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报》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已成为中国游击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现象。”到了1929年，莫斯科的众多苏联上层领导人对毛泽东的名字已经耳熟能详了。这年7月，《真理报》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说：任何“稍微注意一点有关中国事态的报道的人”，已经都很熟悉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了。因为，这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②。
《真理报》对毛泽东、朱德红军的宣传，说明毛泽东这时已在苏联领导人中产生了重要的印象，也说明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毛泽东越来越重视了。1928年6、7月间，在几乎是由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一手包办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多半是苏联人的意见，1930年秋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11月，经莫斯科的认可，毛泽东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不过，由于《真理报》上的消息大都来源于上海的中国报纸，因此在对毛泽东进行介绍时，也就难免有不一致和不准确的地方。如一会儿称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有1万多人，并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会儿又说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更为离奇的是，1930年初，共产国际主办的刊物《国际新闻通讯》竟登了一个宣布毛泽东已经死亡的讣告。“讣告”说：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①。
“讣告”所报道的消息虽是不正确的，但对毛泽东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却又是客观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了解和重视。
“左”倾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以后不久，就将毛泽东的领导大权逐渐取消了。但远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却不完全同意这种做法。他们给中国党发来指示，指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他们认为，与其指望那些几乎从来没有实际指挥过红军打仗、而只靠豪情壮志的人来打破国民党的围剿，不如更加注重有实战经验的毛泽东。他们向中共中央建议，应当设法劝说毛泽东赞成“进攻路线”，而不是简单地把他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
但是当“左”倾领导人接到这一指示时，毛泽东在军队中的职务已被剥夺，博古甚至提出要送身体不好的毛泽东去苏联养病。莫斯科领导人听后当即指示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必须团结，第一，要派专门的负责同志联络毛泽东；第二，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第三，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到苏联来养病，因为这样做不仅有危险，而且也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左”倾中央不断地对毛泽东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各地也无情地洗刷所谓的“毛派分子”，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给毛泽东保留一些重要的党政职务，在1934年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连遭批判且不能与会的毛泽东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另据王明讲，莫斯科对中共不经同意就擅自决定剥夺毛泽东的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做法，感到“很不满意”。莫斯科还大量出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并出版了一个毛泽东的文集，题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为后来认可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自主决定自己的主要领导人并承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2）
红军长征途中，共产国际在准备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时，开始称毛泽东为“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滕代远在代表中国党致辞时将毛泽东而不是王明或博古放在紧接着季米特洛夫和台尔曼之后的位置上加以颂扬。其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真理报》对毛泽东的介绍和颂扬不仅更多而且调子又有所提高。如《真理报》上的一篇长文不仅称赞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说他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创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作为红军的第一位党代表，参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培育了各级指挥骨干，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称赞他作为“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来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公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文章在结论部分的评价充分显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器重和期望，说：“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①用这一基本是套用对斯大林的赞颂来评价毛泽东，显然说明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尽管对毛泽东过多强调中共的独立自主地位并保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等做法不很满意，但在处理王明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矛盾时，主要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共产国际更明确表态，要王明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不要再跟毛泽东争夺领导权。这为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召开，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因党的“左”倾领导人的错误领导，党在白区的组织经常因发动不切实际的示威游行而被暴露、遭破坏，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1931年4月24日发生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事件，就曾险些使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陷于灭顶之灾。
顾顺章曾长期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掌握许多党的重要机密，了解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因此他的叛变对中央机关的威胁也就显得特别严重。国民党当局对于顾顺章的叛变极为重视，妄图利用他所提供的线索发动突然袭击，将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一举摧毁。
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第2天就被中共安插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首先获知，他当即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火速派人告知了周恩来。周恩来得知这一险情后，立即找来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云商量对策。他们周密分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召集特科的聂荣臻、陈赓、李克农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的破坏，把损失降到最小程度：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加强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悉的负责同志和秘书迅速调换新手；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兵贵神速。会议结束后的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国际机关就开始实行安全转移。经过几天的紧张战斗，终于赶在敌人行动之前，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安全。
在处理这场事关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安全的危机中，由于党的其他一些主要负责人和特科的主要领导人都已经暴露，无法继续公开活动，许多事情都是由陈云协助周恩来办理的。陈云在处理危急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沉着、勇敢和果断给许多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后，由于陈赓、李克农、钱壮飞等的身份已经公开，无法再在上海活动，不得不离开上海。中共中央决定对上海的中央机关进行调整，成立新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康生、陈云、潘汉年等主持工作，陈云负总责。
陈云接手中央特科工作后，难度大大增加。但中央特科在陈云的领导下，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许多重要工作。他除了注重特科原有的机构建设外，还特别注重外围组织的建设，以掩护特科工作的开展。
当时共建立了两个掩护机构，一个叫新生印刷所，一个叫裕大南货店。新生印刷所不仅负责秘密印刷党内机密文件，而且还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中心。有一次，党的负责人要召开重要会议，难以找到理想的安全地点，决定将会议地点放在新生印刷所。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保证会议的万无一失，陈云先派人在印刷所门口贴了张出租房屋的广告，参加会议的人以看房子为由，陆续来到印刷所。等人都到齐了，再把广告揭下来。结果会议开得很安全。
裕大南货店主要负责党的地下活动经费的收入和支出。陈云利用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积累的经验，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弱点与他们进行周旋，将南货店经营得很好。
在裕大南货店开张时，陈云估计按惯例，到时会有一批流氓来讨所谓的“喜钱”（开门钱），实质为变相的敲诈。如果不把他们打发好，那么在开张的头3天，便会有大小流氓前来强赊硬买，不付任何钱款。为免于麻烦，陈云花了40元钱，买通了捕房的包打听，在开张那天，大包打听派了两个小包探，带着手枪站在店门口“保护”了两天，使得大小流氓都以为这家店主有“后台”，一个也没敢前来滋事。
一次，一位重要的负责同志被捕关进了捕房，但身份尚未暴露。党组织有要紧的事需和他联系。陈云决定亲自去捕房与那位同志接头，特科的同志觉得这样做太危险，纷纷为他的安全担忧，但陈云却显得胸有成竹。他用钱打通了捕房的关系，顺利地见到了那位负责人，完成了任务。
事后，他对有关同志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钱的作用不可小觑，应该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弊病……只要把钱花得恰当，我们在敌人堡垒里进出是完全可能的。”
陈云就是凭着这样的机智和胆量，凭着对党和无产阶级正义事业的赤胆忠心，巧妙地在敌对势力密布的上海，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与敌人进行周旋，掩护党的活动，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赢得了党内负责同志和国际代表的高度评价。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对中共党内有陈云这样一位既能做地下工作又有经营头脑的人才很是赞赏。①这大概也是陈云在由一向十分注重提拔工人出身的党员干部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围剿”斗争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1）
遵义会议上，陈云对毛泽东投了赞成票。会后，陈云受毛泽东的委派赴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并赴苏联取得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在苏联，陈云假托被俘的国民党军医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最早客观、公正宣传毛泽东，宣传红军长征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妄图御敌于国门之外；接着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寻求有利时机，变被动为主动；后来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惊慌失措，最终导致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国革命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正式从红色首都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在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损失极为惨重。面对由“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而造成的越来越被动的局面，广大指战员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长征以来之所以遭到了惨重损失，前途之所以越来越不够明朗，就在于“左”倾领导人排斥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于是怀疑与不满增加了，要求更换领导人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毛泽东在同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经过多次商量后，提出根据变化了的军事形势，红军已无法按原计划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而应当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这一主张得到实际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的赞同。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通道会议决定红军立即转向贵州。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应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在从黎平向西北的路上，一直争论个不停。王稼祥提出应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解决争论，张闻天表示赞同，并表示要把博古、李德轰下来。张闻天还认为，毛泽东指挥打仗有办法，要请毛泽东出来领导。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全面地批驳了左倾领导人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做的辩护，并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指定由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下发到支部讨论。会后，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会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久，常委中进行了重新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
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关键时刻投了毛泽东一票。会后，他和张闻天、毛泽东一起被指定为会议内容的主要传达者。为此，他起草了一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对“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有力批评，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则作了全面肯定。
为了重新建立起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给共产国际，并相机恢复党在上海的组织和活动，毛泽东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长征以来一直随红五军团行动的中央代表、具有在白区工作丰富经验的陈云去完成这一重要使命。
毛泽东和陈云相识很晚，彼此也未曾在一起共过事，直到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云在开幕式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闭幕时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相互间的交往才逐渐增多起来。不过，与毛泽东的赫赫名声和巨大功绩相比，陈云虽已高居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但由于他主要负责指导工人运动，在当时全党已将工作重心转到以武装手段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背景下，加上他本人不事张扬、沉默奉献的个性，在“左”倾领导人实行宗派主义组织路线的情况下，自然难有显山露水的机会。
长征开始后，陈云受命担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担负着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殿后重任，中央代表实际上握有一切重大行动的最后决定权。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有条不紊的办事风格，指挥若定的组织才能，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过人魅力，让陈云这位从未在军队中任过职的领导人，获得了充分展示才能的机会，也由此引起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注意。红五军团在陈云等的坚强领导下，虽然付出了惨重损失，但总算渡过了湘江，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艰巨任务。陈云接受任务后，并没有马上行动。这时，他又接受了担任渡江司令部政委、组织巧渡金沙江的重要任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来到现场，就地指挥。当时红军只有不到10只木船，要将数万军队抢在敌人赶到之前顺利渡过去，是一个不小的政治任务。
部队开始渡江后，陈云坐镇渡口，对部队谁先谁后作出了统一安排，谁都不准不按命令行事。同时，赶紧找船工，做好安排。那些船工虽然都是穷苦出身，但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都染上了吸毒的恶习，一旦毒瘾上来，没有烟土就动弹不得。因此，陈云下令，对船工原来支起的烟锅一律不许动，把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来的大烟土，发给这些船工一部分，再多弄些白酒来，充分满足供应。同时，对这些船工进行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尽量让他们进行配合。在陈云的严密组织下，做到船工轮番休息，渡江工作昼夜不停，用了9天9夜时间，终于赶在敌人到来之前，将全部红军安全地渡过了金沙江。从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对取得主动，实现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红军渡江后不久，陈云按照原定计划，在红军到达天全县后，悄悄地离开了长征队伍，由熟悉四川情况的当地地下党员席懋昭陪同，从灵关殿经荥经、雅安到达成都、重庆，随后到达上海。为便于陈云等的行动，红军在灵关殿故意让被俘的天全县教育局长逃走，由他在路上“巧遇”陈云等人，随后在他的带领下顺利地避开了敌人的追击部队。
陈云到上海后，发现上海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便去找还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认识的章乃器先生。通过章乃器，很快见到了章的弟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章秋阳。为安全起见，章秋阳把陈云安排到自己的爱人家里隐居起来。同时，组织上也派了原商务印书馆党员孙诗圃和上海煤炭业店员罗希三，对陈云进行掩护。
在作了这些安排后，陈云一方面通过潘汉年的弟弟潘渭年告诉时在香港的潘汉年立即来沪；另一方面又通过章秋阳找到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浦化人等，了解上海党组织的情况，并着手实施恢复上海党组织的计划。陈云还通过章秋阳找到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她们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部有联系。但是，不久之后，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浦化人等上海临时中央负责人被捕。共青团中央局也遭到破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上海的险恶形势后，指示陈云以及在上海的其他重要领导人立即前往莫斯科。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围剿”斗争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2）
当时，前往莫斯科有三条线路：一条是取道哈尔滨，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前往，但这条线路因东北已被日本占领，很不安全；一条是绕道欧洲，乘船前往，虽很安全，但费用太贵；一条是从上海坐船到海参崴，再转火车到莫斯科。陈云经过考虑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1935年9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陈云和陈潭秋、杨之华等躲过敌人的追踪，坐上了一条苏联的货船，辗转来到莫斯科。陈云到达莫斯科后，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中国的最新情况，通过陈云的介绍，共产国际领导人更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对毛泽东等的了解也更加全面。这对后来共产国际公开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陈云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有着直接的贡献。
对于长征这样一个带有浓厚史诗色彩的重大壮举，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一定要严肃批判并认真总结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的沉重教训，以防止类似错误的再次发生；另一方面，对于广大将士在长征途中满怀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最终取得长征的历史性胜利，又始终给予高度评价，并使之成为革命人民不断战胜困难的永恒精神动力。
还是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就先后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名诗词，激励广大将士的革命斗志。代表性的有《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等，其中犹以《七律·长征》最为著名。在这些诗词作品中，到处都洋溢着浓烈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其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到长城非好汉”等更是气势非凡，意境超迈，堪称千古绝唱。
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又详细论述了长征的重要意义。他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①确实，长征精神成了一代又一代革命人民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去争取更大胜利的永恒不竭的重要精神动力。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论说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还主要是局限在国内特别是党和红军内部的话，那么，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①则在海外和国统区产生了广泛影响。《随军西行见闻录》写于1935年，1936年3月在法国巴黎由中共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同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不久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始流行。明月出版社出版时将书名改为《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出版时，用的书名是《长征两面写》。书中还收录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文。
为了便于这本书在海外和国统区的发行，陈云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位被俘的国民党部队军医的名义，生动详细地首次向世人全面具体地介绍了长征。在书中，陈云首先介绍了自己刚刚“被俘”时的感受，说：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赤区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赤军卫生部长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原薪金支付，且每月还可寄回60元安家费。赤军颇讲信用，除每月支薪外，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
接着，他叙述了为赤军领袖毛泽东、朱德治病时的观感。“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陈云还写了国统区人民生活之艰辛以及毛泽东对穷苦百姓的关爱。他写道：“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童子，身穷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他还写道：赤军的“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伕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赤军领袖自朱毛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
接着，陈云写道，“我觉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张国焘、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
陈云借国民党部队军医之口，对红军及其主要领导人面貌的真实描述，在客观上揭穿了国民党报纸关于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青面獠牙”的反动宣传。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围剿”斗争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3）
陈云还详细描写了红军在长征中过老山界和渡金沙江时的情景。他写道：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一张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的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二十五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我们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讇讇啄懵艄募樵簟?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12个高峰，才到山顶。当然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也兴奋了。时间已经是下午4时了。但是40公里路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对于自己亲自组织、指挥的渡江情况，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中，作了详细记载：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特。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但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我渡过之时正值怪风骤起，沙滩上之沙土，随风飞舞，河边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我站立路中，忽来一阵巨风，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上，因此我等莫不叹金沙江风威之大。但半小时后，风停雨止，且见太阳。询问居民，始知金沙江边之风雨每次不过半小时，过后就晴。中国西部气候变化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金沙江如此水急，因此不能通船只，自宜宾以至泸州，才通木船，泸州以下则通轮船。但金沙江之渡船在东川、巧家以下则船只较多。巧家以上每渡口最多10余只。龙街以上则只通皮船。船以兽皮制造，每船只渡一人。上游之所以用皮船者，因水流太急，江中礁石极多，木船易破。
赤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6只船，大者可渡30人，小者可渡11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需专人在船舱中将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而赤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此渡河，故除日间渡河而外，夜间则于江之两岸，燃烧木材，火光照耀江面，终夜渡河。
赤军之渡过金沙江而仅凭此6只破烂之船，国人未目睹此或不信之。但事实赤军确仅仅靠这6只破船以渡江。当然赤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之时间渡过全部人马。而且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所以掉队落班者亦极少。但另一个原因，则因赤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试想，如无较好的组织，则在渡河时，人马拥挤，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只稍有损失，即将延长渡河时间矣。故赤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
经过彝民区时，刘伯承和沽鸡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得到了彝民的支持，很快通过了彝民区。陈云写道，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赤军，而反被赤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赤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10余部落。此后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
在这部3万多字的作品的最后，陈云还以一个第三者的身份，宣传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
这部纪实作品的发表和广泛传播，对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扩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比斯诺发表的《西行漫记》还要早得多，因此，陈云堪称是在海外和国统区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8.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云从苏联回国，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和毛泽东一样重视知识，大胆选拔、积极培养和放手使用知识分子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里从事革命和建设工作，重视发挥知识及知识分子的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在党的历史上，在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是有过沉痛教训的。党的六大后，由于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片面强调工人阶级出身错误观念的消极影响，一度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和干部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实行了不正确的政策。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逐步形成了一套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对于一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决定”还批评了党内存在着的对知识分子作用认识不足、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指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军队、政府和学校等工作，对他们中表现好够条件的要吸收入党，同时注意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工作。①他还明确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除极少一部分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附庸以外，都是爱国的，他们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①“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②对广大国统区和日占区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斗争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①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围剿”斗争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4）
陈云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回到延安的。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选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延安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陈云在政治上坚定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正确主张，反对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在军事战略上，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反对打大的正规战、运动战和消耗战。当王明等人提出要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集中到武汉去的主张时，遭到毛泽东的坚决抵制，但当时党内不少高级领导人被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假象所迷惑，纷纷附和王明的错误主张，一时处于少数的毛泽东只好表示，如果大家赞成到武汉去，大家去好了，我是要留在延安的。在这一关键时刻，陈云坚定地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由于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又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他的表态，使分歧的天平立刻向毛泽东一边倾斜，从而否决了王明的错误主张，避免了一场可能导致的不堪设想的后果②。
在党的组织工作中，陈云也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十分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夺取抗战的早日胜利作贡献。党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一重要文件就是他接受毛泽东的委托后而起草的。他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不可靠，不敢或不让新知识分子干部做负责工作，反对知识分子，不放心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做法很不满意，并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作茧自缚，不但不利于党的事业的发展，反而会葬送了党的事业。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组织部门，必须坚决肃清“左”的影响，正确看待知识分子，尤其要重视提拔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党的组织。1939年12月10日，陈云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我们再来看农村里的革命，也是知识分子领导的。我们的刘志丹同志就是知识分子，我们共产党里最早的彭湃同志，他在广东省委工作，领导42个县的农民运动，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由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非常不了解，他们说知识分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们说知识分子有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党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公布后，陈云曾就贯彻问题说道：这个决定指出：（一）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而且是重要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个力量吸收进来，在抗战工作中，在我们共产党革命事业中，都是需要的。（二）我们的革命是在农村里面，可是农民不识字，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吸收知识分子。（三）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
陈云提出，要在广招天下士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他用“抢夺”一词，来说明此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认为，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一个大的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得到天下。他说：现在，大家都在抢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抢，国民党抢，我们抢得慢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把要求救中国、要求抗战、要求革命的各种知识分子都抢到手里，那我们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至少也有1/3是我们的了。不要把这个机会错过去，否则将悔之晚矣。
当时，抢夺知识分子的斗争，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展开的。所以，陈云同志指示在国统区、敌占区的党组织，在广招人才的时候，要多同中高级知识分子接触，要把他们争取过来。国统区的党组织在工作时，紧紧在抓住了文化、教育、科学各方面的知名人物的同时，也抓住了高级民主人士，把他们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并建立了一些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及时把一些不适应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送回解放区，还组织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奔赴抗战前线。敌占区里的党组织，十分精干，不能公开，但他们抓住多数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的特点，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特别是用日寇残酷屠杀、奸淫掠夺的事实，启发人民起来抵抗，启发知识分子投身到实实在在的反日洪流中去，并注意抓好“学联”工作，做好广大教师的思想工作，反对日本人搞奴化教育。
在敌占区、国统区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的同时，陈云要求解放区和各敌后根据地的党组织，一定要敢于放手、大胆地使用知识分子，欢迎他们到革命队伍中来，为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环境和气候，以配合前方抢夺知识分子的斗争。要让他们感觉到中国共产党人说到做到，是真心欢迎知识分子的，解放区尊重知识分子已蔚然成风。这样虽然体现在已到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身上，却会产生更加巨大的吸引力，影响着更多的知识分子。
陈云不仅在理论上反复论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而且还以其自身的实践活动，为人们做了表率，从而也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尊重。
1938年8月的一天，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从重庆发了一个电报到延安，说著名外科医生何穆和他的作家妻子陈学昭，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前往延安。陈云看了电报后，非常重视。何穆夫妇到延安后，他亲自接待，与他们进行了谈话，安排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何穆到了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去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从事写作。在生活上，也对他们保持了优待政策。
他们刚到时，积极性还是挺高的。陈云对此很高兴，多次抽空找他们谈心，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好好干。可是，不到一年时间，两个人在感情上发生了矛盾，互相告状，闹着要离婚。陈云再三给他们做工作，连着两次找他们谈话，化解他们的矛盾，并对他们说，总要凑合一年看看吧？
经过做工作，两人不提离婚了，但仍感到生活不习惯，加上为筹建中央医院，与一些领导人产生了一些分歧。何穆的思想尚未适应战争条件下的因陋就简的边区医院制度，总认为游击习气太浓。而当他的正规化的建议因战争环境的限制不能全部被采纳时，就产生了处处被掣肘、不能发挥个人作用的误解，从而萌生了重回国统区去私人开业的念头。陈云又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留下来工作，说：你们两人来了，我们欢迎，如果一定要走，我们也欢送。你们出去以后有什么困难，愿意回来，我们随时欢迎。但他们仍表示要走。
1939年8月，陈云、李富春给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说：“何穆又提出来要出去休养，我们与之谈了三次无结果。他提出的问题是：（1）无医生；（2）医生工作的适当条件。而最近原因大概是由于恩来同志臂未弄好给以刺激。我俩谈无结果，提出：（1）允许暂时出去给以任务（请医生、买器具，弄一个好医院）；（2）书记处有位同志与之一谈或可留下，不出去。”①周恩来随后也找了何穆夫妇谈了话，但他们仍坚持要走。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围剿”斗争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5）
于是，陈云就介绍他们回到重庆。尔后，他俩慢慢恢复了感情，加上他们在开业过程中又屡屡遭到国民党反动人士的干扰和阻挠，他们的一个孩子生了病，因经济拮据而无法及时治疗，死了。这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不时前去慰问和治病，何穆在同周恩来等的接触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驱逐日寇出中国，还要推翻整个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每当何穆在开业中遇到困难，周恩来等总是给予必要的支持。此时，在延安的傅连璋写信给何穆，说延安中央医院的院长职务还留着等他去当。所有这些，都使何穆夫妇重新考虑今后的发展方向。经过反复、慎重考虑，他们又提出要求来延安工作，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40年12月，何穆夫妇又去了延安，他还动员了几个纯洁、热情、年轻的医务人员与他同行。何穆到延安后，陈云再次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并安排他到中央医院任院长。不久，陈云又安排何穆到晋冀鲁豫的白求恩医院当外科医生。
为了适应革命战争飞速发展对人才的需要，除了要同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现有的知识分子外，陈云还提出要大力培养新的知识分子。他要求中央组织部不但要抓吸收人才，壮大队伍的工作，而且还要把培训各方面的人才作为组织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组织部自己不仅要办好组织部党训班，还要会同有关部门大力加强干部教育训练工作。他认为，培养干部，不能小手小脚、慢条斯理，而要敞开大门，成千上万地训练。
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都创办了各类院校，仅在延安的综合性院校就有：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其中，抗日军政大学在各中央局都设有分校。专业性的有：马列学院，专门学习马列理论，是研究政治理论的高级学院；军事学院，是专门训练军事干部的；自然科学院，是研究自然科学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是培养文学艺术人才的；中国女子大学，是培养妇女干部的，隶属中央妇委；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培养青年干部，隶属中央青委；行政学院，专门训练行政干部；等等。除此之外，还举办了很多短期训练班，设有速记和无线电等专业。
从大后方来的青年学生，中央组织部一般都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特长，安排他们进不同的学校学习，然后再进到综合性学校学习一段时间，使他们坚定政治方向，了解和拥护党的路线。一般是，分配去学军事的，先送抗大学习；有专长或可向某一专长发展的，就先分配到专业院校学习；边区急需的护士、工厂技工、无线电专业技术人员等，则只需进行短期政治培训就分配工作，或不经培训就安排工作；对文化程度较高、理论上有造就的人，选送到马列学院去深造；年龄太小的，先送延安中学、延安师范或保育小学学习。不光对青年干部如此，对老同志及其家属，一般也要先安排学习，然后再分配合适的工作。
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的加剧，从国统区和大后方来延安的青年人越来越少，同时为了克服在职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低、文化知识少的不足，便从前线抽调大量干部来延安各学校进行训练，为数众多的前方干部都曾到延安的各类学校学习过。
为了使训练工作能适应抗战的需要，同时又照顾到战时的特点，陈云提出了一个训练方针，叫做“现炒现卖”，也就是只能进行短期培训，而不是一定要学到多少系统的理论知识。后来，陈云说道：抗战初期，抗大、陕公的训练方法，学生在学校只学几个月，随后就去参加工作。而且在学校中所学的不是一大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抽象原则，而是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气。他主张，在学习中，既要照顾综合性院校，又要考虑专业院校，但学习时间都不要太长，一般三五个月一期。陈云主张，在所有学校中，都要开设两门课程：一是政治课，主要讲党的总路线、方针和政策，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讲国际形势，目的是坚定学员的政治方向。另一门是军事课，讲授军事知识。另外，他还要求一些院校必须开设党的建设课，讲党的纲领、章程、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目的是为了在全党引起重视，更好地加强党的建设。
在整个抗战时期，延安各类学校共培训干部20万人。其中，仅抗大总部和各分校就培训了10万干部。那时，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共辖人口150万，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驻地部队在内，共有脱产干部5万人，其中1万人是在校学生。可见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培训干部的重视程度。
陈云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还表现在他能用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的优缺点。他提出对知识分子要看其主流，用其所长。他说：一个人的每一个长处里，同时也包括着某些缺点。用人就是用他们的长处，使他们的长处得到发挥，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错误的。用其所长，不是用其所短，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
陈云对傅连璋入党一事的处理就采取了这一态度。傅原是福建漳州的一个个体医生，红军打下漳州后，他关闭了自己经营的西药店，并带着医药器材，参加了红军，随后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陈云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一个被俘军医的口吻，讲述了红军长征的所见所闻，其原形就是傅连璋。长征到了陕北后，傅连璋被分到边区医院工作，其主要任务是给中央主要领导人看病，后来又成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医术高明，工作态度也很认真，经过学习和教育，政治觉悟也有很大提高，因此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但他也有一般旧知识分子的不足，在与人相处时，态度古板，说话生硬。医院里一些同志看不惯他的这种作风，就不愿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陈云得知此事后，就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的同志多次找傅连璋和医院党支部的同志谈话，交换思想，了解傅连璋的历史情况，帮助教育他，肯定他的优点，指出他的不足，要求他改正；帮助医院党支部对傅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傅的申请进行考察，并在这当中进行教育帮助，而不是将其拒于门外。他说：看人一定要看他的主流，傅连璋在政治上愿为共产主义奋斗，跟共产党走，态度是比较诚恳的，我们不能将其拒之门外。他在艰苦的长征中经受了考验，表现不错，工作是认真负责的，我看他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他在作风上确实是有些缺点，这是可以批评教育的，也应该对他进行帮助。他表示愿做傅连璋的入党介绍人。通过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由陈云和中组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做傅的入党介绍人，在医院支部大会上作了介绍，经支部大会讨论，最后通过了，傅被吸收加入了共产党。傅连璋入党后，工作更积极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卫生部的副部长，辛勤工作了数十年。
陈云对康生等实行的一套“左”的干部政策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对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向认真负责，慎重对待，当时的“中组部”有“干部之家”的美誉。1938年秋天，丁秀夫妇奉命回到延安，起先以为是被派回来学习的，十分高兴。到了组织部后，陈云问他们：“知道回来干什么吗？”他们高兴地答到：“是回延安学习的。”陈云十分坦诚地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有一个还是托派特委委员，调回来是审查你们的。”他俩一听就吓坏了，一面急着申诉，一面哭了起来。陈云和蔼地告诉他们，先不要哭，要相信党，事情总会查清楚的。我保证替你们查清这个问题。并安排他们在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住下。仅过了两个星期，陈云就去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问题已经查清楚了，他们不是托派。这两个人根本想不到这么快就澄清了问题，很感动，他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重新投入到工作之中去了。①几十年后，他们回忆往事时，仍充满深情地说道：“当初，要不是陈云同志亲自审查，问题不会那么快就澄清，要是落到康生手中，这一辈子就完了。”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1）
在抗战中，面对因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而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要求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抗战后期，陈云受命从事财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财经工作经验
国共合作初期，根据规定，国民党政府每年提供给陕甘宁边区一大批抗日经费，这些经费和国内外的友好人士的捐赠合在一起，成了边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如1939年边区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为880余万元，其中来自国民党政府的拨款为790余万元，约占全部收入的90%。1940年为726万元，加上海外侨胞的捐款30余万元，占边区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这极大地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边区各项生产事业恢复和发展得很快。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止了财政拨款，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边区外援全部中断，日本侵略者也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力度，边区内部又发生严重的水、旱等自然灾害，加上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不少国统区的进步人士纷纷来到延安，使得边区的非生产性人员一下子激增起来，边区老百姓的负担由此也日趋沉重起来。陕甘宁边区只有140万老百姓，生产条件又不好，要负担10万非生产性战斗人员和党政事业人员的日常支出，压力是很大的。再加上一些征收公粮税款的工作人员态度粗暴和方法简单，不少人对边区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发展起来。一次，清涧县一位农民被雷电击死，其妻早就对公粮负担沉重有不满情绪，便借机辱骂边区政府和共产党，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押到延安受审。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时，正值天降大雨。突然，一声巨响，会场被雷电击中，靠着柱子坐的延川县县长李彩云触电身亡。
此事很快传开了，延安城议论纷纷。有一个老农说，雷公也不长眼睛，劈个小县长算啥？咋没把老毛劈死！这两件事后来都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对群众的不满和怨言，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一方面，他做了耐心的工作，亲自接见了那位老妇，让当地政府给予其优待，并要求进一步调查了解农民负担情况。另一方面，他说：群众不满意，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骂几句娘，有什么不可以？老百姓有困难，国民党又封锁，怎么办？还是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有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动。
对于当时的困难情形，毛泽东曾指出：“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①面对困难，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②，于是他向全党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
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初，各地反应不一。有些干部和战士对生产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参加革命工作就应该到前线去打日本，只有那样做才是光荣的，而在后方从事生产则不很名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经济工作者，认为他们不大名誉，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③
对此，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情况下，“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又说：“为了支持战争，为了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害，就不能不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不但要组织农民生产，而且要组织部队和机关一齐生产。”如果不进行生产，发展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因此，必须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开展大生产运动，“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而且完全必要的。”④朱德也提出，要大家做好“革命家务”。
各根据地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最终“渡过了困难”。著名的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来到了荒无人烟的陕北南泥湾，大搞开荒生产运动。其他部队也相继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发动群众生产方面，陕甘宁边区发起了“吴满有运动”和“赵占魁运动”，掀起工农业生产高潮。到1942年底，边区党政军学各部门经费自给率已达到一半以上，资产积蓄达5亿元左右。到1944年，边区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财政收入中取之于民的部分只占31%。三五九旅不仅实现了粮食和经费的全部自给，而且还积存了1年的储备粮，做到了“耕二余一”，并第一次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1万石。全边区1945年仅向农民征收公粮12万担。
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条件下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经济活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大大缓解了军民、军政矛盾，使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和地区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而走上了坚实发展的道路，并且积累了领导生产的丰富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专家和领导干部，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做了一些准备。
毛泽东对大生产运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始终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认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对于大生产运动的成功经验，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我们要感谢何应钦，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①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1942年严重得多，11月还没有棉衣。国民党不发钱，（我们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还是解决了问题。”②他还说过：“我历来感谢何应钦。1937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40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1940年反共高潮时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40万元，不是400万元，甚至于不是4000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③
直到1965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仍指出：“国民党断我们的饷，断我们40万大洋不发。1941年冬天，天冷了，没有棉衣，我们下命令自己想办法，还不是一个月就解决了。”④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2）
陈云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亲自参加到大生产运动中去，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在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的会计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时，号召大家要做一个“革命商人”，指出：现在革命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组织人民生产，促进抗战胜利，如果我们能解决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就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一个革命的商人，就是一个十足的革命者。⑤在组织部内，大生产运动刚发动时，陈云就积极带头参加积肥运动。开始时，有些人嫌脏，不愿挑大粪。陈云就主动带头作表率，挑起了大粪，还高兴地说：“大粪是香的”。看到听者迷惑的样子，他耐心地解释道：“将来把大粪去培养出新鲜的蔬菜和瓜果，不是会变成香的吗？”⑥消息传出后，组织部的大生产运动红红火火地搞起来了。后来，陈云深有感触地说道：“在抗战初期，何应钦不给我们发钱，毛主席向大家提出两条，一是解散，一是搞生产。结果想出了办法，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家都吃饱穿暖了。”①
由于毛泽东对边区的财经工作很不满意，曾批评说：讲经济学的，却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于是，毛泽东派曾在白区负责党的活动经费筹集与管理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的陈云去领导边区的财经工作。
1944年3月，中央任命陈云为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由于主任贺龙主要忙于军事工作，因而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实际上是由陈云主持的。他以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作为财经工作的总方针，认真研究了边区货币贬值的原因，在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后，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必须从发展生产着手，同时要尽可能地把边区生产的一些东西运出去，使进出口达到平衡，要减少票子的发行量，搞好节约。1973年6月，他在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时还回忆说：“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研究边币对法币的关系，你(指乔培新，乔时任中行副行长)那时是货币发行处处长，崔平同志是兑换所主任，那时每星期都要开会研究盐的价格和运费。”②
陈云十分注意保持边区经济的出入口平衡。当时，边区最缺的是布匹和棉花，惟一能往外运送的东西就是盐。陈云曾花大力气主抓了这项工作。那时，边区没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主要靠老百姓的毛驴。但是，由于任务大，要求急，毛驴的死亡率较高，老百姓很有意见。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及时进行了调整，改收运盐代金，从而解决了长途运盐的难题。
为了从国统区尽量多地收购棉花，陈云经过周密考虑，决定运用价格杠杆、大大提高棉花收购价格等经济手段，来完成任务。这一招十分有效，不少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常常是连排长亲自带整连整排士兵背棉花到边区来，有的一夜背三趟，使我们能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能收购到优质新棉百余万斤。而国民党政府的采购计划虽只有60万担，但由于开始时价格过低，却长时间收不到棉花，不得已提价收购，仍无法完成。为维持出入口平衡，我方则大幅度提高盐价。开始时，国民党还迟迟不肯就范，经不住长期严密封锁，国民党只好向边区高价购盐。
在金融市场动荡时，陈云及时利用有利时机吞进黄金、法币。如外面金价、物价上涨，法币贬值时，边区就提高出口货物价格，出口黄金，买进法币，物资暂时少进。法币紧缩、价值提高时，边区再将低值进口的法币抛出，买进物资和黄金，始终掌握进出口贸易的主动权。
陈云还十分注意从各方面研究和了解市场情况，曾多次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枣园的党中央图书馆，查阅国民党地区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中有关西北盐业及花纱布的产、供、销资料，指导编印《西北盐业资料汇编》及《西北花纱布资料汇编》二书，送解放社印刷厂各印300册，分发有关干部学习参考，使大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陈云指导编印的《经济消息》半月刊，是革命根据地铅印出版最早的经济报刊，主要是从订阅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报刊上摘选财经资料和行情变化讯息，提供业务部门干部参阅，并送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创刊前，陈云亲到解放社查阅资料，看到有用的材料，便立刻交代采用。从1945年1月23日到9月29日，共出版了30期，开始仅印100份，后增至200份。
为防止物价过快上涨，陈云要求金融部门少发票子。他主张对金融秩序进行整顿，强调金融部门要为农业、轻工业生产服务，要通过发放农贷、轻工业贷款来支持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他曾打过一个浅显的比喻，说明市场对票子有一定的容量，票子发多了，生产东西少，票子必然贬值：用一满杯子水和几块木头做例子，把木块放到水中，水就会溢出来。原来票子在市场中保持一定的平衡，你多加了票子，打破了旧的平衡，水溢出来又达到新的平衡，但水跑了，票子不值钱了。
为防止金融部门在大发票子之后又大大减少边币发行，影响生产的发展，陈云要求金融部门随着生产发展，还是要发行一定数量的票子，贷款给工业，投资工业支持农业。结果，生产发展了，税收增多了，票子也回笼了，财政也就随之好办多了。1942年票子发行增加近4倍，物价上涨也近4倍；1943年比1942年发行票子增加了13倍，物价上涨近20倍；1944年比1943年只增加了两倍，1944年下半年物价就趋于稳定。
但是，陈云不是一味机械地保持物价稳定。他认为，战争时期物资缺乏，各国无不是采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我们也不应放弃运用这一工具。边币在边区内流通市场上是独立的，但不能到边区境外使用，不如法币腿长。边区流通市场中实际有边币又有法币，法币约占65%左右。我们承认法币的优势，并且加以利用，手中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保证兑换给进口必需品的外商，但又不能过多，以免边区人民承担法币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有美国支持，而边币只靠自己的力量，因而边币要求稳定在物价上是不现实的。但是，争取边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和法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大体持平。在国民党统治区黄金市场价格波动时，我们可从收进、抛出当中赚收差价，但国民党政府规定黄金不准在市场上作货币流通，因此，不能抵作外汇，积存多了会影响周转，有时还要推到敌后换货。这些问题，如不能正确处理，就会带来盲目性，甚至带来损失。经过周密计算和长期考察，陈云确定了边币和法币的兑换比率，从1944年开始维持在2∶1。为做好金融工作，陈云每周都要召开一次银行工作例会。经常参加的有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贸易总局局长叶季壮、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曹菊如、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土产总公司经理喻杰、贸易总局副局长范子文、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业组组长陈郁、留美经济学家王思华、经济学家丁冬放、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晋绥区的白如冰等。通过讨论，集思广益，作出决策。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3）
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了一年半左右时间。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方针，创造了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财经工作方法，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为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得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充分肯定。1945年5月，陈云在中共七大上做了一个重要发言。根据自己从事财经工作的深刻体会，提出进城后一定要保存机器，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恢复和发展生产提供有利条件。他指出：“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如果没有机器，我们恢复经济就很困难。”①陈云的这一远见卓识，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5月24日，毛泽东在作关于七大的选举方针时说：“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从前没有知识就打烂过。我们进过城，把玻璃打烂了，把机器也打烂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烂机器的问题。”由此，毛泽东认为陈云懂经济，并提出在选举时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在毛泽东心目中，陈云很显然就是一个通晓财经和党的组织工作的不可多得的重要领导人。5月31日，在作大会总结时，毛泽东又说：“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①
后来，陈云又在总结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组织人撰写了一本关于边区财政经济建设问题的小册子。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经毛泽东修改后，以毛的名义发表了，后来收入在《毛泽东选集》中②。
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的这一短暂经历，对于陈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为他后来到东北地区负责财经工作，成功接管沈阳，为其他地区创造了接管大城市的成功经验；同时也为建国后他在长期全面负责财经工作中，取得稳定物价斗争的胜利以及尽快恢复国民经济，领导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提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经济发展方针等等，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不同意毛泽东和江青草率结婚（1）
陈云敢断家务事，明确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和江青草率结婚；经过慎重考虑，陈云和于若木结为夫妻，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发生了一次变故，他和共同生活了11年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分手了。后来，他同江青结了婚。
一般情况下，婚姻关系的缔结和解除，在主张婚姻自由的共产党统治区，完全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但由于毛泽东在党内的特殊地位以及江青的复杂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因此，毛泽东、江青结婚遭到了当时党内几乎所有高级领导人的一致反对。但以毛泽东那富于挑战的性格，越是遭到众人反对的事情，他就越是坚持到底，并将其办成，尽管事后证明他的这种固执有时并不总是正确甚至会带来灾难。他和江青结婚就是一例。
毛泽东决定和江青结婚是在他和贺子珍的感情出现裂痕、贺负气出走之后。关于毛泽东和贺子珍分手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贺子珍出走之后，毛泽东的个人生活显得非常寂寞，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工作又异常繁忙，身边没有人照顾，确实很难。这给随后来到延安的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用张闻天夫人刘英的话来说，就是“毛主席身边无人，江青就钻了空子”。
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青州人。在来延安之前，曾混迹上海演艺界，取艺名蓝苹。她一向争强好胜，爱出风头，在上海曾闹出过一连串的风流韵事，而且其政治面目也不很清白。由于她争强好胜的性格，来到延安后，总爱出人头地，表现自我，一心想居人之上的强烈欲望使她寻求机会积极向毛泽东接近。而机会对于一心想获得成功的江青来说也是存在的。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延安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经常到一些干部学校去讲课，毛泽东也不例外。
有那么一段时间，毛泽东经常去鲁迅艺术学院讲课。正好江青也在这里学习，好表现自我的她，常常在前排就座，并总是打扮得入时得体，显得与众不同，招人注意。在听课当中，她常显得莫明地兴奋，有时还带头鼓掌。在讲课结束后，她还经常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提一些幼稚的问题，以获得单独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机会，而在生活中倍感孤独的毛泽东也确实需要感情上的慰藉。就这样，日久生情，毛泽东终于和江青结为夫妻。
就毛泽东而言，他之所以选择江青作为妻子，除了生活上的客观原因外，从主观来说，他认为江青也有其可取之处。她不怕困难，大老远地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来到贫瘠的延安，能耐得住清贫，坚持下来，是不容易的。而且，江青在来延安的女同志当中长得很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她有一定的艺术才能，在上海演过进步电影，被国民党下过禁令。她演的《打渔杀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一致好评。她的字写得也不错。用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的话来说，就是：“七七事变”后，投奔延安的女青年数量颇为可观，许多都是德才兼备。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将领都是从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妻子。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毛泽东的魅力无疑是最大的。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择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但毛泽东毕竟是党的领袖，他的婚姻已不单纯是个人的行为。而且，他所选择的江青，由于其有在上海的不良表现和一段不清白的历史，因此，当毛泽东表示要与江青结婚时，遭到了党内高级领导人几乎一致的强烈反对，军队中的许多领导人也很有意见。一天，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胡耀邦，带了两个人来到陈云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向他反映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的意见。因此，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根据他对江青的了解和党内军内广大干部的意见，明确表示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①。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与会者只好表示同意他和江青结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也就是说，她在同毛泽东结婚后必须遵守“约法三章”，即：20年内江青不许从政；江青在和毛泽东结婚后只负责毛泽东的生活；对外江青不得以毛泽东夫人的名义公开露面②。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的一段时间里，表现也还不错。她给毛泽东织了新的毛衣，做了适合毛泽东口味的饭菜，搜集到不少毛泽东喜欢听的京剧唱片。但是时间一长，她那争强好胜、喜欢出人头地、不甘仅仅充当家庭妇女角色的本性就逐渐暴露了出来，其政治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她开始讲究吃穿了，逐渐习惯于对人颐指气使了，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在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她也试图用她的那一套食不厌精、穿讲时髦、行讲便捷、住讲安逸、玩无限度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影响毛泽东。为此，两个人经常闹矛盾。新中国成立以后，江青的贪欲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她常常到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去游山玩水，还时不时接受各地的馈赠甚至主动索取地方土特产品和高级衣料，毛泽东发现后，总要用稿费来替她还债。她还经常讲她同毛泽东是政治夫妻。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她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处心积虑地想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她利用毛泽东的晚年失误，在党内大搞阴谋活动，疯狂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搞得天怨人怒，众叛亲离，也严重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形象。以至于后来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因陈云曾反对过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因此，江青对陈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文革”中，陈云拖着病体一个人被“疏散”到江西，爱人于若木也因在中南海贴出第一张揭发江青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被造反派押送到湖北、湖南劳动改造，昼夜都有人看管。在其他人都回到北京后，她又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监督劳动。直到陈云写信给北京市委，说自己身体不好，需要于的照顾，才被放了出来。
与毛泽东的婚姻引起广泛注意和很大争议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是，陈云和于若木的结合显得较为平静。
陈云与于若木相识、相恋，纯属偶然。陈云从小时起，就有流鼻血的毛病。1937年11月底，他从新疆来到延安后，由于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加上工作又十分劳累，他的老毛病又复发了，组织上决定派人照料他。这一工作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邓洁具体负责安排。他决定到陕北公学女生队去挑选合适的人选。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不同意毛泽东和江青草率结婚（2）
邓洁来到陕北公学后，与该校女生队的领导进行了商量和研究，一致认为于若木最合适。因为于若木已是中共党员，政治上可靠，历史清白。于若木起初有些犹豫，因为她来延安前仅是个中学生，未学过护理，恐怕难以胜任这一工作。邓洁告诉她，这是组织上经过研究后才作出的决定，考虑到陈云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只有像她这样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有可能被选中。经这么一说，于若木也就同意了。
那时，陈云住在延安城里的一个窑洞里。于若木去了之后，就在窑洞门口摆了一张办公桌，值个班。陈云有什么话，就替他传达一下。陈云要找医生，她就去喊。没事，她就在那里看看报纸。不到一个月，陈云的病好了，她也就结束了在陈云那里的工作，后来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在护理陈云的这段时间，她和陈云产生了好感。起初，陈云有意识地询问了她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的经历向于若木作了介绍。空闲时，陈云还让她唱些歌曲。后来，陈云问她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说：“我还不懂。”陈云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并如实地告诉于若木，他过去结过婚，但后来分手了。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交个朋友？
相处日久，陈云向于若木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这样，他和她日益接近，关系也日益密切，慢慢明朗化了。不过婚姻毕竟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大事情，一向严于律己的陈云，在这件事情上也未草率行事。毕竟于若木的人生阅历还不够深。此事的最后敲定，还得跟于若木的家人商量后才能作出决定。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陈云郑重其事地把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向他很认真地说了他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道源是于若木在延安惟一能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长。于道源知道陈云是一个很老实又有很深革命资历的领导人，对这桩婚事也就欣然同意。
经过简单的准备，陈云与于若木于1938年3月在延安正式结婚。他们的婚礼极为简单，在结婚的那天晚上，陈云仅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倒不是陈云穷，花不起钱，或是他小气，舍不得花钱，其实，陈云当时手上还是有一些钱的，而是因为陈云一向不喜欢铺张。
婚后，于若木除了积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自觉地担负起照顾陈云生活起居的重任，以使陈云能集中精力和时间处理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在工作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和配合，丝毫看不出在年龄、职务、能力上的差异而带来的不和谐。不止一个人用不无羡慕的口气问于若木：“你和陈云同志在年龄、职位、生活经历上相差这么大，你们是怎样处理这个矛盾的？”有的还略带“妒意”地说：“于若木怎么搞的，和陈云同志的关系那么融洽和谐！”
在近60年的夫妻生活中，陈云和于若木始终相濡以沫，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化学的于若木对营养学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她曾在《红旗》杂志1983年第17期上发表《营养——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一文，指出：“人民的营养状况如何，是关系到人民的体质强弱，关系到民族繁衍昌盛的大事；人民的营养状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科学文化发达程度的标志。发展体育运动是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手段，而改善营养则是增强人民体质的物质基础。”这篇文章在1984年获得了“优秀理论文章”奖。此后，她又发表了《关心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是当代人的天职》、《食堂和营养配餐》等营养学论文。
晚年的陈云，在夫人于若木的精心照顾下，生活上真正做到了“起居有时”。通常，他在晚上11时做就寝的准备工作，11时半上床。早上8时起床，半小时后进早餐。中午要午睡。早餐，喝一杯豆浆和一碗稀饭，吃两片面包。中餐一荤一素，晚餐一个豆腐一个蔬菜。在于若木的安排下，陈云的菜谱在一星期内不重复。陈云是南方人，喜欢吃带鱼、黄鱼，也爱吃上海的“鳝糊”和“烂糊肉丝”。豆制品是他的常菜。于若木总是变点花样做给他吃，比如做豆腐干丝，上海的“百叶包肉”，还有豆瓣酱，等等。此外，还要炒点青菜、大白菜等蔬菜。
陈云每顿中午吃二两米饭，晚餐一两半。由于牙齿不好，对饭的软硬要求颇为“严格”。有一段时间，陈云的厨师病了，于若木做了将近一年的饭。她用硬纸片剪成两个圆桶，再缝上底。她用这两个一大一小的圆筒盛米，再用秤称米，使大圆筒正好盛二两米，小圆筒盛一两半米。这样，给他做中饭，用大圆筒量米就行了；做晚饭则用小圆筒量米。至于控制水量，于若木也有“发明创造”。她做了个“量水器”，专门测量加水后米层上面水的高度。经过一次次试验，在陈云以为软硬最合适的时候，她在“量水器”上划个刻度。从此，她一直照这个刻度加水，做出来的饭不软不硬。
本来，陈云吃梨、苹果等水果。在晚年，改吃香蕉，这是考虑到香蕉是润肠的，可防止便秘。陈云从不喝酒和饮料，而喜欢喝白开水和茶。他上午喝白开水，午睡后喝一杯淡淡的龙井绿茶。于若木从营养学角度知道，微量元素硒有抗衰老的功能，又得知陕西省紫阳县所生产的“紫阳保健茶”，天然富硒。她就汇钱从茶厂购买这种茶叶，掺在龙井茶里给陈云饮用。先是加少量的硒茶，陈云没有提出异议，她就慢慢增加，以至增加到40%～50%，最后增加到2/3。于若木还知道灵芝有抗衰老作用，向保健医生建议，服用灵芝提取液制的灵芝胶囊，对于促进安眠、减轻肺气肿，具有一定的效果。她还曾把花粉制剂，掺在豆浆里，给陈云服用。陈云以一病弱之躯，能活到90岁，与于若木这位营养学家的精心调理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脱帽致歉（1）
. 延安整风运动中，陈云反对康生利用整风机会搞“抢救运动”，打击、迫害领导干部；毛泽东向受到错误对待和处理的党员、干部脱帽致歉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避免或减少各种“左”右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皖南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提出并正式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以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学习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这一运动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纯洁党的组织和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促进全党的成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产生了极为深远与广泛的影响，为党的建设积累了极为丰富有益的经验教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运动的后期，也发生了一些与整个运动的目标与宗旨不相协调的严重失误。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的历次运动似乎存在一个规律，即任何政治运动，无论这个运动是以思想整风的形式发动的，还是以解决政治问题为动机发动的，最后总是以组织上的处理而告结束。而在组织处理中，又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不管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承认这种现实，这个规律总是要顽强地显示出来。即使被人们认为是思想整风运动典范的延安整风，也难免出现这种问题。”①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不和谐现象，主要是指康生假借审干名义而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之所以要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并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是因为在他看来，混入延安及各革命根据地的特务、反动分子遍地皆是，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其根据是：
整风运动发动时，边区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在加紧对边区进行军事进攻准备的同时，也向边区派了大批特务，伺机进行破坏。特务头子戴笠曾在陕西汉中开办过一个特务训练班，将一些受过训练的特务40多人，分期分批地派到陕甘宁边区，其任务是打入要害部门，窃取要职，长期埋伏，伺机进行策反、情报活动。这些被派到边区的特务，其家庭大多在西北或陕甘宁边区临近的地方，他们害怕被发现后全家受到牵连，于是有一个人主动向边区保安机构作了坦白，并提供了线索。到1942年底，这些特务全被破获。但在这时国民党又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不得不以高度的警惕来关注国民党的各种动向，包括防止、清洗特务，肃清反革命分子。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提醒全党注意反特斗争。1943年5月初，他又提出，要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①。
在此前后，康生通过大搞逼供把仅属于思想问题的王实味等人打成“托派反党集团”，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敌情观念。王实味本是一名作家，由于他对某些领导同志有意见，并且不能正确看待党内的一些不正之风，又因其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思想比较偏激、自由、散漫，在整风运动中，他于1942年2月17日在《谷雨》杂志第1卷第4期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3月，又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野百合花》。在这些文章中，王实味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他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认为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把政治家与艺术家对立起来，说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后来，他又在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上发表文章，批评党内某些不正之风，要求“绝对民主”和“绝对平均主义”，在一些人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也产生了一些思想混乱，并在国民党统治区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①。从前线回来的王震在看了这些文章后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②
毛泽东在看了这些墙报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4月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康生提出王实味等人的文风不正，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但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康生的意见，领导人的看法不尽一致。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③。
此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在康生插手后，座谈会很快变成了批判和反对王实味的斗争大会，并把王实味的问题由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陆续有人揭发，说王实味曾说过“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苏联对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等等。还有人说王实味1930年在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西凡等有来往，并帮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等等（这一情况王实味已向党组织交代过，当时王在上海无正当收入，靠翻译或写文章挣稿费过活）。由于这些揭发，王实味的问题就变成了“托派思想”、“敌我问题”，王实味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
由于王实味曾集中批评过陈伯达有宗派主义，陈伯达便反攻王实味，说他像水里的蚂蝗，是最没有骨头的东西，也决不伟大，而渺小得像白蛉子一样，会悄悄地钻进纱窗来咬人，是必须严防的。
李维汉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认为支配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的言行已受到反革命的赞扬和欢迎。王实味的思想中也有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分，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极端破坏性、疯狂性和绝望心理，这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的特征之一。王实味的言行，不只有政治目的，而且也有组织企图，对王实味所散布的反党言行、反党活动及其影响，是必须肃清的。他同时指出，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随后举行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也一致认为托派分子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座谈会决定：王实味的思想是托派思想，他根据这种思想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是托派活动，这是反对无产阶级、危害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是一切革命者和革命的同情者所坚决反对的；向文艺界抗敌协会提议开除托派分子王实味的会籍。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5月28日，他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讲到延安文艺界的整风情况时曾说：“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①6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②。由王实味问题，毛泽东进一步联想到更为严重的敌我斗争，他估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有暗藏的坏人”。他提出：“对过去参加过派别活动的老的坏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对于意识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因为这些人一旦时机适合，常常站在反党的方面。特别要注意故意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③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脱帽致歉（2）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便准备把反王实味的斗争成果扩大化，以获得毛泽东的好感。他常常以反托洛茨基的英雄自居，说托匪和敌特、国特是三位一体的奸细。他还说：“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好记，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就容易记得了。要记住，对托匪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①
康生采用了打迂回的办法来“扩大”战果。他把住在王实味隔壁的潘芳、宗铮夫妇以及到过潘芳家里并顺便去看过王实味、与王实味在某些问题上有相近看法的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夫妇，打成“五人反党集团”②。康生到处宣扬他的反托“经验”，把本属于思想问题的变成了证据确凿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使人们陡增了对敌情严峻性的认识。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说：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地查一查。康生等则借机在党内大搞“逼供信”。历史已证明王实味事件是一个冤案，但在当时却对后来的“抢救运动”的发生与严重扩大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从1937年起，康生还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炮制了几起著名的“特务”案件，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敌情”严重性的观念。最著名的一是钱维人案。钱维人原是边区公路局长，国共合作开始时，他曾负责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建筑公路之事。康生多次说他是“内奸”，后下令将其逮捕。二是王遵及案。王遵及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来到延安。康生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下令将其关押起来，进行逼供，曾三天三夜不让其睡觉，要她承认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成员。1939年，康生亲自写信，要求严讯王遵及，使其承认是复兴社特务。三是李凝案。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曾被日本人逮捕，后经家人保释出狱。她于1938年到延安，1939年7月突然被边区保安部门逮捕。康生逼其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汉奸”。在一次审判会上，康生蛮横地说道：你长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最后在定罪结论上写道：走路像日本女人；有日式女内衫；刺探军事秘密等。这些案件虽然后来都被证明是莫须有的，但当时在延安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由于有了这些事实做根据，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和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此后整风运动进入了审查干部阶段。
3月20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根据康生的汇报，刘少奇当天就向华中局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的电报，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我们向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
4月24日，中央书记处决定，高中级干部教育计划暂缓三个月发布，在5、6、7三个月内，专门进行防奸教育。总学委负责这一工作，总学委副主任康生负责日常事务。在审干阶段，尽管毛泽东在开始的时候，由于受康生的影响，对形势的估计也过于严重，但他还是一再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坏人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要严禁逼供信。但康生为了扩大战果以邀功请赏，对此却充耳不闻。
不久，康生就搞出了一个张克勤“敌特”案，并以此为突破口，在全边区范围内大肆反奸捉特，一时间特务如麻，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时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学习。因其父在兰州被敌人逮捕自首，本人对领导提意见偏激，加上一名与他同来延安的在鲁艺学习的人检举他是特务，所以被康生下令看管起来。在关押过程中，年仅19岁的张克勤受到逼供，在经过六天六夜的“车轮战”的肉体折磨和“假枪毙”的威胁以及“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后，他“招出”了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之类的虚假口供。
对于这样一个完全靠逼供产生的假案、错案，康生却如获至宝，他让张克勤骑着高头大马，佩上红花，到各机关学校作讲演，介绍他的“特务”经历和反悔过程。康生到处宣扬“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内奸政策的新策略，从而得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不可靠、必须重新估计的错误结论。并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中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据师哲回忆，1943年4月1日晚上，康生召集边区保安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布置工作，提出要抓捕的名单。当时担任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师哲问康生：要抓的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材料，怎么审问？康生却答到：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结果这一夜就抓了260多人。
4月9日、12日，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分别召开了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的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达万人之多。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张克勤在会上作了坦白交代的典型报告。其后，任弼时在会上作了《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对我们的特务破坏政策。他说：今天召集这次会议，其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对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年所采取的方针。对这些一时被骗的人们，只要他们今天向党忠诚坦白，改过自新，真心诚意地摆脱特务的圈套，我们党对于他过去一时的错误和因此造成的一些罪恶，是应该加以原谅的。报告号召“误入歧途者”坦白交代，同时警告说，宽大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压，如果在这样宽大的政策下，还不愿坦白，那就是一种极大的罪恶，是一种自己灭绝的死路。
恰在此时，边区周围的军事形势骤然紧张，国民党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第三次反共高潮。紧张的形势使审干反奸运动更为紧张起来，中央对干部队伍中特务的比例估计越来越高。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脱帽致歉（3）
194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1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将近1000人。指示还说：“华北、华中各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各机关中，暗藏的日特国特分子，估计一定是很多的，慎重清理这些分子，关系于党的生命。”①7月13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肃反工作现已抓到了规律，一是群众大会，一是精雕细刻。军事时期就要实行镇压，杨家岭一次群众大会就弄出6名特务。群众大会很有效，西北局系统也要召开。两天后，他又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在中共党史上臭名昭著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从而把审干运动推向了顶点。
康生在这个报告中公开点了一批人的名字，他说：“国特为日特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是不胜枚举的。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肖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兼差特务分子。”他还无中生有地说王实味是敌探、托匪、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他炮制的特务世界性、群众性的论点，在这个会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说：“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觉悟，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脱下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将你们所受的欺骗、污辱、损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恶彻底讲出来，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成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每一个失足者变为改过者。……一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去抢救，这是不说也懂得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主要是靠外面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他威胁说：“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坚决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①他还在西北公学作报告说：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有了。他号召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这个报告后来被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各地，作为各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政策指南。“抢救失足者运动”由此大规模地展开。
在紧张的氛围中，一时似乎“特务如麻，遍地皆是”。一些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被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采取非法的逼供信手段，搞“车轮战”，大会批斗，小会劝说，互相检举。一向生机勃勃、充满着团结互助气氛的各抗日边区，突然之间被笼罩上了惶恐、混乱和不安的阴云。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大会……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平时并肩战斗、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一夜之间变成了仇敌。大批大批的国特、日特、“CC”分子、复兴社分子、汉奸、叛徒、红旗党……被相继揭发出来。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工夫，就挖出1400多名特嫌分子，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全被打成“特务”。如子长县39名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有37名被打成“特务”，有的单位80%以上的人成了抢救对象。如西北公学390人中，被打成“特务”的就有208人。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共清出“特务”1.5万人。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10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康生之所以要搞“抢救运动”，并将其无限制地扩大化，固然有当时为数不少的领导人在敌我矛盾趋于激化的情况下对敌情的严重性作了不很正确的估计有关，而康生借机售其奸计的个人目的在于：延安整风的根本目的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严重“左”倾错误进行总结，避免全党重犯类似的错误。而康生那时曾积极追随“左”倾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王明，到处贯彻王明的错误主张。现在王明等人及其错误路线既然成了清算的对象，曾是王明错误路线积极支持者的康生自然无法逃脱被追究的责任。为了避免陷入被动，惯于见风使舵的他先是率先反戈一击，背弃王明，转而投靠毛泽东，为了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他见风就是雨，在毛泽东提出要注意防止暗藏的敌人进行破坏时，他大搞“抢救运动”，一方面向人们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向人们表明他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是不遗余力的，同时更为重要的目的还在于，通过此举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把他从王明宗派集团分开来。
但毛泽东对康生等把“抢救失足者运动”严重扩大化、导致边区气氛骤然紧张、人人自危从而引起许多领导人不满的做法，并不赞成。有鉴于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沉痛教训，他于1943年7月1日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刊登这样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①同月，他在枣园同绥德专员袁任远谈话时又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7月30日，他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再次重申了审干工作的正确路线，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②
8月5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对“失足者”的“抢救运动”暂告一段落。8月8日，毛泽东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讲，强调了整风运动的重要性，说：整风和审查干部是党校6门课程中的两门主课，其他为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文化课。他说：延安的整风特别有味道，不是整死人，有些特务分子讲出了问题，也不是把他们杀了，我们要争取他们为人民为党工作。你们整了风以后，眼睛亮了，审查干部以后，眼睛更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胜利呢？去年有整风，今年有审干，使你们把问题搞清，两年之后保证你们提高一步。但由于此时他对“抢救运动”扩大化的严重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在这一演讲中，又说了这样的话：党校也要争取领导权，2500人中，伙夫、马夫在内，有250个特务，听说还有，恐怕是250到350的数目。他还说，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外，教员、职员全部都是特务。主要的堡垒在人家手里，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这是很严重的争取领导权的斗争。①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脱帽致歉（4）
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明确指出：这一次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实行普通机关、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结合的审干办法；审干要将“两条心”的人转变为“一条心”，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为我们服务，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只有少捉不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10月9日，毛泽东在批阅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时进一步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14日，他在西北局高干会所做的报告中，谈到审查干部、反特斗争时说：反特斗争是今年我们的一个很大进步。去年共产党21岁，还未学会作这篇文章，今年则学出来了。国民党抗战以来，眼睛是亮的，聪明的，而共产党6年是盲目的，结果国民党的特务就无孔不入。抗战第6年的下半年，我们学会了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国民党的妙计安天下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我们共产党的妙计是得了夫人又保兵，夫人是反特务斗争的经验，兵即是送来的特务。边区已有7000，恐怕有1万人，各根据地合并就有10万大兵，这批兵要好好训练，我们可以使用它以毒攻毒，决不杀一个，国民党能利用我们的叛徒，难道我们不能学会利用特务！11月5日，毛泽东在致邓小平等的电报中，要求他们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废止历史上传下来的多捉多杀及逼供信的错误路线，同时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
随着广大干部对康生等那些过“左”做法不满情绪的加剧，不少人对运动中那种无休止的乱咬乱斗、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志、漫无边际的无限扩大等等不正常的做法日趋不满，同时，“抢救运动”扩大化的严重弊端与消极后果也日益暴露出来，于是，中央决定从1943年底起，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对“抢救运动”中的过“左”做法进行纠正。
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反特斗争问题。会议决定，将以下意见分别传达到各系统高级干部加以研究，然后再交书记处讨论作出最后决定。传达的主要意见有：（1）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中，是由熟视无睹到特务如麻，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2）对于“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斗争，会议认为应从两方面进行工作检查。从好的方面看：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等。从阴暗方面看：扩大了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了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降低。产生上述偏向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央的有关方针掌握不够，对特务问题的社会性、群众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群众运动的掌握领导不稳；在方法上偏重于抢救大会的方式，忽视调查研究工作，不重证据，不注重个别审查的办法；领导干部忙于路线的学习，放松了对审干工作的领导。（3）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将坦白分子分为6类：业务分子、变节分子、党派分子、被特务利用的分子、党内犯错误的分子、完全弄错的分子。
在会议的讨论中，任弼时率先否定了康生关于知识分子大多是特务的谬论。他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约70%，初中约30%。据恩来同志讲，截至1943年，国民党员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约3万人，主要是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决不会把3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他还说：我们对国民党特务的数量要作恰当的估计，估计不足或扩大了，都不妥当。在延安的新知识分子，中直机关和军队系统，共约4万人，大多数是在1937年、1938年进来的，其中3600多人是地下党撤退来的。他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至90%是好的，他们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到延安的。“抢救运动”中，有的单位把80%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应予否定。他还说，最初的审干工作是好的；后来的抢救运动就是强迫坦白，现在要进行甄别，取得经验教训。军队中进行坦白运动要特别慎重，敌后根据地不能采用延安的“抢救运动”的办法。①
毛泽东同意任弼时的分析，说：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些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指出：根据延安的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
此后，各单位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对审干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进行了复查、甄别、平反，分别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对肃反扩大化中受到错误对待的人，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对此负责任，并先后多次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对此，胡乔木回忆说：“毛主席从1944年上半年起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毛主席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在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这都已经过去了。第三次是在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了，他还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毛泽东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的态度非常感人。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气很大，经过毛主席这样多次地赔礼道歉，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大家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①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脱帽致歉（5）
陈云也对“抢救运动”及其扩大化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还是在“抢救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对康生一伙的过“左”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他不赞成康生等人对来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很可疑的错误估计及其所采取的错误态度。延安时期，康生任社会部部长，常常借口一些干部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而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他所领导的社会部，经常向中央组织部要些干部去工作。考虑到社会部工作的特殊性，组织部在了解了他们的要求后，派去的干部，都是经过多方面调查和反复研究后，被认为是政治思想比较好、社会经验和工作能力都比较强的。但是，每每介绍去七八位，通常要被退回三四位，理由都是家庭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等等。被退回的干部当然情绪受到很大刺激。但后来的事实一再证明，这些被退回来的同志确实是党内的优秀党员。陈云得知这种情况后，认为这是党内“左”的思想在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他进一步对干部科的负责人王鹤寿说：现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干部，包括在干部科工作的干部，不是也有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复杂的吗？他们的政治思想、观点和工作态度、个人作风，不是都很好吗？在选择、提拔干部问题上，采取“左”的关门主义，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发展。你去社会部和副部长李克农同志谈一次，把中央组织部向他们推选干部的情形以及他们退回的情形说明，并可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你们对一些优秀的党员干部，不从他本人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考虑，只要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复杂就不接受，那么中央组织部今后就只介绍一些工农干部给你们，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简单，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低一些，社会经验也差一些，不一定适合社会部的工作。我想李克农同志是不会有那种极左的观点的。李克农明确表示赞成陈云的看法，不同意那种极左的做法，并表示由他负责纠正那里存在的“左”的错误。
但康生对此却不予理会，在他控制的部门仍然我行我素。有一段时间，他兼任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他的妻子曹轶欧负责党校的干部工作，他们夫妻两人一样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执行“左”的政策。那时，为了多培养一些党的干部，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央组织部经常要选派一些党员干部到中央党校去学习深造。但康生等则经常借口有些学员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社会关系复杂而予以退回。陈云在得知情况后，指示王鹤寿去找曹轶欧进行批评，说：是不是好党员，决定于该党员本身，家庭关系绝不能作为党员合不合格的条件，我们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庭关系也是复杂的，能因此就否定他们的党性品德吗？白区党内的党员，在旧社会复杂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能够认为他们接触一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否定他们的党性品德吗？陈云还要求王鹤寿当面对曹轶欧讲：“你曹轶欧的家庭关系也不简单，你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社会关系也复杂，你能否定自己吗？而且经过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研究，决定介绍入中央党校学习，你们不接受，是党内不正常的现象，你们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①康生对此不但不接受，反而对陈云很有意见，在审干运动中，他攻击陈云，说：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是怎么搞的呀？并断言中央组织部的审干右了。因此，在审干运动中，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有一段时间实际上靠边站了。起初，毛泽东对陈云所持的态度也不很满意，曾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陈云是树叶子掉下来怕打脑壳的。”①
但陈云仍坚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审查干部，并且逐渐赢得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赞同。这集中地体现由他受中央委托而主持的对“湖西事件”的处理上。
“湖西事件”发生于1939年8月山东湖西地区的肃托斗争中。当时，一个叫王须仁的暗害分子，混入了湖边特委，并担任了特委组织部长。他以肃托为名，用严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等手段，把一些忠于党、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故意打成托派，300多人被杀害、300多人被逮捕。其他地区受此影响，也有300多人被杀。致使部队大量减员，连营以上干部大部受到牵连。湖西地区除肖县等3县外，党政组织已解体，造成了抗战中期一起最大的冤、假、错案。这一事件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不仅造成了乱打乱杀的恐怖气氛，而且使湖西地区党政军民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中共在该地区的工作基础被全部破坏，大批忠实的党员和进步群众遭到无辜的牺牲，党的威信也受到极大的损害。反共分子则乘机造谣、挑拨中共和群众的关系，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
事件发生后，陈云十分气愤。他认为尽管反革命分子借刀杀人的阴谋非常毒辣，但如果能正确掌握政策，仍然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湖西地区党组织没能避免这种暗害，上了敌人的当。
1940年初，他在中央组织部主持召开了湖西事件汇报会。陈云在会上指出：湖西事件之所以是错误的，其基本原因在于：当地党组织与军队的领导人在主观上夸大了托派的力量。一方面，不相信自己有相当斗争历史和经验的干部；另一方面，简单地把一切在工作中表现不好的人员都看成是托派，单凭口供，任意拘捕。而隐蔽的暗害分子则乘机活动，用一切办法扩大事态，以售其借刀杀人的毒计。事件的发生还在于，军队领导和地方负责人之间彼此不满，暗害分子正是利用这个空子来挑拨离间，进行暗害活动。军队政委包办代替了地方党的锄奸工作，不信任当地党组织，把关系人命大事完全委托给一个来历不明的暗害分子，任其胡作非为，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事件发生后，当地党委和军队领导始终没有向自己的上级报告，这是决不能允许的现象。而上级领导机构在得知情况后没有及时采取步骤去解决这一事件，因而不能使这一事件立即停止扩大，也是党蒙受损失的一个原因。这种处理迟缓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对自己的忠实干部信心不够，对反革命的陷害手段估计不足。
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陈云的分析，并对善后工作提出了建议：要处分两个人：一是军队政委受暗害分子的利用，冒充中央名义，乱杀胡为，既不报告上级，又不接受上级的指示，应立即撤消工作，开除党籍，交军法处判刑；随声附和者，应撤消工作，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要彻底登记并审查此次被捕杀的人，对无辜者应在党内刊物上公布他们是被托派和暗害分子陷害的无辜者，在党内召开追悼会，以示昭雪；对无辜受害者的家属，要分别派人去安慰；对被诬陷并被严刑拷打表示自首者，基本上要原谅他们的幼稚，不能当成党内叛徒看待，而应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适当的处理；同时，在湖西应有计划地系统地审查干部，以清除内奸分子，保证党的纯洁与巩固，使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掌握在经过考验的可靠党员的手里。但要严防藉此大批清洗或造成清洗运动，引起党内不安。更不能把一时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看成反革命内奸分子。陈云还特别强调，山东分局派人去解决上述问题时，既要注意纠正“左”，又必须警惕右的两种倾向；既要反对麻木不仁，忽视反敌探工作奸细及暗害分子，又要反对“左”的思潮夸大反革命力量，引起自己惊慌失措。这两种倾向，对革命都是十分有害的。
会后，陈云还主持制定了一个正式的文件，即《中央关于湖西地区锄奸工作的决定（草案）》，后经中央批准，发到全国各地。这个决定对以后的锄奸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主持的对“湖西事件”的妥善处理，不仅很快就挽回并消除了因这一事件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与后果，而且由此还提出了一系列日后处理此类事件的正确方针与原则。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云在审查干部工作中所采取的一贯做法是十分正确的，避免了给党的事业带来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但本应对这一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康生在会上非但不做任何检讨，反而在随后进行的审干工作中继续他的那一套极左的做法，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失。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毛泽东授予陈云中将军衔（1）
解放战争时期，陈云被派赴东北工作，毛泽东授予他中将军衔；陈云在东北工作期间，成绩斐然，屡获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尤其在接管城市的工作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毛泽东批示全党，要求借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贯彻中共中央力争东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陈云受党中央的派遣，奔赴东北地区，就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为方便与苏军交往和联系，1945年9月，中央决定以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陈云、彭真、叶季壮三人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上校军衔，任命书用中苏两种文字写成。出发前叶剑英宣布了中央的上述决定。①
9月16日上午，陈云和彭真、伍修权、叶季壮、段子俊、莫春和等人从延安东郊机场乘坐一架苏联的军用飞机，在苏军大校贝鲁索夫、翻译谢德明及东北民主联军负责人曾克林的陪同下，飞赴沈阳。但因天气问题，这架道格拉斯式的双引擎飞机在飞到山海关时被迫降落下来。由于连年战争，山海关机场周围一片荒芜，草长得有一尺多高，驾驶员看不清跑道，匆忙间从跑道中段降落，因剩下的跑道较短，飞机冲出跑道，猛插到一条小沟里，幸亏驾驶员技术熟练，及时关闭油门，才避免了一场不幸。机上成员大都受了伤，其中叶季壮伤势较重，腿被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压住了。彭真的脑部被碰撞。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的伤势较轻，只有陈云很幸运，飞机的舱门被撞开时，把他摔出了机外，由于地上草丛厚密，没有受伤。
在东北工作期间，陈云不仅对东北全境的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接管城市等方面的工作中取得了极为成功的经验，多次获得毛泽东的赞扬并批示全党，要求借鉴。
针对国民党对大城市势在必得的架势、共产党善于在农村发动群众、搞武装斗争的特长以及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陈云始终强调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地区，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1945年11月底，陈云等人在哈尔滨南岗区一幢秘密小楼里召开会议，讨论拟向东北局并转中央提出的战略性建议。经过慎重研究，分析了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山海关后的国内外形势和特点特别是东北与北满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关于党在东北工作战略方针的建议，即《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分析了苏联在东北所采取的基本政策，总结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进入东北后的斗争经验，阐明了代表敌我友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共产党在东北应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还提出了对建立北满根据地的工作部署。
《意见》明确写道：“根据3个月的经验，我们已可看出，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3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3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3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3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为了实现党在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和北满的工作部署，《意见》还提出在思想上应注意的问题：“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①
《意见》明确地指出，独占东北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这一判断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意见》于11月29日、30日分两次用密码电报发往延安。中央在收到第一天的电报后，就立即复电说，看了你们未完的电报，中央完全同意。在收到电报全文后，再次来电表示完全同意。
东北全境解放后，毛泽东在一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对有关东北问题有过一次谈话。大意是：东北局领导下的工作很有成绩。吃了苦，走了路，全部东北到手，很庆幸。七大以后，大量干部和军队，用脚走到东北。大约半年到7个月时间，有偏差。我们开头也不了解，山海关、锦州守了两个星期，消灭敌人在沈阳锦州间，也是这么希望的。后来说不行，无枪、无粮、无政权、无经费、无鞋、老百姓正统观念。于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是陈云等人的主张。中央接受了，指示他们执行了，集中起来，胜利了。①
12月28日，毛泽东根据电报的精神，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我党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但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做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而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指示》还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我党人员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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