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入木三分龙飞凤舞——《文心雕龙》
寒素布衣独善垂文司
马迁说：“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如果他能活到刘勰以后，他大约会接上这样两句：“刘勰穷困，《文心雕龙》。”
公元五六世纪之交出现的《文心雕龙》，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重要，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中国人永远引为自豪的杰作。鲁迅把它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称之“为世楷式”。但《文心雕龙》却是作者刘勰在穷困当中写成的。
刘勰，字彦和，大约生于公元465 年（南朝宋明帝泰始元年），卒于公元522年（梁武帝普通三年）前后，享年约58岁。刘勰的祖上是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在他出生前一百五十多年，即西晋末年，为避战乱迁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市）。
京口是东晋时南东莞郡所在地，所以刘勰不论祖籍还是侨籍，都是东莞郡人。东莞刘氏本非望族，虽在晋末宋初时靠军功出过刘穆之、刘秀之等显赫一时的人物，但在宋齐梁代和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穆之、秀之的后裔地位不断下降，刘勰一家又不是穆之、秀之的直系，也就更逊一筹了。刘勰的祖父刘灵真是刘秀之的弟弟，就没有当上官。父亲刘尚只当了个越骑校尉（低级军职），刘勰又“早孤”，“家贫不婚娶”，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京口是南朝重镇，人文荟萃之区，常有些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在此讲学，对刘勰可能有过某种影响，因而他“笃志好学”。二十六七岁时，笃志好学的刘勰，到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定林寺依靠了寺中方丈僧祐. 知识分子跑到寺庙里去与和尚打交道，虽是当时风尚，对刘勰来说，大约与他的家贫不无关系。在“南朝四百八十寺”中，钟山定林寺名列前茅，地位显赫。自公元435 年建寺以来，高僧辈出，“士庶钦风，奉献稠叠”，禅房殿宇，“郁尔层构”，资财饶足，藏书丰富，是个风光优美而又无喧嚣的读书胜地。僧祐是当时德高望重的大法师，门徒达一万多人，遍及达官贵人与平民百姓。
刘勰与他处十多年，为他整理了大批佛教经论。唐太宗时修成的《梁书。刘勰传》中还说：“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
刘勰精通佛教经论，僧祐对他很器重，有人考证，有五本以僧祐名义流传后世的书，可能出自刘勰之手。但他住定林寺十多年，却没有落发为僧，当然是在期待着什么。他所理想的人生，是文质彬彬，德才兼备，堪负军国重任，“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就是说，仕途不顺就坚持德操，著书立说，传于后世；仕途顺利就驰骋才能，建立功绩，奉献于时代。
但是，自两晋到南朝，是门阀统治时代，豪门世族在经济上有田园别墅供其享受，在政治上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出身寒门素族，不管有多大才能，除非特殊机遇，难于登上高位，充其量只能干些低层的劳苦差事。制度规定，士族子弟20岁即可“登仕”，寒门出身的要30以后才能“试吏”。早在西晋，诗人左思就愤慨地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对于出身寒素的刘勰，“奉时骋绩”的可能是太渺茫了，只能选择“独善垂文”的艰苦路子。
但著什么样的书，垂什么样的文呢？他认为，注释儒家经典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但这方面的工作，东汉的马融、郑玄已经做过了，自己就是有些高深见解，也不足以自成一家了；而文章的写作，是经典的辅佐，关系重大。
自秦汉以后，越来越偏离正确道路，忽视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一味追求辞采华美，也就是说，越来越陷进形式主义泥坑。他认为研究这个问题，使它走上正确的道路，有益于军国大业。于是他就开始了对文章问题的研究。公元501 或502 年，刘勰完成了永垂千古的名著《文心雕龙》，前后大约用了五六年的时间，这时他约三十七八岁。刘勰期望因此而成名，受到赏识。然而却不那么容易，正像他所感慨的那样：“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
“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
他出身寒素，非“勋荣之家”；他不是身处高位的将相，是“迍败之士”，地位卑下，卑到连“职”也没有，哪会有人为他粉饰捧场？哪能像江河一样借势腾涌？
生活给他这种人划定的处境就是被嗤、被诮，像一条淌不了多远就自行干涸的涓涓细流。所以《文心雕龙》写成后，当时不被称道。但刘勰心中有数，是很自信的。有一天，他打扮成一个货郎的样子，挡住沈约的车子，把书献给了沈约。沈约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官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地位高，名气大。他读了以后，认为“深通文理”，经常放在案头。第二年，刚刚改朝换代登上皇帝宝座的梁武帝萧衍，为了缓解地主阶级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矛盾，扩大他的政治基础，对士族“以二十登仕”，庶族“以过立（30）试吏”的制度表示了不满，认为“尤宜刊革”，主张“唯才是务”。这给刘勰带来了转机。大约也还是由于沈约的赏识和推举，这一年刘勰当上了奉朝请。奉朝请，是奉朝会请召的意思，不是官职，没有定员，是给有些名望或影响的人的一种衔号。梁代百官分18等级，等级高者为贵，奉朝请只是第二等级。但对刘勰，却是由布衣迈进了仕宦门槛。此后，刘勰先后当过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管文书）、车骑仓曹参军（管仓库）、太末（今浙江龙游县）令、仁威将军萧绩的记室、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管章奏）、步兵校尉（管昭明太子东宫的警卫）兼通事舍人。
后来，梁武帝又派他到定林寺与僧人慧震共同整理佛经。事成，在定林寺落发为僧，出家后不满一年去世。刘勰入梁后的遭遇还算是幸运的，但离他理想的“奉时骋绩”却还搭不上界，最后出家为僧，虽有他的信仰，也还只是“独善”穷途。
弥纶群言体大虑周《文心雕龙》所以能够“为世楷式”，首先在于它对从上古以迄南朝宋、齐的文学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总结，对各种文学理论进行了细致的比较、评价和取舍。刘勰认为，要深入地探讨某种道理，必须要“弥纶群言”，就是说，要对与此有关的各种说法进行综合研究。《文心雕龙》的写作就是这样做的。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刘安、扬雄、桓谭、班固、王逸等人，以及《周易。系辞》、《礼记。乐记》、《毛诗序》等文章，都曾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问题的重要理论见解。对此，刘勰莫不“纵意渔猎”，凡是他认为正确的，就加以解说阐发，或者用以作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或者用以作为证明自己论点的论据。但是，汉代以前，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还是比较笼统的，所谓文、文章、文学，这些字眼的内涵是相当宽泛的，往往是包括一切的学术、学问在内，也就是说，文学还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去认识，去研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以塑造形象、表达情感为
其特质，那时还没有这样的观念。这种状况，就不可能有对文学自身的特征、规律、内部的方方面面及其相互关系等等的研究。一句话，文学还被包含在、埋藏在各种学问当中，处于“自在”的状态。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大大变化，文学作品的数量空前地多起来。人们开始把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试图把它与经学、史学、哲学分离开来，进行专门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专门的著作，所以鲁迅先生称这一时期为文学“自觉”的时代。首先举起这种“自觉”旗帜的便是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曹丕在《论文》中涉及了文学创作的意义、文体的分类、作家的修养与气质、不同文体的风格特点以及文学批评的态度等问题。此后，相继出现的有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陆云的《与兄平原书》、裴子野的《雕虫论》等等。刘勰对这些前人的著述，都一一研究，认为曹丕、曹植、应、陆机、挚虞、李充等人对文学的研究，只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就是说各自都看到了文学的一些方面，很少能从整体上看到文学的基本规律。至于桓谭、刘桢、应贞、陆云等人，也都是泛泛而论，只抓到一些枝节问题，没有去探求文学的根本问题，就像只看到波涛汹涌的流水，而没有去寻找这流水的源头。但是，刘勰对前人的研究，并不全部否定。他说：他的《文心雕龙》，有些理论主张与前人相同，而与当时人不同，这不是因循守旧，而是因为前人说的正确，不能改变；有些是与前人不同的新说，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前人的道理不能苟同；相同或不同，不能以古今区别，唯一的原则是要看是否正确。这样，刘勰对古今的成说，蓖梳剔抉，取精用宏，既有所继承，又有所批判，在前人基础上，把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例如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和灵感问题，陆机在他的《文赋》中首次触及，这在文学批评史上作出了可喜的贡献。但陆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还不够深刻、条理，用刘勰的话说就是：陆机《文赋》，讲得虽然巧妙，但有琐碎杂乱之嫌。刘勰就在《文赋》的基础上引申发挥，结合前人的创作经验加以系统化，写成《神思》篇，作为他论述创作问题的总论。
对于一门学问，确定明确的研究对象，拿出精湛深刻、令人信服的见解或结论，固然是重要的；建立这门学问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则更为重要。
没有一个理论的体系，就是有许多至理名言，也还不能说建立了一门学问，也不可能吸收容纳前人的优秀成果；没有一套研究方法，也难以推导出深刻的结论。这正如制造精美的产品必须有精致的工具，打胜仗需要有精良的武器。理论方法，就是工具，就是武器。有人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方法比结论更重要。真是至理名言。《文心雕龙》所以能够“为世楷式”，除了它“弥纶群言”以外，还在于它建立了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研究文学问题的方法，而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它以后的众多文学理论著述，虽然在某些方面或问题上有更加精辟独到的研究，但就体系的宏大、完整、严密而言，都不能与它相比拟。
《文心雕龙》全书包括50篇文章，共三万七千余字，分上、下两编，各25篇。
全书体系的大框架分五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前五篇，讲贯彻全书的根本原则，是全书的总论，作者称之为“文之枢纽”。第二部分专门讨论各类文体的特点和写作要求，是文体论。这一部分包括从第6 篇《明诗》至第25篇《书记》，共20篇。前十篇讲有韵的文体，后十篇讲无韵的文体。南朝时通常把众多的
文体归纳为两大类：有韵之文称为“文”，无韵之文称为“笔”。所以，作者把这一部分称为“论文叙笔”。在这一部分中，分别讨论了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34种文体。若再加《辨骚》篇中的骚体，共35种。第三部分，包括从第26篇《神思》至第44篇《总术》及第46篇《物色》，共20篇，专门讨论文学创作中的各种问题，所以是创作论。在这一部分当中，涉及到艺术构思问题，客观外物与情感、语言三者间的关系问题，艺术风格问题，继承与创新问题，熔意与裁辞问题，用典问题，比兴问题，夸张问题，声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围绕“情（内容）”与“采（形式）”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所以作者把这一部分称为“剖情析采”。第四部分，包括《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从文学的演变历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几个方面讲文学评论，可以称为批评论。第五部分就是最后一篇的《序志》，是全书的总序。古人著书，总序放在卷末，如司马迁的《史记。自序》、班固的《汉书。叙传》，便是这样。《序志》中说明了作者创作《文心雕龙》的用意和全书的体系结构。
在上述那样一个大的体系框架当中，《文心雕龙》的每个部分，及每部分当中对每个问题的研究，也各自都有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体系结构；换句话说，对它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建立和阐释了一套理论的概念和范畴。除体与性、风与骨、通与变、体与势、情与采、熔与裁、隐与秀等对立统一的范畴作为重大问题专篇讨论以外，在讲到风格时，就提出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而且解释了每种风格形成的原因和构成的因素；在讲构思时提出了神与物、言与意的范畴；讲文体的新变问题时，提出奇与正的范畴；讲夸张问题，又将夸张概括为“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与“夸过其理，名实两乖”两种，等等。这样众多理论概念和大小范畴的建立，使全书每个微观局部显得“如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从而也给读者提供了一套理论方法或工具。如果你精心观察一些著名的建筑物，譬如北京的雍和宫和其他许多殿堂楼阁，你会觉得，这些建筑物外观宏伟，其内部每一根梁、柱、檩、椽不仅配搭得和谐美观，而在其力学结构上又是多么合理，多么不可缺少，你会为设计者的匠心而惊讶。
同样，当你剖析《文心雕龙》的内部结构，你会感到“体大虑周”这四个字的评语是何等的恰如其分！篇幅所限，仅举两例以观其布局结构的匠心。
如，文体论部分当中，在论述各种文体时，一律都遵循四条基本纲领进行：1.“原始以表末”，即追溯该文体的起源，叙述它的演变；2.“释名以章义”，即说明这种体裁名称的来源和意义；3.“选文以定篇”，即举出一些代表性的作品加以分析评论；4.“敷理以举统”，即在前三项的基础上，阐述其写作道理，总结出它的基本特点和写作要求。这样，使文体论各篇不仅是讨论某种文体的特点和写作规律，同时又具备了各体文学史的性质，两个方面相得益彰。
再如，如何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自古就是个大问题。俗话说“知音难逢”，正像一个人真正被别人理解或真正理解别人，都是不容易的。文学批评史上常有“竞今疏古”或“贵古贱今”的风气，更有“文人相轻”的恶习；批评者的爱憎好恶、品德修养、学识高低、阅历浅深，各不相同，而文学作品又是各式各样，变化万千，不可能有全能的作家。所以刘勰认为，这都使
文学批评很难做到恰如其分，正如常有错把凤凰说成野鸡、把珠玉视为碎石、把麒麟当作獐子的现象一样。如班固和傅毅是同代人，作品水平差不多，而班固却讥笑傅毅“下笔不能自休”；陈琳与丁廣各有千秋，而曹植却贬低陈琳，赞赏丁廣. 像楼护信口雌黄，竟说司马迁是学习东方朔，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又认为，混乱的批评可能使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被埋没，刘歆担心扬雄的《太玄》会被人们拿去盖酱坛子，实在不是多余的忧虑。对此，刘勰深为感慨和惆怅。他在《文心雕龙》中专门写了《知音》篇，提出正确的文学批评，首先要客观地反映作品实际，不能怀有“贵古贱今”、“崇己抑人”和“信伪迷真”的偏见，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第二，批评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说：“操千曲而后晓音，观千剑而后识器。”第三、应当做到“六观”，即从六个方面去观察分析作品：“一观位体”，即看作品的内容、思想、情感与其选择的体裁是否恰当：“二观置辞”，即看文辞在表达思想情感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即看其对前人的优秀创作是否有所继承和创新：“四观奇正”，即看其在文体的新变问题上，是一味追求新奇，还是既新颖而又不违背正常法度：“五观事义”，即看其举例或运用典故是否恰当：“六观宫商”，即看其音韵声律是否谐美。刘勰提出按上述六个方面进行文学评论，是否已经全面而深刻，可以另作别论；仅就其史无前例地建立了一套文学批评与鉴赏的方法而言，就是文学批评的一大进步。
珍宝不朽反而愈辉《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对它以前的文学发展历史、创作经验、理论成果的全面总结和高度概括。这一体系中所包涵的理论概念、范畴，有许多至今还活跃在我们的文学或美学的理论语汇当中，如文思、意象、风骨、情性、文采、壮丽、新奇等。我们今天有些术语由《文心雕龙》术语的变化和发展而来，如《熔裁》篇“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辞谓之裁”。这里说的“熔”，就是今天所说的“提炼主题”，或“提炼中心论点”；这里说的“裁”，就是今天说的“剪裁”，区别处在于，这里只是“剪裁浮辞”，而今天则是包括内容上的取舍。有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刘勰论述得相当精辟，至今不能认为是陈旧无用的。略述几点如下：刘勰认为文学是客观现实与作家主观感情相互作用的产物。他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相召，人谁获安？”“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是说，“物”是客观存在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人所具备的，丰富多采的客观事物引起了人们感情的波动，于是发而为文辞，形成文学作品，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各种事物时刻都在触动着人们的情感，有谁能无动于衷呢？他要求文学创作既要宛转入微地刻画客观事物的面貌，又要委曲细致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他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他不满意那种一味描绘山水风光而没有深情远志的作品，他批评“近代以来，文贵形似”，“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的创作倾向。可见，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刘勰的思想既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又排斥纯客观的自然主义，充分重视了文学要表达思想情感的特质。
他的论述中鲜明地体现了这样一个公式：物（客观现实）——情（作家思想感情）——文（文学作品）。更为可贵地还在于，他认为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反映；文学的发展变化，是由社会情况、时代面貌决定的。他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指出，建安文学悲歌苍凉的风格特征，根源于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刘勰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文学作品要做到内容形式的统一，不可偏废。他打比喻说：水有虚柔易动的本性，才能泛起波纹；树木有坚实的树干，才能开出茂盛的花朵，这就好像形式依附内容而存在，受内容决定；虎豹身上要是没有花纹，它的皮子就与狗皮羊皮一样不漂亮、不贵重；犀牛皮质地坚韧，可作战甲，只有涂上红、黑油漆花纹图案，才能漂亮而贵重，这就好像内容要靠形式来表现。但刘勰并不把二者等同看待。他认为，文章的美好，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内容，而不是形式，正如涂脂抹粉只可起一些装饰作用，真正的漂亮还在于眼睛和脸形生得好看。他批评南朝时“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形式主义文风，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
在继承与创新问题上，刘勰的论述更为精彩。他认为，文学要不断创新，要“日新其业”，永远老一套，就没有可能超过前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但新变不一定变得好，也可能越变越坏，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如何保证文学创作向好的方向变？他主张处理好“通（继承）”和“变（创新）”的关系，要“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即要看清文坛的发展趋势，来创作动人的作品；同时也要参考古人的优秀作品，来确定写作的法则。他认为，只有善于创新才能持久，只有善于继承才不会贫乏，“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刘勰鼓励作家要有“趋时（适应时代要求）必果，乘机（抓住时机）无怯”的变革精神，并说：古来作家，一代接一代，“莫不参五（错杂）以相变，因（继承）革（革新）以为功。”这些论述表现了刘勰辩证的发展的文学观念。
在作家与风格的关系上，刘勰认为作品风格是作家个性的外貌，要求作家加强学习以形成优美的风格。他把作家的个性归结为才（才华）、气（气质）、学（学识）、习（习惯）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又分别有庸（平凡）与俊（杰出）、刚与柔、浅与深、雅（正）与郑（邪）的不同。刘勰认为正是作家个性的这种差别决定了作品风格的不同，才形成了文坛上变化万千。
他说：作品中文辞和道理的平凡或杰出，总是与作者的才华一致；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刚健或柔弱，与作者的气质一致；作品所写事件及其意义的浅陋或精深，不会与作者的学识相反；作品风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与作者的习惯不同。总之，“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又认为，作家个性中的才华和气质是各人的先天禀赋，学识和习惯是后天陶冶学习而成的。但他并不认为天赋决定一切，他说：天赋是有的，但开头时的学习方向很重要，这正像凿木染丝，决定于开初要凿个什么样子，染什么颜色，一旦凿成染成，要再改变，可就困难了。他时时提醒作家要重视学习：“积学（积累学识）以储宝，酌理（辨明事理）以富才“，”才自内发，学以外成“，”将赡才力，务在博见。“这对初学写作者无疑是有益的教诲。
《文心雕龙》可供今日继承或借鉴的内容，自然远远不止以上所述，而令人惊异的是，作为一份古老的文学理论遗产，它不是像蜡烛一样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渐趋熄灭，不是像钟声一样随着空间的扩大而渐趋微弱，而是像奇珍异宝一样越来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自从九世纪初，《文心雕龙》越出国界传到日本，19世纪传到欧洲，至今国外不仅已有许多译本，专供研究用的“通检”和“索引”也不断出现。这说明《文心雕龙》的理论成就及其历史贡献，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者注目。据统计，从沈约至章太炎，对《文心雕龙》或品评、或采摘、或引证、或考订的历代著名学者，达80多人。章太炎以后，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和专著则难于统计，仅1962年全国报刊登载的研究论文就有四百多篇。当时学术界称1962年为“《文心雕龙》年”。但是，《文心雕龙》虽然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却都没能全部地理解它和把握它，而且越是后来的研究者，越认为前人对它的肯定不够，对它的价值认识不足。这也是一大奇特现象。《文心雕龙》中有许多理论概念和范畴的内涵及其意义，至今还没能完全把握，需要继续探索和阐发。《文心雕龙》对于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理论的价值是巨大的，对此，学术界没有异议。如今《文心雕龙》已经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已经普及到普通的文艺爱好者当中，被应用于一般的文艺理论教学和文艺评论当中。
布衣寒素的刘勰，没能实现他那“奉时骋绩”的理想，却极其出色地做到了“独善垂文”。他没有婚娶，没有子嗣，《文心雕龙》的为流布，使他获得了永恒的存在。
23 天地间纵横英雄气——《三国演义》
说起中国历史，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三国时期。这并非得益于史书《三国志》，而是得益于《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我国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长篇历史小说，至今仍深受读者的喜爱。
从三国历史到《三国演义》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开始于公元220 年曹丕代汉称帝，改国号为魏。次年，即221 年，刘备在四川称帝，这就是蜀汉，简称蜀。
孙权在222 年改元黄武，229 年在江东称帝，这就是吴。魏、蜀、吴就是我们说的三国。公元263 年，魏先灭蜀汉；265 年，司马炎废魏建晋。280 年，晋灭吴。
至此，三国被晋消灭，归于统一。所以，历史上讲的三国时期是从220 年到280 年60年的历史。不过，从公元212 年孙权移到建业（今南京），次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又次年刘备入成都做益州牧开始，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当然，要探究三国的形成过程，就要追溯到公元184 年的黄巾起义。因为从这时起，汉帝国已开始动摇，而建立三国的统治集团就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一般人心目中的三国的概念包括了从公元184 年黄巾起义到280 年司马炎统一全国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三国演义》所描写的正是这一段历史。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到公元184 年，终于酿成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为镇压起义，各军阀招兵买马，于是群雄蜂起。这时，宫中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也更激烈。公元189 年，外戚何进为除掉宦官蹇硕等，招凉州军阀董卓进京。董卓一入洛阳，就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企图夺取大权。
于是在公元190 年，以袁绍为首的十路军从组成“关东军”，讨伐董卓，军阀混战由此开始。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军阀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董卓被杀后，袁绍、袁术、曹操的势力最为强大。公元200 年，曹操与袁绍决战于官渡，曹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经过几年奋战，曹操统一了北方。208 年，曹操率十多万大军南下攻下荆州，要渡长江打孙权，实现统一。结果，孙权、刘备联合起来，火烧战船，大败曹操，这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这一战，彻底打破了曹操统一全国的计划，稳定了孙权的地位，也为刘备进入益州提供了条件。之后，曹操退回中原，屯田练兵，准备再战，但经过四、五年苦战得到的汉中，到219 年又为刘备所得。220 年，曹操病死，曹丕废汉帝建立魏国，但一直无力统一全国。刘备在赤壁之战后，进入四川，221 年建立了蜀汉。此间，关羽曾从江陵北攻曹操，形势有利，但吴兵却乘机袭击其后方，占领江陵，杀死关羽。222 年，刘备为了报仇，大举攻吴，结果在猇亭惨败，被迫逃回，第二年便病死了。儿子刘禅继位，诸葛亮辅政。此时，蜀国处境艰难，诸葛亮通过“七擒七纵”降服孟获。又通过六出祁山，稳定北方。但最后一次，却病死于五丈原。诸葛亮死后，蜀国内部矛盾加剧，加上连年战争，民力疲敝，终于在263 年，被司马昭灭掉。两年以后，司马昭病死，儿子司马炎逼曹奂让位，自己做了晋朝皇帝，魏亡。
东吴方面，孙权死后也一直争斗不休，司马炎在279 年发20万大军攻吴，次年攻到建业，吴国亦亡。三分天下的局面最后被晋统一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刚结束，由蜀汉入西晋的史学家陈寿，就搜集史料，写出史学名著《三国志》。
不久，另一位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引书二百多种，补充了大量史料，为后人“演义”三国历史，提供了基础。
与此同时，不少野史杂记中，也记载了许多三国故事，如裴启的《语林》、干宝的《搜神记》、殷芸的《小说》等。与正史不同，这些记载有较多的虚构成分。
到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各种娱乐“伎艺”应运而生，“说话”就是其中之一。说话就是讲故事。“说话”中有一科是讲史，演说前代历史故事，三国故事就是讲史的重要题材。据记载，北宋时已出现“说三分”的专家。
还有记载说，有的小孩很顽皮，家里讨厌，就给他们钱，让他们听古代故事。
听到刘备失败，就皱眉头，流眼泪；听到曹操失败时，就哈哈大笑。可见，当时三国故事已非常流行。元朝杂剧盛行，三国剧目有三十多种，如《单刀会》、《三英战吕布》、《赤壁鏖兵》等。后来，有人将流行的三国故事加以联缀、整理，组成长篇故事，我们今天见到的是元代刊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分上下两栏，上图下文，其中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的形象已相当突出，其中也杂有刘、关、张落草等荒诞不经和因果报应的章节；而且描写粗疏，文词鄙陋，人名地名也多谬误，但已具备了《三国演义》的雏形。
罗贯中就是在正史的基础上，博采以上创作，写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对罗贯中的情况，我们了解很少，连他的籍贯和生活年代都有很大分歧。一般认为他是元末明初太原人，号湖海散人，性格孤僻，经历坎坷，胸有大志，难以实现，于是寄情于文学。还有人说，他还曾编撰十七史演义，但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只有四五种，如《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还有人说，他也是《水浒传》的编写者之一。
到了清代初年，批评家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全面修订：修改内容，辨正史事；整理回目，改为对偶；增删诗文，削减论赞；注重辞藻，修改文句，又加上评点，誉之为第一才子书，成为后来最通行的本子。
给古人以艺术生命《三国演义》既然是小说，就不可能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否则，就难以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场景和人物。《三国演义》基本上依据正史，同时又有相当的虚构，这就是前人所说的“七实三虚”。因此，不能把《三国演义》作为史书来看，因为作品中的不少情节、细节出于虚构。当然也不能因此而责备《三国演义》，因为假如没有这些虚构，《三国演义》就很难成为精彩的小说。
如我们熟知的刘备“三顾茅庐”去见诸葛亮，正史中只有“凡三往乃见”五个字，可到小说里，却敷演成一大回五六千字的精彩文字，把刘备的礼贤下士、诚恳、耐性，张飞的直率、急躁，关羽的老成持重，表现得非常鲜明；把隆中景物描写得如在眼前；而情节的婉转多姿，又是那样引人入胜。试想，如果作者拘泥史实，我们还能看到如此精彩的小说吗？又如关羽辞别曹操，史书只有“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而在小说中又有了曹操追赶、前来赠袍的场面，又有了过五关、斩六将的情节，把关羽的大义凛然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若无虚构，也就没有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过五关斩六将了。
《三国演义》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通过一系列精彩的情节刻画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人过目难忘。
刘备，是作品塑造的理想君主，他是皇叔，属正统，又能礼贤下士，仁厚爱民。他为了见到诸葛亮，三顾茅庐而无怨言。第一次，诸葛亮不在家，刘备误把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当成诸葛亮。第二次，先使人探听，听说回来了，又去，路遇大风大雪，张飞劝回，刘备不听，结果路上又误把诸葛亮之友石广元和孟公威当成诸葛亮。最后见到的是诸葛亮之弟诸葛均，而非诸葛亮。回去的路上又误把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当成诸葛亮。张飞认为诸葛亮是无能之辈，所以不敢见面，而刘备坚持要去，第三次又赶上诸葛亮睡觉未醒，刘备耐心等待多时，终于见到诸葛亮，并赢得诸葛亮的信赖，成为他日后争夺天下的谋士、决策者、依靠者。
又如刘备受曹操大军追赶，从樊城撤往江陵时，恐百姓受害，一路带十余万百姓逃难，行动迟缓，眼看就要被曹操追上，还不忍抛弃。由此可见刘备的仁厚爱民。
当然，由于作品过于美化刘备，按照封建仁君的标准塑造他，有些地方不太近情理。如：赵云冒着生命危险，杀入曹操重围，救出刘备儿子阿斗；刘备却将儿子摔在地上，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这就不近情理，难怪民间有句歇后语说：“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
关羽，是作品塑造的另一理想人物。他是“忠义”的化身，后来被封建统治者封为关帝，到处给他立庙。桃园结义，是关羽“忠义”的开始，千里寻兄与义释曹操则是忠义的集中表现。因刘备参与谋杀曹操，事泄被曹操追捕，关羽与刘备逃跑时失散。关羽又中计被困，本想誓死拼杀，但想到桃园结义与刘备誓同生死，想到刘备家眷，又想到匡复汉室，便暂时依附曹操，但相约三事，特别提到“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曹操爱惜他的才能，想感化他为自己效力，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但关羽始终不为所动。曹操送他赤兔马，本想感动关羽留下，关羽却说：“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后来得知刘备下落，便决然离开曹操去见刘备。赤壁之战后，诸葛亮算定曹操肯定从华容道逃跑，让关羽把守，他知道关羽素来忠义，可能要放走曹操，临行时让关羽立军令状；关键时刻，关羽还是念及曹操旧情，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放走了曹操。乍一看来，这两种行为是矛盾的；但在“忠义”这一点上，却统一起来了。正是从这看似矛盾的行为上，我们看到，关羽的忠义超越功名利禄，超越生死界限，别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难怪著名美学家王国维说，关云长义释曹操一段，非大文学家不办。
曹操是《三国演义》塑造得最复杂的形象。《三国演义》沿袭了南宋以来以蜀汉为正统的观念，极力美化刘备，丑化曹操，将曹操写成一个极残酷、奸诈的人物；但同时，作品也没有完全抹杀曹操的卓越才能。作品把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形象刻画得非常丰满。曹操谋刺董卓，事败逃跑，暂避父亲结义兄弟吕伯奢家；吕伯奢准备设筵款待，到邻村买酒去了。不久，曹操听到磨刀声，又听人说“缚而杀之”，遂以为有人要杀他，抢先下手，杀了吕家八口；到厨房，却发现他们原来要杀猪。曹操因为多疑，误杀好人，便连忙逃跑；路上正遇打酒回来的吕伯奢，便也杀掉。随行的陈宫说，刚才是误杀，现在又是为什么呢？曹操说：“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陈宫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曹操说：”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一句话把曹操的残酷、奸诈刻画得淋漓尽致。但作品同时也表现了曹操的卓越才能和豪爽多智的一面。在青梅煮酒论英雄中，他对当代英雄的分析极为透彻。他嘲笑袁术是”冢中枯骨“，袁绍是”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义“，刘表是”虚名无实“，刘璋是”守户之犬“。他善于博采众议，尤其敬才爱才。对关羽，他竭力感化，即使关羽最后离去，过五关斩六将，曹操也不忍杀他。看到赵云在乱军中往来冲杀时，他称赞赵云是一员猛将，令部下不要杀死他。曹操俘获张辽后，张辽破口大骂，曹操本想杀他，可得到刘备、关羽劝阻，顿时改换脸色，笑着说：”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
“于是亲自给张辽松绑，把自己衣服给张辽披上，让张辽坐上座，张辽很受感动，就投降了曹操。
诸葛亮是作品塑造得最突出的形象。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他隐居隆中而知天下事；初见刘备，就定下三分天下的计策；博望坡一战，出奇制胜，赢得关羽、张飞的佩服，树立了威望；在赤壁之战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到东吴，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智算华容道等，处处表现出远胜曹操、周瑜的卓越才能，致使周瑜有“既生瑜、何生亮”之叹。刘备死后，他独立支撑蜀国局面，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稳定局势，最后病死于五丈原，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的智，主要表现在对战争各种因素的精辟分析上，尤其是他善于知己知彼，抓住对方的心理弱点出奇制胜。例如诸葛亮为引诱曹操走华容道，命关羽在那边堆积柴草放火，引曹操来，关羽说：“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
诸葛亮说：“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诸葛亮既懂兵法，又知曹操弱点，才能用这样的计谋获胜。又如空城计，司马懿率15万大军来攻，诸葛亮身边只有2500士兵，不得已，让士兵打开四门，自己则在城上焚香操琴。司马懿怀疑有埋伏，慌忙退兵。众人不解其故，诸葛亮说：“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回。”如果诸葛亮不深知司马懿多疑的性格，空城计如何能成功？
《三国演义》中的生动形象太多了，除了以上四个，像张飞、赵云、马超、周瑜、吕布等，个个活灵活现，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两军交战妙在幕后除形象生动外，《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也是一绝。全书120 回，洋洋八十多万字，描写的大小战争不计其数，但并不给人以单调沉闷之感。作品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结合起来，将对战争的描写与对人物的刻画结合起来，运用正写、侧写、实写、虚写，把古代“一刀一枪”的战争写得丰富多彩。如著名的赤壁之战，真正的刀光剑影并不多，作品将全力放在各集团、各人物，尤其是诸葛亮与江东谋臣的论辩较量、与周瑜、曹操的争奇斗智上，舌战群儒、连环计、苦肉计、借东风等最精彩的章节，都没有刀光剑影。又如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不过千把字，却把整个战斗场面写得惊心动魄。先写华雄连斩四将，极写其勇猛，后写关羽请求出战，因地位卑微，被袁绍呵斥。关羽出战后，也不正面写交战经过，而侧面渲染，只写帐篷中听到外面杀声震天，正当帐内诸将紧张万分时，关羽提华雄头掷于地下，出战前斟好的热酒，仍有余温。
不仅如此，《三国演义》描写战争有时甚至故意避易就难，难中取胜，在重复中见独创，即前人所说的善犯善避，犯中有避。如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七擒孟获，无一重复，变化莫测，让人叹服。
历久弥新影响深远《三国演义》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大大推动了我国长篇小说、尤其是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三国演义》后，演义小说层出不穷，几乎每朝每代都有通俗演义，成为我国长篇小说的一大类别。《三国演义》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更难以估量，京剧中的“三国戏”
自成系列，像《卧龙吊孝》、《借东风》、《空城计》等，都是京剧艺术中的瑰宝，近几年拍摄的电影《赤壁之战》，电视连续剧《诸葛亮》、《三国演义》，也深受观众喜爱。《三国演义》描写的各种战例，各种计谋，给后人很大的启发，成为许多军事家学习的教科书。据说，清兵入关后，曾印发《三国演义》教育八旗兵，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都曾从《三国演义》中学习过用兵之术。清代统治者又从另一方面，竭力宣扬《三国演义》的“忠义”思想，将关羽封为关帝，并建了很多关帝庙。而今天，《三国演义》的新价值仍被不断发现，如《三国演义》的谋略学、运筹学、人才学、管理学等。日本不少企业家还将《三国演义》作为必读书。可以说，新的“三国热”
正方兴未艾，《三国演义》研究的新学科正在形成，这就是《三国演义》的应用学。
24 义旗奋英雄泪血染水泊——《水浒传》
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水浒传》是我国最杰出的英雄传奇小说，几百年来风行不衰，深受读者喜爱。
与《三国演义》一样，《水浒传》也不是文人独创的小说，它也是在历代民间艺人创作的大量水浒故事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民间有许多传说。南宋时已有说话人将其改编讲说，据《醉翁谈录》记载，当时的“水浒”话本，有“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到宋末元初，有人将流行的水浒故事略加整理，写成《大宋宣和遗事》，其中有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怒杀阎婆惜，还有招降、打方腊、封节度使等，内容粗糙简单，但已给我们展示出《水浒传》的基本轮廓。
与说话同时，戏曲中的水浒戏也大量出现了，当时流行的水浒戏数量可能不少，现存的仍有六种，其中以李逵戏最多，也最生动。如《李逵负荆》，把李逵嫉恶如仇又幼稚单纯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民间艺人和文人对水浒故事不断加工创作，水浒英雄由36人发展到72人，又发展到108 人。到《水浒传》，就成为36天罡、72地煞。至元末明初，我们今天所见的《水浒传》终于被整理创作出来到底谁是《水浒传》的最后写定者呢？大致有三种说法，有人说是施耐庵，有人说是罗贯中，也有人说是施耐庵、罗贯中合作。现在比较公认的最早版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卷》署“施耐庵底本、罗贯中编次”，早期的许多记载又只说罗贯中作。至明末清初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时，认为120 回本《水浒传》后50回为罗贯中所续，肆意诋毁，拦腰砍断，自称“古本”，于是《水浒传》尽归施耐庵所有。因为金圣叹批评本对后代影响很大，大大超过了其它版本，因此，现在一般人都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施耐庵，大约为元末明初人。其生卒年、故里及生平事迹都不太清楚。
关于他的有关情况，均属传说，有的说他35岁中进士，出仕钱塘两年，因与当权者不合，弃官回乡，闭门著书；又说他曾与元末苏州农民起义军领导人张士诚有关系，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还多次请他做官，他都辞了。
本世纪30年代以来，陆续在江苏省兴化县发现一些史料，据载，江苏兴化县的施氏始祖施彦瑞就是施耐庵，得到不少人认可。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史料，包括墓志、家谱、诗文等，都不可靠，很可能是后人伪造。其实，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证明了施彦瑞就是施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也难以对其生平事迹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因为有关的史料并不太多。当然，这丝毫不会影响《水浒传》的价值。
一百单八将性情各异《水浒传》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只要你读过《水浒传》，就不会忘记鲁智深、武松、林冲、李逵，甚至不会忘记潘金莲、王婆、阎婆惜……。
前人曾这样评论：“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水浒传》所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相识。”
这些评论虽不无夸张之处，但说《水浒传》真正写活了一二十个形象，并不过分。尤其值得惊异的是，这些形象几乎全是英雄豪杰，性格却各有不同。
如果说，将身份、地位、修养、性格等迥然不同的形象写得鲜明生动还比较容易的话，要写活十几个乃至几十个英雄豪杰，困难就大多了。《水浒传》却能将他们的同中之异刻画得准确突出。同是英雄，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各有特点。鲁智深是火暴性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丝毫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与金老父女素不相识，却主动周济他们，为他们报仇。林冲是忍辱退让，一切为了保全地位，听说有人调戏他的妻子，他义愤填膺，可一见是高衙内，便只是冲散了事。同样是逼上梁山，鲁智深是因我行我素，不为社会所容，是“自作自受”；林冲则是仇人陷害，被逼无奈。同样是豪侠，鲁智深是正气凛然，打抱不平；武松是秉性刚烈，复仇心切。同样是粗中有细，鲁智深是镇定机智，李逵是天真幼稚。鲁智深失手打死郑屠，谎称“你诈死”一走了之；李逵下井救柴进时，忽然想到别人会不会把他拉上来。
为了更鲜明准确地区别人物性格，作家经常进行对比刻画，通过人物对同一事情的不同反应，显示人物的性格。如鲁智深听到林冲妻子被调戏，领了一帮泼皮，便要大打出手，“教他吃酒家三百禅杖”，反而是林冲劝鲁智深。鲁智深的豪侠仗义，林冲的委曲求全，顿时显露无遗。
《水浒传》特别善于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情节表现人物，性格引发情节。鲁智深的性格是通过一系列情节表现的，离开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火烧瓦罐寺、倒拔垂杨柳等故事，鲁智深的性格便无法表现。离开了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棒打洪教头、风雪山神庙，林冲的性格亦无以表现。说到武松的性格，我们也不会忘记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这些情节本身，又曲折惊险，极富传奇性，特具艺术魅力。在具体的情节描写中，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闪转腾挪，变幻无穷，真如古诗所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熟知的“景阳冈武松打虎”，先写酒店招旗上写着“三碗不过冈”，伏下一笔。再写武松不顾店主解释，一遍遍要酒，前后吃了18碗，提了哨棒就走。层层推进，悬念迭生。又写武松看到两处告示，方才相信真正有虎，心有点怯，想回去，又怕被店主耻笑，只好上山，而酒却涌上来了。经过这一番回环往复的点缀渲染，造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势。最后写武松赤手空拳打死老虎，把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写得惊心动魄。又如林冲棒打洪教头，只是写一次比武，一般作者可能单刀直入，三言两语就打发掉了。《水浒传》却写得曲曲折折，引人入胜。要比武，却先不写比武，先写吃酒。既比武，又不真比，一会儿又停下，给林冲开枷，柴进拿银子做利物，最后才真比武。用笔曲折，扣人心弦。同时又在情节的进展中，一步步刻画出人物的性格。
《水浒传》的结构也是以人物刻画为中心，它创造性地运用了史书纪传体形式，为集中刻画人物服务。尤其是前半部分，正如前人指出的，《水浒传》一个人出来便是一篇列传。前半部集中写了几个英雄人物，如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武松等，各个人物基本上单独立传，又环环相扣，彼此牵引。如史进引出鲁智深、鲁智深引出林冲、林冲引出杨志……，每位英雄的故事既能独立成篇，又有相互联系。各个人物又在逼上梁山的大主题下统一起来。这样就把人物刻画与作品的统一结构结合起来了。
《水浒传》也是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它不用书面的文言，而用当时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加以提炼，叙事、写景，简练传神，尤其是人物对话，口吻毕肖，如出其口，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梁山好汉的悲剧《水浒传》的主题比较复杂，有人认为是宣扬忠义，也有人认为是为草寇强盗张目；有人认为是歌颂农民起义，也有人认为是鼓吹投降……，至今争论不休。实际上，一部巨著的主题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几句话说清。
从具体描写看，《水浒传》的确是一部为“草寇强盗”树碑立传的小说。它第一次反映了农民起义的整个过程，揭示出农民起义的真实原因。小说把高俅发迹、迫害忠良放在作品开端，以表明朝政不纲，乱自上作。高俅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气球，便受皇帝赏识，“没半年之间，直抬举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从此，他便勾结权贵，迫害忠良。
林冲本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身份不低。他本想安于现状，高衙内调戏他妻子，他只是冲散了事，希望以屈辱保全地位。高俅将他刺配沧州，他依然忍耐，即使被贬至草料场，他仍想苟安下来。直到高俅的刺客要杀害他时，他才被迫起而反抗，杀死刺客，奔向梁山。他的上梁山，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其他各个英雄，如鲁智深、武松、李逵，虽然上梁山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被逼上去的；鲁智深打抱不平，我行我素，不为社会所容；武松因哥哥被毒死，无处伸冤，又遭人暗算；李逵因杀了人，在外逃难。
正因为他们是“逼上梁山”的，他们的行为才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在第71回，作品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壮观场面，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朴素的平等思想和理想生活。
但这只是一方面。《水浒传》虽然满腔热忱地肯定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对他们“犯上作乱”毕竟不敢毫无保留地赞扬。作品把罪恶归于奸臣，而不是皇帝，更不是制度。在作品看来，只要除掉奸臣，朝政自然会好，换句话说，皇帝本来很好，只是被奸臣蒙蔽了，梁山好汉当然应忠于皇帝。解决的办法，就是“将功补过”，接受招安。这是梁山领袖宋江的愿望，也是作者的愿望。在排座次之后不久，宋江便接受招安，并帮助朝廷打方腊、征辽、征田虎王庆，衣锦还乡。但宋江等打家劫舍，对抗官府，已犯“弥天大罪”，实属“十恶不赦”，若允许他们受招安，实际上是赦免强盗，无法警戒来者，这是封建社会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宋江等的结局，注定是悲剧。《水浒传》作者也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在赞扬宋江等受招安的同时，也写了他们的必然悲剧。受招安的梁山好汉，继续做官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宋江、李逵、卢俊义死于鸩酒；吴用任武胜军承宣使，到任后“常常心中不乐”，后自缢于宋江坟前；花荣到应天府为官，“无一日心中得安”，后亦自缢于宋江坟前。又如关胜，操练军马回来，落马得病而死；呼延灼与金兵作战，阵亡淮西。相反，明智退隐的，都得善终：鲁智深最初不守佛门规矩，最终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在浙江坐化；武松起初最有功名心，最后心灰意懒，宁愿终老塔院；公孙胜坚决归隐，一心学道；阮小七回家打鱼；邹润登云山打猎。这实际上又反映了作家对招安的失望和否定，真正的出路在出家、退隐。
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梁山好汉的最佳出路只能是这样。正如作品最后所说：“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泛钓船。”鸱夷就是战国时著名的功成身退的越国宰相范蠡。
英雄豪气永驻人间《水浒传》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续书从古到今，绵绵不绝。清代有《后水浒传》、《荡寇志》，现代有《新水浒传》，当代仍有《新水浒传》。
狗尾续貂也罢，锦上添花也罢，都说明了《水浒传》的巨大影响。《水浒传》对一般小说创作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情小说，一是侠义小说。《水浒传》虽以农民起义为素材，但由于作品在市民社会的勾栏中诞生，带有浓厚的市井气息。其中有对市民生活和市民形象准确传神的描写，如“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等，市井风俗世态，市民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金瓶梅》由此横生枝节，从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写出洋洋百回的《金瓶梅》，成为世情小说的代表作。《水浒传》写梁山好汉的侠义行为，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但梁山好汉个个顶天立地、正气凛然，而后来的侠客往往依靠主子，充当保镖，欺下媚上，沦为奴才。侠的真精神逐渐沦亡了。
《水浒传》对其它艺术形式的影响也很大，京剧和地方戏中的水浒戏，几乎可以和三国戏媲美，影响甚大。80年代，电视剧蓬勃发展，古典文学名著被相继改编。《水浒传》的改编是相当成功的，其中的《武松》、《鲁智深》、《林冲》，深得观众好评。
《水浒传》对一般社会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历代起义农民，往往以水浒英雄为榜样，封建官府却害怕《水浒传》流传，一次次查禁。这本身就说明了《水浒传》的影响之大。现在，《水浒传》反映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水浒传》依然活着，依然风行不衰。除了艺术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因为作品表现的梁山好汉的人格力量。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理想，无视一切礼法，不惜一切代价，他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他们爆发出来的生命的力量，不仅属于被压迫的农民，也属于不得志的文人；不仅属于古代，也属于现代。凡是心中充满抑郁不平之气的人，都会在《水浒传》中得到发泄，凡是孤苦无告的人，都能在《水浒传》中找到自己的知音。
25 极幻想之奇满人间之情——《西游记》
取经故事的神话化
《西游记》是我国最著名的神魔小说，是以唐玄奘西天取经为素材创作的。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僧人玄奘不顾禁令，偷越国境，费时17载，经历百余国，前往天竺取回佛经657 部。回国后，口述西行见闻，由门徒整理为《大唐西域记》。这是一部严格的实录，但其中在记录西域山川风俗时，介绍了印度的许多宗教传说，这为取经故事的神话化留下了引子。
后来，玄奘门徒撰写玄奘传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为了神化玄奘，插入一些神话如“口授多心经”等。同时，玄奘取经故事本身的传奇性和宗教性，也为其神话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此后，唐僧取经的故事被进一步神话化。
今存南宋时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民间艺人将以前各种取经故事联缀整理而成的。《诗话》的最大创造在于猴行者。他化为白衣秀士，自动来保护三藏西行。尽管这一形象在《诗话》中还未成为主要角色，却为取经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据现存资料推测，到元代，肯定存在过类似平话的《西游记》，在这部作品中，取经故事的主要内容已基本具备。
与此同时，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创作也产生了，如金院本《唐三藏》和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等，至今仍存的是元末明初的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它创造了描写唐僧出世的江流儿的故事，后来为《西游记》吸收。
到明代中叶，吴承恩广泛吸取前人成就，加以融合创造，完成了百回本《西游记》，成为取经故事的定本。
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少年即有文名，但科试不第，长期卖文为生，生活清苦，愤世狂傲。他喜爱民间文学，善谐剧，尤喜野史奇闻。他在自己的志怪小说集《禹鼎志》序言中自述道：“余幼时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史稗史，俱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
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并且他认为自己的志怪，”盖不专名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存焉。“《西游记》正是以这样的指导思想整理创作而成的。
兽性神性人性《西游记》运用神奇的浪漫主义想象，创造了一个奇光异彩的艺术世界，真可谓无地不奇，无人不奇、无事不奇。前人曾这样评论道：“龙宫海藏，玉阙瑶池，幽冥地府，紫竹雷音，皆奇地也；玉皇王母，如来观音，阎罗龙王，行者八戒沙僧，皆奇人也；游地府，闹龙宫，进南瓜，斩孽龙，乱蟠桃，反天宫，安天会，盂兰会，取经，皆奇事也；西天十万八千里，筋斗亦云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经即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卷以天地之数起，结尾以经藏之数终，真奇想也；诗词歌赋，学贯天人，文绝地记，左右回环，前伏后应，真奇文也；无一不奇，所以谓之奇书。”作品以西天取经为主线，通过九九八十一难，把读者引入眼花缭乱的神话世界。从鹰愁涧到黑风山，从云栈洞到黄风岭，从流沙河到万寿山，从路阻火焰山，到误入小雷音，从遭困无底洞到监禁铜台府……，有自然灾害，有菩萨试探，更有各类妖魔鬼怪的阻拦陷害。有蜘蛛精，有老鼠精；有牛魔王，有罗刹女；有翠云山芭蕉洞，有陷空山无底洞；孙悟空的金箍棒净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缩小了可以藏在耳内；芭蕉扇能煽灭火焰山八百里火焰，缩小了可以含在口里。而且一物克一物，神物还有神物降。芭蕉扇能将人扇出八万四千里，孙悟空吃了定风丹，就能岿然不动……。这些浪漫主义奇思异想，使人应接不暇，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中，很难找到第二部这样的奇书。
《西游记》中最突出的形象是孙悟空，这是作者全力塑造的一个理想化的神话英雄形象。他热爱自由，勇于反抗，见恶必除，除恶务尽，最后帮助师傅从西天取回真经。
孙悟空是在花果山仙石中孕育而成的美猴王。他一出世，就能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天界。后来他住在水帘洞，率领众猴，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的绝对自由的生活。他有超人的神性，会七十二变，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他不管生死定数，天道轮回，去冥府勾掉生死簿上自己的名字，故而长生不老。他用的金箍棒净重一万三千五百斤。
他大闹天宫打乱“三界”秩序，逼得龙王、阎王上告到天廷。玉皇大帝擒拿他不成，又来降旨招安，被孙悟空识破诡计，一叛再叛，直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定要玉帝让出天宫，若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他能随机应变，变幻莫测。在迎战二郎神时，他一会儿变得身高万丈，与真君恶斗，一会儿巧妙变化，与敌人周旋。一会儿变作一只大鹚鸟，冲天而去，一会儿又自天而降，变作一条鱼儿，钻入水中。他可以变麻雀，变水蛇，变花鸨，甚至可以变一座土地庙儿，被真君识破，又扑的一虎跳，跳到空中不见，这一下连真君也看不清他到哪里去了。原来，孙悟空已用隐身法冲出营围，又变做二郎爷爷模样，驾云到灌江口真君庙里接受鬼判们的磕头迎接了。后来虽被老君捉住，但刀砍斧剁，雷打火烧，却一毫不能伤损，又被老君放入八卦炉中，炼了七七四十九日，也没烧死他，只给他熏出一双火眼金睛。在护送唐僧取经途中，他不畏艰难，忠心耿耿，一路降妖除魔，表现出超人的才智。比如在三打白骨精中，不管妖精变为姑娘，还是老太婆、老头，他都能一眼看穿。在智斗罗刹女时，他又钻入罗刹女肚子里，将她制服。正因为有孙悟空的帮助，唐僧才能最终取回真经。
猪八戒是最重要的陪衬形象。他与孙悟空一起，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但他的性格，却与孙悟空形成鲜明对照。孙悟空灵活机智，猪八戒则笨头笨脑；孙悟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猪八戒则经常临阵退缩，被妖怪蒙骗。但作者并没有全盘否定这一形象，而是对他进行善意的批评和讽刺。猪八戒的很多缺点，如嫉妒、说谎、小心眼，往往表现得幼稚可笑，让人一眼看穿。孙悟空派猪八戒巡山，他知道猪八戒会偷懒，回来编个谎话搪塞，就变个小虫儿钉在猪八戒耳后观察他的行动。果然猪八戒走出不远，就抱怨孙悟空说，他们“在那里自在，撮弄我老猪出来锵路！”钻在草里快快活活睡了一觉。醒来后对着三块石头，权当是对着师父、师兄、师弟，自问自答，编造谎言。
说如果师兄等人询问，就回说已查有妖怪，问什么山就说石头山，问什么洞就说石头洞，问什么门就说钉钉的铁叶门，若再问门上多少钉，就说老猪心忙记不真。编好后，又怕忘了，一路低头温习。孙悟空将这些预先汇报唐僧，猪八戒回来说谎时，被孙悟空当场拆穿，弄得狼狈不堪。猪八戒自作聪明，
往往弄巧成拙，让人取笑。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他也有一些优点。他性格憨直，虽不断抱怨，却能埋头苦干，师徒四人的行李，就是由猪八戒挑到西天的。
《西游记》形象塑造的特点在于，它将形象的动物性、社会性和神性结合起来，巧妙和谐，既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如孙悟空是猴子，因而“尖脸缩腮，金睛火眼”，猴子的机灵敏捷与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和活泼好动，正相符合。
猪八戒，长嘴大耳，行动蠢笨，又贪吃好睡，这又符合猪的习性。
孙悟空、猪八戒都会变，但孙悟空能七十二变，猪八戒只能三十六变，而且他们变的东西又符合各自的特点，孙悟空无所不能，但更多地变比较轻灵的东西（当然他也会变老太婆）。而猪八戒大都变石块、变土堆、变骆驼、变大象之类，变个新郎官，一不小心就露出猪耳朵；变个女孩，就肚子太大，不像。这一切都与各自的动物特点相谐调。又如狮魔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象精能用鼻卷人，老鼠精刁钻狡猾，牛魔王蛮横好斗等，形象的动物特性与社会性都非常协调。
游戏之笔写严肃之思关于《西游记》的主题，历来分歧很大，胡适曾这样概括：“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未免过于“正经”。一般人读《西游记》，大概首先是觉得好玩，有趣。诚然，《西游记》是一部以宗教——其中心是佛教——为题材的书，但作家并没有把它写成严肃的宗教文学。它没有神化宗教教义，倒是以游戏滑稽之笔，将被神化的宗教又人化过来，使这一宗教题材的作品有活泼可爱的人间情趣，使人感到可亲，可近，好玩。
同时，作家又在具体描写中不时穿插对人世各类现象的冷嘲热讽，使人读之，往往会心一笑。并在笑中获得某种启迪。对此，前人曾评论《西游记》是“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西游记》一书。”《西游记》对宗教的态度是不严肃的，表面上宣扬佛法无边，儒释道三教合一，实际上信佛不诚，信道不纯，信儒不忠。
表面上似乎信仰佛教，那也只是因为受唐僧取经本事的影响，或接受一些流行观念，自己并无真切体会。作家在具体描写中所表现的，往往是以亦庄亦谐的风格对各类社会现象——包括宗教现象进行讽刺和调笑。
作品固然对道教的长生不老表现出执著的追求，但同时又对道士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尤其痛恨画符念咒、捉妖祈福的道士。在第44回“法身元运逢车力，心正妖邪度脊关”里，对三清观道士禳星加以嘲弄，并将三清圣像推倒，抛入厕中。作品还写到乌鸡国道士夺位，车迟国佞道灭佛，比丘国妖道惑乱。
作品甚至写了玉皇大帝的言而无信、色厉内荏。对西天诸佛菩萨，作品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也未将他们神圣化，而是摘下他们头上的花环，还他们以人的特征。当唐僧等向阿傩、迦叶取经书时，这两位尊者不肯白手传经，向他们“要人事”，唐僧没有，二尊者便给他们“无字经”，唐僧只好将沿途化斋用的紫金钵盂送上，才拿到有字真经。猪八戒成正果后，被封为净坛使者。
猪八戒有意见，佛祖如来说：“因汝口壮身慵，食肠宽大。盖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诸佛事，教汝净坛，乃是个有受用的品级。”让我们觉得，极乐世界像人间一样，也讲究“受用”，这就把极乐世界人间化，同时
以幽默否定了佛家对极乐世界的夸饰描绘。这恐怕正是宗教题材的《西游记》能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并能广泛流传的真正原因。
26 隐姓埋名写尽风情万种——《金瓶梅》
《金瓶梅》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
它突破了历史演义、神魔斗法、英雄传奇的传统，第一次以平凡琐细的市井人生为描写对象，成为长篇小说中人情小说的奠基作与代表作，直开《红楼梦》之先河，是我国第一部有近代意义的长篇小说。
《水浒传》节外生枝我们都知道，《金瓶梅》是从《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发展而成的。《水浒传》第23回到26回，从武松打虎写到斗杀西门庆，杀死潘金莲。而《金瓶梅》则写武松上酒楼寻西门庆时，西门庆逃走，武松一怒之下打死了皂隶李外传，因此递解孟州，西门庆活了下来。这便是《金瓶梅》的第1 回到第9 回。作者让李外传做西门庆的替死鬼，从而横生枝节，写出一部洋洋一百回的新作。从第10回开始，进入《金瓶梅》“正传”，当然，以后作家并没有完全甩开《水浒传》，也许是为了依赖点名著效应吧，作者写到第87回时，又让武松回来，杀死潘金莲为兄报仇，那时，西门庆早已纵欲而死。
《金瓶梅》书名得自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人中分别取金、瓶、梅组合而成。全书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前9 回，基本借用《水浒传》。
第二部分，从第10回到第79回，写西门庆怎样上攀权臣，下联官吏，一步步发迹及最终纵欲而亡的全过程。最后21回，为第三部分，以春梅和陈敬济的活动为线索，描写了他们一个纵欲过度而死、一个淫荡被杀的可耻而悲惨的结局，并交代了全书主要人物的下落。作品从因果报应的观念出发，让普静寺和尚剃度西门庆唯一的儿子孝哥儿，为西门庆赎罪。
洞达世情穷形尽相比之其它三大奇书，《金瓶梅》可称为平中见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之所以被称为奇书，恐怕首先是因为它们事奇、人亦奇。
《金瓶梅》的题材根本无“奇”可言。它描写的完全是司空见惯的市井生活，这里既没有超凡脱俗的人物，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作品描写的人和事是那样平凡琐细，其中最活跃的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熟悉的到处存在的人和事。作家把这些集中起来，组成一个世俗生活大世界，让市井360 行进入小说殿堂。《金瓶梅》所写平民职业计数十种，如贩卖、开铺、开店、玩杂技、说媒、行医、演戏、算命、当妓女、写状子等，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毫无悲壮崇高可言，只是为世俗的小义小利，打架斗殴，争强好胜，趋炎附势，争风吃醋等。而西门庆妻妾的明争暗斗，西门庆的上下勾结，则是作品的主体。这一切，无一不是当时市井生活的如实反映。
同时，作家没有停留于照相式的被动反映，而是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的真实描写，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你看作品中的人物，有几个不是“阴阳脸”？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里一套，那里又一套。有几个人不逢迎拍马，又有几个人不见利忘义，见风使舵？西门庆热结十兄弟，“热”极了。
西门庆活着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围着他团团转，惟恐落后。西门庆一咽气，尸骨未寒，树倒猢狲散，他的朋友各奔前程，更有的投井下石。他的小妾们，有的改嫁，有的携财逃走，有的与人私奔……。开始时那样“热”，结束时那样“冷”，活着“热”，死后“冷”，一冷一热，人情可知，从古到今，写尽世态炎凉的，除了《红楼梦》，还没有作品能超过《金瓶梅》。正如鲁迅所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隐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西门庆潘金莲应伯爵作品主人公西门庆，号四泉，山东清河县人，本是破落财主家子弟，在县门前开一生药铺。父亲早死，无人管教，于是他不务正业，使枪弄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交结了一帮狐朋狗友，整日吃喝嫖赌。
他先娶陈氏，不久病死，继娶吴千户的女儿吴月娘。后又听从忠实奴才应伯爵之计，娶了妓女李娇儿，得到她的私蓄上千两银子。接着又娶富孀孟玉楼，娶花太监儿媳李瓶儿，均得到大量钱财。中间还收用婢女孙雪娥，娶武大妻潘金莲，他共有一妻五妾。还私通婢女春梅，仆人的妻子宋惠莲、王六儿等。
他又经常逛妓院，包占妓女李桂姐、李桂卿、郑爱月。他拉起一帮地痞无赖，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就是这样一个人，凭着万贯家财，竟能运动官府，草菅人命，徇私舞弊，畅行无阻；竟能巴结上当朝宰相蔡京，做了蔡京的义子，最终被提拔为山东理刑正千户，成为冠冕堂皇的官僚；之后又突然假惺惺地广行善事，慷慨好施，以便心安理得地继续为非作歹。正如他自己所说：“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在西门庆周围，汇集了一群地痞无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应伯爵。此人被称作“天下第一帮闲”。在十兄弟中，论年龄，他本排行老大，但为讨好西门庆，在西门庆那里揩点油，自愿屈居老二，奉西门庆为大哥。他是破落户子弟，不事生产，专在衙门妓院帮嫖贴食，人们给他起一个诨名，叫应花子。但此人并非等闲之辈。他帮闲的本领让人叹为观止。他会一腿好气球，双陆棋子，样样皆通，他的油滑无耻，简直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经常到西门庆家混饭吃，但并非如一般笨伯那样羞于开口，而善于逢迎拍马，让西门庆心甘情愿地给他好吃、好喝。
有一次他到西门庆家，西门庆问他吃了没有，他不说没吃，而是让西门庆猜，西门庆说“吃了”，伯爵便笑道：“这等猜不着。”说得多么委婉，又多么幽默，无耻得让人不觉，无耻得让人佩服。李瓶儿死了，西门庆大哭：“我那有仁义的姊姊啊！”伯爵也跟着喊：“我那有仁义的嫂子啊！”亦步亦趋，似在演戏，却装得一本正经。西门庆说李瓶儿“仁义”，还可以说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而伯爵之哭又作何论呢？
他何尝不知道李瓶儿以前的阴险毒辣的行为？但应伯爵摸透了西门庆的脾气，处处迎合，处处奉承，迎合得妙，奉承得绝，以至西门庆没了他，简直就成了孤家寡人。当然应伯爵也离不开西门庆。西门庆死了，应伯爵等作了一篇祭文，妙极了：“现今你长着脚儿先去了，丢下小字辈，如斑鸠跌脚，倚靠何方？难上他烟花之寨，难靠他小字红墙，再不得同席而偎软玉，再不得并马而傍温香，撒得人垂头落脚，闲的人牢温郎当……”似乎他真的无路可走了？且慢担心，他马上又投奔到清河县第二富室张三官家，并把西门庆第二房李娇儿介绍给张三官。只要有帮闲本领，还愁无人赏识？
在西门庆的众多妻妾姘头中，潘金莲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个。她的出色，一在性格的独特鲜明，二在作家的描写穷形尽相。尽管现代的人们对潘金莲有着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尽管有不少人为潘金莲叫屈，甚至还有不少人在竭力发掘潘金莲的反抗性、战斗性，但就作品描写而论，《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无疑是作家极力鞭挞的反面人物，是淫妇、泼妇的典型，是一个被情欲驱赶的淫妇，是一个争强好胜、刁钻撒泼的泼妇。她早期的遭遇尽管令人同情，但她嫁给武大郎后的一系列行为，如门口卖俏、调戏武松、私会西门庆，尤其是毒死武大郎，无论如何不能让人宽恕。她嫁给西门庆后，更淫佚放荡，献媚、争宠、嫉妒，无事生非，挑拨口舌，嫁祸于人……，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她后来为武松所杀，实在是罪有应得。
除了这三个最生动的形象之外，作家至少还刻画了十多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如老成持重的吴月娘、蕴藉风流的孟玉楼，落魄放荡的陈敬济，伶牙利齿的王婆儿……，作家刻画人物的本领，可与《水浒传》媲美。
民间口语的魅力《金瓶梅》的语言让人叹为观止。这主要表现在它对民间语言的精心提炼和熟练运用上。《金瓶梅》运用了那么多民间语言，包括俗语、谚语、歇后语等，简练、准确、传神，俯拾即是。当然，作家决不是在卖弄自己的语言才能。他是把自己掌握的民间语言加以提炼，使其准确、鲜明，又充分性格化。在这方面，还没有一部作品能超过《金瓶梅》。
李瓶儿的儿子官哥夭折，潘金莲如愿以偿：李瓶儿终于失去与她争宠的资本了。高兴之余，她大骂丫环，指桑骂槐：“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斑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倚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这些尖刻泼辣的语言，均来自民间熟语。”日头常晌午“出自谚语”日头不能常晌午，也有错了时节“。其余四句，全由歇后语组成，排比起来，泼辣俏皮，气势逼人。
又如西门庆死后，王婆奉吴月娘之命领潘金莲去发卖。潘金莲问王婆：“我为下甚么非，作下什么歹来，如何平空打发我出去。”王婆道：“你休稀里打拱，做哑装聋！自古蛇钻窟窿蛇知道，各人干的事各人心里明。金莲，你休呆里撒奸，两头白面，说长并道短，我手里使不得你巧语花言，帮闲钻懒。自古没个不散的筵席，出头椽儿先朽烂。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苍蝇不钻没缝儿蛋。你休把养汉当饭，我如今要打发你上阳关！”金莲道：“你打人休打脸，骂人休揭短儿！常言一鸡死了一鸡鸣。谁打锣，谁吃饭。谁人常把铁箍子戴，那个长将席篾儿支着眼！为人还有相逢处，树叶儿落还到根边。
你休要把人赤手空拳往外攒，是非莫听小人言！正是女儿不穿嫁时衣，男儿不吃分时饭，自有徒劳话岁寒。“试想一想，我们曾见过哪一部小说，用过这么丰富活泼的民间语言。
隐精彩于琐碎中
《金瓶梅》的结构看似散乱，实则有机统一，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
它以人物性格为中心，又注意人物之间的错综关系，注意人物性格及命运变化的前因后果，使作品中的一人一事均处于作品的有机联系中。为了加强作品结构的严谨性，作者还特别注意了“伏线”、“流波”，使作品前后呼应，脉络贯通。如第29回，西门庆让吴神仙给家人算命。吴神仙对每人说了四句诗，已暗示了每个人的结局。第46回的“妻妾笑卜龟儿卦”，通过算卦老婆子对卦帖上图画的解释，再次交待了吴月娘、孟玉楼、李瓶儿的命运和结局。
又如作品对几个主要人物结局的处理，都前后照应。潘金莲因西门庆而杀死武大，西门庆曾对潘金莲发誓“我若负了心，就是你武大一般”，最后果真死于潘金莲给他吃的“梵僧药”。第46回众人问卦时，潘金莲满不在乎，说：“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后来，她被武松杀死，果真尸体“在街暴露日久，风吹雨洒，鸡犬作践，无人领埋”。李瓶儿嫁给西门庆，气死丈夫花子虚，最后又是被潘金莲气死。全书写西门庆作恶多端，纵欲而死，最后则写西门庆独子孝哥为西门庆后身，被普静寺和尚剃度，为西门庆赎罪。所有这些，使作品形成了纵横交错，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这种长篇小说结构的有机整体意识，对后代影响很大。
《金瓶梅》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从艺术上讲，情节、细节的提炼远远不够，往往精芜杂陈，泥沙俱下，使作品过于琐细臃肿。从思想上讲，作家对西门庆纵欲持半批判、半欣赏的态度，写得又细、又多、又滥，许多描写不堪入目。对于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的确会产生消极作用。前人视《金瓶梅》为“淫书”，不免以瑕掩瑜；但无视《金瓶梅》这一大缺点，也不免以瑜掩瑕。有人曾说：删去这类性描写，不仅无损于《金瓶梅》的价值，相反，可能瑕去而瑜更显。
《金瓶梅》对后代的影响比较复杂，有消极面，也有积极面。所谓消极面，就是促成了大量淫秽作品的产生。这虽然与明末淫风炽烈有关，不能完全归罪于《金瓶梅》，但其推波助澜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从积极方面说，《金瓶梅》所开创的世情小说潮流，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有人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是很有道理的。
作者之谜
《金瓶梅》在封建时代历来被视为淫书，遭到查禁。作品早期在“地下”流传，很少有史料记录，给今天的读者留下许多千古之谜。根据前人记载与书中内证，《金瓶梅》的创作年代大致可确定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16世纪中后期），而《金瓶梅》的作者，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属“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民间艺人在世代讲说中逐渐创作出来，最后经文人加工润色而成的。
理由是作品在形式上有明显的说书的痕迹，行文粗疏、错乱、重复，尤其是大量引用前人的词曲、杂剧、传奇、说唱等著作，借录的话本小说和拟话本小说达九种之多。也有人认为，它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独立创作过渡形态的作品。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是个人独创，并说，《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因为没有迹象表明此前《金瓶梅》故事曾在社会上流传和演唱过，而小说的整体性则充分说明它是作家有计划地创作。持“文人独创说”的人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大量假说。迄今为止，《金瓶梅》
作者的候选人已逾30个，这是个庞大的数字，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堪称一绝了。
这么多候选人中，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有高官，也有布衣。他们的身份、地位、修养、品性各不相同，情况很复杂。目前还没有一种说法为学术界公认。从清初到近代，影响最大的是王世贞说。并且附会出一系列离奇的故事，说王世贞为报父仇而创作《金瓶梅》。王世贞为明代嘉靖年间著名文人。据说他的父亲被严世藩害死，因为严世藩好读淫秽故事，王世贞就创作了《金瓶梅》送给他，并在每页下角染上毒药，严世藩读书时，习惯以手指沾唾液翻书，中毒而死。这种说法，已被现代人基本否定。1932年发现的万历本（1617）《金瓶梅词话》的序言中，提到“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
兰陵为山东峄县古称，在今山东枣庄市附近，《金瓶梅》中又极熟练地运用了大量山东方言，于是，人们初步断定笑笑生为《金瓶梅》之作者。但笑笑生显然是化名，笑笑生何许人也，仍不得而知。有人经过研究，认为是山东峄县的贾三近、贾梦龙。此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离“公认”，还差得远。
最近，连“兰陵笑笑生”也开始受到怀疑。可以说，《金瓶梅》作者之争，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也可能为史料所限，成为永久之谜了。可以大致确定的是：1.《金瓶梅》的创作者（或写定者）生活于明嘉靖、万历年间。2.作者长期生活于山东，并熟悉山东方言。3.作者可能做过高官，又被罢官，经历过一番患难穷愁。4.作者对民间文学、尤其对明代剧曲非常熟悉。
27 光怪陆离市井众生——“三言二拍”
几乎与西方文艺复兴同时，我国也曾出现过一次市民文学浪潮，其代表作就是《金瓶梅》和“三言二拍”。
“三言二拍”是明末五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的简称。“三言”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指《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它们代表了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有独特的魅力。“三言”的编纂者是冯梦龙，“二拍”的编著者是凌濛初。
冯梦龙与凌濛初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号墨憨斋主人、龙子犹。
苏州府长洲县人，少有才气，诗文华美，尤通经学。年轻时一面读书应举，一面又出入歌楼妓馆，生活放浪，多次应举不第，内心郁闷。后来他曾热恋过的一位歌妓，又嫁给别人。他终于下决心结束了放浪生活。57岁才考取岁贡生，61岁时做福建寿宁县知县，65岁离任回苏州。
晚年，冯梦龙参加了复社。这是一个政治文学社团，社员以谈文学为名，议论政事，许多社员积极参加抗清斗争。此社于1633年（崇祯六年）在苏州虎丘山成立，活动中心就在苏州。冯梦龙是积极分子，被尊为同社长兄。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冯梦龙感到天崩地裂，悲痛欲绝。他积极支持并参加了南明王朝的抗清斗争，最后忧愤而死。
冯梦龙是我国最杰出的通俗文学家之一。他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给向来不被正统文人注意的通俗文学以极高的评价。他或记录、或汇编、或整理、或改订、或创作，先后出版的各类通俗文学作品达50多种。其中重要的如民歌集《挂枝儿》、《山歌》，演义小说《新列国志》，传奇《双雄记》、《精忠旗》等，最著名的就是“三言”。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浙江乌程（今吴兴）人。从高祖起，每代人都有著述行世，都有人做官。祖父官至南京刑部员外郎；父亲中进士后也曾做官，但38岁即回家赋闲，可谓仕途坎坷。
凌濛初早年科场顺利，24岁时，曾因上书国子监祭酒而名震一时。但后来先后四次乡试都未通过，只考中副榜。他曾决心与科举绝交，作《绝交举子书》。
但不久又跃跃欲试，请人荐举。直到50岁后，才以副贡资格得到上海县丞这一小官。因办漕运、管盐场等有功，在1642年（崇祯十五年）升为徐州通判，参与谋划镇压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的一支队伍来攻城，凌濛初坚持抵抗，但已无力回天，最后忧愤交加，呕血而死。
与冯梦龙一样，凌濛初也是著名的通俗文学家。他留下的各类著作很多，包括诗文集、散曲集、杂剧、传奇等。最著名的就是小说集“二拍”。
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兴盛于宋代。当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随之壮大起来。适应市民的娱乐要求，城市中出现了许多娱乐场所，当时称为“勾栏”，表演各种伎艺，“说话”就是伎艺之一。“说话”就是讲故事，类似于今天的说书。当时“说话”有四科，其中最重要的是讲史和小说。讲史依据正史，加以铺排，讲述历代兴亡之事；小说则讲当代世态人情，奇闻异事等。讲史发展为长篇历史小说；小说，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当时小说种类繁多，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等。还有人记载下其中107 篇的篇名。可以想见，实际的数目远大于此。
元代杂剧大盛，小说并未绝迹。但这些白话小说当时很不受重视，甚至还经常遭到查禁。许多作品就这样消灭了。明代末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市民阶层更加壮大。城市中的店员、商人、小手工业者，大都识文断字，需要娱乐。许多书商为了盈利，便刊行许多通俗读物。正是在书商的要求下，冯梦龙将搜集到的宋、元、明话本，精选出40篇，进行整理、编辑，以《古今小说》之名刊刻，后来又续出两种，于是将《古今小说》作为总名，三部分别命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每部收40篇，共计120 篇，把当时较好的话本小说搜罗进去。出版后大受欢迎。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下，凌濛初出版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每部40篇，因为“三言”已将旧作“搜括殆尽”，剩下的“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于是，他不再搜罗旧作，而是自己创作，“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
财富与爱情：市民意识的集中表现冯梦龙自述“三言”题名的意义说：“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他的目的就是用小说劝喻世人，警戒世人，唤醒世人。凌濛初赞扬“三言”“颇存雅道”。总之，他们都强调自己作品的道德教化作用。
但“三言二拍”中的作品，不但与正统诗文不同，甚至与唐传奇都有很大不同。它们虽产生于封建社会，却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有浓厚的市民意识。
其作者大都为市民艺人或接近市民的文人，其听众与读者也大都是市民。作品反映的是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思想感情，因此是典型的市民文学。“三言二拍”
最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映新兴市民要求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
士大夫文学，多表现所谓道德操守和人格境界，“舍生取义”是其核心。而历代封建政府往往重农抑商，因此，正统的封建文学很少表现人们对利的追求，即使有，也是被否定的。而市民则不同，他们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他们职业的目的就是获利。表现于作品中，就是对利的羡慕和追求。如《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就说“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州因是专重那作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亲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
《乌将军一钱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中，有人也说，“男子汉千里经商”，“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这类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它写商人文若虚一朝发财的经过。作品把文若虚暴富说得津津有味，对那位善于识宝的波斯胡更为羡慕。
第二，描写了市民阶层的爱情生活，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爱情观。最突出的是对男女情欲的大胆肯定和直露描写。“三言二拍”中的爱情小说大都以凡夫俗女，甚或风尘女子为主人公，描写他们爱情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如著名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就写卖油郎秦重与名妓美娘的恋爱故事。美娘原名莘瑶琴，秦重之所以倾慕她，就在她容颜娇丽，体态轻盈。秦重的理想也不过是：“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
这算什么理想？按照封建道德标准，真可谓道德沦丧了。然而，这却是市民阶层的现实理想。作品的全部情节就建立于这个基础上。但美娘是名妓，要价很高，一个卖油郎哪有这许多钱？为实现这一理想，秦重以“有志者事竟成”鼓励自己。为这样的理想，付出这么大代价，或许让人感到滑稽可笑，不可思议。然而秦重是那样真诚。卖油一年有余，终于凑够了钱。几次去找美娘，又没遇上；好不容易见了面，美娘又喝醉了。秦重精心服侍一夜，满意而归。美娘也因秦重服侍周到，难以忘记。后来，美娘被八公子扔在外边，巧遇秦重，被秦重送回。美娘遂从良与秦重结为夫妻。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也是写爱情的名篇。书生李甲在京城遇到名妓杜十娘，两人朝欢暮乐，海誓山盟。但一年以后，李甲的钱花光了，鸨儿开始怠慢他，几次要十娘打发李甲出院，十娘不肯。为尽快赶走李甲，鸨儿对十娘说，只要李甲能出三百两银子，就可带走十娘。鸨儿以为李甲根本弄不到这么多银子。十娘与李甲说及此事，让他赶快想法，李甲到处去借，分毫未得。杜十娘真心与李甲相爱，便把自己积攒的150 两银子送给李甲，让李甲想法筹办另一半。在同乡柳遇春的帮助下，李甲凑够了另外150 两银子，终于赎十娘从良，两人高高兴兴，准备回家。但李甲出身名门，虽与十娘相好，却又怕父亲不从。一路郁郁不乐。十娘只能多方劝解，并代为想法。但李甲在富商孙富的挑拨下，将杜十娘转卖给孙富。杜十娘悲愤交加，将自己的百宝箱投入水中，自己也投水而死。作品把一个为一般人蔑视的妓女写得如此善良，如此动人，在以前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
曲折的故事：市民娱乐的需要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是供说话艺人对众讲说的，不是供案头阅读的。
要把职业不同、教养不同、兴趣不同的听众吸引住，使他们不至中途退场，唯一的办法就是编织曲折的故事。因此，作品运用大量的偶然、巧合，使情节发展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后来的文人拟话本，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如《玉堂春落难逢夫》洋洋两万言，篇幅较长，但因为情节曲折，仍有极大的吸引力。
作品描写贵公子王景隆和妓女玉堂春的恋爱故事。贵公子王景隆在北京冶游，爱上妓女玉堂春；后来，花完金银，就被老鸨王八赶出妓院。依靠金哥的联系，玉堂春与公子相会，赠银三百两，叫他置办衣服，并让他把砖瓦装在皮箱里，冒充白银，再到妓院，果然骗过老鸨王八。半夜玉堂春以金银首饰换掉箱子里的砖瓦，开后门放走公子。临别，两人发誓永不相弃。第二天，计谋被揭穿，玉堂春大喊大叫，老鸨王八不得已，只好给玉堂春写了赎身契。王公子回家，发愤读书，乡试中举人第四名，又进京会试，并找玉堂春，但已人去楼空，原来玉堂春已被卖给山西商人沈洪。王公子心灰意懒，不愿应试，在朋友的相劝下，乃进考场，中了进士。再说沈洪之妻皮氏，与赵昂私通，见沈洪带玉堂春回家，便串通王婆买了砒霜，想把他俩毒死。结果，只毒死沈洪。皮氏便诬陷玉堂春，知县得了赵昂贿赂，把玉堂春屈打成招，下在狱中。正巧王公子调任山西巡抚，私行探明了玉堂春的案情，平反昭雪，惩处了皮氏、赵昂、王婆和知县，最后与玉堂春团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品的情节极尽曲折变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闪转腾挪，扣人心弦，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情节也引人入胜。又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也大量运用巧合，使情节变化多姿，富有魅力。
“三言二拍”用当时的通俗白话进行创作，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
无论在叙事描写还是抒情写景方面，都有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表现力。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这样刻画吝啬鬼张员外：“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这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是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还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做罄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箧儿。人见他一文不使，起他一个异名，唤做‘禁魂’张员外。”
这样的意趣精神，是文言小说不可能有的，而类似的例子，在“三言二拍”中却俯拾即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