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县的农村人民公社，就是这样上下结合出现的！
而今的深圳市最高的的建筑叫地王大厦。50年前，那是一个广场。1958年10月l日，庆祝宝安县全县实现公社化的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其时，有20万人分别在宝安县的深圳、南头、新桥、观澜、松岗、沙河等地举行集会．鞭炮锣鼓震天，狮子麒麟翻滚，庆祝全县实现了“公社化”!
当时，全县成立的人民公社有：南天门、超英、超美、光明、红色、红旗六个，每个名字都带着浓厚的时代特点。
在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县委第一书记王志走上台，发表了豪情万丈的讲话。言布“从今天起，全宝安县的人民，已经踏上共产主义的通天路了”。
随着震天的口号，王志也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他要求为大会赋诗一首，话一出，下面又是一阵雷鸣般的锣鼓和掌声，大家都欢迎王书记赋诗。
王志临场而作的原诗，至今还留在宝安县的史册上：
“人民公社力量大，干起活来笑哈哈。
生有养来死有葬，有吃有穿不用怕。”①
公共食堂
①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诗后振臂高呼：“人民公社好——”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上台赋诗的，还有几位身份特殊的农民，他们是来自羊台山下不窝村的农民。
宝安县有些偏僻地区的山民、渔民，自古与世隔绝，不与外界交道。据说有一种由内陆逃亡来宝安县一带的人发展而成的“疍民”，长年隐居海上、山中，其语言、长相都格外不同。现在，“人民公社”的风暴，把所有的人都聚到在这个“大集体”中来了。
几乎与世隔绝的羊台山下不窝村的这几户农民听说办公社了，特地派了代表下山要求入社。他们用特殊的语腔，合唱了一首自编的山歌。其歌词也记载在史册上：
“公社歌声篇连篇．歌声冲上九重天。
仙女听歌心思动，情愿下凡做社员……”
当然，歌词肯定是经过了“秀才”们润色的。这些长年在山中生活的“仙女”，是不是真的就愿意“下凡”，看法不一。但当时这些山民的确是这样做了，除了少数冷静的人觉得是被“逼”外，宝安县绝大多数的群众是自愿加人公社的，没有捆绑、也没有强逼……这是事实。
心理学家认为，在一种特定氛围下，人的“从众”的心理，可以让人离开冷静的思维。更何况，即使有反对的情绪，有1957年反“退社风”的前车之鉴，谁又敢表现出来呢？
但如果把这种行动判断为人民群众“自觉”的“热情”．并且支持它，甚至鼓动它，那就错了；如果把这看成中国社会己经成熟到可以进人共产主义的程度，那就更是错上加错！
由“中国鸟托邦”所导致的恶果，很决就将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三、从“反瞒产”到“大饥荒”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有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必须迅速予以解决。
事情在起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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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大逃港
从1959年初起，各地有关缺粮、缺油、缺菜，甚至缺肥皂、缺火柴的报告就一份份地呈到中南海的案头上来。
毛泽东感到很奇怪，去年明明是个丰收年，怎么才几个月就缺起粮来了？怎么连日用生活品都会缺呢？就连肥皂火柴也生产不出来？
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撑开肚皮吃，农村剩余的一点粮食已经吃光了。“浮夸风”却瞎吹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粮食吃不完”。造成了收购部门错误地“高估产”，把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粮”都征走了。一些农村一开春就揭不开锅！
大搞炼钢，一切都给“钢铁元帅”让路，把日用生活品的生产部门都给“压缩”了。现在，连生产足够的肥皂、火柴都有困难！
粮食缺，发行粮票；布匹缺，发行布票；肥皂火柴缺，发行肥皂、火柴票……啥都缺，啥都要票。
这是为什么啊？毛泽东找不到原因，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
他彻夜难眠，衔着烟，对着夜空沉思。
据说，这个时候．一件来自广东的报告，使他“恍然大悟”。
《毛泽东传》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了他手里，是广东省委转发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①
这个材料使毛泽东有两个方面的发现：
第一，他发现了人民群众心里对他有意见，人民公社搞早了，群众在搞瞒产了呢。
所以，他看后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所以，我就想一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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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②参见《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不久，人民公社真的“退101去”了。虽然还挂着“人民公社”的牌子，但实际上搞的已不是1958年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基本退回到1956年的农业合作社状况，“以生产队为核算基础”了。
薄一波在回忆文章中认为，如果没有这次“退却”，“我们的事业有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第二，他得出了个错误的结沦：全国的形势，远不是原先想象的那么严重：有人瞒产。
于是，他在作出厂一个正确判断之后，又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农民缸里还有粮！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的报告。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司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满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必须迅速予以解决。①
一个全国性的“反瞒产”运动、很快“刮”了起来：强令农村干部、群众交出粮食。
当年“反瞒产风”究竟是怎样的恶果，各地不一，我们只能用“十分严重”一词来作形容。
以下引用的是《陶铸与反瞒产运动》中的内容，可见广东当时的情况：
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同志的夫人袁溥之，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的”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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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毛洋东传（1949一l 976）》，中共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②林里：《陶铸与反瞒产运动》，载《中外书摘》200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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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委对于能否反出粮食来，已经产生了怀疑。因此，在布置“反瞒产”的同时，再三交代下乡人员，要先作调查研究，甚至避开县社干部，直接到农民群众当中，摸摸真实情况。派到四会县的同志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腾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女主人看见来人，抢先一步，挡住了炉灶，又粗声粗气地嚷道：“看什么？锅里煮的是野菜。”女主人转念一想，忽地转过身去，顺手掀耳锅盖：“要看，给你着个够。”“反瞒产”工作队员看了锅里煮的，确实是野菜。
这年三四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
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减免不切实际的高征购。报告还说，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
有了这个教训，陶铸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
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同志特地走到袁溥之同志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
在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陶铸要求发言。毛泽东立刻制止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①
◇第二节 逃港：饥荒中的出路◇
一、毛泽东尝到了“苦果”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应该把我们犯的错误，立下碑来，刻在县委、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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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里：《陶铸与反瞒产运动》．载《中外书摘）2001年第9期。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省委甚至中央委员会的门口。让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这个血的教训！
1960年的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铁，一个国家的国力已经消耗殆尽。
这也许是毛泽东一生最困难的时期之一。
“三面红旗”仅搞了两年时间，农业大幅度减产，全国的粮食已减产了600亿斤，农民吃的油减产了一半，养的猪减产了三分之一。农民每年的平均消费只有65元！
尽管如此，农村干部还在逼着农民多交粮食。
安徽省的凤阳县1959年实际总产只有10960万斤，刚好够全县百姓一年的口粮，却要上交5974万斤粮食。交去了粮食，农民没了口粮，只好吃草根、树皮，甚至连观音土也挖来吃了了。农村普遍发生浮肿病，农民饿死荒郊。
人们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公开报道的数字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100万，问题突出的信阳地区这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了100%。①
无论愿望如何美好，事实都证明，搞“三面红旗”、搞国民经济“大跃进”实在是一场大跃退、大灾难。
毛泽东终于明白了：一场大的灾难正在降临中国！
他接过周恩来差人送来了有关全国大面积灾情的报告，又忧心忡忡地拿起笔来，在上面作了批示。最后，把原来的文章题目圈掉，重新给文件起了个醒目的题目，以便发给他的战友们去：《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②
放下笔，他长叹了一声。在庭院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房中。
1961年冬，北京的雪特别大，盖满了昆明湖边的柳梢，盖满了菊香书屋的瓦背……他在窗前望雪沉思。
在中南海的围墙外，在莽莽中国的原野上，成千上万的生灵在这奇寒中被冻死、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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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②《毛泽东传》，中欠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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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月11日至2月7口，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会议，通知了包括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参加。史称“七下人大会”。
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该是我。”
“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不是有一出戏就叫《霸王别姬》吗？如果我们的党员坚持不听群众的意见，那么，“难免有一天要霸下别姬就是”
刘少奇的报告更加直率。他说：“这年的农业生产有相当大的减产。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两条，一条是天灾，还有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我问农民，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最近媒体公开的材料还表明，刘少奇曾在大会上激动地表示：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应该把我们犯的错误，立下碑来，刻在县委、地委、省委甚至中央委员会的门门让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这个血的教训！
这时，会场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会场中有人喊：“刘主席万岁！”“少奇同志万岁！”
当然，无沦是“刘少奇万岁”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颇有些刺激的话，对于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决的” ①
1961年l月30日，对于中国人民、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这天下午的会议上，这个倔强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终于直面自己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诺言。在铁的事实面前，他终于说：“要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但是，他的这个觉悟已经显得太晚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其时，早已经
在整个中国蔓延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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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6页。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二、“六二”大逃港的形成
我盖上1961年宝安县的档案时，却感到额头上有点汗。宝安县小小一些县干部，就敢叫“打开国门、对港开放”，这可是要坐牢的呀！
2000年的3月，我在查阅宝安县的旧档案时，发现了一份宝安县委呈递给广东省委的报告，要求省委允许宝安县组织群众将柴草出口去香港换肥料。时间是1961年6月9日。
为什么要搞柴草出口？
这份毫不起眼的报告，引起了我的注意。
报告是这样写的：
省委：
我县大鹏、葵涌、沙头角等边沿公社……面向海，背靠山，出产柴草很多，为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争取晚造粮食生产丰收。（我县）迫切要求自行组织柴草出口换取肥料。既不影响国家外贸计划收入（据说现在香港居民柴草是靠从澳洲等地进口），也不影响内销。好处很多。约250~300市斤松柴换一担化肥。一年换回一万担化肥，边沿公社农业生产用肥料完全解决。
报告还特别强调了：“采用物物等价交换。不发生货币关系，不收入现金”以示清白。
事情有些蹊跷。
据我所知，当时中国的对外联系（当然包括对英国管理下的香港的联系），是被严格控制的。所有的对外贸易都是由国务院统一管理。
既然这样，地方要自行出口，同帝国主义“发生关系”，那就是犯“天条”的事。轻则免职，重则判刑。这种“犯天条”的事，宝安县委如何敢碰？照说，广东省委也没有这么大权力“批”呀。
意外的是，当我翻到档案的下一部分时，发现就在接到报告不到两个月，即1961年8月2日，广东省委竟同意了宝安县委的要求。允许宝安县的农民自行出口柴草到香港去卖。
陶铸和他的同事，为什么胆子会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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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这个时间：1961年的6月。
那么，1961年的6月，这是个什么时间呢？
5个月前，就是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是说，开始从“大跃进”的热度中清醒过来了。
1961年2月，毛泽东在同浙江、湖南两个省的领导人讲话时说，公社太大了。这个队不知那个队在干什么，贫富不均，这怎么会有积极性？食堂问题，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
他特地借5月14日给张平化的信告诉全党：一切问题都要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
他身边的战友们思想也都“解放”了，也敢冲着“人民公社”说话了。
4月1日，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调查，回来后对毛泽东直白说：“食堂没有优越性，要散。”
5月7日，周恩来在河北邯郸调查后，向在上海的毛泽东发电报说：“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回家做饭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的评工记分办法。”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调查后写的报告说：“政策要调整。”“平均主义害死人。”
原来，这是一个毛泽东正在向后“退”的时期。也是个他身边的战友敢于大胆发言、边远的封疆大吏们也敢十自作主张的时期。
为了度过饥荒，各地背着中央搞土政策对于各地出格的事，中央也睁只眼闭只眼。只要能度过荒年，你们就看着办吧。
于是，安徽、湖南等地在搞田土承包，广东则打起了香港的主意。而深圳河边呢，就开始“卖柴草”了。
在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时，专家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一个规律：每当面临困境，中央政府的控制便会有所“放松”，而各基层政府呢，便抓住机会，极力向上级要求更多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的“上面松一松，下面攻一攻”。上面松了，下面又再攻！
但是这次“攻”非同一般，这次，”伏笔”埋在后头……
广东省委批“同意”，缝隙一开，宝安县的要求又接上来了！
既然给“柴草”网开一面了，为什么不给“人”也网开一面呢？既然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柴草”可以过河，“人”，为什么不可以过河啊？
果然，就在广东省委同意宝安县委出口柴草后仅两月，即1961年的8月29日，宝安县委给广东省委“要求放宽边境”的报告便上来了。
这个报告的名字比较长，叫做《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宝安县委提出了让“人”自由去香港的要求。以下是报告的“要求”和“理由”摘要：
宝安有28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历来有下海捕鱼的生产习惯。56年封锁边境后，强加群众接受，不准群众下海捕鱼生产，剥夺了他们生产的权利……带来了严重损失。如附城公社下沙大队……合作化时代一年下海捕鱼搞副业收入14多万，去年仅收入1 . 4万元……劳动力逃跑到香港的有250多人。甚至在政法、公安和民警部队与群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抗情绪。
全县有2万多华侨，6万人在港澳。过去正常情况下一天有二百多人来往香港。56年封锁边境
196l年8月27日，宝安县委耍求放宽边防与香港进行经济往来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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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9月25日，广东省委同意边境“放宽”的批示
后，每天只准许出入两个人。丈夫有病，妻子不能去伺候。结婚了的夫妻长期得不到同居。父母在港逝世，儿女不能出去料理丧事。有些妇女公开大骂我们：我
丈夫在外另娶，你们政府要负全部责任。
由于我们剥夺了群众的生产的权利，生产下降、大批劳动力逃亡，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边防部队连青菜都买不到吃。
注意，这份报告把偷渡外逃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是因为“我们剥夺了群众的生产权利。”可谓直率而大胆！
最后，报告提出要求：
除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外，凡是公社社员经当地批准，都可以自由出境生产。但渔民不要上岸，民兵不要带枪。
开放边境口子，让农民自由出境。允许农民与香港做小额的贸易。
最后，报告满怀信心地表示：“放宽边防管理制度后，党群关系一定能得到迅速改变。”
有理、有据，振振有词。
我盖上1961年宝安县的档案时，却感到额头上有点汗。宝安县小小一些县干部，就敢叫“打开国门、对港开放”，这可是要坐牢的呀！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这报告是谁弄的？而更叫人难理解的是，广东省委在9月25日竟然“同意”了宝安县的要求。
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为什么要批示“同意”？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内情？
◇第三节 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
一、“陶铸派我去宝安”
所以派你去，这情况一定得改变过来，一定要让老百性有碗饭吃——当然，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蛮艰巨。
（一）
“陈记者，你一定要去找找李书记。”
当我还是推着那辆“除了铃档不响，哪儿都响”的单车，走在宝安农村的山间小道上时，不管在哪里，一听说我在采访宝安的历史题材，从坐在大班台边的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到“哗哗哗”推着麻将的桌旁的农妇，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用这
句话来提醒我。
他们话中的“李书记”，就是60年代出任宝安县县委书记李富林。“小陈，你别写错了。”李富林在东山宾馆接受采访时说，“富裕的富、双木林的林。”他笑着说：
李富林在广州东山宾馆向作者回忆当年，十分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