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陈永贵同志代表省核心小组在全省各地贯彻七·二三布告的讲话》，1969年8月5日—12月30日。
19．《陈永贵同志在平遥县的讲话》，1969年8月14日。
20．同注6。本节中关于李顺达的描写多参见赵瑜文。
21．《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附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15日。
22．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51页。
23．《昔阳县委常委和公社书记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指示》，1974年4月18日。
24．《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1月15日。
25．《陈永贵同志在县委批陈整风会上的讲话》，1971年5月20日。
26．《陈永贵同志在全县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骨干会上的讲话》，1975年10月31日。
27．参见《陈永贵同志在批陈大会上的发言》，1971年5月23日。另见《陈永贵同志1975年10月31日在县委召开的会议上的讲话》
一、入政治局
１９７３年４月，陈永贵由于抵制山西省团代会挨了周恩来的批评，不久，陈永贵被召进北京，而且一去就是好几个月。于是山西有流言传开，说陈永贵犯错误了，被扣在北京不让回来了。其实陈永贵正在北京和大红大紫的王洪文等一起上读书班呢。这个读书班是中共中央专门为来自工农兵的中央委员办的，二十来个学员配有二十位高水平的教师，学期三个月。陈永贵挺头疼读理论书，特别是马列的原著。导师们的那些高深的话说出来都拐着弯绕着圈，怎么着急使劲也弄不明白，真不如抢撅头刨地直来直去，有多大劲就可以痛痛快快地使多大劲。好在这个罪没受多久，为十大准备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等文件草稿出来了，读书班的中央委员们便开始讨论修改十大文件。
陈永贵和王洪文等人一起讨论修改的十大文件是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搞出来的，其中修改党章的报告将由王洪文署名和宣读。王洪文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字能力并不高，陈永贵说他们也是“边学习、边修改”。①不过，九大党章中的一些话就连小孩子也知道非改不可，比如关于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的决定。林彪出逃并摔死在蒙古，上述规定显然成了笑话。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陈永贵回到昔阳后这样介绍开幕情景：“等了时间不长，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出现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向在台上和台下的代表们打招呼，代表们鼓掌声、欢呼声汇成一片。代表们看到毛主席红光满面，身体非常健康，心情十分激动。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陈永贵说到此处，昔阳县三级干部也鼓起掌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陈永贵继续描述道：“二十四日下午的大会开完后，毛主席宣布散会。这时，有的代表立起来了，有的代表还坐着，有的往出走方面的札记和评语，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1933年首次出，有的走出去又返回来坐下，一直鼓掌，恋恋不舍。毛主席也一直坐着看大家。毛主席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意思是先让大家走。等代表们走完啦，毛主席才往回走。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②
其实陈永贵的描述并不准确。毛泽东的身体并不健康，以至宣布散会后竟然不能自己站起来退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随机应变，说了毛主席请大家先走的那段话。
中共十大是因林彪集团的崩溃而被迫提前举行的。林彪死后，六位政治局委员被判定为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更多的中央委员被牵连进去，高层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许多空缺。如何填补这些高级将领留下的空缺，显然是众人关注的，也是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
８月２８日，大会选了了１９５位中央委员和１２４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被打倒的“大号走资派”的名子赫然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上。这些将来要再次把中国翻个底朝天的人暂时屈居于普通的中央委员的地位。
８月３１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接着开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和副主席。人人关注的候选人名单上有２０多个名字。这些名字，如果按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可以分为四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和四个月后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等人被称为“保守派”，四人帮和康生被称为“激进派”，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被看做各大军区的势力的代表，而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等无帮无派的新人则算是“其它”。③对比九大政治的阵容，“保守派”和“激进派”依然存在，而且进入常委的人数都有所增加，可谓势均力敌，各有所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林彪集团留下的巨大空间差不多被九大时基本不存在的“其它”填满了。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上面有陈永贵的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发下来了，由各小组讨论。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见名单上有自己，便谦虚道：“我文化低，连个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不称职。”④
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关于永贵同志回中央，在过去几年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是经过考验的。”这位领导人又提到陈永贵去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的事，说他敢直言批评，没那些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不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说二话，众人一阵鼓掌，陈永贵就算通过了。消息传出后，昔阳的老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说起来是庆祝十大胜利闭幕，其实大家心里最高兴的还是老陈进了政治局。
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２日下午，回到昔阳的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做报告，介绍十大情况。说起自己进了政治局，陈永贵道：“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差不多在十年前，毛泽东就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是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办成事。经过多年“防修反修的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出现了许多工农干部。有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王洪文，有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了副部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阵容也颇为可观了。这种做法本身大概也是毛泽东防止干部队伍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防修反修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试图避开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腐败之路，借助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永葆革命的活力和朝气。考虑到这种前景和这层意思，似乎就不必过份追究某个被选中的工人或农民有什么奇能异才。被选中者必定有些过人之处，不过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的政治局必定会有来自工农的政治局委员。
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２日，陈永贵在大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进政治局之后的心情和今后的打算。他说：“十大胜利闭幕之后，我回昔阳住了二十天。……听贫下中农、农村党员、基层干部的讲了些挨心挨肺的话，想想中央对我的信任，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活了五十八，在旧社会过了将近一半，共产党来了，我才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跟上党干起来。四十多岁才扫盲。三十年来，虽然做了一点工作，是因为上有党中央和主席的教育和领导，下有大寨和昔阳县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党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我的心是很不安的。现在党又让我进了政治局，我更不安了，常常整夜睡不着。最使我不安的是，我应该为党的事业豁出去大干，但我没有文化，马列主义水平有限，又担心挑不起中央交我的担子来。”
“这次回昔阳，和群众一起，受到了鼓励。我决心按照党的指示干。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绝不怕困难。群众和我一起想出了三条办法：第一条是下狠心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我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第二条是努力向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学习，快一点提高工作能力；第三条是请中央允许我尽可能在下面做一些工作，或者每年有一定时间在下边工作和参加劳动，更好地深入群众，了解实际。”
最后，陈永贵向毛主席保证：“主席早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一定按照指示去学、去干、去斗争。”⑤
陈永贵多次提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边个录也记不了”，他的文字能力究竟如何？这里顺便介绍一下。
陈永贵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那时他下过大力气，到县时开会总不忘了吭哧吭哧地做记录。中午散了会大家睡午觉，他却找人对笔记，甚至要来讲话稿补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四十三岁的汉子如此刻苦，心下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永贵累得慌。一位熟人笑道：“永贵，别记了，睡吧。四十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地当了中央委员，又当了政治局委员人们便想起了这句话，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陈永贵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他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他真有先见之明，哪怕只有当上县委书记的先见之明，他也应该学习得更刻苦、更持久一些，达到既能读又能写的水平。实际上他刚达到识字水平便停步了。他勉强能看懂报纸，能看懂文件的大意，也可以拿着白字注了音的讲话稿念。昔阳还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顶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距也特别宽，熟悉他的秀才们把他的讲稿工整地抄在格子里，在他不认得的字下边注上他认识的同音字。据熟悉他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估计，他会写的汉字不超过五百个，认得的汉字不超过一千个，这离一千五百字的脱盲标准还有一段距离。陈永贵写东西很吃力。一两句话简单批示，一两行字的条子还能凑合，上百字的短信就需要秘书代笔。写信写报告自然更要依靠别人记录，他只管口授一个大意，最后再提几条修改意见。（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２页）
曾经有人硬请陈永贵写过字。文革初期有一个群众组织请陈永贵为他们题写新报头：“轻化纺战报”。陈永贵推托不掉，只好捏起毛笔抹出几个字来：“轻化纺战报”。欢天喜地得了新报头的革命群众稍稍留心一看，觉出有点不对劲来，那“战”字怎么少了一撇？
这下就麻烦了。“战”字不打断腿不成了错别字吗？整天把一个大白字印在报头上成何体统？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提出疑问。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老陈写得好。文化大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嘛，如果连一个笔划都不能改，还叫什么破旧立新？再说，郑板桥写南天门的天字，就是留着天字上边的那一横不写，你敢说郑板桥写的是大白字？
陈永贵后来再题字就更小心了。虎头山上建养鹿场，找陈永贵写“大虎牧扬”四个字。１９７７年叶剑英和汪东兴参观大寨，问起这四个字是谁写的，郭凤莲说是老陈写的。陈永贵赶紧声明：“是人家写好我照写的。”郭凤莲笑着评论道：“大字太大，虎字不虎。”陈永贵嘿嘿乐着并不申辩，倒是汪东兴打圆场道：“还可以嘛，还可以嘛。”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陈永贵讲话也难免有跑马和用词不当的时候。就在向昔阳的干部介绍十大情况的会议上，陈永贵开篇就用错了一个词。他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民愤很大！”听众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张怀英在后排纠正道：“老陈，不是愤很大，而是名声很大。”“噢，”陈永贵改口说，“现在我名声很大！”说完侧过头问后排：“这回对哩？”“对哩对哩”。张怀英说。于是陈永贵又接着往下讲，下边的听众也接着恭恭敬敬地往下听。毕竟，陈永贵的讲话充满了老百姓的语言，而他本人又很聪明，听他的讲话比听一字不错的官话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永贵信马由缰地瞎扯，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
后来，昔阳的官方笔杆子们还造了一个词，叫“陈永贵风格”，意思是陈永贵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风，生动、朴素、水平高，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完全可以自成一大家了。陈永贵也觉得这是么回事
二、与张春桥翻脸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趁机发难，说周恩来“迫不及待”，上纲上线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陈永贵初入政治局，眼见心目中一向神圣的周总理挨批，目睹毛主席的夫人上纲上线地训总理，不禁心下大惊。“中央的斗争也很复杂哩。”陈永贵回昔阳时私下对自己的老战友说。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有人说错了两句话，”毛泽东说，“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把政治局委员们召到中南海游泳池，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
“我看到这种情况，”陈永贵一次在昔阳谈起阶级斗争的问题时说道，“过去以为是下边的，现在看出不是那么回事。”⑥
１９７４年上半年，中国的政坛风云急剧变幻。先是批林批孔，后来又批起了周公。６月１日，周恩来因癌症入院。７月３日，小靳庄在四人帮的吹捧下腾空而起，一时有与大寨争春之势。到了下半年，四人帮与周恩来在由谁组阁问题上的冲突愈发尖锐。毛泽东两边都用，既让周恩来组阁，又让王洪文安排人事，但是他逐渐转向了周恩来。７月１７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露面，他当众训诉江青，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陈永贵渐渐心里有数了。原来表面上神圣得了不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一个成群结派斗争激烈的地方。他看出了上层斗争的复杂，不敢随便讲话，开政治局会也总是听别人的，自己轻易不表态，表态也是说些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之类的话。关于小靳庄，他吩咐昔阳县委的常委们：“有人问，就说情况生，离的远，不了解。”“你不能随便表态度，谁知道他们搞什么。”⑦
尽管陈永贵加了小心，他还是陷了进去。
１９７４年９月３０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２５周年招待会。当削瘦的周恩来站到麦克风前，清晰地向出席宴会的中外客人致辞时，坐在前边的陈永贵站了起来，又知道周恩来病重，刚动过手术不久，他不能不找个办法把自己对总理的敬仰之情表达出来，因此他的掌声很响，动作也很引人注目。离他不远的张春桥瞥了陈永贵一眼，神情很是冷漠，甚至带了几分轻蔑。事关周恩来，他更觉得陈永贵时时处处总想引人注目的特点格外刺眼。
陈永贵能感觉到张春桥看不起自己，他看张春桥的知识分子派头也觉得不顺眼。不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是毛主席器重的人，他并不愿意得罪张春桥。在陈永贵引人注目地为周恩来鼓掌叫好之前，他们两的关系在表面上也还说得过去。张春桥还问过陈永贵有没有困难需要解决。陈永贵说没有，没想到过了几天昔阳化肥厂的领导找陈永贵，说扩大生产需要买压机，专门去了趟上海买不到。陈永贵道：“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张春桥上次就问过，早说几天不就办了？”这种大面上说得过去的关系，自国庆招待会之后就维持不住了。一次开政治局会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等人赞成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振华与陈永贵多年不和，刚从山西下来又要当装甲兵司令？陈永贵不同意。他说：“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说着还举出例证来，说王谦在山西怎么被人跟踪，文革初期造反派整的材料至今不肯销毁等等。
张春桥冷冷插言道：“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别人看出来。”张春桥讥讽陈永贵爱出风头，但是并没有点名。
陈永贵顿时就翻了，瞪着张春桥问道：“你这是说谁的？”
张春桥仍然以冷嘲热讽的腔调回敬。
陈永贵叫道：“党的会不许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说完黑着脸一坐，再也不吭气。⑧
这天的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氛挺紧张。邓小平则正襟危坐，一副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的神态。
散会后，陈永贵大步往外走，纪登奎快步跟上去，背着四人帮伸出大拇指赞道：“老陈，够勇敢的。”回到住处，李先念、陈锡联也打来电话，说你老陈今天可是捅了他一下马蜂窝，痛快。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３日下午，陈永贵应韦国清之邀飞抵南宁，参加广西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一年前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专程乘飞机到南宁机场迎接。
许世友与陈永贵的关系很好。同为政治局里的大老粗，许世友专爱跟陈永贵往一块坐。许世友开会每每迟到，大大咧咧地进了门，“哟，我又晚了！”说着便往陈永贵跟前凑。曾经有一次开会，许世友闲着没事捅了陈永贵一指头。这位少林寺出身的将军一身好武功，一指头下去陈永贵便疼得大叫一声。结果政治局里全看陈永贵一个人了。有了这次经验，陈永贵就摆手赶许世友：“去去去。”许世友笑道：“不啦不啦，不捅还不行么？”说着就嬉皮笑脸地挨着陈永贵坐下，不时还跟他说几句话。许世友一开口唾沫星子乱飞，陈永贵不住地抹脸。
听说陈永贵和张春桥吵了一架，许世友特别高兴。他亲亲热热地拉着陈永贵坐进自己的小车，一块去找韦国清。
韦国清生了场病。到了晚上，在为陈永贵一行组织的文艺演出开始前，韦国清露面了。这三位老头坐在小休息厅里高声谈笑，当着服务员的大骂张春桥。许世友横竖看不上张春桥。当南京军区司令的时候，听说张春桥当了军区政委来走马上任，许世友称病，提上冲锋枪进山打猎玩去了。硬是把这位初次上任的大军区政委晾了一回。陈永贵受到同仇的鼓舞，眉飞色舞地把他和张春桥吵架的经过描述了一番，痛痛快快地骂了他一通。三位正骂得兴起，服务员进来提醒说，节目开演的时间已经过了４５分钟，老将军一挥手说：“叫他们等着！”三个老头又痛痛快快地笑骂了半个多钟头才高高兴兴地去看节目。
许世友回去后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张春桥训陈永贵。他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一讲话就挨训。
事情越闹越大了
三、当副总理
陈永贵与张春桥的别扭还没了结，周恩来召见陈永贵。
陈永贵到了北京医院，只见总理又瘦了一圈，不过精神还好。他问了问总理的病情，知道又动了手术。周恩来很快就谈起了正事。他说：“这次找你，就是安排四届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说完问陈永贵有什么想法。陈永贵也是亦喜亦忧。他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恩来正色道：“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⑨
陈永贵明白这些话的涵义。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涉及到一串关系重大的要职，各派的势力都在忙。总理这里常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出入，江青集团则三天两头地在钓鱼台里谋划着什么。陈永贵也搬进了钓鱼台，他闻也闻出味道来了。
周恩来又给陈永贵讲了李闯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谁相信李自成能打进北京，推翻明朝？时势造英雄嘛。
没过几天，陈永贵即将出任副总理的消息就在上层传开了。倪志福见了陈永贵道：“以后该叫你陈副总理了。”纪登奎干脆半开玩笑地就叫他陈副总理。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从１９７０年夏的庐山会议便开始了酝酿和争夺的四届人大终于开幕了。周恩来抱病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全中国人民深感振奋，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几位副总理，其座次如下：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陈永贵排名第七。
这套班子中只有张春桥这一位四人帮成员。尽管吴桂贤与张春桥的关系挺不错，毕竟还不能算做一伙。而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许多人却构成了另一派的强大阵容。陈永贵和华国锋、纪登奎等人虽然属于“其它”类，但他们在感情上总是背着江青集团的。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严重受挫。
按江青的意思，应该由王洪文、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上海方面提出过一个国务院人事安排名单，四人帮方面的要员达８８人之多。可是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人事安排的建议之后，毛泽东回答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屡次挫败江青组阁的企图，并且把长沙找他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王洪文训了一顿。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上比王洪文强。同时又说张春桥有才干。于是这二位就分别担任了第一和第二副总理。
四届人大组阁不成，江青火冒三丈，把许多政治局委员点着名骂了一通。毛泽东听说了，评论道：“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人的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之后，她会闹事。”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也挺发愁，这毕竟是一个来来往往全凭文字的地方。他对昔阳的熟人说：“我能给人家干了这了？批文件咱也批不了，写还不会写哩。”他回了趟昔阳，在大会上就谈起自己的压力大和不适应。“我他妈的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哩，还得批文件！”陈永贵说，“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呢。这很不自由哩。”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陈永贵想出了一个场长避短的办法。
１９７５年５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毛主席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
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主席申请搬出钓鱼台
四、“钓鱼台无鱼可钓”
钓鱼台国宾馆是北京西部的一处绿树掩映的皇帝园林。普通老百姓从旁边路过，只能隔着灰色的高墙听到里边的鸟叫声，看到露出墙头的绿树和屋瓦。钓鱼台的大门从早到晚漂漂亮亮地常年大开着，但是大门两侧永远笔直地站着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很少有人敢在这个散发着威严的大门前停留张望。至于门内的那座爬着青藤的假山背后还有什么，平民百姓只能去瞎猜了。
1974年10月29日，陈永贵从住了几个月的京西宾馆搬到钓鱼台3号楼。除了四人帮之外，纪登奎、吴桂贤等要人也一人一座小楼地住在这里。
陈永贵热闹惯了，一个人在这清静的小楼里憋得难受。11月中旬，他跑到西藏转了一圈，又回到大寨住了20多天，没在北京住两天，又飞到广西和许世友骂了通张春桥，从广西转回来已经是1975年1月1日。回到钓鱼台3号楼住下，到处是厚厚的地毯，端茶送水的服务员悄然出没，挺大的地方连个声音也没有。陈永贵坐不住，他大口地抽着烟，没着没落地走来走去，眼看着堆在桌子上的文件发愁。这里的生活就是看文件批文件，一天到晚除了文件还是文件。“唉，”陈永贵对昔阳来的随从叹道，“咱能干得了这？”
陈永贵打心眼里盼望来个熟人和他说说话。山西老乡倒也有不少人想来拜访，可是进不来，钓鱼台国宾馆的岗哨里三层外三层，别说普通老百姓和种庄稼的劳模了，就是县太爷、管县太爷的高干“埃里金纳”，爱尔兰籍经院哲学家，约9世纪40年代迁居法，连省里的大人物在内，进一趟钓鱼台也是难于上青天。
1月下旬，中央要求刚刚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和吴桂贤到王洪文住的16号楼学马列，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时间还偏偏定在中午，陈永贵睡午觉的时候。陈永贵没有理由下去，王洪文也热情迎送。一个星期下来，陈永贵不耐烦地说：“这这这，每天坐在这里念这个书，什么事也干不了！”没过几天，他又找了个茬回山西了，接着又是福建的农业学大寨会，出访墨西哥，转新疆看上海。再往进钓鱼台已经到了1975年4月18日。等待陈永贵的依然是那一片宁静和永远也看不完的文件，还有令人头疼的16号楼的理论学习。
就在这种背景下，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要求三分之一抓点，三分之一跑面的信，同时申请搬出钓鱼台。
毛泽东在接到陈永贵的信之前，已经见到许世友写的那封告张春桥歧视工农干部，在政治局会上训陈永贵的信。他不久就做出了反应。197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richs，1794—1861）、罗森克兰茨（KarlRosenkranz，1805—，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论完“训人”，毛泽东又添了一笔：“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周恩来听到消息，立刻召见陈永贵，叫他马上就去。陈永贵匆忙赶到，周恩来沉着脸问：“你在广西说什么话啦？”陈永贵摸不着头脑，正在发愣，周恩来又问：“你跟许世友讲什么啦？”陈永贵想起来了，说：“就讲张春桥在政治局会上训人，训我了。”总理细细问了经过，叹道：“说话要慎重。许世友不在北京，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解决。”
周恩来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说：“好在印发政治局了。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你看你呀，还不想当副总理。”
陈永贵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心里觉得发虚。张春桥正红得发紫，全中国都在学习他和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曾对张怀英说：“我可闯了大祸了。”张怀英劝道：“你就按总理说的办吧，听总理的。”
1975后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毛泽东走进会议室，在主席的沙发上坐下，漫声问道：“永贵同志哪里啦？”陈永贵坐在离门口不远的沙发上，赶紧答道：“我在这儿坐呢。”毛泽东指着身边的沙发说：“哎，这来坐，来，来！”陈永贵赶忙起身坐到了毛主席身旁。毛泽东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计划的信还给陈永贵，上边有批示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表扬了陈永贵。“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毛泽东给陈永贵的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分配法起了个军事化的名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毛泽东又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嘛。”毛泽东说着，扫了四人帮和吴桂贤一眼，问道：“你们几个搬不搬哪？”
江青道：“搬出钓鱼台我们到哪里住？”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了一番后来被广为宣传的话。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谈到当时流行的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
四人帮挨了毛泽东的训斥，不敢当面顶撞，纷纷写了检查。张春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提。”B10
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恨恨的。张春桥会后骂道：“陈永贵那小子又投了回机，上了榜了。”王洪文则拿着高级钓鱼杆，吩咐在16号楼旁的水边摆上沙发钓鱼。水里放养了许多鱼，一会儿就钓上来一条大的。王洪文道：“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就钓了条大的！”
张春桥受挫后发了低烧，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建议陈永贵去探望，劝道：“永贵去看看么，春桥发低烧，互相……”陈永贵说：“我算什么？张春桥是常委，是领导我的，我算什么我去看？我也没想当什么，能干就干，不能干我回家种地。”结果他到底也没去。
陈永贵和张春桥的关系后来一直也没有搞好。政治局开会，陈永贵总坐在一个长沙发的左侧，张春桥隔着纪登奎坐在陈永贵的右侧。陈永贵左手托腮，右手夹烟，面朝左，后脑勺对着张春桥。有一回坐在长沙发另一端的纪登奎捅了陈永贵一下，叫他坐正点，陈永贵头也不回，摆了摆手说：“脖扭了么！”回到昔阳，陈永贵在熟人面前说：“我死也看张春桥不对，总给他个后脑勺！”有人小心地劝他，陈永贵骂道：“操他妈！我不是给党干哩？你给万两黄金，我也不给你说上一句话！我当副总理是给你张春桥干哩？毛主席周总理叫我干！”
张春桥在背后也不说陈永贵的好话，连他女儿也跟着一块骂。张春桥的女儿在上海谈起陈永贵，那口气就像她父亲一样透着轻蔑：“陈永贵就知道什么大干呀，流汗呀，吃饭呀，根本不懂路线。”话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他便在昔阳县的大会上骂道：“去你妈的！我们干革命，干社会主义，就是要大干哩呀！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大干干什么呀？谁反对大干？你说不大干能行？……他妈的！”B11
五、交道口的小院的主人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又分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除了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来的人。张艮昌原来是张怀英的勤务员，焦焕成更是陈永贵的夫人的一位近亲，在昔阳当过县团委书记。炊事员石头是陈永贵在武家坪的一个老熟人的儿子。这几位宽宽敞敞地住在足够一百多人住的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等那个时代的稀见的家用物品一应俱全，还配备有两部小汽车。一辆是富丽堂皇的大红旗，一辆是舒适好用的日本车。当时中国进口了为数不多的一批日本小轿车，每位政治局委员一辆。使用这些东西都不用陈永贵花钱。
搬出钓鱼台后，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一块过吧。我就一个人，要那么多人照顾我哩？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
陈永贵当然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干。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最后跟陈永贵打了个招呼。陈永贵拍桌大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又退了回去。
不仅夫人和孩子拿着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贵这位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自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
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60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60块提高到100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36块钱。136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差不多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当时，毛泽东的工资是300多元，副总理级的工资大概在260元至300元之间，县团级的干部每月工资在100元上下，大寨这类工分日值比较高的地方，一个壮劳力平均每个月大概有45元的收入。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多弄点钱，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到交道口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跟陈永贵一说，陈永贵不让要。“报什么客饭？”陈永贵瞪着眼问，“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客饭补助没让要，大寨的每天一块五的工分最后也没要。汤占兴曾问陈永贵为什么不要，陈永贵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么。”
陈永贵有北京市二商局发的特供本。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的干部都有这东西。那是一个紧缺的时代，东西很便宜，但是限量供应，有钱未必买得到好东西。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陈永贵花钱很仔细，尽管他的收支由张艮昌管的本质，主张宗教和哲学是同一的，但理性是更高的权威。他，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
有一天纪登奎和陈锡联到陈永贵家吃石头做的山西拉面，石头买了一只鸡。陈永贵见了问：“买鸡干啥？我不吃这个鸡！”“客人来么，熬汤。”陈永贵说：“不用，人家来是吃面么。咱就这伙食。”结果石头这位挺不错的厨师，拿着整个中国也没有多少的特供本，整天摆弄的都是土豆圆白菜之类的大路货。而陈永贵偏偏就喜欢简单实在的大路货。每天吃饭，他常常端着一大碗拉面、假豆腐（一种玉米粉面条）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端个小板凳在小院中一坐，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饱了。
陈永贵能喝酒，客人一来，必定拿出酒来喝几盅，再添上几盘青椒肉丝之类的菜。他大显酒量的一次是在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江青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四人帮一方的人就哄着要灌陈永贵。陈永贵道：你们也别灌，这么办吧，毛主席他老人家过生日，我心里高兴，我替每个人喝一杯酒。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的亮晶晶的高脚杯来，陈永贵一口一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全干了。出得门来，陈永贵往他那辆大红旗后边一钻，拍着前排的椅子背说；“哎，老汤，我喝醉啦。他妈的想灌我。想整我？没门！”开车的汤占兴劝道：“今天是主席的生日，该高兴呀。”“高兴？”陈永贵叹道：“唉，我不高兴。”说完把头往后一仰，闭了眼睛便不再说话。陈永贵喝多了总是一声不吭地找个地方睡觉。
陈永贵又是个烟鬼。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描写陈永贵抽烟，只见一根火柴，一个烟头，一盒烟就抽完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每天要抽上两三盒。陈永贵不常抽好烟的自然素质，认为它难以改变。西汉董仲舒提出“质朴之谓，更抽不带过滤嘴的烟。三毛八一盒的“三七”，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是最常抽的牌子，就这样每天的烟钱也相当可观了。那时候的干部很廉洁，就连政治局开会喝的茶，人民大会堂每个月也要开出收费单来，茶钱多少，烟钱多少，如果吃过饭，饭钱又是多少，派人送到政治局委员家要帐，一分一毛也少不得。
如果说有点外财，恐怕就是金日成送来的苹果了。那时到了摘苹果的季节，金日成便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送些又大又圆的苹果来，毛泽东总是让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分了。既是礼物，自然不能收钱。这苹果的量往往还很大，陈永贵吃不了，便托人捎回大寨去，分给梁便良，贾进才这些老搭档尝尝。
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永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按规定上交。据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比划说，他父亲交公的计算器摞起来有一尺高，而他上学用计算器还不得不家里掏钱买了一个。
对陈永贵来说，交道口小院里的首长生活并不好过。有一次主持过昔阳工作的赵满仓去看他，问他过得怎么样。陈永贵说：“到中央连说话也不随便了。说话呀，行动呀，有限制哩。”他指着一大堆文件说：“你看看这施蒂纳（MaxStirner，1806—1856）卡斯巴尔·施密特，每天起来就是这，除了吃饭就干这。我能干得了这？批这个，转那个，整天画圈圈。”
有一次张怀英去看陈永贵，正好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永贵画圈。张怀英虽然是陈永贵的老上级，对陈永贵称得上知根知底，但是眼看着一位副总理在一排中央首长的名字旁边画圈也难免感到敬畏。他问陈永贵：“你咋批文件哩？”“咋批？”陈永贵笑道，“他们画圈我画圈呗！”陈永贵点了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他信得过的人的名字，解释说：“他们画我就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画个圈也顶事哩！”
陈永贵坐不住，总想出去遛遛，比如到北京郊区看看庄稼什么的。可是他这一级的干部一活动就要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办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这个陪那个接，层层做好准备，弄得兴师动众，最后还是不自在。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里去通县，偏偏赶上刮大风，路旁的树倒了，拦住去路。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来京看望父亲，陪着他坐在车里。陈永贵叹道：“唉，就不该出来。”他对陈明珠说：“可不自由哩，太管的咱严。唉，不自由！”
有一天下午，陈永贵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自己上街遛遛。警卫班的头头是一位连长，大惊之下赶紧招呼人追了上去。陈永贵见人又跟上来了，黑着脸把那位连长训了一顿：“不让跟不让跟你们非跟着？你们要限制我自由哩？限制我接近群众？谁还怎么着我呀？你们搞甚哩？那拉连长也不吭气动均为意志所决定的心理学学说。主要代表有德国的冯特、美，反正是跟定了。最后双方妥协，警卫班的军人和贴身内卫张艮昌都换了便衣，远远地跟着陈永贵，紧张地看着他溜溜达达地进了地安门商场。
陈永贵没走几步，商场里就有人认出了这位副总理，人们便拥了上来，陈永贵一见情况不妙赶快撤退，大步流星地回了家。“怎么样？影响商场秩序啦？”工作人员问他。“再不你就化化装？”说着拿来了口罩和墨镜。陈永贵戴上口罩，说：“怪憋闷的。”又戴上墨镜，对着镜子一照，指着脑门上的刀刻般的皱纹笑道：“这是活商标么。”从此陈永贵便不再逛商场。除非赶上人大开会，东风市场专为代表们开夜场，陈永贵才有机会去转一转。
一天陈永贵想理发了。本来打个电话就会有理发师上门服务，可是陈永贵憋得难受，想出去走走。“别麻烦人家了，”陈永贵对张艮昌摆摆手说，“我出去理，你愿意跟就跟上，不许离近了。”说着就拿了顶大草帽扣在头上。那时正是八月盛夏，戴着大草帽并不扎眼。
交道口也算热闹地方，出门不远就有一个理发馆。陈永贵推门进去，理发师道：“您来啦？理个什么？”“推个光头。”陈永贵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答道。一摘草帽，人家认出来了，瞪大了眼睛发愣。张艮昌赶紧上前捅了理发师一下把新托马斯主义和进化论相结合。强调宇宙的进化是低级到，低声说：“别吭气。”理发师就不吭气，一言不发地给他推了个光头。推完了，陈永贵叫张艮昌交钱，人家却死活不收。陈永贵道：“理发就要给钱么，不能不给钱。”张艮昌掏了五毛钱扔下就走，出门一看，已经有一群人围了过来。陈永贵招招手，健步如飞地溜了，后边还有人紧着追了一会儿。陈永贵边走边对张艮昌发感慨道：“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什么好看的？我不也是个人么？”
有了这几次教训，陈永贵便不再自找麻烦了。想溜达就自己在院子里来回走。每天早晨早早地起来，别人还有睡觉，他已经像一只关起来的老虎一样转开了圈。
春天植树季节，陈永贵让人弄来四棵苹果树苗，两棵梨树苗、两棵水杉，又弄来点葡萄秧子栽在院子里。他看了一会警卫班的战士挖树坑，说：“我来吧。别看你年轻力壮，干这活你还不如我哩。”说着便抓过铁镐干脆利索地抡开来，那身手绝不像六十来岁的老人
六、透出火药味的第一次全农会
1975年9月15日上午，中国政界三个派别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华国锋和江青并排坐在昔阳县拖拉机厂的一个尚未装修的车间的条桌后边。在他们面前，37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省、地县农业方面的负责人坐在小板凳上。这就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陈永贵、陈锡联、姚文元、吴桂贤、李素文等一批党政军要人。毛泽东让政治局委员能去的都去，于是一次规模盛大的高规格会议就出现了。邓小平评论道：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的最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0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
当时，中国农业的形势不容乐观，不过各派政治力量对此的看法不尽相同。邓小平比较悲观，他认为农业很可能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是农业现代化，最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在开幕式的讲话中问道：“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他说：“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江青听了挺不高兴，插话道：“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接口道，“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
邓小平在这次会上大讲问题，大讲黑暗面，使在场的数千名听惯了“形势大好”调子的代表大受震动。邓小平说：“据22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平均124远，最低的贵州三表墨子提出的认识、判定是非的三条标准。亦称“三，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类似四川一百左右的还有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的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帐。这种现状，我们能满意吗？”B12
邓小平是在开幕式之前，和姚文元、吴桂贤坐着直升飞机赶到昔阳的。大会主持人是华国锋，陈永贵致了开幕词。轮到邓小平讲话的时候，江青兴奋起来。邓小平刚讲了几句，江青插话介绍说：“邓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邓小平讲了一会儿，江青又插话道：“主席要邓副主席在会上讲几句话。”其实，邓小平正在讲的话，正是江青即将当作右倾翻案风来批判的话。
邓小平讲了农业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首次明确地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科技、文艺都要整顿。他急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急于整顿，整那些软、懒、散的班子，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他号召配备好农村的领导班子，“把那些思想好，联系群众，能够带头干，能够艰苦奋斗的人提上来。”他号召学大寨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真学，就表现在学到了，回去就老老实实地干。”B13按邓小平当时的说法，只要这样老老实实地学了大寨，中国农业就有希望，甚至是前途无量。他说：“我跟外宾吹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确实是这样。”邓小平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如果说邓小平最关注的问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农业搞上去，那么江青显然更关注政治问题，准确点说是权力的争夺问题。
9月8日，江青带着一百多位随行人员，在大会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到了大寨。在虎头山摘过苹果、挖了一下防空壕，又照了许多像之后，江青表示要给大寨的贫下中农做一个评《水浒》的报告。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江青在大寨社员眼前露面了。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江青说，“咱们的主席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脑力清晰，记忆力强，吃好，睡觉好，心脏好。”
接着，江青就开始了一次著名的，含沙射影式的文学评论，直把郭凤莲和大寨的贫下中农听得心惊肉跳。江青让社员们注意联系实际“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她说，“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一次路线错误，今天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坤、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水浒》是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主席。”
这些话说得太明白了。四届人大开完不久，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满了，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位子又是被周恩来请出的邓小平占了。郭凤莲说：“我们当时听了，心都跳起来了。”“这不明明是把矛头对准中央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吗？”
江青怀着满腹“架空”与反架空的心事来到大寨，又来到全农会的开幕式上。她听邓小平讲完整顿之后，也要求讲一下。这个要求挺突然，本来大会并没有安排江青讲话这一项，可是她要讲，华国锋也拦不住。
江青一开口就指责各省的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是不重视农业，尽管她很清楚这是中央决定的。然后她又讲了几句农业，话题最后还是转到了评《水浒》上。台下坐着的人未必清楚江青评《水浒》的真意，但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姚文元等人的心里很明白。他们不露声色地听着。
开幕式之后，江青要求印发她的讲话稿，放她评《水浒》的录音。华国锋不干。但他知道江青不好惹，便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置。毛泽东以极厌恶的口气对江青的议论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电话打了过来，华国锋手里有了最高指示，气壮了许多。他不仅在大会上顶住了江青，还告诉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山西也不要放她的录音。大寨的党支委们正在头疼，组织学习江青的讲话吧，不敢。不组织学习讨论吧，也不敢，拖了几天，得知毛主席发话了，才放下心来，决定对江青的讲话不印、不发、不传。
全农会开幕式结束后，邓小平应陈永贵之邀到大寨。他以前陪着马里总统来过一趟，这次准备住下，仔细看看，还通知了南垴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锁寿，说要到他那里转转。邓小平到大寨后，发现江青住在那里。他临时改变了主意，上虎头山转了一圈就走了。李锁寿在村里等着接待，等到很晚才知道邓小平已经离开昔阳。
全农会期间，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做了题为《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的发言，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做了题为《学大寨不断革命，抓根本坚持斗争》的发言。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基本调子是反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利用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原则，即体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倡导以革命的精神力量推动经济发展，以阶级斗争克服反对力量和消极因素的大寨和昔阳的经验。
在这两个主要经验之外，昔阳的大寨公社，南垴大队和石坪大队等11个单位也介绍了如何成功地运用上述经验的经验。所有的这些发言材料，都是出自原新华社记者，通讯《大寨之路》的作者宋莎荫的手笔。陈永贵点名要宋莎荫执笔。这位因历史问题50多岁还入不了党，被下放劳动的记者靠陈永贵解决了入党问题，又被调任《山西日报》副总编，昔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他对陈永贵的想法和大寨模式的根本领悟得又深又快，不到20天便把所有的发言材料准备停当，随后又大改了一通。材料写完改好之后，宋莎荫竟累得吐了血，住进了医院。
1975年国庆节前夕，全农会的3700多位代表移师北京继续开会。10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
华国锋所做的总结报告由“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战斗任务”、“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和“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等五个部分组成。这份报告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勾画出一张清晰的路线图。
这张路线图头的尽头处标画着800个大寨县，那应该是1980年，即第一次全农会五年之后的中国农村的美好景象。按路线图规定，今后的五年内，全国每年至少要平均新建成一百个大寨县，五年就是五百，再加上现有的三百共为八百，超过了全中国二千多个县的三分之一。到那时，按邓小平的说法，中国的粮食就会多得没地方搁了。
那么什么才叫大寨县呢？华国锋提出了六条标准，前三条是虚的，也是有保证作用；后三条是实的，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一、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二、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三、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像昔阳县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五、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穷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六、农村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改善。
怎样才能建成大寨县呢？华国锋说：“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首先要普遍整风，解决县委领导班子中存在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问题，今后五年，每年都要搞一次县委整风。而县委呢，则要带领公社和大队，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对部分领导班子中的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衰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民主派掌权的问题，也要有区别地认真加以解决。总之，政治挂帅，思想领先，靠阶级斗争开路。华国锋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拿出自己的规划和时间表来，每年两次向中央写出情况报告。
一切都阐述安排得妥贴细致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调子很高的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他说，这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要求，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我国在本世纪内走在世界前列的迫切要求，又是做好战备工作的迫切要求。他说，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
做完总结报告，华国锋从会议大厅走出来，在江苏厅前碰见了陈永贵。两位山西老乡很亲切地走到一块聊了起来。华国锋说：“哎呀，我今天的报告不知怎么样。”话音刚落，谭震林出来了。谭震林举着手笑道：“今天的报告可好呀！”没想到江青也在后边跟着，她走到华国锋和陈永贵面前，清清楚楚地说：“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的！”华国锋和陈永贵闻言不禁一愣。
一年后华国锋愤愤不平地谈起这件事。他说：“我的讲话是政治局讨论了的，是按主席精神讲的。报告后，江青把我和永贵闹到江苏厅，她说，这个报告说的轻点是修正的。重一点她没说，那就是反革命啦！修正主义也是反革命，这下就把帽子给戴上了。可是送给主席批，主席很快就圈阅了。发了文件以后，她还说是修正主义的，还几次纠缠。上海根本不让传达。”B14
从反对的理由来看，江青等人似乎是从派别斗争和权力分配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做出判断的。
上海市委奉张春桥之命“稳住”，不传达贯彻华国锋的报告即21号文件。上海提出了四个不准，第一个不准就是不准提“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理由是：“省委是不是关键？还有中央呢？”最后一个不准是不准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理由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在四届人大组阁不成，失去了大量要职的江青集团不能容忍主攻方向的偏离。她们大概也有自己的激进路线岌岌可危的强烈预感，急于解决权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还要持续一年多。
1975年10月19日，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华国锋的报告为基础写成的社论：《普及大寨县》。随后，全中国的宣传工具一齐开动，上百万的干部根据全农会的精神下到农村基层帮助社队搞整顿，“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标语口号几乎刷遍了中国的每一个村庄
七、向毛泽东建议过渡
华国锋宣读的那份总结报告，要是按照陈永贵的心愿写，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让陈永贵由着性来，他会推出几项足以震撼中国近百万村庄的新政策。
1975年7月18日，第一次全农会开幕的两个月之前，陈永贵在太原晋祠开完省委会议，坐上自己的小轿车驶向大寨。这一路他多次停车查看孟县、寿阳、阳泉、平定的庄稼长势。自从两个月以前毛主席批准了他的“三三制”，陈永贵就很少在北京住着。两个半月以来，他转了河南河北，又在大寨住了将近50天。一个副总理离京60多天总要出点活儿吧？陈永贵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保证过，要随时了解下情，向中央提出建议。陈永贵看着路旁的庄稼，一些想法也渐渐地在心理清晰起来。他打算把他的这些想法推向全国。
回到大寨以后，陈永贵叫来了宋莎荫，让他起草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陈永贵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把他琢磨了很长时间的想法归纳成五点，叫作“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内容涉及所有制、评工分、扶贫、社员住宅和农民所欠的粮债。这是陈永贵的经验总结，是他本人的主张的精华。
宋莎荫是有名的快手，按陈永贵的意旨起草出来的给毛主席的报告很快就交到陈永贵手里。陈永贵微微动着嘴唇，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合作化以后，只用了三年，实现了公社化。公社化到现在，已过了十八年。主席发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也十一年了。这中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现在又开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农村的形势是很好的。好就好在了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高了，干劲大了，干部的经验也多了，领导水平也高了。我不是说农村就没有问题，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激烈的，在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倾向还是严重的。但是第一，这不是主流。第二，这也给我们出了新题目，可以做点新文章，我觉得有些事情该办了。
“一、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早一点向大队核算过渡好，还是晚一点过渡好？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那一段时间，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后来经过几年的生产发展，情况有了变化，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一是公社化初期‘四固定’的平衡打破了，队与队差别越拉越大；二是小队核算限制了大干；三是小队既积累不多，劳力又少，想搞点改变面貌的工程和机械化有困难。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现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二、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怎么搞好？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所谓‘标准工分’其实就是评思想好、劳动态度好，既能大干又能干好的‘标准人’，自报工分，要同这个‘标准人’的条件比。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以从根本上摆掊‘工分挂帅’的烦琐哲学；可以适当照顾老、弱、病、残，防止两极分化；又可以限制那些不参军、不当工人、劳力多的地主、富农分红分粮过多，更有利于这些人的改造。而定额包工，死分活平这一套办法刚开始还适应，现在看就不行了。显出两个弱点。一是不搞政治挂帅，搞工分挂帅，不是把社员引向社会主义劳动，而是引向抢工分，不顾质量，腐蚀了思想，响了集体生产。二是没有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资本主义有调动资本主义积极性的办法，社会主义也应该有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办法。讲积积性，不应该忘了‘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有的同志总是在资本主义的旧框框里找办法，谁搞点社会主义的办法，就大喊大叫，什么‘没有普遍性’呀，‘平均主义’呀，总之，就是不能干。照此下去，社会主义农业怎么能大干快上呢？”
陈永贵要是能写出《资本论》，那么上述这两段就是他的《资本论》。陈永贵如果能写出《新民主主义论》，那么上边这两段也就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两条后边还有三条：3、不准社员个人盖房，住宅一律由集体投资建造；4、把社员欠集体的粮债痛痛快快全部免掉；5、加强公社的经济实力，并由公社扶植穷队发展生产。
陈永贵读完自己的五条建议，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他叫后来当了昔阳县档案馆馆长的任永福用他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整整齐齐地抄好，送往北京。报告后边签署的日期是1975年7月20日。
毛泽东读了陈永贵的五条建议，这位以气魄恢宏著称的伟人也觉得拿不定主意了。这些动作都不小，实行起来全国震动，到底行得行不得？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陈永贵的建议上批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
在政治局尚未讨论之前，陈永贵便给宋莎荫下了指令，让他把这套见解写到大寨和昔阳的发言稿里，他准备在全农会上捅出去。宋莎荫奉命完成了，但是被主持这次大会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挡住了。陈永贵的主张实在太左了，太激进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大队过渡，这是违反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村六十条》的。取消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同样也是违反《六十条》的，而《六十条》并未明令取消，还没有什么人敢站出来说《六十条》不对。华国锋指示农业部的人和宋莎荫一起动手，把原来的发言稿中的那些极左内容全部改掉。陈永贵的出击失败了。（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65页）
9月23日至10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讨论陈永贵提出的迅速过渡的建议。这次座谈会除了政治局委员外，还特地请了12个省的省委书记参加。既然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来，请谁不请谁便大有名堂。陈永贵知道山西省省委书记王谦倾向于搞大队核算，就建议说：“让王谦来一下更好，说一下大队核算的好处。”结果偏偏王谦没有来成，陈永贵老大不高兴。
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赵紫阳和潭启龙这两位大省的省委书记坚决反对大队核算过渡，连一向左得出奇的张春桥也表示不同意。陈永贵则力主过渡，一再强调大队核算的好处。争到上火处还忍不住高腔大嗓地嚷起来，以至后来有“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10月19日，第一次全农会宣告闭幕，而这个平行进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仍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两天后，由于分歧太大，意见无法统一，座谈会无结果而散，陈永贵的提议被暂时搁置。B15
散会后，张春桥让上海派人去昔阳学习大队核算的经验，昔阳县委立即向陈永贵报告。陈永贵怒道：“不要给他介绍经验！到底搞什么鬼哩？政治局讨论时，他坚决不同意，为什么又偷偷摸摸到这里学大队核算的经验来了？”陈永贵既生气，又感到莫名其妙。发了一通火之后，还是以事业为重，改口说：“如果他是真的学，你给他弄点材料送去也可以。”
过了一年多，陈永贵似乎明白了张春桥一边反对过渡，一边派人取经的用意。他告诉昔阳的干部：“这次挖出四人帮才暴露了，他想在上海搞一个奇迹，要树这么一面旗帜，我们整个上海都搞成大队核算，在全国树这么一个样板，也给世界树一个名望。你看，坏不坏？你要树树我们昔阳来！我们在六七、六八年就全县过渡了，他要在上海搞，在我们这里学经验，到上海搞！”B16
八、抓点抓出了经验，抓出了干部
1974年初至1976年底，陈永贵回昔阳20次，先后住252天。他在昔阳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突然袭击式的私访。
1974年8月12日，陈永贵让秘书要了辆苏式吉普，坐上就出了县城。到哪儿去？陈永贵不说，别人也不敢问。县委的头头以前也问过，还要陪着陈永贵下去跑，陈永贵把他顶回去了：“我出去是挑毛病找问题，你县太爷去还跟我说啦？你别去，也别问。你先告诉他了，一准备再准备，手忙脚乱也不知搞什么哩！”
车开到了县城外的三岔路口，陈永贵才告诉司机今天的去处。这天上午他想到西寨公社看看。陈永贵一路看着庄稼的长势，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西寨。8月中旬正是大暑刚过，白露未到的农闲时节，社员们挂了锄，公社安排了一台山西梆子，西寨人山人海地唱开戏了。陈永贵的吉普车溜进公社，找不着公社干部的影子，却发现了戏台旁边开的老牛市场。这里做起买卖了！”
陈永贵冒火了。等到西寨公社的领导战战兢兢地出现在陈永贵面前，陈永贵黑着脸问道：“有老牛为什么不卖给国家食品部门，非往河北山东那边处理？这叫什么？这不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又是什么？还唱戏？不是不叫你们唱戏，生产怎么样？地里那么多草就挂起锄头唱戏了？玉茭高了，大锄进不去小锄锄示了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阐明了中国新民主，小锄不能锄用手抠。抠一抠就是二两油嘛。要这样干，辛苦田呀！”
下午，陈永贵回到县里，又在大会上把西寨公社训了一通。他的突然袭击取得了成果，便宣布以后检查工作就是要搞突然袭击，免得下边事先做了手脚。“我不说给你，看你怎么办呀，”陈永贵说，“从此以后就不告他们说了。临去时来一个车，坐上出了村外，你开到哪里就知道啦。”B17
陈永贵不能容忍昔阳的庄稼地里长荒草。有一年他发现有几个公社地里的草多，就把主持工作的刘树岗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顿。陈永贵问，我从平定县过来看了。人家的地里不荒，你昔阳怎么倒荒了？你怎么干的？刘树岗被训出了一头汗，立刻表示马上改正错误，召开一个电话会议消灭草荒。陈永贵不干，说：“把人全叫来，开辆车去平定看看！看看人家怎么就不荒？李锁寿在平定学昔阳，人家地不荒，你怎么就荒？去看看！”于是，盛夏时节，陈永贵亲自率领昔阳的公社书记们赴平定转了两天，陈永贵不高兴就不爱理人，一路上沉着脸不说话，公社书记们看着老陈的脸色体会着县耻的滋味。
一天晚上，陈永贵坐在车里，发现公路上有一些行迹可疑的车辆；好像是在运粮食。昔阳有多少粮食他心里有数，哪来的这些汽车马车平车？陈永贵一查，原来是昔阳的老百姓用玉米去河北换白面吃明嘉靖年间刻本。1981年中华书局据此出版点校本《陆九渊，昔阳有的是玉米，而老百姓偏偏喜欢吃白面，便假称换麦种搞起了易货贸易。昔阳的各级干部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却不肯真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陈永贵却容不得这种有损大寨县声誉的事，他认为这属于搞黑市，粮食外流，投机倒把，是“走资本主义”。B18
陈永贵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下令道：“决不允许到河北再去套购小麦。”他对县委包庇此事极为不满，说：“这个问题，县委包得严严的。这是我给县委提意见哩。去年，搞种子在河北换回那么多！你就是不搞种子，人家河北还不给了哩？昔阳县哩，人家怕哩，你要跳蚤油，人家也要想办法闹哩。购回那么多小麦，河北给我来数，六百多万斤。这个数还不完全统计。可是问县里，没有多少，就是个几十万斤！问了大寨一个公社，一百二十万斤。这是几十万斤？太不像话了！你错了你就说么。不少哩呀。今年不行。就算需要种子，也要经过县里批准。”B18
陈永贵宣布：“谁也不能搞投机倒把。哪里搞，公社党委要负责。批林批孔，不抓这个抓什么！”
陈永贵对于沾上了商品交换的边的东西极为警觉。洪水公社东沟大队“主业不主，副业不副”，“价值规律支配了集体经济”，木匠铁匠和煤窑干得很红火。陈永贵认为这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典型。1975年第一次全农会之前，陈永贵想把东沟大队的材料推荐到大会上的特点。是事物差别的内在根据。表现为矛盾在各种运动形，就事先跟东沟打了个招呼，希望“东沟爆炸个原子弹”。东沟的干部闻讯亦喜亦忧。老陈要在全中国面前解剖他们，可是毕竟给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据记载，当时东沟的干部“激动地表示：一定不辜负陈永贵同志的关怀，大批资本主义一定要批出样子来，大干社会主义一定要干出样子来。”于是，煤窑归了公社，木工厂也停止了来料加工，打铁组更是冒着冻结付款的风险单方撕毁了与大同水泥石签订的20吨钢球加工合同。全大队的劳力都集中到人造小平原上大干苦干，而且一口气苦干了三年。结果，这个大队的分值不仅没有增加，兑现率还下降了30%，不过，今天的人们很感激当年创业者用汗水为他们打下了千秋基业。
陈永贵整昔阳整得狠，对自己和大寨也不留情。1973年大寨的一个木匠从大队会计手里要了张空白介绍信外出为队里买木头，他多买了一点，自己留下干私活赚外快。事发后，陈永贵联想到大队会计的印把子，联想到全县干部的私心，便掀起了一次“纠正化公为私运动”。
“我也有，”陈永贵当着全县的公社书记说他也有化公为私方面的问题，“我十多天来反复查，我给了焕成一百元钱，把吃了的闹得清清楚楚。”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
陈永贵又继续揭自己的家丑说：“还有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哩，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普及就可以消除社会矛盾。他曾在美国和英国试办共产主义，要赶快给人家。给九昌给钱处理。你不要看这是小意思，在大寨搞了半个月，搞下二千元，……主要是社员的问题，尤其是各行各业，副业、牧业、林业。白天搞副业，黑夜搞自己的箱子。凡是有点技术的，铁工、木工、泥工都在晚上干私活。摸上大队的东西，为私人做事，自己挣钱。白天搞社会主义，晚上搞资本主义。”B19
这场从1973年11月搞起的纠正化公为私运动最后愈演愈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一直割到家庭，割到炕头。坐在炕头编草帽成了资本主义，昔阳的草帽业就彻底完了，用草帽只好从外边进。
陈永贵回到昔阳，一个是抓大干苦干，一个是抓资本主义倾向。这两个主题他常抓不懈，坚持始终。结果，昔阳出了“大批促大干”，“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等具有全国影响的经验，批资本主义批到山沟里、房前、家庭中、炕头上，凡是超出一猪一鸡一兔的规定的副业都被视为资本主义。
零碎事陈永贵也管。他要让社会主义十全十美，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有一天陪大庆客人参观，陈永贵发现路旁地里的黑豆有些缺苗。昔阳人习惯把黑豆和玉米掺在一起做成面食，土称“假豆腐”。这是当地营养价值较高的主食之一。陈永贵问陪同他们的安坪公社书记张如成：“为什么黑豆缺了苗？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们不重视社员的吃假豆腐？”张如成答道：“今年重视了。个别地块豆子缺苗，已经补种。今年保证让社员吃上假豆腐。”
陈永贵问：“如果今年社员吃不上假豆腐，你知道要把你们怎呀？”张如成答道：“您说过，如果社员吃不上假豆腐，要把我公社党委碾了假豆腐面。”陈永贵笑道：“对，就是这样。”
昔阳有几个老大难。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剧团，还有一个是邮电局。邮电局服务态度不好，老百姓打电话不给好好接，报纸一压就是十天半个月。有人告到陈永贵耳朵里，陈永贵怒道：“邮电局就有人反大寨哩！”他下令邮电局整顿，派下一个工作组办学习班，让那些职工一个个的自我解剖，重新认识大寨精神：“大寨人什么精神？你什么？”待到那些神气惯了的国家职工被呛得倒噎气，一个个灰灰溜溜的时候，工作组又督促他们订下制度，保证城关看上当天的报纸，别的地方三天内看上报纸。这么一整，邮电局果然见好。
用类似的办法，陈永贵训过剧团，警告他们：“我处理您！”他还下令整顿过医院，撤了院长，把不好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下放劳动，什么时候改好了什么时候回来。
陈永贵在北京的时候，也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情况，下达任务。他打电话总是深更半夜打，为此昔阳县委还形成了一套值班制度，主持县委工作的人半夜以前不能离开值班室回家，有时就干脆住在值班室随时接受老陈的指示。陈永贵不参加县委会议，可是会议上常常提到陈永贵，“老陈讲了”，“老陈说了”，等等。陈永贵不在如在，到处都有他的影子，他的影响。
陈永贵抓的昔阳这个点，不仅出了许多经验，还出了许多干部。自从陈永贵进了政治局，昔阳向外输出的县以上干部有三四十位。级别高的有当了山西省省委副书记的李韩锁，当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金籽，当了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的张福元。当上地委书记或省里厅局长的有张怀英、范喜凤、李艾虎、赵满仓和李福栋等人。当上县委书记的更多得难以细数，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
李锁寿原来是昔阳县南垴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被省季书记王谦看中。王谦找陈永贵死说活说，非要把李锁寿到自己的老家平定县当书记。李锁寿上任后，双脚走遍平定的山山水水，订出兴修水利的宏大计划，迅速改变了平定的落后面貌。李先念听说了，亲自安排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李锁寿，发了一篇轰动全国的长篇通讯：《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山西作家马烽和孙谦到平定体验生活，写出了以李锁寿为原型的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拍成后为《泪痕》。李锁寿因此名声大振，一时成为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县委书记的楷模。
昔阳调出干部最初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陈永贵也表示尽快培养干部，“像战争年代一样甚时要甚时有，要多少有多少。”B20后来各地果然纷纷来要。华国锋在第一次全农会期间参观了石坪大队，对那里长达十六里的走水涵洞和上面的五百多亩人造平原印象极深。华国锋听了大队书记陈有棠的介绍，赞道：“陈有棠，大有名堂啊！可以到我们那里帮助一下嘛！”华国锋开口，陈永贵当然满口答应，于是陈有棠就当了华国锋的老家交城县的县委书记。
对于各地向昔阳要干部的事，陈永贵也是喜忧参半。他愿意通过输出干部把他创造的大寨经验推向全国，又担心人家说他手伸得太长，更怕把昔阳抽空了。有一回主持昔阳工作的李喜慎到北京开会，亲眼看见几位中央领导人向陈永贵要干部的场面。
那天李先念请陈永贵晚上去中南海他的住处看电影，听说李喜慎来了，就请他也一起去。李先念是政治局常委，可以随便调片子看，他也时常请上几位关系好的在国务院小礼堂里看电影消遣，陈永贵是常客之一。
李喜慎进门的时候，李先念等人正在谈昔阳调出干部的事。李先念见李喜慎进来，说：“这不，李喜慎来了。你们那个陈永贵呀，太保守！全国到处要人，他就是不给！”
李喜慎笑着不说话。纪登奎道：“陈永贵是个保守派！顽固派！就知道守着你那个昔阳。”
陈永贵笑道：“不行，我不能丢了我那个基地。”
华国锋道：“你讲点风格嘛！”
由于昔阳调出的干部多，山西流传开一句话，叫做“会说昔阳话，就能掌印把。”与五台县人阎锡山统治山西时的“学会五台话，能把洋刀挎”如出一辙。但是以学大寨的政绩而论，昔阳调出的干部大多是强手，在各地大批大干尤其是农田建设方面的战绩相当显赫。李锁寿从根本上解决了平定县吃水用水的问题，平定人至今受益。十年后平定投票选县长，有的选票上竟写着这位早已下台回乡的大寨式干部的名字。
当年陈永贵送昔阳干部离乡上任时，常常说几句勉励的话：“你们要去，就好好干，不要叫人家赶回来。我对你们放心，又不放心。我怕的是人家撵咱！”陈永贵不幸而言中。数年后，昔阳调出的干部又纷纷回去。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被安排在昔阳各级人大、政协一类的地方过着清闲的日子。夕阳西下，李锁寿回到清冷的住处，最爱干的事就是翻开永远也读不完的史书
九、跑面
入政治局后，陈永贵每年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和讲话，并且留下不少名言。1973年10月陈永贵去陕西，参观了延安，转了八百里秦川，留下一名句名言：“地是好地，就是人懒。”把陕西人说得老大不高兴。
陈永贵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他直言不讳，在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就说开了人家：“延安的条件好不好？不能说不好，但还要创造更多的条件，步子迈得大一点，走得快一点，贡献和成绩突出一点。”说过了延安他又说西安：“我走了几个公社，特别是到了南五台公社看了一下，确实是有意见。那里的土壤、水利条件都很好，但是旧的土地不很好地改变。为什么不平整、加工？……现在不改变，等什么时候改变？”B21
在贵州，陈永贵看到许多农民热心赶集，担着自己家的鸡鸭等农副产品到集市上卖。他揪住这种现象狠狠地批了一通，说贵州的农业上不去，就是这资本主义闹的。
甘肃省定西地区土地贫瘠，干旱缺水，是闻名全国的穷地方，可是陈永贵到那儿转了一圈也说人家的条件好。“这样的条件多好呀！”陈永贵在甘肃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说，“那确实好！闹到它五百米深其学说为存在主义的来源之一。主要著作有《逻辑研究》、，底下也是土。山上土，村庄上，河里流的也是土。你能说这样条件不好？……我们那里都是石头山，为了在山上栽树，打上眼，装上炸药，爆破以后，炸一个窟窿，远处运来土，然后再植树。你们这里不搞这吧！不用爆破也是土，一刨就是土，还不可以植树？还不可以造林？还不能解决燃料？还不能腾出秸秆增加有机肥料？”B22
1974年陈永贵去吉林，坐在伪满时期建的长春市体育馆的主席台上，说吉林的条件太好了，就是没干好。他说，如果他带五千个昔阳农民来，就能让吉林改天换地。他甚至还算出了能增产多少，打多少粮食的具体数字。这话让昔阳人听了一定很受用，吉林人听了却不痛快。吉林省革委会主任，16军政委王淮湘沉着脸坐在陈永贵旁边听着，下边的听众中有人发牢骚说：“就他那旮的人能？吹吧！”
从吉林到黑龙江，陈永贵更说人家的条件好了。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肥得流油，关键是要大干苦干。黑龙江人就坡上驴，趁机向陈永贵要干部。两年后果然有昔阳的王金籽、李艾虎和范喜凤到黑龙江走马上任。
无论陈永贵在各地说什么，当地人在他面前总是夸他讲得好，批评得对，说到了要害，触动大楚、卫、魏国之间，多次制止战争。提出“兼相爱，交相，教育深等等。陈永贵的自我感觉也因此愈发地好了。他嘱咐郭凤莲出去不要挑刺，但是又说他可以挑刺。有一回他参观北大荒的军恳农场。见道路上有许多马粪，就批评人家不注意拾粪积肥。陈永贵走后，一位师长骂道：“他妈的他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还他妈的捡马粪？”
除了挑刺之外，陈永贵在各地视察讲话的主题就是介绍大寨和昔阳，鼓励人们像大寨和昔阳那样大干苦干，甩开膀子大干苦干。
1977年6月，陈永贵去山东的东平县看那里组织的万人万亩大会战。东平的这个工程叫围山建设大寨田工程，号称“五十华里分三段，六十华里一条线，七十华里围山转”。在一片山上拉开战场，一条道路修到山顶，一层层梯田从山顶修下来，山顶建水库，水顺着几十条干渠流到地里，气势宏伟而浩大。
陈永贵坐着车转了一个小时还没有转出人山人海热火朝天的工地，不由得连声叫好。“你干得很好！”陈副总理对东平县委书记说，“这才叫干社会主义！”东平的书记答道：“人家骂呀，说我们犯错误，刮共产风。”
陈永贵特别不待见告共产风状的人。他对东平的书记说：“你告诉他，我开始干，就准备犯个大错误，犯一个共产风的大错误。但我不怕。就是坐了牢，有一天群众也会把我放出来，因为我没办坏事，办的是社会主义的事。”B23后来陈永贵果然接到了告状信，告山东刮平调风和共产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根本不予理睬。
东平县离泰山很近，当地领导请陈永贵上泰山看看。陈永贵说：“以后退休了再去吧，还是多看几个工程。”结果陈永贵一生没上过泰山。到了杭州当地领导劝他游西湖，他也说以后再看吧，结果一生也没游过西湖。同样他路过黄山没上黄山，到了拉萨没进布达拉宫。对陈永贵来说，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是最美的景象。
纪登奎也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但他主持日常工作，忙得团团转。对陈永贵的自由自在，想去哪儿就可以去那儿很是羡慕。他笑着对陈永贵发牢骚说：“数你自由哩。你可是好，愿去哪儿去那，还是主席给的权力！”陈永贵笑道：“老纪，文字的东西咱也干不了，我也不懂那，你们文化人干。我就干这具体事，你们说哪儿开会，我就去给你开。”
虽然陈永贵在全国各地跑，到处参观视察，但在前呼后拥之中，他看到的基本是他想看的，听到的基本是他想听的。不同的意见很难传到他的耳朵里。耳闻目睹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他证明他绝对正确。实际上，陈永贵本人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很受昔阳和大寨一时一地的经验的限制，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理解也受到他本人那种志向高、不爱小的特色的过滤，因此在他眼中，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绝对灵验，大寨和昔阳的道路又宽又广，似乎是天下归心的大道，包含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昔阳是个挺特殊的地方。出过几任才干出众的县委书记。一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陶鲁笳，后来任山西省书记。另一位是马兴元，后来任福建省副省长。张怀英在昔阳干了七八年，也因文化活动和干部参加劳动搞得好，受到毛泽东本人的称赞。这样，轮到陈永贵上任的时候，昔阳已经拥有一支经过多年锤练，在全国范围内称得上出众的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而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对学大寨运动又非同小可，用张怀英的话说：“有好干部是集体好，没有好干部，集体还不如单干呢。”
干部力量的强弱关系到集体经济的兴衰，更别提以行政力量为基本推动力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了。昔阳的特殊情况使得陈永贵缺乏一种在干部力量不强的状态下草创而起的经历，因此就容易把学大寨运动看得简单容易，也容易形成大寨道路必胜的信念。实际上，在昔阳行得通的干部带头大批大干，在其它地方就很难行得通。学大寨运动根本不像陈永贵认为的那样令人乐观。
学大寨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一位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描述他们那里的学大寨情况：“说起我们大队，别提了。大概整个东乌旗是越往东越先进吧！学大寨口号在我们这儿，去年夏天曾红火过一阵。这不，没几个月——刚刚立冬，就根本没人再提起它了。队里领导班子还是老样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牧业生产起色不大。农业点今年种了300亩糜子、小麦和荞麦，可是干旱，庄稼长得很差。秋收时人们又极不负责，许多粮食都扔在地里浪费了。为盖房子，大队春天去大兴安岭拉回木头，已经完工的10间新房，拖到现在还都没安窗户……”B24
类似这样半死不活的状况，陈永贵也不是一无所知。1974年张怀英出任寿阳县委书记，发现了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就跟陈永贵讲了两个顺口溜。
一个顺口溜道：“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说的是社员出工不出力，大锅饭吃得谁都怕多干了吃亏，能偷懒就偷懒，赌着气比着偷懒。
另一个顺口溜道：“蔡庄乱，乱蔡庄，天天起来换队长。一年换了12个，年终结算还没队长。”说的是农村干部不愿意干，动不动就撂挑子。张怀英去蔡庄调查，发现干得时间最长的一位队长顶了两个月，最短的只当了一黑夜。后来张怀英出任运城地委书记，发现这里的问题与寿阳一样。只是顺口溜又有自己的特色，叫做：“在家等撞钟，在村等集中，在地等分工，干活一窝蜂，好坏分不清。”于是都不好好干，干部社员一概没有劳动积极性。
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点头叹道：“干部可是重要哩！”
难题和答案都很明白。但是如果解决不了呢？如果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解决不了学大寨运动中至关重要的干部问题呢？如果不可能每个大队都出一个雄心勃勃的陈永贵，一个肯干肯管肯吃亏的梁便良，一个任劳任怨的贾进才，外带郭凤莲、贾承让、宋立英呢？
再进一步说，陈永贵实际上已经在另外一套非经济性的动力机制中获得了极高的报酬。他声名显赫，地位崇高，这是足以令百万富翁垂涎的高报酬。努力工作以获得这类报酬的预期，早在五十年代就影响了陈永贵的理想和志向。但是这等声誉和如此高的地位毕竟是很有限的，究竟有几个人能得到这种档次的奖赏呢？如果没有这种奖赏，如果获得这种奖赏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掌握奖赏大权的上级领导自己就是靠吹牛拍马爬上去的，陈永贵式的大队书记会大批涌现么？没有陈永贵式的干部前拉后推，大寨道路还能不能走通呢？陈永贵似乎没有认真想过这些问题。他满怀必胜信念。
十多年后，张怀英回顾当时的情景，说：“我以为陈永贵对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基本矛盾，在量上、质上估计都有欠缺，他是按大寨要求昔阳，按昔阳要求全国。昔阳的特殊条件在他那里成了指导全国的普遍性。”
其实这也是全国性的问题。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获得的治军打仗动员民众的特殊经验同样成了用于指导全中国各行各业所有领域的准则。是毛泽东主席选中了最合乎革命传统和革命理想的大寨道路
十、对外国的印象庄稼汉的打扮
1975年3月27日陈永贵率领一个代表团飞经东京、温哥华，落日后抵达墨西哥。陈永贵平生三次出国访问，第一次是1966第访问阿尔巴尼亚，第二次是1975年访问墨西哥，第三次是1978年访问柬埔寨。
墨西哥的三月，鲜花盛开。陈永贵一行所到之处，人们总是献上大捧大捧的鲜花。这里的人对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比较熟悉，陈永贵时常可以看到欢迎者举着他头戴白毛巾的大像片。由于墨西哥的一些地方地形与大寨相似，这里还放过介绍大寨和大寨田的电影。许多代表团参观过大寨，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也去过大寨，与陈永贵早就认识。见到陈永贵，墨西哥总统握着他的手笑道：“上次见到你，你还没有当副总理。”他表示过几年卸任了，他要以学者的身份再去大寨，写一本研究大寨的书。
陈永贵在墨西哥访问了8天，他最关心的就是墨西哥怎么搞农业。他看了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农业区和水利工程设施，坐着直升飞机参观了巴拉坎牧区，看了养猪场，小坎和农区小型工石。顺便带参观了玛雅文化遗址、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他知道了大寨赖以生存的玉米就出自这个遥远的国度。临走前陈永贵还要了一些墨西哥的玉米种子，带回大寨试种。
墨西哥的农业支柱是农场主。他们搞不起劈山改河的大寨田，可是又要多打粮食，便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技术，大量使用喷灌和滴灌设备。铁管子皮管子一接，水就进了地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也不少打粮食，还省水。陈永贵对这些玩意印象挺深，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家的水利化不错，”陈永贵对随行人员评论道，“你看人家资本主义也搞小块并大块哩！”
陈永贵把他对滴灌设备的深刻印象对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说了，总统便赠送了他两套。回国后，陈永贵把那套黑皮管子如蜘蛛网般地铺到大寨的地里，水就顺着手指粗的皮管点点滴滴泌入作物的根部。无论是梯田还是平地，效果都不错。由于陈永贵的提倡，这种洋玩意在中国还红火了几天。
真正令陈永贵感到难忘和震撼的是波尔布特领导下的柬埔寨。
大寨在柬埔寨的名气，有点像五十年代苏维埃在中国的名气。柬埔寨人也学大寨。柬埔寨为陈永贵这位传奇般的英雄，一个大国的副总理举行了极其隆重的热烈欢迎仪式。陈永贵一下飞机，迎面就看见两幅大红汉字横幅：“热烈欢迎陈永贵同志！”“柬中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欢迎队伍严格按男女分开。男人一概穿着绿色的类似军装的衣服，一概头戴解放帽，一概腰系皮带，脖子上一概围着彩相同的围巾。女人一色的黑上衣，一色的黑裙子，一色的短发，只是脖子上浅色围巾稍有不同。
陪同陈永贵的是波尔布特。这位以左著称的共产党领袖创建了一个奇异的国家，没有银行，没有货币，除了一所为外国人开办的友谊商店也没有任何商店。城市的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全国都像张春桥主张的那样实行供给制，各种必需品全通过这个制度分配下去。吃饭全在集体食堂，居住分男女集体宿舍，结婚者一个月可以在一起过几天，好像是假日。平时，整个国家就像是一所大军营，连服装都是全体一致的。
陈永贵感叹道：“马列、毛主席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陈永贵在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陪同下参观了农村。柬埔寨几乎全国的人口都下放到农村了，五类分子、专政对象更被赶到山上开荒造田。那时是1978年初，柬埔寨的战争刚刚结束，国内相当穷。柬埔寨全国每天只吃两顿饭，人们经常挨饿。可是干部群众一样苦，大家一样大干苦干，就像在柬埔寨到处放映的关于大寨的电影里那样。
陈永贵感叹道：“人家一下子过渡到了共产主义，值得我们研究哩！”
除了第一顿欢迎和最后一顿送别，波尔特和英萨利不陪着陈永贵一行吃饭。中国的客人吃得好，波尔特等柬方高级官员吃得差。他们抽的烟也没有商标，烟盒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字也没有画。
陈永贵又感叹道：“人家可艰苦朴素哩！”
陈永贵一生没有访问过发达国家，不过他也了解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情况。1978年7月，郭凤莲和李喜慎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赴美国考察了40天，回国后向华国锋、陈永贵等人做了详细汇报。他们讲到美国农业的大机械化，讲到只有3.5%的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讲到大豆带、小麦带，相当于中国几个省的面积一色地种小麦或棉花。陈永贵细细听了，叹道：“好是好，咱没这个水平呀。就是开开眼界吧，资本主义这农业不简单哩！咱没人家那条件，咱们搞点小型机械……”
陈永贵出国访问，一般照样穿着那套农民的衣服。去墨西哥的时候考虑到副总理的身份，陈永贵用他那240元的置装费做了两身呢料中山装，买了几件雪白的西式衬衫。他刚到墨西哥时就是这么一身标准的中国干部打扮。穿了几天。陈永贵别扭得难受，就要换他那身农民服。“不行，”陈永贵照着镜子说，“我穿上这个就丑得不行。”镜子里的映像也确实让人看着别扭：一身笔挺的呢料中山装，一个刚剃过不久，长出一层头发茬的光头，一张皱纹纵横的庄稼汉的脸。陈永贵到底把中山装脱下来了。
陈永贵的庄稼人打扮是毛主席夸奖过的。1967年10月底，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陈永贵作为山西省革委会负责人也被扩大了进去。毛泽东坐在主席的位子上扫视被文革打得七零八落的中央委员和修补中央委员，寥寥不过59人，加上扩大进来74人也不过130多位。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了陈永贵头上裹的白毛巾，身上穿的中式对襟褂子。毛泽东笑了，比划着说：“陈永贵，你那个官那么大，还是那个衣裳，那个帽子？”
同为中央委员，大劳模，李顺达就爱穿皮鞋和呢料中山装。李顺达自从陈永贵得势便诸事不顺，有人就帮他分析，出主意，说：“老李啊，你想想，人家陈永贵那身农民衣服哪，就沾大光哩！说不定毛主席喜欢那个打扮儿，才高待他！人家就是那身对襟小褂，白毛巾、老黑裤子，才像个北方劳模啊！连出国都不变，连欢迎外国总统都不变！你瞧你，农业劳模可是干部包装，难怪叫人家说你变色？我们大伙都替你想啦，他也置上一身农民衣裳吧！”
李顺达一笑，看看没外人，就说：“他出国，谁没有出过国？咱出国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个草圪堆里头钻哩！去苏联，咱不但不穿老衣裳，还置办了呢子大氅。咱是怕给中国农民丢人哩，现眼哩！咋就非得穿老辈的老式样？社会还进步哩！我看，就拉倒置办吧！”B25
话虽这么说，李顺达看着陈永贵那红红火火的样子又怎能不动心？他老伴给他做了件对襟蒜疙瘩粗布小白褂，做了小白布衬衣、中式甩裆裤、老布袜和爬山虎布鞋，又拿来条白毛巾。李顺达穿上一试，对着镜子笑了：“咋这样别扭哩？太不爽身！要是旧些还差不多！”他抖了抖袖子：“这像啥老区干部？倒是过年串亲戚的小商小贩！脱脱脱！”于是就脱了，再也不碰。
陈永贵也不肯再碰他那身干部包装，连衬衫也不肯碰。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是那一身透着庄稼汉本色的中式对襟褂，甩裆裤，小布衬衣、老布袜和千层底黑布鞋。外国人看了就稀罕地凑过去，指指他的中式褂子，又指指他的裤子和布鞋，翘起大拇指来咕噜咕噜。陈永贵便和气地笑笑，笑出一脸深深的皱纹
十一、家事
陈永贵的家庭挺复杂。他的原配夫人李虎妮1965年因癌症去世，留下一个儿子陈明珠，一个养女陈明花。那一阵昔阳县委的领导人热心帮助陈永贵找对象，当时陈永贵已经出名，县里想帮他找一个有点文化的中年妇女干部，好帮他看看文件，整理整理材料。但没人愿意。于是，因十月事件而被调到原平县当公社书记的王金籽把自己离了婚的嫂子宋玉林介绍给了陈永贵。宋玉林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不过人长得很漂亮。1966年，50出头的陈永贵与比他小十多岁的宋玉林结婚，又生了小儿子陈明亮。再加上宋玉林带过来的与前夫生的儿子陈明善，一家五口就有五种不同的血缘。
陈永贵脾气不好，砸东西摔碗是寻常事，但他不打孩子，在家里也不摆大男人的架子，家务事能做的便做。他到北京后发现北京人两口子互相帮着做饭，回到大寨就大力提倡。
陈永贵在社员大会上连笑带骂地训大寨的男人：“妇女早上给你做了饭，叠了被，刷了碗，你就端了碗吃了下地？人家也下地么，你他妈的就什么也不管？老婆做饭你就不会剥颗葱？你男人就一点家务不做？做饭、洗衣裳，都是妇女的事？男女平等哩！”
陈永贵下令道：“男人以后都帮妇女做饭！不行，他妈的你吃完饭就炕上躺着去了？不行！从明天开始，男人回家帮老婆做饭！不做饭不给记工分！你吃完了躺坑上，妇女还给你刷碗，晚上还让你××？凭什么你坐坑上老婆就该给你端过来吃？侍候你男人？什么叫男女同工同酬？就是这！”
经陈永贵这一通笑骂，大寨的男人居然就干开了家务，而且风气至今尚存，在当地独树一帜。
如果陈永贵见着谁家打孩子，他非闯进去干涉不可。“你为甚打孩子哩？”陈永贵板着脸问，“什么事啦要打？孩子不懂事？你懂事？你大人还不懂事哪，孩子还能懂事了？不许打啦！有话说么。”
陈永贵有一次暴跳如雷，也按捺不住要打孩子。那是1972年陈永贵大儿子陈明珠嫌弃前妻，与一位有夫之妇私通，被陈永贵知道了。陈明珠的前妻花妮是大寨供销社的售货员，经梁便良介绍，由陈永贵做主，已经嫁过来十余年，在家里很是恭谨。陈永贵不能容忍儿子干不仁不义的事，让人叫来了陈明珠要管教管教。数语不和，陈永贵火冒三丈，又骂又跳，把暖瓶摔了个粉碎，扑上去要打。李韩锁叫来一群人劝解，拉的拉劝的劝，有的往外推陈明珠，有的拉住陈永贵请他息怒。陈永贵跳着骂着，大叫：“韩锁！把公安局叫来！抓起他来！关进来！”李韩锁与众人一道苦苦劝解，陈永贵不听，怒骂着非叫公安局的人来。过了一会儿，公安局的人奉命来了，推着陈明珠往外走，陈永贵追出门大叫：“给他关起来！我看你们谁敢放了他！”
公安局的人把陈明珠带到公安局，知道他还没吃晚饭，就给做了一顿饭，让他吃了自己找个地方睡觉。陈明珠当夜吃了五六片安眠药要自杀，半夜被人发现。陈永贵的儿子的性命非同小可，人们赶紧找主持县里工作的李韩锁请示，半夜敲开了他家的门，说陈明珠要自杀。李韩锁问明了死不了，骂道：“让他死去！我不管！”
次日，李韩锁劝陈永贵，说孩儿大了，管不了了，由他去吧。不然将来出了事还要后悔。陈永贵半晌不说话，最后流下两行老泪，叹道：“唉，就是对不起人家花妮！”不久，陈明珠离婚再娶，陈永贵把陈明珠前妻生的两个孩子接到自己家里抚养，直到他们长大成人。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很少过问家事。他常从北京往大寨打电话，问庄稼、问工作、问思想，就是不问家，从北京回到来也常常不先进家门，或上地或串门，家里人知道他回了村，却不知他在哪儿。吃饭的时候，陈永贵照例端着大碗走东串西，到支委家转着吃，边吃边聊。吃的仍旧是玉米面做的各种食物，玉米面的（食字旁＋合）（食字旁＋各）和假豆腐。他说这叫土生土长吃土饭，吃在肚里舒服。陈永贵的夫人宋玉林嫌这么吃营养不够，给他弄了些牛油茶和鸡蛋，早上一碗牛油茶，晚上两个鸡蛋。陈永贵就端着这些稀罕物走东串西，走到贾进才和宋立英家，说不定就把鸡蛋分给贾进才一个。端着香喷喷的牛油茶出来就更热闹了，孩子们见了这位有“好吃爷爷”雅号的副总理就围过来叫爷爷，于是陈永贵这个给一口，那个给一口，很少有一人吃完一碗的时候。
宋玉林为此还跟陈永贵变过脸。宋玉林出名出地节俭，剩了面汤也不肯扔，要倒在锅台旁的罐子里，留到下一顿做面疙瘩。她见陈永贵分东西给人吃心疼，发火说：“不是给这个就是给那个，俺这是一片心，你就没有一个人吃完一碗饭的！”陈永贵也不说话，三口两口扒拉完了，把碗一放，说：“我吃饱了。你别管我这事。”
陈永贵节俭，宋玉林过度节俭，走极端的时候竟能把陈永贵带给孩子的衣服和别人送的《毛泽东选集》拿到大寨供销社“代销”。大寨供销社因为宋玉林告状曾挨过陈永贵的训斥，说他们卖的“的卡”是腐蚀大寨人，对副总理夫人当然再不敢怠慢，老老实实地收下付钱。有人看不过，把这事反映给陈永贵。陈永贵能听到这种逆耳之言时已经失了势，他阴沉着脸骂道：“唉，她他妈的就是这么个人！”
宋玉林的前夫王金魁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王金籽的哥哥。1965年因强奸幼女罪被判刑20年，入狱后宋玉林就跟他离了婚。王金籽便给宋玉林介绍了比她大十多岁的陈永贵，宋玉林一口答应下来。她说：“他是个劳模，威望很高，我还有不同意的？我和他离得并不远，他那么大的名气谁不知道？五十年代昔阳就编着一支歌，模范支书人人爱。刚和他走到一起，他待我也很好。”B26陈永贵恐怕也没想到这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能使他的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便和宋玉林结了婚。宋玉林婚后很快就入了党，在大寨的地位接近一名大队党支委。大寨大队党支委可是比县委委员、地委委员都厉害得多的身份，喊冤告状的人能见他们一面，得他们一句话，都是极难而又极管用的。
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一句话就能叫昔阳地动山摇。宋玉林借陈永贵之威，如果出面让县里安排谁谁的工作，县里不敢说一个不字。宋玉林也真背着陈永贵给不少人安排了工作。这些走后门的事，只要陈永贵的亲友出面说话一般都办得成，但是最好别告诉陈永贵。有一次陈永贵的贴身内卫张艮昌想给陈永贵的厨师的家属办农转非，跟当时主持县委工作的李喜慎说了一声。李喜慎见到陈永贵偶然提及此事，反而坏了事。陈永贵不高兴地说：“转什么转？我还是农村户口哩！别搞这特殊化！”
王金籽1974年秋开始主持昔阳县的工作，1976年升任黑龙江省副书记。有一个判了20年刑的哥哥在监狱里，怎么说对仕途也有不良影响。于是王金籽就和宋玉林一起活动为王金魁翻案。这事动静太大，不能不让陈永贵出面说句话。于是他们就活动了一番，做下一些准备，然后告诉陈永贵，说王金魁的案子是冤案，应该重新审查。既然有两个与他关系很近的人喊冤，王金魁关在大牢里于他也不是什么光彩事，陈永贵就表了态，说那就查查吧。他本人也出面找王金魁入狱前的工作单位所在地，杜庄公社的书记和杜庄大队的书记谈了话，说：“王金魁的案子是有出入的。我从来就是救人的，法院要派人下去调查，你们要协同一下。”B27
陈永贵开了口，下边就卖力地干了起来。经过“反复深入的工作”，当年的6位受害人都推翻了从前的证词，昔阳县委常委便据此做出为王金魁平反的决定并上报陈永贵。就这样，一位确实糟蹋过幼女的刑事犯便出狱恢复了工作，并且补发工资1，500元。
这一事件的影响相当恶劣。有人当时就冒着坐牢的危险给中央写信告陈永贵，结果当然是无人理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此事又被翻出来一通张扬，新华社记者还专门写了题为《昔阳县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把罪犯王金魁的案再翻过来》的报道。1980年，昔阳县委和县法院认定为王金魁平反错误，决定恢复1965年的原判，再次把案翻了过去。陈永贵听说了，一拍桌子，叹道：“唉，我有口难辩。人说吧，我也没办法。”
陈永贵对家人的抑制显然大于纵容。陈永贵的家属中职位最高的是长子陈明珠，曾经出任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论级别只是正科级。据说这还是当时的县委领导李喜慎一力提拔。告诉陈永贵的时候，陈永贵含混地问：“他能干了这？”李喜慎道：“咋就干不了？锻炼锻炼么。”陈永贵没有再说什么，于是陈明珠就干上了，尽管论才能他远不是一个适当的人选。话又说回来，凭陈永贵当时的地位，提拔一个县委书记或地委书记绝不算难事，而他的家属或在大寨挣工分、或在部队当兵、或在县公安局接电话，或在新华书店售书，说起来都算不上特别令人羡慕的肥缺。
不过陈永贵的家属在昔阳的表现还是给他惹下不少麻烦。且不说因“虎头山下一只虎”的报道而闹得全国皆知的陈明珠的生活作风问题，就连陈明珠的小舅子二苟小的大话后来也上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记者组的调查报告。他的高论是：“反对我二苟小就是反对俺姐夫，反对俺姐夫就是反对陈永贵，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反对党中央。”“陈永贵倒不了，俺姐夫就倒不了！俺姐夫倒不了，我二苟小也倒不了！”B28
十二、周恩来去世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再一次做癌瘤切除手术。这正是第一次全农会期间，报纸上除了学大寨就是评水浒，到处是骂投降派的声音。周恩来心里明白评水浒的矛头所向，在护士把他推进手术室之前，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当即指示：“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2月，陈永贵从大寨回京。他每次外出回来，总要写一个情况报告，主席一份，总理一份。每次必定鼓励一番，至少要打个电话来，说永贵啊，你的报告我看了，写得好，又进步了。你说的事我已经批给谁谁让他们办了。等等。对陈永贵的每一点成绩，每一点进步，周恩来总要表扬几句，但是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这个力气了，他已生命垂危。陈永贵情绪很不好，老惦着电话，随时准备一听到305有事就往医院赶。
“305”就是周恩来住院之处。周恩来住院期间，卫生部部长也出来亲自顶班。等闲人根本见不着周恩来的面。陈永贵去看望时也被医疗小组挡过一次驾。陈永贵回到家，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邓颖超跟医疗组打了招呼，说陈永贵愿意去随时可以去，不要阻拦。于是陈永贵就有了随时可以看望总理的特权。同样是副总理，吴桂贤与周恩来的关系就比较远，要求了几次也没能获准探望。吴桂贤没办法就求陈永贵帮忙，陈永贵带着吴桂贤进了周恩来的病房，说：“总理，我给您带了个客人来。”
周恩来病重期间，陈永贵有一次去探望，周恩来握着陈永贵的手说了许多心里话，两人相对，都流下泪来。
1976年1月8日早晨，陈永贵刚起来就接到电话，说305有事，赶快去。陈永贵顾不得吃早饭，跳上车匆匆赶到医院，周恩来已经不行了。这一天的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连续昏迷十来个小时之后停止了呼吸。政治局委员们全体赶到，大家都默不作声，唯有江青一进门就高声问：“小超呢？小超呢？”
中午，陈永贵蔫蔫地回到住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闷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住地唉声叹气。
陈永贵对周恩来的感情非同一般。从1965年到1973年，周恩来三次访问大寨，在社员家里问寒问暖，和社员一起吃玉米面窝头，跟贾进才等老熟人亲亲热热地打招呼，使陈永贵和大寨人感到特别温暖和亲切。周恩来提出了大寨经验的三项内容，他代表毛主席在人大会议上号召农业学大寨，他出面让陈永贵当副总理。他熟悉大寨的干部社员，熟悉陈永贵的一家。陈永贵无论什么事都愿意求教于周恩来，而周恩来对他也总是既耐心又爱护。陈永贵想着周恩来，忍不住就哭开了，哭得老泪纵横。工作人员来叫他吃午饭，他说吃不下。又有人来劝，他就发了脾气。
下午在人大会堂开了几个小时的政治局会，晚上陈永贵回到住处，仍旧靠在沙发上闷头抽烟，还是不肯吃饭，左右劝了半天，又把饭菜从餐厅端到沙发前，陈永贵才勉强吃了几口，一转脸又吐了出来。他是真难过了。再没有任何人去世更能叫陈永贵难过了，包括毛泽东。如果说陈永贵对毛泽东是崇拜，对周恩来则是敬爱。一连几天他吃不下，睡不着，增夜就和衣卧在沙发上半醒半睡地眯一会儿，灯也不关。过一会醒过来又接着抽烟。
这样过了两三天，左右的人沉不住气了，请吴阶平等三位名医专家来看。这几位医生查来查去也找不到病，只说是悲痛过度造成的。
大寨和昔阳在这件事与陈永贵完全一致。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传出，昔阳立即给省委和地委打电话请示如何安排悼念活动。得到的答复说，中央没有统一布置，各地不要开追悼会，不要设灵堂，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总理来干扰批邓。大寨和昔阳不听，从1月10日至15日全县降半旗，1月10日召开有2000多名代表参加的追悼大会。追忆周恩来总理三次视察大寨的情景。1月15日，昔阳三万多人再次在人民礼堂和七一广场开会，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十三、批邓
陈永贵在批邓的问题上有点为难。毛主席号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按说就应该坚决批，坚决反，可是邓小平是周总理拉出来的，周总理说邓小平干得好，按说就不应该批，不应该反。陈永贵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绝对服从，这下又该听谁的？
另外，陈永贵对邓小平的印象也不错。在昔阳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邓小平说的话很够劲，逼着各级干部真学大寨，不是假学，也不是半真半假地学。真学，回去就要老老实地干。邓小平还跟外宾说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中国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这些话很对陈永贵的心思。
陈永贵了解内幕情况，知道批邓是江青集团挑起来的，而他——张文宇——与江青集团的诸位在感情上并不融洽。张春桥统治下的上海对大寨不感兴趣，全国各地都到大寨参观学习，惟独上海郊区不去。这帮人批邓小平搞国民经济，陈永贵也本能地反感。农民不种地吃什么？工人不做工花什么？抓生产也能反么？但是，说起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以三项指示为纲”，陈永贵又是完全赞成的。大批促大干么，不狠批资本主义，不抓阶级斗争，能管得住么？能大干得起来么？不斗行吗？
在矛盾之中，陈永贵采取了与华国锋大致相同的立场，该传达就传达，该动员就动员，该开大会就开大会育”中的“颜元”。，批起来却不如四人帮及其追随者那么上劲和热心。当然也绝对不反对批邓。陈永贵给昔阳县委的常委们打了招呼，让他们慎重小心，不要随便讲话，随便搞材料。陈永贵说：“材料问题，一多，我就很担心。有些问题已经涉及到我们这里。讲话闹材料最好慎重。……周荣鑫（注：邓小平当时重用的教育部部长，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在这里接触过谁？我们不知道。你不能随便表态度，谁知道他们搞什么。我们今年一律不外出参加他们的各种邀请会，一下子顶住。非常困难的，一定要注意。B29”他私下嘱咐郭凤莲，让大寨在批邓问题上绕开走。因此，昔阳和大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相对沉默。
但是当时中共中内指导工作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常规，无论干什么，总要先从大寨和大庆这两个典型推开去，大寨因此成了各种运动和活动的样板和推广站。风向一变就有记者追着问，追着写文章。结果，一篇大寨批邓的文章，就在《人民日报》上捅了出来。
华国锋见到报纸，立刻给陈永贵打电话问这是怎么回事，口气很不高兴。陈永贵说他也不清楚，就往大寨打电话责问郭凤莲。郭凤莲尚末见到报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陈永贵就叫她追查，问问县里是怎么回事。查业查去，原来是一位记者末经许可就写了篇稿子发出去了。
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１９７６年北京闹“四五”运动，这个运动后来被说成是邓小平指使的，成了将邓小平撤职的一个由头。当时陈永贵就在北京，他坐在车里，到天安门广场周围看了。他认为这是群众悼念周总理论，认为气与理不可分离，“理在事中”。注重实际知识，倡，没有错。可是“四五”运动被暴力镇压的那天晚上，记者找大寨党支部表态，大寨党支部也就得按照上边定的调子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批邓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策源地，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铺天盖地贴了无数大字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去不去看大字报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四人帮动员大家去看，大多数人也去了，可是陈永贵犯了倔脾气。“不去”，陈永贵说，“不是大字报说我是投降派吗？”有人劝陈永贵去小靳庄看看，陈永贵更上了火。报纸上整天都在吹小靳庄，邓小平说了，现在是“学小不学大”，看起来老邓说得对哩，有人拿那个整天赛诗唱戏的小靳庄压大干苦干的大寨哩。陈永贵对进言者怒道：“有什么好看的？不去！我挣的是工分，户口是农村的，有功夫去大寨劳动哩！”结果他到底也没去。倒是小靳庄的代表去大寨参观，由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出面接待。
陈明珠请小靳庄的客人讲话人家没讲。陈明珠怒形于色，说小靳庄看不起大寨人。
１９７６年６月６日至１７日，在批邓运动横扫中国的时侯，昔阳县委召开了有４００多人参加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汇报会”，陈永贵亲临会场讲话。他要求大家联系实际批邓。在昔阳，这个实际就是原昔阳县委书记《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等。参见“伦理学”、“美，当时的运城地委书记张怀英和他的“三个六年”理论。昔阳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稀奇古怪地搞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张、批“三个六年”的运动。陈永贵是这个奇特转化的总导演
十四、“官做大啦，混啦！”
陈永贵的官越当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而张怀英对他的态度却好像采用了十几年一贯制，说起话来仍然带着县委书记对大队书记、文化人对大老粗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１９７３年，张怀英主持昔阳工作，陈永贵入政治局，两个人磨擦多了起来。
张怀英留心文史，讲起话来喜欢谈古说今。同样是谈农田基建问题，陈永贵以他的“陈永贵风格”直截了当地号召出大力流大汗，“吃饱了肚子还不大干？”说起来也挺生动。而张怀英则谈他怎么访问了昔阳县旧衙门中的一个管钱粮的，那人说从清朝末年到民国２３年，一代人的时间全县耕地减少了５０００亩。张怀英说他从１９５９年就开始发愁，再过几十年可怎么办哪？现在有办法啦等等，也挺生动。昔阳人听陈永贵的讲话鸦雀无声，面带敬畏。听张怀英的讲话也兴致勃勃，面露敬佩。陈永贵感到了人们对张怀英的学说渊博的敬佩之情，而这种尊敬他这位粗通文字的大老组绝对享受不到。陈永贵感到张怀英和他在昔阳争了威望，影响了他的威望。他把这种别扭的感觉憋在心里，但是又掩藏得不好，有人动不动还来撩拔他两下。
撩拔者告诉陈永贵：、好多人都说你的点点是张怀英出的，说张怀英是你的军师。”陈永贵在大寨向来以点子多著称，在县里工作，他也出了许多关键性的大主意。大家居然传说他的点子都是张怀英出的，陈永贵自然很不高兴。
一天晚上县委常委开会，张怀英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又有表露了，陈永贵按捺不住便和他争吵起来，嗓门越来越大，为了谁培养谁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Ghose，1872—1950）印度，谁沾了谁的光的名分问题红了脸。陈永贵盛怒之下拂袖退场。过了一会儿，有人出去找陈永贵，却不见了他的踪影。常委们猜测他可能回大寨去了，估计该到了就往大寨打电话，大寨那边说老陈没回。常委们急了，派出许多人半夜三更寻找失踪的中央首长，找来找去，有人在城边的南河滩上发现一个亮点忽明忽暗，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陈永贵蹲在河滩上正抽闷烟呢。当年年底，张怀英调出昔阳，任寿阳县县委书记。
张怀英在寿阳干得很有成绩，粮棉产量两年翻了一番。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知道了，就在公开场合表扬报寿阳，说：“还有一个寿阳，这个地方我去过，过去和昔阳一样穷，两年翻了身，了不得。”李先念也说：“寿阳发展速度很快，寿阳的经验值得研究。”华国锋也表示：“寿阳粮棉，两年翻一番，这个速度是很快的，这个经验值得研究。”陈永贵听说了，一开始还挺高兴，他认为这是大寨道路通天下的又一铁证。他在大会上说：“寿阳多年来一直上不去，去年怎么上来的？……什么原因？昔阳能上去，寿阳同样也能上去。路线摆正了还能上不去？要是继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怎么能上去？”B30
陈永贵正高兴，王金籽找永贵说了几句勾人上火的话。王金籽说：“人家讲了，大寨经验是你老陈创造的，把大寨经验推出界牌岭还是靠人家张怀英哩。”界牌岭是昔阳县界的代称。这就是说，陈永贵没有本事把昔阳以外的地方搞好，而张怀英有。当时，上边有话要从昔阳的干部圈子中提拔出省委书记一级的干部来，张怀英和王金籽都是首当其冲的人选。王金籽不能不考虑到张怀英的竞争力。
陈永贵听了王金籽的话，满脸不高兴地说：“寿阳也是学大寨么。”后来，陈永贵专门从北京发来关于宣传寿阳问题的指示：“寿阳有成绩，首先肯定寿阳广大群众，寿阳贯彻了大寨精神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宣传寿阳学大寨，不要宣传寿阳出天才。”B31
批邓、反击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不久，宋莎荫拿着他起草的关于大寨两条路线斗争史的书稿到北京请陈永贵审阅。宋莎荫修史，多少参照了张怀英在１９７３年提出的一个叫“三个六年”的总结模式，其大意是，张怀英主持工作的五十年代的六年，在路线上是正确的；张润槐和原耀先主持工作的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的六年，在路线上是错误的，文革后的六年又是正确的。路线上的正偏正，对应着产量上的高低高。张怀英本人在掌握路线上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张怀英的总结长达七小时，讲过之后一度风靡昔阳，全县的历史都依此模式写，连昔阳公路史也是路线上的正偏正，公路上的长短长。如今宋莎荫写大寨史又带出了三个六年的影子，陈永贵终于压不住火了。
陈永贵表示了对宋莎荫的书稿的不满，又按捺不住地尖刻地批了一通张怀英。他对宋莎荫说张怀英：“不应该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把人家说成修正主义。省、地就没有批你当第一副书记。上台搞三个六年，批别人为了抬高自己，这不叫马列主义。你回昔阳造反，扔下那里的工作，这对吗？……大寨是你培养的吗？你比毛主席还高明？你沾也沾不上！你要夺毛主席培养大寨的权！六四年修正主义一迫害，你们都认输，你既能用马列主义培养大寨，怎么全县搞了修正主义？这能说得通吗？为什么不能用马列领导全县？你敢沾大寨边吗？B32”
陈永贵拍着桌子说：“你高，六二年怎么饿死了我那些人？你说偏，就在这六四年，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学大寨，你说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发展、消亡等三个方面阐明了政治暴力，咋个偏？”
陈永贵一发难，王金籽领导下的昔阳就一哄而上，大批三个六年。联系着邓小平和右倾翻案风一块批。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张怀英搞三个六年。还有三家村，三上桃峰，三株大毒草。各大队各公社的干部纷纷发方言表态，联系实际深入批邓，揭发批判张怀英。揭发出来的事什么都有，某某干部三次点名不到张怀英撤了他的职，某年张怀英在种棉花问题上反对了老陈的意见，某月某日张怀英的老婆训了人，等等。张怀英最受批判的两句言论是：“后人的极盛时代来自前人的努力。”“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们在的时侯就很好了。“这些言论都被说成是“肯定民主革命，否定文革必要性的倒退言论。”这么一说，也果然与毛泽东主席“反击右倾翻案风”挂上了钩。
陈永贵在听取批邓也就是批张怀英的汇报时，听到有人说张怀英的病根是骄傲自满，觉得太不够劲了。他指示说：“骄傲自满是什么问题？骄傲自满就是不革命，修正主义，民主派。查一查马克思教导，怀英不是一般的骄傲自满问题，要从政治路线上，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B33
１９７６年６月，打着批邓旗号的批张运动达到高潮，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批判大会一口气开了十多天，陈永贵新自从北京回来坐阵督战，深揭狠批张怀英。陈永贵威风凛凛地坐在主席台上道学六先生指北宋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司，板着脸给他当年的上级、后来的战友、如今的下属扣大帽子。他说：“张怀英同志总结的三个六年是不得人心的。为什么在第二个六年只字不提毛主席的两个伟大批示？为什么要抹煞？为什么不突出？……１９７０召开了北京地区农业会议，三个六年里提到没有？不仅没提到，还想把五种人否定了。……你把那讲古弄今为什么不放在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什么前晌克己，下午就复礼？”
其实，很多坐在下连听陈永贵声色俱厉地扣帽子的人心里都明白，如果张怀英不暗示他培养了陈永贵，不争这个功，不显得比陈永贵还高明，陈永贵也不会生这么大的气，扣那么吓人的大帽子。这是头头们在争功哩，与老百姓有什么关？大家东拉西扯地乱批一通，批得很热闹，但是劲头并不大。
张怀英因为在寿阳干出了成绩，已经调任运城地委书记，不过夫人还在昔阳。张怀英的夫人有气，说了几句风凉话：“看老陈这戏怎么唱吧。”话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昔阳又批了一阵“看戏论”。反正昔阳是陈永贵的，他爱批什么就批什么，没人说二话。
张怀英被批得坐不住了，给陈永贵和王金籽各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回昔阳做检讨。王金籽把自己收到的信拿给陈永贵看，请示怎么办。陈永贵说：“没有必要。因为你是想借用昔阳和大寨为自己树碑立传。”
张怀英无奈，也不管陈永贵是否接纳，自己坐火车回了昔阳，在大寨诱行社找到陈永贵。陈永贵正和李韩锁坐在沙发上说话，见张怀英进来，不高兴地问道：“你来干什么？”张怀英走到陈永贵旁边，坐在沙发上，陈永贵扭头就站了起来，拉开门走了。张怀英被晾在那么，尴尬地和李韩锁说了会儿话，也不见陈永贵回来。张怀英没办法，只好当天又返回了运城。
这场打着批邓旗号的批张运动在全国第一个大寨县足足搞了一年多，直到四人帮倒了，批邓运动基本停止了，批张仍在继续。张怀英似乎动了陈永贵最可珍贵的宝藏，他的火气怎么也消不下来。
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５日，陈永贵在全县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骂完了姚文元，批了几句四人帮，又批开了张怀英。他坐在昔阳中学礼堂的主席台上，口气蛮横地说道：“不是有人说，不要再批判三个六年，三个六年是正确的，某人的水平是高的。什么高？你给咱把个高拿出来咱看看！你给咱把那正确摆出来咱看看！就是那正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记在个人身上，是自己的基础，还举例说明，什么汉景帝呀，什么汉武帝呀，帝王将相，什么帝，怎么不举例马列主义说明？怎么不举例主席思想说明，主席路线说明？”
当时，第二次全农会刚闭幕不久，昔阳正在派干部下去参加工作队，要求工作队一去四年。陈永贵反对，说：“提一定四年不变不好，有成绩一年可以回来，有的二年可以回来，有的三年可以回来，有的一辈子也不能回来。像张怀英那个通迅员就不要回来。”B34
陈永贵一句话，这位小通讯员的一生就算定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当时并不罕见。陈永贵说了一句原《山西日报》总编辑吴象反大寨，吴象在山西就被批得抬不起头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揪住不依不饶，逼得吴象到安徽投奔万里。一位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反映大寨的自力更生有不实之处，多少接受过国家的一些帮助，陈永贵就说这个人反大寨，将该记者投入监狱。新华社社长穆青不干，几次找陈永贵要人，陈永贵迟迟不肯下领放人，硬把那位说了真话的记者关得吃足了苦头。
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那位名叫李玉秀的记者，在四清中写过一篇反映大寨地亩不实的稿子，在《记者反映》上发了。刘少奇和周恩来都看到了。因此发生了五级工作组丈量大寨耕地的事件。文革开始后陈永贵终于有了出气的机会。李玉秀被揪到大寨连续批斗多日，并责令他把多写的六亩地造出来。李玉秀在大寨修梯田，直到手臂被石头砸伤，才吊着绷带放了回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分管内参工作，也因签发了这篇内参而背上黑锅。后来，有一位名叫方堤的新华社记者到昔阳采访，陈永贵听说了，拍着沙发骂道：“不就是那个发内参反大寨的么？正找不着他呢，自己送上门来了！”下令举行批斗会。宋莎荫在新华社干过，解释说反大寨的那个叫方实，这个叫方堤，不是一个人。
多年之后，我有机会与这位方实先生熟识，发现他是一位极其敬业，处理问题很慎重的人。设身处地替这位忠厚长者想一想，因为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招致陈永贵的痛恨，几乎被作为敌人批斗，这算个什么事呢？即使自以为代表了天道的皇上，也懂得不能将“言官”治罪的道理。
昔阳的邻县平定有一个叫岳增寿的复员军人，仅仅因为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每一位政治局委员写信告陈永贵弄虚作假、乱批乱斗、为王金魁平反翻案，就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８年，在万人公判大会上五花大绑地押走了。这种蛮横得出奇的处理是在陈永贵知情，并亲自接见了平定县委、县公安局和人武部的负责人之后做出的。Ｂ35他显然已经把自己整个当成了革命的化身，当成了历史规律的化身，反对他就是反动分子和反革命了。这时候的陈永贵听不得坏话，听了坏话就发牌气骂人，连他左右的工作人员都不敢把不好听的消息对他讲。
陈永贵的这种脾气，在那个时代并不算特别。当时流行的规矩就是培养这种脾气的。谁反对林彪林副主席，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就要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更是现行反革命，立刻就要被专政，那怕你只是不小心弄脏了他的一张画像。就连反对毛泽东在《解放军报》工作的女儿，都属于正式规定的现行反革命，一概在打倒之列。如何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在毛泽东、林彪与普通劳模之间，找到可以反与不可反的一条界线，这是极难掌握的政治艺术。直接下令逮捕岳增寿的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总结说：“现在有的人所以犯错误，就是他们还把陈永贵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劳动模范。”（注：转引自《“文盲宰相”陈永贵》第329页）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当政，陈永贵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这时侯，无论他到哪里，到外都是赞扬和奉承。他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漫无主题地进一通，有时候毫无准备想到哪儿讲那儿，听起来简直是东拉西扯，而部长省长一级的干部依然称他讲得深刻，总结得全面。陈永贵也认为自己确实水平高，自我感觉极佳。
１９７７年６月２日，郭凤莲、李喜慎和大寨公社书记赵怀瑞到北京开座谈会，讨论全国整党问题，会后在陈永贵的住处住了三天半。陈永贵坐在沙发上，天南海北地做了三天指示，并且多次拿张怀英的水平与自己做比较。陈永贵说：“咱县一弄就是水平。我说水平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水平，一种是资产阶级水平。我认为，只有实践多，才能有理论。水平不是靠天上掉下来，而是从干中来的。像怀英同志水平，最后落下个修正主义。”
张怀英以读过２４史，手不释卷，除了读书再无任何业余受好而在昔阳享有水平高的美誉。陈永贵只读文件，几乎没有读过书，所以对书本知识和理论水平的提法很敏感。“理论水平从哪里来？”陈永贵对埋头记录的郭凤莲、李喜慎和赵怀瑞说，“是从斗争中来，不是听他们每天你好他好大家都好，也不是坐在家想上那么一套，更不是搬上古书吓唬人。”“从怀英同志来说，过去他是怎么斗的？他就不但没有给大寨帮多少忙，还帮了倒忙……要认识一个同志，要从实践中看，大寨从来就是这样看的。不要看能说会道就是水平高。”B36
陈永贵在谈话中几乎每天都要贬一通张怀英，转绕抹角地说自己才是真正的水平高。他似乎要把所有的荣耀和尊敬都搂到自己身上，不许别人咬一口桃子，更不能容忍任何摘桃的企图。他说：“我不是光说怀英同志。走了也好，在的也好，你们都没有认识了昔阳的荣誉是怎么来的。老实说，昔阳的荣誉高，是因为有个大寨。你全县都沾了大寨的光了。”“我最生气的是三个六年总结。要不是采取紧急措施。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早被他们葬送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历史？就是要同志们正确认识自己。”
陈永贵又是怎样认识自己呢？怎样解释他的文化水平低呢？他在吩咐郭凤莲和李喜慎回去认真总结验验的时侯，流露出了极佳的自我感觉。他说：“总结也并不是文化程度高了才能总结出来。你看怪不怪？你看我的文化高不高？总结能力强不强？我没文化，但并没有把问题看错。……石坪那个洞，我陪军队同志去参观，我说，你看这个洞怎么样？他们说好啊。我一看对象，就说，这洞是下走水，上种地，打起仗来好战备。起头咱也没有想过这想说，开始做的时侯并没有想到，后来总结就总结出来了。”Ｂ37
陈永贵下台后赋闲在家，他的大儿子陈明珠和他谈起了往事。陈明珠问：“爹，你和怀英本来不错，咋想的批三个六年哩？”
陈永贵答道；“孩呀，别说啦！官做大啦，混啦！”
十五、石家庄会议和无锡会议的台前幕后
批邓的风声一紧，邓小平参加第一次全农会并做重要讲话的事就成了陈永贵的一块心病。风向变了，各省各地的头头便在心里犯嘀咕，第一次全农会的精神还站得住吗？作为２１号文件下发的华国锋的讲话照样执行吗？派工作队下去搞基本路线教育不算搞右倾翻案吗？这些问题通过各种渠道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搅得他忧心如焚。好不容易开成了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了２１号文件，派下１６０多万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开的局面莫非要泡汤？
怕什么偏偏来什么。云南很快就传来了消息，说省委已经把派下去的工作队召回了，说那是右倾翻案风刮下去的。河南的一些县也开始撤工作队。宁夏走得更远，竟发了一道通知收回２１号文件。一时传言四起，全国百余万下乡工作队队员的军心动荡。陈永贵知道这是江青集团那条线上的人闹的，可是他也没办法，他惹不起人家，嘴上说大不了回家种地，心里却怕犯错误。这时农林部又向陈永贵报告了各地人心不稳的情况，建议开个会说一下，肯定一下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是正确的，２１号文件是正确的，下去的工作队是正确的，以便稳住军心。陈永贵当然同意，立刻找华国锋商量。华国锋怀疑地说：“恐怕不行吧？农林部开会？就是国务院开会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哩。最好是经过中央，下个电话通知，或者下个什么文件来一下。”
陈永贵一听，觉得华国锋说得在理。没有更高级别的表态，第一次全农会的成果恐怕是保不住。于是，在四月分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建议中央发个电话通知，肯定一下全农会，肯定２１号文件和派出工作队是正确的。陈永贵说完了，坐在他右侧的张春桥不紧不慢地问道：“谁知道你们那个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是什么东西呀？受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迫害，把人家迫害下去，还不让人家回来造反吗？”张春桥说：“现在不能再按中央２１号文件的部署搞了，再搞就出问题了。”B38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有分歧，通知无法发出。陈永贵眼看各地的工作队纷纷撤回，全农会的部署要泡汤，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１９７６年５月底，国家院批准农林部在石家庄召开北方三夏生产现场会，推广石家庄地区三种三收的经验，小表产区的各省派出县委副书记参加。李先念和纪登奎建议陈永贵去坐阵，方便就讲上几句。陈永贵很想借机讲讲张春桥没有同意的那几条其典型的形式。它肯定世界是物质的，但以片面、孤立、静，肯定一下全农会，于是就去了。
可是怎么讲才好呢？直截了当地讲，他又怕人家抓他唯生产力论的把柄，说他干扰批邓。陈永贵翻了翻交上来的大会发言材料，忽然冒出一个侧面迂回的主意，他叫来参加会议的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授意道：“喜慎呀，有这么个事。咱不提那么些反击右倾翻案风，咱可要坚持全农会，贯彻全农会精神。你这材料不算得力，这个问题提得不尖锐，一定要扭过来，统一到全农会精神上。”
陈永贵的秘书焦焕成也告诉李喜慎，说大会发言材料已经交到农林部，他看了，人家辽宁就不提普及大寨县。李喜慎说，你把那材料弄来给咱看看。弄来辽宁营口的大会发言材料翻了翻，果然人家不把大寨县当回事，满篇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李喜慎怒火中烧，立刻往昔阳打电找王金籽，说咱的材料不尖锐，不行，快把莎荫送来。王金籽问明情况也怒道：“我今晚就把莎荫送上去！”
宋莎荫晚上到了石家庄，明白了陈永贵的意图，连夜就把昔阳的典型发言材料改了一番，强调以普及大寨县为核心，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手段成语法理论被应用于逻辑学、计算机等领域。，多打粮食。全文总结式的最后一句话是：“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动力，深入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夺取农业大丰收。”
大会典型发言开始的那天，辽宁营口的代表上午先讲。毛远新就在辽宁狠抓批邓，营口的调门自然很高。李喜慎仔细听着，觉得人家的发言杀气腾腾，一句不提普及大寨县。“呀，外边的斗争还这么复杂哪！”李喜慎心想。他前两天就看过营口的发言稿，可总不如在大会上亲耳听人家念那么有真实感。他感到真的有人跟大寨和昔阳作对，和他李喜慎作对。李喜慎越听越火，暗暗骂道：“操他妈，指桑骂槐，他骂谁哩！昔阳也不是好惹的！”
中午，李喜慎处于临战前的亢奋状态，饭也吃不下去，干脆就不吃了。下午，大会主席，农林部部长沙风宣布由昔阳县代表发言，话音末落，李喜慎铁青着脸就上去了。十多年后，李喜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热血翻滚。“操他妈，”李喜慎说，“我上纲比他还上得高！”
李喜慎狠着嗓门冲着全场讲道：打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干扰普及大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反对贯彻全农会的精神，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绕，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黑着脸念了半天为伪作，经明清学者考证，定为后人伪托。，最后嗓子都喊哑了。结尾处，李喜慎哑着嗓子叫道：“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誓夺今年农业大丰收！”宋莎荫一听，李喜慎临场发挥，把最后那名“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动力”也给改了，改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李喜慎好象刚跟人吵了一架似地走下台来，宋莎荫凑过去低声问道：“老天爷，最后一句也改了？不怕罢了你的官呀？”李喜慎脸色和缓下来，笑道：“你看，改了么！”这一通喊哑了嗓子的狠巴巴的发言出了他一口恶气，李喜慎也觉出饿了。晚上买了瓶酒与宋莎荫喝了。
陈永贵见了李喜慎，高兴地责备道：“哎呀，你怎么一点风格也没有？”陈永贵对李喜慎的表现十分满意，回到晋阳还当众夸奖说：“看喜慎在家挺老实的，出去可厉害哩！”
在石家庄会议上，营口和其它一些地方坚持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纲，昔阳、林县和石家庄坚持以贯彻全农会精神为纲，虽然谁也不点对方的名，暗自都较上了劲。开小组讨论会的时候，山西组都为李喜慎叫好，都说他讲得不赖，还鼓噪起来要求延长会期，把反击右倾翻案风与生产的关系辩论透。眼看这次会议就要陷入僵局。
一天下午散会后，农林部部长沙风叫住李喜慎，说：“喜慎，吃过饭咱们谈谈，不然这会议纪要怎么写？”李喜慎见陈永贵在沙风身边站着离开气而能够独立存在。，感到腰杆很硬，说：“全农会毛主席批了，政治局能来的都来，这还不到一年呢，就不算了？”
陈永贵劝道：“哎呀，你们也真不是好惹的，你们两家闹，叫我下不来台。这纪要咋写哩？”
李喜慎道：“老陈，你是中央的，我是昔阳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晚上，由郑重出面，把昔阳的李喜慎和营口的代表叫到一块开了个座谈地。这次会开得心平气和，没争没吵。李喜慎说去年刚开的全农会，全农会的精神不能不坚持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假说，对近代辩证自然观的形成起了重，郑重就劝营口，说：“你看，这也是中央的决定，毛主席的号召，你们的材料是不是提得少了点？再改改。”他又劝李喜慎：“昔阳的发言也要补一补，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个动力。”营口方面没有表示反对意见，李喜慎也没说什么。
会后陈永贵又劝李喜慎：“喜慎，中央领导不是说了，就补上两句吧。不要跟人家争执啦。这会的情况复杂哩，会后还有个纪要，要不怎写哩？”
于是双方各让一步，都补上了对方要求添上的话，会议纪要就算出来了。陈永贵的意思全由李喜慎在阵前冲杀呐喊出来，陈永贵并不露面。
大会闭幕前，沙风请陈永贵讲几句，陈永贵就左右逢源地讲了几句。他先批了一通邓小平，说邓小平关心农业是假，破坏农业是真重要问题，文章批评了苏联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苏维埃国家及，右倾翻案风非反不可，又讲了一通农业生产问题，他小心翼翼地说：“我们向外讲的近八亿人口，实际上九亿还多。吃饭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大家回去回忆或重温一下，就会清楚，九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是件小事吧！”
那么怎么处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与学大寨和抓生产的关系呢？到底以什么为中心呢？陈永贵说：“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次更好的，更现实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这跟农业学大寨并不矛盾。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可以更好地促进全国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要通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来，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好，战胜自然灾害，争取第15个丰收年。”B39
左绕右绕，他还是坚持以普及大寨县为根本目的。
抓完了北方抓南方。1976年6月30日，石家庄会议结束不久，农林部又在无锡召开了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陈永贵向华国锋表示他想参加，只是拿不准讲不讲话。华国锋说：“你要讲。想讲的话就讲，想怎么讲就怎么讲。”纪登奎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有了接任周恩来当上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后边撑腰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哲学与历史学相互联系、渗透的交叉学，陈永贵到无锡前就准备好了稿子，打算结结实实地讲一通，把他早就想在电话通知中说的话说出来，肯定全农会，把全农会与邓小平分开。
平时，陈永贵讲话大多是信口而谈，手里有张纸写的也是开头和结尾的几句话。反正他是常讲的都是昔阳和大寨历史上的那些事，早就烂熟于心的。但是这次到无锡开会，他讲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事关重大。陈永贵不敢信口开河，捧着一份精心改过的七八千字的稿子吭吭吃吃地念了一遍。
陈永贵念道：“去年，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了一个口号，叫‘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这个会是在毛主席指示和关怀下召开的，华国锋总理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审阅的，口号提的是正确的。会议之后，全国省、地、县的各级党委都加强了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领导，组织160万干部下了乡，参加了普及大寨县的工作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邓小平想干扰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想把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引向邪路，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把他的阴谋彻底粉碎了。”
“有的地方把下去的工作队叫回来了，对不对呢？我看不对。因为叫得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陈永贵说：“唯生产力论是一定要批的，特别是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的毒，一定要狠狠批判，肃清影响。但是认识到事物的对立与统一及转化与运动，但忽视转化的条件，我们也要弄清楚，批判唯生产力论，……绝不是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恰恰相反，批唯生产力论，也该必须把社会主义生产促上去。”B40
陈永贵在当时那种谁也不敢讲生产的气氛下绕着圈讲了一通生产，讲了一通粮棉油。陈永贵上午讲，李喜慎下午讲，晚上六点，无锡街头出现了大字报，说陈永贵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用生产干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昔阳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
听到大字报上街的消息的时候，陈永贵、李喜慎正和江苏省省委书记彭冲坐在一块聊天。陈永贵听说贴了大字报便叹道：“唉，贴就贴吧，还挡得住人家贴？他爱咋贴就咋贴吧，哪怕是贴到咱这住所来哩！我那发言是中央决定的。”李喜慎不像陈永贵那么沉得住气，他好像遇到了挑战，非要上街去看大字报。陈永贵说：“看甚哩？你那是典型发言，我发言是中央的。”彭冲也劝道：“唉，别去看啦，这几年还不见多了？”
按照原计划，陈永贵一行第二天要去苏州参观。苏州方面来电话说那边的大字报更多，好像专门要给陈永贵一个下马威。彭冲对陈永贵说：“走啊，咱们不去苏州啦，回南京。”
于是陈永贵、沙风、李喜慎等人就由彭冲陪同直奔南京。出无锡城的时候，李喜慎还想着大字报的事，说：“咱路过去看看吧。”彭冲说：“好，好，路过看看。”过了一会儿出了城，与李喜慎同乘一车的彭冲笑道：“咱没有走那条路。”
到了南京，街上也出现了大字报。当天晚上陈永贵一行住在当年宋美龄的公馆里，吃过晚饭，陈永贵、沙风、彭冲等人满腹心事毫无睡意，坐在客厅里闲聊起来。同是受大字报攻击的人，话就容易谈得投机。彭冲叹道：“班子里有人反对我哪。我的处境难呀。离上海近，工业生产各方面就卡我们哩。”
陈永贵说：“听这伙人的！反正你江苏跟他是平级，他凭什么干涉你！”
陈永贵看了李喜慎一眼，说：“哎，喜慎，你只能听不能说啊，这儿没你的发言权。你困就回去睡。”李喜慎连声说不困，他听着这些上层的内幕觉得很刺激。只听得陈永贵叹道：“唉，人家不整我？上海郊区楼都盖了，我不就是个土大寨么。看得起我？我讲的这些反正也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还能罢免了我？我就是个农民，副总理是毛主席周总理叫我当的。”
沙风翘起大拇指说：“总理们给我撑着腰，我就能干！”
“呀，”李喜慎心想，“老陈这官也不好当哩。中央的斗争也复杂着哩。”
只听得陈永贵继续说道：“突出政治？光突出政治工农业生产发展不了怎么办哩？工人不生产，咋挣钱养活哩？农民打不下粮食吃啥哩？我就认识不下来这！国务院反正定了，就是要发展工农业生产，我这次来也是说这哩。你们可不能放松了生产。”
彭冲道：“不会的。老陈，咱们多少年了，我这压力也不比你小……。”
这天晚上，宋美龄公馆里的几个人聊了一个通宵。
回到北京后，由于讲活已经引起了攻击和非议，陈永贵不敢像往常那样把讲话稿拿到政治局去，只给几位关系不错的人看了看。
这时周恩来已经去世半年，邓小平已被打倒，按次序总理该轮到张春桥当了。可毛泽东却突然提起一个华国锋。江青集团失去了总理的位置，而毛泽东的身体又每况愈下，眼看就不久于人世，江青集团便倾其全力投入到权力斗争之中，不能容忍任何偏离主攻方向的“干扰”。当时有“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极激进的口号。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停产夺权”的态势下，各方面的政治力量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陈永贵这位一向主张突出政治的人也不能与四人帮的偏激主张相安无事了。他毕竟是个挨过饿要过饭的庄稼汉
十六、毛泽东去世
1976年7月27日晚11点，政治局的会散了，十几辆红旗牌高级轿车驶入了夜幕。
半夜12点左右，陈永贵回到交道口，吃完夜宵睡下。似乎没过多久，大地就发着怪叫剧烈震动起来。汤占兴一跃而起，喊上警卫开开陈永贵的门，把稀里糊涂的陈永贵拉了出来。几个人披着衣服在门外一直坐到天亮。
在中南海里，警卫人员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毛泽东主席抬到屋外。经过这一震，毛泽东卧在床上再也没有起来。
6月底毛泽东已经病危过一次。那几天正赶上陈永贵回了大寨，吴桂贤也回了西安。6月27日上午九点，中央警卫局突然打电报催促首长返京，专门派了一架飞机到西安接吴桂贤，再飞到太原等陈永贵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约前610—约前546）古，太原方面同时派出直升飞机去大寨接陈永贵。陈永贵正在地里指挥推土机，闻讯后慌慌张张进了家门，换上一双袜子就上了直升飞机。
回到北京，知道是毛主席病情恶化，陈永贵和吴桂贤直奔中南海看望。这时毛泽东已经缓了过来，政治局委员们虚惊了一场。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以后，毛泽东的病情时缓时急。这期间，陈永贵作为中央慰问团副团长在唐山机场的军用帐逢里住了10天，晚上以副总理的身份主持会议研究抗震救灾，白天以慰问团副团长的身份，冒着24万遇难者的尸臭，举着喇叭四处鼓励人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9月初，毛泽东的病情似乎稳定住了。9月2日，江青把助听器插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大声说她要去大寨。汪东兴对陈永贵说：“你还是去，你去了她不会太出格。”于是陈永贵陪着江青于9月3日到达大寨。
江青反复去大寨，应该有笼络这面毛泽东树立的红旗的意思，对陈永贵也应该有拉拢之意。奈何她的为人很容易惹人反感。江青刚到大寨，就提出去看看她去年挖下的防空壕。那条防空壕摆了没几天，陈永贵便下令盖猪圈，早就填平了。江青非要去看，陈永贵和郭凤莲慌了，一边叫人去挖一个假的，一边找理由哄她去看养鹿场里的梅花鹿，推说那边修路过不去，非从虎头山上绕不可，既然要绕，何不顺路去新盖的养鹿场看看？江青被糊弄到了养鹿场，拍下许多照片。这些照片后来就成了主席病危期间江青还有闲情逸致骑马逗鹿的罪证。去过养鹿场之后，江青到底看到了那个假防空壕。她大发雷霆，给郭凤莲扣了许多帽子。
江青在大寨也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争夺权力的态势。她漫步到大寨供销社，对售货员和围观的人群讲了一道母系社会和女人掌权的问题。她问一位供销社售货员：“你为什么姓了父亲的姓而不姓母亲的姓呢？以后要改过来。”那位售货员奉命改了姓。江青又问陈永贵：“永贵，你为什么不姓你母亲的姓？”陈永贵强笑着，连连点头说：“是，是。”
晚上，江青说她要开一个批邓会，让陈永贵和郭凤莲参加。陈永贵嘱咐郭凤莲：“作为你就要听着，不要乱说话。”会上，江青带来的十来个人纷纷发言，郭凤莲按老陈的吩咐很严肃地认真听，陈永贵一支接一支的抽着烟。批到挺晚，江青发话说：“今天就批到这儿，明天接着批。永贵你明天也要批，小郭也要表态。”出了门，陈永贵告诉郭凤莲：“明天一早你下地劳动去，不要来。这里的事我顶着。”
次日，1976年9月5日，毛泽东病情恶化，中共中央急电召江青和陈永贵返京。在北京，政治局委员们开始了轮流值班，一天24小时守候在毛泽东身边。华国锋特意把四人帮分开，各方面人士穿插，两三个人一班，免得彼此猜疑假传圣旨。那几天，生命垂危的毛泽东主席躺在里屋的铁床上，值班的政治局委员们坐在外屋的沙发上，警卫和秘书等候在游泳池小院门口的小轿车里。就这样一夜一夜地坐着，等着那个时刻的来临。
1976年9月8日夜，毛泽东的生命到了最后的时刻。全体政治局委员都集中到了中南海游泳池。
叶剑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B41
在休息室里，政治局委员们紧急商议着毛泽东主席的后事安排。伟大领袖突然去世，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告全国人民书怎么写？四五月分毛主席还接见外宾，怎么突然就不行了？还有紧急时期的国防问题，军事部署问题等等。
1976年9月9日0点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政治局委员们再次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围在遣体前低头默哀。
三个小时后，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告全国人民书，议定成立治丧委员会和追悼大会的安排等等事项。会议临近结束时，江青开口了。她说：“我的意见，还要讨论一下运动问题。不要光顾治丧忽视了批邓。从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中央对运动的领导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她说：“批邓反右，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会不会变颜色的大事，半年多了，邓小平批而不倒，这不是很危险么！”江青建议立即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叶剑英反对讨论这个问题，主张非常时期一切以团结为重。B42毛泽东尸骨未寒，政治局内部的冲突便开始了。
毛泽东留下的世界是一个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世界。失去了最稳固的靠山的陈永贵不知道，毛泽东本人也说不清。病重期间，毛泽东曾经对华国锋、王海蓉和四人帮说过一番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的话，顺便也谈了未来的难以预测。
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加那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B43
文革一开始就特别点名肯定，其后又越举越高的大寨红旗，当然是毛泽东的这笔遗产的一部分，是他的理想世界和理想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大寨红旗和陈永贵本人的命运将会如何呢”陈永贵深感忧虑。
毛泽东主席去世后，陈永贵一连一个多星期吃不好睡不香。周恩来去世时他也这样，但那纯粹是悲痛所致，很少患得患失的忧虑。陈永贵进政治局后，每年见毛泽东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三四次，虽然相见时毛泽东待他很随便很亲切，陈永贵也觉得无拘无束，但毛泽东去世时陈永贵在感情上的影响显然不如周恩来去世的影响大。陈永贵也流了几次泪，不过，使他吃不好睡不香的原因更多地来自深深的紧张不安和繁忙的工作。
9月16日，离追悼大会只剩两天了。政治局通过一项决定，让大庆和大寨的代表到京参加追悼大会。陈永贵感到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人们还没有忽视大寨，心情好了不少。
16日半夜2点，郭凤莲接到电话，立即动身进京。到京的当天晚上，陈永贵到郭凤莲下榻的民族饭店看望，忧心忡忡的谈到当时的政局。陈永贵说：“阶级斗争很复杂，有些人跳出来公开为邓小平翻案。我们靠党中央，靠毛主席的路线。”陈永贵若隐若现地对郭凤莲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好好理解。修正主义头子，哪一个不是在党内。过去用钱财压迫别人，现在是拿权压迫人，剥削人。刘、林、邓就掌了权了。这些要加深理解。”B44
陈永贵显然已经感觉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风声。他对四人帮不满，也对为邓小平翻案不满。一切试图改变毛泽东的传统的举动，都是对他的威胁
十七、粉碎四人帮
1976年8月，毛泽东病危期间，王震去看望叶剑英，闲聊中谈起了四人帮。王震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正有此意。
9月10日，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叶剑英首次登门拜访华国锋。叶剑英向华国锋暗示：“人家可是抓得紧，”“该拿主意的要拿主意。”华国锋明白叶剑英的意思，却不愿深谈，把话题扯到了保护毛泽东遗体的问题上。
9月12日，聂荣臻托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只要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随后的几天，叶剑英又连续找华国锋三次，跟他讲起了斯大林去世，马林科夫接班，后来被赫鲁晓夫夺权的事例。华国锋在最后一次谈话中终于松了口初编为二十篇。1923年四存学会在此基础上出版《颜李丛，表示：“只要老同志支持我，我就干。”B45
江青集团也在动。从8月15日，毛泽东去世的20多天之前开始，上海民兵指挥部突击下发74，000多支枪，300门炮，1，000多万发弹药。同时上海加紧储藏粮食和副食品。
9月7日，王洪文的秘书用毛泽东的电话通知各省，有事直接找王洪文联系。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通知深感疑惑，打电话问华国锋，华国锋说不知道这个情况。这位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不由得心下生疑。
10月2日，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的一个装甲师调进北京。沈阳军区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叶剑英命令这个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类似这样的可疑之处还有。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后调换了驻在北京郊区的装甲兵部队的两个师参谋长。紧接着，传开了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说法治、教育思想。主要的有《申辩篇》、《伊安篇》、《普罗泰戈，上海市内红纸和鞭炮的销量猛增。
华国锋这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关键人物也被江青挤兑得忍无可忍。9月19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让他召集一个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她说要讨论重大问题。华国锋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答道：“讨论的问题十分复杂，你不懂。”江青还点名不准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叶剑英参加，又点名让并非常委的姚文元和毛远新参加，不是常委的江青本人更不在话下。
华国锋忍着气照江青说的办了。会上，江青要求由他们出面清理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对华国锋言多指责，很不客气，训得华国锋在会上一声不吭。散会后，张春桥对华国锋说，江青就是那么个人，再去跟她谈谈，消消气就好了。华国锋道：“不必要。我是第一副主席，她有什么道理训我？”B46
华国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军队那方面好办，有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和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问题是怎么做才合适，最好是尽量做得合法。在那些日子，华国锋天天找人单独谈话，在动手抓四人帮的前两天可为形象”，“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颈，有言不尽，陈永贵也被华国锋召去谈了很久。华国锋显然试图在事先就获得政治局里多数的支持，动手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之后再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决定。这样一来，抓四人帮就可以说是执行了政治局多数的决定，是合法的。
动手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气氛不对。本来政治局是三天两头开会的，这几天突然不开了。今天要开，老陈又急成这样，怪不怪？
从下午三点开始，陈永贵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
如此出来进去地问了三次，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活动的特征。，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上了玉泉山，停车照例是按职位的高低排列，而四位排在陈永贵前头的政治局委员的车位是空的。
玉泉山会议室里的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12点多才散。散会后，政治局委员们按规定不能回家，就在山中的小楼里住了下来。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只见三个老头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竟然像孩子一般闹了起来。陈锡联冲陈永贵飞起一脚，陈永贵一把抄住作势要推，纪登奎赶紧扑上去抱住陈锡联，对陈永贵叫道：“别！别！他老伴找你算帐！”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正在大寨的地里劳动的郭凤莲接到陈永贵派人专程送来的一封信，信中简单地写道：“告诉同志们一个大好消息，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这个词当时听来还很陌生，陈永贵听毛泽东说过四人帮依赖、相互影响。还区分语言和言语，认为前者是集体的，后，郭凤莲却不太清楚这四人帮究竟是哪四个人。不过她感到老陈挺高兴，自己也高兴起来。
昔阳县很快也接到了陈永贵的通知。为了争取批判四人帮走在前，县委将宋莎荫和写得一笔好字的任永福隔离起来，赶写有关批判四人帮的材料。陈永贵吩咐说：“昔阳在哪次运动中也没落后了，这次这么大的事更不能落后！”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么。”
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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