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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时代生活史
作者：陈存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存仁（1908—1990）原名陈承沅，出生在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之家，早年丧父。
·从学校毕业后，又拜国学大师章太炎，名中医世家丁甘仁、丁仲英父子为师。
·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由上海世界书局首次以精美彩色画印制中药植物，先后印制二十七次，解放后仍再版。
·1937年应上海世界书局要求，赴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回来出版《皇后医学丛书》。
·1960－1970年代 在香港最畅销的《星岛日报》专栏投稿，达17年之久，每天一篇，其中有关食补的“津津有味谭”连载，得到香港及东南亚粤籍读者极大欢迎。
·1964年由韩国驻香港总领事推荐，荣获韩国著名的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以表彰其对汉医学的杰出贡献。
·1970年中期 法国美食协会给予“美食家”称誉。
·1979年 应日本名出版社“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
·1990年9月9日，因突发心脏病，于美国洛杉矶寓所去世。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
1.一块银元 七钱三分
一块银元 七钱三分 惨遭逆境 幼年失怙
迁出旧宅 生活艰辛 先学西医 再学中医
为师服务 渐知物价 初识丁翁 领教理财
生活困顿 卖文助学 否极泰来 进入鸿运
我童年时，是使用银元的时代。
“银元”早期在上海，叫做“银饼”，这是咸丰六年（1857）上海富商私家所铸造的。这些富商都是经营“沙船”生意的。所谓沙船，是十丈有余的木杆大帆船，由北方运盐到上海，由南方运黄沙到北方。这种黄沙混合了石子和泥土，叫做三合土，是建筑物的主要材料。这种沙船厂，雇用员工数以百计，每月发工资时，免得称量碎银引起争执，所以就由富商王永盛(即王信义沙船厂)、郁深盛(即郁子丰沙船厂)等自铸银饼，规定每一饼有白银五钱。银饼是用手工打成的。这种银饼，是咸丰五年（1856）所铸，我也见过。
后来墨西哥的银元(俗称墨银)流入中国，这是用机器铸造的，分量更准确。外国人到中国来购买物品，都使用这种银元。
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因是外洋运来的，文人笔下称为“番饼”，民间称做“洋钿”。一部分文人甚至把一块钱称做“番佛一尊”。足见当时一般人对银元的重视和膜拜。
鹰洋在清朝时已普遍流行，大清帝国在光绪年间大量铸造了多种银元，上面有一条龙，称为“龙洋”。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秉政，又铸造了一种银元，上面有很大一个袁世凯的头像，所以后来民间将这种银元称为“袁大头”，简称“大头”。上述数种银元，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
银元之下，还有两种辅币，第一级是“银角子”，南方称为“毫子”；第二级是“铜元”，俗称“铜板”。这两种辅币，并不是十进制，是要跟着银价、铜价的上落而定，所以又称“小洋”，兑换店天天有市价牌子挂出，一元能换铜板多少?那时市价没有多大上落，银元一枚，可换铜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
白银七钱三分的银元已很重，要是有一百银元的交易，重量即达七十三两，这是不可能带在身边的，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钱庄的庄票，后来钞票也通行起来了。
可是银行与钱庄的库存，仍以白银为本位。一切用银元作为流通品，往来结算只是使用银元，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银行、钱庄汇集之区，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钞票就没有这种麻烦。好在解银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须两人才抬得动，抢劫是不可能的，况且那时治安良好，在银行和钱庄区的警卫也极严密，盗劫绝少发生，抢笆斗的事十数年中偶或有之，劫银箱的事简直不曾听见过。
银元放在身边，锵锵有声，而且白花花的色泽更是炫眼，所以旧时个人携带大量银元容易发生事故，俗语所谓“财不露白”，“白”字旧时指银元宝或白银，后来即指白银制成的银元。
钞票轻而易于携带，不会惹人注目，于是钞票的通行越来越旺，使用大量银元的机会日渐减少，大抵十元以下的往来，都用银元，十元以上的则用钞票。钞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四种，百元钞票我没有见过。
现在已不容易见到从前的银元，目下香港的一元硬币，轮廓比旧时的银元小上一圈，厚度也薄一些。因为银元是九八纯银铸成，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属，所以硬度比百分之百的纯银还要硬。当时银元也有假的，是掺和铜质或铅质制成的，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锵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
还有一种含铜质极少的假银元，只要以两手指夹在银元中心，用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就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在年少学业时，就要练习辨认银色和各种版样，以及辨别响声。银元越出越多，版样名称有二十多种，辨别大批银元的真假，要敏捷。要是不懂得这些技术，就会吃进“夹铜洋钿”，令人懊丧不已。
银元的排列安放，有一定的规格，有一块木板叫做“银元板”，是一块板上雕出十行半圆形的凹穴，每一行可以放五十元，二十行就是一千元，这是银行、钱庄和大商行中所必备的工具。
点数银元又有一种方法，是凭两只手，右手只拿一块银元，左手拿成叠银元。左手指陆陆续续把银元推出，右手就循次一块一块地敲响银元的边，一面敲一面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即刻把那一块钱剔出，于是再敲再数，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唱着数下去，一百块钱，不到一分钟，就把鉴别的工作做好了。
小商店，出入较少，凡是逢到一块钱交易，伙计们首先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掷，声音清脆的就收了下去，声音有一些木木然的，就要请客人换一块，所以辨别银元的真假，也是一般人生活上的常识。
银元时代的生活，讲起来，真有一番沧桑史。我就依据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往事作为出发点，写成本文，借以反映近六十年来物价的变迁。
在我稚龄时期，一切都不甚了了，每天只知道向父母要一个铜元。当时一个铜元，用处极大，可以买糖十粒八粒，可以买大饼油条各一件，或是买生梨一二枚、马蹄二串。记得小时候，到城隍庙去游玩，一个铜元可以买一块百草梨膏糖，孩子们一面吃，一面听卖糖的人(俗呼小热昏)唱着各种各样的歌词。城隍庙的酒酿圆子，是每碗铜元二枚，吃一碗肉面是四个铜元，一块肉又大又厚。汽水称为“荷兰水”，每瓶二个铜元。鸡蛋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五十余只，已经算是很贵的了。
我六岁前，绝少有机会可以看到一块银元，新年中到九姑母处拜年，姑丈号称巨富，开设典当七家，姑母见到我非常高兴，给我一块钱作为“拜年钱”，我拿着银元回来，觉得飘飘然已成为有钱人了。我拿到的那块钱，又由我姑母剪了一个红纸“”字，牢牢地贴在上面。我明知这一块钱可以兑到一百多枚铜元使用，但这是我最初得到的财富，无论如何不肯兑换，常常放在袋中，玩弄不已，有时还拿出来炫耀于人，自鸣得意。
我的家庭环境，在幼年时代，是上海县城内的世家。我父亲子晋公合了五房弟兄，在县城大东门大街开设一家陈大亨衣庄、一家陈锦章衣庄，又开了陈荣茂、陈大升两家绸缎局。早年租界尚未十分繁荣，上海的县城，以大东门为第一条马路，最大的商店是裘天宝银楼、祥大布庄、程裕新茶栈等。我们的店铺除陈大升绸缎局开设在大东门外，其余都开在大东门内，当时上海城里的商业大机构大致是如此而已。
我的叔父常常夸耀我们家的财富，他说：“郭半城，朱一角，陈家两头摸”，意思是说姓郭的地产占到半个城，姓朱的占一只角，姓陈的家宅与店铺由城内开到城外，两面可以摸到钱财。那时我们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其实这个时期，我家已濒临破产边缘，叔父还蒙在鼓里，我那时年纪小更不知道。
我们绸缎局的总店，除了铺面之外，里面还有很大的住宅，占地约二亩半，我就是出生在这里。我有同胞兄弟三人，大哥承淇(小名阿兴)，我名承沅(小字阿沅)，弟弟其时还没有出世，只有我常常在绸缎铺中玩耍，我和店中一个姓章的学徒最为相得。一天，我口袋里揣着一块钱，抓在手中反复把玩，对他不时卖弄。那学徒看得呆了，因为他没有工资，每月只领月规钱小洋二角，这种月规钱是包括学徒洗浴理发以及购置鞋袜之用。他见了我的一块钱，也拿去放在手中把玩不已，他讲出绸缎铺中薪金最高的掌柜先生，每月的薪水不过八元；普通的职员，不过六元、四元，刚满师的学徒每月只有一元。你拜一个年，就拿到一块钱，真令人艳羡，你要好好地保存起来。
我听了他的话，隐隐然流露出一种骄傲的姿态。姓章的学徒有些看不上眼，就反唇相讥地说：“小开!你不要得意，我满师之后，努力做事，也会发达，到时我的钱一定比你多，而且要买一辆包车(即私家两轮人力车)，那时节我高高地坐在包车上。你这种小开没有一些用处，可能已做乞丐，只能帮我推车，向我伸手要一个铜板呢！”我听了他的话，气得了不得，但是他这几句话却深深地印在我心坎上，知道一个人没有本领，将来是会成为乞丐的。所以要赚一块钱，也不知道要流几多汗血，所谓“汗血铜钿”即是说当时一块钱的来之不易。这个章姓的学徒，名荣初，果然在三十年后开了两家织布厂，又和刘鸿生合设章华呢绒厂，是国产呢绒第一家，成为上海有数的大实业家。
2.惨遭逆境 幼年失怙
民国三年(1914)，我六岁，南市县城商业日益衰落，裘天宝银楼搬到小东门，我们也跟着在小东门开设了一家很大的绸缎铺，其实这是孤注一掷之计，我家的命运就靠此一着，不料只开了一个短时期，就宣告破产。从前的商业机构最重信用，虽已破产，一切欠债，仍要全数还清，只有倒出，没有倒进，所以在还清欠债之后，每一房的家中，便一无所有了。
从前没有幼稚园，我初时在绪纶公所的学塾中，接受私塾教育，请的一位塾师是秀才，月薪十二元。继而进大东门育才小学，这家小学开设在王家祠堂中，老师都是知名之士，其中职员有史量才、曹汝霖、黄炎培等(按：现在留在香港的银行家徐大统兄，制衣业巨子朱敬文兄说起来都和我是先后同学)。一天，我从学校中放学回家，见到父亲与母亲都在流泪，说是不久我们就要迁出这个大宅，将来你也不能再在育才读书，因为育才小学每学期学费三元，以后负担不起了。我很天真地说：“我还有一块钱，你们拿去用好了。” 我的父母听了，破涕为笑说：“我们尽管穷，不会用你这一块钱的。”
我家店铺倒闭后，父亲郁郁寡欢，认为来日大难，于是不做老板做伙计，到一家大绸缎铺去当总账房，月薪十元，他觉得环境大非昔比。有一天，他叫着我的小名说：“阿沅，我带你到夷场上去吃大菜，今天姑且作乐一下。”(按：上海县城中人称租界为夷场)我就跟着父亲搭电车到英租界大马路（今南京东路——编注，以下同），在石路口一家很简陋的粤式西餐馆进餐，我记得电车到法租界是收费铜元一枚，由法租界进入英租界的电车又是铜元一枚，西餐是每客小洋二角，我第一次吃到牛油面包和炸猪排。父亲告诉我，牛油和面包是不要钱的，我就吃了很多，觉得涂了牛油滑润异常，极为可口，吃完之后，父亲又带我到一家时髦儿戏馆去看戏，每客收铜元十枚，儿童是不要钱的。那时节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种风气，到租界去一定要吃大菜、看戏、坐马车，成为三部曲。我嚷着要坐马车，父亲说马车是私家设备，出租的马车，要到跑马厅旁马车行去租，每租半天，需花小洋六角，太浪费了，于是仍然坐电车回家。
这般的欢乐时光，只过了一天，次日父亲以铜元二枚，购酱猪肉两块，吃了之后，患上了严重的痢疾。来势凶险，一日数变，请西医治理，医生一味摇头，病势日益严重，经过了七天，他老人家竟溘然长逝。临终时，有气无力地说：“阿兴要出洋，阿沅要做医生。”断断续续地重复说了几次，这是我父亲对我们兄弟俩的期望，其时我父亲只得三十七岁。
我的父亲虽有这样的期望，可是那时我们家中尽其所有只得三十六枚银元，连后事都无法料理，兴哥拿出了他的积蓄五块钱交给母亲，我也把一块压岁钱拿了出来，母亲号啕大哭起来，大家也跟着泪如雨下。
我的一块钱，母亲没有接过去，一边哭，一边将我的手推开。我手中的一块钱，本来上面贴有一个红纸的字，受到泪水的浸润，成为血液般的红色，母亲以为我流了血，哭到晕厥过去，我却以为家中又死了一人，痛哭失声。待她醒了之后，她嘱我将银元藏好，免得引起更多伤感。这些情况，以后我每逢发寒热做噩梦时，总是呈现出这一幕悲剧。
接着，我的四伯父匆匆赶到，进门便大哭，哭到嘶不成声。这时我的大姐年仅十六岁，兴哥十岁，我六岁，大妹四岁，幼妹二岁，都在童年，而且母亲还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就是后来遗腹而生的士范弟弟。
四伯父看了这般凄凉情景，他安慰我母亲说：“一切身后的事，由我来安排。”这天，大家只是哭，但是我母亲意志坚强，她说：“天下事无不了之局，我也会负起这个重任。”亲友们都暗暗着急，如何料理善后；谁都知道这是不可想象的困难大事。
母亲在送四伯父出门时说了几句话，就如何处理的办法，表达了她的意见。
从前南市世家的风气，办丧事都有一个经办各家红白大事的人叫做“账房”，还有一种专管派送讣告或报丧条的人，叫做“执事”。这种职务是对许多世家常年而流动性的服务，往往世袭二代三代地传下来，对各家亲友关系熟识得很。四伯父一出门，立刻去请他们来帮忙，由一个执事星夜分派报丧条，大部分的名单都由四伯父开出，执事对各家的地址了然于胸。四伯父对这个执事暗示：此次丧事经济拮据，非同往日，希望你口头上通知大家要送现钱。
当时上海的习俗，丧事送礼，都是白蜡烛一对，清香两股，锡箔一块，或是长锭两串，代价不过小洋三四角；比较接近的亲友，加送一副白竹布的挽联，代价也不超过二角钱。这次丧仪，亲友因得到暗示，纷纷改送赙仪，有些送一元，有些送二元，有几家豪富的竟送十元，这数目在当时算是很惊人的了。这次收到的钱总数有一百多元，殡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那位临时的账房先生，和我家有数代交谊，他说：“陈家如今虽然情况不好，但是世家的丧仪不能显得太寒酸，可以把已闭歇的绸缎铺中全部陈设搬在一边，由贳器店布置灵堂，要有三道灵门，才够气派。”贳器店也是三代相熟，讲定租赁器材全尽义务，只花工料两块钱就够了。我们就照他的意思办理，这一场殡仪，总算做得还很体面。
从前旧家，都是大家庭，逢到红白大事，无论你做得怎样好，必然有人说长道短，妄加批评，特别是一些长辈老太太闲话最多。我母亲因为这次父亲的突然死亡，一定要焚化一份“六斤四两”。
所谓六斤四两，即是锡箔总重分量一百两，是代表白银一百两的象征物。当时上海的锡箔都由绍兴运来，用纯锡打成，价值不菲，通常人家焚化锡箔，不过用一刀两刀，每刀重约半两，大约小洋二角，可以折成纸锭一大篓。六斤四两就可以折成数十篓，由亲戚女眷们，日以继夜地帮忙折成。这种焚化锡箔的习俗，意思是使身故的人在九泉之下不至于经济困难；也表示活着的人对死者身后的关怀。
在各亲友帮忙折锡箔时，有位老太太说：“子晋公生前吃惯用惯，六斤四两是省不来的。”也有一位老伯母认为：“现在家境如此困难，可省即省，不应这般浪费，花这么多钱，买这些锡箔有什么用。”众说纷纭，十分刺耳。
我的大姐那时已很懂事，听了闲言闲语，一时气恼，便到后房箱底中取出一串“康熙铜钱”，这种铜钱，既厚且重，每一百个制钱，用红线扎成一条，每十条名为一串，这是我母亲嫁时的“压箱钱”，一向不肯花用。大姐把康熙铜钱给大家看，并说：“这六斤四两锡箔是用我母亲的压箱钱买的，现在还有多余的几串，请大家看看。我母亲不会浪费银钱，花无用之物以表哀思，这是应该的。”一位妯娌又插一句嘴说：“这真所谓穷归穷，家里还有三担铜。”这句俗语，是含有讽刺性的，我的大姐听了就哭起来，母亲不出一声，只是暗暗拭泪而已。
殡仪分三天举行，外面的事情都由叔叔伯伯们照料，“知宾酒席”每席二元，有四大盘六大碗之多，一切都办得很得体。当时南市的民风淳朴，在开吊之日，有一位方老伯(即后来上海商界闻人方椒伯之尊翁)，他亲自来祭，临行时对我四伯父诚诚恳恳地说：“你们这一次受到经济上的大灾祸，最主要的就是你们有一块地产押给我，我催促着你们来赎，料不到你们始终没有力量来赎，消息一传开来，存户纷纷来提款(按：旧时商店，都接受亲友存款收息的)，存户一挤提，店铺周转不灵便站不住了，所以子晋公的早亡，我不无内疚。”说罢之后，拿出庄票一张，数目达八百四十两。他说：“这笔款子是我历年计算你们利息太厚，现在我就拿这笔钱来作为赙仪，以赎前愆。”四伯父深深作揖，接受了他的厚赙仪，等方老先生走了之后，就把庄票移交给我母亲。
丧事完毕后，我们一家人扶柩到安亭祖坟下葬。安亭距离上海一百里左右，火车可以直达，我家祖坟地区广大，穴位排列五级，能葬五代子孙。有一个祠堂，相当宏伟，堂外有祭田百亩，租与农家耕耘，将租米作为祭祀及修葺祠堂之用。在安亭墓祠时，我的叔叔说：“你们一家七口，应迁入祠堂居住，以维永久，而省开支。”我母亲坚持不允说：“孩子们居住乡间，将来的教育，便不堪想象。”我的叔叔是一个读书人，他说：“安亭是一代宗儒顾亭林的故里，读书是不成问题的。”我母亲认为这种见解太不合时宜，所以在葬仪完毕，就毅然决然地拖了儿女回到上海，集合亲友说：“我决计在上海教养儿女，将姓方的八百多银两分存三家绸缎铺，以十五年为期，取本又收息，十五年中子女们的教育与生活就不成问题了。”亲友们对我母亲的主张都认为有见解，要是我母亲没有这种决心和毅力，那么我们弟兄姐妹，都成了乡下人，我们日后每人的历史也要重写了。
不久，家中又发生一件悲惨的事，就是大姐体素羸弱，突遭家难，一病即倒，与世永诀，下葬安亭，耗银元二十余元。这一事又使我母亲伤心不已。这许多事情，我当时年纪还小，不甚了了，母亲在我长大之后，总是叨叨不绝地讲个不休，令我深印心坎，永远难忘。
3.迁出旧宅 生活艰辛
父亲丧事完毕后，我们搬离绸缎庄后面的旧宅，但要找一个新居，问题极大。当时各处的房租，小宅一处月租都要十元、八元，到处托人代觅，幸亏有一个老亲戚说：“我在薛家浜有一个巨宅，内有四间大屋，假使你们去住，每月只收租金二元。”我母亲就欣然携带我们入住。
哪知道，这座房屋虽然很雄伟，后面却有一条其臭不堪的河浜，浜的另一面有七八十家猪棚，上海大部分的猪肉都取给于是。我们住在那里，一天到晚，鼻子闻到的都是猪只的臭味，听到的都是猪只的叫声，推开后窗一望，见到的都是刳猪的情景，不但满地是血腥，而且叫声凄厉。还加上苍蝇蚊子，成群结队地向人袭击，有时苍蝇的脚上还带着细小的猪血渍。这般情况，怎样也住不下去，但是我母亲为了节省开支，只有咬紧牙关忍着住下去，也住了三年之久。
这三年中，我家的伙食，老是粗茶淡饭，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以一个铜元煮青菜一大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二个铜元购“东洋鱼”一块。所谓东洋鱼，是红色的海产鱼干，又称萨门鱼，由日本运来，价廉味咸而耐食。这般的膳食，常年不变，五天吃一次蛋，每月难得吃到一次“炒肉丝”，即使有肉，肉丝也不过寥寥可数的十几条。如此清寒生活，就养成了我后来见到青菜就厌，见到鱼坚决不吃，一心只想吃猪肉。
当时我们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旧的，三年五年从不添一件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竹布长衫，脚上是布鞋布袜，都是我母亲一针一针做成的。
搬到薛家浜之后，因为距离育才小学远，学费贵，所以就改进马家厂浦东小学附属小学继续攻读。从前小学校中，读的课本只有国文、修身、英文、算术、地理、历史六本书，名为“共和国小学教科书”，每册售八分钱，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那时读书，着重国文和算术，这两科成绩在九十分以上的，就可以跳班。我因为在私塾中读过一个时期，所以国文不成问题，算术考试时，只有四题，只要算得对，总是一百分，所以我每一学期都能跳一次班，只有四个学期，小学就毕业了。
在初进浦东小学时，我和母亲有一个争执，就是不肯穿布袜，布袜土里土气，难看极了，一定要改穿洋袜，洋袜是洋纱织成的，比较好看。母亲勉强地答应了，其实那时节的洋袜不过五个铜元一双，但是穿不到半个月就破了。鞋子是布鞋，布鞋也不过穿半个月。同学之中，只有一个人穿皮鞋，他是校主杨斯盛的孙子，简直令全校同学羡慕不已。那时一双儿童皮鞋，最贵的达一元左右。我在毕业礼的前夕，一定要母亲买一双皮鞋，母亲坚持不肯，我盈盈流泪，想把自己的私蓄一块钱拿去买，但是考虑了几天，还是作罢。诚如俗语所谓：“一块银元像圆台面一样大。”
小学毕业典礼举行前一周，母亲为我在箱底取出“熟罗”牌绸裁做长衫一件，并且向亲戚家借到一双皮鞋，到了毕业典礼那天早晨，先到理发店理发，那时理发一次，只收铜元八枚，理好了发，我回去穿了新长衫和皮鞋，囊中带了一块钱，欣欣然到学校接受证书，同学们见到我周身焕然一新，都对我刮目相看。
到了下午三时典礼完毕，国文老师送了我一张戏票，令我到陆家浜中华职业教育社大礼堂看钱剑秋女士主演的爱美剧《少奶奶的扇子》，这出戏是根据英国文学家王尔德的名著改编的，这是话剧运动早期演出的一出名剧。
散戏后，中华职业教育社散发传单，招收半工半读学生，同时还有人领导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实习工场，有一个炉灶，是专门制造珐琅招牌的，所谓珐琅，即是现在的搪瓷。入学的人不但不收学费，每月还可以领到两块钱津贴，我看了很是心动。
那天下午七时，四伯父要我到他家吃饭，我穿了那双皮鞋，来来往往都是步行，很不习惯，好像脚上钉了马蹄铁一般。四伯父见到我拿了毕业证书，极为高兴。吃饭时，我表达自己的意思说：“想投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珐琅班，可以赚些钱贴补家用。”四伯父不以为然，说：“我家世代读书和经商，你却要去做工，须知做工的同伴不良，往往染上赌博习气，你千万不可参加，你如果遵从父亲的遗命学医，一切由我负担，但是也要中学毕业之后，才能进入医学院。”四伯父的话我只有遵从。(按：现在香港的搪瓷工业的厂主，多数是由这个珐琅班出身的；有些成了厂主，在非洲开厂，每年有极大盈余。)
我小学毕业后，即考入民立中学，学费每学期十六元，校长是苏颖杰(绰号苏白眼)。学校办理得很好，有学生一千人，每年都有盈余，我真不懂，当时每人十六元的学费如何能支持下去?我写这篇文稿时见到报载，香港的私立学校今年学费是每学期三百元至一千五百元，而且今年还有九十多家学校宣告倒闭，足见从前的十六块钱，价值是很高的。
民立中学的学制是四年，只要成绩好，一样可以“跳班”，我得到国文教师陆澹先生(即是擅长编剧、力捧“绿牡丹”黄玉麟的人)的帮助，只读了三年即告毕业。
4.先学西医 再学中医
民立中学毕业后，我决心学医，最初投考小南门内南洋医科大学(即东南医学院前身)，这是几位留日学医的人创办的，内中有一位教师是德国留学生，所以这间医校，可称是德日派。因为是私人开办，规模不大，学生也不过二百多人，学费每学期收四十元，和一般学校来比较，这学费已算很贵，我的学费全由我四伯父负担。
在南洋医科大学，我苦读了一年，对医学基础渐有认识。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伤寒症，就请大学中一位教师治疗，但是西医治伤寒并无对症药物，只是要我静卧四星期，吃葡萄糖和维他命C而已，不料病势越来越严重，后来家人力劝就诊于孟河丁甘仁先生，只连服了五天中药，热度竟然退清了。四伯父就对我说：“你学西医，而西医不能治愈你的病，现在中医把你的病医好了，你不如改学中医。还有一个理由，你将来学成西医之后，开业时节，各项设备，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恐怕我都负担不起，你就做不成医生了。”
那时节恰好丁甘仁先生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自任校主，延请谢利恒先生为校长，四伯父代我转托王一亭、朱福田两位世伯写了一封介绍信，投考“中医专门学校”。当时投考学校，这封介绍信就等于保证书一样。经过考试后，我即被录取。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学费，每学期是二十四元，四伯父的负担就减轻了许多，我进了这间学校之后，一心攻读中医旧籍，进步很快。
5.为师服务 渐知物价
中医旧籍，都是艰深的文言文，常有费解之处，因而又百般设法拜一位国文教师，补习国文。恰好有一位常州名儒姚公鹤先生(曾任《申报》主笔，商务印书馆编辑)，他在办理一个法政讲习所，我虽然没有意思去学法律，但是介绍人说：“姚老师要请一个誊写钢板和油印的人才，你大可趁此机会跟他做这种工作，那么补习国文的学费可以完全免收。”我听了能免学费，就很高兴地去做这项工作，而且行了一个拜师礼。姚老师对我也很满意。后来我再拜章太炎先生为师，也是从姚公鹤老师方面发展出来的。
我从姚公鹤老师之后，不但国文大有进步，而对社会关系的接触收获更大，因为他的烟榻之旁，每晚都有不少名儒学者相聚倾谈，如孟心史、蒋竹庄、庄俞、董康、胡朴安、陆尔奎、叶楚伧、戴季陶、陈冷血、陈布雷、唐驼等。他们所谈的或是批评时事，或是臧否人物，都有很丰富的处世经验，所有谈话资料，也有极高深的学问，由此我智识顿开，见闻大增，对做人的道理懂得不少，觉得这许多学问都是书本上所没有的。
旧时做门生，老师的事什么都要做，除倒痰盂、扫地、整理烟榻、迎送宾客之外，还要帮他购买一切杂物，因此我对物价才渐渐明了起来。
其时的物价，又不同于几年之前了，记得在“老大房”，熏鱼小洋两角可以买到六七块；“邵万生”的熟火腿每一包也是两角，这是最高贵的佐食品。其他如臭豆腐干，铜元一枚可买两块，粽子糖铜元一枚可购五粒，品海香烟每盒铜元三枚，强盗牌香烟每包也是铜元三枚，小白锡包每包小洋二角，大白锡包每包小洋二角半，唯有茄力克，每罐售价九角，开罐出售每十枝小洋两角。
米价日益高涨，每担达四元两角，大家觉得“米珠薪桂”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
上海人饮酒，以绍兴酒为最普遍，本色每斤一角，花雕每斤一角二分半。饮洋酒的人较少，三星白兰地最昂贵，每瓶要银元四块，只有少数富家和妓院中才备有。
我师姚公鹤是吸鸦片的，当时文人雅士多数有烟霞癖，因为并不犯禁。鸦片烟亦公开发售，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一家批发商是“郑洽记”，零售而规模最大的是石路上的一家“老延龄”，铺面好像银行一般宽阔，门口有阔而且大的红木柜面。我常常奉命到附近一家小的零售铺去买烟，其时每一小罐是小洋两角，鸦片的净重是一钱。又有一种是香港来的“公烟”，有黄铜制成的小盒，每盒也是小洋二角，重量记不清了。只记得姚老师处，夜夜高朋满座，要烧掉好几盒。
我当时已经喜欢买书，可是一走进书店，总要翻上十本书才买一本，普通书薄薄一本只售五分、八分，林琴南的《红礁画桨录》和《茶花女》要卖到大洋四角，我虽欢喜，但觉得价昂，无力购买。
6.初识丁翁 领教理财
我在中医专门学校读书的时节，每月由四伯父给我零用钱二元，包括鞋袜及膳费车费。那时一顿午餐，吃得省俭一些是铜元八枚，要是吃得丰富一些，要小洋二角。我所能节省出来的只是车费，每天走来走去，很少搭电车。其实那时的电车费，经过华界、法租界到英租界三段，不过铜元五枚而已。
我常常想到“钱”的重要，一定要想办法利用课余时间赚一些钱。恰好购到丁福保先生所办的《中西医学杂志》，篇末有一则招请抄写和剪贴工作职员的小广告，我就跑去应征。那时丁福保先生声誉卓著，与卫生家伍廷芳齐名。我见他面色红润，一把银白色的胡须，接待时笑容可掬，令人如坐春风。我说明来意之后，他看了我履历上写的国文教师是章太炎、姚公鹤，医学教师是丁甘仁，即刻就录取了我，但是我声明，每天只能在下午四时至六时两个钟头来做工作，初时丁福保先生认为时间太短，后来我对他的工作，贡献了若干意见，他认为尚有可取，于是破格录用，议定月薪银元六枚。就从此时起，我开始自己赚钱，精神上的愉快简直无法形容。辛辛苦苦地做了一个月，终于拿到了一个月的薪水，丁福保先生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临时加我两元，更令我喜出望外。
我对丁福保先生的工作，很感兴趣，对他既有帮助，对我自己也有相当进步。他那时正在编辑一部《古钱大辞典》，书的内容是将古今的钱谱，以及藏家的拓本，详注年代和藏者姓名。凡是“著录”的古钱，都列入这部书中，洋洋大观，美不胜收。
我对这部书的工作，有两点贡献，一是代为收集日本的古钱图录，二是古钱的图式，尽量不采用临本，一律要用拓本。由于当时的印刷是石印，用拓本可以保存真相。
我虽然每月只得薪金八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气概为之一壮。内心有说不出的快乐，外表上也觉得飘飘然，因为当时八块钱是有很多东西可买的，我除了添置衣衫鞋袜之外，还陪母亲和弟妹上菜馆去吃了一餐。记得那时的“和菜”，四菜一汤是一块钱。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余五块钱。
第二个月开始，丁福保先生要我助编《说文解字诂林》，这部书他已出版发行，但是他发觉有不少错误，要我把这部书送到章太炎老师处，请他加以评述，章老师原是“小学”专家，他指点要怎样搜集资料，怎样改编，他开列出许多有关小学的古籍名目，从此我就天天到旧书店搜集资料，埋头工作。丁福保先生处虽有好多位旧学人才，但是搜集资料的能力还不如我，我因此更受丁氏的激赏。
丁福保先生倡导素食，来往的朋友，是另外一批人物，最接近的一位就是李石曾先生。有一天，丁氏坐了自备汽车，着我陪他到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花园坊去访问一个老友，进门时由一个长须老人亲自开门，只见那老人家容光焕发，丰神飘逸，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子超)。经过介绍之后，林主席对我非常客气，亲自倒了杯茶给我。我见到客厅中，只有四张藤椅和一张圆形的藤桌，内室只有一张行军床(即帆布床)，原来这个屋子是他的嗣子承租的，他只是到上海时作为居停之用，俭朴如此，出人意外。
林主席喜欢搜集小摆设和古钱，和丁氏款款深谈，逸兴遄飞，忽然间林主席说：“我为了调解国事纠纷，要到福建去走一次，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有被扣留的可能。”丁福保先生说：“何不到此间著名测字名家丁太炎处去测一个字，再定去留。”林主席纵声大笑，认为测一个字，虽也不妨，但这时局势有剧变模样，他的行踪惹人瞩目，便说：“可不可以把这位测字先生请来家中一谈。”丁福保说：“不必，自有办法。”说罢，就请林主席口占一字，林主席就说了一个“福”字，同时丁福保也说了一个“放”字，叫我坐了汽车到新闸路鸿庆里丁太炎处。
一般人认为丁太炎的“太炎”两字，是沾章太炎师的光，其实丁太炎的成名，还在章太炎师之前。清朝光绪末年，他在北京的钦天监做事，慈禧太后病亟时，李莲英到他那里去测一个字，他断然地说：那字是“两龙宾天”之兆，李莲英认为荒唐，消息传了开来，丁太炎被拘入狱，不久，果然光绪与慈禧先后驾崩，摄政王执政后，才把他释放，丁太炎也就逃到上海以测字为业。
我到了丁太炎的府上，见到他烟容满面，形神消瘦，只是两目炯炯生光，望上去显得很精明，那时客厅中坐了十多个人等待占卜测字，他好像老吏断狱一般，对每一人只说几句话，问卜质疑的人都唯唯而去。
轮到我占卜时，依例要焚香跪拜，默祷之后拈一个字卷。我说：“我已经有两个字带来，只要请先生解释一下。”丁太炎就对我说：“当坛卜字是一元二角，自带字来要收两元。”我说：“照办。”
丁太炎先看了“福”字，问我要占何事?我答：“出门远行。”他见我站在他的右面，他就说：“福字半面是示字，加上右字，是一个 ‘祜’字，可见洪福齐天而有神明保佑，要是到福州去的话，更是顺利；要是到福州莆田的话，那么田字是累字的头，有些麻烦。”我再问：“有无生命危险?”他说：“没有。”
接着他又看“放”字，他照例问：“所占何事?”我说：“不知道。”他说：“这个放字的一点是代表一字，下面是简笔的万字，旁边是一个文字，大约是有一笔钱要想放出去，占这个字的人，是一位有心人，要是他真的想放息的话，放心去做可也。”
我觉得他讲的话，简单明了，不觉心动起来，我说：“我也想占卜测字，能不能只付半费?”丁太炎望了我一眼说：“占卜一字必须照我的润例付钱，不如把你的生辰八字说出来，我替你简单地算一个命。”我就说出：“我的生辰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十四日寅时生。”经过他一算之下，他问我要问何事?我说：“问前程。”他说：“你的前程好极了，将来定是一个千万富翁。”我就笑起来说：“上海富翁能有一百万的人已经不得了，丁先生大约不知道上海的情况，租界上首富是地皮大王程霖生，绰号程麻皮，也谈不上千万富翁。后来程麻皮为了标金五百秤的投机差额，把全部地产契据押在天主堂，他竟然倒下来了。那时黄金十两为一条，七条为一秤，以此来计算程麻皮的家产也不过尔尔。至于上海最大的民营银行，是陈光甫先生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最初不过五万元(按：初稿我写十万元，今查书始知资本五万元)。劝工银行、女子银行，创办资本不过二三万元而已。所以你说我将来有千万家私，我不敢相信。”丁太炎似真似假地笑了一阵说：“说不说由我，信不信由你。”说罢，我就告辞了。(按：我当然自忖不会成为千万富翁，但是照敌伪时代后期储备票的情形下来计算一下，倒真有千万元收入，勉强地解说，也可以说是应验的。)
我对相面、算命、测字，并不相信，倒是丁福保先生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对“福”字的解释，林主席拈须微笑，点头不已。至于丁福保先生对这个“放”字的解释，口头上不说对与不对，但是观察他的神情，似乎也道中了他的心意。
次日，我正在工作，丁福保先生对我说：“你明天早上，先行沐浴理发，并预备水果四式，专程地送给我，我准备把理财的秘诀传授给你。”我说：“好极了。”
翌晨，我带了水果礼物，到了丁家，丁福保先生叫我进入内室，那间房间的布置，是日本式的榻榻米，两人盘膝对面坐下，茶几上焚了三炷线香，丁先生正襟危坐，款款而谈，说是：
一个人读了一些书，往往对钱财看得很轻，认为是阿堵物，提到钱就俗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文人往往不知理财为何事，一生潦倒，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一个人的生存是脱不了钱的，不善理财一世苦。
理财的方法，从来都是老生常谈，人人都知道，要是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要是能够按照我说的话去做，人人可以致富。所以我要传授你几个秘诀：
一、择业要向大众方面着想，选中一个行业，要专心致力地去“做”，绝对不能改行，只要努力，行行可以出状元。
二、一个人不可以懒，一懒百事休，“勤”要勤到与众不同的勤力，触类旁通，必然会出人头地。钱财一定要追求不息，但是不正当的钱，一文也不能妄取的。
三、赚到了钱之后，一定要懂得“节”，赚十文，最少要节三文，等到所业有成，那么赚到十文可能只用二三文，把积下来的钱，筹备更大的计划，因为“由钱生钱”更为容易。
四、赚钱不易，管钱更难，只会赚，不会“管”，仍旧不懂得理财的道理。能够理财之后，还要会“用”，会用比会管更难，用得不得当是浪费，用得有意义，才算得是理财家。
这些话讲明之后，他又举出许多当代成功者的故事。我听了大为感动，我说：“我也明白，林琴南翻译的却尔司迪根斯著的《苦海孤雏》里面有一句名言：赚十个先令，用八个，一生一世快乐；赚八个先令要用十个先令，一生一世苦恼。”丁氏颔首称是。
先时，我曾经和一位表兄同游半淞园，门票每张为小洋一角，游船一小时为铜元六枚，两人一面划船，一面吃花生瓜子，在河中豪兴大发，相互“言志”，表兄的终身愿望，只希望能够在洋行中赚到三十元，那时他可以供应一家开支之外，还可以有一辆钢丝包车，连车夫的工资都在内了。
我说我的志愿，希望将来做医生，每月能赚四十元，已经很满足了，要是医生不走运的话，只有进善堂做一个主诊医生，薪水虽不过三十元，也可以维持家庭。
这是两人读书时代的愿望，深深地印在脑海之间，足见胸无大志，可笑非常，不过那时赚钱不易，任何人不敢存什么奢望。
7.生活困顿 卖文助学
我在读书时能够赚几块钱，真是得来不易，但是生活上又非再多赚几块钱不可，于是我处心积虑地想出一个办法来。当时上海的《申报》，天天有一个副刊，叫做“常识”，刊出后每篇稿酬一元。我就开始投稿，专门写一些验方，连续地寄出稿件二十多篇，但是稿件寄出之后，音讯全无，如同石沉大海，可是我并不气馁，只怪自己写得不好，还是继续不断地写，不料在三个月之后，忽然登出一篇“疥疮验方”，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在报上见到，领稿费时，只见稿费单上附注了“着投稿人来与编者沈思孚一谈”几个字，我知道沈思孚就是沈信卿，是一位江苏省教育界前辈。
沈思孚见到我穿了青布长衫，如学生模样，态度极和蔼，他问我的学历之后，便说：“我手臂上有一堆多年的老疥疮，看了你的稿件，就到药店买成药‘一扫光’来擦，只费了两个铜元，把多年的顽病就医好了，所以要见见你。”我就很诚恳地谢他，接着他又问我的境况，我也依实相告，他说 “好”，你的稿件尽管不断寄来，我每月登出八篇，以助你求学时的需要。我称谢而归。
这次领到的一元稿费，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文字换钱，当天意兴豪发，拉了六七位同学到邑庙“春风得意楼”去吃茶，茶资是铜元八枚，各种小吃，如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又吃掉了铜元二十余枚，在那几位同学看来，简直是一件豪举。
隔了几天，我把会见沈思孚的事告诉姚公鹤老师，姚老师说：“报馆的投稿人，向来是各有地盘，外边的人是不容易投入的，你能打入这个圈子，很不容易。以后你的稿子让我先替你润饰一下，一定还要好。”
8.否极泰来 进入鸿运
在中医学校肄业的最后一年，就在校主丁甘仁老师处开药方，谢利恒老师特别为我吹嘘，说我的字清秀而迅速，所以别的同学做录方的工作，总要等候三个月以上，只有我一进丁老师的诊所，就为他写药方，写了三个月，丁老师很是满意。一天，有一个病人拿了药方到抛球场京都达仁堂去配药，不料达仁堂的伙计看了我写的药方，说药的分量写得不明白，拒绝配方，病家打电话来质问，丁老师颇有愠色，要我即刻到药铺去察看一下，到底错在哪里?我见老师面孔不好看，也急得什么似的，不知如何得了。
我到了达仁堂，那个伙计指着药方说：“你们上海医生写三钱二钱的‘钱’字，都不像钱字。”我回说：“这是我们南方中医传统的简写法。”他听了我的话，就说：“我们不识，所以不配。”于是我就和那位伙计争执起来，我说：“你们虽是北京的老药铺，现在到上海来做买卖，也应入境随俗，该把上海医生习用的简笔字学习一下。”那伙计竟然倔强得很，把处方一推，岸然不理。于是我就振振有词地骂了他一顿，我说：“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全上海的中医，都不会向你们配药。”那伙计还是说：“我们不在乎几张药方，我们是靠出售药丸的。”
正在争执之际，东主乐笃周带着笑容由里面走出来，很客气地问我尊姓大名，我见他态度温和，气恼就消了许多。才把这件事情说明，乐笃周说：“你来得正好，我想请你把所有简笔的字码，对我们全体伙计解释一下，以免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见他态度很诚恳，于是就把“钱”、“两”、 “钱半”、“两半”等简笔字，写了一张示范的清单，乐氏就说：“怪不得我们配方的生意寥寥无几，今后完全要把这些简笔字学习明白。”说完他就送我一份“乐家老铺”四字的拓本，原来这四个字是明朝权相严嵩所写。
我拿到这个拓本，很是高兴，我又把他们的药丸仿单加以评述，我说：“你们这张仿单如果不加修正，在上海是行不通的。”乐笃周很虚心地请我进入内室，问我：“这张仿单由明代沿用到现在，是刻了木板印成的，何以在此地行不通?”我说：“仿单原文语句陈旧不明，而且对病名症名分得不清楚，教人怎样能看得懂?”乐氏恍然若有所悟，打躬作揖送我出门，而且说：“明天要来拜会丁老师表示道歉之意。”
次日，乐笃周果然来见丁老师，随带百元面额庄票一张，并说：“你们的陈师兄光临小店，经他一番指示，茅塞顿开，所以我除了亲来道歉之外，奉上此区区之数，希望老师请一个人来为我们把全部丸散仿单修改一下。”那时病人很多，丁老师匆匆地接过了庄票便对我说：“既然你主张要他们修改仿单，那么就由你去做好了。”在那时的一百元，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我接收了这笔钱，不觉头都有些晕起来。
丁老师把这事交代清楚之后，又在百忙之中，亲自送乐笃周出门，这是很难得的事。我正在奇怪，丁老师说：“乐笃周家私百万，是北京的首富，你以后该对他要多多联络，他们北方人是最讲究礼貌的。”
我把达仁堂的丸散仿单修改补充，又经医界名宿余继鸿老先生润饰之后，工工整整地誊写成册，送给乐笃周，乐氏一边看，一边赞说：“陈师兄，你能不能再帮一个忙?我想请一桌酒，邀请几位上海名医，你可否为我做一番联络工作?”我说：“丁甘仁老师向不应酬，人家发请帖，至多到一到就走，绝不会坐下来吃到席终。不过我有一个办法，这一次我平空受到你一笔墨金，应该由我来出面，而且要预备上好烟土，那么丁老师自会欣然光临。”乐笃周大喜说： “就由你出面好了，到时我另外备法国名酒和云南小只‘马蹄土’。至于在哪家菜馆，和请哪几位名医作陪，都由你安排。”
那时节上海的北方菜馆“会宾楼”、“大雅楼”，一席酒是银元十元。广东菜馆在虹口有“会元楼”，每席是十一元，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有一家“鸿运楼”，全席是八元，但是要用鱼翅的话，就要加四元，因为他们的白汁排翅是驰誉全上海的。
鸿运楼向不讲究装修，恰好这时他们刚油漆一新，老板在内室有一间烟房，专供自己吸烟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设备，所以就订下了鸿运楼。鸿运楼主人知道我要借用他的烟房，初时颇有难色，后来听到我备了“马蹄土”飨客，他也垂涎欲滴地说：“烟房尽管借给你，不过我也想香一筒。”我说：“可以。”
所谓“马蹄土”，形状就像马的足蹄，是印度产的最上品烟土，价格最贵的时期，一两马蹄土相等于白银五两，不是豪富阶级是吃不起的，而且出产不多，物以稀为贵，更抬高了它的身价。
丁甘仁老师听到我要宴客，他也很高兴，再听到有马蹄土飨客，他更是欢喜，他说：“这个土一定要拿到我这里来熬煮。”姚公鹤老师听到这个消息，也要参与其盛。还有谢利恒老师、恽铁樵先生、徐小圃先生等都在被邀之列。
到了宴客那天，乐笃周盛装而来，见到当时上海的名医，一个个应邀而到，他更高兴，每人送吉林人参一两，当时这种参的售价每两是银元十二元。(按：一九七一年五月香港的市价，吉林参每两为港币一万三千元，而且看来还有直线上升之势。)
这一次在鸿运楼的宴客，是我第一次请客，几位前辈在席散之后，大家鱼贯而入内室，吞云吐雾，谈笑风生，直到深夜，我所费的不过十二元几角，乐笃周的烟土和洋酒所费比我费的还多，但在他觉得收获很大。
这次宴会之后，我自己计算一下，我在银行中的积蓄，已经有了两百元以上，这个数目，在当时已是很可观了。这是我后来实行创业计划的基础，隔不到几年，境况完全改变，都是从这两百块银元开始的，所以我对鸿运楼这次宴会，认为是我否极泰来，进入鸿运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章 地窟下藏银揭秘
1.富家地窟 窖藏银元
富家地窟 窖藏银元
受教甘翁 突遭波折
痛失宗师 转从业师
仲师宽大 备受优遇
书寓风光 别有天地
悬壶应诊 盛宴亲友
在我年幼时钞票早已流行，但是老一辈的人，总是重视银元，对钞票是不信任的，认为钞票只是一张“纸”，而银元是真正的银子。尤其是外国银行的钞票，中国人吃过两次苦头，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马克票”，一次是帝俄末代的“卢布票”，所以对外国钞票绝不重视，连对美钞也没有些儿兴趣。有许多大户人家及一般旧家，家中都密藏一些银元，少的一两百元，多的上千上万，并不稀奇。藏银的地方叫做“地窖”，这些地窖往往连子女都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从前想发财的人，口头上不是说：“希望你中马票”，而是说：“希望你掘到藏。”至今逢到新正初五财神日，要把猪的脏肠作为供品，因为“脏”字与 “藏”字同音，讨一个好口彩。
在我八岁那年，亲眼看见过“掘藏”的一幕，这是我毕生不能忘怀的。
一天，我的姑丈逝世，人人知道他是一个富商，当然身后一定有分家涉讼的风波发生，送殡之后，过了三天，果然四伯父关照我说：“阿沅，明天一早我和你到城隍庙去赌咒。”我问：“为啥?”四伯父说：“明天我要和你一起去，你要赌一个咒，明天见到的事永远不告诉人，你去不去?”我说： “去!”次日清晨六点钟就到城隍庙，向城隍菩萨赌了一个咒，并默祷说：“我今天见到的事，如果讲给别人听，一生一世罚我头痛。”这种城隍庙中的赌咒，从前认为是一件大事，比现在的宣誓仪式要隆重得多。
赌咒完毕之后，四伯父和我各坐人力车一辆，飞驰到露香园姑母家，当时内内外外还是一片丧家景色，姑母和表兄等早在迎候，大家都叫我的伯父为“娘舅”。原来这天是掘藏和分家的日子，从前没有什么律师，凡是分家都由舅父来执行，所以当时有一句口头禅，叫做：“父死之后，除却娘舅无大人。”而他们的娘舅中以四伯父年纪最长，为人也公正，所以请他来主持这件事情。只见他们三三五五地耳语，也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到中午因为家里做着佛事，所以大家吃素，并且循次跪拜叩头，下午六时又匆匆忙忙吃了一餐，主要吃的是定胜糕，这个“胜”字是预祝高升的意思。吃完之后，所有婢仆跟着和尚到寺院中去守夜拜忏。家中仅留下清一色的自家人，于是在死者神像面前一个个焚香叩头，姑母号啕大哭，姑丈还有一位很能干的姨太太，也恭恭敬敬向四伯父叩了一个头说： “舅老爷你应该要说话了。”四伯父就从从容容地说：“姐丈病重时只说了一句话：‘东西放在书房画箱底下。’说了这句话之后，已是奄奄一息，并伸出两个手指说着‘二十’两字，这‘二十’两字是什么意思?”当时据估计，大概是地窖之中，有二十只瓦缸。于是全体到书房中去，那时早已准备好了铲凿等铁器，先把书房中的画箱搬开。画箱是很厚很重的樟木大箱，用朱红漆推光的，尺度比书房门还阔，想是早年雇工在书房里制造的，想要搬出书房是不可能的。
画箱是一连四个大木箱叠起来的，第一箱是字轴，第二第三箱是画轴，第四箱是用康熙铜钱串成一把一把的剑，剑的长度五尺，每一把剑是一千个康熙铜钱扎成的，所以十分沉重。每搬一个箱子要四个人合作才能移动，这都是从前防偷窃避盗劫之法。
四个大箱子搬开之后，下边的地板已呈酥烂状态，所以很容易把它掘开，下边竟是一块极大的像水泥般的石板，我伯父说：这是糯米和石灰拌成的凝和土。于是由长子动铲，几个子女一同帮着忙，花了很多时刻和气力才把凝和土打烂，下面现出八个缸，于是大家通力合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缸一个一个搬出。缸内银元宝是用桑皮纸包裹的，桑皮纸已近乎糜烂成灰的程度，上面写着“同治几年藏”和“光绪几年藏”字样。我年纪很小，看到这种情况，只有屏息凝神，全屋子都听不到什么声息。
八个缸掘出来之后，姑母就说：“这八个缸，我也参与其事，他临终怎么说二十、二十呢?”四伯父说：“你出嫁的时候是填房身份，可能在他的前妻时代还有十二缸，所以他说二十呢?”大家听了这话，于是再向四周继续搜索，花了一个多钟点一些些没有结果。四伯父说：“爽性往下掘，再试试看。”大约再掘下几尺，果然打破了一只缸，银元的锵锵之声，清脆入耳。于是又花了好多时间，陆续把缸掘出，一点之下，果然是十二只，连前共计二十只，每只内藏银元一千和银元宝一对。
姑母见到这些缸，不断地流泪说“我家开了几家酱园当铺，现在倒的倒了，烧的烧了，幸亏他一生省吃俭用，才留下这二万银元。”说毕，大家都陪着流泪。
这时已经深夜，大家请舅父说句话，四伯父踌躇了好久，才把如何分配的办法说出来，当然儿子每人一份，女儿照规矩只给一些嫁妆费而是没有份头分的，但是四伯父主张女儿也各分半份，姨太太也分一份，姑母也分一份。首先跪在地下的是两个女儿和姨太太，继而几个儿子也跪下来表示同意。姑母极大方地说：“四哥你分得好公道，我完全同意。”接着向儿子说，现在向舅父叩过头之后，以后不准再有一句话，儿子们个个唯唯称是。
姑母又说：“依照旧时的规矩，主持分家的舅父，应该也分一份。”四伯父连说：“不必了，不必了。”大表兄就说：“我们大家已分了银元，剩下来的四十只元宝，应该孝敬四舅父。”四伯父强而后可，说：“四十个银元宝，我和你们母亲各得一半，而其中有两个元宝要给阿沅的。”因为我在场目击其事，要我保守这个秘密，而且还有要我做下一代的证人之意。这两个元宝大小相等于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君老爷上天供的糖元宝一样。
我得到了这两个元宝，把玩不忍释手，但与书上看到的两耳又薄又尖的元宝完全不同。原来元宝有好几种，一种是官方铸的叫做“元宝”，民间银楼铸的叫做“圆锭”，民间富家也有自铸元宝的。此外有一种中心是很饱和的圆形，上面有很细的环纹，叫“方锭”，是一块方形的白银，中心也是凸起有细致的纹，两耳都是很薄的。我拿到的一只是圆锭，十两重，上面也有细纹，所以称做纹银。我把圆锭玩了很久，四伯父说：“交给我代你保管，小孩子拿来拿去是要闯穷祸的。”
待到分配完毕，时已接近天亮，许多婢仆还在寺院里守夜，于是大家动手急急忙忙把泥土碎石和坏地板丢弃花园中，仍旧把画箱照原样放回原处。大表姐已经预备好饭菜一桌，绍酒两壶，请大家来吃分家的这一餐，名作“和气酒”，又称“兴隆酒”，其时我已经倦得倒下来了。
地窖中埋藏银元的风气家家都是如此，不过数目和方式不同。城里人如此，乡下人更普遍。因为银元的价值，是经久不变的，而且藏在地下，可以防止抢劫、火灾、水灾。只因从前救火的设备简陋之极，一烧就是几百间屋，贮藏钞票危险极多，而窖藏银元就没有这种顾虑。
后来，抗战开始前有一个时期，银元收归国有，只有钞票可以通用，但是“法令尽管是法令”，各户人家窖藏的银元还是不肯拿出来，直到抗战胜利之后，纸币崩溃，老百姓对什么币都不相信，大家把窖藏的银元搬出来，不但上海有数千银元摊，连各省各县各市各乡村，都是银元的世界，这就是说明民间平素窖藏银元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
2.受教甘翁 突遭波折
我跟随丁甘仁老师写方的时节，仍住在南市，一清早步行到英租界，沿途经过中西名医的诊所，当时有几个医生早晨七时已经开诊，夏应堂门诊六角六(即小洋六角、铜元六枚)，殷受田门诊四角四，唯有平乔路上的张骧云(即张聋)门诊取费二角二。西医陈一龙、庄德、臧伯庸收费都是小洋八角。
这种观察，对我将来开业很有帮助，看他们如何应付病家?如何诊疗处方?他们各有千秋，最有趣的是张聋，早晨六时，满屋子满天井都是伤寒发热的病人，都由家人用藤椅铺板抬来的，他家里的天井极大，里面有许多卖各式点心和粥品的小贩，专门供应给陪伴者的家属吃的。
这时张聋年纪已很老，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帮着料理，一天要看到二三百号，后来和他们相熟之后，才知道张聋的门诊虽然收二角二，但是有人只给几个铜元，他也一样替他们看病。
张聋家用只许用铜元，银角子丢在一只空火油箱中。所谓“火油箱”，就是装五加仑汽油的方形铅皮箱，倒油的时候不过打两个洞，可将全部汽油倒出。张家就利用这种空箱，打一个放进银角子的小口，每天陆续把银角子丢下去，只能放进，无法拿出，积满一箱就送到密室中，子孙要搬都搬不动，抢劫偷窃都不怕的。
丁甘仁老师的门诊是一元二角，每天看到一百号左右，是全上海诊金最贵的一人。(按：后来安徽王仲奇、北京陆仲安到上海开诊，门诊取费二元、四元，但是每天求诊的人不过一二十人。)
丁甘仁老师因为有嗜好，门诊时间定早晨九时起，诊所就在白克路（今凤阳路）珊家园，有时延迟到九时半才开始，我必然先到诊所等候。有一天我迟到了十分钟，别的师兄就凑上去写方，丁老师一边唱药方，师兄一边写方，那位师兄因为听不懂他的常州土话，紧张太甚，落笔踌躇，丁师面有不悦之色，便问“陈某人怎么不来?”一会儿我到了，丁老师问我：“你家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南市，相距此地有五里路，是步行来的。”丁师在那天门诊完毕之后，吩咐管家的挂号先生说：“明天起让陈师兄住到这里来。”指定一个小房间使用。这小房间就在弄堂底，中间有一个横额，是吴昌硕写的“留有余地”四字，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个房间，要五年以上的老师兄才有资格居住，我一下子就住进去，别的师兄都有不豫之色，我这才知道一个人立身处世，最初会受到同窗的歧视，将来会受到同业的嫉妒，必须要做一种联络工作，即是近世所谓打开公共关系。
我那时节每月有固定的收入二十余元，我就划出四分之一作为交际费，四分之一作服装费，其余一半作为储蓄，我用这些交际费请了四位老师兄到新世界游乐场去玩了一次，门券是每人小洋二角。里面有许多吃食的摊档，我又花了几毛钱，买了许多咸的甜的东西，抓在手里大家边吃边玩，尽欢而散，于是我才能安安逸逸地住进这间小屋中。
这时节黄磋玖(楚九)办九福公司，将发行“百灵机”药丸，先期把面额一千元的股票送给八位中西名医，并选为董事。中医只有丁甘仁老师名望最大，所以特送一份。丁老师接受之后，交给他的第二位哲嗣仲英先生，要他代表出席董事会，并将开会通知书由我送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中和里仲英先生处。
仲英先生和蔼可亲，豁达豪爽，是出名的好好先生，他望了我一眼就说：“我也有诊务在身，哪有空闲去开会?由你代表就算了。”我当即答应，其时我觉得仲英先生雅量宽宏，医术湛深，后来我又正式再拜仲英先生为师。
我到黄楚九那边去开会，那时节他的住宅“知足庐”还没有造好，开会的地点就在龙门路黄楚九眼科医院。在这里我又认识了颜福庆、庄德以及他的女婿臧伯庸、曾焕堂等，我叨陪末座，居然有时也发表几句话，黄楚九对我侧目而视。开会完毕之后必然有一席很丰富的宴席，由粤菜馆“杏花楼”承办，我一问价钱，每席是二十四元，不禁吃了一惊。席间还有游艺节目，因为黄氏那时早已开办大世界游乐场，凡是新请来戏曲或杂技的艺员，必然先在黄氏宴会中露面试艺，因此在知足庐落成之后，我认识不少京剧方面的名角，如孟小冬、潇湘云、粉菊花等，都是年轻貌美艳光四射的。
我这时渐渐重视仪表，以四块几角做了一件白色的熟罗长衫，两块几角做了一件黑色的铁线纱马褂，二元四角做一身方格纺绸短衫裤，头上戴了一顶小结子瓜皮帽，足上穿了一双白底缎鞋，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穿西装的人百不得一，如果穿西装，都是吃洋行饭的，被人讥为“假洋鬼子”或“洋行小鬼”。
许多同学身上的零用钱，每月不过一二块钱，所以比较起来，我就好像宽裕得多。为了消除他们对我的歧视，我常常请他们上小食馆吃东西。
一次，甘仁老师给我一个红纸包，里面有十块钱，他说：“我有一个老朋友洞庭山人席筱，要经销一种日本戒烟药，叫做‘哑支那’，你替他做一份仿单，两张广告，这十块钱是送给你的。”我当晚即将稿件拟就，次晨就交代清楚。
隔几天，“哑支那”的广告已经刊出，轰动一时，原来好多瘾君子早已知道“哑支那”这类药，本来是秘密出售，现在换了一个新名词，专销中国。这类药品，名目虽是戒烟药，其实是鸦片的代瘾剂，吃了之后，不但过瘾，而且还有一股杏仁的香味，每包一元可服五天。他在三马路昼锦里设了一个门市部，生意好极，席筱顿时成为新兴富翁。
甘仁老师的第三个儿子名叫涵人，比我大七岁，烟瘾很深，长孙济万，比我大四岁，都在中医专门学校读书，是比我高一班的同学，两人听到“哑支那”发财的事，知道仿单是我做的，硬生生地指我也是股东之一，坚决要我让出一些股份。我对天立誓，只承认代拟广告稿，不承认是股东，双方争到面红耳赤，我弄得没有办法，只有陪他们去见席筱。到了“哑支那”的门市部，只见人头涌涌，门庭若市，一个个拿着一块钱，或两块钱，伙计们把银元掷在台上一验，声音不错，立刻丢到后面很大的藤制“笆斗”中，再看内部有四个笆斗，都装满了银元，我们看得发呆。席筱问明了我们来意，他当即声明说：“存仁弟是没有股份的，既然两位世交光临，大家应该香香手。”随手就在笆斗中掏出银元，每人送二十元，各人拿到这二十块钱，都喜出望外，只有涵人心中还不满意，硬要索取 “哑支那”十盒，席氏说：“日本进来的货色，只有四十大箱，看来几天就要卖完了，我要应付门市，不如再送各位五块钱吧!”
后来才知道“哑支那”是用吗啡制的，妙就妙在有股杏仁香味，吃了之后，十分顶瘾。可是这家发行所被同业告发，说是高等毒品，因此仅做了二十几天生意，捕房即加封闭，但是那四十箱“哑支那”早已销空，席筱上下打点，捉去了一个小伙计，就销案无事。
在黄楚九处，我又认识了孙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和刘山农(天台山农)，孙漱石是世交，特别对我亲热，他是大世界游乐场出版的《大世界报》主编，他送了两张长券，从此我凭券出入大世界，无需购买门票了。
大世界游乐场中，那时盛行诗谜摊，是文人雅士荟集之处，其中陆澹、恽铁樵都是教过我国文的，此外还认识了何铁珊、王西神、夏赤凤、张横海、陈夔龙等名流，又在茶座上认识文学家兼实业家的陈蝶仙(天虚我生)，他是名士而讲求理财实务的。
那时节上海中医坐汽车的很少，丁甘仁老师坐的是一辆福特篷车，我和他的司机搅得很熟，一天丁老师叫我到南市同仁辅元堂接洽事情，我坐了他的车去办理。先一日大雨，南市地势较低，发生了水患，我就顺道坐了车去探望我母亲，那时我家住在王信义浜一个旧宅中，从前汽车都是很高的，坐在汽车上威风十足，到门口时，好像衣锦荣归，邻居的小孩子都围着来看，无限羡慕，连摸一下车门都感到快乐。进门见到水深及膝，到了楼上，母亲正在发愁，见了我说：“为了贪图房租每月只付十二元，但是现在这种旧房子，一下雨，常常水深数尺，水退之后，成年累月地潮湿和霉气，实在不能再住下去了!”我说：“再隔几年，我一定会请你搬到夷场上去的。”我母亲才展颜微笑。
接着我说：“今天我坐汽车来，专程接你老人家到夷场上去玩一宵。”母亲说：“也好。”于是叫弟妹和邻居小孩四五人穿好新衣衫，坐上汽车飞驰向租界而去。
那时节的汽车，鸣笛全是用皮球形的喇叭，开进闹市时，司机不断地用手揸皮球，发出一种叭叭之声，所以当时的小孩子，都叫汽车为“叭叭车”。我们先到四马路大西洋西餐馆吃西餐，每客是小洋六角，小儿还可以一客分成两份。母亲非常高兴，饮了三杯酒，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气。接着我带了大家去大世界游乐场，进门时我手执两张长期门票，向立在守闸处的总稽查“闹天宫福生”一扬，这个徐福生很机警地一挥手，由我领了大队小孩浩浩荡荡地免费进去。
小孩们一进门先看“哈哈镜”，个个看得开怀大乐，我母亲却觉得很不适宜，对我说：“阿沅，这种地方，一个人学坏容易，学好难，你现在在此不费分文直进直出，我担心你遇到坏朋友坏女人，我真吓煞哉!”我说：“放心，任何坏环境改变不了我的个性。”母亲听了我的话，似乎放心些，于是大家很快乐地玩了一晚，玩毕，我叫了一辆出差汽车。所谓出差汽车，即等于香港的“的士”，直送到遥远的南市，车价由“大世界”到南市是一元二角。
3.痛失宗师 转从业师
我在丁甘仁老师处写方，正是中医专门学校的实习时期。原想随从二年，以增学识，不料这一年上海大疫，许多医生病倒了，而各处善堂求诊的病人，增加了两三倍。丁甘仁老师也突然患上了湿温伤寒证，那时他的哲嗣仲英师只得停诊侍候。仲英师待我很好，他说南市广益善堂缺一个医生，我就派你去应诊，不过是临时性的，为期大约三个月，月薪是二十四元。于是我就即日赴任，我未毕业就开始做医生了。
丁甘仁老师卧病一个月，竟撒手西归，享年五十五岁。这么一来，对我的刺激很大，那些天我在广益善堂门诊只做一个上午，下午就到丁家去帮忙做各项事务工作。
丁公甘仁是上海第一名红医生，小说家朱瘦菊(别署海上说梦人)著的《歇浦潮》小说中形容丁公是一位千万富翁。在交易所风潮中，《晶报》发表过一个消息，说是：“名医丁甘仁一夜之间，投机亏折百多万。”其实这类消息都是言之过甚，实际上，丁公谢世后，检点家财，只有珊家园一所住宅，是朱斗文卖给他的，当时价钱是六万四千元，还有一所在登贤里的房屋，是自己建筑的，花了二万六千元，在银行现款仅一万余元，继室欧阳夫人有现金十余万，此外在他家乡常州有田五千亩，他的财富只此而已。如此看来，一个人要积一些钱，真不容易。
从前上海人还有一种风气，有钱的人逝世之后，一定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出殡仪式，上海人称做“大出丧”。最盛大的是盛杏荪、周扶九二人的出丧，不但全上海市民空巷去观看，连四乡的人都远道赶来参与其盛。
丁家的出丧，当然也并不能简陋，但是所费浩大，譬如上海孤儿院来一队乐队，就要捐一千元，诸如此类，所费不赀，因此这次出殡，就限定不能过分铺张。
我在这次丧事中，日以继夜地帮忙，我只想在出丧行列中，要骑一匹“顶马”，所谓顶马，是排在灵轿之前的一匹白马，照例应该由女婿骑的，但是丁公那时没有女婿，又因我担任“排道子”的任务，所以就骑上了马，一路行来，自己觉得威风凛凛，英武不可一世。
丧事终结之后，我见到丁仲英师对治病的功夫真有一套，而做人之道，更是值得崇拜，所以我就要求继续师事仲英先生，他并不受我贽金就颔首答应了。
记得清代名医叶天士有一个故事，他生平拜过十七个老师。我这时计算一下，要是将国学老师再加上医药老师，恰好也是十七位。但是我对仲英师追随最久，获得不少临床知识，可以说是我唯一的业师。
4.仲师宽大 备受优遇
我拜了丁仲英老师，与他的长子济华同居一室，是住在一间马棚楼上，所谓马棚楼，旧时是置放马车的，马车淘汰之后，改放汽车一辆，上面就变了一间很大的居室，这时他们对我相当优待。
还有一件好事情，仲英师除了自己诊病之外，大门口还有一间小房间，由学生们代诊贫苦的病人，限定在早晨七时至九时，对他们不但施诊，而且还赠药，以看到九时为止，逾时不再接受贫苦病人，以免扰乱正常业务。仲英师就派我担任这件事，一方面也增加我许多临床经验。
这间小室，不但有一张写字台，而且还有一架电话。从前一个电话月费六元，可见顶费大得惊人，所以能在写字台旁有一个电话，真是足以自豪。(按：旧时上海的电话，都是挂在墙上，用时先要用手摇一阵，然后拿起听筒，向接线员报明要打号数，号数上面还有一个区名，分中央、东、南、西、北五区。)我有了这个电话之后便利不少，因为从前接洽事情，都靠两条腿走来走去，现在有了电话可以减少许多往返跋涉。
一清早做施诊给药的工作，贫苦病家有好多患重病的，我一一加以处理，手挥目送，应付裕如，因此学识与经验大为进步。其中有一部分病者实在是吸毒的乞丐，从前吸毒是不犯法的，所以并不加以歧视，他们的病都由脱瘾而起，丁家备有一种用鸦片烟混合制成的止痛丸、止泻丸，只要给他们三粒药丸，就可以诸病全消，因此来的人很多。我在这里就学到一种本领，一看他们的面貌和脉象，即刻可以知道是有毒瘾在身。有许多寒士，不承认吃烟，但是经我一看，他就无所遁形了。
我向来一早起身，工作是不停的，越是忙碌，精神越是旺盛，从来不生病，唯一的嗜好就是看电影。小的时候，小南门通俗电影院是我常去的，座券大人收铜元十二枚，小童收六枚，影片全是默片，并没有银幕，只是设一张白幔布而已。在白幔布后面放着五排椅子，坐这种座位看戏，只纳半费，可是映出来的画面和字句都是相反的，我坐这种位子，所费不过铜元三枚。后来进一步到西门方浜桥共和大戏院去看电影，座券小洋一角，所看的多是有连续性的侦探长片。全部戏最少有二十四本，每隔一星期换一次片，每次只四本。我还记得所有影片都是《宝莲历险记》、《宝莲夺宝记》、《血手印》之类。
后来卓别林影片问世，都是一两本的短片。相隔二三年，罗克(香港称神经六)相继出品，也是短片，观众欢迎有如疯狂一般。后来葛雷菲斯导演，丽琳盖许主演的《赖婚》上映，我特地从南市赶到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虬江路上海大戏院来看，门券为小洋四角，这是电影演整本戏的开始。
后来北京大戏院开幕，我的戏瘾更深。待到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南京大戏院开幕，票价已收小洋六角，这个座价维持了很长久，足见银元的价值。它对外汇的汇率很久很久没有波动。我在丁家常常陪同老同学和老师的子女们去看电影，和他们的关系处得很好。
由那个时节起，每天晚上，我已不能常到姚公鹤老师家去，因了电话的便利，自己有一班朋友，到了傍晚，约三约四，都会集在我的办公室中。我欢喜和文艺界中人交往，邵洵美是一个领袖，他为人很慷慨，每晚往往由他作东道，因此认识了张光宇、张振宇、胡伯翔、胡伯洲等，还有两个外国男女记者，一位史沫特莱，就是后来写《宋氏三姐妹》出名的；一位斯诺，后来到延安为毛泽东写文章的。这两个人都会饮几杯酒，常以六块钱购一瓶常纳华克威士忌酒，一饮之后，都是放浪得很。
仲英师对我的工作相当满意，有许多特别的事情，总是交我去办。那时国民军还未到上海，孙传芳称为五省总司令，委任丁文江为淞沪督办，即相当于上海市市长的职务。丁文江励精图治，一派新的手法，成立一个淞沪卫生局。上任之初，发布中西医都要登记的消息，全上海的西医都急起来了，中医界也个个皱起眉头来，好像大祸临头一般。上海本来有一个“中医学会”，会所在南市石皮弄，原由丁甘仁老师当会长，甘仁师逝世后，由仲英师继任会长，卫生局派来一个科长拜访仲英师，那时恰巧门诊繁忙，科长是徽州人，呢呢喃喃不知讲些什么，仲英师就说，明天我派我的学生陈存仁到贵局来回拜，详细情形你和他研究好了。
当时卫生局设在南市毛家弄一个旧式巨宅中，我到了那边先见科长，后见局长胡鸿基，胡氏对中西医登记茫无头绪，我说要是实行考试的话，这件事是行不通的，因为好多老医生开业已数十年，要是考试不及格，连民众都会反对的。胡鸿基就提出凡是开业五年以上的，先发执照，其他不足五年的医生和新开业的人留到后来再行考试，我说“好”，便鞠躬而退。
我回来后，把经过报告老师，他说：“这件事一定有许多麻烦，由你去办吧，遇到为难的事，我再出面斡旋。”于是我就帮助中医学会书记印发通告，收集履历表和照片。报名参加的有九百多人，其余还有两个中医团体。如法炮制了三本会员册，送到卫生局那边，卫生局审查了三个月，剔除三十几位著名的江湖医生，全体发给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医士执照”。
这件事实行之时，中医学会照章收入会费每人二元，年费一元，有许多老会员已积欠会费十年八年的一样清缴，因此中医学会多了一笔大钱，否则的话，会中收支不够，仲英师每年要贴一百多元，因此我在丁家也算立了些微功。
同时我知道卫生局经费极有限，全局人员只得八名，科长薪水为三十元，一个小书记的月薪只得八元，自从发给医生执照之后，经费大为富裕，全体都加了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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