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应制定“天下之法”，依法治国，“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须有正当的法制，然后依法办事，才能办出成绩。如果法制不合理，即使有“能治之人”，也受法的牵制，为避免嫌疑而左顾右盼，只能在法允许的范围内办事，不可能有特殊的作为。这就是说改革法制是必要的。假如不从根本上改变法制，社会的情况是无从好转的，种种的黑暗和弊端也就越来越严重。所以黄宗羲大胆质问：难道天地这样大，在亿万人民中，独自厚爱一人一姓吗？这在当时的社会里，确实是一种振聋发聩的惊骇之声。
黄宗羲又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思想。他认为，应该扩大学校的职能，使一切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出于学校。他主张必须使治理天下的一切工具都出自学校，这样设立学校的意义才开始完备。学校应该是决定“是非”的最高机关。天子认为是的不一定是，天子认为非的不一定非。这样，天子就不敢自以为是非，而由学校判断决定其是非。皇帝应该听从学校的公议，政治上决定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应归于学校。他引证说，东汉太学生的“危言深论”，北宋太学生的主持公议，都是正当的。假如当时的朝廷以学校的是非为是非，国家就可以保持平安了。
“学官”，即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不应由政府任命，应由公众推举。各地方郡县也要设立学官，都由“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首都太学的校长，更须由大儒担任。规定最高学府中的长官祭酒，其重要程度与宰相相等，或者宰相还不如他重要。祭酒应该是皇帝的师傅，他可以当面指责朝政得失，“政有缺失，祭酒可直言无讳。”各地方郡县的学官，对地方官同样有评议监督之权。
黄宗羲所谓的学校，有议政的权力，有监督的作用，培养舆论，决定是非，监督政府，进退官吏，这可以说是各阶层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的机构。这里所谓的学校，从议政的功能来讲，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议会，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议会。《明夷待访录》所提出的扩大学校职能的学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议会的设想。当然，这些设想和主张，在其所处的社会里，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妙理想而已。虽没有实现的可能，但能在当时否定封建专制独裁，也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对“戊戌变法”影响最早最深的书黄宗羲的这些构图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不仅仅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批判和愤懑，还触及到了封建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且有着对未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向往和猜测。虽然他还保留了君主，但其权力已转到内阁“政事堂”和“学校”（议会）了；虽然他设想的这些内容还很模糊，但它毕竟属于尚在萌芽状态中的市民阶级的幼稚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的起点，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钳制下闪出的一道异彩。这种以人类自私自利为基础和强调立法的思想，是多少闪现了后来资产阶级所力争的“天赋人权”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比法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要早近一个世纪。尽管没有《社会契约论》那样的思想深度和细密的理论，但是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及其杰出的思想家，在世界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出的努力和贡献，绝不逊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
《明夷待访录》中的启蒙思想，在当时和以后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曾高度评价说，他对《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道天下并不是没有能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三代”时的兴盛可以慢慢复还。
《明夷待访录》对二百年后的近代资产阶级起了很大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梁“戊戌变法”运动，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梁启超在后来回忆中说，《明夷待访录》这本书，“光绪年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又说，“我们自己的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影响最早最深。”而他们倡民权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的骤变极有力焉。”在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变法中，所谓的“共和国”，就是黄宗羲提出的责任内阁“政事堂”的一种翻版。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仍然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及其民主启蒙思想，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
《明夷待访录》在清代曾被列为禁书。但思想是禁不住的。它像一道启蒙的曙光，照亮了近代中国的思想界。
15 师夷长技制夷之道——《海国图志》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朝政府，对外“茫茫昧昧”，昏聩无知；而先进的中国人，却从英国的大炮声中惊醒，他们开始思索中国落后、失败的原因，从而提出了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的重大课题。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的。这一思想影响中国几乎达半个多世纪。伟大的爱国者、思想家魏源对这一思想作了最早、最系统的阐述。他的阐述集中反映在其宏篇巨著——《海国图志》中。
从《四洲志》到《海国图志》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汉士。1794年4 月23日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县金潭乡一个濒临破产的地主家庭里。魏源七八岁时入私塾读书，15岁中秀才，17岁开始在家乡设馆授徒，颇有文名。1814年，魏源随父进京，走出了家乡的小天地。随着视野的扩大，魏源的思想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他开始朦胧地感到，必须对这个社会进行医治。在此后几年的京师生活中，魏源深入研究汉学，攻读经史，探求诗义，从当时今文学家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奠定了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基础。在此期间，魏源还与龚自珍、林则徐等一些不尽受儒家思想束缚的思想家互相切磋，议论时政。这对后来魏源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随着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魏源对自己过去所学进行了清理和批判：痛斥了汉学的繁琐、宋学的空疏；对他早期接触的陆王心学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以经世致用为原则，着意阐发经书的“微言大意”，用来解释和改革社会。这些都为魏源社会改革思想、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及其进化的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822年，魏源中举；此后两次会试不第，开始专心经世之学的研究，完成了《皇朝经世文编》120 卷的编辑工作。此书问世，风行海内，几乎成了讲述社会经济的必读之书。
在此期间，魏源还陆续撰写了不少关于经济、漕运方面的著作，提出了重视商业、重视海运等主张，更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变革的主张，强调“法久弊生，因时制变”。此时，魏源的社会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已趋于成熟。这可以说是魏源以后编写《海国图志》的思想基础。
促使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历史契机是鸦片战争的失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魏源亲赴浙江前线御敌，并亲自讯问英俘。后据英俘提供材料、旁采他闻写成《英吉利小传》。此时，林则徐正受命使粤，为了解敌情和外事，林则徐除了亲自做调查和派人做调查外，还请了四个精通英文的译员，大量翻译外国书报，并利用一些外国人住在广州或来广州的机会，派员或亲自向这些外国人访问外情，收集了大量外国的军事、政治、历史、地理等资料，并以译著——《世界地理大全》为蓝本，辑成《四洲志》。1841年7 月，林则徐被遣戍伊犁途经镇江，魏源亲迎会晤。老友相见，百感交集。是晚，两人通宵对榻，万语千言；民族忧患，国家存亡；愤懑、忧戚、砥砺，两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融合。临别，林则徐把自己所辑的《四洲志》书稿及资料郑重地捧予魏源，嘱其作《海国图志》，并修书荐魏源至两江总督裕谦处参予抗英斗争。不久，魏源再赴浙江前线，入裕谦幕，参与筹划抗敌，几个月后离去。十月，英军攻陷镇海，裕谦投水自杀殉国。
林则徐因抗英而获罪，遣戍伊犁；裕谦孤立无援，兵败殉国；投降派卖国求和，自鸣得意。1842年8 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魏源从亲身参加抗英斗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知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必须冲破“天朝”闭关自守的牢笼，改变盲目自大的倨傲态度，必须“知夷”、“通夷”、“师夷”，而后才能制夷。为此，他以林则徐所赠的《四洲志》和其他大量资料为基础，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奋笔疾书，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于1842年冬完成了《海国图志》50卷本的撰写，由此诞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论述外国历史、地理和政情的巨著。1847年，魏源将《海国图志》增订为60卷，1852年更扩编为100 卷，使之内容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海国图志》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认识世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对外关系史上，了解不了解国际形势和外国情况，往往成为对外战争和外交胜败的关键。在鸦片战争期间，清王朝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可怜得很，“若迷路之子，指东谓西。”“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以为不过南洋诸夷之类。”直至鸦片战争失败，清宣宗旻宁还不知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身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大清皇帝对世界最基本的地理知识竟一窍不通，岂不为天下笑谈？作为鸦片战争一方主脑的清帝对“夷情”竟昏庸无知到这种程度，要他领导禁烟运动和这次战争，又焉能不败？
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时谈道：林则徐禁烟运动和反击侵略者的初步胜利，投降派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就在于前者了解“夷情”，后者不知“夷情”。同是反击侵略者，“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大不相同。同是和外国办交涉，“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也大不相同。因此，他提出“筹夷事必知夷情”的观点，要与世界各国打交道，首要一点便是要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海国图志》向国人传播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和社会情况，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海外贸易和先进科技知识，从而使长期对世界情况处于闭塞状态的国人耳目为之一新。《海国图志》为中国人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
对外开放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还提出了“通夷”——即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的主张。这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鸦片战争后，投降派把“夷变归咎于缴烟”。对此谬论，魏源予以严厉的驳斥。他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指出：“激夷变绝不由缴烟，而在于停贸易。”
“观禁烟令初颁，各国遵令，即英国新至货船，亦遵例具结。”
英国之所以“连兵万里，构衅数年”，是因为旻宁下了停止中英贸易的禁令。
可以说，英国为了进行鸦片贩卖，牟取暴利，不论旻宁是否禁止对外贸易，它总要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但就“激夷变”而论，却实由旻宁停止贸
易而促成。据此，他认为只要各国遵守初约，不进行鸦片贩卖，就不应当禁止各国的正当贸易，这就是魏源提出的“持鸦片初约以通市”，实行对外开放的进步主张。
魏源之所以能提出这一主张，是因为他已朦胧地感觉到了国际贸易的巨大作用，认识到正当公平的国际贸易对贸易各方都是不可缺少的。
魏源熟知英国是一个“务工勤商”的国家。其地虽“产大小麦，其谷不足食”，必由外国输入。纺织业发达，所用棉丝靠输入。“其国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万国通商也。”英华通商始于明朝，当时贸易额甚微。由于中国富庶，后来日益发展，道光年间，贸易日增。所以各夷常说“天下富庶无如中华。诸国所来船多不觉其多，所来少不觉其少，无卖不尽之货，又买不尽此地之货，为海内第一，是天下更无大于中华。”因此，当林则徐禁烟后，英领事“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香港亦不敢索”。魏源深知英国是“以货财为命”的，所以他主张“持鸦片初约以通市”。
更重要的一点是，魏源认为开展正当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是有利的。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就是“自修自强”。魏源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历史和现状，认识到中国在正常的对外贸易中总是占优势。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列举了道光十七年（1837）中国对英美及其他西方国家货物（不包括鸦片）
总出口额为35093000元，总进口额为20148000元，顺差金额14945000元。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使鸦片无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数哉？”
魏源还进一步就如何保证正常的对外贸易提出了三点具体措施：一是“与夷约，果能以除鸦片之地，改种五谷者，许其多运洋米入口，并援例酌免其关税”
；二是“与夷约，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三是同意英国增加茶丝进口税和棉米呢羽出口税，“以补鸦片旧额。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货，亦可多运多销。”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验到，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落后了。
在这种情况下，是放眼世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还是徒守旧制、闭关自守、一概拒绝向外国学习呢？魏源主张取前者。他在《海国图志》中详细阐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向外国学习，学习什么？这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魏源严肃地批判了清政府在和国外互市中，只接受外国的“奇技淫巧”和“邪教毒烟”，“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技，是肯受其害不肯受其益。”他认为凡是外国好的东西，诸如军事工业，兵船、火炮的制造，以及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都要学，也要学习养兵练兵之法，不好的东西如邪教毒烟等要予以摒弃。
怎样师夷之长技呢？魏源主张：（一）设粤东船厂和火器局。船厂主要造战舰和新式商船。火器局主要造战舰用的攻炮和城垒用的守炮，以及绿营所用的鸟铳、火箭、火药，也可以造民用的龙尾车、自转碓、风锯、水锯等生产工具。
（二）聘请弥利坚（美国）、法兰西、葡萄牙三国技术人员，在粤东船厂和火器局传授造兵舰火炮及民用生产工具的技术，“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
（三）准许福建、上海、宁波、天津等商民仿效粤东厂、局，建船厂、火器局，生产的商船和民用器物“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四）开采银矿。他认为：货源莫如采用。除朝廷开银矿外，“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
（五）学习外国养兵练兵之法。他认为外国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症之药。
魏源提倡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识见已自不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不妄自菲薄。对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生产，以臻富国强兵，充满必胜的信心。他说：“尽传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
《海国图志》是魏源思想发展的高峰，代表了当时思想界最进步的思想。
其影响所及，开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先河。资产阶级维新派王韬曾说，魏源“师长一说，实倡先声”。1854年，《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大作用。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魏源不可能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这就决定了他探索的富国强兵的道路行不通。他的政治思想也只能是归于幻灭的梦想。
16 黑暗中的光辉梦幻——《大同书》
公元1903年，在曾经盛产神话的南亚大陆印度，在大吉岭地区的一间普通客房里，诞生了一部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这就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著的《大同书》。
《大同书》的诞生近代的中国，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一些先进的仁人士子，为了救亡图存，光复华夏，进行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奋斗和有益的探索。康有为的《大同书》正是这一努力与追求中的“历史备忘录”。
康有为出身于累世官僚地主之家，自幼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教育。然而，在亡国危机的刺激下，他越来越怀疑那些“圣经贤传”，不断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
他游览过香港，参观过上海的租界，后来又到国外去考察。他是当时到过世界各地最多、接触各国人物风情也最多的中国人。他购买了许多当时翻译的各类外国书籍，特别是接触到了19世纪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使他决心为中国设计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远景——“大同”社会的蓝图，以鼓舞那些还在苦难中挣扎而士气殆尽的同胞们。
1884年，康有为着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这就是后来驰名于世的《大同书》的初稿。书中，康有为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歌颂了西方国家的先进，设计了一个“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书成之后，康有为认为中国实行“大同”尚非其时，迟迟不肯示人。直到1913年他才以《大同书》为名，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稿直到他死后八年，也就是1935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交中华书局出版。而康有为也由此而被世人称为“一佛出世”，“当代一人”，完全打动了他的学生和朋友。
大同之世“大同”，是儒家宣扬的理想社会。《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样的社会里，老年人晚年有人照顾，壮年人有理想的工作，孩子有学习的机会，鳏寡孤独者，还有残疾之人都为社会所养。人人都生活得愉快幸福。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袭了自孔子以来的中国大同思想，但并非孔子大同思想的简单翻版。孔子的大同思想着眼点是向后看，眼睛盯着唐虞三代，口口声声“吾从周”，认为古代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承继了这份大同遗产，但他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眼睛是向前看的。
他凝视前方，憧憬未来，向往着更高级的人类理想社会。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构想。
他认为：在农业上要实行“公农”，把天下所有的田地都归为公有，任何个人不得占有和买卖；在工业上，要实行“公工”，把天下所有的工厂、铁道、轮船都归为公有，私人不许独占；在商业上要实行“公商”，把天下的商业都归公，由政府商部统一管理经营，不准有私人商业。
《大同书》还对社会政府职责作了规定。社会政府部门主要职责是组织生产和分配成果。政府所属的农部、工部、商部必须按全体人口的需要和各地物产的丰歉，制定相应的计划进行生产、运输和消费。做到“地无遗利，农无误作，物无腐败，品无重复余赢”，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产品的供应要相等，既不虚耗人民的宝贵光阴，又不浪费社会的物质财富。
不仅如此，康有为还为未来社会的劳动者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既然未来的社会是建立在公有的基础上，一切社会财富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所以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没有别的可崇尚的；太平之世除了工人所创造的新器外没有别的可尊高的；太平之世没有痛苦，所有的只是欢乐。所以说在野蛮的时代，工人最低贱，愿意干的最少，人们对工人也最薄；在太平之世，工人是最高贵的，愿意工作的人也最多，对待工人也最优厚。而且人们既是工人，又是“学人”。人们所追求的是“知识竞争”，在竞争中出现许多“聪明睿智之士”，他们拿最高的薪金，享受最高待遇和荣誉。太平之世，人人都想创新发明，人类的进化因此而永无止境。“大同之世”生产力高度发达，一切生产劳动全采用机器，“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劳”。因此人们的劳动时间将大大缩短，每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或一二个小时，除此之外都是游乐读书的时间。
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里，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帝王，没有君长，也没有官爵、科第，人人平等。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人类理想社会，却终是一种空想、梦幻。康有为也只能给人们一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形式，而且，他毕竟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不懂得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真理。所以，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衣、食、住、行以至器用、家具，沐浴等等的细微末节都作了详细的描绘，因而注定了这种从头脑中硬性产生的东西一开始就是空想。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陷入纯粹的幻想。虽然如此，《大同书》中所表现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以及他那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执著精神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康有为的《大同书》，使当时从封建营垒中走出来的少数知识分子，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其中的很多理论观点，都闪耀着中西文化智慧的火花。
浓厚的民主主义思想《大同书》中，出现了很多对劳动人民所受苦难的控诉和描写，不但真实可信，而且尖锐深刻，可以说是《大同书》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内容，处处都是康有为民主主义思想的闪光。
对于中国农民所遭受的剥削压迫的惨状，他这样写道：农民的生活最为穷苦，胼手胝足，风吹日晒，辛勤劳作一年，又被地租和赋税榨取得颗粒不剩。啼饥号寒，转死沟壑，这样不公平的事，天下人竟习以为常！他描写采矿工人的苦难，说采矿工人，整日赤身露肤，深入洞穴，潦水燃火，牛拖马拉，何其悲惨！而煤矿工人则更苦，煤气熏灼，身手漆黑，触鼻恶心，常人一刻也受不了，而他们却终生在毒气中工作，一旦洞裂地陷，则压死地下。
他形容被迫出国谋生的华侨的悲惨命运说：他们弃家离乡，万里渡海，漂泊异国，卖身为奴，筑路开矿，任人鞭笞，驱若牛马，瘴疠疾病，生死莫问，呼天谁知？
《大同书》是作者经过长期的思考和亲身的社会观察，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的。康有为看到当时的世界是一个悲惨的世界，到处都充满了痛苦和呻吟，而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又最为深重。他在《大同书》中愤怒地说：全世界都处在忧患之中，全天下的人们都是忧患的人，全天下的人都是被戕杀的人，苍茫的大地所形成的，不过是一个大杀场、大牢狱罢了。
正因为对劳动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所以康有为敢于对封建剥削制度发出抗议的呼声。他说人们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上事父母下养妻儿的需求；然而却经常被迫交纳租税。征兵的公文一下，衙门里的差役就纷纷而来，鸡猪任他们宰割，房屋任他们摧毁。遇上水涝干旱有疾病的年头，公租交不上去，家里的男子就被关进牢狱，家里的土地典质给他人，甚至有的人为交租而卖掉自己的妻子儿女。惨状难闻，苦情难诉，牵裙挥泪，呜咽涕零。刚刚被逼得骨肉离散，吏胥又上门要新的租税了。所以元结说官劫过于贼，孔夫子以为苛政猛于虎也。这里，康有为把劳动人民在封建专制压迫下的苦难表达了出来，充满了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憎恨。康有为虽然不懂得阶级分析的方法，但他实际上已经站在了批判封建主义的立场上了。
仁道主义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绪言中写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他认为，国家、君臣、政治都是免除人们的痛苦的，即“为人免其苦”。“苦”，即“苦道”。《大同书》中列举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道”——有“压制之苦”，“贫穷之苦”、“苛税之苦”，“劳苦之苦”，“贱者之苦”等等。还有“帝王之苦”，“富者之苦”，“贵者之苦”。
这样，不论贫者富者，不论统治者被统治者，大家不分彼此地同在一片“苦海”中，就应该不分彼此地互相怜悯，互相同情，不分彼此地互相“亲爱”。
康有为阐扬了孔子的“泛爱众”思想，又借用了佛家的“慈悲”主义思想，论证了人类生活去苦求乐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无情地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大同书》通篇散发着浓郁的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
不仅这样，康有为还引用了资产阶级的博爱主义，认为实现大同世界的根本途径，在于靠人类的“不忍人之心”。他宣称，人类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界限和痛苦，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不能相爱，人人都把自己的“仁爱”之心发扬光大，大同世界也就实现了。
康有为把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表述为人道，提炼升华为“仁”。《大同书》全篇充满“仁”的思想，成为它感动人心的哲理性思想灵魂。“仁道主义”就是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达的人道主义。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这种“仁道主义”既有天赋人权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色彩，也具有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特有的人本主义思想。他把人和“仁”二者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
他从自然“天性”和“元”的本体结合的轨迹上，推导出“仁”的基本范畴，提出“仁”是爱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唯有爱才是高尚的，即孟轲的所谓“不忍人之心”。他吁请人们不能独与本国人亲，也要与全地球人亲，还要与将来无量世之人亲。
这种人道主义的哲学思辩，是从反对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人”摆在“天理”之上，有力地肯定了人的价值。他争辩说“水齐、木难、水晶之珍，人犹宝之”，人是“天地之精英”，是世上最可宝贵的东西，社会有什么理由抑人才、夺人权呢？他主张，一切要以人为转移，以人为中心，以是否对人类有益来评判是非功过。在封建社会视人民群众若牛马虫沙的时代，《大同书》却大声疾呼，肯定了人的崇高价值，提出世间一切活动都应从为人民谋福利出发，让世界充满爱。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
《大同书》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还具体表现在对妇女的重视上。妇女问题是人权平等运动中的具体问题之一。康有为全面地把它提了出来。《大同书》以大篇幅为妇女权利呼吁。作为封建家庭一大特点的男女不平等，成了《大同书》猛烈抨击的对象。作者对封建社会中的妇女被压榨的悲惨境地，作了详尽透彻的叙述和慷慨激昂的反对。他指出男女不平等完全违反了天赋人权的公理，对认为妇女在生理上、才智上均不及男子的荒谬说法予以斥责。
作者历数妇女被奴役压迫和她们的政治文化等权利的被剥夺，指出妇女“婚姻不自由”，“不得自主”、“为囚”、“为刑”（如缠足等）、“为奴”、“为私”、“为玩具”，并被迫“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预公事”等等。作者大声疾呼：欲为“无量数女子呼弥天之冤”，欲为“女子拯沉溺之苦”，而大倡男女平等之说。康有为在那个以“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为社会规约和统治思想的社会里，在那个广大妇女被压榨在最低层的时代里，能够产生和提出这样的思想主张，显示出这位思想家头脑的清晰和勇敢。恩格斯曾以高度的热情称赞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关于解放妇女的思想主张，我们对于自己国家的优秀启蒙思想家的这种思想主张，也应予以足够的估价。
17 运筹帷幄安国兴邦——《建国方略》
1925年3 月12日9 时25分，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殷殷告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给革命同志留下了遗嘱，希望他的革命主张能坚持下去，革命理想得到实现。他在《遗嘱》中这样写道：“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遗嘱把《建国方略》放在首要位置，足见他对这部著作的高度重视。
那么，这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呢？
痛心疾首发愤著书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此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失败，而是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使祖国臻于富强。就在他辞职的同一天，在南京同盟会员为他举行的饯别会上发表演说时，他明确表示：他的“解职不是不办事”，而是致力于“比政治要紧的”“民生主义”事业，并提出了今后准备全力以赴的奋斗目标。他认为经过辛亥革命以后，民族、民权两主义已“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当前的要务是“社会革命”——实现民生主义。为此，孙中山在离开总统职后第三天，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周游各省，进行有关民生主义的宣传活动。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遍及城乡，进行调查访问和参观。他每到一处，都反复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主张，以及建设国家的设想，阐述“平均地权”和兴办实业、发展铁路等政策问题，并提出一些在中国实现经济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具体主张，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赶上和超过欧美国家。有人统计，他在1912至1913年作的58次演说中，专讲民生主义或涉及这个问题的就有33次之多。正如孙中山同年7 月中、下旬接见纽约《独立杂志》特约代表时所表示的那样，他当时正集中思想与精力，从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国家，希望看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获得改善。
孙中山的这些活动，反映了他为祖国富强而斗争的强烈愿望，为此他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但是，由于政权掌握在大买办、大地主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手中，严酷的阶级斗争局势使孙中山“舍政事、而只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的想法，只能是善良的愿望而已。
袁世凯靠阴谋手段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当上了大总统，但不久就原形毕露。
1913年2 月，袁世凯授意刺杀宋教仁，充分暴露了袁世凯假共和、真专制的反动面目。为挽救辛亥革命成果，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失败后又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皇帝。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由中华革命党发动了护国运动，推翻了袁世凯。但此后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局面。为反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1917年夏，孙中山发起了护法运动。由于没有提出新的政治纲领，未能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护法运动失败了。
孙中山为革命奋斗几十年，其结果却如他所说的：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他一心追求的是救国真理，要使中国永远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孙中山感到苦闷，也感到孤独。他一筹莫展，深感自己没有一点实力之苦，因而只想专心著书，希望以此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1918年到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住所深居简出，发愤闭门著书。他以“痛心疾首”的心情，把“奔走国事三十余年”的经验，从理论上作了总结，写成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两本书。这两本书和他1917年在上海写成的《民权初步》，合起来就构成《建国方略》。
《民权初步》与社会建设《民权初步》，最早名称叫《会议通则》。这是一部关于民主政治的书。
首冠“序”，书后附“结论”及“章程并规则之模范”。孙中山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他认为中国人民的“一盘散沙”
状态并非“天生而然”，乃是专制制度造成的。至于袁世凯的复辟，根本原因就是“民权未张”。显然，这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孙中山指出：“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
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书中详尽地论述了有关集会的”原则“、”条理“、”习惯“和”经验“，希望由此促进中国民权的发达以及民主政治的建设。可以说，孙中山的阐述虽未抓住民主政治的关键，但是对于长期饱受封建专制之苦而不知民主为何物的中国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在当时军阀官僚们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因素剥夺殆尽的情势下，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孙文学说》与心理建设《孙文学说》这本书，集中反映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在这部书中，孙中山热情地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并以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依据，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知行统一的理论。
孙中山认为：要想中国进步，不但对于政治主张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革命，要把全国人民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孙中山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必须从事革命理论的建设，改变革命队伍中缺乏革命理想以及“知识太低”的状况。
孙中山把这些状况归之为受传统的“知易行难”的思想影响。所以他提出必须在承认“行”的前提下重视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即“知难行易”。
孙中山所说的“知难”中的“知”，是指“真知”。“真知”是来自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政治经验的认识。而他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建设规划，正是他几十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可是一些革命党人，却把他的主张视为“理想太高”，甚至攻击之为空言而见拒。所以他要立论破除人们的“心理大敌”。
如果人们能够提高理性主义，树立“真知”，则从事革命建设，将“如反掌折枝”。从而也使人们不再认为他的使中国走向富强的宏伟计划是“理想空谈”，就有可能加速“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他强调只有掌握革命理论，实行起来才比较容易，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基于此，孙中山批判了古代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观点，又批判了“离行而谈知”的“良知”学说，以十事为例，论证了知难行易的道理：行在先而知在后，知是从行中得来的，所以行易知难。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但却割裂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最终难免过分强调“心之为用”。不过在当时革命屡遭挫折、处于低潮之时，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实业计划》与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绘出了中国现代化并将中国改变成工业化社会的宏伟蓝图，详细地阐述了开发中国实业的途径、原则和计划。孙中山深感中国要富强起来，必须改变当时落后的经济状况，因此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开发中国的富源，发展中国的实业。他把这个问题视为“中国存亡之关键”。在他的这个周详而庞大的计划中，以经济地理学原理列举了四大原则、六大计划和十大目标。简列如下：（一）四大原则1.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
2.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
3.必期抵抗之至少。
4.必择地位之适宜。
（二）六大计划1.筑北方大港，建铁路起于此而迄中国之西北极端，向蒙古、新疆殖民，开浚运河以联络中国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开发山西煤铁矿源，兴建钢铁厂。
2.筑东方大港，整治扬子江水系，改良扬子江水路及运河，建设内河商埠，创大士敏土厂。
3.改良广州为南方大港，改良珠江水系，建设西南铁路系统，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创立造船厂。
4.扩建全国铁路系统，包括中央地区、东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高原地区，并创立机关车、客货车制造厂。
5.发展各种轻工业，包括粮食、衣服、居室、行动、印刷等部门的工业。
6.发展各种重工业，包括铁矿、煤矿、油矿、铜矿及特种矿之开采，设立冶矿机厂。
（三）十大目标1.发展交通。2.开发矿业。
3.移民实边。4.振兴工业。
5.增进农业。6.扩展灌溉。
7.推广林业。8.开发水力。
9.开辟商港。10. 兴建都市。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相当宏大。如何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呢？孙中山认为中国必须依靠外国资本和设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人才。他说：国家经营的建设事业，“应由……专门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但是中国和外国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双方互利的基础之上，外国资本流入中国，要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
他认为外国应为中国的进步做出贡献，因为中国富有天然资源、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如果西方大量投资于中国，中国将“成为世界中无尽藏之市场”，“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中国的工业将为国内和国外的消费而生产，“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可以说，孙中山提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要通过国际间的平等合作为途径的设想是有独创性的。但是，这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外政策背道而驰。西方列强到中国来无非是取得租借地、势力范围和经济特权，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这说明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反映了他的阶级局限性。
孙中山不仅倡导国际间的平等合作，他还认为中国应实现阶级之间的合作。
他反对“阶级战争”，中国应尽力避免工人与资本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二者应当携手合作，共建国家，以至“大同之世”的到来。他认为中国可以实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存。他强调说：“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发展工业、修建全面的铁路网、开凿运河、建设港口等经济活动，应由国家担负。但农业、商业和服务行业，是属于私营之列，对这些私营企业，国家不仅要保它们，而且应由开明宽宏的法律加以鼓励。
孙中山制订的这个宏伟计划，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和实业界许多人的愿望。
对中国的经济来说，那是一个繁荣时期。民族资本有较大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家正进入他们的“黄金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似乎很快就会实现工业革命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一些实业界人士本身也有缓和劳资间冲突的倾向，对于公平的国际合作抱有很大希望，而且在新文化运动中还出现了一种私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
这些都反映在《实业计划》中。然而，中国的“经济奇迹”为时并不久。一战结束后，危机又来临。旧的帝国主义政策又复活了，中国的政府机构几乎完全消亡。在那时，对孙中山和那些开明的思想家和实业界领袖来说，情况已变得很明朗，在中国的政治重建之前，中国的开发是不可能进行的。
总起来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试图从理论上总结几十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并进而写出自己所设想的建设祖国的宏伟蓝图、远景规划，提出了一整套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表现出了他不断追求真理的革命实践精神和对中国实现民主、富强、文明的强烈愿望。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的一系列宏伟设想都破灭了，他的强国梦只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才变成了现实。不过，他的理论主张在今天仍有意义。
18 亮煌煌开创新纪元——《新民主主义论》
没有哪一种思想，能如毛泽东思想在近现代中国留下如此深重的影响，它从根本上影响了历史的整个进程。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献。
何为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 月9 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军事上加紧反共和向我军进攻，在思想战线上则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取消中国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结合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经验，全面而透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纲领，区别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粉碎了反动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荒谬理论。
文章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所谓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了。那么，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它和旧民主主义区别在哪里？新民主主义的“新”表现在：一是革命阵线不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后，起了一个变化，它已不再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二是领导阶级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三是前途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其前途是社会主义。总起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其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
进程和规律该书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指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是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批判了“一次革命论”、“资产阶级专政论”，驳斥了顽固派。
所谓“一次革命论”或“毕其功于一役”，意思是说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放在一起完成。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任务，首先是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
如果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完成的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革命中去完成，这就混淆了革命的步骤，降低了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是很有害的。
当然，国民党顽固派鼓吹“一次革命论”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们以
此证明什么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没有存在的理由，也没有必要搞其他革命。所以毛泽东指出：“‘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又说：他们“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毛泽东在驳斥顽固派关于“把共产主义收起”的狂妄叫嚣时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整个思想体系，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我们将来要实现的目标。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则是指导我们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个革命阶段。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革命了。所以，毛泽东说，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顽固派叫嚣“收起”共产主义，其根本在于，他们反对革命，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
混淆两个革命阶段，“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是错误的，把两个革命阶段断然分开，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论调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走不通。为什么？这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具体说，就是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不让中国独立地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反对中国独立，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更是不容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在国内，国民党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不容许，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而且千方百计加强这个专政。人民也不容许中国走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是因为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
他们在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斗争，他们也决不容许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而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又是软弱的，不能单独对抗强大的内外敌人。要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必须依靠人民。而靠人民取得胜利后，又一脚把人民踢开，由资产阶级独占胜利果实，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民是不答应的。总之，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决定了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走不通，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能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三大纲领该书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使它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对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允许存在和发展。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具有各种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农村中的富农经济也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特征。
《新民主主义论》不但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新中国，而且还指导我党及时地进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逐步实现了国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今天，这部著作提出的许多基本观点仍有指导意义。如：关于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必须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为全民族广大的工农兵服务的原则的观点；关于发展和繁荣新文化必须善于继承祖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同时积极地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但又不能搞“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的观点等等，对于我们所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19 酸甜苦辣自由放歌——《诗经》
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原始社会的歌谣、神话传说，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以及殷周之际的《易》卦爻辞等，是早于《诗经》出现的文学源头。《诗经》的出现，则展开了中国文学史光辉灿烂的一页，从此也开启了中国艺术宫殿的大门。人们从中可以窥视到远古神奇的传说、历史的变迁、人民的灾难、甜美的爱情等等。几千年来，人们不断地认识它，在作者所提供的艺术空间里创造着它。它不仅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并已成为全世界的精神财富。
关于《诗经》《诗经》原先称为“诗”或“诗三百”，“经”字是西汉时儒家学者加上去的，并沿用至今。《诗经》共有305 篇，包括公元前11世纪（或更早）
至公元前6 世纪，即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作品；它产生的地区，东临渤海，西至六盘山，北起滹沱河，南到江汉流域，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的大部。
这些上下五百年、纵横数千里的作品是怎样搜集、汇总成册的呢？先秦典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古代有采诗说、献诗说及删诗说。
采诗说认为古代天子为了观民风，命太师采诗谣，其中东汉班固在《汉书。
食货志》中说得比较形象：“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就是说每年初春时候，由朝廷派出行人之官，摇着大铃铛，到处征集歌谣，然后集中交给太师（王室的乐官），由他审订编曲，再演奏给天子听，让天子“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献诗说认为古代天子为了考查时政，命诸侯百官献诗。宋朱熹在《诗集传。
< 国风> 注》中认为“风”诗是诸侯采之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的。采诗与献诗，目的是一致的。
至于删诗说，是指“孔子删诗”一说，这是不可信的。但孔子晚年从卫国返回鲁国，曾整理过《诗》的乐章，使“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他又以《诗》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一再强调“诵诗三百”。孔门后学亦继承了这个传统。所以孔子对《诗经》的保存与传播，是有功劳的。
通常认为《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也有人把它看作诗歌选集，因为《诗经》不可能包括当时所有的诗歌。先秦许多著作中就往往引用了一些《诗经》以外的诗句，即所谓“逸诗”。但《诗经》收集成书以后，流传很广，影响甚大，不但宴会、典礼上用到它，就是日常生活、外交往来，亦经常要“赋诗言志”。孔子就有“不学诗，无以言”之说。《左传》和《国语》中所引用的《诗经》就有250 条之多。不过当时人们引诗的特点是“断章取义”。
荀子在《劝学》中论述了学习必须专心致志的道理，就引用了《曹风。鸤鸠》中的诗句“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这是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拿《诗》中的诗句作为自己的论据。在春秋时代，诸侯相会也往往赋诗。鲁文公到晋国和晋文公会盟，晋文公招待鲁文公，就赋《小雅。菁菁者莪》这篇诗，而鲁文公则赋《大雅。嘉乐》作为回答。这是用《诗》表达情意，代替外交辞令。
到了汉代，《诗经》对当时人来说，已可谓“古代文学”了，非加注释不可。
于是出现了四家诗，即鲁人申培所传的《鲁诗》、齐人辕固所传的《齐诗》、韩婴所传的《韩诗》和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鲁、齐、韩三家诗盛行于汉初，武帝时立于学官。《毛诗》最晚出，未便立，但到东汉时，卫宏为《毛诗》写了诗序，经学家郑玄给《毛诗》作笺注，于是《毛诗》盛行起来，而三家诗却消亡了。今天通行的《诗经》就是《毛诗》，所以有人把《诗经》称作《毛诗》。
《诗经》丰富的内容和多采的艺术形式，启发和哺育了历代文人；《诗经》的赋、比、兴，一直成为古代诗歌创作手法的典范；以四言为主的句法，一直影响到魏晋，如曹操就写了不少四言诗。在历代诗词中，诗人常常喜欢化用《诗经》中的诗句，以此来丰富作品的内容，增加作品的典雅。当然，如果把《诗经》与重情韵、重意象的唐诗相比，不仅看出唐诗对《诗经》的继承，更看到对它的发展。就中国诗歌史来说，《诗经》是源头，我们依然要深入地认识它，并努力从历史、美学的角度给予恰当的评价，从而更好地继承优秀传统，为创造今天的新文化服务。
奇异多采的社会风貌《诗经》按体裁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就是民歌，它原是“风俗、风土”的意思，因为从这些民歌中可以“观民风”，所以就把它称作“风”。
《诗经》共有十五国风，160 篇作品。雅是“正、正声”的意思，是宫廷乐歌。它分小雅和大雅，共105 篇作品。颂是赞美诗，用于宗庙祭祀，有的还兼作舞曲。颂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作品。
《诗经》按作品题材可分为史诗、爱国诗和爱情诗等，下面分而述之。
1.史诗。通常人们认为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传说的叙事诗是史诗。说《诗经》也具有史诗的特点，就在于它以想象的方式，主观地对社会的变迁加以种种神奇的解释，对英雄人物作半人半神式的歌颂和赞扬。这些作品虽然没有科学的道理，但却记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精神风貌，是那个时代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所以，我们依然称它是原始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尤其站在今天社会发展的高度上，回过头来看它，更能发现它迷人的魅力。譬如《大雅。生民》、《大雅。公刘》和《大雅。绵》都是记述周民族起源、发展的神话和传说，再加上歌颂文王、武王战功的《大雅。皇矣》、《大雅。大明》，就构成了一组颇具规模的史诗，反映了从周的始祖后稷建国直到武王灭纣的全部历史。而《商颂玄鸟》则记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以及商朝崛起的经过，与《生民》等诗相比，有详略的不同。
这些诗篇，记述传神，描写生动，开了后世叙事诗的先河。像《生民》，共八章，铺写了周族开国的历史，其中第三章，记述了后稷被弃后受到各种庇护而活下来的种种灵异：诞置之隘巷，把他丢在小巷里，牛羊腓字之。牛羊爱护喂养他。
诞置之平林，把他丢在树林中，会伐平林。樵夫砍柴救了他。
诞置之寒冰，把他丢到寒冰上，鸟覆翼之。大鸟展翅温暖他。
鸟乃去矣，后来大鸟飞走了，后稷呱矣。后稷啼哭声哇哇。
实覃实訏，哭声不止嗓门大，厥声载路。声音满路人惊讶。
后稷为周族所推崇，因为他是周的创始人。在祭祀时周人把他描写得神异非凡，说的是姜嫄踩了上帝的脚印而怀了胎。足月之后，生下了像羊那样的胞胎。
这样的婴儿被弃而大难不死，并受到种种保护，这是说后稷的成长是天意。这样便足以使人们把他当作神来崇拜。这也反映了初民对于民族、乃至人类起源的幼稚探索及幻想。就第三章看，描写生动，引人入胜。再看《公刘》。它塑造了公刘这位周族开国史上第二个英雄人物。在后稷身上罩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而公刘则无。诗共六章，叙述了公刘率族人从有邰迁到豳地的史实。诗中描写公刘具有非凡的领导才能。面对外族的侵扰，他团结整个周族，作了充分的准备，领导全族人民作了一次有条不紊的大迁徙，既有智慧，又很勇敢。诗中有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如第三章：笃公刘，忠实厚道的公刘，逝彼百泉，来到泉水岸边上，瞻彼溥原；眺望平原宽又广；乃陟南冈，登上南边高山冈，乃觏于京。发现京师好地方。
京师之野，京师田野形势好，于时处处，于是定居建新邦，于时庐旅，于是规划造住房，于时言言，谈笑风生喜洋洋，于时语语。七嘴八舌闹嚷嚷。
这章是写公刘率周族到豳地后，察看“百泉”和广阔平原时的喜悦心情。诗以寥寥数语展示了英雄的风采。在一片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流泉潺潺，青山起伏，公刘面对这片依山傍水的新定居地，心中充满喜悦，把“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与第二章中“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大意是：用什么做成佩带？是美玉和宝石，装饰在佩刀玉鞘上。）连在一起看，一位潇洒畅达的英雄，便在眼前活了起来。在远古的作品中，就能如此多元化地刻画人物性格，确实难能可贵。
公刘是个英雄，不仅是一个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从装束到情态，还是一位潇洒的英雄。写到这儿，不禁想到苏轼“大江东去”
一词中周瑜的风度。《诗经》像这类描写英雄以及神话传说的作品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总之，《诗经》中史诗的特点给后代文学以极大的启发。可以说，没有这些奇特的幻想，也许就没有庄子的《逍遥游》、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缤纷多姿的艺术作品。
2.爱国主义诗篇。爱国思想是中华之魂。深情的故国之思、乡土之恋，以它强大的向心力把所有中华儿女的心凝聚在一起，聚成一股强大的、任何入侵的敌人也无法征服的力量，抵抗了一次次外敌的入侵，爱国思想也便成了文学的主题之一。在《诗经》中它是最突出的主题之一，并表现了不同阶级爱国精神——统治者与士大夫对社稷兴衰的感叹；劳动人民对故土的眷恋和热爱，虽说他们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是每当祖国受外敌侵略时，他们又含着热泪走向战场，保卫国家。这些史实，在《诗经》中都有真实的再现和热情的赞颂。
在《诗经》里突出表现统治阶级爱国思想的诗篇要数《鄘风。载驰》。
作者许穆夫人，是一位有胆有识的爱国诗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女诗人。
她本是卫国女公子，出嫁给许穆公。当卫国由于狄人的入侵面临覆灭时，她为了拯救卫国，不顾礼法的限制和自身的安危，返归卫国，联齐抗狄，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终于达到恢复卫国的目的。全诗五章，表达了许穆夫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其中第二章更是表达她不顾礼法的限制、坚决返卫的决心。
既不我嘉，大家虽然不赞成，不能旋反。我可不能就回头。
视尔不臧，比起你们没良策，我思不远。我的计划近可求。
既不我嘉，大家虽然不赞成，不能旋济。决不渡河再回头。
视尔不臧，比起你们没良策，我思不閟. 我计可行效可收。
这种行动的思想基础，就是对卫国的热爱。再看《王风。黍离》。一般认为作者是周大夫，当他行经周王朝的故都镐京时，看到宗庙宫室都夷为废墟，长满了禾黍，精神上的失落与种种感叹立刻在这位士大夫胸中引起了不安和激情。这种失落正是爱故国思想的曲折表现，诗共三章。
彼黍离离，看那小米满田畴，彼稷之苗。高粱抽苗绿油油。
行迈靡靡，远行在即难迈步，中心摇摇。无尽愁思闷心头。
知我者谓我心忧，知心人说我心烦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局外人当我啥要求。
悠悠苍天，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此何人哉？是谁害我离家走？
彼黍离离，看那小米满田畴，彼稷之穗。高粱穗儿垂下头。
行迈靡靡，远行在即难迈步，中心如醉。心中难受像醉酒。
知我者谓我心忧，知心人说我心烦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局外人当我啥要求。
悠悠苍天，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此何人哉？是谁害我离家走？
彼黍离离，看那小米满田畴，彼稷之实。高粱结实不胜收。
行迈靡靡，远行在即难迈步，中心如噎。心如噎住真难受。
知我者谓我心忧，知心人说我心烦忧，不知我者请我何求。局外人当我啥要求。
悠悠苍天，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此何人哉？是谁害我离家走？
这首诗的基调是悲凉伤感的，笔法是委婉的。但是独具慧眼的读者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周大夫在此地徘徊不忍离去，他在这里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一片青葱的黍子，不如说是湮灭的古都的废墟和它衰落的历史。透过表面的东西，一个人走过一片黍地这种外在现象，深入到诗的中心，是周大夫面对遗迹而产生的对往事的忧思。我们能理解他这种忧愁愤怨的情怀。诗三章，分别写谷物从苗到穗再到实三个阶段。谷物依照自然规律变化成长。那个彷徨者心理的变化归结成两个字，就是“痛苦”。摇荡不安、忧郁似醉、压抑如噎，这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无边的痛苦，从摇到醉再到噎的三种状态是对一种感情的反复申诉。在这变与不变之中，我们感到这种情绪之沉重，决非是从个人的留恋与贪求出发，而是有更深、更远的东西，那就是愤怨周王朝的衰落。
这种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却造成了内容理解上的分歧。郭沫若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说：“这是有名的故宫禾黍之悲，事实上怕就是悲自己（旧家贵族）的破产。”从以上分析看这种说法是片面的。《鲁诗》《韩诗》也都有不同说法，但都已被前人否定，或称之为无客观依据，或说之不切诗义，都不足为据。这种借眼前景抒心中事的手法，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文人骚客对世事兴衰之叹，也一直延续着。刘禹锡的《金陵五题》中的《石头城》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写旧城四周的青山依然，而世事已变迁，写月的探望，写潮热情拍打这破碎的古城，抒发了六朝兴衰之叹，情感深沉含蓄。杜甫的《春望》更是如此，“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本为繁华的地方，如今长满了茂盛的春草，“草木深”是说无人，“山河在”是说国已破。这些著名诗人都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对中国诗歌这条长江大河的“源头”——305 篇的《诗经》——早已化为自己的内在，并自如习惯地运用于自己的创作系统之内。这不仅是形式的简单接受，更是中华民族爱故国、爱故土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诗经》中表现爱国主义的诗篇，还有《魏风。园有桃》、《秦风。无衣》、《秦风。小戎》、《小雅。采薇》、《小雅。六月》、《大雅。江汉》等。这些作品赞扬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有着广阔的现实主义精神。例如《采薇》，抒写了出征士兵保家卫国、怀念亲人和乡土的情思，描述了当时社会阶级矛盾，表达了抗敌精神和阶级意识的交织，塑造了爱国英雄的形象。这些来自农民的爱国英雄，之所以能压抑对将帅不满的情绪，忍受“载饥载渴”的痛苦，冒着危险，日夜战斗，就是为保卫国家，行动的主导思想是“爱国”。
《无衣》、《六月》与《采薇》一样，所表现的都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人民虽然对统治者不满，但依然能忍受饥渴劳顿、背井离乡之苦，为国御侮，这种描写是符合历史的逻辑的。这种精神，唐代诗人杜甫在著名的“三吏三别”中进行了更深刻的表现。杜甫在作品中，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再现了动荡的社会里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的灾难。从诗题——《无家别》、《新婚别》、《垂老别》就可以看出人民是恨统治者的；但在国难当头之时，人民又用血肉之躯去保卫国家，杜甫也热泪涔涔地劝慰人民走向战场。对比之下，可看出《诗经》爱国精神描写的深刻性，人民这种举动就来自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之魂。
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才使我们的祖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未被外敌灭亡过。
在《诗经》中还有一些描写战争、徭役与劳动的诗歌，像《王风。兔爰》、《小雅。何草不黄》、《唐风。鸨羽》、《小雅。鸿雁》等。这些诗，写连
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永无休止的徭役，有的愤激，有的凄婉，有的绝望，“遍野哀鸿”一词来自《鸿雁》一诗。它集中体现了这些诗的内容。《豳风。七月》、《魏风。伐檀》等诗，主要写农民奴隶的劳动。在这些诗里，可以听到劳动人民不平的呼唤，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上两个阶级的对抗和冲突，已发展到多么尖锐激烈的程度。在《诗经》中，还有不少讽刺诗，有的也可称为政治抒情诗，像《小雅》里的《巧言》、《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弁》、《小弁》、《雨无正》、《巷伯》、《北山》等篇。这些诗篇成为后来现实主义创作的典范。白居易诗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讽喻诗。他在“新乐府”运动中，提倡“即事名篇”“因事立题”。他指出文学揭露现实的职能，并创作了50首乐府诗，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与地位。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诗经》讽喻精神对他的影响。
3.爱情诗。《诗经》中数量最大、最为人称道的恐怕还是爱情诗（包括恋爱、婚姻各种题材）。光是“国风”部分，这类作品就有六十多首，占全部国风诗的三分之一强。它的数量虽多，面目却不同，有如百花争艳，各各呈现着动人的风姿。有些诗表现少男少女热烈真诚的恋慕，像泉水一样晶莹，如“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有些诗描写山林草野，不期而遇的幽会，像大自然一样朴野、清新，如《郑风。溱洧》诗，共二章，选录第二章：溱与洧，溱水流，洧水淌，浏其清矣。三月冰融清又凉。
士与女，男男女女来游春，殷其盈矣。人山人海闹嚷嚷。
女曰观乎？妹说：“咱们去看看？”
士曰既且。哥说：“我已去一趟。”
且往观乎，“陪我再去又何妨！”
洧之外，洧水外，河岸旁，洵訏且乐。确实好玩又宽敞。
维士与女，男男女女喜洋洋，伊其相谑，相互调笑心花放，赠之以芍药。送支芍药表情长。
郑国地处中原，三月已是暮春，草长莺飞，鲜花烂漫，青年男女到溱洧水边游览。赏心悦目，倾吐胸怀，这真是生活中欢乐的插曲。这里诗人写水，写水边之花草，写对爱的无拘无束的倾吐，充满了情趣。再看《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野草蔓生绿成片，零露……兮。露珠落下亮又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