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云>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两位历史伟人的成长历程（1）
两位历史伟人青少年时代的不同成长历程
毛泽东和陈云是成长于不同历史与自然环境中的两位重要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袖人物。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尽管毛泽东的祖籍不是湖南，但到他出生时，毛氏家族已在湖南繁衍生息了20代，大约500年了。韶山的得名与一个美丽的传说有关：5000年以前，舜帝南下巡视，来到湘江流域，他让人在一座山上演奏优美动听的“韶乐”，竟然引来大量凤凰跟着翩翩起舞。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称为韶山。韶山冲是被韶山环抱的一块狭长谷地。
与中原地区相比，地处江南的湖广大地因自然条件所限，开发较晚。当中原一带已达到很高文明水平的时候，湖南地区仍处于一片蛮荒之境。恶劣的生存环境，养成了湖南人不畏困难、敢于挑战的坚毅性格。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湖南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圈。清代、特别是近代以来，湖湘大地更是人才辈出，哲学家有王夫之，考据家有钱大昕，军事家有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以及左宗棠、胡林翼等所谓清代“中兴名臣”，改革派有谭嗣同，革命派有陈天华、秋瑾、宋教仁、黄兴、蔡锷等。因此，湖南在近代有中国的“小德意志”之称。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湖南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政府委员中，湖南籍的有10人。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的254名中将以上高级将领中，湖南籍的有73人，占28.7%。其中元帅3人，大将6人。具体来说，有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陶铸、李富春、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陈赓、黄克诚、肖劲光、谭政、许光达、王震、向警予、邓中夏、李立三、左权等。在这众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毛泽东是最为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出生的时代，中国处于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末年。迭经外国侵略者的疯狂侵逼和本国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不思进取的满清王朝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都有覆没的可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正处在酝酿之中，正是这致命的一击，清王朝这一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之久的庞然大物，终于在1912年寿终正寝，极不情愿地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很快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国的情况不但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好转，反而更趋恶化，追求进步的人们不得不在黑暗中，为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继续进行艰难的求索。出生并成长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代的毛泽东，很自然地选择了以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很同情受压迫的贫苦人民的悲惨命运，赞成官逼民反的主张。早在私塾读书时，他就喜欢看“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如《精忠传》、《水浒》、《三国演义》等。这些书对他后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1910年，长沙有一个靠卖河水为生的穷苦百姓黄贵荪因米价日涨，无以为生，被迫举家投水自杀。这一事件在长沙引起很大震动，饥民们纷纷拥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官府开仓赈济，却遭到野蛮镇压，饥民忍无可忍，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毛泽东当时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当他得知长沙饥民暴动和饥民被杀的消息后，与同学们讨论了好几天，很为饥民的被杀感到不平。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始终忘不掉”，“影响了我的一生”，他还同情哥老会首领彭铁匠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认为他“是一个英雄”①。
毛泽东这种同情弱者、敢于挑战的思想意识在处理他同父亲的关系上也有充分的体现。毛泽东出生时，父亲毛顺生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当地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土财主。父亲没有文化，也不懂得要尊重孩子的意见，每当父子冲突的时候，常常使用高压手段加以严厉管教。年幼的毛泽东在心灵深处生发出了朦胧的反抗意识。
一次，毛顺生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因人手紧张，便吩咐13岁的毛泽东帮忙招待。毛泽东不愿做这种应酬的事情，父亲极为生气，当着众多客人的面骂毛泽东懒而无用，为子不孝。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泽东当场回敬父亲说：“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要求子孝。毛顺生更为气愤，举手就要追打。毛泽东跑到一个池塘边，声称如果父亲再要追赶，他就跳下水去。在母亲的劝解下，以双方相互妥协而告解决。但毛泽东由此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在压力下如果一味温顺示弱，结果只会招致更多的打骂，而用反抗的办法，却反而能保护自己。
少年毛泽东所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启蒙读物是《三字经》、《百家姓》等，后来继续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经史古籍。尽管对先生所用的教学方法和所教授的内容不感兴趣，但天资聪明、聪慧过人的毛泽东却每每能轻松完成先生所布置的学习任务，并因此而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古文功夫。在闲暇之余，他还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书籍。毛泽东小时侯经常到外婆家玩，事实上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差不多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住在外婆家的毛泽东与众多表兄弟打成一片，过着快乐无忧的童年生活。外婆家的读书人多，对外面的世界自然也就知道得多。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为挽救濒临灭亡的腐朽统治，陆续出台了一些“新政”，在全国各地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一次，到外婆家去玩的毛泽东，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得知，邻近的湘乡县办了一所新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已经读了“六年孔夫子”、正休学在家的毛泽东很希望能进入这所学堂学习，但思想保守的父亲却准备送他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学些日常谋生的本领，预备日后的毛泽东能有一个好的营生。
1910年秋，毛泽东请来舅舅、表兄以及族亲等当说客，说服父亲同意让他到湘乡东山小学继续学习。但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只读了半年，就因成绩优异、年龄也较大而被推荐到了湘乡县驻省中学继续上学。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怀有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当他1910年第一次远离家乡到东山小学读书时，曾改写了一首日本和尚月性写的诗赠送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示了要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志向。不过由于年龄与阅历的关系，此时的毛泽东对于如何救国，思想却还非常朦胧。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两位历史伟人的成长历程（2）
在报考东山小学时，毛泽东在一篇题为《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求学报国的志向，深得校长李元普的赞赏，认为他是一位“救国材”。他后来写的《救国图存篇》、《宋襄公论》等作文，也深得国文老师的好评，被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①与此同时，他的思想意识也开始有了明显的进步。他利用有利条件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如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此前后，他还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顾炎武的《日知录》等著作，认识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从同学那里借来《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认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②
1912年秋，毛泽东以入学考试成绩第一名的资格进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在这所学校，他虽然也只读了半年，却以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获得国文教员柳潜的高度赞赏，认为是一篇“实切社会立论”的文字。作文仅600字，批语却达150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批给同学“传观”。③
不久，柳潜老师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毛泽东读完后，收获很大。由此他认为在学校读书还不如自学收获大。于是，他断然决定从省中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他定了一个庞大的自学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用他后来自己的话来说，就像是牛进了菜园一样，猛吃猛嚼，读了大量中外书籍。其中读得较多、收获也较大的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著作。从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他都认真读过。在图书馆里，他还第一次看到墙上挂的一张世界地图，知道世界原来是那样大，中国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湘潭县在地图上则根本找不到。这一发现对他来说是异常的新鲜和强烈。
由于父亲不赞成他这种漫无目的的读书生活，停止了对他的经费支持。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也被一些遣散的湘乡籍士兵所占据，这些人经常在住地寻衅滋事，毛泽东无法在此安静地读书自学，只好决定重新回到学校里读书。
正在这时，他发现了一条招生广告。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招收新生，学习期间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老师。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了这所学校。第二年春，学校被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在第八班。在这里，毛泽东前后共做了五年半的师范生，直到1918年夏毕业。湖南第一师范坐落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就是远近闻名的岳麓山。学校创办于1903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棫讲学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仅有一江之隔。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进校的追求进步的青年有蔡和森、张昆弟、周世钊、李维汉等，本来已经是秀才、比毛泽东大17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毛泽东深得一些进步教师的赏识和同学们的佩服。学识渊博的杨昌济先生不仅对毛泽东评价很高，而且寄予厚望。1915年4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①在临去世前，杨昌济还曾致信挚友章士钊，向他推介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则必先重二子。”②毛泽东也深为敬服杨先生的为人与学问，不仅多次前往杨家当面请教，而且还请其担任自己组织的一个哲学研究会的导师。毛泽东在1915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他当时深受杨先生所宣扬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得到先生的高度评价，给了100分。
此外，毛泽东与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等老师之间也常有往来。仅1915年4至8月份，毛泽东就前去拜访黎锦熙先生近20次。黎在赴京应聘到教育部当教科书特约编辑员之后，仍与毛泽东有书信往还。黎在在日记中也对毛泽东多有赞赏，说他“可大造”。
在所学课程中，毛泽东把学习的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而对数学、图画等不够重视。他提出了“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的治学之道。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要借外面的微弱灯光苦读，常年坚持不懈。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阅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共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必读著作。
毛泽东还极为赞同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读书方法，也就是在阅读古书时，要经过认真的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曾记下了大量读书笔记，积累起来有好几网兜。在常年的读书生活中，湖湘文化中重实学、尚实行的治学传统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曾国藩这个既重“传教”又重“办事”的人物很是推崇，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明确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还十分重视体育锻炼。他明确提出学校教育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他说：“德智所寄，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因此，他主张要“文明其体魄，野蛮其精神”①。他对学校只重视校际间的体育比赛而不真正关心学生的体育锻炼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毛泽东本人则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体育爱好者。他的主要体育活动有登山、游泳、洗冷水浴、露宿、日光浴、风浴、雨浴等。一师后山的君子亭、岳麓山、爱晚亭和湘江秸子洲头等处常成为毛泽东等人的露宿地。一个夏天的晚上，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毛泽东为了体会《书经》上写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感受，独自一人顶着狂风，冒着大雨，爬上岳麓山，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借以锻炼自己的体魄、胆量和意志。
游泳和洗冷水浴是毛泽东十分喜爱的运动项目，并且一直保持到晚年。不管寒暑，每天清晨，毛泽东总要来到一师浴室旁的一口水井边，脱光上衣，将水吊上来，边擦边冲，直到通身发红为止。在课业之余，他常常到湘江畅游。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两位历史伟人的成长历程（3）
他还融合八段锦、体操、拳击各种运动之长，自编了一套“六段运动”操，包括手、足、躯干、头部等的活动，还有打击与跳跃等动作，使全身都能得到运动。在睡前、晨起后以及课间、自习后，都抽时间做上一套或两三段，借以活动活动筋骨。
毛泽东之所以用这种办法来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与他独特的成材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这一观点是从观察自然现象中得出的。他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①由此，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又写道：“吾人揽（览）史时，恒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②他曾在一首诗中借用《庄子》上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来抒发自己的人生志向。
把体育锻炼上升到磨练意志品格的高度，进而得出要成就大事业就必须经受大磨难的结论，这样的认识确实是很独特的。
毛泽东不仅自己带头从事体育活动，还积极在学校里宣传体育运动的好处。1917年学校实行课间做十分钟体操的制度，但由于操法过于死板，同学参与热情不高。这一年，全校共死了7位同学，学友会举行悼念活动，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在他的带动下，一师的学生体育活动搞得红红火火，仅参加游泳队的就有80多人。
在担任学友会总务时，毛泽东更是利用这一有利机会，主持开展了全校性的各种体育活动，同时注意改善学校的卫生状况。他针对学校当时雨天没有运动场地、晚上不能开展体育活动的情况，发动大家打乒乓球，由此学校出现了不少“乒乓狂”，身体受到了锻炼，体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能够充分反映毛泽东对体育运动高度重视并颇有心得的是，后来以革命家和政治家闻名于世的他，却于1917年4月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了生平中的第一篇论文：《体育之研究》。
在一师学习时，还有一件事也充分反映出了毛泽东过人的胆略、机智与缜密的思维判断能力，并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普遍赞赏。在政局频繁动荡的民国初年，湖南常常成为南北军阀争夺的重点省份，人民受够了兵燹之苦。一师地处铁路边上，在兵燹到来时，每每首当其冲。仅在毛泽东读书的5年多时间里，大的兵灾就有3次。1917年11月，段祺瑞任命的湖南督军傅良佐在桂系军阀谭浩明部的进攻下逃出长沙。北洋政府派王汝贤部来支援傅良佐。战事逼近长沙，校方为保师生安全，主张暂时撤离到城东阿弥岭躲避。毛泽东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后，提出异议，认为撤离反而不安全，主张留校不动。
校方听了毛泽东的建议和分析后，决定接受他的主张，没有撤离，结果真的没有受到溃兵的骚扰。原来，王汝贤接到命令后，因不愿为皖系军阀出力，便带领大部队很快由长沙撤退。有少部分溃兵因不知长沙防备的虚实，不敢贸然入城，在距离一师南端两里路的地方徘徊不前。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决定设法将其赶走，以彻底消除影响学校安全的隐患。于是，他迅速组织学生志愿军中胆量较大的数百名学生，拿着木枪，分成三队，绕道到溃兵驻地的几个山头，并对之形成合围之势，同时联络附近的警察分所，带上几支真枪。当溃军在夜幕中缓缓移动时，他命令警察在山头上鸣枪示警，同时命令同学们在附近山头上燃放鞭炮，并高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成城，缴枪没事。”溃军不知真相，纷纷交出枪械，第二天由商会出资遣散。于是，一场有可能严重威胁学校安全的溃兵骚扰事件因为毛泽东的机智而化险为夷。同学们由此称赞毛泽东“通身是胆”。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因此同学们便给他起了个“毛奇”的绰号①。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毛泽东，在全校师生中有着很高的知名度。1917年6月，学校开展“人物互选”活动。这是一项根据校章规定而开展的群众性活动，目的是为了考察学生的学业与操行，促进学生向上，培养和选拔人才，内容涉及到德智体三部分。其中德育又分敦品、自治、好学、克俭、俭朴、服务等项目；智育分文学、科学、美感、职业、才具、言语等项；体育分胆识、卫生、体操、国技、竞技等项。
全校11个班，400多人参加。选举的结果，有34人当选。毛泽东在德智体三方面的六项中当选，共得49票，为全校之冠，且在当选人中，德智体三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个人。这说明他是全校公认的在德智体诸方面都有充分发展、品学兼优的佼佼者。
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受到较为完整的学校教育并由此获得了极为丰富的人生阅历相比，青少年时代的陈云就远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后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所必备的丰富知识差不多都是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的。
陈云于1905年6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松江地区的青浦县练塘镇（现已划归上海）。练塘又称章练塘，相传是因唐朝天佑年间高州刺史章仔钧与其练夫人曾在此居住而得名①。练塘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陈云的祖籍不在本地。父亲陈梅堂是从外地流落到练塘的，因此既无房产，又无田地，靠给别人打短工为生。母亲廖顺妹虽在练塘出生，但祖籍也是外地的。据考证，陈云的外祖父是广东人，早年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失败后，到练塘落户。
陈云的童年颇为辛酸。他共有姐弟2人，在他两岁时，常年积劳成疾的父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两年后，母亲又匆匆离开人世。外祖母不愿意看到两个无依无靠的年幼孤儿在街头流浪乞讨，就把陈云姐弟俩接回家中照料。有外婆的照料和疼爱，姐弟俩总算过上了相对安宁的生活。遗憾的是，陈云6岁时外婆又离他们而去。外婆放心不下，临终前嘱咐儿子廖文光要立陈云为廖家的子嗣，并抚养好陈云的姐姐。当时，廖文光虽已结婚数年，但尚未添丁增口，故遵从母命，立陈云为养子，改名廖陈云。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两位历史伟人的成长历程（4）
廖文光先是子承父业，靠做裁缝生意过活，后因生意萧条，改开小饭店以求营生。舅妈因患有较重的风湿病，干活有困难，陈云年纪轻轻即帮助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饭店中的小菜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敲扁豆”，即把大白蚕豆放在水中泡涨后，用榔头慢慢敲扁，成铜钱大小，然后放在热油中氽，氽至豆片稍黄捞起，拌上佐料装盘。陈云经常帮舅母做“敲扁豆”，敲得既薄又圆，很受顾客的赞许。这件事在陈云的头脑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晚年，有一次在杭州疗养，当地的厨师提出要给他做几样名菜尝尝，被他拒绝了，但却提出请厨师给他做一次小时候常吃的“敲扁豆”。
由于有着这样的特殊人生经历，儿时的陈云性格内向，很少与别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当别的小朋友做游戏时，陈云常常是独自在一旁默默观察。内心的孤独感使他与同龄的小朋友缺少共同语言。成年后，人们也很少看到他开怀大笑的情形。由此也养成了他冷静观察社会、沉默思考人生的坚毅品格以及不事张扬、办事沉稳、顾全大局、尽量委曲求全的处事风格。
到了读书的年纪，家庭并不富裕的廖文光还是决定送陈云进私塾读书，后又进入本镇的新式学堂贻善小学继续读书，学些写写算算的本领。但只读了2年多，就因经济原因，被迫辍学了。好在吉人自有天相。经常在舅父家饭店吃饭的镇颜安国民小学校长杜衡伯，见年幼的陈云聪明伶俐，办事勤快，悟性很高，失学在家，殊觉可惜，便向舅父提出，要免费收陈云到颜安小学继续学习。杜校长一片真诚，做舅父的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于是，陈云有了重返校园学习的机会。
颜安小学创建于光绪年间，原是为了培养经世济国人才而设立的颜安书院，辛亥革命后改为国民高等小学。校园坐南朝北，校舍用青砖瓦砌成，显得古朴典雅。院内古树参天，排列在道路两旁。求知若渴、沉稳内向、善于思考的陈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教学方法和进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加上为人正直，待人热情，做事有主见，虽然个子不高，却能获得同学们的普遍敬重。他在这里学到了不少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能流利地背诵《古文观止》中有名的篇章，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陈云一直牢记着颜安小学在他成长过程中所给予的关键性帮助。195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在到农村调查研究时，特地回母校进行了参观。1986年9月，当颜安小学提出希望他题写校名时，陈云也愉快地答应了。
逆境中成长的少年陈云，对孩子们常玩的嬉笑打闹游戏，既没有时间，也不感兴趣。他在做完作业和帮大人干完家务后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里，喜欢听流行于江南一带、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丝竹和评弹。
所谓丝竹，是指二胡、琵琶、三弦、秦琴、曲笛、箫和笙等丝弦竹管乐器，弹出的声音清丽柔美，细腻典雅。其代表性曲目有《中花六板》、《三六》、《行街》、《慢三六》、《慢六板》、《云庆》、《欢乐歌》、《四合如意》等八大名曲。聪颖勤奋的陈云，能熟练地弹奏数种乐器，并和着节拍唱出不少地方名曲。评弹，是一种用吴地方言讲故事的民间说唱艺术，包括评话和弹词两个方面。其渊源可上溯到唐宋时期的讲史和说话，正式形成于明末清初。传说泰州著名评书艺人柳敬亭曾在江南地区说过书，并在松江招莫后光为徒传授说书技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评弹艺术已积累了上百篇优秀传统长篇书目，成为江南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形式。
说唱评弹原先并无固定场所，多为走街串巷式的即兴演出。茶馆是休闲的好去处，有着固定的顾客来源，最早的室内书场一般都设在这里。由于受到广泛的喜爱，江南各镇遍布说唱评弹的茶馆。早在清朝末年，练塘镇上就出现了一家畅园书场，离陈云舅舅家仅30米远。因生意兴隆，不久又出现一家长春园书场。书场为招揽顾客，每天上午派个伙计，掮着一块写有当天书目及艺人姓名的木牌，敲着小锣在全镇兜上一圈。
书场规矩，虽然对小孩子一般不收茶水费，但因有小孩到场，大人为专心听书，每每要买些零食给这些活泼好动、难以久坐的孩子们消遣，以安定书场秩序，所以书场一般不反对带孩子来。①陈云舅舅家经济不够宽裕，没有钱买零食，为免于尴尬，陈云常常站在书场外面听不花钱的书，当地俗称“戤壁书”。陈云记性好，每每能将听到的书回去完整地讲给家人听。陈云的这一爱好一直保持了终身。
清末民初，苏南地区在率先开埠的上海的辐射下，风气渐开。在颜安小学高小部教书的张子恭老师是一位思想进步、视野开阔的教师。他在上课时，不仅语言流畅，旁征博引，而且还将当时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如戊戌维新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等等，适时地在课堂上进行介绍，扩大了学生们的眼界，并增强了他们的爱国意识。
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素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青浦人民相继开展罢工、罢市和罢课斗争，县商会相约不买卖日货，居民不用日货，并支持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颜安小学也积极投入到了这场爱国运动中去。据陈云幼时的同学回忆，陈云和其他爱国师生们一道组成童子军和救国十人团及宣传队，连日上街发表演讲，表演短剧，向乡亲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罪行，号召大家抵制日货，不吃从日本进口的干贝，不穿东洋纱厂纺织的洋衣，不玩用日本原料做的玩具。在表演短剧《叶名琛》时，他很快进入了角色，当讲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时，不禁义愤填膺，脚向下一顿，手往桌上一拍，把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演出这个短剧的情形，数十年后，陈云还记忆犹新，经常向人提起。
经过爱国运动的锻炼，陈云的思想认识和组织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久，他从颜安小学毕业，正式踏上了社会生活的大舞台，迎接人生的更大挑战。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1）
经过反复求索，最终都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
作为一位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十分关心的有志青年，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时事政治始终有着强烈的兴趣，并以很高的热情一直关注着政局的演变。寻诸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一个从信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向马列主义逐步转变的曲折过程，并在对各种主义进行反复比较后才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还是在湘乡驻省中学求学时，有一天毛泽东在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读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举行反清起义并有72人遇难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通过阅读《民立报》，他还了解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主张，深为赞同，由此公开发表了他平生的第一次政见：推翻清王朝，建立新的民国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总统，康有为当政府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为了表示与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其他十多个已答应剪辫子却还在犹疑不决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掉了。
1911年10月，爆发了埋葬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武昌起义。青年毛泽东为形势所鼓舞，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他不愿当学生军，而是加入湖南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在当兵期间，他把每月7元军饷中的大部分都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虽然这仅是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所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却很有兴趣地同士兵们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但响应者寥寥无几。
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相继宣布独立，不久清王朝宣布退位。虽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即被被袁世凯所篡取，但当时的毛泽东却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便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是青年毛泽东开始形成、确立人生理想的重要阶段。1915年9月，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提出治学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此前的一封信中，他还提出“齑其躬（即便是自己鞠躬尽瘁）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提出确立人生理想，必须要首先找到真理，然后再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①。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对什么才是他所要真正寻找的真理尚不很清楚，但他提出要为人生确立一个正确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而不懈奋斗的思想却是十分正确的。
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做的另外几件带有政治色彩的事情有：反对当局的媚日外交，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恢复帝制的复辟丑行，举办工人夜校，成立新民学会等等。在分析中日关系时，毛泽东明确提出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并不会改变日本军国主义既定的侵华国策，并断言：“二十年内，（中日两国）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在得知日本政府强迫中国签定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恢复帝制想获得日本支持准备接受除个别条款外的大多数要求时，毛泽东当即编印并广为散发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本小册子，他在封面上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激昂文字。
长沙当时是工人相对集中的一个城市，在一师附近就有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等几家企业，粤汉铁路的一些职工也常住长沙。为了解决广大工人遇到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的实际问题，一师及附小曾举办过工人夜校，但由于管理不善，没有坚持下来。毛泽东就任校友会总务后，提出要重新举办工人夜校。毛泽东先后三次书写、印刷了大量宣传招生广告，并在街上醒目位置和交通繁华地段广为散发和张贴，还曾请过警察协助散发，但起初几乎无人响应，在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后，毛泽东决定和部分同学一起直接到工人的居住地去进行宣传。在听了毛泽东等人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宣传说明后，工人们的热情一下子被激发了起来，报名十分踊跃，很快就超过了原定的招生规模。工人夜校开设国文、算术和常识三种课程。国文和算术相当于技能教育，而常识则侧重于精神方面。国文内容分认字、短文、便条、写信等；算术以珠算为主，辅以笔算；常识则包括历史、地理、卫生、政法等科目。毛泽东本人给学员们讲授历史课。工人夜校一直继续到毛泽东从一师毕业时为止。通过举办工人夜校，毛泽东对工人的实际生活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建立了同工人阶级的最初的感情。
从1916年起，毛泽东与同学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经常参与讨论的有15个人左右，一共讨论了上百次之多。讨论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他们还逐步认识到了“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于是，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于1917年冬，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大概是受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影响，毛泽东等决定将这一组织命名为“新民学会”。1918年4月，新民学会正式成立，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会章。由于萧子升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经过反复讨论，学会最后决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可见学会成立时是一个改良主义的组织。学会还规定了“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等五条纪律。萧子升被选为总干事，毛泽东等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留学，毛泽东实际主持会务。
此时的毛泽东思想还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主张要从本源处着手，对中国社会做一根本改造。他指出：“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因此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他主张要“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①。另一方面，他此时所说的大本大源，因受杨昌济的影响，主要是指人心，属于思想道德层面的东西。可见，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主张仍然深受着唯心主义的影响。不过，毛泽东强调思想道德对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性，为日后他强调树立起对马列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仰，并用它来改造主观世界、变革客观世界，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新民学会成立三个月后，毛泽东等就发现改良主张的不可取。他们以业师杨昌济先生的经历为教训，深刻地指出：“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2）
1918年8月，毛泽东和一帮湖南的有志青年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首次来到北京。为获取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杨昌济先生推荐，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职责是打扫房间并登记阅览室新到的报刊和来馆读者姓名。与北大教授每月二三百元的收入相比，月收入只有8元的毛泽东，由于可以阅读到各种新出版的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对此工作还是觉得颇为称心。当时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办得非常活泼有生气，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竞相提出，社会活动丰富多彩，给毛泽东以很强烈的新鲜刺激感。毛泽东参加了新闻学和哲学研究会。他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等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演讲，阅读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对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开始有了具体的了解。同时也阅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思想上很有触动。
半年后，湖南的学生相继出国了，毛泽东认为欲改造中国首先必须对本国的情况有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没有一起出国。不久，因母亲病重，毛泽东返回长沙。
返回长沙一个月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毛泽东积极参加并实际领导了湖南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底，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湖南成立了新的学生联合会。6月3日，长沙20所学校统一举行了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6项要求。7月9日，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加强了对湖南各地爱国运动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
毛泽东本人则专心于创办《湘江评论》的工作。7月14日，杂志正式创刊，“以宣传新思潮为主旨”。毛泽东主张要用“平民主义”来“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并明确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当然，此时的他还不赞成暴力革命，认为强权者也是人，如果用强权来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
五四运动的爆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引起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的分歧。胡适和李大钊展开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实质似乎并未有完全清醒的认识，但向来注重解决本源问题的他，很自然地认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①。但是，一贯注重实际的他不但不反对研究实际问题，反而身体力行地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提出了70多个在他看来急需要加以研究解决的实际问题。这说明，此时毛泽东的思想上仍然是矛盾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五四前后，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他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①。
事实正是这样。毛泽东此时正热衷于在湖南搞新村建设这类改良主义的大试验。五四时期，在思想界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还有社会改良主义，如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等。在小生产如汪洋大海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有着很大的传播市场。毛泽东也深受其影响。
1918年6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曾和蔡和森等人在岳麓山脚下建立过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担水拾柴，生火做饭。到北京后，他在《新青年》上读到周作人发表的《日本新村》一文。文章说，新村“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北大学生也曾组织过三个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继续着他的新村实验计划。1919年12月，他把计划中的“学生之工作”一节向社会公开，描绘了他所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病院，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他认为，这一改造中国的“新村”计划，“陈义不高，简而易行”②，收效很快。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计划，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给打破了。于是，他积极投身到了驱张运动中来。皖系军阀张敬尧于1918年3月就任湖南督军后，无恶不作，不仅纵兵抢劫，滥发纸币，强种鸦片，苛索军饷，而且钳制舆论，操纵选举，严厉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湖南人民从心底里发出了“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悲怆呼声。
毛泽东巧妙地利用军阀派系间的矛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他不仅在长沙组织学生罢课，而且还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彬州、广州和上海等地请愿联络，揭露张的统治罪行。他本人也到北京进行活动。在北京，他经过多方联络，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并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成立平民通讯社，起草发出了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等，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
在毛泽东的积极活动下，张敬尧的暴行逐渐为世人所知晓。谭延闿趁势率湘军于1920年6月攻入长沙。但驱张运动后的湖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湖南实行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在长期的武人专政下，中国的情况被弄得太糟糕了，一时还没有总解决的可能，不如“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建设”，等10年20年各省都建设好了，再搞总革命。恰在此时，谭延闿为抵制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巩固自己在湖南的统治地位，并收买民心，也打出了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招牌。但是，毛泽东很快就看出了谭延闿的真正用意，便利用谭的姿态，提出湖南人民所要求的“湘人自治”，是由工农做主，而非“湘人治湘”，由少数人做统治者，把平民当被统治者，当奴隶。要学习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①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关于“湖南自治”的主张，在本质上不过是其新村实验的扩大化翻版。
但是，即便是这种改良主张，也为当权者所不容，赵恒惕就任湘军总司令后，公开对力主湖南自治的毛泽东施加压力，污蔑他破坏秩序。毛泽东由此认识到：“政治改良一涂（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①并指出，驱张和自治都“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而应当明确地树起主义的旗帜，“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②
此时的毛泽东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认识，固然是由于实际斗争的教训所致，同时也与他第二次的北京之行所受到的进一步的思想洗礼有着重要关系。
毛泽东到北京后，曾与当时正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有过频繁的接触。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受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密切关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意留心搜集和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还和邓中夏、罗章龙等一起举办了“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此时虽然对“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③。但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增多，越来越被这一科学真理所吸引，特别是在他到上海同陈独秀会晤后，思想方向更趋明确。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3）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起程前往上海，一方面是同在那里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量由他参与发起成立的“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另一方面为湖南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送行。途中，毛泽东特地参观了孔子的家乡曲阜，还专门去登了泰山。
到上海不久后，毛泽东专门找了陈独秀谈了自己的打算和目前正在做的主要工作，特别是向陈汇报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询陈的意见。性格率真的陈独秀也向毛泽东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考。这次晤谈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他曾回忆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④此后，他对俄国的情况格外关注，并心向往之。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去法国勤工俭学，要去就去俄国留学。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①。
回到长沙后，针对“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的状况，毛泽东决定创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文化。他认为：“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不久，他就和何叔衡等人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因此文化书社很自然地以经营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情况的进步书刊为重要内容。
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湖南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多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到俄国留学。
经过实践斗争的不断磨练并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后，毛泽东逐步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此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②。
此时，留学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中间为今后的选择发生了尖锐的分歧。蔡和森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提出中国必须“要组织党——共产党”，并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而萧子升则“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以教育为工具”。毛泽东接信后，明确表示对萧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③1920年底，回国的萧子升又带来了蔡和森的另一封长信。信中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复信中，再次明确表示完全赞成蔡和森的主张，并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①。
1921年1月初，新民学会召开新年大会，讨论学会今后的发展方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说明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毛泽东并且开始在长沙着手筹建党的组织。
接着，毛泽东便积极投身到改组新民学会、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去了。
陈云也是在经过不断地比较、反复以及革命斗争的洗礼后，才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的。他在延安时曾回忆说：“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②
陈云在颜安小学高小部毕业后，因无钱继续读书，经张子恭老师的推荐，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上海虽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城市，但学徒的生活和工作是极为辛苦的。陈云在发行部当练习生，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长达12个小时。新来乍到的陈云每样工作都得从头学起，什么脏活重活都得干。陈云只能在干完工作后，才有时间研读当时出版的各种进步书籍。
同在湖南的毛泽东一样，一开始陈云也无法分清哪种思潮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在舆论界有一些人为了迎合读者的心理，不断在书刊上贩卖一些来自域外的舶来品，意图执思想界之牛耳；还有一些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竞相组织各种党派社团，混淆视听；有些军阀如吴佩孚也乘机表示倾向激进，骗取民众的支持。而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宣传中却常常要受到反动政府的限制和阻挠，阵地不可能一下子打开并迅速扩大。再加上在当时的中国，孙中山先生由于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仍继续坚持奋斗，其愈挫愈锐、不断进步的可贵品格、巨大的政治威望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仍在国人的脑际中萦回。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青年在确立思想信仰时，难免出现举棋不定的困惑。
陈云经常到上海通讯图书馆阅读进步书籍。上海通讯图书馆是由进步青年应修人和楼适夷创办的友人读书团体，参加者要将自己的图书拿出来供他人阅读。陈云在那里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书籍。通过阅读进步书籍，再加上实践斗争的锻炼，陈云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比三民主义、国家主义等更有道理，更科学，便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由于共产主义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人们一旦在经过比较、反复后确立了对它的信仰，就会显得异常坚定。陈云与毛泽东就是这样，自从他们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后，不管遇到什么曲折，就终生都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高度重视农民问题（1）
事实上，早在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发起组时，就将长沙和北京、汉口、广州等一起列在了自己的建党计划中。11月，陈独秀正式写信给毛泽东，委托他在长沙建立党的组织。经过慎重准备，毛泽东等改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此前后，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也相继成立。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为统一的全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成熟的条件。1921年6月底，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应邀赴上海出席党的一大，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会上担任记录工作。
会后，毛泽东返回长沙，一面积极着手建立党在湖南的基层组织，一面发动工人运动。到1922年5月，湖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已有中共党员30人，并建立了中共衡阳和安源等党支部。毛泽东还积极着手在湖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工人运动方面，毛泽东于1921年10月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作为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组织机构。此时，在湖南工人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组织是成立于1920年11月的湖南劳工会，创始人为黄爱和庞人铨。但该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只重视经济斗争。毛泽东认为，应当积极争取湖南劳工会，提高它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水平。经过努力，黄爱和庞人铨表示同意接受改组，并请毛泽东协助主持会务。对湖南劳工会的成功争取，很快就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1921年底，长沙一万多工人发动了罢工斗争。在成功改组湖南劳工会后，毛泽东又先后领导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并组建了长沙泥木工会、人力车工会、笔业工会、理发工会、缝纫工会、铅印活版工会等组织，并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斗争。
为了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的罢工斗争，他不仅委派李立三和刘少奇到安源进行组织发动工作，而且亲自多次来到安源进行现场指导。经过周密的准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于1922年9月正式发动，经过5天的激烈斗争，罢工斗争取得胜利。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一系列工人罢工斗争，引起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视。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党的工作时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得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做得很好。①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出色地组织领导了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毛泽东不仅被选为中央局正式委员，担任中央局秘书，而且被调到中央工作，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中共三大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毛泽东完全赞成这一决定。1924年1月，旨在实现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被孙中山提名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除广东根据地以外的最重要的机构，统管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的党务工作。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等分任各部部长。共产党人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等也在各部负责实际工作，毛泽东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当时社会上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国共群英会”。不久，毛泽东赴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为了克服以往国民党不重视宣传工作的缺点，他大力充实宣传部的人员配置，先后将萧楚女、沈雁冰等人调进宣传部。宣传部一时人才济济，有“人才内阁”之称。
为了维护国共合作局面，毛泽东始终坚持与国民党右派分裂势力进行坚决斗争。这种斗争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显得更为频繁与艰巨。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人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主张通过不断退让来维持国共统一战线的存在，面对国民党右派的不断进攻，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这进一步助长了国民党右派分裂活动的迅速加剧，结果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国民党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其他地方军阀也相继发动反共事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人和进步革命群众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
中共三大后，毛泽东在工作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逐步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组织领导农民运动上来了。不过，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的，毋宁说他起初对农民运动尚不够重视。比如，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于1923年初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当时曾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曾提出过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他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此，他认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①
1924年12月，毛泽东回湖南一边养病，一边在当地领导农民运动。他在韶山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骨干分子加入党组织，随后又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当时，韶山地区遭遇大旱，可是当地的土豪劣绅却将米谷偷偷运往外地以牟取暴利。毛泽东决定召集中共韶山支部和农协骨干分子，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迫使地主开仓平粜。经过斗争，地主被迫开仓平粜。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高度重视农民问题（2）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被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惟有首在解放农民。”①二大后，毛泽东就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的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毛泽东在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中来。他亲自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他在讲课时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②
1926年，毛泽东开始编印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9月1日，第一辑正式出版。毛泽东在为第一辑出版时所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③
1926年10月，毛泽东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首先是制定并落实《目前农运计划》，力图对全国的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其次是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于1927年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严厉批驳了党内外关于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是“惰农运动”、“痞子运动”、“糟得很”等的错误论调，热情支持各地农民运动的开展。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①。
毛泽东的这一看法显然超过了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认识。因为就在此前的7月份召开的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还规定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能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这篇2万多字的文章后来被编成小册子公开出版。瞿秋白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瞿还称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其后，毛泽东继续站在农民运动的前面对它进行指导。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也随国民政府一起迁到了武昌。毛泽东提议农讲所应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办理，并扩大招生规模和范围。这一提议获得了国民党中央的同意。武昌中央农讲所的《规约》中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②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制造的七九式步枪，每天训练2小时。“四一二”事变后，增加到每天4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一次。毛泽东的这一做法在党内是颇具独创性的。这些受过训练的学员，日后有不少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分子。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和邓演达等一起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对农民宣言案》。全会通过的《对农民的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③。毛泽东强调，解决土地问题就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决。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①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和武装问题的重视，为开辟中国革命新路，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探索。
同毛泽东一样，陈云也是在先从事工人运动后，再逐步认识到发动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的。
陈云曾回忆说：商务印书馆是他在那里“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②。的确，陈云在进入商务印书馆后不久，就积极投身到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去。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枪杀工人党员顾正红，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怒。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举行罢工斗争，抗议日本帝国主义镇压、迫害中国工人的血腥罪行。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演讲和示威游行，遭到英租界巡捕的枪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更为强烈的义愤。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浪潮爆发了。
陈云和商务印书馆的进步青年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陈云除了积极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外，还主动参加了上街义务叫卖《公理日报》的活动。《公理日报》是由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醒狮周报社、学术研究会、上海通讯图书馆、孤军杂志社、太平洋杂志社、妇女问题研究会、中华学艺社、中国科学社上海分社、中华农学会、文学研究会、上海世界语学会等12个团体的代表组成的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创办的一份报纸，目的是如实报道帝国主义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的罪行。
每天天刚亮，陈云都会准时出现在上海的街头，义务叫卖《公理日报》。由于报纸敢说其他报纸不敢说的话，客观报道事件真相，在市民中影响日益增大，加上义务售卖工作搞得好，很快就使发行量猛增到2万多份。
为了支持工人和学生的爱国运动，陈云还积极参加馆里搞的募捐活动。在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先后捐出了1000元给上海总工会，5000元给上海临时济安会，转给了罢工工人和学生。陈云等还上街举行了募捐活动。
由于陈云的出色工作，1925年6、7月间，他被吸收为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党团成员，负责发动和领导商务馆的工人罢工斗争。那时的商务印书馆，用工制度不健全，馆里经常录用工资低、精力足的年轻工人，而对年纪大的工人则经常辞退，致使其生活无着。
为了维护工人的合法利益，陈云决定发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进行罢工。他把罢工的时机选择在新学期到来前夕、正是以经营学生用品为主要获利来源的商务馆效益最好的时刻。他经过反复思考和深入分析，认为选择这一时期，罢工斗争容易获得成功。针对一些工人害怕罢工失败、丢掉饭碗的顾虑，陈云分析道：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普遍高涨，这为罢工获得社会同情和支持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学期即将来临，正是资本家赚钱的大好时机，这个时期罢工，老板必然要考虑到防止生意被同行抢走，因此，只要工人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取得罢工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事实正是这样。经过深入、细致的动员和准备，商务印书馆临时党团决定成立了以陈云为委员长的临时罢工委员会。委员会决定首先发动发行所职工进行罢工，并成立了以陈云为委员长的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1925年8月22日，发行所职工举行罢工。接着，印刷所、总务处职工起而响应。当晚，总务同人会、发行所职工会、印刷所工会决定采取联合行动，成立罢工执行委员会，陈云再次被推举为委员长。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高度重视农民问题（3）
在陈云的统一组织、指挥下，罢工工人成功地抵制了资本家分化拉拢、破坏罢工的阴谋。罢工斗争坚持到27日，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们提出的所有要求：成立全馆工会组织、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废除包工制、优待女工和学徒、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陈云的坚定意志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引起了商务印书馆党组织的高度重视，经商务印书馆党员董亦湘、恽雨棠的介绍，陈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推选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执行委员，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陈云虽然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但他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也逐渐深刻地认识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要想最终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必须大力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革命。早在1926年7月，陈云就在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编的《职工》杂志上发表《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指出：“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80%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现在虽然在很少的几处有了农民协会等组织，不过还没有出现急进的趋势。但是，中国农民不是柔弱的，是富有革命性的。”①
在这篇文章中，陈云还指出，农民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但如何把成千上万的农民组织起来，又如何训练已组织起来的农民，把他们引上正轨，使之和全国工人、学生、小商人及一切革命分子同在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下面去做民族运动的工作，这是很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农民起义（1）
相继领导发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农民起义，探索中国革命新路在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帝统一战线后，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破坏，陷入低潮时期。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毛泽东和陈云分别在湖南和上海农村发动了农民起义，并开始对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回湖南后，经过调查研究，确定了五点暴动纲领：（1）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2）组织工农革命军；（3）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4）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5）组织工农兵苏维埃。这些纲领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已经根据形势的发展，抛弃了此前的一些不切实际的主张，放弃了继续打国民党旗帜的做法，纠正了只没收大地主土地而不动中小地主土地的错误认识。此外，在暴动范围上，毛泽东改变了原先要在全省全面发动的主张，决定只集中于湘中地区；在起义所依靠的力量上，毛泽东改变了原先只注意农民武装而不重视争取正规军的安排，决定大力加强争取正规军的工作。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创新精神。
经过周密准备，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了。起义部队原准备向长沙进军，但毛泽东在对形势做了深入分析后，认为起义军已无法按原定计划行动。一是起义部队在反动军队的进攻下，加上没有来得及进行教育整编，官兵的思想觉悟不高，目的性不明确，一遇到困难和挫折，开小差的特别多，人数很快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多人；二是长沙的敌人守备力量很大。所以，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在文家市召开部队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将起义部队向南转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但在部队南下转移途中，由于遇到国民党军队的尾追阻截，有的战死了，有的开小差，损失很大。一些长官受旧军队影响，随意打骂士兵，部队的战斗力不强。9月29日，当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时，终于得以暂时摆脱敌军的尾追，当地又没有地主反动武装，起义军得到了自秋收起义以来的第一次从容休整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所剩不到1000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接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班设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三湾改编，逐渐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成了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接着，毛泽东得知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面积约有4000平方公里。这里在大革命时期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较好；远离中心城市，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进可攻，退可守；周围各县的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便于筹集给养。于是便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地区开进。
井冈山上原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在当地人民中有一定影响。为了能在井冈山地区站稳脚跟，必须取得袁文才、王佐的支持。经过反复做工作，毛泽东终于成功地说服、改组了袁文才、王佐的原有武装，使之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毛泽东在领导工农革命军同反动军阀的作战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常常陷入被动地位，因此他适时地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这就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是人民军队同历史上所有旧军队的根本区别所在。1928年1月间，毛泽东又概括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妥善地处理了革命军队同人民群众的相互关系，是人民军队能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最终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
到1928年2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迅速发展到一个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革命政权及赤卫队和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土地改革也开始了试点，并取得了初步经验。一个初步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建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4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根据中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朱毛两部会师后，加上对地方武装的整编，军队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由原先的1000多发展到6000多，战斗力也明显增强，根据地面积很快发展到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50多万，进入了边界的“全盛时期”。毛泽东和朱德在总结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实践出真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开辟，为毛泽东革命根据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1928年10、11月，毛泽东先后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文章，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指出，井冈山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根据地是主要依托，土地革命是主要内容，三者相辅相成，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也就无法保持。井冈山地区地狭民贫，红军人数的骤增，给筹集给养带来了困难；反动军队的多次进剿，更加重了根据地人民的困难程度。为了扩大红色区域和红军的影响，粉碎敌人的联合会剿，红四军决定彭德怀率部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出击。
1928年11月，红四军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来到井冈山地区，同朱毛红军实现会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井冈山根据地成了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色武装。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农民起义（2）
1929年3月，朱毛红军攻克福建西部地区的长汀县城。正在这时，国民党统治营垒内部发生重大分歧，蒋桂战争一触即发。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军事进攻下，已告失守。于是，毛泽东、朱德经过对形势的深刻分析，决定在赣南闽西20多个县的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不久，蒋桂战争正式爆发，朱毛红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很快在赣南地区造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这时，红四军内部围绕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在主要领导人之间出现了较大分歧。一些人认为，四军中的前委权力太大，主张设立军委以分散其过度集中的权力；另一些人则认为，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军队指挥需要集中，没有必要再在前委之下另设军委。由于争论涉及到两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前委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解决问题。大会所做的决议虽然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却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反对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认为毛泽东的领导存在家长制倾向，决定给予毛泽东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并将其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一职改选掉了。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养病。
红四军七大后，由于受极端民主化思想的影响，无论大事小事，都要拿到会上去讨论，并且往往是议而不决，严重地影响了军事活动的效率。不久，陈毅赴中央汇报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情况，红四军召开八大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但没有成功。中共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明确指出毛泽东在政治上是“比较正确的”，并决定由陈毅执笔代表中央给红四军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来信”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红四军要维护朱德和毛泽东的团结，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从而为不久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成功解决党内分歧，纠正各种不正确思想提供了重要条件。
1929年12月底，在中国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由于会前主要领导人已形成共识，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重要文件，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常称为“古田会议决议案”，毛泽东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关于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战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必须同时负担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因此，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
关于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指出，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要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的观点以及个人主义的错误倾向，党的决议一经通过，要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党内要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干部要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关于红军中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决议规定，在地方政权没有建立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等，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决议批评了将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关于红军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及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
关于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指出，在红军内部，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在军政关系上，军队要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军队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问题。这一决议后来在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实行了，大大加快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进程。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积极着手在具体工作中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并花了很大力气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在对社会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他于1930年5月发表了《调查工作》（公开发表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响亮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文章严肃地指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的时候，一定要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需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①一个多月后，他在起草的一个通知中又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样就把前一个口号说得更完全、正确了。
1930年6月，中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兼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8月，红一军团又与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兵力达3万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总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时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毛泽东任主席。
从1930年10月底到1931年10月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采用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相继打破敌人发动的三次反革命围剿，使长期被分割的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块，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下辖28个县，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9多万。
通过大力开展武装斗争、土地改革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观点已经形成，从而也就把中共“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了。从红军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了明确而又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从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
1937年5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实践论》等哲学论文中，更是将上述认识上升到哲学高度加以论述，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后所实现的第一次飞跃而出现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已经产生。
当毛泽东在湘赣边界、赣南闽西从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积极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取得重要理论成果的同时，陈云也在家乡青浦一带从事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农民起义（3）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云已无法继续在商务印书馆从事革命活动，受党组织的指派，陈云返回家乡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同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告别时，他说：“我此去一不做官，二不要钱，三不妥协，只为了要跟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求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针对搞革命所可能遇到的危险，他乐观地写了一首打油诗：“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表示了不怕牺牲、献身革命的坚定决心。
陈云是在1927年10月初返回青浦的。当时的青浦，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遭破坏，不少党员被迫向外地转移；农会组织也停止了活动，骨干分子有的远走他乡，有的倒向了国民党一边。大革命时期被赶跑了的大地主，纷纷卷土重来，农民群众又陷入了苦难和悲惨的境地。
陈云返回家乡后，决定从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重新建立党的组织，恢复和发展农会工作入手，逐步推动其他工作的开展，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他联系上了出狱后仍在青浦地区开展地下斗争的中共黄渡特别支部书记夏采曦，召开了东乡党员会议。在会上，陈云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江苏省委的指示，分析了发动青浦秋收起义的有利条件和行动策略。陈云认为，青浦地处苏州、嘉兴、上海三角地带的中心，位置十分重要。青浦东乡与岗山、嘉定相接，东乡农民的抗租斗争如能和嘉定外岗地区农民的“五抗”斗争联合起来，则可切断沪宁铁路，支援苏州、无锡地区的农民暴动；青浦西乡的小蒸，紧靠沪杭铁路一侧，是松江、金山、青浦三县交界处，如能和松江、金山农民斗争连成一片，就可切断沪杭铁路，支援浙江及浦东地区的秋收暴动，并可以配合上海的工人运动。会议经过讨论，大家对陈云的分析表示赞同，决定从东乡的观音堂和西乡的小蒸入手，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斗争，进而组织农民进行暴动。
会后，陈云来到小蒸，同当地的共产党员一起，为发动秋收暴动做准备工作。他们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进行积极串联，向农民宣传抗租的意义和翻身闹革命的道理。一开始，他讲些大城市的见闻，讲一些历史故事。陈云将小时候听说书先生讲评弹故事的技巧用到了向农民宣讲革命道理的工作上来。由于他讲得绘声绘色，乡亲们听得津津有味，参加的人越来越多。然后，陈云再讲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讲地主剥削、官府压迫，启发农民的觉悟。接着又讲道：地主怎样剥削农民，有多少种方式；究竟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还是地主养活了农民；农民为什么会世代受苦。他说：农民贫困的根源是没有土地，被迫租地和借高利贷。农民只有组织起来，同地主豪绅斗，打倒地主豪绅，实行耕地农有，进行抗租抗息斗争，才能有饭吃，有衣穿，挖掉穷根。陈云还经常利用农民上街赶集、到庙会祭神的机会，向农民发表演说，集中宣讲革命道理。
在农民觉悟逐渐提高的基础上，陈云着手恢复了农会组织，并发展其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领导农民抗租抗税。1927年11月，江苏省委任命陈云担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下辖小蒸、枫泾、观音堂三个区委，统一领导青浦县的农民运动。农民抗租抗税斗争的不断高涨，使得地主无法收到租税。他们便请求官府出面，用武力迫使农民交租。为了巩固农民已经取得的抗租成果，陈云决定组建农民武装，发动农民进行暴动。
他带领农民军处决了7个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但对团防局（地主武装）却采取了缴枪不杀的政策，既避免了硬拼带来的损失，又有利于对地主豪绅进行分化瓦解，并在打击地主豪绅气焰的同时，削弱了地主的力量，农民武装也得到了壮大。在小蒸抗租斗争结束后，陈云又转到江浙交界的枫泾一带领导农民暴动。搞农民暴动随时都有可能付出牺牲，陈云却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勉励同志们说：吃官司是到外婆家走亲戚，枪毙是告老还家，有何可怕呢？
1928年夏，陈云组建了中共松浦特委，领导了奉贤县的农民暴动。1929年，他担任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两次到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地巡视，并亲自领导了天宁寺的抗租斗争。不久，陈云进入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先后任省农委委员、农委书记、江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由于在领导农民暴动和发动工人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杰出组织才能、坚定沉着的意志品格、不怕牺牲的非凡胆略，再加上工人出身的有利背景，陈云在1930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开始进入中央领导层。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正式委员。
5.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云和毛泽东一样，都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先后受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瞿秋白“左”倾错误统治中央时，曾派代表到井冈山根据地，指责所实行的政策太右，烧杀不够，没有执行中央确立的使有产变无产，再强迫革命的“左”倾政策，受到毛泽东等的坚决抵制，由于瞿秋白错误统治中央时间不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刚刚开辟，因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大。
李立三错误统治中央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更带有理论色彩，加上此时中共中央同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系加强了，因此，造成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1930年6月11日，立三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一样已处于大决战的前夜，出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同时他坚持“城市中心论”，说“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并批评毛泽东坚持“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和“狭隘的游击战略”，执行了一条与中央完全不同的错误路线。①6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指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指责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来信要求：“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②
中央决议和来信送到红四军后，毛泽东等不得不命令红军向南昌、九江等大城市进发，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发动进攻。但在进军途中，毛泽东获得准确情报，得知南昌守敌已加强了防御工事的修筑，红四军如果发动强攻，不仅难有取胜的把握，而且还会有陷于被其他敌军夹击的危险。于是，毛泽东命令到达南昌外的红军隔赣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
一、三军团会合前，三军团曾利用长沙敌军被调往湘南抗击新桂系北犯之机，攻克过长沙。一、三军团会合后，实力有了增强，于是又有不少人提出要向长沙再次发动进攻，毛泽东只好命令军队进攻长沙，但在围攻16天后，仍无法取得突破，只得撤出战斗。但是，“左”倾中央仍然要求一方面军进攻南昌、长沙等大城市，军队内部也有人附和，毛泽东总结了两次攻城失败的教训后，经过耐心工作，终于说服了中央代表和军队内部的许多领导人同意不向大城市发动冒险进攻。在反击敌人的三次“围剿”作战中，部分军事领导人受“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认为退却是消极保守，主张跟敌人硬拼。毛泽东做了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使大家接受了自己的正确主张。后又反驳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等主张将红军撤离根据地的错误意见，坚持将红军留在根据地，充分利用根据地给养便于筹集、伤病员利于安置、能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等有利条件，打破敌人的围剿，终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连续胜利。《反对本本主义》更是一篇从思想路线高度反击“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充满激情的战斗檄文。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农民起义（4）
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中央后，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时间更长，损失更大，后果也更为严重，毛泽东同它的斗争也就更为尖锐、艰巨和持久。
“九一八”事变后，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人却错误地把日本侵华战争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们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和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荒唐地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要用主要力量对它加以打击，并且把反对他们这些错误主张的做法一概指责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反对他们上述错误主张的代表人物，因此，必须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于是，毛泽东成了他们重点批判和打击的主要对象。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指责毛泽东关于“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主张是模糊了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在根据地建设上，他们指责毛泽东犯了右倾保守的错误，要求中央苏区“在最短的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一起“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迅速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在军事方面，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①。
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毛泽东被排斥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只是由于周恩来等的坚持，毛泽东才得以继续留在军队中参与军事指挥事宜。他坚决反对“左”倾领导人强令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南昌或抚州、吉安、赣州等的错误主张。在被迫强攻赣州失利后，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发展。1932年3月底，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等率领红军东路军向闽西挺进，并取得了攻打漳州战役的胜利。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再一次受到了“左”倾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认为是他的“狭隘经验论障碍（中央）新路线的执行”，犯了“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而我们“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所采取的“进攻的外线作战”是完全“正确的”①。毛泽东的据理反驳，更进一步地激起了“左”倾领导人的愤怒。1932年6月，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但“左”倾领导人提议周恩来任一方面军总政委，意在排斥毛泽东。周恩来力辞这一提议，坚持由富有战争经验的毛泽东担任总政委一职。
鉴于不懂前线军事情况的“左”倾领导人却一再对前方的军事行动进行瞎指挥，并屡屡招致严重损失或延误军事行动的不利状况，1932年8月，毛泽东在出席苏区中央局会议时明确提出，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成立了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等为成员的前方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会后，决定由毛泽东兼一方面军总政委。
但是会议刚结束，激烈的争论又告发生。“左”倾领导人对一方面军在取得乐安、宜黄战役胜利后未能再继续扩大战果而是主动撤出战场进行休整，寻机再战的做法感到异常震怒，在一再督促均未有结果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彻底解决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32年10月初，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会上“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不同意红军无条件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的多数人批评毛泽东对中央确定的“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是“守株待兔”，他对中央的批评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会议决定调毛泽东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前方的军事行动由周恩来负总责。尽管周恩来一再主张留毛泽东在前线一起负责战争指挥，但因毛泽东感到中央局对他不能全权信任，便以“养病”名义请假返回后方，只是在临别时向周恩来表示，如前方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回来。不久，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为肃清毛泽东“右倾错误”的思想影响，“左”倾领导人在福建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军队中则把萧劲光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加以批判。当时的情况正如博古后来在中共七大上所说的那样：“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①
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顶住压力，将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上来，以此为反“围剿”战争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同时着手进行查田运动，纠正“左”倾失误，巩固土改成果，加强革命根据地建设。他分别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我们的经济政策》两篇对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而且对当时根据地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他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因此，那种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是明显错误的。但在战争尚在紧张进行的情况下，“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围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革命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②他还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③毛泽东还特别提出要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说：“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云也是一位与“左”倾错误进行过艰巨斗争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由于“左”倾领导人的盲目指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陈云任改组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1933年1月，陈云和博古、张闻天等人一起由上海经广东、福建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此时，由上海迁来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既领导苏区的工运，也领导全国的工运，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党团书记。
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很快就发现苏区各方面工作因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处理好工人与雇主的关系以利于经济的发展上②。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不顾根据地产业不发达的现实，借口保障工人利益和工会权利，照搬苏联劳动法的有关条文，规定：除每周休息一天外，工人每年连续工作6个月以上者，至少有两个月例假，工资照发。除新年、五一放假外，其他几个纪念日均放假一天。还规定，雇主除支付工人工资外，还要支付全部工资额的10%～15%作为社会保险基金；雇主要发给工人工作服、手电筒、牛乳等劳保用品；工人参加社会工作，无论时间久暂，都不得克扣工资；工厂要出资建造工人宿舍，无代价地分给工人及其家庭，等等。这些规定都是雇主难于接受的。此外，在税收、企业管理等方面，还有一系列不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实行这些政策的结果，产生了消极后果，苏区一度出现了不少私人企业纷纷倒闭、失业工人增加、师徒关系对立、学徒大量减少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象。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农民起义（5）
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陈云还了解到，苏区的工人运动中不仅存在着“左”的倾向，而且也存在着右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有些地方，忽视职工的积极性，忽视职工的利益与愿望，对职工运动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有的领导不深入基层，不深入职工，不注意改善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引起广大职工的不满，低估甚至无视职工的政治热情，不去积极领导、组织工人运动；不问各个企业、商店、作坊的实际情况，千篇一律地提出同样的要求与纲领。
陈云在发现了这些问题后，不顾“左”倾领导人的反对，于1933年4月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9期发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对上述“左”右两种倾向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他指出，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只能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因而，是一种极端危险的错误倾向。至于右的倾向，它也将妨害工人积极性的发挥，妨害工人和工会之间的联系，造成苏区工人运动缺乏生气，无法深入发展。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与党在苏维埃运动中正确的路线不能并立的。党必须清楚地估计到，工人经济斗争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对于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莫大的危险。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地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在每个斗争中去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动工人参加苏维埃建设和革命战争，以巩固工农的联合和无产阶级在这一联合中的领导权，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是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①
陈云指出，要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首先，党和工会必须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要使工人了解，不彻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因此，要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其次，必须纠正官僚主义。要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审慎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不能不顾实际情况，不体现出各个企业的不同工人的具体要求，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不能满足于形式上召集了几次群众会议，也不能满足于群众已经举手通过。签订集体合同，不能只是由工会机关自上而下地提出，而要自下而上地提出，反映工人最迫切的要求。这样的合同才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并使群众有决心为实现他们的这些要求而斗争。第三，要审慎地去考察资本家怠工与否，分别各种情形执行不同的策略。领导工人坚决地反对在经济上故意停止营业、破坏苏维埃经济的资本家，监督店铺、作坊的生产和经营。对于确实因为没有来货，无货可售，或生意清淡，店铺、作坊将要倒闭的资本家，工会应该领导工人要求他们继续营业；同时应该领导工人在自愿的条件下，减少一部分工资，以企业不致倒闭为度。某些企业不能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应该取得工人的同意，用增加额外工资的办法来补偿额外工作的时间。党和工会只有这样去了解实际情形，给予各种工人以具体的领导，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工人的信仰，团聚群众于我们的周围。第四，在斗争方式上，要克服不发动群众、命令群众的错误。他认为，无论是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逮捕资本家、戴高帽子游街，还是举行总同盟罢工，都是脱离群众的表现。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在于不了解每个工人的日常斗争必须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依靠群众的斗争积极性；举行总同盟罢工，不但妨碍商品流通，妨碍红军的作战行动，而且会被资本家利用来反对工人的斗争，对苏维埃政权实行经济怠工。因此，这种总同盟罢工，不但是斗争方式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极大错误。最后，在斗争的战术上，必须分裂资本家的团结。每个商店、作坊的工人斗争，应该依据本店的资本家的经济状况来进行。同时，工会应该组织同业的和各业的工人，用开会、慰问、示威、包围等各种同情援助的方式，来提高阶级团结的情绪，组织阶级团结的力量。
陈云对“左”倾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引起了苏区其他领导人的重视。继他之后，张闻天、刘少奇等也纷纷发表文章，批评苏区工人运动和经济政策上存在的“左”倾错误。1933年4、5月间，全总苏区执行局召开中国农业工人和店员手工艺工人代表大会，检讨了在过去的工作中千篇一律地照抄和机械执行《劳动法》的错误；明确了应当灵活运用《劳动法》，根据企业的特殊情形，订立合同；指出把资金集中于工人管理，学徒对师傅要求过高和举行同盟罢工是错误的。会后，各业工人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劳动合同，逐步纠正了经济斗争中的“左”的错误。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重新颁布了经过许多重要修改、比较适合苏区实际情况的新《劳动法》。
《毛泽东与陈云》　第一部分 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1）
毛泽东和陈云在从事革命活动之初，都没有到过苏联，因此不可能像王明等人那样，获得共产国际先入为主的好感，并在国际的支持下，几乎是一步登天地爬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毛泽东和陈云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是通过各自的艰辛努力才获得的。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最初关注，始自于毛泽东在湖南从事建党活动时。1921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改组国民党事宜。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马林一行，并请马林“花了一个晚上”给湖南劳工会的负责人黄爱和庞人铨讲了“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马林随后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讲了他在中国所做的沿途考察的观感，特别提到了湖南长沙的情况。他写道：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来说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年12月底举行了罢工①。这一报告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所做的较为扎实的工作。此后，毛泽东积极赞成共产国际提出的用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也获得了国际代表的好感。
毛泽东再次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是在他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这篇报告由于抵制了陈独秀等人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国民党右派的污蔑，无论是在中共党内还是在共产国际都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1928年底，共产国际东方部从中共中央政治局送给它的一份报告中得知，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之下，党在各地的工作都处在严重的困难之中，而惟独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数县的根据地，形势很好，不仅逐渐纠正了下级的盲动主义，而且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于是，毛泽东的名字开始在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上频繁出现。据有关统计，从1929年到1936年初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名字在《真理报》的各种重要文章中，差不多出现过60次之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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