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我们以为命令是出于卫生考虑，过不久便发现自己大错特错。某天傍晚，结束了山上采药的工作，我和同组组员一起走回村里，突然间我们闻到阵阵扑鼻恶臭。我们愈往山下走，
臭味就愈重，最后终于发现臭味的源头。一群警卫正用挖掘机开挖我们埋葬死者的那座山丘。他们竟敢染指死尸，甚至不怕打扰亡灵！对他们而言，和种出更多玉米相比，亵渎遗体根本就是小事一桩。当挖掘机对土壤开肠剖肚时，残尸碎骨离开了最后的安息地。手臂、大小腿、脚（有些甚至还穿着袜子）在挖土机掀起的土浪中翻滚。我吓坏了。我一个朋友吐了。然后，我们拔腿逃之夭夭，用衣袖掩住口鼻，尽可能将腐尸的恶臭抵挡在外。警卫挖出一条沟，命令几个营囚把地上看得到的尸体和尸块丢进沟里。三、四天后，这片整好的地，已准备用来栽种新玉米。村里我认识的人，有不少被分派到那块地栽种玉米和除草。毋须赘言，那是非常恐怖的工作。毕竟，第一次整地时丢掉的，只是比较大块的遗骸，后来在田间耕作的工人时常发现尸块。诡异的是，连续好几年，那块地种出来的玉米都长得特别好。
现在想到那一幕，我的感受比过去还要害怕。当时的我面对骇人画面，总是能保持一定的冷静，或许这是我在营中变得麻木不仁的最佳证据。暴行看得愈多，与死亡愈亲近，不计代价活下去的欲望反而愈强烈。或许我不至于变成密告者，也不擅长背叛朋友，但我却失去了对他人怜悯与同情的能力。我培养出求生的原始意志，而且对周遭人的命运置之不理。我学会在警卫面前控制自己的情绪，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欺骗耍诈成为我生活的重心，我藉此取得粮食、捉老鼠、偷玉米、让混水摸鱼看起来像认真工作，并且和密告者保持良好关系。
个性丕变的不只我一人。挖掘机毁尸事件之后几周，我看到一群和我同村的村民围绕着一个女人，她正放声地发泄心中的悲与愁，原因不明。待我加入人群才知道，原来她正在哀悼亲人的过世，死者的尸体显然还在屋里。「啊！你为什么这么早死？」她不断哭道。「你为什么就这样离开这被诅咒的世界？」这位伤心的女人肯定没注意到人群中有个众所周知的密告者，以及一位班长。她站在一旁的儿子，意识到事态危险，费劲地朝母亲使眼色。过了一会儿，她终于看到儿子的暗示，态度彻底大翻转。「喔！」她不动声色地继续哭喊：「这世界在『伟大领袖』英明的领导下，是如此幸福，你为什么就这样离开了呢？」在场没有一个人敢笑，但听完这句，也没有人哭得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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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腹泻毛病经服药后渐渐改善，多亏四叔替我张罗的药方，里面主要成分是鸦片，很可能是四叔用一瓶酒换来的。而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就像前一年春天一样，不只是死了更多人。这是农事劳动最不得喘气的季节，我们手上永远握着锄头或铲子。大部分农具破的破，坏的坏，若工具不敷使用，警卫就命令囚犯徒手翻土。
这工作倒是有一项好处，但却往往缓不济急，帮不到我们之中体力最弱的人。在田里，有时我们会抓到青蛙，这个季节的，青蛙源源不绝。抓到青蛙后，可以剥了皮现煮现吃，也可放在太阳下晒干，稍后再食用。青蛙蛋也很抢手。除了青蛙之外，我们也在甘甜的泉水边抓蝾螈，打打牙祭。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蝾螈的滋味，但据说牠们非常营养，一天三只便足以让人维持体力，就像吃浓缩维他命，虽然我不知道这是出于科学证据，抑或只是迷信。吃蝾螈的诀窍是抓住牠的尾巴，然后赶在牠分泌有臭味的液体之前一口吞下肚。我常抓蝾螈给祖母，希望她能保持健康，但她老是抓不到吞食的诀窍。只有我们这些小孩能轻而易举地吞下蝾螈。任何会动的东西我们都吃，再怎么不挑食的大人，和我们一比较都显得挑剔。等到一群营囚结束耕作劳动时，田里什么动物也不剩。就连蚯蚓都算不错的野味。当我们穷尽大地之母的恩赐，大自然往往需要好几季的休养才能恢复生气，再度提供我们所需的粮食，。但饥饿却不曾中断，剌痛、榨干我们的胃。
第十章 倍受觊觎的兔子
那一年我换了数个工作，没有一样是轻松的差事。不过，集中营孩童的生活单调乏味，对任何变化都乐见其成。我的工作包括在玉米田耕种、掩埋尸体、到山上采集草药。多亏有户外工作抑制我的糙皮病，使之未能全面病发。当时我刚出现一些初期症状，包括声名狼藉的皱纹眼镜，以及失控发狂的食欲。在山上工作的时候，我抓青蛙，也用热水煮蛙卵来吃，藉此击退了糙皮病。
我也被派到金矿坑工作了几周，矿坑位于营区北边山丘的缓坡。日据时代尾声，该矿坑经分析被认定已不具经济价值，因而关闭。现在有了一群免费劳工，先前的计算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矿场有七、八百名工人，一如营区其他工作的分组方式，每五人成一小组。他们进入矿坑坑道时，身上并未穿戴任何安全装备，连头盔都没得戴，而且只能用一支手电筒或有玻璃罩的油灯，照亮前面的路。
有天，营区下达临时动员令。动员令是为了增产国内黄金量，帮金日成累积足够的外汇。为达到指定产能，营区警卫将几个农耕小组调到金矿坑应急，我们这组也被点名，幸好不必下到矿坑最深处做太艰难的工作。矿坑深处的工作需接受额外训练，动员期间，这种训练被视为浪费时间，我们因此得救。我这组的任务是协助资深矿工，堆集并搬运他们挖出的矿砂。我的工作相较之下并不危险，但这地方鬼气森森使我神经紧绷。所有坑道皆缺乏安全设施，就连深达数百公尺的坑道也是如此。坑道坍塌的意外层出不穷，导致不少矿工终生瘫痪。气氛诡谲令人害怕，大家都认为这矿坑已受到咒诅。据营内传闻所言，只要风雨来临，这里必定会打雷闪电，几位老一辈的矿工透露，曾有几个人（包含一位警卫）惨遭雷撃，当场丧生。
采矿不仅危险，也是体力上的一大考验——我们没有手推车，只好将一矿砂背到坑口，放进牛车里。含金粉的矿砂紧接着运到水池区，其他营囚在此用盆子淘洗，分离沙子和黄金。传闻流经营区的小河也含有金矿，因此动员时期，营区成立了特别小组，组员必须站在河里海金。
尽管危险重重，当矿工还是有一些好处——营区为弥补艰苦的工作环境，会多配一些食物给采矿工人，包括少量的油。由于警卫不敢下矿井，所以矿工的耳根相对清静些，没有人在一旁对他们吆喝与辱骂。不过，密告者无所不在，光是他们在场便足以维持纪律，以及稳定的产能。为避免受罚多做额外的晚班，矿工们早上六点一直卖命到中午，下午一点再继续上工，至晚上七、八点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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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场工作期间，是我集中营生活的新阶段。我意识到，原来有人比我更不幸，至少我不必整天与地底灰尘与黑暗为伍。不只如此，我还熬过了「黄色春天」、战胜糙皮症，甚至摆脱难缠的腹泻。我终于领悟营区的内部运作，掌握必要的求生之道。我懂得例行工作的功能，了解工作项目的组织方式。我还摸透警卫将劳动组重新洗牌、更改命令与标准以及指派小组长的机制。每次当局推出特别动员运动，我已有心理准备毫不畏惧——临时动员顶多撑个一至两周，结束后，我便能与家人团聚。
我也弄懂了营内无所不在的间接监控模式，这套模式使劳动组而非警卫，成为主要的监控管道。官派的保卫部人员只会紧盯新来的人，大抵是为了让他们及早适应营里的生活。囚犯一旦上了轨道，警卫白天便不再紧迫盯人直到傍晚盘点当日产量是否达到标准时，再次端出架子。这才是他们发威的时候。若我们的劳动生产量未达标准，照理应该加班，可是如此一来警卫就得和我们一同忍受寒风，因此等回家等得不耐烦的某些时候，他们也会对产量不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发现这一点之后，我的无力感大幅下降。集中营的适应期短至数月长至数年，因人而异，而我算是挺过来了。我现在十二岁，再也没想过自寻短路，甚至开始发展出每个囚犯都具备的密告者雷达。如今我知道密告者跟我都是体制下的受害者，不过当时的我，视他们为自甘堕落的报马仔。
来到集中营几个月后，上级挑中我们这伙人的一个小孩负责通风报信。他一接获消息，立刻跑来通知我们，以玩笑口吻警告大家，从起在他身边说话最好小心点。不幸的是，我们就是忍不住把他的话当真，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大家对他愈来愈提防。只要他在场，我们既不批评警卫与老师，也不埋怨工作。这个不幸的孩子日渐被众人孤立，终于被他踢出小团体。他的情况确实是在故意作对，最终成为他当个不折不扣抓耙子的强大动力。
我和朋友一直活在随时可能遭举发的阴影里，所以对这些密探恨之入骨。我们打心底看不起他们，一心只想报复他们的出卖，不管他们在进集中营前有何伟业，或年纪大小。我们那位同学才十二岁，但赵炳日（音译）已是年过六十的长者——这年纪在营里堪称人瑞，理应受到大家的尊敬。他曾在日本担任朝鲜共产党干部，而今成了本营最令人闻风丧赡的密探。因为他，许多囚犯的工作量大增，甚至有好几个被关进禁闭室。在耀德，他为众人所痛恨，其中又以小孩最瞧不起他。他的秃头、圆脸都成为无数戏谑嘲弄的攻击目标。有天，我们经过他工作的大豆加工厂时，他忍不住朝外探头探脑，窃听我们的对话。我们看着他的头彷若月亮从窗户冉冉升起，个个捧腹大笑。此后好长一阵子，光是提起那一幕，就足以让我们笑到人仰马翻。我相信人缘差、健康走下坡，势必让赵炳日感到愁云惨雾。他跟我们其他人一样有营养不良的毛病，最后还大小便失禁，对此。营区的医院根本不打算替他治疗。最后他的下场既骇人又凄惨。他始终独来独往从不和其他单身汉打交道。有一天，几个因为他打小报告而受害的囚犯，将他反锁在屋里，活活让他饿死。当局知晓此事后，什么也没做，毕竟赵炳日又老又病已不具乳用价值。
我还记得有另一位密告者专爱找小朋友的碴。我们决定挑一个他每天来回必经好几次的地点设陷阱，以报一箭之仇。我们曾在山上发现一个猎捕逃犯的陷阱，于是在他必经之处挖了个类似的陷阱。原本陷阱底部铺的尖木条，被我们换成公厕的粪便。这个恶作剧看似无关痛痒，百分百会成功，谁知偏偏是恶名昭彰的「野猪」先掉进陷阱，双踝深陷粪屎之中。我们躲在一旁目睹整个经过，心想绝不可败露行迹，可是看到怒不可遏的野猪无法从屎尿中抽身，终于克制不住，纷纷笑到飙泪。一分钟后，我们一个个被揪着衣领拖出来，外加一顿令人毕生难忘的毒打。发完飙之后，野猪命令我们每个人徒手舀出粪便，拿到邻近的菜圜充当警卫夏日蔬食的肥料。我们花了几天才完成这恶心之至的苦差事，有些人的手甚至冒出奇形怪状的脓痘与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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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那年秋天野猪被暂调至其他营区，由我至今还念念不忘、在耀德唯一敬爱的老师取代之。幸亏有他，我在耀德的生活又转了个弯，渐入佳境。
这位老师才来不久，就叫我到教师下榻的小屋，亲切地问我一些问题，诸如我叫什么名字、为何会来耀德、何时来等等。接着，他问我多久没吃糖了？
我答道「自从我到这儿之后，半颗糖都没吃过。」
他问我：「想不想吃一颗？」说罢，便给了我一颗糖。我不假思索，立刻把糖塞入嘴里。我含着糖时，他叫我千万别将这事泄露出去？
在课堂上，他以正常的语调口吻讲话，称呼大家的名字，而非一些不雅的绰号。终于来了一位有人性的老师，大家都感到很幸福，但也受宠若惊，所以刚开始仍不敢卸下心防。他在营里只待了一年半，但因为他对我的呵护与打气，让我获选为养兔员。
如同北韩每所学校（首都平壤的学校除外)，耀德的学生得担负养兔子的责任。这项规定的用意不在教导解剖学，或是学习嚼齿动物的生理构造，亦非灌输学童善待动物或热爱大自然的观念。养兔子纯粹是为了供应皮料给军方制作冬衣。每个班级约养两百只兔子，由各班选出的纠察队负责照料。在北韩，养兔可是一件马虎不得的事，养出质量优良的兔群能给二位老师带来好名声。每位老师都巴不得上呈最漂亮且数量最多的兔子，以便提供最大量的兔皮给军方。为了养出全校最棒的兔子，耀德有位老师甚至私下怂恿学生偷摘玉米，喂给「我们」的兔子吃。
养兔员是抢手的肥缺，因为养兔工作可以取代下午的劳动。养兔员的工作主要是周打扫兔笼两次，这工作对我而言轻而易举，因为兔粪会自动落在笼子下方的托盘。兔笼这样设计，是为了让兔子的四肢保持干燥，因为兔子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生病。其他同学得去野外替兔子采收草食，我负责将他们采集的兔粮秤重，然后报告老师。若我心仪的女生带回的兔粮不足，我会睁只眼闭只眼在报告上写下规定的三十二公斤，让她们蒙混过关。除此之外，我还负责替校舍旁边的警卫室与金日成纪念馆（专供金日成革命研究的特别室）的暖炉添柴火。我们和我们的父母冻死了也不足惜，但金日成的遗物、海报、肖像绝对有必要保持温暖。
这份工作比较困难的地方在于诱捕野鼠，以免牠们乘夜钻进笼子里把兔宝宝吞下肚子。我们的因应之道是祭出捕鼠木箱，但受困野鼠往往能啃穿木箱，成功脱逃。唯一的可行之道是在兔笼旁站岗。对十二、三岁的孩童而言，守夜绝非易事，不过也让我们有机会偷摘预留给警卫的蔬菜水果。这些兔子可说是我们的盟友，掩护我们败露偷吃行迹的果核和果皮，多亏有这些兔子，我才吃到三、四年来的第一口甜瓜。
由于老是吃不饱，我们偷菜的行径终究失控了。负责看守菜园的警卫，老是在值勤的前几个小时梦周公。这诱惑大得难以抗拒。尽管我们未曾被逮个正着，但已纸包不住火，老师明白告诉我们，偷菜贼最可能就是学生。他引述损失的菜量，郑重警告我们若这股歪风持续下去，后果自负。听见此话，我们进退维谷，必须审慎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除了老师的警告我们还得考虑另一个更迫切的危机。菜圜来了一个新警卫，和前任警卫栢比他比较少打盹，反应更。机敏。然而，偷菜行为若断然停止，等于是不打自招——如此一来，我们的下场大概只有上帝知道。最终我们决定应该再偷一阵子，尽可能趁着月黑之夜，利用新警卫如雷的鼾声当掩护，偷偷潜入菜圜。最后，我们每每得逞，甚至对他总是被上司斥责一顿略感亏欠。
致了秋天，我们会宰兔、剥皮、在生长最盛期制作皮裘。至于兔肉，则是保卫部人员及其家属独享的特权。这些人来领兔肉时，我们像肉贩那样询问他们要如何处理兔肉：要不要清掉内脏？要全兔还是切块？要不要兔头、兔肝、兔肾？若他们不屑地看着兔肺或兔心，对我们说：「你们留着吧！」对我们而言，可是无比地开心！
然而他们拒收内脏，并不光是嫌兔子的a脏恶心。根据文化习俗，无论出于慷慨或鄙视，朝鲜人习惯将一部分食物送给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藉此建立某种程度的优越感，彷佛向人说「我才不需要这些东西」，或者「这东西配不上我，给你就刚刚好」。即便在集中营，谁若坏了这规矩，在他人面前会很没面子，而这正合我们这些囚犯的意。屠宰日结束后剩下的内脏就任由营囚瓜分，然后我们会用最快速简单的水煮方式汆烫。那真是我所尝过最丰盛的珍馐美馔。有时候小孩子因饿得发慌，等不及内脏煮熟便直接拿起来生吃。
这种好日子少得可怜，而暗地里偷一只兔子绝非易事。上级会派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清点兔子总数，哪怕只短少一只也会立即被发现。尽管如此，在我喜欢的那位老师离开后不久，我成功施展偷兔诡计若千次。那时我已卸下养兔员的工作好一阵子，可是对整个运作体系仍记忆犹新，包括养兔场的布局、巡视一回所需时间、各个工作人员的习惯等等。某晚，我所属劳动组未完成规定的伐木配额，被留下来加班，终于让我等到偷兔的大好时机。未达目标不能怪我们。工作地点距离村子太远，来不及回家吃中饭的后果，就是根本无法补充劳动所需的体力。等到夜幕低垂，我们潜入附近的田里偷了几根玉米。不料，玉米下肚不但没填饱肚子，反倒令我们食欲大开。有人于是提议偷只兔子，结果大家皆举双手赞成。我发誓，我看到满心期待的每个人眼神闪闪发亮。大家推派由我潜入养兔场，黄容洙（音译)，、裴宗哲（音译）两人则负责把风。不到几分钟，我成功从笼子里抓出一只兔子，随即动手宰杀、剥皮、去内脏，然后将兔肠埋在土里。我们当下只担心煮兔肉的香气会让东窗事发。于是我们派一人到安全距离之外煮肉，其他人则回原处继续工作。这道兔子餐是我生平吃过最美味的一餐。在此之前，我已六个月不知肉味。而今，我偶尔会怀念当晚的情景，希望还能再见他们一面。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离开集中营的时候。黄容洙先走，接着是我，再来是裴宗哲。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告别……他们或许也记得那一晚，想到我们冒了多大风险时，或许还会不可置信地摇头吧。想想北韩后来闹饥荒，他们搞不好还后悔离开了耀德，连偷兔肉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若想摄取更多营养，同时又想供应家人够吃的肉食，较可行的办法就是抓野鼠。一位待在营里多年的老鸟同事，不仅是对我推销鼠肉的第一人，甚至还教我正确烹调鼠肉的方法。虽然我对鼠肉敬而远之，但烤鼠肉的香味令人难以抗拒。我不骗你，鼠肉真的是一道美食。无所不在的野鼠大多体型极小，所以捕捉不易。另一个挑战是如何重复使用捕鼠器，因为被捕的野鼠会在笼子里留下味道，警告其他老鼠敬而远之。反复实验后，我终于找到解决办法，发现只要将捕鼠器放在火上烤一烤，便能去掉前一只老鼠的气味。不过想到这招时，我另外也设计了一款最新的捕鼠陷阱。我将铁丝横悬在鼠窝的洞口，老鼠一离开鼠窝，先被铁丝套住，再活活被勒死。我这款捕鼠装置在一九八二年发明完成，多亏它，野鼠愈抓愈多，我才能替家里少得可怜的配粮加菜？
美湖第一次吃鼠肉比我镇定许多。没错，我一开始骗她这是其他动物的肉，但她知道真相后一点也不觉得恶心反胃。可怜的美湖饿坏了。她饱受糙皮病所苦，吃鼠肉可能是求生的最后机会。在我力劝之下，全家人终于开始吃起鼠肉，其中四叔最难被说动，犹豫了几个月。有一天他肚子饿得受不了，终于妥协，自此我再没见过他拒烤鼠肉于千里之外。老实说，耀德的老鼠品种优良，胜过任何我在首尔抓到的，而且由于牠们繁殖快速，是营里唯一供过于求的食物。
在耀德，我不是唯一抓鼠的营囚，还有其他许多捕鼠爱好者，而且大家各有各的独门捕鼠技巧与保存配方。我发现，有个朋友竟然把自家小屋整个变成养鼠场。几个孩子和我注意到这位朋友总是身强体壮，而我们即使偶尔打野食，仍是一副面黄肌痩的模样。他是不是有在偷食物？还是谁送食物给他？深怕我们怀疑他已经与警卫勾结，这个男孩请我们去他住的营舍，以解开大家的疑惑。他和我一样是住有两个房间的营舍，但全家人挤在其中一间，另一间则留给老鼠当窝。为了诱捕老鼠，我朋友从附近的田里偷摘玉米，然后把玉米粒撒在地上。他的计谋成功奏效，鼠窝的数量以倍数成长。接下来只需每隔几天撒些玉米，就能维持鼠窝的数量。肚子饿的时候，只要随手抓个铁丝编的网子，就可钓到老鼠。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粮仓，也是他保持强健体魄的独门秘方。
营里另一位捕鼠猎人，充分利用自己担任粮仓看守人的优势。储存玉米的粮仓四周均架设铁丝网，约放置有一百个小型的金属榖桶。每天工作结束时，大家得把收割的农作物倒进桶子里。营囚虽可自由进出粮仓，不过离开时得接受警卫从头到脚的搜身检查。看守人的工作人人称羡，尤其此人身材又肉又圆，几乎称得上胖，更令人不禁好奇他都吃些什么。据传他的锡盒便当里经常都有肉。营里大部分囚犯不仅认定他身兼密告者，还怀疑他偷粮仓的玉米。各种马路消息终于传到保卫部人员耳中，遂派警卫去他住的营舍搜查,结果他们在这人家中发现一个塞满盐腌鼠肉的大型容器。警卫非常满意此人的巧思，以及他阻止老鼠偷吃玉米的满腔热血。
原本不利于他的流言蜚语反倒成为他巩固地位的基石。
鼠肉成了三餐以及额外营养补品之后，我对牠们的印象也逐渐改观，开始视牠们为有用、甚至珍贵的动物，和鸡、兔的地位不相上下。当时我感谢牠们的存在，而今亦然对未见识过饥饿的的人而言，也许听来荒缪，但我真的对老鼠产生一种相连的感应。还记得某个晚上，我在营舍里与一只老鼠的交遇。我睡在床垫上，一抬头看见牠正透过雨片夹板之间的夹缝盯着我瞧。我们俩视线相交，似乎对看了好长一阵子，直到绑住我们的神奇魔咒破灭，牠才吓得溜走。来到耀德之前，我觉得老鼠恐怖又令人恶心。而今在我眼中，牠们是温馨又善良的动物。
把感性摆到一边不谈，紧接而来的那个冬天异常严酷，所幸我偶尔抓到老鼠，对五脏庙不无小补。大雪纷飞，邻近群山全被白雪覆盖，唯有异常陡峭的山峰才能摆脱厚雪的吞噬。大自然似乎藉此告诉我们，若想逃离耀德，非成为世界顶尖的登山者不可——我们所有人都不够格声称的一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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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温度高于摄氏零下二十五度，我们就得照常工作。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一身破衣的孩子们费劲地砍树，只为提供最新一波「一起为金日成多挣些银子」活动所需的树油。我们下半身埋在积雪中，必须挖一条逃命路径，以免树木不按计划倒向自己。许多成人就是这样丧命或沦为残障。一旦树倒下来，我们会砍掉树枝，然后把树干扛上肩运到山脚。结束一天工作返回营舍（天哪，我差一点说成「回家」)，我们双手双脚都被冻僵，整个人累到虚脱。
某个特别冷的冬日，我回到家发现双脚异常剌痛，于是将脚泡在微温的水里，结果剌痛不减反增。泡冷水是唯一舒缓疼痛的方式。隔天早上起床，发现脚趾甲全变成黑色，根本无法走路。警卫那天遂让我在室内工作。根据学校教的方式用柳条编织篮子。脚趾甲后来整片整片地脱落，但我奇迹似地逃离细胞坏死，躲过原本不可避免的截肢命运。
每隔两年我们会收到配给的新鞋，由于质量过于粗糙，加上我们的工作相当粗重，每次穿不到一年就报销了。为防止长冻疮，我们用破布和晒干的鼠皮层层包住脚趾。碰上大寒，就用破烂旧衣包住头与脸，只露出眼睛。尽管做出种种御寒措施，还是应付不了山上从摄氏零下二十几度往下降的气温。不想冻僵唯有持续活动，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种体力，于是每一年，总有许多老人因受冻而死。
每次我去滑雪，远眺白雪皑皑的山和黑色险崖时，都会想起在耀德的这段回忆。我试着向南韩的朋友传达我的感受，但往往徒劳无功。在他们眼中如梦似幻的景色，在我眼中是耀德的天然屏障，一个为孕育人类悲剧而生的地方。而今，耀德的阴影仍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第十一章 疯狂如影随形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的情况有长足改善。我终于交到第一个朋友。营里又来了两个人，简直是来自太空的外星人，超凡的穿著与容貌在在让我想起自己远离已久的世界。一位是戴墨镜的高雅女士，另一位是她衣着帅气的儿子。两人细致白皙的皮肤令人嫉妒，与我们受风吹、雪冻、日晒摧残成硬皮粗革的肌肤形成强烈对比。我们一看见这两人，下巴都掉了。
不消几个月，两人身上精心裁制的衣服已失去光彩。女士不再戴墨镜，母子俩看起来和营里其他人没两样。下放耀德不到一年，这位名叫李思奉（音译）的男孩生了重病，双脚动弹不得，幸好他只是暂时瘫痪。一开始，我连和他沟通都有困难，因为他在日本长大只懂一点韩语。但他有学习语言的天赋，很快就能用韩语向我解释自己被送进耀德的始末。他年纪比我大一点，全家人本来住在日本京都。朝鲜总联最具影响力的海外支部就在京都。当平壤劳动党高层指派韩德铢为日本朝鲜总联主席后，京都支部发出抗议。他们认为，韩德铢是空降部队，从没为日本的事业打拼过。当反抗者听说这项充满争议的人事安插来自金日成的旨意，只好让步成全，不过此时得到伟大领袖撑腰的韩德铢，已下定决心要实行彻底报复。京都支部许多会员最后被送进集电营，因为反对韩德铢等于违逆了金日成的意志，此等罪孽绝不容许轻易饶恕。
就像许多京都支部的干部不知即将大难临头，李思奉的父亲竟决定举家迁回北韩。他打算自己先回北韩，之后再将妻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接过来。孰料他。一踏上北韩土地，就被当作间谍逮捕关进了苦役集中营。几个礼拜过去，音讯全无，于是李思奉和他的母亲来北韩打探父亲的下落。消息还没打听到，已经被逮捕并遣送耀德。
我爱听李思奉述说日本的故事。他说日本有世界各地进口的不同啤酒品牌，以及身材高大的黑人美军在街上走动，听得我着迷不已。听他提起法国、英国、德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我的想象力驰骋狂奔——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引发的好奇尤甚。大块多汁的牛排用刀叉切食，我听得津津有味，想知道牛排怎么煎、佐以何种酱料、配菜又有哪些选择。无从想象西红柿酱的滋味让我苦恼，浪费食物（包括毫不在意丢弃还剩一半的餐点）则令我气愤难平。最不可思议的是，我这位朋友辩称杂货店一年四季都卖水果，我几乎准备要戳穿他的谎言。我只能选择当他是个骗子，或者承认日本真的是个天堂。虽然父亲和四叔也对日本赞不绝口，但关于日本是天堂的可能性，我依旧觉得难以置信。
李思奉是真正介绍我认识日本的人。我经常跑去烦他有关学校、交通、电影、百货公司的细节。有一次他提到汽车装配线，声称机器人只消几分钟就能组装完成一辆车，听得我瞠目结舌。不过最令我吃惊的是马桶：日本人竟然有可以坐着的马桶，如厕时不仅能看报纸还可喝咖啡。对我而言，这简直超出常理。可想而知，李思奉第一次在耀德上厕所就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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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至八三年的冬天还算温和，可是在耀德除了冰和雪，致人于死的凶手还有意外事故——惨绝人寰的意外事故。就像我出特别任务时，在泥土采集场亲眼目睹的那场意外。一群孩子得在一个下午挖出一公吨细土，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当时没有大人在旁指导，也没有施工架支撑。他们在悬崖底端钻了一个只容小孩进出的地道。我那天负责把挖出来的土搬到运送的卡车上。才刚搬完一趟，就听到远处传来的轰隆声与尖叫。我赶忙跑到地道口。那是一次地道塌陷，有一群小孩受困。我拚命挖土帮助救援，却听到老师和警卫在一旁开玩笑。
老师惊叹道：「了不起啊，这群兔崽子！又进去把地道弄塌了。一群蠹蛋！我想他们这下应该绝子绝孙了！」
我们奋力拉出五、六位同伴，其他人则回天乏术。我记得他们的死状，全身青紫但尚未僵硬。我心痛不已。这些孩子和我同龄，却比我倒霉，他们根本就不该被派来做这种工作。不幸的是，故事还没结束。一番痛斥后，老师命令每个人回到工作岗位——大概是为了维持纪律吧。颤抖不已的孩子们哀求隔天再继续上工，老师却不为所动，他对大家拳打脚踢，直到大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一就磨他们刚才挖出同伴尸体的那个地方，而等待移至营区医院的尸体就躺在视线之内。
每个村都有一所医院——所谓「医院」不过是有两个房间、闻起来满是消毒剂味道的办公室。囚犯的身体能否工作就由这里决定。房里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破床。医生也是囚犯，甚至连一件白袍也没有，他唯一的医疗器材是听诊器，有一位护士协助看诊，但医院除了少许的消炎药，其他什么都没有。医生的主要职责是开立病假单，证明病人无法出席点名。遇到极严重案例时，医生偶尔拿得到抗生素与注射剂，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
需要立刻开刀的病患，例如盲肠炎或截肢，会被送到营里唯一的真正医院，通常这里只服务警卫和他们的家属。营囚总是尽可能避开这间医院，因为手术之后没有人照料，病人往往因二度细菌感染而死。若病患需要的不只是基本手术，就只有等死一途。
有肺病、肝病的人不少，一律隔离，送到一栋永久建筑物里。传染病比比皆是，尤其是跳蚤传染的流行病，如疥癣、伤寒。以前有位老师非常害怕被传染，于是命令学生统统离开教室，把衣服脱光，用手指捏死身上所有跳蚤再进教室。一发现有伤寒病例，患者会立刻被送到隔离区，和他同村的村民则受到严密隔离。全村的村民都会被送上山，直到传染病潜伏期结束。在那之后，村庄必须焚毁，由存活下来的村民重建。
永久建筑物的隔离病房分成两个区，一区收容高传染性病患，一区收容精神病患两区都不提供药物治疗，病患只能静候身体康复。撑不过去只能自认倒霉，撑过去就会被送回工作岗位。营里有许多精神出问题的人，往往置自己和家人于极大险境中。疯子说话毫无顾忌。若疯言疯语是在美言金日成，病患的家属不会遭殃，如果是不当发言，病患可能会为自己和亲人招来杀身之祸。集中营的气氛恐怖肃杀，加上大家吃不饱又睡不好，所有人无时无刻都濒于精神错乱的边缘，陷入疯狂者不分老少，亦不分新人或老鸟。精神有问题的人照样得工作，只不过他们是根据付出劳力按比例领取配粮，做得少就吃得少。要是完全没工作，那就等着饿死。
我看过许多人发疯的样子。有一位学生，被老师毒打后变得神智不清，为此请假一个月。我有一位好朋友也发疯了。他的父亲曾是金日成的历史老师，同时贵为教育部部长。他们一家人跟我家差不多同期来到耀德，我和他分在同一班。有天，课上到一半，他突然胡言乱语，停顿了一会儿之后竟放声大笑。我问他什么事那么好笑，他回答说，前一天哥哥给他吃了非常美味的食物。只见他左顾右盼眼神怪异，回应我们的话总是牛头不对马嘴。最后，老师要他回家。我们再见到他已是六个月后的事。那时他看起来似乎正常多了，但说话更保留，人也更沉默完全变了一个人。,
第十二章 批斗与自我捡讨双周会
一九八四年，我十五岁。我身材痩小，就连同龄营囚的标准都赶不上，不过体力和耐力倒是优于他们。我可以负载重物轻松快走好几小时，对照第一次扛木头累到昏倒，表现可谓大有进展。新来的孩子，无论体格比我健壮多少，没有一个跟得上我的脚步。在耀德，光有体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习惯、训练和耍诈。进入耀德时年纪尚轻，我有充足时间培养这些能力。
耐力使我臝得囚友们的敬意，就连不好与人方便的警卫，也未曾把我视为「捣蛋分子」特地找麻烦，或费心让我的日子难过。
所以，我是否有勇气承认？一种难以理解的连结将我和耀德繋在一起。我听过一句活，说甘愿接受自己命运的奴隶最可悲。我不是这种人。我并不甘愿。耀德是个大牢笼，我在这里成长，在残酷环境中累积了生命的智慧。它是我的牢笼。即便我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囚犯，衣衫褴褛，我还是学会爱上随舂风而来的扑鼻香气、新生嫩芽的鲜绿，太阳下山之前天边的最后一抹粉色霞光。每次和朋友被派到山中采集野蔘或其他药草时，我看着群山，没有一次不被感动。我总是会想起，有一次我们不小心和熊正面交锋，吓得一路冲下山；我们把抓到的蛇做成美味佳肴，我们摘的野莓滋味香甜。关于友谊和患难与共的回忆，对我而言相当珍贵。这些在耀德是难能可贵的事，所以我才紧握不放。这些回忆给我力量，不像旧日时光的回忆，每次想到。只是徒增痛苦，使人软弱。尽管有时还会想起我的水族箱，但我现在认为它们属于另一个世界——被遗弃的平壤世界，那个世界是关于被贴上「犯人」标签的祖父；是关于被迫和我们分开并与父亲离婚的母亲，是关于那些在四叔和父亲故事中栩栩如生的日本。我的新生活里容不下这些回忆。无论是我或其他任何人，在耀德都必须硬起心肠。。
我就是这样渐渐长大成人。不过就集中营的立场，成年是一个瞬间发生的转变，彷若法国小说《最后一课》（La Derniere Classe）{23}的翻版。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成年的意义：「从以前到现在，不论你犯什么错，就算再严重也不会被枪毙。但从现在开始，从这里走出去之后，你就是得为自己所作所为负责的成年人，犯错可是会被枪毙的，别说我没警告大家。」在死刑证明我的新责任到底有多大之前，我已在满十五岁的隔天浅尝了在耀德成为大人的滋味：从早晨工作到晚上，调涨的每日生产量，偶尔分到的劣等烟草，批斗与自我检讨大会等等。
批斗与自我检讨大会不是什么新鲜事。北韩全国上下各级学校都开这种大会，耀德也不例外。只不过在营外，这类意识型态练习通常平和，而且性质上比较像是做做样子。批判力道不够狠毒或过于严厉都没关系。但在耀德，批判不当的风险可不小。惩罚可以是夜间连劈好几小时的木柴，哪怕是年仅十岁和十三岁的小孩也不例外。
批斗会气氛紧张，你可以感受到房间里满载恐惧和仇恨。小孩不像大人善于控制情绪。大人了解保命之道就是接纳与忍受一切批判，反正批斗只是例行公事，不代表他人对自己真正的想法。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上台攻讦刚刚批评他的人。规定就是这样，与私人恩怨毫无关连。但是小孩很难容忍同侪的纠正，尤其当他们认为指控有失公允时，很容易就会动怒、争辩、一再打断彼此。每周三的小型批斗会只有二十分钟，不至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场面；但周六的批斗会长达两小时，气氛远比周三更活络且剑拔弩张。若学校有突发状况，也会召开临时特别会。小孩彼此批斗时，内容基本上与成人版无异，不外乎：「我工作时不够谨慎……我昨天迟到，因为我漫不经心，诸如此类……」两者最大差异在于小孩的批斗对象是同班同学。
至于成人批斗会，各个劳动组可自行决定周三批斗会的地点。等周六的批斗会到来，所有劳动组会聚在一间墙上悬挂金日成和金正日肖像的大厅。大厅最深处有个讲台，讲台上摆了张桌子，囚犯就坐在桌子后面进行自我检讨。桌子旁站了两名警卫以及一名囚犯代表。大厅里没有其他椅子可坐，囚犯和所属劳动组的成员每五人为一单位，自成一个小圈子围坐在地。召开批斗会的大厅总是人满为患，有些营囚低头打瞌睡，有些人则因空气中弥漫的体臭而恶心晕眩——都怪耀德营里没给肥皂。
有时我们会先召开小组会议，准备周六上台报告的内容。每组五人，其中四人讨论一周来的不当行为，然后由第五个人负责记录。之后，讨论内容将上呈营区干部，由他选出「最有趣」的十组上台向全村做报告。虽然每次开场方式略有不同，活动的主要内容却是一成不变。做错事的人站上讲台，低着头，以一套儍瓜公式进行自我检讨，诸如「我们伟大的领袖曾对我们指示」，或者「我们伟大的领袖曾教导我们」。接着，犯错者引述一段国家元首的伟大「思想」，主题可以是文化、青年、劳动或学习，端看他做错了什么事。一篇典型的自我检讨内容大致如下：
我们伟大的领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一场著名会议上说过，我们的青年不论工作态度或学习精神，都应是世界之最。而我竟然对我们可敬的金日成同志说过的至理名言充耳不闻，点名的时候迟到两次。我为迟到行为负起全责，我显然忽略了我们伟大领袖的真知灼见。从现在开始，我每天会提早半小时起床，不辱伟大领袖对我的期许。我会改头换面，成为金日成与金正日最忠实的革命战士。
接着，主持会议的保卫部人员会裁示这段自我检讨是否令人满意，若顺利过关，这名囚犯就可以继续下一阶段：批斗另外一个人。若他的批评有所不足，保卫部人员会从观众中指定一个人，针对刚刚的发言加以补充与延伸。若受批判者继续自我辩解，就会有第三乃至第四个囚犯接下攻击棒子。反击绝非明智之举，因为在囚犯承认过错之前，批斗不会停止。唯有囚犯俯首认罪，才能进行下一个事先挑选的案例。批斗会通常持续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从晚上九点至十一点，但两个小时不一定总能听完十个案例。如果保卫部人员发现时间不够，就会把整组或者其中好几位成员的过错浓缩成单一报告，由有污点组别的其中一位成员，代表其他相关人员发表自我检讨。
批斗大会是如此老套且拘泥形式，很难让人严肃看待，虽然全场在警卫的严厉瞪视下鸦雀无声。我们彷佛一群提不起劲的学生，认为上课内容毫无意义可言，一点点风吹草动传出，我们就一阵骚动。有好几次，台上进行自我检讨时，台下听众忍不住放了响屁。诸如此类的小事便足以破坏会场肃穆的气氛，让警卫暴跳如雷。有时警卫会假装没听到，有时又会坚持找到罪魁祸首。他们会高声吼道：「谁放屁？放屁的人起立！」如果没人承认，警卫就会命令我们坐在原地，直到揪出放屁的人为止。然后他会被叫到台上，为刚刚放的屁向大家道歉。最后，这个人通常会被罚多做一个礼拜分量的劳动。
我们痛恶这些无端压缩宝贵睡泯时间的大会，这些装模作样的骗局是不可能认真以待的，无奈营区干部可不是这么想。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光是劳动不足以根除你们脑中腐败的思想毒瘤，你们需要自制。」他们指的是思想控制，坚称这是我们的责任之一。因此，我们一满十五岁就会收到三本笔记本，用以追踪思想改造的过程：「劳动党政治学笔记」，「金日成与金正日革命史笔记」，以及「生活评活笔记」。每次批斗大会我们都得携带这三本笔记，方便记录当天学到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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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强化精神启发与再教育，我们每周还要上另外两堂课，学唱革命歌曲，并加深对金日成生平及思想的认识。课程（通称「教导」)主要就是听警卫大声念出《劳动新闻》的几篇文章。配给办公室每周会收到三份《劳动新闻》。我们不能自行看报，这是保卫部人员才有的权利。让我们这群恶棍直接阅读未经筛选的报导，是非常危险的事，更何况就算是筛选过的文章，也须由保卫部人员向我们阐明。我们脑中充满意识型态毒瘤，很可能会曲解了文章的本意。说「阐明」实在是太给保卫部人员面子了，他们不过是用伟大领袖最无聊的陈腔滥调再三给我们洗脑。「我念这篇文章给你们听，是要让你们知道，美国人和他们在首尔的傀儡再度威胁对我们动武。美帝征服的野心对和平造成威胁，唯有武装强化意识型态，才能抵抗。」
我不知道这些警卫相不相信他们自己说的话，但听到可能会爆发战争，有些人便开始神经紧张。有人一再告诉我们，若「美帝和他们的走狗」入侵北韩，耀德的警卫会在敌军抵达之前将我们诛杀殆尽。我对活着走出耀德还抱着希望，怎能在开心目睹警卫仓皇逃命之前，就被他们枪毙呢？这类威胁令我寒毛直竖，不过资深囚犯对这种言论几乎毫无反应，他们的座右铭是该来的迟早会来，所以无论营外发生什么，都不关他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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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保卫部人员会借着意识型态再教育的名义，命令我们反复唱颂〈金日成将军之歌〉，考验我们对金日成的赤诚与忠心。有一句是这么唱的，「朝鲜处处降临着舂光」。「pang，pangkokgkok」的意思是「到处没有例外」。我记得有位上了年纪的旅日归国侨民，说韩文总是带着浓重口音，有次唱到「处处」时，他不小心唱成「yogichogi」，这四个音节意思是「不规则地散落各处」，通常给人脏污和垃圾的负面联想。一听到这个错误发音，其他人不禁捧腹大笑，有些人甚至狂笑到泪流不止。他因此被贴上「意识型态反动分子」的卷标，不仅惨遭批斗，还差点被关进禁闭室。
每年元旦，保卫部人员会广潘金3成长篇大论的新年演说。在为期两天的荒谬背诵活动当中，这篇演说是一切的焦点。这还莼幸运的。一月的室外气温往往低于摄氏零下十七度，我们因参加活动窝在温暖的屋子里，不必到户外受冻。第一天，我们将金日成的演说抄在笔记本上，誊写时警卫会来回巡视，确保我们没有偷懒。第二天，我们得努力将演说牢记在心。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偷打盹而不被抓到。警卫不过期待我们学习金日成的思想，记下几句他说过的名言罢了。为确保我们不摸鱼打混，他们会挑一些犯人上台背诵几句，验收学习成果。背诵大赛前三名可以得到丰硕的奖品。以我们的生活条件来看，每样都是大奖。冠军的奖品是外套一件，亚军是袜子一双，季军是手套一副。小孩的背诵大赛在课堂上举行，第一名可从例行劳动中短暂抽身。
这些演说的内容已模糊不清，但我记得开场白总是在细数前一年农业、工业、军备等方面的成就，结尾则是罗列一连串的「未来目标」。中间会提到旅居日本的朝鲜人，称他们在洞烛先机的韩德铢带领下，在敌境的心脏勇敢奋战。：此外，演说也免不了提到南朝鲜同胞，称他们被迫与挚爱的祖国分离，在美帝走狗的压榨下受苦受难。
许多其他领导人的生日非同小可，成为官方借机宣扬教化或暂停日常公务的假日。在这些特殊的日子，国家会分送糖果给全国小孩，有时就连营里的孩子也有分。我还记得一九八二年金日成的七十大寿，我一拿到糖果，立刻跑回家跟祖母献宝。此时的她对劳动党早已死心，
「哼，是啊，我们把一切都给了他们，但看看我们得到的回报，竟是被关在集中营多年，外加几颗廉价的糖果。果真是值得庆祝的大事啊，孩子！确实要好好感谢金日成哪！」总之，我还是把礼物吃了，这糖果是我这么久以来吃过最美味的东西。
其他寿诞或纪念日就没这么慎重其事，因此礼物也较阳春，但只要有东西大家还是非常感激。每年元旦、金正日生日（二月十六日)、朝鲜建国日（九月九日）和劳动党党庆（十月十日)，营里会集合所有囚犯，观赏教化性电视节目或革命影片。当天大家可以提早收工看片子，可是有时候我们因为工作太累，没多久就睡着了。
我记得有部讲述金日成生平的电影，片中的男主角长得几乎和金日成本人一模一样。电影里，他带领部队跋涉冰天雪地的满洲平原。金日成游击队抵抗日军与吃尽日本人苦头的际遇，理应激励我们同仇敌忾的心，结果却刚好相反。我们在耀德的日子，辛苦程度不输雪地跋涉的金日成游击队，影片完全呼应了我们的生活现况。画面出现的地牢、暴行、残苦的警卫，以及微乎其微的配粮，完全无法触动我们。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这种生活，只不过让我们沦落悲惨际遇的并非敌人，而是我们的国人同胞！
我记得另一部电影，主角是一，个登记参加日本预备部队的男子，名字叫「加平（音译)」。包括耀德在内，这部片每个北韩小孩至少看过十次以上，片中台词都能倒背如流。影片中，加平替日本人工作是迫于生活必须，同时也是因为缺乏政治意识。然后他遇到了金日成，大受启发，摇身变成真正的爱国者。接着他唱了一首歌，哀叹他受「法西斯分子」统治时所吞下的羞辱。在平壤，每次演到这个段落，电影院的小孩都会跟着影片哼唱。在耀德，我们也会跟着影片哼唱，只不过唱到副歌的时候，我们将「可怜的加平」换成自己的名字。
这些文宣荒谬可笑，加上教导方式粗糙落伍，让我们打从心底抗拒。耀德的学校和北韩所有学校一样，会空出一个房间，做为学习金日成革命事迹之用。房里有一面墙悬挂巨幅金日成肖像，而金日成各阶段的照片也贴满整间房，：细数他英勇的一生。进这间房的时候一定不能赤脚，得穿上袜子，而且还不是随便的袜子。遇到这个场合，我们得穿上金日成寿诞那天国家发送的袜子——专门为参观一些圣地而存在的袜子。平时我们只能用破布包覆双脚，碰到寒冬，脚受冻，碰到下雨，脚泡水。穿金日成纪念袜去劳动无异是对伟大领袖的亵渎，劳动党行为准则规定，无论我们平日多么需要这双袜子保暧一，唯有参观金日成纪念厅时才能拿出来穿。
有天到了学校，我猛然想起野猪当天要带我们参观金日成纪念厅，而我脚上却穿着平时的袜子，到处是破洞，要不是祖母替我缝补十多次，袜子可能早就支离破碎。野猪叫「意外」穿错袜子的人把手举起来，当时我紧张得半死，一幸好我不并不孤单，班上三分之二的同学都举了手。老师这下气炸了。他命令我们这些猪脑袋出列站成一排，然后火冒三丈地全力猛踹我们，他脚穿帆布军靴，使劲地朝我们身上飞踢。体罚时，我们通常会夸大痛苦的表情以博取同情，但这次我们完全没有夸大的空间了。每一声哀号都货真价实。我腹部被踹到的那一下力道之大，痛得我当场晕厥过去，半小时之后才醒来，孩子只要在营里待上两三年，便会彻头彻尾变了一个人。集中营成立的初衷是改造我们成为「伟大领袖」及其政权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倒头来，我们学会反叛，忍不住对任何沾染权威气息的东西冷嘲热讽。一旦下放劳改，不出一两年，营囚对劳动党的敬意就会荡然无存。我们的不屑一顾就像坏疽，刚开始仅针对警卫，然后缓慢冷酷地向上蔓延，最后就连伟大领袖也成了轻蔑的对象。
集中营也从心理上改变了我。小时候，我个性外向活泼，永远静不下来。而今认识我的人，觉得我有所保留，冷淡而疏远。在集中营，我学会封闭自己的心灵，努力让自己波澜不兴。在那里，我认识了受苦、挨饿、暴力、谋杀。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不能谅解祖父，直到一九八三年才明白害我吃苦受难的不是祖父，而是金日成及其政权。他们才是集中营的推手，是把无辜百姓推向痛苦深渊的元凶。小时候，我视金日成为神。在营里待了几年后，我的迷思不药而愈。我和营里其他囚犯彷佛走失的羊只，而剥削至死就是劳动党把我们引回正途的方式。劳动党总是赞扬北韩是人类妁天堂角落，这样的政治宣传令我反感至极。
第十三章 公开处决与死后投石
成年之后（耀德的标准是十五岁)，依规定必须参加一些活动，尽管我宁愿缺席。在耀德，我们能做的选择少之又少，愈是丑陋恐怖，愈是不得拒绝。耀德的公开处决行之有年，过去我因未成年，故不能看。两位好奇心旺盛的朋友曾偷窥执法过程，回来后形容给我听。听完他们的叙述，我整个人彷佛被掏空般，而且恶心反感——每次父亲与四叔从公开处决的场合回到家后，就是这副模样。他们会不吃晚饭，呆坐着，闭口不谈所看到的一切。若我进一步询问，他们只会摇摇头说「耀德不是人住的地方。」
我目睹的第一个公开处决，罪犯是一名脱逃不成的营囚。为了要我们出席行刑，当天下午营方命令大家提早下工。当时下着雨，天色灰暗——记忆中行刑日好像都是如此。公开处决的地点在「立石」，位于河弯处，景致优美，每逢大雨就会淹成一座孤岛。立石在韩文有「高耸的巨石」之意，贴切地形容了那块位于河岸的巨大石块。
那儿放了三张长桌？分别供营长、村长、军队警卫使用。在场的村民则坐在桌前的地上。远处有辆卡车停在树下，据说死刑犯就在里面。我心里七上八下。老鸟们坐在地上聊天，其中有几个揣测死刑犯的身分，但多数人谈论处决以外的事，另外还有许多营囚四处采摘草药。见过几次公开处决后，大家对此已习以为常。
终于，营长起身宣读死刑犯的罪状：「劳动党有意原谅这名罪犯>给他机会到耀德改过自新，但他选择背叛党的信任。为此，死刑是他罪有应得。」话讲完，众人静默，我们依稀可听到死刑犯在卡车里破口大骂：「混账东西！我是无辜的！」叫骂声突然打住，恢复一片寂静。两名保卫部人员押着犯人走下卡车，一人各搀着他一只手臂。这个人想必很久没有进食了，痩骨如柴，彷佛被两名警卫架在半空中漂浮。当他经过在场营囚面前，有些人闭上眼睛，有基人低头以示礼貌，还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睁大双眼，瞪着这副不成人形的躯体，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可怜生物已不属于人类。披头散发、满身的瘀青与干涸血块、双眼暴凸，一不小心会误把他当成未经驯化的野兽。然后我注意到他的嘴巴塞满石头，原来他们是用这方法让他闭嘴的。警卫现在正用三条绳子将他固定在柱子上，分别绑在眼睛、胸膛、腰部三处。他们退开1,指挥官旋即走到行刑队旁边。「瞄准祖国的叛徒……开枪！」按照惯例，行刑队会从一点五公尺外对囚犯开三枪。第一枪打穿绑在眼睛处的绳子，死刑犯瞬间毙命，脑袋瓜往前垂下。第二枪打穿胸膛的绳子，死囚身体再往前倾。第三枪打穿缠绕腰部的绳子，尸体顺势掉进面前的洞，这就是他的坟墓。多省事的下葬方式。
不幸的是，这并非我在耀德所见最怵目惊心的公开处决。一九八六年秋天，不知是填塞不足，还是他成功吐出石头，有一名死刑犯开始高声强调自己的清白，放声大骂金日成是「小狗」——在韩国，骂人小狗是再糟糕不过的脏话。为了让他闭嘴，其中一名警卫抓了块大石头往那男子嘴里塞，敲断他的牙，让他血流满面。
一九八五年十月，有两名营囚遭绞刑而死，受害者来自菁英军事单位，成功逃出北韩国界。他们训练有素，而且很熟悉耀德一带的地形。遭中国公安逮捕遣返北韩之前，其中一人甚至已逃到中国丹东，靠近鸭绿江口的地方。两人脱逃后，北韩当局展开全面搜索，连营里也不放过。耀德动员全体囚犯整整两周，每天下午，我们都得投入营区搜捕行动。我们为连日来的午后休工，由衷地感激这两名逃犯。他们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成功逃脱，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所有人的心都向着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把耀德的恶行告诉全世界。可惜天不从人愿。
某天早晨，我们被召集到「立石」，这才知道他们俩已落网。更令我们意外的是平常立着行刑柱的地方，竟换上一座绞刑台。两名英雄头戴白色头罩，由警卫领到绞刑台上，以绞索套住脖子。第一名逃犯简直就是一副骷髅，至于逃到中国丹东的那位，似乎还保有多余精力。但他反而死得比较快。另一位则拚死挣扎，垂在半空中像只困兽疯狂扭动。那真是很可怕的景象。眼见尿液缓缓从他们的裤子里流出，我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彷佛正被一个天地翻转的世界吞噬。
当两人终于咽气，旁观的二、三千人接获指令，每个人都得捡一块石头往尸体砸去，边砸还要边喊：「打倒人民的叛徒！」我们听命行事，却藏不住眉宇间的不认同。多数人选择闭上眼或低头，避看形容不堪的尸体涌渗黑血。一些新入营的囚犯——多半是最近从日本回国的同胞，对此极为反感，说什么也无法朝尸体丢掷石块。另外有些营囚视之为出头、受长官器重的绝佳机会，选了特大块的石头，用力砸向尸首。死囚的脸被砸得血肉模糊，身上的衣服已沦为血淋淋的碎布。轮到我时，绞刑台底下石头堆积如山。当晚，尸体就挂在绞刑架上，由警卫看守，确保没有人能帮他们收尸。隔天早上，站岗警卫为保暖而生的火还冒着余烟，几只乌鸦盘旋在了无生气的尸体上方。这昼面灌透了。极度病态。
是谁决定以绞刑架取代行刑队？狡刑犯垂死前的痛苦显得无比冗长，向尸体丢掷石头更是野蛮人才会做的事。然而，绞刑所引发的恐惧绝非没有目的性。当局就是要我们一想到逃跑就不寒而栗，同时对曾经短暂逃脱其魔掌的两名逃犯施加报复。搜捕行动还在进行的时候，当局祭出奖赏，给第一个抓到通缉犯的人。同时派出搜捕人员，命令他们不准空手而归。警卫身心倶疲，一待犯人落网便迫不及待要让他们赔罪。
在耀德，我共目睹十五次公开处决。除了一位是因偷窃约三百公斤的玉米，其他都是逃跑失败的囚犯。不管看几遍，我就是无法习惯行刑的场面，无法在等待时若无其事地采药草。我不怪其他营囚冷血无情地做自己的事，挨饿的人自顾不暇。有时候，他们连自己的家人都无力去管。饥饿会粉碎一个人想帮助同胞的意志，我曾看见有些父亲偷吃自己孩子的午餐盒。大啃玉米的当下，他们受制于一股强大的欲望：平抚那难以忍受的生理需求，哪怕只是一下下也好。
跟动物一样屈服于饥饿：这是教授、工人、农夫都会做出的事。我亲眼见证这些区别的微不足道，也见证饥饿如何彻底瓦解一个人的理智。就要饿死的人会毫不迟疑地抓起老鼠往嘴里塞。一旦他稍稍恢力气，自尊也会跟着抬头，心想身为一个人类，我怎能堕落至此？这种高贵情操无法持久。饥饿终究会回来啃嚼你——逼得你再次设下老鼠陷阱。就连祖母为糙皮症所苦时，我非得啃掉几只兔子头，才有余力想到为她带上几碗汤。无论我为她带回什么剩食，祖母总是狼吞虎咽，把所有碎肉啃得一乾二净，直到吃饱后才会关心我吃过了没。祖母病愈后重拾过去的自己，在为家人准备餐点时，自制地压抑「饿魔」。
因为战胜死亡，我和家人有了新的勇气共同对抗粮食不足，以及多余的猜忌与愤恨。但在耀德，怜悯与同情鲜少超出家人的圈子。在耀德，到处是凶狠的警卫，以及等着打小报告的密告者。当我的劳动组获命掩埋一位人人恨之入骨的密告者，我们全都低声暗骂。抬那个混账东西？门儿都没有——对我们来说，他大可躺在原地腐烂发臭。无奈警卫拿惩罚当作胁迫，我们只好扛着他的尸体上山。我们愈走愈不高舆，心想这样的烂人何需费力下葬。为了速战速决，我们挖一个特小号的洞，先是拗折尸护，然后再用脚死命地把他踩进去。五个开心的孩子，将一具尸体踢进他的坟冢——这一幕，旁入看了会做何感想。他生前的所作所为跟一只狗无异，死后理当落得跟禽兽一样下场。可是我们这么做不也是禽兽吗？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同理心沦丧导致许多更恶劣的行为。我看过全身虚弱不堪、病痛缠身的父亲，好不容易从集中营获释，却被他们的孩子拒于门外，因为他们是只剩一张嘴的废物。这些被抛弃的父亲只能在路边等死，死亡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是家人清洗污名，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制度的设计似乎旨在消灭人性宽厚的最后痕迹。
关于那些极度冷血的警卫和密告者，我以为我永远放不下对他们的憎恨，挥不去想要报复他们的欲望。谁知道，当我终于离开耀德，竟只想着把回忆当脏衣服丢掉。不过这是我的状况，也有人的愤怒不曾减弱，就像金成治（音译)。复仇的欲望支撑他度过监禁期。以前，他曾是劳动党在日本分支的核心干部。外表高大英俊，他有冷面笑匠的幽默感与强烈的异性吸引力，多年来绯闻不断。一九七四年，五十五岁的他被送进耀德，在营里撑了十五年之久。以一个没有家庭做后盾的人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纪录。他一向谨慎低调，处处留意不给别人添麻烦，而且坚守不假外求的原则。金成治绝不被饥饿感驾驭，我从来没见过他狼吞虎咽的吃相。我离开时他还在耀德，不久后，我听说他也被释放了。重返外面的世界，他发现妻子早已离婚并再婚，子女则视他为人民的敌人，鄙视他的存在。这一切又加倍了他的复仇之火。在耀德，大家称他作「基督山伯爵」，如今他将证明自己绝对不辱封号。据说，他找到当初逮捕他的保卫部人员，先把他们杀了，然后自尽。
一九八五年底，我们家出现一个极为迫切的新危机。懂化学的四叔在酒厂工作期间给家里带来莫大好处，现在竟遭无预警革职。难道有人在报复他？还是想藉此提醒，他始终只是个一无是处的囚犯？无论原因为何，有一天他突然被转往营内的苦役区。耀德众多惩罚之中，苦役大概是最可怕的一种，幸存者屈指可数。苦役劳动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囚犯早点向阎王。报到。在严密的武装监视下，四叔被逼着日夜工作不得休息。苦役区位在集中营遥远的一角，远到四叔晚上也没时间回营舍休息，只能就地睡个三、四小时。听说在这种情况下，苟活三个月已是极限。四叔撑了整整四十五天，直到营里某位保卫部人员出面替他说项——四叔口风很紧，对这名保卫部人员走私酒品的行径未曾泄露只字词组——四叔才逃过一劫。
第十四章 耀德之恋
耀德禁止囚犯有性关系。情侣遭人举发，男性会被关进禁闭室。警卫仗其权威非礼女受刑人，也要比照办理。若活着走出禁闭室，该名男子将移监其他集中营。女性不用受禁闭室的折磨。她们的惩罚是接受公众羞辱，被迫站在全村村民面前重述亲热的过程。警卫总是嫌她们的故事不够生动，令人失望，然后命令她们仔细描述自己如何抚摸另一半，男方又做何回应。警卫想知道，他们的双手与舌头到底做了什么，以及他们缠绵的姿势。人群里总会传出小朋友神经兮兮的笑声。这就是我们的性教育，内含高剂量的窥视癖好。我们的心情五味杂陈，既热烈又羞赧。警卫狂喜的脸孔满载愉悦与恫吓，女人的表情既陶醉又感到丢脸，围观群众则暗自窃喜：三者形成一幅相当谎异的画面。：
曾任集中营警卫、后来逃往南韩的安明哲{24}透露，他在营中曾目睹警卫以野蛮刑罚，对付与人发生性行为的女子。有一位怀孕的女子被绑在树干上遭人鞭打，有一位胸部被切除，甚至有位女子被圆锹柄性侵至死。我本入只见过女子公开认罪。
在耀德性关系被禁止，是怕囚犯孕育出新一代的反革命分子。北韩政府笃信优生学，血统或背景不良者应该从世上消失，最起码也该杜绝其繁衍。有一次，我看见一名保卫部人员逼迫孕妇脱掉衣服，当众露出便便大腹，然后开始对她辱骂动粗。
「妳这个反革命分子，胆敢生小孩？」警卫一边挥拳不忘痛斥。「妳这个卖国贼家庭生的。我连提都觉得汗颜！」
不幸被发现怀孕的女子通常会被迫堕胎，负责操刀的是一位当过医生的受刑人。堕胎得在无麻醉、缺乏适当手术器材的情况下进行，想到就令人冒冷汗。即便少数女子成功人耳目，十个月后顺利生产，最终下场也跟堕胎没两样。婴儿一出生马上就会被警卫掳走，从此音讯全无。耀德有两位妈妈成功保护孩子躱过死劫。其中一位妈妈很后期才被发现怀孕，产后始终拒绝交出新生儿。在众人围观下，她告诉警卫，如果他们想杀了她，悉听尊便，但她绝不会交出自己的孩子。她说他们无权夺走一个无辜孩子的性命。
这位女子哭喊道：「你们这样违背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我们伟大的领袖若是知情，他一定会非常地不高兴。」她还说，她打算与孩子的父亲结婚，不会让孩子成为私生子。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警卫竟踌躇不决，最后就这么放过了她和孩子。
我记得这名女子，因为她是我一位朋友的姊姊。她的父亲是驻日劳动党干部，也是金日成忠心的追随者，曾因在京都市政厅大门前悬挂朝鲜国旗被。捕。搬回北韩后，他拒收朋友从资本主义日本寄来的礼物。这样一个留着共产党血液的人，竟也难逃被捕的命运，被当作密探连同亲属一起下放劳改。
他的女儿体格健壮过人：我曾看她在田里工作，比许多男人都还有力。但爱情毫无道理可言，她竟与营里一位警卫坠入爱河。她的孕事被人发现后，那名警卫坦承犯错被关进禁闭室，靠着爱人偷塞给他的野鼠与青蛙，勉强熬过折磨。他重见天日时形容枯槁，一百七十八公分的身躯四十公斤不到。他连站都站不稳，只能躺在担架上被人抬出。女子不仅帮助他恢复元气，同时还不可思议地一边抚养小婴孩，一边照常工作。这孩子确实也安然长大了。我后来得知，一八九年这对情侣获释且结为连理。耀德的恋情不是悲剧收场，就是昙花一现，长期营养不良会改变一个人的欲望。
尽管阻碍重重，但爱苗不灭，甚至还造就了几名英雄。有位男子在一九八六年被遣送至耀德，时年三十。他长相英俊且身形魁梧。据营内传言，他至少与二十八个女人有过亲密关系。他花名在外亦无损行情，或许身价还因此水涨船高。然而，享乐是得付出代价的——风流情史让他三进三出禁闭室，每次长达三个月。从没有营囚熬过这么多次的禁闭惩罚，而且他每一次都安然无恙地离开，甚至毋须他人搀扶，彷佛这是小事一桩。我们封他为「钢铁人」。韧性与诱人的魅力，使他成为耀德最出名也最令人佩服的受刑犯，就连警卫都甘拜下风，对待他与别人不同。
我不晓得他是否还健在。如果是的话，我相信他还在第十五号营，因为每进出一次禁闭室，就延长五年刑期。
第十五章 山中逗留
我在耀德的最后两年不像前八年那么辛苦。一九八五到一九八七年期间，我很幸运被转调到营区的偏远地带，负责较不吃力的劳动。在那里，我比较有时间独处，让自己摆脱吊诡又残酷的例行公事。韦诡在于警卫的蛮不在乎，在于他们变得兴趣缺缺，最终无心看管我们的工作表现，以及我们习惯用黑色幽默面对悲惨命运的愤世忌俗。残酷在于惩罚和意外事故。不过生活偶有奇遇，有些甚至乐趣十足，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玩。
五月的某天，我们参加名为「支持伟大领袖，为党多挣些银子」的活动，十几个年轻人上山采摘野蔘，意外撞见一只熊。有个朋友到一旁解放时，看到黑色、会移动的庞然大物，为了说服自己安全无虞，他捡起一块石头丢过去。那只熊发出怒吼，开始追着我们跑。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巨型动物能够跑得这么快！所幸牠很快便失去兴致。我们又再跑远些，然后停在一块田中间。气喘吁吁的我们，突然发现四周长满了野蔘。那只熊竟成了我们的向导！
托某些善心警卫的照顾，我和另外两位营囚幸运获选为牧羊人。这项任务不如大家想象中容易，得负责照顾几百只羊，而当局总是再三盘点羊只数目。不过这份工作比较自由，而且还有羊奶可喝，对我的日常飮食不无小补。如果我的陷阱告捷，偶尔还会捉到一些嚼齿动物或蛇。一九八六年四月到八月，我得到一份更好的差事，担任助理养蜂人。警卫的信任给我带来不少好处，他们常背着上司偷采蜂蜜。
熟悉山上的一切以后，警卫往往命令我协助掩埋尸体。在我记忆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金秀罗（音译)。这个年轻女孩死于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六日，那天正好是金正日的生日。她是家里五个小孩中唯一的女孩，长得很漂亮，但长期为肺结核及营养不良所苦。为了参加敬爱领袖的庆生活动，她用仅存的精力盛装打扮。这个年度庆典通常也是当局宣布释囚名单的时候。她希望她家能雀屏中选，却在抵达典礼现场时倒地不起，再没醒过来。我们都很爱她，认为她应该有尊严地下葬。为此，我们拿邻近锯木厂的废弃木板，拼凑出一具棺木。当我们扛着她的棺木上山时，还能从木头缝隙看到她的遗体。到了埋葬地点，从地面往下约六十公分的土都结冻了，因此在开挖墓地之前，还得先升火给土壤解冻。来年舂天，地基稍稍移位，她的遗体开始暴露在表土之外。我重新覆盖墓地，好让女孩依然能有个象样的安息之所。
一个人在山上能脱离警卫的魔掌：诸如殴打、强迫劳动，以及种种做牛做马的苦工。在官方认可的处罚方式中，并没有毒打这一项，但它却是营里最常见的处罚方式。无论大人或小孩，都可以因为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遭毒打。例如，南韩政府使用气球向北韩撒传单，营囚发现这类传单应交给警卫，否则也不该读而是直接撕掉。不过传单能充当卫生纸使用（虽然既粗又厚)。有一天，一名刚来不久、还不了解状况的囚犯发现一张揉成一团的传单，赶紧交给警卫。警卫起先很得意，但在打开那张纸的瞬间表情大变。原来那张传单已被人用过。那名倒霉囚犯被怒不可遏的警卫痛打一顿，几天无法走路。
好运气让我一再躱过这种毒打，而且避开营里最危险的工作。并非所有孩子都那么幸运。
一九八六年春天，三名同学被送到金矿坑工作，负责安装和引爆炸药。他们必须先点燃引信，然后再跑去找掩护。他们那天一定是累坏了，人还没跑远炸药就引爆了。他们之中有两人遇难，另一个跑到隧道转弯处，在部分掩护下，半边脸部遭炸毁。可怜的孩子！警卫对于如何分派小孩的工作丝毫无顾虑。事实上，他们也比较喜欢让小孩做这份差事，因为他们体型娇小且手脚敏捷。在耀德，矿坑意外是继营养不良之后的第二大死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倒下的大树还多。此外，崩塌及工具使用不当亦导致数不清的伤亡。
像我这种细皮嫩肉的都市小孩，能活着离开算非常走运。然而，我能保住小命，都要感谢严酷的生活条件和永无止尽的劳动工作，因为这使我没有多余时间去哀叹自己的处境。我的每分每秒都被占据。在残酷无情的威胁下，有许多教训要学习，许多树要砍，许多袋黄金矿砂要扛，许多兔子要照料，以及许多玉米田要收割。努力求生存和遵守命令是我生活的全部。幸好我能将自己的处境看作命运。我若看清自己身处地狱，肯定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悲惨的绝境。没有什么比胡思乱想更能加深一个人的忧郁。
可我并非总是能够击退不幸的感觉。例如，我曾梦见自己或别的囚犯被倒下的大树压死，或像那些不幸遭绞刑的囚犯被人掷石鞭尸。夜晚，我力谓从记忆中抹除的景象又重回脑海痛苦的呼喊、扭曲变形的脸、被打断的肢体。当我闭上双眼，每一扇抵挡恐惧和记忆的门全都打开了。平壤偶尔在梦里出现，那给我带来一种莫名无用的痛苦；有时候，我在想究竟集中营和平壤，哪个才是梦。我有点像庄子，梦醒时自问：「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死亡不仅在夜梦中纠缠我，有时也现身白昼，搅乱我求生存的强烈欲望。和周遭地狱般的恶劣环境相比，死亡似乎更可亲；但只要一想到要被冰冷潮湿的泥土吞噬，我又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多年过去，另一种感觉开始搅扰我的日常生活：不公平的感觉。每当我想到所受教育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差异，不公平的感觉就愈衣愈强烈。我和祖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转变甚大——我们先是诧异，后来觉得一切太不公平，这感受最终转化为反感和沉默控诉。一直以来，我们被教导不论思考或说话，都得符合伟大领袖不容反对的至理名言，警卫的所作所为却一苒违背这些原则。我几乎能背出整篇《给钟爱朝鲜儿童的一封信》，这是金日成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为庆祝儿童节所写的文章。「儿童就是国家和未来的宝藏……」然而我却要为祖父所犯的罪行付出代价。我不再是金日成眼里的宝贝。我是一名囚犯：肮脏、衣着褴褛、饥饿、筋疲力竭。金日成的嘉言美句遭人侮辱，却没有任何人因此受罚。
为什么我们得与世隔绝？假如我们毫舰机会重新融入一般北韩生活的世界，为什么要将我们贴上「犹可救赎」的标签？所有尝试与外界沟通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某个囚犯有一些生活宽裕的亲人住在日本，他贿赂一名警卫与亲戚取得联繋，当营内高层发现有此一事，该警卫也成了阶下囚。就连我们盼望已久的获释，也是到最后一刻才得到通知。
第十六章 集中营十年：金日成，谢谢你！
结束恶梦的这天终于到来。最近，警卫对我们的态度与以往不同。不过，我们并未多做联想，改变似有若无，而且用意无从得知。有些警卫，特别是协助我四叔逃离苦役区的那位，让我们知道保持低调、加倍努力，对自己才最有利。不过这类叮咛屡见不鲜，上头经常为了激励我们辛勤工作，用一些不实希望吊人胃口。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六日，村里所有囚犯被召集到一处大会堂，齐唱颂歌庆祝金正日的生日。营里的保卫部首长着全套军服与会，发表演说盛赞我们敬爱的领袖仁慈宽厚。演讲结束，囚犯在指挥下合唱著名的〈金日成将军之歌〉
长白山绵绵山岭，沾满血印。
鸭绿江曲曲蜿蜓，飘着血痕。
今日自由朝鲜光荣的花环上，
放射着灿烂的神圣光芒。
啊，那令人怀念的名字！我们的将军！
啊，那光辉的名字！金日成将军！
保卫部首长接着宣布我们当中有人获得特赦。当官员准备宣读名单时，群众先是一阵骚动，而后鸦雀无声。每年一月十六日都会公布特赦名单，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我们家中奖了。听到我们家被点名，一时间有点反应不过来。坐在我旁边的四叔非常紧张，极力按捺内心的喜悦，不形于色。耀德有效地纠正了我们错误的意识型态，又是如此彻底地浸淫在金日成思想中，为离开此地感到开心可是不恰当的举动。后续宣布的名字，我们已无心再听下去；四叔靠过来，在我耳边轻声道：「我们还是可能出得去！我们还是可能出得去！」
我不敢想太多。这消息意义非凡又令人相当不安。我想跟祖母和父亲讨论这个消息，但那天他们生病，没办法参加庆生活动。营长随后解释，金日成主席和他的儿子——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正日，做此决定，是因上述犯人证明他们在思想上已有进步，因此给予他们在耀德之外报效祖国的机会。其余犯人应谨记，这证明了我们的领袖对我们照顾有加。
简短的评论之后，两名犯人代表走上前，对众人发表演说。第一位是即将获释的囚犯，第二位则要继续留下。在极机密情况下，他们被秘密告知获释名单，以便准备讲词。即将离开耀德的那位代表先发表演说。他隐藏对党残存的任何不满，一再夸赞我们的领袖英明有远见，感谢党的宽宏大量：「尽管我们曾犯罪，但在伟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恩赐下，我们将得到释放。我们由衷地感谢党，将竭尽所能不辜负党的决定。我们还要感谢耀德营区的诸位领导，用最纯正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协助我们了解所犯过错的严重性，对我们和我们的家庭进行再教育，并供养、照顾我们……」
接着由续留营囚的代表致词。他在耀德已待了十年，也很希望能够离开，但始终无法如愿，而且没有人能告诉他为什么。然而他还是得准备一篇讲词，感谢党和伟大领袖所做的英明决定，让尚无法以一般百姓身分加入革命志业的囚犯继续留在营里。「党给我们机会继续改善自己。我谨代表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感谢党，并承诺从现在起我们会更努力，好让我们有一天也能获释。」典礼在大家恭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健康长寿的颂讃声中结束。四叔和我赶紧跑回营舍，家中两个病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祖母似乎掉了几滴眼泪，又或者是父亲。美湖始终安静，但整个人容光焕发。
第二天，获释的家庭被召集到村里的保安办公室，在那里我们签署了一份文件，承诺绝不透露有关耀德的任何讯息，或关押期间曾目睹的一切。我们了解，只要吐露关于耀德的只字词组，就会得到「适当的惩罚」，好比遣返耀德或下放到更糟的地方。我们在文件上盖指纹，并等候下一步指示。获释家庭约十户，总的来看，这件事在耀德带来的泪水和痛苦远多于欢乐。有许多家庭跟我们同时来到集中营，甚至早在我们之前，但他们至今仍未获释。难道他们将死在这个受诅咒的地方？和那些人眼神交会时，我隐约有一种罪恶感。我不敢看他们，不敢面对那绝望中时而掺杂憎恶的表情。留下的囚犯中，有个女孩年纪比我大一些。我们曾经一起工作过几次，因此成了朋友。当她听说我要离开时，泪流不止，伤心我们就要分别，也哀悼自己的命运。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我_说什么？当抱持希望的唯一理由被无限期地一拖再拖，她还能期盼什么？要和李思奉与他的日本趣事分离，也让我感到非常难过。还有其他营囚给了我友谊和度过难关的勇气。我和他们一起分享烤鼠肉，一起咒骂「野猪」；和他们一起安葬那位美丽的女孩，一起拿那个密告者的尸体出气。我曾经在革命电影进入具教化意味的片段时，因为听到一名犯人放屁忍不住笑了出来，也曾经顶着滂沱大雨在山里发抖。过去十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从我心中掠过。我想我其实有点害怕离开那个地方，害怕再也看不到群山环绕。在内心深处，我已爱上它们。它们是我监狱的铁栏、生活的框架。它们是我的苦难和人生，两者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我最深刻的记亿都和这个让我受苦最多的地方有关。那是一种奇特、复杂的感觉，毕竟耀德依旧是泯灭人性的地狱。
我当然很高兴获释，但离开这个待了这么久的世界，让我充满焦虑。十年，占了生命的一大块！我出去后会遇到什么事？除了快乐，我也感到有些郁闷。我曾在早先离开的犯人身上见过这种复杂情緖，我天真地认为自己会不一样，这一定写在我脸上，盖过一切其他情绪。而今，轮到我重获自由，我的思绪和情感却和那些人一样困惑。我是靠吃鼠肉和青蛙长大的，我心想这就是我的生活，而事实的确如此，我早已习惯过这样的生活。对我而言，突然转换到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很奇怪。大人的反应不一样，因为他们有其他生活经验可供参照。但他们也并未因而喜笑颜开。举例来说，祖母就完全无法坦率面对。「喔，看样子我是不会死在集中营里，」她面无表情地说道：「所以我终究还能见见其他的孩子。」我当时并不了解她其实是多么愤怒，对于在耀德浪费的十年生命，以及重拾圆满生活的渺茫希望，她和父亲与四叔都满心愤恨。
我会想念这里的景致、村民、友谊，以及共度的时光。但在十五号集中营日复一日求生存的挣扎，激不起任何怀旧情感。我在这里没有学到太多。有些在苏联古拉格待过的人，把集中营说成是他们的大学，但那不是我的大学。我在耀德学到的唯一教训是，人有作恶的无限潜能。除此之外，集中营里不存在社会身分的分野。我曾相信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但耀德让我发现事实不然。在营中，人跟野兽没有两样，除了非常饥饿的人会去偷自己小孩的食物，而动物或许不会。我看过许多人死在集中营，他们死后看起来跟动物差不多。
在离营之前，我们把工具当作临别赠礼送给朋友和邻居。这些生锈变形的器具是少数我们可拥有的私人物品。
解放日终于来到。那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底的事。几名营囚陪在我们身旁，直到必须挥手道别为止。那是非常悲伤的一幕。我们晓得我们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但仍试着安慰，说他们有朝一日也会获释，所以务必保重。尽管希望渺茫，而且这番忠告很可笑，他们还是同意地点点头。我们搭上和十年前来集中营一样的卡车离开。车子发动时，我回想起我们离开平壤时的情景，想起母亲脸上挂着两行泪，渐渐消失在远处。这影像给我出乎意料的冲撃——因为我几乎已忘了母亲的存在。关于她的记忆已变得斑骏而遥远，感觉好不真实。现在，随着卡车摇晃起动，她的样子又闪过我脑海。一瞬间，我发现离开集中营使一家团圆成为可能，从现在起，
我又可以想她了。我将不再为思念母亲感到痛苦，或自觉愚蠢。这回忆以及它可能代表的意义，占据了我的心。，
开了约四十公里后，卡车进到一个村子。在获得固定住所以前，我们将暂时住在这里。在北韩，每个「道」底下包含了几个「郡」，一个「郡」又分成许多「区」(或里、邑)。从现在起，我们不能离开所在区，这个区归耀德郡管辖。所有刚获释的犯人都受这项限制。我们头一晚是在一间破烂的小旅馆度过。在那里我梦见自己还在营里，一觉醒来，我还是觉得自己在营里，直到瞥见白色地板才想起我人在「外头」。在集中营，我们每天早晨五点会被铃声叫醒。这里没有铃声。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又过了好一阵子，才全然接受自己已来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里四面都是田野。我们首先被派到郡内某农业区，在集体农场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如今我们恢复自由身，吃得比过去丰盛很多，三餐常有米饭、豆腐和银鳕。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事，饥荒尚未在北韩生根蔓延。
我们在农场工作没多久，四叔便获准前往平城。在平城，他可以发挥其生物化学专长。我们其他人则继续留在耀德郡工作，直到四月才离开。
北韩每个区都是由两个委员会管理：一个是行政委员会一个是党委员会。当我们重返平民生活，保卫部便把我们交给由前者掌控的「工作部门」，由他们分派我们到集体农场工作。当然，我们被贴上获释犯人的标签。在北韩，身分证都会注明公民最近的职业，我的载明我曾在二九一五部队工作。这对一般民众意义不大，不过保卫部人员一看就知道眼前的人曾是政治犯。在住家附近和工作场所，我们时刻受到保卫部人员和密告者监视。营外的密告者普遍程度可不输营内。当然，北韩每一个人都受到监视，身为获释狍人，我们受到的监视更密集与频繁。怪的是，他们根本毋须监视我，因为我的脑子里就住着一名警察。集中营把我训练得很好，导致每次遇见保卫部人员，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对他们九十度鞠躬。这常逗得我那些新朋友哈哈大笑，也因为这样，我才慢慢改掉这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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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和我不想待在乡下，但公民想离开所属郡治，必须得到他的工作大队、警察，以及地方保安办公室的批准。获释犯人还需额外取得保卫部的批准。幸运的是，我们有许多亲戚躲过下放劳改的命运，其中很多人都乐意伸出援手，尤其是父亲的两个妹妹和我二叔。身为政治犯的亲戚，他们许久以前就被赶出平壤，散居到其他小城镇和村庄。(我的一位姑沽后来搬到长津。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麦克阿瑟率美军撤退时在这个山中村落惨败。)
不过，我的亲戚们和北韩其他民众享有相同程度的自由。透过贿赂，二叔得以将父亲这边的亲戚全聚到茂山郡。就在那里，他遇到我们过去在耀德的一位邻居，获悉我们获释的消息。
二叔迅速安排全家人搭长途火车，风尘仆仆来到我们所在的耀德郡。那次团聚非常感人。起先，二叔、三叔认不出我和美湖，但一阵沉默之后，我们互相投入彼此的怀抱。他们一直没有。我们的消息，已做了最坏打算。欢笑与泪水交织着那个夜晚。
亲戚来访前，我们穿的是离开集中营时保卫部人员配给我们的衣服。获释犯人拿到的衣服都一样，虽比集中营的制服体面，但剪裁、样式相同，丝毫不具备高雅气息，导致我们看起来和营囚没两样。多亏亲戚们带来日本制衣物和内衣裤，我们瞬间由乞丐变成有钱人。二叔和两位姑姑跟我们住了将近一星期，竭尽所能地为我们打气。老天，我们何时需要别人打气了！
一起工作的农民并不同情我们的遭遇。对他们来说，获释的反革命犯人就是有问题的坏人。他们当然知道耀德的存在，就像每个北韩人都晓得国内有个集中营网络。可是他们不清楚集中营的总数，到底囚禁了多少犯人，或是犯人下放后的遭遇。但大部分北韩人善良而真诚；后来，这些农民渐渐了解遭下放劳改，不必然代表我们就是壌人。随着距离的拉近，我们愈来愈能够和他们分享一些心路历程，但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从不透露细节。最后，我认为他们。真的对我们产生好感，也打心底怜悯我们的遭遇。
集体农场生活总是由全体大会揭开一天的序幕，提供我们日常所需的政治洗礼。主持集会的党书记通常仅重述金日成最近的一些演讲，或宣读《劳动新闻》的一篇社论，不过若受到最近发生事件的启迪，他也能滔滔不绝地说上一个半小时。演讲结束后，接着由一名党干部负责点名，要大家前往办公室领取指定工作。在冬天，大部分农工会转调室内维修工作。北韩农民不晓得休假的意义。他们为挣点微薄工资而辛勤工作，有时还没办法拿到现钞，只领到粮票。粮票可在任何地方兑换金锳，但到了一九九〇年后，在许多地区也变得一文不值。
多亏叔叔，以及他四处发送的人情礼物，我们一家很快便搬到本区工业中心的邻近小镇，在那度过三年，从一九八七到一九九〇年。工作也由繁重的农务，变成在较不费力的商店和工厂上班。离开农场也让我们不致被归类为农民，永世不得翻身。在北韩，农民的子女一定还是农民，无法晋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除非从军或透过层层贿赂——而后者若没有海外关系绝不可能办到。过去，农民还能藉由与城市居民结婚，以脱离下层社会。可是一九八八年修法之后，农民与城市居民结婚，后者的社会阶层会被下调，除了迁居乡下别无选择。
第十七章 北韩天堂
我们从集中营获释，对改善父亲的健康并无太大帮助。他已经病了很久，我们还在平壤时，他就没去治疗他的溃疡。一旦进到耀德，动手术更是不可能。说真的，以北韩医院的条件与设备，我不确定他能否活着离开。从好的方面来看（假如可以这么形容的话)，在耀德，他因健康不佳且身体虚弱，而免于从事苦工。父亲手巧，很幸运被分配从事木工。他平静、沉默寡言，认命而不发牢骚。和美湖一样，父亲生命中最大的资产也许是低调不受瞩目。在耀德的时候，他从来不打别人的小报告。他在营啰度过的十年，无疑是失落的十年——满布艰辛且饱尝念妻之苦，但这段日子却也出奇地平静。然而，他的命运太过坎坷。他的艺术梦碎，妻子不见人影，只能制造凳子和扫帚度过漫漫长日：忍受这些刻骨铭心的痛楚和折磨，究竟是为什么？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底，他的病情恶化。尽管疼痛不比过去几次发病来得厉害，如今他已卧病在床。我记得父亲临终那天。他闭着双眼平静地躺在床上，突然间身体松了一下。他轻轻地做了个手势，嘴角泛出微笑，我后来才了解那是他最后的道别。他就这样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当下甚至没发觉。那一幕改变了我对死亡的看法。过去，死亡总是戴着一副恐怖的面具，
我没想过它能如此平静。我从此不再害怕死亡。父亲让我明白，死亡可以是一瞬间的微笑。
接下来两天，我们按朝鲜传统为父亲守灵。亲友们聚在一块儿喝酒、吃面和玩牌，邻居也过来帮忙打理准备工作；北韩政府给了我们三十公升的酒，这是公民死亡所能领到的配给。透过贿赂，这三十公升酒后来增加到一百公升，接近一场象样丧礼所需的分量。我把父亲葬在山上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朝鲜人相信，墓地挑选得宜能为死者的子孙后代带来幸福。有时我认为自己后来的好运都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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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世前都未再见到母亲。事情按理不该如此。我们行动虽受到限制，但她可以向当局申请通行许可来探望我们。真正的阻碍在于，我们根本不晓得她在哪里。在西方，若要寻人，可查找电话簿和警察确认，或在报纸刊登广告。不过北韩没有这些门路。后来我们重聚完全是靠运气。母亲的么妹住在南浦，她遇到一位从耀德获释的囚犯，此人与过去在集中营的狱、
友还保持联络，其由一些人知道我们的下落。透过他们，我们得到阿姨的住址，但这天上掉下来的好运却让我明白自己对重聚毫无准备。我非常想见到母亲，但对于她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跟父亲离婚仍存有疑虑。这些挥之不去的疑虑，主要是源自于祖母。祖母直言无讳的影射可能影响了父亲，导致他不向过去认识的朋友打探消息。而这些人或许能帮他重新与妻子取得联繋。还有什么事让我对见母亲一面感到犹豫？过去十年，祖母养育我们、支持我们、保护我们。我们已成了她的小孩。我是不是担心与母亲团聚，会让她觉得失去了我们？不管理由为何，直到一九八九年祖母去世之前，我都没循着那个地址去找母亲。
我们获释后两年，祖母身体依然硬朗。她大多待在家里，有时下田从事一些简单的农务，好比除草或采集野菜喂兔子。一九八九年初夏，天气异常炎热。六月二十五日，为了祖母准备的午餐，我和她起了一场无谓的争执。后来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决定早点回家向她道歉。我回到家，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接着邻居跑来告诉我，说祖母倒在田中央。我拚了命跑到田里，发现她躺在那里动也不动。我们将她抬回家，遗憾的是，她已没了气息。祖母大概是死于脑溢血。对妹妹和我来说，这是个沉重的打击。我们和祖母相依为命，多亏她，这个家才不至于支离破碎。如今美湖和我再无依靠了。一直到后来，我想起她时才能少一点绝望。六十岁以前，祖母始终貌美如花，可是进入集中营短短一年，便成了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瘪嘴子。糙皮病和内出血也在她的身上留下痕迹。可是，身为济州岛的女儿，她战胜了每一个考验。
祖母去世后几个星期，妹妹和我写信给南浦亲戚，询问母亲的消息。一九九〇年一月，我们获准前往平壤，探视住在那儿的母亲。她流泪描述我们离开后这十三年悲惨岁月里所发生的事。轮到我们诉说自己的遭遇时，她坐在椅子上目瞪口呆地聆听，完全没有插话打断我们。不过，她也不敢吐出任何冒犯政权的话。难道她对国家仍死心塌地？她仅勉强说道：「你们运气真是不好，这都是命……」我们被下放耀德后，她相信自己很快会被当局约谈讯问，然后送进集中营跟我们关在一起。但保卫部人员始终没有出现，最后她干脆自己找上门。她希望当局准许她跟我们同进退，但保卫部人员懂得让她知难而退。「妳真的想要被判刑治罪？」他们问她：「妳要晓得，我们可能连妳所有的兄弟姐妹，连同他们的小孩都一起送走。」
母亲以为她再也见不到我们。保卫部人员连一点希望也不留给她，跟她保证我们会在耀德待到命丧西天为止。她什么也不能做。回到家中，她把准备带进耀德的食物和衣服全拿出来。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她独自一个人住，心情沮丧且病痛缠身。
她住在平壤市中心的小公寓，有_一间主卧房、蔚房和小洗衣房。每次我们去家里拜访，她会花好几小时为我们准备丰盛的餐点，对于能够重温母亲的职责感到开心。有一度她考虑离开她的公寓$搬到离我们更近的地方，但我劝她不要。她很幸运才能住在平壤，而且还在便利服务委员会工作。便利服务委员会是负责配销消费物品的政府机关。我承诺我们会尽可能常来看她。在耀德期间，我曾对她没加入我们感到憬怒。我当时不了解她的处境。我不晓得国家不仅能将父母亲分开，也能强迫他们离婚。如今，我希望母亲不要因为我离开北韩而对我生气，我也希望她能了解我，胜过我对她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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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自有安排。祖母去世后几个月，美湖和我搬到平城和四叔住在一起。不久之后，四叔娶了老婆。美湖决定进护理学校念书。如今我们离开集中营，我终于有机会好好了解我的妹妹。在耀德，劳动让我们没时间相聚：我从事的是户外劳动，美湖所有时间都待在营里的纺织厂，回家只是吃饭和睡觉。获释之后，我才发觉她的变化有多大。她现在十八岁，美若天仙。在集中营，制服、尘土、长期营养不良，让所有人都其貌不扬。如今重获自由，美湖的美貌很难不让人注意，那些意乱神迷的朋友们向我称赞她的魅力时，我总是感到非常骄傲。她追求者众多，多到连我都受不了，尤以一位北韩人民军军官追得最勤。他似乎是个不错的人，体格强健，曾在一次跆拳道全国比赛中获奖。为了巴结我，他常从军营里偷渡一些米和燃油给我，让我觉得有点厌烦。现在回想起来，他其实是个很古怪的人。身为师团将军的司机，他见到街上的狗就想辗死牠们。这个癖好为他带来灾难。有天他狂追一只速度很快的狗，不料煞车失灵，将军的车子直接冲进田里，最后傀被判刑一年，自此我再也没见到他。
老实说，我享受与他的谈话。他消失了以后颇令我怀念。我离开耀德时，也离开了我仅有的朋友。我后来跟其中几位重新取得联繋，这种关系往往坚若盘石。我和过去在耀德的一位队友就是这种拜把关系。获释后，他靠旅居日本的姊姊寄钱维繋生活。按照北韩的标准来看，他算是有钱人，财富带给他极大的权力。举例来说，财富让他得以和父亲安排的媒妁之妻离婚。送个「小礼」给行政官员，搁置了几个月的档案便不可思议地出现在他眼前。后来他用同样的方法摆平殴妻案（第二任妻子)和新欢之间的龃龉，以及二度离婚所衍生的各式法律问题。只要一点油水就能把事情压下来。在北韩，事情的运作方式往往如此金钱和暴力取代了法律与秩序。我们甚至有句俗语形容这种状况：「法律远在天边，拳头近在眼前。」政府不厌其烦地抨击资本主义，却创造了一个金钱独大的社会，其严重程度超越我走访过的任何资本主义社会。发现自己不该从日本返国的北韩侨民，唯一的长处就是行贿。他们唯有靠钱，才能对付北韩同胞对他们的不信任，以及警察露骨的敌意。警察总是怀疑他们从事间谍活动，而且一天到晚想破坏大众治安。
暴力随处可见。这个国度不容许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怜悯。每个人都威胁别人，也被人威胁，打人，也被打。有了在耀德上学的经验，我也变得很暴力，对伤害别人不会感到不安。一直到我离开北韩，才再次表现得像个正常人。记得有一次，我在四月十五日金日成生日当天遭人攻撃。每次国定假日，大部分人就在市区里闲逛、喝酒、找人吵架。在北韩，打架本来就是违法的行为，但在金日成寿诞这么庄严的日子，打架可是犯了政治罪，会被送去劳改。我们和另一帮人错身而过的时候，我正和一群友人在路上溜达。叫嚣几句之后，双方人马直接开打。有一度，我被好几个人压在地上，然后开始胡乱挥拳。有一拳直接打在一名前陆战队员的眼睛，而他是那帮人的首领。他痛得缩了回去。我利用他迟疑的空档，拔腿就跑。我跑得正是时候。过没多久，几名保卫部人员来到现场，逮捕了一些人。那天傍晚，坐在门外和妹妹的男朋友聊天时，我见到那帮死敌从街的那头走来。他们一帮人大约二十个，有些挥舞着斧头和铁铲。这次我真的吓坏了。不过妹妹的男友挺身而出：「假如你们要伤害姜哲焕，得先把我杀了！」还好有他介入，我和被我挥拳打伤的帮派领交谈。我向他道歉，他则称赞我：「你很强壮，姜哲焕。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揍我。」我们化敌为友，从此我成了他庇护的对象。街上的帮派秩序还是维持原样，而我已没什么好怕了。
我的行为是渐渐改变的。在集中营，我挨打却不能还手；现在我重获自由，只要被打一定反击。然而，我排斥暴力。我打架，却对自己动手打人感到恼火。而且无论我再怎么努力去避免，暴力老是找上我。有一次，某帮派拿瓶子猛打我，我没有尝试反撃，而是跑去找附近一位警察帮忙。这名警察曾收过我的小礼物。他循线逮到攻击我的人，把他们关了起来。然后他把我找去。「如果你想，可以进去牢房痛打他们一顿。但我不想惹麻烦，所以别把他们打死了。」我动手揍了其中一人，然后自觉惭愧不已，便收手，离开牢房。
经过这件事后，我参加了跆拳道课程，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也阻止别人找我麻烦。耳语传开后、没有人再味骚扰我。北韩的流氓与帮派，看不起重获自由的政治犯。许多帮派分子都坐过牢—这是每个北韩人民的权利，不过他们家人不会受其拖累而入狱。这些恶棍认为，政治犯在耀德的悲惨遭遇，跟他们在狱中的经历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他们在监狱面对的恐怖待遇，完全是另一个层次。对他们而言，「十五号营出来的小笨蛋」过的可是舒服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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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在郡辖下的配送办公室担任送货员。由于工作地点在崎岖的山间，卡车又不够，我们经常得用牛车送货。(为美化贫困的窘况，金日成曾撰文称颂这种运输方式。)我喜欢这个工作。因为送货员一出现，总是带着他人等候多时的生活用品，所以人们很高兴见到我们，张开双臂欢迎我们，有时还给我们小费。更重要的是，藉由利用平壤和乡间的价格差异，我们还能额外经营副业。一双鞋从平壤工厂以五到十园的价格出厂，到了乡间可用八至十倍的价钱卖出——几乎是一般工人半个月的薪水。
起初，我工作非常认真，可说全心全力投入。耀德把我训练得很好！我的同事和上司很欣赏我的努力，而且我曾提供稀有的木材给地方党书记，和他建立了交情。为表谢意，他常把最
轻松的路线派给我，让我有多点时间休息。久而久之，我逐渐对工作失去热忱。没有警卫从旁监视，我何苦做得比其他同事卖力。我想到其他地区探路，看看是不是有生意可做。因此，在买通党书记并取得通行证件后，我开始前往其他各郡购买商品，透过卡车运送，或私下请人搬运。我买野蔘，拿酒换鞋子，贩卖熊胆汁和麝香猫脐——对中风病患显然有神奇疗效。我并没有发大财，但生意很不错。不久，我决定和牛车和粪肥车说再见，专心拓展我的买卖生意，并得到友善党书记的支持。、
便利服务委员会有两个功能：一，安排配送生活用品给交通不便的民众；二、采购并分发配给系统无法供应的用品，平衡系统效率不足造成的缺口。这些用品包括洗发产品、糕饼、鞋子、衣服、面包、自行车等，应有尽有。劳动党的主要配送网效率愈来愈差，几近瘫痪，替代网就变得不可或缺，尽管它笨拙又时常中断。例如，我们若需要皮革或汽油，必须去找军队，军中负责管理储油槽的人，其权限比他的总司令还大！我曾经以一支精工表换得一年份的汽油。如今，这类平行运作的配送网反而比较活跃，提供做事业的人大捞一笔的机会。虽然规模不算大，但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我每个月进帐一千圜，在北韩足以晋升富裕阶级。不过，大部分民众的经济情况愈来愈糟，跌落谷底。最后甚至连粮票这种最基本的交易货币，也成了没人要的东西，因为商店空荡荡，看不到食物、衣服、清洁用品。
系统崩溃是突然发生的。最明显的指标是北韩人习惯挂在住家外墙晾干的银鳕：从一九八八年起，银鳕数量明显减少，是国家经济陷入重大危机的前奏。到了一九九年，户外墙上的晾鱼已完全绝迹。同年，国家稻米配送也出现严重管理疏失。这场饥荒当中，SW一个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面向。除了缺乏劳动诱因）肥料不足、没有堪用的曳引机，导致生产出问题，其实配送也出了问题。例如，耀德郡直到一九九〇年都辽有剩余农产，但没有火车能将剩粮运出耀德。唯一可用的替代运输是老旧不堪的卡车车队，但这些卡车动不动就在石子路上抛锚。城市亟需的稻米在乡间腐坏，而乡间民众所需的制造类产品，也离不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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