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作者:吴思』
『状态:全本』
内容简介:
一、毛泽东生日宴席上的农民
1964年12月22日，北京街头万木萧疏。在五年前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外，着装整洁的军人围了一圈警戒线，笔直地站在寒风中。
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新当选的数千名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有一位来自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山区农民——刚刚当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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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生日宴席上的农民
1964年12月22日，北京街头万木萧疏。在五年前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外，着装整洁的军人围了一圈警戒线，笔直地站在寒风中。
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新当选的数千名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有一位来自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山区农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他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头上裹着一条白毛巾。他的同伴中还有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模，金星英雄李顺达，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还有一位名叫周明山的大队书记，前不久《人民日报》还介绍过他。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个与陈永贵的命运有着特别关系的报告，陈永贵热切地听着每一个字。果然，《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还没讲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半年前向陈永贵预告的事情便真地发生了。周恩来总理清清楚楚地说道：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陈永贵如饥似渴地听着共和国总理吐出的每一个字。人大代表们也很有兴趣地听着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数字。刚刚经历了大饥荒的人绝不会对有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无动于衷。
1964年，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870亿公斤，尽管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要把粮食总产恢复到大跃进前一年的水平，还需要再经过一年的调整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对于用什么办法把农业搞上去，集体化的道路到底灵不灵，国家准备为农业发展掏出点什么等等问题自然很关心，对于农民能不能多收多卖粮食也很关切。而周恩来总理只管谈着大寨这个新树立的典型，这个典型之中就包含了许多重大答案：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得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十一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两千斤。”说到这儿，周恩来总理指出了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苏联领袖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完全不同，与流行千年的小农经济根本相反。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了号召：“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几段话，正式宣告高度强调精神力量、极端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和粮食生产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从此就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始终没有露面。不过在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招告的四天之后，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也以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大寨模式的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64年是具有强烈的过渡色彩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全世界感到了震动。这一年，中共中央继续与苏共中央论战，在半年内发表了七评、八评和九评，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这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独立宣言意义的文献。这一年，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也在这一年里继续调整，并且初步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了。
如果我们透过这段历史的河面往更深处看，就会发现一个七年前便出现在历史上的问题再次冒了出来。这就是，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即然大跃进没有跃上去，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长期发展道路？苏联否定了西方的道路，改了所有制。毛泽东也学着苏联改变了所有制。但他在否定历史老路和西方道路的同时，又否定了苏联的道路。现在，别出心裁的大跃进已经栽了跟头，他必须拿出新的主张来，拿出样板来，拿出对这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的独特答案来。
就在这样的一年的岁末，毛泽东主席要在自己的71岁生日这一天请一次客。有幸得到邀请的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江苏下乡知识青年董加耕、大庆工人王进喜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此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大区的书记和少数部长。
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豁出供应紧张的肥皂仔细洗过的白毛巾。陈永贵当时很瘦，满脸皱纹又深又长，看上去饱经沧桑。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上毛泽东的生日宴席，陈永贵用了49年的时光。再过37天，他就年满50周岁了。
据陈永贵说，周恩来总理先带着他拜访了1959年接任毛泽东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那几天正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个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就在那些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曾问毛泽东怎么讲农村方面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回答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嘛。……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①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严重分歧。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认为主要矛盾不是当权派与贫下中农矛盾，而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二十三条》将运动的重点规定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再一次回答了“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将在两年后导致刘少奇下台。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的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②
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在这张桌子旁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其他中央常委坐在别的桌子上。各就各位后，毛泽东道：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稿费请大家吃顿饭，在座的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这次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有湖南菜。毛泽东很少见地喝了茅台，大声说道：“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
毛泽东议论纵横，说到社教运动中有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批评四清四不清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警告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这些罪名都是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的，从最高领袖的口中说出，难免给人以杀气腾腾的感觉。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席间鸦雀无声。
毛泽东察觉到了拘谨的气氛，就劝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注③，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八章。）
这是一次味道丰富的政治宴会。在后来的回忆中，它多次被人提起，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味。陈永贵反复回味的是这份殊荣。在这次宴会上，陈永贵还得到了一条“最高指示”。九个月后，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陈永贵做了一个以“四不倒”而闻名的报告，他分别谈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最后陈永贵总结说：“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于是，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主席极少请客吃饭，陈永贵确实得到了一份殊荣。十天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闭幕，陈永贵兴冲冲地赶回大寨，打算好好向乡亲们讲一讲他这次上北京的了不得的经历。他似乎已经想象到乡亲们围着他问长问短，羡慕得两眼放光的情景。没想到，在村里等待他的是一瓢冷水，是干部们寻死寻活的绝望。四清工作队扎根串联，在大寨“挖虫子”。没有人对他的殊荣感兴趣。在讲述这段决定了陈永贵在文革中的态度的经历之前，我们暂且回过头来看看陈永贵四十九年来走过的道路，看看他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竟然创造了中国农业的头号样板，从一个穷山沟的破窑洞走到了毛主席的生日宴席，看看毛泽东主席为什么选择了他，怎么样发现了他，这里有哪些必然，又有哪些机遇
二、金小的人生基础课
1915年农历正月初一④，陈永贵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小南山村的一孔破窑洞里。这个地方与当时还极不起眼的大寨村隔着一座虎头山。陈永贵的父亲陈科妮本来是距大寨约15公里的小石山村人，官名叫陈志如。陈志如家境贫寒，兄弟五人都背井离乡出去找碗饭吃，陈志如也带着怀孕的老婆和一个女儿到小南山来扛活卖力了。大年初一得了个儿子使这位农民觉得很不一般，就给儿子取名叫荣贵，后来又改叫永贵，小名则叫金小。这样一来荣华富贵都占全了。“永贵”这个大号并不常用，直到陈永贵30多岁了，不少人还是叫他“金小”，比他年龄小点的人则叫他“金小哥”。
陈永贵出生的那一年，北京闹开了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在这一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上攻击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要民主、要科学、反封建。一时间风起云涌，许多即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巨大影响的人物开始了各自的探索和活动，试图为中国寻找一条富强之路。在随后的几年里，北京又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紧接着又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历史到了一个转折关头。
对于昔阳县的小山沟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太遥远了。如果硬要找出一点什么影响来，那就是各村的私塾均奉命改名为国民学校。可是无论它叫什么，陈永贵都不会在这里受到自己的启蒙教育。他的父母每日只是扛活要饭，陈永贵还在吃奶的时候便随着母亲讨饭了。
1920年昔阳大旱。从春旱到秋，直到9月14日才下了一场透雨。地里的庄稼旱死了，陈永贵的父亲没有活路，就把陈永贵的姐姐卖到本县的西寨当童养媳。过了不久，陈志如又把陈永贵的母亲和弟弟卖到了和顺县。这一年陈永贵六岁。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懂得什么叫卖掉母亲、姐姐和弟弟了分析了王权、行政权、立法权、君主制和民主制、君主主权，至少他早已会发问了。如果真的出现过传香火的儿子向父亲发问的那一幕，如果这位父亲不揍儿子一顿，不叫他滚开，那么唯一可能的回答大概只有一个字：饿。
陈永贵的人生第一课来得格外惨烈，令人刻骨铭心。据昔阳县一位陈永贵的传记作者秦怀录考证，陈永贵的父亲到大寨不久又活不下去了。在一个夜晚，他谁也没告诉，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陈家的祖坟在那里。据说这片坟地风水极好，坟前一棵老松树长得很有气势，风水先生说这是光宗耀祖的预兆。然而这话在当时看来并不应验，陈家祖祖辈辈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陈志如兄弟五人外出谋生，没有一个回家善终⑥。陈志如一定要落叶归根，一根绳子在祖坟前的老松树上吊死了。⑦
陈永贵的族亲们到大寨找到陈永贵，问金小怎么办他爹的后事。据说陈永贵一声不吭。族亲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回去料理了陈志如的后事。
这就是陈永贵的人生第一课，也是他的人生基础课。饥饿迫使他七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牛，饥饿夺走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饥饿又使他成为孤儿。饥饿还将伴随他很久。这样的人生基础课将对陈永贵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可以说，陈永贵对于粮食的强烈关注之天的某些特点。宋人以天为宇宙本原和人性之本根，摒弃，对于修建旱涝保收的农田的强烈兴趣，正是深深地植根于他的早期人生经验之中。
陈永贵的父亲死后，大寨的两位老太太祥老人和孟老人收养了这位外乡人留下的孤儿。两位老人去世后，孟老人的儿媳妇稳周老人又继续照顾陈永贵，陈永贵把稳周老人认作干娘⑧
与稳周老人的善良相反，宋莎荫描写道：“地主动不动要他下跪，还往他脸上吐唾沫。他受尽了人间的苦难。”⑩
在人际关系方面，陈永贵的人生基础课并不完全是由温情和阶级压迫构成的。大寨有贾家和赵家两大姓，稳周老人就是贾家的寡妇。要在这样一个大姓家族的村子里站住脚，抬起头，陈永贵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为抽象概念具有摹写现实与规范现实的双重作用。善于运用，表现出更大的度量。陈永贵长大后，稳周老的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她的儿子娶亲不久就死了。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成了好庄稼把式，他在武家坪当着长工，同时帮助稳周老人种着十几亩薄田。贾家人担心陈永贵占稳周老的遗产，常常跟他找点别扭。下面是秦怀录的两段描述。
“有一次，与他们同一个院居住的贾四元趁着陈永贵出门远去，夜里没等他回来就故意把大门关上了。陈永贵回来，看见大门关着，窝着一肚子火气，便梆梆敲起门来。大个子寡妇(稳周老人的儿媳)从不恶语对人，这次却亮开嗓门在院子里骂起来：‘什么人的指头发痒得不行，人还没回来上什么门？’贾四元说：‘门是我关的，怎么着？咱院里两家人，你一家我一家，你看还差着谁？要是外边随便进来一个人也称贾家的人，这门就什么时候也不能关了！’
“贾四元说的话里有话，大个子寡妇听了一肚子气。陈永贵大摇大摆地进了院，权当没听见似的，躺在炕头上睡觉去了。稳周老人却忍不住了，她在上房嚷道：‘老四，你说什么一串院两家人，你一半权我还有一半权，你以后想关门，把你那一扇关上，那另一扇给我留着。’
“有一年除夕，陈永贵要回石山老家过年，贾四元便在街门前撒了一条石灰道道，按封建世俗观念就是‘撒扫尘除大灰’，永远不叫杂姓户登门。陈永贵却不管这些取自《周易》“箕子之明夷”句。自称“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过了年从石山回来以后，两条腿往石灰那边一迈，照样和婆媳两人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院里聊天。”
后来大个子寡妇得重病去世了，陈永贵以兄弟的身份给她送了葬。又过几年稳周老人也去世了，陈永贵为他的干娘披麻戴孝，料理了后事，然后将老人的遗产全部归还贾家。
陈永贵没有占小便宜，不怕吃亏，因此他在大寨稳稳地站住了脚。这些人际关系的早期经验也将对陈永贵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很显然，一个不善于与他人合作，对于阶级压迫缺乏仇恨，对于帮助别人不感兴趣，从小就挖空心思占小便宜的人，很难创造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寨样板。勉强为之，恐怕在心理方面就要累死。机遇选择人，同时也挑剔着人的早期生活经验
三、从长工伙计到维持会代表
陈永贵长成了一条不那么寻常的汉子。耕耠拉打、簸笸扬场，全套的庄稼把式没有他不会的，没有他不精的。他干出来的活让人看了眼里舒服，心里服气。凭着这一手好庄稼活，他当长工卖力气不仅不愁找不着东家，在侍候谁不侍候谁上竟然还有点选择余地。以他的才干，当一个普普通通的长工混碗饭吃，甚至养家糊口，在正常情况下都是绰绰有余的。于是陈永贵就干出一些超乎寻常的事。昔阳县有正月十五耍龙灯的习俗。每年元宵节，大寨的富户们总要出一笔钱，叫几个耍灯的好手舞着龙灯，敲着鼓打着镲自龙山而虎山舞上一圈。一是看着热闹红火，二是图个吉利。陈永贵在耍灯的那伙人里管擂鼓。有一年耍龙灯前，这伙庄稼汉聊起了穷人富人与吉利不吉利的话题。众人骂财主几句“狗日的”也就算完了，陈永贵却说他要破破财主的财，改改穷人的运。他与穷哥们打了个赌，自做主张改了耍龙灯的常规路线，先从贫苦人家聚居的狼窝掌一带舞起，上虎山过龙山逆行而至富户集中的地方结束。这么一来，穷人倒看了一回热闹红火，富人们掏钱只看了残烛残灯。更要紧的是这帮穷小子把狼窝掌一带的穷气晦气引过来了。
当时在村里掌着实权的财主贾存元为此事大发雷霆，查出了幕后策划者陈永贵，指着这位“石山小小”大骂了一顿，罚了他20个工。这在当时相当于20个四两一个的白面馒头。而陈永贵呢，据说只是蹲在那里冷笑，任你吼任你骂，一声也不吭。
后来陈永贵出名了，这一段故事就被说成是陈永贵阶级斗争觉悟高的标志。
在陈永贵17岁至30岁这段时期，即1932年至1945年，昔阳境内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确实相当激烈，而且水平很高。相比之下陈永贵还算不得上道。
据昔阳县志材料记载，李一清、乔增禄、赵武成、赵邦荣、赵邦汉等昔阳县籍的共产党员，自1932年起就开始活动，联合亲友办贫民夜校、驱逐贪官、印发传单、编演话剧、砸官盐店等等。1936年3月，乔增禄等六人被阎锡山当局在太原判处死刑，乔增禄等临刑态度从容，高呼革命口号而死。这个月昔阳县奉命成立了防共自卫团，修补城墙，抓捕共产党人，县城一带笼罩着白色恐怖。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和日本人在昔阳拉锯，日本人占据县城，共产党占了皋落镇，扫荡和反扫荡、游击战、石雷战、伏击战、麻雀战等等接连不断。翻开县志，日军将某某等23人活活烧死、抓走38人除3人逃脱外全部活埋、13人被“练枪刺”刺死、300多人在村头三角粪坑内被机枪扫、手榴弹炸，全部遇害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
此时陈永贵像所谓的乱世英雄一样冒出头来，以一个长工的身份当了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后来还被迫参加了一个叫“兴亚会”的日伪特务外围组织。B11据说，当时大寨的村长贾泰元和一些村民之所以推出了陈永贵，就是看中了他的胆气和能言善辩。陈永贵平时言语不多，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在生人面前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为此后来还有人说他骄傲。可是一旦需要，他也能梗着脖子雄辩滔滔如悬河之水。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一位区长宋加吉初次见到陈永贵，正是这位小伙子找到他的头上为大寨的一位老羊倌打抱不平。老羊倌不慎，东家的羊死了一只，地方非逼他着赔。老羊倌穷，愁得不知怎么好，于是陈永贵出头替他找共产党的干部告状。宋加吉对这位年轻的庄稼汉的能言善辩印象极深，一直记了半个世纪。
陈永贵敢主事，敢拍胸脯，敢打抱不平，又能随机应变，在村里便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寨的富户既怕日本人又怕八路军，就请出陈永贵这位外姓人替他们支应。“不就是糊弄得狗日的不杀人么？”陈永贵说。他问明了谁掏钱买酒买肉供他周旋之后便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干起了维持会。
关于维持会，昔阳县志办公室编写的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
“1940年7月，昔阳县委在干部中开展了反右倾思想，在全县开展了反维持斗争，决定所有维持敌人的村庄，不论是游击区、敌占区，还是两面政权或其他形式的维持，一律与敌人割断关系。结果引起敌人的疯狂报复，到处烧杀抢掠。”
“1941年2月10日，……抓走群众21人，15人答应维持敌人被释放，6人坚决不维持被送交昔城宪兵队处死。”
“1941年3月，县委……对伪村政人员公开发函，限期与抗日力量接头，掩护抗日工作。
“1941年8月，据统计，昔东、昔西共有60个农村党支部被敌人扫荡或叛徒特务所破坏，根据地大大缩小，昔西只留下孟先垴、王家淘等几个村没有维持敌人，昔东只留下皋落、刀把口等十几个村没有维持敌人。”
“1942年6月，昔西……开始了全面的反蚕食斗争，重点是反‘维持’。”
“1942年9月，昔西……先后摧垮了庙淘、泉水坪、鸽坪等村的维持会，后又摧垮了常沟、恋思、岩庄……等村的维持会，同时枪毙了岩庄村特务王文寿，司家沟村特务庞丁维……”
可以想见，当年陈永贵的“维持”也真不容易，很像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他出入日本人的炮楼，打点着来大寨要吃要喝的“棒子队”，一方面“糊弄着狗日的别杀人”，一方面又尽量小心地给八路军干点事帮帮忙。1943年，陈永贵终于出了岔子，他在送粮问题上惹火了日本人B12，被抓起来痛打一顿，关进了“留置场”。日本人的留置场就是监狱或拘留所，其在昔阳的名声极为可怖。进了留置场的人常常被拉出去活埋、练枪刺，是个极其凶险的地方。这一年陈永贵28岁，已经结婚两年，并得了一个儿子陈明珠。他的妻子李虎妮急坏了，求村里的富户掏钱，又托关系又送礼，折腾了近一年，好不容易才将陈永贵保了出来。陈永贵拣了一条命，也明白了乱世出头容易掉脑袋的道理，出来后便辞了职，死活也不干了。
陈永贵出狱后，便在县城里找了个打烧饼的活，给一位卖烧饼油条的老板当伙计。他很聪明，手艺学得快，打烧饼炸油果自然不在话下，拉面也拉得好。日后招待客人，他时常下厨露上一手，并且颇受好评。
陈永贵这位伙计当得并不安份守己。一次他挎着烧饼出去卖，遇见一家逃荒要饭的农民，拉扯着面黄饥瘦的孩子拦住陈永贵央求给口吃的。陈永贵太能体会这家人的处境了，连那孩子可怜巴巴的目光他都觉得熟悉。他二话没说，一股脑给了这家饿得半死的人十多个烧饼。“我见不得可怜人”，30年后陈永贵对儿子陈明珠说，“总不能眼看着人家饿死吧。”
他倒是又敢做敢为了一回，可是怎么跟老板交帐呢？回去的路上他拦住了一位挑着柴进城卖的农民，说：“哎，你这柴换给我吧，我这个有六个烧饼。”那位农民拿了烧饼欢天喜地地走了。陈永贵见了老板，又挨了一通好骂，他照旧是冷笑着听着，一声也不吭。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恐怕陈永贵的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他是比一般的农民更能干，也努力奔过了，可是奔到30岁上不过就是一个烧饼铺的伙计。
陈永贵把他不能发达的原因归于时代和社会，他曾对昔阳县委的领导说：“呀，老张，在日本人、国民党时，我就不是陈永贵了？我就没能力了？我怎么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啦？”
日本投降之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反奸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当年与日本人有染的人个个受审，人人过关，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被人们用石头砸死。陈永贵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审查。这次他又受到共产党方面的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据说还是“五花大绑”，挨了几拳。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大寨村村长叫赵怀恩，陈永贵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曾向赵怀恩托孤说：“我明珠小，托付给你，你给我招呼他长大！”当时赵怀恩替陈永贵说了好话，说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这话说得合情合理，陈永贵保住了一条命。兴亚会的问题，后来曾多次提起。陈永贵入党、进中央，每个阶段都闹出过一点麻烦，不过问题不太大，在正式的定性上，这属于“一般历史问题”。（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63）
在土改运动中，陈永贵沾了共产党的光，分到了窑洞和十几亩地，后来还分浮财得了几件家具。凭着他一身好庄稼把式，养活他的老婆和一个三岁的儿子应该说不在话下。庄稼人的好日子在向他招手
四、老少组与好汉组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号召解放区的农民“组织起来”，搞变工队、互助组。昔阳的老解放区刀把口和白羊峪出现了两位搞互助组出了大名的农民，一位叫张老太，一位叫王殿俊，两个人都戴着太行区英雄模范的头衔。
这时刚挨过斗不久的陈永贵也冒头了。
1946年的一天，村里尚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贾进才找陈永贵商量办互助组的事，陈永贵极痛快，说：“商量什么？你不是往起组织？我先参加！”于是以贾进才为首的互助组就组起来了，组员们都是些人强马壮的农民，共15户，在大寨历史上被称为“好汉组”。
好汉组里没有拖累人的老弱妇幼户。平时，组员们各干各的营生，遇到春耕之类单枪匹马干不了的活，好汉们你帮我一天，我帮你一天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正所谓“好兵配好将，杨木配柳棒”，互助互利，谁也不吃亏。这时候展现在陈永贵面前的前程显然是非常辉煌的。他平生初次得到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只要他响应中共昔阳县委的号召，“好好生产，发家致富”，用不了几年，买房子置地闹个富农干干应当不在话下。事实上，当时大寨也真有四户人家卖地，六户人家买地。昔阳县南关离大寨不过十里，那里的一位村支书更令人眼红，他分了最好的房，最好的地，娶了一位成份不好但在村里最漂亮的老婆，还雇了工，日子过得极火爆。
陈永贵却极不寻常地选择了另一条路。
秦怀录描写道：“有一次，陈永贵发现16岁的梁便良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哭，他个头不大，挑不起担子，半天也干不下多少活。陈永贵慢便慢吞吞地问：‘便良小，你怎么不报名参加互助组？’
“是呀，担子还挑不起来，人家能要他？他把哒着烟袋锅，帮着梁便良把粪撒上，思谋着以礼节情。著作已佚，散见于《世说新语》等书。，思谋着，终于，一个主意出来了：‘便良小，这样吧，你跟我干！我不嫌你小，只要听话就行！’”B13
据陈永贵自己说，当时还有不少缺劳力的户找他提意见，抱怨他丢下他们不管。于是，陈永贵宣布退出好汉组。另起炉灶，把老汉和娃娃们拢在一块办了一个“老少组”。他话中带刺地说：“要当好汉，就要当个新社会的好汉，不闹那丢下别人不管的好汉！这个亏我愿意吃！”B14
好汉组的好汉们听了这话很不受用，可是碰上了陈永贵这么一个不好好发家，专门去和困难户掺合的怪人，心里不舒服也硬气不起来，只好为自己开脱道：“家有半升粮，不当孩子王。”怨气大点的则冷笑道：“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可有好戏看哩。任你陈永贵劳力强，受死你也枉然。”
陈永贵是个犟眼子，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回敬道：“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这个组有前途哩！”
据陈永贵后来说，当时他与他的女人也有“斗争”：“我女人感到自己劳力强，跟那些娃娃老汉们一块吃亏。而自己尽干重活，累得也够呛。所以她有意见。吃什么亏呢？咱祖祖辈辈没有一亩地，也没有一间房屋，祖祖辈辈都是讨饭吃。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分到房，分到地，地是十大几亩，房是地主的房，亏不了！”B15
这段话说得有点逻辑上偷换概念的毛病。老少组只有9户人家，其中有4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位是8至14岁的娃娃，真正的强劳力只有陈永贵一个。看这个阵势陈永贵就难免吃亏。实际上，陈永贵大包大揽地操心费力，只求种好地，最后落个人人有饭吃大家有钱花，如同一个大家庭一样，出力大小与获得多少并不很计较。他的确是吃亏了。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老少组的弱劳力们才格外团结，格外珍惜这个组，个个奋力争先，闹得红红火火。当年秋，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比好汉组多了30斤。于是好汉组里就有人倒戈加入了老少组。到1949年，老少组又创了平均亩产169斤的新纪录，当年冬，老少组便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
陈永贵一生干了不少超凡脱俗而且大获成功的事，退出好汉组挑起老少组只是其中之一。陈永贵出名后，这件事曾被拔到路线高度，成了陈永贵路线觉悟高，自觉主动地打响了大寨两条路线斗争第一枪的证据。陈永贵本人也在各地的巡回报告中隐去了自己曾加入好汉组的事实，有意把好汉组描绘成另外一条路线的代表。下面的两段引文分别摘自他于1973年9月30日和10月5日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和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十几个劳力他们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大部分是富裕中农和地富，他们害怕这些老的小的沾他们有劳力的便宜，就急急忙忙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人们叫好汉互助组。剩下老的、小的，只有组织老幼互助组。那时我在老幼互助组。……”
“这个老幼互助组一组织起来，好汉组攻击说：“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扯不开弓，有好戏看啦。要看我们的戏了！……这个好汉互助组，尽管他们占有四好，B16就是他们的思想不好。他走集体道路是形式，是假的，他们就是在春天互相变工下种，夏季是各干各，秋天各人往各人家里收粮食。那么，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名互助实单干，春来夏散秋不见。这叫什么互助组呢，还不是形式！到底谁看谁的好戏？老幼组看了好汉组的戏啦，不是好汉组看老幼组的戏。这是大寨成长的基础。……我们每一次革命大批判都要回忆这个问题。你不回忆这些问题，怎么能比出来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
听起来老少组与好汉组好像是不共戴天的对头，其实不然。好汉组的组长贾进才是个非常忠厚的人，他成立互助组本来也有起党员带头作用的意思。陈永贵另立山头又盖了他，他不但不嫉恨，反倒跟别人夸奖陈永贵“这后生能干，将来一定是很有前途的。”1948年贾进才介绍陈永贵入了党，不久又选他当了村里的生产委员、党支部副书记。贾进才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如陈永贵，1952年两次跑到区委，一次跑到县委要求让贤，说自己工作吃力，推荐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自己改任副手。在他的坚持下，上级同意了这个要求，冬天整党后陈永贵被选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任副书记。
陈永贵出名后把大寨的第一个互助组说得那么不堪，贾进才似乎也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他知道后自然很不痛快，但是他不说话。后来接陈永贵的班当了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说：“老贾这人表达不出来，你说什么他都接受。一个大好人，可是在能力上不如陈永贵。他也不高兴，一度宋立英(贾进才的妻子，大寨大队党支委)不满意，找领导谈过，说不是那情况，我们以前没有矛盾，你们给上了纲了。贾进才不说，宋立英说。陈永贵就说，那是文章，绝不是咱心里的话。”B17
１９７６年陈永贵指示宋莎荫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谈到这段“文章”的写法时说：“不是什么让贤，我是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这部斗争史的提纲中，贾进才的角色已经成了走资派。（注：参见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３５３页）
同一件事翻来覆去地认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说法，说来说去总是合乎中央的最新精神，这种做法陈永贵叫作翻锅底，炒冷饭。这恐怕是陈永贵进取心太盛造成的弊病。
关于陈永贵放弃个人发家的机会，退出好汉组办起老少组的真实动机，郭凤莲做过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办老少组的想法，是看劳力弱的同情哩。这才退去了好汉组。出于同情才带着老少们干哩。也没想到路线什么的，就是朴素的想法。而且他是外姓人，外村人，能在大寨落下来，也是这些人带的。也是一种报答，并不是与进才对着干。老少组里就有一家是带大他的。他有个报答大寨人的心思。吃大寨水长大的，要饭要到大寨的人都是这样，宋立英也是，我也是，都是外来户。咱是吃大寨水长大的人，总有个报效的心愿。陈永贵从六岁到大寨，大寨的父老乡亲把他养大，良心上过不去哩。”
郭凤莲的这个分析很切合陈永贵的早期人生经历，如果再补充一点就更完整了：他见不得两级分化。1953年7月，陈永贵谈起自己热心互助合作的原因时说：“……我的思想，听了毛主席的话，是土改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发展互助合作才能避免剥削，由穷变富，必走之路。”B18陈永贵太清楚剥削和贫穷是怎么回事了。
1952年年底的太原之行，陈永贵在那朴素的感情之外又表现出一种热切的进取心，或者叫事业心
五、小轿车上看前程
1952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里出现了15个亩产500斤以上的高额丰产户，陈永贵因此获得了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的资格。
1952年12月16日，经过整整一天旅途颠簸的陈永贵一行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当时昔阳至阳泉刚刚通了长途汽车，一天还只有一趟。一路上坐在旧汽车里的丰产劳模们被颠得一阵阵地弹起摔下，一位怀孕的女劳模还因此流了产。这一段如今只用一个小时就能驶完的路竟用了小半天。尽管如此，在不久前还要骑着牲口，迈着两腿在这条路上一步一步量的县委干部和劳模们看来，能坐上这辆破汽车已经很新鲜很令人兴奋了。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朝鲜那边还在打着仗，物质条件自然很差。陈永贵这一行人就住在太原一所行政干校的窑洞式房间里。
这一年陈永贵37岁，人生的路已经走过一半。要论名气，与他同行的昔阳县刀把口农民张老太比他大多了。张老太只比陈永贵大八岁，却戴着太行区甲等劳动英雄、太行区第一等第三名劳动英雄、山西省劳模桂冠，并且参加过开国大典。更了不得的是相预，而凶丰理（治）乱出焉”。，上年张老太受毛泽东主席之邀，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国庆两周年招待会，会后毛泽东还给了他三个特制信封，以便遇要事直接向党和国家主席反映。当时的张老太如日中天，相当自信，恐怕也没有把陈永贵这位初出茅庐的后生放在眼里。他做梦也想不到20多年之后，他将在陈永贵副总理兼昔阳县委书记的统治下，戴着反大寨、民主派和走资派的帽子死去。
省劳模会开幕前，一辆小轿车开到了陈永贵等人的驻地，专程来接大会主席团成员张老太。那时的小轿车还很少见，偶尔有几辆在大街上飞驶而过，山区里出来的劳模们还看着挺新鲜。
接张老太的小车停在门口的时候，陈永贵正巧和一位县里的干部在外边站着说话。陈永贵见了小车，闭住嘴，一言不发地看着张老太上了小轿车，显出一脸复杂的表情。他见过小轿车，但是他没想到农民也能坐上小轿车，而这种事就在他眼前发生了。他目送着小轿车扬尘远去，沉默了许久，转过身来叹了一声，对站在身后的昔阳县农村科科长王富元道：“哎，你看这。一个农民干点事，上边的领导咋重视呀。我回去也要闹一番事业哩！”
王富元闻言心里一震。看惯了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芸芸众生，忽然听到一个农民说出这番不同寻常的话，王富元强烈地感到眼前的这位庄稼汉抱负不凡，志向远在常人之上。这短短的一段话竟使他记了40年。
陈永贵的话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刘邦和项羽初见秦始皇出巡时说过的话。秦始皇车辚辚，马萧萧，随从如云，威风显赫，刘邦和项羽挤在人群里看。刘邦叹道：“大丈夫固当如是耶。”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他们都被打动了，后来都走上了争夺天下的历史大舞台。陈永贵也被中共山西省委派来接一位农民的小轿车深深打动了，他相当自觉地登上了一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舞台。这个舞台所面对的观众不再囿于亲戚邻里的小圈子，甚至也不再局限于大寨附近的十里八村，他的观众将要包括重权在握的政府大员，甚至要包括周恩来和毛泽东。
顺便提一句：十七年之后，1969年7月，陈永贵已经当选中共九大中央委员，有了自己的专用小轿车，整天坐着跑来跑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专门为此向他提过建议。冯东书说：“老陈，我给你提点儿建议。”陈永贵说：“好。”冯东书说：“你下乡不要坐你那个天蓝色的小轿车，路那么不好，在乱石滩里走，车受不了，司机很心疼，在群众面前也太显眼，坐个吉普车就好得多。”陈永贵说：“对，对，对。”答应得很好。但他照旧坐着他的小轿车在乱石滩上跑，坚决不肯放弃。不久，陈永贵又在众人面前将冯东书痛骂了一通，说冯东书让他干这，不让他干那，谁给的权力？还说冯东书不让他坐汽车。陈永贵动辄驱逐不顺眼的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后来也被驱逐。冲撞了陈永贵的小轿车情结，大概也要算原因之一。（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271，P274）
1952年的劳模会之后，陈永贵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山西省农业劳模。他的知名度至少在昔阳县的范围内大大提高了。
劳动模范这种社会角色大概也是当代人的发明。中国古代倒也有一些荣誉性的社会角色，由权威方面表彰褒奖，鼓励人们效仿。不过，那时的受表彰者，大抵是以一些以毕生之力严格遵从某种道德标准的烈妇孝子忠臣义士，或是在战争中以性命相搏立下功勋的人们。于是有碑有匾，有牌坊有祠堂，这也算“求仁得仁”了。至于劳动能手，所得的奖励本来就在劳动成果之中，或财富或金钱。再说劳动基本上是一种谋生谋钱的活动，硬以荣誉头衔奖之也未免有些牛头不对马嘴。
中国共产党人褒奖劳动能手反映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富国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迫切愿望，也反映了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新体制。在这种新体制里，一位劳动能手可能发不了财，但是他可以成为一位知名人士。
陈永贵遇上了一个新世道
六、中南海里关于合作化的争论
1952年，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选定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宣布：1952年苏联小麦产量比1940年增长48%，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马林科夫的这段话在联共19大赢得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也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显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中国的人口更多，耕地更少，粮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比苏联更尖锐、更严重。苏联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成功地解决粮食问题联系起来了，一箭双雕地既克服了粮食困难，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毛泽东在苏联的经验中看到了一举而解决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大问题的希望，不禁深受鼓舞。1953年10
土改完成之后，中共领导层在搞不搞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没有分歧，这是一种可以称为信仰的东西。问题在于什么时候搞集体化更有利，是立即动手还是数年之后。一场围绕着步子问题的争论爆发了。先后卷入争论的一方是毛泽东、高岗和山西省委，另一方是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张闻天和邓子恢。
按照建国初期的设想，中国农村在土改完成之后将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尊重农村的个体经济，也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话虽是这么说，一旦新富农真地露了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写于1920年4—，许多共产党员便坐不住了。
1950年春，东北地区的领导人高岗发现自己的管区出现了两极分化，一些农民开始卖地，另一些农民开始买地、雇工。一些共产党员也雇了长工。高岗立即宣布了五条奖励互助合作，歧视单干的经济政策，在贷款、新式农具、优良品种和劳模评选等方面压制单干户。他要求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实质就是主张土改后跨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立即向社会主义进军。
高岗的讲话在《东北日报》刊出，同时东北局向中央写了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报告。刘少奇在20天之后签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信中说：“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复信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又找安子文谈了此事，他说：“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
高岗见到刘少奇的讲话记录，跑到北京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满脸不高兴，又批给陈伯达看。于是高岗以为有机可乘，便拿这个讲话当武器开始整刘少奇认为慕名而不知其实是士人“三贱”之首。主张实行德治教，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后来高岗因权欲薰心整人过头，反而遭到批评，最终于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周恩来在批评高岗时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
东北挑起的争论尚未了结，山西又闹了起来。1951年山西也搞开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并以此为题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报告。以薄一波为首的华北局派调查组去山西长治地区了解情况，正赶上长治地委召开的十个互助组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议。地委认为，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省委也支持地委的主张，认为适当动摇和否定私有制没有什么不可以。调查组不同意山西方面的观点，争执起来，找到薄一波头上让他表态。薄一波出于慎重又找到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并说要批评山西省委。事后刘少奇果真在几个场合点名批评了山西，说他们存有“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薄一波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在互助组内削弱私有财产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他不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毛泽东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手工业工场为例，证明简单的劳动合作本身也是生产力的进步，不必非得等待生产工具全面变革之后再改变生产关系。他说得很有道理，刘少奇等人就收回了自己的观点，后来还做过自我批评。如果把东北合作化问题引发的争论叫作第一回合的话，这就是合作化之争的第二回合，山西回合。
第三个回合可以叫浙江回合，起于1955年6月，契机是砍掉1.5万个浙江的合作社。在这个回合里，毛泽东把自己的论争对手描绘成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宗教》等。，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不幸被毛泽东讥为“小脚女人”的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
邓子恢认为合作化发展不可太急太快，必须注意客观条件是否成熟。按他的指示，浙江的5.5万个合作社中一下子砍去了1.5万个社，砍得毛泽东心痛不已。1955年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等人，严厉批评了邓子恢。
邓子恢为人颇有豪气，盛夏时节在农村工作部作报告，常常旁若无人地穿着大背心大裤衩，摇着大蒲扇侃侃而谈。面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厉声厉色，邓子恢仍然坚持己见，谈了五个小时，也没有退让。毛泽东道：“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当时邓子恢的部下有人劝他别为了几十万个合作社与毛主席争论，邓子恢道：“不是几十万个社的问题了，要紧的是他认为办合作社的那些条件都不必要。这怎能不讲清楚！”
关键就在于这个“条件”。刘少奇、薄一波等曾认为生产力水平、工业化程度是农业集体化的条件，离开这些客观条件谈合作化只能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邓子恢也认为发展新社必须考虑客观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譬如已有的社办得如何，是否增了产，是否巩固，干部力量的强弱，作为合作社的基础的互助组规模如何，原有的工作基础怎样等等。而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条件在人的心里，在于亿万农民群众所蕴藏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断定土改之后农民有这种积极性，对此若不及时利用，等到农民不那么穷了，新富农大批出现了，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就要错过。那时再让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将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
毛泽东对农民的内心世界的这种判断由来已久。1951年9月，山西的合作化之争尚未平息，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初稿写成后，毛泽东让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征求意见。陈伯达找到山西作家赵树理，赵树理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当时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陈伯达向毛主席汇报了赵树理的看法，毛泽东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但是他并不肯改变自己的信念，只是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见解，让那份草案不要光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四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判断更加乐观了，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紧接着他又指责那些看不到这种积极性的人：“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不折不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农民的这种认识和推崇是毛泽东的独创，也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理论根据之所在。至于这种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由即将开始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实践来回答了。我们将会看到，在这场巨大的历史实践中，陈永贵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的所作所为将对毛泽东主席的判断和决策发挥影响，他本人的命运也与这场大试验密切相连
七、办社第一年
1952年年底，陈永贵抱着“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回到大寨。在太原参加丰产劳模会期间，他听说了不少农民英雄的大名，其中有两位还是他的山西老乡，1952年爱国丰产金星奖章的荣获者，金星英雄李顺达和郭玉恩。陈永贵的眼界更开阔了，他知道了中国最拔尖的农民正在干什么——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回到大寨后，陈永贵立即加紧活动筹办级社。这并不太难，唯一的麻烦就是县里反对规模过大。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有49户，县里只批准他办一个30户的社，他必须动员十几户退出去单干。
陈永贵动员了几户，可是尝到了合作的甜头的农民不肯退出去，劝急了，据说还有人对陈永贵瞪了眼，说要干就一块干，不干就谁也别干。这是认准了陈永贵能带他们过上好日子，跟着陈永贵不会吃亏。陈永贵挨了这样的顶撞心里高兴，一拍大腿说，不管他狗日的，咱给他闹个两本账，明账写上30户，谁爱查谁查，暗账写上咱49户，谁来也不给看。
1953年2月18日，大寨的“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了。此时大寨村里出现了一幅群雄争霸的局面：陈永贵领导的合作社为一方，贾进才、贾寿元和李二和领导的三个互助组为另一方，还有几个自视其高，谁也不依附的单干户。陈永贵似乎还嫌这种暗暗叫劲的格局的火药味不浓三定律，质能关系定律等）的哲学意义。中国学者曾运用物，又叫人起草了一份挑战书，由他出面正式向三个互助组下战书挑战，签字画押，当面鼓对面锣地赛了起来。
初级社与互助组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土地的使用权由各家各户转到农业社手里，也就是转到了社长陈永贵一个人手里。过去闹互助组的时候各家有各家的地，虽然有了换工互助，自己的地总还要自己操心。如今土地作股归了大堆，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全凭陈永贵一个人张罗，49个积极性变成了一个积极性。另外分配也成了难题。以前哪户的地里打下的粮食自然就是哪户的，如今全是社里的，各户按土地股该分多少，按出勤和贡献又该分多少也就变得十分复杂。
那时陈永贵几乎还不识字，因此也不会记账。不过他算账算得很精，譬如他曾带头低报自家地的粮食产量，以此迫使各户在土地折股时少算股份，相应地扩大按劳分配的比重从而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账他很会算。管记账的会计叫贾承让，以前曾经读过几个月的村学。据大寨的老人说，这位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寨大队大队长小时候很捣蛋，上三个月的学有两个月是逃学，剩下一个月则是睡觉。陈永贵选中他当会计主要是看中了他不自私，不往家里捞便宜，肉烂了也是烂在集体的锅里。陈永贵管这位会计叫“万笔清”。
一个初春的早晨，陈永贵和几个人坐在地头抽了半天烟，才见到几位社员稀稀拉拉地扛着家伙过来了。他心里直冒火。头一天说得好好的在这块地干活，可这些人来得一个比一个晚。这么下去还比个什么赛？又等了一会，他黑着脸问一位刚到地头的社员另外一个人干什么呢论和策略。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和转变，“就来就来”，那位社员说，“这会该出门了。”陈永贵压着火才没有骂出声来：“我们等了半天狗日的还没出门？”
等到人来齐了，陈永贵黑着脸训了一通话，说明天咱换个办法，在村里集合好一块上地。过了几天，陈永贵发现这个办法也不灵，在村里集合与在地头集合差不了多少，于是他又规定吹牛角号，牛角号一响谁也别磨蹭，大伙一起上地。
办社初期农业社的管理相当混乱。开头的热乎劲凉下去之后，不按时出工，出工了又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当时去大寨检查工作的一位干部描述道：“(吹牛角)这个办法倒是社员没意见，牛角一吹大家都能到地，但是作用并不很大，做起营生倒不很起劲，……当时生产情绪逐渐消沉下去，大家感到如果这样下去不但实现不了今年的增产计划，而且会走向减产。”B20这时社员们对陈永贵的不满也多起来，说他“不民主”，“主观主义的包办”，“营生混乱”。B21
有一天陈永贵召集了一个社员大会，专门谈这个营生混乱的问题。他这次既没有训人，也没有发脾气，上来先做了一通自我批评，并且要求大家出主意提意见。陈永贵叫一位初小毕业的社员嗑嗑吧吧地念了一份郭玉恩农业社实行包工制的材料物，是在科学实践过程中和阶级斗争基础上发展、丰富起来，问大伙这个办法沾不沾，众人纷纷说好。陈永贵说，咱们以后也按这个办法来。
那时候的大寨似乎也是一包就灵，社员的劲头立刻就上来了。一位挣8.5分的劳力一天竟干了22分的活，原定93个工才能完成的积肥任务只用62个工就完成了。遇到定额和工分定得不太合理的情况，陈永贵带头拣难做的活干，还不时挑起几个小竞赛。再加上他嘻笑怒骂挥洒自如的表扬批评，农业社很快又红火起来了。陈永贵描绘道：“过去光嫌休息的时间少，现在害怕休息时间大，做活少。这时社员说，这样不但能多做营生而且精神愉快高兴。”B22这一年的7月17日，一位县里的干部来调查了一番，对陈永贵说你领导得很好。陈永贵高兴之余略带夸张地答道：“不是学习外地经验，不用说把大寨领导得这样好，就连我自己也会领导不好。”B23
1953年有个美好的秋天。按照当时的眼光，农业社的庄稼好得叫人眼亮，平均亩产高达240斤。与农业社比赛的那三个互助组平均亩产是180斤，四个单干户平均亩产才160斤。按百分制计算，互助组被评为75分，农业社得了95分，挑战方大获全胜。陈永贵喜气洋洋，召开了一个庆丰收大会，把全村人都叫来了。他有心扩大农业社，在会上大讲特讲农业社的大丰收。
陈永贵正讲得兴起，一位会打铁的单干户高声插言道：“你农业社亩产二百四就大惊小怪的，我这个单干户土地不像你们好，我一亩地产它三百多斤还觉得没什么呢！”
陈永贵顿时被噎住了。那时是晚上，看不清众人的表情，只听得会场上议论四起，乱乱哄哄。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庆丰收大会似乎没法继续开了。陈永贵问身边的党支委们咋办，支委们也没办法，一位支委说，你看吧，咋想个办法整整这家伙。陈永贵思谋了一会儿，说：“有了，我刚上县参加的会是统购统销会，国家给咱四万二的统购任务，我今天晚上就亮出来吧。”那一年是统购统销的第一年，支委们也不懂啥叫统购统销，说你就来吧，行。
陈永贵清清嗓子，不紧不慢地说道：“好！你丰收了好！这还不好？你单干户丰收我们表扬，互助组也说丰收我们也表扬。丰收了还能不表扬？国家今年要我们卖四万二千斤粮食，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入库，咱们正想按产量分下去哩，这回还不超额完成？你报产三百，咱就按这个三百给你派吧！”
这回轮到那位铁匠目瞪口呆了。当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得多，1952年农民每卖给国家100元的农产品要少得17.9元，1953年更甚，达到23元，1978年，也就是陈永贵在中央真正掌权的最后一年，农民每卖一百元农产品就要被无偿剥夺25.5元。因此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不过中共中央也没办法，当时主管此事的陈云形容说，他是挑着一担火药，一头是黑色的，一头是黄色的。一头闹不好农民要暴动，另一头闹不好全国市场波动物价大乱。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决定统购统销剥夺农民。
那位铁匠听了陈永贵的话，顿时脸色就变了，顾不上体面，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骂道：“我这是屁眼嘴，坏嘴！我是想自己会打铁，抽空挣点钱，不想入社。我那三百斤是假的，我也就150斤，连我秸秆算上也没有三百斤。”
众人都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愣愣地看着铁匠和陈永贵。陈永贵冷冷地说：“你这可是自己打自己，我们没打你。三百斤是你自己报的，自己报的还能有什么假哩？这个产不能下！就按你报的数购！”
铁匠急了，说：“你要按我报的那个数征购，我全家不用吃东西也完不成！”
陈永贵道：“你没吃的我们不管。任务你必须完成。这个会上不给你下产！要下产啦？就是大寨这60多户人家，你挨门挨户去恳求吧。大家给你同意下产就下啦，不给你下就是不给你下！”
铁匠没别的办法，次日一早果然挨门挨户去求，丢了大脸。B25
这一年陈永贵在完成统购任务中充分显示了他国家至上的风格，一般农民都想少吃亏少卖粮，陈永贵则相反，四万二的任务他完成了四万五，狠狠地超了三千斤。他征购征得太狠了，次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单干户和互助组里就有些人家断顿揭不开锅了。陈永贵当着村干部，不能不管，便号召农业社里的社员们借出点余粮来。社员们不承认有余粮，陈永贵带着人挨家翻箱倒柜地搜，翻出了一批余粮解决了社外农户的断粮问题。后来陈永贵还很有道理地把这些社员的余粮说成是农业社优于互助组和单干户的证据。
办社的第一年就这样左冲右杀地过来了，陈永贵在一连串的胜利中证实了自己的才能。是年冬，他又拿出了一份改天换地的十年造地规划，准备带领社员从根本上解决大寨的粮食问题。对于这个过程，莎荫和范银怀在那篇轰动全国，并且给毛泽东主席留下印象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中做过详细描绘：
“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六十户人家合成一家，人们说：‘难道咱们这么大的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有人问：‘山大沟深，满村不过五十来个劳力，哪年哪月才能建设好？’陈永贵说：‘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次又一次，争论又争论，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统一了。于是，改造大寨‘风水’的第一场战斗在1953年冬天开始了。
“全村七条大沟之一的白驼沟是他们要征服的第一个对象。白驼沟全长一里半，三丈多宽，需要打二十多道石坝。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扛着铁棍上去了。
“当时的社主任陈永贵，作为垒坝的好手，也上去了。
“当时的支部委员贾进才，背着铁锤、铁錾，担当了破石的战士，也上去了。
“土改时期的老农会主任贾承运也上去了。
“大寨满共五十个‘铁人’，全部进了白驼沟。
“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却人人浑身淌汗。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地里。陈永贵领着四个贫农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块上，陈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
“社员们见陈永贵他们干得卖力，都恨不得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来。贾金元，已经是71岁的人了。社干部见他上了年纪，要他留在村里。可他硬是进沟里，整天价和年轻人一起干。胡须上结了冰凌，他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也没修下地，如今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
“大寨人就这样干了一个月，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B26
首战白驼沟共投工1500个，筑坝24条，造地5亩，并使12亩地免于洪水冲刷。这是大寨村古往今来头一份大规模的造地工程，地地道道的空前壮举。大功告成之后，陈永贵豪气冲天，将祖祖辈辈叫了数百年的白驼沟命名为“合作沟”
八、黄牛、母猪和灰驴的故事
1955年底，大寨的富裕中农贾寿元感觉到形势又要变。这些日子陈永贵三天两头地往县城里跑。传说去年上任的那位28岁的县委书记张怀英很赏识陈永贵，要在大寨搞一个试点，土地不算股了，农具和牲口也要作价归社，从此后“黑豆碾了皮儿，光剩下仁(人)了”全靠劳动吃饭。
贾寿元在村里是有名的精明人。凭着这份精明他当上了富裕中农，当上了互助组组长。前年陈永贵的那个初级社向他领导的互助组和其它互助组挑战，秋后陈永贵他们在场上分粮食，他躲在家里远远地看着，人家分一户他记一笔，竟有本事把初级社的总产亩产和各户所得算得一斤不差。经过那一算，再和家境与自己相近的社员一比，贾寿元认定入社有便宜可占，当年就带着自己的那组人马投奔了陈永贵。那一年陈永贵的农业社扩充人马几乎席卷了全村，靠的并不是陈永贵在大会上的神吹和整人，最起作用的还是他贾寿元的私下证实和带头入社。
没想到形势变得这么快，才两年的功夫，土地又不算股了，牲口还要归社。这下他就要吃亏了。占便宜的是贾占元那一伙穷人。自从秋收一完他们就吵吵嚷嚷地叫吃亏，说土地分红不合理，地七劳三，过去受地多的剥削，现在还是地少的养活地多的，这些天贾寿元一直苦心算计着，却怎么也想不出既不吃亏又不惹事的万全之策。他不敢反对陈永贵搞试点，人家来头大。他更不敢说退社，如今的形势由不得他。
毛泽东主席在1955年12月曾这样描述这一年的形势：“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不能消灭新的经济规律或创造这些规律”。还指出社会主义社，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当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B27
在这种大势之下，已经与刀把口、白羊峪并称为昔阳三支花的大寨当然不会落后。折价小组成立了。陈永贵和梁便良算党支部代表，李志福为社务委员代表，李喜庆、贾耕云为贫下中农代表。一看这个阵容，贾寿元就暗暗叫苦。那陈永贵是个什么人？办初级社的时候他就带头给自家的土地压级。梁便良这个后生，李喜庆这位老汉也是陈永贵的老少组的元老，鞍前马后跟着陈永贵跑的。
牲口农具开始作价那天，真所谓苍天有眼，县里来通知叫陈永贵去开会。陈永贵临走前和折价小组商量从谁家开始，一伙农民在一旁听着，各自心里打着算盘。贾寿元最怕的就是从陈永贵家开始，他那头好牛一旦定了低价，以后谁也别想抬起头来要个高价，一头大黄牛在头上压着呢。这个道理谁都懂，穷穷富富的各色人等便七嘴八舌地说出各种话来，局势很微妙。贾寿元也插嘴提了个建议，他提了一位家境不错又很想占便宜的农民的名字。
争了一会儿，陈永贵等不及了，把手一挥打断了众人的议论，说：“先去我家。就这吧！”
于是众人去陈永贵家，陈永贵去县里开会。
陈永贵家有一头正当年的黄牛，一头快下崽的老母猪。陈永贵事先给梁便良等人撂下话了，叫他们只管往低了折。这是一场奇特的讨价还价，与陈永贵关系密切的人压价，家里有牲口的人抬价，经过一番心照不宣的较量，黄牛的价格定为100元，比市面上的价低了三四十块。老母猪折价70元，尽管那一肚子猪崽就可能卖到这个数。1955年大寨村人均年收入为43元，陈永贵一家和他本人在吃穿用方面又极俭省，这一笔损失应该不是无关痛痒的小数。
陈永贵开会回来，一听到这个数马上就去找社主任贾承让，问他咋给折了这么高，逼着贾承让拿出帐本来给他降低牛价猪价。贾承让自然拗不过陈永贵，拿出帐本，按陈永贵的要求把牛价改为80元，猪价改为50元。这一下陈永贵又差不多损失了一个人一年的人均收入。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陈永贵那只入了社的老母猪下了一窝11只猪崽，市价77元。
轮到给贾寿元家的老驴作价了。贾寿元将老驴细细地刷了，一身毛看上去又光又亮。只是村里总共才60多户人家，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身油光水滑的皮毛又骗得了谁？经过一番暗暗叫劲的讨价还价，折价小组给了18元。按说这个价还算合理，可是贾寿元在土地无偿入社这一块上早已觉得吃了大亏，窝了一肚子气，想在牲口作价上捞回一点损失又未能如愿，一怒之下，便把驴拉到集市上卖了。他没有想到，与他心思相通的人并不少，供多求少，牲口市场不景气，结果一头驴才能卖14元。
贾寿元进退两难。不过气哼哼地把驴拉出来了，总不能再拉回去，再说到手的毕竟是现钱，不是一个几年内还清折款的许诺。贾寿元咬着牙把驴卖了，一路自我安慰着回了村。
刚进村，就有人向他打听卖驴的情况。一向以精明著称的贾寿元丢不起脸，就发着狠报了个数：“二十二块！”他气哼哼地说：“农业社亏人哩！作那么低的价，还不给现钱！”
此言一出，大寨村里立刻大乱。已经作完的价遭到普遍的非议，人人都嫌价定低了，都威胁着要把牲口牵到集市上去卖。有的人当真就把牲口拉走了，还有五户趁着农具尚未作价，扛着家当星夜送往外村的亲戚家，折价小组陷入困境。
这时陈永贵又干了一件后来载入大寨路线斗争史的事。他揣着一笔私人积蓄去了集市，拔着尖买了一头小骡子一般的大灰驴。晌午时分，陈永贵牵着大灰驴回了村，众人见了都觉得怪，问他买驴干甚？陈永贵道：“入社！”众人又问多少钱，“九十！”陈永贵说。
“九十？”贾寿元说，“一百五也买不来呀。为了压价，陈永贵什么干不出来哩！他这是想着点子制人哩！”
感到自己吃亏了的社员都觉得贾寿元说得在理。陈永贵干得出这种事来，立刻就有人推测说陈永贵准备贴上六十块钱，只要能稳住阵脚，顺顺当当地办起高级社试点来。
陈永贵显然早有准备，掏出一张税票摆了摆：“税票上写着哩。”
大家接了一看，果然白纸黑字地写着，还盖了红红的官印。既然这头小骡子也似的大灰驴才会值90块，贾寿元的那头老驴必定卖不到22块。在这方面庄稼人的眼光极毒。于是众人又问贾寿元，贾寿元不说话。陈永贵道：“我替你说了吧，你那头驴卖了14块，我在税务上查啦。”
七十年代出版的《大寨人的故事》把后面的情景描绘得很富于戏剧性。陈永贵话音刚落，一些拉着牲口去了集市的人垂头丧气地牵着牲口回来了。大家异口同声地指责贾寿元骗人，贾寿元也马上低头认错，承认自己骗了人，还承认自己卖了低价是怕拿不到现钱，是怀疑农业社说话不算话。陈永贵则当场宣布：“明年，作价的现金全部还清！”贾寿元听了追悔不已，那些扛走的农具当天又扛了回来。
这一段描绘可能是作者在追求戏剧性效果，按照陈永贵本人的说法，贾寿元表示追悔并承认自己当时怀疑农业社的偿还能力，应该发生在一年之后。那时农业社果然清偿了所有欠款。
1955年12月26日，折价小组胜利完成任务，“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毛泽东主席的生日里宣告成立，陈永贵任社长。
又过了十多年，大灰驴死了，它被做成标本放进了大寨展览馆。见过它那张皮和一对老老实实的玻璃眼睛的人不下百万
九、大跃进
“打开最近各地的报纸，真个叫人心花怒放。跃进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干劲洋溢在字里行间。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向自然大进军，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城市中千百万厂矿企业的职工，正在敲响挖掘潜力的锣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这段热情洋溢的话是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开场白。社论的题目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宣告：“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B28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只用七年的时间就跨越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只用七年的时间就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消灭了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建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真是太高兴了。他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B29
毛泽东绝对有理由高兴，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比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干得要漂亮得多。斯大林从农民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这个前提出发，自上而下地用强制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动乱，大片土地荒芜无极而太极语出北宋周敦颐《太极图说》。据朱熹介绍，，大量人口和耕畜死亡。而毛泽东则从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前提出发，搞群众运动，在亿万农民的欢呼声中好象是“自下而上”地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到处是增产的消息，到处是敲锣打鼓的欢庆。
现在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用什么办法搞社会主义。苏联的经验就在那里摆着：严格的计划、等级分明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在物质刺激下劳动的人们。毛泽东不喜欢这种缺乏革命气氛的万马齐喑的状态，他坚信“人是有一点精神的”，中国革命的那种藐视一切人间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和发动群众闹翻身搞合作化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又浓墨重笔地强调了这一点：“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B30
毛泽东主席选择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路，大跃进的路，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爆发的路。的确，中国人民有着奔向美好生活的强烈热情，也有着对毛主席共产党的真诚的信任。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加上各级干部和大小报纸的推波助澜，群众的积极性爆发出来了，这种纯洁的热情和种种不那么纯洁的热情交织在一起迅速膨胀，最终失去了控制，走向了反面。一位英国人评论说：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北戴河会议之前，中国看来能通过有组织的千百万民众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而使全世界感到惊奇。北戴河会议的结果，却使1958年全国取得的真正的经济成就，被中国领导人的灾难性的狂热自负掩盖了。”B31
1958年8月前后，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的“卫星”令人眼花缭乱地腾空而起了。下面这几则1958年的新闻报道颇能体现当时中国农村的时代风采。
新华社7月31日讯：湖北长风农业社早稻亩产15，361斤。
新华社8月9日讯：安徽高丰社试验田开放大红花，早稻亩产16，260斤。
新华社8月12日讯：湖北麻城建国第一农业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56斤。
据《人民日报》8月18日报道：广大农村大办农民公共食堂、托儿所、洗衣组、缝纫组，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出现了新的生活方式。
新华社8月29日讯：湖北长春社一亩产中稻43，869斤。
新华社9月4日讯：广东田北社中稻亩产60，437斤。
整个中国似乎都疯了。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刘西瑞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者以极稳健极老到的笔调写道：“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值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说来像很平常，一点不神秘。一般的社值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记者康濯的文章《徐水人民公社颂》，文中的四个小标题如下：“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文章的结尾是极热情的：“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作为“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永贵在这段时期似乎也没有落后。据《昔阳农村经济史记》记载：32
“在广大社员提出‘种种作物元帅升帐，样样庄稼卫星上天’的豪言壮语口号的同时，社主任陈永贵，第二生产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进才，就以冲天的干劲，采取革命的措施，亲自下手，在后底沟培养了3亩玉米丰产田，……经过了党委和该社卫星田验收委员会监收监打，每亩产到14，436斤。从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可以说明，他们真正具备了‘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的共产主义风格。”
“昔阳县大寨新胜农业社主任陈永贵，第二生产队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进才，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耀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以大胆想、大胆干的精神，在神土角，干圪梁上亲自种植了二亩谷子试验田，经过县、组监收监打，每亩平均实产14，124斤，超过1956年最高年产量230斤的62，6倍。它打破了部分人生产到顶的思想。树立了谷子高产丰产的大红旗。”
“大寨乡新胜农业社，春耕一开始，社主任陈永贵就领导全体社员开展了反保守、破常规……他们的口号是：全党全民搞丰产，干部带头跑在前，队队保证放卫星，争取秋天上北京。……社主任陈永贵为了在高粱上放卫星，他亲自培育了1，2亩高粱，经县、乡验收委员会监收监打，共产高粱7，650斤，平均亩产7，500斤。”
“1958年8月他(指陈永贵)从报纸上看到河南新乡专区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后，马上到武家坪等七个村进行活动，建议共同创办人民公社。他的这个建议获得了周围各村干部群众的赞同，然而，却遭到了大寨本村多数社员的反对。大寨群众说：‘咱大寨骡马成群，猪牛满圈，存款上万，粮食堆成山，和他们合在一起，不是自找亏吃吗？’陈永贵同志当即向本村社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创办了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
陈永贵说服大寨社员甘心情愿地让外村人“共产”的方式是很朴素的。首先他声明：“过社会主义光景，不能只咱大寨过，要全县全国人民一齐过。”接着他又补充道：“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事情既然迟早总得办，倒不如把挨批评变成受表扬”。B33对这种补充，大寨社员大概很难找出反对的理由。
陈永贵创办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场面相当壮观。1958年8月21日，他领着七个村的代表共64人，声势浩大地进了县委大院，请求“立即批准”他们办人民公社。县里的领导人当然高兴自己的治下出现了这种新生事物，马上就同意了。三天后的上午，陈永贵又在武家坪组织了大会，上千位农民参加，会场上锣鼓喧天喜气洋洋，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了。
两个月后，陈永贵又在大寨办了三个公共食堂，一度还实行了部分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吃粮不定量。恐怕不能说陈永贵办食堂纯粹是为了赶时髦，他好像发自内心地觉得应该这么搞。有一位富裕中农成份的社员说了公共食堂几句怪话，陈永贵就动了怒，声色俱厉地说：“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总路线和社会主义！”那位富裕中农被镇住之后，陈永贵又说：“我们的公共食堂保险搞对了，不然的话富裕中农不会反对。”
在当时，大寨的公共食堂算是办得好的，现在回头看来，食堂的伙食实在不怎么样。县妇联在一份经验总结中写道：“办食堂一年来，总共吃白面饺子八顿；蒸馍四顿；油果一顿；烙饼一顿；拉面一顿；大米干饭四顿；生活吃得好，粮食用得少。”
尽管一年才吃了19顿细粮，日常生活仍然以窝头稀饭为主，陈永贵却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不远了。他坚信不移地说：“这一辈子一定要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说起来也真怨不得陈永贵，毛泽东主席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念头。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主席接到了一份关于某县“五年进入共产主义”的报告，毛泽东读着读着不由得陶醉了，提笔批道：“美妙如一首诗！我们的秀才伯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
1958年大寨人的人均年收入只有67元，过惯了苦日子的大寨农民却以为生活很不错了。这种情绪在当时的一首赞美大寨新生活的诗歌中表达得相当动人：
“全村吃饭到食堂，花样多种味美香。
七天生活一改善，过节过年宰猪羊。
“家家铺盖叠成堆，每人平均五身衣。
春夏秋冬各一身，还有一套省穿衣。
“群众文盲已扫完，全党全民闹红专。
晚上音乐伴演唱，演唱歌声震山川。”
陈永贵积极，陈永贵兴奋，但是对当时的风尚潮流，陈永贵也不是全盘接受，一切都跟着跑。
1958年年底，陈永贵到太原参加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他带了一份讲稿，讲他们大寨怎样鼓足干劲拿下了平均亩产540斤的成绩。按说这个成就已经很可以了，陈永贵在六年前才搞出了15户平均亩产过500就到了太原开会，这次全村的产量都过了500斤。他的自我感觉挺不错，谁知刚到太原，有几个人就私下给陈永贵透了点风，说：“你赶快改文章吧！你们这个540多斤可是上不了榜呀！”
陈永贵当然愿意上榜。他当时着实思想斗争了一番。后来他说：“改文章，就能上榜，很光荣。但是又想到亩产540斤，这是群众一场一场打的，一秤一秤过的，要是改了文章，说成双千斤，回去后怎么向群众交账！”“我说，社会主义贷下饥荒，共产主义也还不完，我不干那事。那次上了榜的人去北京开会了，我没上去。”B34
这次陈永贵顶住了上北京出风头的诱惑。他毕竟生活在大寨，信口开河地胡吹一通，回到村里恐怕不好做人。他对另一位劝他改文章的人说：“出席不了就出席不了，反正你不能改我的文章。”
1958年昔阳平调共产风大盛。大寨所属的城关公社想办一个万头猪场，就占了河西大队14亩地，同时又向各村派劳力修猪场。摊派到大寨头上，陈永贵说：“我们养了360头猪，自己的猪场还没修起来呢！”顶住了不派人。公社支使不动大寨便支使别的村子，调来劳力把猪圈盖起来了，却又没有猪。公社又摊派要猪，大寨派了几十头。陈永贵又顶道：“你别说几十头，一头也不能调给你。”死活就是不给。后来又调粮，陈永贵不是那句话：“别说一千五”，一斤五两也不给。”B35
城关公社的干部窝了一肚子火，又不敢把这位省劳模怎么样了，就向县委反映陈永贵谁的话也不听，骄傲自满，老虎屁股摸不得。县委书记张怀英道：“你们别管他。”不让碰陈永贵，让他平安无事地过来了。
几年后昔阳反“五风”，基层干部们发牢骚，说上边逼着下边刮风，下边不刮怎么办？县委领导答道：“大寨不是顶住了么？陈永贵顶得住你们怎么就顶不住？”呛得这些基层干部气鼓鼓的无言以对。陈永贵听说此事后笑骂道：“甚也是他们有理，该顶还是得顶！”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的作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他的巨著的导言中，这样有褒有贬地评论大跃进：“中国领导人的希望是争取达到一个经济上的突破，以使中国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对自然和经济客观规律的轻率态度以及他们急躁冒险的行为导致了灾难。但是，跃进战略的基本构想是正确的。广泛动员农民群众被经济学家看作是把剩余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发展中国的合理方案。”
的确，中国一穷二白，但是有的是人，有全世界最充足的劳动力，问题是找到一种适当的形式把他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去。
1958年7月，昔阳县委决定组建一支3.5万人的社会主义生产协作大军。生产大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野战性质的，以复员军人为骨干，以骨干民兵为基础，吸收一般民兵，编制为一个指挥部，六个科，十一个团四十六个营，共计1.15万人。野战大军干部配备精干，随时准备外调。另一部分是一般性的生产大军，人员18岁至45岁，吸收精干的妇女参加，在本县本乡境内调动。野战大军组建不久，即有2，598名男女劳力调往县境外的汾河水库和白次铁路工地，2.1万劳力调往在昔阳境内同时上马的石门口、郭庄等五大水库工地。
石门口水库是昔阳历史上的第一座水库，水库石坝高12米，长15米，企图拦截蓄积南峪河道中的清流。由于施工盲目，未经勘测，坝成后泉水穿越坝底在坝外侧出露。如今这个水库已经被洪水淤积成平地。当时昔阳境内火爆爆地冒出的许多拦洪、拦河水库，由于施工粗陋基本无法使用，如今已全部不复存在。
唯独郭庄水库，纯碎靠人海战术苦战而成，坝高31米，全长550米，底宽125米，至今巍然屹立，8000亩农田受益30多年，松溪河两岸和昔阳县城免受洪水危害30多年。它是238万个大跃进式的工作日的结晶，也就是一万人苦干238天的成果。
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如《人民日报》宣布的那样每天有一亿人上阵兴修水利，超额十倍完成了1958年水利建设的高指标。超大规模的建设伴随着大面积的报废，中国人民用辛勤劳动的汗水写下了中国水利史上这教训惨痛而又成就辉煌的一章。
陈永贵也随着全中国人民一起发热，一起为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前景而兴奋。同时，他又遵循大跃进的原则，利用思想政治工作，凭借行政手段和集体化的生产组织，动员农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广泛动员农民群众，把剩余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大跃进战略，在陈永贵手里形成了一套路数，一套可以称之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大寨模式的雏形的东西。正是由于这方面的根底，大跃进时期那些耀眼夺目的流星一旦陨落，陈永贵便可能作为一颗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明星冉冉升起
十、陈当家的之一：狼窝掌之战
土地归了大堆，陈永贵当了家。他立刻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十年造地规划让大家讨论。
庄稼人爱地，不反对修地。可是工程大了，听起来险了玄了，便难免有点二话。
“干甚不成哩？非要修梯田？误工多，得利少，粮食能卖几个钱？
“劳力少，任务大，什么时候能完成？”
陈永贵感到这个会要砸。村里不少精明人——通常是富裕中农——都对他的十年造地规划不感兴趣。他听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火气一阵阵地往上窜。这些富裕中农都想显能哩，东捞俩钱西捞俩钱就能富了？陈永贵叭哒叭哒地大口抽着烟，尽量压着火气，耐着性子。会前说好的，十年规划是大家的事，要“民主民主”，“少数服从多数”。
陈永贵自小挨饿，对粮食和多打粮的办法自然想得多，想来想去的越想越深，最后就落在了土地上。大寨当时有300多口人，800多亩零零星星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薄地，人均不过两亩半。那大寨又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人均这一点薄地，稍微闹些灾就难免挨饿。陈永贵是个爱想事的人，走路搭拉着脑袋时常琢磨，如果把这4700多块薄地并成大块，浅土垫成厚土，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旱涝保收，大寨人自然饿不了肚子。只是这个工程太大，就说那一条狼窝掌沟吧，长约三里，宽约四丈，下点雨就山洪咆哮，能卷走一百多斤的大石头，治理起来真不是容易事。
“瞎胡闹哩！”反对的话越来越重了，“你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水有水路。常言道：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你有多大本事敢跟龙王爷斗？”
“对着哩！河沟是谁走的路？河是水走的路！你把河沟修成地，水往哪里走？一水冲了你，还不是白误工？你们这伙干部是寻上事丢人哩！”B36
陈永贵很希望说话的是个地富分子，那样他就可以来个敲山镇虎，杀鸡吓猴。十多年后他谈起这段事，也果然随心所欲地把反对者说成了“地富反坏分子”，B37可惜当时他无法随便给人改成份。
“胡来么！”一位姓贾的摇头说，“要是能改，老辈了早改了，还轮得着你？”
陈永贵压不住火了。他最不爱听这话，他就不信他领导的农业社不如旧社会。陈永贵冷冷地问道：“旧社会能改？你旧社会就能改变了？嗯？”他显然抓住理了，连珠炮一般地追问那位说漏了嘴的姓贾的社员：“你怎么改变？那山是谁的？地是谁的？你怎么去改变？现在的山是谁的？地是谁的？坡是谁的！过去是什么制度？现在我们是什么制度？”
反对者沉默了。陈永贵训人喜欢抛出一连串的问句，他又问道：“你不创造条件，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天上会给掉下来？它自己会给你跑出个好条件？它能不能自己跑来？你改造它嘛！已经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了，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你还没有力量改造它？什么龙王爷马王爷？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斗一斗怕什么呢？”B38
饶是陈永贵咄咄逼人，他的那个十年规划也没能通过。反对意见自有它的道理，几顶政治性的帽子在当时还压不服人。
陈永贵也绝对不是轻易退却的人。第一次会议失败后，他开始在下边活动，积蓄力量，准备再开一次会。十年后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拉票活动：“土改时候的老贫农、老雇农们，和我一起扛过长工，打过短工的二十多个人还都在，我就叫上他们，和他们商量，跟他们开座谈会，研究如何发展。”陈永贵确实找对人了。这些老实本份的庄稼人除了卖力气没有更多的挣钱本事，也就没有富裕中农的那些花花肠子。庄稼人可不就是种地修地么？老贫农们豁出白干一场也要支持陈永贵试试。陈永贵描述道：“他们说，‘那就这么干吧，咱还怕贴上什么？要贴也无非贴上点劳力，它还能贴上咱的庄窝土地，牲畜农具？’我说这很好，只要你们带起头，把那些少数人带起来，再一开会，就开成功了。果然，理直气壮地和自然斗争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少数不同意呢？他们说，少数服从多数，搞吧，民主啦！”B39
1953年治白驼沟，1954年治后底沟，1955年冬，大寨人初战狼窝掌沟。陈永贵、贾来恒、贾进才等干部打头阵，率领全村50多个劳力，顶着呼呼的北风，搬着冰冷的石头，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38条，造地20多亩。
1956年雨季，一场大雨过后，狼窝掌山洪爆发，将38条石坝连同20多亩庄稼一扫而光，反对派的警告不幸言中了。可以想象，陈永贵当时处境极其艰难。“一冬辛苦一水漂，千日打柴一火烧。”一意孤行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陈永贵该怎么交待？
他一言不发，跑到狼窝掌转上转下，含着烟袋蹲在冲毁的石坝前细细琢磨。他看出道道来了。石块小，容易被冲走；根基浅，表土一动坝就塌；冬季施工质量不高，活干得粗，垒得不结实。陈永贵要再干。
当时劝他歇心的人不少，说风凉话的也不少。陈永贵故伎重演，再一次找贫下中农要求支持，又加上找反对者个别谈话，最后勉勉强强总算是把人马拉起来了。这一次，他们将每条石坝的厚度由一层改为四层，根基加深，石块加大，山坡上又刨满了鱼鳞坑以防山洪形成。没想到1957年夏一场大雨，大坝和庄稼又被冲了个干净。
陈永贵描述当时的形势：“这一下可不仅地富反坏反对，他当然反对了，贫下中农也动摇了，支部里也提出问题来了：‘群众意见都提得对，不要搞，就是非要搞！这不是失败了两次啦？还要再搞？’”B40
一天，贾进才遇见了陈永贵，问道：“今年还干不干？”陈永贵想干，他又琢磨出了一个新道道，叫做“石坝底宽像塔形，坝身里弯似弓形，基础牢固占地少，弓背朝里冲不倒。”再加上石灰和水泥灌缝，上游修蓄水池，顺沟修排水渠。他觉得这么干肯定能成功，可是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他怎么开口？陈永贵反问贾进才：“你说还干不干？”贾进才道：“我说，要干。咱们豁出去三次五次失败，总要把它干成。叫那伙不满意的人看看，是属龙的沾还是属熊的沾！”
陈永贵大受鼓舞，感到腰杆子硬多了。他开始以思想动员和施加压力相结合的手段组织新的力量。在支部会上他责问一位说群众反对修狼窝掌的支委：“群众？你把界限划清点，你群众里面包括谁？你把地富反坏也包括在群众里边了。……以后反映情况，一律不能借群众反映，这里边有个阶级性，要用无产阶级观点来分析。”B41
陈永贵这样描述他做思想动员和施加政治压力的办法：“我们开不同类型的会议，看究竟是谁反对，哪方面占的比重大。党员会呀，青年团会呀，贫下中农会呀，从各种会议上的情况来看，个别思想不健康的贫下中农有点意见，反对的还是地富反坏。……”B42
开这些会议的时候正是反右斗争声势逼人的关头，陈永贵施加的政治压力应该是有效的。不过，无论陈永贵怎么善于鼓动和施加压力，农民们不合作不支持也是白搭。大寨的那些庄稼人宽宏地原谅了陈永贵应负大部分责任的两次惨败，继续拥护他的改变穷山恶水的新计划。
莎荫和范银怀在《大寨之路》中描写道：“贫下中农座谈会也开得火热。他们说：‘我们属龙的还不如他属熊的？’‘怕吃苦的是谁？是地主，是富农！’大寨党支部的腰杆更硬了。陈永贵含着感谢的眼泪说：‘要退东吴兵，还得自己人。’
“这次任务更艰巨，全沟要筑32条大坝，最高的大坝是两丈五，灌浆用的石灰就要六万斤。土坝用的石头要从山上开，要从山上运下来。几万方土被冲走，几万方土又要重新垫起来。
“这样巨大的工程只能靠人的两只手、两个肩膀来完成。计划一公布，社员们都争着上前线。开工那天，全村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七户社员全家上阵。当时，只有60多个劳力的大寨，就有70多个人出了工。
“大寨最老的共产党员贾进才在旧社会扛了半辈子长工，他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还吃不饱肚子。农业社成立，他一头扎到社里，恨不得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他担负着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家具上了山，严酷的冷风把他的双手冻裂了，手上的血染到了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
“开工的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贾进才像往日一样，早上起来，拿了一把扫帚进了山，把工地上的雪扫开，打碎冰凌，又叮叮当当干起来。太阳升起来了，上工的社员给他捎来饭，揭开一看，已经冻成了冰疙瘩。贾进才拿起来就啃。……”B43
据说实际上并不是拿起来就啃，也想把饭热热，奈何雪太厚，找不着柴禾。贾进才道：“心热不怕饭冷，管它狗日的冰不冰，吃下去自然就热了！”于是才啃起来。旁边的社员见了心里感动，就有人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却笑着说：“狼窝掌20多条大坝，哪条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莎荫接着写道：“第一生产队长梁便良和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等四个人，在没膝深的大雪里抬着大石头从山上往下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滚成雪人，却天天超额完成定额。”
大寨农民的这些战天斗地的事迹随着《人民日报》和各种宣传机器的影响传进了中南海，传遍了全中国。到了七十年代，这类景象就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学大寨运动的经典场面。
如此苦干了27天，三战狼窝掌提前三日完工。狼窝掌终于拿下来了。16年之后，陈永贵谈起三战狼掌时说道：“现在这条沟产的粮食，就足够大寨大队全年吃了。”如果第一次不想干，第二次失败索性不搞了，哪还有什么狼窝掌地呢？”
1953年至1962年，大寨造地十年，改沟七条，胜利完成了第一个十年造地规划。结果也正如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他们……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
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就是说，陈永贵这位当家人每年都要以全家人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成果的十分之四用于“置地产”，以解决人口与耕地资源的紧张关系。如此十年不改，二十年不改，以至终生无悔。无论从志气还是从组织工作和艰苦劳动所必须付出的巨大努力来说，真是难为陈永贵，难为大寨人了。
据全国第一次人口调查登记，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夜24时，中国人口总数达601，938，035。以全国15亿亩耕地计算，人均耕地2.5亩，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这个2.5亩正好是那个时期大寨的人均耕地数。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这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当家人与陈永贵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他早晚有一天要下功夫解决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矛盾，早晚有一天要找一个成功地动员丰富的人力资源以解决这个矛盾的样板
十一、陈当家的之二：深刨与浅锄之争
1958年夏，又到了锄玉米的时节。这一年出奇地风调雨顺，满地的玉米长势喜人，草也长得疯狂。
这时候陈永贵又闹开新道道了。该锄草就锄草吧，上千年来就是用锄头锄，陈永贵偏偏叫劳力们扛上头下地，他要改锄草为刨草，而且要深刨，刨到七八寸深。
虽然那是一个争放卫星的年头，什么稀罕事都有，可是锄草用头也未免太出格了一点。社员们就七嘴八舌地嚷嚷，告诉陈永贵自古就是用锄头锄草的，从来没有听说用头刨草的。刨深了要伤根，秋后要喝西北风。陈永贵开头还讲道理，说深刨就是好，地力能提高，能抗旱，能抗涝，同时还能清杂草。他讲了一大堆深刨的优越性，社员们只是冷笑。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自古吃面条都用筷子，你非让人家用铲子？任凭你说出一朵大红花来人家也不服。于是陈永贵也就不再讲理。谁说了算？当家的说了算。陈永贵曾经明确地讲过：“家有十五口，七嘴八舌头，咱可不能让社员愿意怎样就怎样。必须有个一主一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社员们扛着头下地了。开头大伙还尽量地把头当锄头使，浅浅地刨个地皮，可是陈永贵不答应，他在后边督着，非让深刨七八寸。深刨七八寸还不伤了根啦？陈永贵说伤不了有明人辑《马季长集》。参见“文学”、“法学”中的“马融”。，不怕。一些社员动气了，说你非要拿头刨，那好吧，非把地搞坏不成。一伙人憋足了劲，像打夯一样喊开了号子：“深刨！深刨！深刨！”一镐下去就是一尺，豁出去了，冲着玉米苗的根部使劲招呼。
这下子陈永贵反倒心虚了。办互助时，陈永贵有半分大的一块地，种的是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用头深刨了一次，刨下七八寸深。没想到这一刨反而刨出名堂来了，半分地打下120斤。头一年他又试验了一次，和贾承让比，一个深刨一个浅锄，结果也是他赢了。可是那些地块毕竟小，深度也不及一尺。这会儿他眼巴巴地看着社员们赌气喊着号子，一镐下去就是一尺，有心制止吧，又不好开口。“叫深也是你，叫浅也是你，什么话都叫你陈永贵说了。”陈永贵预感到这些话在等着他，他干脆不再说话，自己刨自己的去了。
几天后下了一场急雨，这场雨居然没有下山，全蓄在刨得坑坑洼洼的玉米地里。玉米喝足了水也迅速长粗长黑，茂盛得如深刨技术一样罕见。这一年，大寨的亩产一跃而过黄河，达到543斤，比全县的平均水平高出370斤，一亩顶人家三亩的产量。虽然这个产量比那些胡乱放出的双千斤的卫星逊色多了，陈永贵也没有去成北京，在村里他可算不折不扣地放出了卫星。反对深刨的人谁也不吭气了，陈永贵则开始大会小会地总结经验，将深刨的好处总结到六条之多。
1能大量蓄水，增强抗旱防涝能力。2便于作物生长，不会伤害了主根。3通过深刨，把犁底的冷、寡、死土翻上来，表土翻下去只须“致良知”，“明本心”，便可以守其“道心”。，有利于土壤熟化。4深刨后，土壤空气流通，有利于微生物生长。5有利于斩草除根。6有利于秋耕。
到了七十年代，昔阳的农民们都被陈永贵逼着搞深刨。八十年代没人逼了，昔阳的农民们还在深刨。九十年代仍在深刨，不深刨反而觉得心里不安生了。农业耕作技术是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代代人积累起来的，陈永贵创造的深刨法已经溶入历史，成为地少人多、精耕细作的中华民族创造的农耕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深刨后来与深耕深种统称为“三深法”，并且成为培养大寨海绵田的基本手段之一。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发给大寨一张奖状，上面写道：“为表扬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者，特颁发此奖状，以资奖励。受奖者：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完成成果：大寨海绵田。合作完成成果：1大寨海绵田的研究(科技组)；2农田基本建设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经验；3粪便垃圾无害化处理及卫生学评价(科技组)。
陈永贵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候。
六十年代初，大寨种了几百棵苹果树。这些树是山西的另外一位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派人专程送给大寨的。大寨人种得精心，几年下来把苹果树侍候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煞是好看。可就是不怎么挂果。陈永贵着急，请来了一位后来当了山西省农科院副院长的果树技术员。那位技术员在苹果园转了转，说这些树长疯了，得剪枝。于是就剪枝。
剪了几天，陈永贵上山去看。只见果园里遍地狼藉，大枝小杈散落了一地。陈永贵心里忽地一下，火气就开始往上冒。他找到那位技术员，正看见他拿着一把锯吱吱嚓嚓地在锯一枝大树杈呢。吱吱的锯声叫陈永贵听了心疼。
陈永贵说：“长了好几年才长成个这，你就给剪了？你这是把大寨人的心给剪了哩！”那位技术员看了陈永贵一眼，说不剪不结果，手底下仍然不停。
陈永贵火了，狠狠一摆手，说：“你别剪了！你走吧！你也别再来了！”
那人也拗，说：“好，我给你留几棵，做个对比，我明年还来哩！”
轰走了果树技术员，陈永贵拖了一枝锯下来的大树杈，气冲冲地回到场院开了个现场会，痛快淋漓地把那位被赶走的技术员大骂了一顿，解气解恨地扣了许多挺吓人的帽子。
次年春，未剪的果树花繁叶茂仍然挺好看，剪过的果树却枝叶疏朗透着一股力量。夏末，那位被赶走的技术员果然又回来了，只见过剪过枝的果树硕果累累，留下做对比的那些树只挂了些零零星星的小果子，劲全用在长枝叶上了。陈永贵叹了，说不信科学就是不沾。
陈永贵倒不隐瞒自己在这方面的丢脸事，他后来多次以此为例告诫自己的部下：“在技术上可不敢傲慢，可不敢翘尾巴哩！”
从1953年到1963年，大寨采用的新技术有整整一套：密植方面有“三不空”，套种方面有“四不专种”，良种方面上了金皇后，肥料方面推广氮肥磷肥和秸杆还田，栽培方面搞了大面积幼苗移栽和一季改两季的试验。与此同时，大寨的平均亩产与全县的水平也迅速拉大，1953年大寨一亩顶人家一亩三分八，1958年一亩顶人家三亩，到大灾的1961年和1963年，大寨的一亩竟比全县平均水平多产粮553斤和529斤，一亩地顶人家的三亩半。这在全国人民都饿肚子的年代自然是非常引人注目并且引人深思的。《人民日报》曾经很道理地发问：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是一颗太阳照，同是一个党领导，大寨做到的，你们为什么做不到？
对于这样尖锐的大问题，用陈永贵自幼如何如何的说法当然搪塞不了。只可惜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不知道他是什么看法
十二、陈当家的之三：公私之斗
集体化时期，几乎每个村庄都发生过干部与猪和鸡的战争。一些社员有意无意地把猪或鸡撒出去，这些家伙便大模大样地进了集体的庄稼地，吃饱了肚子再摇摇摆摆地回家下蛋。因此北方农村有流传颇广的“鸡嘴巴对准集体，鸡屁股对准自己”之说。队干部们对于鸡和猪的进犯通常是高度警惕的，稍有松懈就可能导致全村的猪和鸡倾巢而出。
大寨的社员也有私心，也玩撒鸡放猪一类的占小便宜的把戏。一天，陈永贵针锋相对地宣布了一条规定：各家各户一律把家里的猪关好，从明天起，只要在庄稼地里逮住了猪，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罚玉茭一斗。
第二天，陈永贵叫他老婆把猪放出去。他夫人不愿意，说了几句，陈永贵急了，一瞪眼：“叫你放你就放！”说完就出了门，召集了几个干部绕着村检查新制度的执行情况。
这一圈转到一半，陈永贵家的猪也到了庄稼地。这些干部们彼此极熟，认谁家的猪几乎像认谁家的孩子一样准确。一位村里的干部低声对陈永贵说：“老陈，你家的猪……就算了吧？”陈永贵没说话，甩开大步直奔大队的库房。另位几位干部在后边跟着。
进了库房，陈永贵提上斗，说：“走，到我家装玉茭去。”
从此大寨便结束了干部与猪和鸡的战争。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经常地体现在每天的生产劳动上。大寨的社员也想多挣工分少出力。
1961年夏季的一天傍晚，陈永贵像往常一样在收工之后绕着道往家走，一路上看着庄稼和农活质量。半路上，陈永贵遇见了二队队长，便聊起了当天的营生。二队长似乎是有意等着他，一开口就诉苦，说是定额太高，社员们铆着劲干一天也就能锄七分地，叫他反映反映，把定额调低点。陈永贵瞥了二队长一眼，问：“你的看法哩？”二队长说：“恐怕是定额高。”陈永贵沉默了一会儿，说：“咱们试试看。”
第二天，陈永贵扛着家伙跟二队上地干活了。他和社员们打着哈哈说着嗄话，还闹了一次比赛。欢欢喜喜地一天干下来，二队人均锄地1.2亩。
收工后，陈永贵跟二队长一道走，陈永贵问道：“你看是什么原因？”二队长张了张嘴，却找不着话说，干脆耷拉着头不吭声了。B44
陈永贵“斗私”的基本手段似乎就是以身作则。这一手往往令人惭愧从而大获全胜。
1961年春季锄小麦时，队干部们把各个地块都号了分，社员们掂量着工分挑肥拣瘦。离村不远有一块二亩大小的麦地，几位社员说好了要锄这块。走到地头一看，发现这片地里的草多，便后悔了，躲到别的地块去了，摞下这块麦田没人管。陈永贵过来也没说什么，自己挑了这片麦田锄了起来。
那几位社员见陈永贵黑着脸闷头干活，心知不妙，预感到阴天之后就要打雷下雨。一位社员预言道：“这下可该挨训了。”没想到阴渐多云最后转晴，陈永贵不但没训人，反而做了几句检讨。他说：“定额搞得不合理，是我们干部主观，脱离实际。如果大家去锄了就要吃亏。”这几位社员听了如此通情达理的话顿时惭愧起来，赶紧让着说，“是我们不对，不该挑肥拣瘦。”B45
陈永贵也有彻底翻脸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公私之争涉及到制度，涉及到国家利益。
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阵子大鸣大放，动员老百姓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陈永贵几乎是每场运动都要冲在前头的，这次鸣放部署下来之后，他也向县委领导表示要搞好。搞好的关键呢，陈永贵对县里的干部说，就是看能不能动员社员们给他本人提出有分量的意见来。谁在大寨代表共产党？这是明摆着的。
陈永贵当真动员了几次，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可是成效不大。陈永贵想了几天，冒出来一个主意，就找县里派来的驻队干部郝兑元商量。陈永贵说：“我给咱装起下台的势来，不要参加会，你到大会可以宣布。群众要问永贵怎么没来呀，不用多说，你就高声地说：他还能参加会呀？就这么一句话就行啦。”B46
郝兑元想了想，觉得这个办法确实挺不错，既没有骗人说陈永贵下台，又造成了一个下台的架式，还真是一个打开局面的办法。他忽然又想起党内的鸣放来，便问支部会该怎么办。
“支部会我也不要去参加，”陈永贵说，“开支部会要是寻我，你就说群众会还不能参加，还让他参加什么支部会呢？”
郝兑元说：“沾，就这么干。”他便在会上很像那么回事地演了一回。这一下果然热闹，用陈永贵的话说，“可就放了一个透，放透啦。”
据说开会的时候陈永贵就蹲在窗外听着。会场上的农民们不知中计，七嘴八舌的什么都说，还觉得挺痛快。这些年来大寨的农民也积了不少怨气，特别是在办社和卖粮这两个大问题上。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赵启福在外边闯荡过，回到村里后一直自负得紧，却又不得志。他便带头跳出来替众人出气。
赵启福首先热血沸腾地骂了一通陈永贵等村干部向国家卖粮太多。卖粮多自然农民吃亏就多，这一骂很得人心，当下就有不少人插嘴附和。赵启福得意起来，骂完了陈永贵卖粮又骂陈永贵办高级社。“高级社算个甚？”赵启福问道，“一切财务都归公！甚也得听他陈永贵的！劳动生产也不由人了。高级社不就是富户背穷户么！”听他的意思，似乎是反对公有制提倡单干。
会场上的穷户不少，富户们也不好多说。不过在卖粮问题上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众人就专说卖粮。
“陈永贵的胳膊弯不是往里曲，是往外曲哩！”
“哎！陈永贵卖粮有他的目的哩！”有人笑骂道，“他卖粮是为了上太原吃白馍馍哩！”
有人恨恨地把陈永贵是外来户的老底也联系起来了：“在大寨他学会了啥？他甚也没学会，就学会个卖粮！他除了卖粮还会干啥？”
“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
陈永贵听了心里当然不是滋味，不过他忍住了，最后甚至是挂着笑脸出现在瞠目结舌恨不得拔腿溜走的众人面前。他笑道：“我拥护大家，同志们对我关心，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首先表明态度，绝对不报复，除了不报复还要表扬大家，对我很好，很关心……”接着又向众人解释卖粮问题。
很难判断陈永贵这么说是不是也打算这么做。因为上边的风向变了。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主席写道：“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B47不久，将55万条“鲨鱼”一网打尽的反右斗争开始了。回头看去，毛泽东最初的鼓励鸣放，竟然是一个陷阱，一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陈永贵也立即组织反击。据1959年8月22日中共昔阳基层干部训练班党总支印发的《大寨管理区党支部领导群众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经验》介绍：“支部及时组织社员，摆明事实提出问题，……狠狠地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党内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赵启福开除出党，歪风邪气压下去，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正气迅速上升。”于是，回头看去，陈永贵也玩了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这件事后来也成了大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事例之一。1969年11月13日，陈永贵在山西省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提到此事时说：“五七年大鸣大放，那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我说成什么狗！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怨愤之情依然不减当年。
合作化之后，毛泽东主席最感愤恨的现象之一就是基层干部的蜕化变质、以权谋私，不参加劳动还要多记工分。在他看来，这是背叛中国革命的传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了30多年的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理想就有沦为笑谈的危险。毛泽东主席三令五申，中共中央也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B48
28岁就当了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怀英爱写诗。他下乡视察合作社，发现基层干部们普遍不参加劳动，派完一天的营生就回家歇着去了。一位社员跟他发牢骚说：“过去是一个人坐轿四个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合作社“养活不了干部，拖拉不起累户”。张怀英听了也恨恨的，便提笔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男女老幼齐生产，干部天天不上地。”
视察到了大寨，张怀英觉得眼睛一亮，他发现大寨的干部都参加劳动，与别处大不相同。梁便良号称“铁肩膀”，宋立英人称“长不闲”，贾进才钢筋铁骨任劳任怨自不必说了，按照规定可以脱产的陈永贵也带头下地苦干。贾承富说：“永贵到地一个人顶两个人干，带得别人能顶一个半干。”
张怀英由此得了一个大灵感，随后就干了一件大事，数年后竟博得了大诗人毛泽东的喝彩叫好。
张怀英开始狠抓干部参加劳动。“我把这当成主要矛盾来抓，一抓抓了三年。”张怀英说。
他号召干部们向大寨学习，向陈永贵学习，派人去大寨总结材料，同时他自己也下去劳动。乡里和公社一级的干部见县委书记到他们这里来劳动，也只好跟着去劳动。村里的干部也只得去劳动。一时间大会小会、大材料小材料全在说干部参加劳动。
下面是1959年的一份题为《一个模范的党支部书记》的材料，里面这样描写陈永贵的日常生活：
“永贵同志一贯劳动就积极肯干，他每天总是十二点以后休息，早上四点起床，白天劳动总在12个钟头以上，每天三顿饭就是他处理一切问题的工作时间。……如4月23日下雨后社员都准备要休息，觉得不能干活，永贵同志却担了一担朴兰去积肥，社员们都跟随前去，一下午就积肥400担。……在前段营生紧张的情况下，永贵同志提出了‘起早午不息，一天两担饭，夜里要加班，一天劳动14点’的号召，在他本人带动下，突破了前段营生紧张关。”
“他总抢着干别人不乐意干的活。天热了挖厕所，带上党员，挖了个遍。”
经过数年的宣传呼吁，昔阳的干部参加劳动成了风气。张怀英在诗中写道：“社员看了哈哈，现在的官民一球样。”此时，陈永贵又冒了一次头，他引人注目地取消了大寨的干部工分补贴，每个干部不下地就没饭吃。这一手实在是太激进了，一时昔阳无人能出其右。
1960年，张怀英调到刘胡兰的老家山西文水县当县委书记。一天他下乡，见一块地里有几个妇女在锄草，地头坐着一个男人。张怀英下了车，那男人见张怀英一副干部模样，又是从小车上下来的，便向他汇报，怎么记分，怎么分工等等。张怀英问：“你咋不去锄”？那男人答道：“她们给我锄了么。”
“就三四个妇女你就这样？”张怀英有点上火，“这不是剥削么？！”
那男人很不服气，说：“噢，那我就白管记工呀？”
“你也锄锄么，”张怀英说，“记几个工还不好记？”
张怀英挺生气地回到车上，一位干部告诉他：“这人算是不错的，下地了么。”原来这里不仅大队干部不下地，小队干部也不下地。于是张怀英又在文水大讲干部参加劳动。
正巧当时的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到文水检查工作，叫张怀英汇报，张怀英就说了一通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还提到昔阳的情况。李雪峰听了极为赞赏，让他马上拿出面材料来。过了不久，李雪峰就把写有陈永贵的事迹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把注意力从人民公社、总路线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转开去，一方面在考虑怎样领导中国发展生产摆脱饥荒，一方面又开始为中国的防修反修大业操心。读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主席不知怎么联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家，又从贾家的衰落联想到他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神思飞转之中，毛泽东提笔而书。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本人的议论也转达到地委书记一级。原文大致如下：“昔阳土质不好，生产上来了，就是干部参加劳动。贾家怎么败下来了呢？他们主仆上下，安福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
陈永贵不谋私利。毛泽东把谋私利与修正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变质联系起来，把干部不谋私利与中国的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陈永贵的名字初上毛泽东的案头，就碰着了革命领袖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十三、陈当家的之四：轶事四则
五十年代初中国闹开了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宋立英要与贾进才闹离婚。
宋立英是外村来的童养媳，当时是村里的干部，后来曾当到山西省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执委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她在贾进才家中长大，与贾进才结婚后也过得不错，只是年龄差了20岁。有人就劝宋立英，说那么个老头了，跟他离！宋立英耳根子软，经不住好事者一劝再劝，再看看贾进才也确实长得老气了点，40来岁真有一副老头样，于是就闹着要离。贾进才不肯离，愁得整天唉声叹气。
陈永贵见不得离婚，“宁拆一座庙，不破一家亲”么。更何兄这两位都是与他关系极好的村干部。这时候正是夏天，大寨的习惯是把牛赶到深山里，找个凉快的地方放。陈永贵就叫贾进才去放牛，说这几天你就别回来了。
次日，陈永贵到了宋立英家，丧着脸问：“老贾有不旧的衣裳没有？”宋立英说没有，昨啦？“唉，”陈永贵叹道桑塔雅那（GeorgeSantayana，1863—1952）美国哲学家，，“村里还得给他准备上，再弄点材来。”宋立英急了，说到底是咋啦？
陈永贵满脸苦相地又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人有不顺心的事就容易出事。老贾赶牛，摔下坡啦，没救过来。”
宋立英一听就哭起来，捂着脸坐在炕上哭得很伤心。陈永贵说：“你哭个啥？你不是闹离婚么，不是一家人了哭啥哩？”
宋立英哭着说：“唉，老贾也是个可怜人哩。”
陈永贵拍着桌子怒道：“宋立英！你别装哩！你还哭哩？是你闹离婚不是？”
宋立英伤心之下认了一大堆不是，说了贾进才一大堆好话，表示了一大堆后悔。这时陈永贵才笑嘻嘻地告诉她这是一场骗局。——从此宋立英和贾进才居然也就和好了，不再闹了，并且一直到九十年代，一位六十，一位八十。
另一则轶事听起来很像是《镜花缘》中的君子国里的奇闻。
1960年春，物价飞涨，昔阳境内粮食卖到一块多钱一斤，谷粮七八毛钱一斤，谷草也四五毛钱一斤，都比平常的价格高出十倍以上。这三样东西大寨都不缺，好几个窑洞都装得满满的。
一天去了个买谷草的，找到陈永贵，出价三毛。陈永贵说我们没有三毛的谷草。那人道：“你嫌少？三毛五？四毛行不行？”陈永贵道：“那我更没了，你到别的队买吧。”那人说，你这人也怪，明明有草咋不卖？陈永贵说：“我们没有三四毛的谷草，有三五分钱的谷草。”
买谷草的笑道：“这下我算找着了！那就三五分钱卖给我吧！”陈永贵道：“可以卖。你是自己用还是卖高价？”那人反问：“你是认钱还是认人？”陈永贵道：“你一边去吧，我认线。不卖。”那人一听口气不对，不敢多说，走了。
过了两天，赵壁的党支部书记乔显福来找陈永贵。他那个村有300多头牲畜缺草吃。这赵壁素有米粮川之称，乔显福来求大寨颇有脸上无光的感觉。他问陈永贵：“我买点谷草，你有没有？”“有，你买多少？”陈永贵说。“那你给咱闹个几千斤。”陈永贵道：“你300多头牲口，正是下种季节，几千斤能解决了问题？给你闹上几万斤吧。”乔显福说：“那就给找一万斤吧。多少钱？”陈永贵道：“国家牌价5分，咱就按5分算吧。”乔显福说：“你不嫌少吗？”陈永贵道：“咱集体对集体，不能卖高价。”
消息传开，缺草的各村纷纷来买，大寨剩余的四万斤谷草很快就卖光了。次年，一窑粗糠和一窑细糠也分别以每斤八分和一角的极低价出卖，买主闻蜂拥而至，陈永贵就想出个控制购买的办法来，让买主出示介绍信和证明信。集体卖，贫下中农卖，其他一律不卖。
类似的故事在1964年还发生过一次。那一年大寨买了一头耕牛，又肥又壮，可是摔了一交把骨头摔断了，不能使了。陈永贵想把牛卖给食品部门，刚赶到市场就被人围住了。头一个开价五十元，另一个开价六十，接着又有出七十出八十的。陈永贵就是不卖。吵吵嚷嚷的正乱，来了个食品部门的人，开价27元。陈永贵说：“你赶走吧。”这一下市场上就如同炸了锅，哄传有个傻瓜卖牛，神经啦，给八十不卖，给二十七卖了。
陈永贵任凭人家去说去传去猜，直等到卖足了关子，他才解释道：“不是我神经，也不是我傻瓜，那牛已经把脊梁骨摔坏啦，不能劳动啦。你买回去了不能劳动，群众还不埋怨你？还会埋怨我们，说大寨生产队骗了兄弟生产队。这不是大寨人做的事。”
尽管如此说了，众人还是连声叫怪，说：“还没见过这样的稀罕事哩！”后来有个外国人参观大寨，陈永贵就把这几件事向外国人讲了。听了第一个故事，那外国人说：“这一条就够我们学习了。”听完第二个故事，外国人说：“这两条就够我们学一辈子的了。”陈永贵说，这就是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特点。
不把病牛当好牛卖倒也罢了，好好的谷草为什么非要以十倍的低价卖出去？一位成分不好的大寨社员当众发骚说：“那么高的价钱他不卖，卖五分钱！你看这些干部怎么要啊，要这些干部干么哩！”陈永贵揪住这个反面典型，把他的历次破坏言论都收拾在一块，“让他一桩一桩认罪，累计起来给他算老账，新账旧账一起算。”陈永贵上纲说，“那是你们在旧社会办的事，我们是新社会，不能办那事！”
三年困难时期，陈永贵还不干过一件很特别的事。
1960年秋，玉米已经上了场。那时全国正在闹饥荒，粮食特别金贵，大赛特地多安排了几个看场的。一天凌晨，一位看场的社员听得黑暗中有响动，揉揉眼仔细一看，只见一个瘦高的影子背着半口袋粮食正想溜走。看场的发一声喊，几位汉子跳起来便追了上去。那瘦高个子显然道路不熟，背着半口袋玉米跌跌撞撞在暗中没跑多远，脚下一溜掉进一条沟里。他也不要粮食了，爬起来又跑。跑了不远就被看场的汉子逮住，人赃俱获，扭送到陈永贵家。
陈永贵刚起床，打量了一眼被抓住的小偷，原来是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据说是邻村金石坡的人。陈永贵对看场的摆了摆手，说行啦，我来处理，你们回去吧。他让老伴盛了一碗饭端给那孩子吃，那孩子不吃。陈永贵说：“吃吧。我知道你家里没吃。现在是灾年，你们金石坡也闹灾。我知道你吃不饱。你有吃还偷玉茭？”
那孩子又哭又吃，眼泪叭叭地往碗里掉。陈永贵道：“你不要哭了，你吃吧。你肚子饿么，我知道，饿肚子可不好受哩。我就是饿肚子才逃到这村来了。”那孩子听了，愈发哭得厉害了，直哭得呜呜的。
陈永贵吩咐人给这孩子装了半口袋粮食，说：“这也够到秋了，可别偷了。也该好好做人，要得来，偷不来哩。”
那孩子背上粮食，一路哭着走了。
陈永贵知道了这人的姓名，知道他是郭凤莲在武家坪的同班同学，便把郭凤莲叫来吩咐道：“可不能对人讲，不能给人传啊。孩子小，才开始做人，要做人哩，传开了以后咋做人呀？”陈永贵威信高，有了他的话，郭凤莲等人果真守口如瓶，一字不提
十四、毛泽东击退包产到户
六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刮起了一股风，中南海里掀起了几层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差点没有学大寨这一页，陈永贵也险些永远不为昔阳之外的人们所知。
1960年，中国的死亡率以翻番的速度急剧上升，其中山东、山西、河南、安徽和江苏等省尤为严重。安徽的人口死亡高达6.8%，即每15个活人中就有一位于当年死亡。一年下来，该省的人口一年净减少了200万人，即人口总数的6%。将于二十年之后冲垮大寨模式，席卷中国的大包干，就在这片饥寒交迫的土地上露头了。
这是一股从农民的心底刮起的风，它不约而同地从好几个省同时出现并迅速蔓延。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20%以上的农村实行了打着各种旗号的“包产到户”。20%可不是小数，它至少代表了一亿多农民。
后来当了《农民日报》总编辑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这样描写他当时见到的大包干：“社员对生产不积极，队长说：‘喊破了噪子砸碎了钟，也是不出工’。大片地荒了，集体瓜炕坏了，牛饿死了于概念中的对立原素保持着自身的原始统一性。而在自为阶，社员无动于心，干部也不着急；可是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肥多、水足、苗壮。”张广友在山东的一个村子里调查了一番阶级成分，发现“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B49
数万万农民的愿望是一股极其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很快就在与农民的联系非常密切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找到了自己的代表，并且通过他们向最高层提出了制度变革的要求。
1961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广州会议上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搞“责任田”。在毛泽东看来，搞责任田就是搞单干，而单干是违背他心目中的历史规律的，也违背他所理解的农民的根本利益。他要继续搞人民公社。当然，要比大跃进时期的一平二调规矩一点。B50
1962年2月，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大讲了一通安徽的责任田的好处，他认为这是调动农民积极性所必需的。刘少奇、陈云都表示赞成考虑这种意见。B51当时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说搞责任田是方向错误，邓小平说：“华东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1962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了他那句广为流传并且传得有点变形的名言。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那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他表示要尊重农民的愿望：“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B52
刘少奇显然也注意到了农民的愿望。1962年7月18日，他在给中央机关下放干部做报告时说：“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相当多是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干部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四年零三个月之后，刘少奇在一次检查中讲到他当时的态度：“在1962年我犯过右倾的错误。……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次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B53
如此看来，当时中南海里默许甚至支持包产到户的人并不少，农民的这种愿望确实存在过实现的可能。那样的话，中国的农业政策史和农村发展史就会改写，国际共运史大概也得改写，中国和世界格局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这些都曾经是可能的，陈永贵也完全可能默默无闻地度过自己的一生。粉碎了这种可能性的是领导农民闹翻身，因而获得了无比力量的毛泽东主席，他的意愿本身就构成了一切制度变革都要面对的根本性的制度环境。
毛泽东坚决反对分田到户。当时，他正在主持制订一个《农村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草案将成为未来十几年内指导整个农村工作法令性文件，它也标出了毛泽东所能做出的让步的边界。《六十条》允许社员保留相当于耕地面积5%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家庭养猪养羊养家禽，允许在完成交售任务后进行集市交易，把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也降到了生产队一级。这些从大跃进退下来的规定，将来甚至还要成为陈永贵奋进的绊脚石。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安放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之内。（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二节）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他警告说：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B54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责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B55
1962年9月，毛泽东开始全面反击。他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动了一场对“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毛泽东在会上大谈阶级斗争，他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会后，毛泽东撤消了由包产到户的坚定支持者邓子恢担任部长的农村工作部。毛泽东主席相信，他这是为防止农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做了一件大事。六亿中国农民的命运就这样在这一场最高层的政治风浪中决定了。
当然，中国农民的命运归根到底还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怨不得别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B56
十五、灾难中显出英雄本色
1963年8月2日，陈永贵正在县城里参加人代会，窗外落雨了。雨水哗哗地响了一夜，第二天仍然没有止住的迹象。
这一天，《人民日报》上登出一篇燕凌写的通讯，题目是《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燕凌笔下的陈永贵，心里只有“劳动、革命。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之类的小天小地思想，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脑子。阶级观点，一时一刻也没有模糊过。”
开着开着会，一份赞扬自己的《人民日报》就来了，这个感觉想必很独特。不过这篇赞扬陈永贵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全国人民的广泛注意，中国那么大，能人那么多，陈永贵要名震四海还得再干点更惊人的事。
窗外的雨一连下了五六天仍然不停，下得陈永贵心慌意乱，人大代表们也坐不住了。这雨太邪门了。陈永贵很想回大寨看看，又听说松溪河发了洪水，过不去了。他往村里打电话唯物主义运用于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而创立的关于社会发，接线员告诉他线路断了。据说全县电话线路的56%都已经被洪水破坏。大家都感到要坏事。已经有某某村窑榻地毁人亡的消息传过来，而且人员伤亡的消息越来越多。
大寨确实乱得一团糟。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降雨量高达500多毫米，超过了前一年全年降雨量。大寨村里房倒屋榻。莎荫和范银怀在《大寨之路》中描写道：“七天七夜，大寨人很少合过眼。共青团村支书贾吉义领着一帮年轻人，刚刚把23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黑得像一片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塌下来。危险！但是，贾承让冲进去了，贾吉义冲进去了，陈明珠冲进去了，年轻人、老年人都冲进去了……奋战了两个多小时，三万斤粮食刚出窑洞，轰隆一声，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塌下来。”
当陈永贵绕着洪水赶回大寨时，全村的一百多间房和一百多孔窑洞，塌得只剩下12间房和5眼窑可以住人。村里泥泞不堪，360多口人多数无处安身。陈永贵带领大寨人苦心经营了11年的梯田也毁了个一塌糊涂。山沟里到处是稀乎乎流下来的泥滩，玉米全倒成了一片。十年来垒下的一百多条石坝也塌了。苹果园里，不少果树东倒西歪地翘出了新鲜的树根。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只有狼窝掌依然如故，没有被再次冲毁。这倒显得是个奇迹。
陈永贵进村后，干部和社员们很快就围了上来。经过七天七夜的折腾，人人都像大病了一场，干部们也在危急时刻过去之后懈了下来，周围是一片凌乱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2．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一片唉声叹气。不少人对陈永贵连哭连讲，旁边的人愁眉苦脸地点头插嘴。有一位老人抱着陈永贵叫着：“金小，咱们可怎么活下去呀！”
陈永贵阴沉着脸听着，一言不发。整个村里笼罩着愁云惨雾，陈永贵似乎成了最后一根支柱。他一垮，大寨便要稀里花啦地瘫了。
这时陈永贵反倒显得轻松了。他平静地问众人：“人伤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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