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滇西远征军为协同盟军反攻缅甸，并肩作战，并打通中印公路，接受军援，拟先肃清滇西敌人，遂于三十三年五月十日拂晓，以五十三军、五十四军及炮、工特种部队为攻击兵团，先后攻克马面关，桥头、片马，固东街、江苴街、象达等处。此时远征军为扩大战果，乃于五月二十二日全部渡江，增援前线，并区分为第二十集团军，指挥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及预备第二师为右翼军，其攻击目标为腾冲；第十一集团为左翼军，指挥第二、六、七十一军，以龙陵、芒市为攻击目标，并陆续占领腊孟街、镇安街，曾一度攻占龙陵城。此时值滇西雨季，人马运动困难，后方补给不继。至六月中旬后，敌集结残部企图反攻，与我鏖战于龙陵、松山、象达、平戛等处达三月余之久，敌人于腾冲、龙陵、畹町、松山皆筑有强固工事，尤以松山工事为最强，我军每攻下一处，皆牺牲很大。我第七十一军及新二十八师围攻松山时，经五次进攻，后由第八军再以九次之连续攻击，使用兵力达三个师，历时三月，始将敌核心堡垒占领，敌守兵一大队歼灭，而我牺牲很大。
右冀军以七十一军荣誉第一师、新三十九师于八月中旬围攻龙陵城，将外围据点占领，后敌增援反攻，所占外围尽失。迨我援军第九师、二○○师到达，再兴攻势，经五昼夜之激战，始将敌军包围，敌军避免全军复灭，向南坎溃退。我于十一月三日占领龙陵城，继续攻击。十一月二十日，占领芒市，敌退出畹町，拟在滇缅国境交界处与我决战，我左冀第十一集团军全部及五十三军继续向敌攻击，经二十五昼夜之激战，双方仍在搏斗中，后因我驻印军于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占领南坎，继续南下，敌为避免全军覆没计，乃突围向西南溃退。我于三十四年一月十九日占领畹町，并追过国境，我五个三军一部与驻印军、盟军于芒市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远征军全部战果统计：伤毙敌四千八百八十五人，俘敌六百四十七人，掳获步枪二千六百四十四枝，轻机枪六百○一挺，炮一百五十门，战车十二辆，飞机三架，汽车六百○六辆，马一千四百三十匹，其他零星军用品甚多。
(三)驻印远征军与敌作战之总检讨
1．敌方
(1)敌军切断我滇缅路唯一国际路线与阻止我军援缅及策动印度独立，始用四个师团，其后增至八个师团，配属海空军，将滇西、缅北占领，且一度攻击印度之伊姆法尔。在初期，因盟军准备未周，协调不良，故遭挫折。
迨国军在滇西得美械补充，于印度兰木伽基地得美陆、空军械器配备，并加紧训练。反攻滇西缅北时，敌在缅防线太长，备多力分，处处防御，陷于被动，故滇西、缅北二战场皆为盟军击破，敌损兵折将总数在五万人以上，元气大伤，我打通中印公路以代滇缅路，使敌断我国际交通之目的未能达成。
(2)敌占安南、马来西亚时，泰国即倒向敌方，且出兵缅甸助日。此时，敌若想断我滇缅路国际交通，可由新加坡海军基地，宣布以海军舰艇封锁仰光，阻截船舶来往，相信可达成此一目的。因当时英在远东主力舰如“威尔斯亲王”号、“却敌”号已在新马海面遭敌机炸沉，而美国在太平洋舰队于珍珠港偷袭后多数毁坏，英、美其余海军主力皆在大西洋以对付德意，实无力东顾印度洋。故日只用新加坡基地以相当舰艇即可封锁仰光，断我滇缅国际交通，不必兴师动众。敌占领滇西缅北广大地区，失制空权于盟军，故我反攻时，敌军损失过半，证明其战略错误。
(3)敌人若仅以水军封锁仰光，不用陆军登陆，则英国不会向我求援，美国也不会参加演缅之战。如此显于日本有利，此为其战略错误。以上三项为我本人当时之感想，今写回忆录，顺便提出。
(4)敌自仰光登陆，于滇缅作战之初，仅以四个师团配属优势空军，向滇北缅西攻击，即占领滇缅各要点，所向无敌，此为敌武器、装备、训练皆优于我，并有优势空军支援之故。即按兵力数量而论，敌四师团共约九万人，并不比我远征军三个军为少。而敌军之武器装备皆我优势多矣!
(5)远征军反攻滇西缅北之役，敌第五十六师团有一联队守腾冲，我以四个师之兵力围攻，历时两月，始将敌消灭。敌步炮各一大队守松山，我以三个师之兵力，历时三个月，始将敌歼灭，占领松山。敌虽消灭，我军亦伤亡枕藕，付出代价甚大。足见敌军有与阵地共存亡，死守不退之决心。
(6)缅北滇西之作战，敌在缅主力向缅西推进，以试探性攻击向印度之伊姆法尔进攻。当时印境空虚，故甚感恐慌。其实敌以攻为守，并无占领印度之力，以后敌因攻入印度未有如何之反应(叛英)，乃自动撤出印境。
(7)敌步炮联合约三千余人，死守密支那城，经我军二个多月之围攻，全部被歼，此证敌有与城共存亡之决心。
(8)我滇西远征军及驻印远征军反攻滇西缅北以来，已有美国补充武器装备，火力优于敌人，再加美空军大量增援，故盟军掌握全部制空权。而敌人战线太长，备多力分，处处陷于被动，此为其失败最大原因。当时日本东条式飞机已为美国P—51驱逐机所制服，美国并有B—25、B—29轰炸机等攻击利器，在缅甸崎岖山地轰炸敌人代替炮兵火力，敌空军处于劣势，此亦敌失败之主因。
2．我方
(1)我应英之请求，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
①我军入缅初期，因与英军协调不良，当敌自仰光登陆向北挺进时，英军避开正面，退守铁路以西，使我军首当其冲。因我准备未周，又系远行军，故处处被动，受敌攻击，其后敌以战车隔断我联络与退路，我军在曼德勒以南失败后，本拟撤退回滇，因后路断绝，仅小部撤回滇西，多数向印度列多转进，沿途山路崎岖，人烟稀少，我军饥寒交迫而死者甚多，但无一投降者，此乃革命精神之最高表现。
②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练兵作战均有成绩，此次作战入缅，因与友军协调不良，故遭挫败，其所属二○○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于退却时，与敌搏斗阵亡，甚属可惜。当时以罗卓英将军为指挥官，我军因无制空校，战车为敌优势装甲车所捣毁，阵线不稳，故伤亡很大。
(2)远征军协同驻印军反攻滇西缅北
①远征军此刻已全部换用美械装备，火力加强，战斗力也随之大增，惟训练方面比不上驻印军，故战役之表现不及驻印军出色。
②由陈纳德将军所率之空军飞虎队，其司令部在昆明，此系美国罗斯福总统有意援助中国，故采纳民间建议，组织志愿空军而来援助中国者。飞机之作战，性能第一，当门本东条式飞机一出，我俄式E—五，E—六驱逐机简直望尘莫及，迨飞虎队到来，拥有P51驱逐机及驰名国际之B—25、B—29轻重轰炸机，性能皆远超日本，我空军之劣势顿时改观，远征军因得飞虎队之支援，掌握制空权，故于地面作战大为有利。
③当我远征军攻击盘踞缅西之敌时，在敌缅侧面之驻印盟军，为数虽不多，由西向东攻击缅北，使敌腹背受威胁，精神打击甚大，敌恐后路被截，心理因而动摇，故我得占便宜。
④远征军反攻滇缅时，有几个据地，遭敌顽抗，一为腾冲，敌以一联队防御，我动用三师以上部队，历时两月始攻克之，一为松山，我以三师人马，费时三月，始将敌守军步炮各一大队完全消灭。敌此种与阵地共存亡之精神，使我牺牲很大代阶。腾冲松山两据点之攻克，与畹町城之驱敌，得力于美械装备甚大，最重要者为飞虎队制空权之掌握。使我安心在地面作战，故能将滇缅境内之敌完全扫荡驱逐，远征军且与驻印军在芒友会师，使中印公路打通，以接受美国军援，增强我整个抗日军事力量。
⑤中印公路由缅西远征军与驻印盟军双方之协同努力，以军事力量扫除滇西缅北之敌，以机械化工兵使用开路机器，将延绵崎岖之山路辟成公路，并铺设油管，由印境通过缅北，滇西直达昆明。供输汽油，供我空军、陆军战车，汽车以及民间之使用。盖汽油与军事，若血液与人身，至为紧要。
⑥我国产汽油甚少，据我所知，已发现者有玉门油矿，但产量有限，距前方所需相差太远。因炼油机器、技术落后，炼出之油，杂质多，发挥力少，不适飞机之用。当敌将我国际交通线封锁，汽油供应困难时，我曾以酒精、木炭为代用品，充燃料以供汽车之用。在中印公路未开通前，曾以飞机由印度越喜马拉雅山驼峰空运，惟数目有限，情形极为艰苦，后中印公路通车，又有油管供输，效力之大与前相较，有如天渊之别。
(3)我驻印军编组训练与补给
①我驻印军原由第一次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指挥，共辖三军，因在缅北作战失利，归路为敌截断，除二○○师，九十六师退回滇西外，其余各部沿途饥寒交迫，死亡甚多，遂退入印度之列多，编成新编第一军，辖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师。三十三年四月，由国内空运第十四师、三十师、五十师到印，统归史迪威将军指挥，以后此五师编为两个军，新一军以孙立人为军长，辖三十师，附战车一营，新第六军以廖耀湘为军长，辖十四师、新二十二师、及炮兵；重迫击炮各一连。
②我驻印军训练基地，在印度东南之兰木伽，由史迪威将军商调来美军教育干部担任训练。美国陆军训练方法，多半采自德国，盖世界陆军之强莫过于德国，若干美国高级将领如魏德迈等皆留学德国者。美军官兵平时生活虽似自由，但基本训练或战斗训练之要求皆很认真，对命令必须绝对服从。
③美国担任训练，所用武器、装备、弹药全由美军供给，极为丰富，实弹射击，其使用弹药绝无限制，以炮兵而言，每年有二十八次之练习射击，驻印军在三年期间，一团炮兵所射击之练习弹共有四万发之多，数目相当可观(据说德国军官，以每人亲眼看过一万发炮弹之爆炸为标准)。而步枪之射击，更是漫无限制。此虽看似消耗浪费实有其代价，盖平时多练习，战时命中率自高，杀伤效力亦大。美国炮兵射击，以营为单位，行面的射击，若欲毁坏敌人某一据点工事，视多少炮弹能将此一据点面积填满而破坏之，方为满足。有一次美国炮兵顾问至贵州之都匀炮兵学校视察，见该校训练单炮射击，回来笑对我说：“现在单炮射击已不用了”。其意此法已落伍，且效力甚微。我说：“我们的炮与弹有限，不得不如此，但单炮射击有时也有用。以昆仑关作战来说，我军以单炮在侧面阵地射击敌之反斜面阵地而收战果。”
④当时驻印军编成一○五榴弹炮两团，一五六榴弹炮一个团，共三个独立炮兵团。每师有炮兵一个营(规定为山炮，但新三十八师为一○五榴弹炮是例外)，步兵三个团、工兵一个营、通信兵一个连。每营除步兵三连外，加一重武器连(有迫击炮排、重机枪排、无后座力炮排)。每连除轻机枪九挺外，尚配备有六○迫击炮、火焰喷射器，火力之强，至少与敌相等或有过之，再加战车与空军之支援，故火力能够压倒敌人。
⑤当时空军有性能优越，火力高强之P51驱逐机可制压敌东条式飞机，有携带五百磅或一千磅炸弹，破坏力极大，可代替炮兵之B—25轻轰炸机，另有速度快，双腰身的P—38侦察机，为侦察利器。
⑥驻印军训练时，有充分弹药供应。作战时除优势之装备外，有充分之弹药补充，故可以火力压倒敌火力，此外又有优势空军及优良战车之支援，故能以速度压倒敌速度。前曾述及现代战争，是以火力压倒火力，以速度压倒速度，以纵深压破纵深，现在我驻印军已具备两种优势，至于纵深之突破，只有待于作战时之运用而已。
⑦驻印军曾先后将顽敌所占之孟关、孟拱、密支那、八莫、腊戍等要地攻陷，或歼敌全部或歼其大部，或使敌溃不成军，所向皆捷，将敌使用在缅之多师团击破。我驻印军反攻缅北之役先后两次，若敌我兵力相等，则我军之战力与敌相等或有过之，此种战例，在国内几乎绝无仅有，
⑧驻印军每一官兵每日至少有半斤肉类，尚有蔬菜、巧克力、香烟等物，因此反攻缅北之役，官兵皆人强马壮，此亦增加战力之一种。在远征军未出发前，英国为求我出兵，由印度总督魏非尔派来一代表到重庆，与我国商谈，对我入缅之远征军给养由英国代办，物品由美国出钱作为美国军援。当时我奉命接待，与他洽谈，他曾问我：“每天每人六两肉够否?”我想到国内官兵每天那有六两肉吃，因此不觉莞尔一笑，这一笑，对方以为我还嫌少，可见他们营券之丰富。
(四)战场杂记
1．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印缅盟军总指挥，指挥队伍以国军为主力，英、印、美军次之。至攻下密支那后，史迪威曾回重庆一次，当时他请我吃茶聊天，我问道：“你指挥的几国军队中，以哪国战斗力最强?请你客观的说之。”他回答说：“美军第一，中国第二，印度第三”。
2．史迪威曾派美国军事政治人员驻扎延安，其中有因共产党之宣传而左倾者，误认中共为土地改良派，而非国际共产党，当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出使中国时，罗斯福总统曾要他取道莫斯科，探询斯大林对中共之态度，斯对赫说：“中共是土地改良派，非国际共产党”。由此二方面来看，证明苏联与中共为避免美国之猜忌，故意将国际共产党变为土地改良派。马歇尔将军奉命来华调解国共纷争，因有此先人为主之见，也误认中共为土地改良派，故竭力劝国共合作。他纯以美国政党政治(在朝在野)的眼光来处理同共合作问题，殊不知中共是主张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打倒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真正国际共产党。美国人此种误解，山于史迪威所派至延安人员之宣传最大。史并主张分一部分美械以武装中共，此完全违背我国策。委员长为全国安危所系，见情形不对，乃建议罗斯福改派魏德迈，并以索尔登指挥印缅作战。
3．史迪威在反攻缅北战役中，常以团为单位，直接指挥中国军队，置团以上指挥官及其机构于不顾，不仅破坏建制，且对我高级将领有轻视心理。
4．印缅两地原始森林甚多，有恶性疟疾蚊虫，被咬者发高烧，破坏红血球，重者致死。军中特备头罩(两眼可望见外面)，以供夜晚宿营与守卫戴用，并擦有避蚊油。再者森林内多蚂蝗，常咬伤行人，又据说猿猴千百成群，常围劫人马单少的送食者，此乃有趣之闻。
5．当欧洲战场意军求和德军将要崩溃时，印度总督魏菲尔派来一断臂将军到重庆，据称美国原预备可供四十万游击队用的轻武器，拟投给欧洲反纳粹的国家，因欧战快要胜利，德国即将崩溃，如此一来已不需要，拟转送我国以供抗日之用。该代表先与外交部长宋子文谈及，宋再与魏德迈说，而魏不肯，他说：“这是英国人慷他人之慨，英国的武器取之我们美国，你们若要，直接向我们讲。”英代表事后反驳说：这批武器是英国制造的，希望经由飞机或公路送给中国，而魏德迈始终反对。
又当时，我国送海军人员赴美受谢，美国补充我战艇，英国邱吉尔也补充我一般七千吨重之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四艘潜水艇，而美国却责难英国谓：“太平洋海军由美国负责，中国不需要潜艇。”游击队也不愿我们接受，舰队也不许我们补充，美国人不许我交结第二个朋友，这真是奇怪的了。
第十八章 抗战中的海军
一、民国前后之中国海军
近代军事家有言；“十八世纪为陆权时代，十九世纪为海权时代，二十世纪为空权时代。凡有海岸线之国家，必须建设此三种国防，以保障其主权。”我国海岸线北起渤海，南迄南海，合共六千六百英里，故海军之建设极关重要。有海军始能巩固海防，宣扬国威，保护侨民，发展商务。
兹将中国海军历史分为民国前，民国时二时代，概略说明如下：
(一)民国前之中国海军
据国史所载，吴楚争霸，吴用水师，水陆并进，溯江而上，直捣楚国之郢都。秦汉以后，水师之效用益大，汉武帝北征朝鲜，南平南粤，均用水师。三国时代，孙权、刘备联军大败曹操于赤壁。晋武帝伐吴，水陆并进，最先攻取金陵者，王浚之楼船水师也。隋统一长期纷乱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最后用兵江南，讨伐陈国，以杨素统率黄龙巨舰数千艘，沿江而下，舟船渡江，旌甲耀目，攻占陈都建业扫平江南，完成大一统帝业，对外四征高丽，并征服琉球。唐代征服高丽，击溃来侵之日本水师于白江口，焚毁舟师四百余艘，扬威异域。宋代自宋太祖起，即训练水师，并用罗盘针于战船上指示方位，其后平定江南，也以水师之力居多。(罗盘针用于航海，由阿拉伯西传至欧洲)。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中国始用罗盘针于航海，而欧人制造磁钉航海则为公元1302年，约迟二百年，元代武功，威震欧亚，版图之广，史无匹。当用兵南宋时，铁骑至长江，非用水师，难以飞渡，遂改弦更张，从事训练水师，复征南宋，远越重洋，扬威异域。如日本、琉球、爪哇、安南、占城、缅甸等处，均为元代之海军所威服。
明代为中国海权最盛时代，海疆之开拓，远迈前代。西渡金沙江，征服缅甸、暹逻、越南，置十宣慰司；东沿松花江，征服奴儿于(即赫哲，为隋唐时代黑水靺鞨之后裔)、库页岛。郑和曾七度远涉南洋与印度洋，远至非洲东海岸，经历三十余国，声成远播。郑和本姓马为元朝赛典赤瞻思了之后裔，所谓“三保太监”是也。明成祖疑建之流亡海外，欲追踪擒拿，且藉此扬威异域，示中国之富强。自明英宗六年(1441年)迁都北京(明初建都金陵以北京为行都)后，遂放弃海口之经营，由开放海禁时代，渐恢复为海禁时代。中国衰弱原因固多，禁海实为积弱之最大关键，是为研究海防者最痛心之事。
清代海防，初期沿明末旧制，闭关自守，沿海只设城营、风堡、炮台、烟墩。仅固步自封，不作远洋雄图。至公元1486年，葡人地亚士航行非洲南端之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世界海洋中心遂由地中海西至大西洋，东达太平洋。是时，西方海上势力一直逼破中国门户，葡萄牙占我澳门，荷兰袭取台澎，英、法、普、丹等国亦相继泛海东来，至1843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遂洞开。满清见西人之船坚炮利，乃急于修海防、造轮船、练海军。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衙门，奈建设海军之经费为西太后移修颐和园，致海军力量薄弱。民国前二十年(1894年)甲午之役，我海军舰队为日本全歼于渤海，国人对海防信心遂生动摇，认为海岸线长不能防守。因此之故，库页岛为俄占领，鄂霍次克海领海权亦随之丧失。吉林沿海地方，清时已割给帝俄，如今朝鲜又为日本吞并，因此日本海领海权亦失。自旅顺、大连先租于俄，继租于日，刘公岛祖于英，渤海海权因而不完整。自胶州湾租于德，黄梅亦欠完整。自各国不平等条约取得我内河航行权，商船可自由出入长江口后，东海又欠完整。自台澎被日本强占，澳门隶于葡，香港九龙属于英，广州湾租于法，南海亦欠完整。
依据不平等条约，外因兵舰船只得行驶于中国内海及各口岸，不仅门户开放，且堂粤洞开，情势危不可终日。自乙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相继败后，国父孙中山先生遂决心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靖，中国国运乃渐有生机，惟海防建没工作艰巨，仍需国人努力，始能迎头赶上也。
(二)民国时代之中国海军
国父领导国民革命，于辛亥年(1914年)十月十日，同盟会员策动武昌军队在南湖起义，全国响应。停泊武汉江面之满清海军，有建威、江元、楚泰、整豫、湖鹗五艘及辰宿二艘响应。其后又有海环、海容、海等各舰奉命进攻革命军，反参加革命行列，增大革命力量。
武汉起义，各省响应，促成革命成功之最重要一着。殆为上海之响应。而上海起义，首为沪江船队之响应，且协同陆军，光复南京，未几，十五省均举义旗，全国光复矣，迨十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举国父为临时大总统，黄钟英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次长，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军旗。民国十七年，青天白日旗改定为国旗，并经国会通过，宣告中外友邦。
以地域言之，分为东北舰队、渤海舰队、粤海舰队、江阴电雷队；以学系分之，有青岛、福建马尾、广东黄埔、江阴电雷等海军学校。中国由于内战，故海军派系复杂，意见分歧。至抗战中期，中央为统一海军，消除地域、学系观念，使意志统一，力量集中，遂于重庆成立中国海军整建委员会，直属军委会，从事整建工作。当时，美英允赠我舰艇，并选送海军官兵，至友邦学习新战术与技术，俾于学成后就地接收舰艇。海军整建会初成立，开会讨论海军整建方案，其中最重要者为考选留学生之考选办法，当时决定公开考选。为求普遍，由中国各海军学校毕业生，海军军官，以及青年军中考选，学成后顺便接收友邦所赠之舰艇。
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按理由参谋总长何将军敬公兼任最为合适，敬公因事务繁忙，遂改荐我担任，而以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为副主任委员。当时，陈氏仍想保持马尾学系，以福建为中心。福州又以陈姓为中心，如陈季良、陈泳训等海军重要将领皆为福州陈家。故整建委会之成立，陈氏甚表消极。
当第一次开会，我探听陈绍宽不愿出席时，即秉公义私交拜访陈总司令，晓以大义，动以利害，劝其出席。我开诚布公说：“中央为欲统一海军，增加实力，现得英美帮助，故有此举。故于此千戴难逢之机会，为海军前途着想，应毅然出席，以贯彻整建海军之主张。”同时我表示，我在会中仅挂一名义，一切主张与实权，悉尊重其意见。陈氏见我态度诚恳，以及中央决策之决心，故出席第一次会议，唯于会中一言不发。以后屡次开会，陈氏即很少参加，而以代表出席。至招考海军军官赴美留学时，海军学校如青岛、黄埔、电雷等学校学生服现役军官皆踊跃报名，唯海总所统属之马尾海军学校军官，陈氏则禁其来考，且以撤职威胁之。我得知此消息后，向陈氏表示，各现役海军军官，均希望踊跃来投考，中央并保证其职位，任何人不应阻挠。陈氏无奈，乃听其干部来考。当时考学委员会秉公录取官兵共二千余名，一并送往美英友邦留学。陈氏见中央决心整建海军，打破地域学系，因而消极，请辞海军总司令。其实海军舰艇绝大多数为日本优势海空军消灭，到重庆时，仅余少数小型内河舰艇，海军已名存实亡。中央为改组海军，乃任陈诚将军以参谋总长名义兼海军总司令，而以桂永清为副总司令，将海军彻底整建。当时，美国送我驱逐舰、炮舰共一百三十八艘，英国也赠借十三艘。内有七千六百吨之巡洋舰“重庆号”一艘，在二次大战时，英王曾以此巡洋舰为旗舰，至马耳他岛巡视，舰内设备新颖，战斗力强。另驱逐舰二艘，与潜艇四般及其他船只共计十三艘。其后“重庆号”因见局势不佳而投共军，二般驱逐舰，一撞沉，一退英。
谈至此，我记起一事，当英国赠我巡洋舰与潜水艇时，美国曾表示抗议，大意谓：太平洋防务由美国负责，英国不应有此一举。再者，抗战期间，当德意即将失败时，英国拟将接济欧洲地下游击队之五十万件武器转赠中国，当时由英国驻印总督魏菲尔遣代表至重庆作此表示，而遭魏德迈反对。魏氏说：“中国若需要武器，由美国负责，不需英国慷他人之慨。”坚不许此项武器经由中印公路或空运来中国。当时我亲自参与此事，曾面陈委员长蒋公：“中国是独立国家，外交上应有自由取决权，英国为我盟邦，其赠与亦有自由。英国赠我陆海军武器，美国竟从中阻挠抗议，不知是何居心?”蒋公只说：“魏德迈很坚决!”此事遂作罢沦。
再者，到台湾之后，梁序昭将军为海军总司令时，美国赠我二艘驱逐舰“汉阳号”与“南阳号”，吨位有三千吨比一般为大。当泊于基隆码头时，我们曾上船参观，据海军人员传说，美方有二件附件并未移交，一为海军作战攻击利器之鱼雷发射管，一为对空识别器，此事亦不可解。
二、海军抗战概况
(一)敌我海军实力
1．敌人海军
日本海军有一百九十余万吨，有主力舰、驱逐舰等各种舰艇(主力舰有达二——四万吨者)，亦有航空母舰五艘及海军航空队(比陆军航空队为优)。以掩护及袭击敌人舰艇，此为日本国内所有者。
至于日本侵华之海军兵力，以泊上海之第二舰队为主，其编组兵力如下：
本队：出云(旗舰)、能登吕及海上特别陆战队。
第一外舰队；安宅(旗舰)、天龙、平户、常磐、对马及河用炮舰十艘，驱逐舰五艘。
第三舰队：那珂(旗舰)、阿武隈、田良。
第一水雷队：夕张(旗舰)及驱逐舰十二艘。
第一航空队；加贺(旗舰)、凤翔及驱逐舰四艘。
2．我国海军
中国海军因内战频繁，派系分歧，在抗战时表面为统一，内容殊不一致，且重工业基础薄弱，仅能制造小型舰艇。所有兵舰吨位，最大不过四千，小者仅三百，鱼雷艇十二艘。总共五万九千零二十四吨。唯舰艇大多陈旧，缺乏战力。
(二)海军在抗战中战役经过
1．淞沪战役
我海军因战力微弱，在淞沪战役中，即为敌优势海空军攻击，大小舰多被击沉，制海权为敌所控制。我舰艇所剩不多，以战况演变退入内地各江河，担任对敌之袭击、阻塞、封锁或布雷等任务。当时创立海军突击战法，潜入敌后袭击，或施放漂雷、定雷，以袭击敌船之运输，或于上游施放漂雷，妨碍敌船活动。海陆军协同之突击作战，予敌船只相当损害。
2．内河作战
在江阴战役，为阻止敌舰潜入长江，于二十六年八月中旬，将江阴下游直至吴淞口之航路标志，如灯塔、灯标、灯桩、测量标杆等，一路扫除。且将江阴水道构成多数阻塞，以舰艇保卫之。时隔余月，敌舰不敢侵犯，仅以飞机轰炸。至九月下旬，敌机大编队向我轰炸，我在江阴舰艇沉着应战，击落敌机五架，我应瑞舰受伤，逸仙、楚有、海宁、建康等为敌炸沉，伤官兵六十三名。海军乃将舰炮卸下置江面当陆炮用，以加强江阴要塞火力，开设二道防线于镇江，敌机仍继续袭击，应瑞等大小舰艇一起被击沉。我江阴要塞海军炮击击沉敌舰二艘，伤一艘。共后，上海国军转进时，奉命将炮炸毁西撤。
3．武汉会战
(1)马当要塞战役——二十六年底，海军编成马当要塞，将荻港至九江间航标扫除，于东流、马当间分布水雷，并派海军陆战队与要塞炮队防守。二十七年四月，敌舰派大通、桂池活动，我海军游击队于羊山矶施放漂雷，将敌舰两艘炸沉。后敌以巡洋舰与多数驱逐舰攻要塞，我将巡洋舰击伤，敌使用陆战队登陆，绕道围攻要塞，我乃撤退。
(2)湖口战役一湖口为二道阻塞线布置水雷区，以陆战队炮队协防。敌陆海军进攻湖口，我炮位遭敌机轰炸，故湖口无法与战。后于夜间将炮枪卸下，免落敌手，只以水雷阻塞湖口。当时我曾派炮舰三般深入鄱阳湖内，事后敌舰潜入，三艘悉被击沉。
(3)田家镇葛店战役——田家镇为武汉前卫，葛店为主要防线，各布水雷，以炮舰构成要塞，扫除九江至汉口之航标，并编组漂雷队，于二十九年九月上旬，曾越布雷区于武穴击沉敌舰两艘。敌以舰队二十艘向我进攻，被我击沉十六艘以上，其后敌再以优势海空军向我猛攻，我阵地全毁。十月下旬，葛店为登陆之陆战队包围，我再击沉敌舰四艘，遂奉命撤退。
自武汉会战后，国军进入第二期作战，我陆军进入山岳地带，采正规战与持久战配合，作持久战计划，我海军为配合游击战，封锁长江各要隘，以巩固重庆陪都，同时发展敌后游击。兹将我海军游击战与布雷状况略述如下：
(1)武汉上游区——国军自武汉撤退后，海军为阻敌进攻计，乃由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指挥七个中队，分布内河各要点，以阻敌进攻，并袭击敌舰。
①川江区——我为阻止敌军，巩固陪都，于宜昌万县间构筑总炮台四座，配属舰炮、野炮、山炮及固定雷区漂雷队，阻塞敌舰活动。
②武汉上游区——保卫武汉战役时，海军炮队构成城陵矶要塞，另派舰艇拒守金口、新堤、岳阳、长沙等处。后敌机以大编队轰炸我各守备要塞，我中山、楚谦、楚同等舰、于三十一年十月下旬均被炸沉，官兵伤亡一百余名，城陵矶要塞失守。
③荆河洞庭区——国军自武汉撤退后，建阻塞线于石首，以固定水雷及漂雷并用，虽宜昌失守，荆河仍为我水雷控制，致敌陆海军不能取得联络。自岳阳失守后，为巩固湖防乃布雷于湘资沅澧各水道，以控制洞庭湖。故于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均能阻止敌舰进入湘江以侵我长沙，使长沙据点巩固，获得长沙三次大捷。
(2)武汉下游区布雷队游击战
国军自弃守武汉后，由汉口至吴淞口之长江水道，为敌运输兵员粮弹之主要航线。海军为达妨碍敌军运输之目的，乃将武汉下游划为若干布雷区，协同沿江战区游击队以钻隙突入长扛沿岸，实施水上布雷，以阻击敌军交通。嗣海军布雷纵队下辖五中队，协助长江南岸第三战区新派出之游击队，突入长江南岸实施布雷战，划分为第一布雷区，由新堤、浬仁口起至龚家台止。各布雷区自二十九年一月起至抗战胜利为止，于长江流域上自监利，下至江阴，共炸沉敌舰十六般、商船二艘、汽艇六十六艘，官兵伤亡与物质为数不计。
(3)闽海浙东、珠江、东江、西江，邕江各水道，海军均派有布雷队，协助当地陆军布雷作战，收相当战果。
4．海军陆战队(只一个旅)
我海军军舰为敌歼灭后，我陆战队遂改成陆上之用。自平汉线失守，粤汉路乃成为主要交通干线，陆战队主要工作除担任此护路外，另用于维持后方治安，保护后方要道。当时福建土匪多，曾派陆战队前往清剿。
第十九章 抗战中的空军
一、空军作战概要
空军为近代科学之产物，自有空军后，即将过去陈旧之兵学原则推翻，创造新时代之兵学定律，此新军种成为战争新利器，可支配战场命运。
飞机之发明，一般人皆归之于欧美科学家，唯在春秋战国时代(纪元前六百年)，中国之墨子，曾费三年之时间，制造能飞之木鸢，已胎育有空中飞行思想。至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兰格莱团体，英国马克兴根据物理学研究，发明飞机制造。当时，以蒸汽机为原动力，因飞机本身过重，且蒸汽动力不大，故飞行速度很低。赖特兄弟又继续试验几次，其中最高纪录，飞行时间只达五十九秒，距离仅八百二十五公尺，但两兄弟因此获很殊荣，此为发明飞机简史。
当时科学家研究发明飞机之动机，纯希望人类翱翔于广阔之天空，不料以后为兵学家所利用，作为战争杀人之利器。
第一次大战(1914—1918)时代之空军，虽只能协助陆海军作战，而不能担当独立作战任务，然予敌精神威胁其大。德国之败，原因固多，但彼承认飞机与英国发明之坦克，为协约国致胜之利器。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军事家一致注意空军之发展，由平面而进入主体之战争，空军居于显要地位，与陆海军鼎足而三。在战场上，若不能掌握制空权，陆海军活动很受限制，甚至遭遇惨败命运，于国防上，若无制空权，国防很难确保。当时，意大利之杜黑将军是“唯空论”之倡导者，为现代空军理论权威。在二次大战之前，他曾以书面向意政府陈述意国陆军弱点。盖意境多山，大军团活动困难，且意大利为半岛，海岸线长，不易防守，故建议建造空军，由空军解决战役。当局认其有侮辱陆军之嫌，遂捕之入狱。至欧战发生，意国陆军果遭惨败，军事当局检讨失败原因，始觉悟所有弱点；杜黑已曾言及，至此方将其释放且加以重用，以之任空军司令。
杜黑以新兵学思想，发扬创造理论，其书中有云：“空军在未来战争地位，有主宰战场权威，将压倒一切作用。空军之胜败，可决定交战国之命运。”杜黑为近代空军理论之泰斗，其最有名之著作有“空军论”、“奇袭论”、“制空权”，“制空权之争夺”、“制空论”、“飞机辅助战术论”等学说，皆在说明空军之威力，提醒意国朝野当局注意。杜黑之“空军至上主义”，在求先掌握制空权，在其“未来战争之型态”一书中，曾评论制空权之重要，其中有几项原则，摘录如下：
(1)敌人失去制空权后，完全不能对我陆海空军实行空中袭击。
(2)夺取制空权之一方，可向敌整个陆海领域内，实行空中袭击。
(3)本国陆海军交通联络点，有制空权始有完全之警戒。
(4)有制空权之一方，陆海军随时有空军之掩护。
(5)因此优势之一方，使敌人不能再建空军。
杜黑之空军至上主义，于战略上，主张奇袭。以为交战国对敌人早下决心，以快速大队空军，不待空战，出敌意外，大规模奇袭，攻击敌人国土，或以空军投下毒气攻击，使敌政治中心、大城市、航空战，于晴天一刹那间遭受毁灭，有若大地震之突然来临，使敌无所措手足，此为以空军闪袭战结束战争。
以上所述为杜黑之空军理论与战略之运用，在当时虽很新奇而正确，然不能为意采纳，反为德国所拾用。德国格鲁诺将军任国防部长，注意研究杜黑理论，建立大规模空军，一九三三年适遇希特勒上台，又任崇拜杜黑之戈林将军编练世界最强大空军，以凯塞林专任训练，米尔奇担任组织。有此四大崇拜杜黑理论之将军，故德国得以建立大规模空军。不仅此也，德国且采用英符勒将军之机械化理论(符勒于英国并主张队伍机械化，邱吉尔任首相时，利用其理论，初以耕田机改造成战车，故于第一次欧战中首先使用，使德军措手不及)。建立大规模机械化部队，以大规模空军配合，创立“闪电战术”，故能于战争爆发之短期内，席卷全欧。
德国因接受杜黑之空军至上主义，与符勒将军之机械化主张，建立强大之空军与机械化部队，创立二十世纪新型闪电战术，组织闪电战全能部队，故初期战无不胜，现今进入太空时代，情况复有不同，有长射程之火箭，破坏力极大之核子武器，不容讳言，将来之战争当与二次大战情况有异，唯传统武器之战争，空军与战车仍不失为战场利器。一般兵学家谈论历来战役，咸认武器为战场决胜负之要素，例如：第一次大战，英美以空军与战车击败德国，至第二次大战发生，最先即使用此两项第一次大战末期所发明之物。迨第二次大战，英美仍以战车于欧战场压倒德国，而于远东，决胜负者仍为美国之原子弹。据此推断，若第三次大战一起，定首先使用原子弹，此为战争武器演进之定律。
二、抗战中空战战役述要
(一)日本空军兵力之判断
1．日本平时空军分隶于陆、海两军，陆军航空队第一、二线飞机共约八百架，海军航空队飞机约七五○架；编组上，陆军航空队下有航空兵团，辖有飞行团及直属飞行联队。每一飞行团辖二至三联队，—每一联队辖有大队一级，大队辖有三至五个中队。
海军航空队分陆上与舰上两种，陆上航空队以驻在地为番号，分隶于横须贺、佐世保、吴港三个镇守府，舰上航空队分隶于各航空母舰及水上机母舰。
2．日本战时空军兵力——自中日战争开始，日本陆军航空队立即改为战时编制，计有陆军航空队之第一线飞机七百架，为对华作战之主力。其编组系于航空兵团下，辖二个飞行团及直属部队与独立中队，配属若干地上防空部队，另有野战航空厂，则直属于兵团司令部。
战争初期，日陆军来华作战飞机约有二百架，大部在华北作战，日对我作战之海军航空队直隶于“中国方面舰队”之下，兵力系抽调大材、木更津、鹿屋三个陆上航空队，编成轰炸、驱逐、侦察等飞行队，舰上航空队系抽调加贺、龙骧、凤翔、神威、香九丸、神州、能登吕等母舰，编成四个航空队，兵力共有飞机二百五十架，专负淞沪区协助陆海军作战，或战略轰炸任务。嗣后，日事侵华地域逐惭扩大，空军兵力亦随之增加。为指挥便利计，增设飞行集团司令部一级，并将作战部队改为飞行战队，废除联队、大中队番号。每飞行战队辖二至三个中队，机种有轻重轰炸机、侦察机、驱逐机合共二百八十二架。海军航空队有航空母舰、水上机母舰、各型飞机二七三架，总共五百五十五架。
(二)我空军兵力
自芦沟桥战争发生，我空军为指挥便利计，设立空军前敌指挥部，以周至柔为总指挥，毛邦初副之。至二十六年八月，又改设第一军区司令部，以沈德燮为司令官，石邦藩为参谋长，作战部队共十个大队，兹简介如下：曹文炳为第一大队大队长，张延孟为第二大队大队长，蒋其炎为第三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为第四大队大队长，丁纪徐为第五大队大队长，陈栖霞为第六大队大队长，陶佐德为第七大队大队长，晏玉琮为第八大队大队长，刘超然为第九木队大队长，另编一学生大队。其后又成立特务大队(空运)，以杨光宇为大队长，合计三十五个队，总共有各型飞机三百○五架。至二十七年三月，撤销空军前敌指挥部，设立空军路司令部三处，以张廷孟为第一路司令，刘牧群为第二路司令，田曦为第三路司令。作战部队之编组，计有轰炸大队三个(含俄志愿队一个)驱逐大队五个(内有俄志愿队二)侦察中队一个，其后因作战关系，人机皆有相当损耗，仅剩五个大队，作战飞机仅余一百二十六架，以后陆续补一百○四架，合共二百三十架。
(三)空战述要
自“七?七事变”后，我空军即以主力集中华北，对敌作战，至“八?一三”淞沪战起，遂调赴淞沪地区。当时我轰炸大队，以敌人据点与海军泊吴淞口舰队为目标，驱逐大队保护杭州、南昌等空军机场。兹将空战中战役择要叙如下：述
1．“八?一四”空战
“八?一三”沪战爆发，我空军即于十四日分批在沪轰炸敌军事据点与舰艇，同日，敌机亦分批袭我杭州与广德机场。我第四大队各机，甫自周家口抵达笕桥机场，即紧急升空作战，由高志航率领队长郑少愚、李桂丹两机群共二十七架，分途拦截敌机，奋战结果，当场击落敌九六式轰炸机三架，首创空战之光荣纪录。后中央定此日为空军节，借以表扬战功而资纪念。
2．“八?一五”空战
八月十五日，敌机六十余架分批轰炸我南京、杭州、嘉兴、曹娥等机场。敌军除使用舰上轰炸机外，并调其最精锐之鹿屋及木更津等海军航空队，进驻台湾与青州岛，超重佯攻我首都及主要机场，期一举摧毁我空军。我空军第九大队于曹娥上空击落敌九四式轰炸机四架；第四大队于杭州上空，击落九四式轰炸机十六架，并协同第三、五大队及航校暂编部队于南京上空，共同击落敌机十四架。八月十六日，敌又以轰炸机分袭各地，复被我第四、五、三各大队，分别于杭州、句容、嘉兴、南京、扬州上空截击，共击落八架。经三日之剧战，总计击落敌机四十六架之多。木更津与鹿屋二联队，经此一役，为我消灭殆尽，实为敌始料所不及也。而我劣势之空军有此辉煌之战果，中外报纸皆一致赞扬。
3．轰炸白龙港敌舰之役
八月十九日，我第二大队龚颖澄、谢郁青各率诺机(轰炸机)七架，并由第四大队李桂丹率霍机(驱逐机)六架为掩护，往白龙港岛一带袭击集结该处之航空母舰，结果炸沉巡洋舰一艘。是役，队员沈崇海驾机因故障乃加足油门，向关舰俯冲，结果与敌舰同归于尽，壮烈牺牲。
4．轰炸上海敌军司令部
自上海战起，敌我陆军对峙于上海虹口附近，我空军为摧毁该地区之敌军司令部与兵营，以协助陆军之进攻，乃于八月十七日以空军第四、二、五、七等大队之霍机十七架，诺机十二架，可机十五架，由副大队长孙相岗及队长董明德、杨鸿鼎、刘粹岗、李桂丹分批率领，前往轰炸敌虹桥阵地与司令部，敌损害甚大，并曾击落敌驱逐机、轰炸机各一架。是役，因敌高射炮火力猛烈，我队员阎海文驾机被击中，跳伞降落敌方，为敌包围，该员不愿被俘，拔枪击毙敌人而以最后一弹自杀。敌人为敬仰阎氏之壮烈殉国，特厚加葬硷，并为之立碑(“支那空军勇士之墓”)纪念，即敌国之报纸，对其壮烈殉职事迹，亦加赞扬。
5．南京空战
敌以陆海空联合兵力于上海沿海登陆，占领据点后，于上海，崇明岛开辟临时机场，同时，敌新式飞机亦逐渐改良，数量亦日有增加。反观我航空工具落后，虽有由友邦购买或赠送，惟为数有限。空军作战必定有一线作战机、二线预备机，以及工厂制造机，源源补充，始可持久。
上海、扬州、广德等处空战，敌我双方均有损失，但因我补充困难，以致几次空战后，制空权不能确保，当时我空军不敢白天出去，改行夜间袭击，惟夜间设备简陋，动作困难。九月十八晚，我出动飞机二十四架，使敌遭受重大损害。敌于翌日向我报复，以舰上驱逐机、轰炸机三十余架，空袭南京，我以驻南京、句容各队驱逐机二十一架，由队长毛瀛初、萌壮如、黄新瑞，分率霍机及波音机迎击，展开空前剧战，格斗拚冲，结果击落敌机一架，创机四架。是役我队员刘兰清、戴广进阵亡，刘依均、 刘宗武、杨古恩、吴鼎臣均负伤。
6．太原、南昌及武汉空战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太原空战，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南昌空战，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汉口空战，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武汉保卫战，共击落敌机一百一十五架，俘敌“驱逐之王”三轮宽少佐一员，旋因伤重致死。武汉保卫战，炸伤敌舰六十七艘，沉二十三艘。以上各次空战，我击落敌机十八架，伤四架，阵亡大队长李桂丹一员、队长吕基浮、队员梁定苑，巴清正、王怡、李鹏翔等五员。
7．远征日本之役
民国二十七年春，我空军为宣扬国威，唤起日本军阀与民众之觉悟，策定以纸弹作宣传工具，远征日本计划。惟我空军向缺乏海洋航行训练，对空通讯设备又简陋，故对远征航行之指挥、气象及场站之通信问题，均临时着手准备，如加设飞机定向仪、短波通报机，及地面对空电台之呼声等。经苦心研究，准备妥善后，于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由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率第八大队第十九队副队长佟彦博，分驾马丁机二架，携带小册传单，由汉口起飞，经南昌、衢州至宁波前进基地降落加油。于十九日二十三时，再由宁波起飞赴日本，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各城市散发传单，并侦察日本机场及军港情况。二十日，各机曾分落于玉山、南昌，十一时三十分回汉口集合，完满达成远征日本之任务。
三、第二期作战敌我空军概况
(一)敌空军兵力
自武汉会战后，敌占地渐广，兵日亦增加，至二十八年十月间，计有陆军航空队十个，战斗队四个，独立战斗中队二十九个，各型飞机三百余架。海洋航空队及加贺、龙骧、苍龙三个航空母舰，能登吕、神威、香九丸、神州丸、千岁五个水上机母舰，计各型飞机三百余架。
第二期敌空军战略，以政略轰炸为主，战略袭击为辅，对我重庆行都以及后方重要城市、文化商业中心，采取普遍轰炸政策，以打击我国民抗战意志。至二十九年秋，敌机更突增至八百架以上，以其精锐猛炸四川我抗战基地与国内运输线，以打击国民战志与物资补给。迨三十年秋，敌为准备南进，将在华空军一部抽调越南。至三十一年太平洋战事爆发，敌在华精锐皆抽调一空，迄抗战末期，敌在华空军兵力仅有飞机三百余架，除对重庆施行疲劳轰炸外，其余均用于前线地区之防卫，未有积极之意图。
(二)我空军兵力
自淞沪会战起，至武汉会战止，我空军以劣势兵力屡对敌优势空军作战，虽建立许多功绩，惟损伤太大，实力锐减。至第二期作战初期，除以一部在赣南、川东任防空警戒外，主力均调后方整训。经二十八年整训后，作战部队又编有七个大队，一个独立中队，及四个苏俄志愿大队。有飞机二百一十五架，军区司令部仍为一个，路司令部仍为三个。至二十九年，除将第一军区司令部改为第四路司令部，其它原有七个大队及第一、二、三路司令部仍旧外，俄志愿队均于撤消。是时计有飞机一百六十架，用以保卫行都与重要交通线，并支援前线作战。其后再经消耗，至二十九年底，仅剩飞机六十五架。三十年初，又自苏联补充轰炸机一百架，驱逐机一百四—卜八架，惟性能远较日本为劣。三十年四月成立空军总指挥部，专负作战训练之责，五月又成立第五路司令部于昆明。六月，由美国购到P—40驱逐机一百架，适美国陈纳德将军组织志愿队，此飞机即拨交其使用，我作战部队仍为七个人队。至三十一年三月，美国补充新机渐次到达，各队分派人员赴美及印度卡拉蚩受训，七月以后，训练完成，接收新机，迄年底共接收B—29轰炸机十九架，P—40驱逐机二十七架，P—43驱逐机四十一架，P—66驱逐机八十二架，总共三百三十七架。三十二年，仍保留五个路司令部，作战部队仍为七个大队，另有一个混合大队，嗣复将第一、三、五三个大队编隶中美空军混合团，本年空军大部时间用于训练新机，对于作战，采机动集中原则，以打击敌人，三十三年，我空军作战部队仅有第一、二、三、四、五、十一等六个大队(四驱逐二轰炸队)。至三十四年抗战结束前，第二路司令部取消，由张廷孟、徐康良、刘国运、晏玉琮分任第一、三、四、五路司令官，作战部队计有第一、二、三、四、五、八、十一等七个大队及第十二直属中队。年末我空军陆续接收美B—25、P—40、P—51等新式飞机，实力增强，装备、速度、性能均较敌为优。同时，敌精锐调往太平洋，故制空权渐操我手。
四、第二期抗战中空军作战概略
本期自二十八年冬季武汉会战起，至三十四年夏季胜利为止，在本期空军作战中苏俄飞行员曾与我空军并肩作战。民国二十八年有苏俄四个志愿大队来华，机种有驱逐机E—15，E—16，轰炸机S—B，D—B，唯驱逐机性能不佳，较敌为差，轰炸机因曾参加西班牙内战，屡经改良，故相当优秀。至三十年六月，我由美国购来P—40驱逐机百架，当时美政府准许美志愿飞行员驾驶美国军用飞机，遂将此百架飞机拨交陈纳德所主持之飞虎队使用。是时日苏中立条约签订，苏撤回志愿队。旋由美国志愿队接替。自飞虎队组织后，增加西南防空力量，支援陆军作战(当时陈纳德采取两机作战之新队型)。由陈纳德之飞机(驱逐机为主)我组织中美空军混合团，机种有P—38等优秀飞机，美国之飞行员技术、飞机性能，均较日本为优(美国教育程度高者，多任空军)，予中国飞行员增加无限信心，至三十四年中美空军夺回制空权。
(一)轰炸运城之役
二十八年二月，我派第十队队长刘福洪率伏尔梯轰炸机四架，每架携带十四公斤炸弹二十枚，轰炸运城机场，炸毁敌机十余架，第二次以俄式S—B机十二架再炸该基地。
(二)兰州空战之役
二十八年二月，敌机三十架，分三批袭击兰州，我第十五、十七队起飞E—15，E—16机十五架，俄志愿队起飞十四架，与敌空战，敌机性能平平，被我击落九架，之后敌机再以二十架来袭，复被我击落六架，战果辉煌。
(三)轰炸南昌之役
二十八年五月我第一大队大队长龚颖澄，率俄式S—B五架轰炸南昌近郊敌阵地与机场，予敌以重创。
(四)轰炸汉口之役
敌于二十八年九月上旬，集结十万以上陆军一犯长沙，我于十月三日以俄自愿队DBS飞机九架，轰炸汉口，毁敌机二十四架及修理中之飞机十余架，第二次复以DBS机二十架轰炸汉口，击落敌机三架，毁敌机五十余架，减少其支援长沙作战之威力。
(五)桂南会战之役
二十八年冬敌攻占南宁后，并集结各种飞机二百五十余架、谋截断我西南国际交通，妨碍我战略物资输入，我空军集结飞机一百一十五架，以第一路司令官张廷孟驻柳州，第二路司令官邢铲非驻桂林指挥作战，炸毁敌机十五架，击落敌机十一架。
(六)敌机袭击重庆
二十九年夏秋之交，敌机九十架，袭击重庆，我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率各式驱逐机二十九架，分批拦截敌机，先以六架待于上空，炸散其队形，再分别施以攻击，是役击落敌机二架，击伤多架。
(七)壁山空战之役
二十九年九月中旬，敌九七式轰炸机三十六架，以零式驱逐机三十架为掩护，袭击重庆，我仍以郑少愚为总领队，率E—15，E—16机共三十四架，分为四编队群迎击，与敌遭遇发生激烈空战，我总领队负伤仍奋勇与敌搏斗，各队员亦奋勇迎击，惟因我机性能较差，被毁十三架，伤十一架，阵亡八员，负伤十名。
(八)成都空战之役
敌零式驱逐机十二架，于三十年三月中旬，袭击成都，我第五大队大队长黄耕瑞，率机三十五架，采重层配置战术，于双流附近与敌机遭遇，激战三十分钟，击落敌机六架，我黄大队长，副大队长等四员阵亡。
(九)第二、三次长沙会战
三十年九月间，敌集结飞机百余架，舰艇二百余般，陆军十余万人二次进攻长沙，我空军为协助陆军作战，出动俄式S—B机二十二架，分批袭击洞庭湖敌舰艇，与长沙以北之敌，予敌相当损害。三十年十二月下旬，敌再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我空军原拟防助陆军，攻击进犯之敌，因气候不佳，不能按予定实施。嗣后由第二大队长率队与敌驱逐机八架遭遇，结果击落敌机一架，伤二架，我机亦被击落二架，阵亡三人。
(十)远征越南之役
敌因实行南进政策，在越南及西贡基地集结陆海军航空队，共有各型机四百五十架，其主要基地为嘉林机场，我空军为协助陆军作战，乃于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以S—B机十八架，由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杨仲安率领，并以美国P—40驱逐机九架担任掩护，是役因天气不佳，目标为云层遮盖，投弹后结果不明。至二十四日，仍由杨仲安率领原机前往轰炸，又因天气不佳，目标仍为云层遮蔽，乃用计时轰炸法，成果无法判明。两次轰炸均未遭敌机抵抗，惟高射炮火力甚猛，此次以计时轰炸，为我空军创举，是役除邵瑞麟机迫降越南汶河，被法方俘虏，后1763号机发生故障，何健生跳伞落入敌境，为敌俘获外，余均安返基地。
(十一)鄂西会战
三十二年四月下旬，敌各型飞机二百四十八架，协助陆军十万侵犯鄂西，我机一百六十五架协助陆军作战，自五月十九日起，分批轰炸汉口、宜昌、沙市各机场，计击落敌击四十一架。炸毁敌机六架，伤敌舰二十三艘，及车辆人马甚多。
(十二)梁山空战之役
三十二年六月六日，我第四大队长李向阳，率领P—(40)机十三架，向聂家河攻击，协助我军作战。返航途中，于奉节上空，发现不明帆十余架，当我机照予定计划降落梁山加油之际，驻梁山指挥官杨鹤宵以敌机迫近，即命该机群起飞迎击。是时敌机八架已追踪至机场上空投弹，因时间匆促，我第四大队中队长周志开，未携带保险伞即奋不顾身冒险起飞，单机向敌机群攻击数次，敌乃向东逃逸，周仍紧追不舍，至云阳、巴东上空，先后击落敌轰炸机三架，击伤数架，造成抗战以来最勇敢、最辉煌之战绩。
(十三)常德、豫中、长衡、桂柳会战
各次会战均为中美空军并肩作战，兹分别简述如下：
1．常德会战——敌为牵制东南亚盟军攻势准备，集结陆军十万，飞机二百五十三架，向我第六战区发动攻势。我空军中美混合团，及第十四航空队，共有飞机二百架，协助陆军作战，对常德藉池口石首、华容等处之敌攻击。自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止，计出动轰炸机二百八十架次，驱逐机一千四百六十七架次。击落敌机二十五架，可能击落十四架，击伤十九架，击毁地面机十二架，并炸毁敌兵舰船只人马甚多。
2．豫西会战——三十三年四月，敌使用各型机一百五十六架，另于北战场集结飞机一百一十四架以为牵制，我中美空军为夺取豫中制空权，共使用各型机一百五十六架，由航空委员会及第一路司令张廷孟，第三路司令王叔铭，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分别指挥，在空中击落敌机八十七架，炸毁地面敌机七十九架。
3．长衡会战——三十三年，敌在东南亚之战场补给，因受盟军海空之威胁，乃妄想开拓大陆交通以与南洋联络，于武汉地区集结优势空军计飞机一百六十八架配合陆军，在湘北发动大规模攻势，企图打通粤汉路。我中美空军集结飞机一百八十一架，支援陆军作战，夺取制空权，自五月二十七日至九月六日三个多月时间共击落敌机七十架，可能击落二十九架，击伤十七架，毁地面机五十二架，可能炸毁十余架。
4．桂柳会战——敌占长衡后，继续发动桂柳会战，以打通湘桂越二路，与东南亚之敌联络。我空军以原有兵力协助陆军作战，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九日会战期间，计击落敌机三十四架，可能击落十四架，击伤十架，毁地面机六架，毁敌军车四百余辆，大小船只共五百七十八艘。
(十四)洞庭湖空战之役
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中美空军混合团P—W机二十一架，掩护B—25机六架，轰炸羊楼司车站及敌仓库，于完成任务返经洞庭湖上空与敌遭遇，先后与敌零式二、三型机四十架发生空战，结果击落敌机十架，我机无损失，安返基地。
(十五)豫西、鄂北会战
三十四年三月，敌为确保平汉路南段交通，集结四个师团以上兵力与各式机一百○六架向西进犯，我空军于三月十二日起，即以第一、三、四、十一各大队及中美混合团支援陆军作战，予以甚大助力。
(十六)湘西会战
敌为迟滞我反攻准备，破坏我芷江机场，保障其粤汉路中段及湘桂路安全，遂发动此战。敌以四个师团兵力及各型机一百三十五架，于四月初旬向湘西进犯。我空军无论数量或质量均较敌为优，自始即夺得制空权，协助陆军作战。而陆军以美械设备居多，陆空联合歼敌一联队以上兵力，及其炮兵甚众，敌陆军避开公路由崎岖山路及浓密森林中进犯，不使目标暴露，不料为我侦出，以汽油弹投掷林中使其燃烧，敌损失重大，敌取攻势，至此完全失败。
检讨制胜原因如下：
1．我空军于作战期间，派遣飞行军官至前线距敌约一千码处，设置流动对空电台，指示我机攻击目标及弹着偏差之修正。
2．前线陆军铺设白布板，俾飞机易于识别。
3．对隐蔽森林内敌军投掷汽油弹，收效最大。
4．我空军能确实保持战场之制空权。
以上几项，为陆空联合作战最有效之办法，必须谨记。
五、敌我空军之检讨
空军为最近成立之军种，科学之产物，其战斗特性完全，以速度压倒速度，以火力压倒火力，决战最速，消耗最大。
若敌机航速快，升高亦快，火力亦强，空战时即占便宜。与敌空战必须有性能优越之飞机与技术高超之驾驶员。同时，不仅质量要优，数量亦不可少，且须有充足之二线补充机与高度制造能力，始能永保制空权，掩护陆海军作战，争取最后胜利。
(一)日本空军
二十六年“八?一四”敌我空军在京沪杭上空正式空战时，敌仅有九三式轰炸机，九四式侦察机与九五式驱逐机，嗣后敌机逐渐改进，以零式驱逐机最具威力。在第一期空军作战，敌机质量数量均较我为优，故对我轻视，致有鹿屋木更津两轰炸大队袭击我京沪杭，而无驱逐机掩护，遭我拦截消灭大半之失算。
(二)中国空军
我国因轻重工业落后，不能自造修配飞机。北伐时，我政府曾购买少数飞机，惟无定向器，不能作远道航行，仅能凭肉眼所视，投掷小炸弹。当时苏俄红军曾派有飞机十余架来华，由广州起飞却无法飞越大庾岭。攻武昌时，曾以飞机轰炸蛇山炮兵阵地，并未产生多大效果。至抗战时，成立航空委员会，设航空学校于笕桥，并组织九个大队，其中有学生大队，有运输大队，陆续购买友邦飞机杂凑，机型有道格拉斯、马丁(美)霍克(驱)可塞、波因伏尔梯(轰炸)等共三百○五架。“八?一四”“八?一五”空战时，我空军纯凭士气以主力将敌二联队飞机击毁四十余架，奈因我军人机消耗很大，故由苏联以E—15、E—16、S—B人机支援会战。惟苏俄驱逐机性能不佳，未能挽回空中劣势。至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撤回顾问与飞行员，无异鼓励日本南进。待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先以志愿队来华，继组织中美空军混合团，对我大量援助，其中计有B—24、B—25轻轰炸机，B—29远程轰炸机及P—40、P—43、P—66、P—51等各型驱逐机与P—38侦察机，凡此均较日机为优，故制空权转移我手。在中英缅战场上，日本空军居于劣势，故海军亦遭挫败。其后，美国以原子弹投掷广岛、长崎，结束战争，否则，日本仍难逃一败。
六、我对空军建设的三个建议
民国二十八年，我以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副参谋总长与军训部长，并担任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于校阅成都空军回来后，因有所感，即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下列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设立空军幼年学校。
自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飞机使用于战争，精神上予敌以最大之威胁，破坏力亦最可观。始者，空军附属海陆军，居附属地位，其损害率较陆海军为大。自第一次大战后，各国之竞争增强空军力量，后逐渐独立，与陆海军鼎足而三，成为独立军种，其重要性较之陆海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定有制空权，陆海军始能活动。在国防上无防空即无国防，殆为近代兵学定论。世界各国均培养优秀空军人才，如德、苏、日成立幼年空军学校，自小养成牺牲精神，锻炼强健体格，使其担任冒险犯难之艰险任务。就中国一般青年而论，体格不健，体力不强，在学力上亦优劣不等，故当时我建设成立幼年空军学校，招考高小毕业生，受训六年(初高中各三年)。在受训期间，除课程照普通中学外，并加强粗浅军事学识，如跳伞、滑翔及各种体育活动等。幼年学校旨在养成冒险犯难之精神，此议经中央采纳，即于四川灌县设立，以陈嘉尚担任校长。在台湾目前担任巡逻及屡次击落敌机号称“空军英雄”的飞行员皆系当年幼校出身，现已成为空军之中坚分子。惜到台后，周至柔将军任空军总司令，为节省经费与时间，故停办幼校。当时我闻此消息，与他晤谈，要他从长考虑，尤其在台湾空军官校招生，每年不足之情形下，更不应当停办，此一为空军储备人才之幼校，结果仍然停办。至陈嘉尚任总司令时，知招生困难，始复校于东港，因台湾教育普及故招初中毕业生，再修业三年，如此可节省三年之时间与经费。
第二个建议：设立空军军士学校。
按德、日、俄等国空军编制，分军官与军士两种，美国因教育普及故不分官兵只分队长、队员，我国教育不若美国普及，如以大学毕业生为队员牺牲，实补充不及，故我建议成立空军军士学校。当时以刘炯光为校长，招考军士，而中学毕业生亦来考，后以军士作战立功，若仍当军士，实嫌委屈，故现在中国空军亦采美制，分队长与队员。
第三个建议：成立空军通信兵学校。
通信有空中通信、空地通信二种，以无线行之，至于陆地与陆地通信均用有线电，通信为空军主要素，空军成立以来，均无通信兵科，仅有通信兵训练班，只为技术人员，不是兵科，故我建议成立空军通信兵科，当时有空军人员对我说：“通信兵岂可单独成立兵科。”我说：“陆军既可，空军有何不可，且必要时，空军通信兵亦可以武器射敌。”此议终被采纳。
第二十章 防空作战
防空有空中防空与地面防空两种，空防由空军担任，地面防空则由高射炮队任之。本篇专述地面防空。
一、战前我国防空部队之创立
我政府鉴于防空之重要，于民国二十二年在杭州成立高射炮训练班及人民防空研究班，继即设立防空学校，以训练防空干部，并购置防空武器器材为防空部队编练之基础，二十五年成立高肘炮兵营、团，使用三?七公分机关炮，附以二公分小炮及一?三二公分高射机关枪，另成立照测队，此为中国地面防空武力之建立。当时由黄镇球将军主持筹划。
二、防空作战指导与部署
(一)防空队以主力帆动使用，分散配置为原则，于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交通要道、桥梁、工厂等处派高射炮队防守，以一部协助陆海空军作战。
(二)防空要领
1．地面防空应分散配置，重点使用，以有限之兵力作经济有效之使用。
2．为巩固首都，在南京上空构成浓密火网，以保障首都之安全。
3．各处防空部队以统一指挥为原则。
4．严密防空监视哨之组织，监视敌机，迅速确实报告敌情。
三、防空作战之经过概要
自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战起，敌恃其陆海空军兵力强大，企图一举消灭我战斗力量，敌先以优势空军摧毁我空军，取得制空权，以协助陆海军作战，妨碍我运输与国际补给交通线，破坏我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滥肆轰炸，以动摇我国民抗战意志。南京失陷后，我军事政治重心西移，我防空目的，旨在保护国家潜力，以完成战略任务，对防空部署应颁布调整全国防空机构，其办法：成立各省防空司令部，综理全省防空事宜。二十七年春，扩充防空部队，成立高射炮兵两团及照测总队，扩大防空学校训练。培养防空干部，加强夜战防空，以辅助陆海空军及要塞之作战。年来我防空部队遍布全国各地区，为便于指挥调动及管教计，乃于三十二年实施分区指挥制，全国共分五区。第一区指挥部位于重庆，指挥四川境内高射炮部队。第二区指挥部位于巴东，指挥湖北、湖南等处高射炮部队。第三区指挥部位于桂林，指挥粤汉，湘桂二路与闽赣二省高射炮部队。第四区指挥部位于昆明，指挥滇黔地区高射炮郎队。第五区指挥部位于西安，指挥陕、甘，宁与豫西高射炮部队。
四、抗战第一期敌空袭之特点
(国民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秋)
敌机初期以攻略轰炸为主，战略轰炸为轴。我空军因居于劣势，所有重要地区与要塞地区与要塞之空防皆以防空部队担任，以减少敌机轰炸之损害。至三十年九月敌因南进，将在华空军精锐调走，减少我空军压力。是时，敌亦变更政策，改以战略轰炸为主，我高射炮部队任务亦渐减轻。
五、我高炮编组
在军委会之下，设立防空总监部，以黄镇球将军为总监；各省成立防空司令部，由各省保安司令兼防空司令；各县市成立防空指挥所，由专员任指挥官，各乡镇村街，成立对空监视哨，若空中发现敌机，所有乡村电话网即报告各处防空情报所，转达空军地区指挥官。指挥官得报后，或命飞机迎战或避战，视情报如何为准。
防空总监部编有高炮部队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五、四十八、四十九等团，有德式七?五，俄式七?六二高射炮，另有三?七公分高射炮，二公分高射炮，一?三二高射机关枪，对空发射有指挥仪、探测队等。
六、敌机空袭统计
自二十六年“七?七事变”起至三十四年八月敌人投降止，为时共计八载，敌机空袭我全国各地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二次，机数六万二千九百○九次，投弹二十六万一千一百四十八枚，约一十三万吨，炸死九万四千五百二十二人，伤一十一万四千五百○六人，损毁房屋四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七间，平均每百枚炸弹炸死六百一十九人，伤四千四百二十三人，损毁房屋一万七千七百二十一间，其它物资财产则无法计算。我国无制空权，故损失惨重。
七、地面防空之检讨
中国土地面积辽阔，共约一千一百余万平方公里，是以敌机可由四面八方侵入我领空。为识别敌我飞机，暨敌机种类、数目，各省市县，各乡镇村街民众均须有组织有训练。当时于各乡镇村街皆架有电话网，以随时传递情报。各地区之空军指挥官接获情报后，可预作处理，以情报为依据，判断敌情或令我机起而迎击，或实行避战。
例如，抗战第一期，时我空军仍使用俄式E—15、E—16驱逐机，性能较日本零式驱逐机大逊一筹，故航空委员会下令采取避战之战略。某次，适遇敌机来袭，成都地区司令官张有谷即命驻成都空军大队长吕天龙率领飞机十六架，前往西北天水方面避战。是时，吕天龙卧病在床，乃由副大队长余平享率领，机群飞至天水上空，因所带油料有限，乃按照预定计划拟降落下水机场加油，而机场亦铺设白布板，表示可安全降落。就在我机下降时，敌机忽由云层中穿出，实行奇袭，我机因无作战准备，遭敌袭击，几全军尽灭。
当时，军委会据报，委员长即令将司令官张有谷、正副大队长吕天龙、余平享递解重庆枪决。经何参谋总长(应钦)讲情无效，又以吴敬恒(稚晖)，等党国元老求情，仍然不准。当时我适在桂林指挥作战，何先生忽来电话，言明电话中不便细谈，要我即飞重庆一趟。到重庆后，何先生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要我讲讲情。我说：“你已讲情于先，又有党国元老说情于后，两次都未准，我何能为力?”他说“你是最后的希望，不妨试试。”最后，我说：“等我考虑一晚，明早再复你。”当晚，经过一夜的考虑，我想出一个办法，翌晨对何说；“张有谷是地区司令，要枪毙必须经过军事审判，你可提我做审判长。”他果照此向委员长建议，委员长批个“可”字，我拿了这张批条向他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属，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做，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做。”他说：“一切依法审判就是。”我就要他亲口说达句话。
审判结果，张有谷按上级命令，作避战之处置，何罪可言?吴天龙既卧病在床，当然无罪。再者余平享率队前往天水，机场铺安全降落符号，其处理亦无过错，至多仅负降落时疏于警戒之责。若此而判，张、吕二人可得无罪，而余氏至多处以几年徒刑。何成浚(雪竹)为军法总监，我把审判的情形告诉他，他听了问我说：“你的意思要救他们?”停一会，他继续说：“如果审判的结果，与委座的原意相差太远，恐反致不美。倘第三次他仍坚持枪决，恐怕就无救了。”我反问他，“你的意思如何?”他说：“每人给他几年徒刑，关了若干时间后，再申请将功折罪，放他们出来，如此既可救他们一命，亦可与原批出入不大，岂不两全其美。”我只得如此，审判结果，由何氏转呈，委员长批“可”，表示同意。
此案之判决，对张等三人固有再造之恩，而亦为空军保留一份有力之力量，故空军官兵尽皆欢天喜地，感谢委座德意。张等坐监不久，即被保出，仍在空军服役。俗云：“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彼等均为空军优秀人员，空军仍须他们效力。
八、地面防空与民众组训之关系
凡各省有组织训练之民众，易于灌输防空知识。例如：敌我飞机之识别，种类、数目与飞行方向等，均为防空情报所必须之条件。同时，各省县地区长途电话之架设，均应普遍，情报始可灵通。各处防空站(哨)宜用望远镜，以辅助肉眼高空视察之不足，俾空军得报迅速确实。若各省县市欠缺此条件，则敌机易于侵入；倘情报不灵，空军均无从准备。例如：敌机侵入天水上空，而机场未得丝毫情报，空地亦无联络，故遭敌机袭击，损失很大。
据防空机构之评判，八年来全国各省地面防空成绩，以桂省第一。在若干空次空战中，地面情报都很灵活，正确，此因广西自民国二十六年起，即组织民众，且全省各乡村电话畅通，壮丁大半受过军训，易于接受防空知识故也。
第二十一章 八年抗战中之游击战
一、游击战经过概述
自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松沪抗战至二十年六月之武汉会战，国军均使用正规战术，因装备较敌为劣，火力不及敌人，且制空权操于敌手，故每一会战、我军均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敌自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海岸线北起渤海，南迄南海，皆为其占领，港口亦为其封锁，而华中、华南之陆上各重要城市，均为其控制，且平津、平汉、津浦、陇海(东段)、京沪杭等重要铁路，亦悉为敌所占。唯敌占地愈广，兵力愈分，敌仅能控制点线，不能控制全面。当时，敌之前线，于华北进至包头、太原、风陵渡；于华中进至开封、信阳、岳阳；于华中至杭州，于华南进至广州，遂于时停止进攻。
是时，敌于军事上，以有力之部队集中于武汉，企图打击我豫、鄂、湘、赣地区之野战军，以减低我抗战斗志，消灭我军实力；于政治上，则扩大组织，冀以华制华；于经济上，则榨取沦陷区资源，希以战养战，于外交上，则发动和平攻势，诱我屈服。如民国二十七年冬，日首相近卫发表了三原则(①善邻友好；②共同反共；③经济合作)。以上为敌对我之策略。
二、军委会对敌之策略
民国二十七年冬季，第一次南岳会议时，我蒋委员长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敌后方扰袭敌人”等重要训示。乃于二十八年春，变更战斗序列，增设冀察、苏鲁两敌后游击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加强游击，扩大面之占领，控制沦陷区之面，使敌困守点线。同时，各战区划分前方若干地区为游击区，指定部队从事游击，打破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阴谋。尤为加强战地政务，于二十八年春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游击区成立分会或区会。由各战区最高军事长官兼任主任委员，以期党、改、军一元化，确实合作，使力量集中，发挥总体战、全面战之效力，以打击敌人，争取最后之胜利。
军委会对当时敌情之决定，加强游击之方针，十分正确。故冀察、苏鲁二游击区以及各战区指定之敌后游击部队，因国人憎恨敌人，鄙视伪组织，故举凡敌后地方团队，地方民兵，一时风起云涌，莫不自觉自动加入游击队，以打击伪军，将敌后方变成前方，使敌困守点线。
倘照此计划进行，本可获得良好之战果，惟共军宣传共产主义，挑起阶级斗争，以“穷人翻身”为口号，利用十分之八的农民而清算少数之地主，组织苏维埃政府。自此，原为国军所控制的广大农村，逐渐变为共军所控制。日本投降后，共军兵力涨至三十万以上，农村红军自卫队尚不在内。
共军之冀察战区之领导人为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国军于冀察战区总司令先为鹿钟麟，继为孙良诚，最后为高树勋，因于河北无法立足，亦退河南，后于鲁西占一小地盘。冀察战区至此已名存实亡矣!
苏鲁战区总司令初为于学忠，率领正规军约四个军，以及沈鸿烈在青岛之陆战队，当时并以沈鸿烈为副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鲁省游击队与各地民众自卫队虽声势甚为浩大，但亦因专对敌人，忽视共军，致为其所乘。共军陈毅、罗炳辉、粟裕等亦仿刘伯承、贺龙在冀察战区之办法，先吞并地方团队，待力量长大后，即向正规军进军。于学忠于山东，韩德勤于苏北，先后为敌与共军双方夹攻，*在沦陷区之势力逐渐移共军之手。与冀察战区同一命运。
*见本书234页注。
三、各战区之游击战
(一)冀省游击战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中旬，第一战区之主力调往晋东参加保卫山西任务，一部向漳河线撤退。五十三军后卫吕正接团遣一营于滹沱河为敌遮断退路，第一战区乃委吕正操为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司令，李福和为独立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孙殿英为冀西游击司令，军委会又任命张荫梧为河北民团总指挥。张氏曾任将官于山西，于河北深得众望。各地民众为爱国心驱使纷纷参加游击队，故孙、吕、李等各部发展甚快。五十二军孙殿英部迭次向邯郸、磁县游击，一度攻入赤县附近机场，毁坏敌机多架。二十七年春，张蒴梧部深入大名一带，击破敌一联队，声威大震。(游击队能攻破敌一联队，在当时算是大奇迹)
抗战一起，共党宣言共赴国难，服从委员长之指挥。共党由此取得合法地位后，即派遣其党员或其同路人，渗透我部队、机关、学校，以发展其组织，共党又派朱瑞于第一战区任联络组长，藉其职权装设电台，搜集情报，并煽动吕正操部叛变，且打击张荫梧*，压迫张部退出冀中。共军专门发展组织，压迫地主富农，使彼等无路可走而进入沦陷区，此为我方最大损失。
*张萌梧系河北省保安司令。1938年6月下旬，张率顽军三个旅袭击冀中八路军后力机关，惨杀指战员四百余人，冀中一分区部队奋起自卫，共毙伤顽军五百余，俘顽军旅长以下二千余人，将张萌梧及大股土顽赶出了冀中区。
民国二十七年二、三月间，敌第十四师团向我道清铁路进攻，我第一战区令五十三军向陵川、林县游击，以骑兵四师与张、孙、吕各部游击队防守晋、冀、豫边区，于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支持达五年之久，牵制敌人，防止中共政权组织，对抗战贡献殊大。
(二)冀察战区
冀察战区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成立，任命鹿钟麟为该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府主席，统一指挥冀察境内之游击队及地方团队，民众踊跃率先参加，故势力甚为膨胀。是时，山西境内之共军，见张、吕在汤北之发展，证明平原游击之可能，遂起野心，由山西二战区派遣刘伯承、贺龙率领共军越太行山入河北平原。共军之来，先煽动吕正操反叛，委其为共军冀中军区司令员，继以刘伯承、吕正操夹攻张荫梧，压迫其退出河北；进而将河北民抢收缴，扩大面之占领，势力迅速发展，其后则攻击鹿钟麟部。鹿钟麟于河北之新编团遭敌伪与共军三面夹攻、扫荡，难于生存，退至邢台县西边之路罗镇，势甚危急。是时，军委会乃命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新编第八军高树勋部由鲁南往鲁北，北调冀中，第九十九军朱怀冰部由豫北调豫西增援。二十九年一月，共军乘石、高两部于敌后长途行军，立足未稳之际，先后于南宫、清河、蹼阳等地节节邀击而击破之，迫使偈促于冀南一隅，故难于立足，终被迫退出冀、鲁、豫边区*。朱部虽挺进至路罗镇，然为时太迟，共军已控制路罗镇以南地区，断绝其补给，封锁其粮食，使其无法生存。鹿总司令迫不得已乃率第九十九军于三月中旬退出河北省境。是时，适石友三与共军勾结，企图叛变，由孙良诚逮捕之，与石友三师长一并正法。**中央命孙良诚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统辖第六十九军与新编第八军，于冀、鲁、豫三省边区游击。旋孙为共军所俘，鹿总司令遭免职。是时，军委会改任高树勋为冀鲁豫三省总司令，兼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以蹼阳为根据地。至此冀察战区亦名存实亡。冀省广大地区与三千多万人口皆为共军所控制。
*1939年3月，国民党中央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2月又颁发《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继而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春，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率部向我冀南军区进攻；2月，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率九七军朱怀冰、新五军孙殿英等部与直南石友三及山东省沈鸿烈等部遥相呼应，并调黄河南岸顽军四十一、七十一军向我进攻。3月初，在卫(河)东战役中，被我军歼灭六千余人，石友三部逃庄黄河以南。5月，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中，朱怀冰部被我军歼灭。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派人分别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划分活动地区的协议。
**石友三实系与日军勾结，为其军长高树勋所活埋。
民国二十九年秋，日与德意两国缔结轴心同盟。苏俄深恐日本关东军五十军响应欧战，由伪满攻击西伯利亚之红军，遂策动共军发动“百团大战”，打击日本，攻击敌军交通线*。同时，俄在华军事顾问崔可夫建议国军反攻宜昌，且宣传国军总反攻，以牵制日军。至二十九年冬，日军发动冀中冀西之扫荡战，惟共军善于避战，化整为零，国军并未收到预期之战果。
*“百团大战”的历史背景，邓小平同志指出：“日寇于东方慕尼黑失败之后，乃企图发动向重庆、西安、昆明的正面进攻，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诱降，压迫我国投降。我党又提保卫大重庆、大昆明、大西北的口号，并主张加强团结进步，以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华北的八路罕，决死队在这样的要求下，发动了“百团大战。”(《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央资料选编》第二卷第二页)
三十午四月，日派松冈洋石至莫斯科签订日苏友好条约，日军遂决心南进。是时，共军亦与日军妥协，更加紧控制民众，完成河北地下网，以便逃避。日军亦安然建筑德石铁路与各县市公路网，以搜刮物资，实现“以战养战”之政策。我三十九集团军高树勋部退至东明、蹼县，继续游击。三十一年四月，敌军三个师团于郓县、南乐、继泽地区，分途向我高部进攻，激战数次，敌我均有伤亡。高部因抗敌防共，兵力愈战愈弱，且补给困难，除留一部于鲁西游击外，主力退过陇海路于皖北涡阳整补。以上所述为冀察战区游击战概况。
(三)苏鲁战区
1．苏鲁战区系于民国二十八年为加强敌后游击成立者，当时以于学忠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兼山东省府主席，沈氏指挥海军陆战队，暨保安新编第四师，又拨第五十一军牟中珩由豫南进驻山东沂蒙山区，另调五十七军缪澄流由苏北进驻鲁北日照，担任山东地区游击。
当时军委会又命韩德勤为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及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八十九军李守维与苏北保安团队，担任苏北地区游击。
2．在苏鲁战区之敌为第十二军(司令部在济南)，指挥第五、二十一、五十二、一一四、四个师团及独立第五、六、七、三旅团，分布于胶济、陇海、津浦各铁路之沿线，另有敌华中派遣军独立第十二旅团驻于长江北岸之江都(扬州)南通间。敌人所占者皆为点线，其他广大之面悉归苏鲁游击军所控制，且不断向敌袭击，破坏敌铁路交通，使敌困扰。敌为维护交通及其重要据点，遂强迫沿铁路农村组织护路村，构筑据点工事，且逐渐扩大向游击区发展，故敌之扫荡与我之游击战时生斗争。我因而牵制消耗敌军不少兵力，本可自此日渐扩大，本“积小胜为大胜”之策略，保持敌后政权，奈因共军陈毅、罗炳辉、粟裕、管文蔚、张爱萍等潜入苏北，另徐向前与刘伯承(一一五师)、贺龙(一二九师)潜入山东，形势逐渐改观。共军初至山东、苏北与国军表示友善，互不侵犯，而专欺骗游击队，吞并地方团队，以控制广大地区。至其势力养成后，则分化国军，进而向之袭击。此种政策与在河北之对付冀察战区，先后同出一辙，故苏鲁战区亦功败垂成，殊堪浩叹!兹分别叙述如下：
(1)苏北
①苏北国军以李守维之第八十九军，新编第六旅，及省保安旅团若干，与各县保安队，地方团队及民众武力为主。最初，军民合作，势力日增，控制苏北广大地区，予敌威胁甚大。韩德勤以兴化县为中心，建立游击地。此时，除海州、徐州、南通、江都及江苏境内之陇海、津浦沿线为敌攻占外，运河及通海公路仍为国军所控制。
②敌军第五、二十一、十五等师团各一部与十三旅团一部、于二十八年初由陆海二方面先攻占海州，继占淮阴。至同年十月，敌陆军附以汽艇，一由淮阴南进，一由镇江经江都北进，一由蚌埠沿淮河东进，南、北、东面进攻我兴化根据地。当时，我军向淮安以东之曹甸、蚂蚁甸一带转移，一面乘虚各方袭击敌人。此时，敌虽打通运河航路及通海公路，惟我仍控制运河两测广大地区，继续游击，使敌占地愈广愈备多力分。
③共军陈毅率罗炳辉、管文蔚等九团至江都、泰县边境，袭击江苏保安第四旅于黄桥附近；同时，袭击我姜堰保安第六、九旅，我损失很重。我驻海安、徐塘之八十九军被迫应战，与共军鏖战五日之久，军长李守维，旅长翁运阵亡，官兵伤亡五千多人，损失惨重*。陈毅乘机向苏北各地发展，同时，华北之“陇海东进黄克诚支队”向东，于淮阴、海州地区策应陈毅，苏北形势遂日趋严重。是时，江南新四军叶挺，以该军为主力，开始袭击国军，公然叛变。军委会乃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长官，派兵团缴其枪械，将新四军部解散，并俘虏叶挺，解重庆法办。叶一失败，朱德即委派陈毅接掌新四军，并扩编成七师，每师约在七万人以上，窜扰苏北、皖中一带。同年，十二月上旬，陈毅指挥罗炳辉、粟裕二师，向八十九军顾锡九(接李守维者)部袭击，激战半月，陈部被击溃，其伤亡八千余人。惜日军对我牵制，弹药消耗多，未能乘此将陈毅一股歼灭。陈部经此挫败，气焰稍减。至三十年春，高邮、宝应方面之敌军，攻占我兴化根据地，韩副总司令部人员与辎重向淮河以东转进，粟裕于盐城附近袭击韩总部，我损失很大。至三十二年春，敌第十七师团与第四旅团一部，向我八十九军进攻，激战一周，双方均有伤亡，我军转进至淮、泗一带与敌相持，不断与敌之激战。共军彭雪枫、黄克诚二部十团以上，于山子附近，乘敌我相持之际，袭击韩部与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旅长李仲环，纵队指挥官王殿华阵亡，官兵伤亡三千人以上。至三月中旬，我军转移皖省阜阳整补，全苏北地区为共军占领。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司令于学忠)，自视拥兵十万，不抗日，专反共，成为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他为保持苏北反共阵地，企图先消灭新四军，再歼击南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苏北指挥郎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坚决粉碎了韩军的进攻。其军长李守维在仓皇逃窜时落水毙命。
(2)鲁省
①山东民气强悍，对敌伪组织能同仇敌忾，一心归向中央。自敌占领青岛、济南后，各地纷起抗日，迨我苏、鲁战区成立，于学忠、沈鸿烈分别领导沦陷区游击队，势甚浩大，予敌极大威胁。至二十八年六月上旬，敌集中第五、十一、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分由胶济、陇海、津浦各路，向我鲁南游击根据地——沂蒙山区与日照山山区围攻，攻陷我莒县、沂水、蒙阴，敌军伤亡总数在五千人以上。以后我军转进沂蒙山、费县、日照山区配合地方团队，仍控制广大地面。当时，我后方以飞机投粮食弹药，依地面路线钻隙补给，彼此联络依然紧密。
②共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各一部，由徐向前率领潜入山东，与在河北一样作风策略，初对国军表示友善，互不侵犯，而先将地方团队吞并，发展组织，夺取地方政权，控制民众。之后，遂分化国军，煽动五十七军之旅长万毅叛变，压迫常恩多师长，幸官兵深明大义，仍能保持。山东行政区遭敌与共军夹击，保安师被迫投降，中央乃调回沈鸿烈，以五十一军军长牟中衍为鲁省主席。是时，共军已形猖獗，势力遍布，我实力薄弱，苏鲁战区亦徒有其名而已。
至三十二年五月上旬，敌集中兵力向我沂蒙山区围攻。我军被迫向南突围，共军乘机占领沂蒙山区，且于夜间袭击我安邱之鲁南行署，主任陈启荣阵亡*。是时，省主席牟中衍请辞，改以何思源继任，仅保有寿光一区，山东游击区，至此名存实亡矣!
*在鲁中，沈鸿烈、秦启荣勾结日伪军，从1940年6月至8月多次向我根据地进犯，我山东纵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抗击，歼其一部，收复了被占地区，保卫了根据地。
(四)山西游击区
1．山西游击区属第二战区管辖。自太原沦陷后，军委会于汉口开会，决定第二战区部队不得退过黄河，仍于就地打游击，违则以军法从事。
第二战区直辖部队有第六集团军杨爱源，第七集团军赵承绶，第八集团军孙楚，第十三集团军王洁国，皆为其基本部队，合共八个军，计步兵二十一个师，骑兵三个师，中央拨归指挥者不计。另有十八集团军三师——一一五师林彪、一二○师贺龙、一二九师刘伯承、并长官部直属部队四个炮兵团、二个工兵团，势力甚为雄厚。
山西各部队以太行、中条、吕梁，五台、恒山等山脉为相据地，占领广大正面，不断扰袭敌人，使敌消耗很大，并压迫其困守正太、同浦二铁路沿线狭长地带。直至二十八年春后，敌曾八次攻中条，二次攻泽潞，扫荡我主力根据地，但因兵力不足，并未能达成其愿望。至二十八年四月上旬，军委会令各战区发动“春季攻势”，国军曾分兵攻击闻喜、绛县、横岭关等地区、并曾一度攻入敌军据点——夏县、解县，后遭伏敌之反攻，旋即退出。敌据点因筑有坚强工事，我屡次进攻无效，乃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仍退中条、吕梁根据地。
2．敌第一军以第二十、三十七师团主力于二十八年五月，由运城、解县分路南进，第八次进攻中条山，攻占平陆及津渡口，后经过国军迂回侧击，敌乃撤退。至二十八年七月，敌又调集第一一○、一三五、一○八、三六等四个师团，向我上党根据地，采分进合击策略进攻。我为避免决战，将主力转移附近山地，待敌沿自晋公路至晋东南各城市时，我始全力发动侧击，敌陆续回窜，国军乘机收复己失城市。二十八年十月上旬，敌一○八师团曾分路进攻我吕梁山根据地，经我军分别阻击，敌未得逞仍退原地。
敌为摧毁我二战区游击区实力，集结六个师团二个旅团兵力，发动中原会战，亦即晋南会战。经六个月之激战，将我中条山根据地攻占，中条山与太行山唇齿相依，中条山一被攻占，太行山即呈孤立，敌乘此际于三十二年四月上旬，以两个师团两个旅团五万多人之兵力，向太行山根据地围攻。我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指挥第四十军于林县附近，新五军于临洪镇东南地区，第二十七军于陵川方面，互为犄角，而击来犯之敌。敌以优势空军支援，分路进攻，先陷我外围据点，陵川、林县阵地亦相继被敌占领，我乃向外线转移。当时，太行地形崎岖，运动困难，我军各部形成各自为战态势，不能互相联系。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魁元)于临洪镇以西地区运动时，中敌伏兵而被俘，所部冲散，仅余二十七军、四十军仍抱与太行山共存亡之决心，与敌苦苦周旋，继续游击奋斗，惟战况日趋恶化。第二十四集闭军总部因突围为敌冲散，与各部失去联络。庞炳勋总司令因腿部旧创复发，行动不便，避居临洪镇附近之东峡脑，不幸被敌侦出而被俘。敌命其招降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庞氏则秘派亲信人员告李军长，协同二十七军刘进部队继续打游击。综合此次战役，敌我伤亡皆约五六千人，新五军则无异全军复没。
敌调集第二十五、三十六师团各一部，于三十二年七月上旬，继续攻打太行山游击区，是时，军委会以刘进接替庞氏，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仍于陵川附近山区继续游击。我军被敌围攻，伤亡太大，是时，四十军已调河南整补，只余二十七军于太行山，因受敌军夹攻，师长陈孝强受伤被俘，部队损失过半。军委会以该军损失过重，令退河南整补，于八月上旬由陵川以南地区撤退，在济源以北遭共军唐天际沿途袭击，损失一千多人，至九月上旬由孟津、温县渡河，太行山为敌和共军所分占。
3．共军在山西以朱德为首，煽动二战区新编兵团三十余团叛变，同时，收缴民枪，扩大地盘，专打友军、不打敌人。后朱德由山西派遣重要将领率军越过太行山，至冀、豫、鲁、苏、皖各处，按山西策略，初与国军友善，专收缴民枪，而国军将领对共军认识不深，警觉性亦不大，有于敌后与共军妥协，或取放任态度，让共军收缴民枪，扩大地盘。待共军势力长大，转打国军，国军已难立足，检讨过去，回忆及此，实令人为之痛心疾首。
(五)第五战区游击战
五战区游击战可分鲁东、苏北、大别山三区，分述如下：
1．鲁东地区——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下旬，敌第二军南渡黄河，占领我济南、青岛，续向我进攻。是时，青岛市长沈鸿烈奉命率海军陆战队、地方团队于诸城、沂水一带发动游击战，并以庞炳勋第三兵团收复蒙阴，保有鲁东各城市。敌第五师团于二十七年一月，沿胶济路南进，我游击司令刘镇东守备沂水，力战阵亡。当敌攻临沂时，我军张自忠与庞炳勋两部与敌第五师团激战，我游击队则袭击敌后，牵制敌人，并妨害其补给线，迫其放弃潍台公路，后又转占曲县、泗水一带，于临沂之胜有极大贡献。
自此，鲁东南广大地域与沂蒙山区，沂照山区形成国军之良好根据地，保持达六年之久，于牵制敌人及防止共军、伪军组织之发展，贡献甚大。
山东，于学忠任游击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归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指挥。后军委会为加强敌后游击，于三十三年冬成立第十战区，以李品仙为战区司令长官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二十九集团军何柱国、第三十一集团军陈大庆，以及苏、鲁游击部队。
2．苏北地区——五战区于徐州会战时，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我五战区主力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
军委会令第六十九军于四月下旬，由郯城以东向临沂挺进，袭敌之后。该军于徐州会战后仍留滞鲁南，并令缪澂流五十七军由苏北转入鲁南，加强该地游击力量。迨沈鸿烈任山东省主席时，令山东各专员县长率领地方团队，于各该区抗敌自卫。山东游击战普及全省，尤以专员范筑先，保有东昌(辽城)及共附近地区，其游击战绩卓著，杀敌独多，其后壮烈牺牲令人敬佩，后方咸表哀悼。
3．大别山地区——大别山位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丛山峻岭，地形险要。徐州会战后，军事委员会定大别山为华中战略要点，其地可东窥津浦，西出平汉，南下长江，北袭陇海，战守皆宜，于军事上很有价值，故军委会令五战区负责筹划确保。是时，五战区呈请以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兼安徽省主席。省府总部、省党部均没置于大别山中心之立煌县。廖蒞立煌后，即积极展开建设大别山根据地，如架设有无线电、开辟山区交通等，并于立煌设有临时飞机场，以便运输弹药军饷。当时飞机投掷军饷皆利用夜间施行，因需飞经敌人地区，白天危险，有时重要将领之来往也赖此机场。又大别山四面为敌人包围，故须于各根据地屯粮储弹以备用。因我对比战区较为清楚，故除立煌外，又于皖东津浦路东之五河，皖北之周家口，鄂东之麻城，分设若干游击根据地，以加强游击力量。凡于皖省境内之游击区、各县与非游击区之安全地域，县长兼国民兵团团长。此外于敌人占领区，视各县需要，县长又有加游击司令之头衔者。副团长为军人协助县长训练国民团。国民兵团分常备兵与后备自卫队两种，凡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男子，皆须纳入组织，接受军训，与各军合作一同打游击，以打击敌人，保护地方政权。此种民众组训办法，多仿自广西，当时并由广西调来若干干部以利推行，惜廖主席于二十八年冬季因积劳病故(血压高)。抗战初期，廖军在广西柳州奉命参加淞沪战事，将出发时医生即劝其不可操劳过度，但廖将军以抗战乃军人之天职，故仍毅然参加。廖原为唐生智部下，平时律己甚严，练兵亦佳，爱护部属，勇敢善战。作战时常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其作战危急时，亦不请援兵，是硬汉一条。该区游击部队是以第七军张淦、第四十八军张义纯和三十九军为基干，配合豫、鄂、皖边区游击司令张湘潭及三省边区团队和民众武力组成。其第七军在北伐时有“钢军”之誉，直至抗战时依然能保持此荣衔而不坠。其后扩编为二十一集团军，战力大增。廖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时，勤政爱民，甚得皖人拥戴。廖不幸病故后，由五战区副司令李品仙接替职务。李接篆后，一切措施仍萧规曹随，按原来规模实行。
第二十一集团军指挥三个军与地方团队，迭向平汉、津浦二路南段守备之敌袭击、破坏，使敌不能安全使用，并袭击皖中、皖北敌军。于二十八年五月上旬，我第四十八军之一七六师，由师长区寿年率其主力与林士珍之游击支队，奇袭敌军。同时，郝文波反正，夹攻敌人，与敌巷战数小时，将敌人弹房仓库焚毁甚多，完成任务，安全撤退。至三十年春，我第三十一军之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于合肥丘陵地带，选向淮南铁路南段实行破坏，并袭击守备之敌。敌曾派兵五千多人附炮三十余门，向莫师扫荡，因当时廖派部队策应，故敌未得逞。敌新任司令官塚田攻于三十一年十二月八日，由南京飞汉口，于大别山张家坪上空，为我一三八师击落，机毁人亡，并截获许多重要文件。敌为报复及寻觅塚田攻等尸骸起见，乃于十二月调兵进攻大别山区，以第三师团主力、六十八师团及六十四旅团各一部由鄂东松铺南进，第一一六师团集结望江，第四十四师团集中石灰窑，向大别山游击区根据地分进合击。我二十一集团军以第四十四、四十八、三十九军于大别山各要地阻止敌人，敌我均有伤亡。至三十二年一月二日，敌陷立煌根据地，我军政人员向皖北撤退，我二十一集团军务部分散各要隘与敌对峙。至三十二年六月上旬，敌分别退去，我恢复原状。
伪组织完全仰赖敌军保护，在敌军占领区始有之，若安庆、蚌埠等伪省府所在地，而于其他各县伪组织则未发生作用。
共军新四军叶挺部在皖南被解除武装后，残部由陈毅、张云逸率领，后经皖省派队围剿驱逐，逃往苏北，势力逐渐长大，甚至夺取苏北政权。皖省在八年抗战期间，共军不敢蠢动，亦未发生组织作用，可见皖省民众有组织，皖省军政当局能提高警觉，且有力制压，不使其生存。倘各省能照皖省作法，密切配合，则中共决不能得逞。
抗战八年，大别山根据地始终保持，我军主力依然存在。敌人虽占领津浦路两侧要点与长江沿岸重要据点，如安庆、芜湖，以掩护其伪组织之成立，然敌之占领区域，仅限于平汉、津浦二路十公里之狭长地带。皖省完整县百分之七十以上仍掌握在我省府中。豫南、鄂北保持县份亦多，且牵制敌人许多兵力。敌军有云：“大别山为南京之盲肠”。此言诚不虚也。
南京为伪政府所在地，安徽与之交界，随时予其威胁，或破坏津浦路，敌始终莫奈我何。以上所述为第五战区游击战概略。
(六)第三战区游击战
敌华中方面军进占我京、沪、杭三角地带后，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为节约兵力，以调往其他战场使用，乃改取守势，以富阳、余杭、吴兴、长兴、宣城、芜湖为第一线，扼要构筑工事，敌所节余兵力第一股渡江至安徽滁县江北之江都，敌共抽二师团与一支队转用华北。三战区遂于是时普遍发动游击战争，阻敌运输，打击敌小部队，以困扰敌人。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下旬，敌第十三师团出现向蚌埠进攻，三战区为牵制敌兵力起见，以战区主力向杭州、太湖、宣城、南京、芜湖等重要城市附近大举游击，迫敌向苏、浙、皖边区五路进攻，主力滞留华中，使五战区徐州会战容易。
民国二十七年春季，军委会又命收编灯闽及鄂皖区共军五千人为新四军，以叶挺为师长，并于皖南划铜陵、繁昌二县为其守备区，担任皖南游击。新四军利用统一战线口号，欺骗青年，煽惑民众，裹胁壮丁，扩大其叛乱武力，后因该军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我三战区乃将其缴械，并将叶挺俘虏押解重庆，嗣后叶挺又被释回延安。*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我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罪恶阴谋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项英率新四军罕部和部队共九千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6日即遭顽军的拦击，8日在茂林地区陷入顽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重围。广大指战员虽经七昼夜浴血奋战，但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被扣，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民国二十七年，武汉会战时，我三战区编成特种部队多组，每组有山炮兵、战防炮、步兵、工兵等分向长江江边挺进，挺进各小组袭击敌运输舰艇与兵舰，斩获颇多。敌因而增兵沿扛牵制，敌第一一六师团派兵扼守沿江重地，掩护交通，减少武汉压力。
武汉会战时，我得谍报，敌大本营曾开会检讨全盘战局。敌因陆军投进我战场有如陷于泥淖，先后虽已功用三十师团(关东军在外)，然仅占领若干重要铁道沿线，此外皆由我游击队控制。敌拟以武力决战之意图既未得逞，以歼灭战取胜之信念至此亦完全幻灭。因我军非有制胜把握，不轻于打硬战，为保存实力，以劣势装备对敌，庶可持久。武汉会战后，敌于东北仍有十四个师团，本国也有七、八个师团尚未动用，但敌之陆军用以对付苏联为主，故不敢再增加于中国战场。敌既未能达到武力决战之效果，故于武汉会战后，改变战略，注意扶持伪组织，以华制华，掠取战地物资以战养战，作持久战之计，盖其积极意图为南进。我方则采取游击战以配合正规战，此关系战局甚大。
敌华中派遣军自占武汉后，以京沪为补给地，以长江为运输中心。我三战区以遮断敌长江补给线为目的，于二十九年四月中旬，以第三十二集团军之一四七师组织若干支队，每队配以炮兵，战防炮与水雷等，潜往皖南长江南岸各交通要点或重要地区，向敌舰袭击，或掩护布置水雷，或施放漂雷，或用炮击，使敌舰多被我炸沉或击毁，且一度将马当要塞之矶田守备队一部歼灭殆尽。将敌弹药库与司令部焚毁，后敌增派一师团以上兵力守备长江交通线，我已达破坏牵制之目的。
(七)其他各战区之游击战
国军自武汉会汉后，决定采用“正规战配合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之战法，由此本可收效甚宏，惜国军对共军认识不够，警觉性太少，且对共军轻视，致为共军所乘。所有敌后游击区赊山西、安徽两省外，均被共军所掠夺，功败垂成，至为可惜。
游击区之重要省份，已略如前述，至于各战区之游击，规模较小，关系亦不大，兹简述如下：
1．第六战区
第六战区以王劲哉之一二八师为游击队主干，并扩编有九旅以及地方团队，共同担任游击，以沔阳为中心，以江汉间之三角地带为游击根据地，该地与武汉接近，可威胁敌人，且有战略之价值，敌曾几度进攻，均被我击退。至三十二年元月下旬，敌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我队伍因装备差，遂放弃沔阳，分散于敌后游击。
2．第四、七两战区
抗战初期，成立第四战区，辖广东、广西、海南三处，以张发奎为司令长官，至抗战中期，又成立第七战区，以余汉谋为司令长官。
海南保安司令王毅指挥第十一、十五两团与七自卫纵队，担任海南守备。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敌因准备南进，派第二十一军攻占海南之海口、榆林等处，王毅率所部退守五指山，直至抗战胜利为止，势力依然存在。广东中山县游击队于三十年五月五日，在县属大赤坎附近，击落敌机一架，此机乘坐新任联合舰队司令海军大将大角岑生及其随员多人，且得有机密文件。
广西境内多山，无山无洞，地形险要，很多山地均可做为游击根据地。桂省民众自二十七年起，凡成年壮丁皆纳入组织，接受训练，每一壮丁均会用枪，且以实弹射击。桂省民团组织，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县长兼民团司令，省府并委以军人为副司令，辅助县长指挥训练壮丁，每县设督练官若干人，专司训练壮丁之用。分镇长兼大队长，村街长兼中队长，里长兼班长。合各县若干大队编为联队，平时专事训练，战时或帮助军队扰袭敌人，或担任破坏工作，或任侦察谍报、运输等勤务。
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下旬，敌军发动桂南会战，攻占南宁。桂林行营奉命反攻恢复南宁。在昆仑关战役，曾摧毁敌人一个团，旅团长中村正雄阵亡。后敌人部增援，于邕江南北岸对峙。是时，桂省动员邕江两岸邕宁、永淳、绥渌、上思、恩东等县民团万人以上，有枪者拿枪，帮助国军打游击，无枪者荷锄，担任破路工作，其中尤以邕钦路最为彻底。敌于邕江北岸，因民众拒做买卖，与之不合作(南宁城内，除老弱伤病外，余者皆走避)。故补给困难，(由海道运来之粮弹，很难输送至邕江北岸。)因而敌对南宁能占能守，但无法持久，故不久即知难而退。
民国三十三年九月上旬，敌军为打通桂越交通，遂发动桂柳会战，占据桂境邕、龙，桂、柳等要点。国军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下旬，反攻桂柳时，广西境内各处民团皆总动员，协助国军反攻，到处扰袭敌人，声势浩大。由于军民合作，故所向披靡，于短时间内即将敌逐出国境。敌由钦州湾、安南海陆二路分别撤退。此次反攻，国军因得美械装备，空军掌握制空权，战力为之加强，此固为战胜之主要原因，而各地民众武力之协助，亦与焉。
3．第九战区
本战区之游击战，系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为根据地，在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协助国军将汩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彻底破坏，使敌军重炮、野炮、战防炮、卡车等皆不能通行。敌第一次会战，敌知难而退。第二、三次会战，则因补充不及，空投无济于事，遭我空军之袭击、侧击、追击，敌铩羽而归。三次长沙会战，我国军将士在攻守方面，固有殊勋，然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
四、抗战中游击战之总检讨
自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会战起，国军正式与日军开战。是时，国军武器远不如敌人，尤其空军力量薄弱，制空权操于敌手，故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与敌硬战，挫败居多，伤亡惨重，其中尤以淞沪之役为最。
至于长沙会战，第一次为敌知难而退，第二、三次亦非打硬仗。至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六月之湘西会战及反攻桂柳会战，与远征军、驻印军在滇西，缅北之作战，因得美械之装备及优势空军之支援，故虽打硬仗，仍然得胜。
国军在抗战八年的漫长岁月中，因装备较敌为差，制空权操于敌手，故败多胜少。民国二十七年汉口开会时，我曾经建议采取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蒙最高统帅采纳，通令各战区，并指示以三分之一兵力用于加强敌后游击，变敌后方为前方。同时，成立冀察、苏鲁二战区为敌后游击区。迨第一次南岳会议，蒋委员长并特别指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重于正规战”。军训部为贯彻游击战主张，于二十八年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颁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游击战之教材与依据。在二十八年年底以前，敌人所占多为战略要点或交通要点，其他广大地区全为我游击队与地方分团队所控制，且不断扰袭敌人，破坏交通，予敌极大威胁，自冀察、苏鲁战区成立以来，各战区均遵照南岳会议之指示，派队不断袭击敌人，使敌困守点线，打破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阴谋。
共军起家于陕北延安，抗战初期，其人数不过三万左右，抗战一起，毛泽东宣言共赴国难，内云：“在政治上实行三民主义，军事上服从最高统帅，与国军并肩作战”。以此欺骗国人。
中共初以朱德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开至山西，归二战区阎长官指挥。朱德至山西，初与国军表示友善，暗中则扩张地盘，收缴民枪，发展组织，并提出“翻身”口号，清算地主，打倒资产阶级，实行所谓“三反”、“五反”，使多数农民入其彀中。适共军在山西有基础后，朱德即派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等至冀察战区，遣徐向前、陈毅、罗炳辉、粟裕等至苏鲁战区，以叶挺至皖南三战区，均按山西办法，向各战区发展组织，一面伪装与国军友善，一面收缴民枪。在共军力量壮大控制全面后，即断绝国军粮食，于冀察战区煽动游击支队司令吕正操，于苏鲁战区煽动旅长万毅叛变，并曾袭击山东牟中衍与韩德勤两部。我游击区不能立足，冀察、苏鲁战区伤亡重大，补充困难，最后只有退出。冀、鲁两省人口各约三千万，且都为产兵区，共军得之，势力大增。至抗战末期，共军抽调冀鲁与苏北有战斗经验之徒手兵约十万人以上，在林彪统率下，由山东河北水陆并进，向东北发展。至抗战胜利，共军向俄领取五十万日本关东军装备，我在东北之美械军与地方团队及伪军，几全部为林部消灭。林彪占据东北后，又与聂荣臻、刘伯承联合，将华北吞并。至徐蚌会战，共军以全力参加，国军失利，徐州旋告失守，共军势力继续南伸，整个大陆，遂陷共军之手。
现检讨失败原因如下：
1．抗战初期，中苏订有友好条约，苏俄曾派驱逐机E——一五、E——一六，轰炸机S、B、D、B及五百以上空军战斗员来华与我并肩作战，并派有军事顾问若干人，至中央与各战区服务。
2．当时中美英法苏等民主同盟，一致对轴心国之德、意日作战。
3．共党有其国际性，中共与苏俄关系密切，我于外交上与苏俄友好，故对内容共，此为一大原因。容共政策以前为国父所订，现因中苏友好，希一致对日作战，故亦容共。
4．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八月一日，朱毛由江西突围，转徙川黔，借抗日美名，于毛儿盖发表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抗日人民国防政府，且以“国共合作”、“抗日救国”之口号，博取人民同情，借政治解围军事。二十五年春，共军负隅陕北，自知不能作军事冒险，于五月五日通电停战议和，接受国府提出之四项原则：(1)奉行三民主义。(2)服从蒋委员长指挥。(3)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4)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同时，在各省发动和平宣传攻势，并勾结张学良、杨虎城，酿成“双十二事变”。
5．日本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发动“卢沟桥事变”，演成中日全面战争。是时，陕北之共军于国共合作中，提出下列诺言：(1)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须，中共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的暴动政策与赤化计划，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3)取消现在之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4)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6．中共表示接受国府四项原则，抗战爆发后，又自动表示四项诺言，故军委会于二十六年八月，将陕北共军按其人枪数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该集团军辖三师，以刘伯承、林彪、贺龙为师长，编归第二战区担任游击。军委会继又收编共军在江南残部，成立新四军，辖四个支队，相当于一师兵力，列入战区战斗序列，归顾长官祝同指挥，在江南京芜地区担任游击。
在政治方面，中共以林祖涵，张国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副主席。
7．共军之军事政治，既得合法，于军事上遂避免与敌作战，以保全实力。
8．自二十八年后，共军已逐渐扩大，晋省与江西地方团队民枪大部为其收缴，其实力发展甚速，且擅发伪币，破坏金融，擅委地方官吏，破坏地方行政系统。共军所及之地，皆成立其政治组织，将各省、县政府所委之官史或残杀、或驱逐殆尽。此外，又诱惑农民清算地主，掀起阶级斗争。共军实力既已扩大，乃于民国二十八年之后，在晋河流域，由山西潜入河北、山东、苏北；在长江流域，由江南潜入皖中、江北，并窜扰鄂皖等地区，将所占地方团队吞并，扩大面之占领，嗣即袭击国军，使国军或中央派在敌后所占领之广大地区，反为共军所有。国军对日本抗战八年，与盟军并肩作战，终于击败日军，而戡乱之役，反为共军所乘，其中原因为：
(1)共军之图谋，我全国朝野上下，均未认识清楚，对共军政策之失败，乃宣传教育之失策。
(2)共军违背国府四项原则，并未履行四项诺言。自二十九年十一月起至三十年十月止，军委会根据各战区正式文电报告，国军被共军扰袭，发生战斗次数达三百九十五次之多，事态极为严重。我军委会曾屡电制止，均未生效。此时我不欲严格制裁，反令被共军攻袭之国军退出游击区，忍痛退让，待共军势膨胀，遂一发不可收拾。假令国军在抗战初期，即二十八年以前，判明共军之阴谋，非空言所能奏效，因即分兵制裁，江南之战区围缴叶挺枪械，又于五战区将陈毅、张云逸围剿，使其不能在皖中立足，假令各战区当时均能分兵剿共、冀察、苏鲁二战区绝不致为共军吞并，则共军势力不致骤然膨胀，祸国殃民之厄或可减免，此虽事后痛心之言，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故值得忍痛将国军耻辱之事迹，忠实检讨而直书之。
第二十二章 《游击战纲要》
我在民国二十八年冬，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于军训部任内曾收集游击战资料，由军学编译处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教本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
军训部为颁发“游击战纲要”一书，曾有一训令，兹将全文录之如下：“查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年来，各战区因地实施，颇收成效，山西方面，尤为卓著。兹根据作战最高指导方针，适应现阶段之需要，应在敌侧后发动较前规模更大更坚强有力的游击战，庶可使敌深陷泥淖，穷于应付，而予致命之打击。惟国军各部对比尚欠普遍与深刻之研究，且若无正确完备之教材可资参考，本部缘搜集有关游击战之资料及各区实施经验与心得，加以整理，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随令颂发，各部队学校一律研究，俾利实用，而歼敌寇为要。”
一、游击战概论
“游击战”建议之提出——国军由南京退守武汉后曾于汉口召开军事会议，是时我认为以我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以我脆弱之空军对优势空军之敌，若仍象徐州、淞沪、太原等会战，采用正规战，与敌硬拼，势恐难以持久，故于会议上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之建议，并强调“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当场，虽有人认为游击战乃不肯牺牲，保存实力之议论，而予以反对，但此案经一番辩论，终获通过。
“游击战”之释义——现代战术原则中有正规战，有辅助战(或称小战)。至于“游击战”之名称，虽为过去所无，而符合游击战之理论事实，中外军学家早有论例。“游击战”粗释之，“游”者“运动”，“走”也；“击”者“攻击”，“打”之谓；“游击”意即机动之战法，虽于运动间，仍不忘捕捉机会，随时而攻击之。
距今二千四百年前，东方兵圣，中国大兵学家孙武于其所著《孙子兵法》一书中有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其胜”。“战”是战力，“奇”是谋略。又云曰：“兵者，诡道也”。“诡道”即奇，此可谓游击战之解释。又云：“战势，不过于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兵形象水，激水之疾，可以漂石”。西方兵学家克劳塞维茨曾道；“游击战，似一种云雾或蒸气，从不凝成团体，但于必要时，可以某一点凝为云团，自云雾中爆发可怖之闪电。”足证中外兵学家所见不谋而同。
二、游击战之战例
战例一：元代，成吉思汗之蒙古骑兵，纵横欧亚两洲，所向无敌，先后建立中国本部之大汗国，欧洲与亚洲西北部(窝氏河下游之萨莱黑斯科东南)之钦察汗国，中亚细亚之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太祖次子察合台之封地)及亚洲西部之伊儿汗国等四大帝国。成吉思汗常道：“其对付敌人有如饿鹰之捕小鸡”。蒙古骑兵驰骋于欧亚，飘忽不定，出没无常，经常以寡胜多，故能横扫战场，建立空前之武功。
战例二：法国拿破仑远征帝俄，曾攻占莫斯科，是时，适逢隆冬，俄利用空室清野，毁坏物资，发动民众参加游击战，处处打击法军，断其后路，使其补给困难，饥寒交迫，拿破仑不得已遂引兵撤退，而边退边遭游击队袭击，法国丧亡殆尽，铩羽而归。
战例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游击队之扰袭德军，中国及菲律宾游击队之扰袭日本，均收相当的效果。苏联最重游击战，自一九四二年始，即将游击战列入军事计划内。
三、我国游击战之采用
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偏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蒙蒋委员长接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至第一次南岳会议，委员长指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迨民国二十八年，改订战斗序列，遂设立冀察、苏鲁两游击战区，将正规军开至敌后游击，且规定各战区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任务，化敌后方为前方。是时，沦陷区民众闻风而起，纷纷加入游击队，发展至为迅速。当时沦陷区之面几大部份为我占领，使仅控点线之敌人，穷于应付。
当我正开军事会议于武汉时，适遇太原失守，当时会议中即曾讨论第二战区失守，大本营应如何指示问题。是时，第二战区队伍已纷纷准备渡河，离开山西，我立即建议：“以阎长官统率所有队伍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是时阎长官拟将长官部撤离黄河，我认为长官部应为部属之表率，岂能例外，故极表反对。当时，我更从山西地位之险要与阎长官在山西之深厚关系，说明此命令之贯彻，绝无问题，故此案遂作定论。而我此建议，关系全局很大，直至抗战末期，山西一直控制于我手。
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历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者动。”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游击战纲领
1．游击战应坚定必胜的信念，以奋发充裕之精神，力求主动与机动，并随时与正规军之配合，予敌以打击而迅速歼灭之。当物资缺乏战斗激烈之际，仍需镇静若定，坚韧不拔，俾获最后之胜利。
2．游击队之任务，主在攻击敌之后方及其联络线，破坏敌伪组织与经济设施，且不予以扰袭、破坏，并歼灭之。
3．游击队应有自觉之纪律，自治之能力、自动之精神，无论何时何地皆应严守纪律，尽忠职守，临机应变，独断专行，以充分表现革命军人之本能。
4．游击队系以军事掩护政治之推进，以政治促成军事之发展，敌军事与政治务必隔合一体，以增强其效能与保障胜利。
5．游击队应爱护民众并组织而训练之，使由近亲而信仰而合作，积极以参加作战，消极使不为敌用，俾可争取民众，发动全面战争。
6．游击作战之主旨，于战略上为长期抵抗，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为速战速决，以多胜少，指挥官需善为体会而运用之。
7．游击队指挥官必须具备高尚之品格，勇毅之精神，坚决之意志与卓越之识见。凡事须率先躬行，与士卒同甘苦，以为众望归向之重心，以谋士气之振作。
不为与迟疑，皆可陷军事于不利，较之误用方法者为尤害，指挥官应力戒之。
8．协同一致，为达成战斗目的之要素，故游击队应与友军确实联络，协同动作，或逢为声接；或同时进出，或里应外合；或分进合击，尤贵在遵守时间，保持秘密，以达成共任务。必要时，虽为友军之牺牲，亦在所不惜。
9．战斗技术为达成战斗目的之手段，盖技术娴熟足以增强自信心与旺盛之士气，敌游击队应利用机会随时随地对战斗技术于以严格之训练。
五、《游击战纲要》摘要
(一)组织
游击队之组织应灵活严密，便于进退集散，与给养补充，而能担负独立任务为准。故组织游击队需视当地情形而定，若于险要山谷、森林、川泽等有利地形，与敌军势力薄弱，群众抗敌情绪高涨之情形，则组织不妨放大。反之，若于开阔地带，广大平原，或当地社会环境恶劣下，则组织宜小，便于机动。
为求利于精神团结，指挥便利计，应就原有团体及群众予以适当配合。若每村农民，不必分散，以其自家性命所系，易于守望相助。若每厂工人编为一队，亦易故团结之效。
1．正规军组成者——装备稍优，但官兵不惯游击战．领导方法宜加强游击战术研究与政治训练，在组织与管理方面，应适合游击战，竭力讲求与民众合作。
2．由于民众自动组成者——熟悉于民情地形，爱国情绪高，惟组织力差，干部与士兵亦缺乏军事与政治能力——除保留原有干部授以军事政治教育，并加派干部加以训练，予以物质上之补充，防止吞并之行为。
3．派遣干部至民间组成者——其优劣之点与前述第二项相同，宜择有声望富领导能力者领导之，于敌势薄弱，民气高涨时，发动而组织之。
4．由民团、警察所组成者——装备训练较好，熟悉地方情形，惟不惯游击战——应加派干部，加强政治训练与游击战术。
5．由各种帮会组成者——有反抗异族之意识，熟悉地方情形，有革命性，重义气，富情感，惟乃缺军事与政治训练，且门户狭隘——宜慎选干部，加强政治与游击战之训练。
6．由反正之敌伪军组成者——不兔有少数动摇分子或敌人间谍在内，宜发扬同仇敌忾心，稳定动摇分子，肃清间谍。
(二)根据地
1．游击队之根据地为我机动战之策源地，持久战之堡垒，目的在使部队获得适当之整顿与补充，以争取更大之胜利。
2．选择根据地应注意多数有同情心之民众而不为敌注目之地区。地形上进可攻退可守，以山岳地带为最有利，湖沼港汊地次之，平原地则利用青纱帐起时，且有充裕之资源，在敌后方可绝对保密。
3．根据地应创立主根据地，副根据地，预根据地与假根据地。假根据地用以迷惑敌人，虚虚实实。主副根据地应能互相策应，以期安全。游击队应因粮于地，因械于地，以此方式图谋根据地之发展。
(三)政治工作
1．游击队政治工作之目的，在使部队与民众明了抗战之意义，而忠勇奋发，彻底合作，以争取军事政治之胜利。同时，破坏敌伪组织，瓦解其阵容，使敌无法获得侵略成果。
2．游击队之政治工作，其重心应在中队以下(因士兵多)，并须深入民间，力求扩展。且须机动与主动，务使干部与队员皆能推动政治工作。
3．政工人员应人格高尚，以身作则，为部队与民众之楷模。
4．政治工作在使官兵明了大义，忠勇奋发，要求民众与军队切实合作，患难与共，对敌伪应动摇其军心，瓦解其阵容，破坏其组织。
(四)战斗
1．正规军之战斗系以兵力、兵器装备相等或稍强稍弱之敌为对象，按战术原则行之。游击队之战斗，常以少数兵力，劣势兵器与装备，以求达成其任务，故二者大异其趣。
2．游击队之战斗主在敌后行之，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以达成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实力之目的。故竭力避免攻坚，打硬仗或死守。
3．游击战斗以造机、补机、伺机，以打击敌人，若仅敌防我攻、敌攻我防，则非游击战之本旨。
4．游击队之战斗，力求主动与机动，故进退自如，通常采取攻势。除万不得已时，不能取守势。
5．游击队之攻击在以少胜多，以弱制强，以柔克刚，故袭击、伏击、夜袭均为其主要手段。
6．袭击、奇袭、急袭、强袭(以强有力部队袭击)等袭击时间应利用夜间、黄昏、拂晓行之，使我能秘密其行动，乘敌警戒疏忽而袭击之，最为有利。
7．袭击成功后，应移驻战场适当距离，取隐蔽地方集结整理，防敌反攻。仅留必要人员清扫战场，将战利品迅速搬运为要。
(五)命令、通报、报告
1．情况为决心之根据，决心为命令之依据，敌后游击队各级指挥官务宜努力搜集各种情报，以便决心适当，下达适当之命令。
2．指挥官决心定后，需坚决执行，尤贵临机应变，不误时机。
3．通报、报告为判断情况，实行决心之重要资料，其传达方法须机动、迅速、确实，以能适时到达为要。
4．各官兵对命令应绝对服从，虽死不辞。
5．命令下达的应注意事项：
(1)通常以个别命令为主，鲜有用乏同命令者，且以口授为原则，除万不得已时，不可用笔记命令，若用笔记命令，须用预定暗号或代替语，以防泄露。
(2)用电报、电话下达命令时，为顾虑敌人劫掠与窃听计，需讲求预定之方法，以预先约之暗号或密码下达之。若以电话下达命令，为防泄漏计应屏去左右。
(六)侦察
1．侦察之目的，在明了敌情、地形、地方之组织，民众之情况，交通之状况及地方之经济等情形。俾供指挥官判断与计划之资料，故无论何时皆须派遣官兵或同情我之民众搜索，代为侦察。
2．侦察不可单从表面形状观察，应据事实与真像，详加判断，以免受敌欺骗。
3．敌常用各种伪装、欺骗手段，使我侦察困难。故从事侦察者，不惟要有肝胆沉着，热心意敏的性质，且需有科学知识与侦察技能。
4．侦察活动常在敌后方、侧方，最易因环境而动摇之，故对侦察人员应予严格训练，使能保持机密，临难不屈，始终如一，完成任务。
5．侦察之组织——游击队之侦察，以目的分为军事与政治二种，以编组分为官兵与民众三种，以方法分为便衣与化装二种，务须妥为配合应用，以期协调而无遗憾。
6．关于敌情，应侦察之项目如下：
(1)敌之兵种、兵力、装备、位置及主官姓名。
(2)敌之警戒情形，运动状态与企图。
(3)敌之正面、翼侧、背后，附近之兵力配置与工事构筑情形。
(4)敌之仓库、兵站位置，与守护兵力多寡。
(5)敌之弹药、给养、补充方法及来自何处，前方后方。
(6)敌之一般情绪(反战情绪、生活状态、官兵间情感、对我方印象、与民众关系等)。
7．关于地形应侦察之事项如下：
(1)主要道路之方向，有无支路及平行路?通到何处?路幅与土质，能否通过机械化部队，炮、骑及辎重车辆?沿途村镇情形与隐蔽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