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从56年到现在浪费了很多时间。，，
由于王震的干预，丁玲的工作安排比较松快，上班较为随意。主要^工作就是抄黑板报，向队长要现成的好人好事材料往上抄写，很少下基层。一些不知内情的群众又反映，丁玲今年不如去年，领导不给工作，她也不找工作干，上下班不请假，髙兴来就来，不高兴来就
不来。
畜牧队支委周继海就说："下边大家有这个感觉，丁玲跟王部长去了趟北京，脱帽子没脱下来，思想表现就不如以前带劲了。，'
1962年，王震为丁玲摘帽再给作协写信。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当面批评作协秘书长郭小川：作协怎么搞的，为什么不给丁玲摘帽？
1962年11月28日，中宣部委派作协党委办公室王翔云、高铮到农场调查，重点是"了解丁玲是否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方面"。开了几个座谈会，与会者和个别约谈者共有二十六人， 其中有农垦部副部长兼合江地委书记张林池，合江农垦局副局长、党委书记、组织部长，汤原农场正副书记、正副场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监委书记以及丁玲所在的畜牧队正副队长、支部书记、支部委员、部分青年团员等。
有的农场干部说，丁玲的内心活动很少向人暴露，很讲究讲话方式，好像是在外交场合。党办秘书反映，陈明曾说过，现在我们彻底认输了，为什么还不摘帽呢？畜牧队支书李立功说，丁玲社会经历
多，很多人不敢接近，怕来了大运动沾上；农场场长薛枫说，丁玲买猪叫别人养着，年底可分肉。有一次传达十中全会报告，我就举这个例子说明这是剥削人；监委书记李迂群说，这口猪已经有一百多斤了，群众对此事意见比较多。党小组长邓明舂表示，有一次丁玲讲， 自己如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早就枪毙了，因为在中国，毛主席不同。丁玲还说过，她自己想长期住在农场，多修改旧作，最大的愿望是想当一个小畜牧场场长。
据王翔云、高铮所写的《关于调査丁玲情况的报告》透露，农场几个负责同志是这样看待丁玲，觉得她年纪大了，又是女人，过去的地位又高。现在能够在农场比较安心地生活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因此农场在生活上能对她进行照顾的就尽量照顾，例如场里杀了猪， 她可以不受限制随便买肉；每天可以喝到一斤半的奶；天冷了给她搭热炕等等。
农场场长薛枫介绍说："丁玲近一年来，第一，肯对组织谈思想
问题了，比如南京自首问题、55年情况、反右派时的情况、自己是个人主义野心家等等；第二，畜牧队中有些职工资格很老，但思想落后，有闹工资问题等等，她就讲她因为主观主义、个人主义、骄傲自
满犯错误的例子来劝戒他们。但是只讲骄傲，个人主义，不说自己反
党；第三，对组织接近了，接近时也比较自然（在1960年以前很少讲话），开会时也讲些意见；第四，丁玲有两个收音机，能听中外广播，订的书刊杂志也多，因此对国际时事比较关心，能辨别是非，和领导接近，也敢表示态度。靠近组织吋，感情也融洽了。'，
座谈会上，不少人承认："我们对丁玲摸不透。，'农场党委秘书宁文成说："丁玲的内心活动很少对支部暴露，对其他人也很少谈， 是否丁玲有这想法，'我就是好好锻炼，反正我的错误上边也知道， 只要中央知道我在老老实实地劳动就行了，；还是故意隐瞒自己错误，不是心服口服？这两种情况很难判断。，，农场党委宣传部长张鹏也表示："我个人觉得，丁玲现在是否心悦诚服地认输了，还是因为斗不过你认输了，还是个问题。'，
涉及到给不给丁玲摘帽子时，在1962年秋天强调阶级斗争之后，农场领导表现了一些谨慎、犹豫。王翔云、高铮在这方面的记录汇报极为洋细，基层组织那种后怕、不知所措、留有余地的情绪可以清晰地读到：
大家谈到给不给丁玲摘帽子时，〖场长）薛枫讲："我们同意给丁玲摘帽子是从她现在的表现，从国家形势来看的，她那么大年纪了，摘了比不摘好，摘了还可以多做几年工作，因此三次
写报告同意给她摘帽子，这个意见是在党委会上讲过的。'，同时他又说："摘帽子的标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上送材料时就想过，丁玲能不能摘帽子，还是个问题。^
(畜牧队支部书记）李志功讲："同意不同意摘帽子，决定不了。但内心感觉，丁玲是没真正改造好。支部讨论时，就有一个支委不同意给丁玲摘帽子，有的职工也有意见，说丁玲现在还不如过去好，还摘帽子，上边也不派人来看看。，'
【农场党委宣传部长）张鹏则说："我个人觉得给丁玲摘帽子，还要等一等。，'程远哲书记在和我们谈丁玲问题时，首先就说："去年对丁玲摘右派帽子的鉴定，不大严肃，这也是受点影
响，摘就摘吧！现在拿十中全会的精神来看，我们对阶级斗争这个问题认识较模糊，中央没批准，我们也没意见（注：今年讨论给丁玲摘帽子时，程书记不在农场。〗'，
(：摘自王翔云、高铮1962年12月12曰
《关于调查丁玲情况的报告》〉
场长薛枫对王翔云、高铮说："我想如果摘了之后，到年底出了事怎么办？我想应该由丁玲自己负责。丁玲这人是否会真的脱胎换骨？不一定。这个人年纪很大，阅历多，我们十个人也顶不上她一个人」，'
据薛枫说，丁玲在吃的方面比较好，有钱就买东西，时常到农场小饭馆点菜。在生活方面，比场党委同志们好得多，这也引起一些人
反感。
十:翔云、高铮从汤原农场一回到佳木斯，地委书记张林池就将她们调査到的^料要去阅渎，并请地委组织部、农垦局组织部内部传阅。北京高层阶级斗争形势不断升温，而且政治动向不明朗，都使地委对】'玲的材料愈加小心对待，生怕稍有不慎惹火上身。尤其足厂玲作为"反面通天人物"，处理不当，危险性极大。
农垦局党委书记赵希义特意赶来，用心地做了一番表示："原来领导上要材料，我们根据下边报的材料转报上面，同意给丁玲摘帽么现在根据所调查的材料及座谈会的情况，丁玲不能摘帽子。上次讨论给丁玲摘帽户时，许多党委委员不在家，我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只是根据农场的报告。'，
当王翔云、高锌把记录稿交给地委签字时，书记张林池专门开了-个小会，集体决定把上报的丁玲材料改动为："根据新的调査材料看，丁玲是否摘帽子，值得考虑。，'这样，地委就巧妙地将"球"踢回到北京。
张林池说："丁玲的问题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她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比如《-：八^有感》，到现在看，还是有毒的。同时她是个大右派，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比一般右派不同。，'
时至今"，王翔^对当年凋查谈话中丁玲那双亮亮的大眼睛印象最深「―她回忆道："「玲那间房子分内外屋，外屋还有一个鸡窝，里屌有火炕，暖和一些^她介绍自家的鸡下了多少只蛋，表情自然、高
、1双方说话都非常谨慎，生怕漏嘴，言多必失。那时大气氛有些紧张，我们各有担心。'，
"那次从北京走之前我就感到不会给丁玲摘帽。'，七十多岁的王翔丄;在北京隆福院病房接受笔者采访时，刚刚经历心脏重症的抢
救「―她躺在病床上说："我心力!.明"，那不是真正为了解决她的问题去的，，，0999年2弓5日口述〉
1963年2月20日，丁玲几年以来首次给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写信，这封信长达五六千字，可以看作是她在那一阶段中颇具代表性的思想汇报：
在感情上，我总是靠拢你们的，总愿多给你们写信。我想， 这种感情你们是容易理解的：一个离开了家的儿子，一个离开了队伍的战士，他对家的怀念，对队伍的怀念，想重新回到家，重新回到队伍的感情。这种对家里人的想望，就是我对你们的感情和想望。我曾经对文井同志说过：过去在一块，有一致，有矛盾，有好感，有坏感，一致慢慢变得少了，矛盾变得大了，并且变质了。但现在没有矛盾了，对立面去了，就只剩一致了，就只剩好感了。特别过去咎在我，是我对不起党。那末，自然我现在对党的倾向就更多，我越想靠紧党，越认识到过去自己的错误， 那末就很自然要想到你们，想念你们，想和你们谈心，关心你们的身体，关心你们的工作。
……我是一个多感的人，只要我不麻木，不心死，只要我还有一丝希望，只要我有决心改造，那末，几年来，我的境遇，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做到的，我怎么能不多感呢？所谓多感，就是把新的去比较旧的，把好的去代替坏的。我会有愉快， 也会有沉痛，我有勇气，也有自卑，我逐渐客观，冷静，刻苦， 但又要自我斗争，我常觉得一举一动，一谈话，一翻书，都可以使我思想激越，真是有时欣喜若狂，有时疾首痛心，有时想高歌，有时想疾呼。不过这种心惰，我确实不易整理，要用笔写下来也不是容易写清楚的。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敏于感受而拙于条理，而且长久不拿笔，笔又重又锈，教文化课时特别觉得自己文化不高，拿笔时也特别觉得表现能力低弱。
-'-…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心里清楚自己犯得有罪，我是下来改造，既然是改造，就要放下包袱，重新做人，但这不等于往事已成过去，可以轻松。所以既要勇气，一切从头来，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向劳动人民学习。人家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人家怎么工作，我就怎么工作。而且要发现他们的好品质，^他们学习。同时要记住错误，时时警惕，改变思想，改变作风，吸取新的经验，提高认识，更深刻的枇判过去……几年来，自问还是勤勤恳恳的做了一些工作，既没有浮躁，也没有悲观，在相信党的信念之下，在党和同志们的指导帮助关怀下我愉快的过下来
了0
……生活越久，越平常，但却连成一体，我常常不想别的， 安心做一个饲养员，安心当一个文化教员，而且觉得能管一些现金出纳也很好。
……我不能不承认，另外有一个埋在我心底里的声音，偶然当我想到什么，或说到什么的时候，它会忽然跳出来，悄悄地向我说："你不配这样想，你不配这样说，你是一个坏人，你不只做过坏事，而且品质很坏。，'我不得不沉默了。我想，为什么我不能甩掉这种自卑感？……我是彻底的认识了自己的，是错了， 是不好，是丑，是坏。至于面子，更没有，那面子已同我没有什么相干了。那是死了的丁玲的面子，我早已看见那具尸身漂过去了，我对那具死尸也是无惰的，而且离兴它漂得远远的……我懂得，这须（需）要我更刻苦，更努力，只有更多的赎罪，把罪赎完了，才能得到安宁。
……1955年，周扬同志曾经吿诫我，不要相信自己，不依靠党，就依靠资产阶级。那个时候我实在不能理解这句话，甚至不理解他为什么同我说这句话。现在一切都看得很明白，不革命就会反箪命，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1955年以前一段时期，我现在也不敢回忆我那种骄傲到极点，放肆到极点的一些行为。目中为人，心中无党，一切只有"我"，这个"我"已经大到无以复加了。听不得一句不顺耳的话，见不得一点不顺心的事。党为了照顾团结，尽最优容我， 教育我，周扬同志，你，还有别的同志，累次三番来找我，和我
148
人有病^知？ 1；
谈话，难道我不理解吗？但总是不满意，要闹意见，要标新立异，要独树一帜，要唱对台戏。为什么呢？现在很清楚了，就是要同党较量，要党批准我，要党跟我走，要党让位给我……尽管党再三警告，我却不知悬崖勒马。真所谓飞蛾扑火，至死方休，
不放弃"我"就不能有所觉悟，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残酷
和无情的！
年底、年初和最近我们报纸上几篇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社论、资料和反面文章，我都仔细阅读过。我认识到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日益激烈、复杂。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论调和丑恶行径，我深深愤慨。只要时间许可，我一定尽快的把学习的心得整理起来，向你们汇报，请你们指示。
到丫 1963年，作^党组商议后对丁玲工作安排提出了三个方案：调换单位的工作、垦区凋动和调到气候温和的江西农场。后来^ 周扬指示，开会时乂商定，不管怎么样，丁玲这么大岁数不要搁在^~ 面，把她凋回北京整理自己的东西，陈明分到文化部群众2术局。丁玲、陈明^农&部取调令，刚巧分管副部长江一真出差，调令锁在柜子眠。了玲他们决定先回汤原，-边等候调令，一边参观几个大型农场。
陈明回忆逍：^63年那次在沙滩中宣部见到周扬，周扬说：'你们可以回北京了。，我们有匙担心，说报上都提倡往下跑。周扬说：
上来广，还可以#下去嘛。，谈话时间不长，话题不多、，我说起刚看到的苏联电影《铁匠的旗》不错，周扬淡淡地说，没看过。我们隐约感到，周扬的心里对我们有些过意不去，是否觉得整得有些过分。，'〔1999年2月2日口述）
毛泽东的第二个文艺批示下达后，文艺界的火药味愈加浓厚，厂
玲上调之事立即成了棘手难题。丁玲在】964年6月22 1〗来信中最后曾提到："如果作^或文化部.时房子不好找，那末是否暂时就不急于去找，让我们再留在垦区一两年。究竟组织上如何决定，何时凋
丁玲的北大荒0子
149
动，我们自然完仝服从。'，
本来作协经办人已向文化部党组发函，询问文化部怎么安排陈明，以便答复农垦部和丁玲、陈明。此前，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已答应可由文化部接收陈明，而丁玲则由作协安排。但是，仅隔数天，刘白羽抓住丁玲的几句话立即在信上批道："丁玲觉得目前在下面对她改造有利，同时文化部和我们现在都忙于抓文化革命，可考虑她暂不回
來。'，周扬随即写上："默涵同志一阅，同意白羽同志意见。'，8月8日，张僖给丁玲写信，信中写道："关于你今后工作的安排，党组
已请示周扬同志，同意你的意见，可以继续留在下边。，'刘白羽删去了张僖起草的信中原有的"既然在下边对你改造有利"这一句话。写6月22 口这封信时，厂玲正在一边等待北京调令，一边在大农
场参观。在信屮大发-番对革命形势的感慨，没想到却在北京的阅读者中引发别的想法，止:是这封信，导致了她和陈明无法冋京，这是她
情绪昂扬地巧佶时所预料不到的。
我们离开佳木斯后，到达八五二农场，到达八五三农场。这次计划多走几个场，每个场停留时间不长，少则十天，多则二十天。但我每到一处，都不想离开，火热的工作和火热的人们都使
我倾心，觉得可学之处太多，不能不使自己涌起许多感想。
农场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战斗集体。农业生产的学问很深，很复杂，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要有知识，还要有革命干劲。而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思想，科学、灵活地去掌握生产规律，搞好经营管理，做好人的思想工作，真是不容易。这必须兢兢业业学习，不断去实践而又善于总结，因此农场实在是一个大学校。农业生产要向大自然作斗争，农场也是锻炼人的革命
意志的好地方，也是一个革命洪炉，是改造思想、兴无灭资的好
园地。
我走了两个大型农杨，听到他们建场历史的简单的介绍，看到了目前生产热火朝天的情况，接触了一些先进人物，了解到职工在去年冬天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学习大庆大寨，大学毛主席著作，有问题就学，学了就用，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生产情
况更好了。想不到的事，做不到的事，做到了。拿过去比现在， 从现在看将来，真使人感情激发。有个初来的年轻人看到这里的
一望无边的麦地之后，不禁大喊道："我要喊！我要喊啊！，，这种激情的呼声，是很切合人们的心境的。
对着这些动人的事物，我十分觉得我几年来改造得不够，在汤原六年，尽管我对过去的错误有批判，也的确勤恳的劳动过，
谨慎的工作过，虚心的学习过。可是同现实，同社会的发展，同党对我的要求，距离都还很远。我觉得我吃苦还没吃透〖实际根本没有怎么吃苦），读书没有读透，力量没有发挥透。我感到我还必须继续从头再来，再生活，再学习，再工作，再改造，要求严，要求高，要求一言一行，所有言、行、思想都必须合党的意，合党的心，对党有利。我有决心，有勇气，继续从头再来。此外，对个人我没有任何要求。俗话说得好，"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我能有一天能达到党对我的要求，我就能稍安于心了。
作协的回信基本断绝了回京的愿望，这对期待摘帽巳久的丁玲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是鉴于外面世界复杂的斗争形势，心
里不时掠过一丝恐惧的预感，他们对此时回京也会感到有些不安、犹豫。陈明回忆说，当时不愿回北京，与文艺界领导相处复杂，也是顾虑原因之一。不过，陈明向笔者表示，当时确实不知道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内容，也不知道文艺界上层人物的情况。
1963年9月4日，丁玲再次致信周扬、邵荃麟，诚恳地希望能够摘掉右派帽子。信中写道："我的这顶右派帽子同人民之间有一道鸿沟，我跳不过去。这时我不能不痛苦，恨自己的改造不够，又迷茫于不知道今后还该如何改造。，'
信后附着一份批判苏联上层统治集团叛徒性质的思想汇报，基本上抄自报刊观点，今天读来十分单调乏味。在说到叛徒赫鲁晓夫时，
又联想到自己反党罪行，给自己的错误不断拨高："我现在对自己
的错误，真正是彻头彻尾明白了。正因为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就在思想上、感情上，热烈地拥护党的反右斗争和欢呼这个斗争的胜利……党批判我，揭露我，处分我，我从心里欢迎，我对党的领导、党的组织、党员同志，都丝毫没有恶感，报着感激的心情，没有二心，也永远不会有……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
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摘自丁玲原信稿）
此时，丁玲正在畜牧队里帮助工会开展"五好运动"，负责俱乐部的一些活动。尤其是辅导学习雷锋日记，与学习毛泽东著作相辅相
成，突出了阶级斗争的主线。而陈明与业余文工队经常下生产队，在地头田间以好人好事、真人真事为素材，现编现演，用小喇叭念快
板。
丁玲在信中称，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畜牧队的工作上，放在对青年人多宣传阶级斗争、阶级压迫的历史上面，创作方面巳经很少
考虑了。
她在信中流露出几句感情亲近的话语："最近，在报纸上见到你们行动的消息，知道你们都在北京，身体健康，感到很安慰。不知白羽同志病好些了没有？我常常想你们，很想见到你们，希望同你们谈心，倾听你们对我的意见。这种想见到你们的心情，我想你们一定很理解。，，
1964年9月10日，她在致邵荃麟、严文井的信中一方面表达了留在北大荒的心态，另一方面委婉地诉说了参加劳动的一些困难：
领导批准我继续留在下边，实在太好了。每当我感到党对我
仍然抱有希望时，我就增加信心和力量。尽管我能力不及，心有余力不足，但我一定竭尽余力，好好学习，继续改造，努力工作，以不辜负党对自己的希望和你们的帮助。
……现在既然暂时回不去北京，原来存在的这些困难，我们
迫切的请求组织上帮助解决。以我过去所犯的错误，本不该再对
党有此要求。但不论自我改造也好，创作工作也好，生活学习的
安排也好，不依靠党，个人实在是寸步难行的。事实上，以我现
在的身体腰痛、脑神经痛，我很难继续在基层生产单位坚持上班
工作。因此，我不能不请求你们的帮助和安排。
在政治学习和政策学习方面，我们在这里的条件是不具备
的。特别希望作协给予帮助，发给我们一些文件和资料。如北京太远，是否可以请省作协分会就近和我们联系，经常给我们以指
导。
我深深认识到，改造对于我是长期的，永远须（需）要的。我也认识到，改造的目的，在于能自觉的克服个人主义、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使自己的工作，能合乎党的须（需）要，合乎党的利益，合乎当前的革命形势。我会在各级党组织的帮助下，继续朝这方面努力的。
作协党组传阅倍后.经过一番研究，决定从形势入手，以张僖的
名义冋信："丁玲：你9月10日写给荃轔，文井的信已经收到。作协机关根据屮央指示马〖：就要抽百分之六I'的人长期下去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运动，儿年之内机关百分之「〒的人郡要轮流长期下去， 希望你能安^ 0在下而改造和锻炼。，，
1964年10月底，农^局党委得到农垦部的指示，又参照1958 年中宣部介绍信中所说"以创作为主，也可以参加基层工作"的内容，把丁玲、陈明调到条件较好的宝泉岭农场。这个农场面积较大， 光^场部周围的人门就超过一万人。这次不给丁玲分配固定丁作，只把关系放在丁会，冬季就在总场部做些家属教育工作。
这一年12月29 口， 丁玲致信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再次要求摘帽：
我现在没有创作计划或打算，在目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内容复杂、形势尖锐的时候，我特别感到学习、劳动、工作中继续改造是我的首要任务，我将利用时间，联系实际，学习主席著
作，努力自我改造……
我过去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时间愈久，学习愈多，愈能认识清楚。党对我的处分，我一直心甘情愿。我只希望今后能给党和人民多做一点有利的工作。这种心情在以前的检查中或汇报中都提到过。目前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逐歩展开深入。阶级斗争的教育，形势的教育、学习、工作、改造的须（需）要，都迫使自己不能不再一次提出：请求党根据我几年来的决心、态度、思想和工作表现，考虑给我摘掉右派帽子， 批准我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使我能更无间地（客观存在）参与工作、接近群众，能更好地改造，为党工作。（人民群众与右派
的阶级界限，是个客观存在，不是主观愿望能取消的。1自信我决不会再辜负党对自己的希望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
(摘自丁玲原信稿）
那几年间，丁玲"了不少反修防修、紧跟形势的思想汇报，大都引自报上的观点，一遍遍茧复赎罪改造之意。中国作协收到后打印，
供领导层传阅。只不过等到了 1964年，主要收信人邵荃麟被拋出批判，遭到『灭顶之灾：
陈叫告诉笔者："在农杨，丁玲几乎没写过什么作品，不写日
《在严寒的0 ！二40〉老&脑子里构思，一个字没写。冇时帮职丁.
改点义章,写得最多的足汇报、检讨。我记得，她只写了短文《雷锋就在我旁边》，不敢^表，还写『儿篇队里干部家史。长时间不写， 写作感觉迟钝了，她自匕冇点担心，冇时还让我^她写检讨.，，
文^初期挨过造反派^打的张僖曾想过，如果「玲1963年调回北力'：，很难熬过作〖办义革这-关。陈明也々同样感慨："那时如果回釗北；：，或者继续^农场挨斗，1970年不关到秦城监狱，丁玲不一
定能活过来，她被整得太累了。'，
谈到丁玲回到北京彻底平反后的情形，陈明意犹未尽：
打倒四人帮后，我们想去看望陆定一，临去之前听人转述， 说陆定一表示，在丁玲问题上他与周扬的意见一致，我们就不想 ， 去看他了。
周扬要去日本访问，我们一是想见见他，二是想让他在日本访问时便于回答记者，便找了甘露一起去看他。周扬对丁玲过去的事一句不提，也不问惰况，哪怕说这几年你辛苦了。他只说自己耳朵被打聋了。我坐在他旁边，听到他仰着头在沙发上轻声
说："责任也不能全推在一个人身上……^回来后我把这话告诉丁玲，我们还猜"这个人"是谁，是指他自己，指默涵、白羽， 还是指主席？
丁玲一直到死，都没有听到周扬说一句道歉的话。
我们说过，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 但整丁玲是百分之百错误的……
0999年1月15日.口述）
文革前后那几年间，熟悉丁玲的人们发现，老太太在北大荒改造之后，变得表情单一，说话谨慎，动作迟缓，变得人云亦云，很难再有自己思索过的声音，原本驰骋文坛的那种感觉、那种泼辣粗犷的工作作风、那种爽快率真的为人风格已经难于见到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
1959年，赵树理五十四岁。在这之前，他一路顺利，被誉为文
坛的"旗帜"。那一年，他从北京到省、县里，为农业问题上上下下折腾数次，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给地委书记、
省委书记，直至牛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总编辑陈伯达。就是这几封信和文章酿成"祸根"，在当年冬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使赵树理成了中国作协整风中内部重点帮助对象之一。这个寒冷冬天的印象，郁结成赵树理一块难于治愈的心
病。
据知情人介绍，赵树理平时并不爱写信、写汇报，他是一个
谨慎、交际拘束的人，之所以在1959年频繁地向上面写信，是来
自于他对山西家乡农村实地观察后发自内心的焦虑、不安情绪。
这里有一个外因，就是陈伯达刚刚创办理论刊物《红旗》，在
1959年4月全国二届人大会议期间，别出心裁地约请赵树理为
《红旗》写小说。赵树理把它视为"光荣的任务"，不时在心里惦记着此事。
"可惜自去年冬季以来，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区，对有些事情就进退失据。，'事隔四个月，赵树理8月20日写信给陈伯达，把自己在农村的苦恼和创作上的困境和盘托出。他在信中写道："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游来游去，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
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起了一个带有学问意味和个性色彩的题目：《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应该如何领导"这种句式颇让后来的批判者不快。赵树理或许事先有些预感，为了避免批评领导的口气，写作时曾换过四五种写法，竭力想把那种口气去掉。他坦率地告诉陈伯达："这文章仍与现行的领导之法是抵触的，我估计不便发表，请你看看，给我提出些指正一说不定是我思想上有了毛病，不过即使是那样，我也应该说出来请你指正。，'
不知道陈伯达看了信和文章后的感想，只是他〖或者是《红旗》编辑部)在晚些时候将它们转给了作协党组。后来印成作协党员会议绝密文件，供大家内部批判时使用。笔者注意到，在《红旗》杂志该文的"来稿处理单"上，有一位编辑大笔一挥，写下几句意见："我觉得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很怪，有的甚至很荒谬。'，
所谓"荒谬观点"之一就是赵树理在信中提到的公社领导身份的问题，他写道："公社最好是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 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査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因而放
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中国作协党组由此于1959年11月24日向中宣部汇报时，把赵的观点归纳为："让公社处于顾问性的协助地位，实际上是改变了公社的性能，否定了公社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庐山会议后，这种观点无疑是与中央政策大唱反调的反面言论， 其大胆程度在当时寥寥可数。批判赵树理的战火悄然点起后，老实的赵树理又交^ 1另一封给陈伯达未发出的信，其观点比第一封信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公布的1959年元宵节致邵荃麟的信，更给批判火上添油。在信中，他再次表露了 "进退失据"的感受："在这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公社化以后，更感到彻底无能为力。，'在国家与集体矛盾的时候，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面说话。赵树理痛苦地表示："每遇这种矛盾出现，我便感到难于开口。，'他在信中随手举了四个在生产上瞎指挥、官僚主义、虚报等例子，指出"这种例证多到无法计箅"。
赵树理凭着作家的敏感，说出了对那一时期描述最妥贴的警句: "计划得不恰当了，它是不服从规定的。什么也规定，好像是都纳入国家规范了，就是产量偏不就范。'，这种略带幽默、嘲讽的语气让上面的一些人看了很不舒服，愈发觉得赵树理身上滋长着一种别人所没有的异样感觉，他的姿态在当时大背景中显得很不和谐。赵树理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境地，他左看右看，终于停笔了，自己解释其中原因：
"这封信所以没有继续写下去，是感到会使领导上看了前半截觉得我也是故意找难题的人。'，
这封未完成的信稿，字迹认真工整，几乎没有任何修改痕迹，可以想象作者深思熟虑、下笔千斤重的情景。但是九页稿纸中，用了几种墨水，表明作者断断续续在不同地点写信，拖了很长时间。
尽管赵树理后来有意设防，但事情的结果比他所预料的要严重，这几封信导致一个多月的大会批判、小会帮助。前几年曾有文章指责陈伯达转信是别有用心，是政治陷害。后来笔者看到1959 年1月9日陈伯达致毛泽东的信（作为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文件之—散发〕，才发觉陈伯达在信中也有与赵树理相近似的感受，他在福建家乡走了一圈后，对密植、深耕、干部作风、虚报数字等问题对毛泽东直抒己见，他甚至明确地说："当群众不同意干的时候， 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要去捞。，，他强调，这是大跃进难以避免的副产品，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既然群众有意见，引起我们相应的注意，并且力求在今后的行动中避免重复同样的缺点，也是必
可以想象，陈伯达在读赵树理的信时会有一些同感，起码不会有
恶感。当后来批赵达到高潮时，作协党组曾约请陈伯达、周扬同赵谈
一次话。陈伯达同意了，但是后来不知何故没有谈成，或许陈伯达也
有难言的苦衷，他不知如何面对赵树理来解释这一切。
不仅身居高层的陈伯达对农村形势有不乐观的看法，在当时的干
部队伍中普遍存在怀疑、不解的情绪。1959年9月9日和9月15 曰，作协党组开整风生活会，与会者就披露了一^零星感受：
我们对形势的估计有时也不是很正确的，如有人说大炼钢铁赔本，我会同意这个意见的。（邵荃麟）
有段时阆，我忧虑重重，是不够相信党中央的看法……（郭
小川）
对总路线、大跃进，我的态度是坚决拥护，问题是我对人民公社没有思想准备……对副产品，我有过意见，觉得是大跃进搞得过了头。（刘白羽）
热时过了头，冷下来也就冷了，就否定了自己过去所歌頌的东西，怀疑大跃进搞得太快。〖李季）
买不到菜，不满意，接着灯泡也没有，纸烟也买不到了，对抽烟的人说是有情绪。肥皂问题又来了，不能换洗衣服，自己心里不满意，有牢骚，有些对老婆说过。（严文井）
如有人怀疑大跃进，我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让我写文章否定大跃进，我不写，别人写了，我也不反对……（张天翼）
与这些人人过关时的简单表态相比，赵树理的几封信就显得更系统，更具危险性，更有爆炸性效果。
当时中宣部已揪出九条"大鳖鱼"，并且开了中直系统现场会推广经验。作协反右倾初期过于冷清，被上级领导部门批评为"温情主义"。于是，作协的整风运动层层加码，10月底贴出一千五百多张大字报。从11月4日开始批判王谷林、王鸿漠、高炳伍、冯振山等
四位中低级干部。斗完后，下一步目标自然而然对准作协中层以上干部。当时明文要求整肃领导层中的动摇分子，提出"抓得紧，搞得透，搞得细"的口号，十三级以上干部人人自危。先是楼适夷被抛出，赵树理和郭小川紧挨着就撞上"枪口"。看到有人被正式立案批判，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又躲过一劫。然后，心情轻松地参加批斗别人的会议，发言比上级定下的调子更为严厉，更为尖锐，力争显出自己的战斗倾向。这是政治运动的惯例，谁也无法摆脱这种"游戏规则"和"游戏心情"。
赵树理走人"批判怪圈"也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听了庐山会议传达后，别人不轻易表态，他却向党组书记邵荃麟说，他不敢看彭德怀给主席的信，怕引起共呜。邵荃麟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有过"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和"浮夸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想法。后来党组责成他去看，并和他开了一次谈心会，对他进行了初步的批评。这样，赵以他自己不顾风险的率直，不由自主地踏上被批判之路，这是他事先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在挨批之前，曾找山西省委领导陶鲁笳、副总理谭震林谈过有关公社的问题，依然无所适从。整风会一开始， 赵表现了令人惊诧的顽强性，他相信自已的眼睛，坚持原有的观点。
11月24日，作协给中宣部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一场面：
此次整风会上，许多同志对他作了严正而诚恳的批评。但到11月18日的会上，他仍然认为他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 并且公然说："关于粮食总产量问题，我们打外仗时可以说粮食问题解决了，但外仗打完了，对内就应该摸清，我们的粮食究竟有多少？"又说："六中全会决议，我认为中央对成缋估计乐观了一些。这不怨中央，是大家哄了中央。'，又说，办公共食堂"只是为了表现一下共产主义风格，在食堂吃不如回各家各户吃的省"等荒谬的话。邵荃麟同志严厉批评了他这种无原则杰度.
邵荃麟是一个温和、书生气十足的领导人，在这次会上却少见
地发怒。他自己在11月22日大会上说："我不太容易激动，那天激动了，是要求老赵要有一个态度。，'他说话的措词已相当严厉: "老赵今天不像个作家，会开了很多次，许多同志满腔热情帮助老赵，为了发言，看了书。许多发言都心平气和，讲道理。直到前天，老赵还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大家基本上是错的。我想，我们的发言能否说服他呢？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帮助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是应该发言，不管他听进听不进去。，'
翻开当时的会议记录，可以闻见浓烈的火药味，已难以见到邵荃麟所说的"心平气和"：
〇赵树理采取与党对立的态度，有些发言是污蔑党的，说中央受了哄骗，这难道不是说中央无能，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有什
么区别……
〇我们要问树理同志，你究竞悲观什么？难道广大群众沿着社会主义前进，还不应该乐观，倒应该悲观吗？树理同志，我们要向你大喝一声，你是个党员，可是你的思想已经和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沿着一个方向前进。
〇你还执迷不悟，进行辩解，这难道不是一种抗拒党的挽救的态度吗?难道你把毒放在肚子里，就不怕把自己毒坏吗?我觉得
助他消毒的力量了……
〇……赵树理的态度很不好，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他对党和党中央公然采取讥讽、豳笑和污蔑的态度，实在太恶毒了。仿佛应批判的不是他，而是党和党中央……
〇真理只有一个，是党对了还是你对了？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这是赵树理必须表示和回答的一个尖锐性的问题，必须服从真理
每个与会者的发言方式不尽相同，臂如，萧三每批一段赵的言
论，就引申一句："那么，请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他形容赵的思想深处像一座"堡垒"，是"很难攻下的马其诺防线"。他质问： "看，这样一所建筑，还有什么好砖吗？"他好心建议老赵要有新鲜事
物感，去工业中心和工人中生活一个时期，多快好省地改变世界观,
不要有抵触情绪。
上纲上线，轮番冲击，使会议的斗争气氛直线上升。作协给中宣部的报告中称："党组采取展开辩论的方式，由同志们作有系统的发言，批驳其各个论点，然后由赵树理同志答辩，答辩后再由同志们发言辩驳。，'实际上，赵树理已经难于从容答辩，他只是顺着大会的气氛做一些解释，甚至对耐火砖、造纸厂建造是否纳入国家生产计划、缝纫工厂对解决家务劳动所起作用等小枝节问题都谈得很细，让大家
听了不胜其烦，不知老赵此时用意何在。
11月18日下午，赵树理在会议开始时首先表达歉意："大家为了帮助我，准备时间比我长，看了不少书，很对不起大家。'，在经过几个小时的猛烈炮轰后，他最后嗫嚅地说了几句："这篇文章（指给陈伯达的信）我写了两个月，像农民一样固执了两个月。住上房子， 现在马上把它拆掉，不容易。，'他固执、为难的情绪又通过这几句话，委婉地表露出来，让精疲力尽的与会者添了几许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邵荃麟代表组织者再次责问："老赵和同志们的认识相反，遥遥相对，究竟谁是谁非……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否则，不会开这样大会批评你。你狭隘的农民世界观会影响千百读者，所以不能不帮助你。，'邵承认，老赵举出的一些例子，如强迫命令等，我们并不否定这些现象。他引用毛泽东一个内部讲话说："六亿人民的大运动不产生一些缺点，那才是怪事。，，赵树理无言以答，在会议构织的言语矛
102
人有病夭知否
盾网中左冲右突，陷入长时间的思考。会议记录本已经很少有他发言的记录，他只能迷惘地、似懂非懂地听完一个个大会发言。在这种压力和威胁面前，心里的防线逐渐地崩溃，他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只有无奈地低头或认同，他在想：自己真的错了吗？
会议上汇总了若干个问题，请赵树理回答，近乎最后通牒：
1.中央文件当中有哪些对情况的估计与事实不符，希望具体谈谈；1赵树理同志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论中，哪些是对的，可以具体谈谈；^在当前这样好的形势下，赵树理同志为什
么看不见大量存在的先进事物，老把个别地区的产量问题孤立起来谈……
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的脸风恶雨，赵树理此时对自己的处境深有感悟。他顾不上回答这些带有陷阱意味的提问，11月23日递交一份报告，不得不对自己进行"政治宣判"：
荃麟同志并转党组：
我于18日在党组整风会议会场上的发言中，对中央决议、粮产、食堂三事说了无原则的话，经你和好多同志们提出批评，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全党服从中央是每个党员起码的常识，把中央明了的事随便加以猜测，且引为辩解的理由，是党所不能允许的。别人是那样说了我也会起来反对，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右倾立场（固执己见的农民立场）竟会说出那样
的话来，实在不像多年党齡的党员。为了严肃党纪，我愿接受党的严厉处分。
赵树理 11月23曰
当时他的情绪波动很大，他对友人伤感地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
、他奉命开始写长达数千言的书面捡查，从根子上追究犯错误的原因，一遍遍地否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最有戏剧性的是，当他苦思冥想寻找出路的时候，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巨大的运动机器慢慢地减速，批判大会无形中被通知取消，赵树理和与会者又一次被置于不知
所措、头脑空白的境地。 ，
严文井作为当时党组负责人之一，后来透露了其中一些内情："庐山会议后整彭、黄军事集团，林彪生怕在军队里要斗倒一大批人，就授意总政发指示，要刹住反右倾运动。后来农村形势越来越恶劣，中央也批转总政的通知，决定反右倾一律不戴帽
子，一风吹……'，0997年5月19日口述）
赵树理有惊无险，在来得突然的转折时期，他诚惶诚恐了一段时日。到了 1960年3月，他交出一份书面检查，本性难改，又自动恢复了对公社等问题的解释权，他说："我向各级所反映的问题及自己建议的解决办法，姑无论其合适与否，其精神都是想把问题解决了而把公社办好的。'，"我自信我还是个敢想的人，虽然学得的马列主义
不多，遇事难免有想错的地方，但是想对了的地方也还不少，不要妄自菲薄，应该随着敲紧的锣鼓活跃起来。，'
运动进入收尾，没有人肯为这些问题再去大会上批判他，整个机关失去政治性反应，一两个月前火爆的批判场面冷却了，只是变成痛苦的记忆碎片留在当事人的心里。作协总支1960年2月21日做了整风总结，对赵树理留下了几句化大为小的评价："由于他还未彻底克服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由于在他身上保留着狭隘保守的农民观点，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途的看法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实际上后来也没有形成正式文字，内部批判的最终结果是：没给他任何处分，也没做结论。
严文井回忆说，中央当时可能有一个指示，对赵要低调处理。对赵树理来说，心灵的风暴虽然也已平息，但打击却是毁灭性的，让他几年间都难于平静。好友孙犁说："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不仅仅创作上出现衰竭，身心上也变得疲惫烦躁，不堪重负。
曾经参加当年批判大会的杨子敏（后任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回忆说："会场设在文联大楼四〇一室，赵树理坐在圆桌
中间。看上去他很沉着，很认真。我就注意到，每逢开斗争会，赵树理有一个动作就是嘴里叼着烟，手上不断划火柴，有时一盒火柴都划
完了，烟还没点着。他是在不自然的状态下有这些动作的，看得出心
里不平静……'，0997年12月25日口述）
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人、评论家侯金镜的夫人胡海珠表示："那时空气非常紧张，老赵有压力。但他对事实部分很坦然。老赵说话有时让人听不清，一方面是口音问题，另一方面是他说话的特点。以前大家就说，老赵小说写得那么出色，可讲话就怎么听不懂? 看他在会上吃力发言，在心里对他是同情的。开会时他拿着一支笔, 随手在纸上划几个字，不像其他挨批者那么认真记录。会开得很晚， 冬天又冷，散会后大家都急于赶回家，而老赵往往坐在那儿发楞，想半天，动作很迟缓。有时金镜就陪他坐一会儿，说话无非是'注意身体'之类。，'〈1997年12月26日口述）
挨批期间，赵树理无法排遣苦闷，有时就去老友康濯那里坐坐。当时康濯在和平宾馆写长篇《东方红》。作协党组曾有意让康濯做做赵的工作，康濯12月中旬给邵荃麟、严文井的信中，反映了赵对批判发言中一些不实之词的意见，认为他的看法并非如此。
有一次他们两人在家中吃饺子，赵树理忽然有感，说公社搞了食堂，像饺子这类费劳力的事怕不好办，社员吃饺子也就困难。康濯不同意，认为发明了大机械工具，吃吃姣子完全不成问题。康濯还没讲完话，赵就改变看法，连忙说一些公社食堂的优越性。康濯在信中谈到，赵的改变相当明显，大会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康濯夫人王勉思回忆道，当时中东政局动乱，老赵时常唠叨说， 我还不如出去打游击，去支援世界革命。
赵树理心情黯淡地返回家乡，几年间很少露面。直至1962年8 月大连会议，赵树理才在整个形势鼓动下，作了农村形势问题的长篇发言，比1959年的观点更推进一大步，更具锋芒，是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鹅绝唱"。到会的李准在事隔二十多年后仍忍不住地为赵喝采："赵树理了不起，大胆反思，敢于说心里
话，精彩极了。没人能赶上他，他走在知识分子的前头。，'《1989年8月29日口述）
经历三年困难之后，痛定思痛，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首先对
1959年的批判表示歉意："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出了长期性、艰苦性，这个同志是不会刮五风的。在别人头脑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 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我们的社会常常忽略独立思考，而老赵， 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的，59年他就看得深刻。'，〖摘自会议记录原稿）
周扬在会上几句话定评："他对农村有自己见解，敢于坚持，你贴大字报也不动摇。'，
对赵树理又是一面倒，以至1964年8月3日作协党员大会上批判者为此愤愤不平："在现代文学史上，当面受到这么多作家的恭维、吹嘘，恐怕没有先例吧。，，
1962年，作协根据上级精神，由邵荃麟牵头，做出1959年反右倾运动甄别报告，其中谈及赵的一段是这样写的："根据三年来农村
志所写的文章和信，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而且有些意见应该说是正确的。因此，当时根据以上文章和信对赵树理同志在十二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范围内进行批判，是错误的。，'^
邵荃麟很用心在报告原稿上做了多处修改，最后一句原来用语是"不妥当"，是邵改为"错误"。可惜，赵树理没有及时看见甄别报告。因为1962年夏秋，阶级斗争理论又占上风，作协已经不便拿出这个报告给当事人闳看。
等待赵树理、邵荃麟、周扬他们的是更残酷的政治风暴，有关农业方面的言论成了他们被置于死地的"罪证，，之一，1959年大枇判的双方大多数人都以同样罪名被凌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1970 年，赵树理和邵荃麟先后被迫害致死。事隔-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
倒台，其中罪状之一就是大跃进时期偏激的意见书。
据说，赵树理在临死前极度失望地说了一句："唉，我总算是想
通了，明白过来了。"对1959年大批判他一定会有新解，一定会记住当年连夜赶写检讨稿时冒出的一句话："我五十四岁了，怎么还写这种文章？"
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
1955年8月，中宣部领导层就酝酿着一个加强中国作协工作的
人事安排：从中宣部文艺处负责人林默涵、郭小川之中抽调一个去作协。三十六岁的郭小川惶然地表示：我不去，我没有认真搞过文艺， 不敢跟那些大作家打交道。9月6日，郭小川在作协反丁陈斗争会上发言，其发言稿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中，认为具有战斗力，当即拍
板让郭担任作协秘书长。
在这之前，郭小川曾与刘白羽、林默涵到公安部，参加整理胡风信件的绝密工作，亲手抄录了不少毛泽东的按语。这是他第一次接触髙层政治斗争运作的内幕，斗争的神秘感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1999 年9月3日上午笔者与郭小川的小女儿郭晓惠探望林默涵，林默涵年已八十七岁，记忆巳不甚清晰，他只是简单地谈到当年郭的模样： "郭小川是一个漂亮、聪明的小青年，有朝气，有才干，胡乔木、陆定一欣赏他……他在左派，但他同情〔右派）。有自由主义，党性一
舣服0
到作协不久，郭小川充分显示其快手的特点，起草了不少工作报
告和《文艺报》社论。1956年底，郭小川刚刚升任作协党组副书记，就被迫接受了一个人人都回避不及的任务：为甄别中的丁 （玲） 陈〈企霞）问题写结论。在实际接触文艺界的矛盾状态之后，他苦不堪言地躲在家中，光写结论就花费了两三个月，一再形容自己的写作为"蜗牛速度"。
曾任作协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林绍纲当时抽调到丁陈问题甄别调查组，同在组内的还有丁宁、唐达成。林绍纲回忆到："当年丁陈不服，提出上诉，中宣部、作协就成立了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
为首的调査组，张的资格比周扬还老。我们根据55年发言材料，向一百多位作家进行核实，不少人把原来发言材料中尖锐的、上纲上线的词语抹了。我们把调查的材料打印成册，堆在桌上成了很髙的一叠。在这基础上得出结论，丁陈不是反党集团。记得那时由唐达成、丁宁写初稿，然后郭小川一遍遍修改。他熬夜写稿，努力掌握分寸， 很苦啊！他改了有六七遍之多，可是每回到中宣部就通不过，郭小川
回来就说：4 〈稿子）不行，再改。，，，0999年10月21日口述）
在郭小川当时的日记中，写结论的牢骚和苦闷比比皆是，如： 、7-1-2，看材料一天，事情之艰难和复杂真是达到严重的程度。，'^57-1-11，八时起，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弄得心情非常之坏，似乎感到这文艺界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改变的。'，、7-2-11，作协的事简直没有完结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把我逼住，真是
叫人烦恼，我实在不想干下去了。'，等等。写结论的难度在于甄别时作协很多人对于1955年斗争丁陈会议上所提供的材料不认账，中宣部党委又要求摆出充分的事实。郭小川采取折衷的态度，力求使结论能为多数人同意。结果，周扬、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看后大为不满，周扬尤其对向丁陈"赔礼道歉"的提法耿耿于怀。
当时郭小川在会上无奈地表示，既然"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要摘掉，也只能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之类，别的帽子我想不出来。大家为如何措辞一筹莫展，突然有人想出一个"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的提法，周扬一听马上认可，并决定由郭小川根据新提法继续修改。郭小川的这一摇摆，始终让周扬、刘白羽他们心中不满，构成了他1959年挨批的罪状之一。1959年刘白羽批他时说到这一点："小川说他写丁陈结论，是'慨然应诺，。这不是一个党员的话，我听了这四个字非常难过。这四个字就是说，我们四个人没有写，委屈了小川。要说清楚这点，不能把写丁陈结论看作委屈。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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