原因，青年们怨声载道，人心涣散，一股潜在的抵触情绪在涌动在奔流。
(一)赴京上访
上海青年虽远在边疆，在探亲、子女抚养、生活用品供应等方面，始终与上海的父母、亲属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们过去不是不想回沪，但没有想到能回去。1978年底，国家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决定今后知识青年少下乡，以至最后做到不下乡，同时放宽知青返城的限制。消息传来，青年们开始看到了希望。1979年初，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通过请愿、上访实现返城夙愿的消息迅速传到新疆，加剧了上海青年的骚动。青年们开始认真地协商、串联，从农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垦区的前身是兵团农一师。1975年兵团撤销，原农一师所属团场归阿克苏地区直接领导，成立地区农垦局。阿克苏地处南疆西北部。原农一师共十六个团场，分布在阿克苏地区的1市(阿克苏市)5县(乌什县、温宿县、阿瓦提县、柯坪县、沙雅县)，沿塔里木河南北两岸分布。农一师是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1962年冬至1965年底，先后接收安置了4万余名上海知青。除历年因种种原因调离、逃跑者外，截至1978年底，还有上海知青近29万人。这些人成为闹返城风的主力。
(下) 第三部分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3）
知青们酝酿着举行一次集体行动，并不成文地定下了上、中、下三个解决办法：上策全部返回上海市区；中策去上海近郊崇明、奉贤农场；下策要求分配到工矿企业工作，不再种田。因为有了目的和要求，青年于是组织起来。2月，各团场相继成立“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简称上青联)，又成立阿克苏地区“上青联总部”，驻扎阿克苏市。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对上访工作很重视，在北京的各部门都专门设立了上访接待站(室)。主要是为了*历史以来、特别是“*”期间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上访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受法律保护，一时间被群众视为解决问题的捷径。从实际情况看，上访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这股上访风也刮到了新疆。上海青年认识到与其在新疆同当地领导打交道，还不如直接上京，找一个有实权、能根本解决问题的部门，只要他们开放绿灯，知青返城问题当迎刃而解。于是，一个进京上访的代表团很快组织就绪。
1979年春至年底，上海青年先后举行过四次有组织的上访：第一次是3月22日至5月12日；第二次是7月19日至8月24日，只到了乌鲁木齐市，最后被强行收容；第三次是9月1—10日；第四次是12月12—26日。后两次也只到了乌市。下面是上访的主要情况。
第一次上访是在1979年3月下旬，由八个团场的40余名上海知青组成的请愿团启程赴京。为筹划此次行动，阿克苏地区上海青年自愿捐献了人民币1万元。代表团成员办事能力强，熟谙政策，在知青中有一定威信。代表团起程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他们搜集了十余年来上海青年在新疆受歧视、受*的材料，并请受害的当事人写了亲笔申诉信；又把多年来政府颁布的有关职工待遇、职工调动规定，而当地不执行的情况加以调查，作为上诉材料。代表团还制订了严格纪律，严禁个人冒用上访团名义发表意见，考虑可谓周详。
请愿团风尘仆仆行抵北京，上访部门是国家农垦总局。上访团向总局反映了上海青年十余年在新疆的情况，提出了希望调回上海的要求。国家农委副主任张秀山和总局领导人接见了知青代表，明确告诉他们：当年从上海动员大批青年到新疆，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说当时是受欺骗去的，是个“大冤案”，并因此提出回上海的要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回上海的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并希望青年从国家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不要随波逐流。青年还被告知：上海现有1100万人口，其中市区600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平均密度为38万人，比纽约还高一倍。如果上海支援边疆、支援内地的100万人都回去，将给上海造成很大困难，给边疆和内地造成很大损失。如果盲目增加城市职工人数，超过农业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我们在历史上有过深刻的教训，必须记取。
总之，上海青年认为解决自己的困难只有返城，而政府则认为这样做只会引起一连串消极后果，对青年的返城要求当然难以接受。
请愿团返回新疆不久，农场领导就宣布“上青联”是非法组织，勒令立即解散；并要求今后不准再进行串联活动，否则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上海青年负责。上访团代表也受到压力。于是第一次上访宣告失败。
(下) 第三部分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4）
7月下旬，上海知青又发起第二次上京请愿活动。在这以前，被勒令解散的“上青联”不仅恢复了活动，且有新的发展。“上青联”的组织原则规定：遵守宪法、法律，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服从总部决定，统一行动；实行*决议，少数服从多数；“上青联”委员由各单位*推选；全体委员必须有豁出去的大无畏精神，勇于自我牺牲，等等。设在阿克苏的“上青联”总部发出通知，为配合上访团，要求各团场、各连，就本单位领导对上访团及有关人员是否有进行*的情况，以及本单位土政策至今未改的具体情况写信拍电报给上访团，速告中央。
新组建的上访团人数超过上一次，由8个团场的73人组成。上访团起程前，代表纷纷表态：“不达目的不罢休。”还有人表示：“没有其他特长，有颗心”，“能力差，决心大”。所有代表均由知青们推选出来，其中不少人是克服家庭阻力后受任的。这次活动募捐了两万元。
7月19—22日，上访团代表先后到达乌鲁木齐市。他们在红山商场、火车站等闹市区组织演讲。演讲场地用1米宽、30米长的白布围成圆圈，布上签有一万多名上海青年的名字。7月21日，他们扛着“第二次赴京上访团”大旗，肩披“走、走、走，坚决走”等白布标语，列队上街*、讲演，还打着十面颜色不同的旗子，上书“为知青铺路”等口号。一幅27米长的“万民摺”则书写着“热血不为亏损洒，壮年回沪献四化”。这次行动来势凶猛，时值7月末，距十一国庆节不过两个月。因为担心上访团到京会产生不良后果，有关做好劝阻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到北京上访的指示已经下达。但代表不听劝阻，执意上京，部分代表已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在这种情况下，留在乌鲁木齐市的上访代表被强行收容。已经出发的代表以后也陆续在西安、南京、上海等地被截获，并送回新疆，最后由各人所在的团场派人到乌鲁木齐市领回。至此，第二次上访中途搁浅。这以后，阿克苏等地区上海青年又两次组织上访，但代表们均未能跨出新疆一步。
(二)风波又起
自1979年初阿克苏知青刮起返城风到同年秋，已有成千上万的知青以“病退”、“顶替”、“照顾老弱病残”等理由，通过组织正式办理调转手续，陆续离新返沪。据阿克苏农垦局9月份统计，垦区原有上海知青26万多人，上半年办理回沪手续的6000余人，正在办理回沪手续的5000余人，其中持上海发来商调函的就有3000多人。新疆其他各地区农场也有大批上海知青返城。有条件返沪的人自然兴高采烈，但对剩下的人来讲，在心理上却形成更强烈的冲击。所以，尽管农场知青人数减少，返城的呼声却一浪高过一浪。
为了平息上海青年闹事风波，中央有关部门和新疆各级政府尽了很大努力。早在1979年2月4日阿克苏上海青年开始*时，自治区党委即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5月，以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王孟闲为组长的工作组到阿克苏垦区进行调查。上海知青第一次上访到北京，国家农垦总局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工作。7月份又派出以副局长刘济民带领的调查组。阿克苏地区党委也花费很大精力处理这一问题，组织工作组分赴各团场听取意见，召开座谈会，进行说服教育。对到阿克苏的上访知青，每次必见。对知青和其他农场职工、家属中存在的问题(如探亲问题、烤火费问题、房建问题、物价补贴问题)等也在着手解决；同时，投资七百多万元筹建塔里木大桥，以解决交通问题。但各级领导机关对知青闹返城的态度是一致的：知青支边的方向完全正确；“上青联”是非法组织，应立即解散；以回沪为目的的要求是无理的，为此所举行的*、怠工、串联、*等活动都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止。由于双方观点差距太大，政府机关的这些工作收效甚微。
(下) 第三部分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5）
1979年底，阿克苏局势又趋紧张。骚动波及垦区几乎全部团场、工厂，规模越来越大，声势越造越凶。知青有组织地进行静坐、示威、*。全垦区发生*21次，*事件由最初的个别团场、连队蔓延到多数团场、连队。1979年全国知青如火如荼的返城浪潮对上海知青的心理产生强烈刺激。他们看到：云南等地农场知青闹得凶，走得最多。本区内北疆阿勒泰的北京、天津青年闹得凶，问题解决得好；所以尽管多次受挫，返城的劲头丝毫不减。12月19日，十团500多人*，举行“回沪誓师大会”，大人的口号是“和亲人团圆”，小孩的口号是“要外婆”，“要奶奶”。要求病退、困退的知青越来越多，有的团场知青聚众抢了团部卫生队公章，擅自给自己的病历盖了章，以便使上海方面同意接收。
知青闹事，造成整个垦区的动荡不安，以致老职工子女闹上调，老职工闹工资，复员军人闹“哪儿来，哪儿去”，家属闹就业，“要工作”，刑满人员闹“补发工资”，劳教人员不服管理，有的干部遭围攻，被殴打。
知青不断闹事，使垦区工作近于瘫痪，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粮食生产比上一年锐减3800万斤，全垦区荒芜土地6万亩。到年底，因骚乱加剧，粮食停放场院未入库的达3200万斤，棉花遗在地里未回收的达400万斤。全年财政亏损2300万元。
知青的不断闹事以及产生的连锁反应，迫使当地领导的态度有所转变。一些干部认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要使这些青年继续安心边疆已经不可能。目前尽管继续做着努力，情况仍十分严重。再这么闹下去，明年吃饭都难以解决。因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并提出：凡愿意留下的欢迎，坚决要走的不留，坚决放走。与此同时，一些团场大批印制商调函件，发给知青，以“特困”为理由填发上海。
鉴于阿克苏地区的形势日趋紧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于1月21日发布《通告》。《通告》在肯定上海知青对新疆建设的贡献后指出：
从1979年2月以来，阿克苏垦区一些农场的部分上海支边青年，在个别人的策划和唆使下，组织“阿克苏垦区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上青联”)，以胁迫和欺骗等手段，煽动停工停产，聚众闹事，冲击机关，抢劫公章，伪造证件，搞“打砸抢”，殴打、侮辱和围攻干部，限制人身自由，诬陷，诽谤领导同志，等等，搞了一系列违法活动。近一年来，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和农垦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了长期、耐心地教育、帮助。但他们置若罔闻，继续制造*，进一步扩大事态，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危害了安定团结，使阿克苏垦区的生产建设，遭到严重的损失。
《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以及类似的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违者依法处理。主要组织者必须主动进行检查，承认错误，争取从宽处理；如果执迷不悟，屡教不改，继续破坏捣乱，则要从严惩处《阿克苏报》，1980年2月4日……
配合《通告》的发布，《阿克苏报》自2月4日至15日短短11天中接连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5篇政论文章《阿克苏报》，1980年2月4日、6日、11日、13日、15日……文章批驳了青年关于“上青联”是“合法组织”，符合宪法“结社自由”条文的观点；斥责“上青联”成员为“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个人利己主义者”，信奉“四人帮”鼓吹的“闹而优则仕”谬论，以及“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安定团结”、干扰“四化”等等。
(下) 第三部分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6）
阿克苏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与上海知青的闹事确有关系。但问题的解决，显然不应乞灵于几顶沉甸甸的政治帽子。开设“帽子工厂”，只有在“*”的特殊政治背景下才可能奏效。知青闹事事出有因，而绝不是“要反对党的领导”，也正是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才会在1979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访、请愿。他们闹事的动机最简单不过，用“回家”两字足以概括。这与“四人帮”的“闹而优则仕”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只应是灭火徙薪，反之，假以辞色，无限上纲，只会压而不服，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通告》发布后，阿克苏地区形势更加复杂。青年们认为，阿克苏出现*，主要是因为知青政策不落实。“蔡文姬十二年归汉，在当时来说是了不起的，我们十六年没有回上海，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华侨在外国住了几十年还想回国，何况我们呢?”知青批评《阿克苏报》的评论员文章，所谓上海青年搞打、砸、抢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将垦区财政亏损都加在知青头上也不合理。《通告》中将上海知青改称“支青”，也引起很大反响。他们说，入疆时的录取通知单，以往的慰问信，1979年鱼珊玲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时，都承认是知识青年，还一次次广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上海女青年的那段故事，也说是知识青年，没有讲过是支边青年(以往专指移边垦荒的内地青年农民)。“我们都是初、高中毕业参加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不能进疆时称为知识青年，‘*’中说成是‘社会渣子’，现在又成为移民，支边青年，这样新疆还有什么奔头?!”强烈要求恢复知识青年的说法。
“知识青年”与“支边青年”的名称之争，实际上还是上海青年有无返城权利的争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知青大返城已是既成事实。在这种形势下，新疆的上海知青自然要求同样对待。硬说他们是什么“支边青年”，意图不言而喻。但这种节外生枝的做法，无助于矛盾的缓和。
这之后，知青返城风开始呈现新的特点：
第一，“上青联”虽被解散，但在“坐等三个月，落实政策回上海”的口号下，消极怠工现象越来越严重，并从知青中间蔓延到老职工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严重影响了当年的春耕生产。
第二，倒流回沪人数激增。一部分具有“顶替”条件的知青认为返城渠道已经打通，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找门路”的时候了，于是大批请事假、探亲假，回上海找门路办理顶替手续。截至3月初，请假回沪的知青多达4000余人。不具备顶替条件的，也千方百计钻营困退、特困的门路，使返沪人数日益攀升。
第三，“上青联”名亡实存，活动频繁。知识青年于3月召开了“阿克苏上海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重新选举常委。各团场原“上青联”改头换面，重新组织起来，并打出“落实上青政策敦促小组”、“落实上青政策代表小组”等名义。同时积极发动知青写特困报告，有的团场闹“特困”的多达千人。截至3月初，全垦区要求困退的已有5000余人。
(三)阿克苏事件
1980年秋，阿克苏垦区形势再度剑拔弩张起来。11月中旬，三四千名知识青年涌入阿克苏市，并占据农垦招待所。他们举行*示威，争取舆论支持，要求合理解决遗留问题，“返沪”仍是基本目的。接着，事态迅速扩大。知青进占了地委、行署大楼和农垦局大楼。同时，上海青年开始从塔里木河两岸的农场有组织地涌入阿克苏。所有人自带行李，准备长期闹下去。
(下) 第三部分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7）
闹事知青再次组织起来，总指挥是十四团的欧阳琏。他是上海青年，自告奋勇站出来，要众人听他指挥，统一行动。11月下旬，闹事知青举行了100小时的绝食活动，从23日上午10时开始，提出“户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苏，坚决回上海”等口号。为显示决心，上海青年还在绝食现场摆放了三口棺材。参加绝食的知青以欧阳琏为首，从最初的近600个逐步增至1300人。27日下午2时，绝食宣告如期结束。期间因体力不支昏迷的有200多人，被送入当地医院治疗。
26日，阿克苏地委曾向绝食知青传达国务院电报四条精神：(1)肯定上海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十多年来做出了贡献；(2)明确今春解决上海青年问题的三方会议纪要继续有效；(3)上海青年有什么问题可以反映；(4)上海青年在阿克苏组织绝食是不对的，要立即返回原单位。
电报传达后，知青并没有散去。他们一面在阿克苏集结，一面又组织声势浩大的“大篷车”队，搭乘卡车，准备赶到乌鲁木齐市扩大影响。初次出发的二三十辆卡车行至途中不幸发生翻车事故，3人死亡，20余人受伤。队伍只好返回。
阿克苏大规模绝食活动后，阿克苏等地同意发给上海青年户口，满足他们的返沪要求。青年们回到自己农场，变卖了家私，每人又领到户口准迁证及200元搬家费。有的团场在领导主持下召开欢送大会，会上肯定了上海青年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出的贡献，希望返沪后继续为“四化”努力奋斗。
阿克苏上海青年闹事，迅速波及南疆另两个上海青年的居住地区——喀什和库尔勒。喀什农垦局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的叶尔羌河、喀什河流域。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是唐代和唐以前大规模屯田的地方。当地知青(以上海青年为主，还有少数北京、南京青年)在阿克苏上海青年影响下提出返城要求。库尔勒市是天山南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垦区各团场原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该垦区上海知青于12月初大批进入库尔勒市，有的团场汽车全部被上海青年控制，他们在市内*，各人身带白布，上书“要户口、回上海，为什么走后门的能回上海，我们不能回”。大部分团场处于瘫痪和半瘫痪。上述地区领导迫于压力也放宽了对知青返城的限制。
闹事知青以为问题得到解决，兴高采烈，沉浸在即将回城的喜悦中。殊不知形势又陡然变化。新疆农垦系统一些单位擅自决定为知青返城开放绿灯，并未得到上级机关批准。将大批知青一下子放回，使上海市受到巨大压力。结果，发出的户口准迁证被宣布无效。上海市表态，不予报进户口，不做工作安排。鉴于南疆农垦系统长期混乱，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只有出动军队宣布*，以恢复秩序。据《人民军队在新疆》一书记载：为了迅速平息事端，新疆军区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派出东疆军区部队。陆军第四师、第十一师各一部，至上海知青集中地区和交通要点。在5个多月中，制止、劝阻和收容了1万余名争取回沪的支边上海青年，稳定了4万余名上海知青的情绪，打击了策动闹事的骨干分子，恢复了闹事团场和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1市5县的社会秩序另据《阿克苏市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载称：198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逮捕农垦团场进城闹事的“上青联”总部为首分子9人，收审骨干分子43人……至此，持续两年之久的上海知青返城风开始平息下来。
(下) 第三部分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8）
(四)善后措施
新疆农垦系统上海知青闹事时间长，规模大，涉及面广，造成一系列遗留问题。
1980年底，全系统知青还有近69万人，其中上海青年有49万余人。到翌年初，倒流回沪势头凶猛。春节前夕，属于非正常探亲、公出而回到上海的青年达15万之多。情况最严重的如巴州农垦系统的上海知青，返沪者已占2／3。不少人是变卖家产后，拖儿带女返沪的，给个人生活和上海市政带来诸多困难。新疆和上海方面通力合作动员青年重返边疆。新疆农垦部门为安置这批青年做了物质准备，并再三申明：对参与闹事者，不咎既往，与其他人一视同仁，对回归者适当照顾以解除其后顾之忧。至于事件的组织者和个别趁乱打劫者，则逮捕法办。12月23日，由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及阿克苏地区公安局联合署名，张贴布告，宣布于众。
在新疆的上海知青闹事，引起中央的重视。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通盘考虑，决定采取切实可行办法，坚决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
1981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指示，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解决新疆农场上海知青问题。会议认为：解决上海知青问题一定要根据中央关于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要方针，从实际出发，既要考虑新疆和上海的具体困难，又要顾全大局，考虑全国的情况，坚决贯彻把大部分上海知青稳定在新疆的方针，防止引起连锁反应，防止再刮起“回城风”，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解决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政府双方经过协商，议定了《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规定》指出，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的重大战略意义出发，应继续采取把大多数上海知青稳定在新疆的方针。但是，考虑到新疆农场和知青本人或家庭的实际困难，也要在现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分期分批地把一部分符合本规定的知青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或调剂到上海市所属的外地农场。具体规定是：
(1)在沪的父母退休、退职，其子女是未婚的新疆农场工人(含1978年以前离婚及丧偶的，不含退干的人员)，可以商调回沪；已婚的，如配偶也是上海知青，并符合这种条件，或符合“特殊困难”和“特殊照顾”条件，也可同时商调。
(2)家庭符合“特殊困难”条件之一的农场职工可以商调回沪。这些条件是：1父母在沪的独生子女；2父母在沪，身边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均已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3在沪父母十年*中受*致死现已*昭雪的。
(3)家庭需要“特殊照顾”的农场上海知青可以商调回沪。属于这种情况的有：1父母双亡，弟妹在沪均未成年，需要照顾的。2在沪父母身边虽有子女，但在远郊成家，实际无法经常照顾父母的。3兄弟姐妹有二人以上在新疆的，准予商调一名农场工人。4父母长期(三年以上)在国外工作，家庭有困难需要照顾的。5革命烈士子女。6中国籍外国人，外国籍中国人，港、澳、台胞及华侨子女。个别已担任农场干部的上海知青，如符合上述条件，困难较大的也可参照办理。
(4)因工、因病致残，经地、州医院证明，团场领导审核，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因精神病等不能参加劳动的农场工人，准办理退休或退职手续，由原单位按月发给退休费或生活费，迁回上海落户，不再安排工作。
(下) 第三部分 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9）
(5)本人原是上海郊区农村青年的农场职工，可办理离职手续，回原籍落户。
(6)从1979年1月1日起至1980年11月1日止，已批准调回上海的知青，其配偶也是上海知青现留在农场的(含离婚又复婚的)，可将其配偶商调到上海市所属农场。
(7)已婚夫妇，一方符合上述(1)(3)两项条件的，可从1982年开始，将夫妇双方逐步调剂到上海所属外地农场。
(8)以上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的农场职工，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进行。
(9)对已返沪的上海知青，要区别情况予以处理。凡符合各项条件的，办理合法手续，由上海市逐步加以安置；凡不符合条件的，律动员迁回新疆农场。
上述《规定》对知青“顶替”、“特困”、“特殊照顾”、“病退”、离职等返沪条件作了详细说明，进一步放宽了返城限制。按会议估算，在新疆农垦系统488万上海知青中，符合条件的约15万人，不符合条件的约338万人。
会议还商定，对现在新疆农场的上海知青，新疆方面将加强对他们私自返沪的控制新疆自治区政府、上海市政府：《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1981年3月30日……
到1984年4月，经上海、新疆两地共同努力，已办理符合调、迁回沪条件或调剂去上海农场的知青近16万人。同时，上海市动员盲目倒流的17万名知青返回新疆。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2年新疆农垦正式恢复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上海知青尚有3万人据《新疆通志?民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1985年底，兵团尚有知青41200人，除30000名上海知青外，还有北京知青3100人，天津知青3100人，武汉市知青2300人，江苏省知青1300人，浙江省知青1400人……
三万上海知青最终留在了新疆。在1700万城市知青中，像这样的结局是绝无仅有的。上海知青为了返城，尽了极大努力，却未能完全如愿以偿，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上海市人口压力在全国首屈一指，对迁入人口不能不严格限制；新疆战略地位重要，民族关系复杂，基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巩固边疆的大局，需要把一批知识青年留在兵团。这部分青年，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在兵团中均属上乘。在以后的年代里多数人成为各单位工作、生产、管理中的骨干。另外，这批知青下乡时间早，年龄大，70年代末，多数已在当地成家立业。家室所累，增加了返城的难度。有些上海知青是与外地知青或当地青年结为姻缘的，不符合返城条件。许多青年虽希望“叶落归根”，但耳闻目睹上海市在住房、就业方面的紧张状况，只好打消了返城的念头。
(下) 第三部分 城市飓风（1）
1979年前后席卷全国的返城风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下乡知青集中安置地，首先是在沿边地区的国营农场；再一种是知青的原居城市，大批知青倒流回城后，自发集结起来向政府请愿，目的同样是返城。当时，全国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冲击，特别是上海市，始终处在风潮旋涡的中心。
(一)上海市“二五”卧轨事件
早在1978年11月，上海市街头已出现知识青年请愿、*活动，要求返城。12月10日，各地返沪知青举行*、静坐，提出“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饭吃”的口号。形势日趋动荡。
上海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超大型城市，青年就业、升学一向比较困难。“*”十年，动员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高达100余万，且具有跨省安置多，进入边疆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多的特点。迁往外省的70多万知青分布在东北三省、新疆、内蒙、云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贵州等省、区。在城市1100万人口(其中市区600万人)的巨大压力下，再想为100多万下乡知青(何况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结婚生子)让出一块生存空间来，难度实在是太大了。这就注定了上海知青返城之路更为艰辛坎坷。
上海市知青闹返城的活动历时长，规模大，其中轰动中外的是“二五”卧轨事件。
1979年春节在即，上海市迎来了数十万回家探亲过节的知识青年。节前，上海市有关部门举办了内容丰富的慰问活动，以期安抚情绪不稳的返城知青。然而，节日期间的走亲访友，为知青们沟通信息，彼此串联提供了便利。躁动的情绪藉以蔓延。
2月5日，即春节后的第九天，一大批知识青年(包括部分已在外地就业的知青)在一个所谓“行动委员会”的带动下，走上街头，**，高呼“返沪”的口号，要求市委领导人接见。因要求未得到满足，部分青年于当日下午聚集到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情绪激愤，竟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大批围观者将上海车站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咽喉要道堵得水泄不通。有的建议：如果市委不解决，将乘46次列车北上北京。一些青年高擎着白布横幅，墨笔大书“坚决要求市委彭冲、王一平接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要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等口号参见《事实真相不容歪曲——二月五日一些人违法拦阻列车纪实》，《解放日报》，1979年2月11日……上海铁路局的几位负责人奉命到现场，劝说卧轨知青撤离铁路，后者不为所动。
当晚，四名知青代表到上海铁路局办公大楼，请路局向上转达要求市委领导接见的意愿。并表示，只要同意接见，愿意撤离铁路。当获知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严佑民同意在市革委会接见的消息后，代表们便返回共和新路道口叫群众撤离。至此，剑拔弩张的形势有所缓和。但知青的聚众请愿，只是一种自发的行动，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更没有什么组织，一哄而起，“群龙无首”，所以一旦面临何从何去的抉择，势必意见分歧，行动上也无法保持一致。于是，有态度过激者斥责代表是“叛徒”，又有人得寸进尺，提出市委领导人到现场接见的要求。最后，“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卧轨行动继续进行。不久，严佑民在市革委会接见知青代表，批评了他们阻拦列车、中断铁路交通、影响铁路运输的行动《事实真相不容歪曲——二月五日一些人违法拦阻列车纪实》，《解放日报》，1979年2月11日……
(下) 第三部分 城市飓风（2）
铁路大动脉被阻断的消息很快惊动了中央领导部门。6日凌晨，国务院下达了电话指示。随即，部分卧轨青年撤离铁道。至清晨4点，仍有少数盘踞铁路，坚持不走。在这种情况下，市公安局只好调动民警和消防警察前往肇事现场，驱散人群，将少数人扭送公安局。轰动一时的“二五”卧轨事件至此结束。
卧轨事件从5日下午5时开始至翌日凌晨4时30分终止，使作为交通枢纽的铁路大动脉中止运行12个小时。关于这次事件的过程，尤其是造成的损失情况，《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均作了详细报道。这次事件造成损失包括：上海站共有29趟列车不能出站，31趟列车不能进站；沪宁、沪杭两路全线陷于停顿；8万多名旅客(其中包括千余名外宾和华侨)不能进站、出站。并且，搞乱了津浦、浙赣等几条铁路线的运行秩序，长途列车误点波及全国，需要一周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有关部门精确算出：客车始发晚点和停运晚点累积达632小时27分钟，仅此一项就损失21956万元《中国青年报》，1979年2月13日……总之，这次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政治后果。
为了消除这次事件的影响，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上海市委于2月7日召开电视广播大会，号召知识青年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粗略统计，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谴责这次事件的文章达20篇之多。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将这起卧轨事件与“*”中“那种捣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相提并论，强调对“继续捣乱的人”要进行法律制裁。这家报纸在16日又发表了题为《坚决制止“回沪”风》的社论，对知识青年中“颇有市场”的4个口号：“我们要骨肉团圆”；“我们要求落实政策，有错必纠”；“我们要解决实际困难”；“这是我们的*权利”逐一批驳，最后引导出“千道理，万道理，刮‘回沪风’是没有多少站得住脚的道理”的结论。
春节前后，在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同时发生了知青请愿、*、聚众闹事的事件。
1月25日上午，200多名农场知青在南京市委门口*，要求回城工作。这次*是由苏北东辛农场的一些知青发起的，他们串联了14个农场的知青，利用春节返城的时机，集体运动，要求市委解决他们的问题。
南京市委派秘书长和知青办主任等20多人接待了知青代表。代表们反映的问题有：工资太低，一般是每月20元、28元，最高33元；不少农场干部作风恶劣，打人、骂人是常事，还进行各种体罚。他们对1978年74号文件有关农场知青的规定不满意，要求给他们插队知青的待遇(因为可以上调)，不要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待遇(这样只能商调)。主要原因是因为农场知青回城的难度大于插队知青。
少数知青不听劝阻，在墙上刷标语：“还我户口，还我青春，结婚无罪”；有的把矛头指向“走后门”进城的农民工，提出“开后门上来的农民滚回去，把农民工非法占有的招工指标退出来，安插农场知青”。这突出反映了知识青年对农民工大量进城，增加知青返城和就业困难的强烈不满。还有的知青在市委门楼上大书“望乡”两字，以表达回城的迫切心情。下午，一些知青结队到市中心鼓楼、新街口等交通要道。他们拦截汽车，在车身上刷标语，交通堵塞近3个小时。
(下) 第三部分 城市飓风（3）
这一天，南京市委召开了两次区委书记会议，要求做好农场知青工作：1做好个别头头的说服工作；2市、区、街道、居委会层层做过细的工作；3采取多种形式，稳定知青家长；4各区成立接待办公室，负责人亲自接待上访知青，听取意见；5进行家庭访问，组织节日慰问。由于南京市委的耐心、克制，及时进行细致的说服和疏导，使这次请愿活动很快平息下来。
在浙江省会杭州市，一些在省内外农场工作的知青，以及一些在当地就业的原知青，趁着春节大批返城的机会，成群结队到市委大院请愿，要求返城。据说，一些人在请愿时“大吵大闹”，有的举着横幅堵住大门，有的不听劝阻擅自敲钟，有的强行闯进办公室，有的撞破市委印刷厂的玻璃，严重影响了市委机关办公。2月5日起，一些青年在解放路、延安路口聚众*，拦阻车辆，堵塞交通，以致市公交车停开数日《浙江日报》，1979年2月8日……为此，2月8日《浙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要顾全大局，要安定团结》。经过有关部门做工作，逐步平息了这场风波《浙江日报》，1979年2月12日……
在江西省会南昌市，百余名在芙蓉农场落户的铁路局职工子女，春节期间回城度假时聚集起来，到铁路局机关上访，贴标语，要求铁路局把他们安置到铁路系统工作。他们“一度围攻铁路局的领导同志和冲击列车”，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人民日报》，1979年2月13日……
在西南最大城市重庆，一些上访者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连续围攻市劳动局干部，甚至把管图章的干部强行拉走，致使机关工作不能正常进行。2月17日《四川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谴责极少数人以发扬*为借口，互相串联，采取“四人帮”过去那一套做法，冲击政府机关，阻塞交通，任意围攻和挟持领导干部，致使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文章强调：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允许的。
在天津市，2月7日发生了严重的聚众闹事事件。据报纸披露，这天下午，在繁华商业区和平路人民商场附近，聚集了许多闹事者。他们尖叫起哄，推翻马路中心的岗台、便道的垃圾果皮筒；拦阻往来车辆；和平路、滨江路一带的交通为之断绝，附近商店被迫停业关门；闹事者还推挤、侮辱过路行人，受害者达百人之多。这起事件被称为“一起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严重事件”《天津日报》，1979年2月15日、21日……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知，1979年春节前后，返城风冲击了一系列城市。卷入这股风潮的成分比较复杂，除下乡知青及其亲属外，还包括城市待业青年、已在外地就业的知识青年，至少在某些场合，少数流氓地痞混迹其间，伺机滋事。这样一来，就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并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为了刹住变本加厉的返城风，制止越轨行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2月19日，*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接着，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相继发布关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通告》或《布告》。规定，**必须听从民警指挥，不准拦截火车，不准冲击机关，不准煽动闹事，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在公共场所、建筑物任意张贴标语、海报、大字报，不准印制出售反动书刊画册。违者，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通知的颁行，对防止再度发生卧轨之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但知青为争取返城而展开的宣传、请愿、*等活动，却仍旧一波连着一波。
(下) 第三部分 城市飓风（4）
(二)风波再起
1979年6月下旬，因上海市有关部门宣布停办农场知青病退、困退回沪工作，引起新的闹事浪潮。市里几乎天天都有知青*、宣传，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三四百人。这些知青包括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来自市郊农场。市郊农场原来实行“进进出出”的方针，自1972年起每年都有万余名知青调回市里，同时接受新下乡知青，知青情绪比较稳定。1978年上海市委为了优先安置本市在外地插队的知青，暂停了市郊农场的招工上调工作，农场知青的思想开始波动。1979年春节前后，上海市实行顶替政策，市郊农场的27万知青职工一下子顶替走了12万人，剩下的知青动荡不安。6月宣布不再招工上调后，许多知青认为返城无望，情绪波动更加强烈。有的知青抱怨“社会太不公平了，干部子女*了，上调就不搞了”。由于绝望，有的精神失常，被送进医院。在消息传开的一个多月中，各农场陆续有人自杀。怠工、*现象迅速扩大。回城闹事的也在增加。
闹市返城的另一部分知青，主要来自黑龙江、新疆和云南国营农场。他们中间，有从黑龙江回沪交涉病退或者等待商调的；有从云南回沪交涉病退、困退或退职回沪的；还有少数已婚的插队知青和一些与京津知青结婚的农场知青。这些知青表示不满，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如与京、津知青结婚的上海知青的安置问题。开始，上海市委派代表赴京、津协商，商定各市知青由各市自行负责安置，以后再逐步商调。京、津两市都按协议安置了与上海知青结婚的本市知青，但上海市后来又不同意这些青年调沪。于是，这些上海知青因爱人已离开农村，自己带着孩子，无法维持生活。又如1978年底云南农场知青一哄而回。云南水利二团干脆给每名知青发300元退职费，将3000名知青全部退回原省市。尔后，四川和北京都安置了本地子弟，上海市却不同意安置。当这些青年中有人要求重回云南时，云南又不收。这些青年说：“同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为什么有两样政策?”
这一时期的知青请愿活动，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1)从分散到联合。以往，不过三五成群，分散活动，没有组织，至此趋向于联合，成立了“知青遗留问题联合委员会”；每个区设立了联络员，募集到一定经费；每次活动，先在区里集中，然后奔赴指定地点。
(2)着重于宣传，扩大影响，争取舆论同情。如有的知青采用乘车不买票的方式，向售票员和乘客诉说他们的困难；他们要求每个知青动员一名家长加入行动，年岁越大越好；他们还扬言要天天组织活动，直到市委领导主动去找他们谈判。
(3)为了解决生活费来源，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组织去安徽、浙江、广州或上海远郊区长途贩运副食品；组织人从事木匠、修理五金用具、编结绒线、刺绣等手工活；或做小买卖。据说，也有个别人搞违法活动的。
针对知青要求返城的强大呼声，有关部门也提高了宣传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调门。1979年6月15日，复刊伊始的上海《青年报》在“志在四方，重返边疆”的标题下，刊登1957年周恩来为祝贺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该刊的题词。1957年12月，周恩来得知上海有4500多名青年上山下乡，曾专程赶到上海郊区，探望插队学生，并应上海《青年报》的要求题词。题词中希望知识青年“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建立起自己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把自己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农民”。该报在为此发表的评论中称：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上海青年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期望。在两百多万(这一数字应包括部分郊区农村青年)奔赴边疆、内地的青年中，涌现了一大批像杨永青、鱼珊玲、顾雪妹、梅继林那样的先进人物。该报呼吁那些不符合政策回沪的知识青年“迅速返回自己原来的战斗岗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慰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下) 第三部分 城市飓风（5）
几个回沪就业后又要求重返边疆的知识青年顾生发、陈静芳、钟洪森等人，被树立为新楷模。1979年3月上旬，陈静芳从贵州湄潭茶场回沪，顶替父亲进了工厂。据报道，她返城以后，目睹有些人一味从个人利益出发，刮起“回城风”，给上海造成不必要的困难；有的人为了达到回城的目的，不讲最起码的道德风尚，抛弃恋爱多年的对象等社会现象，颇为气恼。陈静芳原与一个当地青年缔结恋爱关系，为了返城，只好舍他而去。返城以后，又为此懊悔不已。最后，她考虑再三，决定不能给国家增添麻烦。于是放弃顶替，重返第二故乡，在那里安家落户上海《青年报》，1979年6月15日……
钟洪森是上海市六九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到云南省景洪农场，成为一名割胶工人。1978年底，农场刮起“回城风”，他曾“带头参加闹事”。第二年3月，离开了云南。回沪后“整天待在家里，心中非常苦闷”。他在表示重返边疆的决心后曾这样写道：
有人讲我会后悔。要说后悔，那就是去年年底“回城风”中我参加闹事，做了一件对党、对人民都不利的事。我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改正这个错误，返回云南，建设边疆。上海《青年报》，1979年6月15日。
其实，许多知青在返城前后的心态都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因返城夙愿终于实现，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对那些关心、帮助过自己或在艰辛岁月里共患难的农民，在感情上又难以割舍。但对绝大多数知青而言，这种感情上的依恋远不足以构成他们脱离农村的羁绊，当然也有个别青年，返城后已难以应对人生道路的新挑战，他们或者在喧嚣的都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者在农村文化长期熏陶后无法适应城市文化的氛围，或者在求职、住房等方面屡受挫折，或者竟是与农村的恋人旧情难断，或者基于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是“心里非常苦闷”，最终选择退回农村的道路。这样的知青，在整个群体中无异于九牛一毛。纵然如此，人们也应该理解他们的处境，尊重他们的选择。不过，这种尊重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否认大多数知青同样有重新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
更可笑的是，有的报纸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不惜对来稿削足适履，任意剪裁。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79年3月7日上海某报刊登了本市知青、当时在齐齐哈尔电视台工作的章琦的一封来信，题名为《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章琦阅后大为不满，为此先后给报社和*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问题。他在致报社的信中说：
今年三月七日，《××报》在一版发表了署我名的一封读者来信，一看标题，我的心就凉了半截，看完全文，我的心就全凉了。
我不得不遗憾的指出，贵报编辑这样想当然改稿做法，是实在要不得的。不能为了宣传就不顾事实，随意改写，这对党的新闻事业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请你们把我的原稿和报上发的稿核对一下，里面几乎没有我的原话了。我真难以相信，这篇稿是我写的。容我直率地说，这是一篇编辑摘取我稿中的只言片语，凭“合理”的想象编造出来的稿件，此稿违背了我的原意，并与客观事实不符。
在我的原稿中，根本没有“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的字样，连这个意思都没有，可是这句话不仅成了标题，而且成了文章的中心思想。我原稿说：“按照有关规定，我爸爸已向厂里提出了申请，厂里已经把申请报上去了，不久就能批复。”可是编辑却改为：“父亲的厂里也同意招收我进厂，只等我作决定了。”我原稿根本没说：“但是一想到就要告别生活和战斗了十年的大兴安岭，心中又有点舍不得”，“大兴安岭比上海更需要我”，“于是我决心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等等。我原稿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主要是劝说知识青年别闹事，要珍惜安定团结局面，要往远看，要向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为了表明我的决心，我决定不回上海接班，但不回上海并不等于就在大兴安岭啊!如果说“我要继续战斗在黑龙江”，则还可以。
(下) 第三部分 城市飓风（6）
章琦原信表示自己不回上海接父亲班，并希望知青不要闹事，要珍惜安定团结局面。但编辑仍觉不不满意，于是大笔一挥，连编带造，硬是要塑造出一位立志扎根边疆的知青光辉形象。*在章琦的来信上作了批示，指出编辑同志刊登读者的来信，在文字上作点修饰是可以的，但更改事实是很不好的。一定要尊重事实，向一切读者负实事求是之责。
围绕章琦来信展开的小小纠葛说明，“*”中舆论宣传习于说假话、空话、套话，甚至随意歪曲事实的歪风，并没有随着“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而完全消失。对个别编辑者来说，“*”中那种实用主义的工作方式早已驾轻就熟。然而，他们恰恰忘记了，报纸的生命力所在，是“向一切读者负实事求是之责”。
从1979年春节过后到第二年夏季，报纸上关于“扎根”的报道连篇累牍，城市中的返城风也经久不衰。从3月1日至3日，哈尔滨市下乡知青，每天聚集数千人至数百人不等，在市革委门前请愿，要求解决回城、安置就业问题。
请愿知青主要对国营农场宣布从3月1日起停办病退或困退手续的做法表示不满。哈尔滨市委对此事很重视，及时召开了各区知青办负责人、各大工厂负责人会议，强调加强对本区、本厂下乡青年及家长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求他们以大局为重，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市委领导在接见请愿代表时，明确表示不赞成*闹事，并重申市委的意见：按照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安置知青返城。3月8日，市委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再次与知青代表进行座谈，希望青年顾全大局，克服暂时困难，安心本职工作。在这次风波中，一些闹事知青一度采取了拦截无轨电车、推翻小汽车等过激行动，但由于省市领导从全局出发，对知青积极说服教育，进行对话，使事件很快平息下来，闹事知青基本上返回原单位。当然，关于从3月1日起停办病退、困退的“一刀切”做法也得到纠正。
这年9月，三千多名浙江农场知青集体到省委门前请愿的事件曾产生较大影响。这些知青多数是“*”初下乡的，时间长的已14年。他们返城无门，加上有关部门在返城政策上出尔反尔，引起这次历时近1个月的请愿。其间，知青们举行了静坐、*。据说34名知青绝食、绝水4天，生命垂危后被送入医院。
这次请愿活动事出有因。1979年1月浙江省委根据中发〔78〕74号文件，派出包括省委常委、农垦局局长在内的联合调查组，专程赴知青比较集中的省五七农垦场听取干部、知青意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调查组在认真听取知青意见后，针对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规定，制定了三项措施：
1对于在农场的知青职工，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根据统筹安排的方针，逐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2对于继续留场的知青职工，千方百计地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农场实行“四定一奖”制度和岗位津贴等办法。
3改善劳保福利条件。对农场职工一律实行全劳保，待遇同全民单位一样《浙江日报》，1979年2月11日……
此后不久，省委又作出决定：1966年进场的知青，上半年调出，1969年进场的知青，下半年调出。2月6日，省革委会根据中央〔78〕74号文件制定了浙革20号文件正式下达。文件第5条说：对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的职工，组织上应积极协助商调，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1979年先将进场时间在10年以上，年龄大、困难多的老知青调出。
(下) 第三部分 城市飓风（7）
2月11日，《浙江日报》报道了省委、省农垦局着手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消息。知青们听说后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农场也根据上级政策制定了年内将场里多余的一千多名知识青年职工调出的计划。但是，“天有不测风云”，5月26日省委宣布，20号文件收回，理由是1979年5月14日国发132号文件第6条规定：已经在国营农场或其他单位就业的知识青年，不再另行安置。农场知青翘首以待的返城一下子成了泡影。当初希望抱得太大，没有丝毫应变的思想准备，一旦破灭，自然会引发不满情绪。于是，农场知青打着要求落实20号文件的旗号，多次向省委申述自己的意见。对知青的申述，省委难以作答。最后，农场知青发起了请愿活动。
在请愿过程中，知青们散发了《我们被迫请愿的由来》、《告全市人民书》、《我们的三点要求》等资料，将请愿缘起和基本要求公之于众。三点要求是：1要求省委接见上访请愿知青；2要求省委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具体时间；3对上访知青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打击报复。三点要求是在9月8日提出的，但二十几天过去仍没有下文。
应该承认，上访知青还是比较理智的。9月10日，省五七农垦场机械场机械队的知青们即加入请愿队伍，尔后考虑到农场8000亩水稻尚未收割，为了避免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又宣布退出请愿，于21日回场参加收割。只是看到解决问题的日子遥遥无期，机械队的知青才决定于10月5日举行*。
在请愿活动中，知青们编写了不少顺口溜、越剧小调、短诗，以宣泄不平。其中一首诗，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认为上山下乡的宏图犹如“南柯一梦”，但悔之已晚。诗中还对“走后门”等不平等社会现象进行了鞭挞：
知青知青，幼稚年青，满腔热血，愿为国尽，
垦荒围田，谁不拼命，植棉种田，多少干劲，
精力耗尽，南柯梦醒，回忆往事，多少教训，
补补修修，学业丢尽，年过三十，孤帆只影。
多少同学，伶俐聪明，留城进厂，“三级稳定”，
工资奖金，六十挂零，携妻带子，漫步柳荫，
同路“乾儿”，猴子成精，七十二变，绿装红领，
三年一到，西湖留影，娇妻爱子，温暖家庭。
有钱有路，后门出进，有父有母，也能顶职，
孤儿寡女，怎不痛心，泪向黄泉，讨我双亲，
同去几万，今日几影?此情此景，谁不冷心，
实在无奈，坐地请命，各位“大人”，万望怜悯。
1979年各地知青大举返城犹如洪水决堤，一些大城市试图暂时停办病退、困退手续，以缓轻冲击，结果却引发新的知青闹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只有疏而不堵了。
知青大闹返城，受到报纸上一些文章的批评。有的认为他们只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国家困难；有的认为他们是在革命道路上动摇和后退。一首写给新疆上海知青的诗歌，以朋友的口吻教训道：
也许因为早春寒气料峭，
有人筋骨单薄开始颤抖、动摇。
“四人帮”的浩劫使人悲叹前途渺茫，
难道就不能杜绝裙带、后门、官僚……?
怀疑在你心中播下迷惘。
你抱怨命运苦涩不逢时，
不愿再举起南泥湾的镢头，
钢铁的誓言随着岁月遗忘。
不，蠢虫必将被鸡啄。
朋友，对党的信念不容动摇！乐晨、连晖：《五月遐想》，《阿克苏报》，1979年5月12日。
这样的批评教育毕竟还是和风细雨的，至少还体谅到知青们的苦衷，承认“返城风”事出有因。但也有文章，只是一味指责知青“无理取闹”，“受了‘四人帮’‘闹而优’的影响”。
1979年2月下旬，著名作家巴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就知青闹事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两说。一方面，对他们的极端行动要引导教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的苦处。好多人都30多岁了，还没有房子，结不了婚。30年了，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保证，就容易产生一种幻灭的感觉。有些青年进了大学，条件改变了，他们学习是很勤奋的，很刻苦的。这说明，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包括最基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件。如果这个问题不痛下决心解决，是不行的。
有些知识青年从插队的农村上调到当地，也是走后门，行贿赂办成的，很费了一番力气，吃了苦头。现在其他人困退、病退回来了，这些人吃了苦头还留下来，就有了想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现在青年有几种，有的奋发向上，有的产生幻灭的感觉，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对这些问题，我们要从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上来考虑青年的处境。现在农村里边还有大量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事情。城市青年也有住房、就业、婚姻各方面的问题，很尖锐的，你不处在他那个具体环境里，你就不知道他的日子每天都不好过。过去，“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不让青年讲话，他们感觉受压迫很厉害。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为青年们讲了多少话?为他们反封建的要求讲了多少话?有些事情是逼出来的。
巴金先生是中国文坛的巨擘泰斗，“*”后出版《随想录》五集，总结一生经验教训，对“*”中种种丑恶现象鞭挞尤力。他像一位公正的法官，严格审视自己在“*”中的一言一行，强烈的自劾自责意识力透纸背，使千千万万的读者从中受到启迪，由“*”梦魇联想到每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在书中一再倡导“讲真话”，那句“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座右铭。正因为他对“*”的悲剧以及它的缘起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分析知青闹事现象时，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只是对闹事知青一味地指责，而是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进而强调社会的责任，当他说“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时，正触到问题的实质。
(下) 第三部分 几段插曲（1）
知青返城风席卷城乡，吸引着全社会的注意力。除了成千上万命运坎坷的城市下乡青年为了自己的前途在奔走呼号外，另外还有许多人曾经自觉不自觉地予闻其事，当然，他们对这场风潮的态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大相径庭的。这里记载的，就是当时的几段插曲。
(一)关于《骗子》的风波
1979年上海发生“二五”卧轨事件不久，发生过一起下乡知青冒充某大首长儿子的所谓“骗子事件”。上海的几名作者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在很短时间里赶写出一部六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
主要剧情是：市郊东风农场知识青年李小璋因出身工人家庭，没有任何权势的背景，在农场里一待就是8年。眼瞅着周围的同学一个个走后门调走，他与已返城的情人却难成眷属，不禁心急如焚。本来他也有过按政策上调的机会，不想又被别人挤掉。从此变得消沉起来，整天抽烟喝酒，混日子。因为看不到前途，破罐子破摔，痛恨自己，又想捉弄别人。某日受到俄国剧作家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的启示该剧说的是，俄国彼得堡的一个普通十二等文官，路过一个城市。该市市长误以为他是钦差大臣，百般逢迎，溜须拍马，送钱送物，还要把女儿嫁给他。，于是化名张小理，冒充中央首长的儿子，在官场上招摇撞骗，并借官员们竞相邀宠、假公济私的卑劣心理，为他从农场上调疏通关节。然而，就在他办妥一切手续，只等第二天到全市第二流的大工厂去报到，大功似乎已经告成时，骗局却因那位中央首长的到来而彻底暴露，李小璋被送上审判席。
这部话剧以上山下乡运动中经久不衰的“走后门”现象为抨击对象，用夸张的笔调对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丑态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剧作者还通过李小璋恋人之口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问题：
你不满意现在的你。其实我也不满意现在的我。我们最初去农场的时候，都曾有过理想，有过热情，可是后来胸中的火熄灭了，甚至——比如你甚至变成了一个不诚实、不正直的人，多可怕呀！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
对于这个问题，该剧并没有给予直截了当的答案。但是联系剧作者的创作意图不难得知，造成许多青年理想破灭，乃至自暴自弃的原因，除了“*”中“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派的倒行逆施外，与一些干部依仗权势，大搞不正之风也是分不开的。这一点，突出反映在知识青年上调问题上。“*”结束了，“走后门”之风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得到遏制，难怪各地下乡知青在闹“返城风”时，无不众口一词，提到“走后门”的严重后果。因此，此剧一上演，立即在一部分观众中引起共鸣。
然而，尽管剧作者借剧中人物即那位中央首长之口指出，我们党“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病”，这部戏还是受到一些“正统”人士的攻讦。他们指责作者“是把支流当成了主流，没有真实地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没有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从而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他们还以一些知青在城市里闹事为依据，指责这部戏助长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对某些错误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离间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漠雁：《文艺作品要有益于振奋人们革命精神》，见中国社科院编：《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第51期，1980年1月……总之，帽子一大堆。事实上，助长社会秩序混乱，造成知青骚动，并且“离间了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正是“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猖行，而不是对这种不正之风进行大胆暴露的《骗子》一剧。而横加指责者却将这样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
(下) 第三部分 几段插曲（2）
这部戏是当年唯一一部大胆剖露知青返城问题的有影响的剧作。虽然它上演不久就停演了，但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难以忘却的。
(二)女垦荒队员的呼吁
70年代末，当北大荒农场知青正在上演《今夜有暴风雪》里那动人心魄的大返城一幕时，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者，50年代中期由内地到北大荒安家落户的女垦荒队员们发出了要求落实政策的呼吁。
问题的起因要回溯到20多年前。1955年秋和1956年春，团中央和北京市团委组织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先后有220多人奔赴萝北垦荒。在他们的影响下，又有天津、河北、哈尔滨等地组织了几批青年到萝北，他们大多是城市和一般城镇的男女知识青年。50年代中，这些青年按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来讲，在城里找个较为舒适满意的工作并不难，但他们却选择了一条最艰苦的道路——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进行开发建设。
1955—1956年，他们初到萝北时，北大荒还是茫茫无际的一片处女地。是他们自己动手支起第一顶帐篷，同蚊子、小咬，同零下40℃的严寒进行斗争，一犁一犁开出了成片的良田。垦荒队员创业时期的生活异常艰辛，1956—1958年整整3年，每人分到手的钱合起来不足5元，甚至连买张邮票都犯愁。这以后，垦荒队员的事迹一再见诸报端，感动了更多的城市青年，决心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垦荒队员中包括不少女青年，当她们离开城市奔赴边疆时，曾被当作时代的英雄受到盛大的欢送。对未来，她们有过美好的憧憬，也有过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却完全没有想到会遭遇被迫离职的厄运。
1959年初，萝北县建立了国营农场。各青年垦荒队所在的北京庄、天津庄、河北庄、哈尔滨庄，都划归国营农场，青年垦荒队员全部转为国营农场的正式职工。然而到了1964年，农场里开始大量压缩职工。按国家精简职工的条例，精简对象是：连续工作不满一定年限，年老、体弱不能从事原工作的，本人自愿退职作退职处理。当时农场精简职工方案〔64〕青农曹字31号文件第二条第三款也规定：“垦荒队员一般不作退职处理。”但在实际执行中，农场领导却一意孤行，逼迫着许多女垦荒队员退职。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女队员徐春华16岁报名到北大荒，1963年结婚后有了孩子，农场即强迫她退职。她不愿退，农场领导叫她在数九严冬把刚满6个月的婴儿扔在家，到很远的地方修水利。她万般无奈，只好退职。河北庄女垦荒队员赵锦卓，本来是拖拉机和康拜因驾驶员。1963年孩子刚满月，场里硬让她去上夜班，又派她上山打石头，她走投无路，只好听命退职。
为了强迫女垦荒队员们退职，有的农场和生产队领导使出各种“残酷”的手段。他们把幼儿园解散，迫使女青年回家抱孩子。女青年仍然坚持上班，他们就让她们每人每天收两垧半地的庄稼，完不成就赔偿损失。有的给怀孕的女青年规定打草定额，打了草还要亲自背回来。有的领导还强迫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下到河里沤麻，让男青年光着屁股在女青年面前干活，迫使女青年回家。有的女青年不肯就范，领导就向她的丈夫施加压力，以开除党籍相威胁。为此，北京垦荒队的发起人之一杨华不得不带头让自己的爱人退了职。
(下) 第三部分 几段插曲（3）
当初，她们自愿报名到北大荒，不是因为在城里找不到饭碗，是怀着美好理想，为开发边疆而来的。创业中历尽艰辛，没犯任何错误，却被强令退职了。有些人被迫退职后不敢告知内地家人，以免他们得知亲人在北大荒落到这般田地而伤心。
“*”结束后，女垦荒队员曾为此事写信给*中央总书记*。胡是当年青年志愿垦荒活动的倡始者，以后一直关心着垦荒队员的命运。他希望解决垦荒队员的遗留问题，将此事转请黑龙江省委调查处理。省委责成合江地委、合江地委又责成垦荒队员所在的向阳农场党委调查解决。农场党委提交的报告称：当年农场共有118名垦荒队员和支边青年从正式职工中被压缩出来，同时被精简的还有另外800多名职工。如果解决垦荒队员的复职问题，那么其他职工的复职问题也要一并解决。
其实，后者的情况与垦荒队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们主要是1959年国营农场建立后，才从各地投亲靠友或盲目外流到当地的职工亲友和其他人员，有的被不合法地吸收为农场职工。而垦荒队员全部是有组织到边疆的，建场前即在当地创业，建场后又第一批成为农场的正式职工。但这样一个了若指掌的问题却被农场领导搅得糊涂一团，使复职的希望仍旧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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