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这许多年的牢骚话积少成多，连同他的所有作品，都在"文革"初期一一受到总清箅。在太平湖自尽之前的一天长考，应该说是多少年心情郁闷的继续，是问天天不应式的思想斗争的总解脱。
如果说老舍遭难于1966年，那么身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却早在1964年就被人算总账，罪状之多令当时的茅盾感到无限的后怕。譬如在一本供内部批判使用的名为《关于茅盾的一些文艺观点》的出版物中，汇集了茅盾近十几年的"错误言论"，其中关于题材方面的意见占七八成。如1956年茅盾在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发言："观众和读者的普遍责备是两句话：干巴巴、千篇一律。干巴巴的病源在于概念化，千篇一律的病源在于公式化，在于题
材的狭窄。'，批判者认为此说是别有用心；1961年茅盾在鲁迅诞辰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做报告，认为鲁迅作品的意境是多种多样的，批判者认定这是茅盾用鲁迅针砭今天的现实；1962年4月在纪念《讲话》二十周年的文章中，茅盾强调文艺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是因为对"讲话"的"生吞活剥"，他在原稿中用了 "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八个字，发表时被删去，批判者据此认为这是贬低《讲话》的伟大意义；在《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等几篇评论文章中，茅盾认为许多作品落了俗套，跳不出框框，常常显得简单、生硬、花样不多，
有时简单化甚至造作，批判者指责茅盾这是想与党争夺青年作家，企
图左右文学创作倾向。诸如此类，让茅盾感到山雨欲来的重压，犹如芒刺在背。从1964年起，经过特意安排，"作家茅盾"在文坛消失
了，代之的是"民主人士沈雁冰"，只是偶尔在某些政治性场面露
面。在顾及自身安危、如履薄冰的情况下，他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缄
默。
茅盾对文化部长的职位是充满矛盾心情的，在1957年大鸣放中曾有，"有职无权"的感慨。他曾多次有过辞职的念头，奇怪的是，他只是向作协领导人邵荃麟等提过此事，而很少向国务院文化系统负责人提出过。茅盾解放后在创作上苦恼，在部长位置上忧心仲忡，一直是从周恩来到文化部、作协负责人都深感棘手的难题，几次解决都未能如愿。譬如1956年9月18日，中国作协以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郭小川名义向周恩来、陈毅、陆定一、周扬送交《关于改进当前文艺工作的建议》，其中就建议由茅盾实际主持作协工作，辞去或虚化文化部的工作。报告中称"这样做是最适当的"，并认为在茅盾的影响下，易于把广大的党外作家特别是一向感到受冷淡的老作家团结在作家协会的周围。报告中还说："就茅盾本人来说，这样一来可以经常接触新老作家，经常接触创作问题，对他的艺术生活也有好处。他的长篇小说的写作屡因其他事务打断，使他深感苦恼。，'
报告原稿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像茅盾这样的举世瞩目的作家， 到了新社会反因忙于行政而写不出新的作品，以此下去我们会受到责
难的。，，或许这段话过于真实，语气过重，刺激性太强，在形成正式报告时被删去。这次报告送交上去，由于诸多原因，境况依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 "文革"前夜，受责难的恰恰是茅盾本人，而组
织大批判的恰好是1956年这次报告的几位起草者。茅盾当时在小说创作上没有发表任何一个字，反而是评论文章惹了大祸，这使他内心深处的创作祸福感更加强烈。茅盾曾在家中偷偷续写《霜叶红于二月花》等长篇的片断，但大受环境影响，自信心屡受挫折，后来自己把手稿当作废纸随意处理，连家人都在很久以后才发现。
在1962年8月大连会议后期，茅盾曾有一段肺腑之言："我们是一个新时代，有新任务。如果写五风用暴露手段，那就反而成了时代的罪人。所以我们的任务更加微妙，我们不能像批判现实主义那样去写一个新时代，写起来是困难些。正因为困难，所以也是光荣，不
要性急。有些东西现在不能写，有些也可以写，要写出本质的东西, 而且给人以勇气和乐观。，'〈根据大连会议原始记录稿）
1957年3月曾是为数不多的言论放松时期之一，作家们有机会
能够就一些问题进行切磋，茅盾在这些场合难得地与众人交换看法：
老舍：我的四个小孩都不学文艺。我们写不出东西，很痛苦，他们都看见了，不愿窻像我们这样痛苦，所以他们不干文
小说发展下去，^干部的下场是投河，1^心动魄，这^合人民内部解决办法。我们的悲剧、讽刺剧不能像果戈理那样写，可我们这样写出来又不能赶上古典……
茅盾：我有过同样想法。现在有没有悲剧？一般说也可以说有的，如官僚主义是思想方法问题，碰得头破血流，也可写得痛快淋漓。
张天翼：王蒙问："看见缺点是否可以写？"解放前写暴露的东西，心想，必须推翻那个制度，问题简单。现在与华威先生根本不同了，但有缺点的，怎么写？对否定人物的批判态度，可
以用同志态度，但并不妨碍尖锐地狠狠地把握。
曹禺:常常要求我应该怎样和自己想的、事实上怎样有很大
区别，正面人物远比应该的复杂。写出一个人物，人家认为不是这样，自己则认为就是这样。大家说这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下笔就困难。
陈白尘：前几年无冲突论合法，荽我们讽刺，但写不出来。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
巴金：主要是作家自己独立思考，自己做对了，就应对人民
负赍。
赵树理：悲剧定义在新社会可重新考虑，今天社会里有今天
的悲剧。我自己算是大胆，但写前三十年还可以，参加工作以后就不好写了……
(摘自1957年3月8日、9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小组记录）
在这次著名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每天由中宣部办公室编印《问题汇集》，以不点名的方式每次汇总二十多个问题，细细归纳起来无非就是几个"老大难"问题，如"有人认为现在对人民内部不满与敌对情绪分不清，干预生活与歪曲现实分不清，香花和毒草分不清"，"有人认为不应当过多批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说这样会煽动群众来反， 对领导"等等，会上意见纷杂，时常交锋。这样的会议同往常一样，
自然而然地就开成图一时之快的"神仙会"，所有的议题在当时大机器运转下都无法正视和解决，在随后而至的反右斗争中就不了了之。相反，被打成右派的人被人从会议记录中寻找罪证，不少与会者被保护过关，像茅盾这样在文坛有影响的人物虽然过关，但仍被内部排队为"中右嫌疑"。茅盾得知后锐气大减，从此说话更为谨慎。
当时，评论家侯金镜曾私下担忧，认为小说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
在今后三四年内将出现歉收。这话不幸言中，1960年、1961年全国刊物普遍出现稿荒，编辑部内部叫苦不迭。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7年3月这个早春的日子里，部分老作家萌生了修改或续写旧作的念头。各分会向作协总会汇报的一些创作规划中，重写旧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难度之大，使这些计划后来都成了泡影。如上海老作家王西彦写道："正在修改长篇《红色的土地》，因为正面人物写得不好，所以改起来很吃力。长篇是写湖南土改，生活不足，所以搞垮了。自己改造很差，也不能写知识分子改造，暂时没有创作计划。，'张天翼3月12日写道：《金鸭帝国》没有写完，只写了两卷，想续写。但前面还要大改，或干脆另起炉
灶。不过，这还值不值得写下去，我自己还有点怀疑，故亦未决
，，
疋。
张天翼对自己的创作信心不足，疑虑重重。他身为作协负责人之一，却屡屡奉命对老友们的创作进行"启发和帮助"。1959年初他受组织之托找李劼人，就《大波》的创作倾向谈了几点意见。他指出《大波》在处理历史人物方面，还有不明确的地方，如对辛亥革命时代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缺乏具体的分析评价。这话说得颇重，看似"个人意见"，实际代表有关领导方面的评价。张天翼还说：^《大波》偏于生活细节的描写，如风土人情、婚礼仪式等，写得倒是很细
致。，'作为过来人，张天翼是理解老友避重就轻的创作苦衷的。话中多少带有批评的意味，只是张天翼在老友面前尽可能说得委婉、慎重一些。在中国作协组联室1959年第二期《情况汇报》中，还记录了张天翼同李劼人的一次谈话，张就李如何表现劳动人民的力量，提出
了一些意见。
李劼人的反应是含糊的、无力的。1959年6月中旬，《人民文学》曾给他写信，希望他写一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李回信拒绝，坚
决地表示："不但目前不可能写，即今后永远也不可能。，，说像梁斌的那种文章(指梁发表在《人民文学》六月号谈自己创作的文章）"是
可一不可再的"。与别人相比较，他对《大波》的印数偏低颇有意见，认为自己作品"值不得推荐介绍"。
李劼人在十几年创作中情绪此起彼伏，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
中。同为四川老乡，沙汀是李劼人创作上的"稳定器"之一，在帮助李劼人写作方面花费心思较多。然而，又有谁能知晓沙汀自己在创作
上举步维艰的处境呢？
1957年春天，沙汀根据自己在农村生活的基础，一气赶写了四个描写合作社的短篇：《摸鱼》、《开会》、《老邬》和《在牛棚
里》。发表后，柳青、周而复、欧阳山等老友都称沙汀对题材抓得很
紧。可是没过多久，各种议论出现了，甚至包括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
的不同意见。艾芜、骆宾基感觉这几篇短篇反映的生活、人物，还有
些消极的东西，还有旧的思想意识。艾芫同沙汀谈到《老邬》时，认
为这个人物还有些落后的东西，还不够坚强。沙汀当即反驳说，作品
中说的明白，老邬是1955年底才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要求他如何
坚强、完善，是个苛求。
在反右斗争剧烈时，《收获》转来一封读者来信，沙汀也接到一
封四川读者的来信，都对《开会》提出意见，觉得作品流露出来的情绪同右派一脉相承，挑拨干部与领导的关系。两封普通读者来信的严厉措词让沙汀吃惊不小，他特别请一个喜好文艺的报纸负责人，一个长期住在农村的记者审看作品，结果他们认为作品无问题，这才让沙汀稍微放心。1958年8月24日，沙汀给邵荃麟回信，详细剖析自己忐忑不安的心境，解答了邵荃麟来信中询问的几个问题：
20日来信收到，昨晚一夜无眠，吃了药都没效，躺在床上，老是想着来信中提到的一些主要问题。我这个人不仅容易紧张，而且粘滞，缠住一件事情、一个思想就很不容易丢开……
我碰到了具体处理上的困难，苦恼，结果写成了像现在这样子。现在想来如果干脆从正面写一个"韩梅梅"，这不省事多了么?这不是轻视"韩梅梅"，这是我的真情实意。的确，我现在是这样认识的，越是接触到消极现象，越是要努力塑造正面人物，否则文艺的武器作用从何而来？
因为反映狮子滩水电站的一篇报导，这里一个年轻同志再三向我当面提意见，甚至是警告式的，当时给我刺激很大。一般说
我写东西更小心了，而且从此很少写过特写
为了创作上的问题，近一年多来，我是很紧张的，苦恼
1959年春季，沙汀来北京开人代会，邵荃麟、刘白羽、张天翼找他谈话。沙汀诚恳地谈到自己面临最大的难题是放宽题材的问题， 最大的苦闷是写不写旧底子。在中国作协1959年第二期《情况汇
报》中，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大意：
有人曾说他(指沙汀)熟悉四川的农村和人物，但他自知那是过去的农村和人物，即所谓"在其香居茶馆"里的人物，在强调写"现代"、写"尖端"的情况下，继续写那些旧底子，一方面有顾虑，另一方面也不甘心。钺菓扔掉那些东西，致力于写今天，写现代，又一时难能和新的生活衔接上，写起来自然就格外吃力，有"负疚"、"欠债"的心情，苦恼了好久，曾有过离开短篇改行的思想，有过从事剧本和电影写作的打算。可是不管怎样，思想上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这次邵荃麟等同志坦率而又诚恳地和他交谈了这个问题，他又看了陈毅、周扬在创作座谈会的讲话记录，思想豁然开朗。
实际上，沙汀以后的作品明显减少，他想写的电影和话剧也迟迟不能下笔。
在沙汀苦闷的同时，周立波正在赶写《山乡巨变》下部，预计1959年10月完成。他采取这样一个创作原则：真实性和党性要结
合，对党有利就写，不利就不写。他还以《暴风骤雨》为例，说有很多东西因为考虑到具体情况没写进去，曾有人批评不真实，但他觉得他的做法是对的。
尽管周立波在题材方面谨慎再三，然而在1964年大批判风暴来临之际，他还是挨了闷棍。当年8月3日下午召开作协全体党员大会，集中批判了三年来短篇坏作品，有发言者点到周立波的新作《扫盲志异》，认为该作品把封建思想、落后事物当作展览品，主题思想摸不透。发言者强调说："我到现在也弄不清立波同志写这篇小说的目的何在，拿'以小见大'来检验也检验不出什么'大，，什么时代精神！"周立波当场打断批判者的发言，愤愤不平地说："我插一句话，扫盲是个大事，还是个小事？我认为扫盲是个大事，以后我还要写，我们不能关在房子里只看到我们的文化水平高了。前天少奇同志还讲，在农村还有很多候补文盲。"这种当面对抗对于性格温和的周立波来说是少见的，但终究不能与形势对抗，十足书生气的周立波很快就"缴械投降"。
在众多的作家中，周立波是比较紧密地与组织保持联系的，他时常汇报、请教，哪怕是细小的个人活动或转眼而过的创作念头。在所有作协会员向作协汇报的计划、建议和要求中，周立波总是突出的、鲜明的。这一方面显示他极强的组织原则，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的小心、慎重，以此来加重自己创作的保护色彩。
在所接触的会员汇报材料中，有两份给我印象很深，一是赵树理写于"文革"前夕的一份思想检查，他列举了自己十几篇大小作品， 其写作竟大多是"半自愿"或被迫性质，而一心一意所想写的长篇
《户》却无从下笔；二是叶圣陶1956年回复作协的短函："希望出些题目，指明哪些方面该注意，值得写。，'在此次回收的近百份会员汇报材料中，大多是申请创作假、请审阅作品、帮助联系出版，甚至帮忙借阅图书等内容，惟独叶圣陶这窭窭几个字与众不同，一针见血， 让后人看了不禁怦然心动。
经过多年实践，作家创作恐惧症慢慢蔓延，已成为无法扭转的普遍现象。在1961年6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各路文艺诸侯也无奈地涉及这个问题。刘白羽承认，在他所接触的十多位作家中，存在心情紧张的问题，写作上有顾虑，不知道怎么写。严文井说，创作上有一些清规戒律，作家当中存在一种紧张状态，再加上任务安排不当，创
作时间得不到保证，都造成近几年创作减产。陈其通也承认，部队文
艺工作执行政策有片面性，对于创作的要求不从实际出发或者干涉过
多，致使目前的创作还不够旺盛。陈克寒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在政治方面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提出一些过高、过急的要求，使文艺
工作者难以办到，负担过重，心情不舒畅，结果是欲速反而不达。
田汉在会上大声说道，由于清规戒律多，弄得有些戏不能演了， 常香玉能演出的只剩下红(娘）白〖蛇传）花〖木兰）三个戏，欧阳予倩的
《黑奴恨》和阳翰笙、包尔汉写的剧本一道压了三年以上。他希望周扬把"现代题材"这个概念再明确一下。周扬能说什么呢？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他又能说清什么
呢?在他即将下台前夕，在1964年6月29日培养青年业余文学作者工作座谈会上，在长篇宏论之后，他最后突然说了这么一段，令与会者久久不能忘怀：
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值得注窻，有些写文章的人不敢写了，说《人民日报》社论上有的，我就写，没有的就不写。这样一来就没有创作了。
后记
仔细想一想，这篇后记实际上应是一封封未付邮的感谢信。
写这本书，前前后后大约历经十年。1993年从中囯作家协会机关调到《北京青年报》工作后，基本上脱离了文学圈，再加上报社的任务较为紧张，几年内几乎中断了收集作家史料的活动，我自己一时也找不到写作的途径。
当初，我自定的目标是悄悄地写出一本《中囯文坛运动史》。可是转悠若干年后，我明白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实在不堪此重任，渐渐地有些灰心丧气。
记得那是1997年秋末，报社文化部同事尚晓岚告诉我，她曾同《读书》编辑部负责人汪晖介绍过我的情况，汪晖表示愿意同我谈一谈。准确地说，当时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不知所措。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东侧的一家清真饭馆里，第一次见到了早闻名学界的汪晖和编辑叶彤。正是他们的鼓励和指点，才有了曰后在《读书》不定期刊发的系列拙作。
在此，我特别感谢尚晓岚，正是她的牵线，结束了我多年茫然的状态；特别感谢汪晖和叶彤，他们的点拨和严格要求，才使我有效地找到写作的方式。尤其是叶彤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对拙作提出修改意见，使我受益尤大，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让文章大为增色。
我也感谢曾发表拙作的《南方周末》、《黄河》、《书屋》、《社会科学论坛》等编辑部，他们和《读书》一样，都在背后推动我，督
，，(入、
人有病天知否
促我0 ，
在几年采访中，得到数百位文学界内外人士的理解和支持，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放弃了休息，接受了我的访问，并在史料查找方面积极替我排忧解难。没有他们，这本书是无法成形的。我只是这批中国文坛几十年风雨的亲历者口述的记录人，只是文学史料的一位整理者。请允许我在此，对书中出现的所有被采访者表示诚挚的谢意，谢
谢你们的关照和鼓励！
我感谢《北京青年报》诸位领导和同事们的厚爱和宽容，报社内
部的活跃气氛和进取精神也对我的学习有一个很大的推动。在这里， 要特别提到《青年周末》一版编辑组何小娜、李立强、周燕，同一办公室的翟淑兰老师、陈新、张杰英、陈峻等，记者部《每日焦点》编
辑组张力、袁力、孙丹平、楚贵峰，评论部董江宁、李玫、潘洪其、吴鑫、姬源等。这几年间，我作为这些集体中的一员，得到他们多方
的帮助和包涵，令我永远难于忘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一直希望尽可能地理清每一条发现的线索，翻阅每一页可能得到的材料，力图为本书的传主们建构一个主体的全息图像。可是要在一本书里完整地再现传主们在特定岁月中的每一时刻，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篇幅的问题，要主要的是还会有某些人证和物证未被及时地发现和查证，就此而言，我热切地盼望着那些曾经见证过事实而为我所未知的人们，能够时时给我以教正，以便我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加以及时修正和补充。
1999年陈明先生、范曾先生先后在报刊上撰文，对我所写的《丁玲的北大荒曰子》、《午门城下的沈从文》的部分内容表示不同的意见。我尊重和理解他们表达的心情，在我这一边没有公开发表文章辩驳和解释。现在借把《读书》发表的文章重新扩写编辑本书之际，再次采访了有关人士，核实材料，在一些事实方面做了相应修订。对此，由于不慎重造成的部分细节失实，我承担自己这一部分的责任，并向陈明先生、范曾先生表示歉意。但是，在更正几处细节的同时，我依然保留了主要的事实，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以便求教于行家和读者朋友。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真相会慢慢变得清晰起来。我们不是在追究、责怪个人的什么责任，而是探讨多少年
政治运动凄风苦雨中的悲剧因素。范曾先生在《忧思难忘说沈老》一
文中，对拙作的一些内容提出反驳的意见，文章最后写道："我只是
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其间发生的一切，
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频簸， 须要你表态、排队、坚定立场、表示忠诚等等，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从文。"我个人同意范曾先生最后表白的这一观点，我也愿意在摆事实的基础上，同范曾先生进行有益的交流和争论。
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著名评论家唐达成先生在看到范曾先生的反驳文章后，曾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关切地询问过，他最后告诉我一句话："一切以事实说话。'，
唐达成先生在病中看完收在本书中的有关赵树理、老舍、沈从文、汪曾祺、浩然等文章后，曾在电话中谈了自巳的感受，对我鼓励甚多，并提出一些问题让我注意。在他做完癌症手术后，坚持在病房或家中接受我的采访，谈了自己当年划了右派后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的情景，
他神色忧伤地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可惜的是由于诸种原因，有关右派在柏各庄劳改的文章一直未能完成，只能留待将来了。因此，我想把这本书献给唐达成先生，以寄托无尽的哀思和缅怀之
情。
我在电脑前写作这些文章时，十岁的女儿陈宵晗时常站在背后默默地看着。时间长了，她也能记住郭小川、老舍、沈从文等名字和他们的作品。但是，要给她讲清文坛政治运动中的故事是异常地困难， 我无法回答她的提问。我常常惘然地想到：等到她们长大后，她们能够理解上一个世纪中囯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苦难历程吗？能够解读中国作家集体的无奈表现和个人的辛酸故事吗？
惟独希望的是，女儿这一代人再也赶不上这本书中所讲述的政治运动，再也碰不上那些祸害全民族的人为灾害。这本书文字里构筑的一切成了绝对历史，一去而不复返，那将是民族、国家的福音，是我们和女儿这一代人的幸事。
最后要感谢前辈作家林斤澜老先生，他在北京6月酷署中为本书写序。他说，他要写一个独特的序言，超离本书，宽泛地谈出对文坛的理解。林老长期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和写作，目睹了北京文化圈几十年风云变幻。在我准备写作汪曾祺、浩然、老舍、沈从文等文章时，
了他所熟悉的京城文化人的故事，对我的写作帮助尤大。他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为拙作的初稿提出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
感谢尊敬的老作家王蒙先生对这组拙文的长久关注，在几次谈话中他曾指出文中的许多不足和缺陷。他对中国文坛几十年变幻风云的深刻见解、知人论世的独到、大气，对我拓宽眼界、改正谬误有莫大的影响。他在序中对我的鼓励，让我慚愧不安，也促使我今后要下更大的苦功，力争有所进步。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福海、马玉梅、王培元等朋友对本书的关心和厚爱，他们付出大量的、辛勤的劳动，他们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细致的工作使本书去掉许多粗陋之处，我对他们心存一份感
激0
谢谢李颖明先生精美的美术设计，他既注重整体效果，又在细节上刻意加工，融进自己的思考和个性追求。
谢谢余韶文、张维囯、刘晓春、尚晓岚、黄集伟、孙小宁、邵东、丁东、邢小群、谢泳等朋友，感谢他们在拙著的后期制作时予以的大力支持。
就在昨天，一位老朋友在通读完全稿后对我说："你应该感谢这
个时代，它使你可以对历史多一份理性，对未来多一份期待。，，我同意他的话。
作者
2000年6月2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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