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忍受饥饿病痛，大到为争夺天下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一个“忍”字，似乎是人人必由之径，也是成大事者必不可少的考验，因此，有许多先哲便把这一“忍”字提炼出来，作为座右铭，作为修身功夫，作为有无德行的一个标志，作为能否成事的试金石。
这个“忍”字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应是一个最好的回答。
忍，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从坚忍所包含的实质内容来看，它的目的是让对方付出更大的代价。
坚忍，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心理能量；坚忍，是一种积蓄力量、待机而发的战略战术。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统兵，能够最终战胜十倍、百倍于己的太平军，重要的原因就是意志的力量，是靠他过人的“坚忍”。双方的对抗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意志与坚忍的较量。
曾国藩一生都非常重视坚忍的作用，他认为“有志就断然不肯甘居下流，坚忍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对于坚忍的重视，可说是达到了极点。此外，曾国藩还认为：“坚忍到达的地方，金石也会为之所开，又有何种力量能够抵挡呢？”
做官第一重要的是坚忍，有耐性。曾国藩常以“坚忍”之法教诲弟兄及僚属，因此，在这方面，李鸿章值得一提。从个人性格和品质看，李鸿章虽说不上是杰出的，但也是突出的，特别在“坚忍”这方面，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
“坚忍”是两个奥妙的字，“坚”可理解为锐意进取，坚挺而不软弱；“忍”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体现在李鸿章身上，坚字可达到拼命的程度。“拼命做官”是曾国藩送给李的雅谑，后此论不胫而走，天下人无不以为惟妙惟肖。清史馆为李立传，也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概括他只想升、只想进的拼劲。
《挺经》：浑厚包容，“坚忍”自重 做官第一重要的是坚忍（2）
中国有一句名言，“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在权势、机会不如别人的时候，不能不低头退让。对于这种情况，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有志进取者，将此当作磨炼自己的机会，借此取得休养生息时间，以利再进，那些经不起困难和挫折的人，却将此看作是事业的尽头，一味地消极乃至消沉，畏葸不前，不愿想法克服目前的障碍，只是怨天尤人。“坚忍”者，君子所为，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于事业则会一步步接近成功，于生活才能真正体验到其甘味。
“打脱牙，和血吞”，是曾国藩坚忍之气的名言。在数十年的打拼中，曾国藩面对他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强忍着咬牙坚持，徐图自强。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打脱牙之日多矣”，又说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阐述了“能渡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雄”的道理。他说：平常人遇到困难、挫折时便会停下来，放弃自己的目标，或绕道他处。实际上，“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曾国藩通过古今豪杰成败的启示，得出结论说：“凡事皆有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正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全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中，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进剿了。在这种情况下，湘潭决战的胜负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攸关全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注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当时的情况也确是如此，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顺势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和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政权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划江而治的条件下，发动北伐战争，夺取全国政权才有可能。而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枯而消亡。
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除派手下第一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外，又急调水师总统褚汝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使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志矣。”
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争的惨痛经验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不过曾国藩也发现，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不少弱点，其最主要的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良莠不分，勇懦不一。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编。据查，湘军岳州大败时，敢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5000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决定将王鑫留在湖南。命罗泽南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增至10000余人。在衡州、湘潭修造船只，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扩充编制以外，还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2000，并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1000余人。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面貌一新，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曾国藩在以后的家信中，提到此事时写到：“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岳州之败，靖港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矣。”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这就是一个坚忍无比的曾国藩，这就是一个“打脱牙和血吞”的硬汉子！
曾国藩正是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常人难以想像的忍耐力，走出困境，等待时机，以图自强，从而最终能够成就令世人羡慕的伟业。
《挺经》：浑厚包容，“坚忍”自重 该忍耐的要暂时忍耐
3.该忍耐的要暂时忍耐
■
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联句颇多，惜皆未写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联云：“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用木板刻出，与此联略相近，因附识之。
夜阅《荀子》三篇，三更尽睡，四时即醒，又作一联云：“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至五更，又改作二联，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一云：“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
在泛论时事时，我说应当挺起骨头，尽力支撑。三更时睡不着，于是作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以自警。我一生中作过很多的联句自箴，可惜没有写下来。丁未年在家写有一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经用木板刻写出来，与这个联较近似，就附记在这里。
夜里读《荀子》三篇，三更过了才睡，四更时醒来，又作一联：“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到五更时，又修改了两联，一联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另一条是：“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万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不一二睹之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什么是“坚忍”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是四弟、季弟亲眼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寄客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低，他好像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欲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而改变了的处世方法，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为此，他说：“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依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人生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确合事实。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对于人生而言，坚忍就是忍受与等待。忍受现时痛苦与压抑，等待机缘到来实现理想与目的。
暴躁的人难隐忍，性急的人不安于等待，常常由于这种天生的脾气把事情弄糟了。论其原因，天生的脾气难以压抑是一回事，但多少有些不明于世事也是一个方面。常言道：事理通达，心平气和。真正做到这样，在人生不利的时候能忍受、等待、不急不躁，既是明白人，也是追求事业成功的意志力表现。
大凡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无所作为的时候，总是忍受等待的煎熬。三国时期曹操的死对头刘备，是一个会忍、会等待的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到曹操门下栖身，正好，曹操借机死死地监视他，刘备心里明白，便也装着胸无大志。曹操给他右将军的官儿，他也喜咪咪接受。没事做他也不找事，就在公馆里种菜。关羽、张飞天天急得团团转，笼中鸟，池中鱼，什么时候能脱身呢？刘备叫他们别急。急则自投罗网，曹操早就准备收拾他们，只是没瞅着下手处。就这样，刘备耐心等待机会，甚至曹操和他面对面饮酒，说“天下英雄就只有你我二人”时，刘备吓得筷子都掉到地上并说他怕打雷。一个大男人连打雷都怕，还能成大事吗？刘备骗过了曹操，忍受，等待，终于得到领兵进攻吕布的任务。从此，便是鸟飞蓝天，龙奔大海了。
所以，在处世中，没有等待就没有成功。
《挺经》：浑厚包容，“坚忍”自重 辱中求荣，挫中思奋
4.辱中求荣，挫中思奋
■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勉力坚强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强迫威逼而使之成就，声名也可在强迫威逼环境中立起来。”董仲舒说：“努力做学问，所见所闻就会广博；顽强地寻求真理，道德修养就会进步。”《中庸》里所说的“他人知道一件事，自己要知道一百件。他人了解十件事，自己要了解一千件。”就是要勉励自己多付出功夫。现在人们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社会需要的才能谋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得到验证，再向那些事业有成之士学习，苦苦思索通用于当世的途径方法，并亲身去实践，检验它的成效。努力又努力，那么就可通达识见，才能也就逐渐培养起来了。才能见识足以有益社会，还用得着担心世人不知道自己吗？
■
同治九年（1871）五月，曾国藩做了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精神世界的两重性，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坦坦荡荡；一方面悲观主义，一方面乐观主义。他的悲观是对乐观的悲观，他的乐观是对悲观的乐观，这使他能生不忘死，居安思危，也使他能辱中求荣，挫中思奋。
做人只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就能在身处安然之时不忘疾苦，就能在逆境之中保持乐观。这种逆来顺受法，曾国藩称之为“悔字诀”与“硬字诀”。
如果仅仅是硬字，那就不足以服众，也不足以成就一番事业。曾国藩的成功之处，还得力一个“悔”字，“悔”字是从内省中化生出来的，那就是对自己行为的检点或反省，这也反映出曾国藩智慧的一面。在一篇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
曾国藩援引朱熹的话说：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已极；吝之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朱熹将《易经》中的元（初始）、亨（通达）、利（和谐）、贞（贞固）与四季相配，于是就有了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曾国藩特别解释说，“贞字即硬字诀也”。于是就有一条处世秘诀：“以硬字法（效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开启）春生之机”。
硬字，曾国藩也称为“倔强”，他的祖父星冈公曾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他自己也认为，“功业文章，皆须从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初出山时，曾国藩刀光闪闪，杀人如麻，人称“曾剃头”，正是初试一“硬”字。在百端拂逆之际，艰苦卓绝之时，他也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的“结硬案，打呆仗”，“屡败屡战”也正是得力于一个“硬”字。
一个人或一件事能令你不舒服是一定有着什么原因的，有的原因要过很久才有可能知道，而有些原因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使你不舒服，它影响你的心情，影响到你的判断，也消磨着你的时间和生命。曾经有两个囚犯从狱中眺望窗外，一个看到的是满目泥土，一个看到的是万点星光。面对同样的际遇，前者持一种灰色心态，看到的自然是满目苍凉、了无生气；而后者持一种明快心态，看到的自然是星光万点、一片光明。人的一生，就像一趟旅行，沿途中有数不尽的坎坷泥泞，但也有看不完的春花秋月。如果我们的一颗心总是被灰暗的风尘所覆盖，干涸了心泉、黯淡了目光、失去了生机、丧失了斗志，我们的人生轨迹岂能美好？但如果我们能保持一种健康向上的心态，即使我们身处逆境、四面楚歌，也一定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一天。而且，就现实的情形而言，悲观失望者一时的呻吟与哀号，虽然能得到短暂的同情与怜悯，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别人的鄙夷与厌烦；而乐观上进的人，经过长久的忍耐与奋斗，最终赢得的将不仅仅是鲜花与掌声，还有那饱含敬意的目光。虽然，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不尽相同，但命运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窗外有土也有星，就看你能不能磨砺一颗坚强的心，一双智慧的眼，透过岁月的风尘寻觅到辉煌灿烂的星星。先不要说生活怎样对待你，而是应该问一问，你怎样对待生活。
《挺经》：不卑不亢，刚柔互济 志向决定格局，态度决定高…
不卑不亢，刚柔互济——
“刚柔”法
1.志向决定格局，态度决定高度
■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
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而成功的。即使成为圣贤的人，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确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城，好与各位有大名高位的人对立，也确实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之意。近年来体会到天地之道，要刚柔互用，不可偏执，太柔了会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指的不是暴虐，而是说强矫；柔也不是说要卑弱，而只是谦让。办事为公，就应该强矫，争名夺利，就应当谦退；开创家业，应该强矫，守成安乐，则应谦退；出外与人应酬，应当强矫；回家与妻儿享受，则要谦让。如果一面建功立业，外面享有大名，一面又追求田地房产，希享富贵，这两者都求盈满，全无谦退之意，这是肯定不能长久的。
■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自立自强，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曾国藩就是按照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要求自己。他坚信，只要发愤图强，立下坚定之志，没有什么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一个没有志向的人，不可能有明确的目标；反之，志向则是人生前进的内在动力。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起来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生活在一起，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后汉书》中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你才能看轻自己所看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轻的。
《挺经》：不卑不亢，刚柔互济 志向决定格局，态度决定高…
曾国藩非常坚信这一点：做任何事若能“立坚卓之志”，定会成功。他在家里排行老大，28岁那年考上进士，从乡下来到京城工作。他的几个弟弟特别羡慕他，他写信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弟弟曾国潢嫌在家塾读书环境不好，想出外读书。曾国藩认为，人能立志发奋自立，即使在家塾里可以读书，即使在旷野的地方、热闹的场所也可以读书，即使是在砍柴负薪或放牧家猪的时候也可以读书。但如果不能立志发奋自立，在家塾不能读书，在清静的地方、神仙的境地也不能读书。最后他说：“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21岁那年，曾国藩经人引荐到衡州府学学习过半年。一开始，训导师欧阳凝祉是很讨厌曾国藩这个门生的。因为曾国藩长相不雅，一副难登大堂之相，按《麻衣神相》的说法，这种人将来不是无赖便是恶霸，绝难以成正果。另外，曾国藩还生了一身皮癣，三天一刺痒，五天一出血，弄得与他在一起学习的人都烦。但很快欧阳先生就喜欢上了曾国藩，他发现曾国藩不仅做人有礼有让，做事也明明白白，尤其是人小志大，实在了不起。透过外貌看到内在可贵的东西之后，欧阳先生自然感到曾国藩身上更有一种魅力，于是教导他也就格外卖力，甚至产生将闺中长女玉英许配给曾国藩的想法。尽管他也知道曾国藩的那身皮癣实难根除，但为了女儿的前途，为了欧阳家族的书香兴旺，通通顾不得了。
可见，一个人成功的外在条件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在因素。我们来看看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的不凡经历：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23岁时参加湖南院试被取中，列第17名，排次属中上，入了县学，当时的湖南学政为岳镇南。
道光十四年，湖南乡试，曾国藩考中，全省排名第36名，属中上位置。
道光十八年正月，曾国藩赴京参加全国会试，得中，排名第38名，仍属中上。
道光十八年四月，正大光明殿复试，曾获一等，殿试三甲第42名，属下等，得赐同进士出身……
曾国藩这一路走来或许还是为了博取功名，就像现在人们所说的，希望通过考试跳出“农门”，但曾国藩真正踏入社会，也就是说进入博弈圈打拼的时候，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得树立更大的志向，建立更高的目标，终身为之奋斗。
曾国藩为了磨砺志向曾两次改名。他乳名宽一，名子城，字伯涵，进京城前，他改名为涤生，取荡涤旧事，告别昨天之意。后经穆彰阿的建议，他又改名国藩，意为“国之藩篱，朝廷栋梁”。
曾国藩不像有的人考上进士后，扔掉四书五经之类的敲门砖在官场混，行“厚黑”之学，而曾国藩继续在先哲著作中发掘对自己做事、工作有价值的东西。有一天，他重温《孟子》，一段内容让他获得了新的感受。
《孟子》上写道，齐国大夫公行子到燕国去，路上遇见曾元，问：“燕国的国君怎么样？”曾元说：“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就轻视事业，轻视事业的人就不求贤人帮助，没有贤人帮助，怎么能胜任国家大事呢？这样的人不担心自己国家的兴亡，而只担心他死后不能实行火葬。想的是蝇头小利，危害的是整个国家的大事啊！”孟子曾多次会见齐宣王，但并不与宣王谈论治理国家。孟子的学生十分疑惑，孟子说：“我要先攻破他只讲功利、霸道的坏思想。”孟子讲仁说义，就是要让齐宣王胸怀国家，放眼天下！
志向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大小，对一个人的事业发展极其重要。曾国藩于是也建立起自己的远大志向——“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他意识到，自身修养同内圣外王的心灵终极尚有很大距离，因此到北京后就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时时念之。
在这样的志向激励下，曾国藩于国家危难之际办起团练，拉起湘军与太平军展开殊死搏斗，几挫几起，最终获得胜利。他还办洋务，倡海禁，励精图治，以至成为清朝的“中兴之臣”。曾国藩的一生是非功过，任人评说，但有一点人们大概没有异议，那就是他的成功与他的“坚卓之志”是分不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愣，则近处尽可度活。”
《挺经》：不卑不亢，刚柔互济 倔强是不败人生的根基
2.倔强是不败人生的根基
■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缺少。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柔弱委靡，一件事也做不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是由倔强二字引出来的。咱们兄弟都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品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倔强。如果除去愤怒和欲望而使身体强壮，保持倔强来激励志气，那么就可以不断进步了。
■
成功是一种较量！曾国藩的个性，就意志方面来讲，是很坚强倔强的。
曾国藩的个性，就其发展来看，与其年龄的增长也大有关系，早年时期，举止行为非常活泼，而且态度乐观，但也不免有点轻浮，大概是和多血质有关。到了京城以后，学习宋时理学，言行举止，都规规矩矩，感情上虽然沉静没有变化，但理智异常丰富，大概和神经质（忧郁质）有点相近。统率军队之后，意志变得坚强起来，态度沉着冷静，虽然屡次遭到挫败，但仍能本“屡败屡战”的精神，始终如一地战斗，这一时期的个性，又与胆汁质相似。到了晚年，经历了许多忧患挫折，对世上的事情，也看得很清楚，因而一举一动都权衡利害，深思熟虑，即使因为过于谨慎小心而受人非难，也在所不惜，这又与粘液质极为相近。
一般认为，才子的气质是多血质，学者的气质是忧郁质，豪杰英雄多是胆汁质，依曾国藩的生平来看，也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的。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爱好诗文，行为浪漫，自然就是风度翩翩的才子。后来专心研究义理，讲究个人修养，思想谨慎，自然又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学者。曾国藩的个性发展，都是靠勤奋、踏实、观察、学习而实现的。他戒矫揉是真知人生大道。
人人都想争强，因为都有血气。但遇到碰撞，有人立即脆弱成一滩泥，望天长叹，泪水与鼻涕搅和在一起。曾国藩曾经豪迈地说过：“故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有人问一位著名的艺术家，跟他学画的那个青年将来会不会成为大画家时，艺术家回答说：“不，永远不！他每年有6000元的收入。”这位艺术家知道，安身立命的为人技巧是从艰难奋斗中锻炼出来，而在财富的阳光下，这种精神很难生长。“不幸而生为富家子弟的人，他们的不幸，是因为他们从开始就背负着包袱而赛跑的。”卡耐基说，“大多数的富家子弟，总是不能抵抗财富所加于他们的试探，因而陷入不屑的生命中。这些人不是那些穷苦孩子的对手；对于这些小老板，你们'穷苦的孩子'无须害怕。但你们应当小心着，不要被那些比你们还苦，还苦得多，甚至他们的父母不能给予他们以任何学校教育的孩子，在事业上挑战你们，而终于超越了你们。应该注意那些走出小学，就得投身工作，而所做的又只是拖洗地板之类的工作的孩子一鸣惊人，而最后胜利的恐怕都是这类人。”为了脱离贫困的境地而奋斗，这种努力，最能造就人才。如果世人都是一年之中不为需要被迫去做工，人类文明到现在恐怕还在很幼稚的阶段吧！
回顾历史就可以知道，凡成功的人，大多是在逆境中长大的孩子。成功的人，大都是从困乏与需要的“学校”中训练出来的。大商人、发明家、科学家、大学校长、教授、演讲家、实业家，大都是需要的鞭棍驱策向前，为改善自己的地位的愿望而导引向上。
卓别林出身贫寒，小时候尝尽穷困的滋味。为了得到一些可以充饥的东西，他天天在路边的垃圾桶里寻找。在那种饥寒交迫的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他仍坚信自己一定会成功。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在孤儿院那段时期，由于饿着肚子，在街上到处游荡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告诉自己，有什么好悲哀的？有一天我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喜剧演员，现在这种逆境，只不过让我变得更坚强些而已。”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在不幸中保持自信。尝尽了穷困的滋味，卓别林的表演潜质也逐渐在艰难中成熟。我们看到的那个让我们含着泪微笑的“流浪汉”形象，正是卓别林自身的写照，正如卓别林自己所说：“我没有特别的天赋，我只是尽力去表达我自己。”
童年时那段悲惨遭遇成为卓别林情感体验的现实源泉。我们欣赏的“卓别林式幽默”因这种丰富的体验而得以升华：它不是轻浮肤浅的，而是凝重深刻的，不是虚伪造作的，而是真切动人的。卓别林因此而赢得巨大的成功，成为世界公认的表演大师、幽默大师。
可以这样说：“不幸造就了卓别林。”我们害怕不幸，然而人生无常，命运多变，谁又能料到什么时候不幸会不期而至呢？
人必须承受生活的压力，这种压力会使人的潜能不致沉睡不醒，可以使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去努力奋斗。如果一个人养尊处优，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望着他那一生也享不尽的财富而不去努力工作。只有那些近乎一无所有的人，才深知除了奋斗就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幸运之神偏爱这些奋斗者，必定赐予和他们的努力对等的成功。
《挺经》：不卑不亢，刚柔互济 无刚不立，无柔不和
3.无刚不立，无柔不和
■
至于刚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刚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齐；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
至于刚毅之气，绝对不能没有。然而刚毅与刚愎不同。俗语说：“自己战胜自己称为强。”强制、强恕、强为善，这都是自己战胜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不习惯于早起，就强迫自己天未亮就起床；如果你不习惯于端坐，就强迫自己端坐；如果你不习惯劳苦，就强迫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强迫自己辛苦劳作，这就是强。自己不习惯有恒心而强迫自己有恒心，这就是毅。如果不按上述方法去做，却想去战胜别人，这就是刚愎。这两者看起来很相似，但事实上相差很远。不能不小心留意！
■
在河南登封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碑碣，上有释迦、孔子、老子的三人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并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尽管教理不同，方法各异，但都是最高境界。
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块奇异的碑碣，在他身上刻下了中国文化不同流派的丰富印迹，入世与出世相统一，高贵与卑琐相交织，世事洞明却又纠缠其中，既是忠臣良将，又是严父孝子，既是道德家和诗人，又是刽子手和走卒，既是占卜者和人师，又是预言家和游客，出入往来于人界、魔界和仙界，这使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
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他们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这种气，就是人们常说的“刚”。刚是一个人的骨架，靠着这副骨架人才能站立于世，才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才能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人若无刚则不能自立，若不能自立则不能自强。刚，是人类生命运动中最大的源泉，无则，生命将变得无动力、无价值、无意义。
曾国藩自幼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成人后，他也充分认识到，“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敢和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持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他也因此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发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
“柔”，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它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他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优哉优哉，远离祸患。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
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逄、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惨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乏柔，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水可以冲击任何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以柔制刚，以柔克刚，运用于人格的自立自强上，往往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正手持弹弓在后苑打鸟。忽传报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见。赵匡胤听说有急事，便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召见大臣听奏。然而，听奏后却认为事情不大，便斥责奏臣说：“这算什么急事！”奏臣对皇上的态度不满，随口说道：“这总比打鸟的事急吧！”赵匡胤恼羞成怒拿起斧柄向这位大臣的嘴上抡去，大臣的牙齿当即被打掉两颗。大臣在忍痛之余还弯腰从地上拾起被打落的牙齿。赵匡胤见后不禁大怒：“难道你还想保存这两颗牙齿找我算后账吗？”大臣说：“我怎敢与您论是非呢？这事史官自然会记的。”赵匡胤听了猛惊，连忙笑容满面地好言安慰，还送给这位大臣许多金帛。该大臣在权势和地位上是弱者，无以与至高无上的皇帝抗衡，但他采用了柔弱的态度，以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征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自己在人格上不畏强暴，据理而争，自立自强的目的。
《挺经》：淡泊利欲，勤求廉矩 “礼遇”才能得众（1）
淡泊利欲，勤求廉矩——
“廉矩”法
1.“礼遇”才能得众
■
古之君子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
古代的君子修养德行是如何竭尽心力，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全依仗的是礼。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所谓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所谓政务。
■
作为士大夫和一代儒者，曾国藩按部就班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在他的学问路途中，既有“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励志条目，更有“躬自入局、荷道以躬”，意欲承担晚清“中兴”大业的救世激情。就前者看，曾国藩对自己要求严格q，渐次从自己做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气派。这些可从其与朋友往来的书札中考见。就后者讲，曾国藩处于清政府陷入深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机之时，时局几至于不可收拾之地步，他以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冀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主张，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中国古人历来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作为人生理想，曾国藩因“道德、文章、事功”都比较完满而被誉为“末世完人”，他不仅给后人带来了人格上的影响，也给儒家文化带来了新的气象。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孟子呼吁：“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懂得人情，才会揭示人性与自然天地的关系，才会实现人伦和谐、团队和谐、社会和谐。
在曾国藩看来，自己和他人的实际情况均称为“情”；处理人事与实际情况相符，不超过也没有不及，称为“理”；情理之间有个“爱”——即“礼”的桥梁。“遵循大道要从仁义做起，仁就是爱人。”是否善于与人沟通，做到“明理情通”，是衡量一个人工作能力的重要方面。
康福多年追随曾国藩，还救过曾国藩的命，却一直没有得到保举重用，但康福不计较名利得失，他理解曾国藩“不以官禄报私恩”的原则，愿做一个忠心耿耿的保镖侍从。曾国藩虽然没有给康福官职，但在生活上却处处照顾他，叫家人给他制衣做鞋，还打算等金陵攻下后给他找个老婆，完成终身大事。曾国藩从不乱花钱，是典型的“小气老头”，但他却从干干净净的俸禄中抽出钱，以康福的名义买下一座大宅院和三百亩水田，并迁一户老实人住进宅院，每年代康福收三百亩水田的租。不久，康福知道了这事，感动得不得了。
刘蓉是曾国藩的幕僚，因思虑过度而生了一场大病，曾国藩急忙赶到刘蓉的床前日夜陪伴他。当刘蓉昏睡不醒时，曾国藩坐在床头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额头。刘蓉之前已经请假，过几天回湘乡探望母亲。这时，塔齐布战死，罗泽不在身边，军机不顺，哪一天不要与刘蓉商量大事？怎么能没有刘蓉呢？曾国藩边抚摸刘蓉，边“喃喃”着“不能走、不能走……”刘蓉醒来，看见曾国藩握着自己的手，床头柜上摆放着自己喜欢吃的食品，心里突然升起一股暖流，他立即决定放弃回家的行程。
《挺经》：淡泊利欲，勤求廉矩 “礼遇”才能得众（2）
曾国藩深知“积诚以相感”、“积渐以相孚”对于上下级之间的相处是多么重要。“生当陨首，死当结草”，“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等等，这些都是用“礼遇”他人，以情感人的结果。
有一天下午，曾国藩四处找手下将领赵烈文没找到，原来赵烈文到秦淮河听唱曲子去了。他知道曾国藩素来反对听曲狎妓，虽然自己只是听曲，而非狎妓，但怕误会，所以没有向曾国藩打招呼，直到黄昏的时候，赵烈文才回来。曾国藩问他到哪里去了，赵烈文撒了个谎，说是拜访一个朋友去了。他回答时脸红了一下，被最擅长察言观色、能一眼窥透人心的曾国藩看出了破绽。
赵烈文只得如实说，自己到秦淮河上听唱曲子去了，然后等待批评。然而，曾国藩不仅没批评他，还笑着问，秦淮河上又有人在唱曲子了？赵烈文点了点头。原来战争期间，秦淮河两岸楼房被焚毁，游船也改成战船，使闻名天下的十里秦淮河成了条死河。湘军收复金陵后，很快两岸又修楼建房，造船画舫，恢复了昔日的景象。曾国藩与赵烈文相处这些年来，知道他的人品，相信他不过是听听曲子而已。他怪自己对下属关心太少，于是笑着说：“我也想去听听曲子，你陪我去。”
赵烈文以为曾国藩在开玩笑，一时愣在那里。曾国藩拉了他一下，说：“走呀，不动心方为高人。”曾国藩除了想让赵烈文放松放松外，主要的目的是可以借机了解一下秦淮河的景象到底恢复得怎么样。自己身为两江总督，看问题得站在民众的角度，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决定一个事物的对与错。金陵为人文荟萃的江南名城，怎么能没有一个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他相信秦淮并非除了妓女就是嫖客，而更多的是健康的东西。就像眼下，他与赵烈文就是君子之游乐。赵烈文一下子觉得曾国藩变得可爱起来，便问：“曾大人为什么一变如此？”
曾国藩说，他通过十多年的静、谨、敬、诚、恒的立志与修养，心如古井，不为所动，且游览秦淮河，如同读一部六朝至前明的旧史，几度兴废，几多悲喜，亦足令读书君子观古鉴今，励志奋发，居安思危，为国分忧。赵烈文点了点头，随口吟道：“都是圣人，且领略六朝烟水；暂留过客，莫辜负九曲风光。”
曾国藩问：“是你的抒怀？”赵烈文摇了摇头，说：“是夫子庙楹柱上的一副联语。”曾国藩认为这副对联写得不错，君子小人都可以一游秦淮。说话间，他们听到了飘扬在空中那婉约柔曼的歌声……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死脑筋”的人，他体贴自己的下属，与其逛秦淮河，而以“君子之游”与“小人之游”区别开来。君子也是人，需要正常人的休闲生活。曾国藩的主动，消除了赵烈文怕被耻笑的心理负担，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感情作为联系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纽带，是互相影响的。想让他人理解你、尊重你、信任你、支持你，首先你应懂得怎样理解、尊重、信任、关心、爱护和支持他们。有投入才会有产出，有耕耘才会有收获，不行东风，哪里得春雨？
彭玉麟是曾国藩手下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他服从命令，不谈条件，曾国藩以“兄”称之，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彭玉麟曾有一个情投意合的恋人，却因病夺去了生命，他伤心悲痛，从此不再接触女人。他的老娘见儿子37岁了还打着光棍，很是忧郁。曾国藩也不止一次劝彭玉麟成家。湘军离开衡州前，曾国藩叫人抬来一盒银子，他指着盒子对彭玉麟说，军中饷银匮缺，又没有什么珍稀的宝物，这八百两银子你拿去吧，找一个女人成家。
彭玉麟还是没有结婚。第二年，曾国藩在湖北黄州结识了一个叫杨国栋的文人，两人相见恨晚，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杨国栋的妹妹阿秀长得很漂亮，又有才气。曾国藩想，要是把她说给玉麟做妻子，不是又成了一桩美事？只是不知道阿秀有没有嫁人，另外也不知玉麟喜不喜欢阿秀。曾国藩第二次到杨家，便带上了彭玉麟。杨国栋是个思想开化的人，以才女妹妹为荣，酒席上让她陪客，大家饮酒吟诗，很是尽兴快乐。彭玉麟见阿秀文才卓然，很有好感，便与她越谈越亲切。散席回到客房之后，曾国藩悄声对彭玉麟说：“多年来不愿成亲，怎么一见阿秀就喜欢上了？”彭玉麟脸红了，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老头子，于是承认自己喜欢上了阿秀。
曾国藩便开始出面做媒，凭着他的人脉和口才，很容易地说成了这件事。一个驰骋战场的大光棍，终于在曾国藩的关怀下完成了终身大事。
《挺经》：淡泊利欲，勤求廉矩 做官以不爱钱为本
2.做官以不爱钱为本
■
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城，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
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爱的清廉操守，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议论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要树立威望于外国，要求被他国人信服呢？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听起来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往往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
曾国藩初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为时人所称许。他写信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才借此来号召乡土的豪杰人才。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曾国藩说：“我从三十岁以来，就认为通过做官来发财是可耻的事，如把做官所聚集钱财遗留给子孙既可羞又可恨。因此发誓不靠做官所聚钱财遗留后人，神明鉴临，决不食言。”我国历代名臣名将，几乎无不以此为戒，谁个不爱钱，爱之甚，则贪字生。贪字一生，则身败名裂，不仅官做不成，连头亦难保。故曾国藩告诫子弟，做官以不爱钱为本。
三国时东吴孙权派苏州才子陆绩到广西任郁林郡太守。此人为官清正廉洁，爱民远钱，两袖清风，任满返乡要经过一段水路。陆绩只身乘船，因身无长物，恐船体太轻，遇风倾覆，便搬了一块二米高的大石头压船平安返里。抵家后他将此石作为纪念物置于庭院中，称为“郁林石”。明时朝廷得知后派人将此石移入城中建亭保护，称之为“廉石”。清时又置入苏州府学即今日的文庙内，上刻“廉石”二字至今犹存。陆绩宁运石也不要钱的举动可谓古今一奇。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官至枢密副使、参政知事，但他为官一直清廉，原因是始终记着其母的教导：“你父虽是个小官，却是个清官，一生未置家产。”其父生前常说，当官的不能爱不义之财，爱不义之财的官一定干坏良心的事，就不是好官。欧阳修牢记父训，并切实见诸行动，恪守一生。
为官不爱钱，就会不贪财，不受贿，就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办事就必然心有群众，依法照章，公正廉明；倘如爱钱如命，就必然贪占受贿，办事不公，让人牵着鼻子走，甚至贪赃枉法，群众就必然要戳“脊梁骨”。
附录6
春秋时，鲁国相国公仪休喜欢吃鱼，全国各地很多人因此送鱼给他，但他都一一婉言谢绝了。
他的学生劝他说：“先生，你这么喜欢吃鱼，别人把鱼送上门来，为何不要了呢？”
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才不能随便收下别人所送的鱼。如果我经常收受别人送的鱼，就会背上徇私受贿之罪，说不定哪一天会免去我相国的职务，到那时，我这个喜欢吃鱼的人就不能常常有鱼吃了。现在我廉洁奉公，不接受别人的贿赂，国君就不会随随便便免掉我相国的职务，只要不免掉我的职务，就能常常有鱼吃了。”
公仪休的想法是明智的。官员在工作中，也免不了会遇到一些或大或小的诱惑，关键时刻一定要把握住自己，不要因贪小利而丢了大利。
居庸关城隍庙大殿有这样一副楹联：“做个好人，身正心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做个好人、好官，是否能得到被孔子敬而远之的鬼神们的钦敬不得而知，但要说到心安梦稳那是真实不虚的。而且，一名官员一旦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再以无所畏惧的意志来躬行、精进，“日新、日新、又日新”，这样就能在从政的道路上不断有所超越和收获。
《挺经》：淡泊利欲，勤求廉矩 修身为官，以勤敬为先
3.修身为官，以勤敬为先
■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勤于政事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大如同舜禹那样，谦虚谨慎如同汉文帝那样。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在其中了。古往今来，圣贤豪杰，哪怕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的真理大道的，不外乎一个“谦”字。我将终身遵守这两个字来行事，就是所说的“早晨听到了人间至理真谛，晚上死了也值得了”呀！
■
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
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既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律己以严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面而言：即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才须学，学须识”，曾国藩即称述武侯之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曾国藩复乐道孟子之语，“盖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舍集民广益，无以长其智。即无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热忱，于事终无所济”。曾国藩生平虽好以德取人，亦兼顾才识。如复左宗棠函云：“尊论人才唯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唯没干者，决当摒斥。”而《原才篇》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面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故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态度。就态度方面而言：于曾国藩所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已可知其大概。盖自古官箴，为清慎勤。曾国藩亦尝以此自勉，并曾作三字箴。
清字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
慎字箴：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勤字箴：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对于这几方面，曾国藩认为无一不是因勤敬而得。
曾国藩曾对他的兄弟说过，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忧危险。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例如，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对于这样的贪官，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推出一个满人担任领头的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自古名利太过都是祸害，与人分享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后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表面自谦，与人为善的伪面，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最高峰。
唐代文人杜荀鹤有一首诗：“泾溪石险入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意思是告诉人们不要进入坦途就忘乎所以，在取得成绩时千万不要得意忘形，要始终保持平常心，永葆做人本色。
《挺经》：见机而行，同势利导 诡智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巧”
见机而行，同势利导——
“诡道”法
1.诡智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巧”
■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
■
凡是与敌人对峙很长时间的，最忌讳轻浮的战斗。兵士轻浮作战，就会疲劳。敌人轻浮出战，就会浮滑取巧，耍弄小聪明。
■
曾国藩诡智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巧”，他说：“用兵最忌浪战，守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因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认为诚关系到万事万物的存亡，不诚，则无万物。他教育兄弟子女，无论为人处世，还是功业文章，都要以诚为本，踏踏实实，一点一滴地去做，切不可耍弄小聪明。
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武功有正邪之分，正者讲究根基的扎实，习练者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修行，方能最终登堂入室，得窥大奥；邪者则不择手段，喜走捷径，注重一时功力的提高，往往在最后阶段走火入魔。《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一个深受读者喜欢的人物。他在习武方面可说是天资愚鲁，怎比得上杨康的聪颖。但郭靖为人厚重扎实，天生有一种不怕吃苦的劲头，从不在任何事上耍奸取巧，得习必需此种品质的降龙十八掌，练成一身惊世骇俗的上乘功夫，并得到聪慧超人的绝代美女黄蓉的青睐，成为人人羡慕的侠侣。而杨康却因贪图荣华富贵，投靠金国王府，为武林中人所不耻，并不得善终。孰是孰非，明眼人一看便能透彻。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航海家哥伦布以拙胜巧的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他的名字很快就传遍了欧洲，常有人邀请他讲发现新大陆的传奇经历，引起了许多人的妒忌。一天，哥伦布在西班牙参加一个宴会，一群傲慢自负的人为了使他难堪，对他说：“你发现一个大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大谈特谈。任何人都能穿过海洋航行，也能像你一样有所发现，这是世上最简单的事。”哥伦布没有回答，而是从碟子里拿了一个鸡蛋，对那一伙人说：“先生们，你们谁能把这个鸡蛋竖起来？”那帮人一个接一个地试过来，鸡蛋传了一圈，谁也没有成功，都说是不可能的事。这时哥伦布拿起鸡蛋，把皮儿磕破一点点，鸡蛋便稳稳地立在桌子上，然后对讥讽他的人说：“先生们，世上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吗？”妒忌者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再也没有了刚才的神气。
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道理也是这么朴实，只须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去，便能到达成功的彼岸。可很多人就是想偷懒、耍滑儿，不想流汗，到最后败在了自己的“聪明”上。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轻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捉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人走过了人生的几多风雨，不愿也不想再去计较人世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在非原则问题上不作计较，在某些原则问题上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细小问题上，更不去做无休止的纠缠。理智处事，学会适应各种环境，应付逆境。以理智的“糊涂”化险为夷，以聪明的“糊涂”平息可能发生的种种矛盾。
“难得糊涂”，对家庭来说，是理解、包容、平等。对老人的唠叨多一些理解，对爱人的错事多一些包容，对孩子的想法多一些平等。对社会来说，是宽容、爱心。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睁着眼睛看自己，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聪明一点。眯着眼睛看别人，对别人的看法糊涂一点。也许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难得糊涂”。而“难得糊涂”的最高点，应该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宽如大海的胸襟。一个人倘能真正修炼到这种“难得糊涂”境地，实为人生一大幸事！
诡智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巧”。而“不用巧”的“难得糊涂”，是一种超越，一种策略，一种睿智，一种坦荡，一种悠然，一种处世之道，是对生活所持的一种人生态度。心胸开阔些，心情平和点，淡泊以明智，宁静以致远。坦然面对一切，以静养心，那便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
《挺经》：见机而行，同势利导 兵无常势，见机而行（1）
2.兵无常势，见机而行
■
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凡心不可有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