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倒是没受伤。”一位干部说。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陈永贵极富戏剧性地拱起双手，朗声叫道：“我回来是给大家贺喜哩！”
众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陈永贵该不是疯了吧？有人摇了摇头：“永贵喝上酒了。地冲房倒窑塌，还有什么喜事哩？”
陈永贵扫了面面相觑的众人一眼，继续朗声说道：“人在还不是大喜？自古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人就甚也不怕！刮了地我们能修，塌了土窑我们修瓦房，塌了瓦房修新房！坏事能变成好事！”B57
大寨人需要的正是主心骨。陈永贵这番很有戏剧性的表现，好像在愁云惨雾之中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陈永贵回村后，党支部、团支部和队委会立刻高速运转起来，安排住房，组织抗灾，提出了“五年恢复土地，十年修建房屋”的重建家园计划。干部们火火爆爆地一闹，社员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不少，有些打算出去逃荒的人也不走了。不过，五年修地十年修房的恢复计划仍然显得太乐观了。“十年？三十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几百年才修下一个旧大寨，破大寨，十年就想建设一个新大寨？不用想！”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当时21岁，一位老汉对他说：“娃呀，我这辈子是不行啦，等你到我这把年纪，也许是能恢复吧。”
一旦动手干起来，形势反而转乐观了，当时最大的争论之一是先修房还是先修地。陈永贵主张先修地，也就是“行治坡，后治窝”。“修了新房，打不下粮食，冬天住在新房里挨饿？”大家觉得他说得有理，便一齐上了地。
大寨人就挤在仓房、学校、办公室和机器房里住下，开始重建家园。当时200多口人都住在有数的几间房里，其中一栋六进间的办公室居然住进了一百多口人，一头还隔了一堵墙圈着大牲口。好在大家都苦。陈永贵家的房子没塌，他的儿媳妇正在坐月子，他也把窑洞让出来与大家共患难。这时候的大寨真像是一所陈永贵一直极为欣赏的军营了。
士气是一种有力而无形的东西，当倒伏的玉米一棵棵一片片地扶起来，地里渐渐像个样子的时候，人们的信心和士气就开始上涨了。这时连最灰心丧气的人脸上也有了喜色，也承认天灾面前陈永贵那伙干部挺棒。倒伏的谷子穗大秆细，东边扶起西边倒，陈永贵就出了个主意，把谷子一束束地捆在一起，形成许许多多金字塔。有人一边捆一边笑道：“现在这人甚也日能，共产党甚也日能，这庄稼也能组织起来！”
不管怎么说，大寨社员修复家园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起来了。大家白天上地，晚上修房，一干就是半夜，本来大寨人还有个午睡的习惯，陈永贵问郭凤莲：“你们青年突击队，年轻人就不能不睡午觉？”于是青年们自动取消了午休。这一年冬天，郭凤莲等27位姑娘冒着大雪和零下22℃的严寒进山修复石坝，从此被誉为“铁姑娘”。
大寨的共产党员们表现得极为出色。贾进才天天顶着星星进山开石头，晚上干到看不清石头才回来，两眼熬得血红，手掌裂了许多口子，贴得满是胶布。从那一场灾起，他大锤一抡就是好几年，他说：“什么时候能把大寨的土地全修成稳产高产田，把旧庄窝变成新庄窝，我就算没有白当了这十几二十年共产党员。”
这类献身式的举动感染了人们，人们又互相感染，整个大寨像是烧起来了。后来当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高玉良说，那时候的人什么也不想了，就知道干，累得不行睡上一觉，爬起来接着干，谁也不肯落后，谁也不计较工分。小学生上阵了，青年人也上阵了，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一天晚上开社员大会，党支部号召大家集资建房，当晚就集资一万二千多元现金。李喜庆老汉一个人就拍出了一千块。干部问他怎么算利息，老汉答道：“我要是要利息，大队去银行还怕贷不下款？我不仅不要利息，我的本还不知道要不要哩！”
此时的陈永贵又表现出了鼓动农民的天才。大寨遭灾后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慰问信，陈永贵每天带上一封，地头休息时就给社员念这些“鼓舞士气的宝贝”，让农民每天都能感到他们是处于全中国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之下，这股力量也烧得社员们坐立不安。
社员们的干劲高得连陈永贵也感到吃惊。他后来说：“原来就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劲。”既然白天修地，晚上修房，一天顶两天用了，大队党支部也提出了新的口号，叫做五年修地，七年修房，比过去缩短了三年。实际上的速度还要快，三年左右地就修复了，四五年内房子就盖起来了，而且比过去盖得要好，是按照陈永贵在五十年代反复鼓吹的“楼上楼下，电话电话”的理想盖成的“大寨楼”，一色的青砖钢瓦，远远看去像是长长的列车，一列压着一列依山而起。
大寨人夜以继日地重建家园的时候，不少村庄正在争夺救济款和救济物资。陈永贵描述说：“这个救济一来，县里头嫌上头给的少，公社嫌县里给的少，大队嫌公社给的少，社员嫌大队干部给得少，他们这样互争不休。”他所描述的场面看起来很真实，很合情合理。大寨和陈永贵的表现却高得令人难以企及，“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后来竟感动了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那里找到了知音。
遭灾不久，一位公社领导给陈永贵打电话，说拨给了他们80元医药补助费。陈永贵答道：“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过了几天公社又来电话，说拨给100块钱买苇席，搭些席棚当临时住处。陈永贵又谢绝了：“我们大寨有苇地，也有钱来买席，救济别的兄弟队吧。”
第三次救济来得动静很大，一辆马车拉着寒衣进了大寨。陈永贵和几位干部招待车把式吃了顿便饭，没让卸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又让人家把衣服原封不动地拉回去了。
不少大寨社员也对此不能理解，说别人“找还不到，寻还寻不来，送上门来，你们不要，这光景还怕过得太富裕了吗？”有想不通的，就骂道：“傻瓜子干部！”有想通的，就说：“不要就是为了当模范哩！”“这样的干部还能要？这能是关心群众？”
陈永贵在大寨绝不是孤家寡人。不要救济也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想法。一天早晨，陈永贵和贾进才相遇，蹲下抽烟，聊起了救济的事。陈永贵问贾进才：“你说咱要不要国家的救济？”贾进才一贯忠厚，善于替别人着想，他说：“我想是不能要。水泉大队今年遭灾，劳动日每个预分五分钱，怎也得先救济他才对。”
不仅仅贾进才支持陈永贵。陈永贵后来谈起此事：“群众和贫下中农没有一个较高的路线觉悟，这下可麻烦了，恐怕起码得把干部揪斗几天。结果呢，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所谓积极分子，就是指一些说“不要这些物资是对的”的社员。
这时候，陈永贵召集了一次党支部会议，他说，他们“商量”了再商量，想了再想，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研究了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最后才坚定下来，救灾三不要”。B58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大寨在三次拒绝了小额的国家救济之后，又第四次谢绝了国家拨给的恢复土地和修建房屋的款，把这笔钱转给了水泉大队和孟山大队。
“我们真的傻？我们不傻。”陈永贵说，“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集体，人民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能够战胜的灾情，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要依赖国家呢？不能只看到当时国家给我们那么多财富，要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那样下去，会不会使大寨的贫下中农社员养成遇到困难就依赖国家，躺到国家身上呢？”
大寨提出了“三不要”，很快又提出了“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是年底，三不少的口号完全兑现。
在1963年的毁灭性灾害面前，大寨人确实表现出了一股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这不光是陈永贵一个人的事，陈永贵以身作则，又及时得法调动了蕴藏在大寨农民心底的英雄气，使社员们感到社会需要这种气概，赞赏并鼓励这种气概，而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竟能在无安家之地的困境中挺身而出，响应三不要三不少的号召，凭着破筐扁担、头铁锨，用自己的双肩和长满老茧的双手与灭顶之灾搏斗，为幸福生活和国家富强日夜苦干，他们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千年不绝的自强不息的铮铮硬骨，展现的是毛泽东坚信不移的那种人类的精神力量。尽管它出类拔萃到了罕见的程度，它毕竟是存在的。它体现了人类的崇高和尊严
十六、“农业学大寨”的提出
洪灾前的大寨已经很引人注目了，洪灾后的大寨简直是灿烂夺目了。大寨人在灭顶之灾面前表现出来的骨气和热火朝天的忘我劳动精神感染了许多旁观者。
昔阳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李一清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候补书记。他听说毛泽东主席对昔阳干部参加劳动做了批示，便回到老家去看看。听了县委干部在汇报中谈到大寨，又去大寨一看，听陈永贵一讲，这位1927年便在太原进山中学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似乎重温了当年的革命热情，竟不回武汉，直奔省会太原，找山西省委的领导鼓吹大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昔阳县委书记，与昔阳的关系称得上是千丝万缕，有点大事差不多都知道。李一清跟这样一位知根知底的人讲了，按说也就足够了。可是李一清太受大寨人的精神感动了，意犹未尽，又跑到北京去讲大寨。找了国家计委的一位副主任，建议他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告，树立这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这位副主任被李一清说动了，就去大寨看了看，回到北京便向上边做了汇报。
陈永贵自己也在积极寻求高层领导的了解和承认。1963年秋，他到太原办私事，找到昔阳老乡，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托他联系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毛联珏也是陈永贵的昔阳老乡。陈永贵见到毛联珏，便向他汇报了大寨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大受感动，说：“你这是坏事变好事了呀！”陈永贵记住了这个说法，以后就经常讲坏事变好事的辩证法。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做报告。于是陈永贵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山西。（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79）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陈永贵的汇报毫无八股气，十分生动己的特性创造的，“人的上帝就是人”。这部著作标志了费尔，又非常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在刚刚掀起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之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面对着万余名衣着笔挺的听众和台下闪烁的各级军官的肩章，陈永贵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手不时在空中比划着，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听众们盯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农民打扮的大队书记，随着陈永贵讲的那些新鲜生动的英雄般的故事，时而振奋，时而沉静，时而发出笑声。讲到精彩处，陈永贵还不紧不慢地端茶杯唱上一口水，大厅中静得连那茶水下咽的咕嘟声都清晰可闻。
陈永贵着重讲的正是在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他讲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灾，讲三不要三不少，讲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讲凭着人的志气打粮食。他的报告与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很合拍，大家听了使劲鼓掌，报告大获成功。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的传奇般的讲话。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来信。这些几十年前的旧信可以向今天的人们传达出当时的社会气氛影响，后逐渐转向唯物主义。他是战前日本唯物主义研究会，传达出那时的社会舆论对人的志气、意志、干劲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证明一个学大寨的运动正在自发地形成。
北京效区的农民邢凤德在信中写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树立坚强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付出艰巨的劳动。陈永贵同志说得对：‘世界是人闹的，山再大，沟再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相信这句话。只要我们艰苦奋斗，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我曾经想过我们队的底子薄，土地少，每人平均二亩地，工作有困难，比不了别的队土地多。这次听了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扭转了我的思想认识，……我们要学习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正如陈永贵同志指出的：‘干革命就得有干劲，不能靠国家扶着走’。”
河北听众刘致芳写道：“大寨人民知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长革命志气，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这是方向。方向明确了，路就走对了。这就是大寨之路，也是全国人民的路。”
河北农民冯书范在信中写道：“起初，我听广播向大家介绍大寨人民的模范事迹，后来干脆，他们都直接到我家听广播。社员赵希赞怕来晚了，每天晚上顾不上吃饭拿着干粮就往我家跑。我的屋里每天晚上都拥得满满的。白天在生产中大家都以大寨人民为镜子动，它为各种本能冲动、欲望提供力量，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对照自己的干劲和行动。”
广西大新县干部社员在信中写道：“大寨能够条条山沟种地，坡坡岭岭打粮，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这篇由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通讯生动而耐读，非常引人注目。通讯一发表立刻引起轰动。所谓大寨之路，在宋莎荫和范银怀的笔下，就是组织千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就是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夺取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险三大革命胜利的道路。大寨十多年走过的路，最主要的经验是抓人的思想转变，树立集体主义力量，把个人溶于集体，克服自私心理。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正是紧紧扣住了革命精神和农村建设这两个要点，即：“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这是专为《大寨之路》配发的社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最高的规格为这个感染了无数中国人的村庄敲响了锣鼓。
中国早就需要一个路标式的样板村了。习惯于大搞群众运动，擅长于以点带面、典型引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七年前合作化完成之后就该树立这样一个样板，可是这种需要被大跃进掀起的狂热转移了。
建国以来农村政治运动的各大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和特定的典型。首先是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平分了土地。由于土改的时间和地区差别很大，这一阶段只能产生诸多的地区性典型。其次是互助组和合作化，开始限制和取消土地私有制。这一阶段的著名典型是王国藩的穷棒子社，还包括李顺达的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是特别激进的一跳，直接蹦到了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所有制单位直逼公社一级，农民的私人生活都被迫集体化了，农民的权利被压缩到了最小，党政干部的权力扩张到了极点。这个阶段的旗帜，有号称接近共产主义天堂的徐水人民公社。跃进失败了，离天堂不远的徐水人大片饿倒，几乎找不到一个有力气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的人。这个阶段的许多典型后来都成了笑话。将息数年后再次爬起来，农村究竟往哪里走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毛泽东死守人民公社的阵地，击退了“单干风”和“三自一包”（注：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主持制订了可以视为人民公社最低纲领的《六十条》，但是还缺少一个可供全国学习的先进的典型，一面举在人民公社前边的旗帜。只要能找到这样一面旗帜，一个理想中的设计就能获得真实的生命，就能在现实的世界和人们的眼前活起来。那将是一个伟大理想的生命力的证明。毛泽东开始搜索他中意的旗帜。
显然，能够使毛泽东主席动心的典型必须合乎中国革命的传统，也就是高度发挥人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同时又必须能够成功地解决中国人多地少、一穷二白，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再无所依靠的现实问题。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自然谈到了陈永贵。陶鲁笳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有些人说怪话：‘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帐和财务帐，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联系人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的。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泽东插话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八百斤甚至一千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四百来斤。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知道后立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甚至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也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他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七百多斤的高产记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了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
“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高度赞扬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稳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他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这时，毛泽东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毛泽东又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随即，陶鲁笳让他的秘书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找来。陶鲁笳也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注：以上内容出自山西省档案馆省委常委记录，转引自张怀英先生的一篇手稿。）
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经常谈到识字不识字的问题。30多天前，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曾聊了一通历史人物，说历代有状元很少有出色的，当了进士翰林也尽是不成功的，他说：“明朝搞得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亦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注：见1967年出版的《学习文选》第四册，第2页。事实上，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识字。我见到过这二位留下的笔迹，朱元璋的字迹熟练流畅，中学水平以下的人恐怕写不出来。朱棣的字迹不仅流畅，还相当有功力。而且朱元璋嗜读史书，对历史人物和历代史实很熟悉。）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山东曲阜陈家庄大队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曲阜陈家庄陈以梅被打成下去了，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三百斤翻到五百斤。这是靠自力更生。……陈以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知文断字似乎是与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它导致“管不好”。大老粗则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好像在沿着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着中国的前进道路问题。
这是一个国际形势相当严峻的年代。美国在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了专家，中国孤立无援。毛泽东主席循着他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写到了苏联，写到了修正主义，最后又写到了陈永贵：“……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那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
既然是给全中国亿万农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战略家和行政大师都不能不慎重。196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奉命，亲率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晋中地委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一项重大政治决策的最后一步迈出了。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开了八次联席会议，读了许多材料，听了许多汇报，看了许多地方，对大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干部状况、思想状况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工作进行顺利。
5月11日下午，调查基本结束。廖鲁言召集中央、省、地、县和大寨干部又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廖鲁言对大寨显然很满意，他透露了一条消息：在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要“把你们作为一面旗帜”。他告诫道：“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工农兵旗帜大家都学，全国都学，你们要搞得更好更红才行。”
共和国的农业部长直接向大寨提出要求，这本身就意味着大寨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关系。它与数十万普普通通的中国村庄再也不一样了，它有了独特的地位、独特的责任、独特的动力。有几个村庄能像这个样板村一样在最高层的关注和帮助下发展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寨被赋与了代表性，同时也就失去了代表性。大寨今后的成功未必能证明大寨模式在全国几十万个村庄必然成功。
大寨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廖鲁言部长在那次联席会上概括了六条：第一，革命的思想。树雄心，立壮志，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出色。第二，阶级路线，始终依靠贫下中农。第三，比较好的领导班子，仅仅有一个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是不够的。第四，干部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大公无私。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助人为乐。总之，廖鲁言说，“学赶大寨，必须是思想领先，政治挂帅，使干部和群众革命化。有了大寨式的干部，大寨式的人，才能够自力更生建起大寨式的稳产高产农田。”
廖鲁言最后又指着陈永贵说：“白羊峪的王殿俊过去是你的老师，现在他学你。过几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学人家。”陈永贵笑着频频点头。
廖鲁言回了北京。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宣布：“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21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次日，周恩来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依据廖鲁言一行形成的材料，进一步将大寨精神概括为三个要点：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原则”、“精神”、“风格”，这就是大寨模式的核心所在。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大寨的介绍和提倡，表明高度强调精神力量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作为亿万农民群众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代表，陈永贵和大寨从此开始活跃于中国政坛。
正是把陈永贵作为这样一位代表，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
注释：
1．《关于四清问题的讨论》，1964年12月20日。见1967年出版的《学习文选》第四册，第56页。
2．《陈永贵在批陈大会上的插话》，1971年5月25日。
3．资料来源于1991年8月30日我对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的采访。其他一些陈永贵的熟人也向我做过类似的描述。另见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第62页。
4．以新华社1986年3月发布的陈永贵逝世，“终年72岁”的消息推算，陈永贵应生于1914年。昔阳县氮肥厂干部秦怀录在他的《陈永贵沉浮录》一文中也将陈永贵的生日定在1914年正月初一。昔阳县办公室编纂的《昔阳人物》和昔阳合作化史办公室整理的《陈永贵传》则将陈永贵的生日为1915年正月初一。考虑到陈永贵习惯以虚岁计算自己的年龄，定在1915年似乎更为合理。
5．据燕凌在《大寨高风》一书中介绍，陈永贵的父亲卖掉老婆孩子后在大寨换下一小块荒山地。不过陈永贵一直说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无论如何，陈氏父子当长工，成分为雇农，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另外，陈永贵多次公开说到自己八岁起给地主放牛，以周岁计算则为七岁。
6．据燕凌著《大寨高风》：陈永贵的大伯靠讨饭度日葬身于黄河滩上。其四叔在太原做工，被日本扔进矾窑烧瓦。其五叔精神失常，被人砸死在荒山上。
7．昔阳县志办公室所编《昔阳人物》中的“陈永贵”条称：其父自杀于1940年。是年陈永贵应为25岁。正在写“第一个大寨县”一书的李志明与陈永贵私交颇深，他给我讲了一个传闻：陈氏父子关系不睦，一天吵翻了，陈永贵还动了手，陈志如遂自杀。如此，陈志如也应死于陈永贵成年之后。秦怀录则坚称陈志如死于20年代，并告诉我他反复调查过。秦怀录对陈永贵的早期生活极熟，他的说法也与陈永贵幼年由一位寡妇带大的经历更吻合，故从秦。
8．据《昔阳人物》，寡妇的名字应当叫李月妮。
9．秦怀录、文红斌：《陈永贵沉浮录》，《黄河》双月刊1989年第5期。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10．莎荫、范银怀：《大寨之路》、《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11．参见范银怀：《大寨〈内参〉引发的轩然大波》，《百年潮》杂志1999年第3期。范银怀曾于1964年查阅陈永贵的档案，他写道：“在‘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一栏内，写有‘兴亚会’。这是意外的发现。”
12．《昔阳人物志》载：“因陈永贵送到日伪据点的情报尽是糊弄搪塞之词，被宪兵队以通匪罪名严刑拷打”。1971年5月23日下午陈永贵在批陈(伯达)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有一次在大寨展览馆发现我在四三年因送粮被敌人抓捕过，……”两种在被捕原因上说法不一，从陈。
13．见秦怀录、文红斌：《陈永贵沉浮录》，《黄河》双月刊，1989年第5期。语法上稍有改动。
14．《陈永贵同志的报告》，1964年1月19日北京市农工委翻印。
15．《陈永贵同志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9月30日。
16．劳力好、土地好、耕畜好、工具好。
17．1991年8月28日上午我采防郭凤莲时的笔记。下一段引文出处同此。
18．引自《大寨支部学习璩寨支部领导工作的先进经验运用宣传推动了各项工作的总结》，1953年7月17日。
19．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九、十五两章。
20．《一区大寨农业社初步试行短期包工的情况》，1953年6月21日。
21．《大寨支部学习璩支部领导工作的先进经验运用宣传推动了各种工作的总结》，1953年7月17日。
22．同注20。
23．同注21。
24．关于统购统销和“炸药”之就可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55页至267页。关于农民自杀的情况可参阅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凯歌进行的时期》第53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25．对整个过程陈永贵曾多次详细描述过，见《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1967年)等。
26．《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27．《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
28．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29．《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页。
30．转引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265页。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主编，1969年7月。
31．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第11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32．见第六章《农业学大寨》，第137页。该书由山西省社科院编写出版。所引文字据作者说也是引自当时的档案材料，不过我未查到，故转引。需要说明的是：大跃进时期未经被报道人的同意胡编乱造的文章并不少见，这几段引文未必真实地表现了陈永贵在当时的态度。
33．《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16页。
34．《陈永贵在鸣放洗澡会上的发言》1963年12月。《陈永贵在北方会议上的发言》1970年9月9日。
35．同上。
36．几段引文的出处是：《陈永贵在山西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的报告》(1969年11月13日)、《陈永贵在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10月5日)。
37．《陈永贵在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上的发言，(1971年)。
38．两段引文均出自《陈永贵同志在甘肃省农业大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上的讲话》(1973)。
39．见注14。
40．见注36第二条。
41．见注38。请注意：陈永贵讲历史有随朝流改事实的现象，而30多年过去，当时某人说过什么话之类的细节又很难核对，故采用了陈永贵本人的说话，请读者明鉴。
42．同上。
43．《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
44．引自昔阳县委永久卷第46卷，1961年12月。
45．同上。
46．见1968年9月5日《陈永贵在昔阳县、社两级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会上的讲话》。本事件中的引文均出于此。
4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5页。
48．《关于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中共中央，1957年9月25日。
49．张广友：《风尘墨踪》第46页。
50．《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293页。
5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96页。
52．《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页。
53．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第82页。
54．《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306页。
55．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05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93页。
57．陈永贵国曾在许多场合下追述这段情节，见注23，注38，注14等。
58．本节关于“三不要”的引文均出自《红太阳照了大寨前进的道路》(1967年9月)、《陈永贵在人大会堂的报告》(1964年1月)、《陈永贵在山西省第二届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65年9月)
一、四清运动与丈量土地
1964年12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的会议上赞扬大寨，毛泽东主席在自己的生日里宴请陈永贵，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把介绍陈永贵和大寨的文章发往国外，而一支四清工作队却像搞土改那样在大寨扎根串连，不屈不挠地搜寻着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四不清”的证据。直把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大寨干部委屈得要死要活。
陈永贵一回村，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头。时值深冬，天黑得早，他进村的时候社员们已经收工回家做饭了。灯火里到处晃动着忙碌的人影。按常规，听说老陈回来了，干部们就该脚跟脚地到他家聚聚，听他聊聊新闻，再给他汇报汇报村里的情况。可是今天竟没有人来。在他进村的时候，和他打招呼的社员的声调也显得异样。“我从北京回来，”陈永贵后来恨恨地说，“根本没有一个人问我主席接见的情景”。后来他一提起此事就生气，说有些人让修正主义路线吓破了胆，连主席的健康情况也不敢问了。
陈永贵蹲在家里吧哒吧哒地抽闷烟。
四清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动的，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运动深入后，又将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的矛头对准干部。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试图通过四清整顿出一支好的干部队伍烦琐思辩的形式主义方法，以《圣经》为前提和依据，论证，不过，对于重点整谁和怎样去整的看法有所不同。毛泽东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豺狼，要擒贼先擒王。刘少奇要全面开花，实行大兵团作战，秘密扎根串联，给干部洗手洗澡，把不清的地方搞清。（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八章）毛泽东的打击面小，但是打得狠，往死里打，当作敌人来打。刘少奇的打击面大，贪污百八十块钱的，占集体小便宜的，全面收拾一通，但是下手比较温和，整掉了毛病还是自己人。四清运动历时近四年，将于1966年下半年以并入文革的方式宣告结束。
陈永贵上京参加人大会议之前，四清工作队就进驻了大寨。派到大寨四清工作队有七个队员，队长名叫张子仪，是晋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既然四清运动是一个矛头对准干部的腐败行为运动，他们理所当然地要以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领导班子。政治运动的常规就是一刀切，他们要执行上级指示，不能不这样做。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右之后，干部们更有了宁左勿右的心理，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合乎常情的。
陈永贵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没有当官做爷，大寨在四清中也能当个先进典型。因此他就让大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没想到工作队根本就不把他陈永贵放在眼里，只管在下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张子仪不信大寨会没有一点问题，就是一面红旗吧，旗杆上也难免生几只虫子，更何况他已经听说过大寨隐瞒地亩、多报产量，骗取荣誉的传闻。于是工作队撇开大队党支部，联络一些挨过整受过气的社员。
数年后，陈永贵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上描述了他与四清工作队的冲突，他的描述很有戏剧色彩。
据说，经过一阵热情的工作，工作队果然发现了一些问题，譬如乱记工分。工分账上居然有扫雪工这类在人民公社史上闻所未闻的名目。“扫雪也记工分？”工作队责问陈永贵，“你们乱记工分比落后队还严重哩！”和大多数大队党支书一样，陈永贵很难容忍别人在村里，在他的家门口拆他的台，他憋了一肚子气，黑着脸不说话。偏巧这一天下了半尺厚的雪，虎头山上一片银白，次日晨又从阳泉市来了两汽车参观者。工作队当时接管了大寨干部的部分权力，就叫社员们为参观者上山扫雪开路。社员们不肯动弹，工作队便找到大队长贾承让。贾承让冷言冷语地问道：“我还有权力拨人吗？我们犯一回错误还不行，还让我们犯第二回错误哩？”
工作队的人被顶了出来，又去找陈永贵。陈永贵道：“权不都是你们的吗？你们可以管起来嘛。你们可以都把大寨的事办起来嘛。我们又不会革命。”
工作队的人软了，说：“永贵，参观的同志紧要上山，铲不开路上不去。”
陈永贵不慌不忙地问道：“我们乱记工分不是比最落后的大队还多吗？那么，他们落后的大队今天铲路不？”
“唉，人家那里没人参观，铲什么路。”工作队的人明知是圈套也好往里跳。
陈永贵道：“他们不铲路？那我们也不铲路。你不是让我们和他们看齐吗？”
工作队的人着急了，说：“算了吧，我们承认错误还不行么？”见对方服了输，陈永贵才派人上了山。①
陈永贵的对抗把工作队惹恼了。过了几天，陈永贵进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四清工作队则抓紧时间以更高的工作热情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们开会学文件，“洗手洗澡”，追问各种充满不信任的问题，走家串户地挖情况。到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村里的气氛也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划清界线。
陈永贵坐在家里一锅接一锅地吧哒着烟，心里一阵阵地冒火。“毛主席他老人家请我吃饭，”他想，“你们在大寨搞破坏！”他有一种受小人欺的愤慨，又有些恨村里的干部胆小窝囊。半夜，陈永贵上炕躺下了，忽听得门叭叭一响。他赶紧起来开开门，贾进才闪了进来。贾进才嘴唇颤了颤，抱住陈永贵就哭开来了，说咱这是最后见一面了，活不下去了。正说着，门又叭叭一响，贾承让也来了，他也说没法活了。这一天夜里，大寨的五位支委都来找陈永贵告别，都说要寻死。说起扛长活打短工闹到现在，几十年最后落得个这，这些庄稼汉子竟哭得呜呜的。
陈永贵劝了几句，又劈头盖脸地把这些干部训了一通，告诉他们不能死。②
据后来的统计，在昔阳四清大会战期间，全县的大队干部自杀身死者共42人。③大多数死者的罪过无非是外出采购化肥时请客送礼，拉下一些说不清的账。
第二天，陈永贵找到工作队，梗着脖瞪着眼睛与他们争辩了一场。工作队揪住的一个问题是大寨分粮食不扣水份。国家收购粮食总是要测水份扣水份的，湿粮食不等于干粮食，不扣水份自然就有多算粮食产量之嫌。
陈永贵年轻时就以能言善辩著称，如今经过大小会议的千百次锤炼，岂有随便认账的道理？他争辩道：“我们过去给地主扛活，他就是秋天产下什么给我们什么粮食嘛，那时候没除过水份，我们也不知道拿水份。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要扣除水份呢？”
这个问题提得怪，而且隐隐然挟着阶级分析的霹雳，工作队的人摸不着头脑，不敢贸然回答。
陈永贵出语惊人：“扣水份的目的，无非是变相的隐瞒，无非是自己多留一点，少给国家拿一点。要是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当成是一家人，就不必要扣除水份了吧？我们没有扣除水份是优点，不是缺点，是正确的！要按你们那样大的水份，你们究竟是灭了准的威，长了谁的气？谁是反对哩？谁是拥护哩？”
真是出奇致胜。陈永贵选的这两个攻击角度很巧，又言之成理，工作队的人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继续攻击道：“我们一人吃五百斤，你给说成二百三，一亩地打八百斤，你给说成三、二百斤，那只有赫鲁晓夫拥护！你是给赫晓夫供给材料，你们是替赫鲁晓夫办事的！我们不能承认这是错误，你给我平反！”
陈永贵直截了当地威胁道：“你平反！不平反，我们到中央！我们的同志准备了死，回中央死也不死到你们手里！”④
这个威胁很吓人。全国农业战线的旗帜，毛主席号召学习的大寨大队的干部，要去北京自杀，以死告状。昔阳各村干部自杀的消息传得不少，因此，谁听了这种很可能实现的威胁也得在心里惦量惦量。结果工作队的软了下来，说你们不扣除水份也是有理由的，我们一定把你们的意见向上级汇报转达。
水份问题抗过去了，别的问题并不算完。
一天晚上，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来到大寨，四清工作队向他汇报工作。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李玉秀和田培植正巧也在，便参加了旁听。汇报中，四清工作队谈到了大寨的耕地面积问题。
大寨上报的耕地面积是802亩，这是土改时的老数字。大寨修地造地十余年，成绩显赫，总不能说地亩面积毫无增加。按照陈永贵的说法，他们造地造了一百多亩，但是都种了果树，可是参观的人们又看不到果树。陈永贵讲究种满种严，种了小果树的土地也难免种上庄稼。太谷农学院一位科技人员根据播种量推算，估计大寨的实际耕地面积为1200亩，比上报的数字多出50%。这就意味着大寨的亩产远不如自称的那么高。
另外，1963年6月中旬，李顺达和郭玉恩等著名农业劳模听说了大寨的高产量之后，曾经到大寨学习取经。这些行家高手问得细，看得全，很佩服大寨的整地造地和精耕细作，同时也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大寨的耕地与介绍的数字大有出入。随同他们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范银怀把这些看法写成了内参，李玉秀看过这篇内参，心里早存了对大寨的疑心。现在李玉秀和田培植听了四清工作队的介绍，更觉得问题不小，便将大寨的地亩问题写成《记者反映》。《记者反映》是内参中最机密的一种，只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能够看到。
国家主席刘少奇看到《记者反映》之后说，这涉及到一个劳动模范的品质问题。周恩来总理看了，当即召见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和山西省长卫恒，周恩来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把它捅出去的话，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周恩来下令立即派人到大寨丈量土地。于是，由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晋中地区和昔阳县五级干部组成的工作组立刻进驻大寨。原来就在大寨的四清工作队也跟着掺合了进去。
丈量大寨耕地面积的时候，据说出动了七十多人。怕大寨的干部把本村的地说成是外村的，他们还把邻村的人叫来指认地界，然后一杆一杆地量了50多天。
“我心里就像刀扎一样，”陈永贵后来说。他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他是一个在大饥荒的年代主动多卖余粮的人，是一个宁可得罪本村的社员也不卖高价的人，现在却被工作队当成了骗子和贼。在陈永贵具备了报复的能力和权力之后，他将让李玉秀和张子仪付出惨痛代价。
陈永贵并不清楚大寨到底有多少地。他报的数准不准，会不会背个隐瞒地亩虚报单产的罪名，他心里也没底。他当时做了两手准备，不出问题则已，一旦丈量出来的面积大于大寨所报的数字，陈永贵不但不打算检讨，反倒要咬一口工作队一口。他连反咬的话都准备好了：“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大搞土地基本建设，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整修出来土地来犯了错误啦？我们跟你上中央打官司、告状！”⑤
其实，土地丈量队的人员深知大寨的地位非同一般，采取了与大寨干部密切合作的态度。在土地核实工作完成之后召开的碰头会上，陶鲁笳和工作组特地邀请陈永贵参加。山西省农林厅的一位负责人介绍了丈量的标准。他说，五厘以下的地块不算耕地，菜地不算，种了小果树的地也不算。在实际丈量的过程中，很多不规则地块的地边地角也没有算。
陈永贵有不同意见。他说，山地和平川不一样，地块多啦，过去习惯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亩。核实组接受了陈永贵的意见。
据说，按照这种标准，丈量土地最后量出了三个数字，有从庄稼量起的数字，也有从地边量起的数字。大寨的地有数千块，梯田又多为窄长的形状，几千个地边如何量自然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三个量出来的绝密数字直接报给了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李雪峰选定了一个796亩，比大寨原来上报的802亩还少了6亩。最后陶鲁笳向周恩来汇报的丈量情况，结论是大寨没有黑地。
山西省在全省通报了这个结论，但是有些劳模仍然不服气，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大约15年后，1980年11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联合组成的调查组进驻昔阳。在涉及土地亩数问题时，这个调查组写道：“据现任大队长介绍，大寨现在分成三个生产队，每个队分得320亩以上。”这就意味着大寨的耕地在960亩以上，比陈永贵在15年前报的802亩多出158亩，与李顺达等劳模估计的数字接近。当然，十五年中大寨的又造了地，耕地亩数又发生了变化。（注：整个事件参见范银怀：《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百年潮》杂志1999年第3期。）
196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陪同下访问大寨，陈永贵满腹冤屈地告了工作队一状，说工作队有意把大寨整垮。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李雪峰见陈永贵如此一触即跳，认为他有骄傲情绪，就叫陶鲁笳跟他好好谈谈，帮助他领会毛主席的教导：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过了两天，李雪峰和陶鲁笳去昔阳的老典型白羊峪大队，本想中午歇歇，睡个午觉，偏偏白羊峪的大队书记王殿俊也被整得满腔怒火。这两位要员深感问题严重，午觉也不睡了，听了许多四清整人过火的情况。离开昔阳前，陶鲁笳特地告诉陈永贵：“李书记说了，你给他反映的四清问题已经通天啦，不要再反映了。”
所谓“通天”，大概是指这两位中央委员立刻向中共中央打了报告，反映他们发现的这类问题。中共中央果然也修订了自己的政策，规定在先进队搞四清要依靠当地党支部进行。驻大寨的原四清工作队于2月中旬撤出，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和昔阳县委联合派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大寨。工作组宣布：“一切工作都经过党支部。”工作组的任务只是帮助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三个月后，大寨四清完毕，工作组的结论是：“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的班子。”
陈永贵大获全胜。这时，他也承认了自己的缺点：“农民意识”，“经不起表扬”，“怕说大寨的坏处”，“不够民主，不虚心和社员商量”等等。⑥
兴师动众惊天动地折腾了好几个月，结果似乎只是一场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但是陈永贵不这么认为，他四处打探了一番，问道：“全国没有第二个队因为产量高量过土地，那么为什么偏偏大寨产量高就来量我们的土地呢？”“我们一点也忘不了，这账一定要算。”⑦
二、十月事件
六十年代初，昔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内部有彼此不和的两派，一派以1961年3月调到山西文水县的前任县委书记张怀英为首，另一派以原阳泉市副市长，接任张怀英当了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润槐为首。据一位昔阳县的前任领导人说，昔阳的地方观念强，相当排外。张润槐上任时又赶上全国范围的纠左反五风，即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张润槐自然免不了把前任贬低一番。这已经种下了不和的种子。张润槐为人颇粗豪，说话也常有放炮走火的时候，于是前朝大员在怨骂中与他的矛盾日益激化。陈永贵也很快卷入了两边的争斗。
上任的第七天，张润槐带了六七个人去大寨纠五风，查土地和产量是否有浮夸。张润槐问陈永贵：“你究竟整出了多少地来？”
“三二十亩吧。”陈永贵说。
“到底是二十亩还是三十亩？”张润槐追问。陈永贵不明来意，揣摹着这位新书记应该喜欢大数，心想十亩二十亩怕碰不上他的心，就看着他的脸色说“三十亩”。⑧
没想到这位新书记不是来问农田基建成绩的，他把新造的三十往原来的地亩数上一加，再拿粮食总产量一平均，单产六百斤就降到了五百多斤。张润槐吩咐陈永贵：“你以后你不论到任何地方开会，要讲我给你安排下的这个数字。”陈永贵当即点头答应下来。
回到家里，陈永贵越想越觉得窝囊。辛辛苦苦多造了地，反而要把单产拉下来？1961年正是大饥荒的年代，粮食单产是极其引人注目的重要指标。陈永贵咽不下这口气，就找了一位驻晋中的记者贾春太，让他代笔写信告新县委书记张润槐。陈永贵拿出来的理由颇像是村里农民吵架时的攀比：“全县扩大地亩上不上账？全县上我们也上，全县不上我也不上。”⑨
贾春太代陈永贵写了信，又直接找地委书记王绣锦反映了陈永贵的意见。王绣锦说算啦，就照旧办吧，亩数不变，新土地不加。
张怀英当县委书记时，每年总要开劳模会，会上还要征求陈永贵、王殿俊、张老太等劳模对县委工作的意见。平时贯彻新政策时，张怀英也时常征询陈永贵等劳模的看法。陈永贵对自己能参与上层决策很满足，可是张润槐上任后根本不来这一套。“张怀英在时不断问我，老张不问我。”陈永贵说。他很在意此事，1963年还在一次准备“洗澡”鸣放会上专门拿张润槐与张怀英做比较，给张润槐提了意见。
最大的分歧似乎还是政见不合。1961年昔阳饥荒，张润槐到安坪大队搞调查，发现该大队的小块地开得很红火。社员们在五百亩荒河滩上左一块右一块地私自种了不少东西，一位老汉开了三分荒地，一分种麦二分种菜，解决了缺粮的大问题。张润槐一高兴，也顾不上回县，立刻在安坪公社开了一次现场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广那位老汉刨小块地的经验，每户要种一分麦二分菜。一个老汉闹单干开小块地倒成了先进典型？陈永贵多年之后提起此事来还恨恨的。
张润槐对大跃进的态度尤其使陈永贵和上一茬昔阳县委的干部仍不满意。“1958年以来主要成绩是主要的，老张把昔阳成绩和缺点颠倒啦。”陈永贵在1963年的准备“洗澡”鸣放上说。
以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为标志，大跃进引起了全国性的党内分裂和党内斗争，昔阳也不例外。
张润槐上任后搞了一次调查，得出结论：“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有六大不自由，八大对抗，基层干部47种刑法，大跃进干部比国民党、日本人还要坏。”B10他这是骂谁呢？大跃进政策就是仍然在位的那些昔阳干部具体执行的，陈永贵也算是基层执行者之一呢。
当时，昔阳的上一茬干部，如县长王贵科，副县长王富元，县委常委赵满仓、李韩锁等人私下聚会，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骂张润槐。原县委书记张怀英虽然身在数百里之外，也相当积极地通过往来信件参与了反对新书记的活动。他还给陈永贵写信，让他给张润槐提意见。
1963年9月25日，中共昔阳县第五届党代会召开，361名代表出席。一些张润槐不满的人私下商量，联合起来不投张润槐的票，结果张润槐少得了20多票。在习惯全体一致干部们看来，丢了20多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更何况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一向是严厉禁止一切派别活动，凡搞派别活动便有了搞分裂和反党的嫌疑。
果然，张润槐将选举结果上报晋中地委后，地委书记王绣锦大怒，说：“共产党不选共产党，这不是反党么？”随即派人来查。
1964年9月，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将昔阳定为四清运动重点县，更感到有必要“纯洁司令部”。1964年9月26日，晋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解决昔阳县的宗派活动问题，要求昔阳县常委参加。陈永贵只是县委候补委员，还不够资格，但是考虑到他是全国劳模，又与此事有些关系，便把他扩大进来了。
这次连开了40多天的会很有点杀气腾腾的气氛，与会者一边倒地批判以张怀英为首的“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地委副书记王荣训斥张怀英等人道：“你们不就是仗一个陈永贵么？陈永贵有什么了不起？亩产五百斤的村在全国有的是，多如牛毛！你们想抱这个粗腿？抱不上！”
此时距毛主席请陈永贵吃饭还有三个月，陈永贵的腿还不够粗。结果，一个反党宗派活动的大案定下来，共373人涉入其中，95人被定为“反党成员”，278人被列为“消毒对象”，张怀英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28名原昔阳的实权人物被调离昔阳。这一场昔阳政界的大地震就是所谓的“十月事件”，B11它起源于大跃进运动，形成于四清运动，后来又发展为文革中的夺权和两派分裂。
陈永贵由于外出接待参观，只参加了十几天的会议，但他仍然深切地感到了会议气氛的巨大压力。从感情上说，他当然是近张怀英而远张润槐，但是他把个人感情深藏起来，在10月12日、13日的两次小组会上当面斥责张怀英，并且声色俱厉。他指着张怀英说：“你写信要他们拉我下水，如果我没有无产阶级立场，这下就完了。我在党代会解决不团结问题时，偏听他们，给上级造下谎状。……这是我受压力最大的一次，我是对不起领导的。你这个反党分子，对昔阳有极大损失！但现在将坏事变成好事，你要彻底交待！”B12
陈永贵对其他人也不客气。10月5日，他责问李韩锁“个人主义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说李韩锁的检查“思想不够痛，危害找得不够”。10月10日上午，与陈永贵有十多年交情的王富元做检查，陈永贵9次插话揭发批判。B13
1965年，陈永贵随晋中地委组织的赴山东参观团到临泊地区参观，全团40多个人里有20位县委书记，5位地委常委和几位劳模。这时与十月事件相隔不过几个月，陈永贵却变成了在中央挂号的人物，动不动就可以扯上别人到中央打官司，说话自然也硬气了许多。
一天在临沂地委开座谈会，临沂的一位领导说到地区的工作所以能搞好，是因为他们把毛主席对厉家寨大队的批示在全地区发扬光大了。陈永贵听到人家对毛主席批示的重视程度，勾起了满腔的不满。十月事件他被迫做检查，四清运动又整他，这算什么事！他忽然站了起来，隔着三张桌子插话道：“你的报告说到了我的心坎上，”说着还拍了拍胸脯，“你们临沂地区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主席对厉家寨大队的批语在临沂地区发扬光大，我们昔阳也有三面红旗，也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出卖了，没有了。”他还嫌暗示得不清楚，特地点出了十月事件发生的时间：“从六四年十月份起，把这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三面红旗一面一面地都砍倒啦。”
陈永贵的举动很突兀，攻击地委的味道也很浓，地委常委们便看着他，陈永贵觉得那神情透着不满。“我还看不出来！”陈永贵后来回忆说，“他们注意我，我也瞅他们，好像是说我出了外省外专啦，没有一点礼貌啦，也就是骄傲自满到极点啦。那有什么了不起，你无非再给陈永贵记上一笔老账，那还怎么了！”B15
过了一会儿会议休息。陈永贵见那五位常委和几位县委书记凑在一块议论着什么。他刚才冒了一回，便觉得众人都在议论自己，干脆就走过去，把话题扯到了十月事件上，“你们每天也不知道干什么哩。”陈永贵说：“你们说张怀英坐在文水反大寨，我和张怀英在一起工作二十多年，就不知道张怀英反大寨，你们怎么就知道张怀英反大寨？”B16
地委的一位领导不想和他争执，劝道：“永贵，你不了解情况，回去了你到地委寻王书记扯扯，你就清楚了。”
陈永贵积聚了许多不满，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三、劳模夺权
1966年8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通过报纸和广播传遍了全国。就在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陈永贵的一篇大批判文章证明这位劳模并没有落伍，批判文章的题目是：《新大寨粉碎了孙治方的谬论》。
是日下午五时许，昔阳县127个村庄突然遭到风、洪、雹的袭击。同日，一股龙卷风自南掌城村扫至北掌城村，围九尺高七丈余的两株五百年古柏被连根拔起，五百余斤重的碌碡自窑顶卷落院中，两只绵羊被卷入半空，一个人被三次旋起摔下。房揭顶、河断流、苗扫光、土卷尽，毁树四千余株。
昔阳县关于异常天象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元年。是年寒冬，雷声大作。
1966年8月号称红8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风雷激荡的月份。8月1日，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首次表示了对红卫兵造反的“热烈的支持。”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根据。上帝赋予人以能动的理智，使人可以从感觉材料中，向另一个“司令部”宣战。8月8日，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他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布军装，走过金水桥，一直走到大海一般沸腾的群众队伍中，与狂喜的红卫兵小将握手，并且向全场红卫兵招手致意。这次百万人大会后来被称为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动员大会。会后不过两天，红卫兵就冲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打砸抄烧迅速形成风潮。8月31日，毛泽东主席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50万红卫兵。林彪在大会讲话中说：“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宣布：毛主席支持革命师生的大串连。于是，全国性的大串连立即形成高潮，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和各色人等涨满了各线铁路，连车厢而所那一点空间也挤进了六七个人。作为与井冈山和韶山并列的三大热点之一，大寨沸腾了。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会议公报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中要继续学大寨：“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
大寨这个80多户的小山村似乎代表了未来的理想世界，因而成了一块圣地。十几万朝圣者如潮水一般涌来，一时道路拥塞，衣食无着，又赶上寒冬将至，当地政府不得不频频向中央告急。中央军委命令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调动直升飞机向大寨和井冈山空运大饼、衣服和毯子。
在数以万计的朝圣者眼里，陈永贵显得极其神圣。他也出来接见群众，也向人群招手致意。每逢此时，人群中就爆发出“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的欢呼声。神明般的永贵大叔先后接见了20多万红卫兵小将，许多红卫兵见了陈永贵之后，都说自己有一种“浑身是劲”的感觉。这些敢做敢为的红卫兵小将敢砸井冈山的展览馆，敢揪斗井冈山管理局的老红军，但是在陈永贵面前他们毕恭毕敬。曾有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想冲大寨展览馆，把展览改得更合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永贵哼了一声，立刻有大寨的农民手持镢头严阵以待，展览馆的大门也用砖头封起：想动展览？门也不让你摸！谁敢动一下试试！
尽管陈永贵空前地显赫，尽管他在红卫兵们的欢呼声中招着手，很和气地笑着，他心里却乱得不知如何是好，对红卫兵也颇不以为然。
从表面上看，陈永贵跟形势跟得很紧。批三家村时他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三家村，打倒反动权威时他就在《人民日报》上驳权威，可是他心里却没谱了。学大寨虽然号称是一场群众运动，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官办运动。实行起来需要大量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没有强有力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根本就谈不上大学大寨。因此，陈永贵在骨子是要组织纪律，要铁腕权威，不要混乱和造反的。昔阳中学的红卫兵和北京天津辽宁等地的红卫兵搅在一起冲冲杀杀，还计划要夺县委的权，他听说了就不痛快。偏偏这些红卫兵还来找陈永贵，请他出面支持，陈永贵哼哼哈哈地应付一通，支走了红卫兵后颇不以为然地哼道：“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就凭他们这几个毛娃娃能掌了权？哼，害去吧(即玩去吧)！”
陈永贵甚至很忧虑。红卫兵到处煽风点火搞串连，谁对干部有意见就串连谁。许多陈永贵熟识的大队书记已被打倒，戴着高帽子游街游田，站在板凳上挨斗，很有点像一年前搞四清的“形左实右”。这么下去谁来当干部？谁来组织学大寨？谁来组织生产？
另外，文革开始后，十月事件再次翻了出来。王贵科和李韩锁等人被关进昔阳商业局的大院里，张怀英在文水县多次挨斗，他的四岁女儿也被拉去陪斗，“革命群众”当着他女儿的面打断了他三根肋骨。人们也没有忘记陈永贵在山东为十月事件鸣冤叫屈的事，省、地还专门派人赴山东调查他的“放毒问题”。
贾进才责备陈永贵：“你咋也不出面说说？再不管，怀英还不得让人弄死了？”
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主要在城市里搞的运动从此正式进入农村。两天后，陈永贵称病上京了。他跟勉强支撑着的县委请了假，带上一筐大寨产的苹果到了首都。
北京的街头，到外是大标语、大字报，传单满天飞，宣传车满街跑。连老老实实的公共汔车也糊着各种耸人听闻的标语口号开来开去。
陈永贵直奔京西宾馆住下，立刻求见总理。三天后的晚上，周恩来挤出时间，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陈永贵，见了总理，陈永贵咧开嘴笑着，恭恭敬敬地握了总理的手，说：“我给你带了筐苹果，大寨产下的。”周恩来笑道：“哎，你们的苹果我可不敢吃，给主席送去吧。”
这年年初，大寨曾给毛泽东寄过苹果，毛泽东收下了，中央办公厅还特地回了封信，回赠大寨大队一张毛泽东亲笔签名照片。
寒暄几句之后陈永贵就开始向总理诉苦，他有一肚子话，一肚子问题，简直不知从何说起。他说大寨乱得不行，红卫兵多得没法办，一群姓姓不是打倒这个就是打倒那个，好多人还带着小刀刀。周恩来笑道：“那不是小刀刀，那是匕首。”
陈永贵问道：为什么每次运动，非把苗头（矛头）都对着我们？这个文化革命到底是怎回事？怎么一上来就把我的老战友都打成革命了？”他讲了一通十月事件，又讲到“十月事件受害者”目前的处境。
周恩来听了，极含蓄地答道：“这个问题，各级党委都解决不了。这样吧，我给你几个红卫兵袖章，你们自己去斗嘛，自己解决问题。”B17
陈永贵似懂非懂地接过红袖章，心里有点纳闷自己怎么能让文水县放出张怀英，让临行前他要去请假的昔阳县委放出李韩锁等干部。他把红卫兵袖章收好，又谈起了生产问题。他说，大寨的红卫兵一拔接着一拔，每天都有几千上万的人来，大寨的地方小，盛不开，乱成这样，明年的春耕生产怎么搞？
周恩来让陈永贵抓好春耕生产，至于乱哄哄的局面，周恩来让陈永贵找县委，由县委出面帮助大寨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又说起了化肥。陈永贵请总理帮个忙，批准他们建一个化肥厂：“我们县里连续要求了三年，为了搞化肥，我们的干部出去请客送礼，四清整死了四十多个人。”
周恩来说，这个好办，明天国家计委要开会，我让他们把你们的化肥厂纳入计划，你现在回去就可以办，国家支持你。
陈永贵闻言大喜，别的事也顾不上提了，就着急回县里办厂。他后来这么说当时的心情：“这一下我就不顾反啦，你愿反就反吧，就跑回来建厂啦。”这次在文革的大乱时刻占用了国务院总理四个小时的谈话也许还有许多重要的内容，但是在陈永贵的心目中，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一座化肥厂。他谈起这次见总理时总要强调化肥厂：“这是中央对我们的最大关怀，也是我们昔阳的永远利益。”“文化大革命前，因为搞化肥，到处受欺负，受欺负也弄不下。现在，我们有了这座化肥厂，看该多主动呀。”
回山西的路上，陈永贵在火车上与一位省委高干的夫人想遇。这位夫人说她们正准备夺权，请陈永贵站出来支持她们。夺共产党省委的权？这在当时尚无先例，陈永贵吃不准局势，就来了一个不说话，咬住牙不表态。他不知道，十几天之后就将出任山西省最高领导的刘格平此时也在北京，正等待中央文革的召见，准备回山西夺权。
1967年1月正是中国的省级政坛开始翻天的月份。这里这先放下陈永贵的活动，说说山西省和全国的局势。
1967年1月3日，上海的文汇报被夺权。１月６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军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１月８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予以高度评价，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B18
就在这一天，江青叫关锋找刘格平谈话。刘格平是山西省挂名的副省长，其经历却很不一般。１９３６年，他与６０多位共产党领导人一块被国民党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指示他们按国民党的要求履行手续出狱。刘格平认为履出狱手续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叛党声明有损气节，宁可不出狱也不肯执行中央指示。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江青在整刘少奇的材料时发现了刘格平的惊人之举，就召他进京谈话。刘格平在京等了许多天，直到上海夺权之后，江青才叫关锋让刘格平立即回山西夺权。１月８日，刘格平奉命返回太原。１月９日，刘格平等５人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B19同时策划夺权。
１月１１日，以十三治金公司电焊工杨承效为首的“山西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及各路造反大军联合成立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刚刚三十出头的杨承效任总指挥，成为夺权的前台人物。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凌晨１时，山西省省委大院开锅了。各路造反派在杨承效的号令下联合行动，“向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B20所谓夺权斗争，除了占领和抄家之外，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抢公章──印把子。是日夜间，造反派从各党政部门抢来的公章装了半麻袋。
这一天晚上，山西省委书记卫恒也被杨承效领导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起来。１８天后的夜里，卫恒自杀身亡，成为文革开始后的第二位被迫害致死的省委书记，山西则成为全国第二个夺权的省市。
１月１３日晚，刘格平等三位领导干部在前台亮相了。他们向两千多名造反派的代表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进行夺权。”次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１２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
在省城大乱的同时，陈永贵正在村里琢磨着出山还是不出山。
陈永贵早在返晋的火车上就听说了夺权的风声。山西的别外一位著名劳模李顺达也挺早就听到了风声。这两位全中国最有名庄稼汉在山西举足轻重，谁都想拉。不管是谁夺权，有了这两位喝过毛主席的酒，得过毛主席的批示和表扬的人物的参与、支持，哪怕只是声授，其合法地位也会大大巩固。问题是这两位庄稼汉慎重得要命，硬是不肯表态。庄稼人的本能似乎告诉他们：夺共产党省委的权不是闹着玩的！那时侯，除了上海这个直辖市，省级夺权毕竟还没有先例。
正所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形势不管你拿得准拿不准，只管一日千里地往前奔，落伍者还有被淘汰，甚至被抛进“历史垃圾堆”的危险。一位纺织女工出身劳模在太原打长途催李顺达：“老李！喂！老李，赶快决定，喂，劳模都要出山啊！你吭声呀！你咋不说话？喂！革命形势需要你出来啊。喂！”李顺达道：“情况我不大了解啊！是啊，我身体也……，啊，看看吧，是啊，我看看吧，再联系吧！”他放下电话，心里直犯嘀咕。不出山？不会闹个对抗文化大革命？出山？他忽然想起了老搭档陈永贵。
“给我挂昔阳，陈永贵！”李顺达拿起电话，吩咐县总机。办大事前先看看左邻右舍的动静，这也是中国农民处世小心的传统习惯。“喂！老陈吗？我是李顺达！”“啊，老李呀，我早就等着你的信呢！”陈永贵笑道。
“老陈，你说咋办呀？”李顺达劈头便问，他感觉着陈永贵心里转悠的事一定跟他一样。
“什么咋办？啊？哈哈！”陈永贵不知是不是在装傻。
李顺达把情况说了，刚讲完，陈永贵就说道：“老李呀，你拿个主意吧！”
李顺达道：“我就是问你哩！你倒问开我啦！你去不去呀？”
陈永贵道：“哎呀，老李，你去我就去！”李顺达也同样答道：“哎呀老陈，你去我就去！”两个人聊了一会儿，最后相约各自从家里出发，共赴太原造反夺权。B21
其实陈永贵比李顺达心里有底。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顺达就在西沟埋头不出，每天只是听收音机。而陈永贵毕竟去了趟北京，见了总理，还得了几个红袖章。从北京回来后，陈永贵对红袖章所包含的暗示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在陈永贵与李顺达相约赴太原参加造反之前，文水县出过一件事，给了陈永贵很大启发。北京的一批红卫兵大闹文水，将张怀英抢了出来。文水方面马上发出追捕令，搜捕逃亡的“反革命分子”张怀英。消息传到昔阳，县有关方面估计张怀英可能逃往大寨，便派人严密监视了通向大寨的道路。陈永贵听说了红卫兵抢人的举动，恍然大悟地说道：“噢，总理给我袖章，叫我们自己解决问题，原来是这个办法呀！”B22于是，他也让郭凤莲组织起红卫兵。大寨的红卫兵一度与西沟李顺达手下的红卫兵联合，统称“太行红卫兵”。
１９６７年元月中旬，陈永贵和李顺达如约会师太原。这两位山西省同时也算是全中国的钦定农民领袖，与另外一些劳动模范一块在《山西日报》上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省城造反派的革命行动。造反派的腰更硬了，劳模们也更红了。
１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胜利》。同日，山西省会太原的五一广场上人山人海，几十万造反大军在此举行了誓师大会。在红旗翻卷的主席台上，人们可以看到陈永贵、李顺达、解悦这三位著名劳模与杨承效等造反派首领坐在一起谈笑风生。陈永贵的胳膊上还戴着周恩来总理亲手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
陈永贵和李顺达等人在太原活动了十多天。这二位介导成立了一个叫“山西工农革命造扳联络总站”的以农工为主要成分的群众组织。陈永贵出任政委，李顺达任副政委。一时间，数不清的各咱群众组织都归附于这两位毛主席亲赞扬过的人物的大旗下，几天内前来投奔的人数竟多达三四十万。这一年的２月６日，《山西日报》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说：“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为这条消息配发的编者按特地指出了陈永贵“杀”出来的重要意义及其对政局的影响：“革命形势越来越好。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一批劳动模范‘杀’出来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劳动模范有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劳动模范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列，带头闹革命，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这一个头一带，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就会列加迅速地形成。”
陈永贵和李顺达拉起了一支三四十万人的队伍，心里却总放不下各自村里的那一摊活动。闹了几天，陈永贵和李顺达就离开核心舞台回山了。他们麾下的各路人马不久也自行解体。当然，省里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忽视富于政治号召力的农民旗手，陈永贵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名单，上报中共中央。
陈永贵的家乡的局势正在急剧变化。
一月初，山西省“一一二”夺权之前，昔阳县委仍然勉强控制着局势。县委领导们努力地试图将群众运动的冲击力引向前任当权派以求自保，于是有关押李韩锁等干部并堵截张怀英之举。
从文水逃出来的张怀英果然企图躲进大寨。他没敢走大路，绕了一个大圈子，从虎头山翻过来往大寨走。尽管这条路很偏，县里派出的监视人员还是发现了这位逃亡的“反革命分子”，便立即召人追捕，县里的摩托车吉普车火速出动。这时，已经有人问陈永贵通风报信了，陈永贵马上派出贾进才贾承富等人提着镢头去接张怀英，把他背到正在修梯田的小背峪沟的石窝里躲了起来.追捕的的人在山梁上喝令站住，贾承富挥着镢头叫：“狗日扔种下来，下来哇！”追捕者见对方人多，又是谁也惹不起的大寨人，便不敢下了，走了。过了两天，陈永贵又派人秘密护送张怀英到太原，请省里将其保护起来。
山西省夺权的十天之后，１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过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写得极其激昂，极有煽动性，社论把夺权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动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壮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社论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是日，昔阳的几种造反人马不等在太原参加夺权活动的陈永贵回来，先自分头夺了昔阳县委、县人数及所属各部门的权。一周后，接任张泣槐不过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原耀先从县委大楼三层附地身亡，据称是自杀。
昔阳的“一二二”夺权带点学生们一时兴起的性质。各村的干部社员几乎都不知道县府的印把子已经易手，及旧在闹他们的革命，过他们的日了，而县城里的造反派自己却闹得天翻地覆。各派之前都想架空对方，把全部的权力都揽过来。那些来自北京、太原、太谷和昔阳育红中这的红卫兵小将本来就缺乏行政管理经验，连个衙门的架子也撑不志来，更解决不了行政和生产方面的实际问题。面对乱成一团的局势和杂七杂八的火烧眉毛的事务，这群小龙束手无策。
这时，刚刚在省里参加了造反夺权活动的陈永贵，佩戴着周恩来总理新手赠送的红卫兵袖章，如同众星捧月一般地回到了昔阳。在昔阳有十几年根底的张怀英也随着陈永贵回来了。于是，“千万双革命的眼睛立刻转向了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昔阳文化大革命的曙光。”B23
昔阳县城一乱，关押在商业局大院里的“十月事件受害者”们自然都跑了出来。两年前被地委强令调出昔阳的“宗派活动分子”也纷纷离开流放地。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赶到大寨。１月２９日，“十月事件受害者捍卫毛泽东思想决死队”在大寨宣告成立，前县长王贵科任队长，前县委常委李韩锁、越满仓任副队长。有了这些行政经验极其丰富的老干部，再加上饱读史书的前县委书记张怀英和“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大寨立刻成了全县实际上的决策中心。各派组给纷纷人到大寨建立联系。
陈永贵在一群老谋深逄的前昔领导人的拥戴下，召集一些造反派组织开了一次会，宣布了自己对时局的主张：“趁春节时机大斗王乡锦、谢子各、张泣槐等黑帮走资派，猛促春耕生产。”王乡锦是晋中地委书记，谢子和是晋中行署专员，张润槐是前昔阳县委书记，都是本地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陈永贵明智地避开了各路人马争执不休的权力问题，提出了谁也不敢小看，谁也不敢不拥护的行动纲领。如此陈永贵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无可急议的决策人和领导人。
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农历大年三十，陈永贵在除旧迎新的爆竹声中进了昔阳县城。除夕之夜，全县４００多个大队的头面人物蜂拥而至。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农历正月初一，陈永贵５２岁的生日。这一天，昔阳县城里的工农兵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全县２０个公社４１５个大队的１５００名代表和县城附近的六个公社的２８００名革命群众会聚于此，号称万人。陈永贵、张怀英、王贵科和赵潢仓在众人的仰视中出在插满红旗的大会主席台上。陈永贵朗声宣告：“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开始！”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雷动，只号声此伏彼起。随后，在万众一声的怒吼中，晋中地委书记王绣锦、专员谢子和'前昔阳县委书记张润槐'地委常务副书记王荣和其他领导人卜虹云、苗枫、张哲生、张子仪、肖岗等几乎全当权派被押上台来。
陈永贵首先发言，他谈起了积怨达两年之久的十月事件；“十月事件的性质，绝不是个个私怨之急，绝不是守派之争，也不是工作方法之争，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争，是拥护三面红旗和反对三面红旗之争，早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反对毛泽东思想之争！”接着，陈永贵又“揭露了地、县领导人反大寨的罪行”，譬如四清工作队砍大寨红旗企图。当年激怒过陈永贵的四清工作队队长张子仪，说陈永贵这个粗腿抱不住的地委副书记王荣都在台前撅着。
陈永贵讲完之后，张怀英言控诉走资派对他本人和十月事件受害者的迫害。张怀英不久前挨斗挨打受伤沿末痊愈，人与昔阳各方面的关系又好，口才也佳，于是，会场上那些贫下中农“听到怀英同志为坚持社会主义方面而惨遭折靡时，纷纷落下了激动的热泪”。
会后便押着“黑帮”们到下边和公社和大队去游街，用陈永贵的话说：“让大家都看一看他们的万恶滔天罪。”
联合批斗会和游街从春节闹到正月初三，小小的昔阳县城和附近的农村连续沸腾了三天。陈永贵后来曾把昔阳的这一串批斗和和夺权大会与别外做过比较，他说：“我想，在全省也很少哩，像我们昔阳这样，把所有鳘个生产大队的社员代表都选来，参加我们的夺权和斗争大会，很少的，那无非不过是城附近呀，机关呀，学校呀，学生们参加。我们是真正成了群众运动来搞夺权斗争。我们认为我们搞的是非常透彻的，而不是他们那样，斗黑帮是请客吃饭的。”B24
经过三天普及而深入的批斗，陈永贵和“十月事件受害者”的地位稳稳地扎在了昔阳政治舞台的中心。当年写下的夺权报告描述说：“三天的大会已经激发了代表我们的积极性，只要陈永贵、张怀英、王贵科等同志一声令下，立即就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夺取政权。
陈永贵见时机成熟了，便准备动手再次夺权，把全部权力从你争我夺的“筹委会”等各派红卫兵手里夺过来，夺到他自己和“十月事件受害者”手里。陈永贵对张怀英说：、我夺权，你来帮我掌权。”考虑到“十月事件受害者”都是昔阳的前党政要员，这第二次夺权似乎奇妙地带了点“复辟”的色彩，但当时恐怕没有人敢这么想。
２月１０日晚，陈永贵组织各路造反派开代表会，专门讨论第二次夺权问题。陈永贵高声问众人：“这权该不该夺？”众人如军人般地齐声高呼：“该夺！”
２月１１日，正月初三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昔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大会”，３２个造反派组织参加。大会宣布昔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并一致推举陈永贵任总指挥。刚刚当选的陈永贵在强光的照射下，满脸庄严地宣布了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从即日起，昔阳县委、县人委后切党、政、财、高新明文大权归总指挥部！”
当晚，32路造反派代表涌上夜色笼罩的昔阳街头，“敲锣打鼓地欢庆总指挥部夺权胜利。”
至于刚刚掌权不到20天便被陈永贵把权夺走的那些造反派组织及其支持者，据说“根本不敢说一个‘不’字”，“总指挥部一宣布成立，它不得不立即宣告解散。”B25日后陈永贵也没有难为他们。
陈永贵带头造反夺权的消息很快就传向全国。196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章，陈永贵在文章中谈了他在夺权斗争中的体会，斩钉截铁地说：“夺权好得很！”3月5日，《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报道了陈永贵在昔阳夺权的消息，引题是：“同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起把昔阳县的大权全部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主题是：“陈永贵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在斗争前列”，副题是：“为全省全国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榜样。”
劳模在社会中的主要功能就是当榜样、当楷模，摆在那里让人们看，让人们学。至于人们学不学，劳模本身是无能为力的，他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有不如意事也只能干瞪眼。而劳模一旦造了反夺了权，便成了可以迫使别人服从的权威。陈永贵显然很愿意当这样的权威。他说：“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
从1967年2月中旬起，陈永贵的身份迅速变化：2月11日出任昔阳县造反总指挥，2月2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3月1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站副总指挥，3月19日出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4月8日出任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陈永贵从一位劳模一跃而成为昔阳县20多万人的最高领导和山西省的第三号权威人物。陈永贵鲜明地感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变化，他说：“现在不跟过去一样啦！不能再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我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有个意思哩！”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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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主席见到了夺了一身权的陈永贵。这天晚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上海、北京和山西的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陈永贵作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受到接见。毛泽东见了陈永贵，很高兴地伸出手去，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回答说：“大寨人问你老人家身体好！”然后，大家又在一起照了像。
过了几天，最高指示传了下来，许多陈永贵派的山西造反派报纸在报眼那块专登最高指示的地方登出了六个大字：“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后来见了，觉得有点过分，便不让登了。但是毛泽东主席五一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谁不见谁，让谁公开露面或不让谁公开露面，确实是事先精心安排过的。由周恩来拟定了名单，毛泽东本人审批。这里包含着最高领袖要扶持谁或打倒谁的信息
四、毛泽东控制左右平衡
1967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三。陈永贵在昔阳县城里批斗地、县两级当权派，搞他的“二一一”夺权，北京的中南海里则开着一次剑拔弩张的会议。
这次党政军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在怀仁堂会议室举行。主持人周恩来坐在正中。会议桌的一边坐着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界和军界的元老，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和康生率领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等中央文革的新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B27
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比“抓革命促生产”更能反映出毛泽东的两重性与会议桌两侧的人马的分歧和对立了。
毛泽东既是一位诗人般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他崇尚精神力量，也尊重物质力量；他热爱革命，同时也想尽快发展经济；他一意孤行而且孤注一掷地采取极其激进的手段打碎了17年苦心经营的成果，以创建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人新世界“以太”为“太极”，认之为世界之本源；以“生元”为“细，同时又保护着一个尘世国家得以存在的最起码的条件和秩序。毛泽东想把这些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怀仁堂会会桌两侧的人马似乎就是毛泽东自身矛盾的展现，不过，这两个方面统得显然不怎么成功。
会议开始不久，双方就争执起来。徐向前冲着对面的人拍桌子，对面的康生则质问徐向前有什么了不起。叶剑英指责陈伯达等人把党和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想把军队也搞乱。
叶剑英话中有刺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种提问方式简直使陈伯达无法回答。叶剑英的讽刺已经难以应付了，他所涉及的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更是复杂得至少要从大跃进说起。
在大跃进时毛泽东就讲过：“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B28毛泽东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这番话的时候，确实没有提到党的领导，而且是一连五次讲话都没有提到党的领导。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改变了他三年前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观点，但是他也确实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评了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的说法。他问，如果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群众呢？”B29
大跃进跌跤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深居简出地思考了多年。他不认为大跃进的基本思路错了，相反，在他看来，大跃进所代表的人的因素第一，调动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的道路是非走不可的道路。中国革命一不靠飞机大炮，二不靠物质刺激，为什么胜利了？不就是靠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么！”战争之伟力的深厚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再往远点说，中国被世界列强骑着打，偌大个天朝上邦船不坚炮不利，而且连能够顺顺当当地发展工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近乎没有，中华民族怎么就能挺起胸昂起头？不就是靠近百年来无数炎黄子孙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想方设法英勇奋斗么！既然凭着这种革命精神可以推翻三座大山，为什么就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问题就在于有人不肯走这条合乎中国革命传统的路，问题就在于有人压制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64年2月，毛泽东说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B30他说，这些人在国内主张搞“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
1964年12月，毛泽东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来描述压制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干部。他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问题如此严重，如何解决呢？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总结了他解决上述问题的经过，他说：“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还搞了一些在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后来，毛泽东把这种自下而上解决问题所需要使用的四大手段，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写进了宪法。毛泽东相信中国人民可以用好这些手段，相信中国人民会用这些手段清除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障碍。
在毛泽东的想象里，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更彻底地揭开盖子，解放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打倒那些把他们引向邪路的人，打倒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当官做老爷的当权派，人民的心情舒畅了，革命精神更纯洁了，生产力就解放了。届时经济自然会迅猛发展。这大概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道理。在此基础上，他在“五七”指示中描绘的那种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不断受到批判的理想世界就会建立起来。
话又说回来，尽管毛泽东号召人民造反，但是他并不能忍受无政府主义。1967年2月12日，也就是叶剑英以嘲弄的口气问陈伯达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的第二天，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要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的部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他责问：这是谁搞的？
毛泽东似乎是在极左的钢丝上不断地做着左右之间的调节，寻找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陈伯达曾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工作，他应该熟知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这些复杂的充满矛盾的观点。
陈伯达看着怀仁堂会议桌对面的叶剑英，他避开了关于要不要党的领导的语带讥讽而且暗藏陷阱的提问，以守为攻地答道：“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坐在陈伯达一侧的关锋似乎不避锋芒，他冲着对面的党政军元老把皮包往桌子上一摔，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
眼看着冲突迅速升级，周恩来发话了。他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议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没人顶撞周恩来。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
2月16日下午3时，怀仁堂会议室里又开碰头会，继续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会议室门口碰见了张春桥，谭震林问道：“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陈丕显是被夺了权的上海市委书记。在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和山西省委书记卫恒非正常死亡，许多省、市委书记挨斗游街之后，毛泽东指示把各省市的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设法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是仍有不少人被当地扣押着。陈丕显就被扣在上海。
张春桥听出了谭震林兴师问罪的潜台词，推脱道：“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不管用了，”张春桥道，“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走进了会议室，谭震林再次向张春桥要人。这位个头不高，骨骼见棱见角的老革命压着火问：“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躲闪道：“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闻言大怒，打断了张春桥的话嚷道：“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B31
这位工人出身，1928年就当了井冈山特委书记的毛泽东的老战友压不住火了，索性把话都说了出来：“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说起孩子，谭震林的火气更大了：“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这时，负责公安系统的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继续吼道：“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罢，谭震林气冲冲地拿起文件，穿上衣服便往外走：“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干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叫住了谭震林，让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陈毅接着发言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叶剑英也说道：“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拍着桌子叫道：“许多干部被揪来斗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这时谢富治又插话为文革小组辩护，劝对方不要那样讲法。李先念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和稀泥！我们党一贯强调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文革小组那一侧的人使劲做着笔记。
谭震林又说道：“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道：“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后来聂荣臻也愤愤地说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的人不安好心。
当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按照康生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对笔记，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江青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坐在灯下抽着烟，张春桥拿着会议记录汇报“大闹怀仁堂”事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他当然知道很多老干部受了冲击，憋了一肚子气。他也知道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认为这是正常的，他还要继续往前走。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只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另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干成第一件大事的代价是两千万条人命。第二件大事寄托了毛泽东后半生的理想和希望，甚至寄托了他一生奋斗的全部意义，他也会不惜一切代价的。至于他的老战友不理解他的美好理想，因个人受了冲击而不满，他还有些生气。当张春桥说到谭震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的不满溢于言表。他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两天后的晚上，毛泽东出面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大发雷霆。
“你们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要刘、邓上台。”毛泽东对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的老部下们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动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动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毛泽东对代表林彪出席会议的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在一片瞠目结舌的寂静中，毛泽东又转向与他私交极好的陈毅：“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毛泽东又转向了谭震林：“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最后，毛泽东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B32说罢，毛泽东起身退场。
后来，那些挨了毛泽东的训斥的元老们自然吃了不少苦头，写检查、挨批斗、甚至挨了拳脚。不过中国政坛的基本平衡并没有毁坏。
两个月后，毛泽东下令释放“联动”成员。4月30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到自己家里开了团结会。当夜，周恩来拟定了参加次日的五一劳动节首都庆祝活动的人员名单。经毛泽东主席批准，这些“二月逆流”的参与人在庆祝活动中公开露面。这是向全中国宣布：他们没有被打倒，毛泽东在调节平衡
五、造反总指挥不许造反
“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这段语气急迫，散发着农业大国特有的焦虑和担忧的文字摘自中共中央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公开信。这段话作为黑压压的通栏标题浩浩荡荡地登在1967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春耕在即，而城里的造反夺权风潮在中央的鼓励下波及农村，中国农村大乱。
一天，当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的陈永贵坐着吉普车追赶一伙红卫兵。他想把这伙到处煽风点火的学生赶出昔阳，他甚至准备动武。别人不敢惹红卫兵，陈永贵敢。
被追赶的是一些自称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城里来的学生。他们摹仿着老一辈革命家不避艰险地狂热工作，因此也显得能量极大。1967年上半年，昔阳的大队书记被打倒了多一半，各个村庄群龙无首，你打我斗日常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的一个派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种种积怨一齐拥了上来，春耕生产受到巨大威胁。于是陈永贵就动员煽风点火的红卫兵小将们回校闹革命，换句话说，别在昔阳添乱捣乱。实在没有盘缠走不了的，县里给掏。
有一伙红卫兵软硬不吃，铁了心非要在昔阳闹个星火燎原。陈永贵火了，听说这些人正在井沟大队闹，就带上人从大寨赶到井沟。井沟的一位姓赵的大队干部是陈永贵的过继女儿的生父。这位老赵一向佩服陈永贵，曾听说老陈的老伴想领养个女儿，就跟陈永贵说：“老陈，我有好几个女儿，给你一个，咱也攀个亲。”如今这位亲戚也被打倒了，挨了斗。
陈永贵带人追到井沟，得知红卫兵已经跑到留庄闹去了，便又赶到留庄，又追到沾尚，最后在王寨追上了那些红卫兵。这些人果然能闹腾，正在王寨火上浇油地揪斗大队干部，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在“捣乱”。B33陈永贵当了半辈子大队干部，最见不得人整大队干部。当下就命人把红卫兵抓住捆了。两位红卫兵不服，挣扎着申辩，陈永贵手下的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老陈下了命令就得执行，把两个革命小将五花大绑押送到省军区处置。B34
处理完此事，陈永贵就要上吉普车回大寨，打开车门刚刚跨进了一条腿，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忽然扑了过来，死死抱住陈永贵的腿证法观点。其代表人物在哲学史上通常称为自然哲学家。该，哭道：“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请你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老人家，不能这样对待咱贫下中农，这样对待干部。”B35
原来这位老太太的侄子是这个大队的干部，被夺了权，挨了斗，还游了街。这还不算，老太太一家老小也跟着受了牵连，不许参加会议，被说成是保皇派，大喇叭里天天指名道姓地骂。老太太哭诉道：“你能见了毛主席，你给我们代问毛主席，这一个人犯错，这全家亲戚朋友都受连带？”B36
陈永贵本能地感到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他太了解大队干部了。这伙人一年到头吆三喝四，没有不得罪人的。上边号召打倒肯定就有人响应，而且必定将家族纠纷连带进去。这么闹下去可就要天昏地暗了。而且农村聚族而居，一旦出了人命，冤仇一结就是几代，不知哪辈子才能有个了结。
陈永贵干脆就下了车，在王寨住下不走了。他把当地的造反派头头召来，以他惯用的提问方式狠狠训了他们一通。你们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干部？一个大队干部算个甚走资派？春天他是红人，夏天他是忙人，秋天是穷人西欧文化，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著作有《对圣经的评论》、，冬天是罪人，他算甚走资派？站着吃饭立着尿，黑夜睡不上安稳觉，什么走资派？给我把人放了！
昔阳县里没人敢顶撞陈永贵，当下就把关押起来的“走资派”们放了。放了人，陈永贵还不罢休，他还要求贫下中农们支持干部继续革命，换句话说就是继续当干部，有错误检查改正就可以了。
当时举国上下揪斗当权派斗得正红火，刘少奇受到公开批判，邓小平和陶铸等人也纷纷落马。农民们虽然不知政局的内幕，也听得出陈永贵让他们支持干部不太对劲。一位贫下中农小心地问道：“这样做惹不下祸吧？”
陈永贵道：“惹不下。”
贫下中农还不放心，又问：“哪戴上保皇帽子怎么办？”
陈永贵笑道：“冬天很冷，戴上去暖和。”
笑过之后，陈永贵明白他碰到了一个自己绝对无权做主的问题。彻底制止农村基层夺权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决策，非得由中央发话不可。于是陈永贵再次拿出惯用手段来，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给中央写信，要求保护农村基层干部。他找了一位记者。请记者代笔，陈永贵口授。他洋洋洒洒地谈了对农村搞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意见。从十月事件说到两条路线斗争，说到夺权，又从红卫兵串连说到大队干部挨斗，说到那位抱住他的腿不放的老太太，最后又说到革委会的作用，说到斗私批修。说来说去，只有一句话是核心：“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陈永贵要依靠这些人来领导运动，组织生产。他把这叫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尽管说得很得体，如果一上来就谈保护干部，未免显得保守了些。陈永贵巧妙地先谈大批大斗，他说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他说，打击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干的，十月事件整了我们200多干部，四清的桃园经验逼死了我们40多人，昔阳苦大仇深。再由此引出他想说的根本意见；保护和依靠广大干部。
说完保护干部他又想名正言顺地赶走红卫兵。陈永贵把这个意思反过来说，叫做“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有了“自己教育自己”，自然就没有城里的那些红卫兵插手的份了。至于农村中的小学教员这类的知识分子串连夺权，陈永贵说：“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
在谈到这个反对城市红卫兵介入农村的要点之前，陈永贵先在第三条的位置上插了一个正面的主张，即：“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文革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在昔阳，这就意味着陈永贵直接领导。
在最后一条，也就是第五条里，陈永贵建议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使大队干部好好工作。他在这一条里又为自己未来的事业铺平了道路。陈永贵就是靠斗私批修和农田基建这两条把大寨搞红火的。
这样的五条意见，既挡住了城里的红卫兵，又镇住了村里的造反派，既可以仰攻“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爪牙”，又可以稳坐革委会的江山干一番事业，陈永贵似乎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开了一份他掌权之后稳定和发展所需条件的清单，而中共中央居然就批转了。
196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文，批文写道：“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出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此件可以发到生产大队。”
这是中发1967年339号文件。尽管这一年的中央文件多得邪乎，一个农民的一个讲话竟成了一份中央文件也该算极难得了。
陈永贵的谈话被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国之后，各地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大队书记们真是不胜感激。陈永贵后来回忆说：“批转下去，每天来信就根本没法看，不定有多少感谢的。”B37这一回，他名符其实地当了中国数百万农村大队干部在政治上的代表
六、清除“五种人”：大寨县的诞生之一
留庄大队离大寨不过三里，土地肥沃，人均亩数也比大寨多，可是产量却不如大寨。更严重的是，留庄从来也不去大寨参观学习，他们热衷于搞副业，大马车整天在外边转悠着捞现钱。陈永贵当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之后，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解剖麻雀”，细细研究之下，发现了留庄大队的领导班子里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留庄的大队书记与一位妇女的关系不正常，这位妇女恰恰又曾经是一位外号叫小秀才的富农的小老婆，于是共产党的大队书记就与阶级敌人发生了说不清楚的关系。尽管小秀才本人已经在20年前的土改斗争中被打死了，但是这并不要紧，陈永贵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让各村的干部们讨论：“小秀才死了20年，为什么还没有被打倒？”他很喜欢这个问题，几次亲临会场主持大家讨论。
是啊，为什么？大队干部们津津有味地讨论起来。离大寨三里却不学大寨，这不是小秀才做怪？马车出去捞钱搞副业，这不是小秀才做怪？粮食产量上不去，山河依旧面貌未改，这不是小秀才做怪？小秀才死了20年仍然不倒哩！为什么？大队书记被阶级敌人拉下水哩！丧失阶级立场哩！
如此生动的讨论进行了多次，并且以此为例类比其它，又发现了8位同样存在着立场问题的大队书记。黄岩大队的支书也被拉下水，不抓阶级斗争，致使村里偷盗成风帝。他的学说对以后基督教的思想影响很大，恩格斯说他，一个秋天社员上地烧吃嫩玉米达两万多斤。
1967年11月，陈永贵给中央提的五条建议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后，昔阳境内瘫痪了的基层党组织迅速恢复，全县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了。这时，陈永贵反而向各村的领导班子开刀了。与各村自发的造反夺权不同的是，这回由陈永贵主刀，专切那些妨碍学大寨的人。据后来纪登奎概括总结，这些人共有五种。留庄大队书记只是其中“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那一种。
昔阳的“五种人”中最有名的就是当年比陈永贵还显赫的刀把口大队支书张老太。这位1941年入党的“太行区一等劳动英雄”代表了昔阳为数众多的“民主派”。陈永贵说他的这位老熟人“入党早，资格老，白天干，黑天跑，开口想当年，闭口打土豪，没有功劳有苦劳”。说他至今还记着太行区开劳模会的话：“组织互助，发家致富”，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陈永贵说：“让这种人掌权，根本学不起大寨来，必须进行更换。B38
张老太对学大寨确实不太感兴趣。五十年代，他与白羊峪的王殿俊、大寨的陈永贵，并称“昔阳三支花”，张老太的排名还是在前的。他靠山区牧业起家，当了大队书记后仍然坚持以牧为主良知良能实为心之本体，我之主宰。后世学者多有发挥，但，养羊养牛养驴养马，也把村里闹得挺火爆。大寨人在改天换地，他却带人贩卖牲口。
陈永贵对这位老资格有看法。正巧，浙江的一位女知青在刀把口插队，因入党问题与控制了刀把口村要职的张家冲突起来，告状告到了中组部，说张老太不学大寨搞资本主义。中组部把这封告状信转到昔阳，陈永贵高度重视，立刻派工作组进驻刀把口。这位张老太也算祸不单行，这边工作组进村，那边贩毛驴让河北省扣住了，打开了官司。人家学大寨你竟敢到河北搞投机倒把？工作组组长的脾气挺冲，立即组织了批判会，批斗揭发张老太，口诛笔伐之外还动了拳脚。后来，当时的县核心小组组长李韩锁见火候太猛，怕逼死了人，就换了位以老好人著称的粮食局局长去当工作组长，张老太因此保住了一条命。但是，经昔阳一批判，陈永贵又在全国性会议上一点名，这位得到过毛泽东亲手赠送的特制信封的劳动英雄终于也没能再次抬起头来。他的一个儿子把他接到太原郊区住下，1976年1月，张老太戴着走资派、民主派和反大寨的三顶帽子病死。他原来当大队干部的儿子也患癌症去世，剩下孤儿寡母也举家迁往太原郊区。
后来非常出名的南垴大队，原来的党支部书记叫赵忠武。赵忠武为人老实，能吃苦。文革前，村里有人偷偷杀了一只猪，装在棺材里拉到阳泉去卖。这显然是在集体经济之外的另一种经济。党支部书记赵忠武帮着人家杀了猪，还吃了人家的猪下水，显然就是纵容人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整五种人的运动中，赵忠武被打成走资派。
昔阳是个穷地方，文革前虽然也没有少发学大寨的通知和文件，老百姓还是普遍瞄着来钱的几条最现实的门路，瞄着有一座大煤矿的阳泉市。各大队重视的还是运输业、劳务输出和各种副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抓副业国的斯宾塞等。，单靠昔阳那些秃山打粮食，在统购政策的盘剥之下又能赚到什么钱？在这种条件下，各大队的书记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像张老太那样对大寨死抠土地和粮食的路子不感兴趣的人自然不在少数。陈永贵心里明白大寨在昔阳的实际地位，因此文革前除了大寨公社的几个村外几乎就没有去过别的公社大队。“难道我不想去？”陈永贵1968年对他的昔阳部下说，“我想去。想去为什么又不去呢？我去没有好处。去，我就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大寨精神，走资派反对你哩。”B39
陈永贵夺权掌权之后，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频频发出学大寨的各种决定、倡议和通知。在他当选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那次大会上，通过了“《将昔阳县改名为大寨县的倡议》，同时还做出决定：在大寨开办一个长期性的学大寨实习训练班，轮训全县四级干部，并且在大寨建立一个大寨经验报道站，将大寨每一天的政治活动、生产活动，通过有线广播、小报等宣传工具向全县进行报道，使全县各社队的工作能够天天紧跟大寨，使大寨经验能够对全县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不久之后，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领导集团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在三、五年内把昔阳建成大寨县。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自1967年冬开始，昔阳县408个基层党支部在陈永贵的主持下开始了大清洗。三年内，全县共撤换不想学大寨或不能学大寨的党支部书记127人，占支部书记总数的31%。其中的科学客观世界相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经验的世界。认，以张老太为代表的“民主派”62人；以南思贤大队书记为代表的没能力没胆量学大寨的老好人书记32人；以武家坪大队书记为代表的热心搞副业的“走资派”书记21人，以留庄大队书记为代表的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书记8人；以西固壁大队书记为代表的“混入党内掌了权的坏人”4人。对所有这些人，所有的408个基层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和他的同事们都一个一个地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真拿出了绝不放过一个的狠劲。
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陈永贵在会上介绍了整“五种人”的经验。随后，整“五种人”便作为建设大寨县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全国农村推开，大小也成了一场运动。
有了整“五种人”的威胁，昔阳408位基层党支部书记中没有被清洗的281位便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各公社的党委书记则更直接地感到了前拉、后推、旁边抽打的威力。每年冬天腊月二十三，社员歇工了，党员干部就开始整党，人人过关。陈永贵把关极严，他要求回答的都是硬问题：参加劳动的天数、粮食产量、工程。就这么几条硬指标，你讲吧，说说你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是怎么带领群众学大寨的。
每临整党，有点毛病的干部们便愁得不行。别说撞到陈永贵本人手里，随便哪一层干部也不好糊弄，一个个都铁着脸，似乎成了风气。把关常用的语言是：你自己说吧。你是党员吧？是干部吧？你自己检查检查对象，或者把经验同客观事物等同起来（贝克莱、马赫等）；，这一年干得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怎么就不怎么样？人家都干你为什么不干？你挖一挖吧。说不出来？干得出来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就慢慢说，时间有得是。反正，你说不清楚就交不了账，一个人整整几天几天星期都不算新鲜。
瓦邱公社和另外三四个公社没有上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书记们便被陈永贵召到大寨办学习班。陈永贵咬住一个问题非叫这些公社书记回答不可：“你们那里为什么不上工程？”
“为什么不上工程？”瓦邱公社的书记满脸痛苦地想。怎么回答才能交账？下边不愿意干，没有钱，调不动人，几次都说不通。可是这话怎么说？别的公社就没有困难？人家能解决你昨就不能解决？你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是干什么吃的？
陈永贵最后把问题浓缩得只剩了几个字：干，还是不干？不干就让位给别人干。瓦邱公社的书记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干吧，真难，穷公社拿什么调人？那些大队书记是好对付的？不干吧于物质世界的永恒不变的普遍概念即理念，它是世界的本质。，就算你一点事业心也没有，就算你真不在乎那一官半职，不在乎自己的前程，莫非你还不在乎全县通报？不在乎那顶不学大寨的帽子？不在乎“五种人”的头衔？这位书记急火攻心，居然昏了过去，并且从此就落下了一个晕眩的病根。
等到瓦邱公社的书记立了军令状回到公社，整个就像换了个人。他把各大队的书记们召来，脸阴沉沉地宣布：“我今天不是找你们商量干不干的问题。你们谁不干，上来交待一下。”
说着摊开纸笔。所谓“交待”一下，就是辞职交接工作。大队书记们面面相觑，谁敢上去写我不干？谁敢说我不学大寨我辞职？眼前的这位公社书记今天不听任何解释和分辩，只要你一句话：干，还是不干。结果，瓦邱公社也在干河滩上干开了小平原，造地五六百亩，建成了该公社的粮仓，当地农民至今受益。
从抓“五种人”的实践可以看出，陈永贵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绝不是喊喊大口号、摆摆花架子。在学大寨运动中，这一套做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贯彻推行大寨模式的强制性手段，是镇慑难免存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做法的大棒。学大寨运动发展到文革时期学”中的“宇宙”。，便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强制色彩，越来越多地强调了大棒和权威的作用，尽管这并不排斥原有的胡罗卜式的榜样作用。大概这一点就是陈永贵反复讲过的“大批促大干”所包含的一部分道理。不过，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理论被否定之后，当大批判失去依据，大棒也因而失去威慑力之后，学大寨运动又会怎么样呢？
七、破私立公：大寨县的诞生之二
文革初期的一天，大寨的大队长贾承让带着一拨社员下地干活。打歇的时候，几位年轻社员把镢头往地下一扔，大叫了一声累，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几位小伙子这个说累，那个说渴，贾承让听了笑道：“累了坐沙发，渴了喝汽水嘛！”
类似的场面本是极寻常的，陈永贵却从中发现了关乎路线的大问题。他抓住这件事专门组织了一次社员会。
在那间挂着毛主席像，墙上贴了七八张毛主席语录的会议室里，胸前戴了个毛主席大像章的陈永贵问面前的社员们：“为什么过去冰天雪地，三战狼窝掌，大家把苦变甜？现在干一般农活就觉得苦？觉得累？为什么有的人见了歪风邪气不批评？”他让大家联系实际斗私批修。于是积极分子们就纷纷发言，联系实际斗私批修。
陈永贵是这样斗私批修的，他把叫苦叫累与私心和修正主义联系了起来：“我们建设虎头山，为的是解放全人类，”他说，“我们多做出一分成绩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进行“补充”和“批评”。哲学上宣扬新，就对世界革命多一分贡献。心里想革命，越干越有劲，成绩再大不自满，担子再重不觉重，工作再苦也觉甜，心里想自己，冷不得，热不得，就会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B40
在千千万万参观者的眼里，在大批记者的笔下，大寨的农民们整天埋头干活，吃粗粮，流大汗，不怕苦，不怕累，俨然是一心为工劳动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化身。这就是斗私批修逼出来的。陈永贵说：“有人说，大寨社员思想好，觉悟高，思想斗争不太尖锐了。这话也说的不对。思想，思想，每天在想。每天在想，不是想公，就是想私。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公私斗争越激烈。改造世界观是长期任务。大寨社员思想好，是破私立公斗出来的，如果放弃了斗争，私字就会占了上风，好思想还会变成坏思想。”
陈永贵为了战胜大寨社员头脑里的私字，创造出一心为公的新农民，确实付出了巨大努力，费尽了心机。
六十年代初，闹洪灾之前，大寨社员还没有住进“大寨楼”，各家各户还有自家的厕所，自家的猪圈和自留地据最新版本的原文重新作过校订。各卷有编者写的前言，卷，“私字”还有自己的大本营。那时候，大队需要肥料了，陈永贵得在头天晚上召集支委会秘密决定第二天掏茅厕。次日一早，社员全体集合，陈永贵宣布今天要掏厕所，于是全体出动，分片掏走，颇像是一场突袭。为什么呢？陈永贵解释说：“头一天晚上不敢宣布。如果一宣布，有些社员连夜就把好茅粪担到自留地里去，再掺入黄粘土充好的。猪圈也如此，把真猪粪担到自留地，掺上黑土给生产队。”B41
1963年一场大洪水，地刮了，房倒了，自留地自留树连同厕所猪圈统统冲了个精光。陈永贵心中暗喜。“这一下，人心也齐了，”陈永贵后来说，“我想这回不搞自留地了，要不然矛盾又来了。于是，我们在搞了集体地以后，就搞集体房，……房前屋后的自留地、自留树没有了。修了集体房，盖了集体厕所，也就无法在肥上掺假了，肥料评定的等级公不公的矛盾也解决了，因为都混在一起了，一律二毛钱一担。”B42
可是大寨社员私心不死。有一位日子过得比较宽绰的社员向陈永贵抗议道：“俺们生活好，吃得好，茅粪质量高，多作价才合理。”与他同样认为自己的“茅粪质量高”的社员也附合说，一律两毛钱一担不合理。于是陈永贵就开始糊弄这些人，尽量往复杂了说。“你吃得好，茅粪质量好，这不假，”陈永贵说，“吃得差的人家吃得多，茅粪也多，都屙在一块，又该怎么算？”茅粪质量高的社员一听，老陈说得也在理，确实没法算。这时就有人建议干脆别算了，反正一人一份，全归集体，全上到地里，打下粮食来人人有份，何必再作价算钱？陈永贵说好，咱们趁热打铁，不再算钱了。如此就攻下了一块“私”的阵地。
攻克自留地也是天随人愿。1963年的大水刮走了自留地，陈永贵心里挺高兴。他后来谈到当时的心情时说：“关于自留地，我早就想取消它了，但这是六十条政策的规定，不能乱来呀。现在有人要用政策来整我们通几明清之际方以智用语，意即哲学。语原出《易·系，我们就说，这是老天爷干的，也不是我们干的。”
冲掉自留地的责任可以推到老天爷头上，可是地修好之后，划不划出自留地来就要由人来决定了。陈永贵深谋远虑，早为这一天做了准备。他派了种了许多菜和烟叶，收获之后，蔬菜以一分钱一斤的价格分给社员，烟叶以五分钱一斤的低价分给烟民。粮食也是吃多少报多少，按需分配。自留地无非是种烟种菜种粮，如今烟也有了，菜也有了，粮也管够吃，还要自留地么？
陈永贵发动党员讨论要不要自留地的问题，然后又发动积极分子讨论。他事先在这些人当中做好了工作，获得了不要自留地的支持者，又安排好让这些人在会上发言，最后就胸有成竹地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社员大会上。
“大家说说吧，讨论讨论，划不划自留地。”陈永贵宣布道。
出乎陈永贵的预料，一位事先并没有安排下的普通社员首先发言了。他故作生气地质问陈永贵：“自留地已经让大水冲了，修了集体地，你还让我们讨论自留地问题，又想出什么花样？”另一位社员也透着亲切地给陈永贵扣了一顶帽子：“你们到底要把我们往哪条道路上引？想的是自留地、盼的是自留地、靠的是自留地，哪还有时间去想集体地？”众人也七嘴八舌地都说自留地不好，说自留地的庄稼比日本鬼子穿的黄军装还要黄，等等。
陈永贵就喜欢听这样的“批评”。“我听了这一批评，心里可高兴呢，”他后来回忆说，“于是，我们就问大家怎么办？”陈永贵一问，大家便纷纷嚷：“取消！”陈永贵又问：“取消，政策规定怎么办？”众人便喊自愿。自愿不要还怎么办？谁想要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
散会后，陈永贵一调查，全大队只有五户说要，而且还是女的说要，男的说不要，陈永贵说这不能算五户，算两户半吧。他又问这“两户半”由谁来种自留地。男的说，我不种，谁要谁去种。女的说：“你不去种，那我也不要了。”于是自留地这块私心的阵地便被拿下来了。
按照陈永贵的逻辑推演，取消自留地显然是合理的。自留地在全国范围内冲击了集体经济，使得农民有了一块多劳肯定可以多得的地方，一块别人无法搭自己的便车，无法占自己的便宜的地方。于是，这块小小的地方吸纳了中国农民巨量的心血和汗水，吸纳量大到了与耕地总量的百分之五远远不成比例的程度。一心要把集体经济搞好人们，自然要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之类的东西当成对头。这是博弈双方杀急了眼，很容易逼出来的违规动作。陈永贵拼出犯错误消灭了这个对头，他比毛泽东在《六十条》中正式规定的农村政策还要左得多，激进得多。周恩来也认为陈永贵走得太远。1971年11月15日，周恩来曾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9页）但是陈永贵坚持自己的做法，后来还总想着把这项违规动作合法化，作为正规政策推向全国，只不过屡次受挫。这是后话。
大寨的最具全国影响的破私立公手段当数“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常言说：“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陈永贵想从根本上破私立公。
1963年以前，大寨的劳动管理以包工制为主，有“三包一奖四固定”等一套定额管理办法。这套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减产罚的办法很有效，但是也有限。陈永贵曾讲过一个故事来说明这种包工制的弊病。
有一天一位年轻的社员在虎头山上深刨玉米，有棵玉米的根部正好有块石头。他用镢头一勾，勾开了石头刨了玉米根下的土，石头仍在地里撂着。旁边的一位老社员看不过去，道：“咋就不顺手甩沟里去？”那位年轻人答道：“你也不看看那石头上号着工分没有？”
陈永贵对这种缺乏责任心，不顾农活需要斤斤计较工分的现象深恶痛绝。“把社员都养成这样的斤斤计较，还怎能跟自然界斗争呀？”他说。他很想纠一纠这种弊病，很想揪住几个偷奸耍滑的整一整。他把这叫“逮典型”。就是看准思想落后，技术不高，好偷懒，就专门去细细地检查他干的活，挑出毛病来在会上臭训一顿，罚他的工分，让他回去返工。结果呢，陈永贵说，质量还是提不高。比如深刨土地，规定刨八寸深，你也不能把人家刨的每一镢头都扒开量一量够不够八寸。怎么办？农活就是如此复杂而模糊，给监督管理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劳动者本人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在集体的土地上劳动就像在自己家的土地上劳动一样。于是陈永贵就从这个责任心下手，他要改造人心，他评工分要评责任心。
1963年洪灾之后，大寨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忘我劳动的热潮，社员们不分男女老少，不管黑天白日，也不问工分多少，你追究我赶地投入到重建家园的劳动里。一位名叫赵小货的农民，过去以私心大著称，给队里放羊时自己割条编筐搞副业，愣把羊放死了好几只。赶马车为大队从外单位拉铁棍，趁人不备多拉回来好几根。出去买耕牛，把别人在山上放的牛也赶了回来。就是这样一位很会给自己算计的车把式，在1963年的劳动热潮中，主动由一天拉五趟石头增加到拉九趟，由一车拉12块增加到24块。一天马车惊了，赵小货为保护集体财产从车上摔下来被马车压死了。大队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党支部还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借这种高扬精神力量，忽视物质报酬的难得时机，陈永贵彻底取消了大寨的定额管理制度，建立了“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法。这就是在一拨人里评一个标兵，以他的劳动态度、劳动质量和数量为标准，譬如是十分，大家将自己与标兵比较，掂量着报自己的工分，再由众人来评议。工分每干一阶段农活评一次，评的时候，自己报少了众人乐得往上加，落个人情，自己报多了陈永贵或其他干部就请他挨着标兵干几天，比比自己是不是够。“我们欢迎你多报”，陈永贵在介绍经验时说，“多劳多得嘛！还能限制你多劳动？你想多得工分，你就得跟着标兵一起劳动。你不多劳动想多得工分不行。我们还有办法，办法就是每天他干什么，你也必须干什么。这样干了一段，效果不错。什么效果呢？就是投机取巧的，少劳多报的由标兵拉他。能不能干同样的活？他确实干不了。有的干上一天就说，我认输了吧！再也不捣乱了。”B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