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第三部分 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5）
座谈会提交的《汇报提纲》把“肯定成绩，坚持方向”摆在了首位，说知青工作的形势大好。十多年来，全国共有168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在农村的950多万下乡青年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事实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知青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完全正确，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十分显著。
《汇报提纲》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继续深揭狠批“四人帮”，落实华主席关于知青工作的重要指示。
为了开好定于5月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汇报提纲》就会议的指导思想、会议的主要任务、会议的准备工作、出席会议人员等分别提出了意见，并拟定了需要调查的11个问题供各地参考。这11个问题是：
1关于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问题；
2关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
3关于安置下乡青年的布局问题；
4关于下乡青年的安置形式问题；
5关于推广株洲厂社挂钩、集体安置下乡青年经验的问题；
6关于青年点(队、场)的建设问题；
7关于把下乡青年培养成生力军的问题；
8关于提高下乡青年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问题；
9关于统筹解决下乡青年的实际困难问题；
10关于整顿安置经费、物资管理使用的问题；
11关于加强党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问题。
上述问题大多是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难点问题。座谈会希望通过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一些有效的经验，以推动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这次座谈会历时一个月才结束。197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披露了座谈会消息，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文章称：
十几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以来，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一批又一批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对于移风易俗，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对于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知青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完全正确，成绩很大。
至此，领导者对于“*”以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支撑这场运动的“再教育”理论，继续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而这种肯定与评价，与事实真相是存在很大出入的。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相当多干部的头脑，还没有从极左思潮的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
(下) 第三部分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
1977年7月，*十大三次会议终于恢复了主张改革的资深领导人**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中两度遭到严重政治*的*之所以未能在“四人帮”垮台后及时复出，与华国锋等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关。恢复*的领导职务，对于彻底否定“*”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清理以前的“左”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在*十大三次会议发言中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恢复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真正破除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头脑的种种思想枷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亲自主持定稿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论述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观点，主张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在*等中央多数领导人的引导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
“一湾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动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第一次破除了在上山下乡这一曾被高度政治化、神圣化的社会问题上的种种禁忌。社会科学家走在了思想解放的前列。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指出，上山下乡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捅开这个马蜂窝，有好处。于光远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应该承认这是十多年错误做法造成的。”邢贲思在《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报告中也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年国家要花十多亿\[元\]，包括各种各样的补助、耗费，花这么多钱，结果到了农村还跟农民争粮吃，农民并不欢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资料室整理，1978年10月10日……这些犀利的言语，在社会上激起层层波澜，特别是在广大知识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但也受到某些人的指责。
人民群众一旦走出“两个凡是”的阴霾，也开始无所忌惮地对上山下乡问题直抒己见。有些单位的职工在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经常触及上山下乡这个牵连到千家万户的话题。于是有人总结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第一，农民不欢迎，和农民争口粮，争土地；第二，单位背包袱，负担重，既拿钱又拿物；第三，青年下乡后家长不放心，有的还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第四，青年不安心，贻误了青年的前程。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一位教师给动力区干部辅导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当讲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方向，从现实来说，农村人口要减少，城市人口要增加，邓副主席也讲了这个问题时，竟引起全场热烈鼓掌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3期，1978年9月15日……这段小插曲，真实反映了民心的所向。
长期以来，各种“左”的教条，像无形的锁链，束缚着青年人理性的翅膀。然而，初春的残雪，遮不住充满生机的绿意。思想解放的春潮泛滥所及，广大知识青年——无论是刚刚返城的，还是仍旧留在乡间的——的思想日趋活跃。
(下) 第三部分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2）
上海团校部分学员在讨论真理问题时，提出应该用实践检验一下“上山下乡到底对不对”?有的学员联系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历说：我们去时真是满腔热情，农民病了没有药，把自己带的药送给他们吃；天气冷了，农民棉衣不够，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穿。我们和贫下中农肩并肩干了十多年，但是，农村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实践告诉我们：*、“四人帮”在农村推行的极左路线不改变，仅凭我们知识青年的双手是根本改变不了农村面貌的上海市团校：《教学情况简报》第5期，1979年……一位青岛知青，在致《人民日报》的信中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国家的经济、群众的思想都划不来，并起着混乱的作用。他算了这样一笔账：自掀起上山下乡运动以来，全国成立了许多专门的机构，调动大量的基层干部管理这些工作，造成了大量的干部浪费。青岛一市，每年给知识青年带队的干部就是几千人。如把这几千人建立一个大企业，一年可以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青岛有四五万下乡青年，每人安家费500元，此项费用就达几千万元，另外还有工具费等等，加在一起就更多了。如用这笔钱办工业，能建立多少工矿企业呢?《人民日报》《群众来信摘编》第639期，1978年12月6日。青岛市只是全国一隅，在推进上山下乡过程中已造成巨大浪费，就全国而言，各种有形无形的浪费更难以估算。
1978年11月，一名已经返城的北京知识青年在题为《迎接祖国美好的春天》的大字报中，就“*”以来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相当精辟，反映了那个时期知识青年认识的最高水平：
经济规律是一客观的规律。对于经济规律的遵守与否，是检验一个革命者是否承认实践第一的试金石。
人们还记得十二年前震撼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吧?短短十年时间，全国一千万青年浩浩荡荡奔赴农村，作为一个运动，确是伟大而可观。但看看后果，却不敢乐观，是我国的农村真的需要这么多的青年吗?是青年离开农村就不能成长吗?——不是，这个上山下乡运动，说近了，是国家经济衰退，不得已安排劳动力的权宜之计；说远了，是对历史进程，对经济规律的一种倒行逆施。
了解一些历史发展的人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伴随着农民的大量破产而前进的。我们的教科书上把这一发展说成是对农民、对历史的犯罪。但是，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的\[地\]来看，这只是产妇临产之前不可避免的阵痛。资本主义这个婴儿正是在这一阵痛之后脱胎于母腹——封建社会。当然，我们不会走让农民破产的老路。然而，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是经济规律的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我国，提高工业化水平，加强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大量劳动力，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
违反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胡乔木同志的文章已讲的\[得\]很清楚。因为我当过知识青年，谈这点认识。
今天，很少会有人认为，把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长期政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劳动力总是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不大，只要政策得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镇新增劳动力是可以自行消化的。这一点，也已为十几年来城市中不断深化的改革所证实。然而，当宣传机器仍在反复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时，敢于站出来道出一个真理，是很需要一些胆识的。
(下) 第三部分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3）
思想解放运动使各种“左”的思想、理论第一次受到冲击。它给人们干涸的头脑注入了理性清泉，它还营造了一个比较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就谈不上公开表达对上山下乡的不满，或揭示它的弊端。
在趋于宽松的气氛下，还有一些青年，利用文学的形式，批判性地触及上山下乡运动的不良后果。1978年6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卢是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曾有多年插队劳动的经历。在小说《伤痕》中，以“*”为背景，叙述了女知青王晓华与其母亲的畸形关系。王晓华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初，她妈妈被定为“叛徒”。为此，她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以断绝与“叛徒”妈妈的母女之情。但是，到农村后，她始终无法挣脱那个“叛徒妈妈”的家庭“给她套上的绳索”。在“血统论”的沉重压力下，她下乡4年才勉强入了团；她不得不中断了与恋人的爱情，她灰冷痛苦。妈妈的政治历史问题，是压在她心头一块沉重的铅块。可悲的是，她在受到政治歧视*的同时，因为思想上受到极左思潮的困厄，长期同她的母亲实行“决裂”。事情就是这样地令人痛心：正当“四人帮”*王晓华的妈妈，同时也摧残王晓华的心灵的时候，王晓华的“决裂”行动，客观上无异于帮同极左势力在妈妈的心灵上“戳”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她却一直认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革命需要的。
小说主人翁王晓华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小说揭露的社会现象则是完全真实的。小说所写的“血统论”对知识青年的打击、摧残，极左思潮对青年人心灵的腐蚀、毒害，是不少人曾经身受的，卢新华的小说，暴露了“*”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突破了长期以来文学创作只准“粉饰”、“歌颂”，不准反映生活真实的禁区，因此成了思想解放潮流影响下，文艺领域异军突起的“伤痕文学”的典范。
1978年到1979年初，各地青年自发刊印的文学刊物一时称盛。一些作品，集中描写了知识青年的坎坷命运，反映一代青年从狂热、迷茫，走向彻悟的思想转变历程，叙述了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成功与挫折；这些作品在充分肯定世间的真、善、美的同时，有力鞭挞了那些贻害无穷的假、恶、丑。不论作品的具体内容和主题思想是什么，它们所描写的典型环境和历史背景，大都是那场使我们国家濒于绝境的“*”。
政治*，是“*”中许多知青经历过的可怕梦魇。刘峰的短篇小说《默默祝福》讲述了几名出身“黑七类”被看作“狗崽子”的知识青年，在走投无路情况下，准备偷渡香港的故事。在小说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对血统论的鞭挞，而是积极探索了下乡知青在社会底层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插队初期，他们也曾设想过在农村安家，为农村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不久现实便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农村的大多数地方，无论是生产方式、经济状况、文化生活、思想风俗都极为落后，这一切，借知青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系列事实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要青年们到农村插队落户，无非是要丢包袱，即处理掉城市中这一大批过剩的劳动力。艰辛的生活，使知青们的思想有了新发展。对于那些喋喋说教，有的人投以怀疑的目光，并勇敢地进行新的探索；更多的人则为了生存，各自去寻找出路。至于在悲观绝望之极弃世轻生的也屡见不鲜。
(下) 第三部分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4）
化名燕女的短篇小说《凋零》，述说了一名北京女知青与男知青同居怀孕被抛弃，而终于坚强活下去的故事。小说谴责了男知青的自私，企图奸污女知青的大队长的暴虐与愚钝，愚昧村民对女知青遭遇的冷漠。此外如署名澜的长篇小说《灵光》，以一个下乡知识青年的个人遭遇为线索，表现一代青年的思想状况，他们精神上的苦闷与彷徨和生活上的凄楚与悲凉。
广东知青*在短篇小说《你话点算》(系粤语)中，用一位知青家长的口吻，向人诉说了子女插队后的种种遭遇：知青被分派到一个穷地方插队，农民不欢迎。于是将他们集中赶到山里，给几块瘦地办个知青场。“唔讲食菜，食米都艰难，几年中从未分过一分钱，买咸菜都靠我给钱。”后来，当地“土皇帝”又规定，知青一律返回广州市做临时工，一个月交10元钱归队，队里挂名出勤不给工分。广州市里做工机会少，有的知青生计无着，只好重返农村，却发现连住处的床板都被人搬走了。“*”中插队知青大部分生活不能自给，如果再受到当地农民的冷遇或歧视，处境自然很惨。
这些普通知青的创作，艺术上的功底或显不足，人物关系的处理失于简单，对社会的观察还缺少深度。至少对某些作者来说，他们所关注的与其说是作品本身的精雕细琢，不如说是借助文学形式来阐明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当时，下乡知青的坎坷经历往往不为局外人所理解，知青身份常受到歧视，窘迫处境长期得不到改观，返城要求更遇到重重阻力，所以要诉诸笔端，引起世人的重视。事实上，这些作品之所以能给予广大读者——首先是知识青年——以强烈的触动和感染，主要是其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而并非艺术手法上的炉火纯青。
1978年12月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它进一步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就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人物给予重新评价，拨乱反正，昭雪冤案的同时，对以往的知识青年政策也进行了检讨。会议认为：知识青年是受*、“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一代，广大知识青年是无辜的、他们的处境值得同情，困境是需要及时解决的《*同志关于待业青年问题的讲话》，1982年3月2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为知青问题迎刃而解准备了至关重要的政治条件。
(下) 第三部分 一篇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1）
1978年下半年，知识青年问题迅速升温，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当时，社会上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议论纷纭。这件事，不仅直接关系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利益和命运，而且牵动千家万户，影响整个社会。11月23日，在“*”中被禁锢十年之久，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重要文章，将这场讨论推向高潮。
这篇文章审时度势，对上山下乡的缘起、历程、得失，以及指导理论的正误，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和分析。它高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次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相公开袒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上山下乡发端于50年代中叶。关于它的缘起，相沿已久的解释一向是着眼于政治意义上的拔高。直到1978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仍说它“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是同1955年毛主席发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分不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1978年12月10日……与这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不同，评论员文章主要从经济的角度揭示了上山下乡滥觞的缘由：50年代中，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教育事业的普及发展，中小学毕业生的数量急剧上升。由于城市工业和其他行业还没有能力全部吸收不能继续升学的城市知识青年，为了使青年们能各得其所，除了鼓励来自农村的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和工作以外，开始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去农村和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这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与以往的解释相比，评论员文章将上山下乡的起因归结为城市就业压力的加大，显然比较符合事实。
“*”期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规模空前的上山下乡运动?正统的解释一向是强调它的政治目的。在这一点上，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的说法仍未改变。《会议纪要》称：1968年，毛主席根据当时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状况，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广大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高潮。与这种振奋人心的基调格格不入，评论员文章揭示给人们的，则是发动这场运动黯淡而真实的背景：
*之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迅速扩大，甚至出现了“连锅端”的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迟缓，以至走到崩溃的边缘，城市各行各业能够吸收的人很少。二是由于他们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十七年，大肆砍杀各类高等学校，使大学招生人数大大下降；同时又无视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强行禁止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这样一来，大部分城市知识青年，除了上山下乡，别无其他出路。
“*”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动，实际上还是基于城市就业的压力，只不过在极左路线的严重破坏下，使这个固有的压力急剧增大。就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结束后的若干年里，却一直为舆论工具所讳言。
(下) 第三部分 一篇振聋发聩的评论员文章（2）
如何估价“*”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涉及800万在乡知青的稳定，而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当时，知识青年返城活动正处在“风乍起”的起步阶段，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防止出现“闹事”的连锁反应，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上山下乡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就成为当务之急。与这种主要基于策略考虑的做法大相径庭，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充分肯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热情和贡献，并不等于可以掩盖上山下乡的真实情况，不去揭露和解决“四人帮”一伙在这方面制造的许多严重的问题。文章在列举*、“四人帮”人为地制造出许多矛盾，把一些知识青年引入歧途，将上山下乡搞成一个谁也碰不得的“禁区”之后，就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作了如下说明：
多数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问题无法解决，很多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起码条件，弄得许多知识青年消极低沉，群众怨声载道……混进知识青年战线和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肆无忌惮地乘机谋取私利。他们侵吞和挥霍知识青年工作经费，收受贿赂，勒索礼物，大发“知青财”；他们压制知识青年的*权利，以泄私愤，摧残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以遂私欲；他们利用窃取的决定知识青年抽调去留的大权，搞交易，做买卖，“掉包”顶替，安插亲信，使“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盛行。这种种腐朽丑恶的现象，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的思想意识，诱惑甚至胁迫其中极少数无知的人走上了邪路。总之，*、“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震动，并引起国外的重视。《纽约时报》据以判断说：“作为减轻生活当中的苦难和强制成分的新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正在静悄悄地撤销不得人心的强迫城市青年下乡安家落户的政策。”《纽约日报》，1978年12月5日。
反应最热烈的当然还是广大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长。1个月内，报社就收到读者来信100余封，在信上署名的300多人。许多知青在信中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决定；认为多少年来，报上只说空话、假话，这次评论员文章说了实话，说明真正关心我们疾苦的还是党中央。当读者普遍认为评论员文章“说出了千万知青的心里话”时，也有个别人对文章的观点提出异议。湖南省两名小学教师在信中称：知青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主要还是个方向问题。抛开这个前提谈知青上山下乡，意义就不完整。至于下乡知青在生活、婚姻、住房、医疗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难又得不到解决的说法，“据我们县里的情况以及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并非尽然”。他们强调说，毛主席号召的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真理。与此相反，一位北京读者在肯定文章“说了许多群众的心里话”的同时，又批评它“还是说了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比如‘这些年来，千百万知识青年怀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增长了才干，茁壮地成长起来’云云”，“都歪曲了事实”。这位读者还在信中中肯地指出：“把这些年来上山下乡的异常情况都归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是不对头的。”
尽管评论员文章有其不足，仍不失为解放思想大潮中涌现的一篇好文章。在有影响的大报上，对上山下乡历史真相进行过全面剖析的文章，仅此一篇。这篇文章还用犀利的笔锋驳斥了长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些“左”的理论教条。
正是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知识青年在返城风中理直气壮地提出：“否定*，就要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口号。文章的社会影响还不止这些，由于它明确指出“*”十年来的上山下乡，是*、“四人帮”造成的“恶果”，下乡知识青年成了*、“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使下乡知青认为找到“回城有理”的依据。他们要求像给右派“摘帽”和给冤假错案*那样，为知识青年落实政策。1979年初，各地知青闹事此起彼伏，致使有的领导人大为恼火，批评这篇文章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对这篇文章最感不满的当然还是被“返城风”弄得一筹莫展的国务院知青办，后者很快向所属单位发出通知，说这篇文章并不代表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的精神。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了实话，也惹了麻烦。这以后为了稳定住众多在乡知青，遏止住“返城风”的强劲势头，新闻媒介继续被要求统一口径到“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上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理论组撰写的《统一认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红旗》，1979年8期……
(下) 第三部分 知青政策的调整（1）
“*”结束后，上山下乡运动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和长期积累的各种严重问题，并没有随着极左派退出历史舞台而消失。从当时情况看，主要问题包括：许多下乡知青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住房、婚姻方面困难突出；“走后门”之风经久不衰，下乡知青的上调机会不平等；将大批知青安置到人口较多的农村社队，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民不满，排斥知青现象进一步发展；下乡知青受*，特别是女知青受摧残问题仍旧相当严重。在这些问题中，最紧迫的还是下乡青年生活困难问题。具体说，又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生活不自给的比例大。据27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有13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比例在50％以上(自给标准120—180元)。其中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甘肃等省高达70%—80％。跨省插队的老知青困难最大。如上海市在外省插队的224万知识青年，有13万名生活不能自给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有个女知青因此自杀(经抢救未死)，她在遗书上写着：“二十几岁的人了，连粮草都做不出来，还要伸手靠家庭，只好离开人间。”家长普遍感到负担重，压力大。有的说：“下去一个孩子，等于降低一级工资。”子女结婚了还得抚养孙子、外孙。上海第十二毛纺厂职工子女下乡后共生154个小孩，有130个送回上海抚养。职工们说：“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养儿到老”，“养了老插队，还要养‘小插队’”。四川广汉县对61名已婚青年进行调查，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30人，倒挂的21人。
不能自给的原因：据辽宁对3800多人的典型调查，一是由于生产发展缓慢，分配收入低，不能自给的占68％；二是以短养长暂时没有收益的占12％；三是本人有病或因家庭有特殊困难出工少的占15％；四是本人参加劳动少的占5％。
另外，在同等生产条件下，下乡青年同农民相比，有五笔收入基本拿不到：自留地收入没有，养猪、养鸡的收入没有，投肥工分没有，家庭小副业没有，技术活、高工分的收入没有。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流传“男十分，女八分，知识青年还要少两分”。江浙等一些人多地少的地方，还限制下乡青年出工。
第二，住房困难的青年多。据1976年底统计，在农村插队的青年中，没有建房的有95万。广东河源县1972年以前下乡的628名青年中，尚有390人没有建房。已建的房屋因国家给予的补助标准低，质量差，相当一部分已经破旧，需要翻修。特别是已婚青年住房困难更大。据江苏、安徽、四川、吉林4省统计，已婚的22万知识青年，有10万人没有建房。国营农场系统大龄知青结婚无房现象也很严重。1978年5月，国务院派赴黑龙江农场工作组的报告中称：当地有2万对已婚知识青年没有住房，还有28岁以上的知识青年15万人，多数也要在一两年内结婚，需要解决住房。按每户30平方米，每平方米材料费60元计算，最近两年内共需建青年结婚住房270万平方米，需要投资16亿余元，以及相应的三材和玻璃、小五金。当年从开荒投资中划出1千万元盖青年结婚住房，只能解决5600户国务院派赴黑龙江农场工作组：《关于黑龙江国营农场情况的报告》，1978年5月24日……农场盖房实际能力与知青需求间的巨大缺口，据此可知。该省山河农场的建房计划，上级机关只批准每年建3000平方米，照此速度，需28年才能解决结婚青年的住房问题。如此怵目惊心的前景，并非无稽之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些基层干部超标准建房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增刊(2)，1978年3月17日……
(下) 第三部分 知青政策的调整（2）
第三，大龄未婚现象突出。“*”结束后的1977年，全国已婚知青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861万人，占同期在乡知青总数的10％。但在这两个简单的数字背后，却掩藏着一个严峻的事实：成千上万进入晚婚年龄的男女知青未能完婚，才会导致如此低下的婚姻率。另外，考虑到大批未婚青年已陆续调入城市而已婚青年却基本滞留乡间的现实，下乡知青的实际已婚率应该还要低于10％。
“*”初期全国城镇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共有400余万，其中半数以上被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至1977年，他们的年龄介乎25岁至30岁之间，这意味着其中年龄最轻者也已步入晚婚年龄。尽管知青的已婚者主要出自这部分人，但不少事实却说明，“老三届”中的未婚者仍数量惊人。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关于历年下乡知青婚姻情况的调查称：本地区尚有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老知青4650人。在这个主要由“老三届”组成的群体中，北京知青1525人，天津知青2006人，外省市知青422人，本省知青697人；他们中已婚者2505人(占总数的539％)，未婚者2145人(占461％)；在未婚者中，女性1276人，男性869人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1972年底以前至1975年底下乡的在乡知青人数统计》1978年9月30日……从全国范围看，大龄知青，尤其是未能完婚的女知青，已经形成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1977年国务院知青办对7个省的统计结果表明：26岁以上的未婚知青有59万人，年龄大的已过30岁。进入晚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知识青年，仅黑龙江一省就达30万人；江苏省达到晚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知识青年占全部人数的2／3；在第一大城市上海跨省安置的70多万知青中，多达90％以上的人属于上述情况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
7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大力提倡晚婚，使男女青年的初婚年龄逐步提高。以女青年为例，50年代的平均初婚年龄为1902岁，到70年代，提高到2150岁《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2—333页……同期，男青年的平均初婚年龄略高于女青年。据此，不难发现下乡知青与同代青年在婚姻方面的显著差距，一方面是他们的婚龄普遍滞后，另一方面是许多大龄青年未能解决婚姻问题。这两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知识青年已婚率的过低水平。
造成大龄知青婚姻问题难以顺利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知青主观意愿来考察，在“*”十年中，已婚知青是被排斥在招工、招生、征兵对象之外的。在农村结婚无异于与“扎根”划了等号，这被大多数知青视为作茧自缚。此外，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知青一旦结婚，就不能享受病退、探亲假等待遇，所以许多知青不愿意在农场结婚。
其次，缺乏结婚安家的物质条件。除插队知青普遍收入偏低且不稳定，很大一部分人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住房困难更是农场知青、插队知青决定结婚时首当其冲遇到的问题。
再次，男女性比例失调。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具体表现形式则因地而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中“男多女少”的矛盾尤为突出。反之，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等地国营农场则受到“女多男少，女大男小”问题的困扰。在各地插队知青中，“女多男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主要是由于历年招工、征兵时男女比例差距大造成的。在吉林省怀德县，1970—1975年招工中，男知青共走了5000多人，女知青仅走了2000多人，占招工总数的289％。截至1976年，全县还有1970年下乡的老知青1645人，其中26岁以上的大姑娘1010人《国务院知青工作调查组胡梦洲、刘德胜同志在怀德县调查结束后和县委领导同志的谈话记录》，1976年6月30日……随着一些地方的男知青被抽调一空，越来越多的集体户成了“三八点”(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此处意指集体户由清一*性组成)。该省辉南县1976年还留有1973年下乡的知青465人，其中男的只有38人，女的多达427人，形成了14个“三八户”，女知青占70％以上的集体户有43个吉林省知青领导小组：《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1976年8月……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在一份报告中忧心忡忡地指出：仍旧留在乡间的20508名知青中，女性占2／3。“为什么这么多?主要是历年招工、征兵要男不要女”；女知青本人没有“扎根思想”，因年龄大，招工招生征兵又不要，“是工作中的一大负担”。
(下) 第三部分 知青政策的调整（3）
无论在兵团(农场)还是社队，越来越多的大龄知青，首先是女知青，在为姻缘难觅而倍感苦恼。韶华易逝，光阴不再，许多老知青从未体验过初恋的激情，青春便已离他远去。上山下乡运动，以其无形的利爪制造了许多并非自愿的旷男怨女，他们用热血青春殉了那个理想主义的神坛。
下乡知青中的种种棘手问题究竟如何解决?由于领导者的指导思想不同，采取的对策也不一致。
一种做法，是在继续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的前提下，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1977年底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建议，通过以下办法，解决下乡青年的生活困难问题：
第一，因地制宜地兴办一批亦工亦农的青年场、队，把分散的青年适当集中起来，在资金方面国家给予一定支持。
第二，通过招工和顶替，收回一部分年龄大、生活困难的下乡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对于多子女在农村插队的，优先给予照顾。同时也可以安排一些到社队企业。
第三，下乡青年重大病残的治疗和已婚青年的建房，国家要给予一定补助。
第四，下乡青年找的对象不在一起的，婚后允许到另一方农村落户。在农场的符合条件，可以吸收为职工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1977年12月21日……
以上建议是否得到全面落实，不得而知，至少一部分大龄或生活有困难青年的返城条件有所放宽。但这毕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能扭转知青工作中的被动局面。
再一种做法，则是改弦易辙，放弃上山下乡的安置模式。这是一劳永逸解决知青问题的唯一途径，但由于知青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又注定了这条途径充满风险。1978年3月28日，*中央副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1页……就目前所知，这是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以来，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对这种做法明确表示了异议。千百万城市青年的长期社会实践充分证明，用组织上山下乡的方式解决城市就业问题是行不通的，合理的途径只能在城镇中寻找。这年7月，*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也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的。安置去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的思路与*完全一致，只是表述得更明确，构想更清晰。
自50年代起，特别是60年代初以来，国家始终把农村作为安置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场地，至此转而提出由城市自身来消化这部分劳动力，这无疑是指导思想上一个带有战略性的转变。不过，在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的问题”上，暂时还没有具体方案，所以*指示“要研究”。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统包统配”的劳动管理制度下，在城市中国有企业“一花独秀”的格局下，劳动力就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把经济改革步步推向深入的进程中，才可能摸索出一条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合理途径。
(下) 第三部分 知青政策的调整（4）
当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预言在不久的将来给上山下乡运动打上一个沉重的句号的同时，有关部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做了新的调整，主要宗旨是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规模。
首先，适当调整中学毕业生的分配政策。“*”以来，上山下乡始终被当作毕业生分配的主要方向。1978年5月，国务院知青办就有关应届毕业生的分配方针问题通知各地说：今年应届毕业生分配，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实际出发，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统筹安排。方法上可考虑采取逐步、适当扩大留城的办法，是选留或是放宽留城条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定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2期，1978年5月29日……各地相继做出了一些新规定：
四川省规定，年满17周岁的高小毕业生不再列入动员下乡对象，也不办免下手续；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知青不再下乡；两千人以下未正式成立相当于公社一级镇革委的场镇中学毕业生，可以不再下乡；一户有两个子女下乡，可再留一个子女；一产有两个子女在乡，同时又有两个年满17周岁的中学毕业生，都可留城。
吉林省确定，应届毕业生分配，实行升学一部分，城市安排一部分，下乡一部分的办法，避免过去的“大上大下”；同时放宽留城条件，扩大留城比例；林区、矿区、野外地质勘探部门、铁路沿线小站及小三线工矿企业职工子女中学毕业生不列为下乡对象，由本部门自行安置；机关、企业、部队自办的农副业基地安置知识青年。
辽宁省知青办规定：按中发〔1973〕30号文件中规定的4种人，不动员下乡。其中凡属明残(如盲、聋、哑、四肢残废)，生活不能自理者，发给“明残留城证”，不按父母身边有子女对待。凡患有各种较严重疾病的，可缓期下乡；如因病不宜参加农业劳动，可以给“因病留城证”，一年以后安置适当工作，按父母身边有就业子女对待；长子长女中弟妹都在12周岁以下的，不动员下乡；有一个以上子女下乡在农村，又无子女就业的，不动员下乡；毕业生中家庭属“特困”的，以及本身是孤儿的，不动员下乡；已有三个子女下乡的，应届毕业的子女允许留城。
贵州省委以省发〔1978〕61号文件转发了《地、州、市知青办主任会议纪要》，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对毕业生的留城条件进行了调整，扩大了留城面。除原规定不动员下乡的“四种人”外，无子女工作的多子女家庭，一户可选留一个年满16周岁、中学毕业的子女；有两个上山下乡子女的家庭，也可选留一个子女留城；多子女家庭虽已有病残留城子女的，还可另留一个健康子女；孤儿不动员上山下乡。
从四川、吉林、辽宁、贵州4省的规定可以了解到，各地在掌握留城条件的宽严程度时是因地制宜的，但总的变动趋向又是一致的：其一是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多渠道安置，不再把上山下乡作为毕业生的主要分配方向；其二是普遍放宽了留城的条件。1977年，全国城镇中学68％的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1978年，这一比例缩小到192％毕业生数字据《中国教育年鉴》，第1006页；上山下乡人数据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13—14页……政策调整幅度之大，据此可知。
国家调整中学毕业生分配政策的出发点，是既要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照顾上山下乡政策的连续性，尽管上山下乡的方向还没有被放弃，但是重提“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明确“逐步、适当扩大留城面”，都使人们感受到政策的明显变化。
在大力缩小上山下乡规模的同时，国家开始多方疏通在乡知青的返城渠道。重要措施之一，放宽病、困退条件。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残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符合国家规定，需要返回市、镇家中的，经市、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审查同意，准予落户。在此以前，病、困退制度虽然行用有年，都是各地自行其是。由中央正式形成文件，还属首次。通知下达后，各地陆续放宽了知识青年病、困退条件。1978年，国家又陆续采取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简称子女顶替)、扩大。“两招一征”名额等措施，为下乡知青返城和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使一大批本人或家庭有困难的知青，年龄偏大的老知青，人多地少或生存条件恶劣地方的知青，调离了农村。1978年共有255万知识青年通过“两招一征”，病、困退调出了农村，明显超过了上年的103万人。
(下) 第三部分 恢复高考制度（1）
“*”中文化知识贬值，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悲剧亘古未闻。1977年初，*中央开始为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为“*”前17年教育路线正名，将被“教育革命”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随之，恢复被废除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成为教育领域中水到渠成的一件大事。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职务的决议。在此以前，尚未正式出来工作的*已把教育当作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这年5月24日，*在谈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问题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他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教育的设想：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页……*把发展教育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教育的发展又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以便把最优秀的人才发掘出来。循着这条思路，“*”中建立起的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推荐、选拔“工农兵学员”的荒谬做法理所当然地要被否定。
*复出后，主管科技教育工作，使这些“*”的重灾区率先现出生机。他在这年8月明确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4页。直接招收一部分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最初是周恩来于1972年提出的。那年10月14日，周恩来接见了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李政道从关心中国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出发，建议要像培养文艺、体育方面的人才一样，从小就参加劳动，从小就进行特殊的训练。周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并说，你称赞年轻人二十多岁最容易发展，这跟主席思想是一样的。周还说，学生中学毕业后，定期劳动一个时候，比如，一两年，然后选拔好的上大学，另外如果中学生中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中学毕业后直接上大学，每年劳动一个时期。这两种办法是平行的。但是，周恩来的指示未能贯彻落实。1974年5月，李政道再次来华访问，重申了他1972年的建议，强调基础科学人员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训练，学习要有连续性。周恩来郑重表示：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并告知：你的信和建议书我已经送呈毛主席了。据说，毛泽东在5月30日接见李政道时，对他的建议表示了赞同。后来，张春桥却声称毛主席的讲话记录有误《刘西尧同志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77年9月15日……到了1975年冬他们便把周恩来的指示当作“奇谈怪论”，进行攻击。姚文元授意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抛出《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攻击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招收一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是“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也因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受到疾风暴雨式的攻讦。1977年，*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实现自己振兴教育、科技，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夙愿，把恢复高考作为一项当务之急。
(下) 第三部分 恢复高考制度（2）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同时规定，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占省、市、自治区招生总数的20%—30％。
在这年六七月间召开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原提出继续采取前几年“群众推荐”的招生办法，并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千—1万人直接上大学，仅占全国招生总数的2%—5％。以后因*发出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的指示，*于8月13日重新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上述文件。*原订招生方案显然过于保守，如果付诸实施，下乡知识青年中一大批被压抑多年的人才势必会因家庭出身以及其他一些个人无法把握的外部因素而继续荒废，以致抱憾终生。
新的高考制度从几个方面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影响：
第一，知识青年第一次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直接报考大学，而不必等待什么“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或凭借什么关系通过什么“后门”。考大学——成为知识青年摆脱农村生活的一条最理想最光明正大的途径。
第二，允许部分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是上山下乡规模将逐步缩小的一个明显迹象。随着高中毕业生直升大学比例的逐年扩大，上山下乡人数必将大幅度减少，构成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石——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高调也就不攻自破了。它准确无误地向全国人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世道变了，一个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尽管姗姗来迟，但终于来临了。
第三，长期以来，封建血统论的罗网牢牢束缚着那些“可教子女”的手脚，使他们一举手一投足困难重重。“即使本人表现再好，也难以入学。”1977年招生制度改革时，明确提出“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被舆论称为“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日报》，1978年5月12日……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获得比较平等的竞争机会，不知有多少被剥夺上学资格的青年望穿双眼，而当它成为现实时，一切又显得那么自然。他们不过是获得了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接着，在招工时也贯彻了“择优录取”的方针，使知青工作中的血统论因素进一步被剔除。
1977年首届高考，全国共有570余万青年蜂拥进考场，其中知识青年约有半数左右。对1000万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扑面而来的和煦春风，使他们心中蛰伏已久的大学梦重新复活，犹如划破黎明的嘹亮号角，唤醒他们对光明前途的企盼。一位下乡知青在高考作文中这样写道：
坐在这静得连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的考场，我的心潮像大海一样起伏不平。用握了三年锄把的手，又拿起这支小小的笔头，竟觉得有千斤重。我想说：是华主席挽救了我们青年一代，使我们有机会参加这次考试，更重要的是能够无顾虑地为革命学习了；我想说：是飞速发展的形势和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使我前来参加这次考试——战斗。《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作文讲评)，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第120页。
(下) 第三部分 恢复高考制度（3）
许多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条件下，坚持文化学习，刻苦钻研，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特别是在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中，发现了不少被埋没多年的优秀人才。这次高考，共录取了278万人。但是，由于“教育革命”的恶果和上山下乡造成的青少年教育过程的中断，也使大批知青考生暴露出知识荒疏、文化基础差的问题。
然而，任何改革，都意味着对某种神圣传统的挑战，也必然会遇到来自后者的阻力。同样，恢复高考制度的做法也受到了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一位知识青年报考大学，考试成绩优良，身体检查合格，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淘汰了。理由是：“在你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你反动老子的血液!”《人民日报》，1978年5月17日。因家庭出身问题限制知青报考，或加以歧视、刁难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很普遍。
据说，首届高考结束后，天津市发现根据“择优录取”方针招收的新生，60％以上都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而工农子女的比例明显下降。于是该市某负责人写了一份报告给*，指责新的高考制度“使新生的阶级成分改变”。*看罢立即在报告上批示：“救国要紧。”胡宗华：《*的故事》，《明报月刊》，1978年12月号，总156期。此说不知确否，但把恢复高考提到“救国”的高度来认识应是恰如其分的。“*”*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成百上千万的青年荒废了学业，使国家整整少培养了数百万高中级专门人才，造成人才青黄不接的恶果。1977年，中国的专业科技人员只有20万，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1965年为28％，到1973年下降为21％。而联邦德国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42％。经历“*”十年以后，中国的科技水平，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比，不是差距缩小了，而是拉大了《刘西尧同志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77年9月15日……在这种情况下，顽固维护那种带有等级制烙印的“阶级路线”，只能使大批人才继续被埋没、荒废。因此，不管倡导者是多么的自以为是，以政治传统的卫道士自居，实际所起的作用只能是误国、害民。
当年站在“左”的立场上对恢复高考的做法横加指责的人物并不是个别的。有人危言耸听地说：高考实行择优录取，会“扩大三大差别”；有人错误地认为，录取知识分子子女，就是排斥工农子女。会犯“阶级路线的错误”。针对恢复高考后出现的各种谬说和误解，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负责人就去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答记者问，标题为《改革招生制度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知识青年参加高考的阻力不仅来自“左”的思潮影响方面，还来自农村基层单位领导的本位主义。后者认为知识青年准备高考复习，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所以对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不支持、不鼓励，甚至人为设置种种障碍。1978年5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和*就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问题，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给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知识青年提供便利条件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使他们尽可能地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通知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下) 第三部分 恢复高考制度（4）
一、知识青年所在的生产队、农场，应热情鼓励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并积极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人不得歧视、压制，如有歧视、压制者，要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严肃处理。
二、凡是准备报考的知识青年，其所在的农场、大队，从接到这个通知之日起到高考为止，应本着劳动、复习两不误的原则，每天给他们安排一定时间，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单位不得借口农忙而不给考生复习时间。长期擅自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回城的下乡知识青年，要教育他们回到农村，边劳动，边复习，免得影响生产。
三、各地知青、*门，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的复习问题，做出切实安排。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做好辅导工作，还要协助他们解决复习当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实际困难。
5月12日《人民日报》刊出联合通知的要点后，农村中歧视和压制知青报考的现象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仍有少数单位的领导人阻挠、压制甚至打击青年报考。他们指责要求报考的青年是“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用许多“土政策”和借口加以刁难。一位知青家长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女儿田丰高考受阻的问题。田丰是1977年到辽宁省大洼县新兴农场两棵树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曾因病回城就医三个月，返队后，队里认定她是在家复习功课，违反了队里的“土政策”，因此不让报考。尽管出示了诊治病历，也无济于事。同队一名男知青因父亲住院，回家护理时间长了点也没让他报考。信中还透露，该农场老盖大队青年点，有三十多名知识青年因触犯“土政策”，不能报名。田丰所在的队，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不但不提供便利条件和给他们以复习功课的时间，反而歧视和限制他们：青年点有电视机，但不组织收看“复习讲座”；每天的劳动时间安排得紧紧的，使知识青年没有时间复习功课。队干部和青年点的带队干部把“土政策”当成法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土政策”就是这样定的!凡是在家复习的耽误一天工，倒扣一天工分，口粮也扣。青年点的一位剧队长竟说：“有本事自己愿意到什么地方考，就到什么地方考，反正连(即生产队)里不给报。”还说：“告到哪里去都不给报！”田丰的父亲在信中紧急呼吁中央领导机关采取措施，制止那些“实权单位”对应考知识青年的歧视和压制，取缔一切“土政策”!尽快把党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各个基层，解决应考知识青年的报考问题!
《人民日报》在刊载这封信的同时发表了署名薛生的文章，批评阻挠、压制、打击青年报考的现象。强调指出，这种做法不仅挫伤了青年的革命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妨碍了优秀人才的选拔工作，而且也是违背宪法以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的。各级党委和招生部门对那些无视党纪国法的人，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保证高等学校招生任务胜利完成《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
“*”期间，在“推荐”的幌子下，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人通过“走后门”进了大学，许多怀才不遇的知识青年，徒有“黄钟毁弃”之叹。这本来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由于流行有年，屡禁不止，旁观者对这种现象往往见多不怪，当事者更是心安理得。实行新的高考制度，有助于从根本土克服“走后门”现象。不过，至少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仍有少数干部和他们的子弟亲友，不愿顺应这一潮流，他们为了达到上大学的目的，不惜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党纪国法则置若罔闻。这种做法，同样干扰了高考工作的正常进行。
(下) 第三部分 恢复高考制度（5）
1977年高考中，发生在山西省雁北地区的严重作弊事件，就是一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弊者王小平，是广灵县作疃公社插队知识青年。1977年11月，他听到新的高校招生制度后，就着手复习功课。他明知自己功课不好，而想上“名牌”大学的心情又非常迫切，于是就产生了“走邪门”的想法。他找到县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官贵，要求他在高考中“帮帮忙”，后者当即满口答应。他们先后设计了“拆封偷题”，准备两套试卷找人代答试题，雇用“枪手”入场代考等方案，均因担心难以遮人耳目而作罢。
几套方案落空后，王官贵等人仍不死心，又尽心竭力巧安排，终于搞成了考场作弊一案。12月5日上午，考政治时，副监考员谢××将考题传给县招生办工作人员孟××，后者将考题送给广灵中学教师王××答题，答好后传给王小平。当天下午考语文时，又如法炮制，但未传回答案，王小平只好将带进考场的几篇别人所做的“范文”掏出来，凑成一篇作文。第二天上午考数学，王小平将别人代答的题照抄不误。副监考员谢××暗示有一道题答错，结果使王小平把本来抄对的答案改成错的。下午考史地时，除正、副监考员为王亲自做了答案外，副监考员谢××还从资料上剪下几个条子传给他。王小平终于以“优异成绩”混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法律系。
事后调查发现，这起有预谋、有计划的高考作弊案情节严重，手段恶劣，涉及人员之多，活动范围之大，策划规模之广，都是前所未闻的。牵涉此案的多达二十余人。
王小平不过是个插队知青，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这么大的能量，调动起一群舞弊者为其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原来，他为非作歹所依仗的是父亲的权势。其父王进原任山西雁北地委书记，当时已升任*山西省委常委。在王小平高考作弊一案中，王进起了很坏的作用。当高考作弊案被《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曝光”以后，当地干部进一步揭露他搞特权、走后门，安排五个子女招工、提干、入党、升学、参军，即所谓“五子登科”的所作所为。
王进有两子三女。长女原在铁路局任乘务员，1975年11月王进任地委书记后，将她辗转调到由同乡担任党委书记的雁北地区工程公司劳资科管档案，不到6个月，被“推荐”上了大学(北京大学经济系)。入学前的9月1日办妥了入党手续。二女儿长年以工带干。三女儿中学毕业后，和她的姐姐一样，为了避免插队，未成年就找了工作，进铁路局当了报务员。1978年王进调省工作，设法给她转干、解决入党问题。王小平在插队、入党、提干、升学问题上更是一个“走后门”典型。1976年2月，王进为让王小平尽快完成插队“过渡”，让他提前离校(还差一个学期中学毕业)，到广灵县百町南庄大队插队。1975年春，王进曾在这个大队蹲点，临走时把这个点留给他的秘书梁某“代蹲”，紧接着就把梁某提升为县委副书记、书记。因为有这层特殊关系，王小平插队不到五个月就被发展入党，飞升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成为凌驾于四个党支部之上的重要人物。一帆风顺的经历，进一步助长了王小平的特权思想。第二年，这个年仅19岁的青年，就利用父母和自己取得的权势，指挥干部，调动教员，在高考中营私舞弊。另外，王小平的弟弟也是“走后门”当了“小兵”，年仅十四五岁。
(下) 第三部分 恢复高考制度（6）
雁北地委的干部和群众给王进算了一笔账，在他任书记的短短两年零三个月内，他的妻子升了官(原地区商业局机关医务所负责人，后升电业局党委副书记)，四个子女入了党，长女和长子上了大学，两个子女提了干，小儿子当了“小兵”。先后捞了十次“油水”。足见他所信奉的处世哲学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王小平靠营私舞弊“金榜题名”，在当地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一些人向有关部门揭发检举，但由于权力网的庇护，此案未能及时处理。王小平在北京大学的一年多里，报纸上陆续揭露了几起高考作弊案件，人们对此议论纷纷，表示十分愤恨。他却说：“那都是些小干部搞的，地委以上干部能查出来几个?”抱着几分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然而，“万目睽睽难逃脱”，王小平作弊案被群众揭露并经调查证实后，终于被北京大学除名。
为了以惩效尤，制止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中央和地方报纸对此案的调查和处理情况作了一系列专题报道。《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中国青年报》，1979年4月24日、5月1日、5月15日、6月9日；《人民日报》，1979年4月27日……对舞弊者严肃处理，被提到“伸张党纪国法”，“维护高考制度”的原则上。
如上所述，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遇到多方面的阻力和干扰，这种阻力干扰主要源于“*”倒行逆施给人们思想和行为规范上造成的混乱。随着阻力的迎刃而解，高考制度很快步入了正轨。
1978年6月，国务院批转*《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自本年起高等学校主要招收二十多岁左右的青年，不再限定录取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招生第一次实行全国统一命题。这年，全国共有610万应届毕业生和在乡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录取新生402万，比上一年多招了近13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9页……1977年，共有79万知识青年入学，1978年猛增至271万人，1979年下降至89万人。1978年之所以成为知识青年入学的高峰，首先因为这是“*”结束以来若干年中招生最多的一年；其次，这是考生真正不再讲究家庭出身的一年，一批在上年高考中因政治原因无端被刷的优秀青年终被录取入学。经七七、七八两年高考，文化基础较好的知识青年被大批网罗到高等学府深造。此后，多数知识青年年龄已逾国家规定的招生标准，进入正规大学的人数锐减。
许多知青在返城以后考入了职大、电大、函大，掀起又一次求学热。他们克服了年龄偏大、工作繁忙、居住条件差、子女小、家务劳动重等重重困难，锲而不舍，终于圆了大学梦。
(下) 第三部分 平反冤假错案（1）
“*”十年中，冤狱遍及国中。不少知识青年无辜蒙难，大好年华埋葬在阴冷的牢狱中。“*”结束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理论余威犹在，使*冤假错案工作只能局部地、缓慢地进行。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冤假错案的步伐。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工作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在三年多时间里，不仅*了“*”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还纠正了一批“*”前乃至建国前的冤假错案。经过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截至1980年年底，全国大规模的*昭雪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央批准*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名*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中央组织部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报告《组织工作的重大转变》(1983年7月)，转引自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在此过程中，知青案件也得到全面清理。
(一)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十年积累下来的知青案件不知凡几，要在较短时间内对每起案件重新审理、调查、甄别，其头绪之纷繁，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下面以遗留问题较多但*工作较有成绩的贵州省作为个案，具体说明复查和*工作的一般进程。
1979年2月，贵州省委在批转上山下乡知青、劳动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对下乡知青中的冤假错案进行*的问题。不久，省委负责人在全省待业人员安置会议上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进一步重视这个问题，尤其各级知青办要当下乡青年的代言人。6月，省知青办召开地、州、市知青办主任会议，具体落实这项工作。除确定专人负责外，还先后派工作组赴麻江、黄平、罗甸等县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向省委、省革委分管知青工作的负责人作了汇报。与此同时，省知青办配合省高级法院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复查，使一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下乡知青*昭雪。
各地复查工作，大体有几种方法：
1在县委领导下，以政法部门为主，知青办派人参加，统一领导，分工负责，把知青案件同全县“*”以来的案件一起进行复查。
2多数地方以政法部门为主进行复查，讨论知青案件定案时，知青部门参加。
3个别县将知青案件区别出来，由知青办复查并写出复查报告，再报法院审批。
1979年7月贵州省对下乡知青案件复查工作已有眉目。据黔南、黔东南、毕节、铜仁、兴义、六盘水等地、州和桐梓县的不完全统计，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65人。对其中110人复查结果，无罪释放的22人，占复查数的20％；免予刑事处分的5人，占45％；轻罪重判的15人，占136％。贵州省下乡知青案件遗留问题多，该省知青办的工作又走在各省的前面，这年8月，国务院知青办在《情况简报》(增刊第39期)中以《贵州省知青中冤假错案不少》为题，通报了有关情况，意在引起各省、市、自治区知青部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贵州省知青部门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为*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截至1980年5月，对黔南、黔东南、毕节、铜仁、兴义、六盘水、贵阳等7个地、州、市的221名被判刑的知青，已经复查了156人，占70％。复查结果：无罪*释放的56人，占复查数的352％；免于刑事处分的17人，占复查数的107％；轻罪重判减刑的21人，占复查数的132％；原戴帽交群众管制现摘帽的4人，占复查数的25％；维持原判的61人，占复查数的384％。罗甸县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9人，有10人属于冤假错案。麻江县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2人(有3人是由上海捕判的)，由本县判的9人中，有5人属于冤假错案贵州省知青办：《关于纠正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情况的报告》，1980年5月20日……与1979年7月初步复查结果比，无罪*释放的人，由占复查数的20％上升到352％；免于刑事处分的人，由占复查数的45％上升到107％。这一变动表明，随着复查工作的深入，尤其是复查人员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更多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从复查结果可以看出：该省60％以上的下乡知青案件，不同程度地存在错判、误判、量刑不当问题。如此触目惊心的现象，在全国范围讲应带有普遍性。
(下) 第三部分 平反冤假错案（2）
贵州省知青办的工作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主要经验有两条：
一是各级党委重视，这是做好复查工作，纠正冤假错案的重要前提。凡是对这项工作抓得紧、进展快的地区，都是在党委领导下，统一组织力量进行的。罗甸县委在研究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时，鉴于下乡知青案件比较多，又多是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的，决定提前对下乡知青案件进行复查，并确定不论本人有否申诉，都要进行复查，因而工作进展快。
二是知青部门积极配合，协助政法部门做好复查工作，这是推动下乡知青案件复查工作及时开展的重要一环。贵州省知青办的一个深刻体会是：一方面有的办案人员在观点上、认识上转不过弯来，复查纠正这些案件有阻力；另一方面被错判的下乡知青多是远离父母的上海知青和外地知青，在原判地区没有亲属，如果知青办不为这些知识青年说话，不主动配合法院抓这件事，就很可能被忽视，而使这些知青仍然沉冤受屈。
无论从贵州一省还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复查并纠正下乡知青冤假错案中，均遇到不小阻力。
阻力之一，是长期以来浸淫人们头脑的极左思想仍在作祟。有的办案人员思想僵化保守，对复查纠偏心存抵触，或者原先直接参与冤假错案的炮制，出于“护短”的心理，对复查工作从中作梗，以致该*的得不到*，或者纠正不彻底。贵州罗甸县插队知青张宝杰，因为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知青中的问题，被当作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投入监狱。1976年，他对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开表示不满，在狱中说：“*，我不认为他是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头目。我不认为他是那么坏。*是为了捍卫革命。”都匀市法院为此判定他“为*翻案”，竟从重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但这样一起奇案要案一直拖到1979年7月仍未获*昭雪。湖南知青张扬因撰写《归来》(又名《第二次握手》)差点被置于死地，1978年复查时，曾受到当年主审该案人员的多方阻挠，只是在舆论界的呼吁和*中央有关领导亲自过问下才获*。南京知青陈卓然奋起反抗极左派领导人倒行逆施而被野蛮杀害是一起重大政治冤案，1979年对该案复查时仍未完全纠正，直到1981年5月才彻底*(详见后文)。
贵州桐梓县有11名下乡知青被判刑，地区中级法院提出应予复查纠正，县法院却坚持原判。罗甸县一上海下乡知青，因“反革命罪”被判刑5年。经复查，主罪的事实(收听敌台、呼喊反革命口号)均不存在，县法院就改为“流窜扒窃罪”，将刑期由5年改为2年。寻经省高级法院直接干预，该县才不得不恢复无辜受害者的自由。岑巩县一上海知青，1970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8年徒刑。上海市知青办曾三次派人到贵州配合当地政法部门进行复查，确认主要罪状均不能成立。而州、县法院却决定维持原判，直到1979年4月上海有关部门第四次派人到贵州交涉，并经省法院出面做工作，才宣布无罪释放。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
阻力之二，是官僚主义者对受害者表现出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态度。有的地区纠正下乡知青冤假错案工作进展迟缓，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有的地区连基本情况也未掌握；有的知青部门对这项工作很少过问，认为是政法部门的工作，没有主动配合；有的知青部门虽然提出了复查知青案件的建议，但政法部门却以“任务重”为理由搪塞拖延。在有些地方，当初制造冤案的基层干部往往利用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抵制复查和*工作，这种行径受到当地一些官僚的庇护纵容。江苏省白马湖农场*知青龚悦华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
(下) 第三部分 平反冤假错案（3）
南京知青龚悦华于1963年到江苏省淮安县白马湖农场劳动，曾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中他和群众一起揭发生产队长周步钧违法乱纪行为，遭到了打击报复。双方发生争斗，龚被诬陷入狱。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均与周关系密切。农场党委书记对他们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淮安县委一些负责人对此案采取了十分轻率的官僚主义态度。1976年9月判处龚有期徒刑一年。龚妻多方申诉，农场许多职工也强烈反对，但有关部门无动于衷，坚持错误判决。
龚悦华刑满释放后，向上级领导部门申诉，有关方面也揭露了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省委负责人指示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在调查处理过程中，县委坚持原来的错误意见，并为调查设置障碍；农场和大队的一些干部则诬蔑龚“不服从改造”，“到处告黑状”，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批斗。只是在省委负责人多次批示督促下，经过反复调查核实，终于弄清这是一起错案。最后，龚悦华得到*，犯罪分子周步钧被逮捕法办。大队、农场、县委以及法院的负责人也作了检查。
对这样一起情节简单案件的调查处理，本应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由于当地大大小小的干部官官相护，结党营私，以致问题被人为地复杂化，直到省委领导亲自出面才使受害人得到*。为了以儆效尤，江苏省委在严肃处理白马湖农场*知青事件的同时，向全省发出通报，要求各级党委和司法部门严明法纪，保护广大知识青年，严惩打击*下乡知青的犯罪分子，进一步做好知青工作《人民日报》，1979年5月12日……
旨在排除复查清理工作中的阻力，国务院知青办于1980年9月1日发出《关于转发“贵州省知青办关于纠正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情况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以来，由于*、“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影响，在下乡知青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三中全会以后，各地根据中央指示，对这类案件进行了复查，受到了广大知识青年及其家长的热烈赞扬。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不少阻力，一些下乡知识青年的冤案仍然得不到*昭雪，不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通知强调：各级知青部门是“知青之家”，应该为蒙受冤枉和错误处理的下乡知识青年呼吁、申冤。为此，希望各级知青部门参照贵州省知青办的经验，把复查*知青当中的冤假错案，当作统筹安排下乡知青、解决好遗留问题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主动地协助法院等有关部门做好工作；对于一些阻力大的案件，应当及时向党委请示报告，务使知青当中的冤假错案尽快得到*纠正，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通知最后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结合本地情况，向省委主管知青工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进行一次汇报，以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在下乡知青中落实各项政策。
同时，一些省、市、自治区积极推广本地的先进经验。以四川省为例，从1979年至1980年中，对知青案件清理工作的开展情况好坏参差。做得好的地方，案件纠正率达到60％以上，差的地方不过20％左右。1978年底，在全省推广了梓潼县经验。该县对知青案件的改判率达到632％四川省知青办：《情况反映》1980年第16期，转引自《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
(下) 第三部分 平反冤假错案（4）
江苏省推广了国营云台农场为知青冤假错案*的经验。这个农场的党委在复查知青案件中明确了几条原则：
1解放思想，面对实际，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谁搞的，那一级批准的，都实事求是地予以*。
2认真调查研究，发现问题，不管本人申诉与否，都按政策办事，坚决纠正。
3坚持一视同仁，不管在场、离场知青的案子，同样审查，坚决纠正，做到不错一个，不漏一个。
4坚持原则，不管案情大小，错多少纠多少，既不留“尾巴”，也不搞“一风吹”。做到对每件案情调查清楚，纠正合理，结论明白。
该农场的复查工作做得认真细致，对于政治上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的知识青年逐一*，绝不敷衍了事。其中，有关王翔一案的决定足以说明问题。王翔、吴子风等13人是南京市六三届初中毕业生，1964年到云台农场。1969年农场划归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翔等13人以所谓“反动组织”的莫须有罪名，分别遭受隔离审查。农场的*决定中称：
经复查认为：所谓反动组织一事，无有依据，纯属冤案。1970年4月至1973年3月，分别对吴子风等13位同志的隔离审查，是完全错误的。现研究决定，在全场宣布*，推倒加在以上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江苏省农垦局国营云台农场决定》〔1979〕34号。
1979年3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云台农场坚持实事求是，为知青冤案错案假案*的经验，对于带动全国各国营农场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为了克服一些地方和单位所存在的阻力，使知青的冤情可以上达，国务院知青办加强了对来信来访的接待工作。1979年是工作最繁忙的一年，共收来信14088件，接待来访者4739人次。其中反映知青被摧残*和非正常死亡的占6％，达1100余起。国务院知青办重视重大积案的清理工作，自1975年以来历年遗留的重大积案共282件，在1979年逐件进行分析，并视轻重缓急程度催促地方办理。对有些复杂难办案件，则采取派专人下基层等办法，重点协助和催请有关地区研究处理。到1978年，陈年积案基本得到清理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1980年4月10日……
(二)重大冤案的昭雪
“*”期间，极左路线专横恣肆，炮制了一起又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宣之于众，以恫吓人民。“*”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这些重大政治冤案陆续得到*昭雪。为了推动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新闻媒介对一些典型案件的*作了大张旗鼓的报道。
1为“王亚卓事件”*
“王亚卓事件”是1974年轰动全国的一宗大案，也是“四人帮”直接插手下制造的一起“文字狱”。极左势力曾经动用多种手段，对三名给黄帅写信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王文尧、恩亚立、邢卓进行政治*，并株连他们的亲友。
1977年初，在全国范围掀起的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这起冤案在报刊上首先得到*昭雪。3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会大批判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究竟谁在搞复辟——戳穿“四人帮”制造“王亚卓事件”的阴谋》的文章。此后，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也在报刊上撰文，或在一些大会上发言，控诉“四人帮”*他们的罪行。12月24日，三名知青在《人民日报》上进一步揭露了事件的真相。
(下) 第三部分 平反冤假错案（5）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以后，王文尧以优异成绩考入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恩亚立曾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调回北京在中国书店任职。1976年邢卓调回保定市在一所中学任教，后调保定地区文联专职创作。1991年他以“王亚卓事件”为背景，推出长篇小说《雪纷纷》，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邢卓说：“回顾过去，是为了创造未来。”
2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昭雪
1970年8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了13名青年，其中吴述森等3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据说，1973年3月华国锋看到关于此案的申诉信后，立即指示公安部派人到宁夏进行了解。公安部初步调查，认为此案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不确，向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建议进行复查，结果却不了了之《宁夏日报》，1978年8月7日……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负责人对此案又作了批示。自治区党委组织力量，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知青办具体帮助下，进行了认真复查，确定此案是一起错案，应该撤销原判，予以*。1978年8月5日，自治区高级法院召开大会为此案*，为受*的青年昭雪。
9月18日，《人民日报》在报道这则消息的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锐气是扼杀不了的》。文章说：在*作孽、“四害”横行的时候，以种种罪名打击干部，*青年，制造了大量冤案、错案、假案。今天本报介绍的遭到*、“四人帮”一伙残酷*的一批知识青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文章充分肯定了这些青年一面在农场、社队、工厂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钻研理论，探索真理的精神。赞扬他们勇于独立思考，还在“*”初期，当*、“四人帮”的反动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就对这伙政治骗子的种种谬论和错误做法产生了疑问，进行了抨击，对*的“一句顶一万句”公开表示反对。文章强调指出，*、“四人帮”手中，有一根十分凶狠的整人的大棒，就是所谓的“恶毒攻击”。不管你是多么无辜，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用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等等手法，给你扣上“恶毒攻击”的帽子，把你置于死地。文章号召有关部门把类似“共大”一样的冤案、错案一一纠正过来。
参加“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知识青年在极左路线最肆虐的年代里独立思考，勇敢探求，对黑暗势力高举起思想的批判武器。他们的举动当然无法改变当时中国“风雨如晦”的整个局势，而且连自己年轻的生命也被残暴地绞杀了，但他们不愧为一代青年从迷惘、盲从走向觉悟、理智的先驱者之一。他们用自己的生与死，留给人们深刻的启迪，也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1978年8月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法院还同时宣布为王金洪等人的“现行反革命*案”予以*。1970年4月所定王金洪等人的“现行反革命*案”更是主观臆断、刑审逼供造成的一大冤案。结果错杀4人，错判死缓1人，有期徒刑3人，错作其他处理5人。受害者多是知识青年。为了复查此案，复查组根据“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原则，重新查阅了原案卷和原林建三师二团的有关材料，向有关人员多方查证，反复核对，查明许多旁证和口供，是通过威胁、引诱和严刑逼供假造出来的；又通过对时间和地点的认真考察，完全否定了作案的可能性；许多旁证说明，根本不存在*的事实。至于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也是没有任何根据和材料，纯属诬陷《宁夏日报》，1978年8月7日……
(下) 第三部分 平反冤假错案（6）
3为张扬《第二次握手》案*
张扬一案也是在“四人帮”亲自唆使下锻成的，但由于有些部门和当事人人为设置障碍，致使此案在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仍未获昭雪。直到1978年10月《中国青年报》的一名女记者顾志成收到一封青年工人的来信后，情况才有了转机。
这名青年工人在信中提到，几年前曾读过一部名叫《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当时正在收缴这本书，自己是怀着一种“犯罪”心理读完的，并被书中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健康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住了。它根本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这位青年呼吁：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类似内容的信件，报社已收到非止一二封。顾志成找来《第二次握手》，读完后深受感动，向上级反映了这个问题。为了寻找作者下落，《中国青年报》派出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派出邝夏渝，于12月赴湖南调查。
这时的张扬，由于长期监禁，身体日益衰弱，体重仅剩七八十斤，*昭雪已刻不容缓。但种种人为的障碍，却使他依旧被囚系在阴冷的牢房中。顾、邝在湖南查阅了张扬一案全部卷宗，找张扬本人作了进一步了解调查，逐步弄清了冤狱原委。然而，当她们找到省公安局预审处主审张扬一案的当事人时，后者却一口咬定：“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其他几条(指所谓“恶毒攻击”等罪，详前文)也是主罪。”顾、邝又直接找到*湖南省委的一位书记，汇报了调查情况，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尽快解决这起冤案，释放张扬，并希望将《归来》原稿带回北京。这位书记则答复说：公安局的意见，《归来》原是经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鉴定为反动小说的，现在必须由他们重新审阅，写出正式意见，才能对该书作出判断。所以人暂不能放，原稿也不能带回北京，要等结案后再说。他还表示，张除了《归来》以外，还有三个问题(指当初罗织的另外几桩“罪状”)要重新审查。
面对重重阻力，顾、邝二人于12月31日返抵北京，决心从上层推动案件的解决。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1月7日的第36期《青运情况》上，她们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释放出狱》为题，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和各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件波及全国、旷日持久的文字狱，呼吁尽快解决。文章除揭露这桩冤案的炮制内幕外，对湖南省公安局《起诉书》中强加给张扬的诸条“罪状”逐一加以澄清。
1月上旬，此案经中央领导人*直接过问确认为冤狱，并通知湖南按中央指示办理。1月18日，张扬离开被关押四年之久的监狱恢复自由。在他铁窗生涯的最后一段，从长沙到北京，不少人为他和《归来》的*奔走呼吁，终于排除了重重阻力，达到了*昭雪的目的。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布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并加编者按，公开为张扬恢复了名誉。
不久，著名作家秦牧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这一本书的公开*，再次拆毁了“四人帮”留下来的一座文字冤狱，充分显示了初步发扬社会主义*之后带来的崭新气象。老作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未停留在对《第二次握手》一书的品评上，而是从这起案件一波三折的*历程中总结出必要的教训来：
(下) 第三部分 平反冤假错案（7）
在“四人帮”被粉碎了两年多以后，张扬和他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冤案才获得昭雪，说明一个巨大的时代悲剧，它所拖的“彗星尾巴”竟是多么长的一串!这样的事情也敲起了一个警钟：冤案、假案、错案的清理，还有待于加紧进行。无产阶级法制和社会主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扬。
秦牧先生将极左思潮的残风余响喻为长长的“彗星尾巴”，的确形象之至。“*”收场了，“四人帮”垮台了，极左思潮及其孪生物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阴魂时隐时现，继续作祟为乱，形成社会进步的阻力。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事业在经历几多风雨后已壮大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对秦牧先生当年关于“‘彗星尾巴’竟是多么长的一串”的感叹，人们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4为任毅和《南京和青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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