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即8月19日，毛泽东宣布说：“现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他对河南等地的“创造”一锤定音：“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
一开始，他还想慢一点，“先搞试点吧”。但是如同1956年一样，车轮一动，下面就层层加码，车速越搞越快，挡都挡不住。到1958年9月，风起云涌，才个把月时间，全国就冒出了两万多个人民公社，90％的中国农民都成了公社社员！
惊人的相似，又出现了1956年那样的情景，又是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庆祝，又是群众代表慷慨激昂上台表决心，说伟大领袖路引得好，“千年的理想实现在今朝”，口号震天。
当心有狐疑的毛泽东匆匆从北戴河赶回中南海时，各省红彤彤的“报喜”早已摆满了他的案桌：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中国就提前“进人共产主义”了！
人们的热情使他失去了惯有的谨慎。他太高兴了，说：“我们叫高山低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头，它敢不低头吗？我们叫河水让路，它敢不让路吗？”
一语之下，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近亿人上山找铁矿，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大炼钢铁。中华大地上高炉林立、火光冲天、通宵达旦。领袖与人民“共同上阵”，盲目狂热．却又干劲冲天。
这里，工业钢元帅升帐，那里，农业频传“捷报”。
“稻谷亩产三万斤！”
“徐水县小麦亩产12万斤！”
“一颗大白菜重500斤！”
少年时代就在田中割禾、插田的毛泽东，会不知道稻谷亩产三万斤，就得把稻谷在一亩大的田里垫儿寸厚？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好，好”，他却笑着，甚至在公开场合说只要有了人，“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有些问题一直让人不解，这此明显的浮夸怎么能逃过这位一贯“精明卓绝，洞察秋毫”，曾经战无不胜的统帅的眼晴呢？
其实，毛泽东心里比谁都清楚。中国没有先进的科技，没有现代的设备和资源准备，只有个优势——六亿人口。失去了群众，拿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所以一定要保护群众的热情，哪怕有些话说过了头，有些事做过了头，也得把劲“鼓起来”而不是“打下去”!
当然，他又不愧是有过长期指挥作战经验的统帅，在热烈鼓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热情的同时，他的头脑却始终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冷静。
在河南，他问跟着他摄影的胡秀云：“小胡，你说说，这事情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他想，自己身边的人，说的应该是真话了。
“你们到农村走过的啊！人民公社到底怎么样？”他显得有些着急。
“我也说不清”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倒是挺高兴的，吃大食堂了，不用做饭，解放了。”
“你是不是也给我吹牛啊？”毛泽东看着胡秀石，有点不信，“大锅炒的菜，就是不如小锅炒的香嘛。群众会喜欢？”
事情太大了，年轻的胡秀石也拿不定主意，她不知道毛泽东到底是要她说人民公社、大食堂好，还是要她说不好。
“我……也有点纳闷，”胡秀石说，“怎么晚上亩产还是400斤，一到早
133
134 大逃港
晨．就成了1000斤了？”
毛泽东望了一下旁边主管农业、此时也被铺天盖地的喜报数字弄晕了头的谭震林和廖鲁言说：“你们查查，有这么高吗？这到底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啊？”①
实际上，毛泽东对自己也没有十分把握。他决定亲自出去找他的老同学，老同乡、老同事了解情况，盼望能听到些反面的话。往下一段时间，他到过许多地方，包括上海、安徽、湖南，等等。
应该说，如果沿着这条路再走下去，他总可以有机会探寻到问题的本质。
不少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常常会提起发生在这段时间中的毛泽东与老友李达的会见。
谁知一到武汉，两人一见，竟然发生了顶撞。李达进房劈头就问：“润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他指的是湖北鄂城县委门口贴着的一张标语。
毛泽东一愣，怎么问这个？虽然是一张标语，点到的可是中国问题的要害，即他最关心的“群众热情”。
“那要看怎么看。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如果讲的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有些不悦，“就是有道理的。”
李达是个认真的人：“这是哲学上的错误啊！这样把群众热情捧到天上去，脱离了实际，国家不是要乱套了吗？”他急于要改变这位“亲密朋友”的看法，以免“下面太热”，祸及黎民。
“如果现在谈两重性，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李达变得更加激动。
毛泽东也不相让了：“肯定又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
李达说：“现在人们头脑发热，主席（他不称润芝了）你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中国就会遭难了！”
“遭难？谁遭难？”毛泽东愣了一下，他想发火，但忍住了。
一看势头不对，一旁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赶忙过来打圆场：“二位不要争了，这个标语由省委负责去处理好了。”
毛泽东缓缓吐出一口烟，轻轻把烟灰弹进烟缸里，他已经不言语了，看
——————————
①《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贞。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了一眼脸还涨红着的李达，他选择缓和。
但倔李达还要进攻：“不行，要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意思是让毛泽东的思想转过弯来。
什么？毛泽东吃辣椒的性格，一下子被激活了！难道要我毛泽东认错？要我向你作检讨？太过分了！
有学者曾经指出，研究毛泽东不能不研究毛泽东这个“人”。就是说研究他的特殊的性格，一种湖南人的，从曾国藩“扎硬寨、打死战”就开始了的“宁折不弯，越压越倔”的性格。
李达也许没好好想想，他与毛泽东辩论时，是什么环境。
北面，几千公里之外，那个一年前还相约“共同超越美英”的社会主义盟友——赫鲁晓夫，在各种场合不点名的讥笑毛泽东的“承诺”是“一张废纸”，是“小资产阶级狂热”。
东南面，那个被压缩在台湾的，曾是他手下败将的蒋介石，隔着海放言“共产党自乱其局”，讥笑毛泽东“根本不懂经济”。
历史，这时正把所有的讥笑、所有的批评、所有的压力，包括善良人们的规劝，都集中到这个“不信邪”的人身上。
李达铁骨铮铮的“进谏”恰得其反！
迎面而来的真理之风，反与这位钢铁般性格的领袖擦身而过！
毛泽东登上了火车，迎着扑面而来的真理之风，告别了武汉、告别了长沙、告别了那些唠叨的亲人、朋友，不会再回头了！
他将更加坚定、更加顽强地在自己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要干出个样子来，让一切支持或者反对他的人看！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三辆高速的列车——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他的驱动下，义无反顾地向前狂奔……
多灾多难的中国啊，多灾多难的小民，包括多灾多难的深圳河，它们正在走近那个永铭史册的“苦难三年”。
二、狂热的深圳河
在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县委第一书记王志走上台，发表了豪情激昂的
135
136 大逃港
讲话。宣布“从今天起，全宝安县的人民，已经路上共产主义的通天路了”！
上面的雷声推动着下面的雷声。乘着北方来的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号角在深圳河边吹响了。
1958年5月，宝安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宝安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号召！
照例，在推开运动之前，要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宜传运动。记载称：书记动手，全党动员。所有的宣传工具，包括全县的报纸、广播站、剧团、电影队……全部出动，要掀起一个千军万马的大声势！①
照县委的安排，巴掌大的宝安县要成立一个一万人的“总路线宜传队”,就是说，按计算．每五户就要出一个人，上田头上街头去做宣传员！
宝安县人民加入人民公杜
——————————
①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气势如虹，一呼百应。仅仅开会九天后．上报资料就称，30万人口的宝安县就成立了文艺宣传队290个！从六七岁的娃娃到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30个宝安人中间就要有一个人系上红绸扭秧歌、打腰鼓，搞宣传。
一时深圳墟的街头上，农村的田垄上，村边的大树下……到处张灯结彩，处处红旗招展，万家欢腾。
在强烈的宣传风下，普通干部、群众的脑袋也开始发热，荒唐的事情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了。
最先别出心裁的是深圳镇的人，在面对莲塘村的路边上挂上一条一米多宽、十多米长的大标语：“总路线万岁”。莲塘村的人不相让了，立刻组织百人队伍，在梧桐山头上也铲出了半亩大一个字的“总路线万岁”五字，说让深圳镇的人出门“抬头就吓一跳”!
沙井乡另有新招，命令所有的打渔船都拉上“总路线就是好”、“大跃进万岁”的红幅，开到香港水域去打鱼，让英帝国主义看了“胆战心惊”；还有人说，香港的革命人民看了，年内就会起来，成立一个“香港人民公社”,香港可以提前归还中国！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东方的霞光万丈高。”
热情还要更高！十劲还要更大！要开展一个“人与人、社与社、县与县”之间的大比武、大竟赛！
1958年9月5日，惠阳地委在海丰县召开“比武大会”（当时，宝安县属惠阳地区）。所谓“比武”者，就是比较谁提出的指标更高，谁的“牛”皮吹得更大！
东莞县的口号是押韵的：“胆量似悟空，干劲赛武松、决心超愚公、苦战三个月，不压海丰（县）不算英雄！”①
惠东县口号富有想象力：“赛海丰、超惠阳、吓倒惠州！不吓跑宝安不算英雄！”②
而宝安县的气概更大，口号更为响亮，接连用了下个“以”：“苦战百天，以武松打虎的十劲，以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声势，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压
——————————
①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②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137
138 大逃港
倒惠阳，横扫东莞、海丰、博罗……称雄惠阳地区！”①
一些荒唐事也出来了，当时各代表团都住在地区招待所。宝安县代表团中有人提出，把挑战书贴到了各个县委书记睡觉的门上,“让兄弟县委起床后勾着头出门”，以示决心。
随之，“冲破天”的实际行动开始。
《万丰村志》记载，宝安县曾放出过“水稻亩产超万斤”的“卫星”。
平时亩产就几百斤，最好的年成也难收到1000斤，怎么一下就产出了亩产万斤呢？他们是这样做的：把10亩接近收割的水稻拔出来，集中到一亩田中“密植”，检查组一到就收割，万斤亩就出来了。稻子太重，就用绳子捆绑防倒伏。哪知稻子太密，捆绑太紧，大面积发热腐烂，结果变成了一片烂草泥。
档案记载说，宝安县发出了竞赛口号的第三天，就传来喜报，“长岭社苦战了一天两夜，积肥65万担！”②
一个千人合作社，一天两夜积肥六七十万担，已属超人，但还有更超人的：“长岭社60岁的老人吴松生，学习总路线后．七天积肥579571担。”③
这数字是铁板钉钉记在宝安县的历史档案中的。
照这样算，这个60岁老头一天就得积8万担肥，这就是叫他一个小时挑走3000多担肥！天方夜谭！牛皮吹到这地步，真是活见鬼！
奇就奇在这里：在那个时代，被“热风”刮晕了的人还不在少数。我采访的当年的那些“风中者”，不少都说，奇怪，当时我们竟也没怀疑，我们自己也说过头话、说牛皮话，这是事实！
“太热了，热得人都摸不清方向了!”
有没有冷静的、正直的人，对这种“放大炮”的行为表示过怀疑呢？有的。上川社的干部黄发权就是一个。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宝安县的历史档案，是从反面记载这位本来坚持着“真理”立场的好干部的。
“上川社的生产队长黄发权指责总路线说，针无两头利．要多快就不能好
——————————
①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②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③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省。”“这样浮夸，早晚得翻船。”“他还诬蔑积肥放卫星说，那是放大炮。假的就是假的。”
结果可想而知，黄发权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剿”、批判。
“反击右倾保守”的大字报贴满了黄发权的家门上、墙上、甚至吃饭的饭桌上。一张批判黄发权大字报是这样写的：“黄发权，你真保守，次次开会带头溜。提出早播不接受，如果下次再甘（这）样，我们社员要赶你走。”
好汉不吃眼前亏。在那种气氛下，谁还敢坚持下去呢？
“在群众的热情帮助和教育下，黄发权认识提高了，终于服输。”
一颗正义的火种，就这样熄灭了！
“保守势力”既然不能抬头了，反面的声音听不到了，狂热的人当然会更狂热！
1958年9月，惠阳地委向宝安县发出要求，要在3个月内完成700吨钢铁的任务。
宝安县的群众会种田、会打鱼、会扯风箱打镰刀。但炼铁钢炉是什么样，谁都没见过。怎么变得出700吨钢铁？
于是开动脑筋“找窍门”，手板心里也得要煮出饭来！
宝安县委发号召：各家各户，把不用的锄头、犁耙、镰刀……凡是沾了“铁”字的，都找出来，收到公社去炼铁。完不成任务的社队，开批判会作检查。
上川社群众开大会。干部亲自带头上台表态，生产队长黄万喜“现身说法”：“现在是人民公社了，吃大食堂了。还要什么锅，煮什么饭啊——拿过来！”
“好！”台下的老婆应声而上，左手家里的两口菜锅、右手一口饭锅。
“从明天起，我家就是共产主义的了，不再做饭了，大家看着！”
“咣——咣——咣——”黄万喜家的三只锅都砸在石头上。
于是全场呼口号：“向黄万喜学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完成700吨钢铁决不收兵！”
发动群众就是快，光明公社通过这些办法，在两天内就收集了“钢铁”6000多斤！
“南天门公社分片包干，当天夜晚，群众通晓送废铁，天亮以前，收到废铁24000斤。”
139
140 大逃港
11月6日和7日两天，全县就收集废铁86000斤。
但是，光有废铁还是不够的，还要把废铁炼成钢。
全民炼钢运动在1958年9月后开始席卷宝安县。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在深圳、铁岗等地方建成高炉400多座。
平心而论，凭小小一个宝安县有限的人力、才力，三个月建了400多座小高炉，这得益于“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组织力量和绝对服从的行政权威。
“咱土包子要有志气，开动脑筋，炼出洋钢铁！”
要炼700吨钢，光是废铁当然不够。县委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上山找铁矿！
据统计，“大跃进”期间，宝安县发动了30万人（次）“上山找宝”。就是说，30万人的宝安县，前后几乎能上山的都上山了！
于是，机关干部停班、学校停课、商店关门……
宝安人，认惯了稻谷、认惯了鱼虾，就是不会认“矿”。于是从广州请来了“铁师傅”，在全县的大会上传经送宝：“带黑色纹的是磁铁矿、带红色
宝安县炼钢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纹的是赤铁矿……”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小学的教师、深圳湾的打渔人……都来识别矿苗。
成千上万的人在宝安县的山头上找矿。
青年突击队员文正德保留的一本日记中，记录了当年上山找矿的革命热情：“宝安县幽静的山沟里，到处是爆破声、锤击声、吃在山上，睡在山上，通宵达旦、狂风冷雨，数日不眠是常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愿意奉献出鲜血乃至生命……”
另一位青年突击队员劳风雷这样向我描述当年的情景：“我们四个男女，白天找矿，晚上就睡在一张大床上，也不是床，就是架着的板子。哪分什么男女？中间放一个随身的水壶隔一下，睡到早晨起来，水壶里的水都没荡出来。那时候啊，我们脑袋里只有一个字：铁。什么邪念都没有。”
也许今天的人读到这，都会觉得它荒唐，但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在我采访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不对这段生活充满怀念。
这是怎样的一个疯狂而又纯情的年代啊！
宝安县的战绩是：“仅仅两天的苦战，就打了矿石477吨，矿砂47吨，锰1200吨。”①
中国大炼钢铁的部分铁料，就是这样通过收集废铁和群众上山找矿石获得的。
炼铁还要燃料呀，宝安县本身就缺烧的，靠什么来炼铁？
于是发动干部、学生、社员上山砍树。
档案记载：“全县各钢铁基地发动8872人上山砍柴烧木炭。”②一些村子漂亮的“后龙山”上的树木被砍得精光，至今青山难再。
到1958年底，宝安县共“生产了钢1225吨，生产了铁700吨。”都堆放在火车站的仓库边，基本上是不合格的。
这些由全县人民发疯般热情炼出的钢和铁，后来就这样听凭雨打风吹的堆着。究竟作什么用，没人知道。后来作了怎样的处理．也没人知道。
——————————
①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绛》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②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141
142 大逃港
付出的代价和热情如此之高昂，对其结果却如此的不屑于闻！
宝安县“大跃进”的另一个重点是“水利”。
从宝安县兴修水利这件事上，史家们也许可以看到除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外，产生“人民公社”在当时某种客观上的原因。
宝安县的地势北高南低，水都流到海里去了，从来缺水，所以，必须修水利。
要兴修大的水利工程，首先碰到的是人力问题。
修水利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1958年9月之前，宝安县农村的组织单位还是农业合作社。要靠一个社几百、上千劳力来兴修大的水库是无法想象的。即使水库建成了，一个两千人的社也用不了一个水库的水。而且，水库的水渠怎么走？经过邻近社的田土怎么协调？水利问题联系极广，这不是一个“小社”能解决的。
于是，在经济生产的需要下，宝安县的农村组织形式发生蜕变：
宝安县档案载：“从水利运动开始，首先从劳动力的使用上突破了原来的社界、乡界。后来在资金、资质的使用方面也打破了社界和乡界，进行大协作。”①
就是说，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在那种“大跃进”、高速度的生产要求下，是必然要出现的。
事实上，当时的宝安县干部、群众早就有人提出，如果要大修水利，县里就应该出面，把几个或多个合作社的农民“联合起来”。但是，众多的人一集中，又出现新的情况：几千人要吃饭，就得有大的食堂；几千人要修工具，就得建修理厂；几千人中有负伤、病痛，就得有医院……这些不仅涉及劳动力数量的问题，还涉及农村统一领导和调拨的组织形式问题。
于是有人提出索性搞“统一的社”，把几个“社”联合起来，“三社合一”“五社合一”。一个大社就可以“分工”，什么都有，有农业、有工业（修理工厂）、有其他行业（医院、商店……），以方便生产调配。
这样就出现了工、农、商、学都有的综合型农村组织。
有学者在论述东方中国的封建王朝时指出：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需要高度集中的组织力量，这是中国大一统的皇朝为什么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这是否印证了由毛泽东在中国倡导的“人民公社”?
老人们对于当时的情况还记忆犹新：“有了这些，修水库就方便了。工具修理厂、百货供销店、邮电局、小银行、缝纫店什么都有，都设在水利工地上，扣子掉了都有专门的人缀，很方便……”
我调查人民公社产生的基层原因时发现，在宝安县，“办大社”的要求的确首先是由群众提出来的。当时还有妇女抱着孩子到乡政府吵，要求解决“怎么带孩子”的事情。
1958年夏，宝安县的428个农业社自发组成了261个大社。有些地方更组成了一个乡的“超级”大社。
——————————
①参见《建因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143
144 大逃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