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半个月，一日夜晚，袁世凯突然召见阮中枢，说要带他去天津城里办事。阮文人不明就里，跟着袁大帅进了城。袁世凯什么话也没说，就是带着阮中枢拐进了城中的一座院落中。一进大宅子，只见堂屋灯火辉煌，铺陈异常华丽，堂上红烛高烧。进了门之后，便见一个丫鬟一面喊道“新姑爷到啦！”一面从里间扶出一位新娘打扮的美丽俏佳人。阮文人如坠五里雾中，仔细一看，心中狂喜并惊愕，原来这个新娘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啊！原来，袁世凯表面上拒绝了阮文人的要求，暗地里却派人赎出小玉，并购置了宅子，还装修布置了新房，替阮某人操办了婚事。阮中枢还能说啥，只能是眼泪哗哗地流，只能是满腔地感激了。从此之后，阮中枢矢志效忠袁世凯，一生忠于袁世凯，一直到袁氏死去。
礼贤下士，与士兵同甘共苦，加上高明的将将之术，让袁世凯得以得心应手地控制住这支新建陆军，全军上下，皆以袁世凯为最高领袖，对他是一百个忠心，士兵甚至在军营中供奉了他的长生牌位。清末的兵为将有的大趋势，到袁世凯这里发展到极致。小站时代的麾下猛将雄兵成为日后袁世凯北洋事业的基干力量，这些将士与其说是朝廷臣子，不如说是袁氏的家兵家将。
一步步走向辉煌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灌输着一句话：任何事物的发展道路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袁将军练兵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早在1896年4月的时候，练兵工作才进行三个多月。小袁的铁腕风格，让很多人忌恨，就有人在朝中说小袁的坏话了，说他作风跋扈，专擅嗜杀。这些诽谤之语传到了曾十分欣赏袁世凯的君子、清官军机大臣李鸿藻耳朵里。李鸿藻是个爱惜羽毛的人，他生怕自己和这事沾上干系，非但没有帮助小袁化解危机，反而落井下石，授意御史胡景桂参劾袁世凯。这下子，让刚刚展开工作的袁世凯很是伤心失望，一度竟想撂挑子了。
朝廷接到御史的弹劾奏折也很重视，老佛爷派出了亲信宠臣荣禄去调查此事。荣禄是个务实的人，可以说有点像曹操那样唯才是举，并不会拘泥于小节去评价一个人，就帮着小袁把这事给压下来了。如果说李鸿章是袁世凯生命中的第一位贵人，那么荣禄就是第二位贵人。从此以后，袁世凯就唯荣中堂马首是瞻了。练兵工作干得也是更加卖力了，成绩那也是没得说啊！
1897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又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看到新建陆军军容整齐，战斗素质一流，就大加赞扬，回京后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他认为“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1898年，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新建陆军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也大加称赞。其他朝廷要员在观看了小站部队的操练后，对新建陆军也有很高的评价，说：“一举足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工作有成绩，顶戴就会有变化。1897年7月，袁世凯因练兵有功，晋升为直隶按察使，具体工作还是专管小站练兵。是年，袁世凯39岁，他的事业开始一步步走向辉煌！
秀才老师，举人学生（1）
大清朝自强的梦想被甲午一战打得粉碎！甲午惨败，也让西方列强看穿大清这个老大帝国实际不过是只衰朽的纸老虎而已。
瓜分豆剖之局惊现！
孔老夫子曾经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说，读书人要努力奋斗，要磨砺自己的毅力和能力，因为有伟大的使命在召唤着他们。被儒家文化道德使命感熏染几千年的中国读书人，每逢国家危亡之际就会从体内迸发出一种拯救国家民族的小宇宙式的冲动。
有人说，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富强之道，第一个层次是器物的层面，第二个层次是制度的层面。我想，甲午以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制度层面了吧。
马关，春帆楼，那一刻的耻辱，让更多的读书人愈发地觉得大清的制度必须改革了。有这样意识的有很多人，其中名气最大的是个广东人，姓康。
这个广东佬全名叫康有为，1858年生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康有为就比袁世凯大一岁，基本就是同龄人了。
小康的出身环境和袁世凯也很相似，也是官宦家庭出身。更相似的是，小康家的祖辈也是在太平军造反那会儿，靠着杀人阔了起来。不过，康家远远没有袁家那么牛，却也算是地方名流了。
再兴旺的家族，也有寒微的小家庭。小康这一房就比较寒微。11岁的时候，小康的爹地，当过一任县官的康达初撒手人寰了，抚养和教育康有为的重任就落在了母亲劳夫人和祖父康赞修的肩膀上。
劳夫人是个品性很坚毅的女性，一切贤良淑德的美好道德她都具备，她在千难万苦中支撑了这个失去了顶梁柱的家，为的就是让有为专心读书。
赞修爷爷是个很慈祥的老人，功名不高，就是个举人，官最大就当了个连州训导，但他却是康有为人生道路上第一位开蒙老师。贤惠的母亲，慈祥的爷爷让有为拥有了一个虽不完整但也算幸福的童年。
科举时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在科场上拼命考试，小康也得走这条路。
命运似乎对康有为不是很宽厚，他的科举之路与袁世凯一样得多舛。他在广州府连续考了三次，到了16岁才混上了个“秀才”的头衔。
考中了秀才，下一步就是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争夺举人的指标了。康有为同学的举人之路那真是非同寻常的艰辛，考上秀才后的13年中，康秀才六考六落榜，这种失败对他心灵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不过他的雄心和耐心还是有的，还是准备在科场上搏杀一番的。顺便说一句，正当小康困顿科场的时候，人家小袁正在朝鲜威风凛凛地当着监国呢。
1893年，36岁的老秀才康有为第七次走进了广州乡试考场，与一帮嘻哈少年同台竞技，这次小康居然撞了大运，中举了！这下子，似乎时来运转了，1895年，康举人居然在北京的“会试”考场上高中进士了。真是“如今脱去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
20年，小康在科场奋斗、厮杀，却屡屡败北！小康不是没有学问的人，只是不善于写那些八股劳什子文章而已。
说起小康的学问，咱就不得不从他19岁的时候谈起了。小康19岁，这一年，康有为第一次经历了乡试的失败！科场的失败，让这位从小就被长辈目为神童的小康同学异常痛苦。家中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啊，所以小康还得觅个吃饭的活儿。
秀才老师，举人学生（2）
小康从广州回家后，也开了个儿童文化辅导班，当了一段时间塾师。小康终究是个有志气的青年，绝对不会甘心当个“三家村塾师”。小康同学也不仅仅是个在科场上追名逐利的庸人，他是要做点学术的！
清代的学术主潮，一直存在着两条脉络。一条是讲究考证的汉学，一条是讲究义理的程朱理学。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汉学一直占有绝对的霸权地位，尤其是乾嘉时代，这个情况直到嘉庆末年发生了变化，理学开始复兴了。
到了光绪时代，有一个当过官，学问又很牛的理学大师，叫朱次琦的人，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老朱也是广东佬，老家也是南海的，具体点说是南海九江镇的。老朱当了几年官就回家了，在老家开了个私立大学，叫作礼山草堂。小康听说家乡回来个大儒，很想去投师，于是就暂停了自己辅导班的业务，打起背包去找老朱拜师了。
小康在朱老师门下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日子过得快乐而充实。1882年，小康投到朱门已经6年了，这年朱老师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了。这年，小康也经历了人生中第三次乡试的失败！
科场上是失败了，但在儒林中，康有为的名声却渐渐高起来，他的小私塾也升格成了小书院。日子久了，小康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读书人都到广州去向他问学。在这些诚心向学的年轻人中，居然有一个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也是广东人，新会的，名字叫梁启超。这下火了，“秀才老师，举人学生”，康秀才的身价顿时翻了N番。
康秀才收了梁举人为徒这件轰动大事发生在1890年，康有为33岁，梁启超18岁。既然这么牛了，康秀才就得过上波澜壮阔的大生活了。讲学的地儿，就得换换了。第二年，也就是1891年，康秀才在众多高足和粉丝们的支持下，租借了广州长兴里的“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这就是后来在历史上颇有盛名的“万木草堂”！
“草堂”不是“澡堂”，康有为在这个“万木草堂”到底对学生和粉丝们讲授了些什么学问呢？
按照大多数近代史研究的著论中所说，这个万木草堂主要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旁及西方国家历史、政治，也注重体育和音乐。
这真牛，既有传统中国学术，又有西方的学问，还有文体活动，简直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啊。
说这个话的根据是什么呢？是康有为自己在1891年3月撰写的《长兴学记》！这相当于万木草堂的培养方案。
草堂的命名，就含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康校长的教育理念是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
在德育方面，康有为提倡厉节、慎独、主静、养心、检摄威仪、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传统道德修养，目的则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从而发愤图强。
在智育方面，当时万木草堂开设四种课程：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康校长开设的这四门课程，不单单讲咱中国传统的学问，据说西洋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甚至政治法学都要讲。
康校长对学生的身体素质也很重视，据说还开设了体育课，还有军训，时不时地搞搞兵操和射击练习。
康秀才跟着朱次琦老师混过几年，理学修身的功夫应该能有一点，所以这个德育教育中修身、静思之类的功夫还是可以身教给学生们的。体育方面，我想康秀才不过也就是带着学生们做做游戏，什么兵操之类的，更是娃娃戏耍，放在现在做比较，顶多是真人版CS游戏。智育方面，除了一些传统的中国学术，康有为勉强能教之外，其他什么西方哲学、政治学、科学，康秀才就是略知皮毛，甚至就是忽悠年轻人而已。
我不是在诋毁康圣人的学问，康秀才西学的水平真的不敢让人做什么高评！
康秀才这个人喜欢旅行，在赚了点学费后，他就到处溜达，还去过香港、上海、天津等洋码头时，看到外国的租界市容市貌都远胜中国自己管理的地界儿时，顿时有艳羡西方的心绪。在羡慕之余，康校长就买了不少汉译西学之书，认真研读。这种人生体验，比起当时内地守旧的文人士大夫确实领先了很多。
但是，康秀才并不认识ABC，对洋文是一字不识，而当时汉译西书，数量极为有限，翻译过来的也都是最初级的作品。康有为所能看到的西方文史哲的书，大抵相当于当时外国的“高级中学教科书”水准，而什么光气电化类的自然科学，则是在初中以下的水准了。至于，康秀才自称在万木草堂还能学点外国语言文字就更是扯淡了，谁教啊？
老康的西学学问也就那么点玩意，那么他又是靠什么吸引了一大帮粉丝的呢？不要以为梁启超他们是“卡哇伊”，没见过什么。老康真正吸引他们的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个偏锋——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是什么东东？（1）
今文经学是什么东东呢？
要唠唠这个今文经学，就得从伟大的秦始皇陛下于公元前221年一统海内谈起。旷古难出的始皇帝陛下手下有个牛人，就是丞相李斯。李斯在六王毕，四海一的时候曾向始皇陛下上疏，建议把普天之下，除了秦国史官写的历史书都烧了，谁要敢藏书，就宰了谁，老百姓就只准看看医药、农业和算命的书。
李斯的这个建议就是著名的“焚书”！让数千年来文化人恨若仇敌的“焚书”！始皇帝陛下欣然地接受了李丞相的建议!于是，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民间所藏的先秦百家之书尽皆焚毁！
不过，始皇帝也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掉！陛下也明白文化保存的重要性，他在咸阳的帝国图书馆都收藏了一套烧掉的图书，不过仅仅是保存在官方收藏，也只有官方职司博士官者仍可研究阅读。
秦朝的博士不是咱们现在的“doctor”，那个时候的意思是官方设置的学问师、教导师。在那时候，只要你精通诸子百家中任何一样，帝国就可能给你个博士官的头衔，你的衣食俸禄都有着落了。
可惜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大泽乡的大雨，山东六国贵族的复起，大秦帝国的梦中的千秋大厦崩塌了。莽夫项羽进了咸阳，项霸王是个半文盲，对图书什么的没有丝毫珍惜的兴趣。项霸王的一把火，烧掉了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也烧掉了帝国图书馆的所有竹简。
先秦时代所有学派的经典著作尽皆被焚，其中就有孔圣人创立的儒家的经典著作。儒学的传承面临终结的危机！
莽夫项羽最终败在无赖刘邦手里，刘邦的大汉王朝最终成为秦帝国的继承者，中华第一帝国进入了新的阶段！
大汉帝国继承了秦帝国的很多制度，也设置了博士官数十人，不限儒经，诸子百家都可以搞！不过，在汉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道家、法家的学问，当时叫“黄老刑名之学”竟成了最具权威的官方的意识形态！
汉文帝死后，他的老婆窦皇后变成了窦太后，成了帝国的一把手。这老太太尤其笃信道家学术，对儒家学术极为痛恨。在老太太当政的时代，甚至有些笃信儒学的学者和官员都遭到了肉体*！
因此在西汉初年的这种风气之下，过去被禁绝的儒家思想，便只能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复苏，而不能有具规模的学术重整运动。
儒家的书都被项羽烧掉了，那么汉初的儒学又靠什么传播呢？口述！
汉初一些耆老（有学问的老头）开始讲学，听讲的人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把这些老头的话记下来。口述记录下的经典，被称为“今文经”，这是因为汉代通行的书面文体是“隶书”。
与今文经学之兴起有关的经学博士官，在汉文帝时立有三位，是传诗经的博士：申培公、韩婴两位，及传授书经的伏胜的弟子欧阳生博士；景帝时，又设了三个博士官：诗博士辕固生、春秋博士董仲舒及胡毋生。此时，诗有三家，春秋有两家，书有一家。
到了汉武帝建元五年春，根据布被丞相公孙弘的建议，设置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于是增加礼经博士官及易经博士官。
这些被设为博士官的诸学者，都是在师承传授下的经学研究，其所依之典籍为西汉文字新编之儒经，故可称为今文经学。
武帝时，公孙弘又建议博士官可收弟子五十名，同享利禄，而两汉之际，五经博士官数及弟子人数皆不断增加，几乎就是一个拥有政治势力的学术团体。他们在对经学解释及对政府体制、政策之意见上，形成了特殊的观点。
今文经学是什么东东？（2）
今文经学派自从产生到全盛，就和现实政治有着不可分离的复杂关系！有个深圳的学者，叫蒋庆的，将今文经学称为“政治儒学”，是颇有道理的。
今文经学派的核心经典文本是《春秋公羊传》。这个《春秋公羊传》又是个什么东东呢？大家都知道《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说还被孔圣人改过，儒家的人叫孔子削《春秋》，看来《春秋》欠削。《春秋》有个毛病，就是话太简略了，像电报似的。所以，就有人给春秋做了注释，其中很牛的注释有三个版本，都独立成书了，分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汉初，设置经学博士的时候，仅有《公羊传》和《谷梁传》在列，《左传》没那么显赫的地位。
据说《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
咱们伟大的始皇帝陛下在搞焚毁民间藏书工作的时候，可能一些地区的基层干部工作不得力，一些书还是藏了起来。到了汉初，这些侥幸没被烧掉的竹条又被官方征集了，这些书是用先秦蝌蚪文写的，算是“古文”，所以称为“古文经”。
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就以重金在民间征集古文经书。
到了汉武帝时代，发生了一件文化意义非常大的事情。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鲁恭王是一个喜欢修宅子的王爷，这位对房地产开发很有兴趣的王爷有次修宅子，动迁了一部分孔子故居，孔家也没当“钉子户”，孔子家老宅子的一部分墙就被拆掉了，这下就有了惊人的发现。这里好多东东哦，好多竹简书啊！这些都是用先秦蝌蚪文写的，古文耶！开发商王爷对这些玩意不会有什么兴趣，一股脑地献给了朝廷。朝廷就把这些东西收进了长安的帝国图书馆，交给专业人员作科研之用。
有个人对这些蝌蚪文写成的怪书很感兴趣，此人就是西汉末年的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部管理员刘歆！
刘歆是大汉皇族的苗裔，血统比较高贵，从小读书就比较好。少年的时候就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因为学问好，名声也就起来了。皇帝都对他有了兴趣，成帝就召见过这位青年才俊刘歆，还给他赏了个“黄门郎”的官儿。刘歆的爹地叫刘向，就是帝国图书馆的管理员。汉成帝平三年（前26年），刘歆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就是当个见习图书管理员，协助爸爸校理图书。刘向死后，刘歆继承父业，成为帝国图书馆的正式管理员。
刘歆在帝国图书馆长期整理古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学者刘歆最大的兴趣落在了一本惊世骇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传》上。
前文中我说了，汉初研究《春秋》的官方经典就是《公羊》和《谷梁》两传。刘歆的爹地刘向也是个研究《谷梁》的“今文家”。哪成想，他的儿子刘歆竟然喜欢上了奇怪的《春秋左氏传》。《左传》的最大特点就是叙事详尽，文笔优美，义理也很深刻，比干涩的政治说教型的《谷梁》、《公羊》来得高明许多。
今文经学是什么东东？（3）
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要求朝廷在官方学术空间给他们一席之地。既然刘歆提出这个要求了，朝廷就得当回事儿了。于是，哀帝下诏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
这些今文博士被大汉朝廷几百年的高官厚禄养得早就不知道学问是什么了，哪里敢去和刘歆辩论啊？他们拒绝和刘歆切磋学问，也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
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
西汉一朝，古文经学家始终只能在山林之间，搞点民间学术交流，不能入朝做官。谁知道，这刘歆也有咸鱼翻身了一天。当时间的车轮进入公元9年的时候，西汉王朝的王位被一个叫王莽的人篡夺了。王莽篡汉以后，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新”朝。
王莽和那位刘歆，他俩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哥们，所以当上皇帝了，当然就得照顾朋友了。王莽的新朝，就将今文博士全部赶走，设立了官方的古文博士，刘歆就被任命为新朝的国师了。刘歆当了国师，最重视的经典文本当然还是《左传》了。
刘歆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他就卷入了新莽极为复杂的政治矛盾之中，学者刘歆竟然猪油蒙心，动了做掉王莽的心思。阴谋败露了，刘歆自杀了。王莽的统治也就搞了十几年，新朝亡国了。公元24年，大汉皇室的支裔南阳人刘秀建立了东汉，建都洛阳。大汉复国了，汉官威仪，全部恢复。王莽的新朝建立的一切新制度尽数废除。所以，东汉200年中的官方意识形态仍然是今文经学主导的。
古文经学家被排斥在官学之外了，但是还有一些学者对此情有独钟，所谓薪火不绝数千年是也！古文经学由于要面对先秦古字，所以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重视声音、训诂的考据学术特征。而今文经学呢？他们重视的是经文中复杂、深刻的政治涵义，也愿意解读这些涵义，所谓“微言大义”是也！
东汉一朝，今文经学家就出了一个牛人，这个人叫何休。这个人的学问很淹博，和古文经学大师郑玄是同时代齐名的。当时，在洛阳城里，郑玄被坊间誉为“经神”，而何休则被称为“学海”，牛逼程度可以想见！
何休的著作大都散佚，只有《春秋公羊传解诂》至今保存。《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典，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就是对《公羊传》的阐释。
早先《公羊传》里，今文经学家把春秋历史依据时间先后，分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到了何休这里，他又作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提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历史进化思想。
《春秋公羊传解诂》是公羊学从西汉到东汉的总结和发挥，由于这部书保存了公羊家的许多条例、义旨，后世公羊学者奉为经典。
何休就像一个灿烂地流星划破了夜空，可惜的是何休死后，几千年来今文经学派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大师级的人物了。今文经学从两汉的官方显学竟沦落为濒临灭绝的“绝学”了。
清代乾嘉汉学实际就是两汉的古文经学的继承者。
没有王冠的“王”（1）
直到了大清的乾隆中叶，今文经学才有了复苏的迹象。这个复苏发生在富庶的苏南城市常州。
常州下面有个武进，武进在清朝出了一户姓庄的大户人家，这家人是个诗礼之家。
在乾隆年间，庄家出了一个人才叫庄存与，此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活了70岁。庄存与从小就是个才子，庄才子在乾隆十年（1745年）的时候高中榜眼，因而得以进入翰林院，被授以编修的职务，后来庄榜眼曾四任学政、四任乡试考官、一任会试考官，并入值南书房及上书房。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擢礼部左侍郎。这真是位高权重，天子近臣啊！
庄存与是个学者型官员，他的学术兴趣和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他爱上了一门几乎灭绝了的学问——今文经学。庄存与尤其钟情《春秋公羊传》，根据这部两千多年前的经典文本，庄存与创作了他的今文经学研究成名著作《春秋正辞》。庄存与有两个外孙，名字分别叫刘逢禄和宋祥凤，这两个人的学问都很好，而且都是外公今文经学学术事业的继承者。
到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阵营中又出了两位猛将：龚自珍和魏源。这两位，想必很多人都不会陌生。这两位都赶上了鸦片战争的倒霉时刻，两位都目睹了英吉利人坚船利炮的厉害。所以，龚自珍说出了“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就是说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金科玉律。魏源更是说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牛语。
清代的今文经学复兴开始于乾隆年间的庄存与，而用今文经学的学理来倡导改革，甚至是向西方学习，则是开始于龚自珍和魏源。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湖南出了一个志向颇大的学者，这个人一心要做帝王师，要建一番万世功勋，这个人叫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曾经先后在肃顺和曾国藩门下混过。王闿运据说从小的资质有点问题，读书很笨蛋的，不过这个人有湖南人的那股韧劲，学习很是努力，所以学问也不错。王闿运的学术兴趣也是异于常人，他很钟情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传》。可以说，王闿运是龚自珍和魏源学术上的继承者。
王闿运有个四川学生，名字叫廖平。
廖平是个苦孩子，家里很穷，小时候给地主老财家放羊喂猪，吃了不少苦。稍大点的时候，就去成都的茶馆里跑堂，真是艰难啊！有一次，小廖平在给客人斟茶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茶水洒到客人衣服上了。客人大骂：“格老子！”廖平深感没有文化的可悲，就下决心要上学，要读书，做个有文化的人！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希望工程啊，家里穷怎么上学啊？廖平有他的办法，他就下河捉鱼送给私塾先生当学费，并且很诚恳地告诉先生自己很想上学，很想识字。先生很感动，于是就免除了廖平的学杂费，孺子可教嘛！廖平自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昼夜勤苦攻读。
同治十三年（1873年），晚清历史上又一名著名的大佬张之洞正在四川当学政，也就是四川省教育厅长。第二年，张之洞主持了四川的院试，张之洞对廖平很为赏识，录取为第一。
后来，还是在张之洞的提携下，廖平进入了当时成都的最高学府尊经书院深造，这个大学是张之洞主持的，而且还是首席教授，廖平从此就是张之洞的门生了。张之洞治学是宗奉重视考据的古文经学，是乾嘉汉学的继承者，所以廖平这个时候也是跟着张之洞搞考据了。但是，廖平一生学术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沿着张之洞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没有王冠的“王”（2）
张之洞离开四川后，尊经书院来了一个颇有盛名的客座教授，这个人就是今文经学大师王闿运！
王闿运搞学问，尤其钟情《春秋公羊传》，他不被什么考据拘束着，主张透过文字之表，去探求其中隐寓着的微言大义，去探寻儒学经典背后的政治意义。
好学的廖平经常向王闿运请教学问，这就渐渐地被老王熏陶了，顿时感觉搞啥子考据嘛，这些不过只是经学的枝叶、糟粕，他又从博览考据转向专求大义。自此，廖平一生的学术就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了。
廖平这个人做学问没什么定性，学术立场总是变，一生变了六次！江湖人称“廖六变”。不过，廖平一生基本就是个今文经学家了。
廖平的今文经学研究著述颇丰，不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知圣篇》和《辟刘篇》。这个所谓的《知圣篇》，就是告诉世间，孔圣人不但是大学者，而且是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孔子早就改革了周代的制度，孔子改制是垂万世之定制，为中国立万世法。只有懂得孔子改制的道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知圣”。注意啊！“孔子改制”学说的原创是廖平！所谓《辟刘篇》，*的是东汉的那位刘歆，说他整出来的什么古文经书都是他刘某人自己伪造的！再次注意，首先说刘歆做伪书的也是廖平！
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横空出世，顿时在学术界炸锅了，一时间，四川人廖平是谤满天下，都指责他是胡说八道！
不过，廖平的著作引起了一个广东佬的极大兴趣，这个人就是南海牛人康有为！老康不是跟着朱次琦学理学的吗？怎么又整上了今文经学？这个康有为也不是个能持守一家学问的人，他不断寻求新的思想来实现自我飞跃和提升。
康有为看了廖平的这两部书，深有启发，继而放弃了自己以前的古文经学立场，就是根据这两部著作，写出了他康某人自己的今文经学名著《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确实来源于廖平，但老康的领悟能力和创造力要领先廖平N多。所以，将晚清今文经学推向巅峰的是老康而不是廖平！老康真乃晚清今文经学的大宗师！
老康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他今文经学研究的名著。《新学伪经考》将刘歆的古文经学贬入十八层地狱了，既然那些经书都是伪造的，那么什么先王圣法不都是扯淡了吗？老康把先王圣法的合法性做了釜底抽薪的解构！老康真深得后现代的深髓啊！在《新学伪经考》里，老康又成了建构者，他说孔子就是改革的先驱，是改革的先师，既然孔子都说要改革，那么现在大清的制度需要改革也是理所应当的了，老康用孔子的名头建构了改革的正当性。
在今文经学家的心中，孔子不止是大学问家，更是大政治家，大改革家，他们管孔子叫“素王”。“素王”不是“荤王”，是个什么意思呢？“素王”大概的意思就是没有王冠的“王”，帝国的精神领袖！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著作，其中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廖平的就是老康喜欢吹自己！老康说自己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肩负着重振淹没几千年的今文经学的宿命！老康这点很不要脸，他把龚自珍、魏源、王闿运、廖平置于何地？他们都是空气吗？
在粉丝众多的万木草堂时代，老康甚至产生了幻觉，觉得自己比孔子还牛！于是，给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就是别号，叫“长素”。“长素”就是长于“素王”，比“素王”孔圣人还厉害，老康的大头症真的很严重！
夹杂了大头症的今文经学，以及初高中水准的西学，这就是老康日后搞政治改革的理论内核，中华大地即将翻江倒海！
上清帝第一书
既然康有为有比孔圣人还要“长”的雄心，又那么痴迷骇人的“今文经学”，所以康圣人对政治的兴趣肯定就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了，他要真正与现实政治做亲密接触了！
在有皇帝的时代，儒生要参与政治，最常规的门径就是一级一级地考科举，混个好功名，博个官职，就在政界有了一定的话语权。除了这常规手段，还有些非主流的手段，比如花钱捐官。最最非主流的一招，一般人用不了。那就是“炒作”！怎么炒呢？就是把自己炒出名，让朝野都知道你，然后等着皇帝召见你，跟你唠嗑，然后你再很牛逼地对答，最后你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想要的高官厚禄，进而你就能在政界说话，大展宏图了。
老康是如何炒作自己的呢？
老康主动出击，直接给皇帝写信！那叫“上书”！按制度规定，老康一个老秀才是根本没有资格给皇帝上书的，他得通过朝中高官向皇帝转交。
1888年12月，这年是老康第四次考举人了，这回他跑到了北京参加什么顺天府乡试。前文中我说过了，这回老康又失败了！是年，康有为31岁！
落第老秀才康有为，深感境遇落魄，又思国势日颓，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他迫切地要对朝廷，对陛下说点什么。
给皇帝上书，康秀才必须得找个大官转交啊！老康的目光锁定了三个人，三位位高煊赫的重臣：翁同龢、潘祖荫、徐桐。
这一年，恰好皇帝家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自然灾害。古人相信天人合一，相信自然灾异必是对人世的某种警示。康有为深谙此道，他自然懂得利用这种普遍的心理习惯。
康秀才给朝中大官的书信起了个很长的名字，而且有点拗口，叫作《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不但名字长，正文更长，有五六千字，老康真能写!
老康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叫作“外夷交迫”，就是说咱们大清周围都被外国人的势力笼罩着，咱们很危险。老康说的是实情，当时日本、俄国窥伺东北，英国图吞西藏，法国谋占越南，觊觎我国西南。面对如此困局，怎么办呢？老康说了，要抵御外敌，必须“内修政事”。
至于怎么“内修政事”，老康提出了三个方案：“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所谓“变成法”，就是告诉皇帝不能固守成法，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革除弊政，参酌古今中外的法制，制订新法。他以日本“变法兴治”为例，认为中国10年之内“富强可致”，20年即可“雪耻”。
所谓“通下情”，就是要皇帝冲破重重阻隔，听听老百姓的声音。
所谓“慎左右”，就是忠告皇帝要辨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亲近好人，疏远坏蛋。
这封上书，在历史上被称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是老康搞变法的最初工作。
三位大人或许因为爱才，或许想搞出个“野无遗贤”的效果，似乎也很被老康秀才感动，很是礼贤下士地接见了康有为。三位高官之中，翁同龢大人似乎对老康很感兴趣。
翁同龢是何方神圣？帝王师！翁同龢大人是同治、光绪两朝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30余年。翁同龢长期以来每日都去毓庆宫给光绪皇帝上课。在光绪小皇帝渐渐从男孩变成男人，慈禧老太后也准备“归政”的时候，翁同龢大人已经是有着太子太保头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处，又兼任总理衙门办事大臣。翁同龢与当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秋色。
翁同龢都很欣赏康有为，可见老康当时在士林火到什么程度。
给皇帝上书，犹如风险投资，投对了，当然会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如果投错了，自然会血本无归，搞不好还人头落地。
老翁是个老官僚，做事自然是很谨慎的。他看了康秀才的上书，感觉很多确实有点激动或冲动，所以有点不敢呈给皇帝，就把上书压下了。
康有为的上书虽然最终没有上达天听，但是这毕竟也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件。这篇五六千字的文章是老康的呕血之作，是一篇犀利强劲的政论文章，一时间遍传海内。水涨船高，人涨价高，老康虽然落第了，但他的名声却越来越大。这年，老康回到家乡，很快办起了自己的私立大学“万木草堂”，俨然一南越大儒！
老康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中西古今混合”学问，谁曾想竟会时来运转，1893年，36岁的老秀才康有为居然在广州的乡试中中举了。有了举人的资格，老康就可以和他那位天才学生小梁梁启超结伴进京参加“会试”，博取“进士”的功名了。
老康和小梁师徒于1894年和1895年两度进京。这时候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战事吃紧的时候。大清帝国的海陆军，是兵败如山倒，举国震动，人心惶惶。
帝国的大臣们，或主张迁都打持久战，或主张签合约，莫衷一是。
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其实对朝政还是很“卡哇伊”的，他深受师傅翁同龢的影响。翁同龢写文章是把好手，书法也不错，但对于打仗确是更加地“卡哇伊”。不懂军事的老翁，凭着一腔热血，做了把老愤青，坚决主战。光绪皇帝是个好学生，自然也是主战了。
与翁同龢在朝中是双峰对峙的是李鸿章，老李是老谋深算，知己知彼，他知道自己那点家底是经不起折腾的，他自然是倾向于议和。慈禧老太后早就被鬼子的凌厉攻势吓坏了，自然不敢再打。
主导帝国政权的是老太后她老人家，所以议和的事情就定下来了。马关春帆楼的那一纸和约，成了中国永远的奇耻大辱！老李先生挨了一枪，身上的伤口远没有他心里那份“孤臣”的悲哀深刻，归国后的李鸿章成为举国舆论一致唾骂的“汉奸”。
帝国帝后、重臣，主战、主和意见分途，朝中官员隐然已成帝后二党，暗战已经开始。
民族危亡之际，北京城里的繁华却不改往日，甚至是更热闹了！普通的百姓，甚至对这场大战毫无感觉，反正没打到北京城。悲哉！痛哉！
公车上书真相（1）
1894年这一年，正值慈禧老太后60岁，大寿啊，要大办的！老女人弄权是厉害，脑子却很无知，也很自私。这位当国35年的老女人性喜奢华，且不低调。
为了自己60岁的生日，老女人竟然授意皇帝的亲爹醇亲王奕譞去挪用海军军费去修什么颐和园，老女人还挪用了京奉铁路的修路款去修她日后安息的东陵墓穴。而日本人呢，连天皇和皇后都把财产献出来买军舰了。老女人的园子和坟墓工程浩大，所以一时间，奇技淫巧，工匠艺人是麇集京城，好不热闹。此时，日本兵已经渡过鸭绿江，满洲人发祥的白山黑水正被鬼子们蹂躏，帝国在沉睡，人民在流泪。
1894年这一年又是“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带着多年奋斗的激情和愿望，齐集京城参加这场重要的PK。
熙熙攘攘的繁荣、喧嚣，这一切都是假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了这场虚假的幻境，王师溃败，噩耗频传。
1895年初春，正当这些各地举人们等待进士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马关条约》中那一条条锥心的噩耗传来了：割让台湾，两万万两的惊天大赔款！这一切犹如晴天霹雳，劈醒了一些还有点良知的中国人！
很多的历史教科书上都说康有为、梁启超首先是于1895年4月22日奋笔疾书写成了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老康和小梁而后又登高一呼，十八省举人群起响应，在松筠庵*，一千二百多人都在上面签了字。
5月2日，这些参加考试的举子们以及同情学生运动的市民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英明领导下在都察院门口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有数千人参加的请愿活动，要求政府对日抗战。不过很不幸，举子们的请愿书被都察院拒绝了。
这场所谓的大规模请愿活动就是历史教科书上津津乐道的“公车上书”事件！
所谓公车，原意是指官方的公共交通工具。据说汉朝时候，凡是在地方上的读书人如果学识渊博或者品德高尚，就可以被征举做官，这些读书人都要进京参加考核，他们可以享受一项国家提供的福利，就是在进京过程中乘坐官方提供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后来，“公车”就被用来指代要进京赶考的读书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将产生国家未来的栋梁，所以他们的思想言论对国家政策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所谓的“公车上书”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消息源是什么？可靠吗？层层历史的迷雾，等待我来为你拨开。见证真相的时刻到了！
“公车上书”这种说法的消息源来自于一本书，叫作《公车上书记》，这本书的作者是康有为本人！
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的回忆往往是最不可靠的，因为他们身处其中，很多时候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去主动修改自己的记忆。
按老康这本《公车上书记》的序言所说，从4月22日开始到都察院上书的举子是络绎不绝。
4月22、24、26、28、30日，是都察院双日堂期，也就是可以接受信访的日子。还是根据老康书里说的，这几天督察院门外是“车马阗溢，冠袵杂沓，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这句话有点拗口，翻译成白云大妈的语言就是“那人是相当地多啊”。 前来上书的举子，真是一拨接着一拨。
4月30日，由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
根据史料显示，仅5月2日那天，都察院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而且在其后几天内，依然纷至沓来，直至5月8日，因签约之事已尘埃落定，争无可争了，才告平息，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
公车上书真相（2）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历史档案中的都察院工作文件中并没有什么“上书被拒”这回事。所谓“孤证不信”，不能因为官方档案没有，就说没“上书被拒”这档子事啊！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证据呢？咱们来看看私人的史料。翁同龢是晚清重臣，他的日记对很多历史事件的研究都有很大帮助，老翁的日记以细节著称，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记。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肯定没有出现过1300名公车到都察院*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
你如果说这些材料还不够，那么咱们再看看老康自己的材料。咱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版本的《公车上书记》都是老康多年后的修订版，老康这玩意儿的第一版就发生在所谓的公车上书之后没多长的时间内。
当年５月２４日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说，５月２日那天，公车（举子）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涣散”，记住是“涣散”！这可是老康自己的话！都涣散了，还整什么请愿啊？还说上书“被拒”，简直是扯淡！
事实可能是这样的：当年的松筠庵，是不少举子们碰头聊天的地方，就像现在不少人都喜欢上的什么天涯社区。每天人来人往，喧嚣热闹，而上书的事情也是在这里商议出来的，至于有多少人具体参与了商议，有多少人是口头附议赞成，有多少人是来坐坐聊天的，有多少人是真正画押签名的，并无一个准确的数字。
后来康、梁为了壮大声势，时而说有1200人，时而说有1300人，时而又说有3000人。最后，老康对外界说的数字飙升到了3000人！
准确的人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1300名举人在松筠庵会议上签名请愿并上书被拒一事，是否子虚乌有？
《公车上书记》序言交代得很清楚：他们的计划，原定是5月4日向都察院上书的。如果付诸实行，那真是一种惊人的历史巧合，一场发生在1895年的五四运动，将永垂青史。
可惜，因为5月2日听说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盖了国玺，大局已定，公车们请愿阻止，已经太迟了。
公车们还没去请愿就散伙了。后来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绘形绘色地把事件描述为“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
可以肯定，5月2日由于和约已成定局，大部分举人都散去了，集体请愿的计划已经流产。
康有为即使坚持去都察院上书，也绝没有1300人同往的盛况。
这种扯淡式的夸大其词的文学描写，究竟最早出自何人笔下，似乎仅仅是康有为和他的门徒自吹自擂。
老康及其门徒和粉丝们的头脑当中往往是幻想多于实际，在回忆中总喜欢把自己修改成悲情型的救世英雄。
事件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当时马关议和的消息传至京城，首先在京官群体中炸锅了，他们首先是群情激奋，坚决主张迁都再战，官员们串联起来了，准备集体上书朝廷，反对议和，主张对日再战！
官员们的计划很快付诸了事实！
所以1895年4至5月间的上书事件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朝中高层官员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官员们的上书材料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经呈达光绪皇帝手里。这个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公车们”是在官员们的带领之下进行的上书！
另一个则是历史教科书上所谓的“公车上书”事件，这是由老康和小梁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可以看出，康有为师徒所进行的上书行动仅仅是当时一系列上书行动的一部分而已！他老康的上书，也只不过是众多上书中的一件而已，并没有什么突出的。
至于到都察院*示威，纯属无稽之谈。康有为一贯把自己想象成新式圣人或教主，所以才在书中把自己说成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这种妄自尊大是一种典型的书生式的雄心壮志，无比美好，但是虚无缥缈。
老康喜欢用这样的书生意气来作为自己的前进动力和指导思想，完全不顾及现实效果和影响，这也注定了他和他的同仁们的悲剧结局。
老康书虽然没上成，不过进士倒是考上了，高中进士第八名，被授以六品衔的工部主事之职！
清版学术超男（1）
不论是官员们声势浩大的群体上书，还是老康他们臆想的“公车上书”都没有搞出什么效果。地照割，款照赔，李中堂怎么哀求，伊藤博文就是不松口。京官、举人们这一闹，竟养成了一个庶民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成了当时的时尚。
怎么关心国事呢？聚在一起继续唠嗑？继续写公开信？不是！人们开始串联起来，组织社团，通过组织来议政、参政！
文人、士大夫们组织起来什么“强学会”、“保国会”；草泽豪杰相信中国功夫天下无敌，就组织起来什么“义和拳”，要痛打洋鬼子；海外华侨、持政治异见者就组织起来什么“兴中会”，联合了海外的华人黑社会，打算搞掉大清朝廷。一时间，组织林立，百会蜂起！
这么多社团中，最有声势，最有内容的就是老康、小梁师徒搞出来的“强学会”了。老康等人的上书事件流产之后，他们意识到要在京城士林上位，就必须要出新招了！同时，老康也要把他那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施展出来，于是他意识到必须要组织社团了！
咱们大多数的历史教科书中都说老康和小梁是强学会的领袖人物，这样说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教科书中并没有说出全部的事实！强学会的背后有着一般实力和能量都很强大的少爷们的支持，什么样的少爷？都是些达官显贵家的子侄们！这些人有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其中有位最重要的人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少爷谭嗣同！
有了这些有能量，又爱国，又倾向改革的少爷们的支持，老康一班人才能把事情做成做大！
老康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知道要搞成大事，就必须有舆论力量。那个年代，不少见过世面的中国人都接触过一样西洋人的玩意儿——报纸！这玩意儿是咱中国人没有的，这用专业的语言叫大众传媒，有很强大的力量，能够影响很多人的思想和观念。老康觉得必须得先办个报纸，于是他于1895年8月17日办了一份叫《万国公报》的出版物。这是一份不售卖的报纸，内容呢，都是一些主张维新变法的文章，老康的徒弟小梁是这份报纸的主要撰稿人，小梁的笔杆子在近代历史上那是呱呱叫的！
老康的这份报纸主要是面向京城的官员们免费派送，希望能够影响这些官员，再通过他们影响朝廷的政策，进行彻底的维新变法！
当时的官场士林，并非只有老康他们主张改革，前文中说的那些*少爷自然不用说是改革派。实际上，不少官员都是主张改革的！被世人诟骂、忍辱负重的李鸿章也是主张要刷新政治，厉行改革的！老李的对头，太傅翁同龢这一点和老李一样，也要变法！地方实力督抚，比如张之洞、陈宝箴自然是支持儿子们的，也要搞新法！
此时，有一个人比任何官员，包括刚刚进入官场的康有为都要更加深刻地理解到西洋制度的优越性，明白变法图强的紧迫性！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与康有为满嘴大话不同，袁世凯从甲午之后就一直在他的本职岗位上实践着变法，实践着求强！他训练“新建陆军”不就是在做变法自强的事业吗？
袁世凯对比他大一岁的康有为是早有耳闻，知道这位是士林的学术超男，早就有心拜会！早在1895年7月，袁世凯从河南老家省亲结束进京，就在朋友的介绍下结识了牛哄哄的六品京官康有为以及其门徒小梁。据说两人初次见面谈得很好，大有相见恨晚的架势，真不知道一个说粤语，一个说河南话，怎么沟通的。袁世凯还帮着康有为向荣禄转交了一份万言书，不过据说荣大人没有收这封信，可能觉得太长了？
清版学术超男（2）
这一年的8月底，康有为在北京正在搞强学会的筹备工作。袁世凯也参加了，给康某人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义务帮着康有为做推广，动员别的官员捐款，又帮着康有为做建立报馆、图书馆的筹备事务，真是忙前忙后，不辞辛苦!
老康本人在此时的声望是日渐高升了，朝中不少高级别的官员都去屈尊降贵地主动拜访六品工部主事康有为。这里竟有位高权重的太傅翁同龢！有一次，翁老大人不顾年迈体衰，亲自去了康有为的住处拜访。不知道康某人是真不在家，还是想玩诸葛亮耍刘备的招儿呢？反正老翁是没碰上姓康的。后来，康有为就回访了翁大人。据说这次两人谈话谈了好几个小时。翁宰相对康六品那是相当地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这个说法来自于什么材料呢？答曰：《康南海自编年谱》。谈话是私人的事情，真相怎么样，谁知道呢？不过，老翁对康某人的强学会倒是很支持的，他们一帮人最初印刷《万国公报》的印刷机，就是老翁从户部走的经费。工部尚书孙家鼐也是老翁的人，也主张改革，强学会的房子就是孙大人帮着找的。
当时捧老康的人真不少，大学士王文韶、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都是强学会的赞助者。军队方面的高级军官，比如淮军骁将聂士成等人都给强学会捐了不少银子。
有高官罩着，又有强大的经济捐助，照理说这强学会肯定会发展不错啊。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应有的逻辑发展。因为甲午战败和马关之约而被国人痛斥的李鸿章，此时只有一个“总理衙门行走”的名头，老李失势了。李鸿章是改革的老前辈，他对这个广东小子搞的强学会很是欣赏，主动地派人过去要交两千银元入会。不料，康某人竟然拒绝了！理由是老李是汉奸！康某人一介莽儒！哪里知道老李为国事操劳，宵衣旰食的“孤臣”之心酸！我不禁用一种势利的小人之心来揣测康有为，他是不是看李鸿章失势了，所以不敢沾呢？
康某人竟然敢驳老李的面子，真是狂妄至极啊！就连平日很欣赏他的翁同龢大人都在日记里说了“康祖诒狂甚！”这样的话。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康某人过于狂妄，必然招致攻击！大学士徐桐和御史潘庆澜放出话来要点名参劾康某人了！这个徐桐以前还是很喜欢康有为的，看来人真的不能太过分！康某人有点大头症，他似乎根本不在乎什么弹劾。不过，他手下的门徒还是识时务的，都劝他暂避风头，南下上海开辟新局面。
本来性喜繁华的康有为就喜欢十里洋场那种灯红酒绿的地方，当然也就就坡下驴了。1895年10月29日，康有为到了上海。
北京的教训根本没有让康有为清醒，康圣人的狂妄不减反增！
当时的上海是两江总督的辖区，这个时候担任两江总督的是刚从武昌调任南京的张之洞，他此时的头衔是“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张之洞此时是南中国权力最大的人！
广东人康有为此时已经是名动天下，简直就是清版学术超男！张之洞虽然是个封疆大吏，但也未脱文人底色，毕竟是“清流”出身嘛！所以，张总督对品级不过是六品的候补工部主事很是重视，也来捧康某人的场。
康有为一到上海的时候，张总督就派人将康主事接到他总督驻节之地南京。南京，那是六朝繁华的古都，自然也是热闹非凡。骨子里就喜欢浮华的康有为自然是很乐意去了，又是总督大人邀请的，面子上也很荣光啊！
清版学术超男（3）
康某人在南京一住就是20多天，期间不免流连于秦淮河畔的秦楼楚馆，名士嘛，都喜欢这些调调的。张总督对康主事是待若上宾，根本没有顾及到什么身份的悬殊，并且对这位名满天下的广东佬简直是言听计从。
张总督对康有为的改革热情是很支持的，也为他做了很多事儿。康某人在北京的强学会组织，因为他自己的狂妄和偏执，树了很多的敌。康某人来南方，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在北京混不下去了。
在张总督罩着下，康有为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强学会”，总督大人本人捐款1500两，两江辖区的大小官员都有或多或少的资金支持。老康在东南半壁，可谓春风得意！创刊于1896年1月12日的《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这份刊物的创刊词被称为《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的文章是由康有为执笔，名字署的却是张之洞，足见张总督对上海强学会的支持力度！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世人都以为老康和张总督之间的关系应该像鱼儿和水一样的融洽。谁曾料到张、康二人的蜜月期竟然也会有终结的一天！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康某人的学术褊狭和霸道性格！
康某人是宗奉今文经学的，而张之洞则是古文经学派的资深学者。这种学术立场的分野，为二人日后的分歧埋下了伏笔。但是，仅仅就学术争论而言，如果双方的气量都足够大度，这并不会构成二人翻脸的原因。偏偏这位康某人在学术问题上异常霸道。康有为非要在强学会内部推广他的今文经学，尤其是什么“孔子改制”理论。说什么“孔子改制”，孔子是“素王”，其实不过是要树立他康某人自己的所谓教主地位！
张之洞呢？他明明知道康某人是个顽固的“今文经学家”，却还照样礼聘康氏来南京，好酒好菜地招待着，康主事要办强学会，张总督不差钱，那是鼎力支持啊！
可是，咱们这位康圣人却偏偏要在强学会内部推销自己的今文经学。如此一搞，就将很多学术上的异见者排除出了盟友圈子。
张总督对康有为还是很够意思的，一开始就苦口婆心地劝姓康的不要大张旗鼓地推销什么今文经，不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学术主张，学术应该自由。总督大人真开明！
康有为对这些良言忠告根本没当回事儿，充耳不闻！康有为生于1858年，张之洞生于1837年。张总督比康氏整整大了21岁，简直就能当爹了，那时候人都早婚早育。康有为对这位和自己爹差不多大的，而且待他又像爹那么好的，士林、官场的双料前辈根本没放在眼里，老人的忠告更是全当放屁！康有为干得最乖张的事情就是发明了什么“孔子纪年”，就是以孔子降生为元年，然后以此类推，1896年就是“孔子降生2473年”，康氏就把这个刊在《强学报》的刊头。老康的想法是从洋人那学来的，洋人以基督降生为公元一年，这就是所谓的公元纪年。老康又拿孔子比附耶稣基督，心中就是把自己臆想成罗马教皇！
不要认为纪年问题是小事，这事可大了去了！纪年问题意味着是否承认统治的合法性，清初就有一些文人写南明那段凄惨往事，用了南明诸王的年号，没用大清的顺治年号，连脑袋都被剁了！老康用孔子年号，隐然有目无大清的嫌疑！这让张总督纠结得很难受，所以就一直劝康主事别那么整了，可姓康的就是不听！康有为还总跟人说什么孔子改制是大道，岂能因为一个区区两江总督的供养而改变我的立场！
就在上海的《强学报》创刊没多久，1896年1月20号左右，北京方面就查封了强学会。消息传到华东之后，张总督也就就坡下驴地下手令解散了上海强学会，《强学报》第三期还未来得及发行就被迫停刊。康梁等人也被礼送出境， 张总督和康圣人之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
日后，康某人追忆这段历史，竟然把上海强学会的终结归结为张之洞“背盟”！哪里是人家“背盟”嘛，明明是他自己过于褊狭的学术立场，让原本可以成为盟友的人与自己擦肩而过！康有为的改革之路注定越走越窄！
“改革专家”
时势造就精英，还是精英造就时势，这是永远也扯不清的问题。反正时势对个人而言极为重要！1897年，一场大危机让朝野诸公意识到大清必须要立即进行改革了。
到底是什么事件，什么危机呢？
答曰“曹州教案”！
1897年11月1日，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的天主教堂遭到当地大刀会土匪数人的抢劫，两个德国神甫被土匪剁了脑袋。在这次凶杀事件发生的前两天，同属于曹州府的寿张县还有个德国教堂被土匪洗劫了。
“曹州教案”对德国是个机会！德国人神速出兵占领了胶州湾，理由是要保护自己的侨民！然后，德国又向大清的总理衙门发出了照会，说要在山东筑铁路、开矿山！
凡事有了开头就会有仿效的！德国人开了先例，别的帝国主义就跟着照葫芦画瓢了！俄国人要租借旅顺和大连，英国人要租借威海卫和香港附近的九龙，法国人要租借广州湾，小鬼子又要打厦门那旮旯的主意了……这群强盗入室，纷纷在中国的领土上划分所谓的势力范围。大清帝国危矣！难道要步波兰的后尘吗？要被列强瓜分肢解吗？
民族危急，神州危急！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知道要改革，要变法！否则就会亡国灭种！变法求强几乎就要成为朝野舆论的共同话语了！
这个时候，有一位有着丰富涉外经验的，又在本职岗位上实践着改革事业的帝国官员正在冷峻地思考着当时中国面临的危机，思考着如何改革，如何变法！这个人就是39岁的袁世凯，当时正在用西洋最先进的理念训练着他的新建陆军！
袁世凯远比很多西学半吊子的所谓改革家更有资格去阐述改革，去实践改革。
在1897年的危机中，袁世凯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有种深彻灵魂的痛苦感。他也是强烈呼吁改革的人！
1897年12月末，袁世凯上书给素有“改革派”美誉的大佬翁同龢，说现在时局艰难，必须要变法！袁世凯认为变法不能全盘尽变，只能先挑重点的事情做，要搞好用人、练兵、理财三件大事。可是翁同龢却说袁世凯的主张空洞，真不知道什么叫实在？
朝中那些帝党大佬虽然也是知道要改革，知道要向洋人学习改革，但至于任用什么样的人来实践帝国的改革，他们都犯了糊涂！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位巧舌如簧、妙笔生花的广东佬康有为身上。嘴巴里能跑起火车的康有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四处贩卖着他那一点洋人初中课本里的知识，愣是让不少京都大佬都将他误读成了什么“改革专家”！我看简直就是“砖家”！
既然又有人捧臭脚，康某人自己自然也不会客气了！1897年底，康有为带着一堆半篡半诌的新书赶赴京城，新的发迹开始了！
康有为这度进京，自然就成了变法运动的智囊人物了。老康毕竟带来了一堆往日写的小册子，什么《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等。这些小册子的水准不过和今日的初高中课本差不多，但在当时确实是一般朝野人士闻所未闻的。据说光绪皇帝后来读了《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慈禧老太后读了也是颇为触动！
老康进了北京之后，一个很大的愿望还是要给光绪皇帝上书。不过，康某人的官职仅仅是个六品工部主事，还是个从来不去上班的挂名主事。按制度，康有为是没有资格给皇帝直接上书的，他要上书得通过本衙门，也就是工部的大官（侍郎以上的）代递的。可惜的是，这位康圣人早就是狂妄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早就和本部门的同志都闹翻了，谁还给他递啊？
康有为是有狗屎运的人！光绪皇帝早就听翁同龢在耳边捧过康有为，这时也想见见这个广东人。
皇帝亲自接见这小小的六品官，当然有点不妥当。所以，组织上先安排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约谈康有为。
1898年1月24日上午9点多，康有为应召来到了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五位大人唠嗑。虽然康有为说粤语，这些大人说官话，但似乎他们之间的沟通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康有为上演了一场舌战公卿的活剧。
五大臣约谈之后，康某人立即写了书面条陈，以备皇帝召见之用。
在这份书面条陈里，康有为的核心意见是要设立一个总揽变法工作的机构——“制度局”，这个机构要担负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和官制。
小皇帝要大干一场
1898年是农历的戊戌年，这一年注定会成为历史上意义深刻的一年。这一年的春天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
康圣人此刻独承天眷，终日忙着著书立说，以备圣览。在康有为心中，还有一件大事要做，就是要恢复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
强学会早在1896年就被解散了，但是，全国范围内的结社*风气，早已如燎原之火，一发不可收拾。十八行省，几乎各省都有些文人士子起来办什么“会”。比如湖南有“湘学会”，广东有“粤学会”，云南有“保滇会”，浙江有“保浙会”……这些地方性的社团，他们的组织者自然都没有老康和小梁师徒的名望高。
“亲帮亲，邻帮邻，关老爷疼的是蒲州人”，老康要再搞组织，自然还是得以广东佬自己的班底为基础了。老康、小梁就以广东的“粤学会”为基础，于1898年2月底在北京的“粤东会馆”创立了“保国会”。这个保国会虽然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规模和声势，但也还网罗了不少当世豪杰。
这个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声势吓人。
老康自然是这个保国会的大哥大了。可惜的是，这个老大的气量和做人的格局过于狭小。前些年，因为自己的狂妄和学术褊狭，将很多本可以成为盟友的人拒之门外，其中就包括不少手握重权的地方大吏。
少了这些开明而又有实力的地方大佬的支持，保国会就空有一帮意气的书生和躁动的狂徒了。纯书生又能做成什么事情呢？保国会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就怂恿浙江人孙灏出面攻击，诬为“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劾奏，谴责康有为“聚众不道”。老派守旧官员刚毅和荣禄又到慈禧身边扯了，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老女人耳根子软，一听这话就怒了。老女人又听说这保国会背后有皇帝撑腰，对这个娘家姨侄儿更是不满，太后和皇帝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
改革注定伴随着内耗进行！
就在这保国会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心做实事的袁世凯又进京了。1898年3月底，袁世凯再次进京谒见翁同龢，这次袁世凯和翁大人做了深度交谈，袁世凯向老翁再次痛陈必须变法的心迹，并且拿出了当时在社会上风行的“时局图”呈给翁大人看，就是中国这片海棠叶子被四周几个怪兽蚕食的那副图景。
不知道这次恳谈对老翁又有什么触动，或许他们的眼中只要满嘴豪言的康有为了，对这种务实的改革者已经不怎么感兴趣了。
当时大清国内心最苦的莫过于咱们的陛下光绪皇上了。这年轻人是慈禧亲妹妹和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同治皇帝死了之后，就被慈禧夺走，放在宫里养着。这位姨妈兼伯母从来就不是什么贤妻良母，对自己的亲儿子都能往死路上逼，何况一个过继的儿子呢？小光绪的童年是在压抑、恐惧中度过的，好在他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在身边老师，尤其是翁同龢老师的教育下，他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至少不能当亡国之君！
皇帝有心振作，要振作就得实际掌握权力！他的手中没有权力！太后拥有着真正的皇权！
小皇帝决定赤膊上阵，大干一场了！
1898年6月11日，农历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这封诏书是光绪皇帝决心改革的宣言书，帝国的大改革启动了！
年轻人都有偶像，光绪皇帝也不例外。他此时的偶像就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和俄国的彼得大帝，他也决心要做一个强势君主！
1898年6月16日，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地点是在颐和园仁寿殿，时间是早晨5点到7点。皇帝真勤政！
当时慈禧老女人名义上已经“归政”光绪皇帝了，所以就从大内搬家去了颐和园。国家要有大事，皇帝还是得来园子请示老太后的。在召见康有为的前两天，光绪皇帝就已经在颐和园住了两天。所以，老太后是同意皇帝召见康某人的！
光绪皇帝对老康的什么“今文经学”没什么兴趣，也没看过什么《孔子改制考》，什么《新学伪经考》的，陛下的兴趣在于实际如何变法！
陛下对康有为的期待很高，想让他日后掌管制度局，总揽变法的机构改革工作！光绪皇帝第一步先提升康某人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依据清朝制度，不设专职的官员或不专任的官员叫作“行走”。光绪帝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就是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临时到职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
不要看这个行走的官不大，才是个五品，但皇帝给了老康一个特权，叫“专折奏事”！这个权力可不小，老康一下子就成了天子近臣，成为举朝侧目的实权人物！
光绪皇帝的路子是任用新人、小臣，来架空老臣、旧人。这一招在历史上，很多皇帝都用过。光绪陛下利用传统武器来强化自己的权力，自然不会只提拔康某人一个了！所以，皇帝又提拔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位年轻人，他们被任命为“军机章京上行走”，赏了四品卿的头衔，具体工作呢，就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这种越级升官，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架空了，就连康有为也都靠边站了。这四位年轻人，似乎已经成为没有宰相头衔的宰相，老康都有点吃醋了，那满朝文武的酸劲可想而知了。
围园杀后（1）
地方督抚大都对康有为那一帮人很是反感，即便原先对康氏很是支持的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也被姓康的自己搞成了敌人。
地方督抚大都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马首是瞻，此时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是荣禄！荣中堂是清廷保守派的头头，他仗着资历老，太后又罩着，对光绪皇帝自然就不当回事了。荣中堂觉得皇帝就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孩，简直就在胡闹，其实荣禄的想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朝中的那些善于观风向的言官御史，还都经常去颐和园向太后打小报告，呼吁太后复出训政！
咱们的皇帝又是如何改革的呢？他只是坐在宫里往外扔诏书，有人说这时候光绪皇帝的诏令是“令如流水”，一共发布了180条新政诏令。效果如何呢？大都是白扯！
皇帝的诏令本身又大都是些操之过急的激进变革，要么就是一些正在进行的改革，皇帝的诏书就是说了一些废话！
太后这边对于皇帝的玩火行为，早就是洞若观火。此时，太后手下的第一股肱大臣是荣禄，荣中堂手上掌握着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这些部队都驻扎在北京附近，紫禁城就在荣禄的枪口下！
太后还是不放心，又下令新任职的二品以上大员要到颐和园谢恩，这就堵住了皇帝的用*。太后还任命自己的亲信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礼部尚书怀塔布统领圆明园驻军，刚毅统领京城旗兵健锐营。
这一系列的动作之后，太后已经控制了京城内外的所有武装力量！
这一年的8月份，北京城一直有个谣言在流传。有人说，太后要趁着10月份和皇帝一起去天津阅兵发动政变，废黜皇帝。这个谣言像幽灵一样在京城蔓延，一时间人心惶惶！
最恐惧的莫过于光绪皇帝本人！
1898年9月14日，戊戌年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
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
老康等人又是商量出了什么对策呢？
老康这一帮人其实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经验，但是满脑子却都是些戏剧里面的宫廷故事。老康想干嘛？他想搞政变，抢先搞掉慈禧！
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
在此之前，老康一班人就已经开始着手抓枪杆子了。他们是一帮书生，抓枪杆子也只能是凭着如簧巧舌去游说军方将领了。
老康把目光投向了袁世凯。袁世凯在军方人士之中，素有改革派的美誉，又有丰富的涉外经验，老康搞改革的活动之中，袁将军也赞助良多。最重要的是袁世凯是帝国最现代化军队新建陆军的统帅，争取他的支持，维新派简直如虎添翼！
9月12日，袁世凯接到皇帝召见的圣旨，9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皇帝详细询问了很多具体的军事问题，袁世凯都很专业地回答了。猛然地，皇帝问：“要是我把统兵大权都给你，你会矢志效忠于我吗？”袁世凯吓得要尿了，皇帝怎么突然这么问？作为臣子，谁会当面说不忠于皇帝，除非他想脑袋搬家啊！袁将军赶忙赌咒发誓说：“臣当竭力报答皇上的浩荡天恩，只要有一口气在，就矢志效忠陛下！”
围园杀后（2）
这次召见后，袁世凯就被擢升为侍郎，并被许以专折奏事权。
袁世凯升官了，但他似乎没有多少喜悦，反而恐惧涌上心头！朝中帝后两党势同水火，此时皇帝擢升袁某人，无异于逼他站队！
康有为一伙人此时欣喜若狂，他们以为抓住了袁世凯，就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老康不但不懂军事，甚至连基本的强弱对比都看不明白。即便袁世凯站过来了，那么荣禄手上还有董福祥、聂士成的人马，京城附近还有淮、练军队几十营，京城尚有数万八旗兵。新建陆军的装备就算再先进，人数不过七千多，难道能和数万敌军PK吗？老康想必是疯了！
当时的情势，两边任何一方的轻举妄动都会促使局势向崩溃加速度前进，对几乎没有实力的帝党和维新派来说更是如此！
天要其亡，必使其狂！老康此时非但不自量力地想轻举妄动，甚至想疯狂地轻举妄动！康圣人居然想出了一出“围园杀后”的馊主意！就是要包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
老康找到了湖南地方黑社会的一个首领，此人名叫毕永年，与谭嗣同、唐才常等改革少爷关系都不错。
9月15日，老康找到小毕，开门见山就说：
“阁下知道现在朝廷的局势很危急吗？慈禧老太后打算废掉甚至杀掉咱们这位英明的皇上，咱们该怎么办呢？我打算效仿唐朝张柬之废黜武则天的先例。只是，天子手无寸铁，事情难以成功。现在我恳求您能够协助我！我已经游说皇上擢升袁世凯，袁世凯到时候会站在咱们这边。到时候，我计划命袁世凯发兵进京包围颐和园，然后阁下您再率领数百壮士进园子抓住慈禧，将这老妖妇杀了！”
毕永年听了这话，很是惶恐，对皇家园林搞恐怖袭击，还有对元首搞斩首行动！毕永年是黑社会大哥，又不是海豹突击队队长，哪有那本事啊？
9月17日清晨，袁世凯进颐和园向老太后谢恩！光绪皇帝还想策动这位手握兵权的袁侍郎，于是再次召见了袁某人。皇帝是个年轻人，政治手腕很幼稚，竟然直接夸袁世凯练兵练得好，学堂办得好，还说以后袁侍郎可以和荣禄各办各事，这不明显地分化吗？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出，接见地点是颐和园，身边能没有太后的卧底吗？皇帝拉拢一个统兵将领，目的是什么，太后能不明白吗？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帝后关系，又加剧了几分凶险！
也在这9月17日，另一位官员也来到了颐和园，他的到来为日后政局的突变加了一针催化剂！此人名叫杨崇伊，江苏常熟人，是御史，当年强学会被取缔，他的弹劾起了作用。后来，这位杨御史又上疏参了帝党骨干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一本，结果文学士就被革逐回籍。
这位杨御史来之前，先是拜会了庆亲王奕劻。然后在奕劻的带领下，进了颐和园，给太后上了一封五百字左右的奏折。这是一封很重要的奏折，杨御史在奏折中痛斥康有为一伙人祸乱朝政，勾引着皇帝胡闹，更有甚者，还有消息风传康有为一伙人要对太后不利！杨御史代表天下臣民恳请太后复出训政，以挽救大清江山社稷！
太后早有动手之意，来了个御史言官代表民意的呼吁岂不是更有利！
可怜的光绪皇帝知道不怀好意的杨御史干了这档子事之后，更加知道自己处境不妙了，大改革的事业随时都会玩完！皇帝此时还想到了超能折腾的康圣人，于是下了一道谕旨，命康有为迅速去上海督办官报，不准磨叽耽误时间。这是让老康抓紧时间快跑！
老康这伙人看到这道上谕，都知道大事不妙，急成一锅粥了。一大堆男人，聚在老康的住所里痛哭流涕。大家聚在一起，想商量个解救光绪皇帝的计划。聚在这一起痛哭的，除了老康身边那些核心人物之外，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徐世昌！
徐世昌是什么人？袁世凯的结拜大哥、心腹，新建陆军的军师。维新派的核心人物秘密聚会，他怎么能参加呢？他来了，其实就等于袁世凯亲自来了。看来，袁世凯与维新派的密谋脱不了干系！
毕永年对袁世凯还是不信任，怀疑“袁不可用”，康有为却对他说，袁某人跟我关系很铁，挺靠得住的！康圣人还担心小毕信不过，于是拿出了一封袁世凯写给自己的信，信上有这样的话：“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说出这样的话，这分明是愿意执行极危险的任务。袁世凯写这样的信时，肯定不知道老康会有包围颐和园，搞掉太后那般疯狂的计划，但必定已知道康有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对抗守旧派，故而做出“赴汤滔火，亦所不辞”的承诺。最初怀疑“袁不可用”的毕永年，看了这封信，也说“袁可用矣’！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维新派核心人物，跪诵密诏，谋救光绪时，这是多么机密的大事，竟会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座，正因为袁世凯已做出十分肯定的承诺，维新派才会对他完全解除戒备。维新派与徐世昌跪诵密诏，商量救光绪时，自然会谈到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密谋，因为这是维新派既定的策划。
袁世凯告密？（1）
此时，袁世凯还没有 天津小站，正住在京城的法华寺。处于穷途末路的康有为，这个时候只能去求助曾经许下承诺的袁世凯了。
谁去呢？素来豪爽的谭少爷主动去了。9月18日夜，谭嗣同来到了袁世凯所居住的法华寺。
谭嗣同是血性汉子，豪侠任气，但决不是莽撞的冒失鬼。据毕永年说，谭嗣同不赞成围园劫后的举动。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为了挽救维新事业，执行光绪与康有为的命令，谭答应夜访袁世凯，冒险一试。如果袁世凯事前没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他未必肯如此冒失从事。
谭嗣同一见到袁世凯，就单刀直入，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袁世凯确实也是自己人。
谭嗣同说：“袁将军，如今皇上身处危境，皇位几乎有不保的危险，您知道吗？”
“嗯，世凯也听菊人兄说了，皇上真是苦啊！”袁世凯答道。
谭嗣同一看没什么隐瞒，进而又说：“康先生筹划了一条解救皇上的计划，不知道慰亭兄是否愿意相助？”
“袁某能有今天，这与皇上隆恩与康先生的奥援是分不开的，世凯早就说过：‘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袁将军此时是豪情万丈！
“慰亭兄果然是大丈夫！康先生计划命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与慰亭兄配合行动。先由慰亭兄杀掉荣禄，再率兵从小站进京，包围颐和园；而后毕永年与在下率一百壮士潜入颐和园，抓捕太后。如此大事可定矣！”谭嗣同将老康那疯狂的计划和盘托出。
袁世凯听到这个计划，大吃一惊，他没想到一介书生康有为竟然如此疯狂，这是袁世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抓太后，这不是大逆不道吗？
袁世凯没有赞成这个疯狂的计划，他提出另一套方案。他主张等皇帝到天津阅兵的时候，他派兵将皇帝保护起来，然后挟天子令诸侯，诛杀荣禄，清除旧党。这种方案，相对的风险小一点。
谭嗣同原先也不同意康有为那种失心疯一般的冒失计划，现在听袁世凯这么一说，自然也就觉得还是等阅兵动手合适。
两人仔细筹划了一番，袁世凯说要 天津布置一切，准备枪支弹药。谭嗣同满意地起身告辞了。
一直以来，有这样一个说法，说谭嗣同此次夜访之后不久，袁世凯就去荣禄那儿将维新派一帮人出卖了，荣禄再去北京报告了太后，于是就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
袁世凯是罪魁祸首！
事实真的如此吗？
绝对不是！袁世凯是被冤枉的！
荣禄是什么人？精明得要死的老官僚！他早有提防！
荣禄一直在窥测事态的发展，袁世凯被召进京，封为侍郎，荣禄很紧张，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故调动军队，把聂士成军调到天津，把董福祥军调到长辛店，以防不测。并写信给袁世凯，催他赶快离京返津。
荣禄早就不信任袁世凯了，他是安排聂士成和董福祥牵制袁世凯，并且控制北京城。
再看看太后在干什么，杨崇伊的那道奏折很起作用，太后觉得是时候动手了！19日这一天，太后坐着船，从颐和园 了大内，她准备收拾这个不懂事的侄子了！
光绪皇帝还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20日，光绪皇帝最后一次召见了袁世凯，说了些殷切期望的话。召见出来之后，袁世凯回到寓所，又是大哭一场。
当天下午，袁世凯 了天津，荣禄此时也召他去了直隶总督衙门。袁世凯和荣中堂算是熟人，荣禄也曾经是袁世凯仕途路上的一个贵人。此时，这二人已是两个阵营的人，袁世凯要杀荣禄！荣禄也不是没有防备，袁世凯幕僚张一麐在他的笔记《心太平室集》中曾经这样记载，说袁世凯到了总督衙门门口的时候，竟然看到“卫兵夹道罗列”。卫兵都准备好了，看来荣禄真的不信任袁世凯了，他也害怕重演曹操刺董卓的故事。
袁世凯告密？（2）
袁世凯看到这一幕，当然也是怕得很！进了总督衙门的会客厅，老袁又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大概50多岁，袁世凯也认识，此人正是御史杨崇伊！
他来干什么？袁世凯心中忐忑不安。
荣禄开门见山，说：“慰亭啊，这位御史杨大人是奉了太后的懿旨来天津的，康有为那帮人妖言惑众，扰乱朝纲，太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是该收拾他们了，太后打算将康有为、康广仁兄弟俩抓起来。”
“糟了，难道是我们要政变的密谋被太后知道了？”袁世凯不知道北京朝廷里杨崇伊干的那些事儿，他以为围园劫后的密谋败露了。
袁世凯此时惊慌失措，他怕自己这项上人头要被别人拿去。不过，此时袁世凯还算沉住了气，没有多说什么，报告了点儿公务，就离开了总督衙门。
荣禄没有让袁世凯 小站兵营，还是让他留在天津城住下了。这个时候，荣禄不能让袁世凯有机会接触军队！
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太后发动政变，宣布复出训政！太后回来了，皇上呢？太后给皇上安排了新的去处，皇帝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从此失去了自由。在太后看来，皇上之所以如此不听话，就因为有康有为在挑唆。同时，太后还下旨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
此时，太后要通缉的人仅仅是康有为兄弟俩！维新派其他人，太后是不想动的！太后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反对疯狂！
天津这头，很快知道北京政变的消息。此时，最害怕的人当然是袁世凯！他害怕清算到他头上，害怕人头不保！
就是在这9月21日下午，袁世凯再次来到直隶总督衙门，求见荣禄。一见到荣堂，袁世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哭不止，连连对荣禄说：“中堂饶命，中堂饶命！”
荣禄被他这一跪吓了一跳，说：“慰亭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说话！”
袁世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中堂，我有罪啊！康有为让我杀了您，还让我带兵去围颐和园！”
“什么？康有为竟然如此丧心病狂！慰亭，你如实招来！”
袁世凯马上又跪了下来，一五一十地把康有为那疯狂的政变计划和盘托出。
荣禄听了之后，长叹一声：“我尽忠侍奉皇上，没想到小人竟要置我于死地！我若有罪，自然可交刑部议处，然后拉到菜市口砍头。哪能用如此办法诛杀大臣？皇上真是糊涂啊！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居然还要对太后不利，这岂不是要陷皇上于不忠不孝？”
袁世凯还是大哭不止，求荣中堂为他做主！
荣禄又叹了一口气，说道：“慰亭啊，你是个人才，我不忍心让国家失去栋梁啊！”
荣禄这么说，看来他会为袁世凯说话的，袁某人心里的一块石头放心了！
情况紧急，荣禄觉得必须尽快将这个情况报告太后。
第二天，荣禄坐专车进京，准备将此事向太后禀告。
临行前，袁世凯来到车站送行，袁世凯对荣禄说：“现在皇上身处危境，中堂大人务必保全皇上，倘若皇上有什么不测，世凯也不想活了！”袁世凯此时还是想着保全光绪皇帝。荣禄也不想对皇帝怎么样，忠君伦理在他的脑子里还是根深蒂固，他回答道：“我肯定拼死保全皇上，不过其他那些牵涉其中的臣子就肯定得掉脑袋了，太后不会放过他们的！”“那只好如此了，中堂保重！”袁世凯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
这就是所谓的袁世凯告密！
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的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他大可以在北京就直接向庆亲王奕劻这些守旧大佬们告密，不用跑去天津找荣禄，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世凯跪地求荣禄做主。
因此，不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而是戊戌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
太后震怒了！
荣禄将康有为一伙那个失去理性的计划告诉太后之后，太后震怒了！她万万没想到这些人竟然敢图谋对她下手！她是谁？帝国至高无上的女主慈禧皇太后！
太后震怒了，后果很严重。9月23日，朝廷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上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撤职抓捕，这仅仅是第一步！
竟然想对太后下手，这是罪不容诛的谋逆大罪！
康圣人是计划的始作俑者，此时竟像练成了凌波微步，在太后训政复出的前一天就逃出了京城。
亚圣梁启超则躲进了日本使馆，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逃往日本。
谭嗣同是个血性汉子，他正在与江湖侠客大刀王五谋划入宫营救光绪皇帝，不过失败了。日本人也劝他东走日本避难，他拒绝了，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豪情万丈，义感天地！谭嗣同真是大丈夫！
1898年9月28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六人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刑场。这六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六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