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中央的指示落到实处，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内战全面爆发后的东北形势，于1946年7月3～11日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东北局委托陈云起草的《关于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东北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全党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的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必须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必须认识，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决议》强调：要“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许多干部中的错误思想。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必须“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号召他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①。这个《决议》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赞同和批准。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毛泽东授予陈云中将军衔（2）
要贯彻这一《决议》，在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因此，在东北局扩大会议后，陈云随即前往齐齐哈尔，在中共西满分局主持召开的省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的主题报告，传达了《决议》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他指出：目前我党在东北的力量还处于劣势，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而也就无法谈到打人民战争。要改变这一不利情况，需要大力发动群众。“有了群众，一切好办，可以有军队，清除土匪，经费供给也有来源。没有群众，一定失败，死无葬身之地”。
要发动群众，必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如武装群众的问题，解决干部的思想混乱、树立长期作战的观念问题，提高农民觉悟、培养本地干部问题，开展土地改革、满足农民土地要求问题，克服干部中的贪图享乐、争地位、闹名誉、不愿做艰苦工作等思想问题，要实行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纠正工作中的盲目自流现象等等。②
1946年11月，蒋介石发动山海关大战后不久，在东北地区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企图先吃掉南满根据地，解除后顾之忧，然后挥军北上，全力进攻北满，实现其独霸东北的野心。国民党调了10万大军对南满根据地进行围攻。于是南满成了东北的主战场，而此时南满我军总共只有不足4万人，形势非常严峻，南满根据地进入解放战争以来最艰苦的岁月。为了加强对南满根据地的领导，使那里的斗争能坚持下来，配合整个东北的战争局势的发展，东北局决定、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陈云自告奋勇到南满去开展工作，任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1946年10月27日，陈云和萧劲光等从哈尔滨乘火车前往临江。行前，陈云对秘书王玉清说：“我是自告奋勇到南满去的，你怎么样？是去南满，还是留在北满？”王表示愿意一同前往。陈云之所以主动请缨前往南满，是因为在他看来，南满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那里的敌我力量又非常悬殊。正如他在行前所写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南满现在只剩下临江等4个完整小县和少数正规部队！国民党的中央军像一匹野牛正冲向北满。我自问不懂军事，但为了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我一定要去南满牵住这头野牛的尾巴不可！”①但在途径牡丹江市南面宁安县境内的斗沟子车站时，遇到险情。斗沟子车站前方是一个陡坡，车站位于陡坡的下方。陈云等乘坐的列车夜晚停在车站，有一辆货车在爬坡时，由于缺乏燃料，动力不足，从坡上滑下来，眼看就要与陈云等乘坐的列车相撞。在关键时刻，有一位铁路扳道工奋力扳开道岔，使那辆货车翻在离陈云等乘坐的火车仅两米远的地方。
到临江后，陈云等很快发现一些干部有畏难情绪，主张将主力撤出南满，另一些人则主张坚守城市，反对将主力撤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针对这两种看法，陈云于1946年12月13日晚冒着大风雪赶到七道江，并于第二天在辽东军区召开的师以上的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首先指出了在南满坚持斗争的重要意义：坚持南满斗争，可与北满成犄角之势，这对整个东北战局是非常有利的。如果放弃南满，不仅失去了这个有利的战略态势，而且损失的人马最终不一定比留在南满坚持斗争损失得少。如要向北满撤，部队过长白山时，将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后，敌人不仅会追来，而且由于没有了南满的牵制，一定会全力压过来。在那种情况下打仗，又要损失几千人，北满很可能也保不住。我们总有一天要打回南满来，那时又要损失几千人。还有那些留下来的地方武装，损失会更大。前后加起来要有万把人。两相比较，还是留在南满坚持斗争得大于失。
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野牛，牛头、牛身子是朝着北满冲去的，牛尾巴在南满被我们拖住，如果我们松开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会横冲直撞，祸害人民，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这样才能给北满赢得时间，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况且敌人在南满的兵力也不够，我们坚持南满的斗争是完全可能的。最后，他强调说：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斗争。我们在背靠沙发（指后面有苏联和朝鲜的支持）的形势下向前进，虽然是艰苦奋斗的前进，还是比退到北满最后被敌人打出国境线再打回来要合算。
陈云讲话后，辽东省委书记肖华首先发言，表示赞成坚持南满斗争的决策，其他许多同志也相继发言表示赞成。尽管还有部分同志的思想不太通，但表示要服从大局，在南满坚持斗争，使会议能够在坚持南满斗争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转入具体作战和作战部署的讨论。会议最后通过了“巩固长白山，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一分区、辽宁二分区、安东三分区）”的总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密切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军事作战指导方针。会议对军事部署作出如下决定：4纵出敌不意挺进敌后，牵制敌人，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及分散的敌军，破坏交通线，打乱敌人的部署；3纵担任内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顶住敌人，打掉敌人几张王牌，挫其锋芒。共同为巩固现有南满根据地，为改变局面打下基础。
会议作出的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后，得到批准，随后即得到全面贯彻，从而为在南满坚持斗争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作战方针。而南满根据地的坚持和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极大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北满的进攻，而且为日后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会后不久，国民党军队从1946年12月17日到1947年4月3日连续4次发动了对南满根据地的大规模进攻。南满根据地在陈云、萧劲光、肖华等的领导下，与北满军队一道发动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粉碎了敌人的军事进攻，歼敌3万多人，收复城市11座。
在第四次保卫临江的战斗中，由于北满军队因松花江解冻撤回江北，国民党军队10万人在东北保安副司令郑洞国的指挥下，对南满根据地发动了进攻，而南满根据地只有4个主力师，2万多人，而且经过连续作战后未得到休整与补充。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么打，部队中的思想很不一致。陈云等在临江主持召开中共辽东分局与辽东军区直属机关部队干部会议，一方面重申了在南满坚持斗争的方针，另一方面针对当时的紧急形势，陈云等强调要以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和不惜付出损失我军2/3甚至3/4的代价，决心打胜这一仗，把敌人牵制在南满。陈云指出：准备打大仗、恶仗、硬仗，只要有利于全局，南满的牺牲是值得的。会议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无论战争多么残酷，也要打下去，而且只能打胜，不能失败。在逐个征求意见后，陈云问如果付出的代价大，要准备承担责任，后不后悔？大家一致回答“不后悔”。于是，他高兴地一拍桌子，诙谐地说：“我们学上海交易所的规矩（拍板）成交了。”经过充分动员和周密准备，南满军队以高昂的斗志、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红石子地区全歼敌第89师全部及54师162团，俘敌7000多人。这一路是敌人进攻的主攻部队，在其被歼后，其余各路纷纷回窜，从而顺利地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对临江的大规模进攻。此后，南满根据地日趋巩固和扩大，陈云的工作重点也就逐渐转到他一向很擅长的经济工作上来了。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毛泽东授予陈云中将军衔（3）
首先，陈云领导了东北地区的土改工作。早在1946年5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五四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据此，1946年7月，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指出：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们才会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农村根据地才能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战争才能获得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相反，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我们肯定会失败，谈不上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在国民党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之前，东北各解放区普遍进行了土改。到1946年9月底，据安东、辽宁（现辽宁中北部地区）两省不完全统计，共分配土地370万亩，平川一般每人4亩，山区一般每人1至3亩。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后，东北各地的土改工作暂时停了下来。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东北局于1947年6月3日发出了《关于新收复区工作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坚定不移地在政治上经济上清算汉奸恶霸地主的罪恶，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迅速解决土地问题，使千百万农民从汉奸恶霸地主手中拿到土地，彻底摧毁封建势力。随后，辽东分局就新收复区土改问题给各省委、各工作团写了一封信，在总结1946年土改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汉奸、恶霸、大地主是斗争的主要对象，对中小地主也必须经过农民的清算斗争，达到土地归还农民的目的。在土改工作中，陈云要求各工作团必须相信广大贫雇农，大胆工作，必须树立贫雇农的绝对优势。同时，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也要团结中农。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辽东各地开始着手划分阶级、进行平分土地的工作。到1948年1月，辽东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土改工作，废除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1948年本是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一年，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不仅度过了饥荒，还大力地支援了前线。仅安东省除将原有耕地全部播种外，还开垦荒地40多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80万吨，上交征购粮13万多吨。当然，在土改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环境紧张等主客观原因，也是存在程度不同的失误的，如没有把地主和富农严格地区分开来，也没有很好地保护工商业，在有些地方打风过甚，死人过多等等。对此，陈云还专门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东北局作过总结并主动承担了责任。①其次，陈云用了很大的精力着手整顿东北的财经工作。1946年2月，由陈云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向所属的5个省委和哈尔滨市委发出了《关于目前解决财政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了3条措施，即征收救国公粮，妥为保管，以便解决军需民用与将来进行对外贸易，解决财政困难；清算和搜集敌伪资产；恢复和发展工矿企业，征收必要的税收；暂时不宜大量发行纸币，以免通货膨胀。
同年3月，陈云在松江省通河县召开的干部座谈会上着重指出：“财政经济即收与支的问题，亦即生财之道与理财之道。”在生财之道方面，他提出了6个收入来源：没收敌产，搞好税收，发行公债，征收公粮，发行钞票，开展贸易。在这6项收入中，有鉴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损失惨重、怨声载道的沉重教训，陈云对发钞票一向持谨慎态度。他指出：“纸币发行要加以控制，不能无限制地发下去，否则必然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②。在理财之道方面，陈云提出了紧缩开支，提倡节约，发展生产，防止浪费等措施。为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随着战局的发展，东北局决定建立健全相应的财政管理机构。8月1日，成立了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任主任，它是党政军统一的财经行政机构，对外称东北财经办事处，全面负责东北的财政经济工作。6日，又成立了全东北的最高行政机关“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后正式定名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其性质是东北人民实行地方自治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人民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政权。陈云任该委员会的党委书记。1946年10月，陈云就任辽东分局书记后，兼任辽东财经委员会主任。一次，他听说军区后勤部门采取套裁的办法，用一匹布可以制成11套军服，很高兴，因为这样可以节约很多布匹，而布匹当时是紧缺物资，所以特意要求下面把新的套裁样子送给他看。他常对辽东财委的负责人说，在辽东对经济工作他只管大政方针和重大事情，比如钞票印多少要经过他，至于方针确定后的具体工作，放手让财委和有关部门大胆去做。他十分重视发展生产与物资交流，强调在与兄弟解放区之间开展经济协作时要讲信誉，做到“先小人后君子”。就是说，在洽谈协作时，交换什么，何时交换，交换多少，要一一记入合同严格履行，怎样说就怎样做，不能违约；最后，如有可能，要尽量照顾兄弟地区，甚至可以是无偿支持，不要开始是客客气气，最后吵得不可开交。①
在此前后，东北地区相继成立了银行、铁路管理总局、军区军工部、贸易总公司等机构。鉴于东北铁路多而且重要，1946年7月，成立了东北铁路总局，陈云任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由于东北地区冬季漫长且十分寒冷，如何解决军粮和军用服装的供应问题一直是陈云非常关心的工作，对棉军服需做多厚、军鞋怎样达到保暖要求等问题，他都亲自过问。
这一时期，对苏联的贸易问题是东北地区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东北财经委员会成立不久，即于1946年8月与10月两次和苏联远东公司驻哈尔滨代表处商谈，希望开展中苏贸易。11月，复派刘亚楼赴苏联商谈。当时苏联正因春旱秋涝谷物歉收，需要进口粮食，苏方提出，要从东北进口粮食100万吨，后又要求每月30万吨，经多次商谈，最后达成每年出口100万吨的合同。我方从苏联进口的主要是布匹、食盐、火柴、石油、药品、机器零件等军用民需物资。这在建国之前无疑是一笔巨额贸易。这一贸易活动的开展，不仅使军需供应有了改善，而且普遍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拍手叫好，说这是“经济上的又一次解放”。因东北地区在日本投降后，内外贸易的正常渠道被堵塞，内部工业生产也因战争破坏而无法正常进行，一时民用工业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极其缺乏。有些地方一度出现一麻袋大米只能换到一盒火柴的情况，不少人用大豆或豆饼切块做燃料烤火取暖，用“更生布”①做的军服用力一碰就破，军鞋用手一掰就裂开。这些现象在中苏贸易开展后，逐渐被克服了。同时也积累了从事国际贸易的有益经验。陈云非常关心对苏贸易工作，在他准备赴南满的前一天，亲笔写信给继任的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王首道和副主任叶季壮等，对于用小麦5000吨及2000吨肉类向苏联红军管理的大连、旅顺换取食盐、布匹、火车零件等问题，作了详细而又明确的指示②。
由于东北地区的战略反攻开始得早，相应地对原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企业的接收工作也开始得较早，但在接收过程中，对如何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以及在很多规模很大的、技术比较先进的工业交通企业中如何进行民主改革等问题，各地均缺乏经验，也发生了一些混乱。1947年底，陈云从辽东经朝鲜回到哈尔滨，重新主持东北的财政经济工作。1948年8月，《东北日报》发表了陈云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并报经中央同意的《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决定》首先对1945年秋以来东北解放区所接收的工矿企业中的职员状况作了分析，然后指出：两年来，在处理工人与职员关系问题上，个别企业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右的错误表现在过分依赖旧职员，而重视工人不够。因此，既不能启发工人的积极性，也难教育改造旧职员，使生产力的提高和企业的改造受到了阻碍。“左”的错误表现在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地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对立，这样就破坏了员工团结，其最后结果也必然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依据现有经验，处理与职员之间的矛盾，必须根据两点：第一，工人是企业中基本的生产力量，但职员也是企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了提高生产，改造企业，必须使体力劳动的工人与脑力劳动的职员合作，并发扬两者的劳动热情与工作积极性。第二，必须根据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企业内各种职员与工人之间关系的不同，恰如其分地解决存在的矛盾，既提高工人觉悟和劳动热忱，又团结改造职员，达到员工团结、员工互助的目的。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毛泽东授予陈云中将军衔（4）
《决定》提出了处理职员问题应遵循的具体原则：
（1）职员中70%至90%是下级职员。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虽然具有一般旧知识分子的意识，看不起工人，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是接近工人的。因此对于下级职员应该团结，大体上应该和工人一样待遇，同时应用教育的方法改变其轻视工人的错误认识。
（2）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门家，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我们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都应给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以必要和可能的优待，使他们发扬专长，为人民服务。对于能与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观念，克服困难，努力创造的技术人员，应予鼓励。
（3）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专门压迫工人的特务，矿山中专以额外剥削工人为职业的把头（不是一般工厂中的工头），与一般职员不同，他们与工人的矛盾最深，在人民企业中，决不允许特务分子和把头制度存在，决不能让把头担任生产领导工作。其罪大恶极而工人要求法办者，应允许工人要求送交法庭惩办及追偿损失。
（4）总务、庶务各部门的主持人员，他们之中有不少曾经仗势欺人，克扣工人、职员的配给、薪资并且假公济私、贪污自肥。他们占有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中“肥缺”的原因，常常不是由于业务技能，而是依靠特殊势力。洗刷撤换这些为非作恶的人，不仅是工人的要求，也合乎多数职员的愿望。对于克扣、贪污为数巨大者，应由企业和职工依法追偿。但洗刷撤换这些为非作恶的主持人员时，必须把这些部门中未曾作恶的主持人员及非主持人员、下级职员加以区别，不应一律对待，以免扩大打击面。
（5）生产及业务的负责管理人员，如铁路的站长、段长，工厂的厂长、处长、科长，矿山的矿长、坑长等等，这些职员占企业内，高级职员的最大部分。一方面他们有专门知识或业务技能，有组织生产、组织业务的经验，在生产中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中的多数是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企业中或大或小兼管人事的生产和业务管理人员，他们管理的性质及方式虽然不同于把头、特务，但与工人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因此，对于这些人员的使用及他们与工人之间矛盾的处理，必须谨慎而恰当。对于日寇、国民党统治时期所产生的工人对管理人员的不满，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开展工人群众的批评和管理人员的自我批评，得罪过工人的，要赔礼道歉，以便达到团结的目的。
这些管理人员，一般虽有思想上和作风上的毛病，但他们的专门技能或业务管理知识，无论目前或将来，对经济建设和人民企业都是需要的，我们许多共产党员还必须用心向他们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
《决定》还指出：一般职员，即下级职员、技术人员、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级和中级职员，他们的劳动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管理方法必须改变。对于职员的改造，是一种思想和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地处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也需要工人与职员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这个目的，可以采取讨论会、座谈会、研究班、训练班等方式。①
这个决定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8年8月7日，《决定》全文就被《人民日报》转载，对各解放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在接管之初，还是有不少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鹤岗煤矿在发动工人的群众运动中，产生过不适当地打击职员的错误。同时，在不少地方出现了物价暴涨、工人实际工资降低，导致工人不安，公营企业商品售价太低、出现蚀本等不正常情况。为了寻求应对之策，陈云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在1948年6、7两个月集中进行了讨论。会后，陈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反映东北解放区经济的最新情况和所采取的对策。
陈云指出：东北在公营企业中犯过的主要错误，不在过高的工人待遇，相反，注意工人必要的待遇还不够，而在对职员政策上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其中尤以“左”的错误为重。主要原因是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一切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已有中央批准的关于职员问题的决定。他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是：（甲）大量增发了纸币；（乙）1947年粮食歉收，粮价上涨了10倍。1947年底共收公粮134万吨，贸易局购入粮食40万吨，除供给必需外，无调剂市场的余力。
陈云又说：物价飞涨的结果，公营企业中工人实际工资大降。此时企业机关对于工人生活注意不足，3月公布的东北公营企业工薪标准又太低，因此4、5月间工人大躁不安。5月以后逐步提高工资，并拟订新的工薪标准，其主要内容是提高工薪的实物计算，并大部分支付实物（约占70%）。由于粮价飞涨，而公营企业的牌价，基本未动。因此造成一系列不合理现象。例如，300公里的火车票价只等于10支纸烟价，一盏20支光电灯每月收费只等于1支纸烟价等等。在粮价飞涨的情况下，公家即令按照市价统购，农民也囤粮不卖。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陈云提出，应鼓励农民出卖粮食，在禁止私商囤积的同时，允许粮食自由流通。结果缺粮区粮价下跌或趋向平稳，余粮区上涨，从而形成适当的市场价格。在粮价上涨时，煤、盐、布、金及公用事业价格必须主动上涨，但要力求平涨，而非暴涨。在工业生产方面，必须加强计划性，必须制定1949年工业生产计划，如有可能则进一步拟订1949及1950两年的生产计划。除国营、公营企业外，还必须调查合营和私营工厂的情况，以便给以生产方向上的指导，在可能的条件下实行订货加工。
陈云指出：东北财经工作中还存在浓厚的盲目状态。就其原因来说，一是财经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复杂，我们无经验；二是两年来我们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未深摸细摸财经问题。他提出：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来。
陈云之所以能写出这份报告，不仅表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对财政经济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了，而且反映出他对财经工作本身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也更深入了。因此，他的这份报告，也就不仅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而且也进一步奠定了他作为财经工作专家型领导人的地位。所以，当新中国建国前夕周恩来建议调陈云到中央负责全国的财经工作时，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一致同意。而陈云刚一走马上任，即取得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稳定物价、合理调整工商业、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等重大成就。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毛泽东授予陈云中将军衔（5）
辽沈战役打响后，东北全境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如何接收并管理好即将解放的大城市，对于长期在农村从事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并无成功的经验。为了做好这一极富挑战性的工作，1948年10月，东北局决定抽调4000名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领从哈尔滨出发，一路上开了几次会议，对可能遇到的问题作了准备，并对有关政策问题作了规定。11月2日，战斗结束，军管会人员随即进入沈阳城内，正式开始了接收工作。在接收沈阳的工作中，取得的主要经验有：
首先，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其具体含义是指：各按系统。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进行接收。自上而下。入城后即布告通知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负责人不在，即由第二或第三级办理。同时，从原有内线和下面群众中了解情况。原封不动。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对职员、工人一律发生活维持费10万元，等于20公斤粮，有些高级职员则不发。这只是临时过渡办法，主要目的在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接收步骤，第一步是资产档案，第二步才能整理人员。先接后分。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无占有权、支配权，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各部门不对原来上级负责，只对军管会负责。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服从，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接收证件统一由军管会发，由专人负责审查盖章，无证件即不准接收。此外，在入城之前，应连续广播我之政策、办法（此条很重要）。要预备布告、信封、图章、通行证、警察袖章等，并预做招牌，以便在进城后几小时即能摆开办事。军管会机关应放在食宿交通方便之适当地点，充分利用电话与各方联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规定既防止了混乱，又能保证快。如果不按系统，不分上下，乱接一通，必然损失很大，影响很坏。
其次，入城接收时，要做到比较稳当而无大波动，有五个关键问题要解决。（一）首先要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电灯不亮，电话不通，自来水没有，电车和火车也无法开动，变成一座死城，秩序就无法控制。沈阳靠外面送电，抚顺解放后即送电来，群众称道。但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技工。这次哈尔滨各系统共带来新的技术干部数百名，他们忠勇而熟练，一个晚上在万难的情况下，即开出疏散弹药的火车，使本地人员惊异，无“共产党土包子不懂技术”之感。（二）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为避免外地商人来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现象，先介绍了解放区近来各地的物价表，使商人有底，敢于开市。为吸引粮食入城，定价高于外地，因而物价无大的波动。（三）敌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交通警察尽快站岗，消防队各守原位，户籍警察大部可留。其他刑事警察和武装警察队等带特务性者，20天后集中受训，也不宜过早遣散。（四）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主要靠报纸。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对我宣传品，各阶层都是字字细读。除安民布告等预先准备好外，可先准备几期报纸稿件，一进城就立即出报。内容首先只能是刊登一些基本政策文件，各种布告和解放区一般新闻，不能一下子苛求内容生动，适合新区群众口味，但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一切布告，必须字斟句酌。要审阅大样，对广告都要过细审查。报社与对外报道委员会应各派一人，在头半个月经常住在军管会参加会议，密切联系，分期出报。排字校对，都用原人，我只派五六个干部，故第三日即出报。（五）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如不注意工资问题，则人心不定。沈阳系围城，解放前基本上根据国民党的底薪等级，工人、职员、技师从每月40公斤到200公斤，因比围城时提高很多，故一般已满意。高级技术人员距离应远一些。对国民党的欠薪，则置之不理。特殊情况者，可作必要的救济。在卫戍工作上，除一般卫戍部队外，卫戍司令部尚需有一个半团机动兵力，随时派出保护接收了的工厂、机关。卫戍部队应是单一建制，让有训练有纪律教育的部队担任。
第三，要迅速处理俘虏和疏散弹药。这两项工作处理不好，将严重影响治安秩序。对散俘首先是收容好，有饭吃，有房住。次一步是如何往外分散处理。对弹药要及时地进行疏散，入城时需有充分的铁路人员和保护车站的武装，以保证交通和疏散。
第四，军管会内部做到减少扯后腿、抵消精力之事。军管会各负责人，要坚持接管原则，秉公办事，全力制止争房子、争汽车、争工厂等纠纷。
第五，关于重大事件、容易出乱子的问题，必须预先有充分精神准备。军管会的首脑要有足够时间来研究重大问题。此次外交、粮食、金融、捕杀等重大问题，军管会多少都有精神准备，但外交仍出乱子。
第六，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此次入沈部队很多，都懂得保护工厂、保护城市。今年以来，城市政策教育收到了很大效果，犯纪律者是个别分子。对苦战之师，应在吃住方面主动照顾。
第七，此次接收沈阳，使我们有一感触，即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①
陈云对接管沈阳经验的总结，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接管北平、天津前，毛泽东曾对薄一波说：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对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②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显然是吸收了陈云在接管沈阳后所总结出来的有关经验。此外，陈云在报告中提出的要组织专门班子从事接收工作的建议，也得到中央的重视。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接管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同时从沈阳接管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骨干前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
辽沈战役后，陈云对铁路在作战和民用方面的重要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东北野战军入关后不久，陈云即亲自起草电报发往中央，建议中央设立铁道部，筹划与管理全国铁路事宜。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很快在中央军委内设立了铁道部。这是后来政务院各部中最早成立的一个部。
《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陈云受命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1）
陈云受命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为解决经济困难，力主发行公债，毛泽东态度谨慎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全国的解放已为时不远。但整个经济形势却并未因战争的尽快结束而很快好转，相反，却因战线的拉长、战争规模的扩大加上对原国民党公教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经费的开支日趋扩大，财经工作中入不敷出的情况日益加重，中央财政的压力也随之越来越大。
因此，能否尽快地做好经济工作，不仅事关共产党的声誉，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即将成立的新政权能否在经济上立稳脚跟。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在中共党内，熟悉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非常缺乏。比较而言，陈云是为数不多的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20世纪30年代在江西时，他曾为红军筹集过军费。在延安时，他担任过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组织和领导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在土改完成后又主持一段东北的城市接管与经济恢复工作，具有从事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
正因为陈云有着这样的经历，可以说他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最适合担任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对此，薄一波曾指出：“陈云同志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1942年，他主持陕甘宁晋绥5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工作很出色。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实现了东北全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较早地把经济稳定下来。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他为中财委主任，是再合适不过了。”①于是，当周恩来提议调陈云到中央负责全国的财经工作时，立即获得毛泽东的批准。1949年2月6日，毛泽东致电东北方面：请陈云来中央一叙。几天后，陈云赶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经过与中央书记处成员商谈后，决定陈云立即到中央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随后，陈云回东北安排工作交接。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由于经济形势非常紧迫，周恩来于4月10日、30日，两次电示东北局：希望陈云速来中央工作。5月初，中央又一次去电催促。但由于东北的工作也十分繁忙，直到5月9日，陈云才收拾行装，赶赴关内，于14日到达北平。进关前，有人问他：“进关以后怎么办?”他说：“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怎么办?碰到了问题，才能拿出新的观点和办法，一件一件事来做。”他认为，过去两个时期的财经工作与当时的情况并不一样。在抗战时期是以农村为主、在根据地分割状态中搞财经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东北是以中等城市(如哈尔滨、齐齐哈尔、四平)领导广大农村的战时财经工作。而在全国解放后，则是以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为中心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对苏联的经验既不熟悉，也不能套用。
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在成立大会上，他风趣地自我介绍说：我叫陈云，小个子，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过去好比是在上海永安公司门前摆小摊做小生意的，现在让我当大公司经理，做大买卖，不知道能不能胜任。今后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中财委成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干部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是无法把它所承担的工作做好的。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由于长期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党内缺乏懂得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旧中国留下来的经济建设人才也很少。针对这一现状，陈云的做法是不拘一格，广招人才，用其所长。从1949年7月到10月，他曾三次电请中央调配干部到中财委工作。
他选用干部的原则是：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搞“五湖四海”、“就地取材”。中财委是在原中央财经工作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的，因此，开始的时候，华北的干部较多，后来陆续增加了各大区的干部。
在组建中财委的领导班子时，他提出要不拘一格地大胆选拔使用各种人才。在他的极力邀请下，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马寅初担任了中财委副主任，著名化学家、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侯德榜，在陈云和薄一波的联名推荐下，担任了中财委的高级技术顾问。此外还吸收了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10多名高级专家学者如孙越崎、孙晓村等。他还从上海、南京等地吸收了10多名旧职员及大学教授与青年学生到中财委工作。
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陈云不仅在生活上关心，而且在工作上放手使用，非常信任。在他的主持下，中财委专门发了一个要求党内同志做好党外人士团结工作的通报，指出：（1）要使党内外人士有职有权，这不是句空话，共产党员应该保证这句话不折不扣地实现，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就不去同党外人士商量，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作硬性规定。（2）一切重要决定，必须有应该参加的党外人士参加决定。这绝不只是形式的，而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感觉到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3）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如电报、公文）和上级来的指示，下级来的报告，均应使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到，使他们知道每天在做什么事情。（4）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慎重考虑，能用者尽量予以录用。
陈云不仅这样要求下面，而且自己率先垂范。中财委刚组建时，马寅初还是浙江大学的校长，经常不在北京，陈云总是将中财委的一切重大事情，用电报形式及时向他通报，并征求他的意见。孙越崎在计划局任副局长，分管基建工作，陈云要他主持制定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这个文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规定了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制度和基本建设计划工作制度。为了加强对这个文件的宣传，陈云还介绍他同《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和副社长邓拓认识，请他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
他对党外人士举荐的有用之才，始终非常重视。一次，他同马寅初谈及开展外贸工作时，马说像茶叶等土特产都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关键是要有懂行的专门人才做这项工作。陈云请马老推荐一些这方面的专家，马老说有一位茶叶专家，但因为是自己的亲戚，不便说出。陈云当即表示，封建社会还讲内举不避贤，现在是新中国，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可以举荐出来，使人尽其才，他让马老不必有顾虑，该提的就大胆提出来。马老在陈云的支持下，提出他的亲家，即他长子马本寅的岳父卢浙声在解放前一直做茶叶出口的工作。解放后赋闲在家，不能发挥他的专长，很是可惜。陈云说为什么不早提出呢？后来，在陈云的关照下，很快把卢浙声安排在茶叶公司工作。卢浙声凭借他的专长和经验，对茶叶出口工作做出了不少贡献。陈云特别注意选拔、任用有专门经济才能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干部。他说：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起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于使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在抓紧中财委自身建设的同时，为了延长中财委的工作手臂，陈云还组建了一些归中财委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1）建立了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同时，将中纺公司划归纺织工业部统一领导。（2）建立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推销各地特产。（3）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其中以内地调剂为主的有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盐业5个公司，以出口为主的有猪鬃、土产、皮毛、油脂、蛋品5个公司，还暂设1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公司，实行垂直领导，资金和干部统一调度。
《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陈云受命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2）
到10月份已初具规模，由原来的60多人扩大到300多人，各种机构业已陆续建立起来，除原先的行政处、秘书处外，新成立了计划局，下设财政、金融、贸易、工业、交通、农业、供应7个组，共有干部70多人。组长是宋绍文，副组长有朱理治、曹菊如、杨放之等，另有钱之光、沈鸿等干将；统计组，有干部70多人，组长为狄超白；人事局，有5名成员；合作事业指导局，局长是孟用潜，有干部40多人；私营企业管理局，有7人；劳动局，有干部10人。此外，原华北财政部、企业部（改为重工业部）、工商部（改为商业部）、交通部、农业部、水利委员会、人民银行总行、军委铁道部、电讯总局等也划归中财委领导。
至此，中财委的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问题基本解决。于是，陈云着手解决当时最为迫切的财经问题。
上任伊始，陈云认识到：解决财经困难，不外乎开源和节流。在支出一时无法减少的情况下，只能开辟财源，增加收入。增加收入的办法有多种，一是增加税收，二是扩大货币发行量，三是举借债务。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情况下，工商业普遍凋敝，经营状况不景气，税收显然不可能尽快得到大量增加；国民党统治末期，为搜括民脂民膏，大量印制纸币，后又实行金圆券和银圆券，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因此人们对过多地发行货币心有余悸。人民政权显然不能效法国民党的做法。
究竟如何才能解决这一燃眉之急呢？陈云主张：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妨尝试举借一定数量的债务。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特殊的奋斗经历，加上新中国建国前后特殊的国内外形势，向外国借债不现实。于是，陈云提出可吸取东北地区的做法，发行一定数量的公债。1946年，东北地区有的县市如哈尔滨、双城县、宾县、东安地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发行过公债。1949年7月，中央决定委托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对发行公债问题进行了正式研究。陈云在讲话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他指出：“面对这种（经济困难的）情况，怎么办？无非是两条：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假如只走前一条路，继续多发票子，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少发票子就得多发公债。”他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全国可以发行1亿2千万银元（相当于旧人民币2400亿元）。他说：“中国地方如此之广，发1亿2千万银元的公债，数目并不算多。蒋介石剩下那么一点地方，还要发行两亿银元的公债。”“东北4000万人口，私营经济所占比例较关内低得多，两期发1200万银元的公债，第一期已经按期完成了。关内私营经济占的比重比东北要大得多，公债数目可以定大一些。”对于发行公债所可能遇到的困难，陈云作了分析。他指出：“当然，发行公债也是有困难的。目前工商业还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去会‘叫’的。发了公债城市工商业是否会垮？我看不会，因为每月发行的钞票超过公债收回的钞票。现在我们每月发行现钞1633亿元，而发公债收回的只有600亿到700亿元，这是有限度的收缩，不要顾虑筹码会少。我们到时候看情况，如果紧得不行，就后退一点。”①此外，陈云还对公债发行的对象及具体办法作了简要说明。
为了争取中央尽快批准发行公债，以便在会议结束时各大区的负责人将发行公债条例带回去公布实施，财经会议尚未结束，陈云即于8月11日将发行公债问题的讨论意见汇集为四点向中央作了报告：
一、为了在8至10月青黄不接时期紧缩一部分货币使物价不过分波动，以便在冬季除财政开支外发行更多票子，以收购棉花及出口土产，经华东局、华中局及西北局到会同志同意，用各区名义分别发行折实公债，总共2400亿元（以7月底物价为基准），计：华东1200亿元、华中700亿元、华北400亿元、西北100亿元。二、发行对象主要是城市工商业家，未经土改的新区之地主亦须推销。三、公债条例争取在8月份内尽早公布，发行期间至10月底截止。收款重点在9月份。四、公债款每年还1/3，分3年还清。明年11月开始第一次还本付息。年利定为4厘。
8月14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提出如下5个问题，要求给予答复：“一，2400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2400亿元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4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11月起还本付息，三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①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陈云于15日复电毛泽东，对上述五个问题逐一作了回答：关于2400亿元的用途。陈云解释说，因解放区日益扩大，人员继续增加，加之修铁路、战争等原因，开支不断增加，而收入一时难以骤增，8月至12月，全国财政赤字估计为5800亿。为保证纺织，保证农副产品的继续生产，收购物资款亦不可少，秋后收购棉花及出口物资，需现钞3500亿。两项合计为9300亿元。目前江南农村及小城镇人民币还未占领市场，因物价波动，交换以大米计价，目前大米价格突出，与战前物价比较，大米价格超过工业品价格一倍左右。此种情况如不改变则对工业生产十分不利。改变的办法在于随着秋粮登场，争取物价的相对平稳，货币下乡，改变大米计价为货币计价，缩小工业品与农业品的倒剪刀形差额，可是发行9300亿就不可能争取这种情况。发行公债2400亿，只占货币发行额的1/4，但对金融上所起的作用很大。其利如下：（甲）弥补赤字1/4。（乙）减少物价波度。（丙）易于收购土产。（丁）帮助货币下乡。
关于2400亿数字的由来。陈云说，会上提出过3个方案，即：1600亿、2000亿、2400亿。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按2400亿准备。因为京沪杭三角地区富户普遍存美钞、黄金，公债目的虽在收回人民币，以减少发行，但事实上势难完全拒收黄金、美钞。因此，2400亿中要准备拿出300亿接收黄金、美钞。另外，在财政上放多收少的情况下，2400亿元公债也不会使银根过紧，不利于工商业时，可以延长缴款期限。
关于工商业家对公债的态度。陈云认为，公债以劝购、派购形式推销，工商业家内心不会积极拥护，但公开积极反对者估计也只有少数。大中城市游资很多，发2400亿元公债数目不算大；另一方面债币下乡，有利于物资交流，又可刺激工业的恢复，这种影响对于工商业，特别是工业资本家是有利的。
关于利率问题。陈云认为，公债用折实办法，利率4厘相当于半年定期折实储蓄利率。而上海资本家都看好这种折实储蓄。因此，利率4厘是合适的。
关于3年还本付息时间是否太促问题。陈云指出，短借短还目的在于树立债信，必要时于第一次还债同时可发行第二次公债。明年秋后还1/3，因正在秋粮登场，市场需要筹码多的时候，估计国家确能偿还。
在电报中，陈云还特别指出：“解决财政收入的办法，一般均用征税、借债、发行钞票3种办法，我们因长期处于农村，对公债办法用得很少，在货币收入不足货币支出的情况下，今后应当应用公债的办法，比单纯发行钞票好。”
接到陈云的电报后，8月17日凌晨，毛泽东再次致电陈云，指出：“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①为慎重起见，同日晚些时候，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又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请他在动身回京前，抽时间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分批座谈财经问题，以便今后在商决公债等问题时有“更多的把握”。
《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陈云受命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3）
遵照中央的指示，财经会议结束后，陈云继续在上海和南京逗留了10天左右，与民主建国会和其他工商界人士就公债问题进行了座谈。回到北京以后，陈云将在上海、南京等地了解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因为一些工商业家不赞成发行公债，考虑到战争还在进行，政局尚不稳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能搞得太紧张，因此，中央决定暂缓发行公债。
这时经济形势却更加严峻，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但国家财政状况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巨额的财政亏空仍然必须靠发行钞票来弥补。7月底，人民币的发行额为2800亿元，到9月底已达到8100亿元，11月上旬上升到16000亿元。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发行量增加了近5倍。人民币的大量发行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物价的猛烈上涨。对此，10月2日，陈云和薄一波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说道：由于财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须收购大量物资，货币发行大量增加，故今后物价“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为了平衡财政收支，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10月3日，他们再次致电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发行公债的问题，说：“如果能够在明年1、2、3月发行，则对明年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物价掌握可能有很大的帮助。”但中央对此仍未作出决定。
事实果不出陈云所料，由于财政赤字庞大，货币发行量猛增，自10月15日起，从沪津开始，华中、西北跟着，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半个月的时间内，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物价上涨了近两倍。物价的迅猛上涨，加之投机分子乘机捣乱，使全国市场呈现出一片混乱状态。尽管在陈云主持下，中财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物价虽然在12月初稳定下来了，但却对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这次物价波动，更加坚定了陈云发行公债的决心。11月15日，在中财委第四次委务会议研究物价问题时，他明确指出，要使物价波动次数减少，波度减低，除少用些外，中央财政必须多收。而多收，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收税，一是发行公债。会上大多数委员赞成发行公债。为此，陈云决定再次将这个问题提交政务院讨论。同样，这次物价波动也使党中央对于发行公债的紧迫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物价稳定后，党中央决定从1950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公债。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政务院正式提出了发行公债的提案。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物价和发行公债问题的报告，指出：发行公债的目的“在于弥补一部分财政赤字”。同时阐明：“人民购买公债，在全国经济困难情况下，也是一种负担。但是这种负担，比起因增发钞票、币值下跌所受的损失来说，是比较小的。因为币值下跌的结果，其下跌部分是全部损失了的，而购买公债，在一时算来是负担，但是终究可以得到本息，不是损失。如果发行公债缩小赤字的结果，使明年的币值与物价情况比今年改善，则不但对全国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和军政公教人员有好处，而且对于工商业的正常经营也是有益的。所以从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说，发行公债比之多发钞票要好些。”①
这次会议根据陈云的报告正式地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决定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总额为2万万分，于1950年内分两期发行，第一期在1950年1月至3月间定期发行，继续发行时间由政务院决定。《决定》通过后，12月16日，陈云又就公债和钞票发行计划问题向中央作了报告，对公债发行中的一些问题再次向中央做了说明。报告说：“大部分工商业者有两怕：一怕部分资金搁死于公债，二怕银根紧，物价大跌”。针对这种顾虑，“我们的对策是：发行公债时适度增发新钞，使银根不过紧，以达到既推销公债，回笼货币，又避免物价下跌、工商受困的目的。在不准以公债券代替货币流通市面、不准向国家银行抵押、不准用作投机买卖的规定下，不禁止（也无法禁止）债券持有者私人间正当转让或向私营银行抵押。”
关于银根松紧问题，陈云说：“我们应注视银根松紧的不同情况，掌握3种工具。其一，银行收兑黄金美钞的数量依银根松紧而定，预定购债人可以30%的黄金美钞向国家银行兑换人民币交纳公债。其二，银根紧时公债催收得松些，银根松时催收得紧些。其三，银根紧时贸易部可以多收买些主要物资（花纱布、粮食），银根松时则少收买些。”①
由于事先作了周密的测算，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布置，这次发行公债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第一期公债1万万分得以超额完成，达到了原定两期发行总额的70.4%。后因国家财政状况已基本好转，加上人们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经常用滥发债券来聚敛财富的做法仍记忆犹新因而心有余悸，毛泽东也始终对发行公债问题持谨慎态度，第二期公债发行工作未再展开。
《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毛泽东称赞陈云是理财能手（1）
陈云领导取得了稳定物价等斗争的胜利，毛泽东称赞：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称赞陈云是理财能手
解放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以及长期战争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工人失业，物价波动，社会秩序极为混乱，严重地影响了新政权的巩固。一些不相信共产党治理能力的中外人士评论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有人甚至扬言：“共产党军事打100分，政治80分，经济得零分”。
1949年7月，陈云赶到上海，经过两个月的调查研究，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之所以决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这是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旧中国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基地，也是中国民族资本的基地，同时也是物价波动最为严重的城市。因此，把上海经济稳定下来，就可以稳定全国经济。会议决定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即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金融管理；统一重要物资的调度。陈云为说服华东、上海的负责干部，提出：要统一，先统富的还是先统穷的?当地干部服从大局，答道：当然要先统富的。富的赞成统一，其他大区就不会有什么阻力了。
为了统一财经工作，首要的是稳定全国的物价，统一货币。但是不法投机商人，为了跟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获取超额利润，他们拒用人民币，并从事金融买卖，搅乱市场秩序，上海的投机商人公然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4次全国性的物价风潮。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4月，由华北地区开始，并很快波及到华中、山东、苏北等地。物价涨幅，华北1倍多，华中近4倍，山东、苏北半倍。第二次发生在1949年6、7月间，从上海开始，影响到各个解放区。首先是粮价上涨，然后纱布跟进，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上海市场综合物价平均上涨1倍，天津2倍。第三次发生在1949年10月，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此次涨风最为猛烈，而且持续时间近2个月。天津、西安、汉口、上海4大城市，大米、白细布的价格上涨了2至4倍。第四次发生在1950年2月，仍以上海为中心，影响全国。15个大中城市的25种主要商品价格上涨2倍多。在整个4次涨风中，从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上海批发物价总计上涨20倍。物价的多次大幅波动，给人民生活和经济的恢复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为了平抑物价涨风，人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即明令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流通，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但不法投机者对此置若罔闻，仍继续从事金、银和外币的投机买卖，拒用人民币，尤以被称为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最为严重。
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该所设在汉口路422号，是一幢8层高的大楼，建成于1934年，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战前在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192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爆发后曾一度关闭。1946年，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达234家，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它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幕后保护人。普通市民中也有不少人涉足其间，从事投机活动。
投机分子利用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着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其中有一个名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办公室“寿昌金号”，是操纵投机买卖的总指挥所。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屋内藏有许多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进行密切联系。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所谓袁头孙头是指上面有袁世凯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
上海解放后，投机商人继续从事金银外币贩卖生意。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操纵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触角得以伸向各个角落，证券大楼再次成为全市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银元的价格在短短的10天时间内，上涨近2倍。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2倍多，大米和棉纱也上涨了1～2倍以上。
在物价狂涨的情况下，南京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以稳住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出，即被投机分子全部吃进，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据说当年日本占领上海时，为了稳住上海的市场，从东京一次运来5吨黄金，但投下去之后却如泥牛入海。
接到华东财委的情况报告后，陈云进行了认真分析，指出：上海市场收兑金圆券仅用人民币4亿即兑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即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天津）。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是银元的市场，推广我币增加了困难。他指出，应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接到这一指示后，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敦促少数奸商和投机分子停止从事银元等的投机生意。但投机分子对此置若罔闻。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上海市军管会于6月10日上午10时派出上海市军警分5路包围了投机分子操纵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
《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毛泽东称赞陈云是理财能手（2）
为了保证将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上海市军管会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9日，他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
上午8时许，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2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时左右，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对其实行包围。同时，分布在大楼现场的公安人员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接受检查。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被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有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1800余人经教育陆续放出。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取得了胜利。但证券大楼以外的上海滩上到处还能听到贩卖银元的叫卖声和银元的撞击声。但当解放军循声前去时，声音便迅即消失，银元贩子也逃得了无踪迹。指挥所好办，散兵游勇难于对付。但银元的贩卖、投机活动一日不绝，上海的物价也就一日难以平稳，人民币的信誉也就难以确立和巩固。
于是，上海市的军管人员决定改变策略。他们换上便衣，深入民间，在一个小孩和老太太的帮助下，顺藤摸瓜，抓获了一大批银元贩子，并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对10元以下的小贩子，抓后即放，并请他们协助抓大贩子。这样，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大的银元贩子基本上都被抓获，小的银元贩子也不敢再从事这一活动了。从此，上海的金融投机生意基本绝迹。
查封证券大楼和严惩银元贩子，虽然使物价暂时获得了稳定，但投机分子内心并不服气，仍伺机与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了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就掌握了对市场的领导权。他们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投机分子拼命抢购国营公司的粮食、纱布等物资，甚至高息拆借资金抢购、囤积物资，满以为这一次准可以从经济上把共产党斗垮，让政府乖乖地听从他们的话，任由他们摆布。在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向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的说法。因此，当时上海从事棉纱棉布投机生意的商号很多。与1937年相比，1949年全上海棉纱字号从60家发展到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糖行则从82家发展到644家。这些商号多以买空卖空或囤积商品为主。产业资本也普遍囤积原材料和制成品，有的还抛售空头栈单或抢购业外商品。有些名为“工厂”，却既无设备，又无厂房，实际从事投机生意。
人民政府与投机资本的再次较量势不可免。还是在10月初，陈云在发给中央的电报中就指出：目前财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须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必须继续增发货币，从去年底到今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增加到4851亿，增加了25倍，在这一时期物价已上涨了15倍，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合计共需1万亿，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外，还须发行8000亿，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事实果不出所料。自10月15日起，以沪津为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不出1个月，物价平均指数：京津涨1.8倍，上海涨1.5倍，华中、西北大致相同。这次涨价的主战场仍是上海，主要物资则是纱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的棉纱价格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此带动了其他物价跟着上涨。
为夺取这场与投机资本的最后斗争的胜利，陈云把主战场选择在投机活动最为猖獗的上海。他首先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在上海，主要是由于纱布短缺，引起了投机势力的囤积。而当时，华北受灾，棉产区粮食很贵，北方的投机势力很可能集中冲击粮食，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同时在两个战场上作战。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他决定首先抓住粮食，稳定北方地区。
10月20日，陈云急电东北，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支持华北市场。为求万无一失，陈云派曹菊如赶赴东北，并要他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用大席囤存粮食，而且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让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中有粮食，使其感到无隙可乘。果然，京津两地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未敢轻举妄动。
这边腾出手来，陈云又开始全力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他指出：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他说：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棉纱。
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致各地的指示电，指出：目前稳定物价已有可能，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此，他做出了12项规定：（1）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2）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500至600万公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3）为保证汉口及湘粤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4）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安。（5）财政部须自11月15日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1.01亿公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6）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7）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8）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9）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扣压。但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10）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20天。（11）目前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预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为了有力地打击投机势力，让投机分子把囤积的棉纱，怎么吃进去的再怎么吐出来，陈云还特别指出：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①电报起草完后，当晚即上报中央。周恩来阅后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泽东阅后也当即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
《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毛泽东称赞陈云是理财能手（3）
16日，陈云再次电示各地，要求：“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在猛涨时期，均须指明我之抛售价（官价）与市场价（黑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津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种物资有余或不足，又须估计到沪津等地若干种物资价格的涨落对本地同一物资价格影响的有无与大小（例如沪纱布对汉口纱布影响大，大米则影响小），以便各自规定既适合于全国又适合于当地的价格”；“估计沪汉也可能出现如12、13两日京津市场一度极乱的情况，但也可能不及京津之乱。如出现市场大乱的情况，只要我们确已紧缩货币发行，物价指数已涨达两倍则不必恐惶。那时，粮、油、盐等照正常门售量售出是需要的，但过多的抛售则不必要”；“两日来，京津我贸易公司已卖不掉粮，粮价在回跌中，只要沪汉两地也出现这种情况，此次涨风即告一段落。估计各地紧缩通货及沪汉纱布涨足之后，在11月25日前即可全国稳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为稳当起见，各地仍照11月13日电全力准备物资，勿稍松弛”①。
按照上述部署，天津先后从东北调集粮食3000万公斤，准备布匹35万匹，棉纱5000件。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000件。汉口准备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西安准备棉布40万匹。在周密布置和充分准备后，选择市场物价达到最高峰的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刚开市时，上海等地的投机商看到有棉纱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有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投机商们有自己的小算盘，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然而，这次他们却打错了算盘，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落，投机者眼见国营公司的纱布源源不断地售出，而且价格不断降低，知道大事不妙，也开始赶紧抛售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为使投机分子受到彻底打击，人民政府又作出如下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资；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得罚税金额的3%。
有人向陈云反映说，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陈云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这样一来，资本家和投机分子，两面挨耳光，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政府出面，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于是，政府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棉纱。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使投机分子受到了严厉的打击。有些资本家血本无归，应付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
事后，上海的一位著名资本家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①
10月涨风平息下来以后，陈云并未掉以轻心，他预料投机分子这次受到严厉打击之后，决不会就此罢休，肯定还要进行反扑。他们这次在纱布上跌了跟头，短时间内不敢再在纱布问题上做文章，但很可能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八九千万斤，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因此，11月底，物价渐趋平稳之后，陈云即开始筹划在粮食问题上与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的较量。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了全国城市供应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并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会后不久，四川即征集了2亿公斤大米支援上海。
1950年1月11日，陈云就解决川粮济沪问题致电饶漱石、曾山，指出：四川的2亿公斤大米2月初即可启运，务请抽调大批干部去川运粮。他还致电邓子恢、东北财委并曾山，说上海存粮仅八九千万斤，要求华中、东北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1月22日，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解决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的办法，除先调沪宁沪杭两线公粮，同时抓紧华中、四川、东北向上海运粮外，应准备向国外增购2亿公斤大米。
为了确保在粮食问题的较量上万无一失，陈云对东北和四川这两个坚强的后盾特别关注。1月23日，他再次致电东北方面，指出：本月上海米价猛涨，估计春荒难关过不去。华中、四川调给上海的公粮，或因山地集中不易，或因船运量小，何时与能否调到，实在把握不大。由于米价贵，进口的外米能否很快运来，亦属疑问。希望东北再收买一批大米或稻子。
1月26日，他又致电中南财委并转中南交通会议，要求他们设法组织公私船只接运由重庆到宜昌的大米，并运到上海。他指出：此一任务，关系到全国物价计划及上海供应问题，必须解决。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布置，即：第一道，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手里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补充。事实证明陈云的估计是准确的。上海等地的资本家和投机势力，在经历了两次打击之后，仍然不服气，还想寻找机会与人民政府较量。1950年春节前后，他们又看准了粮食市场，妄图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上海粮食市场上历来有春节后“红盘”（指正月初五开市）看涨的“规律”，加上投机商们看“准”了政府粮食准备上的“不足”，因此，他们以为这次一定可以在粮食上大捞一把，以出出前两次被整的晦气。
于是，春节前夕，投机商们开始向粮食进军。他们千方百计大量囤积粮食，市场能买到多少大米他们就买下多少，如同疯狂的赌徒一样，把他们所能调动的头寸都押在这个赌注上，以为肯定能利市百倍，坐等暴利像黄浦江水一样源源向自家流来。投机商们扒进粮食一直到1949年农历年三十的晚上，然后，烧香拜神，等待正月初五财神爷上门。
正月初五到了，粮食市场“红盘”开出，出乎投机商们意料的是，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在陈云和中财委的统一部署下，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并连续抛售了1亿多公斤大米。逼得投机商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米全部吐了出来。资本家和投机分子搞不懂，共产党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的大米，但有一点他们算是认清了：共产党在经济上是有办法的。正如一位资本家说的那样：“商务印书馆那个小个子（指陈云）真行！”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元气大伤，彻底认输，再也不敢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和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了，持续了十多年的有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终于被制服。到1950年，上海和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毛泽东曾高度评价稳定物价斗争的胜利，称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极为称道陈云的理财能力。他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将军的话——“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称陈云的理财能力为“能”①。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在总结了一年来与投机资本较量的经验教训后，说：“当然，这些工作中毛病还很多”。毛泽东随即插话说：“第一条是功劳很大”②。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财政收支基本平衡，金融物价基本稳定，但私营工商业界又发生了困难。不少地方出现了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工人失业等问题。这是在虚假购买力消失后，过去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服务的一些行业出现了困难，加上私营企业盲目经营以及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50年下半年，开始对私营企业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进行调整。重点是调整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和产销关系，尤其是调整城乡关系和产销关系。之所以如此，陈云说：扩大农村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群众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运转的结果，农村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实践的结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951年4月，他在总结上一年的财经工作时，说：“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统一财经之后，物价稳定了，但东西卖不出去，后来就调整工商业，才使工商业好转。6月以前是统一，6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①同时，由于在调整公私关系时，对有困难的企业实行了加工订货，并合理地划分了经营范围，这就使得一些私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而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并积累了经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云提出，为了优先保证战争费用的合理支出，财经工作安排的顺序，第一是战费，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是稳定市场，求得金融物价的稳定；第三是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即“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
《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1）
为了对付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毛泽东决定发动“五反”运动；运动后期，陈云果断采取措施，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1952年初，毛泽东发动了针对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
不法资本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不惜使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拉拢、腐蚀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如当时东北地区的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勾结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改处处长李廷琳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账，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亿元（旧币）；该药行因此从3年前的一个很小的行商一跃而成为巨贾，并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设分店。丛对李则逢迎奉承，送礼、请客、代找舞女、代请厨师，甚至令其姨太太陪李跳舞。本溪市还发现投机奸商先以请客施贿引诱我工作人员上钩，尔后则以告发威胁其与之进行合伙盗窃国家资财。
上海大康药店经理王康年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勤部”，并称之为“干部思想改造所”，用金钱、美女等手段勾引、腐蚀国家干部，先后把25个国家机关的65名干部拉下水。
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不仅使国家财富通过不正当的途径源源不断地流入到自己的手中，而且凭借他们手中掌握的经济情报，操纵市场，牟取暴利，既扰乱了市场秩序，又直接侵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仅如此，利令智昏的不法奸商，在承建国家的重大工程中，经常偷工减料，致使工程质量非常低劣，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天津40多家私营铁工厂用废料、次料为志愿军制造的17万多把镐、锹，运到前线后，一用就坏，影响了工事修筑。武汉福华药棉厂奸商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时，把从国家领来的好棉花换成烂棉花，使受伤的志愿军战士致残致死。
不法资本家不仅手段卑鄙、罪行严重，而且面广量大。据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统计，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总户数的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90%。另据抽样调查，天津1807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82%，上海351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99%，其偷漏税额一般占应付税款的50%，有的高达80%。
不法资本家的严重罪行，不仅使广大人民非常愤慨，而且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决定要对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进行反击。1952年1月5日，他在批转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时，指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违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①1月26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向全党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②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对发动“五反”运动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3年的历史来看。1950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急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定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他还指出：“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1950年自发地搞社会主义，想搞垮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后来，又自发地搞资本主义，资本家向我们大举进攻，也不允许。……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入股、当董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的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①
“五反”运动发动后，人们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普遍存在着“左”的偏向。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发表了好几篇全盘否定民族资产阶级、主张尽快加以消灭的理论文章。在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过火行为，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如在工商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在斗争不法资本家时，就曾普遍出现过戴高帽子和体罚的现象，致使48名资本家自杀，死了34人。从而使得整个华东地区资本家惊恐不安，并用歇业、停工的手段进行要挟，大批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使经济活动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了障碍。
华北地区也出现了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的问题。该地区1952年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市新歇业的私营工商户有4000家，影响到40万人的生计。西南地区，据邓小平的报告，问题也相当严重：一季度的税收减少了一半，重庆一区有两万人失业，占该区总人口的1/3，敌特也开始乘机兴风作浪。
“五反”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很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在“五反”运动发动后不久，陈云就预计到市场有可能出现停顿。为此，他要中财委于1952年2月20日发出通知，要求国营公司赶快扩大加工订货。但在“五反”运动逐渐走向高潮的时候，不少农村地区还是出现了因不准私商做买卖、合作社无法包揽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农产品卖不出去、农民砸合作社牌子等严重问题。
农民卖不掉农产品，就无法获得购买工业品所必需的货币，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也就无法顺利实现，进而也就影响到城市生产的正常进行。要想解决“五反”运动带来的后遗症，首先就是使市场活跃起来；而要使市场活跃起来，就必须首先减轻他们的负担，不要对他们挤得太急。1952年6月，陈云在全国统战会议上就处理公私关系发表讲话，强调“五反”之后的退赃补税要合适。他说：现在，税务局、银行、海关、企业和贸易公司的业务人员中有一种“宁‘左’勿右”的情绪。“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账，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像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的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他举例说：蚌埠有150家工商户，资本只有1.5万亿元，要退补的税收就达3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账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他指出：“算的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脚，也会把真正的‘五毒’放过去。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核减下来，核减到恰当的程度。”在同一次讲话中，他还指出：“要成立一个接受申诉的机关，如果资本家认为算的太多了，可以申诉。对资本家要加以照顾，缴退补款的时间可以拖长一点。”对资本家最关心的退补款问题，陈云特别指出：“你不能大补就小补，小补还不行那就暂时不补，明年再补。”从而给资本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2）
对于陈云的这种做法，当时有许多人想不通。他们认为，这回我们好不容易从资本家那里搞到这么多钱（当时估计退补的数字达30多万亿元），怎么轻易就放弃了？他们不明白，事实上当时根本就不可能从资本家那里获得这么多钱，如果强行坚持退补，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1952年第一季度，是“五反”搞得最厉害的时候，不但没有多搞到几个钱，税收反而比上年同期少收了5个亿。
为了使一些不懂得这样做的意义所在的领导干部了解其中的厉害关系，陈云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他说：必须“先收税后补退。税收最要紧，神圣不可侵犯。财政部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了”。“退补大概能收到4万亿元，税收要收到70万亿元。只要把小的放松一下，把大的收起来，等市场活了以后，那4万亿元也就可能收起来了。如果先补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①
针对有些人过早地提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错误倾向，陈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间长着呢，何必急急忙忙去限制他们。”“要让私营工商业发展，发展起来以后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跑不到外国去。”②
事实证明，陈云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税收在当时的财政收入中占最重要的位置，而且税率在当时也不轻。看起来人民政府的税率都是接收孔祥熙的，而且还精简了一些，但人民政府比国民党时期实收的要多得多。当时，全国一年实收大约合23亿元的光洋。而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收8亿～9亿元光洋。所以上海的资本家说：“国民党复杂简单，共产党简单复杂。”因国民党税务条例多得很，形式上复杂，看起来不好办，事实上很简单，只要贿赂一下就行了。共产党办银行的也好，办工业的也好，搞税收的也好，都是从山沟里来的，土头土脑，看起来简单，但是他们很认真，搞什么事情就开会讨论，一开会就“复杂”了。③
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分析及其提出的先税后补的办法，不仅被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在当时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因为“五反”运动开展得好坏，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它涉及到与资产阶级的统战关系。还在“五反”运动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已注意到因运动过猛而产生的生产停顿问题。为此，他指出在开展“五反”斗争时，“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④
毛泽东还指出，在开展“五反”斗争时，必须注意对资本家进行具体分析，要采取不同的政策。他说：为着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除对没有问题的守法的工商户，应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外，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于“五反”斗争开展后分作几批做出结论，安定他们。这一类工商户占全体工商户的绝大多数。他们中大多数只有偷税漏税问题，一部分有侵吞盗窃问题但不严重。对于这些人，应于发动工人店员，划清劳资界限，检举他们的偷漏、侵吞、盗窃，并多方诱导他们自己坦白其违法行为之后，给他们做出结论，叫他们补税一年，有侵吞盗窃者退出侵盗财产，宣布免于罚款。这个“只退不罚”政策，可以安定绝大多数资本家，可以组成广大的“五反”统一战线。真正的“五反”统一战线，只有在对这类资本家做出几批“只退不罚”的结论，并予公布之后，才能形成。这种结论，大约在运动开展一个月的时候就应做出两三批，而在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内必须做完。上述两部分资本家，即守法资本家和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占着全体资本家的95%左右，只有把他们争取过来，才能使占5%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故对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必须严守只退不罚（更不捉人）政策，并力争早作结论。有些人问题没有彻底弄清也就算了，如果要对这些人在这次斗争中彻底弄清一切问题，势必拖长时间，对整个局势不利。剩下大约占5%左右的资本家，又可分为两部分：（甲）严重违法但不是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4%左右，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检查，补税，退财，罚款，但不捉人。（乙）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1%左右。又分为三类。第一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徒刑。就是说，把他们捉起来，关几天，许其取保释放，随传随到。捉的目的只在打落其反动气焰，不在于判徒刑，因为徒刑判多了是不利的。这类人约占0.5%左右。第二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判徒刑，直至没收其财产。这类人亦约占0.5%左右，不宜太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太多。第三类，判死刑，没收财产。这类人要极少。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捉资本家一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第一，完全违法；第二，抗拒运动；第三，在资本家中人缘不好。如果只有前二条，没有后一条，就将其逮捕，必定不得人心。所谓“人缘不好”，就是在多数资本家看来他是不正派的。①
“三反”、“五反”运动以后，为解决私营工商业者所遇到的实际困难，政府有意识地扩大了加工定货的范围和数量，保障资本家从事合法经营能获得合理的利润。因此，私营企业的利润不仅没有因“五反”而减少，反而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当时在工商界流行着一句话叫做“难忘的1953年”。
《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工农业之间的矛盾（1）
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不久，为解决工农业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主张应当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陈云提出为解燃眉之急，要对粮食等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
毛泽东历来主张，解决农业问题，主要应靠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他指出：“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卖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之威风打下去。……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它生产手段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有了相对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大力发展各种消费、贩卖、信用等合作社外，还着重发展了生产合作社。各革命根据地普遍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耕地队和犁牛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正常进行，以保证不断发展和日益扩大的人民军队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召开以后不久，毛泽东被解除了在军队的领导职务，“左”倾领导人并且限制他专做政府方面的工作。此后，毛泽东作了一次广泛的调查研究，于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做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而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农民(大约25%)缺乏耕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地位”①。这里，毛泽东对组织合作社的重要性的认识比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由曾经对革命战争的贡献上升到对未来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大影响上了。由此进一步发展到后来毛泽东明确提出要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通过合作社经济逐步完成对私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②。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发动农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他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又说：“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合作社”。除了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即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有了“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他认为：“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③。此时的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组织农民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是因为在他看来，加入合作社，组织起来是农民获得解放的必由之路。他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④。不仅如此，把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作社还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迅速改变各根据地的经济面貌，直接支援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他说：“在过去，束缚边区生产力使之不能发展的，是边区的封建剥削关系，一半地区经过土地革命，把这种封建束缚打破了，一半地区经过减租减息之后，封建束缚减弱了，这样合起来，整个边区就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现在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一般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体农民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那么，现有全边区的生产力就可以提高50%至100%。这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①。他认为，这样的改革，虽然“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是继破坏封建剥削关系之后的“第二个革命”②。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指出：“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它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③。
因此，毛泽东把推广“劳动互助”作为发展边区农业的重要政策之一。他说：“在一村之内，或几村之间，不但每一农家孤立地自己替自己耕种土地，而且于农忙时实行相互帮助。例如以自愿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为一组，有劳动力的出劳动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出多，少的出少，轮流地并集体地替本组各家耕种、锄草、收割，秋后结帐，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由少出的按农村工价补给工钱。这个办法叫做劳动互助。从前江西苏区普遍实行的劳动互助社或耕田队，就是用这个办法组织起来的。人口密集的乡村，还可集合多少互助组为一互助社，组有组长副组长，社有社长副社长。组与组之间还可互相调剂；在必要与可能时，社与社之间亦可有些调剂。这就是农民群众的劳动合作社，效力极大，不但可使劳动力缺乏的农家能够及时下种、及时锄草与及时收割，就是那些劳动力不缺的农家，也可因集体劳动而使耕种、锄草、收割更为有利。”他还说：“此外还有一种扎工，也为边区农民所欢迎，其法不是劳动互助，而是一种赶农忙的雇工组织，也是几个人或更多人为一组，向需要的人家受雇而集体地做工，一家做完再往他家，亦能调剂劳动力。”他认为，在各种调剂劳动力的办法中，“特别是劳动互助社的办法最为重要，应在全边区普遍实行起来。”①根据毛泽东上述报告精神，《解放日报》于1943年1月25日发表社论《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指出：“生产是目前边区的中心任务，而农业生产更是全盘生产工作的中心。要完成这任务，首先要依靠边区农村中的30多万个全劳动力和30多万个半劳动力。这六七十万个，只要组织起来，便是一支雄健的生产大军，便能发生雄厚无比的力量。”而把这些劳动力组织起来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实行劳动互助”。组织群众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作社能提高农业生产力，这在当时是党内许多领导人的共识。1944年4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演讲时，指出：把“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使边区散漫的个体农民经济，逐渐成为在私有基础上比较有组织的合作经济”，能够大大提高劳动效能和大大发展生产力并大大节约了劳动力②。确实如此，由于普遍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加上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各抗日根据地终于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并为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工农业之间的矛盾（2）
这种由客观实践中得到的正确结论进一步强化了党的领导人对于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的思想认识，并把它当作惟一成功的模式加以固守。即使是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空前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频繁发生的战争活动也未减弱党的领导人对于组织农民参加合作社的重视。1945年11月，毛泽东指出：“使大多数生产者组织在生产互助团体中，是生产运动胜利的关键”①。1948年又说：“平分土地以后，必须号召农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并劝告农民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或换工班一类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②。新中国建国前夕，他又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③。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④。在这里，毛泽东的认识又有了发展。他把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看作是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措施。随后通过的《共同纲领》也规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沿着这样的思路，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先是严肃批评了刘少奇对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①，并随即于1951年9月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虽然肯定在土改后农民有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两种积极性，但着重指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它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决议》指出，农业的互助合作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简单的劳动互助，第二种是常年互助组，第三种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三种形式在各地并不一定都是截然划分的，也并不一定都是整齐划一地循序而进的。毛泽东在批发这个《决议》时强调：要把组织农民互助合作社“当作一件大事去做”②。
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后，毛泽东虽然讲过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臂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和粮食的征购制（对农民的改造）”③。还说过，这两种改造，对于工业化来说，如鸟之双翼、如车之双轮④。但强调的重点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即是生产关系的变迁。他多次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我国绝大部分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①又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②，“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③。后来，毛泽东更将这一认识上升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④。当时的统计资料也说明，我国的粮食产量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从总体上看是一直在增加的⑤。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不断强调要加快改造速度、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久又轻率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并将其长期作为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生产、政权组织的重要原因。
陈云也曾经将尽快恢复和促进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希望寄托在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上，认为合作化可使粮食产量提高15%到30%⑥。但他很快认识到，农业合作化并不能很快促进农业产量的大幅提高。相反，我国的粮食形势却随着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的起步变得越来越紧张。
在江苏苏南、河南、江西、安徽、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等地区，因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形势本已紧张，一些私营粮商乘机在农村、交通道口设立收粮点，高价收购粮食，使得粮食形势更趋紧张。1952年10、11月间，苏南个别私商收购比重高达90%以上。江西吉安市，1952年12月18日到22日的5天内，所有上市稻谷全被私商收去。1953年，江苏省徐州专区各县，当黄豆上市时，国营粮食部门和合作社以合理价格挂牌收购，但不法私商王雨农、马彦清、陈生、黄荣等，从无锡、苏州等地赶来抢购。他们勾结当地粮贩子，深入农村抢购。其中王雨农在邳县、新沂等县的集镇上设立10多家代理店，抢购黄豆25万多公斤。陈生用高价收购的办法，一次就收购黄豆3万多公斤。不法私商还在农村大肆买青苗和禾花谷，1953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湖北省潜江县腰河乡被私商买去青苗谷6.5万多公斤；浙江省温州专署粮食局在温州蒲江乡36个村调查，有74%的农民买了青苗或禾花谷。
私商大肆抢购粮食，致使粮价大幅上涨。一些地方的粮食市价与牌价相差很大，一般均高出10%～20%，有的地方甚至高出30%。如江西赣州稻谷牌价每担5.05元，而私商将其抬高到5.50～5.80元，使国家的粮食收购比重由原占上市量的70%，下降到只占2.9%。湖南、湖北两省的产粮地区由原来的60%～70%下降到10%～30%。1953年6月2日，粮食部向中央报告：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273.5亿公斤，支出293.5亿公斤，赤字20亿公斤。
陈云看到这份报告后，认为粮食供需紧张的原因，一是因为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使粮食销量大幅度增加；二是因为农民生活改善，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另外，还因为当时粮食自由市场存在，社会上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兴风作浪，抢购粮食，造成粮食供应形势紧张的严峻后果。
《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工农业之间的矛盾（3）
全国不少地方从1952年下半年起，都出现了抢购粮食的现象。严重的河南省南阳市各粮食供应点经常有上千人排队抢购粮食。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竟发生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这种情况到1953年夏，变得更加严重。在一些受灾地区，经常有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成长龙争购粮食。到8、9月份，形势更加严峻，一些城市的粮食已开始严重不足，如北京、天津的面粉已到了不得不配售的地步。
面对严峻的粮食形势，毛泽东要中财委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其时，陈云正在因病休养，中财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未能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1953年7月，陈云回到北京，参加完中财委的会议后，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力以赴地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权衡，陈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惟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售。
1953年10月1日的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的会客厅里，陈云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因觉得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表示赞成，其他领导人也一致同意。于是，毛泽东当场拍板，决定由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迅速召开全国粮食会议，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
早在1951年底，陈云就在酝酿要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当时在由他主持起草的《1952年财经工作方针和任务》报告中，曾指出：“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必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①准备在1952年进行试点，并将其成功的经验向全国推广，但因一些地方的干部感到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希望从缓推行，试点工作没有进行。
由于形势紧急，事不宜迟，陈云当晚就起草了会议通知，并于10月2日晨送到了毛泽东处。毛泽东迅即对通知做了修改，并决定当晚7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做了主题报告，提出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给的办法。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赞成陈云的报告。并说：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还说，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农民不满，第二市民不满，第三外国舆论不满。问题看我们的工作。宣传问题，要大张旗鼓，但报纸一字不登。
会议通过由陈云主持起草的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指出：“从根本上找出办法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通知规定华东局的谭震林，中南局的李先念，华北局的刘澜涛、刘秀峰，西南局的李井泉，西北局的马明方，必须参加会议。
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云在会上做了重点发言。在发言中，陈云首先向大家说明了当前在粮食问题上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及粮食问题涉及的四种关系，即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最难处理的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也就是与农村所有余粮户的关系；其次是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也就是与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的关系。并且认为，如果解决好同农民的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只要收到粮食，分配就比较容易办了。但是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他认为，要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
在讨论中，有些人虽然也认识到了粮食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且提不出解决办法，但仍认为这一办法太激烈，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征购这个名词听起来也很吓人，如果能通过自由购买的办法买到粮食，最好不用这个办法。
对此，陈云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200亿公斤粮食（当时国家每年大约需要350亿公斤粮食，通过公粮可以拿到137.5亿公斤，剩下的215.5亿公斤需要从市场上购买）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他认为，如果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能够购买到这些粮食的话，我是求之不得的。我这个人属于温和派，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但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造反。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但问题是采取自由征购办法买不到粮食。如果今天说可以买到，到时候买不到，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尽管陈云说得极其坦诚，也很有道理，但还是有人提出是不是还可以想想其他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陈云明确回答：我告诉你们，我想过了，开始从改良主义想起，想了好久改良主义的办法，最后还是想到了这个最彻底的办法。
接着，他把自己曾想到的以及别人提出过的八种办法，向与会者做了详细说明：第一种，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这只是关了一个门。城市里配售，只准一个人买多少，不准囤积，也不准拿到乡下去。但农民看到城市配售，就会惜售，国家会买不到粮食。
第二种，只征不配。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售，结果一定会边征边漏。因为农民可以拿交征购粮所得钱，再跑到城里粮食公司把粮食买回去。
第三种，原封不动。就是继续自由买卖，这个办法的结果必乱无疑。陈云认为，要看乱到什么程度，要把乱的厉害与征购粮食比较一下，如果乱的害处大，就不如搞征购。如果等到乱了一年再来搞征购就晚了。
第四种，“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抓大头，搞征购。陈云觉得这样办行不通，道理很简单，到买不到粮食的时候，城市的自由供应也就无法继续了。
第五种，动员认购。这个办法东北搞过。东北的认购是怎样搞的呢？就是上面有个控制数字，交到省，省到县，县到区，区到支部，支部就开会，要大家认数，你说一个数，主持人说不够。你再说一个数，主持人看看还不够，就要求再加。总之，不加够就不散会。这个办法叫强迫而不命令。陈云觉得，强迫而不命令还不如搞征购，有明确的命令好。
《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工农业之间的矛盾（4）
第六种，合同预购。那时棉花定了预购合同，国家就买到一些。陈云认为，棉花之所以能买到，不一定是合同预购的功劳。最重要的还是棉花收得多。我们一年需要的棉花是1300万担，而农民一年收获量是2000万担。如果棉花收少了，我看合同预购也不一定能收到。如果农民现在收的粮食多了三四百亿公斤，也会赶紧卖的，问题是粮食缺乏。定了预购合同他也不一定卖。
第七种，各行其是。这样做如果不妨碍其他地方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各地的方法必定是相互影响，不好掌握。
第八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这样，国家肯定可以搞到粮食，但也有毛病。陈云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城市里的人都要配给，农村里的人都要征购，所以，这件事跟每一个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关系。如果这个事情出了毛病，翻了车，比新税制翻车要厉害得多。
对征购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陈云也做了充分的估计。他说，这件事要做的话，毛病会出得很多。全国有26万个乡，每个乡大概有3到4个自然村，全国一共有约100万个自然村，如果10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就有10万个自然村出毛病。这样就会出现逼死人，打扁担。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加拿大、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如果把这些买了粮食，那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农民会说：“请你走吧，不要你在北京了。”
两相比较，陈云认为还是实行又征又配的办法好。而且，这个办法虽然有风险，但并不是说就一定会出大乱子。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还是可以行得通的。因为，我们与农民有很好的关系，农民是支持我们的。其次，从我们征收的数量来看，农民也是可以接受的。陈云算了一笔账，当时全国每年在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大约也在300到350亿公斤左右。
为了说明这一办法的可行性，陈云以东北为例，说：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国”曾搞过征购，它的名字叫“出荷”。它那时征的粮食和东西差不多跟我们东北今年的计划一样，为800万吨。我们的计划是收购500万吨，公粮280万吨。合起来也只有780万吨。它那时的产量比我们低，而且粮食不是运往内地，是运往日本。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兵，“满洲国”还不倒。当然，日本帝国主义是靠高压统治，压迫、剥削农民，我们的情况与那时不一样。因此，从数量上看，我们定的征购数量是有可能完成的。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接着作了补充发言，指出：农村征购，城镇配给，严格管制市场和集中统一管理的四项政策，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并着重说明了只有坚决实行这些办法，才能真正巩固工农联盟，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建设计划的实施。
各大区的负责同志，听了陈云的报告和邓小平的讲话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给，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于是，对粮食实行征购和配给的办法就基本定下来了。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称不好听，希望改一个名称。当时的粮食部部长章乃器想了一个名称，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政策提出后，在具体实施的初期，因没有经验，在一些地方曾出现过陈云预料过的打人死人的情况，有些农村地区的形势曾一度趋于紧张。以苏南地区为例，据统计，全区（9县1市）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共有3032名干部犯有程度不同的违法乱纪错误，其中县级干部1人，区级36人，一般干部117人，乡村干部2878人。全区共发生带有全乡性的严重事件7起，自杀事件69起，死27人，其中与干部强迫命令有关的20起，死6人，与执行政策有关的25起，死10人。强迫命令不仅手段多种多样，而且情节相当严重。计有吊、绑、打、罚跪（碎砖头、石子）、剥衣服挨冻、拧耳朵撞墙头、查粮“熬鹰”，以至逼、打死人。如常熟县五庄乡在团县委书记和副区长两人强迫命令作风的影响下，全乡45人被打，13人被罚跪板凳，3人被捆绑，3人被打伤，1人被逼自杀（未遂），激起群众的强烈义愤。宜兴县洋诸乡以乡支书、乡长为首，绑、打群众101人，被打伤的18人，致死1人。江阴县云亭乡乡长强迫农民卖粮，贫农俞建如确实无粮可卖，跪哭哀求无效，绝望自杀。该县东新乡干部带领20多人，到群众家里查粮，把一户农民家里的鱼、肉、鸡、酒全部吃光，并自作主张把该户370斤粮挑出去卖掉，还宣布吃的酒饭作为挑粮的报酬。宜兴县震东乡有一个村被查粮的有110户，占全村总户数的82%，群众反映极坏，说是“强盗抢粮”，“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①。从1955年以后，各地先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农村形势逐渐趋于平稳，统购统销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几乎所有的农产品上。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基本保证了国家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的需求，为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与陈云》　第二部分 建国后（1）
建国后，毛泽东和陈云始终反对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的错误政策；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陈云受命主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积极贯彻中央确定的和平赎买政策；改造完成后，他和毛泽东一起率先开始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
我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基础十分落后的情形下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这就决定了革命胜利后必须尽快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去。但由于我国又是一个小生产势力十分强大的国家，小农思想所主张的绝对平均主义，对发展资本主义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心理。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前后，不少人都主张尽快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化。为此，刘少奇在天津解放后不久，曾受党中央委托前往蹲点，并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稳定了资本家的心理，促进了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但是，这种“左”的情绪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消失。建国初期，有不少领导干部普遍希望过早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例如，有的地方对私营企业征收过高的税率，加上缺乏经验，有些制度也不尽合理。对此，不少私营企业家很有意见，上海工商界的一位代表人物、著名会计师徐永祚曾对解放初的税收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对私营企业的政策可概括为“重、重、追、苛、细、扰”。
稳定物价斗争胜利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虚假繁荣不复存在，在经济结构的转换中，其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于是又有人提出要乘机一举消灭资本主义私人经济，认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陈云对此率先提出了批评。1950年4月，他在中财委召开的会议上指出：“我们既然在经济上承认四个阶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就要让它发展，有困难就要帮助。”“对资产阶级无非有两种办法：一是不给‘油水’；二是给一点‘油水’。二者必居其一。我主张从预算内划出一部分，给资产阶级一点‘油水’，这对我们更有利。”①
毛泽东赞成陈云的意见。在1950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②并在一份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发言记录上，明确批示，表示不同意“今天斗争的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说法，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限制应是主要限制“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工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在经营范围方面，应与国营经济有适当分工。在目前阶段，国营经济应与私人资本主义共同发展。他批评了那种只许国营经济发展，而不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说法”。③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④这次全会，明确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
6月23日，毛泽东在一届政协二次会议上说：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只要战争、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稳步前进。”⑤当然，对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消灭这一剥削阶级的政治革命，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虽然是用和平的、不流血的办法，但有很大的强制性。
在调整私营工商业的过程中，中央决定加大对私营企业的加工定货，陈云指出：“这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①党的领导人在最初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步骤时，曾提出过“直接过渡”的想法，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时，用很短的时间，“直接”、“突然”过渡到社会主义②。如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到底何时开始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也许要15年。1949年9月，他在回答民主人士关于何时到社会主义的提问时，又说：大概二三十年吧。
刘少奇对“突然过渡”的论述则更多也更详细。在“天津蹲点”期间，他说：到社会主义的时候，由国家下个命令，资本家将企业交给国家或由国家加以收买，就可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1年6、7月间，他又说：将来搞社会主义，在城市20个人以上的大工厂，都采取剥夺的手段。取消私有只能采取革命剥夺的手段，不能采取逐步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的办法，而是用一二年时间来一个运动就解决问题③。受这一思想的影响，陈云也说过：“资本家并不可怕，到实行社会主义时，最后一二年就可以解决，现在不必着急。”④
从1952年9月起，也许是考虑到“突然过渡”既不利于社会稳定，又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不适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开始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不是在10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又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候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定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到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①。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酝酿提出了以“逐步过渡”为主要特征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陈云主要负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是中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领导小组的组长。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用和平赎买的办法，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列宁曾经指出：“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取决于国家“为谁的利益服务”。“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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