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持续恶化,农民开始饲养羊和狗,不再把全副精力放在集体农场的工作上。这也是情非得已,谁叫他们每月的薪水仅一百到一百五十圜,能买的东西少之又少。反之,一只狗可卖三百园、一只羊四百圜、一罐蜂蜜一百五十园。为免挨饿,农民开始在集体农场看不上眼的坡地与丘陵耕种,把乡间大部分地区变成当年先占先臝的「大西部」开垦。农民所展现的勇气和韧性?与我后来在首尔南大门地区见到的商人一样。他们往任在集体农场工作了一整天后,继续在晚间耕作新占的土地。在无能、腐败官僚的指挥下,农民白天打瞌睡,意兴阑珊地干活。可是一入夜,为了延续家人的生计,他们彷佛中邪般疯狂耕作。不幸的是,私人开垦成为一九九六至九七年洪水成灾的主因,因为滥砍山坡地容易造成土壤流失,导致山崩、河床淤沙堆积。党极力反对土地做为私人用途,但农民运动势力之大,逼迫党不得不让步。党从未正式修法,只是不情愿地容忍私耕行为,且1甘愿于提醒农民,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土地属个人所有,谁要是私占土地,就得冒被没收的风险。由于这类行为太普遍,党只能出面整治最离谱的土地霸占行为。这对北韩的现况颇具启迪作用,说明北韩一定会从共产主义倒向资本主义。
土地私有化(或称之为私占)的潮流来势汹汹,说明了农民为何比住在小城镇的工人,更容易取得食物。最严重的饥荒现象都发生在小城镇。但农民在衣着上却很匮乏,他们必须向游走各地的非法售货员购买衣物。这些商人从城镇的黑市或仅存的一些血汗工厂进货。有时衣物从中国走私进口。一九九〇年代初,我尚未逃离北韩时,交易的条件对农民相当不利。他们要用两公斤玉米才能换得一双四十圜的尼龙袜。一颗鸡蛋只能卖一圜,一瓶油卖十至十五圜;一只鸡六十圜;但要买足够的布料缝制一套衣服,需要一百到一百五十圜;一条日本制的裤子要价四百圜;一百到一百三十圜能买一件中国制的短袖衬衫,若是日本制的要二百五十圆。因此,从日本回来的韩侨有亲戚来北韩时,总带着满箱的袜子、衣服和酒。这些东西的交易价格可是天文数字。:
在日亲人的慷慨解囊,对我们的生活当然大有帮助。我们因而有钱买通警卫和巡逻员,并慢慢愈搬愈靠近平壤。按照法律,出狱的犯人不准离开被指定的居住区,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贿赂就可搞定一切。我们写信向亲戚求助,小心翼翼掩饰真正的意图,以免惊动信件审阅人员。北韩人民可以写信到国外,但内容不可批评或抱怨当局。十年音讯全无,突然收到
我们的来信,日本亲戚大致能够想象我们的遭遇。在我们消失的那几年,他们好几次试着要来北韩探视我们,但每次都被警察打发,说我们休假去了。于是在日本,那些突然去「休长假」的北韩人引起关注。此项议题的请愿不断扩大。在日本的北韩人纷纷上电视,谈论他们亲戚失踪的故事。这些行动或许是促成我们获释的因素之一,不过,祖父的死应该才是整件事情的关键。我们大概永远无法得知祖父真正的下场,但」般人相信,当局总是等到政治犯死了之后,再释放他的家人。
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幸运逃离北韩穷乡僻壤的可怕生活。想打个电话?你必须先接通接线人员……保持联机状态……打到日本,更是一连串关卡。当然,理论上与日本通话毫无问题。其实,只有特定(亦即具备监听装置)的电话中心才能打到日本,而且他们只接受外币。想出去逛逛?全郡只有一家电影院。虽然票价低得可笑,但电影内容不外乎歌颂北韩、北韩军队、抗日游撃队等等。每个人都辛苦度日,那些缺乏其他资源的人,生计有赖出售塑料瓶、尼龙袜和军队多出的鞋子和衣物。军用物资因耐用而受到青睐。这些「多出」的物资便成了军官们经营黑市交易的基础。黑市的存在,导致低阶北韩步兵只能穿破旧制服,和根本不能防雨的帆市靴。
为取得离开所住地区的许可,我们必须打通每个环节。买通一个地方关卡,可能只需一包香烟和少量的酒,但获准搬到平壤地区的许可,成本可就远不只如此。我们努力很久却始终原地踏步,但亲戚的来访改变了一切。保卫部人员原本对我们的请求漠不关心,一副看不起人的模样,突然间关心起我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开始愿意跟我们说话,甚至在街上栏住我们,跟我们握手!看来双方讨价还价的时机已成熟了。靠着几样颇为奢华的礼物清理障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台日本制彩色电视机——妹妹与我获准搬去平城和四叔同住。平城距平壤约三十多公里。平城的科学研究中心,要求四叔重回他下放前的工作岗位。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理工大学毕业,才识广受众人肯定。离开耀德后,他重拾化学研究,并于一九九一年取得博士学位。因为他是研究院的员工,地位和平壤市民相当,拥有不错的社会地位。,一名前政治犯能继续攻读,并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可能令某些人感到惊讶。不过,由于工作领域的关系,他其实受到高层的严密监控。他还受益于难以置信的好运:研究院的副院长是他大学室友。而这位室友的舅舅,则是耀德的管理高层,他告诉他的外甥,说四叔被捕的理由属次要情事,而且个人档案很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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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平城,我离母亲更近了些,更能够经常去探望她。有时候我跟妹妹一起去,但更常自己一人前往。我们每次见面都很开心。妈妈会为我煮一些家常菜,为我买衣服。但有些事开始
让我感到不安。由于取得进入平壤的通行许可很困难,我去平壤经常是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明显触犯法律。小区治安首长是一名女性,只要我给她一些好处,就对我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她动手取缔前,这样的违法行为还能持续多久?我不仅自己冒险,同时还陷母亲于险境。最后,我决定减少走访的次数。
我也必须开始为将来做打算。四叔希望我上大学,这一直是我父亲的心愿。现在选择上大学,就等于顺从父亲的遗愿。我参加入学考试,送礼给试务委员会的成员,考进咸兴市一所轻工业大学。我当然想进平壤大学,但身为一名前政治犯,我被录取的机会趋近于零。我到咸兴上了几个月的课,却始终觉得格格不入。问题之一,是我寄宿在一个跟我毫无关连的家庭。问题二是,咸兴排外风气重,当地人不但不喜欢来自其他地区的「陌生人」,甚至连「陌生人」踏入此地都不欢迎。更糟的是,咸兴流氓横行,害我常在街头跟人打架。我考虑转到平城的大学念书,但是平城不比平壤的大学好进入。一九九一年秋,我决定放弃学业,搬回我们在平城的公寓。
不念大学,我必须找一份差事。在考虑何去何从的时候,日本亲友的援助让我不致穷困潦倒。在西方,人们了解古巴的情况,一部分古巴人靠住在美国和欧洲的亲友寄来的物资过活。在北韩,类似的接济则来自日本。随着北韩配送系统进一步恶化,来自外侨的资助更是不可缺。一九八〇年代末至一九九〇年代初,替经有一段时间连粮票也不发了,更何况是领取配粮。取得物资的唯一办法,就是发送礼物,所幸我们在日本的亲戚,有钱到足以收买道党书记和政府领导的善意。从日本寄来的包裹和信件,每个月一次,由日本新潟出发,历经十五小时船运送到北韩元山。当然,每个包裹都会受到检查,但只有南韩的产品会被查禁。甚至连钱也可以进来。不过我们最需要的是药品和二手衣物。
至于该不该开放外国访客入境,当局拿不定主意。一方面,他们乐见访客带着强势货币前来,又担心访客可能将北韩政经陷入困境的消息散布出去。因此,每当有日本家庭到访,当局会下令整个郡必须打扫干净,让门面看起来漂漂亮亮。每一个有可能映入眼帘的村庄和房舍都得加以清理、整修。有时当局会采取更夸张的措施:事先安排我们住进一间宽敞的两房屋子,屋子后院还加盖小屋,好让我们扮演更象样的东道主。亲戚抵达前一刻,我们会接到保卫部人员指示,不能提及集中营,也不能抱怨任何事。我们可以聊天,但不准提任何可能令政府遭受批评的事。为了确保我们乖乖听话,保卫部人员全天候监听我们的谈话。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在日本由朝鲜总联带头的抗议下,当局决定将监视行动限缩于白天。其实这根本不是问题。我们若想和亲戚坦率地交谈,只需给保卫部人员一点钱,请他出去散散步即可。总之,当局实在不需担心那些来访的亲戚,他们清楚若出去乱讲话,会给自己亲人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第十八章 集中营威胁再现
大约这时候,我和朋友李永茂(音译)重新取得联繋,就是曾经在课堂上错乱发狂的那个男孩。他们家比我们早四年获释,但现在的情况是,他们似乎很快就要二度下放劳改。保卫部已开始传唤、审讯他父亲,有时也把我朋友叫去。我们非常要好,时常见面。他告诉我他的种种不安,并发泄他对政权的不满。身为获释犯人,我同样受到政府监视。与他为友可能给我带来麻烦。一九九一年春天,永茂的父亲被控批评金正日,全家又被送回集中营。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是否还活着?他一直是骨痩嶙峋,我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他常常突然间昏倒,然后在无意识的状况下冒出一身冷汗。我喜欢他这个人有想法。他是我最好也最忠实的朋友。除了家人以外,我最想念的就是他。有一阵子,我担心他若遭拷打可能会供出我们之间的反革命谈话。在北韩,每个政治犯都会受酷刑折磨:永茂曾批评金正日,唱南朝鲜歌曲,他肯定会为此遭到拷打,并被剥夺食物与睡眠。
若不是被控非法收听南韩电台广播,我也许还安然无恙地住在平城。我收听的内容包括歌曲、关于党干部不为人知的消息,以及北韩的情势分析。有个节目专门访问叛逃者,另一个节目报导全球新闻。我就是听广播才知道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推翻处决,还有南韩和俄罗斯建交的消息。尼可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Ceresescu)的垮台最令我印象深刻。他是金日成的老友,曾多次末访。我好想告诉别人这个消息。我是不是太轻率了?或许吧。但我认为自己真正的错误是太频繁并且跟太多人一起收听这些节目。我感觉保卫部逐渐加强对我的监视。那位经常照料我行政需求换取礼物的保卫部人员,开始对我敬而远之,更糟的是,他不再接受我的馈赠。难道现在收我送的礼物会危及他的人身安全?有一天,我逼他告诉我实情。「你被盯上了,」他坦承:「你一个兄弟去告密,说你收听南朝鲜广播。」在我答应他绝不透露消息来源后,他告诉我是谁告的密。我震惊不已,那个人我当他是朋友!我完全看不出他会出卖我。
保卫部人员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抓到惯犯,将他们送回集中4吕。要这些人高抬贵手,唯一的办法就是送礼,到了这个节骨眼,送的礼不但要贵重而且还要愈多愈好。我痛恨这些人。成功逃到南韩之后,我毫不犹豫,竭尽所能要让这些人日子难过。每次接受访问,我就会提自己被告发之后,惊讶地发现长期和我称兄道弟、一同收听广播的两位同伴,竟是我的审讯官。我要报复!那些龌龊小人常把别人送去劳改,他们后来可能沦落到相同的地方。我想,他们如今已赎清自己的罪,如果让我做决定,我愿意放他们自由。
一九九〇年代初,鲜少北韩人胆敢收听南韩广播。现在比较多人收听了。我的两台收音机来自平城一间商店,在那里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香烟、啤酒、衣服、鞋子。这间店独缺南韩制产品。当然,他们只收强势货币。连外国人也在那里购物。由于贩卖收音机所受监视不如预期中严密,我买了一台有注册登记的,然后再付一笔封口费,带上第二台。收听南韩广播要极度谨慎。大部分北韩房舍的隔音不佳,很容易露陷。为避免隔墙有耳,我和一起收听广播的同伴,会带着收音机,一次三、四个躱进被窝里听,只有天线露在外面。
另一项挑战是避开静电千扰。晚间十一点到隔天早晨五点,讯号最为清晰。我们喜欢收听「韩国放送公姓」(KBS)的基督教节目,那些爱与尊重自己同胞的讯息,好像蜂蜜一样甜进我们的心里,迥异于我们习惯收听的节目。在北韩,国营广播和电视、报纸、老师,甚至连环漫画,都在教导我们要憎恨帝国主义者、阶级敌人、叛徒,以及天晓得还有什么。我们也可以收听「美国之音」,了解我们被隔绝许久的国际新闻。我们渴望听见粉碎垄断谎言的论述。在北韩,一切真相都经过单一思维筛检过滤。藉由收听广播,我们找到表达心中不满的词汇。每个节目,每一项新发现,都有助于我们点滴挣脱封闭的欺骗网络。知道有一个与官方说法针锋相对的观点存在,已经是某种程度的逃脱,使人又兴奋又不知所措。举例来说,听到韩战其实是由北韩开启战端,证据确凿,我们的感受很难以笔墨形容。毕竟一直以来,我们所知的韩战是由美帝挑起。
南韩电台让我们对金日成政权的批评更为尖锐。我们老早就晓得它的种种缺点,从贪污到镇压,集中营到粮食短缺,从它对人民工作伦理的强行侵犯,到肆无忌惮的无度挥霍,为我们的偶像父子档举办豪奢寿诞庆祝时尤其不知节制。我们不乏可用来审判这个政权的证据,而且是严厉的审判。广播提供给我们的,正是我们所欠缺的:把所有证据绑在一起的连结要素。这些节目让我们P整个北韩体系有全面的认识它的起源,它目前陷入困境的原因,它夸耀自给自足却向国际乞求援助的荒谬。我认为,我和朋友们都因知道真相而自豪。我巴不得把一切发现告诉四叔,但我不敢。我知道他一定会喜欢南韩的歌曲,但我担心他会禁止我收听广播。
即便四叔不知情,我的所作所为仍有可能陷他于险境。为了大家好,我应该尽可能避开危险。我的朋友安赫(音译)住在邻郡。他也听到保卫部在调查我的风声。根据他的消息,保卫部人员正缓慢地进行布线,希望能将从事非法收听的人一网打尽。安赫也收听南韩广播,他的处境跟我一样危险。我们已走投无路:看是等着被保卫部抓走,或者尝试逃亡。两条路同样危险,但第二条路还有一丝希望。安赫有一次曾偷溜到中国,可是在回程被逮到,以非法越界的罪名被送到耀德,在那里待了一年半。我们就是在那时认识的。获释之后,我们透过书信往返保持联繋。他在一封小心编码过的信件中透露我们已陷入麻烦,必须见面详谈。我们的编码既简单又有效把真正所要说的话,彻底反转。
在那封重要来信里,安赫反复提到「一切真的都很好」、「情况正在好转」等等。他还宣称「我们朋友的婚礼」即将到来。关连虽不明显,一但我看了心知肚明。我们聚在一起,对情势做了评估,都认为逃走是唯一希望。可是,要逃去哪儿?南韩并非我们的首要目标。无论去哪儿,我们只是不想再被送进集中营。我曾怀抱移居海外的想法,为此准备了一些钱。该是动身的时候了。这件事攸关生死。假如逃跑不成被逮住,我们就会被送进苦役集中营。
计划要成功就必须保密。既然连家人都不能知道,告诉朋友更是免谈。幸好,因为我的工作是配送大豆和玉米,人们对于我每次出城好几天早就习以为常,因此,我们的离开不会立刻引发质疑或关切。当然,问题最终还是会浮上台面。只希望那个时候,我们已逃之夭夭。
对我来说,逃跑是非常艰难的决定。我必须丢下家人,还有一位我深爱的年轻女孩。我在耀德与这个女孩相识。与我们家同一时间获释,她和家人全依赖旅日祖母的援助。离开集中营后,她摇身变成一个美丽女孩,我一直想念着她;但是生性害羞,加上不断搬家,导致我很难与人维繋一段感情,而且我从未向她表明心意。在北韩,要跟女生成为固定情侣并不容易,因为社会不鼓励这种亲密关系。因此,我甚至不能将计划告诉她。要是她其实反对叛逃,或是把这件事告诉别人,那该如何是好?
安赫过着相对快乐独立的生活已好一段时间,离开个几天,还不致被他的父母发现。和他一起离开让我充满希望。我们是朋友,像兄弟一样彼此信任。有他在身边,这场冒险似乎没那
么不可能。他不是早就去过中国了吗?没错,他回来时是被雨个边防警卫架在中间,但那次经验必定让他学到一些教训。此外,他的友人曾成功脱逃。根据那个人的经验,一旦踏进中国,所有事情都会变得容易许多。
身为同伙,我的贡献在于熟悉铁路体系,以及通往边境区的路线。离开集中营后,我有阵子常搭乘往返平壤和茂山的火车,去探访住在北方的家人。身分证登记我是耀德的获释囚犯,为避免麻烦,就必须贿赂那些列车员。当列车员要看我的证件时,我会告诉他我没有任何证件,可是我的父母是日本人,而我的皮夹里有些日圆。「我需要到外地,」我解释道:「如果您通融的话,需要什么我都会给您。」我们会一起回到他的车厢,聊天,抽我的日本烟。我一向穿得无懈可撃,全身上下都是日本制,也知道如何吊对方的胃口:「您还需要什么?」我问道:
「我下次带给您。」简直易如反掌。然而,还是有一些规矩必须遵守。我不会轻易把礼物送出去:必须以细水长流的方式经营,这样受礼的一方才会铭记在心,并经常想起自己渴望的礼物。
我曾给某位列车员一台日本制录音机。他非常开心,礼着我们便像老朋友一样聊天。当他威胁一名挟带物品的女子时,我出面替她缓颊。「她看起来真的很穷,」我说:「您就放她一马……」他真的放过对方了。我跟另一位列车员诉说遭劳改的故事,他听了我家受苦的原由后,勃然大怒。但我要他别那么想。这可是很危险的。我说,那只是我们「运气不佳。如今,好好过生活才最要紧」。
整体而言,列车员是很腐败的一群人,但那给了他们人性的一面。他们渴望我们送礼,所_,以我们可以仰仗他们。他们会提供绝佳的建议,告诉我们哪几位列车员乐于帮忙,能在哪一班列车第几节车厢找到他们,我们又该从哪几个车站通过。精工表是最抢手的热门礼物。我在日本的亲戚买了十支给我,已足够我满足好几位列车员。我甚至和他们的主管成了朋友,他会事先告诉我应该搭乘哪一班列车。然后他会通知属下,确保我不会遇上任何麻烦。列车员不但不会查我的票,还经常邀我去他的车厢一起喝酒。假如我们想吃点什么,他就会出去打劫食物。他会走到邻近车厢,然后问道:「这个包裹是谁的?」总有一名颤抖不已的乘客会举起手来。「打开!」
包裹往往有从中国走私进来的食物。
「您就当作没看到,列车员同志。给自己拿些去吧。」
列车员会收下这份礼,带着食物回到我们所在车厢,继续我们的旅途。,
感谢日本亲戚寄来的钱,尽管当局坚定不移地死守共产路线,它让我了解北韩终究只渴望一件事:生活能像日本一样好。当北韩国力还未沦落到现在这步田地时——例如在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的北韩,人们最关心的事情是接近权势,以及戴一只精工表。然而,权势在今日的北韩只是个空洞概念。因此,尽管精工表还是很重要,大部分的人宁可要金戒指或金牙,而不在意权势了。我所描述的腐败其实不算什么,症结在于这个现象无所不在,而且腐败的情形,愈往上愈是小巫见大巫。我曾遇见一名前政治犯,全家大小都被送进集中营,命运和许多富裕的日本归侨如出一辙。他的父亲死在营里。由于他的母亲是某富商巨子的唯一后代,后来独自继承了大约四十亿日圆的财产。这笔钱被存进属于朝鲜总联的银行里,大部分流入北韩国库,但。剩下的钱仍足以改变这家人的处境,并为他们移除了一般北韩人民会遇上的种种障碍。这位母亲签下一纸文件,劝日本亲戚不要对朝鲜总联采取法律行动,她和家人因而获释。~
他们再也不必担心取得通行证件这类事情,因为保卫部人员会直接帮他们送到家门前。保卫部人员想尽办法飞奔到他们跟前,希望能获得一点好处。我朋友在南浦的房子,具备你所能想到的任何日本用品。他们虽不被允许住在平壤,但却有两辆丰田汽车供他们开到平壤一游。我朋友曾以一百,一十几公里的时速,不慎辗过一群士兵,他虽遭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但只在监狱里待三个月就重获自由!在多台电冰箱、彩色电视机,以及塞满钞票的大红包协助下,他成功买通法官,使案子得以撤销。此后,他变得愤世嫉俗、目空一切,不能容忍自己有任何欲望被剥夺。即便如此,他还是把我当成朋友,成为带我认识可口可乐的人。那第一口的滋味真是美得冒泡,当时正感冒的我,几乎是立刻痊愈。
第十九章 逃亡中国
我告诉家人我会出门几天。然后,在离开前夕告诉女友,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将有一阵子不能见面。我上了车,从稍微打开的车窗伸手握住她,几乎落下泪来。我欺骗了她,我就要离开这个国家,而她还以为我会回来,真教人难以忍受。我相信她一定对我用这种方式离开,打心底痛恨我。但我别无选择。
我按计划与安赫会合,然后我们搭上开往惠山的火车。我们送出少许礼物便收买了最先遇到的几名列车员,可是随着边界愈来愈近,管控工作也变得更严格更频繁。地势也对我们不利:火车在经过北部山区时速度变慢,且较不颠簸,列车长有更多时间检查身分证和通行证件。对我们来说,最安全的做法是在到达惠山之前下车,改用徒步。那时正值冬天,地面积雪至少九十公分。我们跳下火车时没受伤,但厚雪也减缓了我们前进的速度。我们在惠山停留三天,住在安赫一位独居的女性友人家。安赫是运动选手,在全国各地都有熟人,大部分是在运动倶乐部认识的。他有一个哥儿们是拳撃选手,就住在惠山。他从事走私,也是帮派老大,安赫希望他能充当中介,为我们找一位跨境向导。在没有任何指引或建议的情况下独自穿越边境,是非常危险的事。即便我们成功抵达中国,也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办,届时只会被中国警察逮捕,并遣送回北韩。
这位叫鹰脸仔的拳击手在我们到达惠山后,负责照应我们,但对帮我们找向导一事没兴趣。他花了近一周的时间劝我们放弃计划:「安赫曾经越过边界,他应该知道累犯的下场。一旦落网,他就会被送回集中营。」他眼睛狭长、明显歪斜,确实很像老鹰。这家伙给我的感觉像个流氓坏蛋,我不太喜欢他,但我小心掩饰自己对他的不信任。他认为我值得信赖,是可以打交道的对象。原来让他有所顾忌的人是安赫,但我不可能抛下他这个朋友,自己离开。我们经常跟鹰脸仔聊天,有时绕着我们担心的问题打转,这样下次才可以更直捣核心。最后,鹰脸仔终于不敌金钱、啤酒和香烟的诱惑。某晚,他坐在椅子上,试图赶走狂饮后的浓浓睡意,终于稍微让步道:「找一天,我们去中国走走。」他信守承诺。次日,他买通几位边界警卫,带着我们短暂来回中国一趟。我们去见了他的朋友,也就是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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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步行跨越鸭绿江。抵达中国那头之后,再多走几分钟,就来到了那位男子家。我们希望他能带着我和安赫走出危险的边境区。经过一番商量,他同意接受我们的要求,并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吃饭,那是一顿丰盛的肉食大餐,他的生活水平明显优于我们。他很年轻,年纪在二十二到二十五岁之间,是朝鲜族中国公民,从事跨边境贸易,他由北韩进口鹿茸和人蔘,再把袜子、毛线衣和丝巾出口到对岸。这是获利丰富的行业,因为中国产品在北韩很贵。他对自己的事业感到骄傲,还对我们说他已存了五万元人民币,另有五万元托付给一位关系良好的北韩商人,那个人负责敲定任何有利于他的好交易。我们这位向导不做明目张胆的非法交易,据实申报他的商品,而且尽可能取得北韩官方核发的通行许可证件。令人意外的是,北韩对进口产品不收关税。边界警卫会搜查违禁品,包括鼓动颠覆的书籍或色情书刊,但不对一般货品课税。我不知道北韩还能靠什么撑下去。除了党干部穿日本制服饰,其他人只要付担得起都穿中国制衣服。至于进入中国的货物要课税,但只要拿酒、香烟或衣物贿赂带头的边界警卫,这些都可以免了。为了礼尚往来,警卫会让你不必过桥{25},循别的途径入境。走私的情况其实非常公开。北韩每个边城都有中间商,他们「进口」的商品总是让火车超载,导致意外事故频传。这些商人甚至不需证件就能穿越边界,因为少许金钱就可代替通行证件。事情很清楚北韩全然是个骗局。北韩官方禁止私人企业,可是私底下却任由它们发展。由于几乎没有(政府许可的{26})市场可言,商人将他们的中国产品存放在家里,然后卖给邻居和熟人。唯有靠这种闹剧,才能避免北韩国家破产,全体民众陷入赤贫。
我们在指定时辰回到北韩这一岸,目睹鹰脸仔买通的边界警卫不可思议地朝反方向走去,就像事先计划的那样。我们在河岸待了一会儿,观察警卫的岗哨位置,以及他们换班的时间。向导说,这些警卫会在特定时间离开岗位,给各式各样商人和走私客过界的机会。我们在北韩又待了几天,住在鹰脸仔一位友人家。这位友人热情欢迎我们,但主要是因为他想和我做连襟。然而,结婚是我目前最不考虑的事。我们在约定好的那晚出发,前往鸭绿江。
那是凌晨两点,一个没有月亮星辰的漆黑夜晚。我们找到我们要走的路,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很难前行。好不容易,我们来到江边。此时气温约为摄氏零下十七度,鸭绿江结了厚厚一层冰。当我开始过江时,情绪澎湃起伏,这跟害怕没有关系。家人闯入我的脑海:我看见母亲、妹妹、姑姑们和叔叔们。脑中瞬间冒出好几个问题:我还会再见到他们吗?我还可能回到这个国家吗?焦虑不安的感受突如其来。现在流过我面前的是一条诀别之河……。我暂时停下脚步,随后低着头继续前进。
过江所花费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两分钟。横越结冰江面时,我们尽可能不发出声响。我依然清楚记得当时的五味杂陈。其中当然包括恐惧,对于被捕,以及等候在另一头的未知——但我也感到悲伤。我所抛下的东西无法用言语表达,而它正在责备我的离去……在结冰江面那两、三分钟,时间彷佛冻结成永恒。
那地方应该有人看守,但我们却一个警卫也没到。时至今日,要跑步穿越边界比过去更加容易:愈来愈多人等在起跑线,警卫也抓得比任何时候都还要宽松。只要给一些钱或一包上好的香烟,他们就会让你通过。可是一九九二年的时候,假如他们发现有人逃亡,会大叫:「站住!」然后开火。{27}
我们抵达向导家时相当疲惫,上气不接下气。我们看见他穿着南韩制的夹克和裤子,这肯定要花上北韩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这个人满脑子计划,他的头号计划是存足够的钱,然后搬到南韩定居。「从北韩直接前往南韩,绝不可能。」他强调,试图诱我们上勾。但我们不动声色。我们已事先警惕自己,绝不能告诉他北韩当局在通缉我们。这位向导乐于协助人前往中国从事小小的「商务之旅」,但他可不想违反重法。为了确保他不会将我们越境的事张扬出去,我交给他一迭厚厚的钞票,这其中包括他替我们安排前往延吉的货车。延吉是中国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头一晚坐着闲聊时,这位向导说了一些令我们震惊不已的事。例如,我们得知他其实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这简直令人摸不着头绪。北韩的共产党员是一群坚守意识型态的死硬派——至少他们会在表面上装模作样一番,而眼前这位中国共产党员却骄傲地炫耀他的财富!
第二天傍晚那餐与前一天同样丰盛。向导的妻子称那是家常便饭,但对他们而言普普通通的一餐,对我来说却像满汉全席餐桌上有许多不同菜色,其中很多道还有肉!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感觉自己像是受邀与党干部一起吃饭。在北韩,酒非常昂贵;平均一瓶要卖十圜,相当于工人月薪的四分之一。最受欢迎的白酒来自中国,每瓶要价六十圜,只有特殊场合才会拿出来宴客。如今它被倒进我们的杯子里,当作搭配便饭的普通饮料!想掌握北韩生活水平的概况,不妨看看黑市汇率:一百五十圆可买到十一美元(官方汇率是十五圜兑换一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半月的薪水,刚好够买一包万宝路香烟。根据以上参考基准,中国简直就是天堂,我开始察觉自己所知和真实存在的世界,隔着一个巨大鸿沟。
接下来还有更多令人吃惊的事。晚餐过后,我们的主人提议一起步行前往邻村的夜总会。我们接受邀请。但我不禁纳闷,难道这些人隔天都不用工作吗?那时已接近午夜,而我们才正要出门!终于,我鼓起勇气问道:「你们明天难道不必早起?」他的回答让我目瞪口呆:这我们「再看看吧」!不过,他的下一句话才更教我心服口服。「不管怎么说,」他说:「重要的不是工作,是享受生活。」我哑口无言。
我们走到邻村,那里属长白县。主要大街上,人们站在自家门前聊天嘻笑。大街小巷灯火逋明,霓虹灯闪烁。河的对岸,北韩那头一切静悄悄,笼罩在黑暗之中。这条河分隔着两个世界。北韩那边,诚如我们在这儿所说的,「像地狱般安静」,另一边则是喧闹、明亮的乐圜。我们走进一栋建筑,里头的人站在一个舞池周围喝酒,一些人成双成对握住彼此的手,随着音乐缓慢摇摆。我瞪大眼睛看着。我确信自己看起来一定格格不入。这并不是说,我看起来神情憔悴、瘦小、穿着破烂。今天,人们在那村子里所见的不幸叛逃者都是这副模样,因为他们是逃离饥荒的人。反观我离开的时候准备周全,穿着日本制服装,看起来比周围大部分中国人还体面。一名年轻女子上前邀请我跳舞。我因为不好意思,婉拒了她的邀请,还向她说明我不会跳舞。「那没关系,」她微笑说道:「我可以教你。」我继续推辞。她大失所望,在我不及改变心意之前便离开了。我竟来到一个女人会主动邀约男人的国家?事情的变化快得让我无法跟上。没有一个北韩女孩敢提出这样的邀约。那位年轻女子非常漂亮,与她共舞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之所以拒绝,不仅是因为不会跳舞,也是因为受宠若惊。我看着她晃到附近另外一桌,一名男子接受了她的邀舞。他们跳着舞,我在一边观望,后悔自己笨拙又胆小。
我又喝了一杯酒,试着放松自己。安赫和我们的向导聊得正起劲。一股莫大的喜悦忽然掠过我的心头,一种近似希望的情绪。生活就在眼前……我有一股冲动想要一把抱住它。拥抱生活,就像我应该抱住那名年轻女子。我确信我会好好活下去,会遇见更多机会。我的脑袋轻飘飘,感觉有个迟钝而笨重的东西在体内兴风作浪。我们离开夜总会时已接近凌晨一点。向导带我们在村子里四处逛逛,向我们介绍当地贸易最近的变化。我们甚至谈及整体经济情况。我简直不敢相信在北韩,这样的言论自由难以想象。北韩百姓觉得他们经常受到监视——大部分情况下,确实如此。北韩的监控是铺天盖地的,他们不是检查你的身分证,就是要检查你的通行证件。「在中国,」我们的东道主说「只要你不公开跟党唱反调,或行迹太过可疑,你爱怎样就怎样……」
那天夜里,我许久未能入眠。脑海中,北韩及家人的剪影一幕幕划过,中间穿插邀我跳舞的年轻中国女子。我好奇自己是否有机会再见到她,以及什么时候才能克服我的害羞。我好想放声大笑:逃出北韩的第一晚,我居然在这里烦恼着如何在舞池里表现自己!我所想象的逃亡可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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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晚上,我们和向导去了延吉一趟。我们开车翻越山路直到凌晨时分。尽管已是三月,气温仍低,约零下一一十度左右,不过这在山区算很寻常,因为许多隘口的高度都超过一千八百公尺。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全身都冻僵了,向导带我们到他妹妹家。她和丈夫、婆婆住在一起。这一家人也是朝鲜族,他们热情欢迎我们,并提供我们暂时栖身之处。
即便如此,我们开始对自身安全感到忧心。我愈来愈怀疑我们的向导。毕竟,他始终是个努力经营合法事业信誉的共产党员。不过,我们也决定向屋主坦承来中国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晚餐时间,我终于把实情说出。
「我们有重要事情告诉你,」我说道:「我们不是游客也不是商人。我们正在逃亡,没有回北韩的打算。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而且我们因为收听南韩广播,正被警方通缉。」
他们问我们下一歩打算去哪儿。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说:「日本,也许美国:」
「为什么不去南韩?」他们问道:「我们听说那里的生活不错。」
确实,有何不可,但我们该怎么去?而且,我们一出生就被灌输种种政治宣传,我们对南韩与生倶来的恐惧又该怎么对他们解释?不过,虽然是另一个有待突破的禁忌,却很诱人。而且,几个主人视南韩优越性为理所当然的态度,让我们心中根深柢固的抗拒大受动摇。可是,向导知道我们越过鸭绿江的真正原因后,就再也不想跟我们打交道了。
「我不要蹚这摊浑水,」他怒斥道:「你们如果不立刻回北韩,我会告发你们!」
他的几位亲戚替我们打圆场,要他冷静下来。我先后两次给了他五十美元——按中国人的标准算相当多了,我认为他这样很不知感激。由于还在气头上,他调头就走,回家去了。直到今天我都不晓得他有没有告发我们。:
安赫跟我都吓坏了。我们当晚就想赶快离开,但能去哪里呢?我们不会讲中国话,甚至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不过,情况还不到绝望的地步。我们有招待我们的主人,以及向导的一位朋友是延吉的一位富商,他邀我们出门去卡拉OK店。
「来嘛,不会有危险,」他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被检查证件。夜总会有给公安薪水,他们不会找任何人的麻烦。」
这是我第一次到那样的地方。安赫和我怯生生地坐下,浑身不自在。为我们奉上饮料的中国年轻女孩,个个都很会放电,我紧张地微微颤抖。中国男人的举动也令人吃惊。他们怎能在众人面前亲吻、抚摸这些女孩,而完全不感到尴尬?我对这个愿意出自己洋相的中国感到震惊。越过鸭绿江还不足以冲掉我们多年来被灌输的思想。我在想,究竟北韩当局对资本主义在中国造成邪恶影响的担忧,是不是能够成立。但我想,我感到害怕的,其实是享受人生的可能性。我自小宣誓效忠的那些观念,工作、纪律、对党及其指导忠贞不二,正起身做最后的抵抗。
我身旁的人都欢笑着,觥筹交错,女孩们亲切而不粗俗;我渐渐放松自己。不久我们便和、几个女孩一起畅饮和高歌,她们还以为我们是南韩来的。为了让我们开心,她们点播来自首尔的歌曲,并以南韩畅销曲〈你不会懂的〉,结束了她们今晚的私人表演。这是作曲家土屋润与南韩歌手PettiKim离婚后,写给刚出道的惠恩所唱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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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OK之夜后数日,那位商人说我们的向导严词建议他,要他把我们丢到一边去,还说这样对他最好,除非他想动摇自己的社会地位。那个人显然喜欢我们,但如果我们能离开,他肯定会松一口气。我们当然要避免另一个被告发的可能。因此,我们决定进行下一步计划。
几天后,离开了那个殷勤招呼我们的家。离开的头一晚,我们睡在星空下,但我们不能永远这样。游荡的时间久了,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所以隔天我们去拜访向导的另一位亲戚,那位妇人的家位在延吉郊区,是绝佳的藏身地点。起先,她担心我们的出现可能给家里带来麻烦,但她被我们的真诚说服,对我们的处境感到同情,最后还是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允许我们在她家住一、两个晚上,刚好给我们足够时间去购买前往沈阳的火车票。沈阳在清朝又叫奉天,安赫有个朋友住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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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吉到沈阳的火车大约十小时,一路上我们胆战心骜,既脆弱又孤单。当一位列车员走向我们,我吓得全身发白。我心他是在向我要通行证件;但其实不是。邻座的乘客会说韩语,向我们解释他是要查票。我们把票递给他,身体仍不住发抖,直到他离开前都紧张得忘了呼吸。不同于北韩,我们正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旅行。在北韩,光是语言不通就足以让一个人立即成为被猜疑的对象。我曾听说在中国人们有迁徙的自由,但真正体验这样的自由,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松了口气并重拾信心,于是安然入睡。
我们在凌晨时分抵达沈阳,天还没亮。我们冻得发慌,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与忧心。我们孤零零地走在一个地理位置不明的城市,语言不通,而且不了解当地公安的行事作风。在韩语通行的省分,除了卡拉OK那段插曲之外,我们有时会忘了自己身处国外。现在,我们真的感觉自己来到另一个世界,就连建筑物看起来都不一样。这个富饶的大城市令我们恐惧,我们彷佛越过又一道看不见的边界。我感到焦躁不安,我觉得自己被丢弃在无边无际的世界,始终都是个孤儿。现在就算我死了,也没人会知道。还好我们有两个人,几个幼稚笑话便足以振奋我们的精神。然而,我们真正该做的,是停止在街头徘徊。那样太危险,公安四处巡逻,偶尔会检查行人的身分证件。我们成功避开他们,后来决定进电影院待到天亮会更安全。我们看到的第一家戏院正在放映一部香港功夫片。入座后,疲累不堪的我们,几乎是立刻睡着。电影结束后,我们终于找到前往安赫朋友家的路,这个人是安赫第一次造访中国时认识的。我们在早上七点至八点间来到他的住处。他开门时仍睡眼惺忪,几乎无法相信他的眼睛。
「安赫,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们互相拥抱,那名男子请我们进去。然后我们被吓了一跳:他跟一名女子同住。
「你结婚了?」安赫问道。
「不,她只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住在一起。」
在北韩,未婚男女不可能同居。那位年轻人谈起恋爱大道理,但安赫与我觉得很尴尬,迅速转移话题。我们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他。他同意让我们暂住一阵子,然后陪同我们去位在北京的南韩领事馆。经过「个月的多次延期,我们终于出发,搭七小时火车前往北京。
中国首都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其中国风貌,而是它西化和资本主义化的程度。最令我惊讶的是那些大宇、三星和乐金的广告广告牌,上头中、英文并列。我心想,南韩虽然是个小国家,但它在中国似乎非常吃得开。多么令人傻眼的景象。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南韩被描述成一副末日光景——到处有人罢工,大量贫穷的工人在一波波经济危机中挣扎求存……。北京宽阔整洁的街道也令我印象深刻,这个城市比沈阳更具活力,而且更现代化。
在大型建筑和商业广告的表象之下,传统中国的某些样貌仍牢不可破。以公共厕所为例,
我还记得第一次的经验:当我打开门,发现人们一个挨一个蹲着,边上厕所边聊天看报,我赶紧关上门。我在梦吗?没隔间,没有冲水设备。即便在集中营,我们的厕所也有隔间和回转门,给我们最基本的隐私。逗留中国期间,公厕成为我们最不适应的事情之一。我们上过的所有厕所,基本上都是这种格局。当我非得上厕所不可的时候,我会在出口处耐心等待,直到厕所里差不多没人时再进去。
我们来北京的目的不是观光旅游。我们离开车站,迅速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之后,安赫的朋友不假思索地对司机说:「到韩国领事馆。」我们于十五分钟后抵达目的地。就在踏出出租车时,我们才发现司机误会大了。我们居然站在北韩大使馆门口!我们调头就走,招了另一辆出租车。南韩领事馆是在一栋外观平凡的建筑物二楼。一进领事馆,迎接我们的是位年轻女士,她坐在接待柜台对我们微笑。
「您好,」我说:「我们是从北边来的。」
她的嘴角突然垮下来,急忙转身往后头去,将我们的到来告诉某人。她带着一名男子出现,这人很礼貌地邀请我们到一间大办公室,办公室里有面墙悬挂着南韩国旗。我的心情纠结不已我面对的是恶魔般的南韩,却也是我逃亡旅程所渴盼的终点。整个世界都颠倒了。我们把境遇告诉那名男子,他只是做笔记,既不评论,也没问任何问题。他表现得过于平静,令我讶异。我努力不显露自己的感受,但愤慨阻断我的思绪:我们长途跋涉,经历各式各样的艰险,但对这个人来说似乎全然不值得重视。他不仅对我们所受的苦难无动于衷,似乎还怀疑我们故事的真实性。我原来希望领事馆能藏匿和保护我们,没想到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位外交官给了我们一些零用钱,祝我们好运,要我们过几个星期再去见他。这段期间,他会看看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我们还不及回应,就被带往楼梯间。两周后再次拜访,我们又一次被劝说要有耐性。我感到愈来愈孤单,发现我的人生不应依赖任何人,即使是我希望入籍的国家的驻外代表,也不能依赖。
从人权的角度来看,我的案例令人吃惊。然而,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一个难民在中国的际遇?和世上每个政府一样,南韩政府也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办事。即便处理难民问题也不例外。不过,为了国家利益而不去考虑难民的困境,亦等同于忽视人权。多年后,我在首尔遇见这名冷淡接待我们的外交官。「请您务必了解,」他致歉道:「我们努力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不能做出令中国在面对其盟友北韩时,会感到难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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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韩领事馆空手而返,我们和安赫的朋友一起回到沈阳。可是这位朋友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他对我们愈来愈冷淡。当他提出向中国当局陈情的建议时,我们更加倍怀疑其居心。他宣称,这么做或许能让我们获得居留许可,如此一来,就不必担心被公安拦下时,没有证件。似乎有理,但当时大家都知道,北韩政府会对遣返北韩逃亡者有功之人报以丰厚谢礼——其中包括彩色电视机。只要有人向平壤控制的「沈阳朝鲜族协会」的领导密报,我们就会被逮捕,然后押回北韩。为了争取一些时间,我们认为拿一迭日圆钞票给安赫的朋友,同时让他以为日后还会再给,会是明智的做法。三天后,我们动身前往大连,那是离南韩最近的一个中国港口。
第二十章 在大连小卖淫,大走私
星期日,我们佯称要出门散散步,留下若干随身物品,好让我们的谎言有些许可信度。我们搭火车去大连的路上没出现意外,然而除了躲避公安盘问和吃东西,我们没想到什么明确计划。与此同时,混进人群找点食物吃,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我们往市场走去。那时大约是午后一点,街上人来人往,但遗不到拥挤的程度。大连要到傍晚才开始热闹起来>这时市区街道摇身变成一,个巨大市集,到处都有人卖吃的和穿的。我们像观光客一样漫步穿过市场,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走,突然间,我们听见有人讲韩语。一旁有三名女子聊得正起劲。彷佛一件救生衣向我们丢来、我想都不想便把它抓住。其中一位特别友善,她大约三十岁,穿着入时。「大姐,」我问道:「您是朝鲜人吗?」
她用另一个问题回答我的问题。
「你哪儿来的?」;
我决定据实回答。
「北韩,」我告诉她:「我们遇到困难。您能帮我们吗?」
她草草打量了我们一下,请她的朋友先离开,然后带着我们去附近一家餐厅,为我们点了韩式烧烤,配米饭和啤酒。
「好吧,」当我们坐下后她说道「说说你们的状况。」
她坐着听我们讲了许久,时而点头示意要我们说下去。看得出来她很感动,不过讲完之后,她只愿透露她的父母也来自北韩,而她不赞成金日成的所作所为,这点我们很确定。用完餐后,她邀请我们去家中暂住。她的公寓大而凌乱。令我们困惑的是,那里居然住了十五名年轻女子,大部分约在二十岁上下,其中有几位是朝鲜族。外人很容易就看出她们是妓女,接受我们刚认识的这位大姐的保护。在那里借住的,还有她视如己出的外甥女。
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刻之一,这些女子全都是我的恩人。我们之间的共鸣与日倶增。我们的女主人,我姑且叫她李小姐,最后提议与我结拜为姐弟。我深受感动,立刻答应。从那时起,我们将无条件友爱对方,至死方休。正式结拜之后,这位活力充沛的女子让我知道,她除了开应召站之外,还经营另一项生意,一门需要更小心保密的生意。原来,她大部分收入来自将蛇走私到南韩。在南韩,蛇是珍馐美馔,价格不斐。我曾在耀德吃过蛇肉,但那是因为我肚子饿得发慌。就我所知,南韩并没有食物短缺的现象呀!李小姐笑我太天真。她解释,许多醉心于重振男性雄风的南韩人吃蛇,认为蛇肉和鳗鱼、人蔘、鹿茸、熊胆汁以及海豹鞭一样,是绝佳的壮阳补品。
李小姐跟当地一群抓蛇的山寇进货,把蛇暂放在离公寓不远的一个仓库,再透过她的人脉将蛇送上开往南韩的船只。整个过程中最困难之处,是确保蛇被送上船之前都牢牢关在笼子里。蛇就是会钻,只要有小小缝隙就能逃脱。警方曾接获吓坏的邻居报案,奉命前往抓蛇,后来李小姐靠送钱和提供小姐招待,才把事情摆平。李小姐以不到百元的价格买进一批蛇,再以每条十美元的价格卖给特定交易商。每月出货两次,每次一千条,是获利相当丰厚的一门生意。
为了安全起见,我和安赫都尽可能不外出。我们的女主人建议我们保持低调,不过她也担心我们被某位手下员工告发。原来+,有个女孩的父亲正是「大连朝鲜人协会」的会长。李小姐大可不必担忧:那位女孩不仅是众人当中最漂亮的一,位,而且还最慷慨。她已经和安赫坠入爱河。有一回安赫生病,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她还会毫不犹豫地自掏腰包帮助我们。由于客人中有几位是平壤的干员,她甚至承诺若发现任何风吹草动,一定警告我们。我信任她,甚至把自己的真名告诉她。假如她要告发我,就随她了。这样做也许很儍,但我总是认为,女人会保护我免受命运的捉弄。
在大连待了一个月,我告诉李小姐我愿意为她做事,我不想一直白白接受她的恩惠。她起先拒绝,说只要在中国一天,我就是她的客人;将来总有一天她也会需要我帮忙。不过我非常坚持,后来她让我在放蛇的仓库附近做些零工。过没多久,她正好需要一位谨慎可靠的助手,便点名让我去帮忙。至于那些女孩,通常待在公寓里消磨时间,跟我们打情骂俏,直到客户上门。晚上她们去码头,当遇到不排斥温存的对象,会向对方讨个小礼物。
有天夜里,其中一个女孩告诉我,港边停了一艘北韩海军军舰。这时的安赫与我已不像过去那样胆小,我们决定去看看,于是带了四名女孩一同前往。来到码头后,我们遇见好几名水兵,佯装惊讶地看着他们制服上的金日成徽章。
「你们从北韩来的?」我用韩语问道:「我们是朝鲜族中国人。我甚至在北韩住过一阵子。」他们很高兴遇见我们这些「半同胞」,每个都来跟我们握手。这情况让我感到有趣。他们想买东西,当我们表示乐于从旁协助时,每个人听了都非常开心。一位陪同他们的保卫部人员(这种人从老远就得认出来),并未表示反对。安赫、几个女孩和我,成了他们的口译和讲价帮手。我们带他们在市集的大街小巷穿梭,让他们觉得有我们陪伴真能得到折扣。整件事令我觉得非常好玩,我欣喜无比,好像什么事都办得到。我甚至有种跟这些水兵谈论北韩国家大事。
「我不认为金日成有你们讲的那么好,」我斗胆说道。他们纷纷跳出来替他辩护。
「你怎敢这样说?」他们问道:「你凭什么说他不好?」
我把评论局限在北韩的经济困境。他们响应说这些麻烦只是暂时现象,是因为俄罗斯背叛共产主义,切断与北韩之间的经12关系。他们确信北韩很快就会重新站起来,就跟他们伟大的领袖金日成所说的一样。但是,一等那名保卫部人员去上厕所,其中一名水兵私下坦承同意我的说法。他佩挂金日成的徽章是因为他必须戴,并不是因为他支持他的政权。
「你和朋友若摘下那些徽章,对你们绝对有好处。」我告诉他:「至少在买东西时不会被敲竹杠。中国人认为北韩人好骗,会故意把售价提高……」
安赫和我天花乱坠地唬弄道。
这些水兵聚在一块窃窃私语听从了我的建议。这些可怜的家伙!他们每个人身上不过只有一、两美元,光看他们一眼都令人难过。我甚至不记得那天花了多少钱帮他们买袜子、皮带和其他小玩意。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他们对中国赞不绝口。最后,我对他们提出另一项建议。
「假如你们还剩点钱,我可以为你们安排漂亮的小姐。」
「要多少钱?」他们问道
「两百元人民币。」
「这样,」他们说:「那就下次吧。」
他们对穿迷你裙的女孩着迷不已。我刚开始也跟他们一样反应,如今习以为常,已不再大惊小怪。
几星期过去,然后是几个月。李小姐多次建议我干脆在大连定居。她说,她的外甥女很愿意嫁给我。我们很谈得来是事实。我在大连过着惬意的生活,这点无庸置疑。李小姐的外甥女名叫金容纯(音译),她全心全意地伺候我,还带我去见她的家人,后来他们经常邀请我去家中做客。没多久,我就被他们当成准女婿对待。李小姐是个出色的媒人,常安排我们外出游玩。我们有时搭乘渡轮前往大连外海的小岛,在那里品尝淡菜,接着散步谈心。那是一段美丽的回忆,它让我明白,原来我也能和身边的人一样享受生活。
李小姐的提议很诱人,但我觉得我的旅途尚未走到终点。如今,南韩比以往更加吸引我。我在大连期间,对这个国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听说它比中国更富裕,且民主程度非中国所能比拟,这令我非常好奇。而且在耀德待了十年,我觉得自己亏欠还留在那里的人,有义务揭露这些集中营存在的事实,谴责北韩禁锢、监视、动辄用重刑对待人民的作为。我必须把祖父的故事说出来,南韩最可能让我完成这些任务。
此外,我仍有理由担心被公安拦下,然后被遣返北韩。尽管我相当满意当下的生活,但是时候离开了。李小姐的走私事业证明,航行至南韩并非不可能。我也许可以跟几条蛇换换位子,藏身于这些珍贵的壮阳药,潜入南韩。李小姐对这项提议一笑置之。经我一再央求,她同意帮我找潜逃南韩的门路。我们不让金容纯知道此事。她必定会哭闹着要我带她一起去,而这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想到此事都会难过,我觉得那样做很对不起她,尤其是有次在大连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她帮我躲过公安的盘查。
一九九二年七月底的时候,李小姐开始打探是否有船只能载安赫与我前往南韩。她所接洽的船长中,泰半认为这么做风险太高,不愿为了我们跟中国当局过不去。遭无数次拒绝后,终于有位船长被打动。她曾与这位船长做过生意,他也是她旗下小姐的常客。然而,钱的总数尚不足以解除他所有担忧。他的船悬挂洪都拉斯国旗,因为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国与南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往返两国的船只只能来自第三国。他那艘大型货轮载运各式各样货物,诸如谷物、芝麻、大豆和干鱼货等,船货中通常不包括人员。由于他根本不认识我们,他希望李小姐能打消他的疑虑。
「我这么做;,究竟是好是坏?」他问道。:
「对国家有好处,对和平也有好处,最重要的是,你将拯救两个年轻人的性命。」
交易就这么谈定了。
第二十一章 抵达南韩
我们把离开的时间定在九月十四日。船长对每件事做出详尽的规画,因为这趟行程要成功并不容易。上船的时候,我们得走过跨越海面的一道桥。桥上中国公安和海关人员一字排开。幸运的是,他们对待「洪都拉斯」船员较为宽松,查看证件时马马虎虎。当船长的属下上了船,并在舷侧开始喝酒时,他向他们借了两张身分证件,交给安赫和我,并为我们拿来几件水手服。现在该我们上船了。
船长走在前面,我们紧跟在后。我直视前方,努力挤出笑容,但我的心抨抨直跳,双腿发软好似橡胶。过桥只需三十秒,但彷佛一辈子。我迅速亮出我的证件,尽可能装作若无其事,其中一名公安弯身向前,显然想看清楚些。我几乎昏过去,我知道我正在生死之间摆荡。我看不见前面的旋转栏杆,感觉自己进入一部慢动作电影。不过,可能是思绪受到打扰,这位公安
出乎我意料地直起身来,看向别处。我颤抖的双腿重拾步伐,脑袋整个空掉,失去重量……如今回想起来,我确信那位公安对我或照片一点兴趣也没有。在当时,我却以为一切都完了。
上船后,下一步就是找地方躲藏。在船启程航向其他国家前一小时,中国公安会上船检查是否有偷渡客。他们会计算船员人数,再次核对证件,并且从船首搜到船尾。为避免被发现,安赫与我躲进油槽,臀部以下全浸在滑溜溜的液体里。只有船长和他的副手知道我们在船上。我们在油槽待了三小时,忍受嘈杂机器声,吸进不少有毒气体,直到船离开中国海域。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淋浴,洗去一身油味,然后走上甲板。我们正朝旅途的终点迈进。就像越过鸭绿江时,我又一次陷入关于家人和北韩的回忆。我担心日本或南韩报纸会报导我们的案例。届时我的家人会不会受到连累?我试着安慰自己,不管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可能早就造成了。此时已无回头路,但我至少能在两件事上取得胜利:我现在安全又健康,而且我将把北韩集中营的生活告诉全世界。
当我们终于到达国际海域时,船长向附近所有南韩船只发出通报。他知道无线电通报有被北韩船舰拦截的风险,但认为这远比让我们在日本港上岸安全。日本是他的第一个停靠港。讯息发出之后不久,一艘军舰朝我们驶来。那时已入夜,很难辨识船国籍标志。来者究竟是北韩还是南韩军舰?我们心里七上八下。在两船距离只剩几十公尺的时候,军舰突然打开探照灯,照向我们。接着有人用扩音嘲叭要求我们停船,并表明身分。那是我们呼叫的南韩船舰!
几名水兵获邀登上我们的船,与船长私下交谈。双方谈完之后,南韩水兵示意要我们跟着上军舰。我们情绪激动、热泪盈眶,向帮助我们偷渡的船长道谢。这个人救了我们。
来到军舰后,南韩舰长问了我们几个简短的问题:年龄、姓名、职业。他把我们的回答写下,透过无线电回报给首尔方面。接下来,我们被带到一间像饭店豪华客房的船舱,里面甚至有彩色电视机。整个晩上,官兵陆续前来和我们打招呼,说些鼓励打气的话,询问我们有什么计划,这样的热忱接待令我们受宠若惊。尽管很久没被灌食北韩制造的谎言,「美帝傀儡」所展现的亲切依然令我们难以理解。当天稍晚,舰长又来探视我们,他想进一步了解我们的逃亡路线,曾住在哪些地方,担任的工作与职业训练。过后,我们听从他的建议,试着休息并放松心情。生平第一次,我们打开电视收看南韩节目。
突然间,我们收看的节目被一则快讯打断:两名北韩年轻人经由「第三国」,正在前往南韩的路上。第三国通常指的就是中国。惊喜过后,我们津津有味地观赏不设监控的电视,不停更换频道观赏各式各样节目。跟我们一起待在船舱的还有一名警卫,是个正在服兵役的年轻人,他的存在却没给我们任何压迫感。这次航程相当愉快,风平浪静,天色蔚蓝。有人会送食物到舱房,正餐之间还提供啤酒和糕点之类的小点心。
军舰一度停止航行达数小时。我猜是在等候首尔方面指示下一步动作。三小时后,指令终于下来。随着夜幕降临,我们抵达离首尔不远的仁川军港。码头上有许多士兵等着我们,还有几个穿便服的人,显然是南韩的保安人员。他们拉着安赫和我的手臂,把我们分别送进两辆车内。我坐在后座中央,左右各有一名魁梧的护卫。我们被载往首尔,来到一栋外观普通的独栋房舍。房里的餐厅摆了一桌佳肴_,在切入正题之前,我们获邀先大快朵颐一番。随后,安赫与我被带往不同房间,进行长时间审讯,保安人员显然想对照我们的说词是否一致。他们反复地询问同一个问题,后来,审问我的那位官员说:「你看,这个问题我用不同的方式问了你三次,每次你都给我一模一样的答案。假如你在说谎,那么你非常高明!」他递给我一张纸,要我画一张耀德的地图。我乖乖照做,试着回想每个细节,特别是刑场立石,还有周围环绕的群山。审讯官员似乎有点惊讶。他端详了我半晌,然后从桌子抽屉拿出一张照片。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那就是我的集中营!看到我住的营舍,我放声痛哭。官员低下头,开始相信我讲的一切。我接着帮他指认其他建筑物:单身营房、酿酒厂……就这样过了好一阵子。我把我知道的每件事都告诉他。自审问开始到现在,整间房里的气氛已完全改观。那位保安人员卸下心防,他本来刻意装作亲切,现在已打心底为我感到开心,我对他则是完全信任。盘问持续了一周,由两名官员轮流进行,每隔两小时换一次班。我如果需要休息,可以到隔壁房睡觉,睡醒之后再继续,这些官员跟我一样整天待在房子里。
那周结束之后,我获准进出这间办公楼。审讯令人感觉被榨干,头昏眼花,但我了解当局为什么对我的经历感兴趣,也认为他们想确定我所言不假是合情合理的事。审讯结束后,我继续住在同一栋屋子里,与保安人员和他们的上司一起用餐。第一个星期结束,保安部门的头头上前和我握手。
「你已清除第一道障碍,」他说:「不过将来还会有其他障碍。你大老远来到这里,你知道的……」他停顿了一下,接着以相当诚挚的语气说道:「我见过的所有脱北者中,你受的苦最多。」
随着时间过去,我和保安人员之间的互动愈来愈不拘谨,审问程序也比较没那么紧凑。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六个月,接下来的审讯————其实根本可以称之聊天,愈来愈短,愈来愈不密集。问题从集中营转移到我在耀德郡居住的那些年,以及我所从事的配送工作。我开始接受许多访问并学习英文,藉此打发时间。第一阶段审讯结束后,我终于获准和安赫见面。我们坐着闲聊、抽烟、阅读当天的报纸。审讯进入第四个月的时候,我和安赫搬进同一间房当室友。
我们不再像刚开始那么紧张——住进南韩安全单位的办公楼,对一个在北韩度过二十五年的人,可不是件小事。性情平和的干员总是教我难以置信。他们跟我在北韩遇到那些保安人员截然不同。负责审讯的其中一位干员似乎对我产生好感,他常带书或一些名产给我,还给我零用钱。即便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但我们的交情是真实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情。到今天我们仍是朋友。后来我得到离开审讯中心的许可————当然,必须有人陪。他带我参观首尔许多著名景点:市政厅、南大门、汉江河畔、公园、梨泰院。有天傍晚,我们登上首尔塔,俯看整个首尔在我们底下发亮,那景象真是非奇妙。
然而,最令我感动的是人们生活的方式。每个人似乎都能做他们想做的事,不受任何体系或组织的安排与支配。我必须承认,起初我还真有点担心,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持久,这样根本无法面对危机。我后来才了解,这只是看似没有秩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其实依循一套普世逻辑。虽然人人为己的原则占绝对优势,但这里的人很诚实,懂得为他人着想,而且享有共同的价值观。首尔处处是车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车辆,得知大部分是南韩自制生产的汽车时,我非常惊讶。我在北韩从未听说此事。我还记得获悉此事时心中的骄傲,是我第一次为南韩感到骄傲。最后我爱上了这座不断扩张的城市,数以百万计在这里讨生活的居民、林立的现代化高楼、拥挤的交通、忙乱缤纷的生活和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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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脱北者来到首尔,就会召开记者会,我们也不例外。我们抵达南韩一个月后,被带到首尔新闻中心接受数十位记者的采访。他们首先问一些典型的问题,好比我们如何逃到南韩,集中营里的生活,诸如此类。但接下来~,他们转向保安人员,询问发现我们的时间与方式,记者会前对我们做了哪些指示,是否准许我们畅所欲言。我听了震惊不已。我经历了这么多可怕的事,而今这群一辈子无忧无虑的人,竟轻蔑地质疑我的故事。无庸置疑,我的说法对北韩不利。针对集中营与平壤政权镇压异己的行为,我所提出的证词,显然有助南韩宣称自己才是朝鲜民族的合法政权。这又如何?难道唯有和政府作对的说词才是实话?难道我该宣称自己受到南韩保安部门的操控?难道奉行资本主义的南韩必定一无是处?
《韩民族新闻》{28}的记者特别令人气愤。他到底想质疑受害者什么?几百万的百姓正因饥饿和死神搏斗,全国上下人民的自由被剥夺,而他却只在乎我们证词的可信度。我们冒着生命危险逃出北韩,在集中营差点丢了性命,我们还需要证明什么?保安人员未曾在我们耳边提示过一个字。当我反问他们,记者会上该如何应答时,其中一位建议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不过,你可能不想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他补充道:「而他们也许不会相信你。」我们根本没有受。到操控。记者的质疑和暗讽令安赫深深受挫,他和几位保安人员眼里都泛着泪,一点也不像是以宣传为目的记者会。在座甚至有几位记者也被打动了。
我决定开口讲几句话。
「假如你们不愿意相信我们,就去北韩吧!你们认为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来这里说谎?」
记者会上人相当多。我这辈子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面对眩人的摄影机和镁光灯,我只说我想说的一小部分。第二天,我们的故事刊登在所有报纸上。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纷纷来电安排采访,日本和美国的媒体也很感兴趣,后来我们渐渐习惯讲述自己的经历。只不过,频繁地重述这些故事,有时候让我觉得自己正把个人经历,转换成一个不再完全属于我的故事。
第二十二章 适应资本主义世界
审讯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们无所事事,等候别人告诉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们是不是该去工作?能否回学校念书?生活开始变得无聊。保安人员提议租录像带给我们看。
「你们想看动作片,还是情色片?」他们问道。
「什么是情色片?」
他们解释情色片基本上就是含蓄描写爱情节的软调色情电影,三点全露的硬调色情电影在南韩是违法的。我们选择了情色片,而且一连看了四部!在北循规蹈矩拘谨了一辈子,
一个晚上似乎还不足以弥补。我们来到一个仙境,几乎不敢相信我们的眼睛:哪一种演员会扮演这种角色?他们怎么有办法在镜头前裸身?我们想到过去有关南韩各种伤风败俗的描述。例如,南韩梨花女子大学与其说是专门给女孩念的学校,不如说是妓女学校,而且这些妓女还跟美国大兵睡觉——简直是堕落到了极点!在北韩,叫男人尝试勾引女人简直匪夷所思。浪漫恋情更是天方夜谭。不仅电影如此,现实生活里也一样,男人要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采取主动。求爱与追求被认为是旧时代的残渣,爱情根本不重要!尽管如此,男人强迫女人接受他们献殷勤,却被视为是正常。
和先前一样,我们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进市区。脱北者刚到南韩,南韩当局都会留意并掌握他们的行踪,此举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一九九六年,一位与金正日有亲属关系的北韩叛逃高官{29}遭平壤间谍杀害,证明南韩当局确有必要保持警惕。此外,我们也需要他们的协助。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穿梭,与公家机关打交道,乃至找工作……对那些在「隐士之国」(诚如外界对北韩的称呼)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
经过六个月持续的戒护,南韩保安人员准许我在城里租一间公寓,并派一名当地警察照应我的生活。当我需要外出的时候——可能是参加记者会或接受访问,去买台冰箱或签租约——便打电话给对方,请他陪同前往。两年后,我才获准自己打理生活。大体上,保安人员的存在帮助多于累赘。虽然我常对我的「护卫天使」感到不耐烦,但他却是我的大恩人,替我安排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面。他介绍我认识一位北韩出身的商人,这位富商从报上读到我的故事,决定提供每月二十万南韩圜(约两百美元)让我上大学。我的护卫天使还买了一台电脑给我,并帮我付清计算机学费。更重要的是,他教我如何面对新世界的种种困难。
此外有一位保安部门的行政官员,介绍我参加一间基督教会,至今我还去那里聚会做礼拜。在物质和情感上,首尔的基督教会都给我极大支持。宗教对脱北者非常具有吸引力。从小在北韩近似宗教崇拜的氛围里长大,只是我们亲近宗教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每个脱北者对温情和爱都充满渴望。我不晓得自己是否够虔诚,但我想要受洗。
我还有幸获咢一家银行提供就学奖学金。除此之外,我接受访问、偶尔写些文章,也都有收入进帐。物质方面,我没什么好担忧的。
然而,唯有透过谋取稳定收入,才可能正式融入南韩社会。为此,我前往汉阳大学就读。这所大学的创办人金连俊积极提倡北韩人权。许多脱北者都进他的大学念书,我也不例外。我选国际商业做为我的主修。同学都比我年轻许多,但他们把我当做兄长一样对待。他们挺喜欢我,也尽其所能地协助我,特别是英语方面,因为我的英语很糟。尽管我们关系不错,但我也看不惯他们的许多作为。他们经常就到咖啡店、餐馆聚会,好像去贩卖机买瓶汽水躺在草地上还不够舒服。一样。他们实在太挥霍了!北韩的生活让我变得比较勤俭刻苦。每当有学生在我面前翘着二郎腿抽烟,我很难不唠叨他们几句;晚辈在长辈面前这样做很不礼貌。北韩是极度传统的国家。异性之间交友是踰矩行为。男性与同龄女性说话时可用一般口吻,但女性对同龄男性说话则得毕恭毕敬,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层层分明。至于南韩,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有些女学生充满自信,我跟她们讲话,她们几乎都没在听。
我最终习惯了这一切。大学生活给了我许多美好回忆,即便左派学生常常把我惹恼。他们一直试要我看清南韩政府体制的缺失,声称北韩至少不会抢破头、没完没了地追逐利益!尽管我找不到反骏他们的理论依据,我也没有被他们说服。「去北韩吧,」我告诉那些和我立场相斥的人:「去了你们就不会再替金日成的失败找借口。自己去了解了解吧。」
某天,我和校内左派组织「韩总联」一位学生成员在讨论事情,愈谈彼此火气愈大。他用阶级支配及帝国主义等知识性论述对我大肆轰炸,还引用皮耶·布赫迪厄(PierreBourdieu)等人的说法做后盾。围观者聚拢在我们四周。他们站在那一边?与我对谈的学生,指称我的观点带有主观论色彩,我的个人经验不宜做为全球用来谴责北韩政治的基础,围观群众同意这说法吗?有几位学生后来告诉我,多数旁观者听了我遭囚禁与逃亡中国的经历感触良多,我听了很高兴:那份沉默就像一股巨大而无形的力量:。左派学生应该好好思考那份沉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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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最在意的是自己的前途。虽然同学很帮忙,我的英文还是不好。为了回馈,我提供金钱资助给不少同学。说来讽剌,一个北韩流亡人士竟成了手头宽裕的学生,享有免费教育,受惠于政府的慷慨补助,还可靠写文章与演讲赚外快。相较之下,许多来自南韩乡下的学
生只能勉强蝴口。他们住出租小房间,到超市当收银员或在餐馆打工,等着家里寄来微薄零用钱。我常请他们吃饭,甚至帮好几位同学缴清费。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道谢的方式。
因为手头宽裕,我开始过着一种奇怪的生活,几乎迷失自己。有人说要在首尔高级的清潭洞,帮我租一间兼具X作室与住家功能的住办型公寓。我决定搬进去。在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金钱来去如流水。公寓外,多的是宝马轿车,名车的车主不是医师,就是名媛或电影明星。我没有宝马轿车,但我挥金如土,被金钱所带来的权力迷得神魂颠倒,醉心于自己的成就。过去我是一名囚犯,曾被迫拿鼠肉和蝾螈充饥,而今我却与邻居们飮酒作乐,在他们开的餐馆吃饭。过去被年轻中国女子邀舞而尴尬不已的那个我,现在总是大方邀请美女与我共舞。
而我还只是个学生,我的夜生活和学业格格不入。动动口就能赚进大把钞票,我几乎被金钱宠坏。我抛弃最初的立场,所作所为连自己都难以认同——某几个清晨,我感到有些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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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和糜烂生活一刀两断。除了麻痹悲伤,我还有其他更强烈的欲望:我想为自己创造稳定的生活,想向全世界揭露北韩的情况,想协助不幸的难民,以及娶个能携手共度余生的妻子。然而,对一个脱北者而言,追求这些可谓困难重重,在官方统计数据里看不出蛛丝马迹,也不是金钱能够解决。不久前,我爱上一位首尔女孩,我很想跟她结婚,但婚姻在韩国社会里不是两个人说了就算,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我的家庭在哪儿?是生是死,还是无限期下放劳改?没有家庭就没有婚姻。除此之外,她的家人怎能不对一个北韩人起疑?尽管我和家人曾因不与北韩政权妥协而付出沉重代价,但这无法替我加分。消除家庭偏见,难如登天。
南韩民众应正视他们在接纳难民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脱北者出亡不是为了逃避某些事;
他们要很努力才能适应新环境,才能忘记过去曾经历的苦难。我至今仍会梦见自己在鸭绿江或山区奔逃,而北韩保卫部人员就尾随在后。梦到自己就要落入魔掌,惊醒后,发现自己一身大汗。口头支持统一还不够,人们必须用行动证明。高谈统一是一回事,人们对待北韩流亡者的态度又是另一回事。我并不质疑南韩民众对统一的渴望,即便许多人确实对南北韩的命运蛮不在乎。根据个人切身遭遇,我想指出的是南韩对脱北者层出不穷的偏见。脱北者生活贫困、经济上居劣势,常被视为是本性低劣使然。我自己就曾被误会:当我打扮得较为高雅,人们会满脸狐疑地看着我,我的行为不符合他们对脱北者的期待。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工作上。金钱在南韩是如此重要,导致我一直认为,除非能够赚很多很多钱,否则我永远不可能得到平等对待。
南韩有几个北韩流亡组织。其中有个组织是由前北韩驻扎伊尔(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官高英焕所成立。我感觉该组织主要的协助对象,是已调适得不错的富裕脱北者。处于光谱另一端的,则是一九九七年二月逃离北韩的前劳动党理论家黄长烨,他所成立的协会反对金氏独裁政权,并试着提供协助给所有难民。该协创办者表示,他们的任务是将金正日在北韩犯下的罪行公诸于世,这件事远比抵抗日本侵占更为重要。黄长烨的目标就是打倒金氏政棹。这个协会也募款,支持和保护在中国边境徘徊的脱北者。
有待完成的事还很多。过去十多年来,北韩的情势持续恶化。难民从鸭绿江乃至更东边的图们江越界逃往中国,向世人揭发北韩境内种种可怕的情况。南韩佛教团体「好朋友」(GoodFriends)搜集的目击者证词令人痛心。许多北韩民众被迫吃草、树皮,形容枯槁的孩童四处游荡,他们皮肤泛黑或因感染疾病而溃烂。只要寒流来袭,他们会死于伤寒或霍乱。许多家庭支离破碎,父母往往抛弃最年幼的小孩,希望他们能被生活条件较好的善心人士收养。民众在。没有工具、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尝试越界。每当我听到这些故事,便想到我曾拥有的优势条件。金钱让我能够搭乘火车抵达边境,还雇用了一名向导。
今天,抵达中韩边界的难民大多筋疲力尽,因为他们已跋涉好几天乃至好几周的路程。边界警卫对待他们非常无情。不送礼?门儿都没有!难民遭毒打,被关进环境恶劣的监狱,诸如此类的故事不胜枚举。就算他们能避开警卫,这些不幸的人越界后,也不可能像我当年那么幸运,受邀吃饭还去唱卡拉OK。中国公安对非法入境者往往视而不见,但遭遣送回北韩的人数也不少。基督教社团在中韩边界从事相当了不起的工作,他们拯救「花燕子」(即流浪孩童),
提供他们粮食和栖身之所。这些团体也致力对抗人口贩卖:在中国靠近北韩的区域,两千到五千人民币,就能买到一名北韩新娘。——
我尝试帮助新来的脱北者融入社会。有时候,有人会请我协助藏匿在中国的难民。一九九九年十月底,一位在中国经商的南韩商人告诉我,他把我的电话给了两名自称认识我的脱北者。几天后,我接到一通从中国打来的电话。「姜哲焕同志,」对方说道。「同志」一词令人怀念,过去我常听也常使用这个词。来电者是我在耀德一位女邻居的弟弟。我们曾在他姐姐的住处见过一面。他一开口便向我吐露妹妹美湖的消息。他最后一次见到妹妹,是我叛逃两年后。「当然,她遭到审讯,生活看起来非常贫苦。当局知道你逃走后似乎很担心,怕你会讲出营里的事。我们村子上晨课时,你的案例一再被提出来讨论。党书记告诉我们,所有人必须保持警惕,确保这类脱逃事件不再发生,若听到任何人想逃走的消息,务必举发。」
我得知几位老朋友,以及一些受我脱逃牵累的党干部,已经被送进集中营。其中包括地方书记李长浩,社会安全部部长金正南。其他人,诸如保卫部主任、行政部门总书记以及党组织书记,则遭撤职。对于别人因我而遭殃,我觉得很难过。同样令我难过的是,妹妹的生活因我而饱受威胁。然而同时,我也为我的逃亡为整个郡带来希望感到骄傲。至于那位打电话给我的北韩难民,关于他的遭遇,我讲愈少愈好。不过,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脱北者所面对的困境,我还是要提一下他的中国中介,这位中介威胁要把他交给警方,并恫吓将他的年轻女伴卖给人口贩子,除非我寄钱给他。所幸,那位居中牵线让我们取得联繋的南韩商人,想到了让中国中介改变主意的办法……
后记 为北韩寻求援助
当前,我想要替那些意图逃脱压迫和饥荒的人做点事。我们所有人,包括政府在内,必须更积极。我们看似骨肉手足,但我们的姐妹却在边界被人贱价买卖。我们还要隐忍下去吗?北韩出现严重粮食、能源和医药荒。根据记者的小道消息,受害民众多到数不清。估计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在。一百万到三百万之间。确切数字无从得知,因为没有人能深入北韩进行充分研究。若曾亲眼目睹身边人饿死的惨况——像我就是过来人,不会浪费时间辩论粮食援助北韩的利与弊。唯一的问题在于分配。谁知道有多少援助会被挪去支持军队?我们常听到这类反对意见,甚至连那些希望提供更多粮食给北韩的人,也不乏这种声音。
的确,在北韩,一切以军队为优先。但那不是一支跟其他民众毫不相干的专业#队,而是完全由一批又一批志愿者组成的军队,要求参军的人数往往超过军队缺额。志愿兵的出身背景
说明了他们的渴望,他们许多都是农民子弟,他们想加入劳动党,参军是第一步。最贫穷的家庭会让子弟去当兵,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粮食和衣服。军一啄也提供在社会上高升的机会:军人退伍之后,百分之三十会进大学念书。
此外,反对提供北韩粮援者声称,就算援助不被军队挪用,却也让北韩政权得以省下外汇,将原本该用于购买谷物的钱,拿来购买武器和举办奢华庆典。每当我们想要救助因为政经体制而饱受饥荒之害的民众时,就得面对两难局面援助北韩民众意味维繋金氏政权。
粮食或其他援助并非首要考虑。最该优先处理的反倒是接纳逃出来的人,并给予他们法律保护。另有待加强的,还有将北韩人民的处境公诸于世,以及让北韩人民认识外面的世界。国际舆论和世界各国领袖应该更关切北韩的悲剧,迫使金正日改变行为,否则将面临国际法庭治罪。
许多南韩民众对南北韩不久前举行的高峰会(按:指二〇〇〇年六月南北韩元首首次会谈)感到无比兴奋,我却一点也不热衷。大家若认为金正日展现的笑容及友善,代表这个独裁程度无人能出其右的政棹已在改变,无疑是过于天真。数十年来,北韩民众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金正日是真的在笑,那是因为他确信自己大权在握。尽管开了历史性高峰会,但他将继续蔑视最基本的人权,诚如他的一贯作为。
我独排众议,试着解释金正日展现的善意是出于算计。我在《月刊朝鲜》杂志七月号的一篇文章中特别点明,金正日佯装想要开放,其目的和他多年来有计划地搞神秘如出一辙,就是深化和扩大他自己的神话地位。此外,我也解释为什么跟现在的北韩谈统一是不可能的事。南韩是民主国家,棹力属于人民。在北韩,民众受劳动党和大棹在握的金正日主宰,悲惨度日。统一的先决条件是让北韩民众自由,活得像个有尊严的人。他们现在就算饿得半死,也无权吐鲁思毫不满,基本人权彻底遭到体制践踏。
有人告诉我们,践踏人权、集中营、绑架南韩公民、绑架日本公民等等,全都是芝麻蒜皮的小事,并非南韩目前该关切的重点,最好留待日后再来处理。他们还说应该等到北韩民众的命运有所改善,两韩再来协商统一。殊不知,到那个时候,他们应该都死光了!
统一势在必行,但唯有在平壤政棹停止折磨、控制人民之后,才可能成真。当大批北韩孤儿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前往中国寻求避难,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当北韩父母贱价卖女求粮,我们怎能坐视不管?我不愿再看见任何骨痩如柴的小孩惊恐地张大双眼,也不愿再看见任何小孩被送进集中营,而他们的父母被迫离婚。我希望他们的祖父能陪在他们身边,说故事给他们听,希望他们在大同江畔开心戏水时,不会被保卫部官员的到访打断。
图书CIP数据
平壤水族馆:我在北韩古拉格的十年
LES AQUARIUMS DE PYONGYANG:DixAnsAuGoulagNord-Coreen
作者姜哲焕、皮耶·李古乐(Pkm Rigoulot)
译者钟玉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