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无山地、河川、森林?其种类与形态如何?
(3)游击队之谍报为驻在沦陷区或随敌行动之秘密工作，应以精悍机警之官兵或女子、小孩任之。
(4)游击队之谍报应力求避免敌人之注目为手段，假借各种背景为掩护，其行动应注意通信方法，秘密其工作。
(七)警戒
1．游击队之警戒，非专恃自己兵力，且应节约兵力，除直接警戒由自行担任外，并利用同情我之民众，于四周广阔范围内，担任内接远距离之警戒。
2．游击队应明了自己兵力及环境，处处留意，周密警戒，故警戒人员常化装或着便装，便于达成警戒目的。
3．游击队之警戒，分为行军、驻军与根据地三种，分述如下：
(1)行军间应适时搜集敌情、地形之情报，排除障碍，掩护游击队，使其不受敌突击。
(2)驻军间之警戒在使游击队获得安全之休息，不使敌发觉我之所在。若为敌发现，与之战斗时，则掩护本队先期撤退。
(3)根据地之警戒——游击队根据地为敌人最注目之处所，势必摧毁而后已，故主根据地之警戒，应组织强硬灵活之警戒网，使全体民众游击队化，以资协助。若以重要入口处，应增派重兵扼守，远距离则派遣潜伏哨与便衣侦探。全体军民均应有警戒心及战斗准备。
(八)行军
1．游击队之行军应以轻装、迅速、秘密为要，俾能争取主动与机动地位，尤须有适切之计划，周密之实行，方达成任务。
2．游击队之行军，宜避走大道，以行小路为主，通常于夜间，风雨行之。有时白昼行军，可利用山地、沟壑、森林等隐蔽处行之。
3．行军间应严守纪律，俾获得民众之好感与同情。
4．政工人员需在本队行进，使可以在停止时，从事政工宣传。
5．行军时，须预先选认明熟悉之官兵为向导，一人与尖兵同行，一人随司令官或本队指挥官同行。夜间则需要多派向导，以每一小队一人为原则。
(九)宿营
1．游击队之宿营，应以战备为主。不可专重休养，致遭意外。
2．游击队之宿营，应以露营。村落露营为主，若无敌情顾虑，亦可舍营(住民房)。且不可久住一地，应时常变换位置为宜。
3．宿营地转移时，应将一切标志及可供敌人判断之资料，概行消灭，免留痕迹。
4．宿营遭遇敌人袭击时，指挥官应镇静沉着，临机果敢，而为适当之处置。是时，应否坚决抵抗，或尽速撤退，或乘机袭击敌人，视当时敌情，敌军兵力多寡，我军有无胜算把握而定。
(十)通信联络
1．通信联络于游击队极关重要，只有适时获得各种情报，才能出奇制胜，避实击虚，争取主动。故通信联络，必须灵活巧妙为要。
2．游击队之通信联络，以战略战术与装备之联系，通常以人力及各种辅助通信方法为主，但遇情况许可时，则以有无线电为宜。尤须注意保密，以防泄漏，发生障碍。，
3．游击队不仅以正规通信人员为满足，更当借游击队人员与忠实民众之协同，构成所需之通信网，以期联络确实与周密。
4．忠实民众所组织之通信网，不仅可保持机密，且能妨碍与破坏敌人通信网，故需尽量组织而运用之。
5．游击队之通信，务使游击区与战区有确切之配合与呼应，故最重要之通信方法，常以传达、无线电及飞机等行之。
6．游击队之通信，于夜间通常以无线电为主，如缺乏无线电时，则使用传达，信号手枪及其他简易信号为宜。
7．游击队之通信，应使用特定之信号、简语、密码，以资迅速机密。发信、收信及通信三方面，尤须有密切之合作与周到之顾虑。
8．构成通信网时，以能利用地方原有通信机构为最善，若分村之电话与递补哨等，须严密其组织，使为我用。
9．游击队应利用忠实之民众，潜伏于各分村市镇，以担任秘密通信联络。
游击队与友军、地方机构及通信员(站)相互间之联络，除利用通信网外，需互派联络侦察，加强联络效能。
游击队之通信联络，常须通过敌人占领区域，稍有不慎，不仅泄漏我企图，且有受敌欺骗之危险。故通常不记载我方企图及收发地点，更不拘于形式，使受信者了解为己足。兹举数例如下：
(1)术语之记载——须将报告时间按约定暗号记载，使敌人莫明真像，我则一目了然。
(2)密码之记载——有关机密之电话，可用密码谈话，避免窃听。
(3)技术之记载——系以写生画、漫画等按密码描写之。
(4)药水之记载——将化学药水书于纸上，干后不显痕迹，可避免敌之发觉。
(十一)破坏
1．破坏为游击队之主要任务，其目的在使敌行动迟滞，补给困难，士气沮丧，意志动摇，因而削减其战斗力，甚至摧毁之。
2．游击队之破坏，分精神与物质两种。精神以政工为手段，物质以技术为手段。
3．精神破坏又分为军事与社会两种，军事方面为对敌伪之政治工作，社会方面为对民众之政治工作。
4．物质破坏通常分为下列几种：
(1)交通网之破坏(如铁路、公路、桥梁、渡口等)。
(2)通信网之破坏(如电报、电话)。
(3)飞机场之破坏。
(4)仓库之破坏(如粮秣、械弹、被服、油料等仓库)。
(5)工厂之破坏(如各种军需工厂与水电厂等)。
(6)其他之破坏(如敌伪机关与兵舍等)。
5．精神与物质之破坏均应适合战术上之要求，若能相辅而行，收效更大。
(十二)补充、给养
1．游击队之兵器、弹药、被服，粮秣等往往不能得良好之补充。故游击队指挥官应勉励部属，为国牺牲，以耐缺乏，且需要与部下同甘苦，使于补充困难时，仍能达成任务。
2．游击队之兵器、弹药之补充，常感困难，故各级指挥官应注意部属射击技术之训练，以节省弹药。
3．游击队给养之来源，通常有下列五种：
(1)取之于敌(截获敌之辎重车辆等)。
(2)自种自给。
(3)购备。
(4)征用(按征用命令行之)。
(5)募集(以乐输为主，严禁强迫)。
4．游击队弹药之来源也有下列五种：
(1)取之于敌、因械于敌。
(2)由根据地所建立之简单弹药厂修改与制造。
(3)收集战场所遗弃之弹药。
(4)由就近之友军补助及由最高军事机关补给。
(5)购备。
(十三)卫生
1．游击队之官兵及主管卫生人员应注重卫生，以防疾病，减少战力。
2．游击队之卫生设备，通常很简陋，故对于一般卫生规则之遵守，各种卫生事项之设施，务必于可能范围内，力求进行。
3．游击队卫生人员与卫生材料之补充，均较困难，故卫生人员必须罗致，卫生材料严禁浪费。
(1)卫生人员应收罗热心抗敌之中医或西医。
(2)培养卫生干部，由地方卫生机关、救护团体派员协助。
(3)卫生材料应取之于敌(夺取敌伪卫生机关之卫生器具与材料)。
(4)购备。
(5)募集(由抗战团体或国际友人之协助)。
(6)万不得已时，可使用草药。
4．所谓卫生机关，为卫生队医务所与根据地医院及疗养所。
5．游击队之官兵均应具备卫生常识，对救急方法如输血、裹伤应加强训练。各官兵应随时携带绷带、救急包各一个，以备救急之用。
6．游击队每到一处，应检查食品饮水，并调查传染病之有无，讲求实例之处理。
(十四)阵中日记
1．游击队一切战斗行为及政治工作，多有特殊之点，故应有阵中日记，记载其经过与见闻。以供政治与军事之参考。
2．阵中日记应记载之事项：
(1)战斗间自己所用之战斗方法，无论成败，均需记载，使成功者可资取法，失败者可为借鉴。
(2)战斗间敌人所用之战斗方法，及我们应付之手段。
(3)敌人所使用之新兵器及我方防御之方法。
(4)敌人对游击队所采用之手段及我方对策。
(5)各官兵特殊之功过。
(6)各官兵于战时情绪及纪律。
(7)民众抗敌情绪及如何鼓励民众与游击队共同抗战。
3．属于秘密事项，可记载于另册，秘密保管。至于失效时，再行转载于日记。
4．阵中日记由下列单位作之：
(1)游击纵队各处。
(2)游击支队部(设有各处者，自各处自作)。
(3)大队，中队部。
(4)各级政工机关。
(5)各独立部队(如炮兵队部、机关枪队部)。
(6)卫生机关(卫生队、医院、医务所)。
(7)阵中日记应妥为保管，若情况紧急时，应加焚毁，以免委诸敌手。
第二十三章 后方勤务概要
自古用兵，后勤为重。汉高帝业，仗萧何转运关中，光武中兴，赖寇洵河内支援，足食足兵，古有名训。拿破仑称霸欧洲，攻俄之役，惨败于莫斯科，因俄用“坚壁清野”政策，使拿破仑补给中断。抗战中期，日军第二、三次进攻长沙，因后勤为我截断，补给不继，势须退却，致为我军所乘而追击之，故遭惨败。古今中外战史类此者，不胜枚举，足见后勤之重要。
古谚有云：“三军末动，粮草先行。”军事必须重视后勤，于此可见。现代武器，装备虽获改良，而须后勤之支援，更胜往昔。
一、第一期抗战之后勤设施概要
自抗战起，军政部为支援长期抗战，充实军食，于二十六年八月在陕、豫、鄂、粤、赣、川各省成立军需局，并召集有关机关及专家研究副食品，携带口粮品种，管理屯购办法，拟具有管理粮食大纲，明令颁布。继奉军委会颁发非常时期粮食调节办法，此为我战时粮食管理法案之首创。整理扩建各地备荒储粮，颁行各部队，设有采购委员会，集中采购粮秣。
二、第二期抗战之后勤设施概要
1．后方勤务部于二十八年一月上旬将兵站机构调整，在重庆设后勤总部办公处，于桂林、天水二行营设置后勤办事处，分别指挥江南江北各战区之兵站业务。
2．各战区集团军总司令之下，设置兵站分监部，指挥所属兵站机构。
3．游击部队因行踪不定，以不设置兵站为原则，但给于现金，以就地购粮。
4．二十八年五月，以江南江北各兵站业务愈趋繁重，原桂林、天水二行营办事处组织简单，不足以应付繁剧任务，遂改成兵站统监部，分别统辖并指导长江南北兵站机构业务。
5．统监部在组织上隶属于行营，受行营直接指挥，在后勤系统上，仍受后勤总部监督指挥。
6．江南统监部指挥第三、四、七、九各战区兵站业务，江北统监部指挥第一、二、五、八各战区兵站业务。
7．统监部之职权，除指挥各战区兵站总监部，办理一切兵站业务外，于粮弹、油料、器材屯储地点与数量之审核，及各战区运输力量之统筹支配与应用，并各战区之紧急业务，均有权处理。
8．屯粮、购粮、征实，
(1)屯粮——各战区后方屯粮需三个月，后方总库屯粮需半年，按作战期间三百万人口，一年之食粮计划而屯储。当时设有屯粮监理委员会，由内政、军政、后勤务部，各派高级职员参加，以后勤部长为主任委员，经济部长、农本局长为副主任委员。
(2)购粮——以现金购买粮秣，各战区各省区均照规定办法组织购粮委员会，主办屯粮、购粮。
(3)征实——所谓“征实”，即征粮不以现金折抵，而以实物收取，此为防止通货膨胀，所采用之征收办法。在抗战期间，此为后勤重要措施之一，为防止通货膨胀，用意固佳，亦有其效果，但因征收办法未臻理想，百姓损失，此亦不可讳言。
9．运输之工具，视各区交通情况而定，有人力、兽力、车辆、船舶等，若无公路，只得以人力、兽力搬运。
第二十四章 抗战中之国际关系
一、中美合作
1734年，华盛顿领导北美十三州战胜英国之殖民主义，成为独立自由国家，是为世界第一民主共和国。美国经八年血战，终于获得独立，其独立宣言，旨在使美国人民获得自由生存权利。此国家本其开国先贤遗训，凭借其国民智慧，运用其天赋资源，累积成为世界最富强康乐之国家。美国政府与人民向于国际上主持正义，主张公道，有中国古时王道精神，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气概。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总统动员四百余万人，于欧洲登陆，打败称霸欧洲之德国。第二次大战，罗斯福总统再度率领美国参加，将德、日、意轴心国家击溃，在远东战场与国军密切合作，将潜入滇缅之日军击溃，于中国境内日军，因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而宣告无条件投降。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援华军经援达五亿美元以上，且有空军及一部分陆军参加实际作战，使我军事上转移攻势，此皆中美合作之赐。今将中美外交与军事合作情形分别略述于后：
(一)中美外交事略
1．民国二十年(1931午)，日本军阀为实行北进政策，发动“九?一八事变”，我国向国联与九国公约提出控诉，呼吁主持正义，当时美国不是国联会员国。遂援引九国公约，谴责日本之侵略。
2．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月二日，日军侵占锦州，美国务卿史汀生向中日两国递送备忘录，不承认日军以军事行动造成之事实，予我精神上极大支援。其后，各国对华政策皆援引史汀生之“不承认主义”，似以此为应遵守之义务。
3．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日本人侵华北，并迫我签订塘沽协定。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日本更发表狂妄之天羽声明，当时各友邦均袖手旁观(英法仅向日本质询)，唯独美国态度显明，史汀生本其“不承认主义”力加反对，美国舆论亦大起攻击日本侵略之野心。
4．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为中日战争之序幕。当时美国务卿赫尔利发表演说，反对以武力为推行国策之工具，认为国际间纠纷应以和平途径解决，不当以武力掠夺。美国总统罗斯福亦发表防疫演说，呼吁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联合起来维护和平。对破坏国际秩序者，应如防疫一样，予以强制隔离，此实为美国政府正面声援我国之始。
5．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战起，我因装备较敌为差，武器较敌为劣，故损害很大，又因持久战略，不能将主力消耗于淞沪战场。遂将主力西移，向内地推进。此时美国舆论多以惋惜语气，为我抗战前途担忧，乃开战一年以后，先有台儿庄之胜，继于武汉外围与敌相持半年，我抗战精神反愈战愈奋，于是美国舆论对我乃由普遍之同情，进而发生尊敬心，愿予我以实际援助。二十八年七月，美国即通知日本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翌年，更严格限制汽油、废铁、机器及其他军事物资运往日本。三十年七月，更正式冻绝日本在美资金，此为美国对日所实施之经济制裁。同时，对我财政方面，则尽力稳定我国之通货，成卡准基金委员会，维持美元与国币之经常汇兑比率，此外复由其进出口银行对我国予贷款美金一亿二千万元。
6．民国三十年，美国会通过废止排华法案，并在法律上准许中国人民入美籍。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事爆发，美日正式宣战后，美国商请英国于三十一年二月，同时通知中国，废除治外法权与各种不平等条约，另以平等原则，改订平等互惠条例，凡此种种友好措施，足见美国政府与人民其维护正义主持公理之信念，实与我国“兴灭继绝”之传统精神甚相吻合，而尤为吾人所永志不忘者。
讲至此，我记起一事。在美国尚未实行对日本禁运之时，曾派一思想左倾，亦为太平洋学会主要人物，边疆问题专家的拉铁摩尔到来重庆。一日，与我谈话，正谈话间，适日机前来疲劳轰炸，我们相率躲避于李子坝防空洞中，历数时之久。敌机炸弹并炸中山坡，弹片落于防空洞之外。待警报解除后，即到外面透透空气，一出洞口，见跟前有一破片，卫兵捡来给我，觉余热犹在。我手拿破片，笑对拉氏说：“日本用你们的废铁制成炸弹，来炸我们，这块破片便是明证，今天日本轰炸我们，明天便会轰炸你们。”说毕，将破片送他带回，要他向政府转达我的意思，赶将战略物资禁运日本。拉氏当即回答说：“你的话很宝贵，看法也很正确，我想美国政府一定会采取步骤。”
拉氏曾到蒙古、新疆考察，对于边疆问题有独到之见解，他说：“西北地方广阔，人民生活困苦，开发边疆，应先从经济开发着手，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
(二)中美军事合作
1．民国三十年(1941年)春，美国国会通过对我租借议案，美政府遂于是年十一月派遣一军事顾问团到达中国，负责装备及训练我国新军，惟因当时我国际路线多为敌封锁，交通困难，运输工具缺乏，故美国租借之装备甚少运达，但对我空军之援助，则较为成功。盖由三十年初，美政府批准美国战斗机，得由美国志愿飞行员驾驶，为我对日作战，以是美国空军志愿队，在陈纳德将军指挥下，正式成为中国空军有力部队之一，曾予我西南部以有效之空防。
2．三十年五月，美政府根据租借法案与我签订租借协定。首先着重于滇缅路之加强运输，且拟以一千五百万美元之租借款项，用以建筑缅甸至中国之铁路(自仰光至曼德勒接入滇境)。但由于日本在缅甸军事上之胜利，此一计划遂未获实现。
3．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正式宣战。翌年元旦，中美英苏等二十六国，在华府签订共同宣言，表示一致联合对日作战，并推举蒋委员长为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及泰国)之最高统帅，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为同盟国在东亚大陆上之最高战略执行机构。其后美国政府应我国之请，派遣史迪威将军来华，除指挥中印缅战场上之美国军队及一部中国军队之外，并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之参谋长，而陈纳德将军所辖之飞虎队亦于此时改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仍驻扎中国境内对日作战。于此中美两国军队合作，更益形密切。
4，日军于三十一年三月突入缅甸，进占仰光后，继续向缅北推进，直至我滇西，将我中缅唯一交通路线切断。此时我对外交通，仅有经喜马拉雅山驼峰之一条极薄弱之空运补给线，且时遭暴风雪之袭击，致每日输入之物资，仅能供应陈纳德将军指挥下之美第十四航空队以汽油炸弹及火药等，至对中国最感需要之物质，如汽油、大炮、战车等军品，均无法供应。此种恶劣情形直维持至三十二年一月，同盟国始在卡萨布兰卡开会时，决定恢复通往中国之陆上交通，并加强驼峰之空运。
5．三十二年五月，华盛顿会议开幕，皆以我国抗战已将六年，万一失败，则影响于盟军在亚洲所处之形势极为严重。于是一再考虑，结果同意予空运总队以优先权，俾驼峰之空运量每月可以增至一万吨。同时并决定于三十二年秋间雨季结束后，即发动缅甸攻势，此攻势计划旋于魁北克会议时详细拟定之，
6．魁北克会议中，盟国决定尽当时所有之手段打通中国陆路交通线，俾予我国以充分之援助，使亚洲战场能获致最大之效果。于是成立东南亚盟军统帅部，以英国蒙巴顿海军上将为统帅，而以史迪威将军为副，至中国战区之军事则仍归蒋委员长指挥，并仍以史迪威任参谋长。在缅甸作战之英美空军则合编为东方空运总队，由美国史特梅耶将军任司令。此时我国驻印军正协同美国工兵连伸展雷多公路，并于公路平行敷设油管直至昆明，俾增强对中国之运输。此除驼峰之空运量已增加为每月二万吨。我国又于四川、云南各地建立空中堡垒基地，以备美空军轰炸日本本土之用。
7．三十二年十月，我驻印军第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师，依盟军攻缅计划，由雷多公路前端进入胡康河谷与美军密里尔准将之丛林部队会合，企图将日军驱出缅北，重开滇缅路。此除中美两军在极端恶劣之气候下，穿过极端困难之地形，首将日军精锐第十八师团歼灭。我为扩张战果，即以飞机将十四师及五十师空运经驼峰历八日到达印度之苏克瑞丁基地，于重获美械装备后，即加入胡康河谷之战斗。并于三十三年八月攻入密芝那机场，同时我国境内之滇西远征军亦越过怒江向缅北攻击前进。
正当此时，盟军方面发生阵前易将之事。按史迪威将军为一性格坚强之将领，尤富有热烈之责任感，在华期间，对击败日军所作之贡献固足称述，惜其对中共认识不深，误信中共为土地改良派，且曾建议以美械装备共军，美国政府遂于三十三年秋召其回国，以释其重负。为指挥作战便利计，中印缅战区乃划分为印缅战区与中国战区，印缅战区由美方索尔登将军指挥，中国战区之美军则由魏德迈将军指挥。此时中美之军队布防次里瓦以北之更的宛河，正计划南下中缅，直逼瓦城，蒙巴顿上将则由南部发动两栖攻势，以便攻占仰光。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初旬，索尔登将军指挥之中美部队渡过伊洛瓦底江，攻陷瑞古，并于十二月初旬，肃清通往八莫之补给线。至三十四年一月下旬，与我远征军会师芒友，中印公路至此完全打通。三月下旬，与英军会师乔梅。
8．我为配合盟军作战，于三十三年冬成立陆军总司令部，以参谋总长何应钦上将兼总司令，统辖第一、二、三、四方面军，编训统率装备美械之部队，与日军作最后之决战。
9．三十四年(1945年)一月，雷多公路(以后称史迪威公路)即已通至中国境内，因此陆路之运输大增，由油管输入之油量每月为五万四千吨，而驼峰之空运量每月亦增至四万六千吨。由于此项物资之供应，使我国得能装备二十九个美械师及若干特种部队，国军战力亦因之增强。凡装备美械之部队，由美军派遣干部，分别于昆明、桂林两地协助训练，成绩卓著。据马歇尔报告，贷于中国之物质，其价值已超过五亿美元以上，运输费用尚未计算在内，他以美国贷于其他盟国之全部约值二百亿美元计算，则我国所得者实微乎其微，
10．国军得美械装备后，中美二军首先表现成绩于滇缅战场，曾将敌在缅甸方面五个师团击破，使敌军为之震撼。不久，美国又令其所在德国及意大利击败轴心国之第五军与第九军，加入中国战区之序列，此时我新装美械部队与驻华美军，于密切合作下，曾将进攻湘西之敌击溃，并继续攻占桂柳。乃中美两军拟于华南方面开始全面反攻之际，而日军已接受盟国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矣。
11．当敌投降之时，国军因拟于华南方面发动反攻，故队伍多集结于此。及至抗战胜利，为早日恢复秩序计，曾分别采用水、陆空运，甚至人伕挑运，赶将队伍往北推进，当时美国亦以海、空运输力量极力协助，将日韩侨及台胞共二百一十万人分别遣送归家，此亦中美合作一段佳话。
二、日本投降
(一)日军在远东战场之失利
1．民国三十年(1941午)十二月八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初期战争至为顺利。负责指挥此次偷袭之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于袭击成功后，曾向美广播，扬言要美国人于白宫门口递出降书，其骄矜之状，由此可见。至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力量壮大，开始节节反攻，敌陆海空军遂着着失利，敌军首为空军失去制空权，海军活动继遭限制，陆军亦因美军实行越岛战术而呈孤立，因而补给中断。
2．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下旬至三十四年三月下旬，敌军先后共使用五个师团于缅甸战场，均被击破(一在缅北、一在滇西)，中印公路因而打通。
3．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上旬至六月上旬，敌军发动湘西会战，遭我反击，损兵折将，因之士气极为低藩。其后，我继攻占桂柳，正拟水陆二路用兵，反攻广东，以打通海口，策应太平洋盟军之作战，以接受美援，而敌人已宣告投降。
综合以上所述，日军在滇缅地区、太平洋地区，中国地区等几方面之战斗，均皆失利。
(二)中美英对日提出最后通牒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我蒋主席、美国杜鲁门总统、英国邱吉尔首相，在德国波茨坦发表声明，对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促其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将应用中美英三国巨大之陆海空军全部军力，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灭，此声明要旨有：
1．实施开罗宣言之条件，日本之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
2．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负责之政府，上述目的达到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日本于接获此一最后通牒后，立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御前会议)，当时曾一度企图拒绝投降，并谓：“日本政府决心战至最后悲惨结果。”其后，美国见日本尚无投降决心，遂于八月五、七两日，连续以原子弹轰炸广岛与长崎，是时，国军亦配合盟军作战，拟于华南发动攻势，而苏联更乘机于八月九日对日宣战，以争取占领东北之权益。至此日本见大势已去，已无法挽回劫运，遂由瑞士、瑞典转达盟方，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三)日军向中国战区之投降
1．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为中国战区受降之最高指挥官，日军投降代表为日军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
2．受降地区——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归苏受降)，台湾、澎湖及越南北纬寸十六度以北地区，日本陆海空军于此地区内应接受命令向我国指定之受降主官全部投降。
3．日本投降之指挥机构、兵力及武器：
(1)指挥机构
总司令部一个，方面军三个，军十个，师团三十六个，独立旅团四十一个(内骑兵旅团一)，独立警卫队守备队及支队十九个，海军特别根据地队及陆战队六个。
(2)投降兵力
敌军投降之兵力，总共为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人。
(3)武器
陆军：步骑枪六十八万五千八百九十七支，手枪六万○三百七十七支，机关枪二万九千八百二十二支，主要火炮一万二千四百四十六门。
海军：舰艇船舶共一千四百艘，计共五万四千六百余吨。潜艇三艘。
空军：各种飞机一千○六十八架(可用者二百九十一架)，炸弹六千吨，汽油一万吨。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要军事会议与重要文献之摘要
(一)联合国华府宣言
自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世界各国对德日意等轴心国家作战者共有二十六国，当华盛顿会议时，由罗斯福总统提议，称此为联合国。至三十一年(1942年)元旦，各国代表在华府签订共同宣言，表示一致对轴心国作战。会议中，盟国推举蒋委员长为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及泰国)之最高统帅，并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为联合国在东南亚之最高战略机构。
(二)卡萨布蓝卡会议
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美军在西非登陆，并举行军事会议，决定打通印缅与中国之陆路交通，并加强喜马拉稚山驼峰之空运。
(三)华盛顿会议
三十二年(1943年)五月，同盟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皆以中国抗战已历六年，万一失败，影响于盟军在亚洲所处之形势将极端严重，遂决定于三十二年秋间雨季结束后，在缅甸发动攻势，一面则加强驼峰之空运。
(四)魁北克会议
三十二年(1943年)八月，同盟国在魁北克举行会议，决定尽所有之手段，打通印缅与中国之陆路交通，并成立东南亚盟军统帅部，以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为统帅，而以史迪威将军为副，至中国战区之军事则仍归蒋委员长指挥。
(五)开罗会议
美国罗斯福总统、中国蒋委员长、英国邱吉尔首相，偕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后，发表概括之声明如下：
1．三国军事人员，关于今后对日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决心以三国陆海空军最大之压力，加诸残暴之敌人。
2．三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
3．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凡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
(六)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美、英、苏在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所讨论之问题至为广泛，若联合国之组织，对德、日、意之作战，及有关中、韩、法、伊、波等国问题，皆在讨论之列，兹就有关中国者简述如左：
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国以欧洲为主战场，英、美、苏集中力量以对轴心国作战。当会议之时，轴心国之意大利业已战败求和，德国在北非战场亦已失利，即于欧战场亦着着失败，距投降之期不远，所剩者仅日本而已。罗斯福总统在会议中，希望苏联出兵远东，攻击东北伪满日军(关东军)，斯大林同意抽调三十师对付日本，但要求继承帝俄时代在东北之一切权利，包括租借旅顺、大连不冻港及其周围地区，中东路(大连——哈尔滨)及向西北延伸至满洲里，向东延伸至海参崴之路权，承认外蒙之独立，苏联所据之理由为保护西伯利亚南边之疆界。
雅尔塔会议，我未派代表参加，经保密若干时间后，方由美国通知中国履行条例。外蒙之独立，由公民投票表决，当时我国并派雷发章(内政部次长)前往监视投票。
(七)波茨坦声明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国蒋委员长、美国杜鲁门总统、英国邱吉尔首相，在波茨坦发表声明，对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促其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吾人将应用三国巨大之陆海空军全部军力，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灭，此富有历史意义之公告，摘要如下：
1．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战争。
2．中美英三国之强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的打击，此项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3．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内。
4．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盖吾人坚持，非将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新秩序，势不可能。
5．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全国军队解除武装后，可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6．吾人警告日本政府，应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有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八)蒋主席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之广播
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我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接获日本投降电文后，我最高统帅即发表对全军国民及世界人士之广播，要旨如下：
1．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党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
2．现在我们抗战是胜利了，相信全世界人类与我全国同胞们，都一定在希望着这一次战争，是世界的最末一次战争。
3．我们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无论肤色，凡是人类都会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联合，不啻成为家人手足。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信互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
4．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明，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5．我确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合作的基础上，我们要向着民主与合作的大道上迈进，来共同拥护全世界永久的和平。
6．我请全世界盟邦的人士，以及我全国的同胞们，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真要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份子，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
(九)日本向联合国降伏之文书
1．余等兹对合众国，中华民国、及大英帝国，各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于波茨坦宣布，尔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同意之宣言条款，根据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代表受诺之。
2．余等兹布告，无论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如何地位所有之日本国军队，及日本支配下地带之一切，对于联合国无条件降伏。
3．天皇及日本帝国政府统治国家之权限，置于为实施降伏条款采用认为适当措施之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下，1945年9月2日于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签字之，并根据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及日本国政府之命令，且以其名义，重光葵，根据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且以其名义，梅津美治郎，1945年9月2日上九时四分于东京湾，美合众国、中华民国、联合王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及为与日本国存在战争状态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受诺之。以下署有中、美，英、苏等各国代表名字。
第二十五章 抗日战争之总检讨
一、日军
(一)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朝野上下一致图强，一战而胜满清，再战而胜俄国，称霸远东，为黄色人种露头角，为亚洲之安定力量。国父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十三年底北上路经日本时，曾演讲赞誉日本维新后国力强大，期望日本实行王道主义。领导亚洲各国共同繁荣，切勿使用霸道。
(二)日本田中义一为首相时，曾上一奏折，大意谓：“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日本即以此为国策，野心军阀乘机而起，先后发动“五?一五事变”(1932年)与“二?二六事变”(1936年)，杀害重臣，威胁元老，大权逐渐落少壮军人之手。日本按照田中奏折，先并吞朝鲜、征服满洲，使华北特殊化，继发动“芦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之役，终于使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初起，日本曾扬言以三个师团兵力于三个月内将国军击溃，狂妄不可一世。检讨日本失败原因，其少壮军人应负全责。
(三)日本军阀估计国军战力之错误——中国在清末，执政者昧于世界大势，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在政治上，贪污无能；在军事上，士无斗志，对外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例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之役，皆遭惨败，终为外人所轻视，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列强当时有瓜分中国之议，各自划分其势力范围，例如：俄于东北，德于山东，英于长江流域与广东，法于滇桂，国势危殆不可终日。其后，幸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于辛亥午推翻满清，创建中华民国，同时以三民主义训导国民，以民族主义求国际上之平等。一般国民经此熏陶后，普遍觉醒，一致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解除帝国主义加之我们之枷琐。国父去世后，今总统蒋公继续领导，本“攘外必先安内”之原则，于民国十五年誓师北伐，扫除军阀，以统一中国。不料日本军阀急于推行北进政策，因妒嫉中国之统一，而于“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组织后，继续发动“芦沟桥事变”，淞沪战争，终于引起我全面抗战。
(四)敌初期对华战略，采“速战速决”，以为短期间内即可将我主力击溃，使我停止抵抗，早日结束战争，故于淞沪战胜后，继续进攻南京。南京失陷后，敌诱我投降，曾托德驻华大使陶德曼试探和议，我中央严词拒绝，并发表宣言表示抗战到底之决心。敌诱和失败，继攻徐州，徐州之役，我于临沂与台儿庄二处，击溃敌第五、十师团，士气为之大振。其后敌续进兵武汉，我军于武汉外围与之相持半年，敌“速战速决”之策略已无法达成。
(五)敌占武汉后，见国军主力仍在，且转入西北西南险要地区，遂停止西进，不再深入。而于政治上，扶持伪组织，在军事上，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以海军封锁粤海口与国际路线，以空军轰炸我政治、经济中心，企图动摇我士气、民气，使我抗战不能持久，结果适得其反，我军民愈战愈奋，愈挫愈坚，出敌意料。
(六)日本于侵华战争中，同时储备南进兵力，并有防俄之关东军，其使用于中国战场者不过三十师团，因占地甚广，需兵甚多，以如此有限之兵力，遂不能作更进一步之深入，日本于南进占领安南、新加坡、菲律宾后，大本营一度有抽调南进兵力十六今师团以攻打重庆之计划，适美军在太平洋反攻，因日本失去制空权，海陆军亦遭挫败，遂不能抽调，计划乃未实行。敌若专心北进，以原有之三十个师团，再增加二十个师团之兵力，于武汉会战后一直西进，使我国军无暇整顿，则重庆必不可守，如此虽不能消亡已觉醒之中国，然抗战之前途必更艰苦，当无疑议。敌若不南进，则美国不会派兵东来，此乃敌人野心超越力量，故自遭败北，自食其果。
(七)日本民族勤俭耐劳，勇敢善战，为有色人种中最优秀民族之一。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强，一方面若采用国父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实行王道，领导亚洲，一方面遵照犬养毅“中日合作”之主张，以日本进步之工业技术而扶助中国，开发中国，以工业产品运输中国，而以中国之煤、铁、大豆、木材等原料运输日本，使经济富足，共存共荣，则中国外交上不须联俄，对内更不必容共，如此则中共不会在中国境内发展。研究远东近代史，日本原为有为之国家，惜因政略错误，不仅自毁前途，且因其侵略小国，遂致中共之发展，日本固几乎亡国，而中国大陆亦陷于中共之手，两败俱伤，孰令致之，此可为长叹者再!
二、国军
(一)国军对日抗战果消耗战略
自来战略必须与政略配合，我国政略对内为团结内部，收揽人心，对外为广结外援，争取友邦，缔结反侵略同盟，争取民主集团之共同胜利。依据政略而后策定对日战略，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前，我为配合“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略，对日军之侵略，作有计划之抵抗，以争取时间，削平中共。内抗战开始，我因国力未允，装备太劣，乃采消耗战略。并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进而发展为全面总体战，以打破敌“速战速决”之战略。在作战指导上，争取主动，见机而进，知难而退，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不计点线之得失，而在全面之控制，使敌侷促于点线狭隘之领域，使我游击队与地方团队在敌后发展，扰袭敌人，控制广大地域，变敌后为前方，使敌陷于泥淖而不能自拔。
(二)与盟军并肩作战
1941年(民国三十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事爆发，美国正式对日宣战，至此我单独抗战四年，进而与盟军并肩作战。
当时我为协同盟军作战，以打通滇缅路，争取外援，故不顾中国战区兵力之减少，而抽调七个精锐军与驻印远征军两个军，在滇西与缅北战场作战。迨滇缅路打通后，我获得二十九个师之美械装备，反攻战力大为增强，故于滇缅战场及湘西，反攻桂柳诸战役，均能克敌奏凯，此证配合盟军战略之正确。
(三)游击战配合正规战之重要性
武汉会议时，蒋委员长曾宣称：“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因我对扫作战，乃被迫应战，而非自动求战。当时国内虽甫告统一，而西北未平，军队编制不一，武器装备陈旧，军队训练未精，户口调查未清，故不能实行普遍征兵；且财力薄弱，军用物资匮乏，种种缺点不一而足，以此情况应付现代化装备之敌，故于战争中牺牲重大，备感艰苦。敌本其一贯之北进政策，先蚕食东北，继使华北特殊化，进而消亡全中国，我迫不得已起而应战，故于战略上，一者采取消耗战，一者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此为我抗战所以能持久之重大关键。
(四)抗战中我中央对中共忽视之错误
1．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亦即对日全面战争之开始。当时中共曾通电一致抗日，于军事上取消红军组织，归军委会统辖指挥，服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之命令，于政治上取消苏维埃组织，归国民政府管辖。中央为团结国内各党派，一致抗日，本与人为善之意，故接纳其请求，在军事上委其为第十八集团军，在政治上委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表面看来，中央此举纯出于好意，而实不免有忽视中共之嫌。
2．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序列，归阎长官指挥，对日抗战。按理，阎长官应付予其任务，责其执行，不应放纵，听其发展组织，收缴民枪。待其势力庞大，即不打敌人，专袭击国军，二战区长官部事前既未加以约束，事后亦未加制裁，有一时期甚至利用中共薄一波编练新军三十余团，终受薄煽动，大部叛变，占据山西广大地面，幸当时国军在山西兵力雄厚，且阎长官坐镇山西历史甚久，否则山西为中共所占，恐在冀察、苏鲁战区之前。
3．敌后冀察、苏鲁二战区对中共之放纵——武汉会议时，为加强敌后游击，故增设冀察、苏鲁二游击战区。就冀察战区而言，鹿钟麟总司令兼任河北省主席、除指挥石友三、孙良诚，朱怀冰等西北军外，尚有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及游击支队司令吕正操等，势力发展甚快。其后朱德见机而进，派遣聂荣臻、徐向前等由山西越太行山而入河北，初与国军互不侵犯，国军见其收缴民枪、发展组织，竟置之不顾，待共势力壮大，控制全面，而为时已晚，故冀察战区转落中共之手。
第二十六章 战后整军及行宪
一、战后复员
政府于抗战胜利后，实行复员，首将全国部队予以整编，使全国军队为国家之军队，全国武力为民之武力。民国三十三年时，全国陆军为一百二十个军，三百五十四个师，三十一个旅，一百五十个团，十五个营。至三十四年底，整编为八十九个军，两个骑兵军，二百五十三个步兵师，共裁减三十四个军，一百一十个师，二十一个旅，八十三个团，十个营，旅团营等小单位均编入步兵师，以符合“减少小单位，充实大单位”之原则。
民国三十五年，由中央政府，中共与美军合组之军事三人小组，决定整编国军及统编共军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整编后之军队拟为二十二个军，六十个师(内共军十一师)，特种部队之比例为全国陆军之百分之十五，当国军正按计划实行分期整编时，中共不仅不遵照办理，而且反抗命令，到处流窜，以扩大叛乱，致整编计划未能彻底实行。
二、国防机构之改组
政府鉴于整军建军之需要，实行改组军事机构，将以前之军事委员会改成国防部，使陆海空军体系及运用一元化，并划分陆海空军区，确立军事行政体系，策定国防分区计划，以为建国建军之基础。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国防部正式成立，承国府主席蒋公之命，任余为第一任国防部长。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共军十万之众，于三十五年三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由红军之手接收得关东军军械五十万支，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迅将林部击溃，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或满洲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断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六千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示比一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命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追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样?”我说：“共军已溃退，多六千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军队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布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六月一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我说：“委座在此，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要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此来，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其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军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内，如此于戡乱大局或稍可改观。
三、应先剿共后整军
(一)抗战开始，我为增加战力，全国悉索敝赋以赴，以人力补助装备之不足，故队伍番号特多。当二十六年时，全国有步兵师一八二个、独立步兵旅四十六个、骑兵师九个、独立骑兵旅六个、炮兵四个旅、二十四个独立团，其他工兵通讯兵在外。三十三年全国队伍扩大为一百二十个军、三百五个四个师、三十六个独立旅、一百一十二团、十五营。至三十四年年底，整编为二十一个军、两个骑兵军、二五○个步兵师，共裁三十四个军、一百一十个师、二十一个旅、八十三个团、十个营，所余之团编入步兵师。三十五年，经国共美三人小组拟定之统编共军为国军基本方案，全国军队编为二十个军、六十个师、分二期整编，国军依此方案实行，而中共不仅不遵行，反而扩大叛乱，到处流窜。
(二)自整编以来，至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止，全国编余军官送军官队者有十六万一千六百六十员，士兵第一、二两期共五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名。士兵经各部队送补给区与供应局者共有三万二千○九十一名，由各机关直接送复员站者有四千七百一十六名，至复员站遣送回家者有二千七百八十七名，其余皆陆续复员完毕。
(三)本人完全赞成整军，但以时机不对，故主张先剿共而后整军。当国军实行整编时，军训部有令将特种兵集中处理，各部队即纷纷电询，是否还须剿共。当时我亦乘飞机至西安谒见蒋委员长，面陈此意，蒋先生遂下令停止。
四、应先剿共后行宪
1．抗战胜利时，余曾向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公建议，应乘战胜余威，先将中共剿平，而后行宪。
2．中共在抗战初期，自称八路军，人枪不过三万余，偏促于延安地，其后于抗战中收缴民枪、袭击友军，扩充结果，对外号称正规军六十万，民兵二百万。以正规军言，与抗战之初相比，几达二十倍。
3．中共在抗战胜利后所占地区：
东北九省：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嫩江、兴安、黑龙江。
东北四院辖市：沈阳、哈尔滨、大连、长春。
黄河流域：冀、察、晋、绥、鲁，豫、陕，甘、宁、青。
长江流域：鄂、皖、赣，苏。
以上各省暨院辖市，共约二十个单位，其中或为全部，或为大部，或为一部，而中共所占领之农村面积则更为广泛。
4．若中共未剿平即行宪，有甚多矛盾处，且难免违宪。例如：宪法第十一条：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第十二条：人民有秘密通信之自由。第十四条：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而抗战胜利后，由于中共扩大叛乱，中央为军事之需要，不得不采取戡乱之行动。故凡违背勘乱国策之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均在取缔之列，如此显与宪法违背。再者，为防止军机之泄露，通信亦须检查，此亦违宪。又如在军事戡乱期间，对于违反国策之集会、结社、或因戒严法之限制，或因军事法之规定，均有取缔之必要，如此亦抵触宪法。是以戡乱期间，行宪宜绥。
5．国民大会为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之最高机关，据宪法第二十五条：国民大会依宪法之规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又第二十六条：国民大会以下列代表组织之：
(1)每县市及其同等区域各选出代表一人，但其中人口逾五十万者，每增加五十万人，增选代表一人。
(其余(2)(3)(4)(5)(6)(7)条从略)
按宪法第六十二条：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之立法委员组织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
宪法第六十四条：立法院立法委员依左(下)列规定选出之：
(1)各省各直辖市选出者，其人口在三百万以下者五人，其人口超过三百万者，每满一百万人增选一人。
(其他各条从略)
又宪法第九十一条：监察院设监察委员，由各省市议会、蒙古西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之。其名额分配依左(下)列之规定；
(1)每省五人；
(2)每直辖市二人；
(3)蒙古各盟旗共八人；
(4)西藏八人；
(5)侨居国外之国民八人。
依据宪法上列之规定，国大代表、立、监委员之选举，必须各省市政权统一，地方完整，始可实行普选。
抗战胜利，所以急于行宪之故，系因受国内友党，与地方号称民主人士，及海外言论压迫所致。彼等均谓抗战胜利后，应开放政权，不应再一党专政，故希望及早行宪。当时中央有一宣言，表示于抗战胜利后一年行宪，故当胜利来临，中央即一面剿共，一面行宪，而中共却乘机扩大叛乱，占据全国二十个省市。
行宪予中共以扩大叛乱之机会，此为不能行宪之第一理由。又行宪之时，党政军各界负重任者，无不参加竞选活动，凡参加活动者，势必松懈其本身工作，尤以与中共斗争地区，影响最巨，故中共势力日竭，此为不能行宪之第二项理由。
当时竞争之人士，有国民党党员，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员暨友党党员，因竞选激烈而生争执伤和气者甚多，尤以湖南为最甚。湘西因争执激烈，党团内讧而闹出命案。此为中共未平，不能行宪之第三项理由，
国大代、立，监委之选举，于中共盘踞之地区，若东北、若华北，因无法举行票选而改为推选，与宪法规定之普选殊为不合。此为未剿共，不能行宪之第四项理由。
国大代表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在首都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会议，实施宪政，选举总统副总统。按一般政党政治惯例，总统由政党内部推出参加竞选，并由竞选总统者提出某一志同道合同志为副总统候选人，以收辅助之功。
三十七年四月，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蒋中正先生竞选第一届行宪总统，以现任总统在全国之威望，卒获全场一致之通过。当时党内竞选副总统提名者有孙科、于右任、程潜、李宗仁四人，按照惯例，副总统之提名，应由总统提出，交全会票选，倘逾半数即为副总统候选人，但以参加提名竞选诸人，竞争激烈，以后遂改为自由竞选。
中央住表面上依全会决改，采自由竞选，予各人以逐鹿之机会，而实际上党团全力支持孙科，认为孙科可能胜利，在大陆上，一般党团员知识较高，喜欢自由而不愿受拘束，对于中央全力支持孙科引起反感，而转投李宗仁之票，故使黑马李宗仁脱颖而出，获得最后胜利。此事影响戡乱前途至巨，其中经过，因我参与其事，知之甚稔，故概略说出，以供研究现代史者之参考。
民国三十五年冬季，李宗仁将军担任北平行营主任，指挥冀、察、热等省戡乱军事，并负责支援为东北军事，任务堪称重大。当时李将军曾有一电与我，表示将出竞副总统，要我转报委员长，探其口气。我报告后，委员长当面训示两点：“一、北平行营剿共任务重要，不可轻离；二、我为军人，李某亦为军人，两位罕人参加竞选不妥。”要我据此转告，我以为委员长意思正大，遂照此电复李将军，要其中止竞选之念，不可南来。此电一去，即未再接其复电。
一日，李将军忽至南京，并来看我，他说：“北平有许多事情办不通，此行除述职外，并将晋见委座，说明竞选之决心，若竞选成功，即不回北平，若竞选失败，亦不返北平。”说毕，即动身前往见委员长。待回来时，他说：“委员长之意仍希望我回北平。”
当时竞选党内副总统提名者，有孙科、于右任、程潜、李宗仁诸人，孙科为国父哲子，乃最适当之人选，深获党国及广东之支持；于右任为党国元老，为西北人士所支持；程潜时任武汉行营主任，为两湖所支持，因此中央难于取舍，争执结果，遂决定不提名而改为自由竞选。中央虽予于右任、程潜，李宗仁等以竞选机会，但认为在党团支持下，孙科定可当选，不料天下事意外者多，结果却是李宗仁登上副总统宝座。惟李虽告胜利，非但于党国不利，于其个人亦无好处，而于其有关者或支持者，更系一大损失，此为始料所不及者。
回忆李在代行总统职务期间，于军事上，自徐州会战失败后，国军精锐消耗殆尽，不能挽回颓势，于政治上，虽有和谈代表团之派遣，终无结果。和战均无结果，反与中央发生许多隔阂，终致情势演变，大局逆转。
当竞选之时，为争取选票，李与孙科双方不免动以情感，致两广之团结亦遭受影响，此亦始料所不及。总而言之，中共未平，而强为行宪，致有如许之恶果，此为不可行宪之第五项理由。
此外，就我个人而论，此次选举副总统，影响我政治生命很大。一切说来话长，且从我与李宗仁之渊源说起。我是广西桂林人，与李将军系为同乡，在统一广西与建设广西期间，大家皆以李、黄、白并称，广西亦有模范省之誉。民国十二年，我任广西全权代表，至广州士敏土厂晋见孙大元帅，请求广西加入广东革命阵营。孙大元帅极表欢迎，秘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第一军总指挥，我为总参谋长，潜回梧州缴沈鸿英之械，然后进兵桂平至南京。当时李宗仁任陆荣廷麾下之旅长，驻守琼州，当陆、沈争夺桂林时，讨贼军乘机发难攻取南宁，并联络李宗仁共襄盛举，最初李不赞成，经我剖析以利害，始允参加。惟李不用讨贼军名义，而改称“定桂军”。此二军实只二旅之部队攻占南宁后，改组成立讨贼联军，于谭浩明公馆公推李宗仁为联军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我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人事既安排就绪，遂开始统一广西，进行建设广西之工作，其后并加入广东革命阵营，参加北伐。
因有以上所述渊源，故我与李将军之关系特别密切。回忆南京人选开始前，李宗仁、黄绍竑、李品仙、黄旭初诸人暨广西国大代表，立监委等一致要我助李竞选。当时我任国防部长，正于九江之国防部指挥所，指挥军事，攻打中共军队第一号悍将刘伯承，不久，将刘击退，并摧毁中共在大别山之根据地。为此一事，蒋先生于国民代表大会中曾特别为我宣扬一番。
几位副总统候选人中，论历史关系，李宗仁之声誉甚佳，最初我未答应为李竞选，但于公于私，情面难却，终于允诺。当北伐抗战期间，我所经省份甚多，所认识之人亦复不少，再加于中央服务多年，与各方面来往颇多，交往甚广。同时，我信仰回教，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信徒甚多，尤以宁、青，新三省是为基本票所在。又我系广西人，广西自成基本票，且安徽于抗战八年，先后在廖磊、李品仙领导下，故亦成基本票。以上基本票所在共计五省，此外加上东北、华北、西南，东南为数不少之同情票，故使李宗仁脱颖而出，压倒孙科而当选为副总统。一般人以为李之获胜，我居功最大，我本人却不作此恕。其后因政治之纠纷，终于被卷入旋涡，此实为始料所不及。
白夫人一向公私分明，从不干涉政治，此次独不赞成我助李竞选，她力劝我仍回前方“剿共”，不可介入政治旋涡。我考虑再三，以决心不够，仍为情感所动，未采纳白夫人远大之建议，至今思之，内心极感痛悔。
前李副总统向在两广地方服务时间较多，对中央方面之人事不太熟谙，自当选副总统后，照例应随总统常驻中央。按宪法第十九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而于副总统之职务并末规定，可谓处于备而不用之地位。总统雄才大略，而其幕僚又出类拔萃者甚多，故我向李副总统建议如何与蒋公相处，以期止于至善：
1．副总统系辅助总统，平时不可轻易提出主张——当选举副总统时，因竞选关系，每一候选人皆开出许多政治支票，其实副总统无权兑现，此事既成过去，以后即不可轻出主张，轻于言诺，以免与中央不合。
2．中央各院部会与民意机关，有许多人事不熟，每人之能力，见解如何，副总统应利用此机会，于每周六分别邀请各院首长，各民意代表召集人，与党部负责人及许多外交经济各方面之人才聚餐，每次人数不过一桌，预先妥为安排，一面联络情感，促进彼此间之了解，一面听取彼等意见，增加学问之进益。
此等聚谈作成记录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送呈总统，对外不公布。若有建设性意见，经总统审阅后，批交主管参考，一者增加自己阅历学识，一者对各部会多所了解。
3．中枢既有英明总统主持国家大计，副总统宜每年至国内各地巡视，一者代表中央关怀地方之意，一者视察地方建设，探求民瘼。同时借观赏名山大川之便，以收“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之功。此外，地方民意代表如国大等，应随时与之联系，以增加彼此之了解。副总统出巡时，可率各部会有专才者，组一小型旅行考察团，留心观察，以广见闻，并就每人观察所得，制成记录两份，一份送呈总统，一份自己保存。
出巡时，可视气候之所宜，分期分区前往，若冬天赴华南，夏天至华北、东北，纯取其气候相宜也。
我身为幕僚，曾将以上三项建议向副总统提出，副总统表示同意，我又报告总统，总统亦认为此议甚佳。不料中共乘选举期间大肆活动，其势猖獗，大局为随之逆转，致此议无暇实行，等于一篇空论而已。
第六篇 军训八年
第二十七章 《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摘要
为将之道，要能带兵，要能练兵，要能用兵。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此带兵之道；技艺纯熟，指臂相使，此练兵之道；运用之妙，存手一心，此为用兵之道。此外，最要者，革命军应加强政治训练与教育，使官兵认识三民主义，培养革命精神，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为国家而牺牲。有主义之军队，若人身之灵魂，常能愈挫愈奋，愈战愈勇，不避艰险，一往直前。
以余本身所参加之两次战役为例：辛亥武昌起义，首先发难者为南湖之少数炮工兵，彼等于满清压迫下，公然举起革命义旗，旋全国响应，推倒满清，此为国父宣传民族主义深入人心之功。满清专制皇帝，对内横征暴敛，使人民生活困苦，对外则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故总理提倡民权主义，终于推翻满清。
又如民国十五年北伐，时我任参谋长，革命军以两广为基础，枪不过五万，人亦只十万，而竟击败至少力量大我十倍，训练装备亦较我为精之孙传芳、吴佩孚军队，此无他，政治训练之功也。
民国十三年六月，黄埔军校成立，蒋中正先生任校长，而学生军数目至为有限。其余革命军虽未经黄埔训练，但军中派有政治部主任(北伐时改称党代表)，特别重视宣传，口号打：“打倒北洋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爱国家，爱人民。”“不拉伕，不筹饷。”简单明了，虽系具文，仍彻底做到，使官兵人人具有革命精神，以一当十，故能完成北伐，此证政治训练之重要。
我在军训部任内，于抗战胜利之初，著有《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一书，兹择要叙述如下：
余在抗战期间，蒙委员长蒋公之命，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为期八年。回忆受命之初，正值抗战开始，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训练亦不及敌人，盖当时全国表面为统一，实则各省各自为政，学系干部地域复杂，无统一军事训练。自知此弱点，如何始可加强军事训练?一日有形之军事训练，一日无形之政治训练，以此提高战力，补充装备之不足。
抗战开始，我一面与敌作战，一面加强训练，融讲堂、操场、战场三者于一体。学校讲堂所讲者，即士兵于操场所操者，操场所操者即战场所用者。于此情况下，自觉责任重大，乃托取第二次大战教训，搜求有关军事教育之材料，同时参酌我国军情，并归纳若干个人于八年抗战中视察校阅学校，部队所得意见，写成此书，以供袍泽之参考研究：
一、概论
法国拿破仑曾道：“战术十年一变。”此种说法，今已不适用。盖人类之进化，科学之发达，乃系加速度。自有史以来，以小国五千年历史与近三百年史相较，则近三百年乃系突飞猛进。若再以近三百年科学之进步与近五十年相比较，则又可知近五十午之科学亦为突飞猛进，而非渐进。拿破仑所谓：“十年一变。”若以为期四年之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论，则战争初期与战争末期已有变化，尚不到十午。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进步更加迅速，可谓日新月异，推陈出新。世界一切事务时刻在变，有变便有新旧之分，新必胜旧，此为进步之原则，进步者必胜落后者，军事上更复如此，倘用兵之目的在求胜，则必须讲求进步，军法上虽有不变之原则，惟实施之方法则恒常在变。
生产工具决定战斗工具，生产技术决定战斗技术。随着军事技术与一般科学之进展，战术科学亦在不断改变中，许多新兵器、新品种之不断加入军中，使原有之兵器、兵种或为之废弛，或为之减色。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本次世界大战，因技术之进步，而发生战术之变革，诚罄竹难书。例如：电学与光学之进步，蒸汽机与内燃机之使用，核子弹与火箭之发明，使时间与空间缩短几千几百万倍；兵器之威力与射程，使骑兵之效率为之减少，甚至归于无用。筑城技术与火力之配合，使轻装之步兵难于奏效，战车使小口径之火器失效，空军重量炸弹、原子弹与降落伞部队，使要塞为之减色。
在战术方面，拿破仑将以前之横队战术改变为纵队战术，后因机枪与自动武器之发明，又进而演变为疏开队型。再者，两次世界大战，由平面战术演变为立体战术，由立体战术演变为闪电战术，将来则可能演变为按钮战术。时代既为科学时代，战争自为科学战争，故军队几乎全部科学化技术化。
在此科学化技术化时代，一般人对于军事演进看法，发生了误解。唯武器论者，以为武器可解决一切，因而专侧重武器之发明，过份重视武器之效果。德国名将鲁登道夫有言：“军队之组织，系人与武器。”无沦武器如何进步，而其操作使用，仍须有人。人必须训练，始能善用武器，始能发挥武器之威力；若无精确严密之训练，则最好之武器，亦等于无用。
德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所以能横扫欧洲，并不在于其所使用之武器如何崭新，而是因其军事教育有特殊之处。尤其德国装甲部队与要塞空军之教育，以及普鲁士之军人精神，各国军事学家皆有口皆碑。德国有军官团之组织，借以研究学术，增进情感，此亦有口皆碑。第一次大战德国失败后，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国防军不得超过十万人，全国警察之训练则不在此数；而德国实行超级训练，兵士可充任军官之用，警察可充警官之用，此种训练亦有口皆碑。希特勒上台后，以具有军事锻炼性质之劳动服务代替全国征兵制，较之征兵尤为普遍。再者，德国有所谓民间工程学会，实为国防共程训练机构，每人皆须接受军事工程学识。此外，诸如钢铁厂、化学厂，莫不成为变相之兵工厂或学校之实验室。
德国在各方面逐渐有基础之后，希特勒便撕毁凡尔赛和约，首先干涉西班牙内战，进而并吞奥地利、捷克，终于入侵波兰，导致大战之爆发。德国军队经常反复演练，其装甲部队与空军配合，组成闪电战术，以演习姿态，空袭荷兰、比利时，击破马其诺防线。德国之所以能席卷全欧，并非其有何新武器，而在其训练、教育、编制各方面运用配合，故能发挥威力。
处于今日科学与技术时代，吾人固不能抹煞新技术之价值，然吾人实不敢苟同一切唯武器至上之唯武器论者。但有武器，尚须求高度之技术化，始能日新月异，以新克旧。就余个人意见，并非有好武器即可获致胜仗。若“八一?三”淞沪战役，日本在虹口租界之守军不过三、四千人，而我以十倍以上的兵力，配以飞机、坦克、惟始终无法攻下。第二战例，敌在娘子关有一旅团遭孙连仲集团军包围，敌之一旅多有八千人，而我至少以五倍之兵力围攻不下。再就戡乱“剿共”而言，无论陆海空之兵力与装备，我皆占绝对优势，不料却遭失败。由此证明，武器并非打胜仗之唯一因素。
战争之关键，不全在武器，而仍在人之因素。人必须加以严格之训练，始可使用现代装备，发挥威力；若训练不精，装备等于零，讲战术亦有如纸上谈兵。
二、军事教育之先决条件
以上曾扼要说明技术与战术之关联性，问题之症结，归根究底仍在军事教育。军事问题本很复杂，但其解决则甚简单。军人贵乎有判断能力，能将复杂情况敏捷判断，抓住问题核心，全力以赴，以击中敌人要害。
吾人确应采取列强进步之装备与技术，尤其在科学技术进步之今日，吾人若稍一放松，即告落后。技术日新，战术亦日异。我国之技术、战术、装备均较落后，故应以列强为借镜，始可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此之谓也。
吾人深知，纯军事不能解决问题，盖今日之战争，乃为全面战、总体战，军事必须与政治、经济、文化配合，始能获致最终之胜利。政治、经济、文化为军事教育之先决条件，兹分述如下：
1．政治——政治与军事之配合，政略与战略之一致，此为千古不易之原则。二千余年前，中国名军事学家孙子曾云：“道者，全民与上同意，可以致生，可以致死；而民不畏危。”易言之，政治合于百姓，上下一心，始可同生死，共患难。一百余年前，德国名兵学家克劳塞维兹道：“战争是政治之继续。”足见政治条件于军事教育影响之大。
最近之例则更为明显，例如苏联在帝国时代，国家最不进步，故于日俄战争遭日本之挫败。惟苏联自列宁革命，共党取得政权后，以共产主义为政治号召，积极建设红军，军队设有党代表、政治部，每一官兵所受之政治训练较军事训练尤为严格，红军人人必须了解，拥护乃至服从共产主义，此不仅为口头之宣传，真正为主义而死者亦为数不少，红军因有此政治之配合，故能发生威力。
再如德国，自希特勒登台后，以纳粹主义相号召，利用尼采超人学说，重建德军。法西斯军队时时处于动员备战状态，德国因军国民教育与组织成功，使全国成为一部战争机器。
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采联饿容共政策，设立黄埔军校，建立党军。党军仿效俄国红军，设有党代表、政治部，加强政治训练，每一官兵必须了解三民主义，此种训练，于北伐时确曾发生效力。
2．经济——在经济上，生产能力与生产技术之水准，关系军事教育甚大。在军事教育方面，若教育器材缺乏，武器陈旧，岂能训练出精良优秀之干部?按当时国家经济情况，新兵器皆优先发给部队，而训练学校则因陋就简，大为不如。以我视察第八分校(校长罗列)为例，训练用之机枪不足，竟以木头代之。再如骑兵之训练，本应穿皮鞋着长裤，带轻便之短枪，而我骑兵学校之学生，竟穿草鞋、着短裤，带笨重之俄式长枪。如此显见对学校教育之不重视，故我一再力争，建议以两师部队之装备与经费，做为充实学校教育之用。
凡一种军事学说或教育主张之提出，皆于其本国之经济条件有关。例如意大利之杜黑将军，主张唯空军论，风靡一时，唯以意大利之资源能否办到，尚属问题。德国古德琳为“装甲之褓姆”，他主张扩充装甲部队，惟认为资源有限，马匹仍不能全废。
以上二例，就军事立场言，军事主张之提出，必须以经济条件为考虑，否则主张便落空。现代技术日进，武器装备亦随之日新月异，因此若不时时谋求改进，以赶上时代，势必误己误国。以法国为例，自第一次大战胜利后，由于志得意满，不求进步，致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能力减低，人口仍无增加，一切惟马其诺防线是赖。反观德国自战后即整军经武，加紧生产，人口亦不断增加，故于二十年后得以东山再起，击败法国，一报昔日之仇。
装备、技术落后，全靠友邦之援助，有时而穷。若一国之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强，则改变军事情况所需之时间较前为短。以普法战事为例，战败之法国历四十年始恢复元气。第一次大战，德国自败于法后，由绝对劣势变为优势，为时仅五年。第二次大战，同盟国对轴心国之作战，由劣势转变为优势，为时四年(一九三九——一九四三)，此皆与经济条件有莫大之关系。
3．文化——所谓文化条件，指民族历史，国民生活方式，国民教育基础等而言，此皆对军事教育有深刻而微妙之影响者。日本军队之教育，特别以万世一系之天皇，大和魂及武士道为号召，于精神上发生极大作用，故敌人作战特别勇敢顽强。日俄战争，日本获胜，国人皆感戴日本陆海空，而明治天皇却归功于日本小学教员，足见文化与军事教育关系之大。
意大利自罗马帝国没落后，除艺术尚称席丰履厚外，军事实不足称述。意大利之陆军，在欧洲系“无用”之代名词，以第一次大战言，于东欧战场，俄军不如德，奥军不如俄，意军不如奥，若以德军为标准，意大利系第四流之军队。意大利自墨索里尼登台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本有称雄欧洲大陆之心，然与北非苦战一年，虽偿并吞阿比西尼亚之愿，而意大利传统之败象已暴露无遗。迨第二次大战爆发，意大利与德国皆主张极权，惟意国实力相差太远，故当时德国方面有谓：“若意大利与我为敌，德国仅三师团即可将之制服；倘意国采取中立，则德必须派遣五师团以监视之，若意大利参加轴心国作战，则德国得出动二十五师团相助。”证之后日，此言诚不虚也。
当意大利正徘徊于两大阵营间之际，某日在重庆，英国喀尔大使于宴会中与我谈及此问题时，说道：“墨索里尼登台，只有形式改变，而意大利之精神并未改变。”语意甚表轻视。当时我尚以为他说话随便，不料验之后日，所说果真。
苏联一向教育落后，民生痛苦，自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红军树立新精神，从落后中解放出来，故能于第二次大战中击败入侵之德军。苏联之国民基本教育虽不高，但军队组织严密，特别注重政治教育，故能产生力量。
凡军事教育有成绩之国家，在文化上必有其得天独厚之条件。例如：有以民主自由为招牌，有以种族优越为号召，有以天皇为偶像，有以阶级利益为招徕，口号虽有不同，皆要以国民教育为基础。
中国号称五千年历史，有悠久文化之国家，实际国民教育未普及，文盲甚多，新募之兵，常由识字教起，既费时亦误事。
总而言之，处今日总体战时代，若政治、经济、文化各先天条件不先具备，或备而不实，则军事教育之前途甚为黯淡。当然，吾人并非等待条件具备，始可谈军事教育。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条件虽较差，但吾人应以人力弥补其不足，此乃吾人不厌其烦谈论军事教育之本意。吾人研究各国军事教育之趋势，应时刻警惕，虚心求进，加倍努力，以补偿我先天之缺陷。
三、战场需要决定军事教育之内容
自有人类以来，便有战争，足见战争与人类之关系至为密切。战争之要素有多种，国防之需要亦有多端，惟近代战争为科学战争，战争需一切科学为其解决问题，在相当范围内，一切科学必为战争而服务，殆无疑义。而军事教育若欲将一切科学技术包括在内，实不可能，其理亦至明。军事教育非万能之教育，为求实际起见，殆有先厘消其定义之必要。
所谓“军事教育”，是养成提高指挥战斗与遂行战斗诸种能力所实施之一种教育。质言之，军事教育之目的在求战场上之胜利。吾人考察列强现代教育之趋势，首应注视现代战场之需要，尤其战场所呈现之一般状况，故军事教育之着眼，在适应战场之状况，战场状况之能否适应，即可反映出军事教育之优劣与否适当。至于战争之失败，则为军事教育之直接结果。当战争中，要求胜利之敌我双方，于战术、技术、装备、编制各方面，无不推陈出新，以求自己一切设施均较对方更能适应战场状况，此种适应过程，即军事教育发生作用之时机。由于战场状况瞬息万变，故教育之趋势亦随战场之需要而异。
战场之状况，有其轰轰烈烈的一面，亦有其平淡的一面。以第二次大战为例，绵延几千里之战线，行立体战争，飞机战车成千成万活动，数以百万计之各种大小口径大炮不断地发射，无数之战斗兵在火网交织下冲锋而进，降落伞自空中冉冉而下，凡此种种构成一幕壮烈的场面。再如机械化部队之驰骋沙场、工兵架桥之速迅、通信兵联络之敏捷、闪电战之厉害、原于弹之威力，此亦为战场轰轰烈烈之情况。
战场另有其平凡的一面，例如；狙击兵昼夜潜伏于隐蔽处或树上，待机以机枪或步枪狙击敌人指挥官，步兵防战车班以手榴弹、燃烧瓶，或步枪、机枪之对付战车，攻击要塞堡垒组，使用步兵基本武器，潜入敌人要塞堡垒，或待机阻塞枪眼、炮眼，或乘机炸毁要塞，凡此种种任务，看似简学，其实异常艰巨。
此外，黑夜、拂晓、黄昏亦有战斗，战斗不因天时而停顿。良好之天气因宜于战斗，即风雨霜雾雪之时，亦照常有战斗。现代战争，战场遍布全球，各种天候所在皆有。不能因天候之不佳而停战。训练良好之部队，必可适应任何天候之战斗。例如：德军可至冰天雪地之苏联作战，亦可于利比亚酷热地方战斗。日军在中国大陆各种地形均能发挥战力，即于马来亚之丛林地区，太平洋之岛屿地带，亦均不受影响。
以上就战场所见之情况，加以分析思索，对于现代军事教育之趋势与内容，自不难了解。今将举出现代教育之重点，叙述如下：
1．现代战争虽趋向机械化，但人仍占重要成份，仍须训练人以为使用。飞机战车固增加各部队与兵士之战斗力，惟战斗之结局仍有赖基本武器之完成，故于步兵之教育，体格之锻炼，精神之陶冶，基本武器之使用等，仍应特别重视。
2．战争机械化，运动速度增加，战伤变化快，使指挥官之判断与决心不得不力求迅速，战时之行动，不得不力求敏捷。运动速度增加，战场变化快，使上级对下级之指挥，不能完全掌握，而有待于下级之独断专行，故每一官兵应培养此种能力，以适应瞬息万变之状况。职斯之故，每一官兵对于各种军事演习与战术研究，不能不特加注意，此为战斗教育之范围。
3．由于兵器种类复杂，兵种数量增多，各种兵器与各种性能皆很专门，而于达成任务则同等重要，故协同教育为绝对必要的条件。
4．现代战争，离不开空军，无空防即无国防，无空军掩护，则陆海军之作战异常吃苦。二十世纪为空权时代空军性能之增强，使部队之运动、战斗，多利用夜间或特种天候，地形行之。现代战争，战场遍及全球，任何部队均有被派至各种天候地形作战之可能，故夜间教育及特种教育之训练，至为重要。
四、基本教育
所谓“基本教育”指每一士兵之基本需要，例如体格之锻炼，精神军纪之陶冶，基本武器之使用，武器之爱护与保管，常识之讲授等均包括在内。
1．体格之锻炼——在第二次大战初期，德军横扫全欧，攻势凌厉，所向无敌，盖德军身体精壮，于长途行军后仍能执行战斗任务，在取得攻势后，仍不失时机，立刻追击，不怕疲劳，能耐艰苦。一般人传说，德军有维他命丸可吃，始可至此；德军容有药丸可吃，但若以为以此即可改变体力，无异神话之谈。一切耐劳任苦，皆由基本锻炼中产生。当德军重整武备之际，各国驻德武官前往参观德军平时演习，常见德军步行来回宿营地，以为浪费时间，殊不知德军行军力之强，即得自此平时之锻炼，
战争机械化，不但未减少徒步之功用，相反体力之要求更为迫切，例如：步兵重火器在接敌运动、遂行射击时，仍须人力搬运，其他诸如弹药之补充，机枪、大炮之搬运，皆须人力，若体力不行，即不能达成此任务，故于体操行军之教育，宜特别注重。英国之新兵训练，据云经十六周后，可使每一新兵平均胸围增加一点五吋，体重增加十四磅，足见敦刻尔克撤退之成功，并非偶然。一九四○年五月底，英国远征军自敦刻尔克撤退，而在弗兰德斯之英军遭德国装甲部队突破，陷于孤立，致与后方交通线之保护异常迫切，当时英国后方已无兵力可转用，不得已将新兵临时编组一营，开至前线维持此一交通线，新兵只凭基本武器，仅赖平时锻炼之体力，竟能圆满达成任务。
2．精神与军纪——在中央所颁布之步兵操典纲领第三条有云：“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军队必须有严肃之军纪，然后精神之团结力得以巩固，战斗力之持久性得以确保。因战时各部队之任务不同，其境遇亦各有别，上自将帅，下至士兵，犹能脉络一贯，万众一心，从一定之方针，取一致之行动者，厥为军纪是赖。”吾人读此，当可明白精神纪律关系战力之密切。
以苏联为例，当其进兵芬兰，攻击赫尔辛基时，红军因系工人出身，纪律与服从均差，动作亦随便，故久未攻下，终于英法出面干涉，苏联撤兵。其后，红军统帅由提摩圣科接任，他修改律令，强调阶级服从，违者严办，一向军纪松弛之红军，自此整肃一新。当二次大战期间，德军进攻苏联，于列宁格勒为红军所败。此次胜仗，或归功于红军士气，或归功于战略，殊不知红军之纪律亦为不可抹煞之因素。
当物资愈乏，战况愈惨之际，精神之要素愈形重要。例如：于炽烈之火网下，在坚固筑城之前，以二、三十个携带步枪之步兵与携带炸药之士兵，攻占敌人堡垒，若无旺盛之精神与严肃之纪律，则此种攻击绝不能成功。
由此可见，部队若缺乏精神与军纪，即使有再好之将领与战术，亦属枉然。
3，基本武器之使用——中国旧社会，以“二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形容有本事之好汉。到了现代，武艺何止十八件，较之从前，不知增加几十百倍，武器种类繁多，构造又如是复杂，若欲件件皆能，实不可能，故有兵种之分，专门之别。
欧战初爆发时，步枪兵不见得能使用机枪，其后阵地战发生，攻防之双方皆须使用机枪，机枪遂成为每一士兵必须熟用之基本武器。后来，战争范围扩大，由平面而立体，故高射炮、战防炮均列为基本武器之一。
吾人欲教育一现代士兵，担当现代战斗任务，则以上所说之几种基本武器，必须能够使用。此外，如手枪、燃烧瓶等武器之使用，每一士兵亦应熟练。至于其他各种作业，如敷设地雷、伪装等，均列为每一士兵必备之战斗技术，皆应成为基本教育之一部份。
4．武器之爱护与保管一—无论生产如何发达，战场补给如何方便，武器终归军人之生命，军队愈机械化，武器愈须爱护。在生产力强、武器供应不虞匮乏之国家，对武器尚且如此注意，何况生产落后之我国?武器之保管与检查，在军中列为最重要课题之一，尤须各级干部一致爱护。对于军械检查条例，我们早有公布武器之爱护与保管，典范亦早有规定，旨在养成全军上下自动爱护之精神。
5．常识之讲授——在全面总体战之今日，许多以前认为系军人独有之特殊技能，现已成为每一民众应具备之知识。例如：如何逃避空袭，如何伪装，如何防护毒气与原子弹，凡此种种每一民众皆应知晓。对敌空降部队如何预防监视，非仅是军队之责，亦为民众之责。国防工事之构筑，亦非民力莫办，如此则筑城学原则亦成应具之常识。敌后活动，需要民众如何协助，如此则谍报勤务之若干要领亦成为普遍常识。在列强最近典范令中，亦将常识列为统率要素之一，可见常识之重要性。
以上五项，皆为基本教育之主要科目，应付战争需要之最低限度要求，在教育上，必先打好基础，然后于战场上始可运用自如，始可争取胜利。
附录 《白崇禧回忆录》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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