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翔凤]字于庭，长洲人。亦述祖甥。生乾隆四十一年，卒咸丰十年，年八十五着论语发微，大意谓论语微言通于春秋，盖亦申受述何之旨。今续经解有宋氏论语说义十卷，乃论语发微之前稿。又为大学古义说，以明堂阴阳相牵附。此亦吴学惠氏遗风也[今古文与汉宋门户]晚年编过庭录，又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盖几几泯汉宋之见焉。见过庭录卷十二「道学」条。干、嘉学者严辨汉、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学转非所斥，为一变。干、嘉研习讨论，多在三礼、小学，易与春秋鲜所尽心。易自惠氏开其端，武进张氏继之；春秋公羊自孔氏及于刘氏；宋氏则欲以公羊、易理说论语；自训诂、考据转而治易、春秋，为又一变。此后南海康有为亦极推易、春秋，遂又以礼运说春秋，不知易传、礼运皆战国晚世杂采老、庄，邹衍所成，岂诚孔门大义所在哉？要之常州公羊学与苏州惠氏学，实以家法之观念一脉相承，则彰然可见也。
三 魏默深
继刘、宋而言今文者有龚、魏。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乾隆五十九年，卒咸丰六年，年六十三初尚宋儒理学，后主今文。谓毛诗晚出，据齐、鲁、韩三家撰诗古微，又申史记、伏生大传及汉书载欧阳、夏侯、刘向遗说难马、郑，为书古微。又谓孔、刘皆公羊专家，亦止为何氏拾遗补缺，于董书未之详，撰董子春秋发微。尝谓：
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古微堂外集卷一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刘魏之异点]刘氏惟尊家法，故以公羊、毛诗并言；魏氏则转尚西汉，故既斥毛诗，又尊董于何。然主微言大义，重经术、政事，则仍当治易、春秋。魏氏诗、书古微之作，仍不脱家法观念之作祟，仍落考据窠臼，非能真于微言大义、经术政事处见精神也。
[今文与公羊]然后今文学之壁垒渐立，与常州之所谓公羊者又异焉。刘氏治公羊，不斥毛诗，即是一绝大异点。然默深之求微言大义，颇不据于传注，谓：
经有奥义，有大义。研奥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经文汇观而自足。外集卷一论语孟子类编序
又曰：
自明以来，学者争朱陆；自本朝以来，学者争汉宋。今不令学朱学陆，而但令学孔孟焉，夫何诤？然近日治汉学者，专务记丑，屏斥躬行，即论洙泗渊源，亦止云定、哀间儒者之学如是，在子思、孟子以前。其意欲托尊论语以排思、孟，甚至训「一贯」为「壹行」，以诂经为生安之学，而以践履为困勉之学。同上。按：所讥似指阮元。
是默深之说经，本主摆脱传注，直求经文，此意较后来陈兰甫为强。又主以躬行践履求经文也。此则几由汉返宋矣。故曰：
明之季，梁溪、蕺山以躬行返天下虚习，敦于实际，体明用光，厥施未昌，而国初诸子裂之。守朱者曰户庭之儒，考经者曰涂辙之儒，皆将以挢虚就实，而叩其自得则瞠然，以所见诸用则瞠然。卷四张铁甫墓志铭。按：陈兰甫提倡郑康成、朱子，仍不过返诸清初之户庭涂辙，然如魏氏诗、书古微之作，则路径更窄，更不实际，更无所谓「体明用光」矣。是魏氏晚年之所致力，即其当身之所呵斥也。
默深于干嘉学风颇不满，此与定庵态度微不同，以二人环境自异耳。尤于当时四库馆臣之好讥弹宋儒者致深嘅焉。谓：
[默深论四库馆臣]乾隆中修四库书，纪文达公以侍读学士总纂。文达故不喜宋儒，其总目多所发挥，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录之甚者也。曰：「兹录于安石、惠卿皆节取，而刘安世气节凛然，徒以尝劾程子，遂不登一字。按：此数语见尽言集提要，魏氏误记为言行录以私灭公，是用愤懑。」是说也，于兹录发之，于元城语录发之，于尽言集发之，又于宋如珪名臣琬琰录发之，按：此乃「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之误，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载及丁谓诸人，未尝言及刘安世，亦魏氏误忆之也。于清江三孔集发之，按：三孔集提要亦不及刘安世，惟元城语录提要有「道命录备载孔平仲诸人弹论程子疏议，以示讥贬，独不载安世之疏，盖亦知安世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动摇，未敢丑诋」一条，遂以误忆。于唐仲友经世图谱发之。昌言抨辟，汔再汔四，昭昭国门可悬，南山不易矣。虽然，吾不知文达所见何本也？兹录前集起宋初，后集起元佑，而刘公二十余事在焉。南宋黄震日钞亦评骘兹录诸人，亦厕刘公于王岩叟、范祖禹间，次第脗符。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文达殆徒睹董复亨繁露园集之瞽说，适惬其隐衷，而不暇检原书，遂居为奇货。至书目于庆元党禁谓「南宋亡于诸儒，不得委托之侂冑」；于龟山集谓「东林起于杨时，遂至再屋明社」；按：此均见四库书目庆元党禁，杨龟山集无之，亦魏氏误忆。则固无讥焉。卷四书宋名臣言行录后。按：南宋胡致堂读史管见，四车斥其书不入著录，提要引王应麟通鉴答问，谓「胡氏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终」，以为笃论。而考答问实无此语，姚椿通艺阁文集卷五书读史管见后以此为讥。然尚不如默深所发之甚也。魏文亦多误，然所论提要门户之见则甚是。李慈铭日记驳魏文，至谓四库所收言行录或非足本，则有意回护矣。夏仲子集卷五读四库提要，谓：「国初若张杨园、李二曲、魏环溪、刁蒙吉、左翊宸、耿逸庵诸儒，皆卓然理学，无片祇只字录入四库，其所采国朝之书，朱竹垞、毛西河、阎百诗、万充宗、万季野、惠仲儒、惠定宇、江慎修之书，最为详备。」讥为「不知体要」。又读简明目录，谓：「各门类书一涉宋儒，即有微词讽语，至程、朱所训各经颁在学宫者，仅详卷什，不置一词。」谓：「四库馆诸公竟专与宋儒为怼。」要之，提要门户抑扬之见过深，不足以持平服众也。
干嘉所以诋宋儒者如此，默深之所以诋干嘉者又如此，此亦可以见世风之骤变，而是非之无定矣。[默深尤力诋东原]，谓其「平日谭心性，诋程朱，无非一念争名所炽，其学术心术，均与毛大可相符」。又历指其著书之不德。魏氏遗文书赵校水经注后，见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五。同时平定张石州穆，有全氏水经注辨诬，亦证东原攘窃，文见薛刊全校水经注附录，张氏｛殷－殳｝斋文集亦未收。近人又颇推东原，而王国维氏复有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发其覆，本文见观堂集林卷十二。至杨守敬最为近代治水经专家，其为水经注疏要删，亦谓戴窃赵书，此案殆成定论。今大典水经注已由商务影印行世，孟心史告余，曾通体校读一过，知戴窃赵书确然无疑也。
默深又尝赞贺长龄纂辑皇朝经世文编，着海国图志及圣武记诸书，感切时变，有志经济，而晚节仍以辨汉儒经学今古文名家。则甚矣时风世业之难回，苟非大力斡旋气运，足以驱一世而转趋，则仍必随逐因循至于途穷而后已也。晚清今文一派，大抵菲薄考据，而仍以考据成业。然心已粗，气已浮，犹不如一心尊尚考据者，所得犹较踏实。其先特为考据之反动，其终汇于考据之颓流，魏、龚皆其着例也。
四 龚定庵
常州之学，起于庄氏，立于刘、宋，而变于龚、魏，然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则必以龚氏为眉目焉。何者？常州言学，既主微言大义，而通于天道、人事，则其归必转而趋于论政，否则何治乎春秋？何贵乎公羊？左氏主「事」，公羊主「义」，义贵褒贬进退，西汉公羊家皆以经术通政事也。亦何异于章句训诂之考索？故以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其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时政，则定庵其眉目也。
传略
龚巩祚，原名自珍，字璱人，别号定庵。浙之仁和人。生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卒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792－1841年五十。父闇斋，名丽正，为段玉裁女夫。定庵天才早秀，年十二，即得闻其外祖小学之传。年二十八，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道光九年己丑，成进士，时年三十八。负才气，久困闲曹，以礼部主事弃官归，为道光十九年己亥。越两年卒。
定庵之论政
清儒自有明遗老外，即尠谈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干、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于训诂考索也。[学者政论之复兴]嘉、道以还，清势日陵替，坚冰乍解，根蘗重萌，士大夫乃稍稍发舒为政论焉，而定庵则为开风气之一人。定庵虽自幼濡染于朴学，而早年持论，颇已着眼于世风时政。嘉庆十九年甲戌，定庵年二十二，为[明良论]，大意谓：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清暇之宫，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如是而封疆万一立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尟矣。洪稚存亮吉卷施阁文甲集补遗有廉耻论，已先定庵言之，可参看
盖定庵一家，自其祖匏伯、敬身，字屺怀父闇斋，两世仕宦。定庵年十一，即侍父居京师。至嘉庆十七年壬申，其父简放徽州知府，定庵随侍南行。居京国适踰十载，当时朝廷士大夫风习，定庵虽少年，英才卓荦，固已得其涯略矣。定庵又夙工韵语，为怀人馆词，其外王父段懋堂为之序，深奖其词之工，而谓：「有害于治经史之性情，为之愈工，去道且愈远。」叮咛教戒，欲其锐意于经史。经韵楼集怀人馆词序，亦在嘉庆壬申又寄书勉学，嘱问业于程易田。经韵楼集与外孙龚自珍札，事在嘉庆十八年癸酉[定庵与章实斋]而其时定庵学问志趣，似不屑屑为经生，而颇有取于其乡人实斋章氏文史经世之意也。嘉庆十九年甲戌，闇斋议修徽州府志，延歙汪蛰泉龙、阳湖洪孟慈饴孙诸人为纂修，定庵亦预其甄综人物、搜辑掌故之役。有与徽州府志局纂修诸子书，见定庵文集卷上大意谓：「府志非史，特为省志底本，以储他日之史。君子卑逊之道，直而勿有之义，宜繁不宜简。」其议论已俨然似实斋。而尤著者，则在所为乙丙之际箸议，此等题目亦仿实斋盖创稿于嘉庆乙亥、丙子间，时定庵年二十四、五也。其大意不取于嫥嫥治古经籍，而有志为昭代治典之探讨，畅见其趣于箸议之第六，其言曰：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定庵之治学合一论]乃若师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诫语焉，则兼综之能也，博闻之资也，上不必陈于其王……下不必信于其民。陈于王……信于民，则必以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为率。师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书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书焉，各守所闻，各欲措之当世之君民，则政教之末失也。虽然，亦皆出于其本朝之先王。……后之为师儒不然。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覩。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由是士则别有士之渊薮者，儒则别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其惑也，则且援古以刺今，嚣然有声气矣。是故道德不一，风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赀，士无报国之日。殆夫，殆夫！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乎？此文亦名治学
此其陈义至新颖，而实承袭实斋「六经皆史」之说也。定庵外王父段氏，为东原大弟子，卒于嘉庆二十年乙亥，正其外孙属草箸议之年。学术随风气而变，风气依时代而易，观于此，而实斋所谓「学术当以经世，勿趋风气追时尚」者，其意良可深玩矣。盖实斋之唱六经皆史，与常州庄氏之所谓「寻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者，同为一时之孤径。方其生，声名落漠，而终不能抑塞其后世之大行。至定庵之学，虽相传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门径，则端自章氏入。亦以章氏学之与常州，若略其节目，论其大纲，则同为干嘉经学之反响，故游其樊而得相通也。定庵之不满于当时所谓经学者，又见其意于所为江子屏所著书叙，文成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其言曰：
三王之道若循环，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蕲同所归。识其初，又总其归，代不数人，或数代一人，其余则规世运为法。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
此其抨弹汉学，大旨与实斋通义之说绝类。定庵既为江书作序，又附笺极论江氏书名之不安，谓：
[定庵论汉学师承记]大着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实事求是」，千古同之，……非汉人所能专……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琐碎饾饤，不可谓非学，不得谓汉学……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大易、洪范，体无完肤……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泳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此笺亦在丁丑冬至，即乙丙箸议之后一年也
凡定庵早年深不满于当时所谓汉学者如是。而定庵之学业意趣，乃亦一反当时经学家媚古之习，而留情于当代之治教。于是盱衡世局而首唱变法之论，其意见于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其言曰：
[定庵之变法论]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之改图……孰若自改革？……天何必不乐一姓？此文亦名劝豫。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一有永命篇，先定庵言之。又安吴包世臣为说储，在嘉庆辛酉，已切实为清廷拟新制矣。越后以公羊言改制最激者，极于戊戌之变政，然如废八股、开言路、汰冗员诸要端，包氏书亦一一先之也。
然当嘉、道之际，去雍、干盛世未三十年，一世方酣嬉醉饱，而定庵已忧之，曰「将败，其豫师来姓」。汲汲为一姓劝豫，人其孰信？抑且目为狂。定庵乃深愤懑而见其意于箸议之第九。其言曰：
[定庵之人才论]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世有三等……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瞷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向之伦，｛聒心｝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此文又称乙丙之际塾议二
定庵抱掩世之才，具先覩之识，危言高论，不足以破一世之訑訑。其后三十年而洪、杨难作，定庵所谓不远者，乃不幸言中。夫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变法则尤有待于一世之人才，人才则有待于百年之培养，而定庵之世何如者？定庵谓世之衰征于无才，而无才则原于无培养。定庵又微见其意于所为江南生橐笔集叙，谓：「本朝纠虔士大夫甚密，纠民甚疏，视前代矫枉而过其正。」此意管同异之拟言风俗书已畅论之。安吴包慎伯着说储，主罢八股，以明经术、策时务应之。又主设给事中，以新进茂才除授，直门下，主封驳诏勅，国有大政、大狱下九卿者，国子监祭酒得手教诸生各以意为议，呈本师汇择奏之。其书与管文略相先后。管氏谓清政安静于庙堂、学校之间，大臣无权，台谏不争，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包书则正从正面立法以矫其弊也。包氏已大胆为清廷草拟改制书矣。经学家承其后，乃以孔子春秋相附会。其[所谓「纠虔士大夫甚密」者，于定庵集中亦可得其二事]。其一为[太仓王中堂掞奏疏书后]，其文绝瑰丽，如怨如慕，极动宕之致。谓：
圣朝受天大命，以圣传圣，家法相诒，不立皇太子。纯皇帝尝申命曰：「万世子孙之朝，有奏请立太子者，斩毋赦。」以数大圣人之用心持识，夐然前后千万岁，不但汉、唐、宋诸朝不足为例，即羲、炎、顼、喾以来，统祚之正，气运之隆，岂有伦比！掞区区抱蝼蚁之忠，逞隙穴之窥，于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请册立皇太子，疏前后十余上。圣祖始优容，不报，掞疏不止，自撄震怒。然犹扩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鉴，愍其愚忠，怜其耄昏，廷议以远戍上。其子奕清请代父往，竟曲从之。按：王掞时年八十四……恭读圣祖谕曰：「王掞敢将国家最大之事妄行陈奏。」又曰：「朕心深为愤懑。」又曰：「王奕清请代父谴戍，伊等既自命为君为国之人，着即前往西陲军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无所不容，教诲委曲，至夫斯极！王氏世世万子孙，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过者哉！高宗皇帝临御六十年，如尧勌勤，乃兢兢付托，为百神择主，为先圣择后圣，为兆民择父母。诞以我皇帝嘉庆册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礼，尧坐于上，舜听于下，重光迭照者且四年，不徒如前史册太子事。则固出于一人之断，而岂待夫奏请之者？可见至大至深之计，圣明天纵之主，又自能运于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区区儒生，抱蝼蚁之忠，逞隟穴之窥，自命忠孝，始克赞夫景烈与鸿祚也。惟是夷考掞上疏之年，亦恭值仁皇帝勌勤之际，与高宗六十年时，时埒事均，又值废太子理密亲王锁禁后。老臣衰惫，其愚忠近似于不得已者。意者纯皇帝读实录之暇，俛见掞之私忧过计，默思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尘，以东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显休命耶？未可知也。信若斯，公虽一时触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于七、八十年之后，为神圣师，公顾不荣也哉！此文成于丁丑，亦在乙丙箸议后一年
又其一则为[杭大宗逸事状]，其文绝冷隽，如泣如诉，极凄婉之致。谓：
乾隆癸未岁，按：事在乾隆八年癸亥，此定庵误记也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举御史，例试保和殿。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统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上博询廷臣……意解，赦归里。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此文作年无考，疑亦在定庵入京前。又按：癸巳亦无南巡事，龚文盖出传述之误。汪涤源杂记云：「乙酉，四举南巡，在籍文员迎驾湖上。上顾杭世骏问曰：『汝性情改过么？』对曰：『臣老矣，不能改也。』上曰：『何以老而不死？』对曰：『臣尚要歌咏太平。』上哂之。」龚或由此误也。
以若是之朝廷，士大夫出而仕，奈何开口言政事？更奈何言气节廉耻？又奈何言人才？定庵又嘅言之于古史钩沉论之首篇曰：
[定庵之廉耻论]气者，耻之外也；耻者，气之内也。……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莫乎！本文亦名觇耻。又按：吴昌绶所为定庵年谱，谓：「国朝诗征序：年三十四<乙酉>着古史钩沉论七千言，具槀七年，未写定。己亥杂诗注则系于癸巳岁，盖其时方成。今所存四篇，不足五千言，则删省多矣。」
定庵又极言之于与人之笺，曰：
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泥沙。与人笺
嘻，何其言之沈痛而深刻耶！以若是之世界，若是之人才，又何以言变法？定庵于是又唱为[尊隐之论]。其诗谓「少年尊隐有高文」，是尊隐亦早年作也。其文曰：
丁此也以有国，而君子适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嫔嫱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则反其野矣……百媚夫不如一猖夫也，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
然定庵实不能为一之民，定庵不能隐，终且如京师。定庵以嘉庆二十三年戊寅中式浙江乡试，即以[是年入都]。明年，己卯会试不售；又明年，庚辰会试仍不售，仅得为内阁中书；真所谓「京师弗受」矣。然定庵自负其才气，敢为出位之言，是年即为东南罢番舶议已佚，国学扶轮社本龚集注云：「为其子所匿。」又按：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二有禁用洋货议，包世臣说储亦主之。及西域置行省议。及其晚年，犹津津自道之，曰：
[定庵之微官吟]五十年中言定捡，苍茫六合此微官。己亥杂诗
其后合肥李鸿章黑龙江事略序亦言之，曰：
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此云道光朝，误
则所谓五十年而譣者，固非夸诞。然而定庵终自无奈其为微官何也？定庵则又嘅言之，曰：
东华飞辩少年时，伐鼓撞钟海内知。牍尾但书臣向校，头衔不称閷其词。己亥杂诗。自注：「在国史馆日，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部落原流，山川形势，订一统志之疏漏，初五千言，或曰：非所职也。乃上二千言。」按：其事在道光元年辛巳，定庵年三十。
其后又三经会试不第，乃稍稍寄媚于经术，又放情于金石，流玩于释典而终不忘其用世。及道光九年己丑，定庵年三十九，始得会试中式，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以知县用，自请仍归中书原班，则自庚辰以来，适十年矣。其廷试对策，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自咏当日事，谓：
霜豪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
其兀傲自喜，不欲中绳墨如此。乃又不胜愤懑，激而为吊诡，自以楷法不中矩，「中礼部试，殿上三试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考差，未尝乘轺车。」干禄新书自序乃托言为干禄新书，用以嘲世。时已道光十四年，定庵年四十三，其成进士亦六年矣。而定庵终自无奈其为一微官何。翼教丛编：「叶德辉讥魏默深已试令，有何政绩？龚定庵干禄新书序，胸怀猥鄙，何能致用？窃谓怀才愤懑，似不当专以猥鄙说之。」定庵乃于是而又唱[尊命之论]。其言曰：
儒家之言，以天为宗，以命为极，以事父事君为践履……后之儒者……其于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实欲以自售其学；「欲吾君之烛万物之隐」，实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赏罚予夺，不爽于毫发」，实欲以自偿其功。其于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贸易者之执券而适于市，亵君嫚君孰甚！……是故若飞若蛰，闷闷默默，应其不可测；如鱼泳于川，惟大气之所盘旋，如木之听荣枯于四时，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
此定庵之无聊赖，乃欲设此自逃遁。然定庵不徒不能尊隐，抑亦不能尊命，以定庵之聪明才气，终不能「闷闷默默，应其不可测；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而定庵终自无奈其为微官何。困郁闲曹，既不得一伸意，乃于是又激而为[宾宾之说]。其言曰：
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兴王圣智矣，其开国同姓魁杰寿耇，易尽也。宾也者，异姓之圣智魁杰寿耇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从，宫库之藏不问，世及之恩不预，同姓之狱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难御侮而不死私雠。」……古者开国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忌。……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而与人主之骨肉齿。然而祖宗之兵谋，有不尽欲宾知者矣；燕私之禄，有不尽欲与宾共者矣；宿卫之武勇，有不欲受宾之节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宾之议论者矣。四者，三代之异姓所深自审也。是故周祚四百，其大政之名氏……皆姬姓也。其异姓之闻人，则史材也。且夫史聃之训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则不辱矣；知所以不论议，则不殆矣；不辱不殆，则不顦顇悲忧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吾从周。」从周，宾法也。又曰：「出则事公卿。」事公卿，宾分也。孟轲论卿，贵戚之卿异异姓之卿；夫异姓之卿，固宾籍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孔子述六经，则本之史也。史也，献也，逸民也，皆于周为宾也，异名而同实者也。若夫其姓宾也，其籍外臣也，其进非世及也，其地非闺闼燕私也，而仆妾色以求容，而俳优狗马行以求禄，小者丧其仪，次者丧其学，大者丧其祖，徒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马之伦，孤根之君子，必无取焉！此篇又名古史钩沉论四
定庵之唱为宾宾之义者如是。则其先所谓六经皆史，士大夫皆当守本朝之法以为本朝之用者，至是乃不得不转而谓生乎本朝，仕乎本朝，而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生是人者焉。其人则宾，其学则史，其所待乃在后起之新王。此其为说，固断断非章氏初创「六经皆史」论之所知，亦非定庵早年着议乙丙之际时所能自逆料者矣。古史钩沉论创始于乙酉，完成癸巳，已在乙丙箸议后十年至十七年。故定庵谓：「六经，周史之宗子；诸子，周史之小宗。」见古史钩沈论二此皆章氏之绪论，而定庵袭之。定庵又谓：「孔子述六经本之史。史也，献也，逸民也，皆于周为宾，乃异名而同实。」则奇思奥旨，别开天地，前人所未敢知。然而其气激，其志愤，其意亦可哀矣！而定庵终亦未能守其宾宾之道，终亦未能知止、知足，不憔悴、不悲忧。道光十八年戊戌冬，林则徐拜钦差大臣，赴粤，定庵为文送行，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戊戌十一月复申之以手书，则徐覆之曰：「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旌旆之南，事势有难言者。」原书附定庵集盖定庵不得志于朝廷，欲求一试于疆吏。至是又不售，乃浩然有归志，终不得不折而逃于往者所为尊隐之高文焉。[定庵出都]而定庵又不甘心于终隐，其己亥之弃官而归也，又赋诗以见意，曰：
[定庵之弃妇吟]弃妇丁宁嘱小姑，姑恩莫负百年劬！米盐种种家常话，泪湿红裙未绝裾。
又曰：
亦曾橐笔侍銮坡，午夜天风伴玉珂。欲浣春衣仍护惜，干清门外露痕多。
是定庵虽弃官去，终不忘朝廷，异乎其所谓隐，又异乎其所谓宾也。且定庵亦若有不甘于其所自谓隐与宾者。而既终不得志于朝廷，于是乃横逸斜出，为红粉知己之想。其诗曰：「风云材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又曰：「今日不挥闲涕泪，渡江只怨别娥眉。」又曰：「别有狂言谢时望，东山妓即是苍生。」又曰：「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可谓咏叹淫佚，情不自禁矣。然定庵又不欲以美人金粉风流放诞终。盖定庵既少受家训，长染时风，又不能忘怀于经生之业。故曰：「六义亲闻鲤对时，及身删定答亲慈。」又曰：「仕幸不成书幸成，乃敢斋祓告孔子。」于是定庵乃仍不失为一当时之经生。而定庵之治经，又一如其论政，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审适从之概。
定庵之论学
定庵虽自幼得其外王父段氏之诱引，而若终不欲拘拘治小学，盖定庵之精神意趣，自有不甘同于干嘉正统之辙迹者。[定庵之经学意见]其不乐经生之媚古，不徒见之于乙丙之际箸议，及其中浙江乡试再进京师，犹时时言之，其意可征于所为陈硕甫所著书序。其言曰：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后世小学废，专有大学，童子入塾所受，即治天下之道，不则穷理尽性幽远之言；六书、九数，白首未之闻。其言曰：「学者当务精者、巨者，凡小学家言不足治，治之为细儒。」于是君子有忧之，忧上达之无本，忧逃其难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终不得究物之命。于是黜空谈之聪明，守钝朴之迂回，物物而名之，不使有遁。其所陈说艰难……有高语大言者，则拱手避谢，极言非所当……愚瘁之士，寻之有门径，绎之有端绪，盖整齐而比之之力，至苦劳矣。陈硕甫曰：「是苦且劳者，有所甚企待于后，后孰当之？则乃所称闻性道与治天下者也。……使黄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终不能以兴礼而齐刑，则六艺为无用，而古之儒之见诟，与诟古之儒者齐类。彼陟颠而弃本，此循本而忘颠，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齐之之后，既省吾力而重负企待者，于是始以六书、九数之术，及条礼家曲节碎文如干事推之，欲遂以通于治天下。……」兵部主事姚先生学塽，镜塘曰：「今天下得十数陈硕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学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国家进士必于是乎取，则至教不躐等，且性与天道之要，或基之闻矣。」中书胡先生承珙，墨庄曰：「使硕甫自信所推毕无阂，请从姚先生之言。所推犹有阂，则姑舍是言，整齐益整齐，企待益企待，总之必不为虚待，无歧谬。」是二言者，龚自珍皆闻之，因最录书指意皆识之。此文作年无考，然硕甫以丁丑来京师，定庵以戊寅来京师，文殆作于此时，去所为江子屏所箸书序不一二年也。魏默深评此文云：「空谈性理，非学也。乃朴学之士，矫空疏之弊太过，又谓学尽于是，是古有六书九数而无天人性命也。此云天人性命之学从小学入手，小学者，实兼礼经十七篇、曲礼、内则、少仪、弟子职与六书、九数而言，此儒者家法，本末体用备具，千古可息争端矣。此文恐是古今一关键。」盖当时议论，不仅不以六书、九数尽学问，并不敢以六书、九数尽小学矣。戴望为陈硕甫弟子，再从此一转身，遂折入颜、李路上，则此文诚当时一关键也。
硕甫乃懋堂大弟子，然已不欲以小学自限，乃蕲通于治天下，虽同时犹有「整齐益整齐，企待益企待」之论，而定庵则徘徊无所一是，且无宁谓其同情于硕甫也。定庵既来京之翌年，己卯遂从学于刘逢禄，习公羊春秋。又深爱宋翔凤，谓其「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壬午又称其「朴学奇材张一军」。盖常州之学，固已与干嘉朴学诸前辈不同，固已[自朴而转于奇]，定庵之所谓朴学而必奇材者，常州公羊之学有之。定庵亦以奇自负，既不满于其外王父所治小学之循谨，而欲高谈性天、治道，则闻刘、宋之说而喜之。道光壬午，定庵年三十一，从刘学之三年乃为武进庄公神道碑铭，极推其所为尚书既见。其言曰：
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勿复言。古籍坠湮十之八，颇藉伪书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
夫而后阎百诗、惠定宇诸人所毕精力辨于尚书古文之真伪者，乃曰其术浅且近、今之魁硕勿言。夫亦曰可以通治道，则已矣。此常州公羊之学，所由与干嘉朴学考订异趋也。定庵治经，既务求其通治道，乃曰「琐以耗奇，不如躬行以耗奇之约」。铭座诗定庵不乐「借琐耗奇」，四字亦诗语乃务益为其大。癸未有五经大义终始论，此物此志也。陈兰甫评此文云：「孔子至圣，但为易传，七十子以下至汉之大儒所箸者，礼记、春秋传、书大传、诗传、外传，从无极五经之义以着论者。但观此题，即知其人之无学问，直狂妄而已！」陈氏论学与龚不同，然若使干、嘉诸老见之，恐亦首肯此说。顾治五经大义以求通于治道，而为之朝廷天子者弗受，则其道终绌。[大与琐之两途]定庵不能不有以耗其奇，耗其奇者不能不终以陷于琐，此则非尽定庵之过也。道光丁亥，定庵年二十六赋常州高材篇，其辞曰：
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门下宾客盛，始见臧庸，在东顾子述来裒裒。奇才我识恽伯子，绝学我识孙季逑。最后乃识掌故赵怀玉，，味辛献以十诗赵毕酬。……干嘉辈行能悉数，数其派别征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声音文字各窔奥，大抵钟鼎工冥搜。学徒不屑谭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遒。近今算学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雠。常人倘欲问常故，异时就我来谘诹。
凡此所举，惟算学非定庵所习，其它则定庵皆擅其能事。所谓「借以耗奇」者，其究不得不归于琐；及其琐，乃不得不落于小。逮定庵晚年，而重有[抱小之论]。其言曰：
古之躬仁孝，内行完备，宜以人师祀者，未尝以圣贤自处也，自处学者。未尝以父兄师保自处也，自处子弟。自处子弟，故终身治小学……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有余力以学文。」学文之事，求之也必劬，获之也必创，证之也必广，说之也必涩，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琐也。求之不劬则粗，获之不创则剿，证之不广则不信，说之不涩则不中，病其迂与琐也则不成。其为人也，淳古之至，故朴拙之至。朴拙之至，故退让之至。退让之至，故思虑之至。思虑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无所苟之至。无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学之事，与仁爱孝弟之行，一以贯之已矣。若夫天命之奥，大道之任，穷理尽性之谋，高明广大之用，不曰不可得闻，则曰俟异日，否则曰我姑整齐是，姑抱是以俟来者。自珍谨求之本朝，则金坛段公，七十丧亲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尝不哭泣，八十时读书，未尝不危坐，坐卧有尺寸，未尝失之，平生著书以小学名；高邮王尚书，六十五丧亲如孺子哀，平生著书，以小学名。此文著作年无考，然谓「王尚书六十五丧亲」，则至早在道光壬辰后也。
定庵言当时小学家者如此，可谓精美矣。定庵自谓「年十二，外王父金坛段先生即授以许氏部目」，是其浸润于小学家之庭训者至深且久，宜其言之精美若是也。定庵之举浙江乡试，高邮王引之伯申实为其座主，所谓「王尚书」是也。尚书既卒，而定庵为之铭墓表，王伯申卒在道光十四年甲午，定庵墓表铭作于十五年乙未。自述平日所闻于尚书者，曰：
「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伯申季子寿同观其自养斋烬余录，有拟复龚定庵书，谓：「先人于先秦诸子、史记、汉书皆有校正，其说皆在读书杂志中；至广雅疏证末卷，则直着文简公名；何阁下曰先君有言『吾于百家不暇治，独治经』耶？」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又曰：「吾之学，未尝外求师，本于吾父之训。所著书谓之经义述闻；述闻者，乃述所闻于兵备公也……」寿同书云：「先君着经义述闻，名述闻者，善则归亲之义。其中凡先光禄公说十之三，先文简公说十之七，其书阁下亦既读之矣。今不别其辞，而浑举曰述闻于兵备，则先君述闻一书，不仅写录之劳乎？又阁下独举述闻而遗释词，窃恐后之读定庵文集者，就文以考先人之书，必曰释词非王文简公着也。」按：定庵此文，实为对其理想中小学家之风度为一种极好之描写，观于寿同之缕辨，益见龚文剪裁有深趣也。又曰：「吾著书不喜放其辞。」自珍受而读之，每一事就本事说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与人言，未尝有所高论异谭。年近七十，为礼部尚书，兵备公犹在；比丁忧服阕，再补工部尚书，而公旋卒矣。公终身皆其为子之年。此文语意与抱小篇相足，知抱小篇亦略同时也。
定庵之善言当时小学家风格与意度者，乃又若不禁深寓其爱慕之意焉。故曰「六义亲闻鲤对时，乃身删定答亲慈」，亦有意乎其人也。然则定庵之为学，其先主治史通今，其卒不免于治经媚古；其治经也，其先主大义通治道，其卒又不免耗于琐而抱其小焉。自浙东之六经皆史，一转而为常州公羊之大义微言；又自常州之大义微言，再折而卒深契乎金坛、高邮之小学训诂；此则定庵之学也。以定庵之才，遇定庵之时，而遂以成其为定庵之学。定庵之诗又有之，曰：
九州岛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若定庵可谓不拘一格之人材矣。然定庵似不能善自用其才，既奔迸四溢而无所于止，乃颓然自放而有[宥情之说]。而又不能以宥情终，定庵乃益彷徨无所宁。故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而终之曰：
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
则定庵亦于是乎卒矣！[定庵之卒]定庵以暴疾终。其己亥出都，以一车目载，一车载文集百卷，不携眷属傔从，仓皇可疑。杂诗谓：「我马玄黄盼日曛，关河不窘故将军。」又曰：「生还重喜酹金焦。」其年十月北上迎眷，谓「陈硕甫为予规画北行事，明白犀利，足征良友之爱」。自驻任邱县，遣一仆入都，儿子书来乞稍稍北，乃进次雄县；又请，乃又进次固安。<均见杂诗自注>自必有甚不得已者。张孟劬告余，定庵出都，因得罪穆彰阿，外传顾太清事非实也。张家与龚世姻，故知之。又曰：「定庵为粤鸦片案主战，故为穆彰阿所恶。」余谓定庵若为顾太清出都，其诗中不应反复自道，若惟恐后人之不知，则传说自未可信。若孟劬说，定庵终为不能守宾宾之道自全也。惟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云：「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幸而恕其奸非；读水游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又何必考厥平生而后知其邪僻哉！」则其论至深酷，又为更进一层之责备，定庵亦无自解也。大抵定庵性格，热中傲物，雇宕奇诞，又兼之以轻狂。定庵谓：「起而视其世，乱亦竟不远。」定庵殆亦此时期一象征之人物乎！
[定庵之佛学]定庵自言：「江铁君沅，是予学佛第一导师。」铁君乃江艮庭之孙；艮庭师事惠定宇，亦小学名家。铁君既传其家学，又师事彭尺木学佛；定庵有知归子赞，即尺木，而定庵自号怀归子，识其慕尺木也。定庵自谓「一事平生无齮出，但开风气不为师」。然余观定庵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开风气，定庵特沿袭干嘉以来全盛之学风，而不免露其萧索破败之意象者也。定庵有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谓：
天地有四时，莫病于酷暑，而莫善于初秋，澄汰其繁缛淫蒸，而与之为萧疏澹荡，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扬州其初秋也欤？
瓶水冷而知天寒，扬州一地之盛衰，可以觇国运。扬州盛衰，可参看阮元揅经室再续集卷三扬州书舫录二跋。第一跋在道光十四年；第二跋在道光十九年，即己亥也当定庵之世，固是一初秋之世也。[定庵之时代]定庵卒年，林则徐广东事败，不十年洪杨乱起，定庵所谓莫善于初秋者，其境乃不可久。湘乡曾氏削平大难，欲以忠诚倡一世，而晚境忧讥畏谗，惴惴不可终日。异性之宾，虽掬忠诚以献其主，其主疑忌弗敢受也。故湘乡之倡导忠诚，亦及身而歇，无救于一姓之必覆。龚、曾二氏为人、治学俱绝不同，然其论当时之风格与知命之说，则居然相似。此可以征时变。自是而公羊之学附会于变法，而有南海康氏。然亦空以其徒膏斧钺，身则奔亡海外，仅全腰领，犹且昌言保皇，识出定庵宾宾下远甚。而定庵治春秋，知有变法，乃不知有夷夏。其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乃谓：「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定庵又言尊史，乃知有干、嘉不知有顺、康，故止于言宾宾而不敢言革命。然则定庵之所讥「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者，正彼之所以得夷踞于宾之上，而安为其主者也。向使圣清之列祖列宗，亦效「三代神圣，不忍弃才屏智士而厚豢驽羸」，亦乙丙塾议第二篇中语则何以使定庵生初秋之世，酷热已消，衰象已见，方治春秋，而犹不敢游思及于夷夏，顾惟以宾宾、尊命之说自慰藉哉？然而定庵犹知倡宾宾之说，要已为一代之奇才矣！定庵集他高论尚多有，然如平均篇则本之唐大陶，唐甄潜书极行于吴，定庵必见之；又许周生有礼论三篇，亦发不平召乱之义。定庵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九，论西北水利，许周生答丁子复书已言之。<鉴止水斋集卷十>定庵文字往往有来历也。私篇则颇似洪北江，意言真伪篇。定庵熟常州文献，又交其子，亦必见之。散而无统，不足成一家之言矣，此故不备论。
五 戴子高
为常州公羊学后劲者，尚有戴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生道光十七年，卒同治十二年，年三十七。或作三十五年十四，偶读颜习斋书，大好之。中更习为词赋家言、形声训诂校雠之学，从游于陈奂、宋翔凤，治西汉经说，欲以窥孔门微言大义。为颜氏学记凡十卷，谓：「习斋当旧学久湮，奋然欲追复三代教学成法，比于亲见圣人，何多让焉！」颜氏学记序又为[论语注]，谓：「博稽众家，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先生发微，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顾其书皆约举大都，不列章句，辄复因其义据，推广未备，依篇立注为二十卷，皆櫽栝春秋及五经义例。庶几先汉齐学所遗，邵公所传。」论语注序是子高之意，仍欲遵西汉博士章句家法治论语，而特墨守齐学一途。此其牵强附会，未能尽当于论语原旨，可不烦举证而知也。习斋论学，本可与章氏「六经皆史」之说相通。戴氏喜颜、李而终归于常州之公羊，此犹如定庵之自实斋而折入公羊也。
惟子高既好颜、李，又治公羊，以求微言大义为帜志，而又拘拘于汉儒之章句家法，颜氏学记成书在同治八年六月，庄棫戴子高哀辞谓「论语注工甫竣而子高死」，则论语注成书应在学记后。则面貌虽殊，精神犹昔，终不脱苏州惠氏汉学之牢笼矣。子高尝与友人论学，谓：
世事纷纭，师资道丧，原伯鲁之徒，咸思袭迹程朱以自文其陋。一二大僚倡之于前，无知之人和之于后，势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所冀吾党振而兴之，征诸古训，求之微言，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则救世弊而维圣教在是矣。此札与张星鉴，即据张氏戴子高传转录。
此则子高之意，亦特如方植之、陈兰甫，虽知汉学考据之病，而又恐不治考据则逃于空疏不学，故乃徊翔于汉儒章句家法之下，而特借春秋、论语以接径于政事。不悟训诂考据可言家法，如干、嘉学者所唱「以汉还汉，以宋还宋」之论，即以家法治训诂考据也。政事义理不可言家法，政事义理贵能通今而实践，训诂考据已不够，何论守家法！若言政事义理而尊家法，则其极必近于宗教。其后今文家乃不得不以教主视孔子，子高所叹「势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者，其实不啻子高之自道也。夫颜、李之与章句家法，此乃绝相违异之两事，子高好颜、李，由激于时病；而治公羊，则逐于时趋；治公羊而归宿于西汉之家法，则困于传统。[颜李与公羊]子高智不及此，尚不能辨西汉章句家法与颜、李事物身世之乖异，而兼信并好之，则子高亦为一不脱时代束缚之学人也。俞樾序戴氏管子校正，谓：「子高，陈硕甫高足，实事求是，深恶空腹高心之学。」此见子高仍为干、嘉汉学传统也。惟陈氏以家法求毛诗，犹未大失；子高欲以家法求孔子，则失之甚远耳。[戴子高之制行]又李慈铭日记：「<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戴望子高，湖州附学生，游匄江湖，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尝冒军功，诡称为增广生，改其故名，求改训导。又窃军符，径下湖州学官，为其出弟子籍；学官以无其人申报，湘乡大怒，将穷治之，叩头哀乞乃免。」则子高制行多可议。大抵道、咸以下学人，虽薄考据，转言义理，而其行己操心，尚颇有不逮干嘉考据朴学诸先生者。风俗之日趋卑污，正足以证见考据朴学之流弊也。
六 沈子敦
当嘉、道之际，尚有一人焉，虽不为常州公羊之学，而其砭时论世之风，颇有似于定庵者，其人曰沈垚，字子敦，浙江乌程人。生嘉庆三年戊午，卒道光二十年庚子，1798－1840年四十三，游京师，馆徐星伯松家，星伯极推其地学之精，然子敦之学实不仅于此。其居京师，为徐星伯、姚伯昂元之、沈匏庐涛、徐莲峰宝善诸人修书，惟以糊口，颇欲别有所造作而未遂。今其集中有史论两篇，一曰立名，一曰风俗，则子敦[论学大意之所寄]也。其立名篇云：
名者，功德之符，非崇饰虚名之谓。……古今治乱之故，系于当时之好尚。周、汉而下，大概人争立名则世治，人争殖利则世乱。西京盛时，争为长者名，东都则以至行过人为名，唐之士大夫以功业济世为名，宋之士大夫以节高古人为名。名不一，而致世治则一。以济世为名，则随时隆污，惠泽必思及下，故其功丰。以节高为名，则遇贤主，天下受其福；遇庸主，一己守其节，故其望峻……二者虽异，有裨于世道人心则一也……宋之弱而不可亡，实士大夫砥砺名节之效……若夫殖利之祸，有不可胜言者。战国之人好利，而焚坑之祸起。魏、晋之人好利，而刘、石之祸起。后魏宣武后，朝士多贪鄙而河阴之祸起。唐大中后，令狐绹以贿用方镇，而庞勋、朱温之祸起。刘刻落帆楼集卷四
其风俗篇云：
[沈氏对于当时风俗之记载与批评]天下之治乱，系乎风俗。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风俗美则小人勉慕于仁义，风俗恶则君子亦宛转于世尚之中，而无以自异。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厉风俗为先务。卷四
子敦二论之意，盖特有感于时病而发。尝谓：
览观史册，于古今利病，亦略识其梗概。今日风气，备有元、成西汉两帝时之阿谀，大中唐宣宗年号时之轻薄，明昌南宋时金章宗年号、贞佑金宣宗年号时之苟且。[阿谀轻薄苟且]海宇清晏，而风俗如此，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呜呼，斯非细故也。叔鱼之贿，孟孙之偷，原伯鲁之不说学，苏、张不信古人，有一于此，即不可终日。今乃合成一时之风俗，一世之人心。呜呼，斯岂细故也！卷八
又曰：
看到风俗人心，可惧之至！……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与者，如此风俗，实有书契来所未见。有元、成时之阿谀而无其经术，有大中时之轻薄而无其诗才，至明昌、贞佑时之苟且，则全似之矣。卷十与吴半峰
又曰：
都下人物，祇是[无性情节概]。今所以发靡骋之叹者，亦廉耻道丧、风俗颓败故也。卷八与张渊甫
又曰：
垚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卷八与张渊甫
又曰：
来论述里中钱粮，日重一日，此事今日无可告愬。中朝贵人取给于方面，方面取给于州县，州县取给于小民，[层层剥取，即层层护持]。都下衣冠之会，无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终日华轩快马，驰聘于康庄。翰林则谒拜阁师，部郎则进谒台长。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诺；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有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证据琐屑而已。卷九与许海樵
又曰：
[学术欺人]大概近日所谓士，约有数端：或略窥语录，便自命为第一流人，而经史概未寓目，此欺人之一术也。或略窥近时考证家言，东钞西撮，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此又欺人之一术也。最下文者，文理不通，虚字不顺；而秦权、汉瓦、晋甓、唐碑，撮拾琐屑，自谓考据金石，心极贪鄙，行如盗窃，斯又欺人之一术也。三者同一欺人，而习语录者最少，习考证者亦以无所得食，大不如昔者之多矣。惟最下一术，则贵公子往往行之，而因以取科第，致膴仕者，踵相接。卷八与孙愈愚
此子敦对于当时学术风气所下之谳辞也。问其何以致此，则子敦颇归咎于干、嘉以来考证之
学。尝曰：
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卷八与孙愈愚
又曰：
汉、宋诸儒，以经术治身则身修，以经术饰吏治则民安，立朝则侃侃岳岳，宰一邑则俗阜人和。今世通经之士，有施之一县而窒者矣，有居家而家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经术以营利。故垚尝愤激，言今人之通，远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经，原求有益于身心；今人治经，但求名高于天下，故术愈精而人愈无用。卷九与许海樵
又曰：
前明人学问文章不及古人，而修己立身之要，治乱得失之故，大率有得于中，故立朝则志节凛然，宰一乡一邑，亦有实政及民。今人动诋前明人为不通，而当世所推为通士者，率皆冒于货贿，昧于荣辱，古今得失之故，懵然罔觉，是尚可为通乎？譬之于身，前明人于一指一拇之微，或有所窒滞，而心体通明，自足以宰世应物。今人于一拇一指，察及罗纹之疏密，辨其爪之长短厚薄，可谓细矣；而于一手一足之全，已不能徧识，况一心之大，一身之全乎！是尚可为通乎？……居家则父子责利，处世则势利相倾，贪冒之习，纰缪之论，积久成俗，生心害政，其患甚大而未有艾也。卷八与张渊甫
夫治学而专务为琐屑之考据，无当于身心世故，则极其归必趋于争名而嗜利，而考据之风亦且不可久。子敦又言之曰：
数十年来学者……闻见自夸之人多，读书贯穿之人少。闻见须有所凭借，故奔走形势之人，既得润其囊橐，又居然以多学自命。贯穿非空山静坐，默而好深沉之思者不能，而能之又不足以自取衣食，往往饿死于荒江老屋之中……无怪好学深思之人，日少一日也。卷八与张渊甫
又曰：
读书二字，今殆将绝矣。夫小学特治经之门户，非即所以为学；金石特证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艺，本[非古之所谓通儒]，况但拾其唾余，以瓦砾炫耀耶？然能以此炫耀者，羣奉为读书人。而不工世俗之书，不为昏夜之乞，虽有瓦砾之耀，终于进取尺寸无获。故以瓦砾耀者，亦落落不数见。卷八与张渊甫
子敦寒士濩落，其言容有过激，而当时官方之颓败，学风之堕退，与夫世乱之不终日而起，亦从此可见矣。然子敦论学，似仍主从当时所谓汉学者入手，非能别辟一新径也。故曰：
今世原无通经之士，少知读书者，不过从事于形声训诂之学。谓形声训诂非君子进德修己之学则可，谓穷经而可不先从事于形声训诂则不可。卷八与孙愈愚
又曰：
君子有高世之才学，必先能为时贤之所为。[沈氏之入室操戈]夫唯为时贤之所为，而觉不安于心，乃能创人所未有，而天下不以为疑；成一己之独是，而在人不以为惑。韩昌黎唯能为世俗之文，故能独创为古文，程朱唯能贯串注疏，故能独成己说。遗书具在，不可诬也。卷九与许海樵
盖当时朴学风气已衰，子敦交游中，颇有欲唱高论，弃训诂考订不务者，故子敦言之如此。此犹方植之所谓「人心厌于考据，则且逃而为虚无，故先为之罗以张之」也。然则子敦论治学，实仍遵干嘉旧辙，非能有所摧陷。其论立身行世，亦不愿轻尊宋儒为名高，谓：
宋儒先生律己甚严，自处甚高，而待人则失之不恕……今之士大夫，其贤者每皮傅宋儒……言语步趋，矜矜以宋儒为继。而其居官也，见善不能举，见不善不能退，民之厄困不能救，处得言之地不能言。朱子集中封事之函，辞官之牍，若未尝见而读者，而于无甚关系之事，言必称朱子。凡所以求于人者，无以甚异于利禄之徒；而其出于给人之求，转不及利禄之徒犹有豪侠之举。则是阴用小人之术以图利，而阳借君子之名以蕴利。宋儒先生有灵，必疾首痛心于斯人……矣……[然而宋儒实有过高之弊]……先辨一饿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饿死二字，如何可以责人？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古有此训。宋儒亦以自励，非只以责人也。……垚尝谓东汉之人清，唐之人大，宋、元、明之人高，近世之人鄙。务责己而不责人者，东汉之人也。人、己俱安于富厚者，唐之人也。待己刻而待人亦刻者，宋、元、明之人也。自处于富厚而以刻待人者，近世之人也。……居今之世而欲振厉之，惟东汉处士之行，责己而不苛求于人，最为践履笃实而无弊耳。若鲁斋治生之言，则儒者之急务，能躬耕则躬耕，不能躬耕则择一艺以为食力之计。宋儒复生于今，亦无以易斯言。卷九与许海樵
其论宋儒流弊，颇似戴东原，而当时所谓「宋学家」底里亦从可见。卷七有记汤侍郎告门生语一篇，尤证当时治理学者之伪而陋。其主儒者当躬耕习艺以治生为急，又似颜习斋。惜乎子敦寄豢于达人，弊心力于故纸，不能如习斋之昂首世外。其主效东汉人之践履笃实，则义理之于制行，犹树木之有根，必壅植之以土，今不究义理之源，而空羡制行之美，是无土以培其根，而望树木之长养，不可得也。然则子敦虽蒿目时弊，而亦无以为易也。
[龚沈两氏之相似点]子敦与定庵同为浙人，生同世，龚先沈生六年，沈先龚卒一年同有志用世，同治西北边事。而尤似者，则同以不工小楷困于场屋，定庵既为干禄新书寄慨，而子敦言之尤沉痛，谓：
近日风气，于进取一无可望，非贿属公行，即择取吏胥俗书。君子处此世，但可读书自淑以求无媿而已。……今世不工胥吏书，即一领青矜，恐亦不可得。卷十与丁子香
又自谓：
垚书札每多沈痛语，后人观之，当深悲其所遇。……与故人诸札，虽未得性情之正，然与时下不着痛痒语大异。卷十与丁子香
子敦之所遇，即龚氏之所遇也。二人者，皆未为得性情之正，然皆与同时不着痛痒者异矣。
七 潘四农
龚、沈同时，复有讥论时风可相参证者，曰山阳潘德舆，字彦辅，别号四农。生乾隆五十年，卒道光十九年，年五十五诗文有养一斋集二十五卷。其言曰：
今之士大夫，学愈博，愈薄程朱为迂疏空陋不足仿效，遂致一言一动，疾趋快捷方式，攫取势利。世方安平无事，而士已浮伪不可托矣。此盱衡风俗者所深忧也。养一齐集卷十八陆丞相集序
又曰：
昔胜国之士，以好讲学为风尚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恶讲学为风尚而行亦衰……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为士者必恶讲学，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一关虑，即伦纪理乱、官守清浊、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于子弟，未敢相诏告敦勖，况师友间哉！风尚既成，转相祖袭……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救之者严气厉色，督以峻刑，亦莫能胜。徒发愤太息，不知由于数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学者率深嫉讲学，成此风尚，而士行乃衰；士行衰，而后官箴、民俗、生计、狱讼交受其弊也。卷十八晚醒斋随笔序
又曰：
合四海之众，数十年之久，争为考据、词章与八股文之皆异乎圣人之心者……以如此之学术，而求其心之必恶利、必嗜义，是犹射鱼而指天也……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欲救学术，则非复位取士之制不可。不复位取士之制，士习所趋，如众水汹汹东下，欲以孑然一人之修身正言，力挽四海之浇俗，是又以篑土障河也。卷二十二与鲁通甫书
四农固以老孝廉，久不得志于有司，所遇与龚、沈似也。四农之言政制，主革科举，此并世前后言者多矣，尤着如包世臣、陈兰甫其言学术则一主程朱，与依违于博雅考订者异焉。其言曰：
程朱之学，近则目为空疏迂滞而薄之，其说岂必无所见，然人心风俗遂由此而大有患。何也？程朱学圣人而思得其全体，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者，殆无一不取而则效之。今人不满之者，每能确指其解经不尽合乎圣人之罅隙，又笑其于经之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核。不知此特文学有所不备，其德行、言语、政事，荦荦大者，固孔孟以后不可无之人。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为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僻而不自知矣。卷十八任东涧先生集序。按：此颇似沈氏「今人之通达不如前明人不通」之论，皆开陈兰甫之先声也。
然四农极推程朱，而亦言程朱之失，与拘固称「正学」者复不同。其言曰：
世无虚静之圣学，而宋、明儒者好言之。驯至讲「中者，天下之大本」，多有以至虚至静、无中含有当之者……此陆、王之学，与佛、老何异？卷十六天下之大本说
又曰：
凡言「静存养，动省察」者，宋、元、明诸儒之言，汉、唐之儒未之言也……言存养始孟子「牛山之木」章……养与不养，全在旦昼之所为……未尝云念未动时先有存养之功也……天地无一时不行，而不动之理自在其中……圣贤功夫只在已发时。……自程子有存养未发之说……遂有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者矣……遂有教学者静坐时看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者矣……以予意断之，不如并去存养未发之说，为更截然无流弊也。卷十六戒慎恐惧即慎独说。按：此篇辨朱子解中庸此语之误，遂推论及于程子。
又曰：
程子谓孔子圣人，颜子亚圣，孟子大贤……又曰：「学者必学颜子，方不错。孟子才高，学之恐无依据。」又曰：「孟子有英气，最害事，不若颜子之浑厚。」夫孟子之博学详说，所以能知言者，即颜子之博文。孟子之存心养性，所以能养气者，即颜子之约礼……今以此论学，乃东汉黄叔度、陈仲弓之行径……非圣人所谓智周万物、道济天下者也……不明乎是而遂有「在春风中坐一月」之说，遂有「再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之说，遂有「教人且静坐」之说，遂有「圣人怒在物不在己」之说，遂有「主一无适为居敬」之说，遂有「为政以德然后无为」之说，速有「凝然不动便是圣人」之说。皆非圣人之教之纲宗也。卷十七读孟子
四农所以辨正程朱之失者在是，然曰：
孔孟之道未坠于地，在人。程、朱识其大者，汉、唐诸儒识其小者，同上
则四农论学，依然偏向此边也。四农又善论文，曰：
文于士大夫之行为末……然文乃气之所为也。一人之文，观一人之气；一世之文，观一世之气。假使一世之文，至于媕阿纤仄，悉无直气，则其士大夫可知，而其世亦可知。故士大夫之行……莫先于尊崇其廉耻，培养其直气以自振，且以振天下。……士气之信屈，天下之利病治忽系焉……居京师数年，所见士大夫，多假诗古文以鸣，而明白正大之气，与古人彷佛者，未之获也。卷二十二答鲁通甫
四农邑人有[鲁一同]通甫，尤相得。四农以诸葛武侯、陆宣公朗之，然亦未有所申展，要之皆江、淮间志士也。
又按：道光以来，言士风积弊而推本于汉学者，其例尚多不胜举。吴江[张海珊]，字越来，谓：
谈经训者，专攻宋人，浸淫至今日，而其祸烈。穿凿于故训文字之微，张皇于名物器数之末；鄙理学为空言，斥廉耻为小节；嗜货利，竞功名，以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班氏所诃为「利禄之途然」者，岂不信欤？小安乐窝文集记收书目录后
福州[陈寿祺]，字恭甫，谓：
昔者孔子恶乡愿，孟子辟杨、墨，韩子辟佛，程、张、朱子辟禅学。然杨、墨以下，其人率严取与，谨出处，与陋儒薄夫相去千里。……今则皆无患此，举世攘攘熙熙，为利往来，耽耽跾跾，而无所止，尚何暇伪忠信，貌廉洁，标为我、兼爱与讲明心见性之学哉！今世之药石，在乎明义利之辫而已。左海文集卷三义利辨
又曰：
呜呼！今日士行之偷，尚可言哉！自其束发知书，父兄师长汲汲然日督以科举之业，其子弟俛首听命，亦皇皇以一衿一第之得丧为荣辱。幸而弋取之，一旦莅官临政，内竞职司之凉热，外揣土地之肥瘠。凡其途升沉得失，日往来胸中至熟；礼义廉节之大防，荡然颓溃而莫知所守；立人济物之要道，概乎未之有闻也。故其人率猚诟亡耻，媕娿苟安。卷七书雷翠庭先生闻见偶录傅鹏起事后
又曰：
仪征阮夫子、金坛段若膺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仪征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心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卷七孟氏八录跋
又曰：
近日学者，文藻日兴而经术日浅，才华益茂而气节益衰，此人心世道之忧也。卷四答段懋堂先生书
此皆可与龚、魏、潘、沈之说相阐证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二章 曾涤生 附：罗罗山
传略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六年辛未，卒同治十一年壬申，1811－1872年六十二。家世力农，五、六百年无以科目显者。及其祖始向学；父老儒，县学生员。先生以道光戊戌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七迁为礼部侍郎。咸丰二年丁母忧归，遂起乡兵讨太平军。先后在军中十三年，卒平大难，称清代中兴首功焉。
曾氏学术渊源
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起者。初乾隆时，海内争务博雅考订，号为汉学，而[桐城姚鼐]姬传，独以古文辞名，学者相从，称桐城派。其持论颇与汉学家异。尝谓：
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践行其言，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皆以其学取士。自利禄之途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其得亦不知所以为得也。斯固数百年来之陋习。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专宗汉学，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惜抱轩文集六复蒋松如书
又曰：
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久之，通儒渐出，贯穿羣经，左右证明，择其长说。其弊也，杂以谶纬，乱以怪僻猥碎，世又讥之。魏、晋之间，空虚之谈兴，以清言为高，以章句为尘垢，放诞颓坏，迄亡天下。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异尚，五百余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定为义疏，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着为功令。至今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阙隙攻难为功，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欤？文集七赠钱献之序
又曰：
说经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徇时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内诸贤所持汉学，与明以来讲章诸君何以大相过哉？夫汉儒之学非不佳也，而今之为汉学乃不佳。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哓哓聒聒，道听途说，正使人厌恶耳。
姚氏晚主锺山书院讲席，门下着籍者，有上元[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尤称高足。按：此据曾氏欧阳生文集序。方植之年谱以管、梅、方及刘开孟涂为姚门四大弟子，不数石甫。管氏集中屡言士习吏治，谓：
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因寄轩集初集卷六与朱干臣书
又曰：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希贤无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立功业无其心。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螯。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二集卷二说士上
又曰：
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天下幸无事，畏愞隐忍，无敢先动；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以起。而议者皆曰：「必无是事。」彼无他，恐触忌讳而已。天下以忌讳而酿成今日之祸，而犹为是言。初集卷六上方制军论平贼事宜书
而其拟言风俗书尤深美，其言曰：
俗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以古言之，历历不爽。清承明后，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兢，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埸屋策士之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弊，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仔仔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奸，闾巷之侠，而朝宁、学校之间，安且静也。明俗弊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材，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朝廷近年，大臣无权而率以畏恒，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其身。盖国家之于明，鉴其末流而矫之过正，是以成为今之风俗也……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标式也。以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奋激而必兴；无志之徒，亦随时而易于为善。不出数年，而天下之风俗不变者，未之有也。初集卷四。又与朱干臣书，谓「乡者私作议俗一篇，以为当今之风，坏于好谀而嗜利」云云，与此可互观。
异之有深议能持论，惜乎未极其年寿。姚氏卒后，其辈行最尊推祭酒者为[梅伯言]。梅氏亦本其师姚氏之言以为言，尝谓：
昔李文贞、方侍郎苞，以宋、元诸儒议论，糅合汉儒，疏通经旨，惟取义合，不名专师。其间未尝无望文生义，揣合形似之说，而扶树道教，于人心治术有所裨益……其解经虽不必尽合于经，而不失圣人六经治世之意……后之学者，辨汉、宋，分南、北，以实事求是为本，以应经义、不倍师法为宗。其始亦出于积学好古之士为之倡，而末流浸以加厉。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左氏，而遵何休。至前贤义理之学，涉之惟恐其污，矫之惟恐其不过。因便抵巇，周内其言语文字之疵，以诡责名义，骇误后学，相寻逐于小言辟说，而不要其统。党同妒真，而不平其情。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其患，未可谓愈于空竦不学者也。柏枧山房集卷五姚惜抱九经说书后
此即姬传赠钱献之序之意也。又曰：
我朝文治翔洽，士之高节亢行，无所激而施，而专务于通经博古之学，则大科鸿博之士彬彬出矣。岂非士之趋舍，一视乎时之所贵贱为盛衰哉！
又曰：
以一时之习尚，使后世谓士气不可伸，而名贤亦为之受垢，驯至清议不立，廉耻道消，庸懦无耻之徒，附正论以自便，则党人者亦不能无后世之责也夫！卷四书复社人姓氏后
又曰：
天下之患，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为大患。卷一臣事论
今以士之有类于商贾负贩，而谓用商贾负贩无异于用士，此士之所以终不出。卷一士说
此等即异之拟言风俗书之旨也。今读其集，于当时吏治之窳，民心之不就宁，大祸猝发之无日，无往而不流露其深忧焉。桐城派古文家，议者病其空疏。然其文中尚有时世，当时经学家所谓「实事求是」者，其所为书率与时世渺不相涉。则所谓「空疏」者究当何属，亦未可一概论也。同时有临桂[朱琦]伯韩，亦为姚氏学，为名实说，亦足见当时士风之一斑。其言曰：
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曰退让。三者名之至美，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大人之职，在于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识，为天下长计；身之便安不暇计，世之指摘不敢逃也。谨厚、廉静、退让三者，可以安坐无患，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惮不争趋此？故近世所号为公卿之贤者，此三者为多。当其峨冠襜裙，从容步趋于庙廊之间，上之人不疑而非议不加，其深沉不可测也。一旦遇大利害，抢攘无措，钳口桥舌莫敢言，而藏身之固，莫便于此三者。孔子之所谓鄙夫，其究乡愿也，是张禹、胡广、赵戒之类也。
而[姚莹]石甫，与其邑人[刘开]孟涂，于汉宋是非，主持益坚，诤辨尤力。李慈铭日记有评石甫中复堂集一则，于石甫尊宋诋汉门户之见，颇有纠弹。谓：「其覆黄又园书谓：『自四库馆开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是以风俗人心日壤，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讪宋儒之过』云云，尤猖狂无理。道光中年以后，时事日亟，正坐无读书人耳。夷变时，当国者潘、穆二公，非能为汉学者也。广事坏于耆龄、琦善、奕山，江事坏于牛鉴，浙事坏于乌尔恭额、伊里布、奕经、文蔚，闽事坏于颜伯焘、怡良，皆不识一字者也。而御史陈庆镛一疏，最足持当时朝局之弊，陈固汉学名家也。石甫非世外人，何竟混沌至此乎？」又谓：「惜抱先生孤立于世，与世所称汉学诸贤持异趋。夫惜抱以郎中告归不出，诚为恬漠。然汉学诸贤中，若西庄<王鸣盛>以阁学左迁光卿时，仕仅五稔，年力方盛，遽遂杜门。竹汀<钱大昕>以少詹，抱经<卢文弨>以学士，皆清华首选，毕志名山。兰皋<郝懿行>官户部十余竿，不转一阶。此岂皆出姬传下者？他若顨轩<孔广森>之纯孝，北江<洪亮吉>之孤忠，皋文<张惠言>之鲠直，虚谷<武亿>之廉峻，鄦斋<李赓芸>之循良，南江<邵晋涵>之清介，以论风节，奚媿宋儒？而檠斋<金榜>、左海<陈寿祺>，则锐屣词林；子田<任大椿>、颐谷<孙志祖>，则投簪台府；小雅<丁杰>、孝臣<李惇>，终身进士；里堂<焦循>、叔辰<汪龙>，绝意公交车；懋堂<段玉裁>、申耆<李兆洛>，宰县而早归；溉亭<钱塘>、仲子<凌廷堪>，注令而改教；又岂以郑、许为系援，虫鱼为钓弋者乎？」李氏所举，颇足为汉学雪诬。门户之见，持之已甚，均足以启不平，易地则皆然也。又刘孟涂文集卷二学论上、中、下，卷三上莱阳中丞书，卷四与蒋砺堂、上汪瑟庵，卷五与朱鲁岑，卷六姚姬传寿序、沈晓堂寿序，卷七论语补注自序诸篇，于人才风俗、教化政术之间，颇善持论。刘氏以才气为干谒，同时侪偶或未之推敬，要亦足见当时桐城派古文家持论之一面。此一派也。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湘学之两派]嘉、道之际有善化唐鉴镜海，以[笃信程朱]倡为正学，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罗平、窦垿皆从问辨，涤生亦预焉。唐氏为学案小议十五卷，以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四人为传道，余为翼道、守道，涤生为之跋，推服甚至。而善化贺长龄与唐氏相友善，倡为[经世致用]。邵阳魏默深受知于安化陶澍，为贺长龄编辑经世文编。湘阴左宗棠亦客陶氏，相与缔姻；而胡林翼则陶之子壻也。善化又有孙鼎臣芝房，亦治经世学，为刍论，至以洪、杨之乱，归罪于干、嘉之汉学。湖、湘之间讲学者一时风气如此，此又一派也。吴廷栋字竹如，生长桐城，持论亦颇有与管、梅诸人近者。其复沈舜卿书，谓：
来书所示官场之弊，谓士大夫无耻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实深中今日人心风俗之弊。欲挽回尽人之无耻，必先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是亦与于维持补救之数也。
其于当时风俗之颓败，与夫贤有志者之所以为自处之道，尤可谓言之深切而着明也。
曾氏之风俗论
涤生之来京师，盖犹得接闻桐城诸老绪论，又亲与唐鉴、吴廷栋诸人交游，左右采获，自成一家。其论学，尤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其言曰：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然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文集一原才
此文所论，与上举吴竹如复沈舜卿书，如出一口，而言之尤深笃。所谓「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即其毕生学术所在，亦即毕生事业所在也。此意惟晚明遗老如亭林诸人知之，干、嘉鸿博尚考订者已不知。此种意念之复活，则唐、吴诸人相从讨论之效也。然将求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人才者，其理想上之人格又何如乎？涤生之言曰：
天之生贤人也，大氐以[刚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即聿而苟延，精理已销，恒干仅存，君子谓之免焉而已。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峯、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至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文集一陈仲鸾父母七十寿序
又曰：
朝有媕娿之老，则羣下相习于诡随；家有骨鲠之长，则子弟相习于矩矱；倡而为风，效而成俗，匪一身之为利害也。同上
夫将以己之所趋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非具刚直之性，所谓「寸衷所执万夫非之不可动」者固不胜其任。至于媕娿回枉柔靡之徒，极其至不过如朱伯韩氏之所谓「谨厚、廉静、退让」而止，决不足以转风习而振人才可知也。涤生之所提倡，其秉诸性者曰刚直，其见之事业者则曰[忠诚]，涤生又言之曰：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鸣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羣伦，历九州岛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文集二湘乡昭忠祠记
拙与诚者之处世，又有其必具之心理焉，曰不求报。涤生于此尤力言之曰：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以相证慰，何其陋欤！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阛贸易，瓌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富商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乐以终身，无所于析，何所为报？文集二圣哲画像记
涤生又有一名言，曰[「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此即其不祈报之理论，实即历古儒家相传义命之辨也。曾氏覆郭筠仙书亦谓：「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尽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饿倾，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此实曾氏一至坚碓之观念，亦即其毕生事业成功一至要之因素也。积其不求报之心理，而渐济之以学业，则其见之于外者曰[器识]，涤生又言之曰：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谓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识之谓也。器与识及之矣，而施诸事业有不逮，君子不深讥焉。器识之不及，而求小成于事业，末矣。事业之不及，而求有当于语言文字，抑又未矣。故语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齿诸有亡者也。文集一黄仙峤诗序
凡涤生理想中之人格，将求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者，其规模大率如是。则试问当时之习俗又何如乎？涤生复贺耦庚书有云：
[曾氏对于世风之嘅叹]窃以谓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翫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书札卷一
此书在道光庚子，按：是年即沈子敦卒岁。当时官方士习，可参读子敦章犹远在大乱未起之前也。其复彭丽生书有云：
足下称「今日不可救药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绝无廉耻」云云，国藩私见实与贤者相脗合。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书札卷二
其覆江岷樵左季高书有云：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不然，但就局势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
此则已在咸丰癸丑，洪、杨过长沙而北，奉命办团防之后矣。又曰：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挢之之苦衷也。书札四覆黄子春。道光三十年，咸丰初立，涤生应诏陈言，谓：「京官通病退缩琐屑，外官通病敷衍颟顸。故习相沿，但求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难，国家必有乏材之患。」所言可与朱伯韩名实说并观，皆足为当时官方士习之写照也。
又曰：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与刘孟容
又曰：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与龙翰臣
又曰：
方今世变孔棘，而宦场泄沓之风，曾无少为振作。有识者以是深惧，皆怀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书札五与胡咏芝
又曰：
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坏，军兴十年，而内外臣工惕厉悔祸者，殆不多见。书札九覆吴竹如
又曰：
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书札二十与胡宫保
又曰：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豪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书札十二覆陈俊臣
此则已在咸丰辛酉，胡润芝、唐镜海卒年军兴逾十年，而言之犹如是，则当时人心世习积弊难返之情，概可见矣。自此以往，涤生名位日高，责望日重，驰驱军旅，虽大难幸平，而忧谗畏讥，日惴惴于晚节之不终保。己未覆胡宫保，已有「我辈指目者多，预保得此后不大错谬为佳」之语。又辛酉覆胡宫保，谓「乱世之所以弥乱，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侍不如往年风力之劲，正坐好让；公之稍逊昔年，亦坐此耳」之语。又覆毛寄云，谓：「今年春夏，胡润帅两次贻书，责弟嫉恶不严，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今覩合下侃侃正言，毫无顾忌，使弟弥惭对润帅于地下。」此亦辛酉语。则涤生态度之趋而益谨，尚不待平难后矣。故同治癸亥覆郭筠仙曰：「大氐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举事，贵在因俗立制，昕谓除去泰甚者耳。」又丙寅覆郭筠仙则曰：「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长，乃较之王<船山>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孰视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此皆可见涤生之处境及其意态之逐渐转变也。盖转移习俗以陶铸一世人才之至愿，在涤生固未尽酬。此所以涤生个人，虽竟其戡平大难之勋业，而晚清中兴，仍未有起衰转泰之新机也。又曾氏与袁小午，谓：「迩来军务渐平，时局之艰难，迥非咸丰年间可比。人才非困阨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而在上者亦不欲屡屡破格，以开幸门，仍须援资按序，各循常调。即昔之勋望赫奕者，今亦祗能循分供职。无盘根错节，则利器末由显著。近日贤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于此。然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来示以少年盛气蹈厉无前者，不宜以孟浪绳之。昔在道光之季，国藩饫闻此等议论，盖尝深恶而痛惩。今虽衰孱无似，决不欲效此摸棱意态，消磨举世之英气。特狂狷两途及所谓蹈厉无前者，亦殊不数数见。而来函所称心事如青天白日，忠爱诚恳出于天性，尤为罕觏，是则似有数焉存乎其间，而自媿引针拾芥之无具也。」此函写出曾氏晚年世态及心境，尤可含味。
曾氏之礼论
干、嘉以来，士习官方日坏，其弊由于学术之偏蔽，而其征见于当时汉学家之好诋宋儒，涤生[于此，颇致箴砭]，谓：
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羣流和附，坚不可易。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文集一朱慎甫遗书序
又曰：
近世干、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按：此说本方植之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文集二书学案小识后
然于汉学家长处，亦不一概抹杀，尝谓：
自乾隆中叶以来，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久之，风气日敝，学者渐以非毁宋儒为能，至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字，一切变更旧训，以与朱子相攻难。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矫之者恶其恣睢，因并蔑其稽核之长，而授人以诟病之柄，皆有识者所深悯也。文集二汉阳刘君家传
又曰：
天下相尚以伪久矣！陈建之学蔀通辨，阿私执政；张烈之王学质疑，附和大儒；反不如东原、玉裁辈，卓然自立，不失为儒林传中人物……姚惜抱尝论毛大可、李刚主、戴东原、程绵庄，率皆诋毁程朱，身灭嗣绝，持论似太过。……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纠正，足以羽翼传注，当亦程朱所心许。……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书札二十覆颖州府夏教授书
又曰：
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文集一孙芝房侍讲刍论序
其言皆极持平，与当时牢守汉、宋门户互相轻薄者不同。又进而[为汉、宋谋会通]，则归其要于
礼家。其言曰：
干、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书札十三覆夏弢夫
又曰：
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矣。……自司马氏作史，猥以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经世之遗意。有宋张子、朱子，益崇阐之。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澧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惜其食货稍缺，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固如是也。文集一孙芝房刍论序
又曰：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襃然冠首，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按：蒿庵与亭林同时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思精矣。文集卷二圣哲画像记
本此以衡量清儒，故为圣哲画像，首顾亭林，次即秦蕙田，而又以杜、马与许、郑并列，谓：
[许郑与杜马]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同上
又曰：
许、郑、杜、马、顾、秦、姚鼐、王念孙，引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同上
涤生此种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其论清儒实事求是即朱子格物穷理之旨，与章实斋论汉学为朱子嫡传之说，不谋而合。其论亭林学术，推本扶植礼教之意，较之四库馆臣论调，超越甚远。以杜、马补许、郑之偏，以礼为之纲领，绾经世、考核、义理于一纽，尤为体大思精，足为学者开一瑰境。其据秦蕙田五礼通考定礼之轮廓，较之颜、李惟以六艺言古礼者，亦遥为恢宏。且其言礼，又能深领「礼，时为大」之意，以经世悬之的，与嘉、道汉学家继东原后，专以考订古礼冗碎为能事者，迥不侔焉。尝谓：
国藩于礼经，亦尝粗涉其藩……所以沮滞而不达者，约有数端。盖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郊庙，而郊祀祼献之节，宗庙时事之仪，久失其传，虽经后儒殷勤修补，而疏漏不完。……军礼居五礼之一……今十七篇独无军礼，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辑，乃仅以兵制、田猎、车战、舟师、马政等类当之，使先王行军之礼，无绪可寻。古礼残阙若此，其它虽可考，又奚足以经纶万物？……所贵乎贤豪者，非直博稽成宪而已，亦将因其所值之时，所居之俗，而创立规制，化裁通变，使不失乎三代制礼之意……所谓「苟协于中，何必古人」是也。书札二十七覆刘霞仙中丞
涤生同时交游中，有汉阳[刘传莹]茮云，持论与此绝相类似。涤生谓：
刘君为学，远师朱子，近法顾氏，亭林以理义为归，而考之实事，不尚口辨，不驰声誉，并世辈流，殆罕其匹。书札一与洪琴西
又曰：
往者汉阳刘传莹茮云，实究心汉学者之说，而疾其单辞碎义，轻笮宋贤，闲尝语余：「学以反求诸心而已，泛博胡为？至有事于身与家与国，则当一一详核焉而求其是，考诸室而市可行，验诸独而众可从。」又曰：「礼非考据不明，学非心得不成。」国藩则大韪之，以为知言者徒也。文集一孙芝房刍论序
此皆二人议论之极相似者。大体论之，涤生论学态度，以当时汉、宋畛域言，毋宁谓较近于汉学，此尤见其能自树立，别择审当，非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者所可比也。又其言礼，本之杜、马、顾、秦，亦几几乎舍经而言史矣。盖苟求经世，未有不如是。同时[龙启瑞]翰臣，有致冯展云侍读书，亦谓：
治经自是学人第一要义，而求其有裨实用，则史籍较经为多。荀卿子曰：「欲观后王之迹，则于其灿然者已」，今之史册是也。经术固不可不明，然……如徒拘于章句训诂，则是俗儒之学。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则井田、封建，用之于古则治，用之于今则乱。……故空谈经学，正如夏鼎、商彝，无适于用。要惟约其理而反之于身，因以推之于世，而不泥于其迹者，庶有当焉。然则今日之学，亦先学其有用者而已。
此种意见，渐成为道、咸以下一般之通见，[惟所以犹必徘徊于经、史之间，以经世归之礼者，其间盖有微意。窃谓国史自中唐以下，为一大变局，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贵族世家相分峙；众民散处于下，不能如今欧西诸邦小国寡民，以舆论众意为治法，而后天下乃为举子士人之天下。法律之所不能统，天意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宋儒亦时运所凑，非程朱私意所得而把持驱率也。故若舍经术而专言经世，其弊有不可言者]。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
曾氏之文章论
涤生论学，尤重文章，谓：
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故窃谓今日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研究文字为要务。书札一致刘孟容
此盖本当时汉学家「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之说，而微变焉者。[文章与训诂]求明古书之精义，固不能专治其训诂而忽略其文章也。又曰：
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缋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同上
此等议论，皆所谓毋宁较近汉学之例也。故曰：
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同上
涤生论学规模，大体如此。虽自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圣哲画像记然平日持论，并不拘拘桐城矩矱，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语亦见圣哲画像记。姚氏在文学上之贡献，本在其古文辞类纂之选集。凡其明流变，定类例，亦皆不越考据一门；惟所考在文章不在经义耳。故曾氏亦谓姚氏虽不能比于古之作者，而终以百年正宗推之也。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龂龂徒为传道、翼道之辨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曾氏与何廉舫书谓：「四部之书浩如渊梅，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经则十三经，史则廿四史暨通鉴，子则五子暨管、晏、韩、吕、淮南等，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来廿余家而已。此外入于集部之书皆赝作，皆剿袭也；入经、史部之书皆类书也。尝谬论修艺文志、四库书目者，当以古人自为之书，有原之川渎，另行编列；其杂纂古人成书者，别为一编；则荡除廓清，而书之可存者日少矣。」今按：涤生之学，务为通大体而致于用，故能融会羣籍，采其精英。稍前惟章实斋，同时如陈兰甫，所见有与此略似者，然犹皆偏于读书人气味，故事业之成就不大。此虽运会所凑，而学术精神之轻重向背，亦非偶然也。
附：罗泽南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二年丁卯，卒咸丰六年丙辰，1807－1856年五十。幼贫甚，十岁就外傅，其大父一布袍，亲为典质者六、七次。年十九即训蒙餬口。丧其母，又丧其兄，旋丧王父，十年之中，兄嫂姊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尝以试罢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然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也。年踰三十，始补学官附生；踰四十，始补廪膳生，举孝廉方正。未几洪、杨兵起，以诸生从军，屡建大功。在军四岁，自江西回援武汉，卒于军。其后湘军将帅有名成功业者，大率其弟子也。
罗氏学术大要
罗山交于同邑刘蓉孟容，又馆善化贺修龄、贺长龄家，与唐镜海及湘阴郭嵩焘兄弟往来，其为学主于性理，而求经世，盖一时湘学风气然也。其与郭意城书云：
学问之道，至今日卑陋极矣。词章之士，奉对偶音律之文以为拟科名之利器……修己治人之道，全不留心……一二特异之士，语品行则涉于福田果报……语经济则惟考求海防、河务、盐法、水利，以待用于斯世……迹其所学，但胜于窃取富贵者之所为……要皆从功利上起见，是以所见日陋，所行亦日卑。[功利与性分]不知君子之学，淑身淑世，为性分内所当为……苟不务此，徒向枝叶上用功，纵做得伟然可观，终是三代以下品诣，三代以下作用；况乎以利己之心行之，尤终不能有成也。文集卷六
罗山尝谓：「士之品大概有三：有富贵之士，有功名之士，有道德之士。」罗山以道德之士自期待，谓：
道德囿于功名，其道德不宏。功名出于道德，其功名乃大。古之人，蓬户萧然，歌出金石，天理日以复，人欲日以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已尽备之于草野之中。及临大事，决大策，不动声色，已措天下于盘石之安。何者？其蓄之有素，而出之有本也。卷六覆某友书
其素所抱负者如是，故一旦出而任事，确然有以自建树，异于常人。然则所谓人才本于学术，而当时汉学家徒事训诂考订，蔑弃义理不谈者，其弊害亦从可推见矣。罗山之学，[大率推本横渠]，归极孟子，以民胞物与为体，以强勉力行为用。尝谓：
人之所以禀乎气者不同，人之所得是理者，未尝或异。有人于此，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失，痛自损抑，其人则为和平之人；其性柔缓，一日自知其非，勉自振作，其人则为刚健之人。卷三性理
又曰：
贤人以健行，故能尽道义而全性天。……凡扶纲常，传圣学，位天地，育万物，莫非分内当为之事，亦莫非尽人所能为之事。然而……求其能尽乎此者不可多得……物欲害之故也。卷五健庵说
又曰：
人之所以能撑持世运者节义，节义岂必时穷而后见哉？天下无事，士人率以名节相尚，处则浴德澡身，出则为斯民兴利除害，斯世必不至于乱。即乱矣，相与倡明大义，振厉士气，当万难措手之际，从而补救之，削平之，未始不可挽回。古之人所以能制于未乱之先，弭于既乱之后者，惟赖有此耿耿之心为之维系其间耳。卷五重修谢叠山先生祠引
凡此皆罗山未出任事时之言也。及其历身戎行，仍本昔日之所信守者以为之。故曰：
天下无难事，视乎其为之而已。以其难为，遂皆束手而不前，斯世之事，更教谁做？古人事业，固无有不从艰难中做出者。卷六与曾节帅论责成重任书
又曰：
或者斯民劫数未尽，故稍缓时日。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灰其壮志也。卷六与曾节帅论分援江西机宜书
罗山任事之精神，处处见其与往昔之所以为学者本末一贯，表里相通，彼非所谓「功名出于道德」者耶！[罗氏著书]所著书，有西铭讲义、姚江学辨、读孟子剳记、人极衍义诸种，虽精理名言，或前人发之已尽，未必多所创辟，然蓄之当躬，见之行事，斯理虽常，世运则变，如日月之丽天，光景常新，固非必欲别出一境凌驾古人者之所与知也。然则治近世学术者，必谓考订训诂为务实，道德义理为蹈虚，是盖未之深思耳。罗氏有小学韵语序一篇，论此尤慨切，其言曰：
道光戊申，课徒左氏芭蕉山房，日与诸生讲小学、大学之方。诸生以朱子小学一编，为人生必读之书，惟……小儿初入学，遽以此授，往往不能以句。……余因为之撮其大要，辑为韵语……方欲锓之木，而粤匪之祸起矣。自戊申以来，迄今九年，一夫倡乱，祸延东南，天下弦诵之声，或几乎熄。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驰驱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一死生，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利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学术与世难]一日有变，昔之所谓迂者，奋欲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其愚不可及者与！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也。余自愧德薄，不能以身教人，窃幸诸生克自奋发，不负其平日之所习。尤顾其益相策励，日亲当代崇实之儒，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学术。学术正，则祸难有不难削平者，匪徒恃乎征战已也。咸丰丙辰正月[左季高]答王璞山，谓：「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宇蚀尽。无他，学术不明，天理渐灭故也。」又答胡润芝，谓：「世之言吏事者，动言才情，不知才生于情，情苟不至，才于何有？今世守令，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聪明才力，用之于揣摩迎合、承奉竽牍之间，而实意之及于民者益鲜。即有时勉自振作，奋欲有为，亦动于近名干誉之心，非其隐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而即索然矣。」此等见解，均可与罗山正学术之旨相发明也。
惜乎罗氏献身锋镝，一时羣从共事之人，亦糜其全力于兵戎之间。祸难虽平，而当时师弟子所欲正之于学术者，卒未得深究而大明于世，使晚清世运，如沉疴之偶瘥，积痗之小间，撑持之力有已，倾覆之势未变。此则治曾、罗诸人之学术者，所尤当为近世中国命运扼腕深嗟而不置者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三章 陈兰甫 附：朱鼎甫
传略
陈澧字兰甫，学者称东塾先生。生嘉庆十五年，卒光绪八年，1810－1882年七十三。少肄业粤秀书院，年二十三中举人，六应会试不中。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老为菊坡精舍山长。
著书大要
[东塾之时代]东塾生当干、嘉盛极之后，身值鸦片战争及洪、杨之乱，正朴学考据盛极趋衰风气将变之候，而东塾为其过渡之人物。自谓：「少好为诗，及长弃去，泛滥羣籍。」自述「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体文、填词，无不研究。」东塾集与人书「中年读朱子书，读诸经注疏、子、史，日有课程。」自述其书著者，有声律通考十卷、书成于咸丰八年，东塾年四十九切韵考六卷、书成于道光二十二年，东塾年三十三外篇三卷、书成于光绪五年，东塾年七十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书成于道光二十八年，东塾年三十九又着[汉儒通义]七卷、东塾读书记十五卷。通义创始咸丰四年，自记刻成于咸丰八年。据胡锡燕跋文时北方乱正炽，英、法联军于七年十一月陷广东省城，总督叶名琛被捕；东塾挈家避于横沙村舍。年四十八通义大旨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儒，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亦非也。」自述及通义自序其意与干、嘉盛时惠、戴所唱「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者迥殊焉。其书仅亦纂辑之体，自着条例，谓：「凡所录皆经部书，史、子、集皆不录。又汉儒说经多有本，如韩诗外传多荀子语，但韩氏既取入外传，则是汉儒之书，故亦录之。」又谓：「集众家之说分类为书，汉有白虎通，宋有近思录，今兼仿其例。专采经说，白虎通之例也；题某家之说，近思录之例也。每一类中，各条次第以义相属，则仿初学记之例。」通义序录初稿凡三千条，嗣乃多所删削，而成今书。其删削亦具微意：其于诸家书，如孟、京易说存者寥寥，犹采录一二，而马融之说则不采。其于一家之书，何氏公羊注则采之，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则不采。其于一字之义，白虎通训「臣」为「坚」则采之，说文训「臣」为「牵」则不采。此于人品、学术及当世之弊，各有深意存于文字之外。其排比次第，取一义之相属，尤取两义之相辅。盖取汉儒二十二家之说，会萃精要，以成一家之书。胡锡燕跋其论撰之用心如此，与当时学者博嫥于字义训诂，名物考订，以及龂龂为汉宋门户之辨者，固自异焉。惟其书既限于辑录，又所录专采说经之书，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呈露。又排比众说，不欲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于两汉四百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去取抉择，在作者虽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为研治汉儒思想者一完备之参考书也。
然通义特东塾中年一纂辑之书，尚非东塾重要之著述。论其精心结撰，为毕生精力所寄，可以代表东塾论学之全部意旨者，当推其晚年所为之[读书记]。其书远始咸丰六年，东塾年四十七初为学思录，至同治十年东塾年六十二大病几殆，撰自述，述生平著书学行大要，则读书记尚未成书也。今自述刊读书记首自后乃思力疾缀学思录旨要为读书记，至光绪五年东塾年七十自订读书记凡十五卷付刊。行状及七年，年七十二又自定读书记西汉一卷。其卒后门人廖廷相编录付梓翌年而卒。其书良可为东塾晚年巨著。首孝经，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也。此据郑康成六艺论次论语，谓论语及五经之錧辖也。此据赵邠卿孟子题辞首辨论语「学」字义旨，次及「仁」及「一贯」，又次论孔门四科成材之大要，又次为论语言五经，又次为孔门诸贤，又次为历代注说论语诸家；全书条理俱如此。所论皆各书宏纲巨旨，要义大端，融会贯串，有本有末，不尚空谈，不事繁证，而一字一句之音训，一名一物之考究，有不务焉。卷三为孟子，尤东塾所好。自述首论性善大义，次孟子述五经，次孟子称述古人，次孟子论狂獧，次孟子论治乱，阐发详明，指陈剀切，尤东塾论学要旨所寄也。卷四至卷十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亦皆举大纲，删小节，而于干嘉诸儒为学偏弊，尤多诤辨。如论易驳惠定宇，驳张皋文。论尚书驳江艮庭，谓：「蔡传亦有易伪孔传而甚精当者，艮庭集注多与之同，如为暗合，则于蔡传竟不寓目，轻蔑太甚；如览其书，取其说，而没其名，则尤不可。」论诗，谓：「有毛、郑之说实非，朱子之说实是。拘守毛、郑，不论是非，为汉学之病。」论周礼，谓：「周礼乃古之政书，治此经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以知之。」论仪礼，谓：「近儒经学考订，正是朱子家法。」又谓：「古今同有之礼，倍宜钻研；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论礼记，谓：「讲道学者必讲礼学，不然则不成，此尤有关千古学术。」论春秋三传，主参取不主墨守。此皆针对干、嘉以来学风而发也。卷十一为小学，谓：「仁字、敬字，后儒讲之最多，而古人造字早传其精意。」此则传述阮氏意见者。卷十二为诸子，备引各家可取语而折衷于儒。卷十三为郑康成，谓：「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郑氏家法。郑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议别。」其注周礼、仪礼、论语、尚书，皆与笺诗之法无异。何邵公墨守之学，有宗主，而无不同；许叔重异义之学，有不同，而无宗主，惟郑氏家法兼其所长，无偏无弊。」按：陈寿祺恭甫刻五经异义疏证序已论及郑、许异同，方植之书林扬觯「著书争辨」条下引之。此层东塾乃沿恭甫之意而益进者。又谓：「自非圣人，孰无参错？辨其参错，不可没其多善。后儒不知此义，既失博学知服之义，则开露才扬己之风，由失郑氏家法故也。读郑君周礼序，所谓如入宗庙，但见礼乐器；读何邵公公羊序，则如观武库，但覩矛戟矣。郑学非何所及，可于两序见之。」卷十四三国，多辨郑玄、王肃异同。卷十五朱子，谓：「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也。」又谓：「朱子好考证之学，而又极言考证之病。读书玩理，与考证自是两种工夫。朱子立大规模，故能兼之；学者不能兼，则不若专意于其近者。」又曰：「朱子时为考证之学甚难，今则诸儒考证之书略备，几于见成物事矣。学者取见成之书而观之，不甚费力，不至于困；至专意于其近者，尤为切要之学。而近百年来，为考证之学者多，专意于近者反少，则风气之偏也。」又谓：「朱子既谓穷理必在乎读书，又以读书为第二事、第二义，穷理为第一事、第一义，然则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义必在乎第二义也。除此第二事、第二义，更无快捷方式。若以为第二而轻视之，则误矣。」凡读书记十五卷要旨略如是。大抵语、孟两卷精言义理，郑、朱两卷极论方法，尤为全书骨干。其五经诸卷则对当时经学上诸重大问题，综述前人成绩，附以己见，虽亦箴切时病，而与方植之轻肆诋诃者不同，亦与章实斋之主于史学而评经学者有异也。
东塾遗稿
东塾读书记主汉、宋兼采，勿尚门户之争，主读书求大义，勿取琐碎之考订，而其书本身，即为一至佳之榜样。盖东塾不欲以空言启争端，而求以实绩开先路。故其书对当时学风弊端为东塾所不满者仅时时露其微辞，引而不发，不肯为直率之攻击也。然东塾读书记本由晚年整理平时剳记诸稿而成，而其平时积稿，为[读书记所未收者尚多]，今犹往往流传人间。近年广东岭南大学购得东塾遗稿钞本六百余小册，标题有默记、学思自记、学思录序目、杂论学术，及经史子集诸目，皆读书记之前身也。曾摘要刊载其一部于岭南学报之第二卷第三、四期其中议论，虽读书记所未收，而实可说明东塾论学意趣，为读书记已刻诸卷之引论。且其畅言当时学风流弊，尤为考论干、嘉以下汉学所以穷而必变之绝好材料。其书流布未广，故重为摘录以见梗概。读者持此以读读书记之刻本，必更有以见其著书立说之所以然。而东塾之有意于引人入郑君之宗庙，不愿示人以何氏之武库者，其意尤可思也。
东塾论汉学流弊
东塾论汉学流弊，本已见旨于读书记，然大率引而不发，婉约其辞，读书者或不识。其意乃畅写之于未刊之遗稿。此如章实斋讥弹汉学，着文史通义，书不遽刻，而待之身后。然今观实斋全书，其评核汉学，大抵辞旨隐约，非善读者不深晓。故自章氏之卒，迄今百三十年，学者尽推章氏文史见解，而当时所以挽风气、砭经学之深衷，则知者尚尠。东塾之生，尚在实斋卒后九年，及其中岁，汉学流弊益彰着，故东塾之笔于书者，与实斋显晦大异。[东塾与实斋]然其书亦未刊，使其遗稿不复见于今日，则读其读书记者，亦不必尽能揣见当日论学之渊旨。盖深识之士，彼既有意于挽风气，砭流俗，而又往往不愿显为诤驳，以开门户意气无谓之争，而惟求自出其成学立业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默运潜移之效。此在实斋、东塾靡不然。若袁简斋、方植之，则态度迥异，亦可以窥学者深浅之一端也。
经学家所以自张其门户者，则曰古圣贤之义理存是尔。然经学之流弊，则极于专务训诂考据而忘义理。[东塾论汉学流弊]东塾论之曰：
谓经学无关于世道，则经学甚轻。谓有关于世道，则世道衰乱如此，讲经学者不得辞其责矣。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楝，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忽忘义理]
又曰：
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者等耳。此风气急宜挽回。
经学家既专务考据训诂而忘义理，遂至有不读经、不读注疏者。东塾论之曰：
近人讲训诂者，辄云：「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诂者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读经传之言，固多古今不异，不必训诂而明者，何不先于此而求其义理乎？汉儒训诂精矣，唐人训诂虽不甚精，然亦岂尽不识训诂者？何不先于汉、唐注疏训诂不误者而求其义理乎？
又曰：
试问今之说经者，非欲明其文义乎？明其文义之后，将再读之乎？抑置之不读乎？若置之不读，则明其文义何为也？若明其文义，将再读之，则注疏文义已明者甚多矣，何不再读之乎？何以文义已明者不读，而独觅其文义未明者而读之乎？愿经师有以教我也！[专务说经而不读经]
又曰：
说经者，欲经文明白无疑也；欲经文之明白无疑者，将以讽诵而得其义也。若既解之明白无疑，而不复讽诵以求其义，则何必解之乎？且经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读也；而惟于其难明者解之，既解亦仍归于不读而已矣。解经而不读经者，其必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后之人读之而无疑可也。」然而后之人又慕其解经，于是又解经，而又不读经，不知待何人而始读之也！
故初务于训释考据者，其意在求经籍之易读，而风气所播，相率以趋于训诂考据者，其弊必至于置经籍而不读。此犹章实斋所讥：「专尚襞续补苴者，苟生秦火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今苟专尚训释考据，则使圣人遗经大义明白，无待考释，彼亦且无所用心也。继此而流弊所及，又有可得而指者，则曰好难而忽易。束塾论之曰：
学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朱子亦尝言之。近人则先其难者，故大误也。
专务训诂考据，则遇明正通达处转不留意，惟择其难晓者，以可施考释之功也。循此为之，流弊又起。一曰琐碎，不务明正通达而务其难，则往往昧其大体而玩其细节，其必陷于琐碎无疑也。东塾论之曰：
韩非子曰：「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行有拂难坚确，非功也。」外储说左上今之讲经学、小学者，往往纤察微难而非务。[考据繁琐]余非不能考据繁琐者也，水道、声律、切韵三书，可谓繁琐矣，特不欲效近人说经解字繁琐之习气耳。东塾论清儒，颇推江永、程瑶田，此等处路径极似。
又曰：
汉书艺文志云：「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缺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此一段竟似为近代经学言之，句句字字说着近儒之病。
其又一弊则曰好胜，苟专务其难以求施我考释之功，则前人学术大体有不暇问，而惟求于小节僻处，别出新解以凌跨乎其上，此又自然必至之势也。东塾论之曰：
王西庄云：「大凡人学问精实者必谦退，虚伪者必骄矜。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为可恶！」[凿空翻案]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此所谓博学以知服。读书记卷十三郑学篇，论近儒失博学知服之义，开露才扬己之风一修，已见上引。又卷八仪礼下引毛西河、汪尧峯、程易畴，皆着其轻议古人之失。
又曰：
读书者若平心静气，自首至尾读之，于其误者考而辨之，则虽言经误可也，况注疏乎？若随手抽阅，搜求一二以作文字，则言注疏之误亦僭也。[随手抽阅]
又曰：
若真读注疏，自首至尾，于其疎误而驳正之，虽寥寥数语，亦足珍。若不自首至尾读之，随意翻阅，随意驳难，虽其说胜于先儒，而失读书之法。此风气之坏，必须救。东塾集卷四与王峻之书：「经学者，贵乎自始至末读之、思之，整理贯串发明之，不得已而后辨难，万不得已而后排击。惟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古人，有裨后人，此之谓经学也。有益有用者不可不知，不甚有益有用者姑置之，其不可知者阙之，此之谓经学。」
又曰：
高邮王氏述闻之书善矣，学之者则有辨。如十三经注疏，卷卷读之，句句读之，不紊不漏，其无疑者熟而复之；有疑，然后考之；考之而有悮，然后驳之，然后自为说以易之。既自为说矣，而又思彼说果误，我果不误欤？然后着于书，如是则善矣。若随手翻阅，搜求古人之悮而驳之，而自为说，虽条条的确，弗善也。若乃古说不误，而自为说误，则更不足言矣。读书记卷十一小学下极推阮元，而于王氏不甚谀。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有一条，谓：「二王治经，精审无匹，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事，则通人之蔽。」可参看。
又曰：
朱子云：「近日学者意思都不确实，不曾见理会得一事彻头彻尾。东边掉得几句，西边掉得几句，都不曾贯穿浃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答胡季随书朱子论当时道学之弊如此。然今之说经者，尤多此病。凌次仲与焦里堂书云：「足下不融会礼经之全而观之，仅节取其一二语，宜乎多窒碍也。」论路寝书此最中近人学问之大病。但能全观礼经者已少，况欲其融会乎？皆节取一二语为题目，作经解耳。[节取一二语为题目不融会全体]
此皆言以好胜之心读书，专务小节，不暇通体细玩之病也。继此则复有一病相连而俱起者，曰[浮躁]。东塾论之曰：
近人治经，每有浮躁之病。自注：「阮文达公题凌次仲校礼图诗云：『浅儒袭汉学，心力每浮躁。』」随手翻阅，零碎解说，有号为经生而未读一部注疏者。……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经，但欲为世俗所谓名士耳。此条见读书记卷九礼记
东垫又曰：
余尝言近人多言朴学，然近人之经学，华而非朴。
又曰：
近来朋友说经者，只乾隆、嘉庆数十年间学派，若与论康熙、雍正以前学问，便不晓得，何况汉、唐、宋耶？云汉学者，妄语耳！[媚近忽远]
此皆箴当时学风浮躁不实之病也。李慈铭日记有一条云：「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徧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徧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已下，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旧椠，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闲购一缺折之赝器，亦未尝辨也，随摸一刻划，以为足傲汉儒矣。金石则欧、赵何所说，王、洪何所道，不暇详也，但取黄小松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数册，而恶金石萃编之繁重，以为无足观矣。目录则晁、陈何所受，焦、黄何所承，不必问也，但取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一书，而厌四库提要之浩博，以为不胜诘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谈废务，奔竞取名；然已为铁中之铮铮，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观此云云，正与东塾为同感矣。东塾又尝列举当时经学诸弊而总言之，[总说经学诸弊]曰：
今时学术之弊，说经不求义理，而不知经。好求新义，与先儒异，且与近儒异。著书太繁，夸多斗靡。墨守。好诋宋儒，不读宋儒书。说文字太繁碎。信古而迂，穿凿牵强。不读史。以骈体加于古文之上。无诗人。门户之见太深。辑古书太零碎。原文下有「汉易、虞氏易、泰誓、孟子字义疏证、孙渊如讲天文」凡十九字。盖东塾于此诸端均不满，特举示例，拟加箴砭也。今论惠氏汉易、张氏虞氏易，见读书记卷四；论戴氏孟子字义疏证，见读书记卷二，已引见戴东原章。
凡此诸端，皆为当时汉学家大病。而推溯厥源，则以风尚既成，俗士羣趋，淳者渐漓，真者日伪，学术之变，必至于弊，固不独清儒考证之学为然也。东塾又论之，曰：
讲道学者以经书为讲学话头，作时文者视经书为时文题目，讲经学者看经书为经解题目，而五经之道亡矣。
此言道学、经学与夫时文科举之学三者之异途同归也。故曰：
彼徒以讲经学为名士，则其所作经解，不过名士招牌而已。即使解说可取，而其心并不在圣贤之经书，此不得谓之读经书之人也。试问其心曾有一念欲依经书所言以做人否？[以讲经为名士招牌]因读震川论科举之学，感而书此。
科举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时文；经学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经解。二者无以异也，皆俗学也，其心皆不在圣贤之经书也。
故一种学术之渐盛而成为风尚，乃至为俗士所羣趋，则必漓其本真，而终变为争名逐利之具。虽其流弊之为态有不同，而其情则一。学术之弊至于是，而复有一象必相随以俱来者，曰贵近而贱远。盖近者即风尚之所由而起，俗士以争名逐利之心趋风尚，自亦以争名逐利之心贵乎其主风尚者尔。东塾论之曰：
我未见贵远而贱近者也，大都贵近而贱远耳。于近时之风气，则趋而效之；于古人之学术，则轻而蔑之。自宋以来皆如此。宋儒贵周、程而轻汉儒，[近儒贵惠、戴而诋宋儒]，吾安得贵远贱近者而与之论学问哉！
是又汉、宋学术末流同归之一例也。东塾深叹之，曰：
解释辨论者多，躬行心得者少，千古如斯，良可浩叹！虽圣贤复起，殆亦无如之何。宋、明讲理学如此，今人讲经学亦如此，即晋之清谈、唐之禅宗亦如此。
由是观之，不徒清儒经学、宋儒理学为然，即推而上之，以至于唐之佛学、魏晋之玄学，及其成风尚而为俗趋，则学术全成口说，而[躬行心得者少]，虽圣贤无如何，是又末流同归之一例也。学术之弊至是，则非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者，不足以自拔而有所挽回。东塾又言之曰：
四库全书野趣有声画简明目录曰：「元杨公远撰。其诗不出江湖之派，盖风气所趋，非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者，弗能自拔也。」今人零碎经学、小学，尤[为风气所趋]，其有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而自拔之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又曰：
风气之坏，至今日而极，无事不坏，盖数百年所未有。而吾乃身当其间，虽发愤著书，岂为过乎？
故知东塾之在当时，实目击汉学家种种流弊，而有志于提倡一种新学风以为挽救者也。
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
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果何如？东塾尝自言之，曰：
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之。其后幡然而改，以为解之不可胜解，考之不可胜考，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着为学思录一书，今改名曰东塾读书记。东塾集卷四复刘叔俛书，时为同治十二年，东塾年六十四
盖当时经学流弊，专务为零碎之考解。东塾亦固习为之；中途知悔，主[先求经学之微言大义]，与其源流正变得失所在，以为考解之本源。此其不同者一也。东塾所谓「考之不胜考，解之不胜解」，方植之亦有此论。东塾又谓：「训诂考据有穷，义理无穷。『终风且暴』，训为『既风且暴』，如是止矣。『学而时习之」，『何必曰利』，义理愈绌绎，愈深愈博，真无穷矣。」盖舍义理大体而为琐碎之考释，则漫无统类，考释不可胜穷。而自考释本身言之，则「终风且暴」训为「既风且暴」，其事即穷，后来者不得不别寻材料，别为考释。故专惟考释是务者，其事乃以有穷而无穷，非愈趋于繁碎无统类不止也。东塾又曰：
仆近年为学思录……以拟日知录。……日知录上帙经学，中帙治法，下帙博闻；仆之书但论学术而已。[读书记与日知录之比较]仆之才万不及亭林。且明人学术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闻。近儒则博闻者固已多矣。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谈。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政治人材学术三者之关系]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天下人才败坏，大半由于举业，今于此书之末，凡时文、试律诗、小楷字，皆痛陈其弊。其中发明经训者，如论语之四科，学记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恶乡愿，言之尤详，则吾意之所在也。东塾文集卷四与胡伯蓟书。时为同治三年，东塾年五十五，上距始为学思录已八年。
但论学术，不尚博闻，尚博闻往往琐碎无统类，论学术则务乎大体，尚博闻往往与身世无涉，论学术则所以作人才、经世务。此又不同之一端也。东塾又明辨之曰：
[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之辨]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近人几无士大夫之学。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此所以近数十年学问颓废也。／昌黎答侯继书云：「仆少好学问，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求得而不观者也。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其门户。」此即所谓略观大意，士大夫之学也。汉书艺文志云：「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此即所谓略观大意，不求甚解。不独士大夫之学为然，即老博士之学亦然。老博士专明一艺，其余诸书岂能皆求甚解哉？
士大夫之学在观大意，而博士之学在精考释。然考释必依附于大义。大义既昧，则考释无统，而陷于琐屑。故曰「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难自立」也。然东塾重大义，亦不废考据，其言曰：
微言大义，必从读书考古而得。学思录说微言大义，恐启后来不读书、不考据之弊，不可不慎。必须句句说微言大义，句句读书考据，勿使稍堕一偏也。读书记全书体例即如此
又曰：
本朝诸儒考据训诂之学，断不可轻议；若轻议之，恐后来从而废弃之，则成明儒之荒陋矣。今人考古者少，已大不如国初以来之渊博，断不可顺其风气而一空之也，但当取义理以补之耳。学思录必须有一段说明此意。今读书记卷十五论朱子，谓「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义必在乎第二义」是也。已见上引。
又曰：
近人有诋汉学而以程朱为言者，试问为程朱之学，能不读程朱之书而考证之乎？原注：「尝见士人有不知程、朱朝代事迹者。」务科举而荒陋，因懒惰而空疏，而以程朱借口，程朱岂荒陋空疏者？试问其曾读程朱之书否，则无可置喙矣。然人多好懒惰而安于空疏，将来此等议论盛行，读书种子绝矣。大可忧也！
又曰：
世之不学者，或以务科第，或以乏书籍，而欲入于作者之林，则诋考据而言程朱。如段懋堂、程易畴、阮文达，则可以诋汉学矣。
又曰：
凡风气必有所因而转之，若今忽然举程朱道学以教人，则必无应之者。且讲道学而不读经，则亦非程朱之学也。专经而明理敦行，此汉以来[学术之中道]，人可共由之者矣。读书记用意，实欲因当时共尚之经学，转移当时共尚之风气，所由与章实膏、方植之诸人不同也。又按：此两条意近沈子敦。
又曰：
汉儒之书，有微言大义，而世人不知也。唐疏亦颇有之，世人更不知也。真所谓「微言绝，大义乖」矣。宋儒所说，皆近于微言大义，而又或无所考据，但自谓不传之学。夫得不传，即无考据耳，无师承耳。国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叶以来，拾汉儒之遗，于微言大义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学思录，求微言大义于汉儒、宋儒，必有考据，庶几可示后世耳。原注：「汉儒得传，宋儒得不传，皆未可尽信。」
此东塾所主汉、宋兼采以求微言大义之说也。余观东塾立说，其力主大义，以及挽救风气之说，颇似章实斋；其论汉学流弊，颇似方植之：然此乃明照所及，不期而同，非有所蹈袭。实斋导源浙东；植之本于桐城；而东塾之学，渊源似在学海堂。[东塾论学渊源]象州陈献甫小谷避乱至粤，与东塾交好。其补学轩文集，议论与东塾相通者甚多，东塾为序盛推之。小谷卒，东塾为之传，独举其经世之见，拟之东汉王符、仲长统；而东塾著书颇不涉经世，此则其异。要之一时风尚之变可征也。
其浸沉于汉学者深且久，乃有以灼知其弊而谋为转变。故其论学尊阮元，阮元建学海堂在甲申，时东塾年十五。十七应学海堂季课。二十五总督卢坤选高才生肄弃学海堂曰专课生，而东塾为举首。三十一岁举为学海堂学长，自是遂为学长十数年。<以上均见学海堂志>三十二岁赴会试，过扬州谒阮元。<自记>三十五岁又以赴会试，谒阮元于扬州。四十岁复北上，阮元已卒。曰：
阮文达公诗书古训，后之讲经学者，当以为圭臬。此真古之经学，非如宋以后之空谈，亦非如今日所谓汉学之无用也。我辈宜崇尚之。读书记小学卷极尊阮元，已见上引
是则东塾讲学，所谓汉、宋兼采以求微言大义者，其实仍是经学盛时惠、戴所称「古训明而后义理明」之见解。东塾之意，不过欲挽汉学末流弊病，勿使放滥益远，成所谓零碎纤屑、无关要紧之经学，此亦东塾语而惟以发明古训大义为经学考释之范围耳。故曰：
余为学思录，凡无当大义者皆删。
此一语可见东塾讲学宗旨。而所以求大义者，则东塾之意，似仍不出于古训。本此而有教人细读注疏之说，东塾集卷四与王峻之书：「于切要处用心力，于不用心力处惜精神。愈繁难，愈从容为之。耐繁难者养性之功，求易简者心得之学。见解贵高贵通，功夫贵平贵钝。」此即由细心求大义之教也。曰：
[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而有益有用，原注：「繁醵之文，无益无用者，置之。」由宋儒义理归于读书而有本有原，原注：「师心之说，无本无原者，弃之。」此学思录大恉也。读书记论语卷即主以读书解「学」。
又曰：
宋儒经说，正当择而取之，以为汉注、唐疏之笺，岂可分门户而一概弃之乎？读书记朱子卷有「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一条，已见上引。
则东塾所谓汉、宋兼采者，似以宋儒言义理，而当时经学家则专务训诂考据而忽忘义理，故兼采宋儒以为药。至于发明义理之道，大要在读注疏，而特以宋儒之说下侪于汉注唐疏之笺焉。故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与其谓之兼采宋儒之义理，毋宁谓其特重汉、唐之注疏也。今读书记中推尊汉、唐注疏之意随处可见其言曰：
读注疏既明其说，复读经文者，经学也；不复读经文者，非经学也。读注疏自首至尾读之者，经学也；随意检阅者，非经学也。读之而即写一简题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经学也。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读经而详味之，此学要大振兴。东塾集卷四示沈生：「经学者，非谓解先儒所不解也。先儒所解，我知其说；诸家所解不同，我知其是非；诸家各有是各有非，我择一家为主而辅以诸家；此之谓经学。若随意涉猎，随手翻阅，得一二句，辄自出其说以驳先儒，假令先儒起而驳我，我能胜之否？甲胜之矣，先儒解全经，我但解一二句，相去岂不远哉？奉劝足下，收敛聪明，低头读一部注疏，勉为读书人。若十三部注疏未读一部，辄欲置喙于其间，此风断不可长，戒之慎之！」
又曰：
读注疏使学者心性静细，大有益。学思录必须说此，不止知经学之本原也。
又曰：
毛、郑、赵、何、王、孔、贾七家注疏，须发明其精善处。
此皆东塾提倡读注疏之说也。东塾谓[「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乱」。东塾劝人读注疏，可使心性静细，此当时学者之实病，亦即东塾之苦心。然何以劝人必读注疏？东塾之意，在使人求义理，求义理必于经，注疏则说经之书也。宋人非不言义理，然或无考据，语见前引故不如注疏之依经为说。此东塾之旨。故东塾又言：
余[不讲理学，但欲读经]而求其义理；不讲文章，但欲读经而咀其英华；不讲经济，但欲读经而知其所法戒耳。
此彻头彻尾之读经主义也。又曰：
能寻味经文，则学行渐合为一矣，经学、理学不相远矣。按：此仍是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见解矣。人通一经而详味之，此真汉学也。学思录当大提倡此学。
又曰：
专习一经以治身心。吾之学，如此而已，此学思录宗旨归宿处。
然则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扼要言之，可谓是[人通一经]之学也。何以谓之人通一经？易辞言之，即人读一部注疏之意也。东塾自标学思录大恉，其首条即为劝经生读一部注疏，故知人通一经，即是劝人读一部注疏也。何以必劝人读一部注疏？以当时学者懒而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东塾谓足以乱天下，故特举此以为对症之药也。东塾又自言之，曰：
学思录排名、法而尊孟子者，欲去今世之弊，而以儒术治天下也。排王肃而尊郑君者，欲救近时新说之弊也。排陆王而尊朱子者，恐陆王之学将复作也。另一条云：「姚姬传、方植之、李申耆，陆、王禅学将兴。」今按：方植之攻汉学考据，亦恐此后陆、王禅学将兴，东垫此条意不知何指？岂谓似姚、方、李之反对汉学，则此后陆、王禅学将作乎？故今读书记仍是十分汉学考据之面目也。凡此等处均见当时学者目击汉学流弊而无从开辟一新门径，彷徨烦闷，莫知所适之概。着此书非儒生之业也，惩今之弊，且防后人之弊也。
东塾讲学精神，在[惩今之弊，且防后人之弊]。今经学之弊已极，然若径舍经学不讲，则恐陆王复起。欲惩今弊且防后弊，则莫如劝人读注疏。故东塾又曰：
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干、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故余说郑学则发明汉学之善，说朱学则发明宋学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也。[郑朱并行汉宋兼采]
此见东塾讲学宗旨，全在救弊，而所谓讲郑学、讲朱学，在东塾之意，仍是劝人读注疏耳。此细读读书记郑学、朱子两卷自见故我谓当时学者之懒且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实当时之实病，亦即此见东塾之苦心也。当时学者既若是其懒且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而专涉猎小节，寻其碎义，不问其平正通达之大意，而惟择取难解难详之训诂考据，以见己长而求胜乎古人，纵博学而全不知服善。此其病中于心术，而害及人才。故东塾论学，常求一反其弊，归本乎心术、人才以通乎世道。其言曰：
孟子论天下一治一乱，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顾亭林之言足以畅其旨，其言曰：「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与人书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推挹亭林]此条见读书记卷三
东塾读书记所以拟日知录，其意亦欲转移人心，自比于孟子、亭林。而东塾又谓「大凡变法者，渐则行，骤则不行」。文集卷二科场议东塾乃欲以渐变。当时学者方相矜以经学，故东塾以读注疏通一经之说进。其言则在注疏，其意则在心术，此又东塾论学之微旨也。若其人本不治经，则东塾亦不以读一经注疏为说。其文集有与周孟贻书云：
前者在学海堂，足下问读书法……因劝足下专治一经。……归而思之……足下才高志博，专经非性所近也。……凡为学者当于古人中择师，仆为足下择之，其昌黎乎？……仆劝足下先取昌黎集熟读之，又取尚书、春秋、左氏、易、诗、庄、骚、太史、子云、相如十书熟读之，然后披览百家，提要钩玄，一一如昌黎之所为，而尤以孟、荀为宗，而又取荀之醇，去荀之疵，凡昌黎之学，一一奉以为法。积之以十年、二十年，吾不知其所成如何，虽与李习之、皇甫持正如骖之靳不难也。仆尝叹天下之言文者，谁不称昌黎……昌黎诚不易学，而亦实无学昌黎者。此等议论极通明，其主因才成学之意颇似章实斋、焦里堂。东塾早年为学从诗文入，与朴学家专治经籍、小学者意识自不同。
言文之士莫不称昌黎，而实无学昌黎者，其病正犹言经学者之不读经、不读注疏也。东塾论学，既主于古人中择师，故亦重视师法。其言曰：
[师法必宜守]而不失。盖学问文章议论能为人师者，其成之甚不易。天下虽大，而其人不多遘，其遇之也又不易，其弟子安可不谨守其法耶？
东塾本论语而言四科，使学者各就其性之所以专攻乎其一，又言博学知服，欲学者博学而知服乎古人之善，此又极言师法不可废，欲学昌黎者，必效昌黎之所学。凡此云云，皆深砭乎当时之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务于碎义以求胜古人者，而特举读注疏以示例。今善推东塾之意，特谓未有不肯细心读一部书，专摘小节以难前人，而可以谓之学。则真学者自必细心读书，求其大体，而其本在乎服善，在乎虚心向学，而无先以求胜乎前人之心。如是而心术正，学风变，而人才自此出，世运自此转。[东塾论学真意]此东塾提倡新学风之微旨也。东塾以此深推郑君与朱子，不仅以郑、朱弭汉、宋之门户也。以两人之学，皆深细博大，足以药当时之病。否则以懒且躁之心习，而骤开之以微言大义之说，彼且舍其繁碎，逃入空疏，则为陆王矣。东塾盖深防之，故不徒不言陆王，亦不喜言二程，凡皆恐懒且躁者之得所藉而逃也。其言郑学，则兼宗主与不同；言朱学，则兼考证与义理，其详已见上引此等处皆见东塾论学之斟酌尽善，博通而无偏碍也。东塾又自言其为学曰：
时习论语、孝经、孟子，粗览诸经注疏、宋儒理学、周秦诸子，略涉礼乐、律数、训诂、音韵、天文、地理、文章、诗词。余之学如此耳。
[反约与时习]何以曰时习论语、孝经、孟子，此东塾反约穷源之说也。东塾谓：
书以甲部为主，疏解繁多，约之以郑君、朱子。经文浩博，约之以孝经、论语。约而又约，则学而一篇而已。
约之于孝经、论语者，即采取郑君、朱子之意见也。何以于粗览诸经注疏之外，复旁及诸子、理学以至天文、地理、训诂、音韵、文章、诗词之繁博，此东塾[博学知服]之说也。其博学之精神，亦有似于郑君、朱子遗稿有学思录要指一则，可以见其为学之涯略。今复摘录如次：
[学思录大指]：／劝经生读一部注疏。见上引救惠氏学之弊。见读书记卷四、五救高邮王氏学之弊。见上引辟王阳明之谲。分别士大夫之学、老博士之学。见上引辨语录不由佛氏。参读文集卷四复戴子高书明朱子之为汉学。见读书记卷十五于晋人尊陶公，明其非诗人，非隐逸。辟老氏流为申、韩、李斯。见读书记卷十二明法家之弊。同上发明狂狷之说。见读书记卷三发明性善。见读书记卷三发明论语学而章。见读书记卷二发明学记。见读书记卷九发明四科之说。见读书记卷二拈出以浅持博。参读文集卷四复王倬甫书。又与王峻之有云：「浅非浅尝之谓，即约之谓，约而易知之谓也。」尊胡安定。见读书记卷二尊江慎修。指出欧阳之病。参读文集卷四跋欧阳文忠公集发明昌黎之学。参读文集卷四与周孟贻书昌言科举八股之害。参读文集卷二科场议三篇明训诂之功。见读书记卷十一分别内传、外传之不同。见读书记卷六指汉易之病，拈出费氏家法。见读书记卷四标出礼意之说。见读书记卷八标出诗谱大指。见读书记卷六辨周礼之谆。见读书记卷七。按：谆字似误发明礼记之体裁。见读书记卷九标举孝经为总会根源。见读书记卷一标出中庸「博学」五事为中庸之妥此字似误要。辨格物。见读书记卷九辨明德。同上引申格物补传。同上。卷十五感时事。辨别先师名臣之不同。拈出陆清献「书自书，我自我」之语。考周末儒者。见读书记卷十二说自己著书之意。明郑学维持魏晋南北朝世道。见读书记卷十三引申阮文达春秋学术之说。见读书记卷十辨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见读书记卷二论语言理欲一条明辑古书之功与其误处。明读书提要钩玄之法。／以上三、四十条乃其荦荦大者。
上之所列，其十之八、九胥见于读书记，其为学之精神细广大，博通而无偏碍，盖诚深有得于郑君、朱子之风者。东塾尝自言：
四十岁以前，不知读书；十年来稍知之，而精力已衰……此时只开得基址颇大而不能起屋，垦得田地颇宽而不能种禾。
观其学思录要旨，真所谓「基址颇大，田地颇宽」矣。此等气象，与东吴惠氏之专言汉学者不同；与高邮王氏之专事训诂者亦不同；与休宁戴氏之别辟新说以求推倒前人如孟子字义疏证之所为者又不同；与当时经学家之各为经籍作新注疏，句句而求，字字而解，而陷于屑碎不务得其大意者复不同；与同时及其后起之所谓公羊今文学派，专讲孔子微言大义，而发为非常可怪之奇义者更不同。而读东塾之书者，皆确然认其为一经师，终不得摈而不预之经学家之列也。凡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大率如是，是其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矣。今要而论之：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似不如颜习斋；言读书惟重经籍，识解似不如章实斋；治经籍一依注疏，谓宋儒义理特如汉、唐注疏之笺，其说更可商。观其读书记所得至明通，至坚实，而仍无以出当时经学家之范围，以视颜、章诸人，户牖一新，以豁人明照于天地之别一方者，固稍逊矣，然其砭流俗，挽风气，防弊杜渐之意，则与二家皆近，而于实斋为尤似。今日者，学风之坏，有甚于东塾之当年。士情之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东塾忧之，所谓足以乱天下者，方复见于今日。安所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此余于东塾之一编，所尤拳拳深致其向往之意也。
附：朱鼎甫
朱一新，字鼎甫，浙江义乌人。生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卒光绪二十年甲午，1846－1894年四十九。光绪二年进士。官至陕西监察御史，上疏论事，劾及内侍李莲英，降主事，告归。张之洞聘至粤，任端溪、广雅两书院山长。
鼎甫论学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