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州机器制茶，
①《湖广总督张饬商务局申劝茶商购机制茶札》，载《农学报》，卷七十八。
②《茶务会谈》，载《农学报》，卷八。
③《萧主政补救丝茶折》，此据《农学报》卷四十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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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见于１８９７年上海各报。
《农学报》引上海英文报称：“中国招商普济船，前日进吴淞口，带有温州红茶样，系用泰西机器制成者。”
①过去温州红茶，西人不甚欢迎，“而裕成茶栈购机器焙制”
后，“独得善价”
②。对这段报道，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三点：购机试制的，是中国人开的“裕成茶栈”
；采用的机器，也和汉口一样，只是烘干机；制作的茶叶是红茶。
皖南购买的，据萧文昭奏折中所说，是“碾压机器”
，是两江总督刘坤一“饬皖南茶局，向公信洋行购置四具”。
所谓“碾压机”
，可能即指揉捻机。
这一点，在光绪三十一年的《霍山县志》也提到：“近徽郡仿外洋以机器烘焙，制精工省，颇获其利。本色绅商如能集股设公司，精其制造，则……诸弊自除矣。”
③很明显，这两条资料不是指同一桩事，说明其时祁门或屯溪机器制茶试验的单位，可能也不只一处。
其实，我国最早使用机器的，还不是汉口、温州和皖南，而是福州。
１８９７年４月的《农学报》上载：“福州近用机器制茶，颇为西人所赏，已登各报。”
④这里所说的“近用机器制茶”
，没指明年分，但在１８９８年１月《农学报》刊载的一篇译文中，指明了是１８９６年。
１８９７年，英印《热地农学报》，发表了一篇访问从福州回去的一位叫非尔哈士特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国“机器造茶”
，“乃去年１８９６忽露机倪，即从福州起点”。福州
①《机器制茶》，《农学报》，卷二。
②《鄂茶亏本》编者按，《农学报》，卷四。
③光绪三十一年《霍山县志》，物产，按语。
④《机器制茶》，载《农学报》，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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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６年忽露的机制茶叶的情况怎样呢？
“去年送入英国者，数不甚多，约在一千五六百包左右。
其中除去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而新鲜制法，驾乎甚上，为数正多，是皆去年初行学习，而又倚托于头春收积者。“
①这里的“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
、“新鲜制法”
和“去年初行学习”
，具体又何所指呢？
“从前做成的古董笨货”
，指１８９６年福建茶商从印度学习回来前用机器试制的茶叶。
“初行学习”
，是指派人去“印度学习”
；“新鲜制法”
，是指学习归来以后的制法。
按照这一理解，那么，在１８９６年输英茶叶中，除闽商从印度学习归来采造的“头春”
茶外，其“从前做成之古董笨货”
，很可能就是指１８９５年未去印度学习前自己用机器试制的茶叶了。如是这样，福州购机制茶，应是在１８９５年以前的事情。
另外前面所讲的汉口、温州、皖南的茶机，大都只用烘干机，１８９６年非尔哈士特在福州看到的情况就不同，单一个茶厂，就有“捲叶（揉捻）
之机五，焙叶（烘干）
之机三“
，以及“统（通）
用蒸汽鼓（发动机）
一具“
②。１８９７年，英人《天天报》对福州制茶公司的设备介绍又说：“已购有维尼登焙机一具，新制捲叶三具，筛机一具，水力大轮一具（径１２尺，边阔２尺）
，又康邦汽机一具，约十匹马力；又台惟生茶机一具，黑人扇二具，台惟生割刀一具，晒叶盘连架四千四百付。“
③由上面设备数量和齐全的情况来看，也反映福州在机器制茶方面，其筹备和
①《英人查探闽茶问答》，载《农学报》，卷四十八。
②《英人查探闽茶问答》，载《农学报》，卷四十八。
③《英人查探闽茶问答》，载《农学报》，卷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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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间，也当在１８９５年以前。
台湾也是我国较早开始试用机器制茶的省区之一。
不过，由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是其刚被日本强占，台湾各族人民抗日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所以，其迟至“１９０２年起”
，才“应用揉捻机、烘干机、筛分机、风力选别机等初、精机器进行红茶”
及乌龙茶、包种茶的生产①。不过，台湾开始应用机器制茶的时间虽然较福州、汉口等地为迟，但由于日本如三菱等一些大公司投资来和我国、印度等争利，所以在大陆各地试验渐渐夭折和自行消失以后，台湾不仅在民国初年，甚至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机器制茶不仅一直延续不衰，甚至在有些地方还超过了英印和锡兰。
（四）
清末民初茶叶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
这一时期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的普及推广，主要集中在印发科技报刊、开办讲习班和参加茶博览这样三个方面。
前面说过，近代茶叶科技，是上一世纪中期以后才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直到上世纪末，近代茶叶专著，还只有英国１８７２年出版的ＥｄｗａｒｄＭｏｎｅｙ《茶叶栽培和制造》，１８９８年ＧｅｏｒｇｅＷａｔｔ的《茶树病虫害》等不多几部书。
所以，清末民初我国近代茶叶科技知识，也不是通过书籍，主要是通过《农学报》等一类报刊的译文和专文来传播的。
和《农学报》差不多时间创办的类似报纸，还有１８９６年上
①《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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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时务报》，１８９７年上海的《译书公会报》及湖南《湘报》等。
这些报刊，由于用较多的篇幅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宣传泰西科学技术和介绍日本维新经验，所以在深受当时士人欢迎的同时，也颇为各级地方官吏的重视。
如鄂督张之洞和湖南、江宁、贵州、浙江、杭州等府衙，都专门下发文件，“饬各属购买或订阅”
上述报纸，“分发各署衙和各书院”
供传看。除浙江等少数地方是由各单位和各书院自费集中订阅外，一般都是用“官银”
购买送发。
而且有些“札”
文中明确提出，一报要大家轮流“阅遍”。
“劝令广阅”
的目的，即在于“择其可效法者，随时教民行之”
，以储人才，以裨补地方。对各级官吏来说，阅读后是要他们认真推广；对于优处乡闾或在书院的学子，是广其见闻，在他们现实或以后的生活中，“随时劝导农民，俾裕利源而维邦本”。一句话，当时“中国农人，病不识字”
，实现传统农业包括传统茶叶技术的近代发展，就正需要也只能通过上述这些对象来“教民以自牧”
①。
我国近代茶叶教育，较１８９７年杭州养蚕学堂（后改蚕学馆）
，甚至后来成立的湖北农务学堂等等，都要迟一些。
这究其原因，可能与戊戍变法的失败有一定联系。早在１８９８年的９月，光绪载湉就批准刑部主事萧文昭奏请的办学意见，“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
②。但不数日，载湉被慈禧幽禁瀛台，关于“迅速设立茶务学堂”
之事，如果光绪未作御批，可能还会迅速些，变法失败以
①杭州府《饰各属购阅农学报并分给各书院札》，《农学报》，卷五。
②《光绪朝东华录》，（４）
，４１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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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们想办法也要缓一步了。所以，直到１９０４年在张百熙、张之洞等“重订学堂章程”
的奏折中，又再一次的提出在产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
①之事；大致在此之前，还没有地方开办这样的学校。不过，茶务学堂开办虽迟，茶务课程还是开设较早的。如１８９９年湖北创办的农务学堂，招生告示中公布的课程，为“方言、算学、电化、种植、畜牧、茶务、蚕茶”
②共７门。
前３门，类似现在所说的基础课；后面农学、畜牧、茶业、蚕桑，实际即全部专业课。我国历来农牧并提、农桑并重，这里把茶叶提到和农、牧、蚕桑相并的地位，也足见其时社会上对茶业的重视。这也是我国茶业设课授学的最早记载。
从我们查阅的资料情况说，我国茶业开班办学，是以四川为最早。光绪三十二年，四川发布过这样一则消息，决定于次年（１９０７）
，开办“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
这所讲习所有没有开办？
可惜我们没找到进一步的报道，但从民国《双流县志》这样一条资料中：“本县有牧山第一茶业社一所，系前通省茶务讲习所毕业生骆德纯所组织，集资一千八百余金，佃商瞿祭地八十余亩，推广种植。
现在成树者二千数百余株，其所制茶叶，色泽香味亦不亚于各地售者。“
③这反映这所四川全省的讲习所，不但开办，而且其毕业的学生，在民国初年，在各地“推广种植”
等茶务工作上，便已做出了相当的成绩。这我们在宣统三年《峨眉县志》中也可找到这样旁证：“峨邑辟居偏隅，工艺
①唐启宇：《四十年来之中国农业教育》，载《农业周刊》２卷６期。
②《农务学堂招考农学示》，见《农业教育大事记》。
③民国１０年《双流县志》，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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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难发达，惟桑茶向系特产，自宣统元年开办蚕桑茶业传习所以来，……蓄茶焙制等法，亦月异而岁不同。“
①就一般而言，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要是省里讲习所未办起来，县里可能是不会先办的。
这一点，吴觉农先生忆称，在四川之前，１９０９年湖北羊楼洞茶场就附设过讲习所。
至于“四川通商（省）
茶务讲习所“
，他说是成立于“宣统年间”
，“所址初设灌县，后迁成都”
②，这除成立时间可能有出入外，内容当是可靠的。
清末很可能就只有四川及峨眉和羊楼洞等少数地方办过茶务讲习所。因为在宣统二年十二月农工商部在呈朝廷的奏折中，还在请示“沿江沿海各省渔业公司设立水产学堂，并就产茶各省设立茶务讲习所”
③等事；在这份奏折之后不几月，就改元民国了。此奏折之后不几天，宣统三年元月十一日，两江总督呈递“设茶务讲习所”
的奏折，而且其所提还特别具体。
指出皖、赣等省茶叶向运宁、沪出洋销售。
“宁垣为南洋适中之地，拟设茶务讲习所，专收茶商子弟及与茶务有关系的地方学生。……开办及常年经费，均由皖南茶税局拨支，学生毕业以农工商部之艺师、艺士筹职分别委用。”
④这里经费、生源和毕业后分配待遇都讲得很清楚，筹备工作如此充分，其开办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办出来也当是民国以后的事情了。
民国初年除在南京办的“茶业讲习所”
外，吴觉农还提到：
①宣统三年《峨眉县志》，物产按语。
②中国茶叶学会编：《吴觉农选集》，１９８７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③《东方杂志》，１９０７年１期。
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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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５年湖南设立茶业讲习所，初在长沙，嗣移安化”
①，以及云南“茶务讲习所”
等内容。关于这二点，有其事，但可能在成立的时间和所名上记忆有误。
据民国１３年《昆明市志》载：“前实业厅创办茶业实习所于大西门外，所有采揉焙制，一用新法，制出之茶，约十余种，色味但较普洱、景谷所产为佳。……
日前该所之长曾勘得市外大麻苴地方有荒地一块，广约百余亩，……堪以植茶，已呈准开办为模范茶圃，一以供该所学生实习之便，兼以提倡本地植茶事业。“
②云南在民元以后一直到抗战期间，其茶业的发展是极其明显的，这一点，与１９２０年前后云南茶业实习所为全省培养出来的学生所提供的技术条件，是不无作用的。
参加和组织博览，是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日本也是在明治维新时才认识和重视这一工作的。
我国最早介绍博览会情况的，是光绪庚子（１９００年）
，罗振玉翻译日本“新农报”
《记巴黎世界大博览会农展馆》这篇文章。
在这个展馆中，日本馆的面积仅宽四丈二尺，长六丈六尺多；“场所既狭，出品亦少”
，但“日本茶、台湾茶、酱油”
三样展品，却受到参观者的特别“嘉许”。
台湾其时新为日本所占，这可能也是我国茶叶首次参加世界博览会的记录。罗振玉在《农学报》上亲自编发这篇文章，当然不是为介绍上面日本参展的情况，而是为了借此宣传他的这段按语。
“玉按：博览会之益，可
①吴觉农：《中国茶叶研究改进史》，载《吴觉农选集》，１９８７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②民国１３年《昆明市志》，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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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实业家之进步，可推广国家之商务，可增长交换国民之意识，盖一举而数善备焉。中国风气未开，而地大物博，若加讲求，……鼓励甚捷。“
①
罗振玉的这几句按语，还是有作用的，１９０４年，美国圣鲁易举办博览会，清朝不仅准商民参加，而且还派了官员带队。
与会期间，美国有的华侨上书，要求在北京也召开这样的博览会。
指出：“日本仅吾一省之地，而开博览会，况我中国乎？！”
②
这意见虽然没有立即被采纳，但清朝和北洋军阀时期，我国在江宁和北京，还是先后和分别召开了这样的博览会。下面，我们将方志中各地有关参赛获奖的资料，稍作汇述：民国１０年《宿松县志》载：“松产之茶，品质纯厚，气味香美，其尤佳者，则为罗汉荡之云雾茶，清宣统时江宁赛会，近年美洲赛会、巴拿马赛会，松茶亦荷褒奖。”
③
民国３７年，《广德县志稿》：“民国四年，美国巴拿马赛会，……以广德茶之与赛，得金牌大奖。现尚有得奖证明书之照片。”
④
民国１４年《丹徒县志》：“碧螺春茶，见南洋劝业会审查给奖册，……宣统二年列入劝业会获奖金牌。”
⑤
民国１９年《寿昌县志》：特产“以十都之绿茶及十二都里
①《农学报》，卷一二六，文篇。
②《农学报》，卷二七五，文篇。
③民国１０年《宿松县志》，农业。
④民国３７年《广德县志稿》，货之六，茶叶按语。
⑤民国１４年《丹徒县志》，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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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坑之红茶为最，曾得北京展览会及巴拿马赛会特奖头等金牌。“
①
民国２２年《景宁县志》：茶以“惠明寺及澄头村出产尤佳，民国四年得美利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证书及金质褒章。”
②
民国１４年《都匀县志》也载：“民国四年，巴拿马赛会曾得优奖。”
③
建瓯茶业研究会参加南洋劝业会和巴拿马赛会的资料，在前面《振兴茶业组织》部分已经提及；类似的记载还有，这里不再多作引录。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民元前后，我国虽然召开和参加这类博览会还不多，但这种活动，不只部分地把我国茶的生产、贸易，带进了近代机制，而且在科学技术上推动了交流，宣传了良种良法，对我国茶叶生产特别是制茶科技，起到了明显的促进和推广作用。
如碧螺春，它的发源和传统产地是吴县洞庭东山和西山，但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上，获得金奖的竟是镇江；再如安徽宿松、广德，浙江的新昌、寿昌和景宁等县，原来制茶都不精，通过参展，技术上较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①民国１９年《寿昌县志》，物产。
②民国２２年《景宁县志》，物产。
③民国１４年《都匀县志》，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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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前后我国茶叶科技的艰难发展
这里所说的“抗战前后”
，具体指１９２０—１９４９这３０年。
这段时间和清末民初一样，依然是一个多事之秋。
北伐战争刚胜利不久，日本分割和侵略我国的战火又起；八年抗战才一结束，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又再打响。所以，这一时期我国政府的精力，除了打仗还是打仗，要说这时茶业和茶叶科技也有所发展的话，那亦不是政府而主要就是茶界同人首先是茶叶科技工作者发奋努力的结果。
我国近代的这后３０年，如果就茶业和茶叶科技的发展再细分一下的话，那么大抵还可划分为北伐战争前（１９２０—１９２８）
、抗日战争前（１９２９—１９３７）
、抗战时期（１９３８—１９４５）
和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这样四个阶段。
下面，我们顺序将这几个阶段茶业和茶叶科技的改革、发展，略作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