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
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陈永贵好像跌进了低谷。郭凤莲说陈永贵那一段“很彷徨”，“很担心”，他为大寨和自己的政治前途担忧。
与陈永贵私交很好的华国锋很快就把陈永贵的担心打消了一大半。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亲自提议再开一次像样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把四人帮干扰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他表示要亲自参加这次会议。陈永贵很留心这位新领袖的言行，他发现华国锋在会见外宾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大寨和大庆，多次表示要把大庆和大寨这两面红旗更高地举起来。看来，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确实要成为华国锋主张和坚持的发展道路上的两面大旗。
1976年12月10日，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不过两个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便“在华主席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北京隆重举行。华国锋出席大会并讲话，表示要把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高高举起。华国锋的讲话被70多次掌声所打断。陈永贵在这次会上做的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也赢得了60多次掌声。这一切使陈永贵看到了光明的前程。
第二次全农会闭幕的第二天，12月28日下午3时，华国锋像毛泽东做过的那样，以请客吃饭的方式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大寨大庆的偏爱。华国锋把郭凤莲、宋立英、李喜慎、王金籽、王谦、王庭栋和三位大庆代表请到人大会堂福建厅，由汪东兴和陈永贵出席坐陪“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南宋朱熹认为：“未有这事，，设宴款待工农业两面大旗的代表。
宴会席上很是热闹，宾主谈笑风生，相互敬酒让菜。陈永贵劝郭凤莲尝一道汤，说：“快吃吧，这汤很好。”郭凤莲刚刚向华主席表了决心，兴奋得顾不上吃东西。她后来这么说起那道汤：“看看就是不劣，也叫不上来，也吃了不大两嘴，高兴的。”这时华国锋举杯要和陈永贵干，郭凤莲也端着一杯绍兴老酒走到陈永贵面前，想称呼一声老陈又觉得不合适，就举杯说：“首长，咱干杯吧！”华国锋笑道：“哎呀，还是个首长哩啊。”陈永贵假装怒道：“看我回去训你吧！”
宴会桌上，华国锋谈了些与四人帮斗争的内幕，并且亲口说道，四人帮要把大庆和大寨红旗砍倒，我们就是要将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高高地举起来。
这餐饭吃了三个小时，比当年毛泽东宴请陈永贵的时间还多一个小时。
宴请之后，陈永贵把昔阳的部下叫来，将这餐饭与12年前毛泽东宴请他的那次做了一番比较。他说：“这意义可深刻哩。12年前，就是毛主席诞辰的12月26日，毛主席叫我们在毛主席的家里吃了饭。那时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华主席把我们请到身边来吃饭。”B47
陈永贵对昔阳的干部们说：“我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问题，也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大寨、昔阳希望的问题，是希望我们带好头的问题，把华主席提出的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早日搞上去的问题，带头问题。”B48
这一年，陈永贵恨不得拿着鞭子抽着昔阳往前跑。他反复警告昔阳的领导：“你们要很好地认识全国的形势。依我看，到1980年全国肯定会有很多县是要冒尖的，甚至要超过我们昔阳。”他甚至吓唬李喜慎和郭凤莲：“华主席是高高举起大寨红旗，我看昔阳是不举，这就是个政治路线问题……要县有工程，公社有工程，要彻底打破小生产思想。”
这一年，在陈永贵的督促下，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建设达到了高潮。这是一项浩大的让河水改道的工程，耗资五千万，占山西省水利基建投资的十分之一。一旦建成，昔阳的缺水状况将一举解决。问题是这项工程的投资效益远远低于平均值，建成每亩水浇地的成本数倍于山西省的平均成本。以中国的财力而论，这类工程本来属于搞不起也不该搞之列，如果把这笔水利基建费投到别处，可以建成更多更好的水浇地。不过，当时主要算的是政治账，陈永贵急于拿出一个新昔阳来，迎接打算在198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于是，一项将使陈永贵耿耿于怀甚至死不暝目的首长工程就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上马了。
这项工程后来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个工程的非经济考虑及花费很多。譬如李家庄渡槽，技术人员原来建议修一个倒虹吸工程，埋一根管子就可以将水引过山沟。这样干一百万元就够了。1977年5月22日，陈永贵到工地说：“我喜欢搞渡槽，不要把工程都埋在土底下，李家庄是昔阳北大门，修得宏伟一点，一到昔阳边境就可以看到昔阳西水东掉工程。”此后李喜慎更明确的传达了陈永贵的指示：“渡槽要高，跨度要大，要宏伟壮丽。”结果，投资359万元，投工28.8万个，修了一座全长670米，气势如虹的大渡槽，多花了三倍多的钱。（注：参见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361页）
华国锋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对陈永贵的心思。1977年2月7日，华国锋批发了一篇很著名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联合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认真学好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份重要文件，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夺取天下大治的伟大胜利。社论中最著名的一句誓言般的话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后来就成为一派政治势力的称号。
陈永贵极力帮助华国锋树立威信。1977年8月25日，陈永贵在昔阳对县委和各公社书记下达了一道指示：“华主席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在我们县所走过的社队和单位，必须留有纪念。……华主席在我们县跑了不少社队和单位，用过的家具，作过的指示，到过的地方。展览馆里选择一个突出的地方，突出地展览，宣传华主席的领袖地位。必须留有纪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1977年9月11日，陈永贵一直小心观察的两位未到过大寨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光临大寨，以这种方式表明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寨道路的肯定。
这天的天气极好，秋天的太阳暖暖地照着，静静的没有一丝风。田野里的玉米快成熟了，高梁也红了。陈永贵心情愉快，甚至还作了一首诗。诗云：
“谷子长彻边，玉米挤塌山。
脑袋朝东南，咋能不增产。”
陈永贵上一次作诗是12年前，毛泽东请他吃生日宴席的时候。那是他平生的第一个高峰，高兴得不知如何表达，便作诗一首，云：
“下山容易上山难，上得山来景更宽。
莫说此山无人到，更有高峰在前边。”
陈永贵这回如此高兴，是因为叶剑英和汪东兴要来大参观访问。这两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因粉碎四人帮立了大功而权重一时。叶剑英更因在军内的地位和老帅的身份而举足轻重。陈永贵很留心叶剑英对大寨的态度，注意到他曾经在三个多月前召开的学大庆会议上说过“不仅要学大庆、大寨的今天，还要学习他们的明天”这句孕含着极高评价的话。他还清清楚楚地记住了叶剑英说的一句话：“毛主席树立的大庆、大寨两面红旗，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这次叶剑英携全家访问大寨，陈永贵自然喜出望外。
在昔阳和大寨参观的那几天，叶剑英兴致极高。在虎头山上，大寨人赠给他一穗一尺多长的玉米，叶剑英高兴地把玉米扛在肩上，不让人搀扶，迈着大步往山下走。汪东注跟在后边唱起了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后来叶剑英身体不适，有点发烧，便在屋里写诗。陈永贵和郭凤莲请汪东兴题词，写几个字。汪东兴提笑写道：“学习大寨人民……”陈永贵道：“最好不这样。”郭凤莲也说：“汪副主席，你这样写，俺就不叫你写了。”
汪东兴停下笔，说：“永贵啊，我是真心实意学大寨，我不说假话。毛主席在世的时候，经常对我们说，大寨很好啊，应该向大寨学习。毛主席因为年老，再加上工作忙，活着没能来了，现在毛主席不在了，我们也要来，这次总算来了，也亲眼看了。我和叶副主席来，完成毛主席的遗愿。我是真心真意学大寨。全国农村搞成大寨这个样子，多好！就像小平同志说的样子，三分之一，那粮食就没处搁了。所以，我应该写这句话。”B49
陈永贵听了，两眼泪花闪闪，说：“我赞成写这句话，因为大寨不是我的，是党的，是全国人民的。”
汪东兴说：“这就对了。这就站在政治局的立场上了。”说罢，挥笔写完了题词：“学习大寨人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叶剑英酝酿了几天，也写出了八首诗，题为《大寨杂咏》。他在小序中写道：“1977年9月11日至15日与东兴、永贵同志到大寨学习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感触所及诗以记之呈请东兴、永贵二同志斧正。”
诗中赞道：
“大寨当年乱石岗，劈山育土捉龙王，
我来正值风灾后，产粮能超去岁粮。
层层梯田密密粮，通风水利足阳光，
山区自古难耕稼，大干今成粮果乡。
村无懒汉地无荒，万众一起上战场，
登上虎头山上望，环山绿带披新装。
大寨姑娘大寨型，热心集体不谋身，
共同学习同劳动，苦战关头没后人。
老少上工不锁门，不虞偷窃不欺邻，
忠诚老实为集体，革命养成大寨人。
自装乐器自吹弹，弹唱英雄创世艰，
文艺少年真秀质，狠抓妖妇表心丹。
火车飞跃靠车头，永贵领班居上游，
莫道英雄来得易，斗争场上度春秋。
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上虎头山，
中流击楫争先渡，共产仙乡唱凯旋。”
陈永贵笑声朗朗。他和大寨、昔阳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
这年年底，昔阳的粮食因风灾减产，总产27亿斤。在大灾中能打这么多粮食确实不容易。可是陈永贵预先说出去了今年大增产，估产32亿斤，受灾后也是“产粮能超去岁粮”，如今差了四千多万斤却如何是好？昔阳县委常委们争执起来。有人试探性地建议如实上报，王金籽反问道：“粉碎四人帮第一年大减产？可不敢。哪怕少增点，零点几。”结果昔阳再次大胆虚报，号称产量超过33亿斤，比陈永贵吹出去的还多一千万斤。当时主持昔阳工作的李喜慎后来说起此事，摇头叹道：“华国锋上台，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你减产四千万？大减产？可不敢。我不敢，没这勇气。”
这一年，昔阳的弄虚作假竟走向世界，骗到了联合国头上。那年联合国粮食考察团去昔阳考察，听说皋落大队搞得好，就去皋落看。皋落的粮仓里有十万斤玉米，但是颗粒小，不好看。于是皋落向公社粮站借了200麻包玉米，让社员连夜扛进大队的仓库冒充口粮，把那十万斤小粒的玉米说成是饲料粮。
远远望去，标杆大寨县的红旗越升越高，迎风飘扬
十九、过渡·过渡
陈永贵在自己的鼎盛时期，最热心干的一件事就是向大队核算过渡。这条建议他1975年就向毛泽东提过，毛泽东拿不定主意，让政治局讨论，最后未能通过。现在他的羽翼更丰满了，在政治局的朋友更多了，他要重提过渡，在全国刮一场惊天动地的过渡风。
1977年1月15日，陈永贵在自己亲信的昔阳四级干部面前透露了一点风声。他说：“各公社要总结大队核算的经验，要要呀。”当时台下坐着几个记者，陈永贵冲他们吩咐道：“这个你们记者同志不要给闹出去，我们有这样一个考虑，这没有经中央——我们现在是一切服从中央，按华主席的指示办——有这样一个考虑，这都没有向中央请请示，我们有这么一个打算，考虑一下，让昔阳及早把这个经验准备好。”能够坐在会场上参加昔阳的干部会议的记者，都是靠得住的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的记者。他们对陈永贵的指示绝对服从。有胆敢不服从者，陈永贵也绝不客气，干脆就将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赶出大寨。这种事陈永贵已经亲自干过不止一次了。
陈永贵继续说道：“以前我就说过，现在他们这样搞我们，是害怕我们讲这。我们不讲。我都布置过，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总有一天要要。现在要要。要这经验。怎么不好？你昔阳还没有实际体会？你看看这几年大队核算多痛快，特别是支部书记。我也是支部书记，你看那时多麻烦，那么多队，这个来闹这，那个闹那，闹得你怎不得怎。有这个实际体会。所以昔阳文革当中马上过渡。你看过得怎么样？过的也不错吧。解决了多少困难和复杂，对搞农业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多少有利条件。好处相当多，您给咱往起总结。干了这么多年大队核算，刚开始的经验，逐渐逐渐的经验，要真地要哩！准备好！要这东西呀！总结起来以后再给中央报告，不要事先往出传，传出去就不好了。有些四人帮还没有批深批透批臭，有些地方还在受错误路线影响，还在想单干，一听说陈永贵又什么什么，那么阶级敌人一策划破坏，又来了一个杀猪、宰羊、砍树，那可受不了。”
陈永贵当然清楚农民对大队核算的这类杀猪砍树式的恶性反应，他自己就在办合作社的恐慌之中买过价格特别低廉的毛驴。对这种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上的难题，陈永贵的办法似乎只是给人家上纲上线，以大批判威吓震慑。
陈永贵说：“我也听到一些反映说，一提大队核算，贫下中农就要杀猪砍树，什么什么。为什么要给贫下中农加这些罪名？好像贫下中农就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胡说八道！我说那是阶级敌人办的事，阶级敌人是害怕我们集体经济。……好像阶级敌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道路，贫下中农不愿意，你看这怪不怪？这本来是阶级敌人破坏走集体化道路，他们却说是贫下中农一听说大队核算就杀猪砍树，卖牲口。我不满意这种做法。不能给贫下中农扣那帽子。”B50
恐怕很难说陈永贵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但是中国农民即将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热情证明，他的这番话距离事实真相非常遥远。他的心中显然有一套强大得足以抗拒事实的来自意识形态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他甚至准备走得更远。
1977年夏，陈永贵在昔阳布置了大队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他计划从大寨公社开始，逐渐从点到面，全县开花。他想得比这还要远。按照他的设计，昔阳将变成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
1977年7月9日，大寨公社按照陈永贵的指示，制订出一份《关于逐步实现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草案》。草案提出，要使大寨公社“成为消灭城乡差别的榜样，让人从大寨看到共产主义的明天。”草案设想：“公社干部逐步改为半脱产或不脱产，工农商学兵都一样挣工分，进一步调整人的关系。”计划草案要求大寨公社要办好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文化室、电影队、公共食堂，公社社员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大跃进中展现的理想又复活了。（注：转引自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42页。）
当年年底，大寨公社宣布试验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公社所有制的样板。陈永贵听了很兴奋，指示李喜慎要抓紧抓好。李喜慎回到县里传达说：“老陈对过渡很重视，几次过渡没有过成，这次非过渡不行。这次过渡好了，县就有经验，全国也有经验。过渡主要是思想的过渡，思想不过硬就不行。”B51
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极端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陈永贵谈所有制过渡也把思想过硬放在了第一位。既然越穷就越敢革命，越无所顾忌，思想也就越过硬，那么也就越容易过渡。这条路子后来被讥为“穷过渡”。
1977年11月16日，陈永贵反复呼吁多方活动的努力见了成果，华国锋指示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包括向大队核算过渡在内的12个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陈永贵的主张取得了初步胜利。中共中央1977年第49号文件中写道：“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
中国有八亿农民，10%过渡是一项涉及到八千万人口的大政策，其影响和辐射面更是大得数倍于此。文件指出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要求各级党委“采取积极而热情的态度”，这条指令对农村干部的思想影响也非同小可。对这项影响重大的新政策，多数省份心存疑虑，强调要先搞试点，有的只安排了调查研究，反应相当冷淡。
这年冬天，只有山西、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动起来了，搞了成批过渡。万人动员大会、敲锣打鼓、排队报名等等热闹场面在许多地方再一次出现，就好像当年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同时，陈永贵不肯承认的“贫下中农杀猪砍树”再次成风，大队核算显示出来的是对中国农村的单薄的生产力的杀伤力。
在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验中，久经教育的大寨公社也闹开了意见。人们嫌公社所有制抑制了大队一级的管理积极性，嫌公社买而大队用的牲畜和机器你用多了我用少了。昔阳城关公社作为过渡的第一步先把各村的副业收归公社，结果当年副业收入猛降，怨声四起，只得把副业退回到大队。
就连学大寨的英雄李锁寿也不能接受公社所有制。他当时在邻近的平定县当县委书记，回家看到南垴大队正在被人家共产，忍不住对记者发牢骚说：“我们拼命干的时候，河南大队在干什么？我们买马的时候，他们在卖马。现在我们财产多了，要搞公社核算，合理吗？”（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１２９页）
在社员思想“高度革命化”的大寨大队，陈永贵模仿全民所有制搞的公费医疗试验也遭到惨败。医疗费用成倍地增长，郭凤莲向陈永贵告急，说：“现在吃不住了”，于是又取消了公费医疗。
陈永贵掀起的局部性过渡风刮了一个冬春。春去秋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像点着陈永贵的鼻子一样明文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
这个文件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陈永贵根本就没有插手的份
二十、汪洋大海一般的对手
1977年10月16日中午，一群北京知青赴大寨参观团的小伙子吃完饭，在昔阳县第一招待所的楼道里碰见了陈永贵。几位小伙子让开路，靠在墙边看着这位前呼后拥的副总理走过去。陈永贵不知怎么情绪极好，径直走到一位穿着军便服的知青面前站下，笑着伸出手来。那位小伙子赶紧伸出手握了握，心里不由得一惊。陈永贵笑问：“你们哪里来的呀？”那知青答道：“北京知青。到您这儿来参观。”陈永贵笑道：“欢迎欢迎。咱们回北京见啊。”说罢向众人招招手，走了。
那位知青目送陈永贵远去，转过身来像发现重大秘密一样告诉自己的同伴：“陈永贵的手是软的！没有茧子”B52
四天之后，这群学大赛先进知青代表回到县里，四五个人半夜三更钻进县文化馆的暗室里冲洗在昔阳和大寨拍的照片。暗淡的红光，宁静的秋夜，几位至少也当着生产队长的知青谈起了自己的苦处和疑惑。
一位挺胖的知青端详着照片笑道：“我在昔阳还觉得挺有劲，出了山西就凉了一半，现在剩的这点热乎气儿，明天一回村就该凉透了。”
那位和陈永贵握过手的知青接茬说：“我现在一想我们村社员的德行就凉透了。让他们给队里多干点活，恐怕得拿鞭子抽。集体地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冲锋。要是在队里干活都像在自留地里那样就好了。”
一直坐在显影液前没说话的是一位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下乡的女知青，这时她也开口道：“有一个知青，内蒙的，就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农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刘少奇主张的路——分田单干！”
暗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谁也不说话了。由自留地一下跳到分田单干的飞跃似乎把大家都吓坏了，可是谁都在震惊之中感到了一种强大的，好像是真理的力量。
半响，那位与陈永贵握过手的知青开口问道：“写这本书的伙计，抓起来了吧？”“抓起来了。”
众人点了点头，好像是觉得理应如此。
“唉。”胖知青似乎醒过来，叹了一口气。他摇了摇头说：“唉，真他妈的有敢说的！”
这种从自留地想开去，一跃而变成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反省的经验，不仅仅这些私下传播“反动观点”的知青有，就连农业部副部长也有。
粉碎四人帮不久，农业部副部长赵修去内蒙古农村调查，遇到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情。有一个大队，社员自留地里的庄稼亩产超千斤，集体地只能打一百多斤。这个大队想了个办法，把社员育肥了的自留地收回，把一些盐碱地分给社员当自留地。可是自留地里的庄稼奇般地逮住了苗，秋后的产量仍然比集体地高出一大截，连盐碱地也被改造好了。被收回去的自留地呢，好地长不出庄稼，产量又掉了下来。赵修由此想到了责任心，又想到了“包”。B53
按照经济学理论对人类的描绘，在眼看着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搭自己的便车，没脸没皮地占自己的便宜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继续坦然地为他们提供占便宜的机会，除非他另有目的。
按照社会学的交换理论对人类行为的描绘，“在一次交换中，公平规范越不能实现，被剥夺者就越倾向于消极制裁规范的违背者。”B54这就是说，当一群每天挣十个工分的社员在一起刨地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对公平的看法，也就是大家挣同样的工分，就应该干同样多的活。如果有某个人拄着镐头站着多聊了一会儿，别的人就会有不公平感，就会觉得自己吃了亏，认为那个偷懒的人占了便宜。自然不能白白便宜了这小子，“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于是深感不平的社员也让站住了，也聊了起来。这样，感到不公平的人越来越多，站着聊天的也越来越多，集体化时期的标准劳动场面便出现了。据说这种现象也是不分国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人向鸭绿江的对岸望去，发现那边的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在站着聊天。
这时候，如果有几个不怕吃亏的干部仍然流着大汗埋头苦干着，感到不公平的社员可能会觉得心里平衡一点，可能会受到一种道德力量的感召，多刨几下地。如果这几个干部再挺身而出，训斥那些在队里偷懒，在自留地里拚命的社员，批他们一通，哪怕不点名地批一通光想搞自发不想干集体的“资本主义倾向”，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公平多了，就不至于磨洋工了。昔阳用的正是这种办法，简称干部带头大批大干。陈永贵还想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中国，让报纸发表了一串以《昔阳是怎样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主题的文章，他想“扶正压邪”。
但是，如果干部们也觉得吃亏了，也觉得挣同样的工分，犯不上出大力流大汗并且与许多乡亲结下三代冤仇，如果他们连地都不下，在大喇叭里吆喝着派了话，让社员下了地，自己又回家接着睡觉，那么中国农村会是什么样子呢？理所当然地只能是普遍的磨洋工。
陈永贵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声不响磨洋工的汪洋大海。
毛泽东面对的也是这片汪洋大海，他拿出来的办法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呼唤革命精神的风雨，兴起阶级斗争的风浪，前拉后打连劝带逼地迫使中国农村往前走。他在一些地方取得了成功，他选择了一个在局部区域极为成功的大寨作为旗帜，抬举了一位不怕吃亏得罪人的出众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当管农业的副总理。
毛泽东高度强调精神力量，主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当然可以说出很像样的理由来。中国革命不就是靠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精神支撑吗？八年抗战不就是凭着民族气节吗？再往前说，孙中山推翻清王朝又是凭什么？除了同盟会的一腔热血还能有什么？中国哪有财大气粗的“第三等级”支持他打碎封建秩序？再往前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洋人欺负到了家，中国要奋起振兴，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自强自立新的反应不也是民族精神的展现吗？那时候中国社会内部哪有什么自发的能够引起社会变革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呢？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中国革命的传统，它对精神力量的高度重视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
但是，当毛泽东把这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的力量用到农业生产上，并且想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理想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遇上了一个比他还要强大的对手。
大包干的开路先锋，安徽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这样说起毛泽东的苦心和努力：“毛主席是想搞上去，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花了不省脑筋。可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一直调动不起来。基本路线教育、四清、堵资本主义的路、反右倾，运动一个跟着一个，效果都不好，他就是不干活。我们凤阳饿死了9万人，国家倒贴了四亿斤返销粮，代价不小，就是搞不好。”
“高级社第一年就减产，农民拉牛退社。关的关，押的押，杀的杀，硬把一股潮流压回去了。
“学大寨费了多大劲呀！省委书记下去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兼公社书记，层层下去抓，强有力的领导，可他就是不干活！”B55
毛泽东也知道自己没有成功。因此，当尼克松说他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时候，毛泽东回答道：“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B56
没有人知道毛泽东说的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指的是什么。莫非是十三陵水库？那正是革命精神的产物，是他亲自挥锹劳动过的地方。在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几十年间，特别是在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期间，用这种方法修建起来的水库和各种水利设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的纪录。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有效灌溉面积由29亿亩猛增到67亿亩，翻了一番还多，二十年顶上数千年。中国人民至今受益。
现在，毛泽东撒手而去，轮到他提拔起来的陈永贵自己面对不声不响的汪洋大海了。
凭借毛泽东主席的余威，中国农村大体上依然平静。陈永贵觉得很乐观，乐观得有些轻敌。1977年6月2日，在全国三夏生产会议上，陈永贵兴奋地鼓励大家大干快上，他认为这没什么难的。“困难吗？”陈永贵问道，“不那么困难。昔阳平均三年翻一番，十年翻三番，哪有那么多重重困难呢？”然而好景不长，1978年秋，当饿死的危险再次威胁了胆子并不大的中国农民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变了。
1978年安徽大旱。眼看凭着集体半死不活的力量根本无法种上小麦了，肥西县山南公社斗胆把土地“借”给社员种一年渡荒，并不敢叫作“包”。这些地到了社员手里，居然变奇迹般地种上了，而且种得挺好，挺及时。
稍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干部社员想了一个更冒的办法，他们偷偷写了一份秘密协定，表面上仍旧伙着干，实际上把地分到各户。一天晚上，这些不想再逃荒要饭的农民凑在灯下，像搞地下工作似地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队干部宣读了一份有许多错别字的秘密协定，大家向老天爷起誓，如果队干部因包产到户蹲了监狱，全村人养他一家老小，把孩子供到长大成人。他们起誓，如果谁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天打五雷轰，三代不得好死。宣读之后，队干部问众人有什么意见，众人没有异议。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第一个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了手印，随后，这张后来进了历史博物馆的秘密协定歪歪扭扭地按满了血红的手印。这些普普通通，不愿意白白吃亏，又不愿意受穷的农民，豁出杀头坐牢，与陈永贵代表的大寨道路分手了。几年后席卷中国的大包干浪潮表明，这些要想悄悄地过安生日子的农民，虽然并不那么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并不像陈永贵那么合乎毛泽东的革命家的口味，却比陈永贵这位钦定的农民代表更能代表中国农民。
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的秘密不久就传到了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的耳朵里。凤阳县委里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县委班子里有人对严宏昌骂道：社会主义这壶尿都让你倒光了！我抓起来你！但是陈庭元替他说了好话，凤阳县所属的滁县地区的地委书记王郁昭也替严宏昌挡住了纠偏的攻势。这是与陈永贵的努力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英雄气概。他们很清楚不纠就是罪过，也知道纠了就要坑害农民，但他们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也放了这棵“资本主义的苗”的生。
1978年10月中旬，安徽省省委书记万里召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让他汇报凤阳等县搞包产到户的情况。王郁昭心里打鼓，不知汇报到什么程度合适。这个题目极容易出走资派和右派，一句话说不好就完蛋。他问前来转达万里召见的口信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讲到什么程度才好。张广友追随万里多年，知道坏不了事，笑道：“你敞开讲。”
晚饭后，王郁昭到万里的住所，把滁县农村的实况和自己的想法全盘端了出来。他一边说一边留心万里的神色，万里平和地听着，毫无不悦的迹象。等他讲完了，万里表态说：“既然群众都愿意，就应当允许他们去实践。”他告诉王郁昭，各级领导都不要站在群众对立面去抵制，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
王郁昭喜出望外。这些话貌似平淡，用在这里却能引发一场狂风巨浪。农民发起的制度变革获得了省一级的保护，将导致变革的扩展和加速。王郁昭走后，张广友问万里：“你这样决定行吗？很明显是同中央文件规定不符合的。”万里答道：“如果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照搬照套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那还要你这级领导干什么？”
万里说着说着就谈起了大寨。当时关于昔阳是怎样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文章已经在报上登出来了，万里知道陈永贵不点名地批的是谁，心里正有气。“你大寨那套我们学不了，”万里说，“我们没有你们大寨那样的条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没有阳关道可走，只好走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的。”
万里的话越说越重：“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概分，大批促大干，搞人造小平原……这一套我们可学不了。我们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我已经宣布我们省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B57
自从1964年以来，大概这是第一位省委书记敢说他不学大寨，也是第一个省委书记允许包产到户的试验。
消息传到安徽农村，农民大喜。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农民放了一夜的鞭炮。大多数县委书记却不以为然。直到两年后，安徽省人大开会，会议文件中露出了允许包产到户试验转为合法存在的意思，许多县委书记还站出来责问：“秘书处里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这么鼓吹资本主义？”
不过，万里把口子一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陈庭元描述说：“一说分田，我的乖乖，让他到组他非到户，拿刀下死命令也管不住。一下子分了。”分田第一年，凤阳县粮食总产由29亿斤一跃而至44亿斤。
赵紫阳在四川也走出一条奇路。他把自留地的面积一下子由5%扩大到了15%，同时甩掉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寨模式，放手搞开了物质刺激。磨洋工的汪洋大海随着大寨红旗一起在这些地面消失了。中国农村很快传开了两句话：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作为一种制度环境的化身，邓小平的取向不同于毛泽东。万里和赵紫阳与陈永贵的命运因此反转。
据统计，中国因包产到户问题而遭受迫害、身败名裂的人数不下400万，因此而丧生者不下10万。B58真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前仆后继，如涌如潮，只为了躲一个穷。事实上，在大多数地方，大寨模式与贫穷是联在一块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大面积的磨洋工。八亿农民磨洋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
注释
1．《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9月21日。
2．同上。
3．见弗雷德里克·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79页。
4．同注一。
5．转引自《陈永贵记事二十年》，昔阳县农业合作化史办公室编，1988年6月。
6．《陈永贵同志在县委常委会上的讲话》，1976年2月2日。
7．同上。
8．见《郭凤莲同志在昔阳县干部会上关于第二次全农会的情况介绍》，1977年1月3日。陈与张的口角是华国锋向郭凤莲描述的。
9．参见秦怀录：《陈永贵沉浮录》，《黄河》1989年第5期。
10．关于毛泽东对四帮的批评，参见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
11．见《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15日。
12．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1975年9月15日。
13．同上。
14．《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领导小组向华主席和国务院领导汇取会议情况时华主席的插话》，1977年7月25日晚。
15．参见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44页。另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97页。
16．同注11。
17．《陈永贵同志对当前工作的一些意见》，1974年8月30日。
18．《陈永贵同志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8月27日。
19．《陈永贵同志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
20．《陈永贵同志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1月2日。
21．《陈永贵同志在陕西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10月5日。
22．《陈永贵同志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9月30日。
23．《李喜慎同志在县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转达陈永贵同志对全县工作的指示的讲话》，1977年6月25日。
24．见《草原启示录》，知青书简第639页。工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25．参见《但悲不见九洲同——李顺达在文化革命中》，《历史在这里学思》第六卷第388页。
26．见秦怀录：《陈永贵的遗属们》，《知音》，1991年第3期。
27．转引自《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248页。
28．调查报告：《从帮派掌权到家庭统治》，1980年12月。
29．《昔阳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76年2月2日晚。
30．《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学大寨群英会上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
31．《昔阳县委常委会记录：宋莎荫传达陈永贵同志的指示》，1976年4月25日。
32．同上。
33．《昔阳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汇报会材料》，1976年6月6日至18日。
34．《李喜慎同志传达的陈永贵同志的讲话》，1977年2月9日。
35．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259页。
36．《李喜慎同志传达陈永贵同志对昔阳的指示》，1977年6月7日下午。
37．《李喜慎同志在县委召开的大会战农村工作会议上传达的陈永贵同志对全县工作的指示》，1977年6月25日。
38．参见《陈永贵副总理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的讲话》和《郭凤莲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39．引自《陈永贵副总理在北方三夏生产现场会全体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5月27日。
40．引自《陈永贵同志在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6月。
41．转引自《粉碎四人帮纪实》，《历史在这里沉思》第6卷第416页。
42．同上，第417页。
43．转引自《大动乱的年代》第601页。
44．见《郭凤莲同志在县委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9月21日。
45．见注41，第425页。
46．见《郭凤莲同志关于第二次全农会和华主席接见的情况介绍》，1977年1月3日。
47．同上。
48．《陈永贵同志在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15日。
49．引文及参观的经过的诗歌均见昔阳县委整理的关于叶剑英和汪东兴访问大寨的记录材料，1977年9月。
50．《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月15日。
51．《李喜慎同志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的陈永贵同志的讲话》，1977年12月25日。
52．这位知青就是本书作者。这几段描写源于我当时的日记和日记唤起的回忆。
53．张广友：《风尘墨踪》，第132页。
54．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318页。
55．摘自作者1990年1月16日的采访笔记。
56．见《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57．张广友：《阳关道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57页。
58．见孙启泰：《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305页
一、与胡耀邦的冲突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直到多年以后，水利部长钱正英每次找他谈农田水利建设之类的问题仍然战战兢兢，胡耀邦一听这种话题就不高兴，动不动就发脾气。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的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国外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分析了他们搞到的陈永贵在三中会会上的讲话稿，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①就在这次会议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按胡耀邦的路数搞出来的“决定”草案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这一切都像是指着陈永贵的鼻子训斥他。
在胡耀帮搞的那份洋洋一万五千言的决定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后边还马上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也难怪陈永贵有气，当年营口与昔阳冲突到了喊哑了嗓的地步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伟大的创举》，人家营口最后也没敢这么挤兑他的大寨。
陈永贵怒气冲冲。三中全会进行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领着儿子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只见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走，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劝他注意一下“两个凡是”的立场。②最后在表决的时侯，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举了手，心里并不舒服。散会后他往昔阳打电话，刚说几句就压不住火了，照老办法骂道：“什么他妈胡耀邦？胡乱邦！”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入了政治局，当了中共中央秘书长。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２０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那些尚未在党内的会议上争论清楚的问题。这个务虚会竟然公开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理论务虚会起源于真理标准的讨论。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了一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的五六千字的长文，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老百姓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薰陶多年，在他们眼里这个命题简直就是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常识。用浩浩荡荡大半个版的篇幅论一加一等于二似乎有点小题大做。然而，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竟然同时转载了这篇貌似小题大做的长文。这下就有人恍然大悟了。记性好嗅觉灵的人还把这篇文章与一年前华国锋批发的一篇两报一刊社论联合来，那篇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肯定过的就不能改，毛泽东的话似乎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到底什是检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两股政治势力围绕着这个哲学问题开始过招，暗自较上了劲。
陈永贵不肯公开表态。昔阳和大寨也跟老陈一样不表态，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陈永贵与华国锋一致，华国锋就指示中央的宣传部门对这场运动“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更进一步，在一些场合指责了这篇文章。③但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却陆续发表公开讲话或发表文章，微妙的站队式表态开始了。到１９７８年底，不过半年的时间，绝大多数省份和军区的首脑已经站到了“实践派”的大旗下，一场政治较量在哲学高论中初步见了分晓。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胡耀邦宣布党的理论务虚会开幕。他一上来就谈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④他号召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等的发现）推翻了以往被认为确定不移的概念，当作否定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次开了８０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到以“西单墙”为象征的民主动动问题，也初步涉及到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陈永贵认真关注着这次会议。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１９７９年５月７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３６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的情况。他坐在大寨旅行社的会议室里，神情严肃地说：
“问题发现不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全国人民看清了他们在干什么，而且也不答应他们反对毛主席。而且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薄一波讲话讲得好，他说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这要出大问题的。大家都关心批毛主席。我们不能给毛主席下结论1848年法国革命的性质、动力、进程和失败原因作了科学分，而且也下不了。中国人民不答应，世界人民也不答应。他讲了很多毛主席的伟大，我们高兴就高兴在这里。毛主席不能反对，也反对不了。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我们砍头也不怕。”⑤
紧接着，陈永贵又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不过讲的都是有利于稳定军心的那一方面内容。他说：“这是大的问题（指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小的问题就是学大寨问题。王任重说要搞水士保持还是植树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说，我还是大寨的经验好，水库、水池好。李副主席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上告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总会有人讲理的，”陈永贵说，“地方有人，军队有人，国内有人，国际也有人。美国人也讲，也讲毛主席不能反，大寨不能不学。来自各方面。”
在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民主化运动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倾向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提法使陈永贵多少感到几分欣慰。“对四个坚持是满意的。”陈永贵说。
他又谈起了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到，即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支持社员种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陈永贵在那次会议上也举了手。但是昔阳已经把自留地收了多年，大队核算也搞了多年，又该怎么办？陈永贵没有明说。他转述王任重的话。在4个多月前，1978年12月25日，王任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担负起当年纪登奎负责的工作。陈永贵说：“王任重的意思是你昔阳应该坚持。大队核算也应该坚持。社办工业不能随便下放。湖北黄岗地区也没有下放自留地。……我们也有实践，我们没有因下放土地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了。我们为后人造下大福。”
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也不手软。此时胡耀邦已经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华国锋已经架空。胡耀邦不屈不挠，对陈永贵的大寨模式毫不客气。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辞，压力渐渐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宏福给中央写信说：“这个时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报道及文件里，对学大寨的问题也不提了，现在农村有少传说。有的说大寨方向不对，有的说大寨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是假的，有的说学大寨太艰苦了，生产水平不高，给国家贡献也不大。下边学大寨的功头也小了。……我建议我们的宣传机关和报纸等，还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日，李先念读了这封信，批示道：
耀邦同志：
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见。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只是到后来骄傲了。中国农业不下死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出几身汗，发展速度是不会快的。当然正确的政策是首位，机械化也重要，科学研究要跟上，但离开了大干、苦干、巧干还是不行的……建议报纸还是应当宣传自力更生搞得好的农田基本建设经验。⑥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日，李先念批示不过半个月，《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硬是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它几篇的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乱了》、《“堵资本主义的路”堵得多种经营没路了》、《批极“左”肃流毒，加速发展农业》。次日，《山西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大批大斗”是个极左口号》。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问题。
陈永贵的火气越激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就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据说有一天，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个电话，说：“陈永贵，你到我这来一下。”陈永贵就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
陈永贵不吭气。他闭紧嘴巴坐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不说是也不说不是，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５日，胡耀邦批发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的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了不好过。
胡耀邦对陈永贵倒没什么个人恩怨。陈永贵下台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
二、昔阳，夕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日，《山西日报》公开向学大寨运动发起攻击的那一天，陈永贵正在故乡主持中共昔阳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时他还兼着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一串职务。上午８点半，陈永贵拿着稿子走上讲台，面对１，１００名代表和战友发表讲话。
看着老陈沉重的表情，看着他捧着平时根本不用的稿子，每个与会者心里教有股说不出的滋味。三中全会已经闭幕两个多月，务虚会正开着，报纸的腔调全变了，风向的变化人人都能感觉到。苦干了十几年，眼看就要成问题了。
陈永贵在讲台上捧着稿子念道：“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中国共产党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了！”陈永贵瞥了一眼手中的稿子，下边该念的话用大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全党工作着重点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陈永贵放下稿子，注视着会场，在静静的期待中说道：
“首先，我提议，为悼念已经逝世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起立，静默致哀。”⑦
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半，周恩来去世已经超过三年，代表们闻言不禁一愣。但立刻又明白了。代表们迅速站起，低下了头。许久，话筒中似乎传来唏嘘之声。默哀完毕抬头一看，陈永贵的脸上已经老泪纵横了。
陈永贵仍然不拿稿子，声调沉痛地继续说道：“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
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开幕式的会场上笼罩着追悼会一般的气氛，好象是在为学大寨运动送葬。
过了许久，陈永贵才拿稿子，一字不差地照着念了起来。
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委迟迟不肯按三中全会的要求扭转航向。
１９７９年５月７日，陈永贵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李喜慎谈形势，劈头第一句话就说：“三中全会以来，没有动摇我们大搞农田建设的决心，大搞农田建设，整修二坡地都已超过去年。”⑧类似这样的抵触情绪随时都有流露，以至于李韩锁不得不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告诫说：“要注意，不要流露不好情绪。同样的言论，在我们这里就要追查背景。”⑨
昔阳不肯下放自留地，不肯开放集市贸易，也不肯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陈永贵多次要求昔阳继续抓紧学大寨，再冒冒尖，干出个样子来让人家看看。这种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０年８月底，在昔阳受到上级的巨大压的情况下，陈永贵才回到昔阳松了口。陈永贵对县委常委们说：“对三全会精神，我的态度不是不明朗，几个决议我都是赞成的。不能上边同意，回来就动摇了。”他说：“我感到这里同志们有点气，要不要下放自留地，是对三中全动的态度。如果提到这问题，那就是说，昔阳没有落实三中全精神，我起了阻碍作用。究竟阻阴碍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恐怕不是。”B10
有了陈永贵的明确吩咐，昔阳才开始动起来，旧的格局渐渐散架了。
陈永贵在１９７９年多次回昔阳小住。在中央有新上来的王任重副总理主抓农业，陈永贵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一闲下来，陈永贵忽然感到自己老了。６４岁的人啦，也该想想后事了。他回到大寨，上了虎头山。虎头山上很静，往年涌动的参观的人潮已经退去，只剩下萧萧的风声和静静的阳光。陈永贵放眼望去，大寨村三排长长的列车式的楼房就横在眼底，一块块梯田从各个方向涌向他的脚下。更远处，绿色斑驳的河山伸向天外，悠悠的白云在大地和梯田上投下几片暗影。
陈永贵蹲下，点了一支烟。他的年过五十的邻居贾承栓凑了过来，接住陈永贵递过来的烟卷，点着火，蹲在他身边默默地陪着他抽烟。沉默了一会，陈永贵望着连着天的梯田的庄稼，悠悠地说道；“赶我死了，就埋我在这儿。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
贾承栓不知说啥是好。静默中，只听得背后那片苍苍的松柏林在虎头山顶散发着永无休止的风声
三、下台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７日上午，昔阳县革委大楼的二楼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这天人到得特别齐，人们知道这是一次关系到陈永贵和昔阳的命运的重要会议。
上午１０点整，李喜慎宣布开会。他简短地说了几句开场白，便宣读了晋中地干字１３６号文件，大意是经山西省委常委讨论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刘树岗接任昔阳县委书记。文件很简单，没有做任何解释说明。念完文件之后，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一直没有说话的陈永贵，等着这位副总理发表不好讲又非讲不可的离职演说。
陈永贵无表情地扫了众人一眼，好象是很平谈地说道：“在四中全会时，我给彭真同志说过，在基层兼职过多不好。现在省委经过中央批准，免去了我县委书记的职务，这是为了做好工作，并不是常委内部有什么问题。如果下边有什么说法，可以解释一下。”
陈永贵略顿一顿，继续说道：“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不要权的。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去。这在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游戏，不存在等同的本质，它是参与游戏的人所共同约定的，，我提过三三制，就有这个意思。三中全会规定不进不出，我不能提。我本着能上能下的精神，辞去一切职务。”B11
当然这只是的台面上的说法。私下里陈永贵曾经试探性地问过刘树岗，“老刘，你看我的问题有多大？将来不行了，到县人大当个副主任行吗？”（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341页）
宣布辞职之后，陈永贵又说了几句对同事的感谢和对后任的希望，嘱咐县委约束大寨，防止他们乱出点子，离职演说就算结束了。
随后刘树岗发言。他说不是自己想当这个书记，是服从组织安排。还表示一定好好干，不幸负大家的期望，不否定以往的成绩，还要照顺好老陈的生活心理学认为，直觉是以已经获得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为根据，，等等。陈永贵也表示对刘树岗信得过。实际上，陈永贵与刘树岗后来的关系搞得很僵，陈永贵认为刘树岗对昔阳和大寨否定得过份，骂刘树岗不够人，什么责任都往他陈永贵身推，悔恨自己没认下好劣人。不过这是后话。在这次离职会上，陈永贵似乎很放心，当李喜慎谈起在老陈的带领下昔阳取得的巨大成绩时，陈永贵大包大揽地说：“十多年的问题都推在我身上。”李喜慎也包揽责任说：“这几年有缺点，阶级斗争扩大化，批集体资本主义，每个常委都有份，不能怨老陈。”
这次会开了不到两个小时。１１点５０分，李喜慎宣布散会，陈永贵站起身出了门。当然，他并没有退出昔阳的政治舞台，用陈永贵自己的话说，他是“金盆打了，份量还在”。但这毕竟是一个淡出过程开始的象征。
昔阳境内设县可追溯到２２００年前郡县制初创时的秦始皇四年。两千多年来，昔阳出的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最大的官，毫无疑问要数陈永贵。那么陈永给昔阳留下了什么？
据县志记载，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９年，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１３年间，昔阳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９，３３０处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思想对后，新增改造耕地９．８万亩。昔阳农民因此伤亡１，０４０，其中死亡３１０人。
同样是在陈永贵的治下，昔阳粮食产量增长１．８９倍，同时又虚报产量２．７亿斤，占实际产量的２６％。虚报的后果由昔阳农民的肚子担负了，给国家的粮食一斤也没有少卖。
最后，昔阳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两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三千，每７０人就摊得上一个。
刘树岗上台后，昔阳开始了大平反。１９７９年还算小打小闹，全县就复查平反冤假错案７０余件，许多因贩卖牲畜、粮食、占小便宜、不守纪律、搞婚外男女关系、不学大寨等问题而被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一些由于偷了一点粮食《表记》、《场记》为其著述。，骂了几句干部，说了几句“反动话”被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次年，昔阳大平反达到高潮，据８月１３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昔阳县委清查了十年浩动期间，在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执行极左路线，造成１４１人非正常死亡的案件，并对这些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这场大平反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全县共纠正冤假错案３，０２８件，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２，０６１人恢复了名誉。
昔阳对学大寨不力的党员干部处分极严，动辄开除法办。对此许多参观者曾经感叹过，昔阳当时的回答是：“旧的习惯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要打破这种包围，非严厉一点不可。”（注：摘自作者１９７７年在昔阳的参观笔记）大平反之后，昔阳大干苦干所仰仗的巨大政治压力及其理论依据土崩瓦解。
从昔阳到全国，处处都有类似的瓦解，处处都在拔乱反正，陈永贵在北京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他每天仍然看文件，画圈圈，参加各处种议，但是气氛完全变了，这些事干与不干已经成什么两样。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些人与陈永贵的关系都很不错，尤其是纪登奎和陈锡联旨在修改他早期提出的语言图画论。认为语言是人生活的工，与陈永贵过从甚密。
这时，陈永贵虽然还没下台，周围的人却变了，而且大多是一些并不能算谈得来的人。不尴不尬地又坚持了半年，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个人还干甚哩？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陈明珠说：“爹，人家不免你，你自己写啥申请哩？一写人家不正高兴？不写，看他们拿你怎么办！”
陈永贵摇摇头，说：“唉，干不了啦。你来写，我说。”陈永贵自己没有动笔写辞职申请的能力，就让陈明珠执笔集》的共51篇，此外是在选读首次发表的共17篇。除几篇，他口授了几条。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
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秘书焦焕成把这份短短的辞职书抄了一遍，交了上去。
１９８０年８月３０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任。
陈永贵刚下台便尝到了下台的苦味。１９８０年９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４０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专攻十年来无人敢摸的大寨，其标题如下：
《大寨走向了反面》
《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
《“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
《“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
《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
第二组专攻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其标题如下：
《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
《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
《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
《造反起家，帮派掌权》
《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
《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
陈永贵初次看到说大寨坏话的内容时非常生气，叫上秘书去找更高的中央领导人谈话。谈话回来，陈永贵的脸色末见好转，秘书的脸色倒变糟了。秘书愤愤地说：“四人帮那时侯也没敢对大寨这样！”
反映大寨和昔阳的问题的内参铺天盖地而来之后，陈永贵苦恼得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着。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他想不通。陈永贵没有毛泽东那种让思想飞翔于九天之上，俯瞰尘世的自我，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来世上走一遭的大眼光大气派，也没有毛毛泽东一边发动文化大革命一边说文革可能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的历史时空感。他一头钻进了牛角尖就出不来，满脑袋转的就是他的“首长工程”有利于昔阳县老百姓的那一面，还有大寨大干苦干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以及昔阳用政治手段创下的业绩。陈永贵唉声叹气，念念叨叨地说：“实事求是，实事求事。西水东调本来是为民造福，咋成了蠢事？昔阳没武斗、没停产、经济飞跃，咋成了十年动乱的重灾区？大寨苦干了多年，咋倒欠了国家的债？”
使陈永贵苦恼的还有昔阳的干部处理问题。他提拔重用的人纷纷失势，调出昔阳的受到排挤，留在昔阳的先后被撤职。陈永贵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人家，难免耿耿于怀。
一天陈永贵忍不住了，去找李先念诉说了一番。李先念见陈永贵气得不行，就跟下边打了个招呼，说那些内参别往陈永贵处送了，他看了很生气，对身体不好。于是陈永贵这位政治局委员从此就看不着国内动态清样了。
李先念在陈永贵失势之后很照顾他，后来还替他挡住了许多追究。多年之后，陈永贵和老熟人谈到当时的情况，还心有余悸地说，山西那边说了，陈永贵要不是三种人，山西就没有三种人了。要不是李先念帮着说话，咱们就见不着了。（注：这是陈永贵的老熟人陈大斌先生告诉我的。）
内参这头是眼不见心不烦了，报纸上的东西却源源不断地灌进来。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９日，《山西日报》载文，题目是《继续肃清学大寨中的极左流毒》。９月５日载文：《评大寨经验》。９月２４日载文：“人妖为什么被颠倒？──岳增寿冤案和王金魁案透视》。１０月８日载文：《从陈明珠的违法乱纪行为看父母的责任》。《光明日报》也于９月２０日发表了《太行奇冤、，《山西青年》发表了揭露陈明珠的《虎头山下一恶》。
１９８０年９月的一天晚上，陈永贵给昔阳县委办公室打电话，叫他们通知陈明珠立刻进京。陈明珠连夜动身赶到北京，进了家门，只见陈永贵一脸怒气。拍打着一份《山西日报》问：“这里说的事，山西日报日咋搞出来的？！你说！咋回来！？”说着说着嗓门就上去了，动了肝火，顺手抓起一个茶杯，狠狠地摔到地上，砰地一声摔了个粉啐。
陈明珠蒙了，过了一会儿才明白父亲怀疑他向报社出卖了陈永贵。陈明珠道：“爹，你还不让人说话哩？”暴跳如雷的陈永贵愣了一下，沉默片刻，说：“咋？你说！”说完往沙发上一仰就不再开口。
陈明珠问：“这事你跟谁说过？除了跟我？”
“没有。”陈永贵道。
“你没在会上说过，在下边哩？吃饭的时侯？”
陈永贵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噢，说过。”陈永贵说。他记起当时在场的还有郭凤莲等人。
“就是哩。”陈明珠说。
陈永贵饱尝了背叛的滋味。他失势后，各方面的揭发材料如雪片一般地飞到中央，仅中央转到陈永贵手里的就有一尺多厚。其中一些材料还出自他一向重用信任的人的手笔。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
“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B11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此后，陈永贵虽然还挂着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实际却不管什么事了。１９８０年底，政治局开会研究撤换华国锋，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商讨这样的大事，外电报道说陈永贵根本就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B13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代表团里根本就没有陈永贵的踪迹。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永贵在家乡山西落选。据说，上面的意思还想让陈永贵当个十二大代表，但是，尽管做了许多工作，陈永贵才得了２７票，反对的却有３０９票。
至于人大代表们提出的罢免陈永贵人大代表资格的要求，经领导人出面做工作，勉强压了下来。领导人说下次不选就行了，罢免就算处分了，不好
四、为学大寨运动盖棺定论的中央文件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并加了很长的一段批语。这就是１９８０年的８３号文件。
陈永贵拿到这份文件后，仔仔细细地读了许多遍，他看出了大寨经验的否定。这份文件发至各县，并且要在各地县委召开的农村干部会议上传达讨论。陈永贵明白，这是为他和他的大寨盖棺定论了。
中共中央的批语首先评价了陈永贵和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功过及责任。批语写道：“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地批评陈永贵同志的错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恢复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创来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实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去以来制定的各项政徽，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为恢复过去应用的荣誉，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随后，中共中央的批语又总结了树先进典型的经验和教训。批语指出：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程伊川即“程颐”。，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侯，就不应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技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期骗上级，期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侯，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不能生搬硬来，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同时，对先进典型也不要提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以免助长弄虚作假。要一分为二，经常指出不足之处，使他们不断进步。总之，要实事求是，因地、因事、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并且由群众当作主，做出决定。
中共中央的批语的第三部分，斩钉截铁般地否定了靠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推广经验的办法，提高了群众自愿和重视经济利益的原则：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能乱加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手段。
最后，中共中央总结了让劳模担任领导职务的经验教训。批语道：表扬和宣传在创造先进经济方面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从中发现、培养干部，也是我党推行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打击劳动模范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要接受反两方面的经济教训，使培养劳动模范、培养工农干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并且坚持下去。让劳动模范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一定要考虑到；使这种职务同他的能力、水平相适应，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力，更不应当一步登天，搞得太高。对于应当提拨的劳动模范，必须坚持一个一职的原则，不要使他们上下左右兼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以至不能继续发挥劳动模范的应有作用。B14
这里没说陈永贵多少好话，但也没有点着名说他多少坏话。一切指责和指评都是用总结经验的口气泛泛说出来的。陈永贵能说什么呢？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琢磨来琢磨去，最后终于想开了。“唉！”陈永贵说，“毛主席还有缺点错误哩展。论证了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和说明历史的方法，，我陈永贵还没有？多的是！不过我不是为私！”
恐怕陈永贵成也成在这个“不是为私”，败也败在这个“不是为私。”他对人的要求与经济学对人类“理性自利”的基本假定是截然相反的。陈永贵要求人人都一心为革命，不谋私利地大干苦干，这样的世界，如果不借助于非经济的强制手段，真有实现的可能么？如果借助于强制的手段，强扭出来的又是一个什么世界呢？
五、闲居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打牌认真，不许别人悔牌，但是自己老悔牌，输了还挺生气。如此争争吵吵地闹上一阵，心绪渐渐开了。
一天他把贴身内卫张艮昌叫来，让他代笔写几封信。
陈永贵要写的第一封信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委的，叫他们与中央一致，按三中全会的路线进一步把大寨的工作做好。另外，陈永贵记大寨党支委把他家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缸也归公给队里。他此时显然觉得不必再坚让家属继续挣工分当榜样了，有了举家迁入北京的打算。
第二封信是写给老伴宋玉林的。陈永贵让宋玉林把他的那块毡送人贾进才铺，让她准备一下到北京过春节，把小儿子陈明亮带到北京来读书。陈永贵每年过春节必回昔阳，饱享衣锦还乡的荣耀，可是如今家乡的省、地、县各级都有许多人在揭发批判他想得到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恩格斯在《反杜林，他初次尝到了有家归不得的滋味。
第三封信写给大儿子陈明珠，叫他暂时不要到北京来。这时陈明珠正遭大难，被称为“虎头山下一只虎，”过去霸道和放纵造下的孽都被人收集齐全，变本加厉地扣在他的头上，党籍也丢了，脑子也受了惊吓，落下个头疼的病根。
发走了信，陈永贵轻松了许多，每日散步看报打牌，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看文件。到他这里的文件也比过去少多了。
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不在其位，不得其禄”，陈永贵解释说。他留心这些一听就有学问的话信人类进步”、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真，这时居然用上了。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1981年农历正月初十，两辆130卡车拉着陈永贵的全部家当搬出了交道口小院。
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按照正部级的标准，每月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全部加起来，他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二百元。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干这些园艺活陈永贵很在行，他养的花都长得不错，养的鱼却不行。这点事不够陈永贵干的，他就自己找点事做。早晨外出散步回来，有时就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站，陈永贵指着柜台上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子衍》、《庄子通》等。参见“伦理学”、“美学”、“文学”、，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连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轮到后边的人买肉，也要像前边的人一样专来瘦的，卖肉的道：“肥瘦搭着卖！”“那前边那个人呢？“前边那个人？你也不看看那是谁？你能跟他比？”卖肉的奚落道。
陈永贵在北京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挺受人尊敬的永贵大叔。朴实憨厚，满手老茧，苦呵呵地干上来的，不容易。陈永贵下台后也确实很近似这种形象，庄稼人的朴实厚道伴着老年的或敬一块从脸上透出来。而且显得极随和，全没了在昔阳说一不二时的霸气，更没了训斥人家反大寨时的骄横甚至不讲理。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
倒是他的小儿子陈明亮撒着娇不许父亲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说咱丢不起那个人，又不是没有专车，干嘛跟犯了多大错误似的。陈永贵好像并没有丢人的感觉，不像大多数当官的一下台便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肯露面。他照样偷偷地坐公共汽车万物的本原和原因，超自然的神是不存在的，上帝就是物质，衣兜里有时还被搜出铁票来。
陈永贵下台后，他的家就成昔阳熟人的落脚站。凡是因公进京的，一概住旅馆；因私的，一概睡地毯。老乡进了家门，陈永贵便陪着喝几盅，问问家乡的事。小辈的不知深浅，劝他少操心，他便骂道：“你懂个屁”！
昔阳人托陈永贵走后门，他有时也肯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的老乡求他给铁路方面人的说句话，要几节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下了。老乡欢天喜地跑去办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成了，只要二百块钱。“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答道，“便宜！”现在的行性是四百哩！”
“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道，“悄悄给人家装兜哩，人家还给你开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变了。“不行”，他说，“我不能干这肥了私人的事。”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车皮他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转着圈央求，陈永贵理也不理，到底把车皮退了。“不行。”陈永贵说，“我不能管你们这事。叫我干这种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陈永贵一直没断了和昔阳的乡亲来往，但是也一直没有回过大寨。他想回去看看，又怕给省里县里出难题。“人家去不去看我哩？”他说，再说还有许多他不想见的人。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唉声叹气地说：“白天不劳动叫我黑夜回村劳动去了。”
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度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显得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尊敬
六、大包干问题
自1978年起，中共中央文件中关于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说法每年都有改动和变化，其轮廓如下：
1978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1979年：“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出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1980年：“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一般地区……就不要搞懈产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75号文件)
1982年：“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号文件)
1983年：“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号文件)
中国的农村政策大变之后，人们很想知道陈永贵的态度，记者们采访陈永贵时总不忘了问他对大包干有什么看法。
陈永贵笑道：“别看我老了，这会儿包给我十亩地，产量也不会落在后边。”于是有报道出来，说陈永贵拥护大包干。
其实陈永贵是在打岔。他根本就不想谈这类事，能开个玩笑岔过去就尽量岔过去。有一回陈明珠跟他父亲谈起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说宪法中规定的“四大”取消了。陈永贵曾经多次赞颂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是如今只浅浅一笑说：“取消了好哩。抄起家来，闹咱一通还不是白闹？”
尽管陈永贵尽力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有的海外记者却穷追不舍，非让他谈谈双包责任制不可。陈永贵躲不过，便小心翼翼地说：“现在农村搞的责任制，本身是完全对的。干什么工作没有责任制不行。”他又补充说：“中国这样大，有八亿农民，国家投资一下子没那么多钱，集体积累也很有限，总还要靠艰苦奋斗，自务更生的精神，还要鱼借水，水借鱼，互相帮助……”
在私下里，陈永贵可不这么费心地斟酌字句，他对大包干不以为然。
陈永贵也承认大包干能增产，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按他一贯的见解，大包干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调动的人的私心，因此也助长了人的私心。陈永贵信奉毛泽东主席的理想，要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双丰收，要一举建成一个由革命化的新人组成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因此，在大包干初起的时候，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批评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他认为大包干的拥护者见利忘义，丢了路线。这种批评很快流行开来，成了当时反对大包干的人们的标准批评语言。
1982年年底大寨被迫实行大包干，陈永贵也表示过反对。他说：“咱大寨这条件，这思想条件，不适合搞包产到户。把大块地分得这一条那一条的，还不抵分成组哩。分成组，果园一级，农用一组，工业一组，农产品加工了卖卖，那不都是钱？非要分成各家各户？有了灾怎么办？遭了灾谁管谁哩？”
但是大寨的名气太大，大寨不搞大包干太引人注目，省里县里坚持叫大寨实行大包干。陈永贵提了建议人家不听，他也就不再坚持，叹道：“人家不让，咱别管那事了。”
陈永贵在公开场合既不说大包干好，也不说大包干不好，但是老熟人私下问起来，他也承认自己的认识有个转变过程。“我那个办法累死了。我累死了，下边的干部累死了，大队书记也累死了。”他说，这不是吃饱饭了？我就是想叫大家吃饱饭么。不过他对后来的一套政策有一个保留，就是社会风气太糟糕。走后门成风，好东西轮不着老百姓。譬如在铁路上走后门弄车皮，让私人发了财。（注：这段话是陈大斌先生告诉我的。他是陈永贵的老熟人，曾在一起聊过整整一天。）
七、病逝
1985年1月，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他觉得自己感冒了，便吃了些治感冒的药。可是这场感冒越拖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一个疙瘩，陈永贵也明显消瘦了。
7月，北京医院为他做了腮腺瘤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一番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不行的。”B15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
听说陈永贵住院后，他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前来探望。其中有汪江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有人说能治好，陈永贵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哩，能治好还能不治？”到了后期，陈永贵瘦得皮包骨，腿只剩下一把粗细。陈永贵又谈起了总理的腿：“也瘦得只剩下骨头哩。”
陈永贵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起了后事。
有一次来人探望，随便聊起了报刊上登的关于蒯大富的文章，说起该文把大蒯大富写得如何不堪。来人走后。陈永贵对陈明珠叹道：“唉，我死了，还不让人像写蒯大富那样给我说个乱七八糟哩？”陈明珠赶紧安慰道：“不会不会。”陈永贵说：“唉，我死了就没考究啦。”
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他耿耿于怀，逢人必讲。一次李喜慎去看望他，陈永贵道：“喜慎，这不都知道了？肺癌能活几天哪？我去世后，你们还年轻，以后把昔阳的事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五千万啦，社员群众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我是不成啦，你们完成啦。上边来人了澄清澄清，再干起来。”说着说着陈永贵的泪水就下来了：“唉，我这病不行啦，以后咱见不了啦……”
陈永贵对外人很少谈私事。李喜慎看望他两次，陈永贵谈及私事只有几句话：“孩子们都好哩？你做啥哩？下放到洪水了？洪水村是个落后村，好好干，叫做甚就做甚。你一个村还闹不好哪？咱干的时候没这个政策，有这个政策咱也能干好。”
陈永贵共有存款8，123元，他把这笔钱分成数份，留给自己的老伴和几个孩子。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几次要求让他回去。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安息在大寨那厚厚的黄土里。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四百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
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临终前五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这些大寨的干部坐在陈永贵的病床前，陈永贵又谈起了他耿耿于怀的“两毛二分六”问题。《山西日报》上曾算过一笔帐，把大寨得到的国家支援，主要是五十万元农业机械化试点费，用大寨历年向国家售粮的总数去除，这样算不下来，大寨每卖一斤粮国家等于多掏了两毛二分六。大寨不仅没有什么贡献，反而占了国家的便宜，欠了国家的帐。陈永贵看着自己的伙伴们，含着泪水嘱咐说：“我现在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你们在适当的时候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谈。如果讲不清楚这个问题，我就是有罪之人。我们干了30年，还欠下国家那些账。你们是现世人，又是见证人。你们讲清楚这件事。”一边交待着后事，眼泪就流了下来。
从全国的大局来看，陈永贵耿耿于怀的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无非是中国人民见惯了的一项“首长工程”，而大寨接受国家多少支援的问题也无非是先进典型都难免吃上几口的小灶肉多肉少的问题。（注：至于这些小灶偏饭的准确斤两，陈大斌先生在《饥饿引发的变革》第346页提供了一些数字，录以备考：1、县社机关干部、厂矿工人和兄弟社队出动劳动力给大寨提供了大量无偿支援。2、大寨接待站六七十个工作人员，每年要给大寨投工四千多个。3、县和公社的专业队和一些军人无偿参加了大寨的水利建设和整修土地工程，大寨的五个蓄水池和十多里长的渠道、涵洞和渡槽都是他们修建的。其中有一个解放军连队，每年人数不等地从1974年一直干到1979年。4、中国科学院和省地县社科技人员所组成的五级农业科学服务队20到30人，从1969年到1977年，每年冬春在大寨搞试验，大队划出的30亩试验地，基本上是由他们收种和管理。陈大斌先生曾于1980年率领新闻界联合调查组赴昔阳调查，当时他是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这些都不重要，都是根本无法与大寨模式的历史功过相提并论的小事。可是陈永贵有他那套植根于山西庄稼汉的价值标准，这两件事在他的心头份量极重。“眼看就成事了，没搞成。”陈永贵叹着气说，“停啦。东西全堆在那儿锈啦，没搞成。唉，没搞成。”陈永贵生在昔阳长在昔阳，死后也要葬在昔阳，有了西水东调，昔阳的子孙后代就永远不愁用水了。在陈永贵心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是叫他死不瞑目的大事。
临终前三天，1986年3月23日，陈永贵疼痛难忍。医生给他用药，他拉住了医生的手不让。他说：“我明白，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派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我的病是治不好了，不要为我再浪费药品了。”
陈永贵叫人赶快把张怀英叫到北京，托他照管陈明珠，请他原谅“批三个六年”，还流着泪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陈永贵谈到他对中国的前途的担心，谈到对民族精神不振的忧虑，谈到了许多使他饱尝世态炎凉的昔阳干部。
三天后，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他好像睡得很沉，对亲人的呼唤没有任何反应。傍晚，亲属和许多朋友都来了。围着他默默地看着。陈永贵的厚嘴唇微微颤动，似乎想说什么。
当天晚上，新华社会发布消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６日电）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友好，先后前往医院看望。
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相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业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这条消息是经过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审阅修改发出的，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对陈永贵的评价。关于陈永贵的生平的那段文字后还被刻在他的墓碑上。
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林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寻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
下午2点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廓，有的人还鼓起掌来。
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上了车。
五天后，4月4月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出北京不久，最后一次为陈永贵开车的汤占兴泪眼模糊，竟与另外一辆汽车相蹭，擦掉了一块漆皮。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只见一群人拦在路中。停下一看，是昔阳县的领导人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这是当年大寨大队的干部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在此迎灵。
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村前。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赶来了，县城里的干部职工也赶来了，直把大寨围了个水泄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便放声大哭。当然更多的人不哭，只是看。混乱之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的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前副宰相的骨灰盒。
当时的中共昔阳县委书记高启祥也在村外等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位处级干部在村外见到县委书记，就不再往村里走。高启祥见状也不敢进村，回身走了，本来县里许诺要来的四套班子的领导人一个也没有露面。陈永贵的骨灰在家乡老百姓的簇拥下回到了归宿的村庄。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八、身后事
大寨。1991年9月6日。陈永贵去世五年之后。
秋天的中午很静，偶尔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大寨的农民吃过午饭，一些妇女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口荫凉处聊着天。蛐蛐的叫声和母鸡下蛋的咯咯声在空气中飘着。
谁也看不出今天会有什么大事，可是谁都知道华国锋今天要来。下台十年了，华国锋要重访大寨。
大寨这些年新添了不少房子。一进村，两侧便是青砖到地的新房，一间挨一间地挤窄了本来很空阔的路。一些原有的排房之间也砌上了许多隔墙，构成一座座农家小院。每个小院又修建了门楼，门上还贴了对联。千不绝的农家习俗硬是军营般的大寨冒了头露了脸。
听说华国锋要来，几位当年华国锋的熟人早早地相互通知了。陈永贵当年的警卫张艮昌开着车，去几个公社接来了闲在家里的原交城县县委书记陈有棠，原黑龙江的地委书记李艾虎。被开除党籍后闲在家里的张怀英、昔阳县公路段党支部书记郭凤莲，陈明珠和陈明花的全家，以及李喜慎、李销等、李七毛等当年的名人也陆续到了大寨。大寨的村边路口出现了许多县公安局派出的警察和便衣。这年昔阳大旱。从阳泉到大寨的路上，路旁的玉米都旱卷了叶，玉米不到一人高，棒子不过一乍长，细细黄黄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这一年的气候有点反常，南方发了有世界影响的大水，北方却遭了旱。不过大寨的遍地玉米依然很茁壮，大寨海绵田在大旱之年再显余威。
当年陈永贵恨铁不成钢，骂昔阳和大寨就知道个种玉茭，除了种玉茭啥也不会。十几年过去，这方面仍然没有什么大长进，只是小煤窑和跑买卖红火得今非昔比，农民的日子也过得比当年轻闲多了，富裕多了。
下午近4点，一辆警车引着一辆日本造的旅行车进了冷清了多年的大寨旅行社。华国锋缓缓下一车。他明显老了，脸上有了老年斑，当年的满头黑发已经花白，稀疏地向后梳着。众人拥上去，走在最前边的是被华国锋要到交城县当父母官的陈有棠。华国锋一眼认出来了，伸出手招呼道：“噢，陈有棠。”依然是那口浓重的山西口音。
昔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官员也都来了。他们事先向华国锋当年的老熟人传达了上边的指示，只见见面，不要诉苦，不要哭。在昔阳县人大当了委员的李喜慎代表大家回答说：“哪会呢，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在会议室里，华国锋与当年的老熟人见了面。他指着曾经陪同他的昔阳参观过四天的李喜慎道：“小李呀！”又指着李锁寿等人道：“这些年轻人不用介绍了。”所谓的年轻人，如今都年过花甲。华国锋说起自己的年龄，撮起三个手指道：“七十啦。人过七十古来稀呀。”
人们在下面纷纷猜测华国锋重访大寨的背景。苏联刚刚发生了政变，南方发了大水，中央有人重提大寨田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是不是意味着大寨要重新崛起于中国政坛呢？
立刻有关心时局的人反驳说：“不会。有大包干就不会有大寨道路。大包干关系到数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一动必将天下大乱。中国乱不得。”
华国锋却不谈政治。宋立英见到华国锋，握着手叫道：“华主席！”华国锋道：“哎，咱们都是老百姓。”
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坐上吉普车，一溜七辆上了虎头山。虎头山上已经停一许多汽车，那是太原和榆次来的几批参观者的。这些人参观大寨时得知华国锋要来，但在陈永贵的墓前等了三个多小时，要看一眼昔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两年门庭冷落的大寨又有复苏的迹象，参观者日益多起来，似乎大寨成了一个新的旅游点，成了一处名胜古迹。平常的日子，每天总有几拨人来看，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有的结伴而来，有的携家带口，有的竟是新婚模样的年轻夫妇。学校放假期间，更有许多大学生来到这里，村里村外地乱转，好像要找出点他们没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秘密。
华国锋上了虎头山，很肃穆地走到陈永贵墓前，站下凝视，默哀。
参观陈永贵墓是如今来大寨的参观者的常规项目。有的人很崇敬，有的人很随便，但是都要看看。城里人打扮的经常在这里照像留影，农民打扮的还有人在此为陈永贵焚香烧纸。陈永贵为昔阳留下了一份万代基业，如果有人敢在此乱说陈永贵的坏话，很可能遭到白眼甚至围攻。
华国锋上次来这里正是16年前的9月，当时陈永贵扇着大草帽在他身边站着，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如今人亡物在，一代农民英豪已化为灰烬，唯有大寨的梯田依旧一片深绿，山顶的松柏林隐然发出涛声。
下得山来，华国锋又去了当年的大队部，如今的大寨展览馆。过去设在县里的大寨览馆早已改成了文化馆，但是大寨人不肯忘记自己过去的辉煌，又把自己的大队部改成了展览馆。虽在地方狭小寒酸了许多，门上那块题着“大寨展览馆”的牌子却十分漂亮。这还是出自郭沫若的手笔。这位文人的骨灰也撒在大寨的土地上了。
最后华国锋又去了陈永贵当年的住处。这是两间尘封多年的套间，里面稀疏地摆着几件家俱，一张土改时分下的香案，靠墙放着几个保险柜，墙上挂着几张照片。其中一张还是陈永贵与华国锋的合影。华国锋默默地看着，脸上没有流露任何表情。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大寨来追寻什么。（注：上述经过为笔者亲见亲闻。）
文革开始不久，在1968年10月14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中央委员们讲了几句话之后突然问道：“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边鸦雀无声，没人答复。毛泽东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B16
二十多年过去，毛泽东的这番议论很有应验的趋势。几乎与文革共始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显得只是数千年上的一个小插曲，只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无数次的“试错”之一。不过，大寨的大坝还在，昔阳造出来的那六万多亩地还在，全中国学大寨学出来的那18亿亩水浇地也基本还在。这些东西是会长久留下去的，就像2，500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使300万亩农田得灌溉之利的都江堰一样。
无论哪个时代，哪种制度，哪个民族，总要解决吃饭问题，总要解决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问题。陈永贵无非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用革命精神的力量和舆论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且不论成功与否，仅凭这种独特的尝试，记性极好的中国历史就不会忘了他。
注释
1见泰伟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120页及第148页注132。
2同上，第196页。
3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487页。
4胡耀邦：《理论工作虚会引言》，《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第49页。
5见《陈永贵同志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5月7日。
6《李先念同志关于学大寨的批示》，1979年3月2日。
7见《陈永贵同志在昔阳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铅印稿，对此发言用的手写稿。1979年3月19日。
8《昔阳县委会扩大会议纪录》，1979年5月7日。
9《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录》，1979年5月26日。
10《陈永贵同导在昔阳县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和插话》，1979年8月30日。
11见《昔阳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79年12月17日。
12见《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第348页。
13《争鸣》，1981年2月1日出版。
1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
15吴蒙：《记陈永贵生前身后》，《镜报》，1986年第5期。
16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5页)
附录一
大寨变迁实录：1979—1987年原载1987年9月30日《农民日报》，
作者：吴思、刘江波
198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将近十年。8月末的下午一两点钟，大寨村里的大柳树下仍然很凉爽。我们坐在树旁闲房的台阶上，周围静悄悄的。几只鸡东啄一下，西啄一下，透出一股吃饱后的懒散来。
大寨正在午睡。这时候，约有20多个本村的男劳力下井开始挖煤，还有20多个刚铡下班的大寨矿工坐在家里吃面条或馒头。运输专业户们的六辆运煤汽车此时大概已到了石家庄，准备回返了。虎头山上，还有五六位看果园的躲在树荫下面。近来邻村有些人对大寨的苹果一直不客气。
大寨全村504口人，除了上述那些人外，基本都睡着了。这一觉，林业队的44个劳力要睡到差十分四点，多数人则要睡到下午四点半以后。这种状况将持续到秋收。
阳光静静在洒在黄土高原上，玉米叶子有点打卷。当年那种“地里两顿饭，早晚加班干”的日予好像已经离得很遥远了。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