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甫至粤，陈兰甫卒已五年，然两人论当时汉学流弊颇相合。鼎甫谓：
[鼎甫论汉学流弊]有学问，有学术。学问之坏，不过弇陋而已，于人无与也；学术之坏，小者贻误后生，大者祸及天下。无邪堂答问卷一明儒学案质疑
又曰：
[嘉道后无名臣名儒]李次青国朝先正事略，自嘉、道后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以琐琐者当之。经学虽盛，亦复得失参半。学术之衰熄，人才之消乏，汉学诸公不得辞其咎也。佩弦斋杂存卷下评某生论科举
而于干、嘉诸儒尤严词呵斥，不稍假借，谓：
干嘉诸老，逐末忘本，曼衍支离，甚且恣肆无忌者，诚为经学之蠹。杂存卷下复王子裳。答问评汉学弊病不一而足，如云：「因文以求道，训诂皆博文之资；畔道以言文，训诂乃误人之具。」<卷一>「近人读书而不穷理，实事而不求是。」<卷二>又曰：「惠氏九经古义、臧氏拜经日记，殆类刘昭注后汉书，所谓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愚者重加捃拾，洁以登荐。」<卷一> 又曰：「西河东原，记丑而博，言伪而辨；申受、于庭，析言破律，乱名改作，圣人复起，恐皆不免于两观之诛。」<文存卷上>
推其弊源，则在[门户之见张皇之已甚]，故曰：
学得其正，则识日以明；不正，则识日以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为蔽也弥甚。干、嘉后经学愈甚，人才愈衰。李次青作先正事略，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不能不降格取焉以充其数。古之儒者，通经所以致用；今之儒者，穷经乃以自蔽，岂非大可哀之事？然其所谓形声、训诂、校勘、名物、天算、舆地之学，古人亦曷尝不从事于斯？俛焉孳孳，博观约取，汉、宋巨儒，盖无不如此；而近时学者，流弊独多，则以其张皇过甚之故也。天下事张皇过甚，则百弊丛焉，岂独学术为然欤？文存卷下复濮止潜同年书
而鼎甫以为干、嘉以下汉学最大流弊，尤在其蔑弃心性而不谈。谓：
言心言性，乃大义所从出，微言所由寓。汉学家独禁人言之，则无论周易一书专明性道，即四子书中言心性者何限？子贡谓性道不可得闻，第戒人躐等耳。七十子后学者，何一不明乎此？近人乃借口此言，以文浅陋，则六经几可删其半矣。……[亭林习斋皆矫枉过正]顾亭林谓：「学者辨辞受取予，不当言心性。」夫辞受取予之节，孟子辨之至精；存心养性之功，亦惟孟子言之至悉；取其一而遗其一，不可也。……亭林特鉴于明末心学之流弊，故有激而云然，非竟废方寸之良田，使之芜薉不治也。近儒乃专取之以佐其私说，不亦傎乎？原注：「颜习斋之学，大旨与亭林略同，皆矫枉过正者。」
又曰：
王学末流之弊，不知治心而尚知有心。若如近儒之言，则目自能视，耳自能听，手自能持，足自能行，而吾心漠然一无所与。[戒人言心]此其为说，又在戴氏之下。戴氏特昧于理欲之辨，未尝禁人言心，此则并心而去之，古所未闻也。按：此自阮氏以来始然。苟有稍及此心者，必诃以为释氏之说……呜呼！误天下后世，而骛于口耳，相率为破碎无用之学者，非此言欤？孟子谓：「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中庸亦言：「尊德性而道问学。」盖德性尊，大体立，而后学问有所附丽，破碎支离，固不足以言学也。陆象山以此为宗旨，本不误，而欲以六经注我，则流弊甚大。圣门教人，学、问与思、辨并重。……去思以言学，近儒乃始有之，盍弗与读孟子？
其它鼎甫论汉学缺弊者皆甚精卓。如论考证则谓：
宋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在引证之繁。义理者，从考证中透进一层，而考证之粗迹，悉融其精义以入之。非精于考证，则义理恐或不确。故朱子终身从事于此，并非遗弃考证之谓也。按：此言略近东塾，而较湛密矣。若汉之董江都、刘中垒、匡稚圭、扬子云诸人皆有此意，西汉之学术所以高出东汉也。／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所谓根据者，平日博考经史，覃思义理，训诂名物、典章制度无不讲求，倾羣言之沥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琅然可诵，并非凿空武断以为议论也。此其功视考证之难倍蓰，而学者必不可无此学识。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识生于天而成于人，是以君子贵学。学以愈愚，学而无识，则愈学愈愚，虽考据精博，颛门名家，仍无益也。识何以长？在乎平心静气以读书，一卷之书，终身紬绎不尽，返之于身，验之于事，而学识由此精焉。
又曰：
[引书与暗袭]引书备着出处，近例始严，以为可免暗袭。然暗袭与否，仍视其人，吾见着出处而暗袭尤工者多矣。古惟疏体如是，传注不拘。
论校雠则谓：
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着于篇。后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搉学术，洞澈源流。……目录、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国朝诸儒，于此独有偏胜，其风盛于干、嘉以后。其最精者，若高邮王氏父子之于经，嘉定钱氏兄弟之于史，皆凌跨前人。[钱氏史学及王氏经学之短长]竹汀史学绝精，即偶有疏误，视西庄辈固远胜之。第此为读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尽于此也。王文肃、文简之治经亦然，其精审无匹，视卢召弓辈亦远胜之，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书，则通人之蔽。……然王氏犹必据有数证而后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异前人，单文孤证，务为穿凿，则经学之蠹矣……此学终古不废……第以此为登峯造极之事，遽欲傲宋、元、明儒者，则所见甚陋。汉学家诃佛骂祖，不但离文与行而二之，直欲离经与道而二之，斯其所以为蔽。若舍其短而专取其长，庸非三代小学之遗法乎？原注：「习斋于射与数略有所得，此亦艺事之常，而遂欲以此立异，毋乃虚骄之气未除欤？」
又曰：
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板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其论博约，则谓：
宋学有宗旨，犹汉学有家法。拘于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经；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与言学术。……故学虽极博，必有一至约者以为之主，千变万化，不离其宗。六经无一无宗旨也。苟徒支离曼衍以为博，捃摭琐碎以为工，斯渺不知其宗旨所在耳。
论虚实则谓：
异端以虚无立说，其弊固不胜言，近人因攻宋儒之故，遂欲去「无」以言「有」，理既偏而不全，且欲去「虚」以言「实」……不知……凡物皆有虚有实，非实无体，非虚无用，以实触实，未有不激者也。[虚实之辩]近人以「虚灵」二字出于道家，不可以状心体，然则心体固当实而蠢乎？……读书穷理，实事求是……亦曰以致用焉耳。读书实也，穷理虚也；实事实也，求是虚也；虚实相资为用……近人惟读书而不穷理，实事而不求是，故歧之又歧。程朱之学所以可贵者，以其本末兼尽也。……孙夏峯言：「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当泻，姚江没而天下之虚病当补。」此夏峯述张逢元之言窃谓夏峯之言未尽确，若汉学家乃正当泻者耳。
鼎甫之见，仍主[汉宋兼采]，谓：
有义理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有词章之学。此较戴东原、姚惜抱所举，多经济一类，可征当时思想风气之变。故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干、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此仍主汉、宋兼采之说……如黄梨洲、顾亭林、江慎修，皆汉、宋兼治，学博而识精……故国初学术为极盛。干、嘉以后精深过之，而正大不逮矣。此正与江郑堂汉学师承记见解相反。[东原与西河]……戴东原集其成……而偏戾之气，博辨之词，与毛氏西河相近。当时海内翕然从风，不七十年而魏默深诋之已无完肤矣。此知学贵定识，不必随时俯仰也。按：此即章实斋勿趋风尚意。杂存卷上复傅敏生妹婿
盖清初学术所以胜干、嘉者，正以其犹有宋学之精神；而干、嘉以下尊汉斥宋之见，则亦不得不谓清初诸儒已开其兆，故曰：
汉学家以汉儒专言训诂，此浅陋之说，不足信也。此陈兰甫所以有汉儒通义之作。以宋儒为不讲训诂，此矫诬之说，尤不足信也。此陈兰甫东塾读书记朱子一卷所为作。汉、宋诸儒，无不学贯天人，门径不同，及其成功则一。而宋儒义理之学，茧丝牛毛，析之不极其精，斯发之不得其当。黄、顾二先生学问为本朝诸儒弁冕，高风亮节，亦足兴起百世，而持论时有偏宕者，正以析理未精之故，后学相承，误人不浅。原注：「亭林不喜宋儒；梨洲虽承学姚江，而论义理多粗浅。」杂存卷下评某生论科举。
此鼎甫自据干、嘉以下学风流弊，推本溯源，因以责备清初诸儒之说也。鼎甫又谓：
汉学家所当辨者固无几。有百世之著述，有一时之著述。囿于一时风尚者，风尚既移，则徒供后人指摘矣。答问卷一国朝学案小识书后
此则非在汉学风气已衰、人心向厌之后，不能道此。不仅章实斋时绝不如此说，即陈兰甫著书，亦尚不如此说也。即此可见当时汉学颓波日衰日落之态。而鼎甫主张所以转换学风以开此后之新趋向者，则在史不在经。其言曰：
尝谓古人致治之法存诸经，后人致治之法存诸史。……徒沾沾名物器数，繁称博引，震炫一世，而治术、学术之广大精微者，转习焉不察。国事、人心，亦复何补？若当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佩弦斋杂存弟怀新跋
鼎甫论史学，清代惟佩钱竹汀，宋儒颇推郑渔仲。其言曰：「近时史学，惟钱竹汀为超绝，其精审固视渔仲远胜，而孤怀闳议，亦远不逮渔仲。」又曰：「干、嘉诸儒，东原、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竹汀博洽过东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较少。」皆见答问卷一。
汉时史学未兴，太史公书、汉着纪之类，班志皆附于春秋。其经学即其史学。而去古未远，制度、风俗皆于经义为近，故致用在乎穷经，犹今人之言经济当读史也。史愈近者愈切实用，故国朝掌故必须讲求，明史亦须熟读。汉之视周，犹今之视明耳。答问卷二评读汉书艺文志。又曰：「竹汀史学绝精，第此为读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尽于此也。杜君卿通典、秦文恭五礼通考，通经于史，皆振古奇作，曾文正论学恒推之。」朱氏此等处颇与湘乡为近。
鼎甫此论极得实斋「六经皆史」之意。又谓：
学者不致力羣经而专讲六书，不博稽诸史而搜罗金石，异乎吾所闻。承平之世，学士大夫闲暇无事，出其余技，寄兴于斯，小道可观，贤于博奕。若时尝多故，旋乾转坤，儒者之责，匪异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坚卓，乃能为学。……四部书当读者甚多，日有孳孳，犹虞不给，岂暇究心于琐碎无用之物哉？答问卷四问金石
盖清自道、咸以下，内忧外患，病象日显，一时学者，羣悟文字考订之业不足挽世运，乃转而求为致用淑世。陈兰甫极言于先，鼎甫又继之于后，惟兰甫主教人治注疏，仍不脱经学牢笼，似不如鼎甫以治史代治经之论，更为透切也。鼎甫又谓：
学术与治术之分久矣，学与行盖亦未尝不分。逮至近世，则汉与宋分，文与学分，艺与道分，一若终古不能合并者。然窃考董、郑、程、朱之所以为学，进而求诸圣门之所以教人，则但有本末先后之分，而初无文、行与学术、治术之分也。文存卷下答濮止潜同年书
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其弊使人为纤儿细士，与天地世界无预，此在黄梨洲已深论之，汉学之病正坐此。鼎甫之论，盖有鉴于当时汉学分析琐碎之病，而求有以为之合。[不徒求学术与治术合，又求学与行合]。盖仍主宋儒以来以修、齐、治、平为学之全量者。故曰：
学之精者，在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其大者，在修、齐、治、平之实。文存卷下答濮止潜同年书
此可见鼎甫论学大旨也。鼎甫著述最著者，有[无邪堂答问]五卷。无邪堂者，南皮张之洞督粤时辟广雅书院课士而因以名其堂也。光绪己丑十五年孟冬，鼎甫自端溪移主斯院，越三年十八年秋成此书，自言：
将两三年来与诸生问答之语钞录成帙。其中有订经史疑义者，有商古今学术者，有论边疆形势者，有谈国朝掌故者，门类甚多，而不别分门类，似语录非语录，似札记非札记。汉、宋学术，务持其平……大旨学必期其有用，功必归诸实践。由训诂进求义理，而如汉学家溺于训诂以害义理者则不取；由义理探源性道，而如讲学家空衍性天以汨义理者则不从。言治术必求可行……言时务必明大势……此书与干、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证，与干、嘉以后儒者之言则多不合，与吾江、浙学者之言尤多不合。文存卷下答龚菊田刺史书
此鼎甫自道其书之大略也。又两年而鼎甫遽卒。大抵答问为书，不能如东塾读书记之湛深而坚实。盖兰甫治学，仍循干、嘉以来经学涂辙，而稍变其体，前有所承，易于为力；鼎甫欲移治经为治史，蹊径别辟，事待创探，难于为功。故自鼎甫论学之态度言之，尚不能跨出兰甫以至实斋范围之外。如其崇宋学，尊朱子，见杂存卷下答陈生锺璋问王阳明学术发明孟子性善，见杂存卷下答周生梁基问苏颖滨驳孟子性善之说以辨戴氏字义疏证之失，答问卷三其论旨大体，皆近兰甫。其主治史通今以致用，遂力辨老、释虚无之义，答问卷二因深驳颜习斋之泥古无变，杂存卷上答某生而并及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答问卷三其大意在规崇古而奖达变，亦无以异乎实斋之所持。而年仅中寿，无以赴其所志。故答问一书，遂若抨弹之高，过于建树，泛滥之广，胜其持守，徘徊汉宋，出入经史，博而无统，杂而寡要，旧辙已迷，新轸尚远，终于为一过渡之学者。同时两浙学人如李慈铭炁伯、谭献复堂之流，皆不免也。
[鼎甫与康长素]当鼎甫时而清代二百年经学复有轩然大波起为最后之一浪者，厥为公羊今文学之说。鼎甫亲与南海康有为相识，上下辨难，其事亦可记。将以并着于康篇，此故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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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康长素 附：朱子襄 廖季平 谭复生
传略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生清咸丰八年戊午，卒民国十六年丁卯，1858－1927年七十。祖赞修，官连州教谕，治程朱学。有为亲受教，有志为圣人，开口辄曰「圣人圣人」焉，里党戏号之曰「圣人为」。年十九，游同县朱次琦门。六年而次琦卒。光绪十四年戊子，有为年三十一，初至京师，上书请变法，格不达。乙未，中日和议成，有为集各省公交车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事。是年，成进士，复独再上书。南返，于上海开强学会。光绪二十三年丁酉，胶湾事起，适有为又赴京，上书陈事变之急。翌年戊戌，光绪命王大臣传见有为于总理衙门，有为上疏，论变法须统筹全局。又立保国会于京师。是年得蒙召见，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折言事。旋召侍读杨锐、中书林旭、主事刘光第、知府谭嗣同参预新政，废八股，开学堂，汰冗员，广言路，方锐意为维新。有为又奏请行宪法，开国会。未几而政变作，有为出亡。盖所谓新政之设施，先后仅三月也。自是亡命海外，作汗漫游者十六年，足迹所至，遍十三国。组保皇党，与革命党相抗衡。民二归国，刊行不忍杂志，唱虚君共和之说。多掎摭时病为箴砭。民六，结张勋谋复辟，事败，避居美使馆，着共和平议一书，仍持夙见不少变。盖当前清时力主维新，举国目之为狂，至是力主守旧，举国又目之为怪云。所著书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孟子微、大学中庸礼运注、大同书诸种。
康氏之长兴讲学
言近三百年学术者，必以长素为殿军，而长素学术生命可记者，则始于其长兴之讲学。长兴，羊城里名，长素以陈千秋、梁启超请，讲学于里之万木草堂，着[长兴学记]为学规。时光绪十七年辛卯，长素年三十四也。陈千秋为学记作跋，谓：
孔子剙造六经，改制圣法，传于七十，以法后王。虽然，大义昧没，心知其意者盖寡。汉之学发得春秋，宋、明之学发得四书，二千年之治赖是矣。国朝之儒，刳心绌性而宋学亡，经师碎义逃难而汉学亦亡。陵夷至道、咸之季，大盗猖披，国命危阽，民生日顇，莫之振救，儒效既覩，而世变亦日新矣。吾师康先生，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爰述斯记……。其词虽约，而治道、经术之大，隐隐乎拨而檖光晶之。孔子之道，庶几焕炳。……缀学之士，知所趋向，推行渐广，风气渐移，生民之托命，或有赖焉。
此当时师弟子长兴讲学之精神也。长素亦自言之，曰：
顾亭林鉴晚明讲学之弊，乃曰：「今日祇当著书，不当讲学。」……后进沿流，以讲学为大戒。江藩谓刘台拱言义理而不讲学，所以可取，其悖谬如此。近世著书，猎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戴震死时，乃曰：「至此平日所读之书，皆不能记，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段玉裁曰：「今日气节坏，政事芜，皆由不讲学之过。此与王衍之悔清谈无异。故国朝读书之博，风俗之坏，[亭林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与二三子剪除荆棘，变易陋习，昌言追孔子讲学之旧。
时长素之意，固已欲判然划一境界，以自别于亭林以来清儒博雅之学矣。其所谓「孔子讲学之旧」者，大意谓：
天下道术至众，以孔子为折衷。孔子言论至多，以论语为可尊。论语之义理至广，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至该。按：长素此时，尚未专以礼运、公羊说孔教，故仍尊论语，与以后见解不同。逮既取公羊，则不得不舍论语。刘逢禄述何、戴望论语注，早已走上绝路，长素亦无从再进也。
因举四言为纲，分注条目如下：
志于道，四目：
一曰格物。言为学之始，首在扞格外物。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孟子曰：「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不为物所引夺，非扞格外物而何？
二曰厉节。后汉、晚明之儒，皆以气节自厉。劲挺有立，刚毅近仁，卑污柔懦，终难振起。按：此说后亦不取，谓东汉虽美，未足尽孔子之道。
三曰辨惑。大道以多歧而亡，学术以小辨而惑。近世声音、训诂之学，则所谓小言破道，足收小学之益，决不能冒大道之传，则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独。刘蕺山标为宗旨，以救王学末流。按：格物、慎独皆宋学语，长素此后亦不取，谓孔子决不若宋人之拘且隘。
凡此所列，主人生实行，不主训诂考订，与干、嘉以来风尚绝异。宋儒理欲之辨，为戴东原所极诋，今则以「存天理，去人欲」训「格物」，奉为入学之首义焉。因字义明经训，为惠、戴所盛唱，今则谓其决不能冒大道之传焉。曰厉节、慎独，则求返之晚明东林、蕺山，亦干、嘉诸儒所绝口不道也。
据于德，四目：
一曰主静出倪。
二曰养心不动。
三曰变化气质。
四曰检摄威仪。
依于仁，四目：
一曰敦行孝弟。
二曰崇尚任恤。
三曰广宣教惠。
四曰同体饥溺。
游于艺，四目：
一曰义理之学。原于孔子，析于宋贤。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经世之学。经世之学，令今可行，务通变宜民。
三曰考据之学。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博而寡要，劳而鲜功，贤者识其大，是在高识之士。
四曰词章之学。
学与时异，周人有六艺之学为公学，有专官之学为私学，皆经世之学也。汉人皆经学，六朝、隋、唐人多词学，宋、明人多义理学，国朝人多考据学，要不出此四者。
此分四学，较之戴东原、姚惜抱，多经世一项；此远起道、咸以来，近如朱一新诸人皆然。又以义理归宋，考据归清儒，皆其卓然异于干、嘉者。又曰：
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宋学本于论语，而小戴之大学、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为之嫡嗣，凡宋、明以来之学，皆其所统；宋、元、明及国朝学案，其众子孙也。多于义理者也。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谷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辅之。而以董仲舒为公羊嫡嗣，刘向为谷梁嫡嗣，凡汉学皆其所统；史记、两汉君臣政议，其支派也。近于经世者也……夫义理即德行也，经世即政事也。言语、文学亦发明二者。按：此亦长素初见，后乃专就公羊一路，谓论语非孔教正统矣。又此处所举尚不及礼运，知以春秋三世会通礼运讲大同，尚是后事。
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故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凡两汉四百年政事、学术皆法焉。非如近世言经学者，仅为士人口耳简毕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闻也。……
今与二三子，通汉、宋之故，而一归于孔子，譬犹导水自江、河，则南北条皆可正。
是谓汉、宋经世义理，分得孔门四科之旨，而清儒经学，实不得谓汉学。孔门四科之教，陈东塾已言之，然东塾不轻言经世，又以郑、朱并举，不数西汉，仍不脱干、嘉诸儒牢笼，故不免以劝人读注疏终。康说微近东塾，然舍郑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汉议政易东汉之说经，以经世、义理为孔学两干，局度恢张，意趣宏括，实较东塾为胜。此长兴讲学之纲领也。至其教人读书则曰：
本原既举，则历朝经世之学，自廿四史外，通鉴着治乱之统，通考详沿革之故，及夫国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义理之学，自朱子书外，陆王心学为别派，四朝学案为荟萃。至于诸子学术，异教学派，亦当审焉。博稽而通其变，务致之用，以求仁为归。
此处所举，首史籍，次理学，又次诸子，而干、嘉以来一切考据训诂必治之书不得与，此亦当时讲学态度之绝异于干、嘉者也。[梁启超记初见长素之情景]，谓：
余以少年科第，梁以十七岁中举，时年十八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于南海之门。
又曰：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日课则宋元明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梁氏三十自述
当时长兴讲学，卓然与干、嘉以来学风划一新线之情景与其意义及影响，亦俱可见矣。然长素长兴规模，盖有所受之，受之其师[朱次琦]也。
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学者称九江先生。亦南海人。生嘉庆十二年丁卯，卒光绪七年辛巳，年七十五。1807－1881以早慧受知于阮元，为学海堂都讲。其学亦主融汉、宋，尝谓：
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者也。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着于天下……朱子，百世之师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学，以致良知为宗，则攻朱子之格物。乾隆中叶至于今日，天下之学，多尊汉而退宋，以考据为宗，则攻朱子为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乃相矛盾。……彼考据者，不宋学而汉学矣，而猎琐文，蠹大谊，丛脞无用，汉学之长有是哉？……学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简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谱讲学大旨
是子襄虽亦主融汉、宋，而与陈东塾之为见复异。东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论，则在纳康成于朱子。故曰：「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为百世师。」故东塾教人，不免于读注疏，而子襄居九江，讲学礼山下，诏学者以四行五学焉。其言曰：
[礼山讲学规模]修身之实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读书之实五，曰：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年谱讲学大旨
此四行五学，即长兴学记之所本。节目之间，大同小异，要之万木草堂之规模，袭取之于礼山，其事甚显。长素年十九，始从子襄问学，自谓：
未冠，以回、参之列，辟咡受学，康父及伯、叔父，皆九江弟子则先生年垂七十矣。光绪二年，九江年适七十也。才质无似，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俗学，自此始也。
又曰：
先生厉节行于后汉，探义理于宋人。既则舍康成，释紫阳，一以孔子为归。朱九江先生遗集序。按：朱卒光绪七年冬十二月，康文谓在八年春，一误也。简朝亮编集九江诗文付梓，在光绪二十三年之冬，而康文在光绪三十四年，谓「先生卒，同门友议遗文，简竹居、胡少恺相约勿刻，至于今又垂三十年」，二误也。康谓朱氏舍康成，释紫阳，恐特由融汉、宋之说而凿深扬高言之耳；亦不如简谱论学要旨一节为得朱氏真意。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谓：「朱先生极推尊韩昌黎，先师<康>谓昌黎道术浅薄，朱先生素方严，贵为猖狂，同学亦暗讥之。是年冬即欲束装归，明年别礼山草堂归卧」云云，见康氏在朱门，实未深契。
此长素自述师门宗旨，亦与长兴学记所倡导者大体脗合。故学记开首即云「鄙人常侍九江之末席，闻大贤之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言之」也。窃谓九江之有南海，盖犹蕺山之有梨洲，问学请业，皆在早年，而晚岁声名，远越师门。三百年学术，有此遥遥相对，足成佳话。惟梨洲自言：「始学于子刘子，志在毕业，不能有得，聊备门人之一数。天移地转，殭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今不论朱、刘造谐深浅，惟九江之死，既尽焚其遗书，而南海奔波海内外，从政问俗之心殷，讲道治学之日浅，亦似无梨洲晚年一番境界。此则长兴学舍之成就，所由不能与证人并论也。
康氏之新考据
抑长素长兴讲学，所可大书特书者，厥为力反干、嘉以来考据之学，而别求辟一新径。然长素未能自赴其所志也。方长素讲学长兴，而已有[新学伪经考]之作。学记成于光绪十七年二月，伪经考序在四月，相差仅两月。伪经考刊成在七月「新学伪经」者，谓东汉以来经学，皆出刘歆伪造，乃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其书亦似从干、嘉考据来，而已入考据绝途，与长兴宗旨并不合，而长素不自知。且伪经考大意，亦已粗见于学记，谓：
刘歆挟校书之权，伪撰古文，杂乱诸经。……郑康成兼揉今古，尽乱家法，深入歆室。……国朝经学最盛，顾、阎、惠、戴、段、王，盛言汉学，天下风靡，然日盘旋许、郑肘下而不自知。于是二千年皆为歆学。……诸儒用力虽勤，入蔀愈深，悖圣愈甚……可谓之新学，不可谓之汉学，况足与论夫子之学哉！既无学识，思以求胜，则大其言曰：「欲知圣人之道，在通圣人之经；欲通圣人之经，在识诸经之字。」于是古音古义之学，争出竞奏。以此求道，何异磨碑作镜，蒸沙成饭？西汉之学，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谏，以洪范说灾异，皆实可施行。自歆始尚训诂，以变异博士之学，段、王辈扇之。乃标树汉学，耸动后生，沈溺天下，相率于无用。可为太息！
推其意，不过谓干、嘉以下段、王所治古音古义之学，悉无当于治道世事耳。乃以牵涉于今古文家法，归罪于刘歆，若干、嘉汉学导源皆在歆，非无根不经之谭乎！汉儒家法，特博士章句之学，班孟坚所议「禄利之途然」者。至当时治古学者，大率务通大义，不事章句。莽、歆缘饰经术，施之政事，正是禹贡行河、洪范说灾异之类耳。长素以变乱博士之学罪歆，亦未深晓汉代学术真相。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犹长兴学记之言义理，皆有所闻而张皇以为之说，非由寝馈之深而自得之也。朱重义理，融汉归宋，廖主考核，蔑宋伸汉，精神意趣绝不同，长素左右牵引，知其于两家所涉皆浅。学记先云：「孔子言论至多，以论语为可尊。」而其下即云：「论语为后世语录之类，不尽可据。」一篇之中，自为矛盾，则已露两家冲突之破绽矣。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生咸丰二年，卒民国二十一年，年八十一。自称早年研求宋学，渐而开悟，主张尊孔。又谓：
幼笃好宋五子书、八家文。丙子，光绪二年，廖氏年二十五从事训诂文字之学，博览考据诸书。庚辰光绪六年，廖氏年二十九以后，厌弃破碎，专求大义。按：廖氏又称庚辰在家时专治春秋，则所谓「专求大义」者，即指治春秋也。此盖已受刘、龚诸家影响矣。
而及其成学，则专以分析今古为说。谓：
国朝经学，顾、阎杂事汉、宋，惠、戴专申训诂，二陈左海、卓人渐及今、古。论学三书与宋芸子论学书
其分今、古也，又自称有五变。
癸未：今古。光绪九年，廖氏年三十二。
戊子：尊今抑古。光绪十四年，廖氏年三十七。
戊戌：小大。光绪二十四年，廖氏年四十七。
壬寅：天人。光绪二十八年，廖氏年五十一。
此所谓「经学四变」也。见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序目，刘申叔摘本及戊午，民国七年，廖氏年六十八改去「今古」名目，归之「小大」，专就六经分天人、大小，则谓之经学之「五变」。五变记其书最先成者曰[今古学考]，在光绪十二年丙戌，廖氏年三十五。自谓「不过初变、二变萌蘖之生耳」。五变记小注其书
据五经异义所立今、古二百余条，专载礼制，不载文字。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
然不久即变其说，谓六艺皆新经，非旧史。以尊经者作知圣篇，辟古者作辟刘篇。则所谓「尊今抑古」之候也。又后有[古学考]，谓：
丙戌刊学考……谨守汉法，中分二派。八年以来，历经通人指摘，不能自坚前说，谨次所闻，录为此册。以古学为目者，既明古学之伪，则今学大同，无待详说。古学考成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四月，廖氏年四十三。
此季平治经学，初主今、古中分，既则尊今抑古之大略也。
[康廖交涉]长素辨新学伪经，实启始自季平。此为长素所深讳，而季平则力揭之。谓：
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己间，从沈君子丰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及还羊城，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按：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长素返粤，在光绪十五年己丑之冬，而移居羊城安徽会馆，则在十六年庚寅之春。」季平己丑在粤，庚寅至鄂，二人初晤，应在己、庚冬春之际。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按：此在庚寅春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甲午，晤龙济斋大令，闻孔子会典已将成……然则王制义证可以不作矣。生公说法，求之顽石，得此大国，益信不孤。长素刊长兴学记，大有行教泰西之意……长素或亦儒门之达摩，受命阐教者乎？经话甲编一
又曰：
己丑在苏，晤俞荫甫先生，按：此当廖先在苏，后至粤也。极蒙奖掖，谓学考为不刊之书。语以已经改易……先生不以为然，曰：「俟书成再议。」盖旧误承袭已久……一旦欲变其门户，虽荫老亦疑之。乃辟刘之议，康长素踰年成书数册。
又曰：
外间所祖述之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而多失其宗旨。
又曰：
戊子以前，尊经友人撰王制义证，藁已及半，后乃散失……继闻康长素会典即是此意，即决意不作。
又曰：
丁亥，光绪十三年，廖氏年三十六。作今古学考。按：廖氏古学考序，自称今古学考刊于丙戌，此又云作于丁亥，必有一误。戊子成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篇，古学为辟刘篇。按：据此则知圣、辟刘两书均已成，何以又云「己丑在苏见俞荫甫，曰俟书成再议」乎？抑犹未为定稿乎？大抵廖既屡变其说，又故自矜夸，所言容有不尽信者。昔李恕谷欲为毛西河作年谱，苦其自述先后紊乱不可据而止。以廖视毛，尤甚。庚寅，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克。逾年，伪经考出，倚马成书，真绝伦也！经话甲篇卷二
季平既屡屡自道其事，又亲致书长素争之，曰：
龙济之大令来蜀，奉读大着伪经考、长兴学记，按学记成书在康、廖会谈之后，所以中亦釆及寥说也。并云孔子会典已将成书。弹指之间，遂成数万宝塔，何其盛哉！……后之人不治经则已，治经则无论从违，伪经考不能不一问途，与鄙人今古学考，永为治经之门径，欣忭何极！惟庚寅羊城安徽会馆之会，鄙人左传经说虽未成书，然大端已定，足下以左学列入新莽，则殊与鄙意相左。……今观伪经考，外貌虽极炳琅……而内无底蕴，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尚未足以洽鄙怀也。当时以为速于成书，未能深考……乃俟之五、六年，仍持故说，殊乖雅望。昔年在广雅，足下投书相戒，谓今古学考为至善，以攻新莽为好名。……今足下大名……百倍鄙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久宜收敛……又吾两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知。余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使人有向秀按：应作郭象之谤。每大庭广众中，一闻鄙名，足下进退未能自安，浅见者又或以作俑驰书归咎，鄙人难于酬答，是吾两人皆失也。天下之为是说，惟我二人，声气相求，不宜隔绝，以招谗间。其中位置，一听尊命。谓昔年之会，如邵、程也可，如朱、陆也可，如白虎、石渠亦可。称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闻，患难与共。且吾之学详于内，吾子之学详于外，彼此一时，未能相兼，则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务，不可不深思而熟计之也。四益馆文集致某人书
龙济之至蜀在甲午，据前引经话甲编古学考刊于甲午四月，已引及伪经考，则龙之至蜀，应在甲午初春也。长素伪经考后序，谓「伪经考初出时，海内风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徐仁铸督学湖南，以之试士，而攻之者亦羣起，朝野哗然」。故季平谓「今足下大名，震动天下，百倍鄙人」也。是年二月，长素入京会试未第，六月归粤，七月清廷即下谕毁禁其书。季平与长素书当在其时；故有「久宜收敛」又「患难与共」之语，而犹未知毁禁之令，故书中亦未及。其曰「称引必及」，盖名士相标榜之故智。伪经考既享大名，季平欲藉其称引，自显姓字，故为古学考先两引长素伪经考云云，我以此施，亦期彼以此报。盖长素骤得盛名，全由伪经考一书，公交车上书，尚在明年乙未宜季平健羡不能置。而长素则深讳不愿自白。然季平亦震于盛名，方期相为桴鼓，故书辞亦逊，而古学考亦未及长素攘己书事。及戊戌，长素得罪，季平亦尽弃旧说，则经学之三变，不复为今古之辨矣。
伪经考一案，凡季平之龂龂于其事者，具如上述。而长素则藏喙若噤，始终不一辨。及民国六年丁巳为伪经考后序，始稍稍道及之，其言曰：
吾向亦受古文经说，然自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吾居西樵山之北，银塘之乡，读书澹如之楼，卧七桧之下，碧阴茂对，藤床偃息。藏书连屋，拾取史记，聊以遮目，非以考古也。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一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对较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按：此实无足惊疑者，辨详后……于是以史记为主，徧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徧考古文而辨之。……先撰伪经考，粗发其大端。按：撰伪经考在羊城，不在银塘，上文皆饰说也。长素又谓撰礼运注亦在银塘澹如楼七桧之下，亦饰说，辨详下。……今世亦有好学深思之士，谈今古之辨，或闇有相合者。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伪周官以为皇帝王霸之运，矛盾自陷，界畛自乱。其它所在多有，脉络不清，条理不晰，其为半明半昧之识，与前儒杂糅今古者无异，何以明真教而导后士？或者不察，听其所言，则观其尊伪周礼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谋，翩其反而也。按：长素先亦尊信伪周官，闻廖氏之论而变，今乃转以讥廖，亦一奇也。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此文有之。其回翔瞻顾，诚如季平所谓「进退未能自安」者。谓自刘、魏、龚以来疑攻刘歆者多矣，此特微见彼之所为不必出自季平，抑不悟其与伪经考初成书时所言异也。长素当日之言曰：
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咸奉伪经为圣法……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窃怪二千年来，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成为瞀惑，无一人焉发奸露覆，雪先圣之沈冤，出诸儒于云雾者，岂圣制赫闇，有所待耶？
又曰：
孤鸣而正易之，吾亦知其难。然提圣法于既坠，明六经于闇曶……吾虽孤微，乌可以已！
则长素在当时，应不知有廖季平其人，不知有知圣、辟刘其书，且不知有刘、魏、龚诸氏而可。不然，知圣、辟刘之篇，固足以助我之孤鸣矣。此无怪乎季平之喋喋而道也。长素谓「道不相谋，翩其反而」，事亦有之，惟其事在后不在前。即季平亦自言之，谓：
忆昔广雅过从，谈言微中，把臂入林。弹指之顷，七级宝塔，法相庄严，得未曾有。巍然大国，偪压弹丸，鄙人志欲图存，别构营垒，太岁再周，学途四变。由西汉以进先秦，更由先秦以追邹、鲁，言新则无字不新，言旧则无义非旧。前呈四变记摘本一册，求证高明，周璞郑鼠，不知何似？与康长素书。文载中国学报第八期，民国二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盖时过境迁，季平已不守旧解，而犹未忘夙恨，故如此云云也。然谓「志欲图存，别构营垒」，则亦一时之遁辞。此已在季平经学四变之后，有与江叔海书，谓：
忆昔治三传时，专信王制，攻左氏者十年，攻周礼者且二十余年，抵隙蹈瑕，真属冰解。后来改左传归今学，引周礼为书传，今古学说，变为小大，化朽腐为神奇，凡昔年之所指摘，皆变为精金美玉，于二经皆先攻之不遗余力，而后起而振救之。伍氏曰我能覆楚，申氏曰我能兴楚，合覆、兴于一身，以成此数千年未有之奇作。说详二变、三变，无暇缕述。四益馆杂着答江叔海论今古学考书。作于民二癸丑夏六月四变记刊本初成之时。
是则积二十余年之攻驳，而一旦尽变其故说，此固三百年来考证诸家所未有。季平不自惭恧，转以为伍胥能覆，申胥能兴，覆、兴之能事萃于一身，自诧为数千年未有之奇，是何其与干、嘉以来所谓「实事求是」之意相异耶！夫既昔年之所指摘皆变为精金美玉，则方者尊今抑古之见，固宜如鹪鹩之翔寥廓矣。故季平又言之，曰：
足下谓吾崇今摈古，以周礼、左传为俗学云云。案学考平分今古，并无此说；此乃二变，康长素所发明者，非原书所有。旧说已改，见于四变记中。答江叔海书
至是而又以尊今摈古之见，推为长素所发见，不惟不愿贪天功，抑若不欲分人谤，出朱入素，前后判若两人矣。夫考证之事，贵乎有据，所据苟确，则积证益富，历年益信。未有前据必摇，后说必移，一人之学，若四时之代谢，以能变为出奇者也。而季平顾不然，其言曰：
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
不幸而季平享高寿，说乃屡变无已，既为五变记，又复有六变。先号「四益」，后改「五译」，继称「六译」。及其死，而生平之所持说，亦为秋风候鸟，时过则已。使读其书者，回皇炫惑，迁转流变，渺不得真是之所在。盖学人之以戏论自衒为实见，未有如季平之尤也！而长素以接席之顷，惊其新奇，穿凿张皇，急成巨着，前后一年外，得书十四卷，竟以风行海内，骤获盛誉。及戊戌毁版，至丁巳复辟既败，幽居美使馆，不忘前业，重付诸梓，距书之初成，则既二十有七年矣。顾独如吕览之悬书咸阳门，一字不易，则何其成书之迅，造说之确，与六译善变，其事虽异，盖可俱讥矣。
抑长素书出于季平，长素自讳之，长素弟子不为其师讳也。其书亦本由其弟子助成之，而其弟子即不尽以师书为然。梁启超曾言之，曰：
[梁启超记康廖著书交涉]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着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按：此指戊戌三变，廖氏自饰谓「志欲图存，别构营垒」者也。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有为弟子陈千秋、梁启超，并夙治考证学……伪经考之着，二人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实则此书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此其所短也。清代学术概论。是书成于民十辛酉，在复辟失败后四年。谓有为受廖平影响为不可诬，不啻针对其师之自辨发也。
梁氏之言如此，然而犹未尽。伪经考所持，为事理之万不通者尚多，论大体亦无是处。昔全谢山谓毛西河著书，伪造证据，然毛书固多可传，不如长素抹杀一切，强辩曲解，徒乱后生耳目也。方植之有言：「考证学衰，陆王将兴。」若康、廖之治经，皆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羣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矣，此可谓之[考证学中之陆王]。而考证遂陷绝境，不得不坠地而尽矣。昔万充宗有云：「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此数言者，盖不啻为清代经学开先河。自公羊家专以一经之义说羣经，而通诸经以通一经之意失。又主口说家法为微言大义所在，而以经通经以悟传注之误之意亦失。而后说经者皆为小夏侯之「左右采获，具文饰说」焉。至于长素则并不说经，洵如季平所讥为「史学、目录二派窠臼」者，特以己意进退诸经，以赴我之所欲云云，经学乌得而不趋绝境哉！
长素书继新学伪经考而成者，有[孔子改制考]，亦季平之绪论，季平所谓伪经考本之辟刘，改制考本之知圣也。今刻知圣篇，非廖氏原著；原书稿本，今藏康家，则颇多孔子改制说。顾颉刚亲见之。季平必谓孔子造六经者亦有说。彼谓：
以经为古史，则刍狗陈迹，不足自存，故必以孔子为空言待后。四益馆丛编尊孔篇
又曰：
海外法政学说昌明，因时立法，三王且不同礼，五帝且不袭乐，果系古史，刍狗糟粕，今日已万不能见之实行，更何能推之万世以后？[经非古史论之背景]此必须改为至圣立言，师表万世，决非已往陈迹，而后经乃可以自立。民二癸丑在北京世界哲理进化退化演说辞
又谓：
凡属史事成迹，刍狗糟粕，庄、列攻之，不遗余力。孔经新非旧，经非史。四益馆杂着旧说以经为史之弊一条
此季平必主孔经非史之微意也。又谓：
学经四变，书着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尊孔篇
盖季平必求所以尊孔者而不得其说，乃屡变其书以求一当。其学非考据，非义理，非汉，非宋，近于逞臆，终于说怪，使读者迷惘不得其要领。其弟子亦言之：
海内读四译书者，每苦不得门径。盖自考据、义理专行已久，学者先入为主，于四译新解，辄多扞格。故初学尚易领悟……从事汉、宋工深者，转多迷罔。四译宬经学穿凿记二卷侄师政跋
此可谓真率之言也。
长素剽窃廖说，倡为伪经、改制之论，当时有遗书相纠匡者曰朱鼎甫。[朱一新对康说之诤辨]其言曰：以下所引，杂采佩弦斋文存及无邪堂答问
[史记汉书之详略并非刘歆作伪之证据]当史公时，儒术始兴，其言阙略，河间传不言献书，鲁共传不言坏壁，正与楚元传不言受诗浮邱伯一例。若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缝之不暇，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足下谓歆伪周官、伪左传、伪毛诗、尔雅，互相证明，并点窜史记以就己说；则歆之于古文，为计固甚密矣，何于此独疏之甚乎？按：史记不言而汉书言之者甚多，即如淮南王传不言淮南著书，而汉书有之，固不得以此疑淮南王书为伪也。长素自谓着新学伪经考动机始于读河间一传，可证其思理之粗矣。且足下不用史记则已，用史记而忽引之为证，忽斥之为伪，意为进退，初无证据，是则足下之史记，非古来相传之史记矣。按：崔适依长素意为史记探源，较长素益专辄。诚如康、崔说，将史记中彼辈所谓伪者抹去，史记当全部改观，且不可读矣。长素又谓汉书非班固作，班固只得二万许字，此更谬。长素一面根据史、汉，以证刘歆之伪，其与己说相冲突者，亦一并伪之。凡有一条可以证古文非刘歆伪造者，彼即可曰此亦刘歆之伪造也。如此为辨，将永无止息之日。
此言伪经考所用考证方法之不可恃也。又曰：
[左氏不传经非即为伪书]汉儒龂龂争辨者，但谓左氏不传经，非谓其书之伪也。左氏与国语，一记言，一记事，义例不同，其事又多复见，若改国语为之，则左传中细碎之事将何所附丽？按：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即多据左氏，若左氏系国语改为，则必谓国语本系编年，可乎？且国语见釆于史公，非人间绝不经见之书，歆如离合其文以求胜，适启诸儒之争，授人口实，愚者不为……史记多采左传，不容不见其书，或史公称左传为国语则有之，谓歆改国语为左传，殆不然也。仪礼、左传、国语、战国策，皆后人标题，故无定名，诸子书亦多如是；犹「史记」非史迁本名，即称「太史公书」者亦杨恽所题，史迁当时初不立名也。
左氏书之晚出，自不待辨。但张禹以言左氏为萧望之所荐，其事实不能伪造。尹更始、翟方进、贾护、陈钦之传授，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讲习，耳目相接，不能凿空。歆是时虽贵幸，名位未盛，安能使朝野靡然从风，羣诵习其私书耶？按：余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即专从汉书事实驳康说，推极康论，非谓汉书亦刘歆伪造不可。公羊之学，盛行西汉，班史所载臣工诸条奏，本春秋褒贬灾异以立说者甚多，初未及素王制作之事。惟梅福传福据此以求立孔子世为殷后，成帝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遂立孔子后为殷绍嘉公。当时据以立二王后者，乃用古文及左氏、谷梁，并非据公羊。刘申受欲明三统之义，而反黜左氏，亦傎甚矣！
此言左氏春秋未必为歆伪，不可深斥也。按：余有周官著作时代考，证周官出六国，非歆伪书。
[春秋改制说之无稽]以春秋为汉兴而作，此尤纬说之无理者。盖自……秦人焚书……儒术久遏不行。武帝罢黜百家，诸儒亟欲兴其学，窜附纬说，以冀歆动时君，犹左传之增「其处者为刘氏」也。此在立学之初，诸儒具有苦心……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光武好言图谶，东汉诸儒从风而靡，何邵公遂以春秋演孔图之说解获麟，可云寡识。
陆贾新语术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此可见秦、汉之际言春秋者，尚无改制谬说。汉儒泥于阴阳，推迹五运，乃始以是羼入公羊耳。新语或以为伪作，实非也，严铁桥漫稿已详辨之。
此推证春秋公羊改制说之所由来也。
[公羊改制包括不得六经大义]且亦惟公羊为然，于二传何与？于诗、书、礼、易、论语又何与？乃欲割裂经文以就己意，举六经微言大义尽以归诸公羊，然则圣门传经，独一公羊耳，安用商瞿、子夏诸贤之纷纷也？又曰：「圣人但作一经足矣，曷为而有六？」
六经大义，戴记经解篇、庄子天下篇皆言之，周人之言经义，初未尝通六经为一……繁露玉杯篇：「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董生之言如是，曷尝通六经为一乎？今以六经之言，一切归之改制，其巨纲细目散见于六经者，转以为粗迹而略置之。夫日以制作为事，而不顾天理民彝之大，以涂饰天下耳目者，惟王莽之愚则然耳，曾谓圣人而有是乎？按：谭复生仁学谓改制必先改教，亦见及此矣。后长素不忍杂志诸论，亦转与朱合，惜悟之不早也。
此言公羊改制，特一家之言，未可推之六经，而徧以为说也。
王制一篇，汉儒后得，为殷为周，本无定论，[王制晚出不尽合于公羊]康成于其说之难通者，乃归之于殷，今更欲附会春秋改制之义，恐穿凿在所不免。又曰：「王制乃汉文集博士所作，卢侍中明言之。当孝文时，今学萌芽，老师犹在，博采四代典礼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于王制。周尺东田，明是汉人常语，与月令之有太尉，大戴记之有孝昭冠辞略同。太尉与冠辞，犹可云偶赘及之；周尺东田，乃王制一篇节目，谓亦赘文耶？」又曰：「王制首篇即述孟子之言，故郑以为在孟子之后。」[论语与公羊亦难合]论语二十篇，可附会者惟「夏时殷辂」、「文王既没」数言，然既通三统，则韶乐、郑声，何为而类及之？……近儒为公单学者，前则庄方耕，后则陈卓人。方耕间有未纯，大体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说公羊，乃真公羊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论，至于董子、邵公可以止矣。刘申受于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卮辞日出，流弊甚大。公羊与论语初不相涉，而作论语述何以沟通之；戴子高复推衍之，谓论语当如是解，然乎否乎？近儒惟陈卓人深明家法，亦不过为穿凿。若刘申受、宋于庭、龚定庵、戴子高之徒，蔓衍支离，不可究诘。凡群经略与公羊相类者，无不旁通而曲畅之，即绝不相类者，亦无不锻炼而傅合之。舍康庄大道而盘旋于蚁封之上，凭臆妄造，以诬圣人，二千年来经学之厄，未有甚于此者！国朝公羊之学，始于阳湖庄氏，筚路蓝缕，例尚未纯；卓人学出凌晓楼，晓楼言礼制，已颇穿凿；至刘、宋、戴诸家，牵合公羊、论语而为一；于庭复作大学古义说以牵合之；定庵专以张三世穿凿羣经。皆所谓以艰深文浅陋也。足下曩言西汉儒者乃公羊之学，宋儒者乃四子书之学……既知四子书与公羊各有大义矣，奚为必欲合之？
此言论语、王制之未可与公羊强通也。
[汉学家走上公羊之背景]汉学家琐碎鲜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于时尚，宋儒义理之学，深所讳言。于是求之汉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六经，惟春秋改制之说最易附会。且西汉今文之学久绝，近儒虽多缀辑，而零篇坠筒，无以自张其军。独公羊全书幸存，繁露、白虎通诸书，又多与何注相出入，其学派甚古，其陈义甚高，足以压倒东汉以下儒者，遂幡然变计而为此。
此指陈晚清公羊学骤盛由来也。
[推公羊家法说群经之非是]公羊家言，如以祭仲为行权，乃假祭仲以明经、权之义，非真许祭仲；以齐襄为复九世之雠，乃假齐襄以明复雠之义，非真许齐襄。此类颇多，皆文与而实不与。但此惟公羊为然，近儒乃推此义以说羣经，遂至典章、制度、舆地、人物之灼然可据者，亦视为庄、列寓言，恣意颠倒，殆同戏剧，从古无此治经之法。按：长素改制考即由此误。
诸子书发摅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说，年岁舛谬，事实颠倒，皆所不计。或且虚造故事……庄生所谓「寓言十九」也。后世为词章者亦多此体。至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亦不复计事实之舛误。盖议论之文源出于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六经与诸子体制迥殊……近人惑于诸子之恢怪，以为圣人立言亦复如是……谬尤不待辨矣。按：长素以诸子创教改制证孔子之创教改制，读朱说自见其误。
此言引申公羊家法谓儒家六经为托古改制之无当也。
今文先立学，故显于西汉，古文至东汉而始显，此乃传述之歧互，非关制作之异同。「今学」、「古学」之名，汉儒所立，秦以前安有此分派？文有今古，岂制亦有今古耶？按：鼎甫「传述歧互，非关制作异同」一语，已足尽破廖氏之古今学考而有余矣。廖氏亦知以古学为孔子中年思想，今学为孔子晚年思想之说不能成立，乃始一转而为今学乃孔子真传，古学尽刘韵伪造，彼不知传说之本可有歧互也。
[今文十四博士并不同条共贯]足下谓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皆同条共贯，因疑古文为刘歆所伪造。夫……今文固不尽同，西汉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说有歧互也。立鲁诗复立齐、韩，立欧阳尚书复立大、小夏侯，一师所传且如此，况今、古文之学，岂能尽同？今文家言传者无多，自东汉时师法已乱，其仅存者，乃始觉其同条共贯耳，岂西汉诸儒之说果如斯乎？「如鲁诗说关雎与齐、韩异，此类今犹可考。由此推之，今文必不能同条共贯也。乃执所见以概所不见，未免轻于立说矣。」又曰：「陈恭甫疏证五经异义，所采有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各异者，亦间有今文与古文相同者。就其所采已如此，况许、郑之辨，不尽传于今者乎？」西汉有家法，以经始萌芽，师读各异，至东汉而集长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势盖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经，但当问义理之孰优，何暇问今、古文之殊别？近儒别今、古文，特欲明汉人专家之学，非以古文为不可从，必澌灭之而后快也。
公羊「通三统」之义，非后世所能行，辨之极精，亦仍无益。汉时近古，犹有欲其行说者，故诸儒不惮详求。……凡学以济时为要，六经皆切当世之用，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后世学术纷歧，功利卑鄙，故必折衷六艺以正之，明大义尤亟于绍微言者以此，宋儒之所为优于汉儒者亦以此。质文递嬗，儒者通其大旨可耳。周制已不可行于今，况夏、殷之制为孔子所不能征者乎？穿凿附会之辞，吾知其不能免也。按：鼎甫举学以济时为说，而竟谓宋儒优于汉儒，则此意湛深，虽陈兰甫亦所不憭，遥遥二百年，成矍眼矣。
[辨今古文无益时用]夫今之学者，义理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时务之不知，聪颖者以放言高论为事，谓宋、明无读书之人，卑陋者以趋时速化为工，谓富强有立致之术，人心日伪，士习日嚣，是则可忧耳！不此之忧，而忧古、今文之不辨，吾未闻东汉兴古文以来，世遂有乱而无治也……二千余载羣焉相安之事，忽欲纷更，明学术而学术转歧，正人心而人心转惑，无事自扰，诚何乐而取于斯！按：鼎甫此论，正是朱子襄、廖季平两人学术不同之点，亦是长素长兴学记与新学伪经考两书中之歧趋，惜乎长素不能自辨耳。
此言剖辨汉儒今古文家法之无益时用也。按：治公羊「通三统」之说，固必求其制度，而尤有一更要义焉，则帝王非万世一姓，及其德衰，必择贤禅让是也。此汉儒自董仲舒以下皆言之，极于王莽之代汉，亦自公羊通三统之义而来。长素盛尊公羊而力诋莽、歆，高谈改制而坚主保皇，则义不条贯，非真能知汉儒公羊家精神也。鼎甫所辨亦不及此。
[义理风俗为制度之本不可徒言变法]干、嘉诸儒，以义理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复义理之常，而徒侈言义理之变。将以吾圣贤经传为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变者为新奇乎？有义理而后有制度……义理殊斯风俗殊，风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则改矣，将毋义理亦与之俱改乎？……法之弊也，非立法之失，而行法者之失也。人心陷溺于功利，则凡行法者皆得借吾法以逞其私。而易一法，适增一弊。故治国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法制之明备，抑其次也。按：定制必先以精义，而行法尤待乎美俗；非精义则制不立，非美俗则法不行。当时治公羊言改制者昧之，流弊迄于今兹。习俗相沿，莫不以改制变法为急，惟易复古为崇外耳。鼎甫之言，虽若平淡，实足为一时之诤友也。民国肇建，百务更张，长素创为不忍杂志，持论多箴砭，乃与鼎甫之意转近。
[言春秋不当混夷夏]公羊三科，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戎狄……而徒侈言张三世、通三统，不思异外内之义，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将援儒入墨，用夷变夏，而不自知。呜呼！是亦不可以已乎！按：长素是时单提公羊改制，尚未及礼运大同，故鼎甫得以此析之；及长素倡大同之说，则夷夏之防本属小康，不足道矣。然长素不忍诸论，仍转与朱合，不能自守旧见也。
此则言主公羊改制者，实为援儒入墨，用夷变夏，此尤道着[康学症结所在]。凡鼎甫所云云，陈义平实，援证明碻，可谓长素之诤友矣！惜乎长素不之信，及鼎甫卒，长素为祭文，犹谓：
今学口说，三统大义，囊括四海，可扫霾曀。相契远虑，顿释宿滞，手出答问，属商疑异。
又自编年谱，谓：
既请我打破后壁言之，乃大悟。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乃其门面语耳。此据赵丰田康氏年谱
识者讥之，不啻方望溪之于李恕谷。鼎甫复长孺第二书，谓：「凡事不可打通后壁，老、庄、释氏，皆打通后壁之书也。」若长素书打通后壁，不过如鼎甫所云「援儒入墨，用夷变夏」而已，不过如谭复生仁学所谓「冲决网罗，以改教而改制」而已。其是非且勿论，要之决非鼎甫所能首肯，而长素云云，为诬其死友，则极显也。又按：无邪堂答问尚多针时之见，可取与康书并观者，如[论气节]，谓：
气节，遇事乃见，平日只有集义养气之功，无所为气节也。高谈气节者，不甚可信……在己只见义理之当言当为，初无气节之见存，人之闻其风者，乃称之曰气节。气节者，人所加之名，非己可以袭取也。袭取焉，即气易馁，而节不固矣。气之所以能不馁者，以其于义理确有所见，言之而犁然有当人心，行之而灼然不惑于利害……若激于一时，而非裕于平日，乃意气也，非气节也。诩诩然以此自矜，乃客气也，尤非气节也。意气有时或可成事，客气则无不偾事。
又[论清议]名节云：
士人立身，首重名节；名节者，清议之所从出也……然清议、名节之立，尤在乎厚风俗……梨洲但知清议出于学校，不知横议之亦出于学校也。但知陈东、欧阳澈之为太学生，不知为贾似道颂功德者亦太学生也。学校之习一坏，则变乱是非之说，多出乎其中。
此又可与长兴学记特励气节与提倡晚明之意互观者也。
康氏之大同书
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序列长素三着：一曰新学伪经考，二曰孔子改制考，三曰大同书。谓：「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后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又谓：「伪经考、改制考皆有为整理旧学之作，其自身创作则大同书也。」梁氏又谓：「大同书全书凡数十万言。有为虽着此书，然秘不示人。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启超屡请印布，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按：大同书属稿虽早，成书尚迟，有辨详后。又近有中华书局铅印本，乃全稿也梁氏又谓：
大同书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有为谓佛法出家，求脱苦也，不如使其无家可出。谓私有财产为争乱之源，无家族则谁复乐有私产？若夫国家，则又随家族而消灭者也。有为悬此鹄为人类进化之极轨。
今按：大同书目录凡十部：
甲、入世界，观众苦。乙、去国界，合大地。丙、去级界，平民族。丁、去种界，同人类。戊、去形界，保独立。己、去家界，为天民。庚、去产界，公生业。辛、去乱界，治太平。壬、去类界，爱众生。癸、去苦界，至极乐。
长素之言曰：
一览生哀，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九界者何？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
而救苦之道，则在破除九界。梁氏记大同书条理如下举：
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院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此大同书内容大体也。梁氏谓：「有为着此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真可谓豪杰之士已！」然自今论之，近代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之产生，皆有相当之背景，及其逐步实现之方法；当长素时中国固无应趋大同之需要，亦无可向大同之步骤，而无端发此奇想，何也？陈义虽高，唐大不实，亦几于以空想为游戏而已。且此等思想，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剿袭也。朱鼎甫尝论之，谓：
足下自处甚高，凡所论撰，皆为一世人心风俗计……然冀足下铲去高论，置之康庄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凿空武断……原足下之所以为此者，无他焉，盖闻见杂博为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诸庄，其兼爱无等也取诸墨，其权实互用也取诸释，而又炫于外夷一日之富强，谓……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于圣人之言灿着六经者，悉见为平澹无奇，而必[扬之使高，凿之使深]。佩弦斋文存卷上复长孺第四书
鼎甫此言，虽不指大同书，然可谓洞窥康学隐微，而有以发其蔽矣。长素论学极尊孔子，乃持论若高出孔子远甚，与己不合者则以为伪书俗说，若惟己始得孔学之真传。实则凡彼所谓孔学者，皆杂取之孔子以外一切新奇可喜之理，不问其合否、通否，而并以归诸孔，遂使孔子为高出一切之圣人也。梁氏以「男女同栖当立期限」为大同书第一眼目，此已非孔子所传之教义，亦非长素特创之新思，特长素偶感于西人婚姻自由之制，而故为此扬高凿深之言耳。梁氏又言：「康氏谓佛法出家，不如使其无家可出」，则其主毁灭家族，又是对佛法为扬高凿深矣。至于去国界、去种界，长素粤人，适处中外接触频繁之点，对于种姓、国别为扬高凿深，故云然。[长素思想之来历]，在中国则为庄子之寓言荒唐，论语注卷五，谓：「孔子大同之道，再传为庄周，在宥天下，大发自由之旨。」又曰：「善读孔子书者，当知六经不足见孔子之全，当推子贡、庄子之言而善观之。」为墨子之兼爱无等，礼运晚出，本杂道、墨思想。又谭复生仁学亦力尊墨子，其风亦沿晚清治子学之遗绪，又附会之于西国耶教而然。炫于欧美之新奇，附之释氏之广大，而独以孔子为说。分析大同书含义，虽若兼容并包，主要不过两端：一曰平等博爱，此西说也，而扬高凿深之，乃不仅附会之于墨翟，并牵率之于释迦。一曰去苦求乐，此则陈义甚浅，仅着眼社会外层之事态，未能深入人性、物理之精微。试问如长素说，无国界、种界，乃至无形界，男女同栖，一年一换，乃至无类界，人与鸟、兽、虫、鱼一视平等，果遂为至乐矣乎？孔、释、耶立教，皆有「无我」一义，大同书首曰「入世界观众苦」，此等描写，乃佛书滥套耳。苟会得孔、释、耶之无我，则此所谓众苦者，或皆非苦矣。长素独不虑此，虽打破国界、种界、形界、类界，苟使有我见尚存，恐终难觅极乐之趣。要之长素此书，[其成之于闻见杂博者，乃长素之时代：其成之于扬高凿深者，乃长素之性度]。三百年来学风，久务琐碎考据，一旦转途，筚路蓝缕，自无佳境。又兼之时代之剧变，种种炫耀惶惑于其外，而长素又以好高矜奇之心理遇之，遂以成此侈张不实之论也。张氏南海康先生传，谓：「先师年二十七，以法越之役，粤城戒严，还西樵，居一楼，名曰澹如。涉猎西书，并研究佛典。上自婆罗门，旁通四教，万缘澄绝，所悟益深。因显微镜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而悟久速齐同之理。既知无去来，则专以现在为总持；既知无无，则专以生有为存存；既知知气神精无生死，则专以示现为解说：既知无精粗、无净秽，则专以觉悟为受用；既以畔援、韵羡皆尽绝，则专以仁慈为施用。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男女平等之制，人民同公之理，务致诸生于极乐。抉经、子之奥言，超儒、佛之微旨，融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云云，其叙述大同书思想来历，至为明备。又云：「先师年二十八，从事算学，以几何理着人类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可见大同书思想，实自涉猎西书与研究佛典，二者相合，又适以兵祸战乱，多所枨触，遂为此大同至乐之游想，而附会于中国经典，则以周易「元」与「阴阳」，春秋之「三世」，论语之「仁」为说。鼎甫所讥「闻见杂博，扬高凿滦」者，正为深中其病候。至其书初名「人类公理」，并不名「大同书」，其取名大同，又附会之于礼运，事尚在后，辨见下文。然康氏此书，在当时非无其深重之影响也。梁氏言：「初得读此书，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今梁氏所谓急欲宣传之一部，其详已不可考。至当时有切实发挥大同书含义，著书而传诵一时者，则为谭嗣同之仁学。
[谭嗣同]，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同治四年乙丑，卒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65－1898年三十四。中寿罹祸，不得竟其学，然所著仁学特闻。仁学宗旨，在于[冲决网罗]。自叙谓：
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羣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其书大意如是，而尤致愤于世俗之所谓[名教]。谓：
仁之乱也，则于其名。名忽彼忽此，视权势之所积；名时重时轻，视习俗之所尚……俗学陋行，动言名教。……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乎？……忠孝，臣子之专名，终不能以此反。虽或他有所据，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尚。反更益其罪曰怨望，曰觖望，曰怏怏，曰腹诽，曰讪谤，曰亡等，曰大逆不道。以为当放逐，放逐之，当诛戮，诛戮之，曾不若孤豚之被絷缚屠杀，犹奋荡呼号以声其痛楚，而人不之责也。
此较之戴东原所谓「宋儒言理以意见杀人」者，愤激犹过之。挽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复生之言君臣，曰：
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
又曰：
[君臣与夷夏]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秽壤也，其人膻种也，其心禽心也，其俗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貐之巨齿，效盗跖之肝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与彼愈切近者，受祸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衣冠文物之薮泽，诗、书藻翰之津途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己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虽然，成吉思汗之乱，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太义觉迷录也。
又曰：
[变法与排满]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惟变法可以救之，而卒坚持不变。岂不以……方将私其智、富、强、生于一己，而以愚、贫、弱、死归诸民，变法则与己争智、争富、争强、争生，故坚持不变也。究之智、富、强、生，决非独夫所任为，则又以华人比牧场之水草，宁与之同为虀粉而贻其利于人，终不令我所咀嚼者还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试征之百年之行事，及近今之政治及外交……其迹较然不可以掩。东事亟时……且曰：「宁为怀、愍、徽、钦，决不令汉人得志。」固明宣之语言，华人宁不闻而知之耶？乃犹道路以目，相顾而莫敢先发……故华人慎无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又曰：
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湘人既挟以自骄，各省遂争慕之，以为可长恃无败。苟非牛庄一溃，中国之昏梦，将终天地不稍苏。
此则自君臣而及于种族之见，大体似吕晚村，而愤激亦过之。以当时情势言，非革命排满，无以变法，复生见之甚透，论之甚切。又复生主以暗杀伸民气，亦为此后革命党人成功一因。然复生仁学成，不二年，即膺荐至北京，为军机章京，同罹戊戌之祸，是终未能自践其冲决网罗之见也。复生论君臣，又推及于[父子、夫妇]，谓：
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破之；至于父子，则真以为天之所命，卷舌而不敢议。不知天命者，泥于体魄之言也，不见灵魂也。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庄曰：相忘为上，孝为次焉。相忘则平等矣。虽然，又非谓相忘者遂有不孝也……孝且不可，何况不孝哉？梁传谓复生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之苦，故言此尤慨切。
又曰：
自秦垂暴法，于会稽刻石，宋儒炀之，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瞽说，直于室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是何不幸而为妇人，乃为人申、韩之！岸狱之！
复生既论三纲，又及[五常]，谓：
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兄弟于朋友之道差近……余皆为三纲所蒙蔽，如地狱矣。
又谓：
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乎？
然则变法者，[其本要归乎变教]，教不变而徒变夫法，尽无当也。本此而论儒、墨之是非，则尤
深斥夫礼焉，曰：
儒之末流，亦专主体魄为教。其言曰：「……彼墨子之兼爱，乱亲疏之言也。」墨子何尝乱亲疏哉？亲疏者，体魄乃有之，……若夫……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复何亲疏之有？……不能超体魄而生亲疏，亲疏生分别，分别亲疏，则有礼之名，自礼明亲疏而亲疏于是乎大乱。心所不乐而强之，身所不便而缚之，则升降拜跪之文繁，至诚恻怛之意汨，亲者反缘此而疏，疏者亦可冒此而亲。日糜有用之精力，有限之光阴，以从事无谓之虚礼……故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礼与仁]夫礼依仁而着，仁则自然有礼，不待别为标识而刻绳之，亦犹伦常亲疏亦自然而有，不必严立等威而苛持之也。礼与伦常皆原于仁，而其究可以至于大不仁，则泥于体魄之为害大矣哉！
然复生虽深病礼与纲常名教，而并不以此为孔教病，其言曰：
[孔教与君统]以公羊传三世之说衡之，孔最为不幸。孔之时，君主之法度既已甚密而孔繁，所谓伦常礼义一切束缚箝制之名，既已浸渍于人心，而猝不可与革。既已为据乱之世，孔无如之何也。其于微言大义，仅得托诸隐晦之辞，而宛曲虚渺以着其旨。其见于雅言，仍不能不牵率于君主之旧制，亦止拨乱之世之法而已。……后之学者，不善求其指归，则辨上下，陈高卑，懔天泽，定名位，只见其为独夫民贼之资焉矣。
又曰：
孔虽当据乱之世，而黜古学，改今制，托词寄义于升平、太平，未尝不三致意焉。……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意。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上莫或免焉。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荀乃乘间冒孔之名，败孔之道……喜言礼乐、政刑之属，惟恐箝制束缚之具之不繁也。一传而为李斯，其为祸亦暴着于世矣……故尝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相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执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
又曰：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唱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勤矣。岂谓为荀学者，乃尽忘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荀学者必以「伦常」二字诬为孔教之精诣，不悟其为据乱世之法也。……彼为荀学而授君主以权，愚黔首以死，虽万被戮，岂能赎其卖孔之罪哉？
故曰：
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复之者尚无其人，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
又曰：
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乃若区玉检于陈编，拾大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焉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黄出于陆王，陆王将缵庄之彷佛；王出于周张，周张亦缀孟之坠遗，辄有一二闻于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与黄、王齐称，而名实相反，得失背驰者，则为顾炎武。顾出于程朱，则荀学之云礽也，君统而已，岂足道哉！
凡复生之所以判孔教者若此，而复生又深不喜夫老。曰：
[柔静俭]李耳之术之乱中国也，柔、静其易知矣。若夫力足以杀尽地球含生之类，胥天地鬼神之沦陷于不仁，而卒无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则曰俭……俭之与奢，吾不知果何所据而得其比较，差其等第，以定厥名……本无所谓奢俭，而妄生分别以为之名，又为之教，曰：黜奢崇俭……推此，虽矐离朱之目，攦工倕之指，犹患不给。凡开物成务，利用前民，励材奖能，通商惠工，一切制度文为、经营区划，皆当废绝……而奸猾桀黠之资，凭借高位……阴行豪强兼并之术，以之欺世盗名焉。此乡愿之所以贼德，而允为食人之尤矣！
故曰：
言静者，惰归之暮气，鬼道也；言俭者，龌龊之昏心，禽道也。
复生既力斥柔、静、俭，而又痛病于[机心]焉。曰：
吾观中国，知大劫行至矣，不然，何人心之多机械也？西人以在外之机械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内之机械制造劫运。今之人莫不尚机心，其根皆由于疑忌。乍见一人，其目灼灼然，其口缄默，其舌矫矫欲鼓，其体能卑屈，而其股肱将欲翱翔而攫搏，伺人之瑕隙而蹈焉。吁，可畏也！谈人之恶则大乐，闻人之善则厌而怒，以谩骂为高节，为奇士，其始渐失其好恶，终则胥天下而无是非……党之中又有党，党之中又自相攻，一人而前后歧出，一时而毁誉矛盾。如釜中虾蟹，嚣然以哄，火益烈，水益热，而哄益甚。故知大劫不远矣！且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诸西人，则见其委靡、猥鄙、粗俗、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或曰：「中国人愁困劳苦，喧隘不洁，易生暗疾，固也。」然使既以遭遇攻其外，不更以疑忌巧诈自蠹其中，彼外来之祸患犹可祛也，岂非机心之益其疾耶？无术以教之，亦惟以心解之，缘劫运既由心造，自可以心解。
呜呼！何其言之慨切而沉痛耶！复生所谓以心力解劫运者，仁即心力也。心力之表见曰通，其所以害夫通者则曰礼、曰名。盖通必基于平等，而礼与名皆所以害其平等之物也。礼与名之尤大者则曰三网五常，曰君臣、父子、夫妇：而君臣一网尤握其机枢。心力之不得其通而失于长养遂达，则变而为柔、静、俭，郁而为机心，积而为病体，久而成劫运，其祸皆起于不仁。求反于仁而强其心力，其首务在于冲决纲罗，而君统之伪学尤所先。而不幸为之君者，犹非吾中国之人，徒以淫杀惨夺而得为之。斯所以变法必待乎革命，必俟乎君统破而后伪学衰，伪学衰而后网常之教不立，纲常之教不立而后人得平等以自竭其心力而复乎仁，然后乃可以争存于天下而挽夫劫运。此复生仁学要旨也。嗟乎！卓矣！虽语有过激，而忧深思远，上媲梨洲明夷待访录，无媿色矣。不幸而复生不能自抱其孤怀，遂以至京师，以变法改制之说，献于向者彼所谓斯人受祸最烈之君，卒不旬日而斩其头以殉焉。虽然，亦幸而后有此，而后三百年之清社终屋，二千年之君位终绝，我民乃稍稍其有纡。不然，使彼满后，与子同心，向意变法，或者圣清、圣天子之歌颂拜舞，犹将在吾侪之耳目也。
今试进而一究仁学思想之来历，则仁学者，实无异于大同书也。[仁学与大同书思想之一原]大同即仁之境界，冲决网罗，即大同书之破除九界。去国界、去级界，则无君臣矣；去形界，则无夫妇矣；去家界，则无父子、兄弟矣。九界尽去，尚无人、禽之别，何论三纲五常？故非冲决网罗，即无以企大同。长素之书玄言之，而复生之书笃言之，其实一也。梁氏为复生作传，谓其「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三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文、算术、格致、政治、历史，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与余梁氏自谓初见，极推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又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易、春秋之义则大服。又与金陵居士杨文会游，所得日益精深。」此据戊戌政变记。仁学首页谭传词略异，谓「初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尊佛，不尊孔子。既而深窥易、春秋之奥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干元统天之精意，继又探华严性诲之理」云云。然则复生亦融儒、释、耶三教，通中外古今，为闻见杂博之学。仁学自叙谓：「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此即其思想来历之最好自道也。其曾读长素大同书否不可知，其曾知长素大同书理想无疑也。今仁学中屡有明引公羊三世大同太平之说者，即其证。
朱鼎甫无邪堂答间卷二谓：「西俗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一以朋友之道行之。凡所谓父子主恩，君臣主敬，长幼有序，夫妇有别者，彼皆未之前闻。而复以利为重，利尽则交绝，父子、夫妇，邈若途人，更何有于朋友？」此说可代表当时一辈笃旧者对西洋伦理之看法。[西洋伦理与谭氏思想]复生则代表维新派之见解，故谓五伦惟朋友为无弊。盖复生论三纲五常，其背后实有一西洋伦理为之张本，故五伦独重朋友，而以平等自由为说，意至显也。
然复生固未能自践其冲决网罗之见也。复生极不喜死节，谓：
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夫曰共举之，犹得曰吾死吾所共举，非死君也。独何以解于后世之君，皆以兵强马大，力征经营而夺取之……况又有满、汉种族之见，奴役天下者乎？
由是论之，复生决不甘为满廷死节明矣。[谭氏戊戌之死难]然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传，谓：「复生被逮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流血者，请自嗣同始。』卒不去。」复生岂不知变法大业，无望于清廷，而必有待于陈涉、杨玄感，及是脱身，犹得为陈、杨也？岂君臣知遇之感，亦终不能自解，故临时慷慨而出此耶？梁氏又记当日复生之语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康先生生死未可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共勉之。」则复生果以旬月知遇，遽忘其二千载君主之惨毒，三百年满廷之酷烈，竟自没齿效忠，称圣天子如常俗矣。复生自七月辛未由江苏候补知府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至八月甲午见杀，前后凡二十四日。然则复生之死，以仁学所谓冲决网罗，毁灭君臣、父子之伦常言之，不将为无意义之徒死乎？又按：张氏南海康先生传云：「先师弟广仁，屡劝先师出都，曰：『伯兄平生言教，以救地球。区区一家之祚，牺牲无益。』」又事后清廷谕旨有云：「据两广总督谭锺麟奏：『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来往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查阅原信，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甚至推谭嗣同为伯里玺之选，谓本朝为不足辅，各函均不用光绪年号，但以『孔子后几千几百几十年』大书特书」云云。是康党在当时，即对光绪亦未尝有十分忠良之意，保皇旗帜，特以后事势推迁所演成。复生之死，[固非有意为殉节，实其心力自然至高之呈露，而遂若与其极端之冲决网罗论，为心迹之两达也。]」
然复生身后，所谓冲决网罗之思潮，则演进无已。辛亥革命，君臣一伦终于毁灭，平等、自由之声浪日呼日高。凡仁学与大同书之所蕲向，方一一演出，而其时乃有大声疾呼为反抗之激论者，其人繄何？曰康长素是。其书繄何？曰康长素之不忍杂志是。
康氏思想之两极端
光绪十四年戊子，长素以布衣伏阙上书，极论变法图强，一时目为病狂，不顾也。乙未，复至京师，适和议甫成，即上万言书，力言变法不可缓，得宸眷，是为清廷有意议变法之始。及丁酉，胶州事起，长素又赴京陈请变法，得召见，而清帝变法之意遂定。长素遂以统筹全局之议进，其言曰：
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然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无其本原，失其辅佐，牵连并败，必至无功。……今天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变一事者，微特偏端不举，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
长素之意则在于筹全局而全变。其言曰：
[必变速变全变]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上皇帝书，据梁氏引。又按：胡适论学近着第一集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述王氏与康有为戊戌年一番谈话：王谓：「今日惟有尽力多设学校，逐求扩充，俟风气渐变，再行一切新政。」康谓：「列强瓜分，即在目前，此路如何来得及？」今按：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谓：「三月之间所行新政，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记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则当时变政运动之激进可知。长素以一无权无位之人，欲藉军机四章京之力，一旦尽变百年之成法，宜其难矣。近人王蘧常严几道年谱载：光绪三十一年严氏在伦敦遇孙中山，谈次，严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针，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孙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长素主速变，颇近中山；惟不务革命而谋之清廷，则虽欲速变、全变，又如之何其可速且全也！
则长素主张变法之极端激昂，居可见矣。乃自戊戌出亡，辛亥归国，而其思想乃以极端守旧闻。民国二年癸亥，长素创为不忍杂志，着论大率笃旧之谭也。着中国还魂论，曰：
[不变与渐变]「利不十，不变法」，此我先民阅历极深，经验极审，而后为此言。凡行变有渐，蜕化无迹，而后美成。
又曰：
多行欧美一新法，则增中国一大害。此其明效大验，虽有苏、张之舌，不能为之辩护。夫立国各有本末，不能以欧洲之良法举而行之于我，遂为良法也。苟非习于其俗，虽有嘉肴，不能适口；虽有美寝，不能安卧；虽有美服，不能适体。／中国为数千年之老大国……变而宜民，至难也。审其积弊……不得已而议变之。苟非然者，可勿变以增扰。
此与往者「必变、速变、全变」之说，先后判若两人。甚至夙所主张力变之科举，亦为之作平反。曰：
废科举而用学校，其愚闭乔僿，殆甚于八股之时。八股之士，尚日诵先圣之经，得以淑身善俗；学校之士，则并圣经不读。于是中国数千年之教化扫地，而士不悦学，惟知贪利纵欲，无所顾忌，若禽兽然。
又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谓：
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羣俗，久而结固，习而相忘，谓之国魂。国无大小久暂，苟舍此乎，国不能立。……人有病足者，削足而代以木，虽巧工必不良于行，况[剖心腹肾肠，而欲代以丹青药布]，其有不死？中国近岁以来，举国狉狉，抢攘发狂，举中国之政治、教化、风俗，不问其是非得失，皆革而去之；凡欧美之政治、风化、礼俗，不问其是非得失，皆服而从之。……覩欧美之富强，而不知其所由，袭其毛皮，武其步趋，以为吾亦欧美矣。岂知其本原不类，精神皆非，凡欧美之长，皆我所不得焉；而于吾国数千年之政治、教化、风俗之美，竭吾圣哲无量之心肝精英而皆丧弃之，所谓学步于邯郸者，未得其国能，先失其故步也。
则长素亦主有国界矣。又曰：
[政俗与道德]今所模欧师美者，皆其法制，而无有道德也。夫有法制而无道德以为之本，则法律皆伪，政治皆敝，无一可行也。人无忠信之心，徒增其才智，授之以银行、铁路，则彼偷盗之；令之将兵，则彼中饱而遁逃之；令之牧民，则必暴民而取其脂膏焉。若为拔用无方，则钻营奔竞之夫，驵侩强盗之魁，皆猎大位矣。立辩护士以救冤狱，则辩护士反复是非，诈取民财。今为日至短，已彰彰于视听矣。夫欧美之政俗，自有其道德维持之，今但模仿其政俗之末，而失其道德之本，此其政俗所以在欧美为成功之效，而在我为败坏之由。同方异效，良有由然。／夫政治非空言理想所能为也。政治、法律皆施于人民，必与人民之性情、习俗相洽相宜……非可执欧美之成文，举而措之中国，而即见效也。岂徒不效，其性情、风俗不相宜者，且见害焉……夫骤食异国之食，于胃必不谐；易寝他人之床，于睡必不美；则其斤斤于变法，施之中国，必不安矣。……今吾国一知半解之士，于欧美之立国根本茫然也，乃大声疾呼，曰一切法欧美；又操觚执简而为宪法、律令，曰法欧美。抄某国之条文，则曰足为自由之保障矣；学某国之政俗，则曰足致国民之治安矣。若是则数留学生稍抄写各国宪法、法令、章程，而中国已治、已安、已富、已强，无如[皆为纸上之空文，而非政治之实事也]。……蔽于异族之虚文，而束制全国之心思，曰：「是欧美之良法也，吾国不能不学也」，而中国可亡矣！／文艺，至末业也，然骤舍己之长而学人，犹不能至，且见恶焉，何况国家之大乎？何况能立数千年之国，能治万里之土，能育四万万之民乎？民生其间，习与俱化，能易其面目，不能易其心灵也；能易其礼容，不能易其性质也。拗木使圆，制器使曲，犹须之以时日，何况欲拗四万万之民乎？……然而欧美之美，不能得而受用，而中国数千年圣哲贤豪之美化，则已涤荡扫除而无所留……[两化俱无，则为暴戾恣睢纵欲横行而已]。
则长素亦主法制未能徒变，而当推本于民情风俗之与道德矣。又曰：
夫尊民意、民权者，不能直达而以代议名之，苟不能如瑞士之直议，何权之有？……故万数千人选一议员，[号称代议，说已大谬]。虽然，若英国三万人选一议员，三万人者，亦如吾粤一巨乡耳……其有才贤，乡人略皆知之……既自民之耳目心思所自举，亦可谓之民举也。德、法以十万人举一人，日本以十三万人举一人……彼宪政既久，选举既熟，或能知其人者，谓之民举焉，亦未尝不可。至于中国之大，人民之多，今之选举法，以八十万人选一人。夫八十万人之多数，地兼数县，或则数府，壤隔千里，少亦数百里，吾国道路不通，山川绝限，人民无识，交游未盛，选举不习，则八十万人之中，渺渺茫茫，既为大地选举例之所无，而曾谓八十万人者能知其人而举之，其人又能代达八十万人之意乎？……徒资数万之暴民而已！……我国地等全欧，人民倍之，国与民相去至远，民意、民权不可得。而信欧美人之谬说，大声疾呼曰民意、民权，我今质问四万万人：汝有何权？所选举者，谁为汝意？……今之国会……代金钱、代势力而议则有之矣，代民议则未之见也。今以师法欧美之盛意，乃徒为代金钱、势力而议，以此诩为五千年所未有，夸为共和之新政。欲为欧美之妙法，乃敢于扫弃数千年圣哲所遗贻之教化风俗、典章制度，而尽付此代金钱、势力者议之，举国仰之，亦举国攻之，开国会数月，一政不能议，其为是非得失，非吾所及知也。
是则并民权、民意之说而亦非之矣。又继而[言政党]，曰：
夫政党何为而有也？以宪法至公，许民之预闻政治也。而后集大众而成政党焉。英国之为政党三百年矣，然英人犹自以为未良，甚且以为毒物焉。今吾宪法未成，而政党先出，于政治之本，已反因为果矣……未有政党之前，凡国之才贤，皆可以任政，既有政党之后，则虽有魁硕，于政无与……而惟金钱、势力乃得。举少年夸奰之夫，乡里豪暴之士，语学问则为没字之碑，问阅历则为乳臭之子，但入为党人，即可上为执政，中为议员，下为庶僚。既非博学之儒，亦尠道德之士。以此而望其任国济民，必无是理。且政党之为俗，贿赂相争，奸诈相倾，势胁相劫，骂詈相攻，皆视为固然。贿赂成风而廉洁失，倾诈成风而正直失，蛮野成风而礼仪失，势胁成风而气节失，故政党之与圣教，几不相容。
此长素对于当时政制之见解也。其[论礼俗]，则曰：
今之礼仪，舍揖拜而握手免冠鞠躬矣。夫欧人握手，始于方战而言和，乃军容，非国容也。纽约一名医。曾语我执手不若中国对揖之为恭。又云：「凡遇大会，迎送者千数百人，一一握手，费时失事，又不若中国一环揖可了之。」美人方自欿而羡吾之礼，吾岂可舍而从之乎？日本人相见，皆用其国俗鞠躬之礼而不握手，吾何为独去其国俗而媚人乎？无耻甚矣！免冠者，却至见楚子免冑而趋风是也。欧人之王侯，自十八纪前千年间，皆擐铁甲胄，两目之间，数孔如豆，人不得见。乃至数龄之王子，亦甲胄蔽首，吾常怜彼小王子生遭乱世之不幸，若生中国，冠裾从容，岂有此乎？故欲相见，非免冑不可，其后无胄者相见之际，亦复免冠，此尤以军容入国容也。……夫日人变欧法不握手，突厥变欧服不免冠，日、突之变，皆有损益折衷。即印度之衣服行礼，亦不变焉。其全变欧礼免冠黑衣而握手无不师欧美人者，惟尼固乎？尼固，美洲之黑人而为奴者，凡尼固不得入旅馆，不与美人并坐而食。今之学者所主持[学欧美者，不过学尼固而已]……且欧人废一切之拜跪者，欲专其敬于天与教主耳，今吾国乃至不拜教主之孔子，而与教主鞠躬，则失欧人制礼之本矣……今日本人相见，长跪拜叩首无数，岂于日人所谓独立不羁、自由自立者有损也？推求其故，以为凡中国之礼必去之，凡欧美之礼必师之云尔。呜呼！尔何无耻！
至此则长素又十分眷恋于种姓之见矣。自是以往，殆无往而不流露其怀旧之思，亦无往而不流露其厌新之情。谓：
方今志士，感激于风俗之隳坏，亦多欲提倡道德以救之。然空言提倡，无能为也，必先发明中国教化之美，知孔教之宜于中国而光大之，欧美虽有美，不宜于中国，勿妄法也，而后庶乎其有救也。以上各节，均见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
于是长素又进而为共和平议，立言尤愤激。谓悬此论于国门，有能证据坚确破吾论文一篇者，酬以千圆。大意谓求共和而适得专制，号民国而无分毫民影也。而于当时官方士习尤痛诋，怀旧之情亦益深。谓：
[康氏对于中国文化堕落之描写]昔有科举之时……当其盛，则文学昌明。即其衰，而郡邑郊野，执经而哦，拥书而讽者相望。其长老绅士，居于其乡，教其后生子弟，调和其争讼，整理其地方。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人；中才以下，亦复有文采风流之美……平民望风，亦知所景从感化。……今科举既绝，人士自弱冠出学，非钻营权贵，凭借党人，不能入仕。若是皆聚于京或津、沪，而不能散居其乡……于是各省乡县，旷邈千里，寂然无士，四民只余三，无讲学，无谈道，无揅经，无读书，甚至无赋诗者，无写字者，更无藏书者。岂无故家遗俗旧士失？隐处则生计不足，日以鬻所藏书画古董为食。于是尽数千年之美术品，皆流于外，精华既竭，褰裳去之，再过六年，一切尽矣。按：此文成于民国六年也。后生无所覩闻，长老无所指示，黄茅白苇，沙漠弥望，举国人士，夷为野蛮。若夫游学之士，近已万数，然连岁译书，未见一二……盖甫离横舍，即登膴仕……车马煊赫，印绂照耀，旦夕翱翔，高飞刺天……谁肯诵译，篝青灯而摊黄卷者乎？……合中国人而弃学，尽以麻雀代之，其遗老所逍遥，人士所寄傲，舟中枕畔，茶余饭后，万籁皆寂，魂灵有所托，……则琐碎之掌故书、轻薄之诗文集、淫乱之小说，聊以迷醉其脑焉，而小说为彻上彻下之大宗矣。
又曰：
[民国初年政俗之一斑]日本维新老辈，皆由宋学、阳明学而来……吾国先弃孔子之教，惟权利是尚……民国开创之初，总统以诈欺谲诡得国，以金钱利禄诱人……奔竞无耻之徒，险诐无良之辈，皆得意高翔……徒属师之，荡成风俗。义理既尽，虽位至公卿，尚言为贫而仕。……或归自外国游学，率多排孔弃教。……或起卒伍拥军符，或由徒步取卿相，公行贿赂，纵肆嗜欲。新律既改，旧礼尽除……托于欧风，肆行无忌。于是中国千年之礼教，扫地尽矣。父丧不服……女奸狎纵……家庭构乱，母子仳离……或以礼义廉耻为宜弃……或以孝弟忠信为旧德……朝秦暮楚，咸以力而转移；入主出奴，视时势为去就……无三日之诺能践，无十夫之党能团，以变诈为良知，以反复为能事，以无良为大义，以无恒为圆通，以无耻为俗尚，以无是非为公论……信义既亡，礼教皆堕，遂致人无可恃之党，国无不二心之臣。太行险巇，不足喻倾诈之人心；滟滪崎岖，不足拟此万恶之人道。其奸回贪乱，为从古所未有也！
长素于是乃反民主而昌言君主，欲戴衍圣公为中国以后万世一姓之王室，不久而随和张勋为复辟焉。于父子、夫妇之旧伦，亦拥护备至，斥短丧，讥自由婚制，凡谭氏仁学所欲冲决之网罗，长素一一为之张设而护卫；凡大同书所欲毁灭之界划，亦一一为之浚深沟、筑高垒焉。[不忍杂志与大同书之极端冲突]然民国以来一切情状，则诚有如其所描绘者。不忍诸论不难得，读者试搜而一披览焉，知长素亦非好为顽固。然若以大同书、仁学之所蕲向绳之，则民国之于晚清，要不可不谓向大同太平之境迈进，抑去所谓无国界、种界、形界、家界尚万里，去冲决名教网罗尚千里，不谓长素乃如此其屑屑然而惊，愤愤然而叹也。然长素复自言之，曰：
昔吾着三书，曰官制考，曰物质救国论，曰理财救国论。以为能举三者，中国既富既强矣，然后开国会焉，故一切自由、自治、平等之说，未敢发也。吾少着大同书，于世界将来之事，盖无不思及，而于一切革命共和社会之说，未敢妄出。岂不知他日之有然，而夏葛冬裘，非其时不宜用也。大同书第一章即曰「人有不忍之心」，杂志取名「不忍」，则长素固并不以大同书与不忍诸论为冲突。
梁氏之称之，则曰：
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清代学术概论
然此亦非禀性之奇诡。当长素时，师友交游，言考据如廖季平，言思想如谭复生，皆可谓横扫无前，目无古人。廖氏之考据，廖氏已自推翻之；谭氏之持论，谭氏亦自违抗之。长素之于考据如廖，于思想如谭，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凡其自为矛盾冲突抵消以迄于灭尽，则[三百年来学术，至是已告一结束，扫地赤立，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此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适成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非有所谓奇诡也。
康氏之孔教论
长素自维新一变而为顽固，又各趋其极端，而尚有一始终不变之说联系其间者，日尊孔。方其讲学长兴，固以光昌孔道自任矣；及创为不忍诸论，仍以尊孔为帜志。谓[孔教即国魂]也，曰：
夫所谓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孔子之教，自人伦、物理、国政、天道，本末精粗，无一而不举。中国学会报题辞
又曰：
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义、法度，皆以孔教为本。若不敬孔教而灭弃之，则人心无所附，风俗败坏，礼化缺裂，法守扫地，虽使国不亡，亦与墨西哥等。乱后罪言
何以谓[与墨西哥等]也？曰：
墨西哥国未亡，而古墨之文字图画，皆为班人所焚。今墨人所诵服，皆班人之先哲遗言也。是所谓永亡也。覆教育部书／墨西哥为班所灭，至古文字图画而灭之。今墨人面目，虽为墨之遗黎哉，而所述之圣哲豪杰，往训遗徽，皆班人之贤哲豪杰也，则是全灭也。故灭国不足计，若灭教，则举其国数千年之圣哲豪杰、遗训往行尽灭之，所祖述者，皆谓他人父也。是与灭种同其惨祸焉！今之人不自爱国，乃并数千年之文明教化，与其无量数圣哲之心肝，豪杰之骨血，而先灭之。彼以孔教为可弃，岂知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孔教会序
又曰：
吾之所亟采于欧美者，物质最要。宫室、图书、音乐、戏曲四者，皆不如欧人。医术，吾本有之，虽有增补，非吾所急。此外则教化、文章、衣服、饮食，皆我之国粹，我所独长，保之守之，廓之充之，方且为万国法，而安有舍弃之乎？今无论土地已灭否，人民已奴否，若吾五千年之文明礼教，无量数圣哲之心肝精英，则确然已灭矣，已奴矣。今孔子已见废矣，他日文字又废，已而书史又废，则不及百年，吾四万万人，服欧衣，食欧食，行欧礼，学欧学，然而为欧美之奴，不与彼平等并坐并食也。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
此长素尊孔一义始终不变之证也。孔何以尊？日[读经]。光绪二十年长素为桂学答问时已言之，曰：
天下之所宗师者，孔子也。义理、制度皆出于孔子，故学者学孔子而已。孔子去今三千
年，其学何在？曰：在六经……故凡为孔子之学者，皆当学经学也。
及民国二年为参政院提议立国精神议书后又言之，曰：
中国舍尊孔子而何尊也？今欲导扬立国之精神，舍尊孔子何从也？若尊孔而不读经，则……虽欲尊之而无从。欧美学校不读经，一以基督之经多言神道，少言治道，与孔子之经浃洽于人道者不同；一则教会之学校甚多，必读其经，而基督七日之祈祷，人人必得听讲经读经。吾国学校不读经，即全废孔教，即全废孔子。全废孔子，即全亡中国之人心风俗，即全亡中国之土地种族。
此长素尊孔当读经之说，亦始终未变也。然一究长素读经之见解，则又有甚可异者。方其讲学长兴，谓孔子言论至多，以论语为可尊，然于论语已不甚尊信，谓：
孔子之道大，弟子惟颜子得之，子贡知之，余皆因其质之所近，各得其一体。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何邵公公羊传解诂序以春秋传商，孝经传参。孝经纬孝经，义理也：春秋，经世也；二书皆曾子、子夏得之。又最老寿，弟子最众，诸贤皆不及也。按：是时历数孔子弟子，不及子游，知长素尚未尊礼运。二家弟子集为论语。论语谶，郑康成论语序，程子说。故论语者，曾子、子夏之学。叶水心谓曾子……未为知道……盖坚毅自守之士，其于孔子思易天下、吾为东周……之说，概乎无所得。子夏洒扫进退之教，丧明之哭，盖当孔子没后，境诣尚狭小如此。故孟子谓曾子与子夏皆守约之人，诚笃论也。……夫言孔子之道，至可信者莫若论语，然实出二子门人之手，其传闻附会，误当不少……[康氏对于孔教经典之评骘]今言孔子义理之学，悉推本六经，而易为孔子自着之书，尤以为宗。论语为后世语录之类，不尽可据。按：语录不尽可据，而必以自着之书为宗，此亦一说。然长素尊公羊口说，口说与语录岂非一事？谓口说可信，语录不可信，尚成何理论耶？长素思想全如此。
此谓[论语未尽可据]也。又曰：
[春秋与易]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着于公、谷；凡两汉四百年政事、学术皆法焉……然古今递嬗，事变日新，故春秋立三统之法以贻后王。汉儒笃守春秋……然三统之义，亦罕有心知其意。惟易明穷、变、通、久之理，求孔子经世之学，亦以易为归焉。
是又以汉儒言春秋为未足凭也。夫既谓孔学只有汉、宋，又谓汉学在春秋，宋学在论语，今论语既不得孔门大义，汉儒又未会春秋精微，是汉、宋皆不足循，说春秋、论语者皆未全是矣。故长素当时论孔学最尊易。何以独有取于易？以其为孔子之自着，而发明穷、变、通、久之理也。然长素于易，实未见有所深得。不久而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则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不独易为孔子之自着，于是全变其说，而一以春秋为主。其说见于桂学答问，谓：
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若学孔子而不学春秋，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
又曰：
学春秋者在其义，不在其事与文，则公、谷是而左氏非也。
春秋微言大义，多在公羊而不在谷梁。
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春秋所以宜独尊者，为孔子改制之迹在也。公羊、繁露所以宜专信者，为孔子改制之说在也。能通春秋之制，则六经之说，莫不同条共贯，而孔子之大道可明矣。
至是而[尊孔惟在尊公羊]，尊公羊惟在尊改制，其言至明白矣。按：是时尚不及礼运又可知。迄其奔亡海外，其评骘上下诸经，又复一变。光绪二十七年壬寅，长素居槟榔屿，既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又成[中庸注]。其序曰：
郑康成曰：「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孔子之道大矣，……惟圣孙子思，亲传文道，具知圣统，其云「昭明圣祖之德」，犹述作孔子之行状云尔。子思既趋庭捧手，兼传有子、子游之统，按：子思传子游之统有辨详后。备知盛德至道之全体……尚恐法久生弊，又预为三重之道，因时举措，通变宜民。按：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长素注：「重，复也。三重者，三世之统也。孔子之法，务在因时。当草昧乱世，教化未至，而行太平之制，必生大害；当升平世而仍守据乱，亦生大害也。譬之今当升平之时，应发自主、自立之义，公议、立宪之事，若不改法，则大乱生。人情蔽所习，安于一统一世之制，见他制即惊议之，此所以多过也。若知孔子三重之义，庶几不至悲忧眩视乎！」按：宋儒尊中庸，尚不失中庸原义，长素以「三重」附会「三统」，曲解至此，并非尊中庸，直强援中庸尊己说，三百年来重视训诂遗风，不谓成此结果也。……天下欲求大道之归，至教之统者，亦可识所从事矣。去圣久远，伪谬滋炽，如刘歆之派，既务攻今学而乱改制之经，按：长素谓康成亦歆学，何为又表章中庸耶？……宋、明以来，又皆仅知存诚明善之一旨，而遂割弃孔子大统之地，僻陋偏安于一隅。……圣道不明，为害滋大。
是岁冬，又成[孟子微]。序之曰：
颜子早殁，而孔子微言大义不能尽传，荀子传礼，孟子传诗、书及春秋。礼者，防检于外，行于当时，故仅有小康据乱世之制，按：孔门仁、礼，内外交尽，未可以大同、小康说之。老、庄及魏、晋皆深斥礼，未尝破仁也。复生仁学、长素大同书，皆崇仁黜礼，必打破一切界限等次而后有以全我之仁，非孔门之仁矣。长素不尊信论语，宜乎于孔门仁、礼交尽之旨不能憭也。而大同以时未可，盖难言之。按：若大同以时未可而难言之，则荀未必非，孟未必是矣。且孟在先而荀在俊，荀子尚知以时未可而难言之，何以孟子独守此种不合时宜、不可推行之学说为？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该人事，故兼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按：长素谓论语出曾子，非孔门正统。然孟子屡言曾子而少及子游乃事实，今谓孟子得子游之传，其证何在？两汉以来五经诸儒，凡言春秋公羊，有谓孔子传子夏者矣，不闻公羊传于子游也。长兴学记亦尚谓子夏传春秋，今徒以比傅于礼运之故，而谓春秋传子游、子思，奈无征不信何！……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夫本末精粗，平世、拨乱，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若其行之，准其时宜……诚当乱世，而以大同平世之道行之，亦徒致乱而已。按：诚如此说，大同书、仁学，皆徒为致乱之书也。……宋时心学大盛，于是独尊孟子。按：长素又谓二千年来皆荀学、歆学，何以宋时又独尊孟子？必二千年学人尽诈欺不信，否则尽盲瞽不智而后可。……夫孟子不传易，寡言天道之精微，于孔子天地之全，尚未几焉。按：长素既谓论语不足尽据，又谓孟子未几孔子之全，而长素于易义，亦未见有所发明，大抵只是下文「群龙无首」及「变化通久」等诸义而已。然则孔子之道，岂果仅有此「穷变通久」之虚说，专为长素提唱改制之张本者耶？虽然，孟子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虽荀子非难之，亦齐之于圣孙子思，以为传仲尼、子游之道。按：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游氏之贱儒」，与子张、子夏同讥，又屡称「仲尼、子弓」，独子思、孟子一节有「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句，郭嵩焘谓「子游」乃「子弓」之误，盖是也。此据误文饰说。且荀既传小康据乱，何知大同太平之传统？荀斥思、孟，明指「五行」，不指「大同」，岂五行亦即大同耶？今考之中庸而义合，本之礼运而道同，证之春秋公、谷而说符，然则孟子乎，真传子游、子思之道者也……孟子之义，由子游、子思而传自孔子，非孟子所创也。民贵君轻，乃孔子升平之说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羣龙无首，以为天下至治，并君而无之，岂止轻哉？按：长素所谓易义深妙者，原来如此。然不忍杂志诸论，力主立君，是康亦荀学、歆学矣。复辟失败，又翻印新学伪经考，是长素一面力主小康拨乱之治，一面又深排小康拨乱之学也。以君之矛，陷君之盾，而长素不自知其矛盾，真怪事，亦趣事也！……虽然，天不可知，欲知天者，莫若假器于浑仪；孔子不可知，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
此与长兴学记、桂学答问时全不同，盖其前不知有子游礼运，今始知之，故其上下进退诸经传者又变也。明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长素居印度大吉岭，春三月成[论语注]。其序曰：
论语辑自曾门。按：长兴学记谓论语辑自曾子、子夏之门人，此独云曾子，不及子夏者，方为学记时，尚以春秋、论语并重，又因子夏传春秋，故论语亦据旧说称引及子夏；至是以春秋公羊推附礼运，不谓子夏传春秋，因遂并其论语之一席而夺之。曾子之学，专主守约。观其临没郑重言君子之道，而仍仅在颜色容貌辞气之粗；乃启手足之时，亦不过战兢于守身免毁之戒。所辑曾子之言凡十八章，皆约身笃谨之言，与戴记曾子十篇相符合。宋叶水心以曾子未尝闻孔子之大道，殆非过也。曾子学术如此，则其门弟子之宗旨意识可推……其为一家之学说，非孔门之全，亦可识矣。夫以孔子之道之大……曾门弟子宗旨学识狭隘如彼，而乃操采择辑纂之权，其必谬陋粗略，不得精尽，不待言矣。假颜子、子贡、子木、子张、子思辑之，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又假仲弓、子游、子夏辑之，吾知其微言大义亦不止此。长兴学记亦据孟子谓子夏守约，论语为子夏与曾子门人所成，此处殆已忘首说矣。但传守约之绪言，少掩圣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夫论语之学实曾学也，不足以尽孔子之学也。宋贤推求遗经，大义微言无所得，仅获论语……遂以为孔学之全。翼以大学、中庸、孟子，号为四子书，拔在六经之上，盖千年来皆奉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而曾氏守约之儒学，于是极盛。按：如此说，则不当云二千年皆荀学、歆学，而又复为曾学矣。
七月，又为[大学注]。序曰：
大学……诚孔门之宝书，学者之阶准也……篇中仅一指曾子，亦无曾子所作之据，按：大学纵非曾子作，然大学果言大同，何以不引独传大同之子游，而顾称引小康守约之曾子？孔子之微言大义实传焉。朱子特选中庸与此篇，诚为精要。惟朱子未明孔子三世之义，盖孔子太平之道，闇而未明，郁而不发，二千年矣。按：宋儒以语、孟、学、庸为四书，遂以孔、曾、思、孟为道统。叶水心不认朱子道统见解，故于曾、思、孟皆有排击。今长素两取晦翁、水心之说，四书取其三，退论语而进礼运，孔、曾、思、孟之传统，变而为孔、言、思、孟。李光弼入郭子仪军，旌旗一新，论学考古，恐不易如此！况学、庸本在戴记，即西汉公羊盛时，亦未奉为圣门宝典，宋儒提倡，始见尊崇。今长素仍只守此几篇文字，而谓孔学郁闇二千年，至己始发，亦何以服异而起信？方今大地棣通，据乱之义，尤非所以推行也。按：长素所取于大学者，不过有「平天下」一节尚在「治国」之上，可以比傅其大同太平耳。然不忍诸论即全与此背，然则将令人曰读大同宝典而安守小康据乱之陋局欤？
至是而语、孟、学、庸各有新注，然其所大书特题者，则不在四书，而在礼运。又为[礼运注]而序之，曰：
予小子六岁受经，十二岁而尽读周世孔氏之遗文，二十七岁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说，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且劬。始循宋人之途辙，炯炯乎自以为得之，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纷纷乎自以为践之，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乱也。乃离经之繁而求之史……东汉为美矣，以为未足尽孔子之道也。按：此略当长兴讲学时境界。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凡齐、鲁、韩之诗，欧阳、大、小夏侯之书，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礼，公羊、谷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曰：「孔子之道大，虽不可尽见，而庶几窥其藩矣。」按：此略当桂林风洞着答问时境界。惜其弥深太漫，不得数言而赅大道之要也，乃尽舍传说而求之经文。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利，在是矣。是书也，孔子之微言真传，万国之无上宝典，而天下羣生之起死神方哉！」按：此略当槟榔屿、大吉岭成四书新注时境界。
其推尊礼运者如此。[何以独尊礼运？则为其言大同]。长素又言之，曰：
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羣经诸传所发明，皆三代之道，亦不离乎小康。按：宋儒自荆公、明道以至考亭，皆鄙薄汉、唐为小康，而盛尊三代，于是有王霸之辨。今长素则并薄三代而言大同，亦扬高凿深之一例矣。……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羣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礼运注序
今试进而一究长素提倡礼运之年月，则其事又有可异者。[礼运注之倒填年月]据礼运注序，其文成于光绪十年甲申冬至，时长素年二十七。又据长素自编年谱，此据赵氏谱引是岁秋、冬始演大同义，翌年着人类公理，后乃扩充为大同书。窃疑长素大同书思想，其来甚早，有梁氏语为证，无可疑矣。至长素以礼运为孔门教典，其事似不应在早年。诚如礼运注序云云，长兴学记已无是处。学记以董仲舒、刘向、朱子并尊，以春秋公羊传、论语并提；而礼运注序乃以荀卿、刘歆、朱子之说为小康，明以董仲舒言公羊三世义为大同，故贬辞不及。学记与礼运注序见解绝不同，岂有积年艰劬，得此绝大发明，而越后六、七年，正式开始讲学，以复兴孔道自任，转于孔门最大宝典、最上妙义独秘不宣之理！若谓其时尚不合宣扬大同，则礼运注序何以云「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乎？今再退一步，谓此是长素二十七岁时思想，越后六、七年，讲学万木草堂，始悟尚非宣扬大同教义之时；则学记所重应在小康义，应先讲荀卿、刘歆、朱子一套，不应故作鹘突，以董仲舒、刘向、朱子并提，且亦不应着新学伪经考，力诋小康学说之大本营一切刘歆古文经也。今于小康既力诋，大同又不能宣述，而孔门教义，依长素说惟分小康、大同，试问此外尚讲何事？今与其信礼运注之年月，不如信长兴学记之年月。两书相较，礼运注定在后，且应在新学伪经考后，更应在桂学答问后。殆长素欲自掩其伪经考剽窃之迹，故为此序倒填年月以欺人耳。长素尝谓刘歆伪造经典，本属无据，不谓长素乃躬自蹈之。然此等伪迹，破绽昭然，明眼人自能见也。然则礼运注应在何时？曰：会长素前后诸书观之，必与其为四书新注相先后，决不在伪经考、改制考以前，殆戊戌逃亡海外，行踪稍定，在辛丑、壬寅间，而大同书亦于是时成书也。窃观序文谓「子弟成人，尚必服以襁褓；寒邪尽去，尚必补以参苓；泥守旧方而不知变，非徒不适于时用，其害且足以死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云云，小康隐指专制政体等而言，大同隐指立宪政体等而言。是长素其时尚主追步西化，而不过以复昌孔教为之门面，故为此大同小康、三世之说相附会。大抵言公羊改制在前，言礼运大同在后。言公羊改制，终不脱廖季平牢笼；言礼运大同，乃始见为自辟之天地，宜乎长素之必篝火狐鸣为神怪也。实则季平亦言礼运大同，康、廖仍在同一圈套中；正如长素力唱大同而仍为四子书作新注，则仍不免与宋儒同一圈套，抑且不免与荀卿、刘歆仍落同一圈套中也。
又按：大同书初名人类公理，始着于光绪十一年乙酉。时长素年二十八。及光绪十三年丁亥，仍编人类公理，复推孔子据乱、升平、太平之理以论地球，是长素至是始用公羊三世义，而尚未援用大同、小康之别，故书名亦不为「大同」。辛卯成新学伪经考，丙申成孔子改制考，此数年皆讲今古文分别，亦未言大同、小康。[康氏大同思想之来历]长素大同书成题词云：「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法兵震羊城，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感国难，哀民生，着大同书。」梁氏按按云：「彼时尚未成书也。至辛丑、壬寅之间，先生避地印度时，始着成之。」其言较师为信矣。今按：长兴学记祇言论语及仁，又言春秋与改制，独不言礼运及大同。朱鼎甫与长素往复四书，亦不及礼运大同一语。桂学答问专主公羊言改制，以白虎通与春秋繁露为孔门真传秘本，赖此以见孔学，并不及礼运。梁氏本长素意为读书分月课程，经学首春秋，先读刘申受公羊释例，次读公羊传及何君注，次春秋繁露，次礼记王制，次谷梁传。至读礼记法，先王制，次礼器、郊特牲，次儒行，次檀弓，次礼运、中庸，次以原序读诸篇。是当时康门学术，尚是廖季平范围，并不特提礼运为孔学最上宝典也。桂学答问在甲午，时长素尚不言大同礼运。长素到处结会，如强学会、圣学会之类，亦无大同学会。知长素甚深妙义，其时尚未到手。谭复生仁学，言大同、小康，亦偶及之，并不郑重而道也。仁学成于光绪丙申。然则康门稍稍言及大同，应在乙未时乎？
又按：长素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自序，成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六月，时长素在槟榔屿。文中有云：「天未丧斯文，牖予小明，得悟笔削微言大义于二千载之下。既着伪经考别其真赝，又着改制考发明圣作，因推公、谷、董仲之口说，知微言大义之所在，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知笔削改本之所托。先圣太平之大道，隐而复明，闇而复彰，撰始于广州之草堂，纂成于桂林之风洞。」全文只言春秋，不及礼运，述始在广州草堂，不在七桧园澹如楼也。[康氏著书七桧园澹如楼之真假]若礼运大同早已发明在前，此乃孔学最上、最高、最后之极诣，春秋三世，乃其到达之层累而已，不应于此仍不溯及七桧澹如一番大彻大悟境界。然则长素礼运注至此尚未有，又一证矣。其春先为中庸注，冬又为孟子微，始尊及子游，谓其独传孔子之道，则已驾乎公羊、董、何之上矣。盖长素至是始另得一把柄，可以超出廖氏今古学之外也。然则梁氏谓康氏大同书着成在辛丑、壬寅之间避地印度时，其说信而有征。长素必自谓在甲申居七桧园澹如楼者，与其礼运注之倒填年月，同一篝火狐鸣，所谓[「国师公欲篡圣统而伪造经典」，正不啻其自供状也]。
今推长素大同礼运之说，则长素所谓「中国之国魂」，所谓「中国之人心、风俗、礼义、法度」，所谓「无量敷圣哲之心肝，豪杰之骨血」，其实皆小康也。凡癸丑以来不忍诸论，不过曰复君主之名位，保中国之疆土，存黄种之文明，亦不过欲力背大同趋小康耳。然则长素之尊孔子，虽先后未变，而所以尊孔子者已变，仍自见其为矛盾相冲突矣。不忍附页康南海先生所撰孔子新教礼运注广告，谓：「徧考遗经，大书特书发明大同之道者，惟礼运一篇。若此篇不存，孔道仅有小康，则君臣之义被攻，而孔教几倒。中国礼文，皆与孔为缘，随之同尽，则中国为墨西哥矣。」此文不知出何人笔，然殊可窥当时长素讲大同、尊礼运之一种背景也。长素以西洋有耶稣，而中国无之，遂尊孔子为教主；以西洋有美、法共和无君臣等级，而中国无之，遂以中国为小康而别创大同一境，以礼运为之证。此等思想自震惊西化而来，与以后不忍时期所深讥于一辈维新分子者，其实无大差异也。不忍十期参政院提议立国之精神议书后一文，谓：「孔子为道，有据乱，有升平，有太平。君臣为据乱之制，孔子尊尧、舜之共和，倡汤、武之革命，万法俱备，众方并陈，何尝有所偏倚？且孔子言君臣，如主伯亚旅云耳。秦、汉人相称皆曰君臣，汉人于郡将无不待以君礼，以臣道事之，此犹店肆有股东、伙计。古者君见卿降阶，有舆为下，拜必答拜，酒则亲献；后世专制太甚，与孔子无关。」则依然骑墙之见，谓尊君不足为孔病而已。彼所以[自掩其矛盾冲突之点者，则谓孔子本有三世之义]。方其主「必变、速变、全变」，则曰今者中国已小康矣，当以大同之道进；及其主复君主，保国粹，则曰中国今方据乱世，何得遽企大同？此彼所以自处于矛盾之两极，而仍以尊孔一念为之贯也。
三世之义，本之春秋，长素曰：
春秋之作，何为也？郑玄谓「大经春秋」，大经，犹大宪章也。纬称「孔子制法」，所谓宪法也。孔子，圣之时者也，知世运之变而与时推迁，以周世用，故为当时据乱世而作宪法。既备矣，更预制将来，为修正宪法之用，则通三统焉。孔子又为进化之道，而与时升进，以应时宜，故又备升平、太平之宪，以待将来大同之世修正宪法之时有所推行。各国之为宪法，限于一国及一时，春秋之为宪法，则及于天下与后世。刊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题词
[尊孔与尊西洋]西洋有教主，长素则以孔子为教主；西洋有宪法，长素乃以春秋为宪法。然长素既主国魂之论，谓立国各有本末，独谓春秋之为宪法，不限于一国一时，此则中国有国魂，而西洋可以无国魂，又推孔子太过，仍陷于矛盾冲突之例也。长素又谓：
春秋为文数万，其指数千，今所存大义微言，皆宪法原理之落落者。惜以口说不成文，而致郁而不发，闇而不明。同上／汉世廷臣引春秋之义，奉为宪法实行之，此皆成文宪法也，公、谷写传之，在孔门名为大义，皆治据乱世之宪法也。但孔子以匹夫制宪法，贬天子，刺诸侯，不能着之书，而口授弟子，师师相传，以待后世，故借口说以传。今董仲舒、何休之传口说，所谓不成文宪法也，在孔门谓之微言，则多为升平世、太平世之宪法焉。今举国言共和，人士皆口孔子升平、太平之义。然是义也，不着于羣经，惟着于春秋；其于春秋也，又不见于经传，惟见于董、何之口说。若不信公羊，不信董、何为传七十子后学师师相传之口说，则何依焉而妄传述乎？且夫升平、太平之义不着，则二千年皆据乱之说，宜近人之疑攻孔子也。然则孔子之道，何以通于新世，行于大地乎？若不信此篇，则孔子之道将坠于地。同上
长素不知国人言共和，乃从西洋来，非从孔子来。长素必欲推本于孔子，而经传无证，乃附会之于董、何之口说。然则长素之意，不啻谓孔门诸经传以及中国自孔子出世以来二千年，皆据乱之世，皆非升平、太平之道，惟董、何之口说有升平、太平义，而今日之共和即是。然则仍不过如其为大同书之例，仍是震惊于西化而发。依长素之言，不啻若谓孔子之大义在中国，而微言则入西洋矣。明白言之，苟非礼运，则孔教嫌于为专制；苟非春秋，则孔教嫌于无共和。则孔子亦一时代之人物，其教义亦无以通古今中外而皆准。此则长素之言孔门经典，所以必取于礼运之与公羊家者，其意乃与廖季平之为见无大异也。
故康氏之尊孔，并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所震惊于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之所有，孔子亦有之而已。是长素尊孔特其貌，其里则亦如彼不忍诸论所讥之无耻媚外而已耳。长素何以必奉孔子为教主？以西人有教主故。此梁氏已言之，谓：
有为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
此长素貌为尊孔，实则尊西俗之证一也。故其为孔子改制考，梁氏云：
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
故彼谓中国二千年所行皆孔门之小康，而非大同，实则大同即西俗，小康则中国之固有而已。请更举数例证之：论语：「礼与其奢也宁俭。」长素谓：
[康氏之训释]文明既进，则乱世之奢，文明以为极俭。世愈文明，则尚奢愈甚。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非尚质退化者也。宋儒不通此义，令人道退化。今中国之文明不进，大损所关，岂细故哉！
盖长素心目中，奢为西俗，俭则中化。长素谓中国文明不如西欧，即俭不如奢之证。故论语明云「与其奢也宁俭」，而长素则倒为「与其俭也宁奢」，谓所以主宁俭者，罪在宋儒。近人所以盛推戴东原，以东原高提人欲，人欲与奢侈相通，亦谓由是可以企及西洋之文明也。近人见解，仍沿长素而来。其所唱非忠孝、非节义诸端，即谭氏仁学「冲决网罗」之教；所主「全盘西化」，则尚不过到达长素大同书境界应有之一级，<以其无国界、种界故。>而尚不足以企及大同书之最高层。<以其尚有人、禽之别等故。>则长素仍安踞最近思想界之峰巅也。
又「奢则不孙。俭则固」，长素云：
孔子尚文，非尚俭也。后儒误以孔子恶奢为恶文，中国文物，遂等野蛮，则误解经义之故也。此处又认孔子为恶奢矣。
此明明以中国为野蛮，言外则指西洋为文明也。惟长素不谓孔子之过，乃谓后人误解孔子之过，此与直捷归罪孔子者，略迹论心，无大殊也。故近人所主「打倒孔家店」者，与长素之尊孔，实同一见解，无大异也。康、谭论奢俭，全由震惊西化而来。今国人风尚日奢，然文明未见遂进，若康、谭见之，不知又将何说？
「子见南子」，长素以为乃大同之道，子路笃守小康，故不能明。盖彼心目中，亦以西俗男女社交为文明，中俗「男女授受不亲」为野蛮。今以子路为小康，孔子为大同，此又以尊西俗者为尊孔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长素曰：
孔子之言夷狄、中国，即今野蛮、文明之谓。野蛮团体太散，当立君主专制以聚之，据乱世所宜有也。文明世人权昌明，同受治于公法之下，但有公议民主，而无君主。乱世野蛮有君主之治法，不如平世文明无君主之治法。
长素之意，以有君主为中俗，为野蛮；以无君主指西洋美、法诸邦，为文明。孔子谓「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亡」，长素则变为「诸夏」中国有君，不如夷狄西洋美、法诸邦之亡」矣。此又以尊西俗者为尊孔之明证也。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长素云：
无为之治，君无责任，此明君主立宪及民主责任政府之法。今欧人行之，为孔子预言之大义也。
然则孔子预言大义在西洋，不在中国，中国二千年来皆小康此长素尊孔实为尊西洋又一明证。
尤可笑者，论语：「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长素注作：
天下有道，则政在大夫。
曰：
[康氏之校勘]今本有「不」字，衍，据旧本改定。政在大夫，盖君主立宪。有道，谓升平也。君主不负责任，故大夫任其政。
又「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长素注作：
天下有道，则庶人议。
曰：
今本有「不」字，衍，据旧本改定。大同，天下为公，则政由国民公议。盖太平制，有道之至也。若如今本「庶人不议」，则专制防民口之厉王为有道耶？与羣经义相反，固知为衍文之误也，或后人妄增。
长素博雅，不知其所据旧本为何种本？要之以欧洲西俗代表天下有道，则显然不容疑。此又其以尊西俗为尊孔之明证也。
又述而第七：「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长素云：
此窜改之伪古文也。虽非全行窜入，则孔子以不作、好古称老彭，而刘歆增改「窃」字，原文或是「莫比」二字。春秋纬曰：「天降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测无穷，故作拨乱之法，载之春秋。删书则民主，首尧、舜以明太平。删诗则君主，首文王以明升平。礼以明小康，乐以着大同。繋易则极阴阳变化，幽明死生，神魂之道。作春秋以明三统、三世，拨乱、升平、太平之法。故其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又曰：「天生德于予。」虽藉四代为损益，而受命改制，实为创作新王教主，何尝以述者自命，以老彭自比乎？刘歆欲篡孔子圣统，必先攻改制之说。按：王莽篡汉，正援公羊改制义耳。故先改国语为左氏传，以夺口说之公、榖，公、榖破而微言绝，大义乖。故自晋世，公、谷废于学官，二家有书无师，于是孔子改制之义遂湮，三世之义几绝。孔子神圣不着，而中国二千年不蒙升平、太平之运，皆刘歆为之。刘歆既乱羣经，以论语为世所尊信，因散窜一二条以附合其说，惑乱后学，兹罪之大，不可胜诛也。
此明以西洋民主为太平，中国君主为升平，即朱鼎甫所讥「用夷变夏」也。因其不可通于论语，而引纬书以疑之，乃蔽罪于刘韵之窜改。以如是之校勘，为如是之训释；以如是之考订，明如是之大义，清代汉学二百年，实所未有。谭复生仁学亦及论语此章，云：
孔子删书则自唐、虞，存诗则止乎三百，然犹早岁从周之制作也。晚而道不行，掩涕于获麟，默知非变法不可，于是发愤作春秋，悉废古学而改今制，复何尝有「好古」之云云也？口口口曰：「论语第七篇，当是『默而第七』。刘歆私改『默』为『述』，窜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十四字，以伸其古学，篇名遂号『述而』矣。其甘为莽、歆之奴隶也乎？则好古亦其宜也。」
此处所引，未知何人语，疑非康即梁。要之，当时言维新改制，凡以好古、不作诸说归罪刘歆，已成风气，亦所谓非汉、非宋，非义理、非考据，而别自成其为一时之学术者。不谓时过境迁，今学者言考据，治汉人经说，尚守其论不变，则所谓惑乱后学之罪，长素亦不幸终不得而辞也。
[康氏思想之到底矛盾]今为长素明白分析其思想，彼盖一领袖欲至高、自信力至强之人。彼先认定中国二千年历史为野蛮，而欧洲现况为文明，遂以中国二千年历史皆孔子之小康，皆刘歆之伪说，而孔子别有大同一义，则实与彼所见西俗暗合，此长素主「必变、速变、全变」时之说也。及为不忍诸论，则所以尊孔与所以评西俗者已大异乎是，而其必力反一世之祈向以惟我马首是瞻之概，则犹夫昔日。惟昔者一世为守旧，则长素鼓之向新；今已一世尚维新，长素又督之返旧；而一以孔子为标帜。惜乎「臣精消亡」，日力不足，今不忍所刊诸经典，遂与其所悬之教义，一为大同，一为小康，令人有邈若隔世、不相酬接之憾。此长素所以虽始终尊孔，而终不能掩其先后之相矛盾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附表
纪年 经历 生死
明神宗万历元年癸酉(1573)
二年甲戌(1574) 文震孟文起生 曹学佺能始生 锺惺伯敬生 黄姬水志淳卒(年六十六) 钱德洪绪山卒(年七十九)
三年乙亥(1575) 王元美撰定前后诗赋、文说、四部稿。 严衍永思生 鹿善继伯顺生 沈国模求如生 魏良弼水洲卒(年八十四)
四年丙子(1576) 王元美前后诗赋、文说、四部刻成，凡八十卷。 刘永澄静之生 赵贞吉大洲卒(年六十九)
五年丁丑(1577)九月，张居正以父丧起复。 吴锺峦霞舟生
六年戊寅(1578) 刘宗周念台生 吕潜愧轩卒(年六十二)
七年己卯(1579)正月，毁天下书院。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 姚希孟孟长生。
八年庚辰(1580) 顾叔时成进士。
九年辛巳(1581) 陈仁锡明卿生
十年壬午(1582) 钱谦益牧斋生 史孝咸子虚生 张居正太岳卒(年五十八) 张节介夫卒(年八十)
十一年癸未(1583) 杨彝子常生 王畿龙溪卒(年八十六)
十二年甲申(1584)诏以陈献章、胡居仁、王守仁从祀孔庙。 孙奇逢夏峯生 黄尊素真长生
十三年乙酉(1585) 黄道周石斋生 顾梦麟麟士生 胡直庐山卒(年六十九)
十四年丙戌(1586)
十五年丁亥(1587) 王襞东崖卒(年七十七)
十六年戊子(1588) 华允诚凤超生 王世懋敬美卒(年五十三)
十七年己丑(1589) 高景逸成进士。
十八年庚寅(1590) 王世贞元美卒(年六十五)
十九年辛卯(1591)
二十年壬辰(1592) 王时敏烟客生 孙承泽退谷生
二十一年癸巳(1593) 倪元璐鸿宝生 邓元钖潜谷卒(年六十六) 徐渭文长卒(年七十三)
二十二年甲午(1594) 谈迁孺木生
二十三年乙未(1595) 杨廷枢维斗生
二十四年丙申(1596)
二十五年丁酉(1597) 孙夏峯与鹿伯顺论交。 项圣谟孔彰生 陈宏绪士业生 范文程辉岳生
二十六年戊戌(1598) 金声正希生 万泰履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