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苏志荣 范银飞 周志明 侯大康 胡必林 徐好文 徐珌鸿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内部发行)
OCR 孔府藏书
出版说明
白崇禧，字健生。原国民党桂系军的主要将领，陆军一级上将，素有“小诸葛”之称。1893年生于广西省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他十四岁就开始接受军事教育，先后在广西陆军小学、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从见习少尉官发迹至国民党军队的总参谋长和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等要职。祖国大陆解放后，在台湾担任国民党军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6年11月16日去世。
《白崇禧回忆录》的所有史料，均由白崇禧口述。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存恭、马天纲、陈三井．贾廷诗，自1963年2月开始，直到白崇禧去世的前八天止，先后访问白崇禧一百二十八次，并逐次对谈话记录进行整理。1980年至1985年间，香港《中报》月刊陆续发表了整理稿。
南昌陆军学院将《中报》五年多来的连载资料收集起来，并进行了编纂。在编纂中，为方便读者研究，把全书内容按作战时期和形式调整为六篇二十七章，另冠以篇目标题，并将其中重大事件列成年表，附在书后，以便查阅。同时，对某些有出入的史实，作了考查和必要的附注；对重复多次的叙述进行了删节；将文中攻击性的词语，诸如“共匪”，“匪军”等，均改为“中共”、“共军”。另外，还将文中所有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并对一些错、漏、别字和标点符号作了纠正或添补。原文中的照片因不清晰，均去掉不用。其他一概未作改动，以保持原资料的本来面目。主要目的是为研究者提供中国现代军事历史参考资料，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参考资料。对其中反共反人民的唯心史观，相信读者是不屑一顾的。
《白崇禧回忆录》记述了白崇禧从军、参政几十年的主要经历；阐述了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抗战等战争中的战略思想、战略方针；分析了一些重大战役敌对双方的作战决策、兵力部署、战斗经过和经验教训；介绍了中国远征军出兵印度、缅甸，与美、英等盟国军队协同作战的情况及国际交往；还披露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矛盾和斗争；等等。此书从一个侧面，为研究中国现代军事史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资料。
第一篇 少年时期
第一章 家世、家庭状况
一、家世
我是广西省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人。据白氏族谱所载：“吾族始祖伯笃鲁丁系元朝进士，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民，住水西门内。至元三年，以廉访副使范任西粤，迨后致仕回籍，殁后葬金陵南门外，地名夏家凹。公之次孙永龄官名伯龄，于明洪武十三年游宦部属，分发出京，又莅任粤西。龄偕兄弟永清永秀等仍随入粤，因而落籍桂林，惟永秀公后代繁倡，相传明太祖禁止人民用外国姓，乃更伯为白，而白氏之传流自兹始矣!”自伯笃鲁丁公相传，至十五世我太高祖考榕华公，少时家贫，有志向学，乃由南乡进桂林城，到本家白某所开之商店佣工，在铺上半工半读，店主嘉其有志上进，鼓励他去考试，举于清朝乾隆甲午科，赐进士出身。曾任四川开县知县，调署茂州、直隶州知州。后年迈告归，定居桂林山尾村。
时榕华公署茂州，直隶知州，当地人烟稀少，农田、害虫甚多，尤以蚂蝗为最，人畜农作多被啮伤，耕地因而荒芜，蔓草丛生，人民生活非常艰苦。榕华公乃教民掘土造窑以烧石灰，而以石灰散播田中，固发高热，蚂蝗蔓草为之烧死，而草灰又可作肥料，农产乃渐有收获，州民盛戴不已，特载之于地方志中。此民国二十八年我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驻于重庆时，中国回教协会开县支会数位代表造访所面告。他们还告诉我：“榕华公笃信回教，于本县知事任内，协助教务甚力。曾题‘认主独一’之匾额赠送开县清真寺，至今仍然悬挂寺中，邑人视同珍宝。”
二、家庭状况
榕华公之后裔，白珮、白玉皆科甲出身，或中举人或为秀才。递传至白氏族谱之第十八代，即我先考志书公。公别号友三，三十五岁时与桂林西乡罗锦墟马全记之大女结婚，即我先妣马氏。时年二十四，婚后生七男四女，夭折者男三人女一人。长成者男四人，即崇助、崇伦、崇禧、崇祜；女三人，长女年妹适海、次女德贞适马、三女三妹适傅。
志书公自幼耕读，至十九岁准备应试，师事白石老师。因于书房习作联句所用之音韵与其师不尽相同，受不当之处罚，遂愤而弃儒从商，于桂林西乡苏桥墟开设永泰林商店，经营糖、油、豆、纸等什货，生意尚好。因所雇之账房李瑞芝操守不佳，于志书公患脑病归真后，掌握了所有账目，以致债主至门相逼，而我家所放之外债，李氏悉据为私有。我兄弟因年幼不能接管店务，该店遂停止营业。家中变卖房田偿还债务，因而生活日趋困难。
第二章 早年之教育
一、早年之教育
清光绪二十四年，我行年五岁，就读于私塾，启蒙老师始为毛庆锡老师，继则为李玉田、白莲洲两老师。启蒙时，老师叫我读《三字经》中之“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八句。嗣后，以三字经、五言诗、千字诗、对子书、幼学琼林、四书、诗、书、礼、易、春秋、左传等为教本。每日晨间须向先生背诵前日所习之功课；每月初一、十五则须背诵所有教过之功课。背诵若有错误，处罚方式轻则面斥，重则打手、罚站、罚跪等。我于私塾五年，在读书方面侥幸未受过处罚。
我九岁时，六弟崇祜(宗墨)六岁，共师事白莲洲。在书房中，有同村毛长林者，午十七，于同学中年龄最长，品德最坏，性情暴戾，常欺侮我兄弟二人。每月初一、十五，他勒令同学供其金钱、食物，名之为进贡。其座位恰于书房通往厕所之间，同学路经该处，他若不高兴，动辄打人，名之为纳路税。我与六弟向憎恶其暴行。初一、十五既不“进贡”，大小便时绕道而行，避其凶锋。他见我们不屈服，气愤至极，常常责骂我兄弟，或殴打崇祜。我虽恼怒，因年龄幼稚不敢与之斗力，乃与祟祜密商非以智不能取胜。某日下午放学，乘毛下五级高之石阶时，我出其不意，在后用力一推，毛滚滚而下。我乘机踢之两脚，迅速跑开，匿藏我家背后之山岩内，叫崇祜回家禀告我的父亲，说明毛在书房之恶迹，以及我不得已而报复之经过。毛因面部、膝部受伤，流血甚多，毛之家人向父亲责难。父亲虽不满毛在书房横行无理之行为，但仍愿赔偿其医药费用。父亲对我因受辱而报复之行为则不予深究。毛之家长复向白莲洲老师报告，白虽明察事之起因，为维护纲纪，将我棍责，并告诫毛以后不准再欺侮同窗。此虽是我读书以来第一次受处罚，然而毛之“纳贡”、“苛捐”亦因而取消，同学称快。
我十岁以后读毕四书五经，其中以书经之洪范篇最难记忆。某次，我反复诵读，不能熟记；而翌日恰为初一，又要背诵己学过之经书。我读至深夜，犹不能记，急得痛哭。当时母亲在旁作针线相陪，劝我休息，待晨间早起诵读，必可熟记。翌日拂晓，母亲唤醒我再读，果然很快便能记忆，而旧功课亦一一及时温习完毕。我幼时读书，每当夜间温习，母亲必定相伴，见我有艰难之状，则予以劝慰，虽时隔数十年，昔日之慈颜懿训至今犹历在目。
父亲见背，【子+兑】叔志业公以蒙馆教松弛，欲送我至六圹墟新成立之小学校就读。他亲自带我至罗锦墟见我八舅父马公小甫，请于送其子马献芝入学之便，连同送我及【子+兑】姨娘之子白冠【上又下贝】往六圹接受新式教育。我八舅父嫌贫爱富，只允我于其店中做学徒。【子+兑】叔当场反对，立即带我回家。约同本村乡老，敦请白莲洲老师主持私塾。我与六弟崇祜就读年余。会吕元甫、吕伯刚、李仲义诸先生创立会仙小学，距我家约三华里，我与崇祜走读两年有余。
我十四岁考入陆军小学校(报名时为符合规定，虚报十五岁)，全省报名千余人，只取一百二十名，我名列第六。蔡锷为总办。蔡是同盟会员，鼓吹革命思想。同学多受其熏陶，纷纷剪发，以后于陆军中学中凡无辫者，几尽为广西学生。我入陆军小学不及三月，患恶性疟疾，忽冷忽热。半年过后，因功课旷废甚多，无法参加甄别试。蔡总办见我入学成绩优异未令退学。病延一年，家人以为长期如此殊非良策，不如医愈后再投考学校，便决心向校方申请退学。
十六岁，我与崇祜投考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当时师范分优、初二级)，以第二名录取。校长廖道传办学认真，同学莫不慑服。入学后，我因屡次考试名列第一，按照学校规定被选为领班生。
在初级师范，我与崇祜共宿一室，当时有同学何树信者，系桂林城内人，因成绩不能与我竞争，怀恨在心，常以“乡下人”取笑我与六弟崇祜。我素不理会。一日，他乘我不在，至我室内以恶言詈骂宗墨，适我归来，问何事?何云：“呸!乡下人!”我不禁大怒，以为大丈夫不能受辱，狠狠地将何打倒地上，再踢他两脚以示惩罚。此为我做学生以来，第一次打架。何趋报告校长，优、初两级同学闻之皆来劝我，见校长时不可承认打倒何某。我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未接纳众人之意见，并整理行李，对宗墨说：“若校方决定开除我，我立刻回家，汝务必努力读书。”诸同学因知何之为人，乃推举代表向校长陈情，说明何侮辱我之经过。后经校方调查事由之始末，以为我不该殴人，而何不该欺侮同学，我被记一大过了事。
二、参加北伐学生敢死队
在师范年余，辛亥革命爆发，我与陆军小学同学多人，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中长辈闻之纷纷反对，我感于民族革命之大义，毅然随队北伐。家中派人至桂林北门城口把守，欲迫我回家。事为我所知，乃私将武器装具托交同学，我穿便衣由西门出城，绕经老人山，溜马山，往北门城外与大队会合。
广西北伐学生军系私人志愿组成，不受国家薪饷。学生自备费用由桂林随协统赵恒惕所统领之广西混成协出发，每人发给“七九”步枪一支，子弹一百五十发，羊毡一张，黑呢外套一件，水壶饭盒杂囊等物。行军至全州，永州、因沿途道路坎坷难行，我与多数同学之脚面皆为草鞋磨破，脚底亦为路石所梗伤。幸至永州，改乘民船，押解辎重取水道经湖南之祁阳、衡阳、湘潭等地。至长沙复改乘轮船经洞庭至湖北汉阳之蔡甸、梅子山参加南军阵营，与北军相峙。
当时南北正酝酿议和，和战未定，故南军警戒前线甚严。我子夜间放哨，因天气寒冷，风雪交加，瞬时变成雪人。但我初上前线，内心兴奋无比，其热诚足以御外迫之寒气。
未几南北停战。赵恒惕之混成协调驻湖北孝感，我们随之至孝感。学生军出征时因携带银钱衣装有限，战时又无法换洗，以致发蓬面垢，多有生虱者。驻于孝感，每当丽阳和暖之日，即是我们洗澡捉虱之时。后湖北都督黎元洪知我们穷困，特犒送酒肉，津贴每一学生十元银洋。我们为保持不受政府津贴之清誉，仅领其酒肉，此种苦干，硬干，死干之精神，赢得各方所赞佩。
南北议和成功，各省之学生军均奉命解散，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至南京受入伍训练。半年期满，送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该校学科课程与旧制高中相同：军事课程以步兵典范令为主，为期三年。我毕业后，派往北苑卢永祥之第十师入伍半年，目的是要我们了解军营生活。入伍期满，即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其间二年乃在训练我们成为青年初级之军官。其学科以战术、筑城、地形、兵器四大教程为主。毕业后，授以上士阶级，分发至部队当见习官半年，然后再升为少尉军官。与今日之制度略有不同。
第二篇 初期军中生活
第三章 回广西见
保定毕业，我与徐培根、陆权等二十余同学，自愿请求分发至新疆当见习官。大家想训练一支边疆新军，为巩固边防增强国防之用。我动身前，书禀先妣，并与诸兄弟辞别，言此行意在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之壮志。
及至北京，向训练总监部，按章领取旅费国币交通银票伍百元。原定由京奉路经东北，转乘西伯利亚火车，经土西铁路至阿里木铎，然后换公路至迪化报到。恰巧此时苏俄红军于列宁领导下，推翻尼古拉政权，白党谢米诺夫退据西伯利亚，我们无法经过西伯利亚，因而打算由陕甘出玉门关入星星峡。不料陈树藩盘踞陕西与北京政府为敌，不准我们通行。训练总监无路可至新疆，改分发我们回广西原籍见习。我回广西被派至陆军第一师第三团。此我回广西之始，也是我第一次未实现去新疆之志愿。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我与五、六个同学被派回广西第一师第三团任见习官。当时，谭浩明为桂省督军。谭是陆荣廷之旧属。广西有新军新一师由陆荣廷之儿子陆裕光任师长，旧军有韦荣昌、林振廷、韩彩凤、沈鸿英等之部队。这些旧军多为广西巡防队编成，或由绿林匪帮招安而来者。因陆荣廷是绿林出身，由苏宫保(元春)招抚者，故陆主政广西，他很爱用招安政策。
见习期间，广西为了护法，与湖南组织湘桂联军，谭浩明为联军总司令，出师援助湖南。部队行至汩罗江以北，被吴佩孚打败，乃退守衡阳、邵阳(宝庆)一带。会第一次直皖战争发生，吴固急于调兵北上，遂与湘桂军议和，桂军乃回师广西。此后，谭甚感桂军缺乏训练，谋求改良，由督军署成立模范营，委马晓军先生为营长。马毕业于日本士官第十四期，知道我们接受过新式教育，遂请求调我们到模范营，我初至模范营，官职为代理少尉连副，因见习官规定为上士阶级。见习半年，升少尉，不久升为中尉连副，再越民国六年晋升为第一连上尉连长，夏成为第二连连长，黄绍竑为第三连连长，张淦为第四连连长，黄旭初为副营长。模范营之学兵以高小初中毕业为主，亦有少数高中毕业或肄业者。训练期间为一年半。以后统一广西，此营之学兵多升为中下级军官，成为广西建军之新干部。
第四章 剿匪与禁烟
广西西南左江流域，如太平府属之绥渌、扶南、养利、上思、思乐等地，因为该属地瘠民贫，且在十万大山附近，匪患特别猖撅。谭督军知道模范营训练比较精良，特调往剿办。广西之匪势因政府历年惯用招安政策，兵来受招安，兵去仍做土匪，故匪患益见严重。因为政府力量强大时，匪徒即应招抚，相安一时，当匪帮力量强大时，又聚集为匪。此招安政策不能收彻底之效果，结果变成了鼓励侥幸之徒购枪为匪，结队抢劫，待其势力蔓延，政府即招之出山，编为巡防队。做匪打劫可以升官。这种鼓励萎民为匪政策使民众受害太深。每当政府派兵前往剿办时，匪徒至多缴土制的步枪即可得一自新证为护符，待官兵一退，匪徒又携密存之好枪横行于地方。古人所谓“卖刀买牛”，广西之情形则是“卖牛买枪”。广西民情骠悍，遍地皆山，匪徒若藏在山洞中，根本很难清剿。所以当时广西被形容为：“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
广西政府对待股匪采用招安政策，始自陆荣廷做督军时。因陆在清朝时，原为龙州县一名清兵，某日购买牛肉，在龙州乘船渡河适与法国领事同渡。所购之牛肉为使馆豢养之犬所吃，陆气愤至极，乃将该犬踢入水中。领事馆人员行文至县府，要求惩办陆荣廷，陆惧罪而逃，遂落入绿林。陆虽为匪，但他专入安南抢劫法国人、安南人，而将所获接济贫苦人家，所以甚得贫穷人民所拥戴，因而势力日益庞大。后陆为苏宫保(元春)所招抚，由队长而管带而边防督办。待辛亥起义，王芝祥以桂督相让，陆遂掌握了广西之军政大权。陆因自己是被招抚而起，所以他一当政，便惯用招安政策，谭浩明与陆为郎舅，而谭之发祥地也在边区，因而陆谭结合最坚固。
模范营既奉命剿匪，鉴于招安政策决非长治久安办法，马营长于是开会商讨。我在会上坚决主张剿重于招。会中决议四连分别担任追剿任务，有应招或俘虏之匪徒皆归我处置。当时我驻扶南县渠黎墟，匪招安数约二百以上，择其中屡次招安之惯匪如谭鉴章，他在苏宫保时即由小匪招安一直到老，约八十余人，实行管训，由我负责。我与他们住在一间屋子朝夕相见，使之不疑不忌。我请马营长至龙州水口谭督军公馆请示谭督与陆老帅(当时人多尊称陆荣廷为老帅)枪决所招降几次以上之惯匪，以绝后患。陆闻之大怒，问马云：“如此做法，若各地之匪闻之皆不来招安，广西全省地方之治安谁敢负责?”马之个性最和顺，不敢与之申辩，颓丧而归，将详情告我，抱怨我不该使得他去受气。我闻之默然，但仍认为斩草务必除根，决定独断独行。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我对招安之匪首等八十余人放假三日回家过节，严令他们务必于限期内归营。等他们归来，我佯言，据报告他们在外有非法行为，责备他们不该辜负我优待之德意。他们一致保证绝无其事，我说，“控告的人仍住在隔壁之学校中。他说他能认识抢劫者之面貌。为众人之清白着想，你们似乎应该前往让他认一认，如果他是诬告，我一定要重罚。”他们亦以为然，乃鱼贯而至该校。我事先于校中已暗令郑连副昌溶率兵两排埋伏，因而一一将之逮捕。其中有一人力大而将捆绑之绳索用力挣断，正拟逃脱，当场被士兵开枪打死。留在我连长室内之匪首尚有八人很机警，一闻枪声，忙问我发生何事。我当时答以恐怕卫兵走火，借口出连部外查询，令埋伏连部内之一排士兵将室内诸匪一并逮捕。当日早间即将诸匪枪决。即日呈报马营长云；“匪徒于晚间抢枪谋叛，事起仓卒，因不及请示处置办法，恐有误戎机，用紧急处分将全部匪首八十余名枪决。”马闻之大惊，深恐陆、谭震怒。我说是我做的，愿负全责。马报告陆、谭，陆、谭见已成事实，我幸未受责备。此后太平府所属各县道不拾遗，绥渌居民，为纪念马公剿匪之功，自动为马公建立生祠。从此招抚政策改为进剿政策。这是广西清乡剿匪史上一件大事，由我这一个小小连长创始。
匪、烟、赌是广西三大害。匪既肃清，赌因当时我官卑职小无权禁止。但是我严厉推行政府禁烟之命令。
广西谭督军原本严禁种鸦片，然而滇黔两省允许人民种烟，故运输经广西出广东、香港者为数不少。政府为税收之故，亦不能彻底禁止人民吸烟。各地多有“谈话室”，实在便是吸烟室。且民间流传“吸烟可以避瘴气”之谬说，所以边地益发有瘾君子。当时，滇黔两省烟土运入广西之途径有两条为主：
1．左右江——浔江——广州
2．龙州——钦廉——广州
人民因吸烟，憔悴不堪。驻扎在百色之巡防队因与烟商勾结，政府禁之命令常常形同具文。谭督军鉴于长久如此，将无可用之兵。他见模范营剿匪有功，年轻而有朝气，于是调我们至百色驻防。当时之模范营已扩编为团，编归广西陆军第一师，每团下属三个营。部队抵达百色后，马团长召集全团营连长会议，转达谭督军禁烟之意，要大家努力禁烟，为桑梓造福。
我这时还是连长，驻防于通云南之剥隘河流域。上自罗村口，下至禄丰墟为本连防地。我的连部在禄丰，派一排驻在罗村口与云南之剥隘墟相对。该处居剥隘上游，为滇省运往广西之鸦片屯积地。我之一连是原模范营第一连，火力配备很强，有马匹、轻机枪等。
黔省烟土运入之途径，由黄绍竑负责查缉，黄部驻于田西附近之黄兰逻里一带。黔烟多由驼马千百成群运至百色，换取食盐、棉纱等物。
滇烟之量与质比黔烟多而且好，不少商人向我活动，望我稍予以方便，皆为我回绝。烟商见我不为利所动，转而活动百色道尹黄成槁。黄是武鸣人，因与陆老帅同乡，故颇有声势；黄向马团长游说，马团长向我转达黄之意思。我以本团曾在百色会议中宣布奉谭督军之命禁烟而婉拒之，仍不许滇烟入广西。黄见马团长向我游说也无效，乃令其警备队长私带道尹公署封条至云南剥隘，由烟商购买之烟土，伪装为道尹公署所查封运回百色。途经罗村口，为我部下早已探听清楚，电话我详情。我知其必经禄丰，遂沿河岸架设机枪，待其船至，强迫停船将烟土与枪缴收。该队长拿出道尹公署封条，说那是道尹署警备队长带兵，在滇桂边境缉私查获，并非私烟。我说：“这批烟土明明是于剥隘所购置，何故谓为查获所得?且云南允许种烟，何能谓之查获?退而言之，百色道尹之警备队长有何权至云南省境内查缉烟土?”该队长知我已知悉详情，向我下跪求饶。我没收其烟土，放还其人员枪支，分电谭督军、马团长、黄道尹办理之经过。所以电黄者，为的是减少牵连，因此事若根本揭穿，马团长亦有关系。所没收之烟土由我派专人送至百色，丝毫未动。
因为查缉烟土是一优差，据说历任驻禄丰者未有不满载而归，少者大洋数万，多则十数万。当时，广西通用小洋，一元大洋价值等于小洋十元或五元。烟商总是与滇黔一样，用大洋居多，因此关系，带给我许多麻烦。黄绍竑于桂黔边界又禁之不严，传闻其部属常常受烟商之惠，更增加我治理部队之困难。
我连为步枪兵三个排，另有轻机枪一个排。其中有一个排是马团长亲至容县他的家乡招募而成，份子甚为复杂，其中土匪出身者数名。他们见我禁烟严厉，无利可图，于是萌有他心。某日禄丰附近藏匿之匪徒乘我至百色团部开会，与本连驻禄丰训练之新兵一排勾结，以不能做烟土发财来攻击我，诱惑那些新兵叛变。他们里应外合，连中之新兵被胁迫，枪械以及我最心爱曾于全省赛中跑得最快的黄色马一匹，悉为胁迫而去。我的勤务兵韦忠廷逃至百色告我兵变，我闻之大惊，因为在军队中兵变非同小可。我报告马团长后，星夜调回分散附近查巡之二排兵力，赶至禄丰，经三昼夜追至八角山仍不见匪迹。我心中甚为焦急，盘问附近居民，皆说曾见如此一批人。我见士兵多有倦容，乃令休息后再事搜索。我乘此用望远境向四周了望，突于半山腰发现我所坐之黄马。我知道匪徒一定藏在附近之山谷中。我将二排士兵疏开成战斗队形，吩咐他们见了叛兵不可先开枪，要先高呼“白连长来了”，然后开枪。士兵们照我的命令行事，匪徒听闻我来了，皆仓皇而逃。新兵原来被迫叛变的，自不愿随匪而去。我收回所失之部队、枪械与马匹，且获匪之枪支与物品不少。归来后，我不但电陈马团长请求处分，自以为轻则入监，重则难以想象。幸而马团长待我很好，电报向谭督军说明叛兵是他所招募的，与我无关，并陈述我剿匪之功，治军之严，禁烟之认真，而且我已追回了叛兵，请从轻处罚。不久马团长接奉谭之复电云：“此次兵变，该连长追剿办理妥捷，殊堪嘉奖”等语。我奉电真是喜出望外。真是感谢谭督军之宽厚，马团长之爱护。
兵变后，有人对我说：“黄季宽(绍竑)禁烟很宽，你禁烟太严，这是兵变之主要原因。”劝我不妨从宽。我大不以为然，我说如果因噎废食，则国家、社会岂有安定之日!我仍然严禁滇烟进入广西。
第五章 统一广西和两广统一
一、统一广西
民国十年底，孙大元帅于广州成立大本营，委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许崇智为粤军第二军军长，李烈均为参谋长，胡展堂为文官长，当时蒋中正先生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准备北伐。十一月十五日，总理、胡先生(汉民)等移节桂林，欲假道湖南出武汉，因赵恒惕倡联省自治、反对革命军经过湖南，大本营遂移至韶关，委李烈钧为第一军军长，统率滇、黔、赣、桂等军，进攻江西兼取鄂东。许崇智之第二军率粤军出岳州攻武汉，此为当时革命之形势。
当大本营移驻桂林时，陈炯明因怀异心，不敢与总理见面，避至南宁，赶走了陆荣廷与谭浩明势力。大本营遂委马君武先生为广西省省长，马晓军先生之模范团改为田南警备司令部。当时，我已升为模范团第一营营长，黄绍竑为第二营营长，夏威为第三营营长。大本营既改道北伐，粤军悉调回广东。广西境内成为真空状态，省议会复推举陆荣廷为善后督办，谭浩明为边防督办。各地纷纷组织自治军维持治安。马君武先生原是一位没有实力的省长，此时他的职位岌岌可危。自治军中以百色附近之刘日福、陆云桂二人力量最大。我当时仍驻防禄丰，黄、夏之部队则分驻于滇、桂要道，故田南警备司令部之力量非常微弱，自治军时有来扰之虑。
一日，自治军于拂晓之际，包围司令部，我因公也在司令部，众人虽事先有所警觉，但缺乏经验，以致刘、陆等人缴了驻防百色之部队的枪械，而又包围司令部。马晓军司令被逮捕。我见形势危急，坠城墙而逃出，而召集夏威之一营与我驻禄丰之部队(黄绍竑之一营已全被自治军解决)，由逻里旧州、坡脚，渡红河，至贵州之南龙，求援于黔军刘莘园、陆荫楫等人。刘、陆是保定的同学，以前到广西打陆荣廷与我们相处甚欢，后来他们退回贵州时，部队多患恶性疟疾，我们又派兵护送，因为有此关系，所以我们才敢效法申包胥哭师秦廷。
至南龙，刘、陆善待我们，卖烟土相助，又派兵巡守红河，以防自治军渡河追击。我们既得粮饷，又将刘、陆之支持，稍事休息之后，由坡多渡河攻打西隆。当与自治军隔河相峙时，我于夜间查巡战线，行至一山坡上，高约十余丈，在坡脚之北。因对岸是敌机关枪阵地，当晚天雨而黑暗，当到山坡时随从亮手电筒引起对面敌人扫射，因将电筒熄灭，路滑而跌落于山坡之下，折断左腿锁骨，昏迷约十数分钟，醒来不能行动。我认为部队不能因我受伤而停止攻击，乃将全军交由夏威指挥，不幸部队前进西隆，在沿红河某山顶处受挫。我见情势非常不利，不得已第二天卧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进攻。事前，我告谕官兵此次重回广西，乃胜败存亡之事，望大家戮力同心。我睡在担架上，若攻击失败，我决与之同死不退，官兵甚受感动，一鼓作气，击败刘日福、陆荣桂等人之自治军，乘胜追至百色。马司令至此方获释放。我因亟须赴广州就医，遂将兵权交给马司令。马统率部队由陆路开往南宁。当时，马君武先生因缺乏支持，征得李宗仁将军(当时李是“定桂军”旅长)同意，与我同船至南宁转往广州。行近桂平，李之营长俞作柏欲抢劫船中之枪械、财物，与守船兵发生枪战，马君武先生之亦太太，中流弹而亡。抵桂平，马晓军司令之营长刁兆桂，见我与马君武同行，以为我与粤方相勾结，软禁我一晚，嗣后查知我是到广州医脚，乃不加害而释放我。至广州，住院治疗，照X光像片，始知左腿锁骨折断因时日过久，已长了假骨，无法再施手术。休养一年后，虽左脚稍短，一生的行动尚称方便。
马晓军司令带领队伍由百色经南宁而至广东之钦州，廉州欲与广州革命军相勾通，因见行军艰苦，局势复杂，遂将部队交给黄绍竑。以后沈鸿英回桂林，盘距平乐、富贺、梧州一带矿产与物质丰富之地区。沈之秘书黄毅庵是黄季宽之堂兄，黄因此关系被沈委为旅长，驻防梧州。沈之部队长冯葆初亦以一旅人驻于梧州。梧州是广西商业、军事之要点，沈以二旅人驻扎该地。粤军第一师李济深之部队则驻于梧州下游，广东之封川德庆，肇庆等地。
黄绍竑于梧州因接近广州革命政府，暗派陈雄(字杰夫，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为代表驻在广州。黄因其部队原是归我指挥，所以常令陈雄与我商讨广西将来发展之途径。我们衡量国内的形势，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合北洋军阀；一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一为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府。北洋军阀是我们所厌恶。联省自治非统一全国之良策。经再三研究，终于决定参加以三民主义建国为号召的广州革命政府。
既经决定，我以全权代表身份往河南士敏士厂谒见孙大元帅，表示广西竭诚请求加入革命行列，并申述广西统一对于革命之重要性。孙公也深以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他立即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我为参谋长。辞别时，孙公以诚挚之态度对我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我说：“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公的物质支援，所需者仅是革命之主义信与仰而已。”我持孙公之委任状潜回梧州，将经过告之黄绍竑。革命方向既定，第一步须解决冯葆初之部队。冯的力量甚大，装备优良，我们不敢贸然行事。先与粤军李济深接洽，李亦接奉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援指示，答应事发后必派军相助。李部因近梧州，朝发夕至，我们得此外援，声势益壮。
某晚，黄绍竑于梧川河面宴请冯，冯不知有诈，欣然赴约。酒过三巡，黄突拔出于枪指向冯，事起仓猝，冯只得俯首被捕。冯部因黄绍竑事前已派兵分别监视，毫无反抗，一一缴出枪械。我们获得枪支二千余，沈鸿英驻于八步的部队，闻变本想开来梧州，因被粤军牵制不敢移动。冯部被解决后，我们一面通电就任广西讨贼军之职位，一面电请粤军支援，李济深派徐景唐旅之郑演达步兵团进驻梧州。陆云高盘踞濛江口之平南县，亦相继被我们解决。
正当我们向广西内地推进之际，驻于广州之广西军独立师师长陈天泰以援助我们统一广西为名，循西江回师广西。所部有四五千人，其人虽能征惯战，但不学无术。我们虽知其归来必定鱼肉地方，然而其部队庞大，非我们之力量所能抵拒。故外表极示欢迎，内部则积极戒备。陈不知我们计划，派其参谋李澜柱至梧州商洽。我欢宴他于梧州河面之花艇，请与李相识之梧州亲友作陪，大家打麻将以延宕时间。我吃到一半故意说因另一处有应酬，暂时离席，其实我离席后就乘坐汽艇上戎墟，转乘车赴都城方面指挥部队对陈作战。
我们当时之部署：主力由黄绍竑统领防守中路，俞作柏担任左路，我担任右路。另请肇庆之粤军拊击陈之侧背，希望以钳形之势攻其前，粤军蹑其后，一举而歼灭之。我沿西江而下，左路俞作柏迂回敌后。中路夏威部先与陈部接触，为陈部所败，战线仅赖黄绍竑之一营兵力维持，战状危急万分。俞作柏因迂回路程过远，不及赶到，适我率领征讨陆云高时所收编之蔡少平、黄超武部兼程而至，敌我两军因相距甚近，前线官兵已肉搏冲锋，陈天泰手持自来手枪督战，与我相距不及百米，他面上的大麻子均看得清楚，我在蔡少平阵地与蔡同站在一处，我两人均向陈开枪，督军前进。战况激烈，战至最后五分钟，陈部始溃，我们乘胜逐北，与左路军相会，围攻陈部，陈天泰被俘，缴得其枪支数千。此役因历时只一日即将陈部缴械，粤军不需参战。陈被俘后与我见面，我多方安慰他，并送他衣服及旅费，放他由都城乘船回香港转广州。
陈天泰因我主张纵囚，释放他到香港。不久即返回广州，向大元帅府控告我们，大元帅府拒绝受理。后来黄绍竑至广州，住于东亚酒店，陈聚集他的旧部，包围东亚酒店，黄越楼顶而逃，幸得脱险。不然，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纵囚之是非真难论断矣。
战胜陈天泰，我们之力量大为增强，统一广西的责任也更为加重。丹竹之卢某，江口之陈先觉，彭化之张春如先后被收编或缴械。其中以解决张春如最为艰苦，因为彭化地形险要，他的碉堡阵地又建筑坚固，步兵进不去，子弹又打不穿。后经我使用山炮，张之阵地始被攻破。至此所余之大敌一为陆荣廷，一为沈鸿荚。
我们的力量因不足与陆、沈抗衡，欲联合驻浔州(桂平)之李宗仁旅长。李原是粤军林虎的营长，后来林虎回粤，所部由李编为一旅。黄绍竑派我为代表前往劝说参加讨贼军，愿拥他为首领。起初李不愿意。我与李之参谋长黄旭初商议，若李率其所部与讨贼军合作，登高一呼，四方必定归服，功劳岂仅在于广西。黄亦以为然，经他委婉劝说，李不表示赞成，也不反对。李是陆荣廷之部属，我只身前往劝他反陆，于今想来，颇似入虎穴取虎子。
李考虑多时终与我们合作，但用定桂军名义，我即与他商讨，应先打陆荣廷还是沈鸿英?他主张先进攻沈，因为沈的部属强暴，罪恶显著。陆有善名，舍恶攻善，不易号召民心。我主张先攻陆。因为第一、陆当时驻在桂林、南宁，为广西政治中心，防务空虚，易于进攻；第二、陆与湖南相通，湖南又得吴佩孚援助，应于其支援来至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第三、攻打沈鸿英，胜了，陆之势力犹在，广西仍然不能统一；败了，则更不能打陆吴。当时我们之处境如楚汉相争之韩信，联陆则沈败，联沈则陆败，所以我坚持联弱攻强，避实击虚。讨论三日毫无结果，我以为兵贵在速，对黄旭初说：“无论李旅长是否同意，讨贼军进取南宁，必须假道桂平。”李见无法推却，遂与我们合作，定名为定桂讨贼军，共袭南宁。当时陆荣廷与沈鸿英相持于桂林城，南宁城防空虚，不攻而克。陆既被围于桂林，又失南宁之根据地，情势恶劣万分，幸得湘军叶琪，廖磊之援助，始能突围逃入湖南。
我们占领南宁后，于谭浩明公馆宴请诸军将领，当众推李宗仁为定桂讨贼军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我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此种安排事先已得李、黄之同意，而李表示我若不做参谋长，他不做总指挥。宴席间之推举，只是一形式而已。事后向广州大元帅府备案，亦为大元帅府所承认。
人事安排既定，俞作柏怂恿黄绍竑以武力解决李宗仁之部队，取而代之。黄对我说，我大以为荒谬。我对黄说：“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讧，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先卸职他去。”幸黄深明大义，不为小人所间，不然广西统一事业，将毁于俞之手中。
联军成立后，我与李宗仁将军率兵进攻柳州、庆远一带陆荣廷部之韩彩凤、韩彩龙兄弟。韩彩凤素有赵子龙之称，其主要防地于柳城县之上雷镇，韩彩龙则在庆远(宜山)。沈原有一师兵力驻于柳州，师长杨祖德闻联军到达，令所部由柳州撤至雒容，无非想保持观望态度。我们洞悉其意，由李监视杨，而我进攻韩部。我与韩彩凤之部队于柳城上雷镇相遇，韩见我只有二十八岁，夸言童子军不堪一击(因为我的部队都是戴童子军帽)，态度甚为骄傲轻敌。殊不知一交战后，我军战力雄厚，激战多月，未分胜负。我见韩部彪悍，难以武力取胜，乃改用智取。一日，我诈与驻在雒容之杨祖德通电话，望他某日某时与联军配合进攻韩部，将电报线作长途电话线，故意让韩部按获此项电话。韩因而分上雷之兵力监视杨部。韩前线力量既减，我指挥部队猛烈攻击，韩部溃败。我军克服前永镇时，获得韩字之大帅旗一面。我乘胜进攻庆远韩彩龙部，未经激战，韩部即败，韩彩龙因足疾行动不便，吞鸦片自杀。得他掳获灰白色骏马一匹，枪二千余支，其残部向桂林逃窜。我特准韩彩龙部下护送韩之灵柩回里安葬。
沈鸿英见联军势如破竹，知迟早自己必为攻击之目标，派其总指挥郑瑞征之侄郑右文师长，以商议会攻陆荣廷残部为名，到浔州(桂平)开会，侦探我们之虚实。郑部驻扎于鹿寨、梅江，他沿柳江而下，见我们之力量分布于梧州、庆远一带，武宣并无大力量。我根据谍报人员之报告，洞悉郑此行之任务，待他归去后，料他必建议沈鸿英进袭武宣。因为武宣是桂平之门户，而桂平则是邕梧交通之要道，故为敌我必争之地。黄绍竑将军调其驻防梧州之部队由吕焕炎率领自江口出发，经盖岭至武宣；我则率领钟祖培部乘一营火轮拖船，经一昼夜而赶至武宣。我抵武宣之第二天，郑右文即率兵蜂拥而至。我们只有一营兵力，不敢作野战，闭城拒敌，待援反攻。敌方炮火很猛烈，我们居之文庙，亦被击中。白日我尚可恃武宣坚固之城墙抗御敌人，晚间敌人则有越墙进攻之虑。每晚我发动团练、县民，携带各种油类、棉纺织物等于城巷，装成许多油灯用竹竿伸出城外，照耀四方。敌人见无隙可乘，故不敢爬城。日间若敌人迫近城池，我方出战逆袭，迫敌退却。总之，我之战术使敌人不得靠近城边。为此维持二昼夜，待吕焕炎部队赶到，城内外夹攻，郑瑞征不支而败，遁走黄冕、榴江、鹿寨。此时黄绍竑将军又发动徐景唐、夏威之部向八步、贺县、平乐沈鸿英之老巢进攻。
为了配合黄之攻势，我指挥驻于柳州之部队进攻桂林。由柳州通往桂林之道路，以蓝马、里定一途为险要，我料沈必驻有重兵，故而选择由永福通往良丰之小路，沈军果然不察。至良丰时，沈之部队犹在聚赌，待沈部发现，我已绕过良丰，沈部才仓皇撤退。我军行抵桂林城外之将军桥，我亲自侦察阵地，布置炮兵阵势。沈部于我阵地之前方，也布置了机关枪阵地，双方遂发生激战。我方陈一足被敌人之机枪射中腿骨。我军得炮兵之掩护，渐迫近桂林城。我集中兵力攻打南门、西门。故意放松北门，不久沈鸿英部即由北门向湖南之永州(零陵)武冈撤退，我遂占领桂林城。时民国十四年，我与先室马佩璋女士结婚即在此一时期。婚后不久，柳州因唐继虞围攻告急，我派侯仁松留守桂林，自己统率部队驰援柳州。唐继虞为何围攻柳州，有补叙之必要。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唐继尧突然就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务，派龙云率三个军出广西下广东，乃弟唐继虞率三个军经贵州、湘西至武汉。当他未出兵之前，我们特派上校参谋孙华佛赴昆明，向唐报告广西人民历经战事，生活艰苦，请其部队勿经广西。唐称此行乃国家大事，兵行在即，不能改变，并委黄绍竑、李宗仁各为旅长，致送烟土一百担作为军饷。据孙回来报告，昆明武华山唐之副元帅府，华丽无比，厅中铺挂悉为黄色绫缎，俨如王宫，其侍卫皆官拜少将，一切全凭唐之喜好，无制度可言。我们分析孙之报告，知唐欲逞野心势必出兵，乃决定于滇桂边界抵抗唐部。当时，沈鸿英，韩彩凤之残部分别于湘桂、黔桂边界窥伺。我们自知力量不足以抵抗唐部，乃利用唐杀范石生父亲之仇，派人至广州，与范联络，以允助范回滇为条件。此项建议，范与广州革命政府皆表同意。范部尚未开至广西，而龙云已下南宁，李德邻将军退至宾阳昆仑关。会范部来，李与之会合回攻南宁，龙云善于防守，相持很久。龙向唐继尧请援，唐因部队已出广西、湘西，云南己无可动用之兵，遂令唐继虞由湘西回师助龙。唐继虞由三江、柳城进迫柳州，以图分散我们围攻南宁之兵力。唐之三个军中，以吴学显一军比较杂乱，其余王洁修、张汝翼二军都是惯战之师。黄绍竑除积极于防御工作外，驰电要我派兵援助。当时之情况，沈部不能援柳，非先击溃唐继虞之师，不能解南宁之围。此即我增援柳州之经过。
我离桂林不久，沈鸿英之子沈荣光率其父之残部又袭击桂林，侯仁松因大意失守，沈部入城，掳掠无所不为，我家中及先岳父家中皆遭其残害，白氏亲戚多以为未受我之利，反而因我而受害。先室马佩璋女士为躲避沈部之残暴行为，藏于桂林德国医院中。我于途中虽闻桂林失守，因柳州危急，无法营救。
柳州战事激烈，李石愚守城身亡。我率部赶至柳州城外，稍事休息，即赴附近高山观察阵地，见敌人主要交通为沙布之浮桥，欲断绝敌人之补给，必先毁其浮桥。我下令炮兵队向浮桥开炮。炮兵连长罗傅英报告我，部队中只剩五发炮弹。幸第二炮即命中浮桥，城中守兵闻援兵到达，与我内外夹攻，唐继虞之三个军溃不成军，复因浮桥被毁，无路可逃，被俘虏者不少，我以五六千人之众与唐之三个军相战，未及半日即将之解决。柳州之围既解，黄绍竑重新将所属部队归我指挥。我入城之后，吕焕炎告诉我，我到达之前一日，城中因情势紧急，有卜问战事者，得卜辞二句：
勤君不用忧强虏，
白马将军一箭摧。
众人视之不解其意。翌日见我骑白马至，皆欢喜无比。深信唐军必败。我闻之一笑，以为是迷信，然而可奇者：我平日所坐之黄色马，因在全州八石山追击沈鸿英时，不幸折断前足，所以我到柳州时，改乘了俘虏韩彩龙所骑的白马，而卜辞中即有“白马将军”之语。
唐继虞既败，我挑选俘虏中百余人，由一官长带领，拿着我的名片由柳州至南宁见龙云，名片上大意写着：“南宁鏖战多日，损失必多，特送上云南子弟以作补充。”意图打击龙部之士气。另外我暗中通知李德邻将军盼其断龙之归路，消灭龙部，以便范石生顺利回云南。李判断龙必经扶南、同正、左县、靖西而入云南，特派纵队长俞作柏防守此一路线，俞为人自私、好利，知龙部入广西时携带许罕烟土存于龙州，于是乘龙部回滇之际往龙州抢烟土，而放弃堵截任务；若俞遵守计划，配合范石生之追击，龙部多有生还之希望。待范石生追至滇桂边界，唐继尧之援兵也及时赶到，龙云、胡若愚与唐会师，合击范石生，范军大败。广西得范部支援而击退唐之滇军，唯以未能助范回云南为憾事。至此，广西虽解除邻省之患，内部尚有韩彩凤、郑右文之残部盘踞于思恩、宜北一带。
伍廷飏奉命率领梁朝玑、苏祖馨、(福甫)，徐启明进剿韩彩凤、郑右文残部。伍因宜北、思恩地僻路远，驻于宜山，仅派苏、徐等人前往。韩、郑见伍不进，袭击宜北。宜北虽被攻下，而郑右文亦被苏祖馨所击毙。郑系保定军校第一期学生，与徐启明是同学又是小同乡。据说郑与徐换过帖，与李德邻将军也换过帖。因此种关系，郑尸得徐运回家乡榴江安葬。郑部解决后，徐启明向三江追击韩彩凤，韩退入湖南。
柳州之唐部解决，我回兵桂林打沈荣光。未经接触，沈部何次三、何品三即退至西江、义宁。沈退至百寿(古化)占领金竹坳、三大炮等险要地区。我率领徐启明、郭凤岗、夏威之部队，渡西江河攻击。我见沿途遍地竹林，敌人行止难以捉摸，遂决定用声东击西诱兵之计。我令徐，夏部队暗中在西江部署，我扬言回师桂林，其实我急行军进攻义宁。沈荣光听我回桂林，复入西江抢掠。徐、夏待沈部一入西江即将之包围，我也兼程赶回西江，合力消灭沈部。
阽荣廷、沈鸿英之残部完全消灭后，广西之军政时期方先结束，定桂讨贼军改为督办公署，李德邻将军为督办，我仍当参谋长，黄绍竑将军为行政长，负责全省行政，此民国十四年之事。此后，主要工作为整编队伍，一共成立九旅，分别由夏成、胡宗铎、黄旭初、俞作柏、钟祖培，伍廷飏、吕焕炎、刘一福等负责，每一旅辖两个团。
广西虽先统一，但是广东方面因申保藩占领钦、廉；郑本殷盘踞琼崖，仍是分割的局面。广西之统一，得粤军第一师李济深之助力不少，我们自然有协助粤军统一广东之义务。我们派胡宗铎攻打申保藩，助李济深统一广东南路，李亲自指挥两广部队在琼崖登陆，广东始先统一。
二、两广统一
广西协助广东统一南路后，两省各自统一之工作既先完成。然而两省归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则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民国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府派汪兆铭、谭延闿二氏至广西劳军，在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就两广统一问题交换意见。李、黄派我(我当时是参谋长)至广州商谈，期望得一结果。我于二月十九日致电李、黄，报告在粤进行之情形，电云：
“吾省军政前途，今后纳入革命轨道，前电均已略陈，是为钧座所明悉。如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在理论上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融成一片，直受中央之支配不可。政治关系省内，一为关系全国，自成风气实不可能，军队更改编制，尤与财政关系密切。即以军队而论，广东革命军确实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饷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收财政自理，士兵生活必难解决，结果必有貌合神离之象；而于政治建设方面，其结果必将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形，将来必为革命之障碍，而国家之命运亦必因此而受坎坷。连日与中央诸公磋商，若吾省能将军队，依照广东编制，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财政由中央支配，则一切问题当能与中央合策，由中央统一筹划，互相调济。则此后对于革命任务，因属共同负担，而于补助给济方面，亦以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矣。禧知两公对于革命重要性已有深刻认识，对于革命工作已有坚确决心，历年奋斗，其目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禧抵粤以来，见中央对广西仅抱联合态度，一切设施规模太小，目光只在粤省，非统一全国机关，对于将来革命之发展，诸多妨碍，以对汪、蒋、谭诸公自动提出先将两广确实统一，此种主张驻粤各方极端赞许，想两公必然赞同。现因体念上级长官，以图节省电报往来时间起见，由汪先生提议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两广统一办法，先将军事财政统一，再及其他。条件议决案，由禧携回南宁，请两公认可后，复请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执行。十八日开始讨论，两公有何意见，速电示为禧。”
李、黄两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三月二十四日国民改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会中拟具两广统一方案。三月十五日将案提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主要内容有三项：
1．广西政府接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
2．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3．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之指挥监督。
三项决议案，立即付之实行，首先实行第二项。三月二十四日，国府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我为参谋长。四月一日，将广西原有之第一、二军及各纵队撤销，改纵队为旅。第七军编为九个旅，第一旅至第九旅之旅长为：俞作柏、刘一福、黄旭初、伍廷飏、夏威、胡宗铎、钟祖培、吕焕炎以及我。各旅辖两个团，此外有两个独立团，一个入伍生团，炮、工兵各一营，及入伍生一队。
其次实施第一项，关于处理政务之事。六月一日，改组省政府，黄绍竑为省主席。
第三项关于统一两广之财政，其中以军饷最重要。实施起来也比较困难。因为广西于清季为协饷省份，靠湘粤支助；民国成立，中央取消协饷，广西自食其力，因地瘠民贫，财源有限，若军饷照粤省之标准，本身无法筹划，势必依赖粤省补助，而当时之财政部亦困难重重，无暇兼顾广西，因而第三项未能彻底实行。所幸广西军队惯于刻苦耐劳，不在乎军饷是否与粤军一致。
我以全权代表在广州时，国民政府因感于未有帮助广西统一之工作，不便以命令加诸广西，令之与广东合作。我为革命前途着想，希望广西加入革命行列后，能唤起他省觉悟，故自动提出两广统一。此项提议不独粤方之同志深表赞同，幸为李、黄二人所接受，两广统一于国民革命史上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北伐军能统一全国，悉赖以两广统一为基础。
第三篇 誓师北伐
第六章 第一次北伐
一、决心北伐
两广统一后，广州革命政府准备北伐。组织了军事委员会，成立国民革命军，当时汪精卫任国府主席，蒋公是委员长。蒋公要找位参谋长，我以参谋部次长职正好住在广州(李济深是参谋总长)。承蒋公之邀，要我担任参谋长。我以责任重大不敢接受，蒋公态度诚恳，很难辞谢，我请他与李德邻商谈。李因广西部队需人指挥，不愿我离开，蒋公说只借用数月，待攻下武汉必定归还。我事后揣测蒋公一定要我任参谋长之原因不外有二：第一，我是保定毕业的学生，而当时各省带兵的将领多半出身于保定；第二，统一广西时，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后来攻下武昌，因东路军第一军之第一师王柏龄，第二师刘峙在浙江境内失败，而何敬之将军于福建与周荫人相持不能及时援助。蒋公征求我的同意，调我至东路军，从此我参与西征东征之役，从未回过第七军。
汪精卫任国府主席时，政治总顾问为俄人鲍罗廷，各军中亦设有政府顾问。鲍之权势很大，可以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之会议，提供意见。鲍之阴谋在于分化国民党。当时，国民党中有跨党之共党分子不少，此因为总理在世时，希望以三民主义潜移默化共产分子，故定下联俄容共政策，准许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总理所以能与俄国发生关系，因为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正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境况艰困不堪，总理去电慰问鼓励，列宁感谢不已。总理于民国十年进驻桂林时，俄国派越飞前来谒见，因而有总理派廖仲恺、蒋公赴俄答聘之行。
俄国之政治顾问，名义上虽至广州助我们北伐，暗中实是发展共产组织，其工作对象为党内党外及军中之基层人员，故共产分子于国民党中所掌握之机构，多是政治、组织、农民、工人等部。当蒋公在黄埔建立军事政治学校时(后改为黄埔军校)，教官中许多都是共党分子，学生中有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党分子的组织，专吸收黄埔学生为主。后来国民党见情势不妙，才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之相抗。北伐时八个军之党代表如第一军周恩来、第二军李富春、第三军朱克靖、第四军麦朝枢、第五军李朗如、第六军林祖涵、第七军麦焕章、第八军彭泽湘*，其中周、李、林都是老共产党员。而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也是共产党员，足见当时共党在军队中渗透之严重。我们虽洞悉共党之阴谋，因为国际环境之逼迫，以及俄国援助山炮、野炮、飞机等武器，故不得不与之合作。原先共党因本身羽毛尚未丰满，不主张提前北伐，中央见军阀割据相斗，人民成了鱼肉，生活痛苦不堪，决心不理会共党之反对**，按照计划北伐。
*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中所述，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只有二、三、四，六各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别为中共党员李富春、朱克清、廖乾吾、林伯渠。据李宗仁回忆第八军党代表为刘文岛。——编者(下同)
**1926年2月，中共中央曾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党在现实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政府的北伐”。4，5月，在广州召开的广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提出了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催促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积极态度。陈独秀曾对北伐持不同的看法，但他并不代表整个共产党的态度。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才开始了北伐战争。
二、劝唐生智参加革命军
如要北伐，必须先打通湖南之一关。湖南为赵恒惕之势力。赵提倡联省自治，民国十年国父想假道湖南北伐，因赵之反对而改道江西。我们如要路经湖南，是不可能之事。湖南之力量，谭祖庵率领部分力量至广东组织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程潜也在广东自己成立部队为第六军。赵之第四师唐生智驻湘，因在地理上与广东接近，力量也是四师中最大者，我们利用赵、唐间之冲突，策动唐归服国民革命军。赵见大势如此，将省长交唐代理，自己至武汉附和吴佩孚，赵之嫡系部队叶开鑫仍驻在湖南。赵虽离去，唐之态度还是摇摆不定。政府派我与陈铭枢秘密由广州经韶关至长沙，劝唐脱离赵恒惕独立，归向革命政府。唐因吴佩孚委叶开鑫为湖南讨逆军总司令讨伐他，向我提出三点要求：
1．如加入革命政府，革命政府是否愿意在军政上支持他抵抗叶开鑫?
2．谭祖庵、程潜曾被他击溃，他如加入革命政府，二、六两军是否会加以报复?
3．希望二、六两军出江西，不要路经长沙。
我告知唐，如果他表明态度，革命政府自然支持他抵抗吴佩孚。湖南之军政完全由唐负责。关于第三点，革命军之策略是打击吴佩孚，放任孙传芳。孙是江、浙、赣、皖、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势力雄大，二、六两军之任务乃在赣湘边界监视孙之活动，自然不会调入湖南。我向唐保证，如二、六两军有不利于他之行动，第七军将支助他。湘桂是邻省，我与唐又是保定之同学，唐得我之保证，才表明态度，归附革命政府。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前，吴佩孚因唐生智附和革命政府，派叶开鑫攻击唐部。唐不能抵抗，退至醴陵、攸县、衡阳、宝庆一带，情形危急。我因对唐有支援之诺言，乃令七军之钟祖培兼程驰援。今之监察委员王赞斌，当时是钟部营长，首先率兵赶至。唐部见第七军来援，士气百倍，才稳住了阵线。以后第四军之叶挺也到湖南，合力击溃叶开鑫，收复长沙、岳州。唐之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三、誓师北伐
唐生智之部队既编为第八军，我们积极准备北伐。北伐前夕，蒋总司令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战斗序列：第一军之第一师、第二师出湖南，何敬之将军统领东路军，预定由广东之东江、潮梅经福建至浙江。当时福建是周荫人之部队；第二、第三、第六三个军在赣湘边界监视孙传芳；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担任北伐军之正面由湖南攻武昌；第四军在中央，第七、第八两军分别担任左右两翼。黔军袁祖铭、王天培电由常德指向鄂西。
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出师后，有三次会战，即是汩罗河会战、汀泗桥之役、贺胜桥之役。
右翼之第七军进攻汩罗江，第四军在中央由平江挺进，第八军沿武长铁路在汩罗河口。唐之另一部则驻在常德，此役吴佩孚之部队不支而败。汀泗桥之役，我们虽然获胜，其激烈之情状不如贺胜桥之役。贺胜桥是武长铁路之要镇，也是进攻武昌必经之途。吴佩孚亲至此地督战。我军经过两战之后，弹药甚为缺乏，每人至多有子弹一百五十发，后方的补给机构也无法筹划。我当时在前线指挥，将领们纷纷打电话向我请援。我答复说：“缺乏子弹只有刺刀赶快冲锋，革命军之补给靠前方，不能靠后方。打败敌人，敌人之装备，便是我们之补给。何况打下武汉，汉阳之兵工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些话虽是极不合理，但当时之情形的确如此，我只好壮他们的气。所幸将士努力，第四军由中央进攻，第七军由右翼迂回敌后，第八军由左翼攻击，连破吴佩孚三道防线。吴虽砍杀退兵枭头示众，也阻不住前线之崩溃。战后我们在吴军中得吴之指挥命令，事前他对击败我们很有信心，称我们为赤军(因为当时尚是联俄容共时期)。
(一)俄军机若乱飞苍蝇
贺胜关既下，大军继续进攻武汉。第四、第七两军攻武昌，第八军由嘉鱼渡长扛打汉阳。守武昌的是陈家谟、贺对庭、刘玉春等部队。武昌城坚，第四、第七两军占领城外之洪山炮兵阵地，城内外相互发生炮战。我方久攻不下，爬城也不成功，知不可力攻，不然损失太大。请随军之俄国顾问加仑将军，派俄机轰炸城内蛇山之敌人炮兵阵地及无线电台，但是俄机或借口雨天，或雾天，或有风天，总不肯起飞。我们屡屡催促加仑将军，加仑将军说，红军之飞机在国内都是天之骄子，出外更是不听指挥。当时之俄机，全由俄籍机师驾驶，技术很差，既无仪器指挥，全凭眼睛观察。有一次十余架由广州飞韶关过大庚岭至长沙，有的在宝庆降落，有一架甚至在江西吉安敌人阵地迫降，方本仁、邓如琢等人未见过飞机，用大麻绳系住，恐其飞走。所以北伐时虽有俄机，实无帮助。当时陆空联络也差，如我攻南昌时，正当我指挥部队渡赣江，突然有几架红军飞机在上空盘旋，以为我们是敌人，猛烈扫射不已，死伤不少。从此我知红军飞机作战能力差，以后很少依赖他们。
攻武昌，飞机，炮兵无效，步兵爬城，又不成功。这时孙传芳之部队与第二、第三、第六等军在江西已发生接触。总司令部由武昌转移江西萍乡、高安。第七军也由武昌城外撤退，由鄂州入赣北，指向九江。以后武昌之贺对庭开门投降，陈嘉谟被第四军俘虏，第四军也调入江西。当时第二军在江西樟树与邓如琢对峙，无甚进展。第三军在万寿宫与邓俊彦之北军胶着。第六军与部分第一军，攻入南昌，邓如琢由樟树回师救南昌，第六军措不及防，程潜骑马由生米街渡赣江，逃至赣江西南整顿。第七军于赣北箬溪，遇孙传芳之劲旅谢鸿勋，谢作战负伤回到上海，不久病逝于上海；于王家铺与陈调元、王普接触，陈、王大败而逃。第七军之原定作战计划是指向九江，李德邻以为九江城坚，沼湖太多，不如乘胜打德安。攻德安，先胜后败，战事很激烈，吕野新、吴寿奇等团长相继阵亡。不久第四军贺耀祖之独立第一师也赶至援助。第七军获得支援，占领德安以北之高地马回岭，德安不战而下。蒋总司令关怀赣北之战事，派我前往视察，李德邻派参谋黄远镇带一排兵至半途接我，等我到达前线，他们已肃清前线。
马回岭既下，九江之周凤歧不战而退入浙扛，当时周与革命军已有了联络。占领九江，孙传芳在南浔铁路之主力被解决。第四、第七两军在九江的战果，鼓舞了第二、第三、第六等军之士气，继续向南昌反攻。唐福山守南昌，革命军久攻不下。敌人之外援随时可以到达，而第二、第三两军又为敌人所牵制，蒋总司令非常焦急。我判断敌人一定反攻，于是在生米街准备船只、浮桥，撤退围攻之南昌部队，全力肃清南浔铁路之琉璃车站，以孤立南昌。总司令要我指挥第六、第七两军部分兵力，夜攻琉璃车站，我以为晚间敌我不分，不如拂晓进攻。正当此时，万寿宫方面之郑俊彦因失败率领三个军之兵力退至马口。总司令派我为追击司令，带领第七军陶钧之一旅，第二军之第六师，第三军之七、八两师，星夜追击。此时，十四军之赖世璜也由赣南调至赣北，事前我们因未有联络，黑夜中遇着刘士毅之一师，双方发生激战。后来从俘虏身上获得用以联络之红白色衣带，才知是自己之部队。我要刘士毅连夜绕过马口，毁掉敌人通往余干之浮桥。郑浚彦见我军追至，只身而走。其下辖之三个军，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乃派一军使前来投降。
(二)蒋先生要杀三俘虏
我当时有如初生之犊，什么也不惧畏，由军使陪同，亲至敌人阵地视察，敌方之三个军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见我突然而至，不胜惊诧，他们要求我不缴枪械。我对三人讲解革命情势后，准许三人携带少量枪支由南浔路回至孙传芳处，其部队则归我指挥。三军长行至九江，我打电报至庐山向蒋总司令报告处理经过。总司令复电不赞成我的处理，说我之行为无异资敌，因为孙传芳仍然是我们之劲敌。要我将三人捕捉送至汉口政治部。当时总政治部之谍报人员金佛庄派至南京工作，被孙传芳之情报人员识破而枪毙。总司令闻之很生气，一面打电报给邓演达，令其于三个军长中任挑选两个枪毙，一面打电报给孙传芳说：“我已枪毙你两个军长，如你尚残酷待我工作人员，你还有数万军队在我手中。”我至九江，犹不知蒋总司令如此大生气。他的机要秘书潘宜之将情形告诉我。我立即谒见蒋总司令，申述我之意见：“革命军以收揽人心为目的，务使敌人感恩怀德。孙传芳杀金佛庄因为他是谍报人员，我们如杀孙之俘虏，难免不遭受‘白起坑卒’之批评。”蒋总司令不以为然，说电报早已发出。我见事已不可挽回，只好黯然辞出。邓演达接奉电报，枪毙了王良田、杨赓和。多年后，我在陈调元处遇见李彦青，李突然下跪，谢我救命之恩，其实只是他命中注定不该死，与我毫无关系。
四、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革命军进攻江西，孙传芳所部经奉新、高安、樟树、箬溪，王家铺、德安、马回岭渚战役，主力已被击败，守南昌之孙传芳部队蒋镇臣、唐福山投降革命军后，收编为第十一军，由朱培德总指挥处理。当时南浔路方面之情形，朱培德之第三军在琉璃车站，程潜之第六军在永修，李宗仁之第七军在德安并指挥第四军一师及贺耀祖之独立第二师。九江之周凤歧部队被李将军击溃后，退入浙江，但是他与革命军间已取得默契。陈调元、王普之部队则由瑞昌退入安徽。郑俊彦、卢香亭也率领残部逃入浙江。南昌未攻下之前，孙传芳在江西之势力较革命军雄厚；南昌攻下后，孙之部队或降或逃。孙的六个方面军除第四方面之周荫人、第六方面之颜景宗外，其余第一方面之邓如琢，第二方面之郑俊彦，第三方面之卢香亭，第五方面之陈调元皆创伤甚重。此时在江西境内之革命军为，第一军之第一、二师，第二军三个师，第三军三个师，第四军两个师，第七军四个旅，与贺耀祖之独立第二师。在江西，名义上我是参谋长，然而蒋总司令偶而也派我领军出战，如至樟树，督饬第二军作战，至德安铺佐李德邻将军，最后任命我为追击指挥官，追歼郑俊彦部之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三个军。该三军自军长以下均缴械投诚。此为我在江西大致之情形。
(一)计划进攻上海南京
攻下武昌后，吴佩孚之势力可谓所存无几。我军占领江西后，孙传芳之势力也损失二分之一以上。革命军在二处伤亡亦大，亟待补充。这时，黄埔第四期之学生刚好毕业，送至南昌。蒋总司令即将我前俘虏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三个军所得之枪支分发给该批学生，编为第十三军，任命我兼军长。后来我实在无暇兼顾，改派熊式辉接任。当时各省也时时供应弹药、兵源(因山西、四川兵工厂尚末归中央统一)，其分配之工作，皆由蒋总司令决定。
我们此后工作，在于筹划如何略取上海南京。其战斗序列大致如下：
北伐部队分江左军、江右军及东路军。江左军由李将军宗仁指挥，沿长江左岸，由江左之安庆出合肥、蚌埠；程潜将军统率江右军，沿赣北皖南，由芜湖出秣陵关直取南京；东路军由何应钦将军指挥，负责由福建而浙江，攻取上海。江左、江右之分纯以长江为准，面对江河之下游，居左者曰左岸，居右者曰右岸。唐生智之第八军出武胜关入河南。
当时国内之敌军情形大约如下：吴佩孚之残部在河南，奉军入关与之会合攻击南口之冯玉祥，并攻击山西之阎锡山。冯为国民军总司令，已与国民革命军有联络，后来他在南口失败，转入西北出潼关至郑州与革命军会合。阎为北方军总司令，后经娘子关出师加入革命军侧击奉军。孙传芳尚保有皖、江、浙三省。褚玉璞，张宗昌之直鲁军则在皖北、鲁南。
(二)蒋委员长委我为前敌总指挥
东路军以对付孙传芳之残部为主，何敬之将军因为率领第一军之第三师、十四师以及福建张贞之民军进攻福建之周萌人部，由潮梅转战松口大埔，一时不能至浙江，所以出浙江之东路军由刘峙指挥第一军之第一师(三俊)、二师(刘峙)、二十二师(陈继承)、第二军之张辉赞，陈仪之十九军残部以及投降后改为二十六军之周凤歧部队。孙传芳守浙江之部队指挥官是孟昭月。东路军在战略上以攻击浙江之孙部掩护右军右侧背，然而孟之势力雄厚，东路军于兰谿、桐庐带，被孟部击败。蒋总司令据报，非常焦急，对我说：“何将军在福建对周荫人部以判断作战情况非半月后不能调入浙江。东路军在浙江已遭受失败，势不能久等。浙江战事不利，不仅江西大本营根据地受影响，且使江右军也受威协。东路军非兵力不足，乃系指挥官指挥不当，你我两人应前去一人。”我知道蒋总司令之意思，说道：“总司令是全军之统帅，岂可往局部指挥，如总司令不以我才能浅薄，我愿前往东路服务。”蒋总司令听我表示愿赴前线，非常高兴，三日之内为我成立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我为前敌总指挥，调总部参谋处长张定璠为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为政治部主任。指挥部成立前，在名义上颇费周折，因为东路军已有总指挥，为了便于指挥，所以在总指挥部下又设前敌指挥部，蒋总司令为此事问我有何意见，我回答说为了革命，任何名义我在所不计。李宗仁在九江听闻我要到前线，愿意将第七军拨四团人给我作基本队伍。当时，第七军在江西境内一共只有九团人，我认为力量合则坚强，散则脆弱，四团人于我无用，于李则大有帮助，我辞谢他的好意。只请他于第七军选三百人作为我的卫队营，李派黄瑞华为卫队长带了三百余人至南昌候我使用。所以前敌指挥部除此三百余卫队及严重新编成之二十一师外，别无其他新的队伍。
(三)出战前酩酊大醉
我发表为前敌总指挥之后，朱培德、唐生智、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主要将领在南昌为我饯行。我向来不饮酒，当晚因众人热烈招待，我饮一瓶白兰地，众人大为惊奇。我生平不饮酒，一则因为信奉回教之故；一则因我八岁时，在私垫读书，孔子圣诞，同学们饮酒庆祝，我喝得酩酊大醉，一晚毫无知觉。事后，先母严厉告诫，从此我滴酒不沾。南昌饯行酒是破了戒。
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妥当，第四日我便出发。出发前，我接悉内子马佩璋夫人将由武昌动身前来南昌，然而前线危急不敢久等。第五日我之眷属抵达南昌时，我已在途中，总司令打电报给我：“兄出发之次日，嫂夫人即前来。夫妇不乃相见，此中正之过也”。
我由南昌出发经上饶、玉山，至浙江常山。我未到常山时，前方败军已有部分散兵退抵常山，我为了虚张声势，沿途拍电至常山，以示大军不日到达，下令常山县政府封两万人的船以备军用。我抵达常山时，县长亲自出外封船未回，县府秘书千秋鉴殷勤招待。他告诉我此行一定打胜仗，我问何以见得，他说，前一夜扶乩得诗一首云：
百万雄兵胸中罗，大纛东来喜气多，
天意山知归党国，皇图一片白山河。
当时连日下雪，大地一片白色，白山河可以作此解释；但我姓白，白山河也可以指我。所以千秋鉴认为得了神喻一定打胜仗。当时浙江民间还有一个谣言，说是杭州之西湖镇压白蛇精之雷峰塔倒了，白蛇出现了。我固然不迷信，然而这些谣言未尝不可用来鼓舞士气。
(四)克服杭、沪
我在常山休息了一晚，第二日至衢州，召集团级以上干部训话，勉励他们努力作战。会二十一师来到，我将二十一师及原先退下之部队由江的左岸调至右岸，故意在白天行军，让孟昭月之谍报人员知道，以为我之重点在右岸，孟队伍果然向右岸移动。行至兰溪，我将右岸队伍夜间又秘密调回左岸，右岸仅留薛岳一师及李明扬新编之独立团，命令他们若敌人来攻，务必死守，以牵制敌人之军队。后来孟虽知我军之重点转移，已来不及渡江，而我军已向桐庐、浪石铺敌前渡河，用强行军连夜经凤山庙进入新登。孟之总部在新登连夜撤退至杭州。我在新登俘虏孟之副官，令其持我的名片往见孟，孟知杭州难守又撤至上海。仅此一战，便占领之杭州。
当我在衢州时，何总指挥电报指示，要我退守仙霞岭之常山、江山，待其解决周荫人后，再会师进攻，以免被敌各个击破。我奉电未有决定，因为南方部队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守则气馁。不久，我又奉到蒋总司令电报：“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兄自决，中不遥制。”何将军要我退守，蒋总司令要我自决，我经慎重考虑后，决定不退不守，来取攻势。因薛师在游埠方面牵制敌人，使我亲自督率二十一师在浪石铺敌前渡河成功。杭州顺利克复。
我进入杭州，老百姓箪食壶浆迎接革命军，如有伤患，无不妥善招待。孟昭月退回上海后，张宗昌派他的第八军毕庶澄前来援助。孙传芳打电报给毕，竟云：“遍山遍野所发现的民众大都是赤军(指革命军)之便衣队居多，务必小心。”所谓便衣队实是散布山岭之间欢迎革命军之老百姓。毕不知我们已占领杭州，兼程赶来，甫入浙江境内即被我军击溃，逃至上海。我攻下杭州半月，何敬之将军才由福建至杭州。我们次一步之作战目标便是上海。
五、占领上海
(一)租界外国士兵放枪恐吓
进攻上海之前，何将军在杭州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人员只有我与苏俄顾问蔡巴诺夫及各军师长。蔡巴诺夫主张杭州由少许部队留守，主力绕长兴、宜兴出武进(常州)、吴县(苏州)，崑山，切断京沪铁路，断绝上海之外援。我除了认为蔡巴诺夫之意见可行外，还主张分一部分力量沿沪杭铁路挺进，因为革命军已占领嘉兴，正准备前进。蔡巴诺夫因为听闻齐燮元与孙传芳相战时，为了渡淞江在淞江相持数月，坚决反对我之意见，何将军很难决定，宣布暂时停会，以便疏导双方意见。我面报何将军：“我知道淞江之障碍，已令铁路局准备铁篷车，前端装置俄制之762山野炮；敌方最坚强之阵地，莫如淞江三十四号桥之桥头堡，而此地也是我军必经之途。若铁篷车能抑制敌人桥头堡之机枪阵地，工兵即可破坏敌方防守之铁丝网，我军前进则无问题。”何将军听我有如此部署，始同意我之意见。第一军之第一师、第二师、第二十一师及第二十六军归我指挥沿沪杭铁路前进；第三师、第十四师、第十四军之两师、第十七军之两师，以及第十九军一部分由何将军统率出长兴。杭州则由陈仪留守。这一计划因为是我建议的，我由炮兵营长蒋壁陪同坐了铁篷车亲至前方督战。所幸敌人之机枪掩体多被我方炮兵摧毁，工兵扫除了所有铁丝网，大军顺利渡过淞江，占领松江城，毕庶澄沿江防守之部队，因第一师刘峙在淞江下游渡河进攻，毕部被压迫入上海闸北车站。刘峙乘胜追至上海公共租界，租界之外国士兵向天空放枪，阻止革命军前进。我派员告之租界守兵将领：“于今为革命讨伐军阀之时期，租界原是不平等条约之产物，今姑不论，如果你们阻止革命军前进，必须负一切后果。”租界之守卫人员见我方态度强硬，不敢再横蛮阻挠。毕庶澄退入闸北，以为租界之外藉士兵会阻止革命军，所以我们到阐北时，毕军正在做饭。毕军见我军至仓皇撤退，上海垂手而得。后来毕庶澄因作战不力被张宗昌所枪毙。革命军所以能轻易占领上海，未遭受很大之困难，与钮永建活动上海税警来降有很大之关系*。
*1927年3曰22日，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解放了上海，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才不折一兵不费一弹进入上海。
(二)兼任上海警备司令
克复上海，蒋总司令任命我兼任上海警备司令，革命军因纪律良好，故而未发生严重之外交事件。
上海是全国商业、经济中心，世界列强各国于上海多有租界；上海又是共产党之大本营，也是黑社会最活跃之地区。当时是容共时期，部队中不少政工人员都是共产分子。所以治理上海是一件相当麻烦之事。
我治军有二项特别规定：一、严禁赌博；二、不准携带便衣，因为携带便衣既增加行军之困难，于战时激烈时官兵又容易换便服逃亡。然而租界政府也有特别规定，凡携带枪支，着军服进入租界一律禁止且遭扣留。我的部属团不谙租界之规定，被租界政府逮捕者不少。我再三交涉无效，乃下令驻守租界边界之中国士兵，凡外藉人士入中国地区者一律扣留，以作报复。租界当局因而不得不与我协调，只要我方人员不携带枪支，无论着何种服装，一律准许入租界。
(三)拒见杜月笙
我不许部下带便服，我自己当然也不穿便服。因为如此，当时还发生一件有趣之事。各国驻上海领事知道我是新任命之警备司令，特由领事团之团长挪威总领事率领至龙华拜会我。我当时很年轻，三十二岁，穿的是灰色军服，他们有的初还以为我是下级军官。某次，法领事于法租界设宴招待我，我向法领事说：“我是中华民国之军人，必须穿中华民国之军装；我平日出入都有卫兵保护，入法租界当如此，如勉强我及我的卫兵遵守租界之规定，我绝不赴宴。”法领事同意。我的卫兵携带枪支前往，法领事除殷勤招待还派兵沿途保护。
我负责上海治安时，绝不理会黑社会人物。我不许陆军接受黑钱(过去驻防上海之陆海军，分配黑钱之比例大约陆军占三分之二，海军占三分之一)。杜月笙至龙华见我，我概不接见。有人对我说，杜曾捐献大洋四万八千元，对革命军有功。言下之意希望我能予以一官半职。我说杜月笙捐了四万八千元，革命军可以还他伍万元，名气不以滥假，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六、上海清党
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总理提示“联俄、容共、农工”三大政策。其中联俄、容共政策是不得已的。因为对内而言，总理想不用武力解决共产党，使之加入国民党，潜移默化，为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而努力；对外而言，我国当时在国际间尚处在不平等之地位，受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如关税不能自主，如军港、商港之租借，如内河之航行权，如治外法权之庇护不法外人，若我们要收回时，如在粤之革命政府拟收回粤海关，而英国之军舰即开入白鹅潭，将炮衣卸下，炮口对准海关，所以总理想联俄以增强援助，抵抗帝国主义。讵料共党分子包藏祸心，自加入国民党，处处从事农、工、学、商、兵运动，时时制造矛盾，使农民反对地主，工人反对资本家，店员反对店主，学生反对教师，土兵反对官长，以此发展组织，使整个社会不安。同时，共党由苏俄供应武器，在两湖发动农工大暴动。社会中的农、工、学等基层组织全被共党所把持，军队中的政工人员与党代表也多是共党重要分子。此时党内党外、军中几乎无不充满了共党人员。例如第一军党代表为周恩来，第二军党代表为李富春，第三军党代表为朱克靖，第四军党代表为彭泽湘，第六军党代表为林祖涵等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见党国危机四伏，于十六年四月二日在上海莫里爱路总理遗宅开会，检举共党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发展组织，实行篡窃国民党颠复国民政府之阴谋。同时，蒋总司令自九江乘舰抵达上海召见我，面示清党之决心。并召集薛岳之第一师，及刘峙之第二师各级干部训话，第一师中之中下级干部有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者为数不少，当场便有人责问蒋总司令太右倾。蒋总司令见黄埔学生中竟有少数军官表现如此左倾，更坚定清党之决心。
(一)上海商务工厂乃中共总机关
上海是全国之经济、商业中心，当地约有四十万以上有组织之工人，共党之全国总机构——商务印书馆之工厂，便设在上海，其工人有手枪、手榴弹等武器。蒋总司令因了解上海之情形，问我实行清党需要多少军队，我说：“只要调出薛岳之第一师，留下刘峙之第二师及周凤歧之二十六军便够了。”蒋总司令又问我需时多久，我说：“三天差不多，至多不会超过一星期。”总司令再三嘱咐我要小心，注意防范共党之势力。薛岳因第一师中共党分子太多，被总司令免职回到广东，第一师被调至镇江；该师原来驻守之吴淞口，上海兵工厂等重要地点则由第二师接防。
共党得知第一师将被调离上海，发动各界代表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挽留第一师，拒绝第二师。我接见代表们，问他们为何拒绝第二师?代表们说：“刘峙参加过西山会议。”我反问道：“西山会议在北平召开的，刘峙一直在部队中，何时参加过该会?”有的说他的精神去参加了。我知道这些代表全是受了共党之唆使至龙华胡闹。我严肃地告诉他们；“调动军队是总司令决定的，我不过转达命令而已。我无权过问总司令调兵主事，众人更是无权过问总司令调兵之事。再说，国民革命军原是不分彼此的，无论第一师或二师驻防上海都是一样的。”代表们见我态度强硬、坚决，才知难而退。
(二)调虎离山 内外策应
第一师调离上海后，我着手部署清党之工作。四月十二日拂晓，先肃清商务印书馆的工厂。在开始行动前，我知道商务印书馆工友中有不少系地方帮会分子，所以我派员与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荣等密商，借得工会之符号衣服，分给采取行动之人员，化装成工人混入工厂，以策应外面包围之部队。事前，我还派人与驻沪法国领事交涉，请其准许清党之部队经过法租界，因为由法租界至商务印书馆工厂是一条捷径。法国领事初不允许，我说：“共产党是国际之敌人，他们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我们应该合作清除才对。”经我晓以大义，法领事才表示同意。清党工作我原定三日至七日完成；不料四月十二日早上，便突破了共党在上海之大本营——商务印书馆工厂。逮捕了共党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总书记侯绍裘，以及其同党多人，经清党委员会依法审判后只将为首倡乱颠复之汪寿华，侯绍裘两人枪毙外，其余附从共党分子，或施以感化，或交清党委员会子以处分，至于传说中集体枪毙若干人之事，完全是共党之恶意宣传。
(三)莫斯科百万人大游行抗议
共党因上海之组织被清除，发动工人大罢工。他们运动数万人至龙华，包围淞沪警备司令部，请求释放被捕之共党分子。我见他们来势汹汹，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件，特在司令部门前架设机关枪，不许群众进入司令部之营区，只准他们推举代表入内。我接见他们代表，首先问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员，我解释共产党员借容共而加入国民党即发展组织阴谋篡窃党权颠复祖国，故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检举共党之锅国阴谋，中央实行清党，你们如果是国民党员，应回去劝告他们率队回去，如系共产党员，我正奉命清党依法要扣留讯办。当时还在清党，他们当然不敢回答是共产党员，都说是国民党。我说；“既然是国民党员，便应该服从中央监察委员会清党之决议。不但不应该至此作无理之请求，更应该劝导工人服从党之决议。”他们无理可说，只得出外向群众解释。后来莫斯科知道上海清党之消息，发动百万人抗议大游行，他们的口号是：反对上海屠杀民主人士，反对白色恐怖政策。据说，在“白”字下面，还注明了白是白崇禧。
上海清党之后，各地纷纷起而响应。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清共；夏斗寅原想用武力逼使武汉政府清共，可惜被叶挺打败；唐生智在河南因他的多数将领要求，也开始清共。蒋总司令在徐州会议上也表示，若武汉方面能清党，驱逐鲍罗庭，宁汉还是可以合作北伐。后来武汉方面，一面受国内舆论之压迫，一面感觉与共党难以相处，也实行清共，不过不如南京、上海之彻底。武汉方面既肯清共，宁汉重新合作。这时，冯玉祥之国民军因感于国民革命之大义，出潼关合附革命军。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蒋总司令与冯玉祥在徐州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中决定冯之国民军由平汉路开至河北，南京方面之革命军则北上打山东。会议完毕后，我便回到南京准备渡江北伐。
清党是国民党之生死存亡关头，不清党不但北伐大业无法继续，就是国民党也有被共产党分化瓦解之危机。共党分子既不见容于国民党，从此转入地下活动，所以才有以后江西之叛乱(指南昌“八一起义”——编者)。
七、龙潭战役
(一)龙漂战役前之形势
龙潭战役在北伐战史上是最重要之一仗。孙传芳为何敢发动龙潭之役?是役之前，我方军事部署如何?当时国内政治情状若何?皆有一说明之必要。
1．决心清党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于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占领杭州，三月二十二日占领上海。何将军指挥东路军之主力协助程潜之江右军于三月二十三日占领南京。陈调元、王甫等系孙传芳之将领，见革命军势力强大，也于三月四日投诚革命军。因而浙、皖等地全为革命军所掌握，蒋总司令因感于共产党蓄意颠复党国之行为，三月二十六日至上海指示决心清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在上海莫利爱路总理遗宅召开中央监委会议，检举共产党假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发展组织，篡窃国民党之阴谋。当时决议咨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推行清党运动。共产党所以在国民党内部能迅速发展，与汪精卫之政治野心实有莫大之关系。十六年，汪自法国回国转至汉口，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自居。他在汉口大呼“革命的向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这种论调自然能适合鲍罗廷之意志，因而鲍罗廷一面分化国民党内部为右派、左派、西山会议派；一面利用汪精卫在党内之地位，煽动对革命缺乏认识之国民党员。所以在武汉之中央委员、国府委员，不是共党分子，便是共党之同路人。有的虽明知鲍罗廷之阴谋，但是在当时之政治形势下，噤若寒蝉，鲍罗廷遂更畅所欲为，共产党益发向各阶层渗透。十五年十一月，革命军占领南昌后，蒋公与中常委员张静江等密商，原议定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由广州迁至汉口。因武汉方而受鲍罗廷控制，乃决议迁来南昌，而徐谦、邓演达等纷纷反对，甚至公开宣称如果中央政府与中央党部迁至南昌，他们将另在武汉设立中央政府。蒋公为了息事宁人，搁置了将国府迁至南昌之意见，改在武昌开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议定汉口为首都，迁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至汉口。鲍罗廷于是更能施展其“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阴谋。
共产党利用中共政府中与群众易于接近之组织，如农民部、组织部、青年部、妇女部等，积极参加并把持发展其组织，经常挑拨农民为了要求减租反对地主；挑拨工人为了要求加工资反对厂主；挑拨店员反对店主；挑拨学生反对教员。整个社会为之不安，社会秩序为之大乱，所以当时之情形是共产党发展至某一处，某一处便随之发生学潮、工潮、农民暴动。有人批评国民觉只掌握住悬虚的职位，如中央之院长、部长、地方之省主席等。所谓悬，因其地位高；所谓虚，因其缺乏基层。共产党所掌握的全是社会之中下层。所以后来的情形发展为：革命军拼命与军阀作战，而共产党轻易便控制革命军之后方。
在军队中，共产党势力也很大。党代表几乎全是共产分子。凡作战计划、人事命令、帐目报销，都须经党代表盖章副署才生效。北伐初期，八个军之党代表中如周恩来、李富春、林祖涵等人，全是资深的共产党员。其他如师、团、营、连中之党代表也为共党所把持。此外，总政治主任是邓演达，副主任是郭沫若。政工人员在部队中，无不宣传世界革命、唯物史观。若有人读三民主义，便被队为是右派、落伍分子、反动分子。
清党以后，军队中之共党分子纷纷逃走，但是党代表之制度还是存在。其实兵贵神速，若领导二元化便难于指挥。俗话说：“成于一，败于二三。”其理便在于此。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红军盛行党代表制度，铁木辛哥元帅认为此制度妨碍指挥作战，力主废除。后来红军军事失败，斯大林认为其原因便在于废除党代表制度所致，又恢复该制度，但是仍然无法挽救红军之颓势。朱可夫将军做统帅时代深知党代表制度不利于军队指挥之统一性，于是以红军官兵已认识马克恩列宁主义，勿须有党代表，再度废除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制度是最落后之制度，红军十月革命后，所以施行这种制度，主要因为无法控制白军之思想。但是军事是瞬息万变之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何能让二人共同负责?党代表、以及军中之共党织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便是共党破坏革命军组织与纪律之两大武器。
军队既为共产党所渗透，其下一步之目的，便在于蒋公之去留。当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会议在武昌举行时，鲍罗廷利用多数左倾之票数，改组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为委员制，各级委员五人，撤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之机构，改由军事委员会指挥革命军。军委会也是委员制，设委员九人，党政提名五人，军方提名四人。因而共产党借党政之代表，便可插足军事之最高决策机构。此外又扶植唐生智反蒋，目的不外压迫蒋公他去。“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只要蒋公下野，三军无统帅无主，共党之阴谋便可以得逞。列宁临终时，向左右亲信主人员说：“委员制是使政治混乱的制度，要想某部门弄坏则用委员制。”鲍罗廷的目的在求中国政局动荡以便混水摸鱼，所以在国民党内部，尽力推行委员制。
2．南京会议
革命军占领南京之后，十六年四月八日，蒋公至南京召开会议，根据总理曾经说过南京是可以建设为首都诸地方之一(其他地方如武汉、北平、西安、兰州等)，建议定都南京，欢迎武汉之中央委员至南京共赴国难，并有专电致汪精卫。四月十二日，上海清党后，各地紧随清党。武汉军民因受各地之影响，渐渐觉悟共党祸国之阴谋，故有夏斗寅兵迫武昌，许克祥起义长沙(所谓马日事变)。夏许两部虽为亲共部队叶挺所击败，但是对武汉政府未尝不是一大刺激。汪精卫见全国趋势所向，也开始分共(不敢用清共二字)。嗣后，鲍罗廷由西北回国，加仑将军因我之保证，经上海回国。
加仑将军原名布鲁歇，为俄国白军之将军，后投效红军。曾受高等教育，待人和善，学问渊博。他因为是革命军军事总顾问，我是总司令部幕僚长，两人经常接触，所以我知之甚深。平日行军，他素不坐轿，好骑马；我从小即有骑马之嗜好，人马总是形影不离。每次作战，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加仑将军必定提出数个方案以供参考，其胸怀甚为宽大，无论是否采纳，全不在意。大体上言，自北伐以来，加仑将军与我们相处非常融洽，蒋公待之殊厚。他回国后，一度任苏联远东军司令，后因军事机密为日本间谍所窃，被斯大林治以死罪。蒋公接得驻苏大使杨杰之报告，想保其性命，乘孙科因外交问题以特使身份赴苏时，嘱其转达斯大林，请派加仑将军至中国做他的私人顾问。斯大林告诉孙，加仑己被枪决。
我们当时最接近之敌人，在江北有孙传芳，在皖北有张宗昌、褚玉璞。孙号称有十一个师一个混成旅，总数约五万人；张宗昌之直鲁军号称十一个军、两个师、一个旅；褚玉璞号称四个师，五个旅，张褚之军队虽多数只有番号，但合计不会少于十万人。是时，奉军已入关，对我们也是一大威胁。在第二路军渡江北伐之前，蒋总司令曾有一计划准备分四路北伐：
第一路；以已渡江北上在津浦路作战之原江右军程潜、鲁涤平等部为第一路军，沿铁路北进。
第二路：以已在皖北之原江左军李宗仁、陈调元等部为第二路军，由皖北指向陇海路西段包围徐州。
第三路：以武汉唐生智及刘佐龙部为第三路军，由旧京汉路北上。
第四路；以何应钦所率之原东路军部队为第四路军，由镇江渡江攻淮阴直出海州、陇海路东段。
这个计划还未实现，而宁汉两方即告破裂。预定之第三路军唐生智等部，已成同舟之敌，第一路军之程潜、鲁涤平两部，也放弃前进计划而投向武汉。李宗仁、陈调元之第二路军受其影响，不得已退保芜湖、大通。何将军之第四路军也因局势改变，将占领扬州之部队撤至江南。唐生智一面勾结奉军，一面与孙传芳互通声息，目的在谋南京。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蒋总司令有电报给我们三位总指挥说：“……唐孟潇托杨丙与奉方妥协似有头绪，故奉方拟移河南部队来津浦路助张诸攻宁。此息甚确，情势严重，各方已有协以谋我之势。如我不能将孙张两逆于最短期间肃清，则以后更难应付。务望督促前敌将士共赴同仇。……”龙潭之役后，我们于孙部中也查获孙唐勾结之证据。孙之作战命令中有云友军唐某所部已到达某线云云。
3．三路北伐
四路北伐之计划虽因唐生智与程潜之变节受挫，但是革命事业绝不因此受阻。蒋总司令决定继续北伐，改战斗序列为三路：
第一路总指挥何敬之将军，下辖第一军、第十八军(由杨杰第六军编)，第十四军(赖世璜)、第十七军(曹万顺)、第二十六军(周凤歧)、第十军(王天培)及第三十一军(李明扬)。
第二路总指挥蒋总司令自兼由我代理，前敌总指挥陈调元，下辖三十三军(柏文蔚)、三十七军(陈调元)、二十七军(夏斗寅)，新编第十军以及暂编第十一军。
第三路总指挥李德邻，下辖第七军(夏威)，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由刘佐龙之第十五军改编)、四十军(毛炳文，由湘军第一师贺耀祖部扩编)，以及叶开鑫之四十四军。
第一路军由镇江、扬州，沿运河向宝应、淮阴压迫孙传芳部，孙部节节后退。第一路占领涟水、海州、茗县等地。
第二路分三个纵队渡江。第一纵队指挥官贺耀祖率领第四十军由南京之大胜关渡江至津浦路西侧之汤泉、乌江镇、【氵+降】县等地，向张宗昌进击。第二纵队指挥官杨杰率领第一军之第一、第三两师及第六军(欠第十九师)由乌江镇戒守在涂县，与第一纵队合师后占领八张岭。第三纵队指挥官陈调元率领第三十七军，出东西梁山，经和县移向津浦路。
第三路军由皖北，经蚌埠、宿县等地指向徐州。
我指挥第二路军攻郯城、红花埠、宁宜等地。宁宜城坚，由方永昌防守。方发誓与城同存亡，城内屯粮丰富并准备各种燃料以防我军偷城。时逢雨季，攻城益发艰苦，我调三十七军之野炮队前来参战，因道路泥泞，马队无法运炮，特征集附近农家之水牛，经千辛万苦，才将野炮运至宁宜城附近。原定计划希望用炮轰崩宁宜城一角，无奈后援不继，炮弹缺乏以致不能达成。正当我苦攻不下之际，奉蒋总司令电报，要我留少许部队监视宁宜，其余回师，会攻徐州。我行近八义集即与敌接触，敌人蜂拥而来，而徐州城又不闻枪炮声。当时之可能有二：第一，我军已入徐州，但是敌人不应该愈打愈多；第二，我军可能已撤退，但是总司令部并未有命令给我。我军虽然时时破毁敌方运兵之列车，然而敌人援兵还是不绝于途。如此相持两天，第三日，第二路参谋长系上海市长张定璠转来总部撤退命令。徐州撤退之最大原因，便是李德邻先生指挥之第七军为了予防唐生智，止于芜湖、安庆不能前到。我既奉命，开始撤退。为了节约时间，我不顾白昼撤退之危险性，令部队沿运河两岸往南退。陈调元部队原是后卫部队，因被敌方骑兵冲断，不能及时赶至八义集，但是杨杰之部队还未通过，如我先杨杰而去，杨很可能被敌军包围。我于是统率数百广西籍之卫队，担任后卫任务，待杨部到达，占领阵地，我才离去。部队路经骆马湖、宿迁等地，遇土匪骚扰，我命令部队，只要无人员伤亡，勿予理会，因为我们须兼程赶回江南，不然，随时有被敌人截击之危险。
第二路军撤回江南，第一路军也相继沿运河向江南撤。第一路军在江北浦口以北、和县一带曾留守一短时期，后因蒋先生下野，我们为保存实力以待第二次渡江，所以决定将第一路军完全撤回长江以南防守。
蒋总司令下野后，张学良派代表与张宗昌会晤：愿助其打南京。孙传芳又得唐生智之支持，所以敢发动龙潭战役。
(二)龙潭战役
1．蒋介石下野
第一次渡江北伐，因徐州之役受挫后，各军实力略损，士气尤为消沉。高邮，宝应一带敌人，逐渐向南京压迫而来，武汉方面又内忧不已。蒋总司令见党国危机四伏，为促使本党同志觉悟，北伐大业不坠，在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辞去总司令职务，避开武汉攻击之目标，回到浙江奉化。他临去之前，召集我们三位总司令谈话(我已为第二路总指挥)，说明他必须离去之苦衷，望我们本同舟共济之心，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我们三人虽然挽留他，也不能改变他的去志。蒋先生下野后，军事上之遣调悉由军委会处理，实际上军委会由我们三人负责，一切命令由我们副署发布。当时军委会通令各军：“此次蒋总司令辞职，中央已议决挽留，在蒋总司令未回任以前，一切军政军令即由本委员会负责处理，各部队仍隶本委员会统一指挥，应努力革命工作，胜利终属吾党，此后无论何部调遣悉听本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移动”，同时还下达一道防守命令：
第一，南浸之敌人，孙传芳所部之先头部队，于津浦路方面已到达浦口，于运河方面已逾宝应。西侵之敌人为张宗昌之部队，与国民党革命军鹿钟麟之步兵及郑大章之骑兵在砀山、钜野等处接触。
第二，我军为得时间之余裕，以便联合革命军全体势力及西北军北方军一致出师，大举北伐起见，拟暂利用长江天堑扼要防守。
第三，防御部署：
第一路军担任乌龙山(不含)以东长江下游一带之防务。
第二路军除以第三十三军担任合肥六安间之防务外，其余名军应担任东西梁山(不含)以西长江上游之防务，但第三十七军应位置于芜湖。
第三路军，应担任乌龙山以西，东西梁山以东(均含该地)长江中段之防务，著以第四十军先位置于含山、和县，然后向当涂采石镇移动。第四十四军位置于慈湖镇及铜井镇等处扼要防守。
海军除以主力任南京江阴间之警戒外，应各以一部游弋长江上下游严密警戒。航空队侦察长江以北之敌情为主。
2．龙潭战事爆发
以上之防御区分，系以第二路军位置皖省以应付皖北之敌人，并对长江上游警戒；而以第三路军位于南京附近，应付津浦方面之敌人，以第一路军位于京沪一带以应付运河方面之敌人。所以，与龙潭之役最有关连的是一、三两路军，但是我因为赶上海筹款，回程中行至无锡车站接镇江十四师卫师长立煌电话，始知龙潭战事爆发。我就近指挥第一路军在杭州淞沪整顿之部队。何将军则指挥第七、十七两军及第一军之二十一师，二十二师、警备师，当时京沪有线电报电话已断，我与何将军毫无联系，但是大家在战略上仍然配合一致，形成夹攻，这完全是精神协同之故。第三路军主要防守长江以南之地，其防御配备：
四十军担任慈湖镇(不含)至大信镇之线。
四十四军担任江宁镇(不含)至慈湖镇之线。
十九军担任由新河镇西南端二道桥(不含)至江宁镇之线。
第七军第二、三两师担任由乌龙山炮台至新河镇西南端二道桥之线警戒。第一师位置于雨花台附近，各独立团位置于南京城内。
第一路军何将军根据军委会之指示，再区分其部队之防御配备如下：
第一路军担任沪宁间由乌龙山至吴淞一带之防务，拟暂取攻势防御，沿长江配备警戒，而以主力位置丹阳附近待机出击。
以上是我方之部署。敌人之情势又如何?孙传芳之军队由运河两岸向镇江南京压迫，张宗昌、褚玉璞主力向徐州以西。直鲁军铁甲车队沿津浦路向浦口，唐生智、张发奎之部队也循江而下，图谋南京。何键之江左军至安庆时，被唐任命为皖省主席，刘兴之江右军至芜湖时，被任命为江苏省主席。张发奎兵发之后，行至九江，汪精卫见国内政治环境复杂，策动张改道回广东，谋取根据地。张于是由南浔路而下，取道韶关回广东。张部抵南昌时，贺龙、叶挺叛变。贺、叶率领二万人，经赣南窜回广东潮梅，想占领海口，以便接受苏联军援。张部即回广东，南京之压力稍为减轻。
蒋公下野，除了三军无主，军饷也是一大问题。因广东短时接济不上，财政部向上海银行界借大洋二百万，当时上海之银行以交通、中国两银行最大；但是这两家银行不愿大量借钱给政府。他们又在租界内，财政部对之莫可奈何。何、李两将军嘱我至上海代财政部长向银行界交涉。他们所以要我去，是因为过去凡当上海警备司令，只要不认真查禁烟、睹，就有奸商按月送相当贿赂分给驻沪的陆海军，但是我负责上海警备时，不许陆军接受贿赂，不许军队中霸王船，不许部队利用商船携带私货，尤其清党之役，将上海共党清除，上海之商人对我很感激。我任东前总指挥时，在衢州军饷一时不能拨到，我与衢州商会商量，用我的官章发行五十万大洋票。后来我接到军饷，立刻不折不扣将军票贩回，所以上海之商界对我的印象很好。我到上海，上海人心惶惶，多数人家准备五色旗欢迎孙传芳，但是上海之银行团经我再三交涉，还是借了六十万元。
交涉完毕后，我由上海回南京(八月二十五日)，行至无锡车站，据报告前行之快车因铁道被孙传芳部队破坏，全车倾复。我心想一定是敌人有计划破坏铁路，为了安全，我令铁甲车先行保护，行至牛镇，铁甲车又翻了，我知事态严重，打电话至镇江问卫立煌。卫告诉我，孙传芳已占领龙潭，敌军正由金山、焦山乘船渡江，刻正堵击中，要我迅速调兵援助。当时与我同车的人只有胡宗铎，宋子文(政府请他至南京主持财政部)，以及数百卫队，通南京之有线电话已被破坏，无线电器材因笨重倔劣无比，我们随身又未携带，如果打电话到上海，要用无线电转南京。我在无锡车站就地取材用车站电话指挥沪杭一带第一路军之第二、三师，及十四军。我当时兼通信兵、补给司令、指挥官，如此不休不眠之生活经过六天六夜，指挥第一路军之部队参加该战役。
3．龙潭战役的激烈经过
孙传芳部队向镇江方面渡江的是佯渡部队，主渡河点是大河口、划子口。孙之主力曾占领乌龙山炮台、青龙山、黄龙上及南京城郊之尧化门外、龙潭车站、水泥厂。龙潭之役以黄龙山之战事最激烈，其他地方也是几得几失。
长江天险，孙部能安然渡江与海军之嗳昧态度有关。我接获密报，得知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态度不明，乃由无锡打电话给杨，先之敌人已占领龙潭，要他开出舰队守住渡口，切断敌人之后援，敌军炮兵因见我舰队开炮，彼亦炮击我兵舰。适有英舰经过江中忽被炮击，英舰不知是何方发炮，为泄忿计，乃猛烈地炮击黄龙山，敌军阵地多半被毁；我第七军才能乘势冲上黄龙山。龙潭之役的第六日(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刘峙、卫立煌占领士敏土厂。我在该处遇到何将军，两人相见，亲切逾常，一则因为内心激动无比，二则大家预料战争必定胜利，心情愉快万分。我与何将军虽然在数日内未完全联系，但是两人攻击敌人之部署，恰巧是腹背夹攻。所以后来何将军每谈到龙潭之役，认为完全是精神协同，才获得了胜利。
龙潭之役，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之战略、战术，只是尽量抽调后来之兵使之开赴前线拼命，全是打硬仗，所凭借的又是士气而已。譬如我在镇江时，刘峙虽撞车受伤，还是与何竟武到前方指挥作战。当时很多败兵从前线退下来，我带百余卫队前往夏蜀山押阵督战，途中与自前线退下之五十八独立团相遇，团长是桂永清。我告之夏蜀山地势重要，要他重回去坚守阵地，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桂永清。后来桂做了参谋总长，还与我谈起此事。
孙传芳渡江之前，曾有万全之准备，他在江北利用密布如网之运河支流，操演船只。孙传芳认为过去在福建，江西、浙江之挫折，悉因缺乏破鉴沉舟之决心，所以龙潭之役他不但亲至水泥厂督战，凡运兵完毕之船只一律调回长江北岸由大刀队看管，颇有济河楚舟背水一战之壮志。因此龙潭之役后，孙本人固然逃回江北，其部属几全被俘虏，不过孙部被俘之高级干部，于押运至南京途中，被逃脱者不少。
龙潭之役前，我方曾接获敌人准备渡江之情报。我方当时之策略是采取后退配备，第一线沿江布置少许部队，主力控制后方机动地点，若敌人果然敢渡江，准备半渡而击之。不过海军初期之态度，确出乎我们预料之外，以致孙部能迅速渡江。
总观龙潭之战，孙传芳利用了最有利之时机，蒋先生下野，唐生智有二心；革命军徐州受挫。他选择大河口、划子口等地渡江也是最有利之地点。划子口对岸便是栖霞山，乌龙山炮台。占领该等山地，一则可以掩护登陆部队，二则可以威胁南京。南京一旦被占，革命军之政治力量将被瓦解。而且京沪铁路以东之地区，田坎皆为南北方向，登陆部队即可用作天然进攻之掩体。
龙潭之役，孙传芳既得绝好之机会，何以会失败呢?孙之失败不是指挥错误，也不是战斗力不强，主要原因有三：
①参加龙潭之役之革命军以一、七两军为主。一、七两军部是国民革命军之主力，对三民主义有信仰，有信仰便有力量。
②我由沪回宁，在无锡指挥第一路军，与何将军无形中造成夹攻形势。
③孙部渡江后，渡口被革命军所抄袭，后援不继，加以海军态度明朗，孙部之补给可说完全断绝。反之沪宁之间补给方便。双方经六昼夜之苦战，有无补给自然成为决定胜负之重要因素。
是役，双方死亡很重，我与何将军在士敏土厂会师后，肃清残敌，清理战场。当时敌我双方真是尸体遍野，骸骨盈野。我们发动士敏土厂工人及红十字会收尸，结果收不胜收。据说半年之内，火车经过龙潭，尸臭仍然逼人。抗战胜利还都后，三十六年我在国防部长任内为纪念龙潭战役之阵亡将士，特令本部工兵署副署长黄显灏设计建筑会师亭于龙潭之山上，并为文以记其事，刻石以志念。落成以后，还请何上将约同当年参与龙潭战役之将领到会师亭向烈士默哀致敬。
回忆龙潭战事结束后，我们打电报至奉化向蒋公报告战事之经过。蒋公甚为嘉勉。行政院长谭组庵先生当时因奔走宁汉之间的和平，也在南京，他设宴慰劳作战之将领，席间亲笔写一副对联送给我，云：
“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
龙潭之役在北伐大业中是最重要一仗，因为胜利了才能西征消灭唐生智之反动力量，才能迁都南京，稳定国内政治局面，促使徘徊观望之友军加入革命行列——如阎锡山之北方军在龙潭战役前便与革命军有联络，但畏于奉军迟迟不敢明白表示态度。龙潭战役之胜利对奉军是一大威胁。阎鉴于革命之趋势，很快便附和了革命军。如果龙潭之役失败，不但江、浙、闽、赣、皖五省重归孙传芳，唐生智之势力一定高涨，其他抱游离态度之友军，更远离革命军。如此，革命军能否再回广东重整旗鼓，便是一大问题。所以说龙潭之役是北伐大业成败极大之关键。
第七章 西征讨唐
西征是北伐期间不幸之事，是革命陈营受其党之挑拨而自行分裂之结果。西征之前，自北伐誓师以至龙潭之役，革命军之进展异常神速，两广、湘、赣、闽、江、浙、皖等省都在短期内为革命军所占领。我记出下列革命军发展之几个重要日期，以证明革命军发展之迅速。
一、唐生智野心极大
革命军于十五年七月九日在广州誓师北伐。因有三民主义之号召，蒋总司令之领导，所以民众倾心，三军用命。当时义旗所指，有如拉朽摧枯。七月十一日进驻长沙，安定湖南(实际上誓师之前，革命军已开始支援湖南唐生智部队)。九月一日围攻武昌，六日占领汉阳，七日克汉口，十月十日下武昌，直趋武胜关，湖北因而底定。十一月七日占南昌，*十二月九日入福州。这不过是半年之内之事。十六年二月十八日攻占杭州，三月二十二日占领上海，二十三日克复南京。**所以出师以来未及一年，平定两湖、闽、赣、皖、浙、以及江苏局部，其进展之速度不可谓不惊人。龙潭战役之后，革命军本可乘胜逐北，西联冯玉祥，北联阎锡山，会师北平，讨伐张作霖，平定东北，如此北伐大业一定可以提前完成。不幸在此期间，唐生智叛变，革命军不得不分兵西征。
*应十一月八日占南昌。
**应三月二十四四日克复南京。
唐生智之野心甚大，政治欲望很高，加以鲍罗廷、汪精卫之煽动，其气焰更是不可一世，想以武汉为根据地与蒋总司令分庭抗礼。唐一面派代表杨丙至奉天与张作霖商谈合作，因张学良也曾在蚌埠会晤张宗昌、褚玉璞，准备会攻南京，阎锡山与冯玉祥则由奉军监视，所以唐生智敢自豫东撒下第八、三十五、三十六等军东犯长江下游。这是杨宇霆之私人代表亲向我们说的。唐另一面派蒋百里至徐州见孙传芳，孙也派代表至汉口与唐会谈。唐这种叛逆革命军行为，我们在龙潭之役于孙之部队中，也获得有力之证据。唐反复无常之态度固然导致革命军徐州之役的失败，导致龙潭战役之爆发，也因为有龙潭之役，我们才得消灭孙传芳之主力。
龙潭战役爆发时，唐生智派何键率第三十五军主力盘踞安庆，一部分驻合肥、和县；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率主力盘踞芜湖附近，一部分进至大通，唐军每至一地则撒当地之行政首长，安置自己之心腹。当时唐发表何键为安徽省主席，刘兴为江苏省主席。我们为避免腹背两面作战，尽量不与唐部发生冲突。
龙潭战役之后，一般情况如下：唐部在皖北；张发奎之第四路军回广东；冯玉祥与奉军及直鲁军在豫皖边界相持；阎锡山观望未定；中央为收战后追击效果，铲除心腹之患，一面令何敬之将军统率第一路军二次渡江北伐，一面决定下讨伐令西征唐生智。
二、西征军之战斗序列
西征军总指挥程潜，副总指挥李宗仁。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宗仁兼，下辖第七、十九、三十、三十七等军，分布在长江北岸，第四路军总指挥程潜兼，下辖第六、十三、四十四等军，分布在长江南岸；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下辖第三、第九等军，分布在赣西北之修水、铜鼓，萍乡等地；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下辖方鼎英、李福林、黄绍竑、范石生诸军，在广东之韶关，广西之全州一带；鄂西有第九方面军鲁涤平之第二军，李【上焱下木】之新编四十三军，方振武第九方面军总指挥则驻在襄阳；豫南有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统率豫军各部队；此外，海军第一舰队(江防舰队)司令陈绍宽率领大小各型舰艇，空军司令张静愚统领航空第一队，航空第二队，水上飞机队，皆参加西征之战斗序列。
以上之战斗序列，或有人怀疑，以程潜一向立场何以委他为西征军总指挥?龙潭战役爆发前，程中第六军之共党分子的阴谋，确曾脱离革命军投向武汉方面。但是清党后，程察觉国内革命之趋势，加以龙潭之胜利，程于是又重回革命军之阵营。程是三湘人士，而唐生智之根据地又在两湖，所以军事委员会任命程为西征军总指挥。
当时，唐生智号称百团，如一团以一千五百人计，也有十五万人。其实可供指挥的，只有第八、三十五、三十六及湖北省防务军，余皆乌合之众，临时拼凑而成，战斗实力不大。所以敌我比较，我方势力优厚得多。唐师出无名，精神上不能号召军民。两湖又被革命军包围，完全处在内线作战之劣势。所以其失败乃是势所必然。
龙潭战役后，唐生智知道革命军对他一定有所行动，而且孙传芳之力量被消灭，唐在军事上所受之压力愈来愈重，遂自芜湖、安庆等地撤退至皖鄂边界。唐之策略是在罗田、黄梅、广济，田家镇、武穴等地陈兵防守，意图革命军追入鄂境，则个别击破；在鄂西对付鲁涤平则采取攻势，调第八军吴尚之第二师，熊震之独立第一师，程汝怀之鄂省第一师袭击鲁军。对鲁涤平不在鄂西，部队由张辉赞代理军长，张派三师久守荆门，唐部屡攻不下。俟方振武之二师援兵抵达荆门，唐军不支而败。革命军第三路军占领安庆时得知唐部撤往鄂东，准备集中部队调至长沙、北岸与三路军一战。于是三路军调第三十七、四十四两军为总预备队，由胡宗铎之第十九军居右翼，李总指挥德邻自己率领第七军居中央，左翼由叶开鑫之四十四军防守。陈调元之炮兵队也调至中央归第七军指挥。炮兵队与总予备队尚未参战，唐部便在宿松、太湖遭遇失败而退守罗田、广济之线。唐之三十五军首先在桐城被三路军之第十九军击溃，退至广济时已毫无斗志，三十六军在田家镇虽然凭险防守，经三日之激战，也被四十四军打败。三十五与三十六两军是唐之精锐，既先后溃败，其他部队不得不退却。四路军因长江南岸敌人较少，战事不多，故调二军兵力至北岸援助三路军，自己仅留第六与十三两军防守。
三、唐生智下野出国
朱培德之第五路军原定出修水、铜鼓向岳州、通城、武长铁路推进，来及出江西，唐部便被解决。第八路军原已向衡阳、永州推进，后因广州之张(发奎)黄(琪翔)事变，乃撤回以解决此内部问题，与第四军在东江潭下相遇，发生激战，双方损失甚重，第四军之许志锐师长也在是役阵亡。后来张发奎因军事失利而下野，将部队交缪培南指挥。缪率部逃入江西，后为中央所收编。唐生智因广济、武穴之军事失败，在汉口召集高级将领开会，提出三条意见：
1．用全力打通河南，与奉张联络再行反攻；
2．集中兵力死守武汉；
3．个人下野，保存实力以便将来再起。
结果第三条为多数所同意，唐生智不得已，于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通电下野，并以巨金买日本轮东驶出国，所部由李品仙指挥，分别向鄂西、岳州撤退，至是盘踞武汉之唐生智军全部肃清。
以上所说全是陆军之行动。但是在西征战役中，海空军之帮助很大。海军虽是江防舰队，船只不多，然而发挥力量，一可以掩护登陆，二可以截击敌人渡江，沿江扰乱敌人之阵线。海军之行动经常较陆军为先，每当陆军出击敌人之前，海军或绕至敌后破坏敌方之补给线，或敌前摧毁敌方之阵地。因为我们无线电不灵，有线电架设不容易，海军常担任通讯工作。如占领安庆后，我们特在安庆留军舰一艘以作传达命令之用。此外，海军输送粮饷军械之功也不小。如果没有海军之协助，唐生智之海军力量虽然不大(如决川号等)，对我方军事亦是一大威胁。
西征之役得空军之助不少。北伐期间空军力量虽然不大，作战力很弱，既不能盲目飞行，装备又非常简陋。尤其在容共期间，红军之飞机极难于指挥。清党之后，我们曾向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处订购水陆各型飞机，虽然指挥听命，因为数量太少，只能作侦察敌情，传达情报之用，是陆军极好之耳目，偶尔也能收扰乱敌人之效果。当时国内除革命军之外，只是奉张有飞机，但是我机从未与之发生过空战。
西征之军事大体可分为二阶段：进攻武汉，肃清湖北由程、李两位总指挥负责；底定三湘由我负责。我当时仍然是二路军之总指挥。唐军退回湖南后，李品仙、何键、刘兴曾联名打电报至汉口，要求和平解决，并派代表至汉口商谈。正当和平有望之际，不幸十一月十七日广州发生张黄军变。李、何等人以为中央又多一敌人，兵力一定分散；而第八路军因亟待解决内部问题，又撤回指向永州、衡阳之部队；加以党内左派人士如汪精卫之煽动，于是认为有机可乘，改变求和之初衷，暗中积极部署。中央见此非用军事解决不可，不然终成肘腋之患。十七年一月初，我奉军委会之命至汉口主持征湘计划。当时，敌人之力量计李品仙、何键、刘兴、廖磊，熊震、周荣光、罗震等部约三十三团，驻在湘鄂边境之岳州、湘西一带，归李品仙指挥。其余门炳岳、危宿钟、何宣、戴斗垣、周斓、陈汉章等部约十七团，驻在常德一带由叶琪指挥，有采取中立态度之模样。敌人之主力位于平江附近，一部沿汩罗江南岸配置，左翼依托于洞庭湖，其计划是等我军进至相当地点后，即由右翼转取攻势以压迫我军至汩罗江畔，会合原驻防于汩罗江岸之力量夹击我军。
后来根据探报，得知敌人之部署是以李品仙之第八军，及独立第一师位置于白雨湖，花园沙【土+叚】一带，以第三十六军及第十七军位于张家碑、澄潭，鲁肃山至横【木+差】一带，另以第三十五军为江北军经藕池口进攻新堤。程总指挥为了应付敌人之军事行动，在我未至汉口主持攻湘军事前，曾部署如下：
1．以第三路军沿长江两岸前进，集中新堤准备向临湘及岳阳进攻；
2．以第四路军沿武长铁路两侧前进，集中蒲圻荣阳由羊楼司、通城，截断长岳，进攻湘阴，长沙；
3．以第五路军集中钢鼓、萍乡准备向浏阳，醴陵进攻，威胁长沙侧背；
4．以第四十三军李【上焱下木】部队集中石首、公安准备向常德前进，截断敌退湘西之路，并乘机进攻长沙。
我到汉口后，深感第三路是西征军之主力，不应陷在长江两岸敌人力量薄弱之地，即与程总指挥商定变更部署以第三路军使用于通城、平江方面进攻金井、长沙。这项部署的改变，与以后之军事发展有密切之关系。
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我方正面各军开始攻击岳州；二十一日全线实行总攻击。我军之主力由通城出平江，压迫敌军于汩罗江畔，意图一鼓歼灭敌人。
在此以前，各部队已开始行动，一月十二门第四路之四十四军，驻在乌口附近；第六军于新店镇羊楼司附近；第十三军于羊楼司大河坪市附近；第三路之第七军，第十九军于通城附近，全部集小完毕，向目标前进。海军也炮击岳州，空军出动担任侦察任务。前线之敌人，因士气不振，于一月十七日放弃城陵矶、岳州向汩罗江溃退。
四、为将之道，决心而已
稍后，程总指挥到达岳州，我也到了通城，准备指挥全线于二十一日拂晓攻击，不意二十日晓右翼叶开鑫之四十四军忽然叛变，由黄沙街向左翼第六军之侧背猛烈袭击。第六军猝不及防，损失很大，而对面之敌人座磊，与刘兴之部队又乘机渡至北岸，情况十分危急。此时程总指挥已退回武昌，他打电报给我，说是第六军损失惨重，要我退守蒲(圻)通(城)再图挽救。
但是当时之情形：叶开鑫已叛变，敌人廖磊、刘兴之部队已开始渡江，而我们之计划是二十一日拂晓才发动总攻击。如果遵照程总指挥之命令退却，可能全面溃退，观望之友军将变为敌人。所幸第三路军因部署变动，第七，十九两军被调至汩罗江北岸，未受四十四军叛变之波及，我乃召集夏威、胡宗铎二位军长，告以程总指挥之意思，并表示我决心继续渡江。第十四军军长陈嘉佑因与第六军为邻，所以也知道程给我之退却电报，我原是不想让他知道的。我回电给程，请他坚守武汉，其他地区必要时，任其放弃，而我将照原计划而行。二十一日拂晓，第七、十九两军由汩罗河涉水渡江成功。我军渡江时，与李品仙之部队相遇在江边发生激战，李部大败。第七军乘胜逐北至金井(李之总部所在地)、长沙。李部既败，刘兴、廖磊已渡至江北之部队也被我军切断，缺乏后援而失败。这一仗无战术可言，主要是我有决心，三军用命。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事，往往胜负便决定在转瞬一念之间。昔桂永清任驻德武官时，因仰慕兴登堡之参谋长鲁敦道夫之名，多方托人介绍，望能趋前求教。后如愿以偿，桂请教为将之道，鲁敦道夫沉吟片刻答道“决心!”桂再问是否尚有其他，鲁不答而言其他。后来桂奉召回国，因嫌鲁敦道夫之解释过于简约，临行请求再晤见一次，鲁仍然答复为将之道“决心”二字而已。这是桂回国后亲自告诉我的。我想西征之所以胜利，“决心”二字最为重要。
这一仗之后，李品仙等之部队纷纷往湘西逃去。湘西李【上焱下木】之部队虽向常德而来，但毫无战斗意志。我们在长沙按照追击计划进行，我由湘潭至宝庆。当时蒋总司令已复职(十七年一月五日)，连续打电报给我，要我尽快结束西征，率兵北上参加北伐。是时，冯玉祥与阎锡山在平汉平绥线与奉军对峙，奉军因阎之态度不明，恐其骚扰后路，不敢长驱直入。阎一面因受奉军强大力量之压迫；一面因冯王祥撤退，右翼完全暴露，再三向蒋总司令求援，说是他有四百门以上之重炮在平型关、娘子关以外，如不及早援助，将会全部损失，所以蒋总司令一再催我北上，甚至指示如果部队不及运输，要我先至北方，安定军心。冯阎的代表，也纷纷南来望我早日成行。我于是派张参议震欧为代表，由宝庆至叙浦追踪李品仙，盼地们就地停止逃逸，接受收编，即日结束战争。我们打了胜仗，而居然向敌人请和，这是北伐战史中一大笑话，但是实际情形非如此不可。因我与李品仙、廖磊、叶琪等人因是同学同乡，一见如故，而且彼此之间本来无所芥蒂，只是在唐生智之指挥下不得不对我们作战耳。李等欣然接受我们之接见，分别改编为三个军(李品仙是第八军，叶琪是十二军，廖磊是三十六军)由百余列车装载，浩浩荡荡经粤汉路转平汉路北上。我遂遵照蒋总司令之意旨，先行北上。
西征时，还有儿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我们占领武汉，湖北省没有省政府，执行全省行政的是政务委员会。因为原来湖北之亲共政府，受共产党之控制，一切都改委员制，行政效率很低。社会中因为农、工、商、学经常闹风潮，显得很混乱。湖南受共党的影响较小，还是有省政府，主席原由唐生智兼，唐下野后，改山周斓代。
西征之前，我和李德邻将军在南京便商定好，克服武汉后，湖北省主席一职，由张知本先生担任，一则张原是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之一，专负责民政；二则他的道德学问皆是为众人之模范。当时除张之外，湖北人当中胡宗铎也是一位人才，他打仗打得好，我们不愿他去任行政工作而埋没了他的军事才能，而且占领湖北后，清乡也是一重要工作。所以在南京时，我们便内定向中央保荐张知本为省主席，胡宗铎为清乡督办。张、胡二位配合得很好，一年之内，不但地方安定，税收也大增加，据说张移交时剩余二千万元。由此可见，共党盘踞地方，完全是鱼肉之乡，他们掌握武汉多年，结果湖北是民不聊生，而我们只做了一年，便有良好的结果。
第二件：西征军胜利后，我回到长沙，正准备收编部队北上，六弟崇祜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张难先发表他为武汉统税局局长，我事先毫不知悉，他就职后写信告诉我。当时我听说很多亲友因六弟就了新职，纷纷由桂林赶到武汉谋职，我很担忧。因为第一点，六弟自三岁时过继给老业公【子+兑】叔，我的【子+兑】婶得肺痨病，他从小便亦染上肺疾。他曾在桂林师范学校毕业，黄绍竑当广西省主席时委他做过广西梧州中关税务局长，但肺病一直未痊愈。武汉税务局业务繁重，他的身体一定难以支持。第二点，武汉税局的业务很广，又是富有的机构，亲友到武汉求职，他不能不安置，如果有了差池，不但他免不了受牵连，就是我也免不了受人评论。我自从参加北伐，每到一处，绝不安排私人，比如占领上海偌大的地方，我未利用一个人做财务或经济职务。我为人如此，当然不愿因胞弟受累，也不愿见他受累。所以我一面写信给张难先谢谢他栽培六弟之盛意，说明六弟身体很差，望他另选贤能；一面写信给崇祜，望他至庐山休息，我愿负担一切费用，结果他去上海休养，未及一年便在上海病故。
第八章 第二次北伐
我奉命北上，路经河南新乡，因冯玉祥驻在该处，特下车拜会冯，不意冯亲率领文武官员在车站欢迎，执礼甚慕，令我非常过意不去。我第一次会见冯是在徐州开会，这是第二次与冯相遇。
我的目的是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阎是日本士官六期学生，在我想象中他一定具有士官学生矫健、精干之精神，因为我所见之士官学生如蔡锷、蒋百里、程潜、赵恒惕等人都是这一类型。敦知我见了阎，全不是想象中之人物，他身穿棉衣裤、棉鞋，留两撇小胡子，显得非常衰老，他是五台人，一口方言很难懂，声音又很小。我转达蒋总司令要我北上之意，告诉他我的部队将陆续运到，他非常高兴。他对我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又云：“如果西北军不撤退，我不会着急的。”由此可见冯玉祥完全是不讲信义的人。
不久，第一列车运来了门炳岳的一师人。门部在正定下车，不料戢翼翘的骑兵军已迂回至正定后方，门部一下车便与戢部发生激战。后来奉军之侦察机发现我方之援军有百余列车，才退回关外；因而发生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之事情。*
*第八章到此显然没有完结，但在搜集到的材料中没有找到下文。
第九章 向编遣会议提出军队实边之建议
北伐完成后，全国舆论有裁兵建国、裁兵救国之呼吁。这也是事实上之需要，因为当时全国的军队约有一百五十万人，而国家之总岁牧只有五亿元左右，中央之财政不胜负担，非裁兵不能谈建设。十八年一月，中央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开编造会议。我因奉命率领第四集团军在北平之一部到新疆充实边防，未有参加该会，但是我有一个建议请李济深出名代为提出。因他当时是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绥靖主任，不在四个集团军之内，其地位较为适宜。我的建议因原稿已失，今只能说其大概。这个建议可分案由与实施要点二部：
(一)案由：自民国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滦州会战消灭直鲁军以后，全国可说没有军阀再有抵抗力量，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后，全国完成统一。根据总理之建国大纲，北伐完成应该结束军政时期，开始训政时期。训政时期当以建设人民之心理，使之了解三民主义，建设国家为主。若要维持百万大军，当然没有力量从事政治、经济、文化之建设。要是裁兵，若处置不当，纠纷立起，也不是国家之福，因为，各集团军的部队少则十万八万，多则一、二十万，而且士兵与将领之间经多年相处都有深厚之情感，再以区域关系，而想各将领脱离他们的部队不是容易的事。“裁兵不难裁将难”，自古都是如此。因为有鉴于此，所以我本着良知而有实边之建议。
(二)实施要点：全国分中央、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及东北六大军区。第一军区管辖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北平、西安，郑州等重要地区；宁、青、甘、陕等西北四省属第二军区；察、热、晋三省属第三军区；川、康、滇、藏等西南四省属第四军区；东三省属第五军区；或称为东北军区。各军区所不管辖之地区统统属中央军区。全国之海、空军也为中央军区指挥。我在建议中指出如果中央能制定一种法规，令各军区共同遵守，各军区之编制、人事任命、政治训练、军事教育，如果能够统一，先建立各军区间之互信，然后树立共信，则部队一定可以国家化。我还建议各军区之军需统一，军队不得干涉地方行政，军饷由中央直接发放，不可截留地方税收，废除军以上之方面军，军是战略单位，海军下辖三个师，每师下辖三个团，各军区成立后由军事委员会召集各军区人员成立点验委员会，监督枪械、马匹。如此，中央既不失监督各军区之权，而各军区一定乐于在中央指挥之下从事发展边区。
我在建议中避免用“裁兵”二字，因为我的建议不重在裁兵而重在实边。实施总理之兵工政策是本建改之主要精神所在。边疆地区有许多宝藏，只因为交通不发达未有开发，如果成立军区让各部队从事开发工作，不但解决了国家财政之困难，也安置了北伐期间有功勋之将领；不仅给他们以地位，而付以建设之重任。这个建议我想是可以行得通的，因为今日在台湾的荣民在蒋经国将军领导下从事各项建设，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我的建议案李济深是否提出，提出后是否讨论我不得而知。因为武汉事件发生后，我便匆忙地离开北平回到广西，以后见了李济深也未提过此事。不过，当时我据闻中央有意委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冯、阎因不满中央之措施，编遣会议开幕不久便各回到自己防地了。
至今，我深信北伐之后，中央如使各集团军间之心理教育，先统一起来，划清各军间之职权，在三民主义之旗帜下建立互信、共信，军队一定可以国家化，以后之陇海路战事也不会发生。
第四篇 国共之内战
第十章 中国共产党之产生与发展
一、联俄容共政策
苏俄于十月革命——首都革命——成功后，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情势非常孤立。欧洲诸国出兵攻击，列宁与之几经妥协，诸国才旨撤军。莫斯科政权一面为了解决孤立的情势，一面为了达成其赤化世界之阴谋，遂组织共党第三国际，指挥各国共党。共党第三国际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向各国灌输共产主义。民国九年五月，第三国际派维丁斯基为代表由俄来华。因陈独秀于民国八年已开始宣传阶级斗争，所以维丁斯基来华后，立刻介绍陈独秀至莫斯科参加共产党。陈在俄经短期之训练后，回国与李大钊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之简单经过。
民国十年第三国际职工代表李特诺斯克*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来华指导中共之活动。同年七月一日，陈独秀。李大钊在马林指导之下于上海召开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参加的人数共有十三人。马林指示与会之人士：“中国共产党人数太少，无法组成强大之民众团体，不能公开活动，必须依仗国民党之扶持，在国民党左派卵翼之下从事活动，借国民党之力量发展自己之组织。”这是马林指示中共之伪装策略。民国十一年，中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有三项决议：
*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主编《中国现代史》，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是尼可尔斯基。
1．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为共产国际之中国支部。
2．讨论中共活动之策略与路线。
3．遵照共产国际之命令，中共党员可以个人之资格加入国民党。
根据第一项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国际共党之一分子；根据第三项所以有以后跨党分子之发生。
民国十二年一月十二日第三国际对中共发出中国革命问题之决定：“中国国民党是中华民族革命之唯一大党，因为中国工人独立运动力量非常薄弱，不能成为一强大之社会组织。”根据此一认识，第三国际觉得年轻之中国共党应与国民党合作——但不是合并——，无论在任何场合中，务必打出共产党之旗帜，增加人民对共产党之印象。第三国际为了贯彻国共合作之政策，进而取信国民党，于民国十二年，特别派第三国际中央委员会委员越飞来华晋谒国父，商谈国共合作之问题。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国父与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宣言说：“……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逸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所以同意共产制度与苏维埃制度不能实行于中国，其目的乃在分散国民党之注意力，使共产党易于在国民党内渗透。
民国十二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有一决议，就是特别着重广州国民党统治下之工作，利用国民党之掩护发展农工运动。共产党曾经在上海召开中央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在国民党掩护下如何扩张共党之势力，吸收国民党内之优秀分子，分化国民党等问题。
所以，在上述之各阶段中，我们发现共产党在第三国际支援下第一步设法加入国民党之组织，第二步利用有利之环境传播其思想。因此，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说中共自创建以来，即是苏俄之附庸组织。
民国十三年，国父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主要通过外交上之联俄与内政上之容共与工农等政策。联俄容共政策之决定有其时代之背景。国父因困在广州情势孤立，而英、美、德、法、日等帝国主义之目的者在扶植军阀，延长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与经商等特权，他们最不乐意看见中国之革命成功，所以多方阻挠革命之大业。正当此时，俄国推翻帝制，打倒帝国主义之革命突告成功，列宁并派人到中国表示支持。国父于四面楚歌之际，忽得国外之支援，遂有联俄政策之产生。或有人怀疑联俄政策固有时代之背景，但是中国共产党原是很弱小之一组织，为何又加以姑息而允其加入国民党?因为国父认为共党既形成组织，如让其自由发展，会于国民党之建国步骤发生冲突，不若容纳于国民党中使之潜移默化为国民党而工作。而且越飞也曾答应国父，共产党确可为国家之统一与建设而努力。以上所述，完全是联俄容共之客观条件。至于农工政策，旨在谋农工之福利，为二五减租等，与共党后来所宣传之农工政策迥然不同。
容共政策仅允许共党分子个别加入国民党，其条件要服从国民党之纪律，从事国民革命之工作。但是李大钊、谭平山等加入国民党后，在党内领导共党之活动，积极发展组织，所以他们之人数短期内由三百人发展为一千五百人，至第二年，即民国十四年，共有党员一万人以上。他们当时之口号是“革命”、“前进”等极为吸引人之字眼，年青人容易被其吸收。不独如此，共党还在军校中公开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吸收共党之预备党员(C?Y)，破坏军队之组织。因为左倾分子之势力扩张，所以有三月二十日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欲借中山舰谋害蒋总司令之事件，幸及早发觉，李之阴谋被粉碎。*第三国际因见于中共之羽毛未丰，不能与国民党决裂，所以：中山舰事件后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及所有左倾分子之组织，更换军事总顾问矶山加为加仑将军，以示与国民党继续合作。
*中山舰事件也叫“三二○事件”，是蒋介石为了篡夺革命领导权制造的阴谋事件。具体过程请见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
二、北伐期间共党之阴谋
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共党因力量微薄，唯恐不能控制国民党，极不赞成北伐。**后共党见北伐既成事实，遂尽量令其分子加入国民党，争取党代表，政治部等与社会之群众及军队之基础易于接近之组织。所以，国民党之军队每到一处，共党即极力发展组织。当时，青年军人联合会名义上虽告解散，实际上仍然存在。共党所争的不是政府中之高官贵爵，而是基层之组织，如学生、农、工、军队，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基层工作做得完善，其他职位自然垂手而得。宛如建筑，只要基础坚固，何忧没有高楼大厦?由此可见他们之用心是很深远的。
**见第三篇第六章“决心北伐”一节。
北伐时期国民党之重要干部都随军北伐，只有李济深等人留守广州。鲍罗廷当时对外是国民政府顾问，实际上操纵一切。他乘国民党重要干部赴前线之际，在后方努力发展组织，革命军攻占南昌后，本想将国民政府迂至南昌，因鲍罗廷嗾使徐谦、邓演达之反对，扬言如果国民政府迁至南昌，他们在汉口将另树旗帜。中央不愿北洋军阀当前之际而内部分裂，所以搁置国府迁南昌之议，而迁至汉口，国府迁至汉口，鲍罗廷益发得其所哉，他一面煽动已至郑州之唐生智回师安徽与孙传芳勾结攻打南京，一面利诱已抵河南之第四军返回九江，后来第四军回到广东，因而有张(发奎)黄(琪翔)事变。此外，他建议废除革命军总司令之职，由军事委员会指挥三军，当在打击蒋总司令之威望，逼使蒋总司令自动去职。总之，他一手利用汪精卫，一手利用唐生智与张发奎打击南京。所幸龙潭之役胜利，西征打走唐生智，不然武汉政府在鲍罗廷把持下，其发展之后果，实不堪设想。
民国十五年五月一日，共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攻击陈独秀为右倾之机会主义者，提出土地改革，农工群众民主专政方案，并全部接受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提纲之命令：“在乡村实施农工革命，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第三国际根据上项纲领密令共党六项任务；
1，改革武汉政府，增加共党领导力量；
2．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选择共党积极分子参加；
3．武装二万名共党党员；
4．精选五万名农工分子参加国民党军队，彻底改造国民党军队，排出反动将领代之以共产党员与国民党之左派分子；
5．成立革命法庭，严厉审判反革命分子，法庭之主席由国民党左派人土担任(按：其目的在使国民党内部互相残杀)；
6．励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之土地。
以上第三国际之密令，我曾问过当时在武汉任警备司令之李品仙将军，据李说确有此事，而且武汉政府之清共也因为发现了这项密令，觉悟共党之要求合作，只不过是培养羽毛之掩饰。武汉既有清共，宁汉故能重新携手，国共四年以来之合作，至此才正式宣告解体，
三、共党之暴动
民国十六年内，共党四处流窜，实行暴动政策。第一次是张发奎由河南回师攻南京，至九江受汪精卫之策动，由南浔铁路转南昌，张之军长贺龙，师长叶挺叛变向广东流窜。第三军军长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之警卫团长朱德受周恩来、张国焘之煽动也在南昌叛变，因为力量弱小被革命军击败，南窜经瑞金、长汀等地至广东潮汕，沿途被粤桂联军围击，损失重大，后化名为王楷至韶关投附范石生，不久又叛变逃至井冈山。朱德是云南讲武堂毕业之学生，为朱培德一手扶植的人，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朱培德培朱德不德。”
贺龙、叶挺之残部逃至广东由彭湃率领退至海陆丰。十月间在海陆丰发动暴动，掠杀地主，分配土地，焚毁田契，完全是今日共党三反五反之作风。后经国军“围剿”才告平定。此外，刘志丹也在陕西渭南、华阴领导共党暴动，经国军进击，率残部至延安与高岗合作建立根据地。
以上所说十六年间共党暴动，其规模之大，动乱之深，皆不足与十二月十一日广州之张黄事变相比。
张发奎既奉汪精卫之命令，到广东争取地盘，李济深，为避免与之冲突，将广东政权拱让给张。张占领广州不久，黄琪翔、叶剑英等人在广州寿苟岭彦堂军校发动张之警卫团，教导团暴动，成立苏维埃政府，焚烧掠杀，市民死伤者不少。待广西军东来与陈济棠、李济澡之部队会合才击败张发奎。张因受不了广东人之指责，逃至香港，将所部交缪培南。缪退至东江潭下与广西军相遇，一是铁军，一是钢军，双方发生激战，据说激烈之情况不下于龙潭之役。粤军师长许志锐阵亡，桂军师长梁朝玑，团长余芝方都负了伤。此役，桂军所以猛勇作战，一面因为反共意志坚强，一面因为张发奎之军队已指向西江，准备攻打广西。当陈济棠之部队与张发奎之军队相峙之时，陈军已现败迹，幸广西军及时赶到才扭转危局。这一仗本不会发生，只因中共从中煽动，结果造成借大的牺牲。
第三国际眼见共党之暴动处处失败，所以当共党在第三国际布哈宁指导下于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有如下之决议：
“在中国境内武装暴动，推翻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由莫斯科训练一万名青年干部，分批回中国领导共党活动。”
四、共党红军之成立
共党因暴动失败，内部派系倾轧加以觉悟分子纷纷脱党，地下组织多数瓦解，毛泽东乃率残部窜至江西永新之井冈山组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朱德加入之后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是军长，毛泽东是党代表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共党在这个时期订下游击战略四则：第一，敌进我退；第二，敌退我追；第三，敌驻我扰；第四，敌疲我打。红军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一切缴获品归公。以及八项注意事项：第一，说话和气；第二，买卖公平；第三，借物归还；第四，损物赔偿；第五，不打骂人：第六，不损害庄稼；第七，不调戏妇女；第八，不虐待俘虏。
除了朱毛在井冈山组织红军第四军；彭德怀、滕代远在湘鄂边区组织红军第五军，后被国军击败，率七、八百人逃至井冈山。十八年一月因国军大举进剿井冈山，共党突围窜至赣西南一带。徐向前、许继慎在豫鄂皖边区组织红军第一军；贺龙在湘西聚集土匪成立红军第二军；罗炳辉在江西吉安收集联防总队四百余人组成红军第三军；方志敏在江西宜阳(弋阳)鼓动民团叛变成立红军第十军；张云逸、邓小平在广西成立红军第七、八两军，彭湃在广东东江成立红军第十一军，高岗，刘志丹在延安成立红军第二十六军。红军之番号虽然很多，但是有的只有数百人或者千余人。其中除彭德怀因为是叶琪之团长，朱德是范石生的团长，所部是国军的配备，其余的皆以民团之配备为主，因而装备低劣，战力薄弱。
共党实行立三路线——李立三是托派人物，曾去过俄国多次——发动全国总暴动，长沙、吉安一度为共党所攻陷。政府察觉情态严重，于民国十九年起乃大规模清剿，先后经五次围剿，一次用兵三十三万，最后一次是六十余万，共为时四年，始将共军之老巢瑞金等地平定，迫使共军向西南各省逃窜，五次围剿广西曾派兵参加，但我未有前往，详细情形无法得知。
共党初期之叛乱，策略是以城市领导乡村，曾经攻陷长沙、吉安，进逼南昌、九江，旨在包围武汉，策动全国大暴动，后四处窜扰，因分子复杂，力量不充实未有大功，彭德怀占领长沙不久也失败。所以毛泽东改变以城市领导乡村之策略为乡村包围城市。这个策赂不但在赣东南、赣西时使用，就是抗战期间与抗战胜利后，一直使用此策略。以城市领导乡村——以点打面——但是支持这种策略须要有良好之军备与训练优良之军队，这是共党在当时所缺乏的。然而以乡村包围城市，以面打点——只须有足够的人力，严密之组织便可以，这是共党所具有的。毛泽东改变策略之后，每当国军占领一城市，他们即占领附近之农村，结果国军补给困难，通信不灵，所以常常失败，处处吃亏。
国军第五次围剿，实力强大，共党不能再在江西立足，经赣东向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处转移，结果逃至陕西延安与高岗相配合。共党在转移时期，只在桂北曾经受到创伤，死亡七千余人，被俘近二万人。
第十一章 剿共之作战
剿共时期自民国十六年至三十六年止，其间二十一年，大小战役无数，我虽未直接参与其事，但每一战役都是我将士用血肉所涂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择其重要者加以说明，以便后人了解其间胜败之原因。
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共，时间在江西五次围剿之前，双方用兵十万以上。始时中共徐向前之第四军团盘踞大别山区，三省各自剿讨，共方势力日渐强大，蒋委员长见省之力量难以支持，遂于武汉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分左小右三路进剿。蒋公自任总司令兼中路总指挥，左路总指挥为何成濬，右路总指挥为李济深，分别以大别山之徐向前为攻击目标。是时除徐向前外，共方贺龙之第二军团以鄂南之洪湖为根据地，四出扰乱。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徐向前乘政府注意力转移之际，向东流窜占领安徽之霍邱，渡淮河欲切断平汉路，进迫武汉，因国军严密防范，阴谋未逞。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后，颁布战斗序列与最高指导原则。所谓最高指导原则：“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采攻势，战术采守势”。军事手段则分隔离、封锁、包围、歼灭四阶段。
左路军何成濬由安徽之六安、霍山向西；中路军由河南之潢川、光山、固始向南；右路军之第三纵队由湖北之武胜关东向麻城，黄陂压迫，第四纵队在罗田、英山堵围。徐向前因各部队逐渐向大别山集中，自知不支，遂由广水以南向豫、鄂、陕边界流窜。至此，徐向前之力量虽未被全部消灭，但其老巢金家寨则为国军所占领。卫立煌率兵首先攻占该地，为鼓舞士气特易名为立煌县。
贺龙以洪湖为根据地，经常窜扰汉水两岸应城、天门、潜江，沔阳等地。左路各纵队得江防舰队咸阳号、得胜号之协同，在新堤、监利等处巡防，贺龙因在汉水两岸节节失败，损失重大，率残部二千余人北窜，欲与徐向前配合。终被国军围剿而毁其计划，乃不得已窜至鹤峰，徐向前则窜至川北。这次围剿之最大战果，便是倾复徐、贺二军之老巢。此外，用兵之经验也提供以后江西五次围剿莫大之参考。
二、江西五次围剿
江西五次围剿，我因为本身未有参加，只能谈其概要。古云；“前车之鉴’。我所以要谈这一段，乃希望从经验中取得教训。
(一)第一次围剿
共军于中华民国十九年乘陇海路发生战争，所有国军北调参加讨逆，中央之注意力转移之际，在江西叛乱。前此，共党实行“立三路线”——城市领导农村，——曾经占领江西之湖口、吉安，湖南之长沙、岳州等地，目的希望煽动农村之暴动，后因共军未经训练，缺少弹药而失败。共党退回江西老巢后，毛泽东改变战略以农村包围城市，组织民众，提倡党政军一元化，化整体为有机体。凡共军占领区以内无论老弱妇孺都要接受政治、军事之训练，甚至残废者也要接受谍报之训练。因为有此种顽强严密之组织，故能实行总体战，造成广大的作战面，国军凡入其地区，缺乏基层组织，物质之供应，消息之传递，完全陷入绝境。共党之组织原甚严密，用此方法所造成之军政一体，自然更是坚固无比，故毛泽东能在宁都、东固等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央见其势力日大，遂在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第二军团总司令鲁涤平兼任行营主任，调六、九、十九三路军入江西分进合击，空军也协助作战。当第十九路军于福建未能如期开赴集中地，而第六、九二路军又未能到齐时，鲁指挥直属部第十八师张辉瓒开始进攻。张因军事战不敌共军之总体战，全师覆灭，其本人被俘虏，被枭首钉在木板上由赣江顺流而下，影响士气非小。检讨此战役失败之原因有：
1．轻敌，当时共军之兵力有第一、二、三、四等四个军团，在民间又有严密之组织，但我方在三路军尚未集齐前，便下达攻击令，所以造成十八师全师覆灭之惨局。
2．共军战术是总体战，我军则是纯军事战，我军墨守成法，以旧式战术对新式战术，其优劣胜败不问而知。
第一次围剿失败，影响以后之军事很大；因为以后之将士听闻张辉瓒全师覆灭，心理上对共军产生了莫名之畏惧，无形中增加共方之声势。
(二)第二次围剿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共军将得自国军之枪械，扩张军力为十一个军约五六万人。在江西广昌、石城、瑞金、闽西、赣粤边境扰乱。中央遂决定进行第二次之围剿，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指挥，代行剿共总司令职。兵力计有第五、六、十九、二十六等四个军，共十一个师。共方是何将军负责剿攻，兵力又比以前增加，遂有人主张(如彭德怀)放弃江西，退入川黔保存实力；有人主张化整为零，散入农村。最后毛泽东决定反围剿，于现地抵抗。共军主力集中于黄陂、龙冈，欲引诱国军深入以便各个击破。国军得空军第一、三、五队之协助向永丰、宜黄、南丰、吉安、兴国、泰和等地集中，向黄陂、龙冈分进合击，准备围共军于赣南。这次军事之部署与主将人选都比第一次理想，结果还是失败了。考其原因：
(1)部队虽多，未经选择，因地理、历史之关系，故存有互相观望，保持实力之陋习。互信不立，共信不生，所以被共军以内线作战方式各个击败。
(2)战术上还是不重保甲，不重民间组织，以纯军事战对总体战，我方之兵力虽比共军多一倍，但兵法云：“倍则攻之，十则围之。”故就兵力而论攻击则绰绰有余，包围则尚感不足。
(三)第三次围剿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赣南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共军将掳获之武器扩编为七军一师约五万三千人，占领广昌、临川等地，主力集中于宁都、信丰等地，并与赣北、赣西北、赣东北之共军相呼应。蒋总司令于元月二十一日亲赴南昌策划第三次围剿，何部长为前敌剿共总司令统一指挥，改编各路军为军团，分左右两集团军进剿，兵力共十一个旅，以及新编之第十三、二十八、七十七、十二等师与第四十三旅。赣州、吉安等地还有守备军以防止共军后窜。各军以宁都为目标，左右两集团军分六路进攻，战略是将共军包围后击破。七月一日开始行动，九月一日至三日国军先后至黄陂、南康附近，当包围几近完成时，广东因反对南京宣布约法，发生所谓广东事件，而日军又占领沈阳，侵略吉林、黑龙江。中央政府于内忧外患交迫之下，不能专心剿共，第三次围剿因而停止。*
*第三次“围剿”从7月1日至9月15日，国民党军先后被红军歼灭17个团共3万余人，故围剿被打破。
(四)第四次围剿
二十一年十一月，国军在何将军指挥下发动第四次围剿。毛泽东仍然主张就地反围剿，周恩来主张乘国军集中未定时，先各个击破，双方争执不下，后由第三国际裁决，采取周之主张。何总司令分剿共军为左中右三路，主力在中路。第一、二、三纵队向宜黄、临川以南之金墟、浒湾集中，第十六师为预备队由峡江、吉水向乐安、宜黄集中。十一月中旬共军一部佯攻阳丰，主力攻金墟、浒湾，扰乱我军集中地，延误我军集中时间。此时，日本入侵我长城，中央调兵北上，第四次围剿军事又告停顿。*
*第四次“围剿”从2月22日至3月21日，国民党军三个师几乎被红军歼灭，其余部队纷纷后撤。
(五)第五次围剿
国军经第一次至第四次围剿之失败，损兵折将，尤以武器弹药损失为多，共军因而扩张为三十八个师，八个独立团，五个独立营，号称十五万人，蔓延至四十余县，掠夺民粮民枪，势力日益雄厚。蒋总司令于二十三年五月，奉至南昌行营开会检讨，策定第五砍围剿之计划。最高指导原则仍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并且第一次运用党政军联合总体战。军队部署分北，西、南、东四路。北路由顾祝同将军指挥，西路由何键指挥，南路由陈济棠指挥，东路由福建三十九路军负责，后因闽变，改由蒋鼎文负责。此次共调动六十五个师，二个旅，六个团，另有空军一部，总计兵力约六十二万。
军事开始行动时，北路之第八纵队出共军不意，攻占赣、闽边境之黎川，切断赣、闽两省，与赣南、赣西南共方之交通联络。共军受此打击殊感困难，屡次想夺回此据点均遭失败。共军见国军实力强大，乃煽动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建叛变，成立“人民政府”并派兵支援，旨在解除国军之封锁，减轻压力，所幸中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调兵平定。因此次变乱，东路改由蒋鼎文担任，继续执行围剿之计划。
二十三年二月，东、北两路军以分进合击之姿态向共军进攻，筑碉堡，修道路，逐渐完成共区之封锁线。过去，人民在共党强力压迫下，不得不替它工作，于今见国军得胜，纷纷摆脱共军残酷桎梏，组织铲共义勇队，人心归向，士气高昂，我方军事著著得胜。共党欲挽回颓势，经苏联指示以碉堡对碉堡，在驿前、宁都、古龙冈、兴国、长汀一线，建筑要塞，以图借此作顽强之抵抗。国军见共军改变战术，乃调整军队，以第十纵队归北路指挥，继续向南围剿。十月，北路军分三路破其要塞地带，占领石龙、古龙冈、兴国；东路占领宁化与南路相连接，缩小包围圈。共军知大势已去，而士兵、人民因国军包围缺乏食粮、弹药，尤以食盐最为缺乏，据说人体长期缺乏食盐体力将大为减弱，共军乃不得不设法突围。南路军因未遵照中央筑要塞之指示，共军故能从赣州、信丰间突破南路军之防线，向湖南、桂北、黔西、川西等边境流窜以达陕西之延安。共军突围时尚有十万余人，其高级将领多随部队流窜。检讨第五次围剿所以能成功：
(1)改变纯军事战为总体战：筑堡、修路、组织民众、成立铲共队，争取面之作战。
(2)兵力增多，符合“十则围之”之兵法原则。
(3)前四次围剿之失败，从其中获得不少教训与经验。
三、长途追剿
朱、毛率领一、三、五、七共四个军团约十万人取道赣州、信丰间，窜出江西，中央命令何键之西路军，薛岳之第六路军，周魁元之第八纵队，以及二十三、五十三两师，均编为追剿军，由何键任总司令指挥追击。中央分电黔，桂两省于边境协助堵剿。
(一)桂北围剿
江西剿共，国军采用碉堡围攻战术逐次缩小范围，共军势日蹙，不得不放弃老巢，贸然突围流窜。二十三年秋，肖克率众二万余人为先驱，自赣入湘，于九月二十日自道县、洪水关、永安关等地附近窜入广西之灌阳、新圩、文市及全县之石塘，兴安之界首，续由资源、龙胜，绕湘桂边境之绥宁通道窜至黔东入四川。当共军窜经灌阳一带洪水关等地时，遭遇全县民团之痛击，被歼灭一师之众，获机枪五十余挺，步枪千余枝。至十月上旬，朱、毛部之主力军第二、五、七及新编第八共四个军团约十余万人，由朱、毛率领蜂拥入湘，打算沿肖克之旧径西窜。当时广西全部兵力只有两个军共十五个团，即使配合各地民团也无法与共军之势力相比，因此在战略指导上，决定沿恭城、灌阳、兴安一线之各县要点，占领侧面阵地与之作战。置重点于右翼，准备乘其长驱入境之际，拦腰痛击。策略既决，遂征调桂北各县之民团约十二个团队，于全县、灌阳、兴安、龙胜，预料共军必经之地，沿途择要埋伏，并以黄镇国之第四十三师于兴安、韦云淞之第四十五师于灌阳附近作机动使用。全县之守备由民团之指挥官陈恩元负责。龙虎关之守备由民团之指挥官蒋如松负责，各率民团四团防守。并请湘省派刘建绪到全县协防，我亲自坐镇桂林指挥。十一月二十一日，部署甫定，共军已抵境界，首先扑攻龙虎关，双方发生激战，终因防线过长，共军乘隙由永安关以北地区窜陷文市，直趋咸水，经三昼夜之苦战，适第四十四师王赞斌部自江西调回，星夜驰往增援，湘军张亮基部也抵达全县接防，我方士气顿壮。韦、王、黄三个师由防线向北出击，同时陈恩元在全县指挥民团南入夹击，切共军首尾为数段，并包围其一部于文市、咸水，俘虏共军七千余人，获枪械三千余支。我方为纪念此一大捷，特摄有七千俘虏之影片。此外，因民众与民团之合作，厉行空室清野政策，共军所经过约六十公里之正面，找不到颗粒粮食。共军因无法补给，陷于饥饿，计饿毙者不下万余人，朱、毛见无法在广西停留，所以急由龙胜、三江以北地区向贵州逃窜。
检讨这次战役如刘建绪之部队能努力合作，战果更大。当刘部甫入全州，我们为尽地主之谊，特备酒肉款待，望其饱食之后，协助共同作战。我们派飞机侦察刘部是否行动，驾驶员回来，很怨愤地说：“他们不在剿共，而在‘抗日’”。原来刘部架着枪在睡觉，驾驶员说的日不是指日本，而是指太阳。
(二)黔滇追剿
共军窜入贵州东北后，中央重新调整剿共部队，以刘建绪为第一军团辖第一路；薛岳为第二军团辖二、三两路向西追剿。第二十五师、五十六师移驻甕安，黄平，截其流窜。十二月二十四日贵州全省部队在黎平、清水河完成堵剿部署不久，被共军突破防线，向剑河、三穗等地北窜，占领台江、镇远后分两路西窜，一由甕安，主力由息烽北窜。经国军夹击才转向滇黔边境。中央编滇黔部队为二路，第一路辖第五、八纵队，以何健为总司令，指挥徐源泉围剿湘西之共军；第二路辖第一、四纵队以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在滇黔边境堵剿。朱、毛在滇黔境内经国军之堵剿、围剿后，补给困难，实力大减，五月三日北渡金沙江至四川与徐向前在川康边境之毛儿盖相会合，后经国军在定县截击，大部溃散，北窜陕西延安与徐海东、刘志丹相勾结。朱、毛窜至延安时，约仅剩余二千五百多人。贺龙、肖克本想沿金沙江向北打通国际路线，经国军截击，败而退与朱、毛共流窜延安。此次长途追剿，共军损失人数约二十余万。国军所以不能将之完全歼灭的原因，主要是部队素质不一，来能同心戳力；以致形成追击迟缓，堵击不力的结果。譬如，共军窜至贵州时，国军不仅堵不住，反而被其打败，龙云部队若戳力剿共，共军根本不能渡过金沙江。
四、西北围剿
二十四年秋，毛泽东至延安与徐海东、刘志丹合股后，想利用西北特别环境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外援，并谋与伊犁之俄军合作。蒋委员长为根绝共患，防止其与饿合作，特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指挥晋、陕、甘、宁、青诸省兵力，阎锡山之太原绥靖公署与朱绍良之兰州绥靖公署也归剿共总司令部指挥。当时，最高指导原则还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采取攻势，战术采守势”，并在陕北共区筑碉、修路。当时共军所剩无几，正当一举而可平定之际，不意日本在绥远百灵庙制造纠纷。共军即把握时机提出联合抗日之口号，欲借此取得人民之同情，煽动友军，宕延时间以重整实力。二十五年一月下旬，共军扩张部队为五万人，毛泽东见国军在陕北力量强大，不能发展，乃亲率三万部队东渡黄河向山西骚扰，阎锡山虽有准备，因兵力单弱，后得中央之支援始将毛军击溃，毛又返回延安。经此次打击，共军损失不少。此时，日本又兴百灵庙战事，两广事件爆发，共军判断中央必分散兵力北上南下。所幸不久两广事件平定，百灵庙抗日战事胜利，日方未有继续扩大事件，国军剿共军事未受多大影响。贺龙、肖克率部由川康边境向北移动，欲与共军合作，在辉县被国军围剿损失惨重；毛泽东又被围于环县，情状万分危急。正当此一举功成之际，张学良、杨虎城受共党之煽动，劫持蒋委员长，发生所谓双十二事件。张、杨经蒋委员长之人格感召，全国舆论之压迫，向国民政府请罪，张亲自陪送蒋委员长回南京，剿共至此遂告一段落。苏俄指示共军乘此机会向国民党输诚以求生存。若不是张、杨之鲁莽，共军当时当被消灭无疑，绝不会有今日大陆沦陷之悲剧发生。
五、教训与经验
剿共之教训与经验。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要认识池才能战胜他。兵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己而知彼，一胜一败；不知己而不知彼，每战必败。”为了提供后世史家之研究，我特叙述自己之认识于下：
(1)共方是有主义、有组织、有国际支持之政党，绝不能以旧式打家劫舍之土匪看待。
(2)共军占领区之组织是结合党政军民一体，也是总体之组织，面之组织，全民之组织。共区之人民无论老、弱，妇、孺，残废都要接受政治与军事之训练，按其体能分配工作。
国军自十六年迄三十六年，于二十一年之剿共历史中，以江西五次围剿之规模最大。五次中四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推究其成败原因于下；
1．四次失败之原因：
(1)不了解共军之本质；
(2)不注重组织；
(3)以纯军事战对总体战，不能超越旧时战争之原则，不能活用新式战争之原则；
(4)低估对方兵力，所以有张辉瓒全师覆灭之惨痛教训；
(5)内忧外患使得第三与第四两次围剿中止于功败垂成之际。
2．第五次围剿能成功之最大原因，是筑碉、修路、建立保甲，组织民众，以总体战对总体战。
第五篇 抗日战争
第十二章 战前敌我情势之分析
一、敌情
1．日本侵华之历史性。明代万历年间，日本大将丰臣秀占已有征韩侵华之野心。万历十八年，丰臣秀吉要求假道朝鲜进攻中国，并要求朝鲜为先锋，几经磋商，朝鲜未允日本所请，因而发生冲突。朝鲜是中国之藩属，当明廷得知日本进兵之消息，亦派兵相援，战争结果互有胜负，此后丰臣秀吉病逝，日兵才自朝鲜撤兵，但其侵略朝鲜之野心并未因此抑止，且仍继续不已。
2．公元1867年，抗战六十九年前，日本新君明治天皇主张维新改革。在此以前，日本为幕府政治，大权操之于地方。自明冶起结束地方割据之局面，中央统一，打破封建制度。明治天皇为人英武，野心勃勃，对外侵略更加积极。对国内分北进、南进二派，北进派亦即大陆政策派，以中国为侵略之目标，此政策为陆军所支持，南进派即海洋政策派，主张向南洋、澳洲扩张，此派为海军所支持。两派人物多是野心之士，争执不已，结果以大陆政策派胜利。从此，日本政府便以北进政策为国策。实行这种政策之具体行动，便是甲午战争前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之事。甲午之役更是日本政府执行这种政策之表示。是役，中国大败，虽然中国海军之吨位倍于日本，但是渤海一役，大小舰队几全部覆没，陆军复改于朝鲜境内，结果赔款割地(台湾、澎湖)了事。一九○四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旅顺、大连，进而吞并朝鲜。这些事实都是明治天皇时代日本推行北进政策之结果。
3．“九?一八”沈阳事变之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有一秘密之奏章，其中要点可以摘要记录如下：
(1)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2)欲征服中国，先征满(东三省)蒙(内蒙之热、察、绥)。
(3)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
自“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政策变本加厉之后，其势力随之发展——由满蒙之特殊地位扩大为东亚门罗主义，东亚共荣圈，欲独占中国。
4．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参谋本部之参谋长金谷泛三所拟定之日本国防作战计划预定步骤中，有四点，
(1)为了巩固日本本身之国防，应确保满蒙之安全，因此必须占领中国黄河以北之地区。
(2)利用华民为日本耕作；利用中国市场倾销日本货。为了充裕战时之物资，满蒙有无量之马匹可供征用，粮秣尽量征收，必要时可夺取华民之牲畜，杀伤其农民以利日之军事。
(3)华北产业丰富，田地生产富庶，战时须纳入日本之军政范围之内。日本在该等地区应扩大贸易，设金融机构，发行军用票，委托当地官厅收税，以作铁道建筑费用。
(4)为求战时制胜俄国，须迅速占领海参威、北库页岛等沿海之地区与岛屿，使日本国防无后顾之忧。此外，中东铁路之运输，须向贝加尔湖方面发展。
以上是金谷泛三预定计划中的四点，只有第四点与侵华战争无直接关系。
5．日侵华之步骤。北进政策既定，其侵略之步骤如下：
当日未吞并朝鲜前，国内舆论，朝野上下，一致都说该地是日本国防之第一线；待吞并朝鲜后，又倡定满蒙是其生命线；‘九?一八”事变后，突然占领东三省、热河，组织伪满洲国，日本国内之舆论又提出一种谬沦，以为东北与华北相邻，常受华北之威胁，华北军备必解除武装，政治特殊化，如此日本之国防才能安全。这种步骤之发展由东北而华北，而黄河，而长江，而珠江以至全中国。总之，日本占领中国后，方感其国防安全。其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之心理，宛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6．日本对外交之横蛮。日本对华外交素来不讲国际公法之条规，惯用强暴手段，违背外交常轨。欧美各国在我国只有经济之利益与商业之企图，犹有理可喻，日本在我国，因有占领土之野心，故其外交人员极其横蛮，而且外交人员多半由驻华之军政人员兼代，所以交涉对象亦以我国地方之军政首长为主，其旨在分化中国内部，制造猜疑之心理。譬如何(应钦)梅(津)协定便是一例，这次协定因为我方事前军事未有整理完善，为避免与日方直接发生冲突，所以忍辱吞声订下了这项协定。日本政府不照外交常例办理交涉，又以军人为后盾，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屈服。日本政府煽动中国内部分化无所不用其极，如民国初年因利用袁世凯做皇帝之心理与北方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约，待袁世凯洪宪登基之后，又帮助蔡锷反袁。当时日本在天津办有《顺天时报》，梁启超为反对袁氏帝制曾撰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投向该报，事前为袁氏所知，曾以二十万银元为条件，请该报勿登梁文，该报既收了袁之金钱，翌日照登不误。站在南方政府的立场，当然欢迎《顺天时报》尽量登载不利于袁世凯之文字，但是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唯恐中国内部不乱，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7．日本侵华之借口。日本向国内外宣传，因人口膨胀，三岛之面积不能容纳，生产有限，而消费无穷，故极须向外扩展。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因为科学进步，医药发达，人口骤增，每年约增加一百四十万人。抗战时期据调查日本三岛之人口约为六千五百万，韩国约二千万，台湾约七百万，共计约一亿人口。日本因此借人口过剩向满蒙移民，其实是侵略满蒙；因为满蒙不但有广大的地区与丰富的出产，尤其是地下资源为日本之新兴工业所必需。
8．日本平时与战时之兵力。据抗战时调查，日本平时兵源之补给陆军约有十七个师团(一师团有二个旅团)，四个独立骑兵旅，两个独立炮兵团，三个独立重炮团，每一步兵师团中至少尚有一个炮兵团，台湾为守备之用特编有混成旅；满铁有兵力六个大队。所以平时兵力总计约二十四万五千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调四至五个师团至东北，动员约十万人，故陆军增加为三十四万。
日本实行征兵制，战时若自二十岁至四十岁征调可动员三百万人，若年龄上提至十八岁，下延长至四十五岁，可得五百万人。海军平时之吨位约八十万吨，战时增加至一百二十万吨。海军人员动员五十万。空军当时属于陆、海军，尚未独立，平时约一千五百架，战时七千架。驾驶员约九千八百人。
9．日本之教育。日本之教育本着国防方针而拟定，完全是军国教育。小学教课书中便记载我国产物，资源如何之丰富，旨在从小加强他们的印象，引诱并鼓励他们向中国发展。日本国民豪陕好义，素有忠君爱国的精神，受武士道的影响很大；学校教育中，不仅传授科学知识，还要训练学生好勇斗狠。日本国民这种坚强之性格，若不是日本政府驱使向外侵略，将是世界上了不起之第一等民族。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内舆论以为能战胜俄国全赖日皇英明领导，或某些人作战之功劳，唯独日皇以为应归功于小学教员。因为日俄战争以前，日本屡受俄国之欺凌，小学教员剀切教诲学生，应立志为民族，为国家雪耻，所以培养了敌忾同仇的心理，故能于一九○四年一战击败俄国。由此可见教育乃国家的根本，此种力量，国家之执行者可以使之为善，亦可使之为恶。
民国十三年国父北上，路经日本时以“大亚细亚主义’为题，发表演说：“今后日本有二途可供发展，一是王道主义，一是霸道主义。日本若从王道主义，日本两国乃兄亲之邦，先进的应该捉携后进，共存共荣；若从霸道主义，则是侵略他国。”最后结论，国父希望日本能慎重选择，并厚望日本能行王遣而绝霸道。日本的元老派中，如犬养毅、西园寺公都是反对侵华政策的人物，尤其是西园寺公具有远见，又日本币原外相说吞并中国之东北，宛如吞食炸弹。自犬养被刺，日本少壮派军人更是蛮横嚣张，待军人内阁兴起，议会中的元老与朝廷里的重臣益发噤若寒蝉。以后，南进派的军人见北进派侵华大有收获，野心勃勃偷袭珍珠港，触发太平洋战争。若不因此导致美国中途参战，我国抗战的情况更加艰苦。
日俄战争以后之日本与德国同为远东与欧洲之支柱，两者若不是穷兵黩武而遭受崩溃，苏俄绝不能于欧亚两洲有所发展。可惜两国执政人物导民于战，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此不独中国之不幸，日、德之不幸，尤为世界之不幸也。
二、我方之情形
全国人无论军心、民心、精神上，心理上都一致认定“日本是敌人”。众人看清了日本攫取东北，要求华北特殊化，其阴谋乃是逼近长江沿岸，占据中国。二十五年双十二事变后，蒋委员长回南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之抗日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政府抗日。政府知道如果再忍，将丧失全国之军心与民心，乃毅然决然宣布抗战。当时我方之力量约有二百七十个师。
三、毅然入京共赴国难
中央既决定抗战，八月二日奉蒋委员长电召，命我入京共赴困难，我与李德邻先生、李品仙、夏威、廖磊、黄旭初等人商量，众人皆反对我入京，唯恐中央对我不利。我回家与先室马佩璋女士商量，她平日虽不过问政治，但了解国家大事，要我自己决定，可说当时只有她一人不反对我入京，给我精神上不少鼓励。我自己认为：“抗日是两广素来的主张，也是国民一致的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公之德意，则往昔揭示之抗日口号乃是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蒋委员长派其水陆两用座帆由德籍驾驶员驾驶至桂林接我。四日下午我由桂林起飞，同行的有潘宜之、黄季陆、刘斐等人。道经南昌，本想着陆休息，因大风雨，机场积水很深不能下降，遂直飞南京，原定在下关机场降落，也因积水而改在南京下关水上机场降落。飞抵南京大约是下午三时，在机场迎接之老友计有张岳军、何敬之、程颂云、朱一民、张文白、谷季席诸先生，当晚蒋委员长在军官学校召见，并以晚餐招待。后来据他人说，我抵南京之第二日，日本报纸报道我入京，冠以大标题，“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