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战皆捷，秦国士气大盛，震慑三晋。可惜就在少梁大捷的当年，暮年的秦献公身体撑不住了，抱憾而终。
不过，献公打下的这个底子，给后来者以极大的信心。
他在临终前，叮嘱将继承大业的儿子嬴渠梁说：未能收复河西，是为父之耻，你一定要完成我的未竟之业。
这位嬴渠梁，就是当今电视剧《大秦帝国》里威名赫赫的秦孝公。他登基时，年仅21岁。
自古英雄出少年。
秦孝公，是彻底扭转秦国颓势、使秦走向康庄大道的关键人物。
他的胸襟，他的气度，使华夏在他身后迅速形成大一统的走向，其影响直至我们今天。
“天下定于一”，就是他的报负。
然而，他登基之后，情势并不乐观。僻远之地的秦国，面对的是强盛的关东六国（此外在淮泗之间还有十几个小国，微不足道）。
六国中掌权的强势大夫，先后驱逐君主或与君主达成一致，完成了各国的中央集权化，将原先的贵族阶层压制了下去。各国的新统治阶层为了巩固新秩序，纷纷启用法家人物，以新法令来约束贵族、鼓励平民。
楚用了吴起、魏用了李悝、韩用了申不害，变法成为浩荡无阻的历史潮流。
法家思想，风靡天下。
而秦国，虽然早就有了中央集权制，但这个中央集权制是依赖贵族阶层而建立的，如何使这个中央集权甩掉老世族，重新焕发活力，是迁延了百年也未能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秦国落后的症结。
落后不仅要挨打，还要遭人鄙视。六国对秦的鄙视，一如既往。
就在秦孝公执政三年后，魏惠王派大将龙贾率军队在魏国西部边境筑长城。这条魏长城，从郑向北，沿洛水而建。几年后又进一步扩建，把秦向东方扩张的出路完全堵死。
诸侯在中原频频会盟，却对秦以“夷狄遇之”，冷落在一旁。
青年嬴渠梁站在栎阳城头，浮想联翩。他比父亲想得更远：自“穆公霸业”以来，已是259年过去，其间有16个君主。漫漫长路中，秦之内乱，多于和平；秦之败绩，多于扬威。
祖宗基业，难道就这样永久颓败下去了么？
259年的岁月，蹉跎得实在太久了。
国何以堪？
人何以堪？
情何以堪！
17、震烁古今的《求贤令》
嬴渠梁，秦孝公，这位相当于我们今天“90后”年纪的君主，他最深层的困惑在哪里？
就在秦国的体制上。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时代。所谓革命，就是经济体制和政治框架的彻底更新。春秋末期以来的动荡史，其实是一场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大革命。平民的参政欲望、平民在经济上自主的要求，与强势大夫家族对政权的追求形成了合谋。
相对于贵族阶级的腐败保守，新兴的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经济发达，战力大增，国家也就强盛起来。
因此，改革是一个国家的内在要求，尽管很多国家是被大势所迫。
秦国的改革，却不那么容易。六国的改革派君主可以依托平民，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击破松散的贵族政治联合体，而秦国有现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却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因为组成这个中央集权的主体，就是贵族本身！
嬴渠梁想必是为此惶惑了许久，到他即位的那一天，如何破局早已成竹在胸。他采取的办法，在意识形态上是“祭起先祖”，在切入点上是“引进新的官僚血液”。
他要给整个中央集权换血。
他实际上是一个被大时代推出的英雄。
他的改革，既然是违背老世族利益的，那就要另有依托。主要依靠的群体有两个，一是民众，二是军人。所以他一上台，首先做的是广布恩惠、救助孤寡、招募战士、确定因功受奖条例，这样就形成了改革的群众基础。
有了民众支持，他马上就发出《求贤令》，以呼唤“穆公霸业”为意识形态大帽子，行官僚队伍大换血之实。
这个改变了华夏命运的《求贤令》，现全文照录如下：
昔我缪公（即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见《史记?秦本纪》）
这条命令，把招贤的对象确定在“宾客群臣”范围。所谓“宾客”，就是山东士子，地位排在群臣之前，可见秦孝公的用心。
《求贤令》一出，果然山东士子闻风而动。这就引出了一个比秦孝公还要伟大的人物——商鞅。
商鞅原是卫国人，是卫君小老婆的后代（雅称“庶孽公子”），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他后来被秦孝公重用后，受封为商君，因而后世称他为商鞅。
商鞅自幼好学，曾师从博学的鲁国人尸佼。《史记》上说他“少好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初期的法家学说。可以说他各家学说都通，但真正膜拜的还是法家理论。
学成后，他痛感卫国（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日渐衰微，不足以施展才干，就去了西边的魏国。当时魏惠王想争霸，重用法家人物公叔痤，任其为丞相。商鞅迷恋法家，就投奔到公叔痤的门下，做了个相府的小官——中庶子。
公叔痤对这个落魄的白衣公子印象颇好，临终前，把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说此人可接替自己为相。
魏惠王嫌商鞅年少位卑，没有吭声。公叔痤就屏去左右，说：“大王若不用卫鞅，就宰了他吧，勿使他走出国境！”
魏惠王应了一声，就走了。
出门上了车，魏惠王长叹一声：“唉，公叔怎会病成这样子，叫我把国家托付给卫鞅，岂非荒谬？”
过后，公叔痤想想又不忍，转过头来，把这事告诉给了商鞅，让商鞅赶快逃命。
商鞅笑笑说：“大王不能听您的话用我，又怎能听您的话杀我？”
商鞅没逃，果然也就没什么事。
就在他干得没滋没味的时候，秦孝公的《求贤令》传到了魏国，商鞅立刻抓住机会，打起背包就出发，西出函谷关，到了秦都栎阳。
他这一去，就成了千古留名的人物。不仅如此，他后来所做的一切，直接影响了华夏政治文化的最后定型。
开辟大一统帝国的秦始皇，其灵魂就是商鞅。
而后来开创了华夏帝国范式的汉朝，不过只是“汉承秦制”。再后来的唐宋元明清，不过只是改朝换代。
真正的革命，是在商鞅的手中完成的。
我们的命运，是在商鞅那个时代就被决定了的。
商鞅这个奇峰突起的青年政治家，才是我们真正的政治精神之父。他的白衣之袖掠过的微风，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得到！
商鞅到了栎阳之后，绝非像《大秦帝国》电视剧里演绎的那样神气活现，而且秦孝公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做好了迎接这位神人的准备。
商鞅入秦后，估计是潦倒得够戗。不管他的祖先是卫国的什么公子，他都只是一个无职无权的草根知识分子。公叔痤给的那个“中庶子”职务，据考证，要不就是个小官儿，要不就是“干儿子”之类的身份。
他遇到了所有草根青年遇到的问题——没有上升的管道。
他见不到秦孝公，没人给引见，也没有信访途径。《求贤令》并不是给草根人员准备的！
但是，他看准了秦国是急需人才的，所以不肯就此打道回府。在秦国，他一住就是两年，两年后，终于找到了一个门路。这个门路说来不够体面——是他结交了一位宦官（寺人）景监。
景监把他给推荐给了秦孝公。
有关的史书里，把商鞅见秦孝公的过程描述得活灵活现，但究竟是不是真的，只有天知道，我们不妨当故事来看。
商鞅第一次游说秦孝公，谈的是“五帝之道”，孝公不感兴趣，听得直打瞌睡。谈话完毕后，秦孝公唤来景监，发火道：“你这位客人是个妄人，我怎么能任用？”
景监没料到是这个结果，忙跑去责备商鞅。商鞅一笑，请景监再帮忙引见一次。
第二次，商鞅大侃“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武王），秦孝公也很厌烦，摆摆手说：“要实现五帝三王的大业，那太遥远了，我不能等。凡有作为的君主，都是在生前就名满天下，安能闷闷不乐等好几百年以成帝王（岂不是要在坟墓里憋闷死）？”
商鞅心里有数，于是第三次求见，说这回可以拿出真货了，是“五霸之道”。
“五霸”是哪五霸？史书上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孟子》里所说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事实上，春秋数百年间，追求并达到霸主地位的君主不止五位。这五位或其他什么人，不过是其中的几个典型而已。
一听说“五霸”，秦孝公来了精神，马上传见商鞅。这次两人谈得很投机，秦孝公与商鞅谈着谈着，“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古人谈话是跪着的，孝公不知不觉就挪到商鞅坐着的席子之前了。如此一连数日不厌。景监很好奇，私下里问商鞅：“您的什么观点挠着他的痒痒肉啦，让我们国君这么高兴？”
商鞅哈哈一笑：“我是以强国之术游说国君，国君大悦之！”
上级需要什么，你要有数啊，否则不成了南辕北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30岁的商鞅拿着魏国法家李悝的《法经》，给23岁的秦孝公“普法”时，分明就是一对儿激情澎湃的愤青在纵论天下大势，哪里会像电视剧《大秦帝国》演的那样，是两个4050人员头挨头地在谈阴谋？
我们的古代史，真是很神奇啊。
据描绘，商鞅与秦孝公的这场促膝恳谈，是经历了一波三折的。
孝公首先埋怨商鞅，为何不一次就把好货都抖搂出来。
商鞅巧言道：“是怕有违君上之意。霸道这东西，很独特。帝王之道是顺乎人情的，而霸道则逆人情而为。”
秦孝公闻言变色：“君主怎能拂逆人情而为？”
商鞅便旁征博引道：“昔日管仲相齐之时，分国为二十五乡，令四民各守其业，民始感不便，群起反对。后新法见效，齐国实力大增，九会诸侯，一匡天下，君享殊荣，民得实利，这才知道管仲用心之良苦。”
孝公一震，有所悟：“管仲辅齐桓，成就霸业，愿闻其术为何？”
商鞅道：“国不富，何以兴兵？兵不强，何以御敌？欲国富，则应劝农；欲兵强，则应劝战。如何使民乐于耕战？唯有重赏罚。赏罚有信，政令必行，则国富兵强只在反掌间！”
秦孝公拍案叫道：“像这样，不难啊！”
商鞅略摇头：“法虽好，须有行法者。有行法者，须得专任。专任而一，若因二三个人鼓噪而心生犹疑，也不能成事……”
秦孝公听得入神，催促道：“先生请接着讲。”
商鞅此时却要告退，秦孝公面露不快，问其故。
商鞅说：“请君上细想三日，如可，臣再继续抖搂。”
散场后，景监埋怨商鞅：“君上大悦，何不讲完，难道先生想以此要挟君上？”
商鞅答道：“我担心君上犹豫、半途而废呀。”
但只过了一天，秦孝公就想好了，派人来召商鞅。商鞅却以三日约期未到，不肯去。景监督劝他还是去，商鞅道：“一开始就失信，今后将如何取信于君？”
接下来，才有著名的数日倾谈（据说是三天三夜）。
他们两人的这番谈话，其影响远胜于后世三国的“隆中对”。他们在谈话时，秦的首都已经迁回雍城，我们这里且将之称为“雍城对”吧。
“雍城对”的内容，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商鞅是吃透了李悝精神的，李悝的《法经》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以匡正人心、建立秩序、激发生产力。
以《法经》里的“杂律”为例，有以下数条：“淫禁”，禁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狡禁”，禁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城禁”，禁人民翻越城墙而出；“嬉禁”，禁赌博；“徒禁”，禁人民聚众开会；“金禁”，禁官吏贪污受贿。
又以“金禁”一条为例，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魏国官职名，将军）以下受贿的要处死。
变法后的魏国法律如此之严厉，实令人惊叹！
实行这样的严刑峻法，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打掉老世族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约束人民，使之老老实实地生产、作战。这当然符合秦孝公的强国之愿。
而商鞅后来的变法，基本是李悝思想的具体化和放大化。特别是商鞅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壹”。
“壹”，是要求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将国家控制在政令统一的专制之下，如商鞅所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见《赏刑篇》）又说：“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见《壹言篇》）
这都是一个意思。
最触动秦孝公的，大概就是这个“壹”学说了。这无疑是要在中央集权制中，大大地提高君权，以强大无比的君权来控制整个国家。如此，就能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把老世族的势力剥离出去。
秦国的行政体制“壹”化了以后，保守贵族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设置的障碍及其惰性，就会被摧毁；国之富强，也就在眼前了！
——切中要害呀。
无怪乎秦孝公要听得三天三夜不合眼。
对话结束后，秦孝公决心已定：要重用商鞅，实施变法。但他仍有疑虑：秦之贵族，是与中央集权融为一体的，若变法受到贵族强烈反弹，恐怕实施不易。
按秦旧例，如有大事不决，要举行朝议，广泛征求意见。于是，秦孝公决定将变法与否，交付朝议讨论，以测试贵族的态度。
这场朝议，请了商鞅参加，反对派领袖是甘龙（秦国大夫）、杜挚两位，结果开成了一场辩论会。辩论会由秦孝公主持。
因为有翔实的历史记录，下面，就让我们在两千年之后，来欣赏一下这场舌战实况，领略一下战国时代人们的精神风采。
秦孝公开场白：“卫鞅劝我变法，极言变法为强国之术，然而寡人恐天下有非议，而不能决定下来，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商鞅：“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犹犹豫豫的，就既留不下名，也办不成事。而且……超凡脱俗者，定会受世俗诽谤；有独立思想者，必傲视小民。愚蠢者只看事情成还是不成，智者则从一开始就能看出苗头来。草民是不可与之谋划一件事的开始的，只可与他们共享事成之后的成果。高尚者必不和于俗调，成大功者跟老百姓有什么可商量的？据此可证：圣人做事，假若可以强国，就可不依照旧例；假若可以利民，就可不遵循旧礼制。”
秦孝公：“不错。”
甘龙：“不是这样的。圣人不改易民俗而实施教化，智者不变法而治国。依据民俗而教化，不须费劲儿就可成功；沿袭成法而治国，官吏轻车熟路而草民安之若素。”
商鞅：“（哂笑）甘先生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旧俗，学者溺于所闻，这两类人，居官守法是能行的，但不能与之讨论超过既定法律之外的事儿。三代不同礼而成就王道，五霸不同法而大展霸业。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智者创立法则，而愚者受制于法；贤者变更礼制，而平庸者受拘束于礼制。“
杜挚：“（摇头晃脑）没有百倍之利，不能变法；没有十倍之功，不换家伙什。效法古制，不会出错儿；遵循礼制，可免偏激呀。”
商鞅：“治世哪能只有一个道道儿？要利国，就不能膜拜古制。汤、武不循古而成就了王道，夏、殷没变更礼制却玩完了。从这一点看，反古者不可妄加非议，而循礼者也没什么可夸赞的。”
秦孝公：“（击掌）好！”
商鞅雄辩滔滔，气势无前，在秦国诸大夫的满脸惊愕中，胜利结束了辩论。
下殿之后，秦孝公就决定了：任命商鞅为左庶长，颁布变法令，由商鞅来具体执行。
——秦国，要翻身了！
在这里要考证一下，商鞅究竟得了个什么官儿。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四种庶长都是职爵合一，既是爵位，又是官职。
他们的分工是：大庶长赞襄国君，相当于后来的丞相；右庶长是嬴姓公族大臣的头头，左庶长是非公族大臣的头头，驷车庶长是执掌公族事务的。
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由非公族大臣担任之外，其余全是由嬴姓公族担任。
可见，商鞅是一下就当上了主政大臣。
这样，一纸《求贤令》，就引来了一个奇人。
这个人，改变了秦国的命运。
而改变了命运之后的秦国，又改变了整个华夏族群的命运。
在4000年有文字描述的中国历史上，有两篇雄文，两次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民族的命运。一篇就是2000多年前秦孝公的这篇《求贤令》，另外一篇，是近代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
可以说，一纸《求贤令》，胜过雄兵百万！
一个君主，为了国家的富强而渴求人才，说出了“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慷慨许诺，这已远远超越了古代专制者的局限。
更易陈规，荡涤污浊，以青年之朝气，冲决旧式之樊笼，这已经完全摆脱了最高既得利益者的局限。
《求贤令》，激起的是民族史上最深刻的一场政治海啸。
18、千古豪迈是商君
接下来的事，就是商鞅负责起草所有的新法令。这些法令涵盖之广、力度之强，远超过山东诸国的变法。
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和民众价值观，使秦国在国号未变、政治框架未变的前提下，完成了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基座，不再是子承父业的老世族，而是广大的地主、自耕农及城市平民。
商鞅变法的实施，也使青年君主嬴渠梁从一位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蜕变成了一位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本已走向没落的奴隶制秦国，后来居上，一跃而为最有效率、最有活力的新兴地主国家。
更多的草根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掌控自己的命运了；因为无数上升的管道已经打通。
这就是变法之后生产力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根本动因。
商鞅变法，是中国自有阶级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大革命。
尽管司马迁对商鞅的人品颇有非议，但他在描述商鞅变法的时候，也掩盖不住历史本身就富有的激情。
在新的法令起草完毕后，为树立新法权威，商鞅搞了一次耸人听闻的“市场推广”，效果极富戏剧性。
在司马迁的笔下，这个故事只有寥寥数语：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记?商君列传》
人情世态，呼之欲出。我们不得不叹服古汉语之精炼！
商鞅搞的这套“南门徙木”的把戏，据说是有所本的。早在商鞅之前，魏国的改革家吴起就干过一次。吴起在镇守原秦河西之地时，为取信于民，就在郡城南门外竖起一木，说谁能扳倒它，谁就能得官做。一个“二愣子”一把推倒大木，于是就得了个“长大夫”的官职（见《吕氏春秋?慎小》）。
长大夫，上大夫也，为大夫爵位中最高的一级。这次苦力，出得真是值啊！
如此，商鞅把变法的舆论造足后，就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变法。
这里，我们要先破除一个思维定势，那就是：革命不等于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也不等于就是革命。商鞅的革命，就是通过行政执法的力量，彻底改造这个国家的既存制度与道德。
据考证，商鞅变法是从秦孝公六年开始的，前面的6年未动，是为酝酿期。变法共进行了18年，至秦孝公死为止。
商鞅所制定的法律，蓝本就是李悝的《法经》。李悝的《法经》六篇，是集春秋末期各国法典之大成而编定的。商鞅据此细化、扩展，改称《律经》。
“律”这一概念，是从秦始，实际上就是“礼”的意思。
商鞅变法，是伟大的，但究竟伟大在哪里？它如何就抓住了秦国的痛点？为何就能成功推行？
固然它依靠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如若不是顺应了潮流，也是万万不能见效的。
自战国形成“七雄”并存以来，有些知识分子已看到了未来“天下定于一”的趋势，某些君主也做过这个梦。可是列国的实力不分上下，争斗的结果可能是长期迁延下去，最后谁也吞不了谁。那样的话，中原就可能是七个国家并存，征战连年不息。
可是农耕经济对大水利的要求、对息战（和平发展）的要求，是历史最深层的驱动力，它驱使其中必有一国，要在国力和军事能力上高出别国一大截。
如此，这个国家才能完成“定于一”的重任。
商鞅变法，就是来做这个的。
无论是36年前的所谓“批儒评法”，还是当下的电视剧《大秦帝国》，都没能说透这一点。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理解，商鞅何以能那样地意气风发？
要弄明白商鞅变法的要窍，首先要弄明白商鞅施政纲领的核心，那就是“重农重战”。商鞅主张税收公平，奖励垦殖，使百姓乐于种地；还主张“重刑少赏”，使百姓不敢犯法，只能乖乖服从政令。
他推重农战，贬斥儒术和商业、手工业，认为知识分子、商人和手工艺人都是投机取巧者。他说：一千个农夫里边，要是有一个人干上了这些，一千个人就都会怠惰。人们之所以从事这些“末流”，就是为了“避农战”。人民要是都偷懒，那收成怎么能不少？兵力怎么能不弱？
有了粮食，有了兵，秦国自然就能打恶战，破六国，进而底定天下。
商鞅就是这样一个捕蛇者，他只打七寸，别的不问。
批注：
他实施的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有：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法，鼓励检举。把居民按“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编组，凡是告发奸人的，与杀敌斩首同赏，不告发的要腰斩。旅店收留无证者，旅店主人与奸人同罪。
二、禁止私斗，奖励公战，以军功授爵，废除世袭爵禄。他推出了一整套新的爵位等级制——二十等爵，按爵位高低，分别享有不同等级的田宅、官职、俸禄。从此全社会以军功大小来定尊卑贵贱。公族宗室的“铁饭碗”完全废除，宗室没有军功的，开除宗室籍，与平民无异。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开荒。凡生产模范者，可免税、免劳役。凡从事末流或因懒惰致贫的，罚没为官奴。
四、禁游说之士，焚烧《诗》、《书》。商鞅焚诗书，是先于秦始皇开了焚书之先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儒家思想“（效）法先王”的主张与变法冲突， 所以干脆不要传统的意识形态，以法律取代之。同时废除知识分子，以官吏取代之。
如此力度的改革，必然触及贵族集团利益，所遭遇的反弹异常强烈。据载，变法之初，栎阳城内“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物议如沸，群情汹汹。
老世族的特权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们怎能甘心？
知识分子忽然变成非法游民，他们怎么服气？
秦国执法历来严苛，这些失意者不敢与新法对抗，就唆使年幼的太子嬴驷故意犯法。
商鞅早知道，“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原本想狠狠治太子的罪，但考虑到太子是嗣君，不得施加刑罚，就下令对太子傅（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施以劓刑（割掉鼻子），对另一位太子老师公孙贾施以黥刑（脸上刺字），处罚他们的连带责任。
自此，秦人都知道这个左庶长不好惹，全都低首下心服从新法，没有敢犯法的。三年之后，新法畅通无阻，百姓也纷纷称便。但是，商鞅毕竟是一个精英分子，他的法律有利民的一面，是为了国家利益，他本人对百姓其实并不在乎。
有老百姓当初说新法不便，而后来又跑到商鞅面前说新法便利的，商鞅都极为厌恶，说：“这都是些扰乱教化的小民。”于是全部把他们迁往边地。这一来，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如何了。
法令如何，是国家事，与民无关，不用你们多嘴。
商鞅明白：于公于私，他要的都是这样说一不二的威权。
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秦国的强邻魏国，与赵、齐等国征战不休。秦国趁机搞了几次偷袭，出兵击魏。大约是变法后秦民变勇了吧，几次偷袭，回回得手。
秦孝公八年，魏国正倾全力围困赵都邯郸，秦军趁机突袭魏国的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斩首七千，拿下了少梁（今陕西韩城南）。
秦孝公十年，商鞅升任大良造，这是秦国当时最高的官职，兼领文武，相当于三晋所设的相，后世因此也称作“商鞅相秦”。
这一年，魏国正与齐国激战，秦孝公令商鞅领兵包围了魏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守军举城而降。
第二年，商鞅又领兵突袭魏国的固阳（今地不详），魏守军又降。
秦国当时的高官，文武不分，商鞅带兵打仗是分内的事，后世不大提他这方面的功绩，虽然不算太大，但却没有败绩，可见他治军也还有一套。
变法进行了一轮之后，秦孝公和商鞅考虑到要消化一下成果，且对保守势力的抵制也有所顾虑，所以中间停顿了一段，没有新的举措推出。
到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集中的变法，主要内容是：
一、开阡陌（田间小路）平封疆。过去实行井田制，阡陌就是公田和私田之间的标记，封疆则是奴隶主封邑的边界。现在把这些标记统统铲平，完全废除了井田制。铲平的地方视为荒地，谁开垦，就归谁所有。
二、普遍建立县制。全国共设四十一县（一说三十一县），实行县、乡、里三级管理体系，各级主官直接由君主任命，完全取消了原先的贵族封邑，形成完备的官僚机构。这与前期秦国在扩张中的“灭国设县”有很大区别。
三、移风易俗。秦人长期与戎狄杂居，流行的是原始的“血婚制”，父子兄弟同室而居。新法禁止此类陋习，强制百姓建立自己独立的小家庭。
四、统一度量衡、统一赋税。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出土的战国文物中有一种铜家伙，是称粮食用的，叫做“商鞅方升”。
就在这次变法的同年，秦国正式迁都至咸阳。
魏国此时迫于秦、赵的军事压力，已拟将都城向东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秦都东迁，落脚在渭河北，着眼的还是便于东进。
连续两次集中变法，大有收效，据说“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战，乡邑大治”。
这时候的秦国，蛹化为蝶，已完全成了一个郡县制和官僚制的“现代国家”，将奴隶制国家残余基本清空。
青年商鞅，到这时已年近不惑、面对着自己的政治实验成果，他也许常常抚髭大笑。这笑声，在历史的最高点上回荡，空旷而无回音。
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寿命很短暂，只有几十年就会消失。能力也很有限，离开 十五步远，就很难听清他在说些什么。
可是，一个人，只要有了超前的思想，在一个历史的节点，切入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他就可以获得强悍而永久的生命力。
谁能想到：商鞅的思想可以走多远，能达到何等广大的疆域，能延续到何其遥远的后世？
没有商鞅，130多年后那个叫嬴政的小子，想建立一个北抵阴山、南至象郡的大帝国，那可能吗？
没有商鞅，150年后那个叫刘邦的无赖亭长，想建立一个为民族、为文字、为语言永久命名的大帝国，那可能吗？
商鞅的笑，是史上最孤独的笑。唯一能够感觉到他究竟做出了何等功业的，大概就只有33岁的开明君主嬴渠梁了。
秦孝公为何如此开明，是因为他是青年吗？是因为他是超人吗？都不是。历史人物的动机，根源还在“利益”二字上。
嬴渠梁即位的时候，刚过弱冠之年，戴上了成人的帽子，他就是再聪明过人，也不可能有预知两千年的智慧。
他的奋起自救，是看到了秦国如果不变，就有衰落的危险。
父亲秦献公在石门大捷中曾夺回部分河西之地，但在渠梁即位后不久，魏惠王就派名将庞涓攻秦，秦军战斗不利，连都城栎阳也被庞涓攻破。渠梁被迫把都城迁回旧都雍城，以避其锋。原已夺回的河西之地，也尽都丧失。
嬴渠梁终于清醒了：秦国虽已复振，但落后的经济、政治制度不变，仍是无法伸展，甚至有走向灭亡的可能。
作为一个个体，嬴渠梁不愿跟着没落的制度灭亡，于是选择了身份转换，不想再代表原来的那个阶级了。
正因为他想跳槽，才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合作伙伴。正因为他不想为旧制度殉葬，所以才对商鞅无条件支持。
比如，迁都咸阳，不可能是商鞅就能做主的，能下这个决心的，还是嬴渠梁。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旧都雍城集中了太多的老世族，变法阻力过大。只有到咸阳去，才有可能痛痛快快地建立起通畅的官僚体系。
对于变法，秦孝公是真诚的，商鞅也很真诚。孝公对于这位知己者，是一定要实现他当初的一个诺言的——“分土”。
他要给来自山东的知识分子卫鞅一个封邑。
他要给卫鞅以至尊公族般的待遇。
这就是——“商君”。
19、他只能孤独绝望地陨灭
在华夏大地上的很多事情，一旦太成功、太辉煌了以后，也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其间并无科学的逻辑关联，就这么回事。
商鞅的事业，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大成功，他的命运也就此注定。
他是把“法”看得太神圣了。所有的“法”，都是要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世上本没有抽象的法律或者法制。他当初考虑要处罚太子驷，就是太过于天真了。
变法是对嬴渠梁有用，所以嬴渠梁才支持，而变法如果要伤及嬴渠梁的法定接班人，那就成问题了。
世上固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也有“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前者只是理想，后者才是现实。
理想主义者商鞅，在这里犯下了大错。
他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施以了劓刑，公子虔是什么人？
公子虔是嬴姓宗室，是“造父封赵城”这一支赵氏的后代。秦贵族以氏为姓，故应称作“赵虔”，而不是“嬴虔”。
秦孝公让他和公孙贾分别担任太子傅、太子师，可见公子虔的地位之尊贵。
对这样的人，一定要慎重。商鞅坚持要施以肉刑，那就无异于为自己终局打了一个死结。连秦孝公都很尊重的人，你为什么非要去触碰？
另有一说是，商鞅第二次变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那就更值得商榷了。这已是新法推行了10年，秦民大悦，变法再无阻力的时候，还有必要割掉公子虔的鼻子“杀鸡给猴看”么？
太子驷是秦孝公所钟爱的儿子，也是法定接班人。太子驷故意乱法的时候，还是一个幼童，为何非要处罚他的师傅以示惩罚？古代的君王政治，从来就是“家天下”，没有什么政治原则比这个更高。那么欲给太子驷加罪，最难堪的是谁？
再说，嬴渠梁生前可为商鞅挡住任何滔天洪水，但却管不了死后的事。“割鼻子”事件深深触痛了太子驷，这是商鞅为自己打下的第二个死结。
他忘记了他的卫国老乡——改革家吴起的命运。
魏文侯死后，吴起受到魏武侯猜疑，不得已去了楚国，受到楚悼王器重，被任命为相。吴起在楚国严明法令，裁汰冗官，废除较疏远的公族，照样是大刀阔斧。然而，楚悼王一死，满怀怨恨的贵族就发动叛乱，射杀了吴起。
这事情就发生在商鞅赴秦之前30年。
前车之鉴，可以忘乎？
站在历史巅峰的商鞅，可能想不起这些。他的目力所及，是下一个更辉煌的成功。
据《商君书》透露出来的思想，商鞅的治国理念，有浓重的军事主义色彩，他认为解决战斗力的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在他所处的时代，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无道理。
他对百姓的管理，是“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 ”（《商君书?外内》），也就是说，通过赏赐使百姓不怕死；通过严厉的统治，使百姓不贪生（活着也没多大意思）。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是“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商君书?赏刑》）
在这种极端化的治理下，秦民不贪生不怕死，秦军的战斗力肯定是大大加强了。
那么秦国马上就面临自穆公以来未能完成的东扩计划了。
东扩，目标之敌就是强盛的魏国。
在秦孝公七年，魏国为对付韩、赵等国，曾经向秦国示好，魏惠王还与秦孝公在杜平（今陕西澄城东）有过一次会盟。
虽然在会盟后，发生过上述秦国三次偷袭魏国的事件，但魏国一直无力西顾，等到魏国渐次摆平了东、北方，秦国才感觉形势不妙，于是在秦孝公十二年，双方再次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会盟，秦国乖乖归还了偷袭得来的安邑和河西的少梁、元里，双方暂时无事。
但是商鞅始终清楚，秦的“心腹疾”就在于魏。他对秦孝公说过：“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他认为，如果魏国得势，它就会“西侵秦”，如果魏不得势，那就是我们收复河西的机会了。
商鞅的判断没有错。到秦孝公十八年，魏国彻底腾出了手来。这时，魏国已是超级强国，“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魏惠王联合了十二诸侯，去朝见天子，要跟秦国算偷袭的总账了。
据《战国策?齐策》里苏秦的说法，当时秦孝公“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昧，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
但是商鞅并不恐慌，他与秦孝公商量：“魏国现在势大，令行于天下，跟随他们的人太多。以秦一国，去应对大魏联盟，恐怕不行。请君上派我出使魏国，我必有败魏的妙招。”
商鞅见到魏惠王之后，先把魏国的力量恭维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大王所联合的十二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这不过都是任凭大王驱使的小喽啰，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如北取燕、东伐齐，这样赵必然跟你们合伙；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然跟你们合伙。大王要是有伐齐、楚之心呢，则天下都跟你合伙，您的王者大业也就成了。您还不如先称王，然后图谋征伐齐、楚。”
这番话，魏惠王果然听了受用，于是不再图谋伐秦，而是立刻“去侯称王”，过起了天子的瘾。魏惠王称王后，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举行会盟，邀请宋、卫、邹、鲁等国，秦国也派了公子少官前往，尔后一同去朝见周天子。
此事激怒了韩国，对魏惠王的会盟进行抵制。魏惠王于是派庞涓联合赵国伐韩，包围了韩都新郑。韩求救于齐，齐立刻派兵来救，军师就是著名的军事家孙膑。
孙膑在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设伏，死死困住了魏军，万箭齐发。魏将庞涓仰天大叫一声“遂使竖子成名”，之后拔剑自刎，魏太子申也被齐军生擒。魏惠王无奈，只能向齐国求和。
魏惠王上了商鞅的当，自食苦果。秦孝公二十二年，也就是马陵之战的第二年，齐、赵又与魏国交兵。
天赐良机终于到了！
19、他只能孤独绝望地陨灭
在华夏大地上的很多事情，一旦太成功、太辉煌了以后，也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其间并无科学的逻辑关联，就这么回事。
商鞅的事业，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大成功，他的命运也就此注定。
他是把“法”看得太神圣了。所有的“法”，都是要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世上本没有抽象的法律或者法制。他当初考虑要处罚太子驷，就是太过于天真了。
变法是对嬴渠梁有用，所以嬴渠梁才支持，而变法如果要伤及嬴渠梁的法定接班人，那就成问题了。
世上固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也有“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前者只是理想，后者才是现实。
理想主义者商鞅，在这里犯下了大错。
他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施以了劓刑，公子虔是什么人？
公子虔是嬴姓宗室，是“造父封赵城”这一支赵氏的后代。秦贵族以氏为姓，故应称作“赵虔”，而不是“嬴虔”。
秦孝公让他和公孙贾分别担任太子傅、太子师，可见公子虔的地位之尊贵。
对这样的人，一定要慎重。商鞅坚持要施以肉刑，那就无异于为自己终局打了一个死结。连秦孝公都很尊重的人，你为什么非要去触碰？
另有一说是，商鞅第二次变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那就更值得商榷了。这已是新法推行了10年，秦民大悦，变法再无阻力的时候，还有必要割掉公子虔的鼻子“杀鸡给猴看”么？
太子驷是秦孝公所钟爱的儿子，也是法定接班人。太子驷故意乱法的时候，还是一个幼童，为何非要处罚他的师傅以示惩罚？古代的君王政治，从来就是“家天下”，没有什么政治原则比这个更高。那么欲给太子驷加罪，最难堪的是谁？
再说，嬴渠梁生前可为商鞅挡住任何滔天洪水，但却管不了死后的事。“割鼻子”事件深深触痛了太子驷，这是商鞅为自己打下的第二个死结。
他忘记了他的卫国老乡——改革家吴起的命运。
魏文侯死后，吴起受到魏武侯猜疑，不得已去了楚国，受到楚悼王器重，被任命为相。吴起在楚国严明法令，裁汰冗官，废除较疏远的公族，照样是大刀阔斧。然而，楚悼王一死，满怀怨恨的贵族就发动叛乱，射杀了吴起。
这事情就发生在商鞅赴秦之前30年。
前车之鉴，可以忘乎？
站在历史巅峰的商鞅，可能想不起这些。他的目力所及，是下一个更辉煌的成功。
据《商君书》透露出来的思想，商鞅的治国理念，有浓重的军事主义色彩，他认为解决战斗力的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在他所处的时代，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无道理。
他对百姓的管理，是“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 ”（《商君书?外内》），也就是说，通过赏赐使百姓不怕死；通过严厉的统治，使百姓不贪生（活着也没多大意思）。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是“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商君书?赏刑》）
在这种极端化的治理下，秦民不贪生不怕死，秦军的战斗力肯定是大大加强了。
那么秦国马上就面临自穆公以来未能完成的东扩计划了。
东扩，目标之敌就是强盛的魏国。
在秦孝公七年，魏国为对付韩、赵等国，曾经向秦国示好，魏惠王还与秦孝公在杜平（今陕西澄城东）有过一次会盟。
虽然在会盟后，发生过上述秦国三次偷袭魏国的事件，但魏国一直无力西顾，等到魏国渐次摆平了东、北方，秦国才感觉形势不妙，于是在秦孝公十二年，双方再次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会盟，秦国乖乖归还了偷袭得来的安邑和河西的少梁、元里，双方暂时无事。
但是商鞅始终清楚，秦的“心腹疾”就在于魏。他对秦孝公说过：“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他认为，如果魏国得势，它就会“西侵秦”，如果魏不得势，那就是我们收复河西的机会了。
商鞅的判断没有错。到秦孝公十八年，魏国彻底腾出了手来。这时，魏国已是超级强国，“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魏惠王联合了十二诸侯，去朝见天子，要跟秦国算偷袭的总账了。
据《战国策?齐策》里苏秦的说法，当时秦孝公“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昧，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
但是商鞅并不恐慌，他与秦孝公商量：“魏国现在势大，令行于天下，跟随他们的人太多。以秦一国，去应对大魏联盟，恐怕不行。请君上派我出使魏国，我必有败魏的妙招。”
商鞅见到魏惠王之后，先把魏国的力量恭维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大王所联合的十二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这不过都是任凭大王驱使的小喽啰，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如北取燕、东伐齐，这样赵必然跟你们合伙；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然跟你们合伙。大王要是有伐齐、楚之心呢，则天下都跟你合伙，您的王者大业也就成了。您还不如先称王，然后图谋征伐齐、楚。”
这番话，魏惠王果然听了受用，于是不再图谋伐秦，而是立刻“去侯称王”，过起了天子的瘾。魏惠王称王后，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举行会盟，邀请宋、卫、邹、鲁等国，秦国也派了公子少官前往，尔后一同去朝见周天子。
此事激怒了韩国，对魏惠王的会盟进行抵制。魏惠王于是派庞涓联合赵国伐韩，包围了韩都新郑。韩求救于齐，齐立刻派兵来救，军师就是著名的军事家孙膑。
孙膑在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设伏，死死困住了魏军，万箭齐发。魏将庞涓仰天大叫一声“遂使竖子成名”，之后拔剑自刎，魏太子申也被齐军生擒。魏惠王无奈，只能向齐国求和。
魏惠王上了商鞅的当，自食苦果。秦孝公二十二年，也就是马陵之战的第二年，齐、赵又与魏国交兵。
天赐良机终于到了！
商鞅就在此时，奉孝公之命，要来取河西之地了。
魏惠王不懂“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贸然称王，只换来了一群强敌。齐、赵那一边压力已经够大，秦军又来趁火打劫，魏再次陷入腹背受敌。
咸阳城门大开，黑旗之下，商鞅为大将、公子少官副之，率雄师五万东进。
魏国这边，警报早已飞传至河西，守臣告急文书一日三发。魏惠王连忙召集群臣，问如何御秦。
公子卬进言道：“商鞅昔日在魏时，与臣是朋友，臣曾向大王举荐他，但大王未用。今日臣愿领兵前往，先与他讲和，如若不许，臣将固守城池，再请援兵。”
群臣都说这办法可以。魏惠王就拜公子卬为大将，也率兵五万来救西河，进屯吴城。吴城，是当初吴起在河西时所筑的，修城的目的就是用以拒秦，坚固可守。
秦军到了河西边境，就把累累连营扎在了狼牙山下。
秦、魏两国的这一仗，大有可观——
无论是将，还是兵，都是棋逢对手。
但是，魏国来的是名将，军队也是精锐之师。
秦国方面呢，商鞅治国有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领兵打仗，尤其是这种堂堂正正之阵，究竟能行否？内行的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商鞅自变法以来，行事似乎就有天助，这次他又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要窍。
他与公子卬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正如公子卬所说，商鞅的游魏岁月，处处都有公子卬的影子！
既然是旧相识，那就对不起了，今天我就是要“杀熟”。
公子卬全然不知什么样的危险在等着自己，只按当初部署，先礼而后兵
他正欲修书送往往秦营，劝商鞅罢兵，却不料守城将士来报：“今有秦相国差人下书，现在城外。”公子卬命人把信使用绳子拽上来，启开书信细读。
那信的意思是说：“我与公子您相处甚好，情同骨肉；今各事其主，为两国之将，怎能忍心起兵，自相残杀？我意欲与公子您相约，各自抛弃兵车、卸下甲胄，相见于玉泉山，痛饮一番。公子如肯同意，就约个日子吧。”
那公子卬也不想想商鞅在秦发迹靠的是什么，竟相信友情可以战胜利益，读罢竟大喜，拍案道：“吾意正欲如此。”于是厚待使者，写了一封回信。
公子卬说：“相国不忘往昔之谊，给秦、魏之民以安泰，这正合我意。三日之内，请相国定下日期，敢不听命？ ”
商鞅吃准了公子卬会被打动，一见回信，冷冷一笑：“吾计成矣。”
于是他又派人入城订日期。所派的使者对公子卬说：“我军前营已撤，打发先回国，只等我相国会过主帅，全军便拔寨尽行撤走。”来人还给公子卬捎来了商鞅送的旱藕、麝香，传话说：“此二物为秦地所产。旱藕益人，麝香辟邪，聊志旧情，永以为好。”
公子卬在魏国位极人臣，平日感觉太好，见了商鞅这番表示，以为是自己的人格魅力把敌人也给征服了，于是不疑有诈，写了回信答谢，定下了相见的日子。
秦军大营立刻中传出军令，由公子少官率领，前营先撤至狐岐山和白雀山，将士皆放假，打猎改善伙食。
秦军前营这一动，公子卬更是满心欢喜：友谊不可以战胜功利么？否。眼下就是一例！
到了约定的相会之日，一大早上，商鞅的使者就到了吴城城下，大声吆喝：“相国先往玉泉山伺候，随行不满三百人。”
公子卬听了，抹不开面皮带着大队人马去，便也用车载了酒食，还有一个乐队，乘车赴会。他所带的随从护卫，人数上与商鞅相当。
魏军300人旗帜华丽，车马辚辚，迤逦往玉泉山行去。
那玉泉山，恰在狐岐山和白雀山两山之间。这是什么样的险地，公子卬就敢昏头昏脑地闯去？
看来，人如果蠢，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相信了某些过时的废话。
春秋已是无义，到战国更是礼崩乐坏，哪个成功者是以信而立？商鞅固然有“南门徙木”的优良诚信记录，但那是为了哄本国老百姓守法的，而对敌方主帅，诈还诈不过来呢，要诚信又有何用？
出发前，有一个名字叫“错”的裨将，苦苦谏道：“秦乃夷狄，素无信义，请不要去。”
公子卬说：“以往，我与商鞅二人，都在已故相国公叔痤手下做事，商鞅有大志，但大王不能用其材，我甚惜之。商鞅要走，我赠给百金，拿去贿赂秦臣景监，他才得见秦伯。商鞅既受我大恩，怎能欺于我？”
从这个道理上说，商鞅如要骗公子卬，确为不仁不义之至，但这只是两人之间的关系，现在两人关系是与两国关系搅在一起的，那又大不同了。
裨将错见主帅迷糊，又再三劝谏，公子卬不听，坚持要去会盟。
商鞅在玉泉山下相迎，满脸是真诚笑容。
公子卬见对方随从既少，也无兵器，于是一百个心放下，欣然拜会老友。落座之后，两人叙起昔日交情，都有不胜沧桑之感。讲到当下两国讲和之意，商鞅更是诚恳，魏国方面的随从听了，无不欢喜。
各自的随从都带了酒席，主要的事谈罢，就宣布开宴。
公子卬是地主，先上魏国的酒席，并先敬商鞅酒。三敬三酬，乐队也演奏了三次。
商鞅见喝得差不多了，就命撤了魏国筵席，另用秦国酒菜。秦军这边两个侍酒的，都是秦国有名的勇士，一个叫乌获，能力举千钧；另一个叫任鄙，能手格虎豹。两人伺候着主宾，样子很怪异。因是军前宴席，所以用了这么两个粗人敬酒，公子卬也不以为疑。
商鞅一边举爵劝酒，一边以目视左右。左右会意，马上去山顶上放了一个信号，山下顿时杀声响应，声震峡谷。
公子卬饶是愚蠢，也被这喊杀声警醒，质问道：“杀声何来？相国莫非要欺我否？”
商鞅笑道：“暂欺一次，以后再告罪。”
公子卬心慌，便欲逃走，却被乌获紧紧抱住，动弹不得。任鄙指挥左右，将公子卬绑住。秦军副将公子少官率领军士，将公子卬的车仗、随从全部俘获。
商鞅吩咐把公子卬押上囚车，先送回秦国报捷，却把俘获的随行人员留下，解开了绳子，赐酒压惊。
商鞅并不是大慈大悲的菩萨，放了魏国随从，是因为他们还有用。他命令魏国随从仍用原来车仗，教他们道：“只说主帅赴会回来，赚开城门，另有重赏，如若不从，即时斩首。”
那些魏国随从被置于死地，忽然见有生路，如何不依？商鞅就叫乌获假扮公子卬坐在车中，任鄙冒充护送使臣，另坐一车随后。
到了吴城，城上的裨将正是那位有先见之明的错。可是错将军这次也看走了眼，他认得队伍是自家人，毫无防备，马上开门。两员秦军猛士跳下车来，一顿乱砸，将城门砸坏，关闭不得。
魏军一见不好，有上前格斗的，但都被两位大力士打倒。城外不远处，商鞅亲率大军赶来，杀声震天！
城中军民慌成一片，四处乱窜，商鞅大军就这样从从容容占了吴城。
河西郡守听说主帅公子卬被俘，料定河西难守，便弃城而遁。商鞅率军渡过黄河，长驱而入，直逼魏国的旧都安邑。
魏惠王大惧，只得派大夫龙贾做使者，到秦军大营议和。
商鞅等的就是这一天！经过讨价还价，秦国拿到了绝大部分的河西之地。这一来，穆公的伟业虽暂时还没达到，但献公的伟业已在商鞅手中得以重振。
魏国谈判代表向秦军献上地图，商鞅按图接收了河西各地，班师回国。
大秦的旗帜，几十年后又飘扬在河西上空了！
后来的纵横家苏秦，对秦孝公与商鞅几乎未动干戈就取了河西，表示了高度的敬佩。他赞美说，这是“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
河西之地一失，魏国西边顿失屏障。魏惠王大忿，想起当年那个可怜巴巴的卫鞅就咬牙切齿，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魏惠王觉得安邑离秦地太近，不安全，于是正式迁都大梁，连同全部百姓都移走。自此，魏国也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叫做梁惠王了。
可怜那被俘的公子卬，最后的结局是“陷于秦，不知所终”。
公子卬是魏惠王的同父异母弟弟，是当时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将，史籍上说他“性豪率，善属文，七岁能诵诗书，有古君子之风”。
正是这“古君子之风”害了他，据说他后来被迫降了秦。
有一个说法是：此后七年，有一位自称公子卬的，向魏国投了一封密信。魏惠王见信而泣，命大夫龙贾带兵出河西，去把这位不知真假的弟弟接回来。结果遭遇秦军，龙贾败死。但此说不大可信。
不管商鞅是怎么胜的，总之是大胜魏国。魏国自此一役，终结了它居于列国之首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商鞅的个人功业，也由于此役而达于巅峰。
十数年来，在他的治理下，秦国威名赫赫。史载“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也就是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秦孝公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
秦孝公为了嘉奖商鞅的大功，封商鞅为列侯，把以前所夺取的魏地商、於等十五邑，作为商鞅的食邑（该地向商鞅纳税），号为商君——后世称卫鞅为商鞅，就是由此而来。
这个封赏，使商鞅落入了一个历史悖谬。商鞅本是以“强公权、削分封”起家的，到头来，他本人倒成了一方领主，也就是他恰恰成了自己要反对的那一类人。
这个悖谬，在不久的将来就将让他陷入绝境。
不过此时的商鞅浑然不觉，谢恩后回到府第，对家臣说：“我不过是卫国宗室的一个支庶，挟满腹谋略归秦，为秦提出改革治国之道，立致富强。今又夺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谓极矣。”
然而，自古高处不胜寒。况且商鞅这样一个客卿，在秦国毫无根基，完全是因秦孝公的器重与信任，才获得如此之成功，那么他的荣辱，也就与秦孝公的状况密切相关。
这不单是“封建社会”才有的人际关系，这种依附式、授权式的人际关系，是千秋万代都会有的。
商鞅，现在已经是危乎高哉了！
他的成功，潜在着对他本人的极大不利。他在变法期间，对秦国的宗室管束极严，到了“日绳秦之贵公子”（每天都要约束秦国宗室）的地步，以至“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这就基本上把秦国的上层给得罪光了。
那么下层老百姓是否可以成为他的靠山呢？不能！且不说小民究竟有多少力量，悲剧性就在于，商鞅变法也使小民心生怨恨。
从种种记载看，商鞅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目的论者，为人刻薄寡恩，为了推行变法绝对不讲温情。他的新法中，有连坐之法，相当严厉，据说增加了凿顶、抽肋、镬烹等酷刑。
酷刑固然是西周以来的习惯法，但在战国时期已渐渐淡化，到了商鞅这里又重新加强，百姓焉能不怨？
除了秦孝公，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屏障了。
这处境，就相当险恶。
他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的呢？
司马迁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之人”，刘向《新序》里也说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也就是说，他加强了周朝肉刑的严酷性。据说商鞅在渭河边对触犯新法的人行刑，一天内就杀了700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而他丝毫不存怜悯。
当然后世对商鞅的记载，也许有夸张的地方，但所有资料中，均不见商鞅有什么私敌，因此可以断言，他对秦宗室的压制，完全是出于公义。
至于“刻薄寡恩”，估计是由于他信仰法家理论的缘故。人，或者民，在法家理论中基本是没有什么位置的，无非是被驱使的羔羊。法家是目的论者，为了富国强兵，百姓就牺牲一些自由吧。百姓的感受，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因此，实施新法后，“秦民皆言其便”和“秦民皆怨望”是可能并存的。什么样的话，看在什么场合说而已。
有一位老世族叫做赵良，身份大概是嬴姓中的赵氏一族，曾经去见商鞅。
商鞅问他：“请你说说我之治秦，与五羖大夫哪个更高明？”
赵良说：“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三置晋君，并国二十一，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五羖大夫做相国，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乃五羖大夫之德也。而您呢，您能见到秦王，是通过嬖人（宦官）景监，名就不大正。您相秦也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宫殿，乃面子工程也。刑黥太子之师傅，以峻刑残伤百姓，是积怨畜祸也。您还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这诗来看，你这么做，怕是要折寿。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好多年矣，您可要小心。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您做的这几件事，都不得人心。你出门，后车十数，从车载甲，高头大马做您的车驾，持矛拿戟者随车小跑。这些东西，假如少了一样，您就不出门。《尚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已经危若朝露了，还想延年益寿乎？您何不归还十五城，在郊区灌园种菜，劝君上尊崇隐居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奖有功，尊有德，您也许可以稍稍安全一点。您要是贪商、於之富，独断秦国之教化，积百姓之怨，君上一旦不立朝（也就是死了），秦国想收拾掉您的，人数还能少吗？您的败亡，可翘足而待哩。”
也不知这赵良是何方神圣，这一大篇声讨词，居然没引得商鞅大怒而动刑罚，只是一个“弗从”（不采纳），就算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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