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后来被嘲笑为“大概工”的办法显然比定额包工模糊多了，也更强调了众人对某个具体人的印象，更强调了总体的劳动态度和质量数量。这套办法捎带着还造成了一个好处，就是把干部从监工验收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干部们也要下地和社员一起干活了。
陈永贵创造出这套办法之后非常得意。第二年，晋中地区开先进单位代表会，陈永贵就想在会上宣传他的这套劳动管理办法。一位地委领导人问他：“永贵，你准备发什么言？”陈永贵说：“想发发劳动管理。”这位领导听说过这种办法，他把它称为“神仙一把抓”。他觉得这里忽视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便拉着官腔问道：“可发呀不可发？”陈永贵说：“你们考虑吧。”
晋中地委怕这套模糊的办法冲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定额管理制度，最后决定不让陈永贵在大会上讲。陈永贵老大不高兴，心想你一个晋中的代表会才两千来人，我大寨每天都有上千的参观者，你不让我发言我回去发！看谁的影响大！于是陈永贵得空便对人宣传他发明的这套办法。
陈永贵的发明传到了以党内大秀才、大笔杆子著称的陈伯达的耳朵里。陈伯达给毛泽东当过大秘书，深知毛泽东很欣赏这套突出思想、突出政治的评工记分办法。1966年3月2日，陈伯达向人们推荐说，我没有去过大寨，但我听说大寨有一种简单的办法，我建议你们到大寨去学习。他说：“大寨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新办法，是中国农民土生土长的创造性新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寨的办法真正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农业发展有好处，对消灭农村的贫富差别有好处。大寨的干部不用群众养活，以普通劳动者的面目出现，能够充分地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是世界最好的办法，有普遍国际意义。”他赞扬了“大寨评工，主要评劳动态度”，同时还建议用“标准工分”取代“标兵工分”。陈永贵很快就采纳了陈伯达的建议，把“标兵工分、自报公议”改为“标准工分、自报公议。”
经陈伯达一鼓吹，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就成了中国农村乃至全世界都应该效法的楷模。1966年3月22日，陈伯达推荐大寨评工记分法的20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块文章，题目是：《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专为陈永贵的这篇讲话加的编者按指出：“集体经济的各种制度(包括报酬制度)和办法，必须有利于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有利于发挥集体主义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浪大大推动了大寨的报酬制度的普及。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农业部两次在大寨召开全国性的学大寨劳动管理现场会。这时陈永贵已经把“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改得更红，更强调人的道德水准，叫做“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都是很识货的内行，听了介绍，便一致认为大寨用政治挂帅搞劳动管理，突出了一个“公”字，有利于树立为公劳动、为革命种田的世界观。会议纪要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主题发往全国，从此，全中国的农民便抛开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原则，随着陈永贵和大寨一起踏上了“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创造一个新人新世界的征途。
在昔阳境内，陈永贵掌权之后，立即开始奋力清除“私字”的各种阵地。
1967年3月30日，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以陈永贵为首的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和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就发出了《关于在全县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通知》。
陈永贵就任县革委会主任的第二年，大寨公社收回了自留地。
陈永贵掌权的第三年，昔阳全县除巴州公社外，基本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
陈永贵掌权的第四年，也就是昔阳宣布建成大寨县的1970年，昔阳全县彻底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同年，全县关闭了所有农村集市贸易点，除了国营商业之外的一切商品交换活动一概以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论处。
破私还要立公。在陈永贵刚刚掌握县级权力的时候，昔阳的社会主义阵地确实乏善可陈。农民有怪话道：“学大寨，好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陈永贵派人调查情况，发现全县社员欠集体储备粮二千万斤，人均一百斤。欠债的比例高达两个８０％——８０％的生产大队中８０％的社员都背着债。
１９６８年春播之后，陈永贵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学大寨会议。全县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还有一些贫下中农代表，数千人云集大寨。陈永贵在大寨场院的主席台上扯着嗓子说：“过去年年说丰收，社员年年欠集体的粮，吃不饱肚子。这是给社会主义败兴。这不是群众欠集体的，是领导欠大家的。他们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没有把生产搞好。”也就是说，以前的不好，不是社会主义不好，是前任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不好。陈永贵宣布：“今年大家好好干，丰收了，把这笔债免了。”贫下中农代表和基层干部听了大喜，热烈鼓掌。县里的干部听了大眼瞪小眼，都觉得老陈胆大包天。国家的粮食正紧，二千万斤的集体财产又不是他家的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了，谁给他的权力？谁有这么大的权力？
１９６８年果然获得了大丰收。到了分配粮食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北京，县领导讨论如何兑现老陈的诺言。有人提出免债要讲阶级路线，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打电话问老陈，陈永贵说：“你们看上去是在贯彻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不是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你们开大会宣布，统统免。”
陈永贵的这个决定在昔阳各公社，各大队的大会上宣布了，十几万人身上的沉重债务甩掉了，老百姓的感激难于言表。吃不饱饭的人能特别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大笔粮食意味着什么。在宣布决定的大会上就有人自发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陈永贵试图巩固社会主义阵地，显然大有成绩。
陈永贵后来曾对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讲过这么做的道理。他说，他免掉的实际上指使一个空数目字，得到的是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免去一个没有用的数目字，有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有什么不对呢？这就是说，即使纯粹算经济帐，社会主义集体也没有吃亏。（注：陈永贵免粮之事，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９１页）
在扩大“公字”并攻占“私字”的有形阵地的同时，陈永贵在昔阳境内发起了“两种世界观大辩论”。1967年6月5日，陈永贵在昔阳县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讲话，要求全县大搞斗私批修，实现思想革命化。“什么叫思想革命化？”陈永贵自问自答道，“思想革命化，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啦，那么不可能有什么自私自利呀，私心杂念呀，个人主义呀。”这类强调大公无私，反对个人主义的道德劝诫是长期贯穿于陈永贵的讲话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他长期抓住不放的一项重要活动。
大寨建成大寨楼之后，社员们一般都愿意住在下街，不愿意住上街。大寨楼依山而建，上街就是楼上，社员们怕水上不去楼，担心挑水太远，又觉得住楼上不习惯，便争抢下街。陈永贵立刻抓住这种反映了私心的现象进行斗争。他说：“这又是作为斗私批修的一个问题，抓住不放松啦。这就是活思想嘛。就地取材，取不完的材，抓不完的活东西。这就抓住了，抓住就不放松啦，一直斗私批修。斗，斗，斗，一直斗，那可斗深了，越斗越深。”
社员争住处、青年人戴手表、年轻干部争外出参观的机会、社员干活叫苦叫累，这些都是斗私批修的大题目。就连贾进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也斗私，他检讨说：“毛主席让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文化上也要翻身。我没有抓紧时间学文化，总认为自己老了，一天劳动累了，懒得学。这是我对党最大的不忠实，也是我最大的私。”
七斗八斗之下，大寨人的道德水平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看起来是昔阳县各村最好的，其它村里的斗私批修要来得猛烈得多。
三都公社宗峪大队的一位名叫刘金鱼的妇女，借用队里的毛驴给自己家磨面。那毛驴偷吃了刘金鱼的面，她就恨恨地抡着树条抽毛驴，打坏了毛驴的耳朵。队里当天就开会批斗这位私心严重；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妇女。在批斗中，干部让刘金鱼和她男人各拿一根树枝互相对着抽打，直打得两口子鲜血淋淋。事后刘金鱼又多次挨斗，刘金鱼觉得没活路了，自杀身亡。B44
有一位党员，一时糊涂偷了队里十几穗玉米，被逮住了。当时在各地农村偷队里几穗玉米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一般也就是罚几天的工分拉倒。可是在昔阳境内，在斗私批修和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气氛下，这件事便成了很了不得的大事。私心严重到了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程度，队里连夜组织开会批判。这位党员丢了大脸，觉得再也活不出个人样来了，便跳井自杀。
在苦干实干学大寨的重压之下，社队干部们干不好就无法交账，就无法在昔阳立足。于是全体干部拚命地向社员施以重压。冬天，下地干活讲究的是两头不见太阳。如果有谁晚了，打歇时就可能有地头斗私批修会。一位昔阳农民这样描述那时的标准场面：
队长把来晚的社员叫过来站在中间，念过毛主席语录，便质问道：“你咋就晚了？为什么别人不晚就你晚？你挖挖根子吧，给大伙讲讲。”你还不敢讲怪话，遇到不听话的，蛮横的，大帽子有的是，专政工具也等着。
这一手并不比扣工分罚奖金之类的物质惩罚差，那时候多数人可是真干，真下力气。尽管偷奸耍滑的人也难免有几个。
据统计，自1966年5月至1978年年底，昔阳学大寨12年，造地六万余亩。同期，非正常死亡141人，其中“直接打死2人，上吊62年，投井30人，跳崖6人，跳水库2人，投水池2人，栽水瓮2人，投水窑2人，致病而死14人”。B45尽管这些数字在多大程度上与学大寨运动有关尚存争议，学大寨逼死过人则是公认的。昔阳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68年，大寨模式在昔阳初创的一年。
不能说昔阳农民的苦干精神完全是斗出来的，逼出来的，农民自身完全没有主动的精神和对集体主义道德的自觉追求。陈永贵就指名道姓地表扬过两位与集体经济高度和谐的理想农民。
贫农王柱成，40岁，是皋落公社皋落大队的车把式。赶车拉石头时遇到车翻马亡的危险，为保住集体的四头骡马，他奋不顾身地急刹车，自己摔下车来，一条腿被车轮压成三截，当场疼昏了过去。这位王柱成在医院醒过来，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队里的骡马受伤了没有。
王秦宫大队共产党员王长锁，58岁。打石头建设大寨田，石渣溅起打瞎了他一只眼。王长锁道：“我坏了眼，还有腿，不能打石头还能担。”于是上山割柴熏肥。他干活太拚命，担得太重，而且眼神不好，从坎塄跌下去又摔坏了一条腿。王长锁又说：“我比别人少了眼，少了腿，可是没有少手，还能干！”于是他又喂牲口，兢兢业业，三年中把队里的牲口喂得滚瓜溜圆。据陈永贵说，昔阳县里这样的社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B46
建设大寨县开始后，昔阳基本上反掉了物质刺激和工分挂帅。在等价交换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新的超经济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思想道德教育调动起“蕴藏”在农民心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鼓励你，表扬你，给予你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如果你不好好干，就用批判会、剥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鞭子抽打你，形成一种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的气候。
这套超经济的奖惩机制体现为大大小小的斗私批修会，每年一次的群英会，年年躲不过的整党整风和整各种不利于学大寨的东西的五花八门的运动。这套奖惩制度瞄准的是人的自尊的、荣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它们在昔阳的有效性再次证明劳动者不是简单的只能对物质刺激做出反应的经济动物。这一点正是毛泽东主席主张的，利用政治思想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的独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即：“人是有一点精神的”
八、当勤务员与做皇帝：大寨县的诞生之三
“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我给大家说几句话。”刚刚当选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陈永贵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113名新当选的县革委会委员在下边听着。“首先一点，就是要求我们每个委员有一个新的作风，使广大群众真正拥护我们。”
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手指的根部夹着劣质烟卷。这副形象似乎是他谈的“新作风”的注解。
“第二个问题是，回去以后在一斗二批三改方面，我们每个委员要首先考虑自己，有问题自己要首先交待。不然，你打倒皇帝做皇帝，群众还是心情不舒畅。无论如何不能压制群众。要十分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勤务员。”
陈永贵短短的就职演说一共只讲了三个问题，除了最后一个问题谈学大寨之外，前两个问题说的都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可见陈永贵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陈永贵爱看古装戏，而且挺留心总结前朝人的经验。一年前他曾在山西省第二届党代会上讲过一番他看历史剧的心得：“咱们在旧戏里看过，李闯王在初闹革命的时候很坚决，因为他没有什么顾虑。后来，一连打大胜仗，一直打到北京。一进北京，思想就坏了，就闹个人打算，革命最后失败了。以大比小，咱们闹革命也是这样。”
如果拿历史上农民造反的领袖做类比，陈永贵确实不像“一进北京思想就坏了”的李自成，却有点像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出身贫农，深知贪官污吏之害，称帝后兴修水利、抑制豪强，而且约束官吏极严。县官随意出城惊扰百姓即论死罪，贪污30两银子以上者更要“枭首实革”——砍了头还得将贪官的皮剥下来填上草，挂在公堂上以警后任。奇特的倒是明朝治吏最严而贪污之风偏偏又是最盛。朱元璋死后不过十几年，全国各级官吏便贪污成风。到了后期，不贪污的倒成了怪物。
陈永贵掌权后，立即动手整顿机关工作作风。和所有的庄稼人一样，陈永贵对坐机关的干部没什么好印象。“国家干部，脱产干部，吃饭，拿钱，熬时间”，陈永贵说，“那群众就让你呀？你认为铁饭碗不能打？非打不行！一成了脱产干部，什么也有了，一天不上班，十天不上班，仨月不上班，钱也少不了。”B48
陈永贵打破铁饭碗的办法是把机关干部赶到县办的牧场、农场、林场和五七干校等处去修地种庄稼。当时县机关共有干部三百多人，还不到九十年代初的一半，陈永贵当了革委会主任，只留用不到一百人，原有的人马一下子砍去三分之二，原来的一堆部、局、室并为四个组：生产指挥组、政治工作组、政法组和办事组。
坐惯了机关的干部一下子被赶去抡镢头，心里难免不痛快。陈永贵在县社两级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训斥道：“只能当官不能做老百姓。……你看那农业是低价？搞牧业，搞农业，搞林业，副业，这是低价，那你怎么高了来？你凭什么高了来？你在你家拿钱拿粮来哇？一点也高不了！你光想人侍候你，光想人民为你服务，你不想为人民服务，你不垮台倒怎么办呀？”B49事关愿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问题，事关垮不垮台的命运问题，机关干部们没别的选择，只好乖乖地进“三场”，上“干校”。
剩下的那些幸运的干部也不能整天在机关里坐着。陈永贵要求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一百天，公社每年二百天，大队干部每年三百天。他本人也带头参加劳动。陈永贵很少介入日常的机关工作，只管拿大主意和督促检查，再就是进京上省或者下地干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曾经悄悄盯了他一年，计算陈永贵每年到底劳动多少天。冯东书在二十多年之后写道：1971年，陈永贵已是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还兼着中共昔阳县委书记，又是大寨党支部书记，杂事很多。但是他和社员一起劳动不少于150天。（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42页）
1968年曾有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陈永贵掌权之后的几天的生活，摘录如下。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他1967年国庆节前后几天的活动吧。9月29日下午，他从地里劳动归来，晚上乘火车到北京，30日在北京住了一天，10月1日登上天空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2日，陪同巴基斯坦外宾参观。3日陪同阿尔巴尼亚朋友坐飞机上午十点到大寨，参观结束已经下午一点左右，永贵同志又陪外宾吃饭，介绍情况，送外宾乘飞机离开大寨时，已经五点到六点钟左右。
“这时，秋末冬初，天气较短，太阳已经落山。社员劳动快要收工了。昔阳县革命委员会的几个同志和永贵一同送走外宾，县里的一个同志看到永贵同志身体已经很累了，就说：‘老陈！你回去该休息休息了！’陈永贵同志说，不，我还有事！说罢，扭头就下地剥玉茭了。他整整又劳动了一个小时，天黑后才回村。”
秋收大忙季节里，整整五天时间陈永贵不管县里的一件事。可是他要成果，要最后的产量，要社会安定，要老百姓没意见。于是他的助手们就忙得难得回趟家了。好在他的助手都是些娴熟于严密细致的组织管理工作的老手。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的第一任组长是原昔阳县县长王贵科，第二任组长是原县委常委，当过宣传部长和好几任公社书记的李韩锁，副主任是原副县长赵满仓。这些“十月事件受害者”卷土重来后都憋了一股劲，要干出个样子来让那些整过他们的人看看。有了这么一股火，又浇上学大寨的油，昔阳的机关工作果然显出了极高的效率。一百人除了原有的例行公事之外又是搞革命，又是培训干部办学习班，又是参加生产劳动，竟然也支撑下来了。
后来，陈永贵对机关工作的了解多一点了，发现这些干部也挺忙，这才决定增加二三十人。他信不过那些在农场和干校劳动的原机关干部，下令从各村抽调一批像他一样挣工分的农民干部来充实机关，同时也改造机关的旧班子旧作风。陈永贵把这种办法叫“倒蹲点”，庄稼汉反过来到县机关的大楼里“蹲点”。他始终认为手上长满老茧的庄稼人比那些吃饭拿钱熬时间的机关干部更有资格监督改造别人。几年后，昔阳的农民中也真的出了几位随着老陈走出昔阳去改造中国的风云人物。
陈永贵调来了农民干部，但是不许他们把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他死死卡住“农转非”，连一些老干部的家属也不给转。身居要职的干部们当然也想把在农村挣工分的老婆孩子转成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有人就把这种愿望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眼一翻，问道：“都转到城里干甚？游手好闲吃闲饭！在家还能养个猪喂个鸡，还能创造财富。国家粮食紧，你转到这来光吃？”
陈永贵压农转非一压就是七年。从1967年至1973年，昔阳县干脆就不给办“农转非”。昔阳县第一号勤务员陈永贵本人就是挣工分的，他的老婆孩子也拿着农村户口，他不转，别人不高兴也说不出什么。直到1973年，陈永贵的老上级张怀英在昔阳当政，他拿了一份列了十八九位被压了多年的人的名单找陈永贵，说常委研究过了，想解决这些人的城市户口问题。陈永贵不好驳，又不愿意办，便推托道：“过一段再转吧。”于是又压了一年。
陈永贵掌权后的表现极为平民化，因而深得人心。许多逸事在当地老百姓中传为美谈。
1967年3月，陈永贵当选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里要给他配个秘书。陈永贵听了，手一摆头一摇，说：“我不要！老百姓要秘书干啥！”
1967年7月，山西省军区派一位姓刘的解放军战士给陈永贵当警卫员，陈永贵不要，可是那小刘硬来了，整天跟着陈永贵保卫他的安全。陈永贵老大不耐烦，天天轰他走，说：“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我是一个农民！派一个警卫员？全国五亿农民，你一人派一个能行吗？”最后到底是把小刘赶走了。
1968年3月，陈永贵进京看病。按常规县里必得派人陪着这位省领导和县里的一把手。陈永贵不干，一个人溜了，坐上火车去了北京。县里好几天四处找不着陈永贵，急得不行，忽有人来报，说见着老陈在大寨下地劳动呢。原来他从北京回来后自己在阳泉排队买了长途汽车票，坐着班车回了大寨。
六十年代后期，各地去大寨参观的人有时带点什么礼物。南方人带菠萝、芒果，新疆人带哈密瓜、葡萄干。这些礼物送到陈永贵手里，他总是极公平地分给社员，一斤一两也不差。大寨农民至今记得，老陈把他们召到一起开社员大会，他抱来哈密瓜，提着把菜刀，亲手将那几个瓜薄薄地切了，又横着分做许多小片，一人一片地平均分下去。社员们一个人只能尝到一点，那心里却不胜踏实。所谓人心换人心。人心自有一杆秤，农民们相信他办事公道，有事都愿意找他讲，陈永贵威信极高。
陈永贵如此清廉，如此关心群众，确实大有“勤务员”之风，看起来与“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李自成相去甚远。不过，在清廉勤俭的作风之下，昔阳社会政治关系的深层结构却朝着皇权式的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变动。陈永贵的个人权威日益变得不容反驳甚至不容争辩。过去轻慢了皇帝要犯“大不敬”罪，现在轻慢了陈永贵也要论罪了。
1972年1月，昔阳县所辖的李夫峪煤矿报告，说出了“反革命案”。县委派出工作组一查，原来该故的职工凌尔吉说了几句“大寨是王牌”之类的话，还有“座山雕”、“威虎山”之类的影射。那时，昔阳人论陈永贵曾有“二毛主席”之说，“毛主席常有最高指示、陈永贵常有最近指示”，影射陈永贵、轻慢大寨岂能饶你？县委调查组认为这是反大寨红旗，反陈永贵，必须严肃处理。县委要求县公检法军管组对凌尔吉实行拘留审查。公检法方面毕竟对法律规定熟悉一些，觉得如此断案证据不足，便告诉县委需要复查。复查之后，公检法方面认为证据确属不足，决定不追究凌尔吉的刑事责任。
陈永贵知道了此事。1972年2月的一天，陈永贵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县治安保卫办公室副主任，凌尔吉一案的复查人卜二和汇报案情。卜二和拿着调查材料，将复查情况如实汇报了一遍，陈永贵火了，问道：“大寨是威虎山，谁是座山雕？”“什么人才反大寨？怎么反大寨你们不扣？干公安工作20多年，认不得个反革命？”B50
会后，凌尔吉被拘捕入狱，罪名是攻击党、攻击毛主席”，坐牢三年零两个月。卜二和因“对大寨没感情”，“不支持昔阳红色政权”，被赶出公安机关
九、改天换地大会战：大寨县的诞生之四
陈永贵上台后就开始在昔阳境内转悠。两辆小车拉着陈永贵，拉着核心小组和革委会的几个头头，今天沿着界都河跑，明天顺着松溪河开，前前后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全县二十个公社四百多个大队。陈永贵常常半路叫车停下，他下车站在干河滩上抽着烟卷，眯缝着眼睛上下打量他治下的这片贫瘠的山河。他的助手们有的在他身后摊开地图，有的和老陈一起指点江山。很像是照片和电影上常出现的那种场面。
一年过去了，县里的各种工作已经理顺，各层领导班子大致顺了手，陈永贵心里也有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总谱。
与流行全国的印象不同，陈永贵的第一炮并不是修梯田。修梯田费工多，成本高，不如向干河滩要地来得容易。昔阳境内有五条大川，干河滩有的是。陈永贵概括他的战略思想说：“昔阳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首先要抓河滩。打一条坝，就可以造成几十亩、几百亩平地，能机耕，能水浇，投工少，受益大。要先抓滩，后抓山，地下滩，树上山。”
在昔阳的五道川里，陈永贵首先看中了县城边上的南河滩。这里只消打一条坝，就可以造地两千余亩。因为挨着县城，影响也大。代价是挖土毁东关大队的好地130亩。造地两千亩在当时听来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工程，陈永贵想出手不凡主是代天行事，须以天意为行为准则。君臣、父子、夫妻之，但是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时难以适应这种“想新的干大的”陈永贵式的气派，一会说同意，一会又说东关大队不通，犹犹豫豫地来回变。“一个村不通就不干？”一位县里的领导人火了，要开会整整反对者，动硬的。陈永贵说算啦，学大寨嘛，不敢干，有怀疑，也是情有可原。还有好几条河哩。于是就改在界都河。
界都河宽700米，按陈永贵的设想，只要筑一条高8米，长2，700米的拦河石坝，把河床截直压窄到150米，腾出来的河滩就能垫成三千亩平地。这个想法并不错，问题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县里又缺钱，谁能白干呢？
大跃进时，城关公社曾经想平调大寨的劳力建万头猪场，陈永贵顶着不给。现在轮到陈永贵向各公社大队抽劳力搞界都河会战了，当年他说人家是共产风，这回他该怎么说？
1968年8月24日，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把783名县社两级干部召到大寨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解决这些干部“路线斗争自觉性不高”和“为实现大寨县而奋斗的自觉性不高”的问题。学习班到第十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和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登台训话。
“同志们！”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陈永贵朗声说道，“建设大寨县很重要哩！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这句话谁都能讲，谁都能说了，那么要落实在行动上，这样就很重要了。”
他先把纲上到当时的最高度，即忠不忠的高度，然后就讲他和县革委的同志怎么为建设大寨县遍了20多个公社做规划，不如此又如何不行。他说：“那么我们掌权啦，我们再不下去到社到队，那还不是打倒皇帝做皇帝？那还不是只有我们富裕了哪管群众痛苦呢？……我们就按我们全县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使大家各公社和队，全制定出不同的规划来，在三年五年之内使我县变成大寨县是毫没有问题的。”
说完规划和设想他再次上纲上线：“过去是有绊脚石哩。现在绊脚石拔掉了，我们要不搞，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又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绊脚石，那么也就修了。”
听了这话，恐怕每个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绊脚石，是不是犯错误，是不是修了。
纲和线上足之后，他终于谈到了平调劳力的问题。陈永贵说：“按照各生产队和各大队的不同条件，公社有权来调动，来发展公社集体经济，使公社过渡以后，穷队去共公社的产，不要穷队去共富队的产。我想群众也满意，群众是不会不满意的。”
陈永贵以未来的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各队去共公社的产的设想作为抵押，去交换即刻向各村抽调的大批劳动力，并且一口咬定群众是不会不满意的。700多名各级人尖子坐在下边听着，会场上鸦雀无声。
散会后，立即有几位积极性过人的干部上街，刷出了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标语：“坚决拥护陈永贵同志的报告，立即行动起来，为在三至五年内把我县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寨县而奋斗！”
紧接着，又有讨论会，表决心会，斗私批修会。各级干部在会上纷纷表决心，只要能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大寨能办到的，我们也一定要办到”
1968年9月23日，700人学习班结束不久，县办界都河工程誓师大会在县城召开。陈永贵面对林立在会场上的猎猎红旗，庄严宣告：“治山治水、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河山的战斗打响了！根治界都河的工程上马了！”
在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中，陈永贵扛起一把老镢头，走下主席台，率领着由20个公社抽调来的1，400名劳力组成的治河大军，向三十里外的界都河工地出发。53岁的陈永贵在队伍的最前列。长龙般的治河大军步行30里，到达工地后，只见陈永贵叉开双腿结结实实地站稳，抢圆了镢头，刨下了昔阳改天换地的第一镐。
当年秋，凤居、界都、赵壁等8个公社先后有工程上马，治山治水的战斗在昔阳全面铺开。到处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上阵的不仅有壮小伙子，还有“铁姑娘战斗队”，“老大娘战斗队”。
界都河工程一年干下来，垫出了近千亩好地，一眼望去平平展展海大的一片，而且还在继续垫，继续扩展。这个样板工程在昔阳的影响如同一场地震，农民们被自己的力量惊呆了。原来反对上南河工程的东关大队书记找到陈永贵，说我们也要干，以前错了。于是会战界都河之后又会战南河，随后还有赵壁川大会战、秦山水库大会战、水峪水库大会战，最后整个昔阳社社有工程，队队有工程。五条大川的治理迅速见效。
也有不干的。洪水公社有一条大川，公社书记1967年等了一年不敢治，说万一让洪水冲了呢？看看人家的工程怎么样再说。第二年，人家的工程没有被冲毁，洪水公社的几位领导人就算帐，还请来一位专家帮着算，算投工、投资、开支，一算，造地三千亩要打20里长的一条大坝，20里！这个工程大得吓人，公社没钱没东西，干不起。于是又一年没干。第三年，1969年，全县各公社都像开了锅，唯独洪水公社没动静。陈永贵坐着小车就去了，劈头盖脸地把那位小心谨慎的公社书记训了一顿。
陈永贵瞪着眼睛问道：“你们算的什么鬼账？怎么算的？你把社员的积极性算进去没有？把学大寨的干劲算进去没有？就知道算那几个毛几个分？”
陈永贵训人可以几个钟头不重样，他左一问又一问地解气地训，那位公社书记极度紧张地听着，脑子里嗡嗡响，不时被噎得倒抽气，几乎晕倒。经陈永贵这一训，这位书记病了一场，爬起来后就带着人上工程，也不管什么账不账了，无非是一大笔民工的开支，反正可以学陈永贵拿未来开支票，兑现不兑现也顾不得了。结果，洪水公社后来居上，那位戴罪立功的书记亲率人马苦干两年，造出了三千调平展展的好地。
从1967年到1969年，昔阳搞大中小农田基本建设工程1225处造地3万亩，扩大水浇地31万亩，每个农业劳力平均年投110个。1969年，昔阳的粮食总产高达167亿斤，比1966年的8千万斤翻了一番。
在昔阳，学不学大寨的主要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工程。有山有河的村子沾了自然的光，基本上都是是学大寨的先进大队，没山没河的村子常常挨批。压力大了，昔阳也现了不少花架子工程和蛮干工程。刀把口公社要劈开一座山，让一条河穿山而过，腾出河滩来造地。也没什么设计人员，干部瞄了几眼就开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劈开了山，却没有改成河——除非河水能往高处流。
昔阳大规模平调劳力搞农田基本建设，激起了从上到下的一片议论。陈永贵开始还不怕，原来只抽调6%的劳动力，你说我刮共产风，我抽10%。事情越闹越大，越传越广，陈永贵也心虚了。正好一位中央领导参观昔阳的农田基本建设，陈永贵问道：“我们这到底是不是刮新的共产风？还是什么问题？”那位领导答道：“这不是共产风，这是经验，这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一支专业队。”陈永贵听了中央领导给起下的名字，大喜，心里也踏实了。“要是没有党中央，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陈永贵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说，“你尽管办法想得多，干劲足，也还是难以支持的。”
有了中央领导的一句话，陈永贵脾气大长。当时昔阳的干部心里也犯嘀咕，真怕犯刮共产风的错误。陈永贵给他的部下打气，在大会上骂道：“他们不是给我们造谣说什么，昔阳是东山再起，又刮起了新的共产风？胡说！放屁！这正是不懂共产风的人提出来的，他企图让我们守摊不创业。这就是对！要创业要有人哩，没有人怎么办？要调人就是共产风？我们所在位的人恐怕都吃过共产风的苦头，是懂共产风的，共产风是抽肥补瘦，抽了小集体，肥了大集体，总而言之，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那叫共产风。”
陈永贵似乎没有感觉到这番话里的漏洞，似乎忘了他干的事也是抽了小集体，肥了大集体，忘了他在大跃进时期顶过的抽劳力建猪场也是要让劳动力们去创造财富的。他对自己的部下说：“说这是共产风东山再起？昔阳刮共产风？这共产风我们可是要刮哩！这次会后，你们回去要刮，一直往起刮，直刮到共产主义！刮吧！”B51
十、“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
1970年8月9日，中共中央九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度出任中国农业最高行政首脑的纪登奎，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抵达昔阳。他此行的使命是探索中国农业的发展战略。
三个月前，美国出兵柬埔寨，同时派出了黑压压的轰炸机群狂轰越南北方。一年零五个月前，中苏两国的军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打了一仗，随后又在新疆等地大动刀枪。在南北夹击之间，毛泽东主席告诉中国人民“要准备打仗”。于是，发展农业，广积粮，提高各地自给自足各自为战的能力，便有了新的战备意义。纪登奎的昔阳之行就是想找出一条解决南粮北调，发展北方农业生产的路子。即使没有战争的威胁，辽阔的北方养活不了自己，北方人要吃南方的粮，这个问题也够让国务院头疼了。
纪登奎的到来惊动了山西的党政要员。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副主任王庭栋和王治平等领导人特地前来陪同这位正在上升的政界新星。
下午三点，陈永贵陪着纪登奎和省里来的同事在大寨转了一圈，随后又上了虎头山。时值盛夏，茁壮的玉米被矫阳晒得叶子微微有点打卷，谷子已经抽了穗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主要代表是舒佩（WilhelmSchuppe，，密密实实地挤得风雨不透。看庄稼的长势，1970年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很可能继三年三大步之后再跃一步，再创一个历史纪录。
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者们随意聊着路边的玉米，聊着肥料、土层和谷子的长势。纪登奎也是山西人，操一口陈永贵熟悉的乡音，他又是从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一层层地干上来的，对农业极熟，聊起庄稼和农业来很像是随随便便地拉家常。
晚上，陈永贵陪纪登奎吃过饭，又坐到会议室里接着聊。这次讨论的问题比下午深入了一些，涉及到学大寨应该学什么，在全国学大搴的可行性，大寨的工分评法和分配制度等等。这几个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一个半月之后将通过报纸和广播传遍全国，并成为几年内中国农业发展的指导方针。他们不知不觉间聊到了半夜12点，纪登奎说：“明天再谈一次，今天休息，不误干活。明天再来。”于是各自回房睡觉。
第二天，纪登奎和陈永贵在一群随行人员和记者的簇拥下看了昔阳搞的水利工程，然后又转了几个公社。纪登奎对昔阳全县老百姓的苦干精神印象深刻。同是一个天，同是一块地，昔阳的自然条件并不比其它北方省份好国家学说、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第，为什么人家三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为什么人家就能从一个缺粮县变成余粮县？看来还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纪登奎吩咐随行的记者，写学大寨要突出人的因素，不能见物不见人。
从1970年8月9日到11日，纪登奎在昔阳转了三天，走了七个公社。三天走了七个公社自然只是走马看花，各公社书记的汇报和上下级之间的问答也挺浅显。然而一个新的重大决策——“建设大寨县”，就在这个过程形成了。至于建得成还是建不成，学大寨学得通还是学不通，动力在哪里，需要哪些条件，农民的态度如何，农民的积极性又如何调动，这一切都没有经过深入的探讨分析，定量研究就更别提了。只是一样，关于学大寨的阻力问题，陈永贵汇报了领导班子中存在的“五种人”，譬如走资派老好人之类，既有分析又有数字，很有实干家的经验之谈的味道。纪登奎听了很感兴趣，吩咐陈永贵细细准备，好好在将要举行的大会上谈谈。就这样，即将决定一个农业大国的农业发展大策——建设大寨县，基本上就算探讨完毕了。
其实这已经够了。转了七个公社，看到昔阳农民苦干的成果，知道传闻不虚，这便足够了。纪登奎本人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他与毛泽东主席的私交不错，文革前毛泽东听过他的一次工作汇报，觉得这位地委书记很能干，印象颇佳。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一次路经河南，问起“我的老朋友”的情况。众人惊问，才知伟大领袖的老朋友是纪登奎，而这位地委书记尚在挨斗。慌乱之中找来了纪登奎，毛泽东问起挨斗的滋味，纪登奎比划着学了个喷气式的姿势，说没什么，也是个锻炼。毛泽东乐了，也比划了一个喷气式，弯下腰，把两手举到背后。从此纪登奎青云直上。文革后有记者采访纪登奎，他说，当年在毛主席的强大意志的影响下，他本人只有两条路走，要么顺从老人家的意志，毛主席指向哪儿他就冲向那儿，要么就反对老人家。他不敢想象走后一条路。比起邓小平来，他感到不能原谅自己。B52既然毛泽东已经指出了农业学大寨，纪登奎所能探讨的最多也只能是怎么学的问题。至于学不学，学得通学不通，恐怕也属于这位中国农业的最高行政首脑不敢想不敢问的禁区。
再说，关于中国农业该不该走大寨道路的问题以前早就探讨过了。1965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写的《大寨之花》，通讯前的编者按指出：“像我们这一个土地辽阔，经济落后的大国《实践论》、《矛盾论》两书是中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发展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依靠国家投资么？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出路只能像大寨人那样，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国发展农业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拥有雄厚的劳动力，只要加上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能够充分发挥五亿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改天换地”。这个道理自毛泽东提出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来便不容置疑了。中国有什么？唯一充裕的资源就是人。没有钱，没有东西，怎么让这些人苦干？只有靠思想上的动员。这个路子听起来是很合理的。
但是有人敢有不同的想法，敢表达不同的意见。一位在黄河边插队的北京知青，名叫张木生，他就在研究着另外一条路，不同于大寨的路。若干年后，他将与他的朋友们一起为大包干的诞生大声疾呼，呐喊助威，还将与纪登奎一起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当然那已经是后话了。
纪登奎离开昔阳之后，又过了半个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14个省市的代表云集昔阳。他们听了陈永贵的报告，听了昔阳粮食产量三年翻一番的惊人成绩，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苦干工程，不禁大受感动。在山东组的小组讨论会上，一位山东汉子操着山东腔问道：“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毛主席的领导，为什么昔阳能办到的我们办不到？”
这个问题问得很能刺激人的自尊心，也很发人深醒。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在写“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时，也把这个问题写了进去：“在学习昔阳经验的时候，都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昔阳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一年不行活动的特征。，两年不行，三年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这份报告还说，代表们这次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明白了学大寨就要学会抓思想政治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使精神变物质。二是要把大寨经验推开，就要搞阶级斗争，清除“五种人”，建立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要求全国都走这条路。
这份报告呈送到毛泽东主席手里，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
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了两块大文章，一篇是正式宣告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已经建成的关于昔阳县学大寨的调查报告——《从大寨大队到昔阳县》，另一篇是专为此文配发的社论：《农业学大寨》。这两篇文章是纪登奎亲自指挥两位记者写的。文章把整五种人作为学大寨的重点提了出来。社论还指出了陈永贵搞成的大寨县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意义：“昔阳的经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提供了在一个县的范围自为存在法国萨特的用语。指人的意识的存在方式。它，全面学大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以比较快的速度跨《纲要》的范例。”（注：纲要，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纲要规定：到1967年，黄河、秦岭以北的地区，粮食亩产要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地区，粮食亩产要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要由400斤增加到800斤。这几条标准，后来被简称为过黄河、过长江。）这篇社论最后也捅着全国的县委书记的自尊心发问：“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关键在有一个很大的干劲。”
县委书记们好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看起来，如果不是没脸没皮，如果不想跳崖，就只剩下一条上天的路了——像陈永贵宣称已经在昔阳做到的那样，把农民们基本上改造成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满脑袋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新人。这些热爱劳动、无私无畏的战士自然能够改天换地。当然，动手实施改造之前，首先要像昔阳那样开展阶级斗争，把民主派、走资派、老好人等从领导岗位上清除出去。
只要有一个很大的干劲，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创造新人改天换地的任务吗？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1965年7月，几位刚毕业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坚信这一点，他们怀着充满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和必须信念到了内蒙古巴盟临河县插队。这伙自信的热血青年的领头人是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和他的两位同样是出身高干的同学，一位叫张木生，一位叫李秋梦。
“开始真是苦学苦干。”张木生后来回忆说，“下去前想的是改造自己，然后改造整个农村。吃三睡五干十四，剩下两小时抓大事，一天只睡五个钟头它不仅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而且在社会历史观，苦干十四个钟头，真是脱胎换骨。陈小农干好几次累得晕过去。我倒没晕，长了一身虱子，还豉吹这是革命虫。刚下乡，表个决心，就是当时写的一首诗：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干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陈小农还批这首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环球是我家’的精神。
“女怕坐月子，男怕割麦子。河套地区地多人少，割麦子累得爬不上炕，到炕沿上得有人托你一把。割完了麦子自查极严，别人查出来，丢一穗麦子自己主动赔一毛钱。
“走民工挑泥，一担200斤左右，27天压得我拉了26天稀，膀子全压破了。海碗盛的面条一顿吃四五碗。农民呢，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我们对他们看不惯，批评他们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时间就听打钟。其实农民比我们难，我们是配给，饿不着，他们没吃的。我们当时就认为农民有反动思想。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话：‘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当地把社会主义叫社会。还有，‘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好。’”
拚着命干了一年，这几位知青插队的两狼山公社五加河大队的日值更低了。产量没有多大提高，却多了十几位知青参加年终公红，分值自然降了下来。几位知青的头头大惭，发起了救济贫困户运动，把挣来的那些钱粮都捐献了出来，衣服、被子、现款、药品，能捐什么捐什么，只留下口粮。结果呢，张木生道：“杯水车薪。再说小惠未遍，人家也不念你好，去的时候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骨里子却觉得，大干一下，改变一个小队还不容易？实践证明，别说无力补天，就是补一个小队也补不好。还赤遍全球呢，连这一个队都越过越不像样。一年结束后，内心存了很多矛盾和动摇，心里打了一个大问号，只是不敢往下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木生和陈小农等人跑回北京闹革命，在北京折腾了一阵，又跑到大寨去取经。
那正是1967年冬，陈永贵建设大寨县的第一年。张木生和李秋梦到了大寨，见到了战天斗地的大寨人，也见到了后边老跟着警卫员小刘的陈记贵。大寨的社员们数九寒天还在地里干活，中午也不回去吃饭。啃的是冻成冰坨子的窝头。张木生和李秋梦看了，心里挺不是滋味。回去的路上，张木生问李秋梦：“有什么感受？”李秋梦憋了半天，道：“苦。人就得苦。不苦干不了社会主义”。
后来张木生又在外边折腾了一阵，想在湖北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在当地农民中招不来人。张木生败兴而归。回到村里，他发现了一个奇迹。文革初期天下大乱，李秋梦在他兼任队长的生产队搞了小包工，还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结果增产了十几万斤粮食。同时，他又组织泥瓦匠、皮匠、鞋匠、画匠出去搞副业，队里又办了磨坊、油坊，利用市场。工分值也提高了。就是这么简单的措施，并不费力，只要不当成资本主义批就是如此管用。张木生说：“这事对我教育挺深。大家似乎明白了，老百姓不是不能干，政策稍微改一改就能这么好。”
“那时我有一大堆想不通的问题，”张木生说，“不仅仅是农村，整个文革都有那么多想不通的问题。比如说苏联修了，只有中国、阿尔巴尼亚不修，可是我们这是干什么呢？生产搞成这样？抓了革命总得促生产啊？促生产总得解决动力问题，老百姓的动力在哪儿呢？无论什么东西，无论叫得多响，到了基层，老百姓都不接受。除了评工分，你说啥就是啥，爱说啥就说啥。到了基层一切都烟消云散。”
至此，张木生发现了除了工分，对政治和种种说教一概不感兴趣的农民，大大不同于陈永贵的农民。这时他特别想读读书，好好想想问题。他的父母被打倒了，他的当革命接班人的狂想消失了。白天和社员们在地里抢工分，晚上不时还和过去他批评的落后知青干些偷瓜摸狗的勾当，可是他心里不断地翻卷着各种战略性的疑问。他开始读禁书。
“雪夜无人读禁书”，张木生说，“乃天下第一快事。冬天，把所有没人用的被子都搜罗来，围着被子读书。”禁书中包括供内部批判出版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有布哈林的，考茨基的，伯恩斯坦的，德热拉斯的，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一系列中国的右派的作品，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四大卷右派言论和向党交心的报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此外还有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雷波夫的著作和毛泽东主席五卷本的内部讲话。反正找得来的东西都拚命读。只要农活不紧，他和比他晚一年去插队的李小峰、骆小海等知青常常彻夜畅谈读书心得。谈来谈去，读来读去，这几位发现自己的根底太浅，又回过头来读《资治通鉴》，读苏联的政治学教科书，最后干脆啃起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
“当时一堆一堆的问号，太多了。”张木生回忆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想找一个好方法。当时我和小峰定了一个目标：马克思、列宁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列一个大系表，以排除后来的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张木生他们这么一排，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许多见解都排除出去了。
“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张木生说，“就是三位一体。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三位一体就是他一生的事业。他的确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但是这些事绝不会带来马、恩所说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问题，一切都迎刃而解。
“所以那时就写了个东西：《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第一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当然也不敢直接批，只是客观地描绘苏联的三位一体的形成，其成功和失败之处。
“第二部分论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合作化前与大跃进做一对比。借着毛主席在1962年前后对三面红旗说的话来说自己的话，说明为什么‘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违背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结论就是：我们有列宁所批判的主观社会主义的东西、民粹派的东西、乌托邦的东西。
“第三部分是讲学大寨。也不敢把大寨说得一无是处，只是说学偏了，评分法是奖懒罚勤，劳三人七的分配比例不是多劳多得。
“第四部分是分析五七年之后大说假话的根子。
“第五部分是论机械化和农民积极性问题。要消灭城乡差别，病根是积累问题，剥夺农民的问题。农民的一切都统购统销，统收统分，哪有价值规律？农民永远低收入、低效益。”
最后，张木生写了自1956年以来反反复复在农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的要求。他写道：“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他没敢说包产到户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所有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是“产量上升、方向不对。”
这篇于1968年秋写成的论文总共三万多字。1969年初张木生带着他的论文回到北京征求朋友们的意见。他的大逆不道的见解立刻引起反响，论文不胫而走。先有手抄本出现，后来有油印小册子现现。有表示赞同的，也有批判的。几位在山西插队的知青或许是受陈永贵的影响格外深，还编写铅印了一本书：《老贫农怒拆张木生》。
在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批得一塌糊涂，“三自一包”已经成了毫无疑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的时候，民间竟然有张木生这样的人唱反调，这一点已经奇特了。更奇特的是，在中共中央领导集团的上层，在一片红光的环绕之中，不同的见解或宽容的精神依然存在。
胡耀邦当时读到张木生的论文，评论道：“讲得有道理。”论文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有人向更高层反映，写了内参。周恩来总理看了，批了一段话，大意是知识青年自己探讨一些问题，不要简单地当成反革命来对待。
凭着这一句话，张木生安全了三年。1972年，林彪叛逃的事情闹腾完了，不知谁又想起了此事，到底在呼和浩特逮捕了张木生，把他关进监狱。“一天八两窝头，天天吃菠菜。草捆都不解开，放到大锅里煮的菠菜。”张木生笑道，“坐牢八个月，最大的收获就是吃窝头吃出了桃酥的滋味。”
十一、脸面问题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学大寨运动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以每年数十万的规模如潮水般地涌向大寨，记者们更是蜂拥而至。
偏偏天不作美。1972年春，一场百年难得一见的长达17个月的大旱降临昔阳。
这天陈永贵从外边回来，一路上观察着路旁的庄稼，发现缺苗断垄的现象十分严重。回到大寨后他上地转了一圈，见大寨的地里也有不少缺苗断垄的地方。他把贾承让和郭凤莲等大队支委召到一块训了一通。“骄傲自满么！”陈永贵说，“墒情不好，为什么不早动手？早耙早搂保墒保苗也不懂哩？为什么不早想办法？”训够了大寨党支委，陈永贵吩咐道：“你们写个申请，要求县委通报批评！”
按全县的平均标准衡量，大寨的缺苗断垄算是轻的。可是陈永贵善于抓反面典型，他就把大寨当作反面典型抓了一回。他下令在全县通报批评大寨，并且组织了一次现场会，让全县的干部到大寨去看。这一手先拿自己开刀的敲山震虎果然厉害1865—1935）等。主张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范围内，认，各公社的书记像火烧眉毛一般地行动起来抓全苗，男女老少担着水桶移栽补种，地里的苗基本算是补上了，大寨更是补得一棵不缺。尽管如此，这一年由于旱情太重，昔阳的粮食总产量还是比1971年下降了将近40%，全国第一个大寨县似乎丢了大脸。
1973年春天继续干旱。虎头山上干得冒烟，偏偏大寨的输电线路又出了毛病，水泵转不起来。那些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参观者却照样络绎不绝，简直像专门来看大寨的笑话。
陈永贵心里有气就爱喝酒，喝了酒脾气也就愈发地大。他骂道：“像这些死不死，活不活的庄稼，还有他妈的脸叫人家参观！咳！”
这天他在和顺喝了一斤半酒，回到大寨又陪着客人喝了半斤。送走客人，陈永贵的酒劲上来了。他问大队科研组组长高玉良：“电上来没？”“没？”陈永贵抡起拳头，叭地一声把办公桌上的厚玻璃砸了个粉碎。“你说那水上不了山是没有电，”陈永贵红着眼问道“原则同格论”（阿芬那留斯），主张清除经验的客观内容，而，“怎么，那电还长着腿哩？看你的面子哩？它知道天旱了，自己给你送上股水去浇地？啊？你去问问那电，长腿没长腿？”B53
高玉良年轻，挨了一通训，不由得上了火，一转身就走了。陈永贵还没出够气，又把电工召来了训了一顿。
高玉良赌气回家找了个手电筒，带上钳子改锥，半夜三更地就上了山。说来也怪，大白天怎么查也查不出毛病来，高玉良深更半夜打着手电筒愣查出来了。他修好了线路，只觉得又饿又困，找个坟堆靠上歇会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陈永贵的酒醒了。他找到会计，掏出十块钱：“昨天砸了块玻璃，我赔。给我下帐，”听说水上来了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为基本线索，分析了人类社会早期发，陈永贵一喜，想找高玉良说几句好话，找来找去却找不着人。陈永贵问高玉良的老婆：“玉良昨天黑夜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呀？不是开会？”高玉良的老婆说。陈永贵笑道：“一黑夜你也不去找找？人丢了你不急？”
这年春天，陈永贵督着全县抗旱抗保苗，全部车辆出动往地里运水，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担水点种，号称“千里百担一亩苗”，苦干了一个月，硬是把20万亩玉米百分之百地种满种严了。与此同时，全县的水利工程纷纷上马，捷报频传。陈永贵喜道：“天大旱，人大干。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他给中央写了封信，汇报昔阳人民抗旱的情况。这年中国旱象严重，报纸和电台立刻抓住昔阳大做文章，“天大旱人大干”喊遍了全国，昔阳人民的英雄业绩宣传得几乎人人皆知。
四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墨同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访问大寨，一下车周恩来就对前来陪客的山西省和晋中地区的领导说：“天大旱，人大干，我将你们一军，你们要学昔阳呀！”（B54参见昔阳县农业合作化史办公室：《陈永贵记事二十年》。）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对陈永贵颇不以为然，但在总理面前也只能连连点头称是。
1973年立夏时节，天终于下了场透雨。昔阳的庄稼一下子窜起来了，漫山遍野一片郁郁葱葱。9月，陈永贵参加十大归来，跑遍了全县20个公社设庠、序、学、校以教化民众，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满心欢喜地评论道：“今年比七一年可能还要好，最低也能顶住一个七一年。”他在9月21日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说：“今年大旱的时候，我向中央写过报告，说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这在全国反响很大。春天和夏天是两个没有见过，秋天怎么样呀？一定是没有见过的大增产。”
于是报纸和电台立刻就嚷嚷开了：“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陈永贵成功地把新闻界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抓住不放。可是老天爷似乎成心要跟陈永贵过不去，庄稼正在灌浆的时候，天又没完没了地下起雨来。“正在灌浆上籽，来了个涝！”陈永贵说：“这一涝，造成了籽粒不饱，份量轻。”庄稼上场了，陈永贵在张怀英的陪同下看粮食灌包，往年一麻袋能装二百斤玉米，今年一麻袋照样是鼓鼓的，一秤只有一百八。玉米粒没份量。结果，1973年的实际产量与大减产的1972年差不多，比“最低也能顶住”的1971年少了将近40%。“没见过的大丰收”眼瞅着就要成为“没见过的大吹牛”。
陈永贵丢不起这个脸，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把当年的粮食总产量149亿斤说成239亿斤，比大丰收的1971年还高出三百万斤，虚报8979斤，相当于1967年以前昔阳一年的粮食产量。B55
一天陈永贵和县委里的几位老熟人一块吃饭，陈永贵对王富元叹道：“看起来当劳模光荣，可是当劳模的内心的苦头，人可不知道哩。天大旱人大干，没见过的大旱鲁姆和他的时代》、《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新的赋税》、《欧，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最后你还不得来个秋后大卖粮！”
号称多打了粮食就只好多卖粮。这一年，昔阳吐血大卖粮。陈永贵下令给国家的粮食不仅不能少卖，还得像真的获得大丰收那样超额完成售粮任务。于是，昔阳把多年积攒起来的1419万斤储备粮全部挖空，又把社员的口粮从520斤压到460斤，同时猛砍饲料粮，勒紧腰带硬是售粮5001万斤，超过包购任务2500万斤。
陈永贵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么？他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不仅知道这么做对农民的影响，连对猪的影响他都知道。“那么多的工程，那么繁重的任务，这四百六恐怕也还不行的吧！哪还有猪饲料哩？”B56陈永贵说。他知道这么一来最苦的是昔阳的老百姓，他们吃不饱，又无粮养猪，收入也难免下降。但是他坚持这么做。他说：“报道早就报出去了，这一报道，全国都知道了。”陈永贵在同一场合还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赌气，不过他不肯讲赌的是什么气。“现在不讲，”陈永贵说，“那也是打怨气，生了气，赌气来，才那么样搞了一下。”B57当时山西的派性斗争正酣，另一派正在“抬西沟压大寨”，哄着本派的著名劳模李顺达弄虚作假，想在粮食产量上压陈永贵一头。这个背景也许能够解释陈永贵赌气的由来。
有了1973年的虚报，昔阳第二年不得不继续虚报。1975年陈永贵在一次会上这样谈到1974年的粮食产量：“去年的产量谁也闹不清，这个数只有县委有数。去年是往起补前年的空哩，前年给挖了老底了，把储备粮都挖了的结果。其具体内容为：实行井田制，给农民以固定的土地，，不往起补倒咋呀。所以说去年的产量是也真也不真。B58
说上边这番话的时候，陈永贵的身份已经是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在这次会上，这位副总理向昔阳县学大寨先进人物做了检查，他说：“1973年搞了个很不好的事，我应该向大家检查，就是估产高了……”说着说着他似乎动了气，话也说得有些乱：“如果七四年比七三年还要好，超了几千万斤，糟糕，这空就坐下空的屎了，逐年往超空加。七四年就落实了，您放心吧，落实了。没有空债啦。要不你说了假话啦，你骗了人啦，你不声明。向省委也报了，地委也报了，中央也报了，就是没报告给您。趁这个机会告给您，我的错误您批评。完了。”
事实上，昔阳并没有做到从此不说假话。陈永贵开了虚报粮食产量的口子以后，昔阳多次犯虚报产量的毛病，据说是不敢说实话，怕给英明领导和正确路线抹黑
注释
1．陈永贵曾在为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讲话中详细描绘了这一过程。(1967年9月，山西省学大寨现场会讲话材料)
2．见《陈永贵在昔阳县学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5日。
3．数字来源可见注1和2。
4．见注1。
5．同上。
6．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67页。
7．《陈永贵同志在批陈(伯达)大会上的插话》，1971年5月25日晚。
8．见注1。
9．《陈永贵在准备洗澡鸣放会上的发言》，1963年12月17日。以下几段未标出处的引文同此。
10．见《中共昔阳核心小组关于昔阳夺权情况的报告》，1967年7月14日。
11．见《昔阳大事记》第127页。
12．转引自《大寨红族的升起与坠落》第134页。
13．同上。
14．见注1。
15．同上。
16．同上。
17．陈永贵找周恩来的过程及谈话内容见《陈永贵在农业学大寨向机构化进军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9月27日)、《陈永贵在学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的讲话》(1967年6月5日)、《陈永贵同志在全县学大寨先进单位支部书记学习班上的讲话》(1973年3月14日)。此外，张怀英和陈永贵的秘书焦焕成也向我提供了一些情况。
18．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75页。
19．同上，第186页。
20．同上，第187页。
21．李顺达与陈永贵的这段交往据赵瑜的《但悲不见九州同——李顺达在文化革命中》一文写成，见《历史在这里沉思》第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22．这段情节和陈永贵对红卫兵袖章的理解是张怀英于1991年9月8日向我讲述的。
23．这段引文和夺权前后的情况见《中共昔阳核心小组关于昔阳夺权情况报告》，1967年7月14日。以下几段未注出处的引文同此。
24．见《陈永贵在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5日。
25．同注23。
26．转引自《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137页。
27．关于怀仁堂会议的描写是据下列文章写成：《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揭穿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二月逆流重大政治事件的真相》(纪希晨，1979年2月26日《人民日报》)、《“二月逆流”始末记》(纪希晨，1980年第1期《时代的报告》)、《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
28．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可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第8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29．同上。
30．转引自《大动乱的年代》前言第8页。
31．纪希晨：《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2月26日。
32．详见赵峻防、纪希晨：《“二月逆流”》。
33．见《陈永贵在农业学大寨向机械化进军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9月27日。全句是：“总理说我们回来斗，那不就回来斗？到处赶上斗。你赶上他跑得快，最后赶到王寨去捣乱。”
34．同上。
35．见《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1967年339号文件，1967年11月7日由中共中央、中共文革小组批转。
36．同上。还可参见注33。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37．见注33。
38．见《陈永贵在北方农业会议上的汇报提钢》，1970年8月15日。
39．《陈永贵在昔阳县、社两级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9月5日。
40．《陈永贵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的汇报提钢》，1970年8月15日。
41．转引自《昔阳经济史记》第六章第169页。
42．同上。以下几段引文未注出处者同此。
43．《陈永贵同志在湖北省、地、县书记会上的讲话》，1973年。
44．《昔阳三干会简报》，1980年8月。
45．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150页。对学大寨运动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昔阳县内有一些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有些非正常死亡系家庭矛盾造成，与学大寨运动没有多少关系。持有这种意见的人认为，真正与学大寨运动直接相关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27人。
46．同上40。
47．《陈永贵同志在农业学大寨向机械化进军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9月27日。
48．同上。
49．同注39。
50．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151页。
51．《陈永贵同志在农业学大寨向机械化进军大会上的讲话》，1971年9月27日。
52．见《中国的大悲剧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3．参见《陈永贵沉浮录》，《黄河》，1989年第5期。
54．参见昔阳县农业合作化史办公室：《陈永贵记事二十年》。
55．见《昔阳大事记》，昔阳县志办公室编。
56．见《陈永贵在全县农业学大寨群英会上的讲话》原始记录稿，1975年2月27日。铅印整理稿中此段被删除。
57．同上。
58．同上
一、全省上下大分裂
1967年1月12日夜，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出面指挥了山西“一·一二夺权”，紧接着，省级干部中有五位前朝大员发表了五人宣言，表示与“黑省委”决裂。这五位省级干部是刘格平、刘贯一、刘芝兰、陈守中和袁振。山西的大权很快便落在了这几位高干和省军区司令员张日清手中。
这些干部内部很快又发生了分裂。陈永贵在省城的一次报告会上透露了一点上层纠纷，他说：“有少数人，搞山头，争常委，争第一把手，抢汽车坐，抢房子住，争享受，闹待遇。你们说，这究是私字当头还是公字挂帅？”（注①《陈永贵同志在省城报告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17日。）
1967年4月，太原发生了四·一四事件，支持刘格平的一派公开提出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和刘芝兰，号称“打倒刘陈刘”。这一派以红总站为主，著名人物有造反夺权的急先锋杨承效。另一派叫红联站，要支持“刘陈刘”，反对刘格平。这一派的主心骨是省军区司令张日清，其背后有一个省军区、各地军分区、各县武装部及其下属民兵构成的强大阵营。
两派分歧日甚一日，后来便大打出手，拳脚棍棒都上了。
这时陈永贵的态度还不鲜明。两派人马都拉他，都找他告对方的状。“凡是找我的人，你看吧，”陈永贵说，“不是这个捂着眼，就是那个抱着头，不是这个挎着胳膊，就是那个拐着腿，打折腿。给你坐在那里呀，一直哭，闹的你心呀，很想倒出来。”（注②《陈永贵同志在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5日。）陈永贵当时常住在省委的招待所里，门口有军人站岗把门，但是把不住。陈永贵没办法，干脆离开省城溜回了昔阳。
对于省里的分裂，陈永贵也有倾向性，但他拿不准，也就不肯表示出来。在大会上他尽说一些庄稼人的大实话，劝两派爱惜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等等。庄稼人见不得糟蹋东西。
1967年5月1日，陈永贵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中握了手，照了像。回到太原后他在五一广场上介绍情况，稍带着就骂了一通打砸抢。“坚决反对打砸抢！”陈永贵厉声叫道，“我们工人造一个用具不仅是体力劳动，而且是脑力劳动，是不容易的。我们农民生产一斤粮食，和生产工业原料，是不容易的。从种到收下着多少辛苦！你们要打砸抢，反正是个砸。这不是物的问题，这是人，不干物过。今天砸这里，明天砸那里，财产是国家的财富，除不爱护还要砸，这能是对？这能说合乎文化革命的要求？”（注③同上。）
“给我贴大字报也可以，”陈永贵在大会上说，“但有一点，最好把一张纸写满，不要一张纸写一个字，那样就太浪费了，不符合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注④同注1。）
如果说陈永贵在省级舞台上搞不太清楚阵线，迟迟不肯表态，他在昔阳所属的晋中地区却旗帜鲜明。当时晋中也分为两派，一派要给十月事件翻案，一派反对翻案。反对翻案派叫“总司”，成立时也请陈永贵给他们当了个挂名的常委，想用他的名头当招牌，实际上连文件也不给他送，陈永贵很是不满。
这天陈永贵在太原介绍了五一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情况后回到晋中，晋中方面也专门组织了一个万人大会欢迎他，同时也请他讲讲见到伟大领袖的幸福情景。陈永贵答应下来，又加上了一个条件，“除了介绍这些以外，”陈永贵说，“我还要讲一讲十月事件。”总司方面主持会议的头头听了，愣了一会，不太情愿地说：“那也可以哇。”陈永贵道：“我正式要主讲哩，怎么是也可以？”
于是陈永贵就开讲。讲他怎么和主席握手，照相，怎么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照相，怎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握手、照相。又讲参观北京的一些学校和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情况等等。陈永贵在台上讲，台下的两派组织就一块高呼口号，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时，万余人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声震天地，气氛很是热烈。
讲着讲着陈永贵就讲起了十月事件。他一提十月事件，会场顿时肃然，口号声也没了。陈永贵高声宣布：“我支持十月事件的平反！”
没等陈永贵讲几句，会场外大街上的转播喇叭便没了声音。会场上也开始乱，支持平反派的人鼓掌，高呼口号，反对平反的总司派起哄。总司派的一位晋中文工团的相声演员一个箭步蹿上主席台，抓起陈永贵面前的麦克风便往地下摔。只听喀嚓一响，麦克风坏了。会场上顿时大乱，两派人马似乎就要动手开打。陈永贵冷冷地看了总司派的大会主持人一眼，不露声色地端坐不动。“我并不是怕群众，”陈永贵事后解释他端坐不动的原因时说，“我是怕打伤了革命群众。”果然，支持陈永贵的一派见陈永贵不动便也不动。那位大会支持人趁事情还没闹得不可收拾赶紧宣布散会。
会后，坚决反对为十月事件平反的总司派的大队人马涌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万炮齐轰任、王、张！”
所谓任、王、张，就是陈永贵要保的原晋中地委副书记任井夫，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和晋中地区一个不太听话的县委书记王振国。这三位与晋中地委的最高领导王绣锦、王荣等人抗膀子，结果都在“十月事件”中挨了整。文革开始后，这件涉及整个晋中地区近四百名干部的大寨自然成了派别纷争和热点。陈永贵因老上级张怀英的关系，坚定地站在任、王、张一边，与总司的关系便有些远。而总司在山西省又是属于张日清的红联站系统，与刘格平的红总站势不两立。
再说陈永贵在晋中的万人大会上表态支持为十月事件平反，这件事对总司派颇为不利。另一派趁机利用此事大造舆论，说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都旗帜鲜明地站到我们一边了。总属派无法否认这个万人皆知的事实，又不能不加以反击，于是很快就有流言传开，说陈永贵在榆次的万人大会上讲错话了，在省核心组做检查了，在大寨的贫下中农面前做检查了，等等。陈永贵听了气得大骂“放屁”。⑤
晋中的两派纷争和山西的两派纷争一样久久不得解决。后来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势力大了，晋中仍然有许多人不买他的帐。“任王张”中的任、王二位始终不得任用，一直在家里闲呆到离休。与陈永贵支持的人不得任用一样，陈永贵反对的人也不得任用。驻大寨四清工作队队长张子仪因“反大寨”证据确凿而十余年不得翻身。直到陈永贵倒台，张子仪才得以出任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最后作为晋中地区的书记干到离休
二、卷入派性
从1967年年初的“一·一二夺权”到1967年夏，不过半年的时间，山西的造反派内部已经打了个一塌糊涂。拥护刘格平的红总站和拥护张日清的红联站从口角争到拳脚，又动了棍棒，个别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已经拿出了真刀真枪。
进入夏季后，两派冲突日渐加剧，各地常有军械被抢的消息传来。红联站拥戴的张日清有省军区司令员，红联站的人便顺顺当当地从军区“抢”出了大量枪支弹药。拥戴刘格平的红总站有大兵工厂在手里，别说机关枪手榴弹，就是火箭筒迫击炮也能“抢”出来。
这是一场全省范围的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大对抗。唯一没有卷入冲突的强大力量只剩下驻扎山西的野战军部队第69军。69军军和谢振华和政委曹中南并不是没有倾向性，他们和张日清领导的省军区同属北京军区管辖，军队与各军分区和人武部又有同类相聚的天然情感，69军亲张日清疏刘格平应当是很自然的。不过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明显。
1967年7月，中共中央试图解决造成山西分裂的领导班子不团结的问题，便把山西省核心小组的成员召到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下，由康生出面主持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刘格平、张日清这两位对头和陈永贵等山西人要面对面地坐到会议桌旁边。
康生并没有和稀泥，他严厉批评了张日清，表扬了刘格平。据说是毛泽东的意思，当时毛泽东就同山西局势发了一条最高指示，让一直旁观的69军站在刘格平一边，支持刘格平。有人考证过这条最高指示的真实性，据说七月会议期间，在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康生向刘格平传达了这条最高指示，最高指示便由此渐渐传开。另一种说法是七月会议上正式传达了这条最高指示。⑥不管怎么说吧，七月会议之后，拥戴刘格平的红总站很快就开动山西境内的宣传机器大肆宣传最高指示：
特大喜讯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最新最高指示：“给69军的同志们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同志。”
不管这条最高指示的真实性如何，在京西宾馆举行的七月会议上确实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陈永贵也站出来当面批评了张日清。
张日清略瘦，戴一副眼镜，有儒将风度。他不大看得起陈永贵。张怀英任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期间，亲耳听到过张日清背后贬低陈永贵，说陈永贵算个什么，大老粗，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张怀英把这番话告诉了陈永贵，陈永贵阴沉着脸没说话。这确实是他的弱点，是他的敏感部位，他自己偶尔说说笑笑还可以，别人却不能随便乱捅的。张日清看不起陈永贵，陈永贵对张日清也有看法。张日清曾给本派人马发枪，又向上级报称枪支被抢。陈永贵知道此事后，便向中央告了张日清的状。总之，陈永贵与张日清有前嫌。
现在中央发话了，陈永贵对张日清便不再客气。“我们的话你一句也不听，”陈永贵训张日清，“我们的话你听上百分之二十，扣除百分之八十，你也犯不了那么大的错误。”⑦
七月会议之后，拥戴刘格平的红格平的红总站杨眉吐气，载歌载舞。拥载张日清的红联站受到的打击，但是并不服气，更没有倒台。他们不敢说最高指示是假的，当时似乎没有人胆敢伪造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们可以说红总站蒙蔽毛主席，欺骗党中央，罪该万死。两派斗争继续进行，有些地方更是抓紧备战，准备血战到底。
陈永贵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山西的上层争斗。
一次红总站和红联站两派的万余人在五一广场联合开大会，刘格平、张日清和陈永贵都到了。会前两派人马说好，一方出一个口号领呼人，一方占一半座位，两派发言的人数相等，喊口号不许带派性。刘格平和张日清都按协议讲了些平平稳稳的话，然后就轮到了陈永贵。陈永贵在话筒前一站，还没说几句就冒出一句“我们要支持刘格平同志”。这等于是破坏两派协议。红总站的女口号领呼员立刻高呼：“坚持支持刘格平同志！”半边会场就跟着喊支持刘格平同志，同时热烈鼓掌。红联站的口号领呼员反应也很快，马上高呼：“炮轰刘格平！”于是另外半边会场就跟着喊炮轰。这时主席台上的人，包括刘格平本人，都盯着陈永贵使眼色，示意他圆圆场，别惹出乱子来。谁知陈永贵倔脾气上来了谁也不理，对着麦克风重复了一句：“就是要坚支持刘格平同志。”
这一下会场上就翻天了。红联站的群众愤愤地往前涌，要与陈永贵辩论，红总站的群众也往前涌，要保护陈永贵同志，眼看双方就要开打。刘格平见要出事，赶忙宣布散会，下令红总站的人立刻退出会场。红部站奉命撤退，武斗算是避免了，陈永贵却被愤怒的红联站群众团团转住。不得已，陈永贵躲进主席台下的地下室。四个小时后，69军旁军部的大批军人赶来劝说群众退走，一直劝到晚上七点多钟，才解了陈永贵的围。⑧
陈永贵自七月会议之后就明确地站在刘格平一边，不过据陈永贵后来说，他对刘格平也不是没意见，似乎是怨他对军队方面做得太绝。“他从七月会议回来以后，”陈永贵说刘格平，“尾巴翘得很高，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对解放军的态度很坏。我多次给他讲过，他当场也听，但下来以后有不少人帮了倒忙的，特别是他的老婆当了他这个常委会主任的家。”⑨
由于刘格平存在着“尾巴翘得很高”的弱点，七月会议后一度失利的红联站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当时，山西出了一本宣传刘格平的光荣历史的小册子，上面宣称“他对我们的祖国，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说他对刘少奇的斗争“对整个世界进步人类和革命人民，对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山西长治东方红电影院前还有一幅巨大的彩画，名曰：“踏遍青山人未老”，一眼望去，刘格平的高大形象赫然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列，甚至比毛主席还突出，还醒目。此外，山西造了许多毛主席像章，有人说其实是刘格平像章。经这么一提醒，观者果然怎么看怎么像。这些罪状均被红联站方面的谋士搜集起来运往北京。看看刘格平在山西干了些什么吧，他搞个人崇拜，要当山西的“土太阳”。这一条罪名放在前清该够得上砍头了。中共中央倒没砍刘格平，但刘格平还是被召到了北京挨了批评。“刘格平，刘格平，”康生说，“你也不要脸？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什么叫以你刘格平为首？”刘格平挨了训，红联站方面出了一口气，将局势朝有利于本派的方向扳过来一些。B10
这时红联站方面又有人试图拉陈永贵倒戈，加入自己一伙。红联站拥护的“刘陈刘”之中的刘贯一，曾亲赴大寨找陈永贵做动局工作。陈永贵后来说：“动员什么？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打倒刘格平。我心里有数哩，党中央支持刘格平同志，为什么他们要打倒哩？这我都了解。中央并不有对他们说过那样的话嘛，仍然还支持刘格平同志，还保刘格平同志。”B10
陈永贵死保刘格平，红联站方面只好反陈永贵。在晋东南，红联站系统的“联字号”与红总站系统的“红字号”围绕着陈永贵和李顺达这两位各自支持一方的大劳模展开了标语大战。联字号刷出毛主席和李顺达吃饭时说过的话：“你做出了成绩，我敬你一杯酒！”同时又刷出骂陈永贵的标语：“陈永贵是贫下中农的死对头！”“学大寨不等于学陈永贵！”“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红字号则针锋相对地挂出了放大到真人大小的刘少奇与李顺达握手的照片，大标语上写道：“李顺达反寨罪该万死！”“农业学大寨！”“永贵好！”——两派都有最高指示撑腰。
有一次，与红联站一势的兵团派幕后首领，五人宣言的签署者之一袁振去昔阳参观大寨展览馆，发现陈永贵有一段给日本人送粮被捕的历史，袁振便将此事宣场起来，言下有整陈永贵叛徒的意思。陈永贵岂能容忍，当场就与袁振大吵了一架。袁振离开昔阳后又到阳泉揭陈永贵的丑，正巧陈永贵要去太原，在阳泉乘火车，两人在火车上相遇，又是一场大吵。当时还沸沸扬扬地流传着陈永贵系逃亡地主之类的说法，虽然叛徒地主等等纯属流言，陈永贵招传流言者的恨却是事实。
到了这个份上，陈永贵再怎么表白自己没有派性也不灵了。在山西的老百姓眼里，他事实上已经成了一派的旗帜，另一派的眼中钉。在中央的眼里，陈永贵的倾向性也是明摆着的。陈永贵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一次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又到北京开会解决问题，有人暗示山西大乱要由刘格平和陈永贵这两位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负责。陈永贵一瞪眼一梗脖子说道：“如果把刘格平、陈永贵杀掉能稳定山西二千万人口的话，我们两人情愿，杀掉头！”B12
三、平遥受困
1967年8月初，晋中地区的两大派组织在平遥县开打。一派简称总司，属张日清的红联站系统，与军界关系甚密。陈永贵几个月前曾经当过总司的常委，因对待十月事件的态度不同而疏远了。另一派简称晋中联络站，属刘格平的红总站系统，在十月事件上与陈永贵的观点一致。
却说总司要在八一建军节这天开大会热烈庆祝。庆祝建军节本是当地的传统，“八一”在昔阳一带几乎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但是由于派性的关系，总司大肆庆祝建军节似乎就有了向与军区关系不睦的联络站挑衅的意味。联络站针锋相对地抬出大寨抗衡，要在同时召开学大寨会议。当面鼓对面锣一响，对台戏就唱开了。
开了庆祝大会后两派便上街游行。那平遥县城能多有大块地方？两派游行队伍相遇，始而对骂，继而开打，拳脚交加棍棒挥舞砖瓦横飞。如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你打我砸，你攻我守，又加上大喇叭里整日对骂，平遥一片混乱。联络站方面的实力似乎相对弱了些，吃了亏，使派人火速赴京告状，说总司反大寨，砸了他们的机构。
平遥和昔阳一样同属晋中地区，应当算陈永贵的老家。陈永贵又当着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便派他赴平遥解决问题，促进两派大联合。
8月7日上午，陈永贵到达两派战犹酣的平遥县城。两派的首领听说陈永贵代表中央来了，都想把这位钦差大臣接到本派大本营落脚。陈永贵没有采取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和稀手段，甚至也不肯摆出表面上的中立来，他径直到了联络站的大本营平遥中学，正如对立面攻击的那样，一屁股坐在了联络站一边。联络站大喜，马上在大喇叭里喊了出去，号召平遥人民不要受欺骗，要分清是非，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总司在被动之中只好硬着头皮宣传陈永贵不在平遥，说联络站造谣可耻。这时陈永贵亲自站出来讲话了。他的声音当地人都熟悉，果然老陈在联络站派的大喇叭里表态支持联络站，且且旗帜鲜明得无法做任何曲解。陈永贵说：“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总司方面的群众被激怒了，对立情绪暴涨，大批人马将平遥中学团团围住，架起高音喇叭大喊：“叫你们死亡在一起，埋葬在一起，腐烂在一起！”
是日，总司派的平遥县武装部部长连一民号令民兵进城，进城者一天两毛钱补助，同时村里给记满分。民兵进城后连一民又发放枪支。尽管他没敢发子弹，但是马克沁重机枪一架，明晃晃的刺刀一上，那阵势也极是唬人。
总司的围困者围着平遥中学叫骂，呼喊着要把陈永贵拉出来杀掉。陈永贵听了，倔脾气一冲，居然自己就站了出来，拿起喇叭叫道：“死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B13
总司方面的人倒一时愣住了。叫喊了半天，真的有机会抓住陈永贵打死了，又没人敢下手。愣神之间，联络站方面已经将陈永贵拉了回去。此时中午已过，陈永贵被困在平遥中学已逾半日，午饭还没有吃上，晚饭也没有着落。眼下冲又冲不出去，食物又送不进来，联络站其它据点的战况似乎也不妙，真是兵家所谓的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陈永贵陷入困境。
陈永贵被围的消息迅速传出。昔阳的领导集团大恐，火速商议对策。商量来商量去，除了派人前去探望慰问之外也拿不出什么妙策。这时当天晚上，北京方面也得到了新华社记者传来的消息，周恩来总理下达四条指示，电令驻晋的69军军长谢振华接陈永贵出来，保证陈永贵的生命安全。谢振华虽然在心里倾向省军区和红联站，但是他明白陈永贵的性命非同小可，立刻遵命派出一个营荷枪实弹的军人奔赴平遥。
红总站的干将，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也听到了陈永贵被围的消息。这位专啃硬骨头的武斗先锋与陈永贵关系不错，闻讯后立刻召集红总站武斗的精锐部队，十三冶的炼钢工人紧急出动营救陈永贵。只见20辆十轮大卡车满载头戴柳条帽，手持铁棍的精壮汉子向距太原不到200里的平遥扬尘而去。
武装部队赶到平遥时已是凌晨。总司方面围困平遥中学的势头未减，叫骂声依旧。这一个营的军人把机枪架在卡车上围着平遥县城团团转，同时又有一个连徒手的军人拿着毛主席语录，站在三辆卡车上，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驶入城中。见到这些正牌野战军来了，本来就与军队关系不错的总司并没有阻拦，也未必有胆量阻拦。军人进入平遥中学，见到陈永贵，请他换上军装，上了军用卡车，蹲在高呼口号的战士中间撤出险境，退到四五十里外的祁县住下。当夜，昔阳方面派出的李韩锁、郭凤莲赶到祁县探问，知道老陈安然无恙才放下心来。
次日，来自太原的一万多人的武斗队伍开进平遥，将总司方面痛砸一顿，赶出了县城。杨承效20卡车的骁勇的炼钢工人在平遥的攻坚战中大显身手。在归途上，杨承效又顺手拔掉了几个红联站的据点，砸了太谷农学院。红总站声威大振。从此平遥易手，红总站暂时占据了统治地位。
平遥事件解决后，县人武部部长连一民被捕，枪支收回，重机枪血衣等摆出来展览。陈永贵凯旋般地返回昔阳。
1967年8月13日下午，昔阳两万多群众敲锣打鼓欢迎陈永贵处理平遥事件归来。县委核心组组长王贵科陪着陈永贵以检阅的姿态穿过欢迎队伍，来到十一广场。王贵科宣布欢迎陈永贵同志胜利归来大会开始，然后郑重其事地致了欢迎词。
次日，昔阳将原晋中地委的负责人揪来，在两万人大会上狠斗一场，抹黑脸挂牌子，痛痛快快地出了一口恶气。B14陈永贵在这次批斗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
无论昔阳怎么为陈永贵贴金出气，陈永贵自平遥事件之后在山西的声望终归是下降了。本来中央派他去平遥是解决矛盾的，他不但没有解决了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自己也碰了一鼻子灰。这不能不使陈永贵无所不能、一贯正确的形象受损，也使派兵救他出来的谢振华颇看不起他。在背后谢振华与人谈到陈永贵时从不直呼吸其名，只管他叫“白毛巾”。恐怕这不仅仅由于陈永贵总在头上裹一条白毛巾，平遥事件处置失当也应该是产生轻视的原因之一。
平遥事件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陈永贵更深更公开地卷入了山西两派的斗争。在昔阳流传的一则轶事中可以看出陈永贵与另一派人马的对立之深。
昔阳与平定交界。平定属阳泉管辖，而阳泉又是陈永贵反对的红联站和兵团派的势力范围。陈永贵回昔阳偏偏又非得穿过对方的领地不可。一天，陈永贵乘坐的吉普车正行驶在平定至昔阳的山路上，一群大汉迎面挡住了去路。
司机按着喇叭，很硬气地问：“这是老陈的车，你们想怎？”
这伙大汉道：“我们截的就是这辆车！”说着，一位汉子把手枪伸进了车门，对准了陈永贵的脑袋。
陈永贵一愣，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见他把嘴角叼的烟卷一丢，瞥了手枪一眼，右手狠狠拍了胸脯一把，说道：“开枪吧，朝这儿来！”
就像围困平遥中学的总司派一样，拿枪对着陈永贵的大汉反而呆住了。陈永贵不慌不忙地又点起一支烟，打开车门慢腾腾地下了车，满不在乎地站在车前环顾众人。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多大胆量就使多大胆量。我等着哩！”陈永贵轻蔑地说。
没想到，这一群壮汉被陈永贵震慑住了。一位大汉竟扑通一声跪倒，结结巴巴地说：“老陈，这，这，本来，不是我，我们愿意干的，这，这是，打发我们，我们来的！”B15
结果陈永贵勇敢无畏，光荣脱脸。但是红联站方面对陈永贵的敌视显然不那么容易脱开了。红联站方面好歹也顶着山西的半壁河山，再让这半壁河山听从陈永贵的调遣谈何容易——更何况本来已经很不容易
四、省级领导换马
自1967年8月的平遥事件之后，山西两大派之间的战争气氛日益浓厚。9月5日，红总站的决死纵队猛攻红联站总部，端了对方的老窝，并当场打死对方二人，一个男的叫李成文，一个女广播员叫孟玲玲。从此，山西武斗进入真枪真炮血肉横飞阶段。
在军火工业集中的晋东南地区，两派之间的武斗打得格外惨烈。从11月起，迫击炮、无后座力炮、地雷、火箭筒等杀伤力大的现代武器便取代了土炮和冷兵器。整座大楼被炸毁已不新鲜，死三五个人的小冲突寻常得就像一阵轻风。打到1968年年初，杀伤力极强的卡秋莎火箭炮也上阵了，十多万人大规模作战，一场攻防就打几天几夜。此时军队也卷入了两派的冲突，军用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为本派人马运送急用物资。在武斗中，红总站的武斗力量曾一次将12个连零4个班的上千名参战的正规军缴械，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武斗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对全国范围的武斗现象颇感困惑。“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以阶级现点分析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劝大家不要再打，呼吁各派实现大联合。
可是派性这东西，一旦形成，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动力，起因和观点反而无足轻重了。不管表面上的观点和口号有什么区别，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关系到一群活生生的人的地位、利益、前程乃至生死存亡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远远望去响。主要著作有《伦理学原理》、《哲学研究论文集》等。参，只见两个对立的集团你争我夺，谁也不肯退让。对方的威胁越大，血债越多，本派内部就越团结。越团结就越有力量，对于对方的威胁也就越大，于是对方也就更加团结，力量也就更大，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已经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对于个人来说，在本派之中，有一帮生死与共的铁哥们相帮相维着，当然要比孤零零的一个人强得多。往好了说，一旦本派得势，自己也容易发达。往坏了说，本派败了自己也多几个藏身的地方，总比退出去成为一派的异己和本派的叛徒逃兵强。这也算身不由己了。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在会场上，毛泽东再次苦口婆心劝各省的对立派别坐下来好好谈谈。他点着几个派仗打得不可开交的地方说：“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趁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起，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自己了，反对了自己，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B16
这一下，伟大领袖亲自给山西的派性斗争定了性：人民内部矛盾，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有些意见不对头。
确实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山西的双方仍然在打，而且摆出事关身家性命的架式彼此往死里打，就像当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恶战一样。
陈永贵虽然卷入了派性斗争，但是他并不赞成武斗。“劳动人民一定会骂你们一千个、一万个败家子！”陈永贵在省城的一个报告会上骂道：“你们什么时候破坏，我们什么时候反对！武斗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挑起来的，必须对幕后的坏头头及牛鬼蛇神专政！该关的就关，该抓的就抓，杀人的必须偿命！杀人的凶手，非杀不可！非杀不可！！”B17他拍桌子瞪眼睛地威胁着，可是话虽然说得厉害，两派之间照打不误，陈永贵也是干瞪眼没办法。他只能把昔阳管住，保证昔阳不打。
1969年7月，毛泽东在九届一次会议上劝各省坐下来谈谈之后又过了三个月，山西的武斗仍未平息。中共中央再一次把山西的头面人物召到北京解决问题。这次中央下了决心，非解决山西的武斗问题不可。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的武斗发出措词极为严厉的“七·二三”布告，勒令各派停止武斗，实行大联合。布告宣布：“拒不执行者，由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行缴械。”“打砸抢者法办。”毛泽东读过这篇杀气逼人的布告，大笔一挥写了两个字：“照办”。
此外，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和张日清留在北京，不准回省。由69军军长谢振华主持山西工作，69军政委曹中南和陈永贵任副手。从此，谢—陈体制取代了刘—张体制。
陈永贵在北京也挨了批。几位中央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他有派性，强令陈永贵在太原召开的公布《七·二三公告》的群众大会上做检讨。奉中央之命，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替陈永贵写出了一篇发言稿，检讨他自己在山西群众中搞资产阶级派性。陈永贵一贯正确惯了，当众检讨堪称奇耻大辱。但是周恩来批评了他，他也不敢执拗，只有老老实实地低头检讨。（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96页）
至此，主帅易人，副帅检讨，山西两派的强弱关系立刻逆转，与军界关系密切的红联站一举压倒了刘格平时代占据优势的红总站。
谢振华与陈永贵并不是一派的，不过他们的对立不像刘格平和张日清那样尖锐，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和气。谢振华受命于战乱之时，使命就是平息武斗，促进两派联合。陈永贵也表态说：“再也不搞派性啦。”随后这二位便组织宣传落实“七·二三”布告，限期收缴武器弹药等等，大忙起来。
偏偏红总站的武斗力量的指挥人物杨承效压不住火，又领着部下搞了一次武斗。那天他的对立面组织在太原八中架着大喇叭搞文攻，攻来攻去把杨承效攻上火了。这位三十七八岁的汉子一怒之下，率人上去就把对方端了。谢振华早想收拾这位胆大妄为的杨承效，这下子正好撞到枪口上，当即就派部队将杨承效抓了起来。谢振华大造舆论，将杨承效的罪状发到近乎人手一份的程度，然后下令枪毙杨承效，立即执行。
杨承效其貌不扬，但是很有汉子气，刚硬敢干，口才好，敢玩命。他爱披一件军大衣，爱自己开吉普车，还自己开车几百里到昔阳去过几次，与陈永贵喝酒说笑，关系相当不错。杨承效文革中率先造反，带着十三冶的工人哥们夺权抢印打人，连省委书记卫恒也死于他的牢房里。他指挥红总站的武斗力量，上阵时专拣硬骨头啃，而且几乎每战必胜。生时以心硬手狠名震山西，被枪毙时不到40岁。红总站折了如此一员悍将，元气大伤，再缓过劲来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在手握重权的谢振华显示了自己的决心之后，“七·二三”布告落实得比较顺利。至8月13日，布告颁布不过20天，山西已收缴五万多条枪，两千多门炮。各地武斗渐渐平息。
“七·二三”布告颁布后的半年内，陈永贵东奔西走，代表省核心小组在万人乃至20万人的大会上频频讲话。他讲起刘格平和张日清来就像局外人一样：“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过去由于刘格平、张日清两同志长期不团结，闹分裂，搞资产阶级派性，……中央已决定把他们留在北京继续学习，斗私批修，不让他们回来。”B18
1969年8月14日，陈永贵时隔两年又回到当年受困的平遥。这次他是贯彻“七·二三”布告，批评两年前他支持过的，如今继续搞武斗的派别。他毫不留情地点了几位组织武斗专业队，私造武器弹药，继续搞打砸抢的头头的名，给他们狠上了一通纲和线。点过名之后他又回过头来警告当年包围他的那派人马：“这里，我们要提醒总司的那一派个别人不要高兴，不要幸灾乐祸，不要捞什么稻草，不要以为你们胜利了，你们的坏事也够多了。”B19
武斗大体上止住了，但是山西并没有太平。红总战和红联站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敌视已经埋进心里，刘格平和张日清之间的公开对抗变成了谢振华与陈永贵之间的勾心斗角
五、与谢振华明争暗斗
刘格平一倒，杨承效一死，红总站方面官位最高、能量最大、名头最响、后台最硬的就数陈永贵了。虽然陈永贵已经表态“再也不搞派性啦，”可是一派把他当成救命草，另一派把他视为眼中钉，何去何从实在也由不得他。
谢振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统三晋之后，红联站方面扬眉吐气。除陈永贵所在的晋中地区外，红总站系统在全省范围内遭到沉重打击。武斗流血最多的晋东南枪毙了红总站派的红字号的一些头头，还有相当一批红总站派的人死于复仇性的“修理”或“退火”之中。当时的“修理”和“退火”手段集五千年文明史酷刑之大成，在生殖器上用刑方面还有新发明新创造。在政界，红总站方面的人纷纷失势落马，原来任省革委办事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省委办公厅主任)的张怀英干脆被高离山西。后来，他本人想方设法调回了昔阳，谢振华仍然拒不正式任命他官职，直到谢振华本人失势。
谢振华当政后，整个山西都明白红总站如果有朝一日能翻身，必定是仰仗陈永贵之力。陈永贵对红联站的威胁极大，可是又没一个人有胆量公开站出来说大寨一个不字。这时，深谙兵家权谋的谢振华避开正面，不攻陈永贵而捧李顺达，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扶西沟、压大寨”。
那一段时间，《山西日报》上每发一篇宣传大寨的文章，必登一篇颂扬西沟的稿子。不宣传大寨不行，但是宣扬西沟也没有错。毛主席请陈永贵吃过饭，也给李顺达敬过酒。陈永贵七十年代家喻户晓哲学人类学研究人的一门新兴学科。广义指哲学上一切，李顺达在五十年代就上过小学课本。于是你来我往，你一篇我一篇。你有陈永贵，我有李顺达，你有郭凤莲，我有申纪兰。唯一难以抗衡的是实打实的粮食。大寨的粮食产量硬邦邦地摆在那儿，就是比西沟高出一大截。西沟虽然盛产苹果，大寨的苹果苗还是西沟送的，可是毛主席说以粮为纲呀，抬出苹果来不是自找主麻烦吗？没别的办法，红联站方面就有人找李顺达谈粮食产量问题，似乎是想在多报少报上做做文章。
李顺达毕竟是正宗劳模，用解放初期的宣传小册子上的话说：“李顺达生的人高马大敦敦实实，一瞧就是个好受家。”B20让这位实实受受的庄稼汉说虚话也不容易，他给你谈起了五八年的浮夸风：“你是叫我干啥哩？纸糊的桥过不去人，一过就塌，栽死我你就高兴啦？”
怎么办？庄稼人爱地，红联站系统的谋士就以地诱之，告诉李顺达几十公里外的屯留县有荒地，让他派人去种。“废地？”李顺达不信。人家却说得很有根有据，国家体委在屯留的一个基地撤了，好几千亩的地都废了，荒着哪。李顺达一听地荒了真心疼，便动了心。于是李顺达就组织了一个西沟新队，西去几十公里到屯留种了两年地，打下粮食算西沟的。平白添上五百亩好地，西沟的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似乎也可以和大寨比比了。
所有这一切，陈永贵心里全明白。把五十年代的金星英雄扶起来与他这位当今的头号庄稼汉平起平坐抗膀子，实际上就是拉低了他陈永贵么。陈永贵心里不高兴，可是嘴上不说，在面子上一直也和谢振华李顺达过得去。这二位都是山西的大人物言理性只能认识静止的、僵固的东西，不能达到处于不断流，都是九大的中央委员，九大的路线是团结胜利的路线。陈永贵不是不懂谋略。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上下搞起了批林整风，陈永贵与谢振华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1972年年初，周恩来在批林整风中开始公开纠“左”。当年秋，人民日报社奉周恩来之命在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并于10月14日在报纸上登出三篇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当时中国老百姓对极左思潮的不满已成一触即发之势，《人民日报》公开一批，批极左的运动就走向全国，山西也在谢振华的领导下批了起来。
1967年11月，陈永贵夺昔阳之权的当年，便提议在昔阳全县搞大队核算。他说这是出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迫切需要。其实他心里对一大二公的偏爱，对三级所有，逐级过渡理论的信奉也是很起作用的因素。陈永贵的这个提议因当时领导班子中有异议而作罢。次年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辩证法，着重阐述了社，昔阳粮食增产40%，人人振奋莫名。陈永贵再次提议全县实行大队核算，县革委一声令下，昔阳的所有制全变了，小队向大队的穷过渡平稳地胜利完成。其后几年，农田基建中少了你亏我赚之类的许多纠葛，确实方便了不少。
在昔阳的带动下，山西各地纷纷仿效，一时以过渡为革命，以过渡为光荣，过渡成风。林彪倒台后一批极左，谢振华就抓住了这个穷过渡批了一通，说这是受了林彪路线的影响，是极左，等等，最后下令已经过渡到大队核算的地方退回到生产小队核算。
这股暗暗瞄着昔阳的纠左风来势甚猛，陈永贵极珍惜的过渡成果毁于一旦，直把陈永贵气得几年后还骂娘。“他妈哩！”陈永贵骂道：“把大队核算就批了，都下放下去了！”骂出一句国骂之后东永贵又觉得不妥，补充道：“你们可不要说陈永贵在大会骂谢振华他妈哩。他妈哩，这是口语。注意一下。”说完又摇头叹道：“他都给批了。哪是批什么极左呀，都给批了，……就是要对着昔阳，搞昔阳！”B21
批极左之风深得人心，越刮越猛，批了穷过渡又批共产风，批一平二调。1972年秋收前后，昔阳撑不住了。县委班子内部有王金籽动摇单子自身具有的知觉的清晰程度不同造成的，“微知觉”就是，怕犯错误。李韩锁更是提出暂时解散县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他说年成不好，让劳力回家帮帮忙。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个靠平调劳力组建起来的专业队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秋后，昔阳四千多人的基建专业队有三千人悄然下马，热闹了多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中断的危险。
陈永贵急了。身为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会不知道批极左的来历。他非常尊敬周恩来，可是批极左误了他的大事，谢振华又逼到了家门口，他也不能不反击。陈永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对于内部的动摇分子，陈永贵更不客气。在一次大会上，陈永贵冷冷地宣布：“过去我们昔阳有个张润槐，现在又出了一个李润槐！”
在场的李韩锁听了，心上沁出了一层冷汗。为什么老陈说这个新走资派姓李？领导班子里就他姓李呀！李韩锁越想越怕，知道凶多吉少，便怀着大祸临头的预感小心过日子。果然，陈永贵很快找个茬，把李韩锁一手提拔的一位年轻的县委副书记发配到农场去劳动。
这时谢振华提拔李顺达当了晋东南地区的一把手，为了在大面上照顾平衡，同时也让陈永贵兼了晋中地区的一把手。陈永贵立刻以晋中地委书记的身份将李韩锁调离昔阳，让他坐上晋中地区第二把手的交椅。李韩锁明白，就是山西省委的一个副书记也未必有昔阳县委负责人的名声和权力大典为《数论颂》（汉译名《金七十论》）、《数论经》。，当个地委副书记是明升暗降。但是陈永贵这么做已经很念旧情了，他完全可以把李韩锁批臭。李韩锁后来在张怀英身上亲眼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陈永贵反击不久，毛泽东也开始反击了。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批透，‘左’的批不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他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大批“右倾回潮”，不同意批极左的情况。
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他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人。早年接受朱子学说，后转宗于王阳明的学说。反对佛学，，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B22
张春桥和姚文元迅速毛泽东的意思传达到全党全国。从此中国只许批极右，不准再批极左。
陈永贵大胜，昔阳愈发扬眉吐气地反右倾鼓干劲。只剩下几百人的农田水利专业队重新上马，一直上到六千人。又新上了六百多个工程，整整闹了一冬。地里大干，县里大批。昔阳县委常委几次开会批极右，把名义上还算他们的上级领导的李韩锁从地区召回县里挨批。李韩锁接到电话不敢下来，几百里奔回昔阳，只得到当年的战友们的一顿痛斥，说他立场有问题，路线有问题。这位在官场上闯了大半辈子的地委书记竟被批得呜呜痛哭。
陈永贵得意浓时不肯止步，几个月之后，又被谢振华抓住把柄在周恩来面前告了一状。
1973年4月，山西省要召开全省共青团代表大会。陈永贵与山西团省委有宿怨，1964年12月毛泽东请他吃饭，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扬大寨，而这年6月召开的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山西代表团竟然只给了大寨一个列席代表的名额。陈永贵后来权力大了，就多次重提旧事，将团省委敲打一番。再说，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是谢振华。陈永贵认定谢振华反大寨，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参加大会。大名鼎鼎的大寨团支部抵制大会，意味着这个会根本就没法开了。正巧，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抵达大寨参观访问，谢振华赶去接待，乘机就向总理汇报了这件事。4月23日，周恩来批评了陈永贵。客人走后，陈永贵遵命改正错误，亲自带领团支部书记参加了省里的团代会。（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20页）
六、受命解决山西问题
1974年是谢振华大倒运的年头。
年初，全国文艺大调演，山西献上一台名为《三上桃峰》的晋剧。这出戏演的是大队主任以次充好卖病马，大队书记风格高尚，三次去一个叫桃峰的地方将病马追回。本来这是舞台上常见的好人好事。说不上有多精彩，也绝对谈不上反动。偏偏这个“桃”字惹恼了喜怒无常又权势极大的江青。桃峰和王光美搞四清的桃园仅一字之差，这不是拐弯抹角地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吗？想翻案吗？”
这样的指责显然是牵强附会，很难再讲什么道理。陈永贵喜欢晋剧，并且在江青之前看过《三上桃峰》，他就没有看出什么问题，还表态说这戏很好。不过他更喜欢看到谢振华挨整。
江青一怒，山西歌舞团立刻有人汇报上去，说本来歌舞团排了一出歌颂大寨的节目，《拾豆豆》，谢振华不让上己的哲学观点，提出“破坏欲就是创造欲”。认为历史是人类，点名要晋剧《三上桃峰》。好哇，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为什么山西不排不演学大寨的好戏？为什么偏偏支持《三上桃峰》这样的大毒草？充满了这类质问的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全国报纸的矛头都对准了山西。江青公开宣布，她要“炮轰谢振华”。
山西翻天了。受压多年的红总站翻身跃起，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揭发控诉，攻势越来越猛。
谢振华对晋剧并无兴趣，根本就没有看过《三上桃峰》这出戏，稀里糊涂地就把江青得罪了。紧接着，他又莫名其妙地惹怒了毛泽东。
毛泽东过问批林整风的情况时，发现谢振华曹中南的部将搞了一个批十条，把小偷小摸，迟到早退等等都列上了，“不批林杜塞（LouisAlthusser，1918—）等。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专批群众”。最叫毛泽东哭笑不得的是批十条中有一条“批个性”。毛泽东挖苦地问：“你们贵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了呢？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谢振华这一下可栽大发了。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电令以谢振华为首的山西省委常委全体进京，汇报工作。名为汇报工作，其实是开刀动手术。中央方面出场的有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在后面掠阵，有时也出来露一面的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华国锋、苏振华、倪志福。党政军要员几乎全体出动了。
谢振华的处境从2月24日的会议上可见一斑。这天晚上，到会的有山西省委常委16人，有王洪文、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这四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主持会，纪登奎主讲。B23
陈永贵说：“今晚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二次接见我们了。会议已经开了四天，提出了不少问题，解决山西问题，不要纠缠小事。”
随后纪登奎就开讲。他先训谢振华等人“违反中央，违反主席思想”批个性，又问他们的检讨在会念过没有，然后就谈起了学大寨。
“我给你们省委出了个题目，”纪登奎说，“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山西同志思想解决要有个过程，后来山西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搞了一个本本，我看了很高兴，这下要解决了。但还是没有解决，内部不能统一思想，学的劲头不如别的省。”
王洪文插话：“把学大寨看成是对陈永贵同志一个人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农业学大寨不是陈永贵个人问题，学不学大寨是路线问题。”
纪登奎接着说：“大寨很好嘛！永贵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多年的劳动模范，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省那样，为什么比别的省思想还难统一？是什么道理？三个正确对待哪里去了？为什么经过那么曲折的道路？”说着说着纪登奎就上火了：“谢振华总想把自己说得那么干净，你在党代会的那几个报告，写得那么干净。我说，你说是抵制了陈伯达，那你就是有意勾结！难道你没跟他乱跑乱跳？你那么干净，为什么还把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印的那么多？”纪登奎越说口气越硬，越说越不客气：“我看你没那么高明，还是老老实实一点。你水平不高，不要那么聪明，受骗就是了，不要不认帐。”
“陈伯达那个打井、养猪、积肥几句话，你们如获至宝。”纪登奎继续训道，“陈伯达就是要搞掉大寨，他跑到雁北搞了一个材料。那有什么代表性？”按着纪登奎又说谢振华搞派性，质问他为什么不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为什么不去听听对立派的意见。
最后纪登奎下结论说，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山西颠倒了。
谢振华不说话，陈永贵也不说话。无论他们说与不说，胜负之已局都已经定了。
在京的山西省委常委会一直开到3月20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上揭发了谢振华扶西沟压大寨的问题，扶李顺达压陈永贵的问题，谢振华与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批林不力的问题，甚至还有生活上的问题。
1974年3月21日，山西省委常委全体乘飞机返回太原，继续开省委扩大会议，由陈永贵主持批判谢振华。这个省委扩大会议扩得很大，省里的各个部门，山西驻军的首领们，各地、市、县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全盛的时期，吃会议饭的就达四五千人，与会者住满了太原的宾馆和招待所。会议期间，陈永贵派的人们大造声势，“炮轰谢振华”、“坚决拥护陈永贵同志主持山西工作”之类的标语口号贴遍了全城全省。
陈永贵太想把谢振华一棍子打死了。扩大会开始后，他立即给谢振华按上了一顶当时最可怕的帽子：上了林彪的贼船。这就不再是犯错误了，上贼船属于敌我矛盾。林彪的叛逃曾使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一垮到底，只要能把谢振华推上贼船，他这辈子就休想翻身。不过，镇住一个从枪林弹雨中杀上来的省委书记与收拾几个公社书记不同。这个领域的水很深，陈永贵能看透大寨和昔阳的恩怨瓜葛，却不了解军界的山头和派系。谢振华和林彪并不是一个路子。
陈永贵在大会上宣布：谢振华只要愿意下船，他还是愿意帮助谢下船的。
协助陈永贵坐镇的省委副书记王谦也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谈到：“谢振华不是一般问题，是上了贼船了。”
参加会议的人以为这是中央定的性，便跟着炮轰。谢振华的朋友和部下也替他惋惜，语重心长地劝他快点下船。谢振华不露声色，任凭他们说。在数百人参加的一次批判会上，在众人炮轰得正在火头上的时候，谢振华沉着反击了。他拿过话筒说：“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点下贼船。我到现在还没有上去。”说完，把话筒推给别人，神态自若地不做声了。会场里的人们顿时傻了。陈永贵也拿不出中央的指示来把他压下去，一时尴尬得无法收场。
这次扩大会议拖了四个月，就是打不垮谢振华。江青的那个《三上桃峰》不能认真，林彪的贼船又推不上去，叫起真来，陈永贵竟然找不到一颗炸得响的炮弹。会议期间，省委召开安排日常工作的常委会，由王谦主持，谢振华照样参加。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还没免，照旧对日常的工作安排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就跟没事人一样。
本来，在谢振华刚挨批的时候，他那一派的人还很心虚，未必不愿意转过来。但是陈永贵不给人家台阶下，总是威吓说：“运动站错了，现在快站过来，不然将来群众不放过你，我们可保不了你。”——首先就宣布人家站错了队，犯了路线错误，改不改就都一样了。偏偏陈永贵又不能证明谢振华犯了什么了不得的错误，这个会就成了既开不下去，也散不了场的马拉松会议。最后中央只好出面替陈永贵收拾残局，把省里的头头召到北京，写了一个对陈永贵不利的十一条纪要，虽然批评了谢振华，但是远远没有达到陈永贵的理想。这个马拉松会议至此草草收场。（注：上述过程请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206—209页，冯东书是会议参加者。）
批判谢振华和曹中南的运动之后，谢振华被留在北京“治病”，解放出来的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王谦主持山西工作。主帅再次易人，红总站方面重新得势，山西的中上层领导班子再一次发生人事大变动。
红联站再次失势，但是心里不服，就像几年前红总站也不服一样。问题是人家陈永贵步步高升，进政治局，当副总理，如日中天，山西的一个被打翻在地的派别能多大能耐整这位中央首长？红联站的谋士们审时度势，定下一个避实就虚的战略方针：绕开陈永贵专攻王谦。
王谦是在文革前就是省委领导人，文革初期没少挨斗，还被拉到昔阳狠斗过几回。解放老干部时他站了出来，和陈永贵站到一起，算是红总站方面的人。有了这番“老走资派”的背影，整起来就容易得多，罪名也是现在成的：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1974年冬，山西在晋祠开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红联站方面制造了“王谦落选事件”。
1976年8月23日，红联站方面借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搬用文革初期的做法冲入省委，将“与邓小平一脉相承”的王谦揪上大卡车，扣上一顶钢制的高帽子，在太原城里热热闹闹地游斗了一圈。真个是豪情满怀，扬眉吐气。
“八·二三”揪斗省委书记事件震动中央，华国锋和陈永贵等人商量，准备抓几个人。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姚文元不以为然地说：“这是群众运动嘛！”陈永贵大怒道：“群众运动？人都要打死了，什么群众运动？你去试试看，南京不过就贴了你们几张大字报，你们就受不了啦！”华国锋见陈永贵火气太大，赶紧叫纪登奎把他拉了出去，随后宣布散会。（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02页）
无论如何，8月26日，中共中央的“八·二六”指示紧急下达，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许多慰问电飞向王谦。红联站的小胜成了昙花一现。
“戴钢盔高帽重不重？”陈永贵笑着问王谦。王谦笑道：“重倒是重，可重还问题不大，主要是扣得不行。”“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搜集上来，摆了展览？”陈永贵说，“这些家伙给我们革命干部准备的刑法就是这些嘛。这可以教育我们的后代，是一件好的教育，反面教育吧。”Ｂ24后来在揭批四人帮时，陈永贵把红联站的反攻与四人帮和张铁生联系了起来，更压得红联站抬不起头来，直到陈永贵本人倒台。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七、庐山上当
这里回过头来介绍一下陈永贵在中国最高层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当时上台的机会有限，九大会议上陈永贵有过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大会发言，虽然很荣耀，但只能算是一台事先排好的戏。真正有戏的还要算１９７０年８月的九届二中全会。
１９７０年８月盛夏，１５５位中央委员和１００位候补中央委员上了庐山，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
陈永贵在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第一次庐山开中央全会，感觉挺新鲜，也有许多不适应。不适应之一是讨论的问题生疏，不适应之二是周围的南腔北调听起来吃力，最大的不适应则是中央上层复杂的利害关系一窍不通。
８月２３日，毛泽东宣布开会，随后林彪讲话。陈永贵基本上听懂了林彪的湖北口音。他颁扬毛主席是天才，说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些陈永贵都留心听了，也懂了关系上的表现宗派主义，在反对经验主义的同时着重反对了，并且觉得林副主席讲得很好。林彪就是讲得再重，陈永贵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他对毛主席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时大寨发展党员，陈永贵新党员谈话，必定首先宣布一条：“从现在起，你的一切都要由党来安排了，你要是没这个准备，就不要入这个党。”他还会补充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就是现在让我去死，我也要去死。”
８月２４日下午，全会分组讨论。陈永贵在华北组，组长是他早就认识的李雪峰。这天下午，陈伯达操着一口浓重的福建口音讲了很长时间，陈永贵费了老大的劲才听懂了一个大意。陈伯达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他引用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证明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天才的，可是有人竟敢不承认毛主席的天才。他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陈永贵闻言颇为吃惊。难道中央的斗争也这么尖锐？难道竟有人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这种震惊和愤既的感觉，不仅陈永贵和李顺达这样的大老粗有，在座的几乎每个中央委员都有。大家纷纷叫嚷着要把胆敢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示众，批倒批臭，千万万剐。当天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描述说：“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这番痛快淋离的怒骂中可以感到华北组讨论会场的气氛。大家似乎都气愤得难以控制，似乎唯恐对毛主席不忠。这份简报又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
林彪是赞成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他听秘书念了华北组的简报，赞许道：“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至于林彪为什么率部大肆鼓噪，是他想捞点什么还是想替毛泽东说一些想说而又不好说的话，那只有天知道了。不过有一点是很引人注目的，即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的态度基本相反，吴法宪和张春桥在小组会上唇枪舌剑地吵了一架。
说起来像一个残酷的玩笑：华北组的大老粗和大老细们一块骂了半天，并且要千刀万剐的那个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的“坏蛋”，竟然是毛泽东本人。
８月２５日，华北组讨论会的第二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下令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第二号简报。又过了几天，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至每位与会者手中。在信中，毛泽东说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关于称他为天才的问题，毛泽东写道：“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陈永贵简直晕头转向了。陈伯达错了？错了！上当了？上当了！林副主席不也说毛主席是天才吗？毛主席怎么又说林副主席和他的意见一致？过了几天，陈永贵又亲耳听到毛泽东在大会上谈起国家主席的问题：“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原来又是毛主席本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而自己还表示拥护毛主席当国家席呢。陈永贵回到昔阳之后叹道：“我们每天喊的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由于我们认真读书不够，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不强，毛主席头天指示，第二天就忘了，就不跟了。在九届二中全会时，第一天毛主席指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到第二天就忘记了，就上了陈伯达的当，受了陈伯达的骗。”
陈永贵在昔阳有一贯正确之誉，说起上当受骗大概觉得挺丢脸，便补充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受骗的同志不少，使一段时间整个开不了会。在位的中央委员很大部分都受骗上当了。原来也不知道，最后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一发表以后，才知道陈伯达一人搞的鬼，他到处煽动，点火，蒙蔽其他同志。”２５
庐山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陈伯达从此倒台，至死也没抬起头来。李雪峰作为华北组负责人签发了第二号简报，后来也因此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被“永远开除党籍”，直到１９８２年才平反。陈永贵初上庐山，便领教了上层斗争的残酷和扑朔迷离。
庐山会议期间，群贤毕至，要人云集，会下的各种活动也很多。当时北方１４省农业会议正在昔阳举行，山西方面在中央催促下起草了一个学大寨的决议，并专门派人送上庐山请陈伯达指教。陈伯达看过果然改了几处。其中一处的原文说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陈伯达道：“学大寨是客观规律，什么叫树立？”大笔一挥，将“毛主席亲自树立”抹去，改成学大寨是客观规律。单纯从文字上说，陈伯达这一改改得高明。他把学大寨的个人意志色彩抹去，强调它是不得不然的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当然是最有力量的。但是陈永贵对毛主席忠耿耿又没读过正经的理论书，不知即便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本人也需要拉出客观规律来为自己的决策辩护。他只是觉得心疼。把毛主席亲自树立这几个字抹去不是贬低大寨么？“他给改啦！”陈永贵后来说，“他吱一声一勾，说是客观存在。这样激烈哩呀。你看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干扰破坏，那不是活生生的事实在那里存在着嘛！”２６
最后要说一下，尽管陈永贵在中央和省里的政治舞台上常有磕磕绊绊甚至晕头转向的时候，但是在学大寨这个政治问题上他绝对是坚定明确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自觉的政治活动的中心。
据陈永贵自己说，九大期间，他曾经当着李雪峰、郑维山和解学恭的面哭过一场，恳求他们不要反大寨。
李雪峰和郑维山当时都是北京军区的负责人，而谢振华及其所率的６９军正归北京军管辖，陈永贵与谢振华明争暗斗于北京军区的利益有损，李雪峰和郑维山自然有理由对陈永贵表示不满。
由于陈永贵与谢振华不和，军界对陈永贵有意见的人不少。军人与李顺达的关系好，当着李顺达的面就说：“九大，十大，李顺达的票数比陈永贵多！部队就不投他陈永贵的票！”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讲过：“以后不要再提学大寨了！不要老号召去大寨参观！”曾思玉也是大老粗，放了炮陈永贵也怎么不了他，后来在一上会上骂他几句出出气也就算了。可是李雪峰郑维山管着本地的军队，位高言重，陈永贵不能不去搞好关系，便去求他们不要更说大寨的坏话：“你反我一个人无所谓，”陈永贵说，“恳求你，你要要反大寨。我自始至终在大寨那里工作，我知道大寨人是怎么样执行革命路线的，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了斗争，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做了一定成绩的。”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李雪峰被开除党籍后，陈永贵后悔不已地在昔阳的一次大会上说：“这件事现在考虑是我犯错哩，一件很不应该犯的哩。就是在九大期间，到林贼死党那里去恳求不要反大寨。你看你，不是斗倒是恳求他干么哩！这一恳求，他妈来越来越起劲啦，越加起劲哩来。我就这件错误。……还挤两眼泪恳求人家，恳求了以后，他们反大寨的劲更来了。去你的吧！……那个时候山东的文件就出了，就是提出不学大寨是反动大寨，不学大寨是歪门邪道，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派的那个。你看，你不是给他扣上走资派帽了？为什么恳求他不要反了？”Ｂ２７——无论是软是硬，是攻是守，目的只有一个：维护大寨的声誉和利益
注释
1．《陈永贵同志在省城报告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17日。
2．《陈永贵同志在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5日。
3．同上。
4．同注1。
5．同注2。
6．赵瑜：《但悲不见九洲同——李顺达在文化革命中》，见《历史在这里沉想》，第6卷第351页。
7．陈永贵：《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1967年9月。
8．参见《陈永贵沉浮录》，秦杯录，《黄河》，1989年第5期。
9．《陈永贵同志在（伯达）大会上的发言》，1971年5月30日。
10．见注6，第361页，第364页。
11．《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县召开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1月。
12．《陈永贵同志在大寨联队分支委会的讲话》，1969年1月27日。
13．同上。
14．见《昔阳县委关于批斗老干部的检查》，1979年1月3日。
15．见注8。
16．摘自昔阳县委档案长期卷，1969年。
17．《陈永贵同志在省城报告会的讲话》，1967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