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那个仅30万人的为外逃困扰着的小县，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
斗转星移。
30多年前，那个仅30万人的为外逃困扰着的小县，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2010年，深圳的GDP将达到1 . 5万亿元，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而人均GDP更是在2008年就雄居于全国第一。
随着“深圳试验”的成功，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迅速推开，中国一转眼便今非昔比。
30年前，中国还徘徊在经济崩溃的边沿；30年后，它的外汇储备量已雄踞世界第一。
这是怎样的梦幻般的巨变啊！
宝安县的老百姓用一句话概括说：全因为有了改革开放！
而那条横亘在香港和深圳之间，曾经为了跨越它而洒下过多少鲜血的边界线，也在慢慢消融……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当年，冒死偷渡逃港．今日凭身份证可自由去港了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2005年5月，香港政府表示，香港地铁将与深圳地铁在福田口岸和罗湖口岸接通，两地陆上将直通一体。
2006年9月7日，香港政府宣布：将边境面积缩小七成。深港边境，慢慢成了一条窄窄的“走廊”。
2007年4月，香港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的香港居民希望来深圳安居买房。深圳和香港的人民逐步交融到一起了。
2007年7月1日，连接香港和深圳的西部跨海大桥接通——桥下正好是当年逃港者下水的深圳湾——两地海上直通一体。
2009年4月l日，深圳市居民被允许自由多次往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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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深圳和香港，会不会在可以看到的未来逐渐成为一“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却坚持认为，这一定是几十年后的事实。性急的理查德?佛罗里达甚至已给这个亚洲最大的城市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香圳！
历史，打了一个圈，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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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大逃港
◆后记◆
历史是谁推动的？是人民。
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
20年前，我在深圳宝安县采访时， 一位曾经逃港过，后来又被村民们推选为村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的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深圳办经济特区吗？”我一时语塞。
是啊，邓小平为什么没选择在新疆，在黑龙江，在广西的凭祥，在吉林的延边……办特区，而单单选择在深圳呢？
可以说，长期以来，历史对这一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重大问题，记述远不是明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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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曾经描绘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宏伟壮丽的图景，它曾承诺不仅将给社会带来平等、公正，而且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人民群众带来比资本主义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自20世纪之后，社会主义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都取得了广泛的胜利。
但是，后来的进程却使人失望，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能实现对民众的承诺。即使仅从经济发展上看，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也是失败的。
无论是西北的柏林墙还是东方的三八线，抑或是南方的深圳河，人民群众宁可以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也要从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跑，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跑。
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最朴素的话就是：“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
●后记●
这一切，对于那些一直在边境前沿与民众接触的共产党人：陶铸、习仲勋、李富林、寇庆延、方苞、吴南生……可谓洞若观火，看得清清楚楚。实践的教育使他们比之其它共产党人早一步觉悟，早一步清醒，而有可能最先脱离传统思维，在实践的引导下，成为20世纪中国最早的一批改革者。
当年，正是为了遏止“偷渡外逃”，“解决肚子要吃饭的问题”，逼着共产党人想法子：1961年，以李富林为首的宝安县委，向广东省委要政策，提出了开放香港沿边十四个公社的要求；1978年，以方苞为首的宝安县委再次向广东省委提出开放沿边十四个公社和一系列的对港开放政策，得到了陶铸和习仲勋的支持，并发展为外贸出口基地。实际上，即使在办特区之前，在深圳（宝安县）也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部分开放地区。
这正是深圳经济特区最原始的胚胎。
人民群众日趋高涨的“逃港潮”一次次地冲击着“围墙”，到70年末期，要求“对港开放”已成为宝安县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内心普遍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要求的强烈推动下，1979年４月，习仲勋、王全国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带着群众的愿望去到北京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提出了给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以稳定人心，发展经济，解决外逃等问题。
此时，可以说即使是邓小平本人，包括邓的改革开放战略的直接实施者谷牧等人，对于改革开放怎么搞？首先从哪里搞？认识也是有限的。正是这些来自基层的群体智慧，丰富并升华了邓小平等人思想，使邓小平有了首先在深圳等地先办特区，搞一块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试验”，然后“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扩大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
历史，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路发展的，而不是其它：从群众到领袖，从被迫到自觉、从特区到全国从群众要求到理论升华……一场源起于20世纪下半叶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步步推开了！
没有百万人用鲜血演绎出的大逃港，历史，也许还将停留在深圳河的芦苇丛中不知多少年。
可以说，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所以我说：如果将来要给中国现代历史划段的话，显然，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在沿海的宝安县，而不在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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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东欧的柏林墙（成功越墙5043人，被捕3221人，死亡239人，受伤260人。）、朝鲜的三八线，发生在深圳河上的前后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时间更长、人数更多、规模更大、情状更惨烈。对于中国改革者的冲击和教育也更强烈、更深刻！
可以说，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中，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一段！
但是，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一段如此重要的历史却被深埋着，不能公开。
22年前，当我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远不是平日从书本看到的那么简单时，我就决计补阙它，我相信历史总会有被公开的一天！
我不声不响地干着这件事，从酝酿、收集资料、到下笔写作、完成此书，前后整整22个年头。
这本书的创作时间这样长，是有它特殊的原因的。最困难的是人物的采访和史料的获得。
就在三年前，有关群众外逃的历史档案还是作为“国家机密”，不对群众公开的。就是说，我即使能够得到写作材料，采访到历史见证人，甚至能够成书，在这批历史档案公开之前，也是不可能公开出版的。
22年中，强烈的使命感让我一直不愿放弃，不断地准备、琢磨……一有空隙，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旧村瓦舍、山中小径，采访那些逃港过的老农、曾经失去了亲人的妇女、青年。我也因此而有了魏天粦、欧阳东、张树木、文国祥等一批至今来往的“逃港者朋友”或者“逃港者后代朋友”。为了感受逃港的生活，我曾在深圳民政局朋友的帮助下，化装成逃港者，潜入笋岗桥的老收容所酷热、恶臭的监房中，听逃港者们倾诉对香港天堂的幻想和藏在心底的怨气……
当然，我有时也是“不被欢迎者”。 就在两三年前，被采访的逃港者、被纠缠的甚感为难的档案管理人员，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不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我。我理解他们，但我坚信，所有的历史，包括那些尘封着的档案总有一天会解密。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2007年４月，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1974年的一万二千多件档案，
●后记●
有关群众逃港事件的内容亦在其中。我于是有了读到更多历史资料的机会。这也无异于给我的写作以解放！
而《大逃港》一书，也终于可以公开出版了。
感谢上帝：历史，不该沉于河底！
即使由于某种原因，本书的历史只能以文学的记录方式写出，但其中的人和历史事实，皆属真实可靠，有号可对。
本书能完成创作，还得感谢我采访过的尊敬的长辈，老师和朋友：从习仲勋、寇庆延、李富林、方苞、李馨亭到最普通的宝安县农民万冠平、周仁生、梁九生……以及有关单位：从深圳市档案馆、宝安区档案馆到中山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以及席军、张沫清、潘强恩等一大批热心支持和关心我的朋友（包括网上给我以鼓励的朋友），还有那137名乐意谈起他们经历的朋友。是众多勇敢地站在历史的良心一边的人们帮助，使我终于得以完成此书！
我也不能不沉痛地记起：22年中，那些为了记录历史的真相，曾经无私地反思含泪当年并提供材料的朋友，包括宝安县“反偷渡”的直接指挥者李馨亭、周水君、杨谭发……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看不到我的书的出版了。
如果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这本《大逃港》能给记录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人们，以一点有价值的参考，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的话，那便是我和我身后的这一大批朋友最大的心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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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河边地下有知的魂灵，现在，你们可以安息了！
陈秉安
2000年８动笔于深圳锦隆花园，
2009年８月写成于深圳蛇口春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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