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京不久，蒋委员长发表我为副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是总长(以后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我奉命以副参谋长兼任部长职)。
中央为全面抗战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会议，冯玉祥、阎锡山、刘湘都参加，刘湘在会议席上表示决心抗日，愿出兵五百万。有人说冯、阎、刘肯参加会议与我入京有关，我想未必然，因为抗日已是全国一致之要求。
第十三章 飞南京参与制定抗战计划
一、制定抗战之计划
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六日，日本军阀按照侵华预定计划将驻屯平津之河边旅团，集中于北平近郊之丰台。七月七日晚日军在宛平县芦沟桥演习，借口搜索失踪之士兵，袭击宛平县城，我方驻军宋哲元之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之吉星文团，以守土有责，奋起抵抗，遂发生了芦沟桥事变。这次事变乃日方按计划而行，并非偶然。何以言之?因为当时日军无论在外交或舆论方面都直接或间接表示要扩大塘沽协定之范围，扩大冀东殷汝耕之伪组织，撤退驻防北平附近之第二十九军。日方此类要求或见诸报章，或出诸广播，其目的不外乎在鼓舞其国内之野心人士。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蒋委员长在庐山向中外发表严正之表示，其要旨如下：“中华民族乃一爱好和平之民族，国民政府之外交政策本此精神，对内要求自存，对外要求共存，因而切望中日两国间之纠纷与问题能纳入外交正轨，得以和平解决”。蒋委员长分析过去我国所以一再对日本忍让之态度说；“……我国赢弱，国人对自己之国力、地位，要有明确之认识，对自己主力量要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必须先求和平，过去数年对日外交所以要委屈忍痛，原本此道理”。蒋委员长并提出二十四年时国民党五全大会中所表示之对外政策——“和平未至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为对日基本国策。所谓最后关头，乃指全民为求国家民族之生存而牺牲生命财产之时，绝无中途妥协之理。妥协即是灭亡，为求最后胜利，全民务必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委员长这种真诚之呼吁，卓越之见解，旨在提醒日本军阀之觉悟。无奈日军阀迷信于武力，仍按原定计划，进行武力侵华之政策。自二十六年七月上旬至八月上旬，一月之间日本除驻天津附近之河边旅团外，陆续调陆军入华北，计有：驻屯东北之关东军骑兵，自国内调来之第五师团，二十二师团之第二旅团，酒井旅团(独立旅)及伪满军约共十万人以上。
“七?七”事变后，日军分三路进攻北平，宋哲元(时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因军队驻地分散，虽在丰台附近抵抗，但形势不利，遂于八月四日放弃北平，但天津之保安队也曾予日军重大创防。自此之后，日军在各地挑衅，二十六年八月九日日军武装部队侵入上海虹桥机场，冲入警戒线滋生事端，我方驻军不得不加以干涉。日方以此为借口，集中军舰派陆战队登陆上海，要求撤退驻沪之保安队，经我方严词拒绝，八月十三日，日方集合驻沪之陆军、海军陆战队约一万人进袭上海保安队，遂发生了震惊中外之凇沪战事，而中日全面战争亦因此掀开了序幕。
禧于二十六年八月二日奉委员长蒋公电召，于八月四日飞抵南京，对抗日战争我方之作战计划奉命参与。大本营之对日军作战指导原则，即为以后各战区所根据之作战要领，筒述如下：
对日战争之指导：日本之侵华政策订自于明朝，历代相沿，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后更为积极。中央有感于中日战争终不可免，为未雨绸缪计，亟力备战。
第一，战争指导方针。我们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争取民族自由、生存，建立三民主义富强康乐之国家为目的。对日之凌辱一再忍让，原望争取时间，俾积极建设国防，充实军备，增进国力。待和平绝望之时，举全国力量对敌进行持久消耗战，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奋斗到底，以求最后胜利。
第二，备战时期之指导大纲，对日战事必须有充分之准备而行之。对日之挑衅，一本委员长之指示“和平未至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作基本国策，委曲求全，所求者为宕延战争爆发之时间，以便于备战时期增进国力，充实军备，整编国军，充实国防，整理交通通讯，开发资源，发展军需工业，实行征兵制度，普及国民军训，策定整军五年计划(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完成)。
第三，军事。整顿军事教育，举办庐山训练，提高军队素质与军队技能，促进精诚团结，增进国军战力。备战末：艺成以前，对敌之挑衅，务求限于地方性，以免爆发全面战事。
第四，政治。全力贯彻攘外必先安内之主张，先肃清国内之动乱，绥靖地方，安抚边疆，使内部安定然后方可一致攘外。
第五，外交。向世界各国揭发日本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之阴谋。提醒英美之警觉，使全世界皆知日本是破坏集体安全之祸首，期借此获得国际对我之同情与支援。
第六，财政。稳定金融以利我战事之进行，宣布法币政策，对战时所需要之财力，物力，粮食、日用品，以及军需等物品，谋求自给自足。
二、对日战争时期之指导大纲
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运用全国之人力、物力与敌人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纵令情况艰险也不中途妥协。指导大纲因时机之不同而分有三个时期：
1．第一期(消耗战)。敌人以优越之装备，期于短时间内消灭我野战军，进攻我军之重要地点，迫我作城下之盟，达成速战速决之目的。我洞悉敌人之阴谋，此时期内之战略指导：以空间换取时间，为保持实力避免与敌人决战，除部分兵力重叠配备于平汉、津浦、平绥各线，牵制敌人，消耗敌军实力外，主力分布于长江流域，诱敌人山岳地带，使其优越之装备不能发挥效力，以奠定我长期抗战之基础。
2．第二期(持久战)。武汉会战之后，我方主力退守于西南山岳地带，扩大战场。敌人因兵力不足以分配于偌大中国之战场，乃准备战争长期化，变更速战速决之战略为以战养战，因而由攻势转为守势。我方鉴于敌人战略改变，亦改战略指导大纲为积小胜为大胜。一面在前线发动有限攻势，与在敌后发动广泛之游击战，消耗敌人之实力，并加强沦陷区主管制，尽全力阻止资助敌人之物资输入，迫使敌人困守点、线，破坏其以战养战之策略。民国三十年底，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与盟军并肩作战，战略指导由持久抵抗转为攻势防御，我军在大陆牵制敌人兵力约一百二十万，同时派遣远征军赴缅甸与英美共同作战，打通中印公路争取外援，获得新式装备，支援太平洋盟军之海上攻势。当时国内之战事进展：光复广西之桂(林)柳(州)，肃清桂省之敌人，转而进攻雷州半岛，进出广州，收复广东以作为反攻之基地。
3．第三期(反攻时期)。国军战斗力充实后，决定以全力配合盟军作战，发动大规模之攻势，消灭当前之敌人，收复已失主土地。正当我军肃清桂省敌人，拟向广东进攻之际，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二枚原子弹，日皇召开御前会议，以为无法抵抗此种科学利器，遂决定无条件投降，我向广东进攻之计划因而中止。不久，日在华之军队分别投降，我全面抗战，经过八年之艰苦奋斗终获得最后胜利。
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知日本侵华乃不可避免之事，于二十一年拟定第一期国防计划，准备至二十七年止，整编六十个调整师。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发生，紧随着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我方未及完成该计划，中日战争便全面爆发。(按：该计划原定自二十三年开始征兵，二十五年起至二十七年止，每年整编二十个师)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固然依赖蒋委员长英明之领导，与全国军民之同心协力，然而止一国防计划，使战前有所准备，于最后胜利不可谓之无关。二十三年以前，国军装备不一，枪支配备或多或少，武器种类繁多；战术思想，战斗动作极不一致，或学德、日，或效英、美，而纷杂不一。编制有一军由二师编成者，有三师编成者；或一师有二旅者，或三团者不等。再加以地方色彩，个人主义弥漫于军队之中。中央见兵多而不能作战，将多而不能听命，为应付日本侵华之骤变，在二十三年开始整编军队，所以选择在二十三年者，因为自这一年起至抗战军兴，是国家安全而统一的时期。整军的步骤可以分为下列数点：
(一)国军之整备。统一编制，各军、师、旅、团中之编制务必一致。
1，充实装备。在此之前，国军之装备甚为复杂，本国所制之枪械有汉阳、上海、太原、沈阳、洛阳、巩县等兵工厂之出品，与各省土制的枪枝及日制之林田式。经此次整军，各部队使用之枪枝多能配合，并有一定之制式。
2．精兵主义。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过去番号虽多，但是兵源不足，结果一师人缺额有一千或二千者不等。实行精兵主义，充实小单位，预定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装备六十个调整师为基础，另建立特种部队，尤其机械化部队等。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六十个调整师虽尚未完成，然而规模已具，此外尚有骑兵十师、轻炮兵三十团、重炮五团、高射炮七团、战车二团，装甲汽车二团、工兵三团、化学兵五团、通讯兵五团、交通兵四团、铁道兵一团、铁甲车五个大队等。
(二)实行征兵制度。征兵制度为现代国家国防所必须，也是促进全国皆兵之优良制度。中国古代所谓文武合一，兵民不分，孔子以六艺教学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的射、御，便是对学生讲求军事训练。征兵制度之优点乃在于平时国家无须负担巨额之军备，战时全国皆是兵源。现代之科学战争，因为武器厉害，兵不只要多，还更要精，如果要达成这项目的，便只有实行征兵制度。我国至宋代，因宋太祖重文轻武，中央集权，内重外轻，杯酒释兵权解除了边疆将领的权力，而且废除了征兵制度，以致金兵入侵，不能抵抗。可见征兵制对国防之重要性。
北伐完成以后，中央见募兵制度所召集之兵员良莠不齐，不能适应现代战争之需要，遂于二十二年公布兵役法(广西于二十三年便遵照兵役法实施征兵制度)，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开始征调。预定自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五年当中，全国设置调整师师管区六十个，各配一调整师。
(三)建筑国防工事。于全国重要战略要点建筑国防工事，加强力量，中央组织国防工事建筑委员会，指导在沿海建立要点与要塞。
(四)江防要塞。整理南京、镇江、江阴、福州、厦门、虎门等江防要塞，设置炮位，重修要塞之建筑物。
(五)实行国民军训
1 壮丁训练。派军官至各县召集壮丁，以备兵源补充，因为征兵制度实施不久，尚不敷实际之需要。
2．学校军训。征兵制度实施后，军队编制扩大，各军官学校毕业生派充军队之基层干部，不敷应用，乃实施学校军训，以补军事学校训练之不足。
(六)军需工业。扩充兵工厂之设备。当时国内之兵工厂能大量制造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山野炮、一千公斤以内之炸弹，各种信管与化学防毒面具等。
(七)经济动员准备。详细凋查工、农、矿各业之状况，以制定战争时期发展经济之计划。
(八)交通、通讯之整建。建立东南、西南、西北各省之交通线与通讯网，与各省之长途电话线，以利作战时之指挥。计划中所以不包括华北者，因为该地已为日方势力所控制。
(九)防空建设。成立防空学校，训练防空人才，购置高射炮，照明器材，当的防空学校校长为黄镇球将军，黄将军曾留学德国，专攻防空。抗战时期，他评述全国之防空设备，以广西为最优。因为第一，广西各乡镇间设有通讯网，传达消息方便，各乡镇长受过军事训练，富有防空常识；第二，空、地联络良好；第三，我购置德制七五口径之高射炮。当时，全国划分九个防空区，组织防空情报网，至二十六年春各区情报网可以相互衔接。
第十四章 第一期作战
一、中日两国兵力之比较
(一)日本战时之兵力
日本之现役兵有三十八万人，预备役兵有七十三万八千人，后备役兵有八十七万九千人，第一补充兵役有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人，第二补充兵役有九十万五千人，各种兵役共计四百四十八万零一千人。战斗兵属于现役、预备役，后备役者共计约有一百九十九万七千人，此外皆是后勤兵役与补充兵役。日本陆军有十七个师团，海军有各种舰艇一百九十万吨，空军共有飞机二千七百架，其中属于陆军者有一千四百八十架，属于海军者有一千二百二十架，预备机与补充机，皆包含于此数目中。
(二)中国战时之兵力
1．陆军。我国现役兵共有一百八十万。我国于二十五年方实施征兵制度，故兵力远不如日本。我国除一百八十万现役兵之外，预备兵役、后备兵役一无所有。二十五年为应付时局训练壮丁得五千人，待中日战争爆发，乃准备训练一百万壮丁，因准备未周，不能普及，未能达到目标。至于学校军训，至二十五年底止，高中与同等学校学生合格为预备军士者约有一万七千九百五十四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合格为预备军官者仅八百八十人，当时我国兵力，陆军部队计步兵一百八十二师、四十六独立旅，骑兵九师、六独立旅，炮兵四旅及二十独立团，工兵三团，化学兵五团，防空兵及高射炮兵七团，通讯兵三团，交通兵四团，铁道兵一团，保护铁道之铁甲车五大队。我国因版图辽阔，战时预定使用于第一线之兵力约有步兵八十师，九个独立旅，九骑兵师，炮兵二旅与十六个独立团，工兵、通讯兵及特殊部队亦配合使用。所余之一百多师兵力尚需驻防各地，维护治安，担任镇守之职责。日本为战时体制，乃征兵制之国家，备战工作甚为完善。我方仅有一百八十二个师，既无预备役，又无补充役，若战时部队有所伤亡，补充困难，如淞沪之役，士兵伤亡之数字高达全体会战之兵力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因备战仓促，故部队皆不足言补充，这是抗战期中我不如敌人之处。由此可见，非征兵国家从事国防战争，困难极多。我国当时为了保卫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尊严，不得不奋起抗敌，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若以准备工作而言则差之远矣。我国自二十五年起开始征兵，但不普及，何况所征兵源未及训练，便开赴前线，我在前线常看见未经训练而开赴战场之士兵，无论就作战技术或作战精神皆不能称之为战斗员，仅是备员而已。所以，抗日战争，我国依凭民心士气，与敌作战八年，实完全出乎日人意料之外。
2．海军。我国海军有第一、二、三舰队，巡防舰队，练习舰队，测量队，直辖舰队等约五万九千吨，无论吨位、速度、火力、装甲均不如敌人。
3．空军。我国空军有轰炸机三大队，驱逐机三大队，侦察机二大队，攻击机一大队，直辖机四中队，合计三百一十四架，与日本二千七百架之数目简直不能比较。我国不能自制飞机，全赖向外购买，所以种类复杂。空军作战因速战速决，伤亡率大，不但须有第一线飞机，停留机场应战之第二线飞机亦不能缺，工厂中还须随时制造供应，但我方除三百一十四架飞机外，一无所有。
二、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之经过
(一)二十六年八月四日我奉委员长电召飞抵南京，委我任副参谋总长职。当时情形日日紧急，日本在河北，绥远、平津一带挑衅不已。我最高当局知日为贯彻其大陆政策，必不会停止侵华之行动，乃于南京召集全国将领开会，表示决心抗战。各将领归去后，秣马厉兵，动员调遣，待命抗敌。八月九日，敌武装官兵侵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滋生事端，与我方保安队发生冲突，借此集中多数兵舰，并以陆战队登陆，要求我撤退驻沪保安队，我严词拒绝。八月十三日，敌遂集结驻沪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约万余人，向我保安队进攻，淞沪战事即告发生，我为应付事变，令张治中部三个师向上海增援，初期我以优越之兵力一度进展至汇山码头，八月二十二日晚，敌军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及第八师团之第四旅团，第一师团之第一旅团于川沙，狮子林，宝山等地同时登陆，向宝山、罗店、浏河之线南犯，我方续以陈诚部增援，二十四日起开始反攻。上海地狭而近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我军反攻因而未能奏效。后以敌人之增援部队陆续增加，敌以主力进攻罗店。十九日罗店陷，我军退守闸北、江湾、庙行、五庙、双草墩一线。九月中旬，第三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将军(司令官原为冯玉祥，冯调任第六战区司令官后，由委员长兼任)指挥张发奎、朱绍良、薛岳、罗卓英、刘湘(本人未至前线)、廖磊(淞沪战事发生后月余始到达上海)等之集团军与敌对峙于北站、刘行、浏河之线，当时我军力若每一集团军以三军计算，共十八个军，若每军以三师计，共五十四个师。敌人之兵力至九月底共聚二十万人，并与强大之海、空军力量配合，故以优越之势，突破我庙行、江湾之防线，我军乃向蕴藻滨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我军转至新防地续与敌相持，战事激烈。我军因缺乏现代化武器，全赖血肉之躯与之相抗，所以伤亡甚重。后因敌人火力猛烈，我军被迫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之线撤退。此时，我方兵力分中央、左、右翼三路兵团，中央兵团向小南翔撤退，因制空权操之敌手，敌机日夜侵扰，蓬与左翼兵团续退至青浦、白鹤巷。当时因连络困难，下达命令较迟，各部准备不周，撤退秩序甚为混乱，是以青浦、白鹤港之线不守，乃向吴福线之既设阵地撤退。当时以受敌机日夜跟踪之威胁，各部队撤退秩序更为紊乱，以致吴福线又告不守，而续退向锡澄线。十一月九日敌迫近锡澄，中央见部队伤亡重大，于敌人强大空军之威胁下又无法作战，乃下令撤退淞沪战场，部队主力向浙、皖、赣边境撤退，一部沿京沪大道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上海抗战至此告一结束，历时两月又二十六日。上海抗战原计划本是节节抵抗，故有既设阵地如吴福线、锡澄线，后因敌人掌握制空权，行军不易，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复以命令下达仓促，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
以上是淞沪战役之大概，今列我双方之战斗序列如下：
1．日本之战斗序列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第三师团师团长藤田进；第六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第九师团师团长吉佐良辅；第个师团师团长不明；第十三师师团长荻洲立兵；第十六师团师团长：藤江惠辅；第十八师团师团长：林茂清；第一○一师团师团长：齐藤弥平太；第一一四师师团长：末松茂治；第一后备兵团，重藤支队，冈崎支队，伪清安军一旅，李春山旅，于芷山旅共二十万人以上，飞机二百余架与优势之海军。
2．国军之战斗序列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后调第六战区，蒋委员长兼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前敌总指挥陈诚。作战部队：张发奎集团军，朱绍良集团军，廖磊集团军，薛岳集团军，罗卓英集团军，唐式遵集团军。
(二)淞沪战役之检讨
1．对日军之检讨
(1)敌人利用淞沪沿海之形势，发挥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之威力，以装备之优良，训练之纯熟，发挥各兵种在战场上之战力，予我军创伤甚重。
(2)日军官兵在战场上均能奋斗牺牲前扑后继，有武士道与大和魂之精神，深值钦佩，彼虽为我之敌人，亦应取其所长而效法之。
(3)敌人之纪律太差，对民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军虽装备不如敌人，因日军之行为所激起同仇敌忾之心理，却为抗日战事中激发精神之利器。
2．对国军之检讨
(1)国军官兵深具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于淞沪战场虽制空、制海权操之于敌手，而我方之装备训练亦不如敌人，然我军悉能以血肉之躯与日军相抗，其视死如归之精神可歌可泣。
(2)我军以劣势之陆军装备，抵抗敌军海陆空联合作战之优势，所凭借的全是爱国精神。自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九日将及三个月，我军伤亡虽重，但敌人损失也不少，打破日军阀三月征服中国之迷梦。
(3)我军因无空军掩护，炮兵又少，攻坚非常困难。抗战期间，我军攻陷敌人坚固阵地之战役，不乏其例，如昆仑关与密支那两战场战役，但终属少数，考其原因乃在于武器不如敌人。
(4)日军炮火猛烈，又有空军掩护，我军进攻效果很差。
(5)我军训练远不如敌人，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亦远逊于敌人，步兵对轻重武器因训练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未发挥较大之威力。
3．国际对沪战之评论
我军在淞沪作战，装备虽属于绝对劣势，因为英勇抵抗，赢得国际间一致之赞誉，今列举数条如下：
(1)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伦敦通电云：此间各报对上海前线华军于猛烈抵抗后，能按照预定计划，作最有秩序之撤退至业经布置妥当之防线，一致表示钦佩。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特别提出华军之英勇抵抗，并称日军尚未获得其摧毁中国军队之主要目的，即此次两军作战，双方伤亡惨重，但十周之英勇抵抗，已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前所未闻者，须知若干华军器械，犹未充分，但一般所认为不能保持一日之地，彼等竞守至十周之久。此种奇迹，自属难能可贵，上海一隅之抵抗，对于整个中国均有极大之影响。
(2)十一月二十八日伦敦路透社电云：《泰晤士报》同日社论，对淞沪战事之最近一幕有所评论，先论本报对于此次上海作战中国部队之英勇智谋表示最大敬意，继谓日军欲使华军有计划退却变为总溃散，殆将感力尽精疲之苦。日军之最大与唯一目的，在摧毁中国陆军，使之不复有坚强有效之战斗力，苟无以达此目的，则土地纵有所得，亦无多大关系。日军纵谓杀死华兵甚多，纵谓上海战事此后不必再延长，然实则未必如是，上海十周血战，将有一日证明中国已安置从来未有的兵力之基础矣。华军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目前虽华军大部分犹训练未足，武装未齐备，并因无力量购置雨衣，犹携雨伞(指川军)与俱，虽如此犹能抵抗现代化之武器，作有秩序之撤退，此种精神将在各处发生影响。
(3)十一月二十八日路透社伦敦电云：《新闻纪事》报同日社论稿，华军在沪抵抗日军攻击之战绩，实为历史中最英勇光荣的一页，沪地华军之忠勇抗战，当可感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之诸代表；为维护国际法起见，同取均势之坚决立场，各国有较中国所有更强之武器，方能发起对日之国际抵制，此举可使日本早日屈膝，而迫令放弃侵略之狂暴行为。
以上是英国报纸对沪战之批评与推崇。这种国际间之同情，与国内人民抗日情绪得到安慰，全是三月来淞沪抗战牺牲三十万部队之悲惨结果。
上海战场撤退之后，蒋委员长对战地之转移，有下列之训示：
(1)此次淞沪战争已给日人绝大之打击，充分表示我们军人为国家为主义决死抗敌的精神；
(2)纪念光荣战死之官兵，就要继续他们牺牲的精神，完成他们的遗志；
(3)高级将领应加倍勤劳，认真研究改进部队的缺点，讲求有效的战术，以减少官兵的伤亡，增大战斗的力量。
(4)今后作战应注重之要点：此次上海阵地转移，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誓死固守，与上海共存亡。
(三)淞沪会战战场杂记
抗战时期因为制空权操于敌人，我方之陆、海军之活动完全受了限制。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只能在夜间出袭。陆军若是白日行动，因无空军之掩护，常受敌机轰炸骚扰而前进困难。战场指挥官也在白日行动甚为不便，因为敌机只见有车辆活动便盲目扫射。我印象最深刻之一次是我奉蒋委员长之命赴第三战区视察。汽车由南京出发，行至昆山附近时天刚拂晓，为预防敌机袭击，我们取下吉普车车篷，我监视顶前上空，其他随从人员监视左、右、后上空。突然有敌机数架由云层中急降而下，幸而我们事先有准备，立即跳车，快步隐藏于公路两旁之稻田或树林中。刚一离车，车身便被敌机机枪扫射命中，损害不重，待敌机过去，我们才继续向上海前进。
淞沪抗战时，我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常奉命至前线视察战况。是时，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是副司令长官。我第一次抵达前线时，礼貌上先拜会战区长官，冯不在，我以为冯外出巡，并不在意，与顾副长官讨论战况敌情后，至前线视察。第二次奉命又到前线视察，我照例拜会冯玉祥，他还是不在。此次，我忍不住向顾副长官说，“委员长要我前来慰劳他，并听取他的意见，何故二次不见?’顾说冯因为怕空袭，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住在离上海约一百五十里路之宜兴张公洞，除偶尔夜间到战区长官部，白天从未来过，私章交给顾副长官，公事由顾处理。顾告知我如要见冯，非至宜兴不可。遂乘汽车专程至宜兴见冯，车行约二小时抵张公洞与冯相见。张公洞是石岩洞，面积甚大，可容纳一两千人。我转告委员长慰劳之意后，冯未有何表示，我当时心中忖度，是否第三战区之部队都是中央部队与西南部队，冯指挥不灵而不到战区?我回到南京与何总长(应钦)商量，我以为西北部队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有爱国之热诚又是冯一手造成之部队，他们对程潜之指挥素来不大接受。不如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一新战区——第六战区，由冯负责，兵力若连同韩复榘部至少有十五万人以上。何总长同意我的说法，我们遂向蒋委员长建议，也蒙采纳。我征求冯之意见，冯亦很高兴。讵料命令发表不久，冯刚乘津浦路北上，韩复榘即有电到中央反对此事，宁愿隶属第五战区(战区司令官李宗仁)。中央之命令已经发表，而韩复榘又表示反对，只好对韩之一部不纳入第六战区，给韩以山东省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冯就职不久，宋、石等西北军纷纷向中央密电反对，过去宋、石等在程潜之指挥下虽不太受命，然情况尚称良好，如今对冯甚畏惧而不信任，则事态更为严重。宋、石等为冯旧部所以反对他，有其道理，譬如冯畏敌机轰袭，指挥所每日换地点两三处，每换一次地点，全军的通讯网便须变更，所以各军常与指挥所失掉联络而无法报告军情。由此可见他怕飞机是事实，在第三战区时如此，到了第六战区还是如此。
各方反冯之密报皆直接上达委员长，委员长衡量如此发展下去，影响很大。一日召见我，告诉我各方之反应，委员长说：“解铃还是系铃人”。要我打电报请冯回京。冯回到南京，委员长授意我向他转达他的部下不信任之意，希望他辞职。当我转告冯，幸而他无异议接受，可见冯在第六战区一定遭受困难，才肯辞战区司令官之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冯解职后，第六战区之部队分散至各战区中，当时各战区计有：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第三战区(司令官委员长兼)；第四战区(司令官是何应钦将军，后改为张发奎)，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以后，第六战区改设在武汉。
冯玉祥所以失掉部队之信任，主要因他御将之术太坏。古人语御将以礼，冯则以暴。部下如有触犯，动辄罚跪。原先别人传说，我不相信，十六年西征完毕，我奉命北上援助阎锡山，路经河南新乡，下车拜访冯，冯以午餐招待。饭后我要启程，冯叫刘汝明去看看火车准备妥当否，刘恭敬地答应“是”!当时，刘是军长，冯使用如勤务兵，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冯御将之术，若不出潼关，尚可维持，一旦与革命军接触，部属见革命军待人接物都是以礼，当然会生二心。
淞沪会战时，军队高度表现了大无畏精神，人民所表现的也是慷慨捐输。凡部队所需要的，无论食物或是防御用品如麻袋、沙包、铁丝网等，都是无条件贡献，这种爱国热诚无形中鼓舞士气不少，至今犹令我深为感动。
三、南京保卫战
(一)军事防守会议
淞沪会战转移阵地之前，对南京防守事宜，蒋委员长曾经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出席之高级将领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第一部副部长王俊将军与我等等。委员长在会场曾宣称南京是我们之首都，国父陵寝之所在地，必须防守。会中询问谁愿担任防守责任，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任责任与城共存亡。委员长嘉奖其壮志，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因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由淞沪战场撤退，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沿途撤退，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劳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为唐担心之最大原因。
(二)南京弃守
十一月二十六日，锡澄线失守后，在无锡线节节抵抗之既定计划，因退兵秩序太坏而无法进行。当时我军之主力向浙、赣、皖边境撤退，一部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此时，我空军得苏联之飞机援助，力量大增，彼此曾发生激烈空战。但空军并非万能，必须陆军与之配合才能发生大的威力，所以空军力量之增加，只能振奋国人之精神，不能挽回战局之颓势。十二月四日，敌人以主力沿京芜路，一郎沿京杭路，出现于秣陵关及句容之南京外围二据点附近，是晚两地均相继失陷。十二月五日，敌人以主力攻淳化镇，汤山，激战数日，汤山、淳化、龙潭相继失守。十二日晚雨花台失守，中正遂下令放弃南京，十三日敌人入占南京城，城中之部队多被缴械或壮烈牺牲，能退出城外者不多。自十二月四日至十三日敌人入城，南京城共守九日。
敌人占据南京后，纵兵放火劫掠、屠杀、奸淫，将我无辜的民众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用绳索捆绑，每百人或数百人连结一团，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日方军官率领士兵到处放火，并以搜索为名，挨户侵入民家及各机关内，将所有贵重物品及艺术品载运而去。妇女被奸淫无数，民众被残杀总在十万人以上。据当时在南京之外国传教士说，这种野蛮暴行是现代史上罕见的。
(三)蒋委员长之训示
南京陷落，我方野战军损失颇重，举国震惊，日本军阀以为我国之抗战已至土崩瓦解的阶段，但是，蒋委员长高瞻远瞩，认为目前之形势，无论如何艰难恶劣，唯有向前迈进，如果中途屈服，即是自趋灭亡。与其屈服而亡，永无复兴之望，毋宁抗战而败，终必有转败为胜之时。基此信念，十二月七日，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要旨如下：
“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三十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牺牲之重，实为中国有史以来抵御外侮所罕见……敌人之侵略中国，本有两途，一曰鲸吞，一曰蚕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继此必益张凶焰，遂行其整个征服中国之野心，对于中国为鲸吞，而非蚕食，已由事实证明。……鲸吞之祸，显面易见，蚕食之祸，缓而难察。敌苟恃慢性之蚕食政策，浸润侵蚀以亡我于不知不觉之内，则难保不存因循苟且之心，懈其敌忾闷仇之义。……今大祸当前，不容反顾，……若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彤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中国地大物博，非日本所能鲸吞，而抗日之胜负不决定在南京之失守，或任何一乡镇之失守，只有我们全民之心理为抗日，日本无力量，也不能枪杀我所有同胞，占据我所有领土。由此可见蒋委员长坚强之信心。“抗战到底”是一至理名言，因为我以劣势之装备对敌之优势装备，只有利用所长——广大之土地与坚强之心理。所以蒋委员长之训示不单为南京撤退而发，若要长期抗战亦非如此不可。
(四)检讨
1．防守南京之目的，就战略而言，或望以劣势装备，凭借险要之地形，增强抵抗，以求拖延时间，或以守待援，或待机反攻。
2．南京不设防之建议。当委员长召集南京防守会议时，我因为常至前线视察，深知淞沪会战撤下之部队残缺不齐，疲劳万分，本有一建议：“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之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至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在会议席上，我见委员长首先宣布防守南京，唯恐扰乱最高统帅之决心，建议案便未提出。事后回忆，心犹未安，虽委员长已有决定也应提出，以供参考，才算尽了部属之责任。
(五)南京之形势
南京城内有天堡城、雨花台，居高临下，是全城之要点，城东、北两面环绕长江，西、南面有秣陵关与句容为屏障。汤山、龙潭、栖霞山、乌龙山、尧化门皆是军事要地，所以金陵古称为龙蟠虎踞之地，委员长有此认识，所以决定防守南京。所不幸者，守城部队多是淞沪战场退下的疲劳之师，未经整顿即参加守城，虽有十余师，而力量实未及一半。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参加淞沪作战之部队，已是衰竭不堪，所以调至南京防守仅八天，便丧失雨花台。此居高临下、威胁城内之据点一失，南京遂告陷落。
如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待，只作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的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抗敌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更大。这虽是事后之明，也亦近纸上谈兵，不过以一得之愚，供后进兵学家之参考耳。
(六)南京保卫战敌我兵力比较
1．我军兵力
第七十二军步兵一师，第七十八军步兵二师(七十二、七十三军另配教导部队及宪兵)；第二军团步兵二师；第六十六军步兵二师；第七十一军步兵一师；第七十四军步兵二师；第八十三军步兵二师；首都警备司令步兵一师，宪兵、教导团各一师。至二十六年十二月止，我方步兵约计十五个师。
2．敌军兵力
第十军(军长柳川平助)第六师团、第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冈琦支队；上海派遣军计四个师团(敌方空军及海军兵力在外)。
(七)战场杂记
1．唐生智自告奋勇担任南京防守之重责，委员长令我协助唐侦察南京城内外之地形。时值冬令，白雪飘飞，唐率领参谋人员，我亦与唐同坐汽车先至城外汤山、栖霞、乌龙炮台、秣陵等地视察阵地；翌日继续巡视城内之蒋山、雨花台、天堡城等地。两天之视察，我发现唐之身体衰弱不堪，身着重裘，至平地犹可下车看看，爬高山，便托我代为侦察，寒风白雪之中，我见他虚弱之身体，不禁为南京之防守担心，为他自己担心。
2．南京守城之部队共有十五个师以及炮兵，宪兵数团。粮、弹、金钱之准备可供守城三月之久，唯恐敌机轰炸，特安置于坚固山岩之中。不幸仅守八日，一切屯备物资悉归敌所有。
3．二十六年，战区之划分以第五战区守备淮河流域，廖磊、李品仙两集团军固守津浦路，防止敌人南下。李系唐生智之旧属，所以当唐自告奋勇承担南京之防守责任后，曾有电报给李，要其派火车一列、士兵一连至浦口候命，以备南京不守时撤退之用，我为证实此事，后来曾问明李品仙，李告知确有其事。但南京失守后，唐并未乘火车而去，据李分析唐可能乘船离京而去，或乘汽车由长江上游而去。
南京失守后，曾有人纷纷责难唐氏，平心而论，以残缺疲败之师是不能与优势战胜之敌相抗的。唐之错误在于事前未能知己知彼，谨慎考虑，详细计划，贸然承担守城重任，虽勇气可嘉，终不免受全国舆论之指责，则殊为不值矣。
四、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捷
徐州居于津浦陇海两路会交之要点，战略之运用关系甚大，为敌我必争之地。敌人自从掠取淞沪，攻陷南京后，企图打通津浦全线及陇海线东段，但必先攻取徐州方能达此目的，故而形成徐州会战。
(一)敌我兵力之分析
敌人每一师团辖二旅团，每旅团辖二联队，战斗力约一万三千人，非战斗兵约六七千人。每一师团配有炮兵一团，每团有三营，每营有三连，每连计有炮四门，其他直属炮兵部队尚不计算在内。敌人用在徐州会战之兵力共有八个半师团，约二十万人，每师约以三十六门炮计，共有二百门以上大炮，此外尚有飞机、战车、直属炮兵。
我军参加徐州会战之兵力虽有六十个师，然而战斗单位(连)之火力远不如敌人。敌人每连配备轻机枪九挺，我军少数经过调整之师或连，尚有此数目，其他或六挺，或三挺甚至无有者。战术单位(营)火力也不如敌人，敌人每营有重机枪，迫击炮等，我军于团单位始有重机枪。战略单位(师)更不如敌人。现代战争所凭借者有三：一为火力，二为装备，三为通讯。经比分析，可知我军番号虽多，火力实在不能与敌相比。
(二)敌我之战斗序列
1．敌人之战斗序列
华北派遣军：津浦北段指挥官西尾寿造；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第一一○师团健川美次；第一一四师团末松茂治；第一一一师团之山本旅团；第一一三师团一○五旅团本川省三；第一六师团之板田旅团；山下兵团主力；酒井兵团一部，第一二○师团一郎。以上共计七个师团，炮兵空军在外。
华中派遣军：
津浦路南段指挥官畑俊六；近卫师团板田贞固；第三师团一部；第十一师团一部；第九师团主力吉住良辅；第一一六师团之佐藤旅团，第一○一师团之一部；第一○六师团之柳汤旅团。以上共计五个师团。
2．国军之战斗序列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李品仙、韩复榘；参谋长徐祖诒；副参谋长黎行恕。第二集团军孙连仲，第三十军田镇南，第三十师池峰城，第四十二军冯安邦；第三集团军孙桐萱，第十二军孙桐萱(兼)，第五五军曹福林；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兼)，第三一军韦云淞；第二一集团军廖磊，第七军周祖晃；第二二集团军孙震，第四一军孙震(兼)，第一二二师王铭章，第四五军陈鼎勋；第二四集团军韩德勤，第五七军缪澂流，第八九军韩德勤(兼)；第二○集团军徐源泉，第十军徐源泉(兼)；第二七集团军杨森；第三军团庞炳勋；第十五军团冯治安，第七七军冯治安(兼)；第二○军团汤恩伯，第五三军关麟徵，第八五军王仲廉；第二七军团张自忠，第五四军张自忠(兼)，第二军李延年，第二二军谭道沅，第四六军樊崧甫，第五一军于学忠，第六十军卢汉，第六八军刘汝明，第六九军石友三，第七五军周岩，第九二军李仙洲。此外，炮兵五团，飞机约四——五十架。
(三)会战经过概述
1．津浦南段之战事
敌自攻陷南京，即向江北推进。企图打通津浦路，贯通南北战场。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敌第十一、十三师团各一部渡长江攻取扬州(江都)与浦口以北之滁县。第五战区司令部檄调驻防济南之第三集团军(韩复榘)，青岛之海军陆战队(沈鸿烈)与临邑之第三军(庞炳勋)，守备黄河沿岸与东海沿岸之要地，并自青岛调遣于学忠之第五一军防守蚌埠阻上敌人由滁县北上。二十七年一月下旬，敌军第十三师团自滁县以北向我三十一军之防地明光、池河等处推进，我军力量微薄，被迫放弃向西退守定远、凤阳。二月三日，敌人占领定远、凤阳、临淮关、蚌埠等地，五一军于学忠被迫自淮河南岸退守淮河北岸，于是敌乘势渡淮，五一军与敌搏斗后，退至浍河、涡河沿岸。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战事不利，复调张自忠之五九军增援于学忠，另以新到之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所部第七军，及韦云淞之三一军向定远一带侧击敌人，敌第十三师团之主力侧背受敌，退而增援淮南之战场。五九军乘势收复淮河北岸之阵地。旋以津浦北段战事吃紧，五九军奉命北调滕县，防地由五一军团守。津浦南段之战事，因敌被我廖磊集团军与李品仙集团军牵制，不能北上参加台儿庄战事，形成对峙之势。敌为指挥统一，合华中方面军与上海派遣军为华中派遣军。敌人原定沿津浦线北上，会合由津浦路南下军队，与胶济路西进之军，三面会攻徐州之计划，一时为之受阻。
2．津浦路北段之战事
敌人因鉴于战事之全面性与持久性，于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设立大本营，华北派遣军遵照大本营之计划攻略胶济路、济南以东之黄河沿岸地区。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敌第二军之第十师团矶谷廉介因济南城之黄河桥被炸断，为执行大本营之命令，遂在青城、济阳间渡黄河。二十七日敌下济南，三十一日陷泰安。二十七年一月七日，敌连下蒙阴、邹县、济南、大汶口等地。敌所以能长驱直入，与韩复榘之避战态度有直接关系。
韩复榘以第五战区副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主席等职，为保全实力，令所部放弃济南，擅离作战地，退至鲁西单县、城武、曹县一带，仅留少数部队于黄河沿岸与敌相峙。军委会原有令给各战区云：“各战区守土有责，不能退入其他战区。”待韩部退出泰安，军委会复有令给李宗仁与韩复榘，令韩重入泰安并以泰山为根据地指挥地方团队打游击战，韩接奉命令后，仍然将公私辎重物品由津浦、陇海路转平汉路停于漯河，李宗仁劝其重入泰安，且不可违背军委会命令擅入第一战区之防地。韩非但不理，竟复电云；“南京失守，何有于泰安?”又云：“全面抗战，何分彼此?”言下之意以为入第一战区防地为理所当然。李长官见其执迷不悟，将其态度转报军委会。蒋委员长接此报告甚为重视，召集军委会高级幕僚开会，出席者计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政治部长陈辞修将军与我(时任副参谋总长)，众皆以为若让韩部自由进出而不加制裁，军纪荡然，民心丧失，如此不独参加抗战的一百八十余师及四十余旅丧失信心，全面战事亦无法指挥，故一致主张严办，以振纪纲。委员长亦有此决心，于是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凡第一、第五战区之高级将领(军长以上)无作战任务者一律参加，会前委员长乘务别召见将韩逮捕。当时韩部有四、五万人，恐其有变，特派陈调元前往宣慰，晓以大义，幸未发生变故。韩是冯玉祥旧部，时冯为军委会副委员长，冯平日带兵重视爱国教育，唯韩与之关系密切，恐其泄漏，故事前并未就捕韩一事与之商量，韩被捕后送往武汉，经军事审判明正典刑。军委会任命于学忠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为副总司令。于因故来到职，故以孙为总司令。
当韩末逮捕前，闻韩部集中于鲁西，欲退往汉中，与西北马部柏连结。因他丧失信心以为抗战必败，欲效清末刘坤一，以东南自保。传说此计划出自秘书长之手。西北两马所部将领深明大义，绝不会附和韩之中立计划。
韩既正法，纲纪树立，各战区官兵为之振奋，全国舆论一致支持，韩之原部第三集团军在孙桐萱指挥下亦奋勇与敌作战。在此以前，黄河以北作战部队轻于进退，军委会之命令各部队阳奉阴违，经此整肃，无不遵守。惩办韩复榘是抗战期间整顿纪纲之一大事，幸赖委员长乾坤独断，杀一儆百，藉此树纲纪，因而士气振作，良心奋发，且树抗战胜利之先声，维护军中之命脉。
自从矶谷廉介攻下泰安，李长官檄调二十二集团军由孙震指挥，至徐州，转向临城，滕县拒敌南下。另以五一军于学忠部留少数于蚌埠监视敌人外，主力调至陇海路之黄口、砀山警戒并支援鲁西作战之第三集团军。军委会为巩固徐州，诱敌于津浦路作战，以便武汉有充裕之时间备战，以及疏散屯集之物资，命令江南之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及平汉线之第五十九集团军(张自忠部)统归第五战区指挥。另以汤恩伯之第二十军团控制归德、德州，巩固第五战区之后方。此时，第五战区重新布置以二十六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由合肥、老人仓、洛河一带侧击津浦南段之敌人，企图牵制敌于淮河以南，阻其北上妨碍徐州会战；第三军团，海军陆战队防守鲁西、鲁南，并使用地方团队发动游击战。山东百余县，地方武力颇大，至抗战胜利，犹有七十余县城或部分或全部为游击队力量所控制，胜利后，政府因遣裁游击队，竟致他们参加抗战八年不顾，一律裁撤，结果生活无着，铤而走险，投向共产党者甚多，抚今思昔，不胜感慨万千矣。
二十七年二月四日，军委会令第五战区向津浦北段之敌人反攻。司令部乃使用第三集团军于二月十二日夜袭济宁，汶上，一部曾攻入济宁，激战多时，待敌军援军至，始退至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占领阵地，并以一部对于津浦线南下之敌施行侧击。
二月十四日第二十二集团军向邹县敌军进攻，未有奏效，成对峙之局面，二月二十六日，第三军团(庞炳勋)配合海军陆战队，向新泰、泅水、蒙阴等地袭击，曾收复蒙阴，我军缺少炮兵，又无空军掩护，制空权操之敌手，进攻往往鲜能奏效，盖炮兵为军中之骨干，我军只有五团，空军白日又不敢出动，以致陆空不能配合，否则将收获更大之战果。
3．胶济路之战况
敌人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于二十七年一月上旬沿胶济路东进，八日通过潍县，一部于一月中旬至青岛与海军会师。沈鸿烈率领海军陆战队及保安团队奉命退至诸城、沂水等处，扩大游击战，打击鲁东之敌人。二月初，敌人第五师团继续南进占领蒙阴、沂水、莒县、日照等地。我为增强鲁南兵力，乃令庞炳勋之第三兵团迅速向临沂推进，协助沈鸿烈抗敌。二月下旬，庞军退守临沂占领阵地，与敌激战。临沂城墙高大而坚固，北伐时我曾于此地率部进攻张宗昌之鲁军方永昌，虽野炮亦不能穿城壁，庞军凭城与敌相峙，军委会恐城失陷，令五十九军张自忠由滕县增援临沂，三月十二日，张部开抵临沂北郊。庞原为国民三军孙岳之大将，能征惯战，体恤士卒，视下属如子弟，故深得部属拥戴，且练兵严肃，部队所至之处秋毫无犯。张原是国民二军冯玉祥之悍将，二人配合当如虎添翼。但庞张二人之身份皆为军团长，论兵力张部大，论守城庞有功，李长官为恐二人失调，特派参谋长徐祖诒随张至临沂，以李长官名义指挥两军。张部抵临沂不久，即与庞部内外夹攻，血战五昼夜，击溃板垣师团之一旅，敌死伤过半。三月十七日晚，敌向沂水退却，庞、张二部紧追不舍，沿途斩获不少，三月二十三日，敌配合援兵开始反攻，我军复退守临沂与敌对峙。敌欲沿胶济路向徐州推进之计划，经庞、张二部奋勇之抵抗大受挫折。
4．敌图进攻徐州
自三月以来，敌人第十师团，配战车百余辆，向邹县集结与第五师团相互呼应，攻徐州之意图更为明显。军委会获悉此项敌情后，令第二十军团汤恩伯自归德向徐州增援，另自晋南调孙连仲部至徐州归第五战区指挥。三月十四日敌人第十师团进至界河，十五日进攻滕县，我守城之部队为第二十二集团军之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凭城固守，等待汤部援助。汤之主力王仲廉部因行程遥远，未能及时赶到，十七日敌配合猛烈炮火攻陷滕县，守城将领王师长铭章壮烈殉国，所部牺牲殆尽。旋官桥阵地亦告失陷，我关麟征军先头帅之一旅，在沙沟占领阵地拒敌前进。关军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在韩庄沿运河南岸布防，并以王仲廉之八十五军向东转进，占领峄县之高地，另派一一○师接防运河阵地。及五十二军向峄县东进，包闱敌人左测。三月十七日，敌人第十师团开始进攻峄县、关桥，十八日占领沙沟，一部分占领韩庄，主力攻陷峄县，王仲廉之二十三团团长某君壮烈殉国，全团官兵伤亡惨重。
(四)台儿庄大捷
敌人攻陷峄县后，濑谷旅团沿台(儿庄)、枣(庄)线向台儿庄突进。适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抵达台儿庄东西线占领阵地，奋勇拒敌，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也在峄县枣线以东与敌激战对峙。二十四日，蒋委员长抵徐州、台儿庄一带视察，禧奉命随行，事后，委员长令我暂留台儿庄协助李长官宗仁指挥军事。
自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三日止，敌人主力逐次加入台儿庄阵地，敌人借飞机、重炮(野炮七十余门)、战车(五十余辆)之支援，向孙连仲部猛烈围攻，曾一度攻入台儿庄，我守军孙部之三十一师(池峰城师)有与台儿庄共存亡之决心，奋勇抵抗，反复肉搏，台儿庄虽被敌占去四分之三，守军屹然未动。敌我激战之间，禧常乘车直到前线代表委员长慰问，听取战情，鼓舞士气。
敌人矶谷师团主力被孙连仲部吸于台儿庄附近，峄县方面仅存一部，汤恩伯军团故能将敌包围。二月二十六日汤军团向峄枣之敌猛攻，歼敌大半，敌复由临城方面增援。军委会乃命令汤军团放弃峄枣之计划，而以主力向台儿庄北侧之敌猛攻，旨在减轻徐州之压力，巩固指挥基地。三月三十一日，敌在台儿庄之部队已完全陷于包围内，是时临沂之扳垣师团及一○五师团所编之沂州支队，再攻临沂，经我庞(炳勋)张(自忠)两军浴血奋战未能得逞。敌以台儿庄正面万分危急之际，乃将临沂方面之板本旅团沂州支队放弃攻击临沂之计划，星夜转运至爱曲，攻我汤军团之侧背，企图解矶谷之围。汤军团乃迅速以关麟征部抵抗敌之攻击，复以周岩军加入战场，一鼓将该敌击破，仍回师解围攻台儿庄之敌。四月六日晚间，歼灭敌第十师团大部，第五师团及徐州支队一部，残敌万余人向北溃退，我军跟踪追击，获敌战车，重炮及装备甚多。敌退至向城、税郭、枣庄、峄县、九里山一带，负隅固守待援，我军屡攻无效。敌人以溃败之师，犹能立定阵地顽强抵抗，确实难能可贵。旋敌以华北军二师团来援，我军始停止攻击，五月十三日以前，敌军第十、第一○三、一○五、一一○师团各一部及山下兵团、酒井兵团各一部与孙连仲、汤恩伯两军对峙于杨家集、艾山、台儿庄及其西之线。
四月下旬以来，晋、绥、苏、皖各战场之敌，陆续向津浦南北二段转移，援助与汤、孙二军相峙之敌，企图包围徐州。五月上句，敌一部犯合肥牵制廖磊集团与李品仙集团，更以第二十九师团及井关机械化部队等沿涡河出蒙城；而阜宁、淮阴方面之敌人亦调动第三、第一○一、一一六等师团各一部，于五月九日下蒙城，十日占永城，直趋归德，欲切断陇海路，更以一部犯徐州，此时蚌埠附近之敌人第一○二师团，一○七师团、一一九师团各一部迫近宿县，廖磊部遂向西移转。同时津浦北段，济宁之敌一一○，一一一师团各部出济宁向南进犯。军委会按获上项敌情，综合全盘情况，知敌将由华北，华中调兵至津浦线企图包围徐州，决心增强第五战区之战斗力，使之能持久作战，一面为消耗敌人之力量，一面为吸引敌人之主力于徐州，以便武汉有备战之余裕，所以使用于徐州会战之兵力有步兵六十三个师，骑兵一个师及一个旅，炮兵五个团，飞机近五十架。我军之力量比之淞沪战场犹为坚强。军委会更调李汉魂、黄杰、杜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部至豫东归德、开封河南以东之陇海线上，巩固第五战区之后方，预期与敌作更大之消耗，争取更多之时间，以利整个战局。另派军令部次长林蔚率领参谋团至徐州，一本上述之意志，担任督导联络之责任，特别注意豫李、黄等之各兵团不得调至徐州以西地区，避免参加徐州会战，因为徐州会战是有限战争，李，黄等兵团乃固守后方之用，第五战区仅以现作战之六十三个师与敌周旋。
四月中旬敌对临沂采取攻势，我庞(炳勋)、张(自忠)虽奋勇抵抗，因所部每次激战之后牺牲太多而无法补充，所以战斗力远不如日军，且奉命自晋南调至临沂增援之李仙洲部路经向城时被敌切断，一时不能到达临沂，因此庞、张二部被迫放弃临沂退守郯城、马头镇、陇海一线与九十二军相呼应牵制敌人，阻其加入台儿庄战事，妨碍我主力作战。四月二十日军委会自武汉檄调卢汉之六十军，樊崧甫之四十六军参加台儿庄之役，敌人亦自津浦北段向台儿庄增援，努力反攻与我军相战激烈。
(五)徐州大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敌攻陷郯城，庞炳勋之第三军团因伤亡过多，调至邳县整补；另由河北调石友三之部队经郯城向临沂挺进，攻扰敌人后方，此外调六十八军刘汝明至徐州作预备队。四月上旬，当敌人第十师团于台儿庄惨败之后。敌方大本营决定以华北、华中之兵力围攻徐州，欲消灭我第五战区之主力。敌一面阻留我军于徐州地区，一面自华北、华中两地区调集兵力向津浦南北段增援，敌人增加之兵力约有三个师团，向归德、永城一线进攻。敌之第十四师团由鲁西渡黄河向开封以东之陇海线集结，另由华中派遣两个师团向蚌埠、怀远进击，至此敌人夹击徐州之企图至为明显。五月九日蒙城失陷，十二日敌人占领永城，一部向砀山推进，主力攻萧县。津浦北段之敌人第一一○师于五月十一日进占郓城，策应第一一四师团，由济宁渡运河，十四日占领金乡；同时，台儿庄之敌人亦转移攻势，第五战区司令部为避免与敌人在不利之情况下作战，奉准作战略上之撤退，放弃徐州，以一部兵力占领徐州之外围据点牵制敌军前进，主力向徐州西南撤退。五月下旬第五战区之各部队退结于皖西、豫南，撤退时秩序严整，远较淞沪战场之撤退为佳，考其原因有：
(1)徐州会战未待败溃即择适合时机先行撤退，故部队相当完整。
(2)军委会对徐州之撤退有完整的周密的部署，故部队能从容退兵，避免敌机之轰炸。
徐州会战我军与敌周旋数月，并屡传捷报，各地民心士气大为兴奋，武汉居民特举行大游行以示庆祝。
(六)徐州会战之检讨
1．我军之检讨
(1)军委会有滞阻敌军主力于徐州之计划。令第五战区采取攻势防御，以得时间之余裕，随即令汤恩伯、孙连仲、张自忠、廖磊、李品仙、庞炳勋等有战斗力量之部队赶运徐州准备会战。此是最高统帅明智之决策，为台儿庄胜利之基础。
(2)徐州会战前，最高统帅借开封会议逮捕违抗命令、擅自退却之韩复榘，使战时纪律得以树立，士气为之振奋，中央命令因而贯彻于各战区之间，此为台儿庄胜利之基本条件。
(3)各战区调至徐州参战之部队，均能协同一致，在李宗仁长官指挥下奋勇杀敌，战斗精神极为旺盛。
(4)孙连仲部克尽职守，沉着应战，固守台儿庄，尤以池峰城师伤亡过半，仍能占据台儿庄三分之一阵地与敌浴血苦斗，吸引敌之主力，使汤恩伯攻击军团易于奏功。
(5)汤恩伯军团司令用兵适宜，当敌攻击台儿庄之际，迅速抽调进攻峄县而逞胶着状态之兵力，反包围台儿庄之敌人，与孙连仲部相呼应。同时并调关麟征、周岩二部，击破敌人由临沂派来解围台儿庄之沂州支队，于任务完成后，仍回师台儿庄，此可见他用兵灵活、合宜之处。
以上诸点均为台儿庄胜利之要件。
(6)国军因战车与大炮均太少，故每次攻坚难收预期效果。如峄县之敌人凭险固守，汤恩伯军团便久攻不下。
(7)徐州撤退恰合机宜，早则未能达成消耗敌兵力之目的，迟则将复围于敌。国军之完整撤退，未蒙任何重大损失，此为我亲在徐州所目睹之事实。
(8)国军缺少飞机，失却制空权，故每发动攻击时，不能将传统武器步、炮、空联合作战之效果，因而于有形无形间力量大逊于敌人。
(9)此次会战国军之攻、防两方主力计有：孙连仲指挥之三个半师，汤恩伯指挥之七个师与孙震指挥之四个师，共计十四个师强，敌人之兵力用于台儿庄战场者为第五、第十师团之支队。我军番号虽十余倍于敌人，实力则差远矣。因我军于参加徐州会战之前，多数曾参加上海会战或北方战役，损失重大而未能及时整补，若我军于参加徐州会战肘，每师尚有战斗兵三千人，十余师不过三万人左右而已，然而敌人一个师团即有战斗兵二万三千人，且其一师团之火力比我十个师之火力犹大，故我军番号虽多而火力不足，尤其于无制空仅情况下，倍感作战艰困。我军虽居于劣势，然而庞炳勋与张自忠，能各以二师之力量(张另有一骑兵旅及一骑兵团)击破敌人进攻临沂之一旅团。孙(连仲)、汤(恩伯)二部亦于台儿庄溃败敌方一师团及一支队，此我军以精神力量胜敌也。
2．敌军之检讨
(1)自平汉沦陷。淞沪失守、南京陷落，国军损失重大，民心惶惑，士气消沉。敌人因军事着着胜利，因而骄狂至极。徐州为战略要点，乃敌我必争之地，而敌人仅以矶谷廉介之第十师团由津浦北段南下，华中派遣军以第十、十一、十三等师团各以一部北渡长江，攻涂县、江都指向徐州。另以第五师团攻临沂，此为敌人攻徐州原定计划。第五战区司令部洞悉敌人之阴谋，以于学忠部向蚌埠，廖磊、李品仙部在定远，合肥方面侧击敌人，牵制津浦南段之敌人使之不能北上参加徐州会战。另外，敌之第五师团在临沂被庞炳勋、张自忠击溃，故进攻台儿庄之敌，只剩矶谷廉介一师团。该师团在台儿庄遇孙连仲部之坚强抵抗，汤恩伯之勇敢包围，全师溃败，损失惨重，此敌以一师团对我十师乃轻敌之结果。我军自二十六年七月抗战军兴至二十七年一月，半年期间在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大小数十战，或败或溃，民心士气极颓丧，幸而台儿庄、临沂二段大捷，军民之心为之一振，关系抗战前途甚大。检讨八年抗战战役，我军真胜利者不多，而抗战不及半年便有此二次大捷，考其原因，我出哀兵，敌出骄兵，兵法云：“二兵相交哀其胜也。”故我能胜敌。是役若敌军待部队集中后方进攻，我军是否能取胜便未可逆料。
(2)敌人第五师团被击溃后，稍事整理又反攻临沂，第十师团于台儿庄击溃后，退至峄、枣犹能稳定阵势，凭险待援，我军屡攻不下，待敌人援军至，我方更是无能为力。这是敌军实施征兵制度，战斗力坚强，训练有素之故。
(3)敌人虽两次大败于台儿庄与临沂，伤亡过万，然而甚少被俘，可见其精神教育成功，战斗训练良好。其能征惯战之精神为世界各国陆军首屈一指，可惜为穷兵黩武之军阀所驱使，用于侵略，结果一败涂地。
(七)战场杂记
1．徐州会战之前，最高统帅鉴于韩复榘自由进退，公然反抗政府命令，以致影响某些战区中央命令不能下达贯彻，为树立战时军纪，特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出席者为第一、五两战区军长以上人员，会议期间乃将韩复榘拿办。
会议之前(二十七年一月间)，委员长由武汉飞开封，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与我等奉命随行。至武汉机场，委员长对我云：“最好二人各乘一机。”我了解委员长恐遭遇敌机，故有此深谋远虑，我愿乘机先行。委员长之座机为美龄号，我则坐C46之运输帆，当日下午约三、四时抵开封机场上空。
2．豫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闻委员长将至开封主持军事会议，特坐镇开封指挥布置。他为了保护委员长，通知防空司令部发放警报，城内外居民间警报纷纷躲避，路道自然清除。然而事前未通知机场高射炮部队，致闻警而又不知为戒严而发，紧急进入射击状况。待我座机飞临机场上空时，高射炮队以为是敌机临空，纷纷发炮射击，我在机中犹懵然不知，俟飞机徐徐降落，高炮部队见机身涂有我国国徽方停止射击，我下机后，刘峙趋前欢迎，道歉不已，惊惶万状，要求我勿报告委员长。我说；“幸而高射炮兵训练不精，不然命中机身矣，若是命中，我不能向委员长报告，既未命中，我无报告之必要。”数十年来，我为遵守信诺，未轻对人言。刘峙为保护委员长，故有此措施，实际上保护之道颇多，为维护政府之信誉，实不可采取此种“举烽火以戏诸侯’之方式。
3．临沂大捷，庞炳勋军团长与张自忠军长功不可没。他们一出身国民三军，一出身国民一军，资望相匹，李宗仁长官因难于决定谁负指挥战场之责，张自忠奉命至临沂赴援时，特派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字燕谋，日本陆军大学毕业)随队前往，以李长官之名义指挥，故庞、张两部合作无间，是役之胜利，庞、张固然居大功，而徐参谋长指挥协调之功亦不可没。徐为人精干沉着，我曾见其拟定之作战计划，其战术修养优越，指挥军队迅速，为一不可多得之幕燎长。日后，曾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之参谋长及副总司令之职。
4．庞、张二部作战有功，均升为军团长，然实力并未扩充，此非政府不为也，实无能为力也。
5．徐州撤退因无空军掩护，为避免敌机之骚扰，战车、骑兵之追击，白日不敢活动，晚间开始行军，但是白日还是要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以防敌人来侵，所以每当晚间行军，部队疲惫不堪。某晚，我骑马与李长官、林蔚文等同行，因过分疲倦，盹睡中自马背坠入麦田中，幸无损伤。记幼时读庄子云；“醉者之坠车而不伤者，其神全也。”我亲身为之印证，其言确富有哲理。
6．台儿庄会战，我常至战地视察，与各军、各师之高级将领联络，并代表武汉大本营蒋委员长面致慰问。当我在台儿庄时，敌我战事非常激烈。敌人第十师团之主力配合战车四、五十辆，重炮十余门，野炮六、七十门，于步、炮、空协同下猛攻台儿庄，占领该地几达四分之三，守将池峰城有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努力支持，敌受创甚重，伤亡过半。某日我至孙连仲总司令部，该部设在台儿庄以南某一村庄中，孙正与池通电话，池报告部队(共三团)全已用罄，请求增兵支援，孙问池尚有直属部队你应当率领参战。孙意要池自己负责，非战至与阵地共存亡不可，池在电话中诺诺遵命。孙指挥部队坚决严肃毫不宽假，部下都有能死之精神，如池峰城受重敌所迫仍然挣扎抵抗，实属居首功。汤恩伯进攻机动，包围迅速，孙连仲部坚强防守，奋勇杀敌，亦皆有功者。
台儿庄大捷之消息传遍国内外，得到国内外舆论一致好评，国内民心士气大为振奋，各地举行祝捷会。武汉行都狂热庆祝，据报载游行人数超过十万以上，并用卡车载李宗仁长官与白崇禧之巨幅像片为先导。实际台儿庄胜利全赖最高统帅之贤明领导，将能战之兵迅速调至战场与敌消耗，以及李长官之能用兵与各军将士之能听命，尤以参谋长徐祖诒运筹帷幄，熟娴兵略，为一不可多得之幕僚长。我于战场中不过备员一名，实不敢贪天之功。
五、武汉会战
(一)武汉会战前之形势
1．武汉之军事形势
武汉居长江中流为平汉、粤汉两铁路之交会点，乃军事，交通之中心。自京沪，徐州陷落，形势日显重要，据我方之判断，敌人必定进攻武汉，破坏我全国抗战之中心，使军事、运输、联系均感困难，以达成其军事侵略之计划。军委会以当时之情况判断，敌人进攻武汉使用之陆、海、空兵力据估计为陆军十个师团，海军一万吨以下之兵舰约一百艘(万吨以上之兵舰不能驶入武汉)并配有陆战队，空军飞机至少四百架。敌人进攻武汉之方略据判断，主力将循江而上，分进合击，另一部沿大别山北部经商城、罗山、信阳，威胁汉口以北之地，再以一部占领九江，向阳新、大冶迸发、攻击武昌之侧背，企图包围武汉，消灭我野战军之主力。
2．军委会之作战指导方针
以各军之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巩固武汉之核心。更利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预筑坚固阵地，及沿长江两岸、鄱阳、大冶等沼泽地带，及田家镇，马垱两岸构筑江防要塞与敌作战略上之持久战，并保持重点于外翼，争取机动。大本营为指导全国作战，命令其他战区亦应保持现有阵地，大规模发动游击战，牵制敌人，以达成消耗战之目的。
3．军委会对武汉会战颁发之训令及任务
(1)第五战区对敌人逐次抵抗后，淮北孙连仲兵团应集结在商城预备侧击向西前进之敌人。另淮南兵团集结至桐城、霍山，六安等地阻止敌人西进，并固守安庆、无为、庐江等地，准备侧击由长江西进之敌人。无论状况如何变化，须困守大别山脉为根据地。韩德勤之第二十四集团军应确保苏北，向津浦路南段打游击战。
(2)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当时第五战区尚未成立，武汉外围部队悉归陈诚卫戍总司令指挥)以主力在广济、平靖关一线占领阵地，置重点于武胜关、麻城、广济待机转移攻势，并派于部于信阳、罗田，宿松等要点协助第五战区制敌西进。薛岳部之刘兴军共六师担任江防，重点移至马垱。马垱是时已没有阻塞线，但在鄱阳湖以东尚布置有主力线以滞阻敌人。另万耀煌一军在南浔，夏威之师在阳新、大冶，叶肇一军在湘赣路待命，郭忏、李延年、周岩等共八师担任武汉城防，王陵基等四师在金沙集中，统归军委会直属管辖。
(3)第三战区(皖南)司令长官顾祝同准备江防，于东流、马垱间作充分备战并适当集结兵力阻止敌人登陆，并援助安庆作战。对杭甬、浙赣两铁路及杭徽，京赣二公路附近指挥地方团队，民夫构筑工事，同时于上述交通线集结适当兵力以备击敌。
(4)豫、鄂、皖三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于随县、襄樊、南阳之间地带集结，预备侧击由平汉路南下之敌人，协助武汉卫戍司令部作战；为阻止敌人由陇海路南方向西南挺进，另以有力之一部协助第一战区作战，汤部所属第六十八军刘汝明，归第五战区。(以上诸点是军委会对陆军颁发之训令)
(5)海军：应极力准备在马垱(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马垱港用水雷沉船完成阻塞线)、湖口、田家镇、葛店等沿江要塞安放飘雷、定雷阻上敌舰西进。
(6)空军：以全力集结汉口、南昌机场，虽夜袭炸敌舰及南京、芜湖、安庆一带敌人沿江之机场。
此时，我自德国购到飞机百余架，轻榴弹炮、野炮、高射炮、战车防御炮百余门，亟力训练。于庐山、幕阜山、大别山及武汉附近之山脉构筑阵地，并于沿江要塞积极备战。
(二)武汉会战之经过
1．长江北岸第五战区战事之经过
(1)李宗仁司令长官因于民初护法之役在湖南作战(时为连长)牙床为流弹所伤，碎牙未曾取出，日后亦未彻底医治，时愈时发。徐州会战昼夜聿苦，以致宿疾复发，退至商城痛苦万分，不能支持，经送武汉南湖疗养院施用手术医治。二十七年七月中旬委员长以为前方不可一时无将，遂令禧代理战区司令长官职，禧于七月十七日在商城城北之岳家祠堂就职。
(2)敌人第二军自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上旬由陇海路南移，先后攻陷涡阳、凤台、寿县、正阳关向合肥集中，同时，长江下游敌舰掩护台儿庄旅团沿江向大通、安庆前进、并以强大部队随行。合肥方面之敌人以第六师团向安庆进攻，第五战区以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及第十九集团军冯治安部与敌激战后退守霍山、六安等地阻敌西进。另以杨森之第二十集团军守安庆，敌以舰队掩护陆战队登陆进逼安庆。不久，敌第六师团陷大观亦指向安庆。杨森部因力量仅有一军与敌抵抗，后退守潜山，敌穷迫不舍，经血战四昼夜复退守小池驿、太湖附近拒敌。徐源泉之第二十六集团军由霍山出太湖切敌之后，敌伤亡甚众，被迫向望江、潜山方面退却。第五战区司令部部署防御工作以杨森部占领望江、太湖之线，徐源泉部占领潜山以西山地，王家牌楼天柱山之线，侧击潜太路西进之敌，并以韦云淞之第三十一军置于太湖附近策应徐源泉部，至此时，战时之重点移至长江南岸，潜山太湖之战况异常沉寂。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于七月十八日以各命令指示各部初步行动：
①命徐源泉部占领合肥以西之地作持久之战，并戮力阻敌西进，若于紧迫之时向霍山转进与廖磊集团会合。
②廖磊集团(二十一集团)守备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勿使敌人窜入并与徐源泉部保持联系，必要时收容徐集团。
③孙连仲之第二集团由鄂东之宋埠与豫南之商城转进。
④李品仙，于学忠，张自忠各以一部在大别山南麓备战，主力就地速加整训。
(3)我于十九日在商城召集幕僚会议，拟定确保长江北岸，其要旨如下：
①分大别山区及南、北麓三区作战。
②大别山区之部队于山地险要之处，务防守隘口阻敌窜入。
③若敌人于山之南、北麓突进，应防守山麓要隘，诱敌于我之有利地形，全力消灭。
(4)七月二十日起我分别视察右翼孙连仲部整训，士气、与补充之情形。二十八日长官部为易与长江南岸第九战区之友军联络，移至鄂东之宋埠。且宋埠地居大别山之中心，指挥方便。此时，敌情之变化有下列诸点：
①太湖、潜山受敌攻击甚急，九江、湖口于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先后失守。敌图由长江南北岸攻击武汉(此李品仙自阴山之报告)
②合肥失守，徐源泉部退守纳城、霍山之地区。(此七月二十七日廖磊之报告)
③八月四日肖之楚军由江南调至江北归第五战区指挥；刘膺古、何知重向黄冈、靳水、浠水调动。八月七日，我偕少数幕僚至右翼视察，召集各军将领于浠水开会，拟定本战区作战事宜，—卜六日发出作战命令。
(5)作战命令
①作战区分左、中、右三军团(军队区分)。右翼归李品仙指挥，下辖三十一军(韦云淞)、四十四军(廖磊)、八十四军(覃连芳)、八十六军(何知重)、二十六军(肖之楚)、八十七军(刘膺古缺一师)与五十五军(曹福林)。
中央区由廖磊指挥，下辖第七军(张淦)、八十四军(张义纯)、十军(徐源泉)，豫、皖边区之游击队与皖省之团队，廖并兼任皖省主席，为预定留守大别山，故游击队与团队归其指挥。
左翼由孙连仲指挥，下辖三十军(池峰城)、四十二军(冯安邦)、五十一军(于学忠)、五十九军(张自忠)、六十八军(刘汝明)、七十一军(宋希濂)与十七军(冯治安)。
②战区地点：右翼止于长江北岸(田家镇要塞归武汉卫戍总司令)。
左翼自长岭关之东淮河上游之流城属之，与第一战区衔接。
③作战任务：
a．右翼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之敌逐次侧击，预期消灭于右翼港湾错杂之地区。
b．中央军团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之窜入，并于大别山之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织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
c．左翼逐渐诱敌西进，并结集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敌人，本战区直辖部队计有刘膺古军(欠一师)与一三八师，控制在浠水、宋埠附近。
(6)后勤之设施
①于商城、浠水分设机踏车，各部与长官以电讯联络。
②右翼军团以长扛为运粮主要补给线，沿江公路为补给线。
③左翼军团以汉口，信阳间之铁路，以及豫南之公路为主线，商城至汉口线为补给线。
④中央军团之补给，以及游击队之粮饷以麻城为基地，再由基地雇用民夫运往大别山区。
(7)作战经过概要
宋希濂、曹福林二军调入本战区后，部队长曾至浠水长官部请示机宜。八月十八日黄梅，孔垅镇被敌攻陷，长江南岸之瑞昌告急频仍。军委命令本战区努力反攻牵制敌人之进展，本战区奉命，本拟配合炮兵进攻，无奈淫雨霏霏，道路泥泞而各地桥梁多被洪水冲毁，炮兵经八月三十日始能到达。我鉴于此种情况，不待炮兵之行动，遂先下达攻击命令。
①曹福林、刘膺古两军归右翼军团指挥，该军除攻击孔垅之敌人，并以有力之部队向潜山，太湖进攻。
②宋希濂部归左翼兵团指挥，孙连仲部极力阻止敌人西进，并集结兵力击退当前之敌至河口镇、叶家集线以东。
③中央兵团除警戒大别山东侧之隘口，集结有力之部队于左右二翼协助进攻。
④自八月二十六日起各兵团以小部反击当前之敌，全面总攻击另以命令指示。
八月二十七日各部开始局部反击，潜山、太湖相继克服，该地区之敌人转移阵地，沿江之敌人亦放弃陆路之路线，以长江之小池口等处为基地。另据报敌人三千由合肥，安东前进，并有大部队相随，江南战事日益紧迫。大本营为应付战局，调曹福林重回江南，二十九日六安失守，于学忠部退至杨柳店，独山镇，三十日霍山沦陷，独山吃紧，潜山、太湖得而复失，敌进至黄梅，旋杨柳、独山不守。宋希濂郎赶至叶家集布防，不久右翼之英山、苦竹山，突传陷落之消息。
九月一日，大本营指示本战区之右翼兵团固守广济，左翼兵团集有力部队破西进之敌人，并调冯治安部归左翼指挥，一三八师至立煌归廖磊集团。我为了解军情偕少数参谋人员至商城视察。八月三日指挥部曾传令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冯治安等于商城指挥所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叶家集之侧面地，并于叶家集结聚兵力阻挡敌人之进军并机动打击之。是时，天雨不已，江淮水位急升，敌人冒雨攻击叶家集未曾停止。
右翼兵团失黄梅防地退守距广济四十里之既设阵地，当时敌之力量虽仅有一师团及一旅团，仍大胆深入，自八月五日以来敌猛攻广济正面，六日廖磊、张义纯二军向黄梅侧击敌之后方，占领大河镇、双城驿，不意守广济之何知重不待命令于是晚撤退，敌遂占领广济城。因战事告急，曹福林部于七日起，便停止南调，仍归本战区指挥，向曹河推进。曹部官兵因亦是北方子弟，不耐鄂东之湿热，复以多日行军疲劳不堪，身体抵抗力锐减，染恶性疟疾者几达三分之一，虽勉强部署，每日死亡不少。八月六日午后，敌军向曹部攻击，左翼兵团以第三十军之一旅守固始，敌攻逼城郊，未半日而失守。固始失守影响后方预定工事甚大，各部队长因部队力量日减有积极意图者亦不多。八日广济战况激烈，我以肖之楚部、韦云淞部夹击敌之后方，敌受迫而退，我军正面之压力始为之减弱。
左翼兵团集结兵力急行至叶家集布防增援，以大别山中之富金山为据点与敌激战，杀敌五六千，敌末得逞，敌之攻势为之一挫。此时，八十四军切断广济以东之公路，敌之主力向东南山地撤退，广济尚有顽敌，左翼兵团乘敌受挫之际，全面出击，积极部署，指挥部限其三日内开始，攻击时间由孙连仲总司令自行决定。十日右翼解决广济之残敌，逐次向东扫荡。正当孙总司令准备反攻之际，不幸富金山失守，宋希廉部退至商城、潢川，与张自忠成椅角之势，防范敌人。固始之敌亦有蠢动之意图，而我左翼兵团之攻势因守部退却而不能按计划实行。是时，右翼之敌人增兵反攻，尽量压迫夹击之部队，我原收复之地得而复失，孙连仲指挥之战场沉寂一时。
待潢川告急，刘汝明部归孙连仲指挥。旋江南之马头镇，江北之武穴相继失守，敌逼近商城，商城指挥所被迫撤退。
2．长江南岸第九战区之战事
(1)此的期之国军大都集中于武昌，军委会为指挥便利，成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司令长官，统辖鄱阳湖以西，江西、湖南全省及鄂南之地，以第一、第二兵团为基干，共计二十七个军担任长江南岸之作战。军委会为适应战事并扩大第五战区之辖区至豫北，豫东，皖南、北及苏北等地，仍以李宗仁为战区司令长官，以第三第四两兵团为基干，共计二—卜三个军，担任江北之作战，但武汉与田家镇要塞之城防归第九战区。李于生病期间，战区司令长官仍由崇禧代理。
(2)第九战区以第一兵团守备九江及鄱阳湖西岸地区，以第二兵团守九江以西地区并沿长江拒敌。自七月中旬敌机猛烈轰炸长江沿岸，扫荡鄱阳湖之布雷，二十三日拂晓，敌在江西湖口以西之姑塘登陆。第一兵团以第八军、六十四军、七十军之力量逐次增加与敌激战。七月二十四日，敌继续在马厂登陆，国军于滨湖、沿江之低地与敌相战三日。因敌以海、陆、空配合作战，形势于我极不利，二十六日，我军遂弃守九江，退至沙河之既设阵地。南浔路方面第九战区之第一兵团利用庐山山脉、南浔路以西之高地占领纵深阵地，利用火力与逆袭，逐次抵抗，由八月二十日起，敌于星子登陆及南浔路之正面敌一○一、一○六师团及沿瑞(昌)武(昌)公路进攻之敌二十七师团相战八十余日，予敌重伤。尤以万家岭一仗尸横遍野，破敌四联队，敌一○一师团伤亡过半退守修江南岸相峙。第九战区之第一兵团与第二兵团利用瑞昌以西幕阜山山脉及沿江要塞占领纵深阵地，利用火力与逆袭与沿瑞(昌)阳(新)公路推进之第九师团及在瑞昌东北港口登陆之台湾旅团攻田家镇之第六师团激战两月，于乌石街、马头镇、田家镇，曾予敌重伤，并在田家镇要塞与敌相战二十余日，杀敌数千，沉敌舰数十艘，阻止敌人向武汉袭击。十月二十五日敌迫近武昌，我军为保存实力退守通城、岳阳。
长江北岸之战事，九月十五日军委会调整部署将田家镇要塞自第九战区划入第五战区。在此以前(九月九日)敌攻陷广济、武穴，围攻田家镇要塞，我军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等军向敌侧背反攻，策应田家镇要塞之作战，激战旬余，我军局部胜利，颇有斩获。终因敌以陆、海、空配合攻击田家镇，我军于九月二十九日不支失守，本军分退至田家镇以北蕲春、浠水、花水等地遂次抵抗，十月二十四日，敌突破我黄陂阵地，我军主力向平汉路以西地带撤退，一部留大别山游击。
大别山北麓之战事，左翼兵团由九月二日起以第二集团军之第七十一军于富金山、固始、商城一带凭据点与敌血战二周，杀敌五、六千。终因敌人以绝对优势，我军不得不变更在商城与敌决战之计划。九月十六日我军放弃商城，退守商城以南之打船厂、沙涡一带及大剿山各隘口，与敌第十三师团、十六师团一部激战月余，杀敌数千。敌于九月十九日陷横川，越罗山西进，我以第一军布置于信阳以东之地予敌迎头痛击，敌复以第三师团增援鏖战两昼夜，我军退守信阳以东作持久抵抗。敌另以—部绕至信阳以南之柳林及其西侧地区，我遂放弃信阳，以三十一军及十三师守武胜关阻敌南进，第一军向信阻以北转移掩护西《陕西》京(南京)公路。十月下旬敌第三师团推向应山威胁第五战区之后路，此时武汉保卫战已近五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视百余架，聚集武汉之人员与物资亦得先期西运。军委会见消耗战之目的已达，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令放弃武汉。我军向修水(赣)、新墙河、沙阳、随县撤退，武汉会战至此告—终结。当会战末期李司令长官病愈归来，崇禧遂解除代理职务重回中央供职。
(三)武汉会战之检讨
1．二十七年五月下旬徐州失守后，各部突围转进至豫南、鄂北地区，为时仅月余，补充未毕，训练未精，即令参加武汉会战，故番号虽多，然实力不如敌。溯自欧战以来，武器之改进日新月异，国际战争非但要求多兵，而且讲究精兵，故非征兵国家不能从事现代战争。我国之征兵制度，由二十五年至三月方局部实行，因户口未调查清楚，未能普遍实行，大量之兵源全靠招募或摊派兵额补充，而新募之兵，犹未脱民间习气，战时生活、战斗技术、军队知识等皆需从头训练，入营时间既短，即命上战场，是无异驱市人而战。总之，各部队每当与敌激战之后，虽有补充若干未经训练之新兵，然实乏战斗力量可言。第五战区自安庆、合肥失守，继即徐州会战，我国军屡与敌人接触，流血成河，横尸盈野，虽有临沂、台儿庄两战之胜利，然缺乏补充，故每次战役之后，力量丧失过半，此不独本战区之艰苦情况，亦为我八年抗战中各战区几不能克服之苦难。是以八年抗战，若揣以作战常理，实不能与敌相抗，然而国军所恃者精神也，所凭者士气也，其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之奋勇杀敌精神实不能以常理忖之。八年抗战，赖我最高统帅之英明领导与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之心理，方能赢得最后胜利。
2．长江秋季阴雨霏霏，沿江地区，湿气甚重，久战疲惫之部队体力衰弱，易受外感，因而疾病丛生，尤以鄂东地区之恶性疟疾为厉。凡被疟虫咬者，体温忽寒忽热，有高达摄氏四十余度者，盖疟虫于体内破坏红血球，致小便便血，轻者不能行动，重者即不支而死。各部中虽多有患此症者，然以曹福林部最为严重，患者几超过全军之三分之一，此类患者即失作战能力，其损耗之大，较与敌激战伤亡为尤甚，是时军中医药设备缺乏，虽有奎宁丸亦不能大量供应，所以患者历数月不能痊愈。此种痛苦我亦曾亲身体验。
战区长官部自余以下，患此病者亦为数不少。武汉会战开始后之第三个月，我忽感体温无常，初时我尚不以为意，继而体温超过摄氏四十度，几近昏迷状态，虽大量服用奎宁丸，亦毫无效果，所幸平时身体强健，仍勉强指挥。委员长蒋公在汉口闻知，特派参谋次长熊哲民兄偕医师至浠水探视，经服用恶性疟疾之特效药阿司匹林，始日渐痊愈。我见病况好转，即未再服用此特效药，以致成为潜伏性之疟疾，犹毫不知悉。后由武汉撤退至重庆，觉体弱异常且时常咳嗽不止，尤以寒日为严重，经委员长侍从室之尿仰高医师抽血检验，始知为潜伏性之恶性疟疾，初我犹不知，待第二次抽血检验，该细菌已变形，很难察觉，我始知病情严重。经朱医师注射三针六○六之后，始见断根，至今二十余年，未再罹染此类疾病。
3．由于上述第一、二两次原因，经台儿庄大战后，伤亡重大之部队，战斗力因补充不及而普遍降低，因而影响各级指挥官积极之意图，右翼军李品仙于潜山、太湖(安徽)，黄梅(湖北)曾截断敌人归路，迫广济之敌军退却，迟滞敌人进攻武汉之行动。左翼军宋希濂以富金山为据点，攻守并用，使敌伤亡五、六千人之多，收局部之胜利。
4．大会战后，检讨各部之战绩，以为赏罚之标准，其补充装备亦以为标准，藉寓奖惩之意。
5．武汉保卫战之设施，似仅注意武汉核心，而于其外围之通信、交通颇为疏忽。例如连接豫南公路，仅有宋埠商城可通，聂口大桥亦须利用铁桥通车。路面皆为临时性者，雨后泥泞不堪。至于鄂省，除武汉三镇外，公路路面永久性者太少，而后我曾亲经襄化公路，仍无路面。而沿江公路(鄂东会战时)港湾交错，多用船渡，因未设桥梁，或为临时性装置，殊欠坚固。且一般通信网既设线太少，常有拥挤之虞。
6．战区间之兵力调动，因属于统帅部之权衡，但需有深远之谋划。以肖之楚军远在乎汉路南端整训，调江南未及一句，复调回江北。曹福林军由江南调江北(五战区)未及一句又调江南，中途又折回江北。刘膺古军奉调至本战区，但兵力仅一师，来能参加有力之战斗，如此调动频繁，使部队徒劳往返，疲于奔命。
7．于偏远地区划分作战地境，不应有互相交错之存在。例如：甲战区某地属乙战区指挥，不但使乙战区指导增援困难，即甲战区之作战指挥亦受极大影响，且使敌人有乘隙抵瑕之虞。以田家镇为例，本战区据当时敌情判断，敌人有转移兵力、进攻田家镇之企图，而田家镇与半壁山相对，原属南岸战区指挥，至九月中旬忽转属本战区。至奉命时，武穴已失守，田家镇北面各点亦多被敌人占领，虽本战区增兵力援田家镇，而因受四望山敌之牵制，迟延至二十六日始进占香山及2126高地，先一日敌已由武穴、松山口突入田家镇，另一部采反封锁，我军急攻不下，田家镇乃失守。查田家镇位于长江北岸，自与本战区休戚相关，倘最初即划归本战区，则本战区之作战计划必包括在内，而赋与右翼兵团保持右翼重要据点之任务。则形势或较朽利也。
8．长官部之位置关系战局颇大，如战区地域过于辽阔，可分设临时指挥所与情报搜集所，俾长官及少数幕僚易知作战情况。长官部位置不宜轻易移动，否则不仅损耗人力、物力，而撤退时影响后方士气尤大。
(四)战场杂记
1．湖北位于长江中部，有粤汉、平汉二路贯通其间，有长江、汉水汇聚其中，成为水陆交通之枢纽。武汉三镇更为全国交通之中心，商业汇萃之所在，故武汉三镇经济上之繁荣，自不待言。除三镇外，湖北其他各县市地方建设似少注意，以鄂东而论，公路不仅少，且无永久性之路面，天雨不仅车不能行，即徒步亦难。既有之通信网，未架长途电话线。至于卫生方面，恶性疟疾不只战时妨碍作战，破坏兵士之健康，即平时住在该地之民众，亦难免受其侵害。
2．在余解除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回到武汉后，突患风湿症，腰部酸痛，行动困难，后经武汉疗养院院长米勒(世界四大名医之一)之诊治、打针，住院一周即告痊愈。以前在战场上此病未发生，殆为作战精神压倒病魔，故未感觉。之后回到武汉，精神稍一放松，此病即发作，可见精神力量之重要。
3．武汉撤退时，我等到委员长乘飞机寓武汉后，方乘汽车先到鄂北钟祥与李长官会晤，然后我即由鄂西经沙市、常德拟返长沙。当时我所乘者为德制吉普车，车至十里铺附近，机件突发生故障，我乃下车等待司机修理。不久，周恩来乘汽车随后赶至，他一见是我，随即下车当面相告说：“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等所在地不远!”并坚邀我同车至长沙。当时我考虑再三，机件何时修好，并无把握，乃上车与他同行。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我相谈颇多，谈话内容从他早年在南开念书，及法国留学经过，以至国共合作、抗战诸问题，听其谈吐，知其常识丰富。是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陈诚，秘书长为贺衷寒)，我曾就共党问题笑对周恩来道：“你们(共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他回答说：“你们广西做法，象民众组织，苦干穷干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
4．长期抗战必须有稳定之政治军事中心，以便指挥作战，维系全国民心、军心。武汉放弃后，如何健全重庆外围，使重庆行都稳定，蒋委员长考虑再三，决定于桂林增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指挥第三、四、七、九这四个战区的军事，以维护重庆外围。当时委员长征询我出任行营主任，仍兼军训部长与副参谋总长。论才实不敢说，论义则不容辞，乃接受此任务。
六、华北战场与战役
华北战场包括冀、察、绥、晋四省及鲁北与豫北。
就时间上言，中国对日抗战先起于华北战场，而后为工海“八?一三”之役。因淞沪之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皆为余目睹或亲自指挥者，故先加叙述，今再回头补述华北战场诸战役。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阀强占我东北四省(含热河)，二十一年三月九日并导演成立伪满组织，进占长城，要求华北特殊化，于冀察到处挑衅，更于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袭击芦沟桥，我驻军宋哲元部吉星文团，因守土有责，乃奋起抵抗，全面战争于是乎展开。“七?七”事变之前，我政府仍一再忍让委曲求全，后知敌人得寸进尺乃决心抵抗。战争初起，我政府因准备未臻完善，希望以有限度战争拖延战局，故当时以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以之应付敌人，和缓战争。
(一)平津战斗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北宁路日驻屯军河边旅团(一旅团含步兵三连队、炮兵一连队、战车一队)分布平津路沿线，驻平津中段丰台一股，藉夜间演习为名，袭我芦沟桥驻军。我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下之吉星文团奋勇抵抗，敌未得逞。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据报敌由天津增援，即一面命所部固守阵地，一面企以外交方式消弭战祸，经派员交涉，双方约定停止射击，各回原驻地，然我军遵约履行，敌军却食言。敌于援队到达又发动攻势，但仍为我军击退。敌乃紧急动员一师团二旅团并航空兵一团，七月下旬，敌又继续动员三师团，合前共计五师团三旅团向平津挺进。敌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援军未集中之前，对我宣布不扩大事态，并愿意派人调查以地方事件解决，此为其缓兵计。适七月二十五日敌援军到达，即向廊坊我驻军挑衅，并以飞机轰炸之，敌军另一部向北平广安门进袭，为我军阻止。敌提最后通牒要求我撤北平驻军于永定河以西，宋主任一面严词拒绝，并令所部应战，一面请求中央速派大军增援。敌继攻通县，其北平近郊驻军则以一师团三旅团之兵力向我总攻，主力集中南苑，一部分于北苑，更以敌机数十架轮流轰炸。我军奋勇抵抗，极为壮烈，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皆于南苑悲壮殉职，北苑也牺牲惨重。宋主任因系匆促应战，且兵力分散，态势于我不利，乃率领所部退至永定河右岸，留天津市长张自忠于北平，代理冀察政务，并指挥刘汝珍之独立第二旅，以和缓敌人攻势。
七月二十九日敌第五师团与海军于拂晓分向天津、大沽攻击，我三十八师代师长李文天与保安队守天津，黄伟岗旅一营守大沽，均奋起抵抗。因敌众我寡，张自忠命向马厂、杨柳青撤退，津沽乃陷。敌进天津，藉搜索我军残部为名，奸淫掳掠焚杀，纪律极坏。北平方面，冀察代主任张自忠亦不能行使职权，乃于八月四日撤北平退至永定河以西地方。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上句，敌第十师团向独流镇进攻，第二十师团向坨里、良乡进攻，敌第五师团与独立十一旅团向南口进攻，此外关东军派遣三个旅团、另有步兵七连队，由察北向张家口策应，并以伪蒙九个骑兵师于尚义、商都一带阻我骑兵第一军东进。八月初旬，汤恩伯之十三军于居庸关南口，高桂滋之十七军在赤城、延庆、怀来一带，占领纵深阵地以阻止敌人。八月八日，敌开始进攻南口，十三军凭险固守，并以火力逆袭，反复搏斗，迭挫顽敌，双方伤亡惨重。军委会于八月十一日命卫立煌部将第十、八十三、八十五三个师编成第十四集团军，由石家庄附近铁运易县，经平绥山地向南口增援，限十天到达。卫部因永定河渡河迟滞，且通信器材不全，与汤部未取得联络，亦未能阻敌于中途。当时我方虽派孙连仲队伍向良乡、坨里作局部攻势，以牵制敌人，并以另一部出回龙观，以掩护卫部前进。但因渡河迟滞，救援不及。八月十一日，敌第十一旅团攻我南口附近之得胜口，被我军阻止，事后敌以飞机、战车协同步兵攻占我南口车站，继向居庸关突袭，我十三军向敌反击，将敌击退。敌以主力第五师团向我汤部右翼黄老院包围，我抽调石觉一旅，李仙渊一师及增援朱怀冰一师，陈长捷一师各部迎敌，激战猛烈。察北方面，骑兵第一军赵承绶攻占商都、尚义，一四三师且攻进崇礼，进迫张北城下。敌以二混成旅并一机械化旅由张北向张家口反攻，山西阎主任(太原绥靖主任)派傅作义一师及三旅由大同铁运怀来增援南口之汤军。八月二十一日，永宁城与镇边城为敌突破，汤部奉命由桑干河右岸突围，弃守居庸关向阳原转移，刘汝明则由洋河右岸向冀南撤退，傅作义部退至柴沟堡。八月三十日，敌大军支队经赤城向延庆进攻，我十七军高桂滋虽将敌击退，因汤部已退，也只得向桑干河右岸退却，乎绥路南口之战役乃告终。
据报我军因突围匆促，为敌所俘之伤兵与落伍军人，除留少数审讯口供外，余均被残害。敌军此种野蛮手段，不仅违背人道主义，且不合国际公法，良可深叹!
(二)平津张家口战斗检讨
1．我军之检讨
(1)平津
①平津战斗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主持，政府延其和缓日军，俾多争取时间为后方准备抗战之用。职斯之故，对敌之侵略挑衅，我方一再容忍对付，不料我愈退让，敌愈强横，终于七月七日爆发芦沟桥事变，引起全面之抗战。
②敌以优势步炮空联合部队与兵力攻我平津宋哲元部，宋氏不得已令所部奋勇抵抗，故有南苑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之壮烈殉职。驻守芦沟桥之吉星文团长更挫敌攻势两次，表现至为忠勇。
③平津战斗我军全处于被动，此为兵家之大忌。宋哲元奉最高统帅之意志，与日方周旋，和缓敌军攻势，为拖延时间，故处处忍让，实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亦可见其应付之不易。
(2)张家口
①汤部凭险抗敌，以火力逆袭保持阵地，使南口战役有声有色，卫部因渡河迟滞致救援不及，傅部虽赶至增援，但因汤郎伤亡重大，要点多失，只得奉命放弃阵地而退。
②现代战争通信为军中神经中枢，必须灵活应用，方能适合需要。卫部增援限十日到达，固因渡河迟滞，惟通信不灵，未能与友军取得联系，亦为莫大之缺憾。我军平时未注意通信之操作，且工兵器材缺乏，是为作战之两大致命伤。
2．敌方之检讨
①敌军训练有素，装备良好，无论战斗，战术、战略各单位皆很健全，是以投之所向，均能达成任务。吾人照实叙述敌我优劣，有时述敌人优点，并非长敌之志气，实欲供后世研究战史者之参考与改进。倘一味自夸，或贬敌，皆非吾人应取之态度。
②敌军纪律太坏，对民间之奸淫掳掠，例不胜枚举。比如敌进天津，藉口搜索我残余部队，而大肆奸淫掳掠，又如敌于张家口，残杀我伤兵，实有违背人道主义与国际公法。
军委会为统一黄河以北各部之指挥以支援晋察两省之作战，遂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设立军委会委员长保定行营，令徐永昌为主任，指挥河北作战，以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担任津浦路北段指挥作战，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担任平汉路北段指挥作战。当时行营曾派卫立煌驰援张家口，因永定河阻隔与通信不灵，致未获效果。平汉、津浦北段虽不断与敌接触，然未发生大战，复因军事需要，军委会令以平汉路北段改为第一战区，委员长自兼司令长官，而以程潜代理，又于九月上旬将津浦路北段划为第六战区，以冯王祥、鹿钟麟为正副司令长官。
敌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于其国内下达总动员令，命寺内寿一为华北方面司令官，指挥第一、二两军，企图对华北进行大规模之军事行动。八月二十一日，孙连仲集团军于良乡、房山、西北高地一带与敌激战数次，因我军缺少重兵器，火力不及敌人，乃不支而退。良乡、房山高地为敌所占后，我军转进至马头镇、琉璃河一线，时敌已下南口，再抽调第五、二十师团主力增援平汉线，企图攻取保定，进窥石家庄，其指挥官为坂垣征四郎，指挥三师团，攻占固安、涿州琉璃河。我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本拟于保定附近与敌决战，然仅有关麟征之三个师兵力，不愿将其消耗于河北，与敌一番激战后，保定乃陷。
敌占保定后，立即进击石家庄，以打开晋东门户。敌指挥官土肥原率第四、二十师团之一部与河边旅团，沿铁路南下，于九月底攻陷定县与新乐。是时，适晋北告急，除卫立煌部三师奉命驰援晋北外，另调孙连仲、郝梦龄、冯钦哉、刘茂思等部转用山西，分守娘子关与忻口两要点。而宋哲元部亦调五战区津浦线作战，故平汉线只留商震师抵抗，经敌猛攻后，正定以西至灵寿县于十月上旬陷落。敌又以主力渡滹沱河，进迫石家庄正面，一部由灵寿县向正太路威胁石家庄左翼，另一部由藁城侧击石家庄右翼，使石家庄三面受敌。至十月十日，石家庄乃弃守。同时晋北之敌突破茹越口，陷雁门关，占太原高地，军委会令卫立煌之集团军于十月二日铁运至忻口增援，以巩固山西要地。
(三)津浦路北段战事
自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以来，华北天气阴雨连绵，河北诸河流皆泛滥，津浦路与平汉路之间为泛滥之河流所阻碍，通信与交通均感不便。九月下旬，军委会划津浦路北段为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副之。任务为于沧县至德县间持久抗敌，待第五战区(黄河以南)增援到达，即转移攻势。敌第十六师团、三十一师团于九月下旬向大城、姚官屯进攻，我军凭既设阵地与河水泛滥之障碍，坚强抵抗，杀敌甚多。后为敌凭藉优势装备与步炮空联合火力，不断轰炸攻击，我军因无制空权，伤亡甚大，于大城、沧县先后陷落后，乃分向沙河桥、南皮撤退。鹿副总司令曾至南皮，督率第五十九、四十九军、四十军与第二十三师于三十日夜半向敌左侧迂回攻击敌人，克复冯家口、代庄等地，颇有斩获，但因通信不良，加以铁路正面部队未能切实协同，且敌情不明，只得运用铁路以东向德县地区撤退。敌第十师团沿津浦路南进攻德县，军委会原命韩复榘派二个师增援德县，因其动作迟缓，救援不及，守德县仅八十一师之一个团，凭城固守，不久即陷。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部沿津浦路以西向临清、大名方面转移，军委会遂裁撤第六战区。敌乘势向南进攻，十一月初旬，连接攻陷惠民、济阳。韩复榘部渐向黄河南岸撤退，并炸毁黄河铁桥，津浦路北段战事乃告终。
第六战区之撤销，主要因为冯玉祥所部不服冯氏之指挥，冯之部下，咸对冯之指挥有所畏惧与表示不信任，或以密电，或经口头，屡向军委会报告，不服冯氏之指挥。上海作战时，冯王祥原任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之，后因黄河北岸多冯氏之旧部，倘以冯出面统属，或更能发挥战力，是以何参谋总长与我皆向蒋委员长建议，盼于黄河北岸增辟一战区，以冯氏出任司令长官指挥之。而山东韩复榘反对划归第六战区冯氏之指挥，故冯氏之指挥仅限津浦路北段。后军委会令韩复榘增援德县，韩动作迟钝，证明西北军对冯不表信任。如此下去，恐有不良后果，军委会乃将第六战区裁撤。冯氏仍回任军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四)各战斗检讨
1．我军
(1)平汉路北段为我第一战区之作战地域，自平津陷落后，军委会即撤销保定行营，成立第一战区，以程潜代司令长官，集结相当兵力于平汉线。惟河北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军委会乃将该战区之主力调赴晋东，以巩固山西，而敌人对此情况不明，尤将主力向冀南推进，企图打击我野战军。结果，敌军至冀南扑空，反使敌在娘子关之一旅团几被我消灭，敌不得已以空投补给，并调冀南部队救援，方始解围。此为敌情不明与用兵之错误。
(2)津浦路之北段为我第六战区之作战地域，我六战区由沧州至德县沿途抵抗，未形成大规模会战。后六战区撤销，战斗经过亦乏善可陈。其间仅鹿副总司令曾一度夜袭敌军，有多少之收获。
2．敌人
平汉路作战，敌因情报不明，故进兵冀南扑空一场。而敌于津浦路亦未有大收获，仅占领平汉、津浦两路北段沿线若干空间，我军实力仍在，正符合我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之最高战略。
七、太原会战
(一)太原会战之经过
山西雄踞华北，形势险要，表里山河，自古为有名之天然堡垒，亦历代军事必争之地。自平津、张家口失陷后，敌即派兵南下，企图打击我河北野战军，敌另由关东军派遣察哈尔兵团，向晋北前进。我军委会以河北地势平坦，无险可守，预将冀境国军主力调往山西，以巩固此天然要塞。敌军至冀南扑空，乃折回晋东，遂构成太原会战。
敌进攻山西，企图夺取我天然要塞，消除陕甘根据地屏障，进而掠取我西安、汉中，威胁我抗战中心——陪都重庆。敌一度计划以十六师团兵力攻我四川，后因南进，遭受美国反攻之牵制而作罢。敌进攻山西，分由娘子关、平型关、雁门关三路进兵，对太原采取分进合击方略。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共四个混成旅与伪蒙九个骑兵师则由察境向平绥路西段进攻，约于九月上旬发动。我第二战区本拟于大同与之决战，后因大同形势不利，我军准备未周，乃放弃大同，退回内长城。当时军委会曾令十八集团军朱德出平型关，截断敌军联络线，使第二战区作战容易，但朱德未遵令执行此任务。*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辖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伏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日军，一举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当日黄昏即向东泡池一带日军展开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未按预定作战计划出击，致使东泡池的日军由团城口突围。
我第十七军及七十三师于尉县(察省)、广灵、灵丘(山西)一带阻止抵抗敌第五师团后，乃与第十三军、第十五军团会合，退守平型关，团城口既没阵地，敌第五师团贸然来攻，我军向其两翼反攻，将敌击退，且予敌打击甚大。后因敌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经阳原攻陷茹越口，我守军旅长梁鉴堂阵亡，敌占繁峙，我平型关守军后路受威胁，乃向五台山代县撤退。
敌第五师团与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于十月上旬向崞县、原平、宁武前进，十月十日卫立煌部集中于忻口附近，会合第二战区各部，区分为三个兵团，以刘茂恩指挥三十三军、十五军、十七军为右翼兵团；王靖国指挥十九军、三十五军、六十一军、第九军为中央兵团；李默庵指挥十四军、八十五军、六十六军、七十一师为左翼兵团，由卫立煌统一指挥，于十月十二日在忻口以北之龙王堂、界河铺、大白水、南岳一线占领阵地。敌第五师团与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于十月十日攻陷崞县、原平，向忻口阵地攻击。我军坚守阵地，迭行反攻，激战至十八日，杀敌近万，我军官兵伤亡甚多，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与五十四师长刘家麒均壮烈殉职，战况则成为对峙之局。
敌一、二两军于十月十一日攻陷石家庄后，其主力即长驱南进，并以第二十师团之一部向娘子关进攻，以策应第五师团作战。十一日敌攻井陉、砭驴岭，我第十七师奋勇迎击，双方伤亡均重，敌突进苇泽关，被我第二十六军、第三军包围，消灭过半，残敌固守若干据点顽强抵抗，时敌后已为我截断，四面包围，敌以空投补给。惜我军火力不够，持至二十二日牺牲惨重，仍未消灭残敌。平汉路南进之敌，乃抽调二十师团与一○九师团之一部由冀南折回娘子关，前者加入娘子关正面战斗再与攻势，后者由横口车站向侧鱼镇南进。我第三军与增援之四十一军调动未毕，迎击失利，娘子关侧背暴露，我军退守平定，一○九师团至昔阳附近又复西进，我军态势不利，各部分离，平定、阳泉相继失守，敌遂进迫太原。
我军第二战区令忻口我军向太原以北青龙桥既设阵地转移，与晋东我军协力掩护太原，并令博作义部守备太原城。晋北各部干十一月二日向太原开始移动，因敌机猛炸及机械化部队跟踪追击，八日攻势猛烈，午夜敌一部由北城进城。傅作义见大势已去，乃令守军向西山突围，太原遂陷于敌手。敌一部渡汾河占交城，其主力则沿同蒲路经榆次南进，至太谷、平遥、汾阳一线而止。我军退守子洪镇、候岭等处，整顿补充，本会战告终。
(二)太原会战之检讨
1．我军
(1)山西东有太行山，西南有黄河，东北有长城，中有恒山、五台山、东条山、吕梁山等山脉，蔚为天然堡垒。以言进取，可北向平绥，东出平汉；以言保守，表里山河，四塞以为固，古来兵家在所必争也。我蒋委员长深知山西在抗战中整个战略地位之价值，故当华北战事发动时，即注意及此，故令二战区主力集结晋北，调一战区主力进入晋东，预先集中优势兵力，故能于娘子关、平型关、忻口诸战役，予敌以重创。
(2)太原沦陷时，军委会于武汉开会检讨全盘战略，以为山西乃陕西之屏障，陕西又为四川屏障，保山西所以保陕西，保陕西所以保四川。陪都重庆为抗战军事政治重心，必须确保，方足以号召天下，争取最后之胜利。自太原失守，二战区部队有少数渡黄河到河南者，当时我在武汉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正式提议，第二战区全体官兵不得因太原失守而退过黄河或其他战区，否则以军法从事。当时我并建议对日抗战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均蒙采纳，并令各部于山西境内以游击战与正规战并用，保障山西根据地。直至抗战胜利为止，山西天然堡垒屹然不动，此实为我抗战期中一大奇迹，亦即我抗战成败之莫大关键。
(3)山西境内战役，我将士在阎长官领导下，均能奋勇杀敌，视死如归，故有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旅长梁鉴堂在战场上忠勇殉职，其他为国牺牲之官兵亦为数极众。因有此牺牲精神，故能予敌以重创。此外，各战斗部队奉命留晋者，均能使用正规战与游击战配合，支持八年，直至抗战胜利为止，此实为抗日战争中光荣之一页。
(4)阎长官利用共党薄一波，组织新编步兵团四十个团，薄暗中与朱德联系，从中煽动，其中三十四个团忽然叛变，*使共党势力为之大增。阎长官生前与我私谈及此，内心殊感痛恨。共党为有主义、有组织之团体，每一党员均受过严格训练，凡利用共党，没有不失败者，此不独二战区为然。
*抗战爆发后，阎锡山的晋绥军在前线连吃败仗，雁北和绥远大部地区沦于敌手，我八路军开赴山西后，改变了局面。薄一波建议组建新军，阎表示同意，并委托薄负此工作。从1937年开始，在“牺牲同盟会”的基础上，组建青年抗敌决死纵队共约三十四个团四万余人。太原失陷后，阎锡山由对抗日前途悲观动摇到日益反动，极力限制扩大新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12月，阎集中军队进攻决死纵队。决死纵队除第三纵队的三个团被阎策动叛变外，余均在我党掌握之下。
(5)当太原失守后，于山西境内之国军，精神上深受威胁。军委会严令二战区官长不堆退出境外，各部队均需演习打游击战。共党以打游击起家，而国军向未有此经验。自奉军委会命令后，大家即一律学习。当时敌曾向山西游击根据地扫荡多次，我军化整为零，避实就虚，实力依存，直至胜利为止，足见游击战非仅共党得而专美。本人于军训部曾编有《游击战纲要》一书，以为各战区训练游击战之教材。
(6)民国二十六年九、十月间，敌第五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分向我平型关、茹越口进攻，军委会曾命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归二战区指挥，并令该部进至平型关外，切断敌后路使二战区作战容易，该集团军并未遵办。当太原战事吃紧时，该集团军不但未与国军一致杀敌，反分布于正太、同蒲两路之两侧地区，扩张地盘，收缴民枪，纯为扩大其实力着想。更有甚于此者，一二五师刘伯承开放东洋关，让敌军一○八师团深入山西，直迫我后方军事要地——临汾，*使敌由太原沿同蒲路南进之三个师团完成分进合击之战略，我军受害最大。
*太原于1937年11月8日被日军占领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938年3月18日，由晋东进占临汾的日军一○八师团为支援午城作战，出动步骑兵八百余人，炮兵一个中队由蒲县西援，于井沟、张庄公路两侧，被我115师全部歼灭。至4月，八路军完成了在山西的战略展开，创建了晋察冀边、晋西北、晋冀豫边、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军对各根据地的围攻。
2．敌方
(1)敌对晋东晋北之用兵，其兵力数量较我为小，且地形险峻，但敌军每战皆取攻势，抗战以来敌在各战区亦均如此，由此足证敌攻击精神之旺盛。
(2)敌至不得已采防御时，亦多能沉着应战，至死不屈。例如二战区敌以二十师团之一部约一个旅团进入娘子关地区，被我孙连仲集团以优势之兵力包围。虽其粮弹补给均赖空投，该敌尚能坚忍持久，等待援兵到达，而后转移攻势，足见敌战斗技术与精神有相当修养。
(3)敌军以主力向冀南前进，其中以二十师团一个旅进攻娘子关。敌以为我主力已退河北以南，故进娘子关之旅被我包围，损失很大，几至消灭。我军因炮兵火力不猛，未能将该敌全部解决。敌对我战区主力之凋动，全然不知，显见其情报不灵。
(三)战场杂汜
1．阎长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与李烈钧、唐继尧均系同期。毕业后返山西原籍服务，辛亥革命爆发，赞襄共和，遂掌握山西军政大权，直至民国三十八年共军攻陷太原为止，前后达四十年之久，为各省执政最久之一位，故军政令均能统一。
2．太原会战时，防守平型关之五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因作战不力为阎长官交军法议处，当时山西执法分监张培梅为阎之老友，铁面无私，将李置之重典。张氏以王靖国等同样作战不力，呈请阎绳之以法，阎不同意，分监遂自戕以谢国人。
3．阎氏于抗战中，为增强抗战力量，创立“牺牲同盟会”与“公道团”，前者以傅友承为总干事，后者由梁敦厚(化之)主持。共党薄一波也参加组织，当时阎有一老友马镇(号君图，留英，学矿冶，信回教)极力反对其重用薄，阎不从，马因而辞职回晋城。及晋城失守，遂为日军所俘。其后薄一波煽动部队叛变，足见马有先见之明。梁敦厚于三十八年太原为共军攻破后，守城将士以汽油自焚，与城共存亡，壮烈极矣。台北建有五百完人墓即为纪念他们。
4．阎长官为抵抗共、伪，加强内部组织，特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又拟运用青红帮力量，组织“民众山”，以便于敌伪区发展力量。阎自任山主，以王靖国、谢廉副之。“民众山”入会严格，山主操生杀大权，此皆为旧式社会组织，以之抵抗共党，尚嫌不足。
第十五章 第二期作战
一、当时之国际局势
自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武汉会战后，至三十四年八月湘西会战，继之以反攻桂柳，为我第二期抗日作战。其间所采取之战略以消耗战为主，配合以游击战，且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及策应我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化敌后方为前方，扩大面之占领，使敌人只能困守点线，打破其全面统治及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政策。在第二期抗战中，并轮流抽调若干部队，切实整训，且派远征军至印度、缅甸，协同盟军作战。
本期内，国际局势诸多变化，其中有利于我者，有不利于我者，关系抗战前途至大，兹略述其梗概如下：
1．美国
美国于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公布对日战略物资之禁运。日本战时最缺乏者乃汽油、钢铁等战略物资。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美国根据九国公约，抗议日本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揭发日本侵略东亚之野心。三十年三月，美国宣布使用“对华租借法案”，关系我抗战甚大。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宣布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予日本经济打击甚大。
日本自实行南进政策后，安南、菲律宾、马来亚、泰国相继失陷。三十二年六月，敌于中途岛反攻，敌军屡次增援，消耗极大。十一月间，美军于瓜达康纳尔登陆，日军战败，太平洋局势为之改观，自此敌由攻势改为守势，丧失抽调部队之自由，当时日本大本营有由南洋抽调十六个师团回中国本土，由山西、河南、湖北进攻四川之计划，后因其海战失败，比计划遂致搁浅。以上所述，为有利于我国之国际局势。
2．英国
二十八年九月英国为集中兵力于欧战场，故讨好日本于远东，将滇缅路封锁，使我国交通断绝，军需与民用物资均感缺乏，此为于我抗战不利者。至二十九年十月，英重新开放滇缅路，使我国际交通仍旧恢复。三十年四月，英资助我五千万美元为稳定法币之基金，英国只讲利害，不顾道义，于此前后两种不同措施可见。
3．苏联
二十七年七月间，苏联发动“张鼓峰事变”，与日军事冲突，日军一个师团战斗失利，乃放弃张鼓峰，被迫停战。苏联发动此次事件纯为试验日本战力，盖因日本之陆军主力以苏联为对象，其一流军队均布置东北之故。苏联于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与德国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协定瓜分波兰，德意日反共协定因而瓦解废弃。二十八年九月中旬，日苏两军在诺门坎发生局部冲突。九月十五日，双方成立诺门坎停战协定。苏联所以不进一步压迫日本，其用意在鼓动日本放胆侵华。三十年四月十三日，苏联侦悉德将攻苏，即与日本订立“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全力对付德国，使日本安心南进及北进。苏联另一阴谋在使共军乘帆发展。二十九年四月，德军席卷西欧，法军战败，日乘机占越北，断我海外交通(经由海防、河内、西贡等海口)。二十九年春季，日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用以威胁英美，牵制苏联，陷我于孤立，妄想早结束中日战争。
由以上演变得悉英为讨好日本，封锁滇缅公路，断我国际交通于先，又因日军攻缅，为请我出兵应援，共同抗日，乃重开滇缅路于后，由此足见英国不顾道义，只讲利害。再看苏联，最初制造“张鼓峰事件”以探测日本战力，又逼使日本屈辱订立诺门坎协定，继而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鼓励日本侵华或南进。英苏两国忽与中日为友，忽与中日为敌，纯以本国利害为转移。盟国中真正始终一贯制裁日侵华者为美国，其国策初为经济制裁，禁运战略物资，废除通商条约。自珍珠港为日海军袭击后，美国即正式对日宣战。其后于中途岛激战中予日舰以重刨，于苏门答腊、爪哇群岛逐次予日陆海空军以大打击，使太平洋日军由攻势改为守势，兵力损失极大，使日在太平洋丧失抽调军队之自由。美国后用越岛战略，将日本在太平洋之吕宋、琉球各岛先后攻占，最后又以原子弹轰炸长崎、广岛，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屈服。由以上演变得知，美国在国际上比较有道义，讲是非。
二、敌我兵力之估计
敌方：敌侵华兵力，陆军二十四个师团，另有二十个独立旅团，约合计三十四个师团(二十个独立旅团约等于十个师团)，海空军在外。民国三十年七月下旬，敌军开始南进，占领安南南部，建立其南进基地。敌军中国战场抽调四个师团以为南进之用，故预计敌军在中国兵力仅剩三十个师团，配合陆军航空兵团，海军之第三舰队，总兵力超过百万以上。
我方，除第一至第十战区外，另于敌后组织苏鲁及冀察战区。以军为战略单位，废除军以上之军团、兵团名义，而师以下之旅也同时废除，俾指挥灵活，以符合“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之原则。陆军之步兵师约二一三个师，骑兵十五个师，炮、工、通等特种兵在外。我空军有飞机二百多架。
三、军委会对敌军之战略判断
甲案：实行局部攻势，削弱我反攻能力，储备其兵力，待机南进。敌之国策有北进、南进两种主张，陆军派主张北进，即侵略中国，海军派主张南进，以称霸太平洋。自“七七”抗战以来，主张北进之陆军军阀，占领我平津、京沪、徐州、武汉，著著得势；海军军阀急欲立功，民国三十年四月中旬，日苏订互不侵犯条约，更鼓励其放胆南进。
乙案：敌军增加兵力向四川大举进攻，以威胁我重庆根据地。据我谍报探悉，敌本有抽调十六个师团，由豫、晋、鄂分道入川，打击我抗战根据地之计划。此案若实行，战线绵亘深入四川，道路崎岖险要，需用兵力过多，且后方维持不易。鉴于我抗战以来，国军坚强不屈之意志，终非武力所能征服，敌若用兵于川过多，将妨碍其南进政策，故此案不易实现。敌鉴于我抗战以来军心民心之振奋，作战奋斗牺牲，虽抗战四年，主力仍在，于各战区与之对峙，又敌后游击队之风起云涌，扰袭敌军，化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扩大面之占领，迫使敌人仅占领我重要城市之点及京沪、浙赣、津浦、京汉、陇海、平绥等铁路两旁十公里以内之狭长区域，加以国际形势之演变，于敌日渐不利，故判断敌只能采用甲案，不敢实行乙案。
四、对敌军战略对策
战争指导要领——各战区固守战略要地，若华北之洛阳、潼关、中条山，华南之长沙、衡阳、昆明，或为战区之心膂，或为战区之咽喉，或为国际交通之中心，必须增加兵力，加强攻势，以期巩固，免为敌所乘。
2．加强游击兵力，增设冀察、苏鲁两敌后战区，以扰袭敌人，打击共军发展，化敌后为前方，扩大面之占领，粉碎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其他各战区亦应注重游击战术，配合消托战略，使战力日趋强大，愈战愈强。
3．加强宣传工作，提高民族意识，加强国家观念，提高士兵待遇，改进兵役法，整肃军政，在经济上谋自力更生。
4．运用外交，冀获得英美更多援助。
5．加强谍报工作，以期搜集有价值之军事政治情报。
五、陆军战役概要
1．第二期作战之初，军事委员会先后于南岳、武功召集军事会议，捡讨第一期作战之得失，征询各战区对今后作战之兴革、意见。在会议中，蒋委员长指出第二期作战之特质，应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并剀切调示游击战、政治战、宣传战之重要。此外，蒋委员长手订“抗战纲领”四条：①提高士气；②收揽民心；③爱惜物力；④抚养伤病。并指示第二期抗战整军作战及战时教育之重点。
在会议中，宣布撤销重庆、广州、西安三行营，另设桂林、天水两行营，以统一督导南北两战场之作战；设战地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军委会，于敌后设分会，以发动民众全面抗战，消灭伪组织，阻止敌之政治文化经济侵略。
2．二期作战指导——国军采取消耗战略，以持久作战为原则，陆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我敌后游击部队，扰袭敌人，发展总体战、全面战，扩大面之占领，使敌侷促于点线。国军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准备全面反攻。
六、南昌会战
(一)敌我部署
军委会以第九战区辖区内之南昌为浙赣路交通要点，应予守备。该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令前敌总司令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担任南昌方面守备，该集团军以第三十二、七十九、四十九、七十四军担任吴城镇、涂家埠及其以西修江南岸守备；以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总司令所部担任武宁方面守备；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总司令所部担任鄂南、湘北方面守备；第一集团军卢汉所部及七十四军王耀武控制于礼陵、浏阳及长沙为机动部队；湘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于武陵以北山区，向敌后游击。
敌军第十一军司令阿南惟畿以第一○一、一○六师团向德安以南地区集中，第六师团主力向箬溪附近集中，第一一六师团一部及海军舰艇数艘向湖口附近集中，企图攻取南昌，截断浙赣路交通。
(二)作战经过
敌陆、海、空军联合部队由水陆两路于三月十七日由鄱阳湖、永修县、张公渡分向吴城镇、涂家埠进攻，由张公渡强波修江，占领涂家埠、牛行车站，进迫南昌，我守军与敌激战，于三月二十七日南昌陷落，敌攻取南昌，战斗终止。
军委会于四月上旬，以各战区部队大休整训完成，即命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扰袭敌人，并乘机反攻南昌。以第九战区有力部队进出南浔，切断敌后联络，再行攻取南昌，并令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统一指挥。罗氏主攻击部署为：
1．令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七个师以主力进攻南昌，一部仍于赣江西、抚河以东原阵地保持机动。
2．第十九集团军主力固守锦江右岸，一部北渡锦江游击，七十四军主力进攻高安，并向牛行、乐安车站挺进，断敌后方。
3．第一集团军卢汉主力进攻奉新，一部监视安义、靖安。
4．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主力进攻武宁之敌，一路向修江以北挺进。此外，九战区鄂南湘北部队策应南昌方面之作战，向当面之敌进攻，牵制敌军转用。
四月二十一日，各集团军开始向所负任务行动，先后克复大城、生米、高安等处，且突入牛行车站，敌军主力退守高安东北高地、万寿宫、虬岭高地，我军因火力不足，迄未攻下。我第三十二集团军向南昌攻击前进，且以一部突入南昌城，颇有斩获，因兵力甚少，旋即退出。第二十九军陈安宝加入战斗，于五月五日克复机场、南昌车站，突击南昌城防工事，与敌格斗甚烈，敌凭步兵、炮、空联合火力支援向我反击，我军伤亡甚大，军长陈安宝阵亡，师长刘雨卿负伤。至五月九日，我军奉命停止进攻，反攻南昌战事乃告结束。
(二)南昌会战检讨
1．敌军
敌方有优势空军，制空权全操敌手；我军于攻击与防御缺少空军支援，精神所受威胁尤大，此乃减低战力之原因。此次反攻南昌，炮兵太少，不能攻坚，此亦攻南昌受挫原因。敌陆海空军种与步、炮、工兵种联合作战，均训练有素，故于攻防两方均能表现极大威力。
2．我军
(1)赣北之敌采取攻势作战，我军处于防御地位，处处不利，精神上受威胁更大。
(2)反攻南昌之役，我缺乏炮、空协助，敌虽突击南昌城防工事而不能将之摧毁，而军长陈安宝阵亡，师长刘雨卿负伤，其余将士伤亡也重，彼均能勇于负责，不能以成败论之。
七、随枣会战
(一)随枣会战概述
军委会于民国二十八年，令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消耗敌人，以策应敌后游击部队。敌为巩固武汉外围计，乃于四月下旬，以第三师团、十三师团、十六师团分别集中于汉宜路南段地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奉行“四月国军攻势”命令，曾于平汉路南段，由东西两方进攻，四月下旬停止攻势，调整部署。以廖磊任豫、鄂、皖边区游击司令，以大别山之立煌为根据地，担任该三省边区之游击；以第一战区之第六十八军刘汝明监视信阳，江防军司令郭仟任沙市至宜昌一带守备，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任随枣守备，第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任钟祥以北襄河两岸守备；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所部并指挥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任大洪山、塔儿湾一带守备；第二集团军孙连仲任南阳方面守备，以大洪山、大别山为根据地，配置纵深阵地，采取消耗战略，使敌深入随枣盆地，转移攻势，包围歼灭之。
敌第三师团于四月三十日向应山方面我八十四师攻击，激战终日，我退守塔儿湾。敌屡向塔儿湾进攻，激战数日，敌滥用毒气，我军伤亡重大，遂退守漂水西岸阵地。敌同时向高城、天河我十三军攻击，被我阻止，敌续攻厉山、江家河，形成对峙。
敌第十六、十三师团、骑兵第十旅团于五月一日由钟祥方面攻我守军张自忠部，敌突破我阵地，进犯枣阳，新野、唐河、南阳。同时信阳之敌攻陷桐柏山，三面包围枣阳以东我军，战区乃令守军向北撤退，留置第三十九军刘和鼎部于大洪山；第十三军张轸部于桐柏山；另命襄河两岸之步兵击敌后方；且令第二集团军于西兴集，保安岩向唐河南岸反攻，由各方面夹击敌人。敌被迫后退，伤亡甚多，我军先后克复新野、南阳、唐河、枣阳、桐柏、随县等地，恢复原状，战斗告终。
(二)随枣会战检讨
1．我军
(1)战区在敌发动鄂北攻势之前，即采纵深配备，并以大洪山、桐柏山为根据地，使敌人深入随枣盆地，即由南阳、襄河各方面夹击深入之敌，敌势不支，乃向后退，战区恢复原态势。此在用兵上堪称机动。
(2)敌向塔儿湾八十四军攻击，据战区报告，敌滥用毒气，当时我在军委会服务，对此深表怀疑，恐系敌使用烟幕弹以减少火力损害之措置。今在台湾，写该战役回忆录时，曾请问当时指挥八十四军，亲临其事之李品仙将军，到底真相如何?李云：“当时系相据八十四军军长报告所转报者，他也认为使用烟幕弹居多，因事后未有证实敌使用毒弹之资料”。抗战期间，有许多战区皆云敌使用毒气，但吾人今日写战事经过，需根据事实。
2．敌军
敌因我军迫近武汉外围，破坏平汉路南段，乃发动随枣会战，以打击我军，坚固其外围。是役为有限度之攻击。敌占南阳、随、枣、桐柏、大洪后，侧击停止，返回原阵地，敌我双方皆有伤亡。
八、桂南会战
敌大本营决定南进政策后，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上旬，令第二十一军攻略海南岛，该军以台湾旅团于海军协力下，登陆海南岛之海口港，占领北部之琼山、文昌、定安等县，又续占该岛南部之榆林港，为南进之海军基地。当时海南岛我无正规部队，保安队司令王毅抵抗不住，乃撤退五指山打游击。同年九月欧战爆发，远东方面，英美无法兼顾，敌即将青岛之第五师团划归第二十一军指挥，与台湾旅团集中海口附近。敌第四舰队与加贺航空母舰亦停留海口水面，企图攻取南宁，以便断绝我越桂国际交通，并借此为海军航空队基地，对我西南空军基地攻击。 。
(一)双方作战序列
1．敌军(二十九年一月下旬)
敌军兵力三个半师团，海空军在外共约十万人。
(注：二十八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一月，敌攻南宁、昆仑关)
(注；二十八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一月，敌攻南宁、昆仑关之指挥官为第五师团师团长全村津，指挥第五师团与台湾旅团。迨我军反攻昆仑关，南宁之时，驻广东派遣军总司令由安藤利古改派久纳诚一指挥，又调来第十八师团一旅团)
2．我军(二十八年十一月中旬——二十九年二月下旬)(见第177页)
(二)桂南会战之经过
1．敌攻南宁、昆仑关
广西全省与广东南部钦廉一带为第四战区辖区，敌企图攻取南宁以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中旬，敌以第五师团与台湾旅团借海空军之掩护，由钦州湾之龙门港登陆，我守军新编第十九师竭力抵抗后，退守板城、上恩，敌占领钦县。敌第五师团取道邕钦公路，台湾旅团取道小董、百济往北推进，进迫邕江南岸，我第十六集团军一部与敌隔江对峙，我一三五师、一七○师、二○○师先后赶至南宁附近之老渡口与四塘附近增援。敌强渡邕江，攻占四塘，二十四日敌攻占南宁，我军主力沿邕宾路向八塘、昆仑关撤退，一部沿邕武路退守高峰隘，与敌继续战斗，至十二月一日，高峰隘失陷，四日昆仑关失守，敌改取守势。
桂林行政主任白崇禧
第三战区 顾祝同
第四战区 张发奎
第十六集团军 夏威
第三十一军 韦云淞
第四十六军 何宣
第二十六集团军 蔡廷锴
第一独立团
第二独立团
第三独立团
第四独立团
第三十五集团军 邓龙光
第六十四军 陈公侠
第六十六军 叶肇
第三十七集团军 叶肇
第六十四军 陈公侠
第六十六军 叶肇
第三十八集团军 徐庭瑶
第二军 李延年
第五军 杜聿明
第六军 甘丽初
第九十九军 傅仲芳
第三十六军 姚沌
第三十四师
新编第三十三师
桂省保安纵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