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淞园的设计，是由设计哈同花园的乌木山僧策划的，由画家任伯年逐一布置楼台亭阁，门前有高邕之写的“江山一览”四字横额，里面挂的对联，每一副都出于名人手笔，尤其是董其昌写的一幅字，特别名贵，因为董氏是松江人，真是相得益彰。其中“江上草堂”横额，是曾熙(农髯)所题。当时人有西江月词，称颂该园云：“左右清源映带，东西树竹交加，却从澹雅胜繁华，毕竟名园无价。”不知出自何人手笔，也曾传诵一时。
喜帖由章太炎老师起稿，延请张群(岳军)做证婚人，那时上海市市长张定离任，张群初到上海，行将就任市长，所以他很悠闲，一早就到半淞园，雇了一只小艇泛游其间，临到结婚典礼军乐大鸣，找来找去找不到证婚人，于是派出了很多人去寻，才把他寻回来，行礼时他说：“我初到上海，即逢喜事，觉得非常高兴。”
筵席由“大富贵”包办，当时上海人习俗，普通送礼不过二元，但十九都是阖第光临，所以小孩子特别多，除了筵开四十多席之外，小孩子另有一种儿童席，也开了不少桌。
我记得大富贵的筵席费是十二元，儿童席是五元。但是儿童席的桌上早已摆了许多糖果和蜜饯的东西，菜是四碟水果四碟冷盘，第一盘菜是炒虾仁，最尾是豆沙八宝饭。宴罢之后，分送蜜糕喜果，老老少少皆大欢喜。
从前结婚之后，先住老家三天，没有什么蜜月旅行这回事，后来就回到望平街诊所中特辟的新房，每天的家常菜肴都很考究，伙食费每天不过小洋六角，足见当时的物价是很安定的。难得上一次菜馆，我欢喜到北四川路吃广东菜，虹口新雅酒楼的和菜最精美。两个人吃是两菜一汤，叫做“一元桃菜”，收费一元。后来隔了好多年，新雅才到南京路开设新店。
婚后生活，渐趋正常，业务也跟着有了进展，开始仍有一段很艰难的过程，初时来看病的都是贫苦阶层中人，如司机、看门人，以及店员等，由于这些人的重病看好了之后，才引起车主、业主、店主的重视，待到再看好他们主人的重病，又影响到资富阶层，于是门诊进入正常阶段，特别是三友实业社，职工扩大到三千人，所以他们付给我的每月诊费也提高到三百元。这数字在当时于米价来说，是很可观的。
我的嗜好，除了看戏之外，就是喜欢搜购医学古籍，分门别类地阅读和珍藏，家务都由定芬负责，处理得井井有条，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树桐，一个女儿取名树榕，如今也都娶的娶，嫁的嫁了。
后来，在我和定芬结婚二十五年纪念时，我心里还曾想到爱丽丝，想到她的弟弟在百般破坏时说：“陈某人活动得很，将来一定有一妻数妾。”所以阻挠爱丽丝嫁给我，但是我至今仍然守着一夫一妻，想起来不禁暗自好笑。
我常常想到自己该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既要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又要能赚些钱。但是心里上只有一个轮廓，怎样去着手进行，觉得自己没有丰富的资料。
我想到钱财的积储，并没有多大价值，不如用一部分钱来收购医药古籍，手头上有了丰富的资料，便什么事都能打开了。
那时节，我的生活已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早起一定写一篇日记，记述上一日的事情，诊务的情形，日中每天有二十几个病人，所以空余的时间较多，就乘机撰写医稿，诊务完毕后，就偕同定芬看一场电影，然后拣一家菜馆进餐，那时节应酬不多，到东到西的只是找各种地方性的著名菜馆轮流来吃。
从前上海菜馆很多，但是上菜馆多数是点吃各菜馆拿手的名菜，因此也养成我一种精究饮馔的嗜好，不但讲究吃的艺术，同时还要向厨师请教怎样配料和如何调味与烹制。
我的小家庭中，本来每天菜肴只限定小洋六角，后来雇了一个女佣，对做菜颇有功夫，伙食费用逐步增加到小洋八角。定芬受到我的鼓励，学着做菜。累积了许多年时间，定芬竟然能够做出四冷盆四热炒四大菜和一品锅等，因此我就每月请两三次客，所费不过六七元之谱，但是菜肴已很丰富了。
我绝不打牌，认为打牌是最费时失事，消耗有用的时间，定芬也难得打牌，我每天下午诊务完毕，总要抽出一些时间，到三马路一带旧书铺去搜购旧书，兴趣浓厚。
当时旧的木版书，宋版当然买不起，但是翻阅一下，已爱不释手，元代版本比较多，书价的标准，大概是元版刻本每部二元，明版刻本竹纸最多，每部一元五角上下，要是宣纸印的才能卖到一元七八角；清代的刻本，稀见的卖一元一二角，普通的刻本都在一元以下，这是他们对熟客的标准书价。每一部书多数是四册六册。多的有二十四册四十册等，那么价钱就不同了。
书坊铺中，每一种书都有一种定价，标价不问多少，我们熟客总是照上面所列的标准，重新讨价还价。我自己把买到的书编成一份目录，凡是目录中尚未列入的书，每一种都想买，因此在各旧书坊，无人不熟，无一家不相识，在书坊中把看中要买的书堆在一旁，翌日书坊中人便会把它送到我诊所来。
我因为在旧书铺逗留得时间太多，总是由定芬为我预备了七点半那场的电影票，到各旧书坊来找我，往往一找就找到，否则我会一直流连下去，乐而忘返。
5.远游燕京 物价更廉
一年之后，我的医书目录已增到一千余种，于是越买越难，越买越缺，我就想到，一定要亲自到故都琉璃厂去走一遭。
医生的例规，每年腊月初八九后生意便进入淡季，要到次年正月半之后，方能恢复旧状，所以我一到阳历十二月，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各地去旅行，苏州、无锡、镇江、南京以及杭州西湖，是我常去的。
这几个地方的菜肴，各有其不同的风格，我除了选饮择食游山玩水之外，仍然不忘搜购旧书，但是这许多地方都是鱼米之乡，要买旧书，只有苏州还能购得一些稀见的版本，可是苏州人“向天讨价落地还钱”，买一本书要费许多唇舌，尤其看我是上海人，要价更高。
自从决意要想到北方去，定芬开心不已，因为她的胞兄胞姐都在北方教书，所以这一次定期预备在故都玩一个月，料不到后来竟然逗留到两个月，这是意料不到的，但收获之大也出乎意想之外。
从前到北平，交通工具只有火车，我们坐的是“蓝钢车”，过了南京，才知道中国之大，实在是大得不得了，火车一共要走三日三夜，每到一个站，站上都有许多小贩摊来兜售土产，一篮篮一包包的东西，只要六个铜元至八个铜元，唯有到德州，有一种熏鸡，每只要卖到小洋二角，初时我认为太贵，只想买两只，后来一想，蓝钢车餐厅的大菜，每客要小洋六角，那么不如多买两只，也可以代替一餐，料不到德州熏鸡肉质既肥且嫩，香味浓郁，口颊留香，舌本生甘，简直是从未吃过的珍品。
火车进入山东境内，因为地近枣庄，有一种红枣，色泽鲜红，形如鸡心一般，每一篓卖铜元八枚，我觉得东西虽好，价钱太贵，只要买两篓，那个小贩出取一粒红枣，朝地下一掷，竟然砰然有声，分裂成为二三块，足见这种红枣清脆异常，于是我又多买了两篓。火车一开动，开始吃枣，脆既脆得不得了，甜亦甜得很适度，而且无核的，所以我俩一下子就吃光四篓，代替了一餐，计算起来，比吃大菜又美又廉，省了许多钱。
到了北京(那时称北平)火车总站，已有亲友在接车。接触到眼帘的，就是“大前门”的伟大建筑，本来从前上海有一种“大前门”香烟，就以大前门为标记，但亲历其境一看，就觉得全然不同，这是一庭复式的城楼，高不可攀，伟大无可比拟，自己顿时觉得渺小得很。亲友们为我俩雇了两辆人力车(人力车在上海称为“黄包车”，在香港称“手车”，在北平称“胶皮”，意思是这种车轮用树胶橡皮来制的)，那时北平汽车不多，通常都是坐这种“胶皮”来往的。
一会儿，“胶皮”拉我们经过正阳门，正阳门比大前门小得多了。之后才到使馆街六国饭店，这是民国史上有名的大饭店，但是这个旅馆比了现在所见的大旅馆，差得太远了，虽是西式，却古老得很，房租每天为银元六元，亲友们说：“这间六国饭店并不在闹市之中，将来你来来往往买东西，很不方便，而且六元的房租真是骇人听闻。”于是我尊重他们的意见住了一宵，迁到东安市场旁边的东华客栈，房租每天一元八角，这是中国式的老旅馆，带有前一个时代高升客栈的气息，可是居停的人，都是达官富商，在一般市民看来，已经华贵得很。
最初我就去拜会几个近亲，他们住的都是古老的大宅，名为四合院，所谓四合院，是一个“□”字形的房屋，多数是平房，又高又大，中间是一个很广阔的天井，四面住着四户人家。问到他们的租金，都不过八元左右，但是往往有大房六七间，客厅更大，床是炕型。所谓炕，是用泥土砖石砌成的，下面可以烧火，因为旧时的房屋没有保暖设备，冬天冷得很，都靠火炕来取暖的，门前的门帘，都用厚厚的棉花制成，看来好像一条棉被。
第一天，我到定芬的大哥家吃饭，六大盘家常菜，做得很可口，风味与南方完全不同，饭后向大嫂致谢，说今天花费太大了，她说：“今天这些菜，不过花了两个大银儿。”
北平用的货币，虽用钞票，通常还是使用银元，但是他们称它为“大银儿”，银角子称为“小银儿”，铜元叫做“铜子儿”，至于铜钱已近绝迹了。
第一天出游，就到东安市场，东安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场所，里面有各种各式的店铺，鳞次栉比，排列得密密层层，最多卖的是“糖葫芦”，里面有糖果食物几十种，都是南方所见不到的，蜜饯的果子有二三十种，看得人眼花缭乱。其余的铺子，如旧书铺、书画铺、古玩铺、印章铺，各有数十家，单单这一个东安市场，已觉得是文化气息极浓厚的市场，所以北平被称为“文化城”，一些也没有错。
从前上海书画界润笔，写字每尺一元，但北平的润例，每二尺一元，齐白石的画也是每二尺一元，掌柜劝我请齐白石刻一图章，我因喜爱工细谨饬之作，所以没有刻，反而请陈巨来刻一名字铜章，三字三元，但是铜章现在都是电刻品，陈巨来的铜章是刀刻的，工致得很，这种技术，现在也失传了。
晚间二哥请客，席设东来顺饭庄，这是一家清代以来有名的菜馆，一半开在马路的南面，一半开在马路的北面，是两个大花园，原定在新厅摆酒，我则要求在旧厅，因为《清宫十三朝演义》上说，有一位皇帝微服出巡，独自在东来顺小酌，饮到高兴时，就唱起戏来，谁知隔壁房间有一个票友，竟喝了一个倒彩，接着那人跟着唱下去，唱得连皇帝都佩服他，折柬相邀，成为密友。我问：“这间房子在那里?”二哥说：“好，我们就到那间屋子里去吃吧!”只觉这间房，的确窗明几净，挂的书画都是名人手迹，我高兴至极。八个人都吃得醺醺大醉，结账时，只付了七个大银儿，我觉得北平的生活，不仅比上海好，而且物价也便宜得多。
北方产的水果，集中在北平，品种多得很，按照我那时日记上所记载的，小儿梨每一个铜元二枚，桃子每个铜元一枚，雅儿梨、烟台梨、莱阳梨，每斤只售一角。有一种苹果又熟又甜，每个铜元二枚，又有一种牛奶葡萄和玫瑰葡萄，每斤小洋一角半，是最精致名贵的水果了。
鸡蛋每只铜元一枚，鸭蛋更便宜，但鸽蛋就比较贵，要卖到二个铜元，制成品如北平松花皮蛋，也只卖铜元一枚。还有一种很大的糟蛋，是用鹅蛋做的，放在瓦罐里，两个蛋只卖铜元四枚，蔬菜方面，要比上海便宜到三分之一。
我的几个亲戚都是大学教授，月薪高达八十元，即使家中人多，也是月月有盈余的。
最初几天，我就想要到琉璃厂，但是因游览的地方实在多，买书的时间，怎样也挤不出来。
6.游颐和园 参观故宫
游览的目的地，先到颐和园，这个园子，比想象中要大上几十倍，一切陈设，极尽豪华，当然这是清廷那拉氏挪用海军经费数千万两所造成的辉煌胜迹!
在颐和园进门处，见到有一座极大的假山，是用整块巨大天然的岩石来雕琢成的，旁边有块铜牌说明某年某月某省巡抚献石，注明用民夫几千几百运到某省某地，因某省巡抚身故，继由他省巡抚继续雇工搬运，又运了一年几个月，才运到直隶省，一路上逢山开道，逢水建桥等等字样可见当时耗费民力之大了。
颐和园里面的景色，是将全国各地名胜缩纳在这个园内，里面有一个昆明湖，就是仿云南昆明湖造的，其他各处，建筑得宏伟精美。里面有一艘大石舫，是用一块大玉石琢成的，一半在水中，一半搁在岸边，只记得石舫附近，有一条叫做苏杭街（今苏州街），就是按照苏州的街道筑成，蔚然江南景色。
游历三大殿时，先经过午门，即是戏剧中“推出午门斩首”的地方。午门上面有一个门楼，地方之大，比香港的大会堂要大两三倍，那时候已改为古物陈列所，里面所陈列的东西成千成万，我只注意到历代度量衡实物陈列室，有历代的尺秤锤。周代的尺短得很，不过英尺九寸模样，所以从前所谓“昂藏七尺之躯”实际上也不过英尺五尺多一些而已。
关于衡量的“铜锤”，汉代的所谓一两，只合漕秤二钱而已。我又见到一个明代的针灸铜人，也安放在这里，这个铜人，做得并不神似。
到了三大殿，先在天安门城楼上浏览，向四面一望，觉得帝皇的威仪，实在是气概万千，两面有两个华表，又高又大，是用玉石雕成的，所有的栏杆也都是玉石的，这种玉石，产自德州，晶莹光亮，其色皎白，在南方没有见过。
三大殿之中，太和殿最大，是皇帝临朝的正殿，其大无匹，大约有香港汇丰银行整个地基那么大。皇帝的宝座高高在上，地下放着腰圆形石座，标明一品至九品字样，究竟里面可以容纳多少文武官员，估计不出，宫殿的庄严，我想较之汉宫威仪，未遑多让。皇帝坐的宝座，参观的人是不准坐的，有穿着灰色制服的警察看管着，我便去和他打交道，警察见我是南方来的，相当客气，又见我和太太手中各拿着一个自动打电的手电筒，他拿来看看，爱不释手，我就说： “老乡，这东西你喜欢不喜欢?如果你能让我在宝座上坐一坐，我就把这两个电筒送给你们两位。”我说完这话，他俩笑逐颜开地说：“那还有什么话说，只是您要等参观的人少时，您坐上去，我们只当不看见就算了。”于是我就等游客稀疏时，一跃而登宝座，那座龙椅足足有六尺多宽，一个人坐在上面，觉得大而无当，但高高在上，倒也威灵显赫，确是非凡。
从前人说：“皇帝的宝座，平常人坐了上去就会头昏。”我想到这话，便觉可笑。一会儿那两个警察来了，对着我装模作样地说：“快些下来。”
为了保护这个宝座的完整无损，在民国时代是不准游客坐上去的，黎元洪做大总统时，见到这个宝座，几乎要作下跪状，只有袁世凯坐过一个短短的时期，他有没有头昏?我就不知道了。
这三大殿是轮值开放的，后面辟有一个故宫博物院，要购券分三天参观，并且要自备粮食，第一天由东华门进入，第二第三天，由另外两个门进入，最后一定由后花园经过珍妃井而出，每天门券收银元一枚，十足可以在里面盘桓一天。
故宫博物院，内部的一切陈设，大体上保持原状，所有三宫六院都辟作展览室，譬如有一室陈列出历朝由各国贡奉的各式各样时钟，由铜壶滴漏开始，到鸡啼雀鸣的珐琅钟表为止。
又有一个展览室，专门陈设象牙制品的，桌上放的全是双翼锦盒，一面是五彩的人物画，一面是立体的象牙雕刻，刻得不但人物形貌酷似，还有秋千架、小蝴蝶等，手艺细致，栩栩如生，而且还有会活动的。
诸如此类的奇珍异宝，不必细说了。我所注意的，是文物部分，如许多经卷，是用金粉写在绢本上的，每一个字，比刻的还要精致。还有许多专供御览的手抄本，都出于翰林院学士之手，想来他们闲得很，我想每一部书，总要成年累月才能抄成一本吧?
在太医院故址中，我见到不少医学典籍，手抄本不计其数，原来太医院中藏有宋天圣五年（1027）王惟一所制的针灸铜人，却杳无踪迹。原来已在八国联军入京时，被日本军队掠去，藏在东京上野博物馆，我后来旅游日本亲眼见到。院中还有一个药库，大得比杭州有名的胡庆余堂还要大，后面也有一个鹿苑，但是其中的鹿，已不知死在谁手了。
我还注意到光绪皇帝大婚的寝宫，地方广大到极，但是阴暗也阴暗到极，白天也要点灯，所以宫灯排列很多，就卫生和空气而论，比了现在的高楼大厦差得多了。至于那一张龙床，简直大而无当，大过寻常的床四倍之多，里面还有衣柜，床旁边还有搁架，上面放着许多内室用品，马桶和尿壶是江西景德镇进贡的，也是一种特制品，看的人最多。
又有一个寝宫，前面配着大玻璃，参观的人只能从玻璃中透视进去，却不能进入。这个寝宫已有西式风味，装了一个极古老的电话，这是宣统(溥仪)皇帝的读书处，一切文物纸张凌乱得很，据说还保持着溥仪在冯玉祥逼宫仓皇出走时的原状。
这几天为了游览，把我搜购医书的日程都耽误了，因为故宫所见的伟大，实在被它吸引了。
7.访琉璃厂 搜购医典
初到北平，亲戚们纷纷设宴款待，我太太的大哥说：“沅弟，你到了北平一定要去见见曹汝霖。” 我问：“为啥?他不是有名的卖国贼吗?干吗我要去见他一次?”大哥说：“他是我们的老姑丈，现在他闭门思过，不问世事，你一定要去投刺拜访一下，才合礼貌，而且你要搜购旧书，向他讨教一下，是不会吃亏的。”(按：曹汝霖所著之《一生之回忆》中说：“二十一岁双亲为完婚，娶王氏，名梅龄，培孙之胞妹。”这里所说的培孙是上海南洋中学老校长，是我太太的叔父，所以曹汝霖是王家的姑丈，也算得是近亲。)
我说：“也好。”次晨就借了一辆私家车，到铁扇胡同曹家(按：曹汝霖原住曹家楼，自从五四运动火烧之后，就迁出旧宅)。
那一天，曹汝霖不在家，由曹太太招呼我们，她是他的继室，对先室王氏的老亲戚看得很重，立刻叫账房写了一个请帖，席设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就在次日中午请我和王氏一家弟兄上那里去进餐。那天曹汝霖很早就等着，我看到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物，面貌依然容光焕发，不过头发已经灰白，但不像一个老年人，他对人谈话和蔼可亲，令到我们做小辈的人觉得很有亲切感，他问我：“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我就告诉他：“我要到琉璃厂搜购医书，是不是有折扣可打?”他说：“琉璃厂旧书坊，定价划一，对生客一个钱都没有还价，但是我可以给你一张名片，你只要到富晋书社一家，凭名片可能打到六折。”我说： “那好极了!”那时是冬天，但是他手中还拿了一把折扇，轻轻地挥动，我就请他把扇子给我看看，原来一面是水竹村人的画(水竹村人即徐世昌的别署，工笔画极精细)。一面写的是王羲之、赵孟体，写得出神入化，没有署款，我就问：“这是谁写的?”他说：“就是我。”我说：“我也是学王字赵字的，但是写到这样神似，我从未见过。”他说：“好极了，本来我想送你一件礼物，实在想不出，明天我准定送幅字给你。”
当天下午我就到琉璃厂，琉璃厂地区极广泛，中间有一条广阔的石板街，两边都是笺扇庄、裱画店、旧书铺和古董铺。长长的一条石板街，单是旧书铺便有几十家，还有无数横街小巷，都是旧书摊和古玩摊，这一下子，等于一个瘾君子到了云南大土出产地一般，真是“乐极了”。我叫太太先回家，并说：“到黄昏时自己回来。”
我第一家走进云来阁，先一看他们的目录，医书就有四百多种，有一锦装巨册手抄的《永乐大典》医学门残本一册，这是故宫里流传出来的，价格没有标明，我就坐在一旁披览了好久，真是爱不释手。这种书铺的布置，有一个客堂，中间放着四张八仙桌，每桌都坐满了阅书的人，掌柜的殷勤招待，不但奉敬一壶好茶，而且还拿出一个小小的象牙鼻烟碟来，旁边放上一个乾隆年间的鼻烟瓶，掌柜们说：“这是西洋的哆烟，请您老人家试试。”我听了他的话，只是笑，心想自己还年轻，何以到处称我为老人家，我就问掌柜，这部《永乐大典》手抄残本要卖多少钱?他说：“这本书要卖二十大元。”我伸了一伸舌头，从袋中掏出曹汝霖的名片，于是连老板都出来招呼说：“随便你老人家给多少。”这一下倒是难倒了我，我说：“我初到贵地，第一次就到你这里，我还要买许多书，请把这部书保留到明天再说。”临别时，他们有四个人鞠躬作揖地送客，还说：“您老人家走好走好。”我出门时一想，买一本书未成，已花了两三小时。那么，我要买许多书，真不知要花多少时日?
第二家我到富晋书社，这是琉璃厂最大的一家书铺，我在上海时，就常向他们买书，见到他们藏书之富，甲于全国。我坐定下来，他们就来招呼，敬茶奉烟，我对他们说：“我是你们上海的老主顾，常时寄钱来买书的陈存仁。”掌柜听了格外客气。端上两碟蜜饯金橘杏脯，片刻之间，掌柜已取出过去我买书的账簿，知道我的确是他们的老主顾。掌柜一边抽水烟，一边问我：“您老人家这次到北平，要买些什么书?”我说：“我在上海藏的医书已有一千多种，现在我带了自己藏书的目录来，凡是目录中没有的，我一律都要买，但是价格要请你公道些。”说时我又把曹汝霖的名片拿出来，掌柜满面笑容说：“您老人家不必一家家去跑，我们可以代您把各家的书都搬来，任凭您挑，价钱方面，照同行往来加五厘，我们万万不敢多收。”我说：“这个办法好极了，就这样办罢。”于是相约三天后再去。
三天后，他们另外领我到一间精室之中，放着我目录中所没有的医书一千多种，而且还抄了一份新的目录，供我对照选购，目录之下还注明书坊铺的铺名，其中有八十种书是北平大名医萧龙友所藏的，这里面全是珍贵稀见的书。我看了这个目录真的发呆了，因为这些书都是我在上海求之不得的，我就问掌柜：“你们上海分店太小，云来阁在上海分店还比你们大呢!”掌柜就说：“这种书的买卖，像流水一样，天天有人来看书，好的书立刻会被识家买去，上海的分店，只是出售复本书而已。”我对这个新的目录，翻阅了好久，再核对版本，我觉得他们的服务，简直令我无话可说，我就极爽快地说：“这一千种书我全部都要，价钱方面是否能再便宜一些。”老板说：“这些书一共是三千一百五十多元，要是您老人家自己到琉璃厂各家书铺去选购，恐怕六千元都买不到，我们只是赚你佣金五厘，因为您是曹润老介绍来的，我再让一厘。”讲到这里为止，他丝毫都不肯退让了。我说：“好，就依你的价钱吧。”于是这批书就算买成了。
付了钱之后，我关照他要一包一包代为包好，写明第一包第二包字样，而且还要重做一个目录。到第二天，他们已经全部包好，目录也做好，掌柜还在店铺里请我吃了一餐丰富的午餐，北平首席名医萧龙友已七十余岁也请来作陪，几杯酒落肚之后，大家很高兴，掌柜忽然说：“现在北平学术界倡议要保存北方古物，这些书恐怕寄不出去，要是真的寄不出的话，这批书全部可以退还，只是佣银不能退。”这话一出，我就呆了半天，心想托曹润老可能还有办法，我当场就打电话给润老，润老说：“你付了钱没有?”我说：“我已付了。”他说：“这一次你上了一个大当，这批书，寄三包五包还有可能，整批的运走，恐怕毫无办法。”他这样一讲，我面如土色，连酒也饮不下去了。
萧龙友不仅是名医，而且是北平数一数二的大书法家，因为他的藏书很久没人过问，这次能够脱手，他很得意，所以当堂取了一张宣纸，为我写一副对联，他正在写得得意时，忽然见到我这般为难神情，他也着急起来，轻轻地对我作耳语说：“陈先生你不要急，后天到我的诊所来，我自有办法，你安心好了。”隔了一天，我就到他诊所去，当时病人很多，他诊病又慢，看了三个病人之后，他取出三百张纸条，原来是“北平警察总局封”的封条，他说：“你用这个封条寄。一些也不会留难你。”我见他诊务很忙，拿了封条称谢而出，所以后来大批医书都能寄到上海，一些没有留难。
8.任何文物 摹制有术
京中还有一种书画摊，我在那边买到了道教中人画的陶弘景采药图，从这幅画开始，我就注意历代名医的图画文物。
我因为要搜集王羲之“鸭头诗”，卷尾有王肯堂的跋，我问这东西弄不弄得到?书摊主人渊博得很，他说：“鸭头诗藏在故宫，我没有办法，富晋书社的掌柜姓王，您托他可能有办法。”于是我又到富晋书社，王掌柜知道我拿到了警察总局的封条，认为我很有办法，含笑恭迎，问我：“还有什么事为您老人家效劳?”我就说明来意，他说：“可以可以，一定给您办到，不过要照相费六元。”我说：“照付好了。”我对六块钱很愿意付，但是照相的费用，在上海不过一元，即使是“宝记”、“王开”，也不过二元而已。
隔了六七天，富晋书局掌柜，亲自把鸭头诗王肯堂题跋的一节，影了相送来，我邀他一同到便宜坊去吃饭，那位掌柜代我点了四个名菜，结账时连酒不过一元六角，真是便宜得出奇。
在小酌时，王掌柜自己对我说：“您老人家要什么故宫的古画，真的当然弄不到，但是可以借出来教人临摹，可以摹得一模一样。”我就说：“有一幅《清明上河图》，内有街市，并且还有医生药铺等，可以看出宋代医药情况，可否弄来临摹一下?”王掌柜说：“那不行，《清明上河图》除故宫所藏院本之外，元明两代有三种摹本，清代也有三种，到了清末，琉璃厂有位画家临摹得很逼真，但要六个月时间，现在此人已死，没有人能临摹得好了。”
于是我就说：“既然故宫的画可以拿出来给人临摹，那么以假易真的事情，一定也在所不免。”王掌柜说：“那自然啦，琉璃厂相熟的画家，摹仿古画，可以摹得一模一样，连皇帝的印和藏家的印，都由专人制作，再加上裱画的技术，可以将新的制成旧的，几能乱真，所以故宫里的东西，照目前的情形来说，假的也不少，但是假到真时真亦假，真到假时假亦真，鉴别的功夫，是另有一套本领。”我听了他的一番话，真是感慨不止。
王掌柜又说：“北平有许多人藏着古笺，乾隆笺、道光笺已不算稀奇，有一家人家会自造麻布笺，这是专门临摹苏东坡写字用的，墨也是宋墨，请专写苏体字的人摹写伪作，买到的人，看到似漆一般的宋墨，必然信以为真，其实也是‘西贝货’，所谓西贝，即是与假同音的贾字，现在这些临摹假画的老先生们，已逐渐凋谢，然而假字假画也是很贵的，目今还有一位老先生能仿写乾隆御笔，请他题一首诗，或是盖一个‘乾隆御览’玉玺，要价也不便宜。”听他这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我忽然想起有一部书，是明代弘治十六年（1503）刘文泰等奉敕编撰《本草品汇精要》一书，每一种药都有一幅彩图，因为明末政局混乱，此书始终未能付印，我就向王掌柜问道：“有没有这本书?”王掌柜说：“这部书有点儿知道，这部书明代没有印，过了清代三百年，也没有印，民国成立之后，组织清宫善后委员会，因为清宫之内杂乱无章的纸张书籍，实在多到不计其数，给委员会清理之后，将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一并车出，卖给文物铺共有四十大车，国务总理朱启钤得到这个消息，把四十车的纸张文物全数买下来，其中挑出一部书，就是您说的《本草品汇精要》，后来朱启钤做了一篇考证，学术界大为震动，当时会画会写的人多得很，抄出了四部复抄本，你们南方有一位藏书家陶希泉就买到一部，山东有一位主教也买到一部，其他两部不知落在何人之手。”我说： “你讲的话，完全对的，陶希泉的一部，至今留在上海，轻易不肯出示。山东主教的一部，现在藏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国家图书馆中。”(按：后来一九五一年，我亲赴罗马，把这部书拍了许多五彩照片，陶希泉的一部转售给商务印书馆用铅字排印出版，而图画部分并未印出。)
接着我又问他：“可否再向朱启钤借来再做一本复抄本。”他说：“朱总长因为已经给人家复抄了四本，认为很遗憾，现在再也不肯借出来了。”这样的答复，我闻之若有所失。(按：在香港我遇到朱五小姐，问起这件事，她说：“老太爷现在还健在，此书我实在不知道，不过古书文物已不属于他私人所有了。”其后，朱启钤亦逝世。)
王掌柜对我说：“孤本的医书多得很，藏家不肯出售，但是可以花些钱，借出来请人手抄，抄写的人什么体都会写，每一千字，不过小洋三毛(即三毫子)，你要什么体就写什么体。”此语一出，我大为高兴，就写出了几部书名，王掌柜说：“其中有两部，立刻可以借得到，动手抄，日子是不多的。”我说：“好极了。”我就托他一手包办，并且预付了一些钱给他。
过了十天，我又去拜访王掌柜，买了十多部书，他说：“您要抄的书，已抄好四分之三，您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好极，那是求之不得，可以一开眼界。”王掌柜很殷勤地立刻陪我到琉璃厂西部，穿巷过路，到了一个四合院，里面有几十个人都在做抄写工作，这些人都是老先生，从前是替木刻书写底稿的，字体工整到数万字一笔不苟的，我在旁凝神而视，钦佩不已。
临行时，我对王掌柜说：“三毛钱写一千字，实在太苛刻了。”王掌柜说：“这是头等抄书的公价，还有一毛八分钱抄一千字的，就在隔壁，我再陪你去看看。”走到隔壁，门上贴有一张字条，写着“百本张”三字，里面抄写的人更多，书架上放着成千本手抄小册子，王掌柜说：“这是专抄戏词的，他们抄好了各大名伶的本子，也没有什么叫做孤本、真本，都是几毛钱或一块钱买一套。有一种叫做“手汗本”，是老伶工死亡之后流传出来的，比较贵些。还有名伶新戏上演，每一配角派的单片，都是叫这家抄的。只要一天工夫，无论多少可以抄好，这种人的抄写代价，就是一毛八分钱一千字。”我目睹了这一批文抄公的境遇，又是惊奇，又是慨叹!
走出四合院时，恰好有一辆“胶皮”，王掌柜说：“你不如坐车回旅店吧。”我就到东安市场醉玉斋去看我太太，因为她在那里选购玉器饰物，也买得很高兴。
临行时，发觉我的皮夹子不见了，这里面放着三百多元钞票，这一下子，令我有些发急，想来想去，这皮夹子一定是丢在胶皮车上，还珠无望了，幸亏口袋里还有八块钱，我也不动声色，照样同太太进餐，再到开明戏院去看戏。
北平的生活，实在便宜得很，消磨一个晚上，只用了四块钱，等到坐车回旅馆时已十一时半，我正在懊丧失去了钱包，只见旅馆中坐着一位伙计，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陈先生，您今天在小店中看书，遗下一个小银包儿，掌柜叫我立刻送来，我在这里恭候了四个多钟头。现在请您点一点吧。”我接过来一看，一个钱没有少，我就抽出一张十元钞票送给那位伙计，那伙计极诚恳地说：“这万万使不得，我在富晋书社的工资不过六元，受了您这笔钱，我就会卷铺盖了。”推了好久，他仍不肯受，我知道北平物价虽平，但是洋货很贵，于是在身边抽出一支银色钢笔，我说：“就把这支笔送给你作为纪念。”那伙计又是欢喜，又是不敢受，我看出了他的神情，就把笔插在他的衣襟上，他才再三作揖称谢，其实那支钢笔在上海不过价值三元八角而已。
那伙计临行时说：“您老人家皮夹中，钱是不会少的，特别是内中两张卡片，一张是曹汝霖，一张是萧龙友，还在那里，您千万要收好，这是逢到有困难时，到处可以应急的。”
我本来觉着这两张卡片又大又红，放在皮夹中，很不好看，本想丢开了事，谁知道后来我在药王庙无意中闯下了一场大祸，要是没有这两张卡片，恐怕还要上公堂吃官司坐牢监呢!
第五章 抗争后中医不废
1.废止中医 轩然大波
废止中医 轩然大波
全沪停诊 开会集议
各地响应 云集沪上
三月十七 召开大会
五人代表 赴宁请愿
车抵南京 声势浩大
分访各方 反应良好
卫生部长 折柬相邀
胜利返沪 摄影留念
先要追溯到民国十七年（1928），废止中医这件事，那时刚是北伐成功开府南京，汪精卫在汉口时最出风头，他到处演说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是废止汉医。他自以为革新派领袖，屡次演讲表达他的意思，报纸上常常有这种零星的消息发表。我们中医界对他起了很大的反感，认为中医中药是全国人民的健康所赖，历史悠久，那时节西医全上海也不过六七百名，其他通都大邑，不过数十人。至于小的县、市、镇、乡，可能一个都找不到，所以对他的主张，认为纸上空谈，绝不会现诸事实。岂知后来他们的确不是空谈，先由褚民谊出面推动，经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集了一个中央卫生会议，延揽各市的卫生局长、各省的医院院长、国立省立的医学院院长，以及各地著名的西医共一百二十人为委员，开会三天。那时褚民谊奔走活动及宣传，着着领先。这个会议，通过了一个议案，是要逐渐淘汰中医，原案是留日医家余岩(云岫)所起草提出，他们设想得很周到，深恐引起全国反对，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已经开业的中医，一次发给执照，以后中医的产生就要绝迹了，原来的议案节录如下：
提案人余岩。
(议题)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
(理由)……人体医学，其对象在于个人，其目的在于治病，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今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遏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云云。
(办法)一、处置现有旧医，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宜过骤，爰拟渐进方法六项如下：
甲、 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经营。
乙、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应停止其营业。
丙、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
丁、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训练证书登记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
戊、旧医研究会等，任其自由集会，并且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为业。
己、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五十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不能适用。
二、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激，宜先择其大者入手，谨举三项于下：宜明令禁止，以正言论而定趋向。
甲、 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乙、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旧学之宣传。
丙、禁止旧医学校之开设。
这里所说的旧医，就是指中医，因为那时我们中医自称是“国医”，这是表示中国固有的国家医术，等于国语、国文、国旗、国徽、国术、国剧一类的名称。西医对这个称呼，大为不满，可是已经通行，亦没奈何，因此他们就议决把中医的名称改“旧医”，他们自己叫做“新医”。这表示中医是旧式的医术，不久要消灭的，他们的医药是现代化新生的，将来会新陈代谢的。
当时西医们，也不愿意人家称他做“西医”，因为“西”字，就表示从西方来的医术，隐隐衬托出中医是中国的国家医术，所以他们一切的公私文件，一律不称“西医”两字，而对中医的名称绝对不称国医，一律叫做旧医。整个提案，含有深刻意义。
这一个议案，一经各报披露，舆论界首先加以抨击，认为中医中药万不可废，要是实行的话，是行不通的。那时一般中医界，似乎并不重视这件事，唯有各自大发牢骚，痛骂国民政府措置不当，此外，只是听其自然，静观其变而已。
这个议案中有一项，检查报纸杂志的，即是指我刊行《康健报》而发，我正在想如何去应付?同学张赞臣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老陈，你见到这个新闻吗?”我说：“已经见到。”他又说：“你的态度如何?”我说：“我当然反对，但我要想知道令尊翁的态度如何?”他说：“家父年事已老，连这个议案都看不明白，他认为已开业的仍能开业，也就算了。”我就对他说：“这件事不是这样看法，我要和你从长计议，这件事需要我们这些后起青年中医来想办法。”他听了，连说：“对，对，对。”当即约定于门诊完毕之后，一同到南京路五芳斋二楼叙谈。(按：张赞臣的父亲是张伯熙，乃常州老名医，我拜姚公鹤为师，就是他老人家引荐的。)
电话约定之后，我一面应诊，一面想办法，我认为老一代的中医，由于习惯关系，都是安分守己以不问他事为主旨，所以要他们出面领导反抗，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老中医对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很大，一定要借重他们的声望与地位作为号召；做实际工作，是要我们年轻一代来做的。当天下午五时，我们两人先后到了五芳斋，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来，最后我提议召集全国中医代表到上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争会。
五芳斋是上海有名的点心店，主要的业务以出卖汤团、糕饼、糖山芋、糯米藕，兼卖点心菜肴。我们两人随便叫了些点心，一边吃一边讲，所花费的代价铜元十余枚，大家讲得很起劲，不知不觉已钟鸣六下。我俩主张先请谢利恒老师来讨论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如何，再定进行方针，于是摇了一个电话(按：那时上海的电话，是要用手摇、喊号码、再接线的)给谢老师，请他到五芳斋来吃饭，谢老师一口答应，立刻搭电车到五芳斋来。
谢老师素有“美髯公”之称，飘飘然地直登楼座，他为人风趣得很，开口就说：“你们请我吃点啥?”我们说：“知道老师喜欢吃‘鳝糊过桥面’(按：所谓过桥，即是面浇头，另装一盆)，所以请老师到这里来。”老师笑说：“为何大家不饮一些酒?”我们齐声说：“好”。于是大家就边饮边吃，言归正传了。
谢老师也知道国民政府要逐步废止中医，他说：“我们老一辈的还不受影响，你们年纪尚轻，对此作何打算?”我们就把召集全国中医举行抗争会的事，详详细细地说给他听，他听了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说：“全国中医向无联络，究竟总共有多少中医团体，也不知道，召集起来恐怕有困难。”我们两人默默无言，认为这倒是一个难题。
正在思考之时，我忽想起我办的《康健报》，各省各县市，都有中医订阅，张赞臣办的一本《医界春秋》杂志，订户也是中医，就根据我们两人所有订户地址，在各省各市各县挑出二人，将抗争通电交给他们，转呈当地中医公会。谢老师说：“好，这样，事情就有眉目了。”
2.全沪停诊 开会集议
那时节，上海本来有三个中医团体，酝酿着要组织一个统一的“上海市中医协会”，公推丁仲英老师为召集人，那时还没有正式成立，无形中内定丁老师做理事长，谢老师当监事长，于是我们就提出由丁、谢两位老师具名召集紧急会议，谢老师说：“好。”我们吃罢了之后，付款一元还有得找。谢老师叮嘱我们快快把全国中医地址名单开列出来，我们两人就说：“今晚我们开夜车，把全部名单摘录出来。”谢老师连声称是说：“明天晚上就可以召集三个团体先开一个会议。”我们回说：“遵命。”于是大家分手。
我与张赞臣两人，立刻各回家中，把订户名册细细查阅，查到南京、杭州、苏州、天津、北京、广州都有中医团体，没有团体的就选择二三人作为该地通讯员。我的一张名单，做到半夜三时才告完毕，计算下来，全国有三百个省县市，都有了地址。
次晨，我向丁老师处做说客，丁老师一口应允，并说：“事不宜迟，要做就做。”于是各人分别摇电话，约定在一家番菜馆聚会，那天到会的不过二十多人。有陆仲安、夏应堂、殷受田、郭柏良等，大家看到我们所列的全国中医地址名单，认为这是“法宝”，不管我们上海市中医协会成立与否，先用这个名义发出“快邮代电”。
那时本有电报通讯的设备，但是要用电报来通知全国，计算起来，这笔费用太大了。有一种方式叫做“快邮代电”，只是用电报式的红格笺纸，上面印明“快邮代电”四字，实际即是快信而已。所谓快信，要比平信多贴五分邮票，这种信，邮局不放在普通邮包中，优先发出，优先送递，都是赶快车 (所谓快车，即小站不停的通车)，我们用这种方式急速通知各地，这笔费用并不太大，可是日程计算起来，快信到北京要七天(那时津浦路尚未通车)，到山西大同要十天以上，因此我们决定对较远的省份，只好打电报，这些费用暂时由丁老师垫付。
快邮代电的原稿，由我执笔起草，大家看了，认为字句很够激愤，又经谢老师改了几个字，格外活泼生动。
我们商讨之时，药业中有一位很激烈的青年叫做张梅庵，他主动来参加，他说：“我们先要在上海召集中医师及中药店开一个大会，要全体停业半天，举行一个上海医界联合抗议大会。”他这句话一出，大家热血沸腾，一致赞成。就定期在六马路仁济堂施诊大厅举行。
到了那天，中医界有一千多人都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几百人参加，把一个仁济堂挤得水泄不通，不但大厅满坑满谷，连天井中也站满了人。这一次集会，大家都慷慨激昂地抢着讲话，气氛很是热烈，只是站得稍远的人，什么话都听不到，唯有张梅庵利用口号的方式，领导大家跟着他的口号一句一句高呼，显得万众一心，对于中央卫生会议议决的议案要反对到底。最后由谢利恒老师演讲，大家肃静恭听，谢老师就把已拟定的通电读出，定于三月十七日假座上海总商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一时掌声雷动。跟着提到经费问题，请会众自由捐助，即时大家争先恐后，各尽其力地捐到四千多元，药业方面的代表说：“他们也准备开会集议，再送一笔款子来支持这项运动。”
当天会议开到七点钟，我们几个核心人物，就在仁济堂附近，草草地吃了晚饭，丁仲英老师说：“看来经费不成问题，应该在通电上说明，各地代表的旅费自备，到了上海，食宿费均由上海医界招待。”因为从前各地到上海来的人，都是住在普通的小旅馆，较豪华的人才敢入住惠中旅馆等处，普通的旅馆，每天的房金不过大洋一元四角至二元，照各地代表人数计算一下，要预先包定几家普通的旅馆，那时这种旅馆都集中在泥城桥平乔路一带。预定开会三天，各代表的两餐，也由上海医药界指定菜馆凭券招待，计算起来，我们上海医药界还负担得起，所以后来才在通电中注明这个办法，同时也声明若愿意自动捐款者，亦表欢迎。
3.各地响应 云集沪上
这个快邮代电发出后，不到六七天，南京、苏州、杭州均有复电寄来，都说决计参加，香港也有一个团体，叫中华医药会(地址在德辅道中)，他们来电说明不派代表，但是汇寄了捐款港洋一百元表示响应。
从此，我们天天开筹备会，组织了秘书组、总务组、财务组、宣传组、接待组、干事组，推选有办事能力的同道，分别负担各组事宜。
我本来是中医协会的秘书主任，到了这个时候，有几组都由我负责，幸亏有一位江湾办报出身的医界人士蒋文芳，他动笔很快，我们在商量之下，请他担任秘书，这样一来，我可以省出许多时间来策划各组事宜。
这次仁济堂的筹备大会之后，我便拟了一段极长的新闻稿，亲自送到各报馆，要求他们全部刊登，从前报馆的编辑们，一向都是信赖中医的，他们对废止中医这件事深表愤怒，一收到这篇新闻稿，都一字不删地刊登在本埠新闻版的显著地位。当时上海最大的五家报纸，还兼写社论，阐述中医是不可废止的，这一来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力量。
从前上海有许多社会团体，如总商会、商联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各地旅沪同乡会，每逢社会上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们都要发表通电表示意见，此次废止中医问题，他们激于义愤，都有通电发表，是一致拥护中医中药的。
这种反应，本来对我们中医很是有利，可是却因此而刺激了上海西医界的反感，当时西医界中最会动笔墨的是余云岫、汪企张、庞京周、范守渊四人，他们就出奇制胜地在各报发出反对中医的言论，于是我们也推出四人，由一人应付一人，如打擂台一般在报纸上展开笔战，本来我是应付庞京周的，两人笔战，大家认为我措辞得体，笔锋锐利。料不到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来，此人就是当时所谓党国要人褚民谊，他拟好了一篇很长的谈话，送到报馆发表。从前报界对中央要员的谈话是很重视的，这段谈话稿送到报馆是下午三时，《申报》编辑赵君豪接到褚民谊这篇文稿以后，马上打电话给我，要我先去看一看，说：“这篇谈话，来势很凶。你要不要先看一下?”我说：“好。”我就立刻到《申报》编辑部，先把原稿抄了下来(可怜那时是没有复印机的)，直奔姚公鹤老师家中，商讨对策。姚老师说：“照报馆立场，褚民谊的谈话一定一字不易地刊出，你要应付他的话，最好当夜，拟写一稿送去，那么次晨就可以同时刊登于报端，否则的话民间人士反驳中央委员的文稿，未必会刊出。”我说：“好。”马上就在姚家小房间中起稿驳复，又请姚老师修改了一下，连夜油印了十份，分送各报，次晨果然遑遑然全部登出，与褚民谊的谈话，相映成趣。医界中人看了无不拍案叫绝，说我做得既快且好。(按：有两家报纸对所谓中委褚先生怕得很，隔了一二天才补登我的稿件。)
从这个时候起，各报不断发表来自各方面的文稿，其中十分之七都是指责西医和租界上的医院怎样的腐败!怎样的以人命为儿戏!希望西医对医术方面要改善，其他零零星星的文字，都是说西医看不好的病，竟被中医看好的事实。所以在声势上，中医比较占上风；但也有一部分文字，是骂中医太保守，不能跟着时代走。
我忙了几天之后，款接组长余鸿孙来对我说：“各省各县的医师都有信来。说有代表三五人至六七人，广州代表陈任枚来电要订高级旅馆房一间。那么平乔路的小旅馆似乎不相宜了。”问我怎样办?我说：“款接组不能照规定的办法来做，大部分小县份代表送平乔路，小部分有钱的代表尽管为他们开第二级的惠中旅馆，或是第一流的大东旅馆，这些代表日后都有大宗捐款，我们多花一些招待费，是不会落空的。”
款接组的组员，都是年轻的医生，有二十多人听候余鸿孙指挥，某日某时到车站或码头，迎接时每组由八人等候，手执鲜明旗帜，报纸上天天都有登载各地代表抵沪的消息，只是那时没有摄影记者，所以报上没有登载图片，但已声势浩大得很。
每一地方的代表到达上海，当天晚上一定到大西洋西餐馆进餐，由丁老师、谢老师等坐候着做主席，并且发表演说。宾主双方，言论都很激烈，说这次大会，非推翻议决案不可。
到了三月十七日，计算已到的代表已经有十五省代表，二百四十三县的县代表，四个市的市代表共计正式代表二百八十一人。其中四川、云南、陕西等偏僻的省市代表，因为时间上赶不到，未能出席，可是都汇来了捐款。
这次全国中医师抗争大会，假座天妃宫桥的上海总商会大厅举行，这个会场是上海最宏伟的，有很宽畅的座位，到了这么多的代表还坐不满，于是由上海三个中医学校和药业职工会补充了全部空座，连楼上楼下两旁都站满了人，会期为三天。
4.三月十七 召开大会
这一次大会，本来准备全上海的三千中医停诊，九百家药店停业，一同参加的；但是这样一来，总商会的大厅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所以只好向医家与药店分发几种标语、旗帜、横幅等张贴在门口，以示响应。
我同一辈青年中医当天上午就到总商会内外布置一切，并且还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秩序，款接组招待各地代表莅场。到了下午一时开会时间，各地代表均依时到达，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大会开幕，先由蔡济平报告筹备经过，后由谢利恒老师主持，接着有六个省代表致词，可是最大问题，就是方言不统一，南方人不懂江浙人的话，江浙人不懂河南、河北的话，有两个代表，说得声泪俱下，而台下听的人竟然一句也听不懂，忽然间有一位福建代表跳上台来，碰台拍凳地大骂卫生会议的议决案，大家虽然也不懂他的话，但是见他那种慷慨激昂的神情，大为感动。
我那天担任大会的司仪，见到这般情况，认为要大家一致，唯有喊口号，可以鼓动全体的热烈情绪，以及统一意旨，标语是预先拟定写好的，于是就照标语请张梅庵领导喊口号，张氏那时很年轻，中气充沛，声如洪钟，由他先念一句，大家跟着高喊一句，一时响彻行云，好多人热血沸腾。接着由蒋文芳宣布：“今天请各地代表拟就提案，于明天大会时交来。”这天的秩序极为良好。
第二天会议，把各方面送来的提案，搜集起来，逐件讨论，由丁仲英老师任主席。这一天，各地的代表都先后登台发表演讲，从前集会还没有话筒(即麦克风)，所以代表发言，往往只是前面的人听到，懂不懂还大成问题。这一天，大家讲的话，无非是诉说各地中西医家的情况，讲者谆谆，听者藐藐，有人看这个情形不对，说主张提出一个紧急的办法，要派代表到南京去请愿，看看政府当局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到上午便把这个提议通过了。
第三天的会议，就是讨论代表人数和人选的问题，一谈到人数，麻烦事情就跟着来了，有人提出一个办法：每一省要推出一个代表。那时到会的省份有十三省，应该是十三位代表，这个提案一下子就通过了，陆渊雷振臂而起，要十三省当场选出代表，上台来各作五分钟讲话，他的含意就是要考验代表的人才和能力，这一下子，却暴露出各省选出的代表都是高龄的名医，一登上了台，连口都不会开，这样一来，就把已通过的第一个办法推翻了。
接着又有人主张，不应该以省为单位，要注重人才，而代表的人数须贵精不贵多。大家又一致拥护这个办法，并且当场推选代表，第一个是谢利恒老师，由他做团长；第二个是南京代表隋翰英，由他作南京的领导，第三个是上海药业代表张梅庵，第四个是丁仲英老师，丁老师坚决不就，说：“我情愿留守在上海，还有好多事要办，推荐蒋文芳做秘书。”大家也通过了。第五个代表，各方面提出的十几人，大家争执到面红耳赤，没有解决办法，最后由谢利恒老师发言说：“这次运动，是陈存仁首先推动起来的，我需要他来做总干事，帮助我们做各种内部工作，有了他，我们的组织就健全了。”谢老师此言一出，会场掌声雷动，于是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当晚在大西洋餐馆举行了一个惜别宴作为饯行，各省代表都勉励我们，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我们被感动得眼泪都流了下来。
山西代表时逸人振臂大呼说：“我们这次受到上海医界招待，本身用不到多少钱，我们都应该随愿捐款。不但支持抗争运动，而且我们可借此团结全国，组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从事于种种改进事宜。”此言一出，捐款的人风起云涌，当堂就捐到两万多元。
5.五人代表 赴宁请愿
五个请愿代表推定后，就在当晚先开了一次小组会议，大家觉得这次请愿，前途未许乐观，因为这一次中央卫生会议，出席的人都是西医，会议开幕时，蒋介石派员出席读一篇训词，希望国府成立之后，改善卫生行政，由全国专家提出建议。那时卫生部部长薛笃弼，所说的大致也是如此。可是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演词就不同了，他说：“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是行政上了轨道，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够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面目一新的民间运动，就是废止汉医汉药。所以要由卫生会议负起责任，通过全国专家所拟订的提案，交由政府执行，才能算是完成革命大业。”看来褚民谊在集会时有绝大的领导力，而且这一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实际就是要废除中医。
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积习，认为勾结上一两个要人之后，便气焰大盛，不可一世。如今卫生会议既有一百二十位专家，中间加上了一个“中央委员”褚民谊在内，更是如虎添翼，认为废止中医案一经通过，只要交政府执行，便可以安然达到目的，所以在开会的情绪看来，认为中医废止，已在命运中注定了。万不料这一个提案通过发表之后，引起全国上下的反感，成为全国的一个轩然大波，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
那时上海是一个经济的枢纽，也是舆论中心，当时的新闻界就发觉到外国的大药厂，对这一个运动，显然有经济上的支援，因为中医中药一经废除之后，西药一定会畅销全国，当时谣言满天飞，但具体的事实，笔者恐记忆不准确，未便写出。
隋翰英是南京代表，他建议一定还要邀请两个人来做协助工作，一个是上海的陆仲安，一个是南京的张简斋，那么五位请愿代表到了南京，许多中央委员都会接见，否则就恐怕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他这个建议，我们五人都表示赞成，我说：“陆仲安住在蒲石路（今长乐路），我去过他家，不如我们现在就到他家中去。”我们说罢就走。陆仲安是北方人，爽直得很，他说：“既然你们要我出力，我绝无推辞之理。”于是次日他也跟着我们出发了，只是他不担任任何名义。还有张赞臣、岑志良两人也热心得很，也不居名义而随同出发。
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是三月二十一日，搭的是沪宁路早晨九点钟的一班火车。在我们到达北站之时，只见车站上已拥满中医界、中药界以及中医院校的学生、中药店的职工等有一千多人，还有一队三十多人的军乐队，大家挥动着旗帜、标语，欢呼口号，奏着激昂的军乐，我们就在这般热闹的气氛中，登上火车。欢送行列中，大家高举手帕，预祝我们凯旋。
当时有一位老医生蔡济平，率领医药界名流四十多人，排齐了队伍齐集火车站内，作为代表全国各省出席代表恭送我们，我们在上车时，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时的气氛，既激动而又热烈，大家高兴得真是热泪盈眶。
在我们代表出发前的几天之中，报纸上天天有我们行动的消息，都刊在显著地位，足见各方面对我们这一个运动的支持，这也是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受到舆论方面的抨击。
我们出发时，搭的是二等车，车票是四元几角，但是一上车，就有人派给每人一沓报(包括全沪大小各报)，收费小洋二角，一杯龙井茶，也收小洋二角，我们就一边饮茶一边看报。
那时我和陆仲安会同隋翰英商讨到了南京之后，首先应向哪一个机关请愿，或者最先要拜访哪几位元老，请他们出来主持公道，我们在车厢中都宽了衣服做准备工作。
正在谈话之间。忽然车厢中出现了一位苏州代表，他说：“你们到苏州车站时，可以看到一千多个苏州中医药界人士，都停了业，排了队在车站欢迎你们。”果然不到一小时，车抵苏州，先见一片旗海，接着又听到一阵阵清脆的口号，我们五个代表立刻穿上外衣，步出车厢，见到下车时地上铺着一行金黄色的地毯(按：黄色是中医的标记，表示我们是黄帝内经的后人)，我们五人下车，踏在地毡上和群众握手言欢，我们挤在热烈的人群之中，身不由己，被他们包围了不得动弹，他们坚决要留我们在苏州吃了午饭再走。可是这时车站上钟声当当，我们知道火车要开了，急于上车，但是越是想走，他们越是拉住不放。我们处在不能行动时，只好请那位苏州代表，通知车上的陆仲安、张赞臣、岑志良，要他们先到南京，对南京车站上的欢迎群众和新闻记者说明，五位代表被苏州医药界留住了，要改坐夜车在明天早晨才能抵达南京，借以代致歉意。
于是我们五个代表，被簇拥到玄妙观前松鹤楼进午餐，可是松鹤楼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只能在二楼排满八席，大家很高兴地吃了一餐，我初次尝到一味名菜“炒虾脑”，认为比什么都好吃，我偷偷地问侍者，这一桌菜要多少钱?侍者吐一吐舌头说：大约要六七块钱，表示在此地已经贵极了。
吃罢之后，我见到一位医校老同学王慎轩，率领中医学生二百多人，手执旗帜来欢迎我们，同时又有中医三三五五地聚在松鹤楼下，大约也有六七百人，后来由一名纠察员指挥排列成行。等到我们下楼，一阵掌声，大喊口号，在观前街上游行起来，我们五个代表在行列之后坐了包车，随游行队伍行了好多路，到达了“留园”。
留园本是盛宣怀(杏荪)的产业，那时已公开任人游览(按：现在日本东京著名的“留园”，即是盛氏后裔盛毓度所主办，沿用此名)。苏州留园地方大得很，也旧得很，园中有一个戏台，无形中成为苏州人的大会堂，座椅全是朱红色漆的，是清代遗物，既矮且小，好像幼稚园里儿童的椅子一般。
片刻之间，我们宾主已坐满了一堂，苏州医药界领袖首先致词，接着由谢团长代表致答词，谁料苏州代表们，坚请我们五个代表，每人要作一次演讲，蒋文芳讲得头头是道，张梅庵一出声，声如雷鸣，全场哄然大笑；隋翰英说一口南京话，苏州人都听不懂；我讲的是上海话和苏州话还接近，我叙述废止中医案的经过，说到了我们只靠全国人民和同业支持，中央卫生会议要是不达目的的话，外国的药商准备着巨额的款项来支持这个提案。这时人人动容，认为前途未可乐观。
本来集会演讲，中医很少参加，经过这次开会，大家增加了许多经验，论讲话的仪态，谢老师最好；引起大家激烈冲动的，以张梅庵为最好。我们演讲完毕之后，苏州医家争先恐后地抢着说话，大都是勉励我们争取胜利。
出了留园，见到外边停着五辆开篷的马车，分给我们五个代表，每人坐一辆，并且有五位苏州名医作陪。
从前任何一种民众行动，总有一场大游行。这一次是在下午四五时，他们多方面去通知，所以人数达到一千人之多，一路进行，一路喊口号，直达虎丘山下，记得先过一条小河，才到虎丘剑池前面的千人石，后面就是高耸入云的虎丘塔，我们就在千人石上集议。这块石平坦得很，名虽是千人石，坐上了四五百人已挤得不得了，没有座位的人，只好分别站在剑池四周。
谢老师说：“这时我们该轻松一下，不要再大声讲话，把喉咙弄哑了，到了南京不像样的。”大家听从他的话。谢老师讲话，美髯拂胸、神情飘逸，他本来名震全国，大家一听他讲话，觉得的确是名不虚传。
休息一会，南京代表隋翰英宣读向政府呈递的请愿书，他满口“南京”国语，念得很流利，读完了之后，千人石上起了一阵掌声，响声震应山谷。不一会，苏州医药界首长又约我们到前面一个寺观中去吃素，一共坐满八桌人。他们做的素菜，别有风味，花式也多得很，其中有素鸡、素鹅、素火腿等，每一碟的形态，和荤菜是一模一样的。老同学王慎轩操着柔和的苏州话说：“夜车票已准备好，南京也有电报来催，通知你们沿途不可逗留，因为南京方面已有两千多人在车站等车，不要使大家失望。”我说：“好。”接着他又轻轻对我说：“你们各位连日辛劳，要不要再到苏州著名的狮子林去玩一下?有烟霞癖的人也可以上那边去香两筒；本来狮子林夜间是不开放的，但是你们是特客，园中少主又是中医，所以可予特别优待，免得你们在车上等候。”我当场向谢老师请示，老师说：“现在周围新闻记者很多，我是不吸鸦片的，不要为了这件事情，弄出不好看的新闻来。”不料正在这时，给张梅庵、蒋文芳两人听到，他们二人本是瘾君子，听了这话，比什么还高兴，说：“只要少数人前去，是不会弄出事来的。”谢老师对鸦片向来深恶痛疾，但是在这时也未便断然辞却，于是我们一行人就到狮子林去。我约略地看了园内的亭台楼阁，奇峰怪石，这一回倒另有一种收获，我们原来带着向南京各机关的请愿书不过七件，一计算下来，南京的“部”“会”及重要人物，大约有十二处，还缺五份，应该要即时赶写，蒋文芳负责抄两份，要我担任三份，这时我们两人心中很乱，一面急着赶时间，常常有错字，料不到苏州医生之中，有一人自告奋勇出来说“我来抄”，他写的蝇头小楷，笔笔工整，很是好看，大约不过一小时，五份请愿书已经全部抄好。毕竟苏州多文人雅士，令我暗暗佩服。
我在空余的时间，整理抵达南京时要派发的请愿团宣言书和应付新闻记者的访问资料，幸亏沪宁路夜车，离开苏州要在半夜一时半，尚有充分的时间。这时因为谢老师和隋翰英年事较高，已倦极入睡。直到十二时半，才叫醒他们，相率急急忙忙赶到车站，苏州医家想得很周到，预先为我们订了头等卧铺。车到镇江，停了半小时，管车的人不准我们离开座位，也不许下车探望，当时真莫名所以。
6.车抵南京 声势浩大
三月二十二日，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已接近天明，只听见人声鼎沸，有一千多医药界中人等候着欢迎我们，先由乐队奏乐，地上也铺着黄色的呢毡，我们缓步而下，立时响起一阵口号，口号过后，掌声真像雷鸣一般，其中有二三百是药业职工。他们不但和我们热烈握手，还簇拥我们到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来一个欢迎会。当时有许多新闻记者，争先访问，我们于是就到广场去，场上早已预备了一个讲台，先由南京医药界致欢迎词，继由我们五人轮流演讲，新闻记者提出的问题，我们也逐一答复，警察在周围维持秩序。
本来我们的秩序极为良好，一切都很顺利的，万不料车站走廊中有五百多个安徽难民，他们因为南京市长刘纪文拆造中山路，将潜建木屋拆除，其中一部分安徽人，决定在车站上坐索免费车票回家乡。因为这些人拿不到三等免费车票，睡在地上，等了两天两夜，不得要领，这时这批难民看见有新闻记者在场，他们就蜂拥而来冲入我们的队伍，有两人跃登台上，他们很懂得投机，一上台就破口大骂政府取缔中医要不得!说：“安徽全省西医仅三五十人，要是没有中医，人民的健康就没有保障。”接着就讲政府不照顾拆屋难民，他们一直讲下去，越讲越激烈，警察就出来干涉，要把讲话的安徽难民拖下台来，谁知这个讲话的难民身强力壮，挥动拳头向四五个警察一阵乱打，弄得秩序大乱。谢老师催促我们赶快离开，免得卷入漩涡。
我们几个代表，虽然离开了会场，但是大群安徽难民占了这个讲台，开会不已。后来又开到大批军警，双方大打出手。我们坐上了南京代表为我们准备好的车辆直驶中正街交通旅馆，陆仲安、张赞臣等早在那边等候，我们漱洗完毕，更换衣衫，就跟了他们二人首先去谒见国府主席。
那时节，国民政府初成立，主席的驻节之所，是一座极大的旧屋，相传为两江总督府，曾国藩、端方都曾在这里办公的。里面大得很，我们先坐在门房中，将请愿书交给侍从官，递呈上去，并且说明我们要谒见主席。那侍从官说：“向例民众要谒见主席，该先期由主管机关约定时间，你们这件事，是属于卫生部的，应由卫生部先约时间。”我们说：“我们就是受了卫生部的压迫，怎样教他们来约期呢?”争执间隋翰英肝火奇旺，咆哮如雷，心头之火都按捺不住 (原来隋翰英此时已经潜伏着中风的先兆征象，等到我们请愿的事项完成之后。这位老人家就一病不起，可以说是为中医界争地位而以身相殉的)。
这时有好几位新闻记者正在采访新闻，我被推为发言人，把中医兴废的利弊得失，向新闻记者逐一叙述，我说：“全国中医有八十三万人，药铺约有二十余万家，对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人民做着疗病保健的工作，而全国西医不过六千人，多数集中在都市，无数县份和乡村，一个西医都没有，人民一旦有病，唯中医是赖，怎样能废止呢?”
那时国民政府的房屋，又大又旧，都是大格窗框，用纸糊封的，纸都被风雨所碎，陆仲安机警得很，看见隔邻一个签押房中有电话，就走过去打电话，给国民政府秘书吕筹，告诉他：“我们来谒见主席当面递呈请愿书，可否代为想想办法?”吕氏说：“我马上出来和你们面谈。”
片刻之间，吕氏从里面走了出来，他说：“今天预定谒见主席的人，已经把时间排定了，你们的事情，及在下关车站安徽难民与军警大冲突的消息，主席已经知道了，他说过一句话：‘谁主张要废除中医?’至于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主席，等我安排了日子，于明天或后天中午一时电话通知你们。”我们当时很失望，但是听到这句话，倒把心头的一块大石放了下来，似乎有一种预感，我们是会胜利的。
走出国民政府大门，正在等车，只见街道上报童手执报纸，高呼号外，说是“下关车站闹事”，我们就买了几张看看，原来头条新闻，就是我们中医请愿团抵达南京的消息，说欢迎的人如潮涌，其中混杂了安徽难民在车站广场上开会演讲，并与军警发生冲突，大打出手，警方有三人受伤，难民代表有两人被捕云云。
谢老师说，这张号外，似乎对我们很为不利。我说闹事之后，可能反而明天报纸会大字登载，对我们的请愿一定会格外重视。
7.分访各方 反应良好
我们坐在马车上，谈论请愿的对象，着重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对卫生部暂时决定搁置不理会。先行谒见行政院院长谭延。我们还没有开口，谭院长已说：“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说时他还伸出手腕，要我们团长为他诊脉处方，当时即由谢老师为他诊治，诊毕，谢老师一边唱药味，由我一边执笔缮写，到了次日，各报都把这张方子全文刊登出来。
我们谒见于右任院长，于老说得更轻松，他说：“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神父来管和尚一样。”他是最赞成中医的。
这两位首长接见我们之后，为时已是下午二时，我们就在夫子庙六朝居随便吃了一些干丝烧饼之类，急急乎又到小石桥街林森(子超)公馆拜会，那时他还没有做主席，但隐隐在政局中是一位主要人物。到了那边，原来是一所很简陋的古老屋子，叩门后，有一个老家人来开门，又有一条很大的狼狗跟出来，我们都有些害怕，陆仲安似乎很熟，用手拍拍狼狗的头，它就非常驯服，带着我们走了进去，林公子超已立在厅中等候，满面春风，和蔼可亲，并且说：“欢迎你们来谈谈，我有福建带来的好茶叶，请你们来品尝一下。”我们正在诉述废止中医案的事情，林公说：“这件事荒谬得很，都是卫生部几个西医和褚民谊搅出来的，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反对，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就是你们这件事情。昨天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现在中央正在拉拢四川归附。所以这个电报，力量大得很，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林氏说罢之后，请陆仲安诊脉，因为他是有气喘病的，陆仲安向来是自己用钢笔开药方的，药方写毕，林氏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闲聊了一小时，大家就握别了。
我们到财政部，没有见到部长，到考试院见到了戴季陶院长，听戴氏说：“你们这件事，卫生会议尽管通过，敢说是绝对不会实行的，你们放心好了。不过希望你们在行动方面，不要太过激烈，根据镇江来的消息，你们乘的火车经过镇江，车站欢迎的许多人拥入月台，站长因为人数太多，加以阻止，不料许多人竟然冲倒木栅，一拥而入，踏死一名小孩，路警拘捕了八名镇江医界领袖云。”我们听到这种事情，倒认为是一件大新闻，怪不得车抵镇江时，在站上停了好多时，不许我们行出一步。
我们到立法院请愿，院长胡汉民有病，由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焦易堂接见，焦公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他说：“这件事，首先要立法院制定法律，三读通过，才能实行，卫生部是不能独断独行的。”后来在谈话中，我们又得到一个消息，国民政府为了要拉拢冯玉祥，特地让出一个卫生部部长的职位给冯玉祥推荐，冯氏就荐了他的心腹薛笃弼来当部长，薛氏本非卫生行政人员，对中西医并无偏袒，不料这次中央卫生会议却闹出了这件案子出来。冯玉祥军中的军医，向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冯玉祥已有电报打给薛部长，措辞严厉，责备薛氏怎会弄出这件事来，薛部长弄得很为难。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又定了好多。
那天整个下午到各院各部去递请愿书，只是不到卫生部，我们的意思，就是要给卫生部长薛笃弼一个“难堪”。
当天傍晚，我们的请愿工作，告一段落，南京医学会在金陵春酒家设宴欢迎我们五个代表，情况热烈，向所未见。席间要我们报告请愿的经过，就由谢团长致词，他首先对大家表示谢意，同时告诉他们：“我们已胜利在握，各位放心，但是在未得到批文之前，最好不要公开宣扬。”说毕，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这晚我们第一次遇到南京首席名医张简斋，他瘦弱得很，谈话的声音也极细微。他说：“我早就接到你们的电报，要我做请愿团顾问，可惜我早晨起不来，要到下午二时才能开诊，所以有负大家的好意。但是我知道中央方面竭力支持你们，你们这次的行动，绝对不会失败的。”
这天晚上，金陵春的菜特别丰富，一盆鱼翅大得很，我第一次吃到熊掌，还有许多烤品。据说这席的菜式，是根据清朝的大员端方宴客的菜单，所以这席菜显得既丰富而又珍贵。后来我们打听到这一席菜的代价是四十元，这是我向所未闻的高价筵席。
席终，南京医界领导我们到夫子庙一带游览，秦淮河干涸得很，但是还有画舫和歌女，玄武湖风景最美，令人留恋不止。我们也见识了一下。
8.卫生部长 折柬相邀
三月二十三日，我们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那时节正在举行三中全会，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我们要谒见首长，就由秘书长叶楚伧先生出来接见，叶氏与我们大家都熟稔，他说：“关于废止中医一案，是西医在中政会所提出，这是西医们的单相思，执行是要由政府来执行的，决不会有一个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他又谈到我们对中西医问题都无成见，况且政府并没有废止中医的意图，认为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认为太不成话了，最高当局曾经当面询问薛笃弼，薛氏也表示他在做卫生部部长任内，决不愿意为西医所利用。
我们回到了交通旅馆，约定吕筹在下午一时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主席接见的时间，可是直等到下午三时，还没有消息，忽然间有一个上海籍的人，拿了一张名片来访问谢团长，这人名片上的衔头是卫生部科长，其人姓李，自称是谢老师的老病家，坐定之后他就告诉我们，卫生部长昨天在部内等了你们一天，不见你们到来，极为失望，今天上午开三全大会，各方面对卫生部长指责很多，薛部长本来对中医向无歧见，希望你们急速到卫生部去呈递请愿书，以便薛部长对此问题有所表示，俾能减低舆论界的压力。谢老师听了这人的话，说我们还要向各方面去请愿，准备最后再到薛部长那边去礼貌一番。此人听了，带着不愉之色而去。
我们到工商部，要求谒见部长，由一位山西籍秘书代见，他也表示中医中药应该极力提倡，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
我认识李石曾，有人认识张静江，于是我们又分别拜谒这两位元老，他们透露出阎锡山已经有电报给三中全会，对中卫会废止中医的提案，表示极端反对。中央大员请薛部长从速把这件违反民意的提案打消，以免引起民间对政府的反感。此外，又透露一个消息，褚民谊已受到好多位中央委员的指责，他默然不再出声。
这天晚上，我们听到各方面来的消息，对我们都很有利，所以大家很高兴。晚间在药业公会的筵席上，透露了我们请愿的经过，因恐中途会横生枝节，所以说得很简单，但大家已经感到满意了。
到了深晚我们回旅馆，原来卫生部的李科长又来了，他手执五张请帖，邀约我们在次夕二十四日下午六时到卫生部一叙，同时他还说了好多话，都是暗示我们先去拜访和递请愿书才合礼貌，我们五人会商之下，认为再不去拜访，似乎不好意思，乃决定次日到卫生部走一次，递呈请愿书。到了卫生部由一位政务处长胡叔威代表接见，说是：“薛部长到三中全会开会，不能亲自接见，非常抱歉，请你们原谅。”
中午一时吕筹的电话也来了，说定即日下午四时主席召见你们五位代表，时间只有五分钟，而且为了我们晋谒便利起见，到时他开车来接。不久吕筹亲自到交通旅馆来，告诉我们说他已预备了两辆大房车，请我们即刻上车。两车缓缓而行，开了好多时间，进入中央军校，里面地方很大，又走了好久，才到达主席官邸，客厅间已坐了几位不知名的人物，他们每个人的谈话，也不过几分钟，最后轮到我们，于是吕筹就让我们进去，只见里面陈设简单，摆上了八张沙发椅，主席见了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主席口操宁波土音的国语，见到我们都说上海话，他就改用纯粹的宁波话和我们谈话，只说了两句话：“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国药。”说罢，侍从人员已拿出主席的大氅，我们也只好告辞了，临走时他叮嘱吕筹把请愿书的批谕，从速发出。同时吩咐我们：“谒见的消息，要等批谕发表之后再透露才对。”
我们应邀出席卫生部之宴，薛部长对我们客气之至，说：“今天你们到来，我很高兴，同时还邀了从西北考察归来的哈定博士，来演讲考察经过，希望你们在席上讲话，不要过分攻击中卫会，陈代表你年纪最轻，驳复褚民谊的一篇文章，我也读过了，我为了要表示提倡中医中药起见，准备聘请你们之中两位为卫生部顾问，以便本部与中医界多有联络，消除隔阂。”正在谈话时，哈定博士到了，携带着一个手提电影放映机和银幕，卫生部许多司长，都是西医出身，用英语和哈定博士谈话，谁知哈定说得一口中国话，放映电影时，他也用中国国语讲述，影片放映了两小时之久。本来卫生部排定了宴席的座位，用中菜西吃的方式，但是哈定博士很随便，他说：“我们不妨一面吃一面看，不要太拘束。”余详本书“谢利恒师情回忆”一篇。
吃罢之后，时间已经不早，薛笃弼极诚恳地对我们逐一寒暄，说：“我当一天部长，绝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正在说这话时，哈定博士起身告辞，我们也认为极满意，不必多事费辞，欣然向薛部长称谢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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