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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如同作八股文的大家的思维一样，只要有百篇烂熟的文章在心中打底，那么文章的结构布局、立意主题之法，常有熟路可寻，行文腔调也会左右逢源，有一定准则。凡是那些读书太多，却潦草浮泛没有心得的人，一定不会写文章。用兵也应该有简达易练的军兵、纯熟有谋略的将领，阵法也不可贪多不切实际。这时自己想控制全局是毫无把握的。立即追求成效，就会虚火上浮而身体困乏，内心不可不察觉这一点。我们常说进兵必须由自己作主，不可由于顾及他人言论而受牵制。不仅进兵这样，即便寻常出兵打仗也不能受人牵制。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垒不愿出战，我的营垒也必须接战开火；不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催促，我也要坚持稳重不轻易进兵。如果彼此都牵制关联勉强出兵，把用兵看作写应酬文章，那么就再不能出奇致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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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大意是说，我不敢先发进攻，而是采取守势；不敢冒进一寸，而要后退一尺。这就叫做：虽然有阵势，却像没有阵势可摆；虽然有奋臂进击，却像没有手臂可举；虽然可以牵制敌人，却像没有敌人可以牵制；虽然手持兵器，却像没有兵器可持。
老子的这一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成为他攻防战守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说，“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那么何为主，何为客？何为奇，为何正？这主客奇正有什么奥妙，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曾国藩说：
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
这种战略战术核心思想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在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
《挺经》：见机而行，同势利导 兵无常势，见机而行（2）
一般说来，用奇兵比用正兵好，老子就说要“以奇用兵”，奇兵的优点是隐蔽，出其不意，变幻莫测，但有时也要用正兵，威风凛凛，气吞山河，使敌不敢进犯。
那么，什么时候为主，什么时候为客，什么时候用正兵，什么时候用奇兵，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曾国藩说：“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可见“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这才是用兵的最高智慧和最高境界。
曾国藩说：“行军本非余之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平、直”二字，概括出了曾国藩战略战术思想的特点。但是，平直不等于用兵呆拙。曾国藩在极主稳慎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他指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又说：“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箴弟联中说得很明白：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为了力求机局多变，曾国藩提出了“虚虚实实”之法。他说：
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以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宜如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
善于审力、审机、审势，则静动、主客、迟速、正奇、虚实、轻重、呆活、伸缩、开合等等对立物，皆可有机地统一，运筹自如，得心应手；否则，必然弄巧反拙，南辕而北辙：这就是曾国藩“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辩证思考。蔡锷说，曾国藩的治兵言论，“多洞中寂要”，乃“治兵之至宝”。作为对《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韬》及《练兵实纪》等中国古代兵法理论的继承，作为对中国近代军事实践的总结，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确实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
两军对垒，有如弈棋。他说：“善弈棋者，常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医，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既要自救，又要破敌，曾国藩的方针是招招稳慎，下稳慎棋。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我真能守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提出了“以静制动”的原则。曾国藩的这一“静”字法，实乃《孙子》“敌疲我打”、“击其惰归”的具体运用，也是曹刿“一鼓三竭”的“气势”论的继承与发展。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曾国藩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力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梁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主张慢中求快；对待战争中的战守问题，主张先守后战；对待战争中的静动问题，主张以静制动；对待战争中的主客问题，主张以主待客。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曾国藩之所以强调后发制人，是与当时战争中的主客观条件有关的。蔡锷分析说：“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所以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大概有因时制宜的法则”。所以，曾国藩的“稳慎棋”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挺经》：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为人一定要有胸襟
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忠疑”法
1.为人一定要有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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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心宽不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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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谐。确实做到反省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就会心胸宽宏，无畏无惧，更不会羞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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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胸怀和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略，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履；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尤其对那些位高权重者，在这方面更是期许很高，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感，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默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
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中国古语中有“雅量”这个词，就是倡导人们，要有容人容事的大气量，应该具有心胸宽广的“雅量”，这样才能善于吸收各种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才能使自己不断地长本事、长智慧。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也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各方面的错误时，他便立即改过不吝。
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人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使你少树了许多仇敌。
《挺经》：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涉危蹈险，如履薄冰
2.涉危蹈险，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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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期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知命之功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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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忠贞不二，并遵循前进不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干事，惟恐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做，终身才会没不顺利的事。这是圣贤之人应用尽性来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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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希望表现自己，希望被别人承认他高明，就像孔雀一样，遇见围观的人多了，就开屏展示自己的美丽。其实这很容易招来众怒。同时，胸中有是非，有判断，有取舍，但又佯装不知，这是很难做到的。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同时还会使地方长官难堪，有时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他多次嘱咐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执著追求。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个？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宇，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仄，花全开便是凋落的时候。他自誓：“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入'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招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大凡做官的人，尤其是做高官的人，没有不想自己要有一个好的结局的。然而，很多时候却事与愿违。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有一个好晚景呢？曾国藩以他自己的体验开出三个药方，以防居官之败。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惟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周易?鼎》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虑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惟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从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不是如此？
曾国藩详细阐发说：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介之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引申说：“偷人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
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益觉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
《挺经》：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淡”字千金（1）
3.“淡”字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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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述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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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苦的有好收成，懒惰的欠收，这就是性。在大旱之年种庄稼，怎么勤苦终归庄稼焦枯绝收，这就是命。热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这就是性；热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搭理，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者有或者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好像没有用力，这其中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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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淡”字可谓一字千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庄子在《庄子?刻意》中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情神宁，漠然无魂，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说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砺百世者矣”。
曾国藩身处名利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距离的窥伺。他说：
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报，那一定会有大失所望的时候。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不能全部相信，也有有了原因但没有结果的事情。回忆苏轼的词有：“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我更添了几句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饱食伤心，欲多伤心。为官者修养思想，培养高尚的情操，最好的办法是减少私欲。
“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是曾国藩提出的养心原则与方法，它对于促进与保持心理健康是很有意义的。他认为，养心的方法没有比尽量减少物质欲望更好的了。在那些平素物质欲望少的人中，虽然也有失去善良本心的，但为数却是不多的，而在那些物质欲望多的人中，保存善良本心的却为数不多。
《挺经》：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淡”字千金（2）
怎样才能达到养心的目的呢？按曾国藩的意思，最好的方法就是“寡欲”。现代心理学认为，需要是人们对一定的生活和发展条件的需求性与占有性的倾向，是人们全部心理活动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或动力。适当的、合理的需要是应当予以满足的，但过多的、不合理的需要却必须加以节制。因为前者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后者则对身心健康有害。曾国藩以廉养心的思想，是在道家“去甚”和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等观点基础上形成的。
欲望过多，就会妨碍道德人心的发展。欲也是人心，情也是人心，但它们有所不同，欲是受外物之“引”而有的，这就会出现冲突。“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这里所说的“存”与“不存”者，就是指道德感或良心而言的。寡欲之人，其道德感虽有不存者，但不多；多欲之人，其道德感虽有存者，但已经很少了。这说明欲望与道德情感有相冲突的一面。“寡欲”并不是不要欲。“寡欲”和“无欲”还是有区别。曾国藩并不是完全地反对欲望，但至于“寡”到什么程度，他用“平淡”二字做了说明。
在他看来，欲求富贵是人人同心的，但是每个人自己都有更尊贵的东西，只是不去思考罢了。孟子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这“贵于己者”就是“良贵”，即自己的道德情感及其善性，这是别人不能给予的，也是别人拿不走的，因而能够表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如果当二者发生冲突时，那就别无选择，只能选择道德人格。
人生有如在漆黑险峻的山路上攀登，时常与危险、迷茫为伴。于是，那些希望达到顶峰的人们，就迫切地需要一束月光、一盏明灯、一丝星火，抑或一切能够带来光明的事物，以便照亮他们未知的道路。然而，越是急功近利的人，往往越是难以达到成功的顶峰。相反，最终能够攀上顶峰的人，是那些从容行事、追求淡定的人。
放眼历史长河，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先贤智者，无论经历多少辉煌，无论外表何等风光，在他们心中始终会抱有一块淡定的净土。那是灵魂的圣地，是自我的天堂。追求淡定的人，在经过世事的纷乱和跌宕起伏的人生之后，在人生的历练中涵养出了一份淡定从容的定力。追求淡定的人，在潮起潮落的人生舞台上，举重若轻，淡定自若，荣辱不惊！尽管生活把岁月刻在了他们的脸上，也刻在了他们的心里，但他们总是以淡定从容的态度面对人生，以一份洒脱娴静的心态来面对喧嚣的红尘。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句话是对淡定一词的完美诠释。淡定不同于淡漠，也不同于消极。它是一种平和，一种从容，也是一种原则，一种品质。平淡地对待得失，冷眼看尽繁华，畅达时不张狂，挫折时不消沉。淡如烟云、定如磐石！这是一种淡然，一种朴实，它不张扬、不喧嚣、不妖艳，不再做年少时的无病呻吟，不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再会手高眼低地去投机。这种“淡”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平实，它丰富而不肤浅、它恬淡而不聒噪、它理性而不盲从。只有这样，才能快乐满足。
拥有一份淡定，在困难面前，就会坚定沉稳；在是非面前，就会洁身自好。对名利淡定，便没有了绞尽脑汁的夺取；对金钱淡定，便没有了贪恋财物的欲望。其实，生活中处处需要我们的淡定。错过了太阳，要对其淡然，否则你将失去星星和月亮。同样，错过了一次机会，也不要垂头丧气，淡淡地面对它，努力抓住下一次机会。也许，这就是“人生如水，越淡越真”的真谛。没有怨恨，没有狂傲，也没有戾气、压抑和不满足，而是时时倾听内心的呼唤，面对真正的自己。只有在懂得了“淡”的内涵后，才能够变为滋润万物的水，为世界，也为自己带来希望的甘霖。
人是最感性的动物，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该寻找一种怎样的生存方式来适应自己？西哲蒙田曾告诫人们：“最艰难之学，莫过于懂得自自然然过好这一生。”自自然然过好这一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看似平易却很艰辛的一课。风行水上，自然最好。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艰难之日与得意之时，生命的过程，都应当淡定如白云，从容如流水，能达到如此境界，真正做到：自自然然最真，淡定从容最美。
落花无语，留香阵阵，人生就像一条河流，顺流逆流都只是一个过程，结果都会汇入大海变成汪洋。可以说，淡定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也许难以企及，但是至少我们应该走在追求这种精神境界的道路上。
当你的心中真正拥有了一份淡定，你还怕自己不能攀上人生的最高峰吗？
《挺经》：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
4.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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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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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只有知道有灾祸，知道世上有许许多多不吉祥的灾祸，才可以忍受得住缺陷而不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小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时时要追求完美；完美既然得到了，而吝惜和不吉也就跟着来了。如果众人都有不足，而一人常十全十美，如果是因为老天爷的缘故，难道会如此不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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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深悉“盈虚”之间的转换之理，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
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人生之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定生祸端，只退不进，无所作为。老子说：“功成身退，天之道。”管子也说：“名进而身退，天之道也。”
张良所以能成为千古良辅，被谋臣推崇备至，不仅在于他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佐刘邦创立西汉王朝，还在于他能因时制宜，适可而止，最后，既完成了预期的事业，又在那充满悲剧的封建保存了自己。一言以蔽之，功成名就。在秦汉之际的谋臣中，他比陈平思虑深沉，比蒯彻积极务实，比范增气度宽宏。他与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却未像萧何那样遭受锒铛入狱的凌辱，也未像韩信那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自从汉高祖入主关中，天下初定，张良便托辞多病，杜门不出，屏居修炼道家养身之术。汉元年（前201年）正月，汉高祖剖符行封。因张良一直随从策划，特从优厚，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张良只选了个万户左右的留县，受封为“留侯”。他曾说道：“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游。”他看到帝业建成后君臣之间“难处”，欲以退让来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张良堪称功成身退的典型。
曾国藩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角逐功名，治国平天下。但他也受老庄出世思想的影响，委曲求全，明哲保身。当他叱咤风云时，俨然一儒者；当他功成身退时，仿佛一道家。
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功名利禄，不是你想排除掉就能排除掉的，而是你必须面对的问题：要知道，世上有多少人都是在是是非非、功名利禄中挣扎的，每天都要绞尽脑汁与各种人过招。这还不够，还要私下里练拳法，才能不被打败。一点功名、一点利禄能引起轩然大波、毁掉多少人心啊。那些让他唾弃的事，反而让他锻炼了眼力。看透天下是非皆由人造。曾国藩的一生中不能缺少“平衡”两个字，他心明眼亮，能容不能容之人，能存不能存之事，这与他深厚的个人涵养有关！
南朝刘宋大将檀道济，智勇过人，攻城略地，与北魏三十余战，雄名大震，北人惮之，图之以禳鬼。结果也因功高震主，在文帝刘义隆疾笃病死之前，召而执杀。道济临死愤怒，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而喜庆。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员身在朝廷心在野，脚踏两只船，好像随时准备溜之大吉的样子。还有不少或赋闲、或在野的白衣士子，在接到帝王公侯的招聘书时，也常常推三托四，像躲避火炕一样躲避仕宦——好在从帝王到百姓都推崇孝道，所以，“上有八十老母”就是最好的借口。《晋书?孝友列传》中李密与他的《陈情表》便是一例——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不喜欢做官，有一种人有官可做不论大小都是喜欢的，只是做官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还真难。
在古人看来，做官第一难难在不得不做违心事，说违心话。所以明朝李笠翁说：“要进衙门，先要吃一付洗心汤，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份告天纸，把天理告辞。”做官第二难难在一举一动都要察言观色、看风使舵，别人随口说的话，不得不仔细揣度言外之意，别人郑重说的话，却又要假装没听见；这样虽说能左右逢源，然而在心机上毕竟负担太重，弄不好得神经衰弱不说，还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迟早把自己赔了进去。做官的第三难，也是最难的地方，就是难以把握进退行止的尺度。虽然前有覆车之鉴，但事到临头又不知所从。仕途中人，以了解自己、了解环境为要紧，知己知彼，方能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样对国、对民、对己都不无益处。
只要不是神仙鬼怪，平凡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春风得意。人生最风光、最美妙的时候都是最短暂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就像打牌一样，一个人不能总是得手，一副好牌之后往往就是坏牌的开始。所以，见好就收便是最大的赢家。世故如此，人情也是一样。与人相交，不论是同性知己还是异性朋友，都要有适可而止的心情。君子之交淡如水，既可避免势尽人疏、利尽人散的结局，同时友谊也只有在平淡中方能见出真情。越是形影不离的朋友越容易反目为仇，因此，古人告诫说：“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即使是恩爱夫妻，日复一日的耳鬓厮磨，也会有爱老情衰的一天。北宋词人秦少游所谓“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不止是对劳燕两地的分居夫妻之心理安慰，更应为终日厮守的男女情侣之醒世忠告。
《挺经》：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尽性知命，可为可不为
5.尽性知命，可为可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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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
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靡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余屡信多危悚敬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疲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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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事怎能尽如人意？自古以来成大业的人，一半是天缘相凑，另一半是勉强迁就。
攻克金陵，也是本朝的大功勋，千古的大功名，这全都是凭借上天意旨做主，怎么会完全由人力决定呢？上天对于大功名，吝惜得很，经干百次折磨、艰难动乱之后才能给予。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就是说不敢身处天下第一等大功名的意思。弟弟前年刚进入金陵，我写的信中大多是恐惧儆戒之辞，也深深知道大名是不能强求的。少荃（李鸿章）自同治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江苏全境，我辈兄弟的名誉声望虽然降低，还不致身败名裂，这就是家门的福分。让军队疲惫困顿的时间已经很长久了，而朝廷并没有贬斥之词，全局没有其他变故意外，这就是我们兄弟值得庆幸的事。只应该敬畏上天，认识天命，可不能埋怨上天，归罪别人。这是我们用来保养身体、除却疾病的方法，这是我们用来维持圆满、保持安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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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有可为之事，也有不可为之事。有可为之事，当尽力为之，这就是尽性；有不可为之事，当尽力从之，这就是知命。
所谓性，就是对可知的事物尽其所能去知道它；所谓命，就是对不可知事物只好听天安排。理解了这两层意思，也就明白了人力和神力的界限，进而也就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以及所应采取的态度。
《易?系辞》中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德，以崇德也。”这句后的大意是说，尺蚁虫收缩身体，是为了爬行。龙蛇的冬眠，是为了求生。精通义理出神入化，是为了学以致用。利用所学安身立德，是为了弘扬德行。此外还有四句：“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这句话的大意是说，离开了上述所讲而谈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至于超越神奇、懂得教化，那就是最完美的德行。
一般人之所以赶不上那些圣人，就在于圣人既可尽性又能知命。尽性，就像学习普通的道理，至于知命则一种极高的境界了。当尽性的时候，如果功力已经达到了十分，然而所得到的效果或者有相应的回报，或者没有相应的回报。对此圣人则能淡然处之；好像知道这样，又好像不知道这样；好像很在意，又好像不太在意，这其中的滋味最难体会。
平常人之所以不能正确对待尽性与知命，就在于太在乎事情的结果。他们有意或无意会产生这样的倾向，我流了多少汗就该有多少收获，不然的话，就会悻悻然、愤愤然，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他不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就是命。但相信天并不等于放弃努力，得过且过，无所作为；而是要正确看待你的努力以及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尽性上，不妨盲目一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彻一些。
总之，所谓尽性，就是尽力竭力；所谓知命，就是淡泊达观。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持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艰难备尝，但他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下来。在咸丰七年（1857）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因此，当他在次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结局。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高位重权却显得喜不胜忧。曾国藩在日记中曾披露了他的真实心迹：
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悚负乖之咎也。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方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共事诸公易致龃龉，稍露声色，群讥以为恃功骄蹇。
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二百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
人生在世，诸事不可强求，该是你的，跑不掉，不该是你的，费力也白搭。知命就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去顺其自然。当然，顺其自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对应当做的事情百倍努力，逼近目标，力争成功。对于受客观环境或条件所制约，不以自己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就应当知趣地以淡然处之为原则了。
顺其自然，“尽性知命”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持有这样的人生观，就能既投身于现实社会生活中，又不被名利所束缚，在勤勉敬业中表现出一种恬淡，在处理事情之外，又具有一种豁达的气度。
老子曰：“人之道，为而不争。”这“为而不争”与“尽性知命”都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只有躬身实践，有所作为，淡泊名利，心存高远之志，才是做人的美德。这种美德所体现的是一种对人生理想的不倦追求，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品性。
《挺经》：能屈能伸，寂静藏锋 深谙龙蛇伸屈之道
能屈能伸，寂静藏锋——
“藏锋”法
1.深谙龙蛇伸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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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势，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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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蛇，就是讲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保持情操高洁，就是伸的一方面。谦逊礼让，就是屈的一方面。此诗讲害怕行高于世，必被伤害，所以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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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者的人，没有不具有“内圣”大法之素质。“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们的法术。所以，人需要内挺内坚，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中，人要有猛虎伏林、蛟龙沉潭那样的伸屈变化之胸怀，让人难以预测，而自己则可在此间从容行事。人不应对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该糊涂时糊涂，该聪明时聪明。从一个角度来看内圣，可理解为小事愚、大事明。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种很高的修养。所谓愚，并非自我欺骗，或自我麻醉，而是有意修炼内圣之法，进而左右逢源，不为烦恼所扰，不为人事所累，这样你也必会有一个智慧的人生。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正是“内圣”大法之素质，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的生存之道。
屈是为了伸，藏心本是蓄志。不屈不以伸展，不藏心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心”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曾国藩屈伸的典型事例很多。
同治三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十二万余人，但左系（左宗棠）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保田两军一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两万余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五万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从这五万人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张诗日等一万余人防守江宁，一万五千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至皖南、皖北作为巡防军队。裁撤了助功天京的萧庆衍部（李续宜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两千五百余人。但实际上，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基本被保留下来。同治四年正月，又裁撤了八营。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剿捻，当时江宁未撤防军还有十六营八千人，但只有张诗日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七千五百人。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6000人。
早在裁湘军之前，曾国藩就写信给李鸿章说：
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书中之意极深，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朝廷疑忌握兵权的湘淮将领，舆论推波助澜，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断无还手之力，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可能采取的功高震主者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即窥见到清廷的用心，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指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的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份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傻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挺经》：能屈能伸，寂静藏锋 锋芒不可太露
2.锋芒不可太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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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其者之足深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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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人中君子，往往都是终身寂静藏锋，恬淡地弃官隐居。难道这些人跟一般人天性不同吗？事实上，这些人才真正看到了大的东西，并且知道一般人所争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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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本意是刀剑的尖端，比喻显露出来的才干。一个人若无锋芒，那就是提不起来，所以有锋芒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适当的场合显露一下既有必要，也是应当。但锋芒可以刺伤别人，也会刺伤自己，运用起来应该小心翼翼，平时应插在剑鞘里。所谓物极必反，过分外露自己的才华只会导致自己的失败。尤其是做大事业的人，锋芒毕露既不能达到事业成功的目的，又失去了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所以，有才华的人应该含而不露，该装糊涂时一定要装糊涂，切勿恃才放旷，这样你就有双份的才华。
老子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是最聪明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虽然有才华学识，但平时像个呆子，不自作聪明；虽然能言善辩，但好像不会讲话一样。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谙藏锋技巧。曾国藩常用“厚藏匿锐，身体则如鼎之镇”这两句话教育僚属及家人。“藏”是什么？曾国藩解释：“藏，匿也，蓄也；锋，尖也，锐也。藏锋乃书家语，言笔锋藏而不露也。吾谓言多招祸，行多有辱。是故，傲者人之殃，慕者退邪兵。为君藏锋，可以及远；为臣藏锋，可以至大。讷于言，慎于行。乃吉凶安危之关，成败存亡之键也。”
梁启超谓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长处。”又说：“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一个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论才德说：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做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由上可见曾国藩并不漠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何以他反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于小人了。这完全都是勉人为学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倘不明乎此，则读曾国藩的书籍，直如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这能说他没有人才吗？可是他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做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你不露锋芒，可能永远得不到重任；你锋芒太露却又易招人陷害。虽容易取得暂时成功，却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当你施展自己的才华时，也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秦朝的李斯，祖先是楚国上蔡人。他后来归顺秦始皇，初期作客卿，然后当廷尉，后来作了宰相。他上书要烧书，在一起讨论《诗经》、《尚书》的都要杀头。于是他把儒生活埋，焚烧经书。李斯曾和宦官赵高造伪诏而杀了公子扶苏。后来他与赵高发生了矛盾，赵高对二世挑拨说：“李斯大儿子李由是三川守卫，同盗贼陈胜私通，而且丞相身居在你之外，权力却比你还大。”秦二世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把李斯关进牢房，用完五刑，在咸阳把他腰斩了。李斯临刑的时候，回过头对二儿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块出去，到上蔡东门去追野兔，怎么能够做到呢？”于是父子相对痛哭。他被灭了三族。所以胡曾做诗说：“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染血衣。”
张居正，明隆庆元年入阁，后为首辅（宰相）。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政10年。当时，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危机严重。他以“竿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并进行一些改革。万历六年，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条项税役合并为一，按亩征银，使封建政府的财政情况有所改善。但他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生活腐化堕落，喜爱声色犬马，家中财物珍玩无数，还和妃子勾搭成奸，名声很糟。终于以“夺情”（即他贪婪权势而怕为父奔丧时权力被人剥夺，终于没有奔丧）为世俗所不容，等万历皇帝长大后，就没收了他的财产，还扒了他的坟墓，并为受张居正排挤的人逐渐恢复了官位。
海瑞，以正直廉洁而著名，到处主持公道，分割大官僚地主的利益，克扣下属，连纸张都不能浪费，结果，一生被人排挤，到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他仗着一身正气，谁都不放在眼里。结果是既无能力扭转世俗，也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最终还被罢了官，遭贬谪。
如果这些人收敛一下锋芒，学会保护自己，一边为天下黎民着想，为社稷着想，一边实施自我保护，哪里还有这么多悲剧发生呢？实际上，两者完全可以兼顾，并不一定非要顾此失彼。历史上事业成功而且下场很好的人不少，他们或者归隐，或者仍身居高位，这不是取得了双份的成功吗？事业成功而个人生活失败，怎么能算完全的成功呢？怎么能是大智大慧的人所为呢？所以，无论是初涉世事，还是位居高官，无论是做大事，还是一般人际关系，锋芒不可太露。
《挺经》：明理立德，积极乐观 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明理立德，积极乐观——
“励志”法
1.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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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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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立志，应当有以民众为同胞，并奉献出他们的所需的胸襟气度，应当有对内振兴民族，对外开创博大业绩的雄心壮志。至于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现实生活中所谓的荣辱得失、地位名誉等，真正有事业的人是没时间为这些事去忧虑伤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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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角度看，人的成功与否，与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高下有着密切关系。一个自视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个志向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无疑会有更大的成功机遇。若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则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俗子。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亦含此意。
换句话说，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制订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就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啊！人无志向，则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志向不确立，就像没有舵的船，没有嚼子的马，没有方向，随波逐流，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
曾国藩有一次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说道，（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从这段文字中能看到，曾国藩也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无情地加以拷问。韩非子说：“立志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曾国藩正是在战胜了自己，才得以确立志向。
一个人的志向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作为一个人，我们常常感到生活的庸俗，但是我们并没有产生改变它的志向。而曾国藩却是在这种庸俗的环境中醒悟并立下志向的。那一年，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主敬曰强，而我天天过得很安逸，也很放纵，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曾国藩正好三十三岁。自此以后，他彻底改变了生活中那些颓废、放纵的陋习，开始为自己的志向奋斗。
儒家的优秀传统，培养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的自觉。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
社会发展到今天，大概很少有人还会固步自封，与世隔绝，过着一种洋洋自得于个人小天地的孤陋生活，把自己变成一个穷居陋巷老死不相往来的人。面对日趋腐朽的清王朝和遍地燃烧的农民革命烈火，曾国藩充满了痛心疾首的感慨：“方今贼氛浸急，江波不靖，……此正志士慷慨击楫之秋，贤者仗策行筹之令也。”仿佛要立即投身于这大动荡的社会之中。他的欲雪国仇诗曰：
壮岁耽经训，艰难始一隅。
力耕无近获，陟古有通衢。
茅塞由来久，蓬生且待扶。
国仇犹未雪，何处著迂儒？
练军伊始，他还在请他的好友之弟出山的一封信中写道：“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这是市井寻常人的做法，不是有作为的人所采取的态度。”积极入世的心态跃然纸上。带着这种强烈的入世心态，早年的曾国藩时时刻刻都在回应时代的召唤和国家的任用。他十分仰慕大唐名将郭子仪慷慨赴国难的人格，并常说，郭子仪功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尝不来，挥之未尝不去。”“任国家驱役，不计个人荣辱进退，此是何等襟怀！”曾国藩感慨道：我今日所处，也不能不如此啊！
为了让自己融入时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国藩对朝廷安排惟命是从。皇上要他办团练，他就去办团练；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灭捻军，他就去灭捻军。尽管有时他做得很勉强，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竭力去做。他说自己就像欧阳修那样：“如有差事，尽心向前，不得避事。”
不得避事，这正是曾国藩作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于任事，勇于承担责任，就是要积极参与，不当看客。尤其是在时局危难甚或是个人郁郁不得志之时，更不能做“世外桃源”之人。因此后来曾国藩在得知他的弟弟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暂不出山时，曾写信说：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猝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信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
有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成就一番大业的几率才会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
《挺经》：明理立德，积极乐观 读书是励志所需
2.读书是励志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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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