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行十五小时后,祖父母一行人在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清津市上岸。四叔后来跟我透露抵达时的情景:「感觉这城市死气沉沉,气氛诡异之至。人们穿着破烂,在街上游荡漫无目的。空气中弥漫一股深沉的哀伤。不管什么举动,都看不出丝毫自发性。」阴霾景象与他原先所期待的人间乐土天差地远,令他感到害怕。单调乏味的恐怖感受,证明出发前家中收到的警告绝非空穴来风。不过,他们何需听信反动分子的胡言乱语呢?四叔低估了其中一件插曲的严重性,没想到日后它如回马枪般再次找上门。当乘客陆续下船时,几个数周前从日本返国的侨民,把握亲友重逢时的混乱场面窃窃私语,对这批新侨民返国的决定感到不可思议。
其中一个人问我四叔:「事情怎么会这样?我们委托朋友还寄了家书,警告人们别来,你们家为什么不听?」四叔脸色顿时发白。父亲上前,代替四叔回答那个人的质问,并问他在北韩待了多久。他回答:「几个月,不过已足够看清事实了。」我父亲坚称,朝鲜总联并没有隐瞒任何关于重建北韩可能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对方响应:「这只是统战宣传。你们不可能在这里开创全新的人生。他们会搜刮你父母所有财产,然后任你们自生自灭。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北韩共产党的真面目。」
这段偷偷摸摸的谈话,令人禁不住背脊二凉。父亲和叔叔想象的欢迎仪可不是这样。不过话说回来,这些批评北韩当局的人才刚搬回祖国,像这样的移居总需要时间适应。这些人抱怨是因为落脚北韩还不够久。那位陌生男子为什么找上父亲和四叔呢?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密探?祖母事后分析,倘若他们意在说服我们回日本,那他们根本就挑错时机与地点了。「我们踏上北韩时戴着美化一切的眼镜。面对崭新生活,我们的信心经过长时间培养,像吃了秤砣铁了心,这些不祥警告丝毫无法撼动我们。」除此之外,到北韩追梦似乎仍有成真的可能:接待官员,将全家人照拂地无微不至。相较于其他侨民被火速安排至全国各城市安顿,我的家人则受到如共党干部般的礼遇。祖父的座车也上了船,跟大家一起抵达。这辆最新款的富豪汽车,可能是北韩唯一的一辆。官员建议全家人搭富豪前往平壤,家当则由紧跟在后的官方公务车载运。官方人士信任祖父一家,也努力让他们有个美好愉快的抵达日。
头几周,祖父一家暂住在简陋的公寓,等着搬进官方承诺的美丽宅邸。房子位于首都平壤,距中央车站不远,非常靠近苏联大使馆。尽管平壤不失繁荣,乡间景致美丽壮阔,尽管平壤街道干净整洁,纪念碑雄伟壮观,一股不自在的感觉却油然而生。时间一天天过去,一家人渐感失宠。没有官员来访,没有邻居嘘寒问暖,没有来自中央高层的最新消息,他们总是说静待上级进一步指示。
他们感受不到京都政治宣传分子所标榜的兄弟情谊,同时,想要投注己力成为集体贡献的一分子也不得其门而入——报效国家的过程难免遭遇障碍,必须有所牺牲,但同时也该充满澎湃热情与同志情谊吧。对于现况,祖父一家人满头雾水,觉得似乎缺了些什么,但没有人急着填补空白把话说明。我相信,他们抵达北韩不久就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错了。政治宣传无孔不入,粮食短缺,层层通报的官僚作风效力不彰,连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都搞不定:粮食到哪拿、电工、理发匠、医生哪里找,以上种种无不加深他们的疑虑。为什么连区区八加仑的汽油都难以取得?为什么老是找不到住家所属区域的劳动党代表?为什么一家人一心想为国奉献,却落得无所事事?一切都与他们的期待不符。小孩之中,没有人想当第一个道出大家共同感受的:他们都觉得,也许(只是也许而已)父母带他们走向了一条灾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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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每个人都在枯等。爸爸和其他手足等着上大学,祖父母等着担任一官半职,祖父觉得干著急不是办法,认为家人应该想办法多暸解自己的国家。祖父决定苦中作乐,他用富豪汽车带一家大小出门探索。这次外出度假的经验,让我的家人首次感受到政府滴水不漏的监控。祖父车子还没开远,人民保安部的成员(就是政治警察)就出现了,他们向祖父解释:在北韩外出一定要事先申请报备。祖父和叔叔们对警察的告诫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北韩愚昧官僚体系的具体表现。等了好久,祖母终于被召见,与「朝鲜民主女性同盟」的干部见面。朝女盟与朝鲜总联相同,一举一动都受到劳动党的严密控制。祖母受邀担任朝女盟平壤分部的副会长。过没多久,她获选为最高人民会议{15}的代议员。这是有名无实的头衔,但她仍感到十分荣幸,后来政府陆续颁赠的三面奖章也让她骄傲不已。当祖父的人事安排终于水落石出,职位也正合他的意。他受聘为商业管理局副局长,该部门的业务之一是管理食品至平壤的流量。受惠于祖父的职位,我们家有吃不完的精选食品,还有动机不单纯的官员频频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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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也生于移居日本的朝鲜人家庭。我外祖父来自大邱(位于今南韩境内),曾在日本替平壤政权担任卧底的密探,后来被日本警方逮捕,死于拘留所。北韩政府追封他为革命英雄,并授与其遗族「英雄之家」的封号。谁不想回到视家夫为英雄的祖国呢?外祖母毫不犹豫,带五个女儿从日本举家回北韩,就在我祖父母回北韩后不久,外祖母一家六个女人落脚于南浦。
南浦是西岸大港市。母亲和她的么妹从南浦前往平壤,一个攻读经济,一个学医,其他家人则待在南浦。透过媒人介绍,这五位姐妹花很快便陆续嫁作人妇。当时的男女都是以这种方式结婚。今日仍有高达四分之一的南韩人透过相亲结婚,在理应具备革命思想的北韩,靠媒妁之言撮合的夫妻则多达半数,鲜少征询男女当事人的意见。我父母结婚也是靠媒人撮合,他们在一九六七年相识,并于当年完婚。
等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已渐渐习惯并适应北韩的生活。所谓我们家,指的是同住一屋一檐下的人,其中包括我的祖父母、父母,还有四叔。日常生活虽有诸多不如意,所幸祖父母的工作得天独厚,加上日本亲友持续寄包裹给我们,家中物质享受倒是不缺。朋友与玩伴总喜欢来我家里,因为他们知道,在我家可以吃到冷盘、糖果与点心。然而,祖父的身分地位也宛若不定时炸弹,让他不时提心吊胆,最终果然让他赔上了性命。他的本业是商人,习惯利伯维尔场机制下的做事方式。面对乱无章法的北韩官僚作风,他总让喜怒形于色,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不智之举。尽管祖父批评北韩杰出的政治与经济措施,「全为改善并提高国力」,但他的力求改革,不免和其他拘泥于公式的「同志」彼此碰撞。由于他坚持有话就说,拒绝当个无声筒,同志对他的敌意不断升高。对此,他只能默默忍受。虽然祖父母的地位让家人脸上有光,并享有各式福利,但北韩生活水平未达家人期望。每个北韩人身上都紧箍着意识型态的伽锁。警察的监控有时堂而皇之,有时鬼鬼祟祟,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他们不满这片「乐土」其实穷困潦倒,同时看不惯偏狭的智识与文艺生活。终于,他们忍无可忍,一股脑释出按捺已久的怒火,「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带来这个鬼地方?你们承诺,我们会有全新的生活。在这里我们毫无自由可言。我们连在日本到处都买得到的基本用品都没有。我们在这里并不开心。你们也是,只是不愿承认而已。」
祖父母听了很难为情,神情慌张。第一个发现大势已去的人,我想是祖父。曾经,只要他一出面就能消弭任何反抗念头,而今我们的大家长日益消沉,愈来愈不像过去孩子口中的「虎父」。祖父桀骜不驯的自信神采不再,影响所及,儿子们对表达内心感受也没了顾忌。反观祖母,还装作怀抱希望的样子,相信形势将有所改善,坚定地反骏任何对金日成的隐射性批评。
共产主义意识型态赋予她取之不竭的现成辩词,而她总是毫不犹豫地使出浑身解数,指责孩子们:「毛毛躁躁!你们怎么能奢望一个被美帝狠狠催残的国家,在短短十年内就成为富国?一切都得从头来过。你们该不会忘了,敌人们仍位居决策的权力中心?无产阶级专政怎敢松绑统治大棹?能够追随我们的伟大领袖是我们的荣幸,难道你们对他没信心了吗?」她的孩子们耸耸肩膀,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北韩人民待他们不像同胞,反倒更像外国人,而且是该为北韩现状负责的外国人。北韩政权迫不及待想搜括旅日侨胞的财富,即便如此,亦无力扭转在地人对返国侨胞的猜忌。
尽管叔叔姑姑未受外在氛围影响,学业表现可圈可点,但他们对曾经近在眼前的赴莫斯科留学一事早已放弃,绝口不提。二叔在金日成大学主修哲学,毕业后成为记者;三叔自平壤医学院毕业,主修肠胃科;四叔毕业于平山大学的自然科学系,之后成了生物学家。姑姑们的表现也不俗。大姑主修药理学,毕业后在平壤一家制药工厂担任研究员;二姑主修医学,毕业后随即和一个年轻人步入礼堂,她的公婆也是从日本回国的侨胞。二姑的夫家不久前被送进集中营,祖母获悉立刻展开救女行动,以免她受到反动派的影响。二姑已怀孕,祖母一方面劝她堕胎,一方面使用各种招数挑拨离间,希望二姑能离开二姑丈。可惜祖母并未如愿以偿,二姑和二姑丈的关系不受动摇。后来,换我们家被捕,蒙羞的祖母在集中营和二姑丈一家反动分子面面相觑,羞愧得无地自容。我父亲在日本学的是摄影,后来在平壤最大的摄影公司「玉流」任职,一路平步青云晋升为最高主管。由于公司属半官方性质,父亲的工作以拍摄公开仪式、冲印劳动党领导干部的肖像为主。
外人可能觉得我们家在北韩如鱼得水、功成名就,不过实情并非如此。全家人将心里的苦埋得很深。父亲和其他手足很清楚,即便他们吵着想回日本,祖父母也不可能向当局正式提出返日要求。而且这么做可能给全家带来危险。祖父母鲑鱼返乡的错误决定是一条不归路,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坐困愁城的囚犯。二叔自此不再和祖父母讨论返乡一事。二叔人高马大,原本个性外向、活力充沛,如今一天比一天更沉默阴郁。对漫画的兴趣高于官方文宣的三叔开始酗酒,也是一种无言的抗议。唯有四叔还能保持高昂士气,因为钟情植物与生物,外界政治的风风雨雨他一概不管。他收集植物与昆虫,自制标本盘还收藏在博物馆里。说来讽剌,四叔竟是唯一被遣送到集中营的叔叔。其他两个叔叔婚后搬离祖父母家,反观四叔则继续和祖父母同住,所以受到家族命运的折磨。
成长期间,我从来不知道叔叔们对金日成心存不满我年纪太小,压根儿没想到会有这种事。现在想起来,他们心境上的转折其实有迹可循:一个缄默不语,一个靠酒精麻痹自己;父亲则突然迷上了音乐。每个人都在逃避现实,避免说出非难政治制度的言论。更糟的是,他们有时会忍不住,差点为了自己被带回北韩而责难双亲。父亲熟背所有国际名曲,他知道〈纳塔莉〉与〈白鸽〉,会高唱〈我的太阳〉逗我们开心。现在我才明白,这是他逃避军歌与吹捧金日成颂歌的方式。
我稍早提过,父亲娶了自日本举家回国的女子。当时,移民家庭的子女互相通婚非常普遍,由此可见移民家庭要融入北韩社会有多困难。这些曾定居于日本的朝鲜人(尤其是年轻人),在截然不同于北韩的文化背景中长大,因此不易和土生土长的北韩人打成。一片。邻居与情治人员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提醒他们,这里不是日本,所以他们讲话应该规矩点,应该对北韩的法律有更多尊重。
我的父母和其他曾定居日本的朝鲜移民一样,因为留过洋见多识广,难免觉得自己优于从未踏出北韩国门一步的同胞,但也因此被视为异类。朝鲜与日本纠葛的历史恩怨也对我们不利。对许多人而言,重点是我们家曾移民日本,而不是我们决定返国。我们家衣食不缺亦招来邻居不加掩饰的嫉妒。身为归国移民的第二代,我一直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北韩人。然而,尽管当时年纪小,我能清楚感受到父母与邻居之间的鸿沟。母亲因为在日本居住多年,说韩语带有日本腔调,经常逗得我朋友捧腹大笑。每次她下班回家叫我进屋时,朋友们总是模仿取笑她的声音,让我羞红了脸。终于,我拜托她别再害我出糗。我想我伤了她的心,但她什么也没说。自此之后,每次她要我回家,就会走到我和玩伴嬉戏的地方,轻拍我的肩膀示意。
简言之,就像从法国与美国返乡的亚美尼亚人无法和苏联亲戚打成一片,返乡朝鲜人也和原乡人格格不入。尽管日渐消沉,祖父偶尔会试图挣脱枷锁,拿着必要的通行文件,开富豪汽车带全家到乡下散心。所以我们去过知名风景区金刚山。最近该景点频上南韩新闻,因为南韩现代集团支付平壤当局数百万美元权利金,获得经营南韩游客赴金刚山旅游的独家代理权。{16}在当时,开着一台象征资本主义炫富行为的车前往金刚山,很可能被视为挑衅举动。我们一家在反革命行动的边缘游走!不过警方似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怎么刁难就给了我们需要的通行证件,这多少跟祖父曾在「社会安全部」{17}与其他政府机关里撒钱有关。
后来取得通行证件变得难上加难。有一天,警方向祖父提议,看是不是应把他视如至宝的富豪汽车转让给政府。提议变成建议,建议变成命令,最后祖父被迫屈从,将汽车转让。十之八九是让给位居要津的警官或政府官员,这些人总想拥有一辆体面的汽车,想要趾高气昂地呼啸于大街小巷。当家里的情况愈来愈糟糕,日本成了大家的避风港,满载着理想回忆、令人怀念的影像,以及良善秉性。我们再次成为失根的移民家庭。怀念过去的情感仍盘旋在这个家,只不过怀旧对象随着世代交替而有所转移。祖父旅日期间,对家乡济州岛念念不忘。父亲移居北韩后,对日本念念不忘。至于我,当我在首尔回顾过往人生时,平壤的童年岁月深深折磨着我。
第四章 九歳就进集中营
祖父比过去更加不安与沉默寡言,但仍是全家的支柱。他的浓眉睿眼、宏亮嗓音,以及平壤劳动党干部对他的恭敬态度,全都让我着迷不已。地位崇隆无损他和我之间的祖孙情。周日散步时,祖父会以神秘语调跟我透露过去在京都的生活:他为了准时完成第一笔订单,在珠宝店熬夜到天亮;他坐镇米仓,不让对手有觊觎的机会,赌场事业的一鸣惊人;以及赌桌上的财富如何在几分钟内大起大落。这些故事有如源源不绝的惊喜。我聆听祖父,被故事背后的推手与主角催眠。我深爱祖父,从没想过祖孙间的对谈与周日漫步,竟有划上句点的一天。
一九七七年七月,祖父突然人间蒸发。某晚,他下班后没回家。警方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祖母不断打听,祖父工作部门的几个长官才松口,说他为了一件要事临时出差。出差令由劳动党直接下达,祖父获悉后立刻就启程了。他们再三向祖母保证:「妳下礼拜来,就会有新的消息。没必要担心。」
祖母对出差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她很了解祖父,他绝非出远门不吭一声的人。过了一周,政府当局要她继续等待,但她忍不住,又跑去祖父的办公室打探。办公室的接待仅仅增加她的焦虑。每个人似乎光听到祖父的名字就尴尬不已,对这件事情三缄其口。无论到哪里,祖母得到的响应总是焦躁不安的静默,让她处处碰壁。
我父母怀疑,祖父神秘失踪可能是「国家政治保卫部」{18}在背后搞鬼,但连他们自己都不敢承认。祖父失踪前几个月,父母有几个朋友也是无缘无故就失踪了,然而我们全家人(尤以祖母为甚)宁愿往好处想,认为其他人不能和祖父相提并论,,毕竟其他人消失一定是因为密谋策反,或者犯下了其他的滔天大罪。我们之中没有人敢面对祖父可能被秘密警察带走的可能性。我们心知肚明,祖父从来没有辞不达意的困扰,而且时常火力全开地批评党官僚及其管理方式。我们也明白他鲜少出席劳动党会议或集会,但祖母出席的次数应该多到足以弥补祖父的分吧!再者,难道祖父一直以来没有谨守本分做个诚实的好公民,将他的一切全托付给党吗?他从日本一返回北韩,难道没有把巨额财富全交给政府吗?难道他没把一切(包括他的富豪汽车)都交给党吗?
祖父失踪后几周的某天,我在大同江边玩耍。几个朋友来找我,告诉我有一群人正在我家。困惑的我赶忙起身,朝家里跑去。
根据朝鲜传统,进别人家前必须先脱鞋。不脱鞋,代表看不起或不尊重你的东家。我大吃一惊地发现客厅人满为患,然而玄关前的鞋子却跟平常一样多。这是什么意思?我想上前一探究竟,可是客厅人多到没有我立足的空间。除了父亲母亲、祖母、妹妹之外,其他人我从未见过。四叔是唯一不在现场的家人。四叔未婚,跟我们住在一起,但那几天他去咸镜南道参加研讨会。这些人到底是谁?我向爸妈用力挥手,平时见到我都很开心的他们,此时却反常地保持距离,彷佛无暇理会孩子吵闹的高傲大人。母亲边叹气边反复说道:「但我们到底怎么了?但我们到底怎么了?」(好像真有人会回答她一样)我钻进人群,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结果看到三名穿制服的男子翻箱倒柜,旁边还有第四个人在做笔记。这是什么特别的大事吗?他们怎能穿着鞋子在室内走来走去?这才是最令我感到不可置信的事,可是当我试着告诉母亲这个情况时,她却都不理我。
我们的公寓有四房一厅。最小的那间房里,存放着这些年来祖父母托日本来访亲友帮忙带的礼物。这些私藏的珠宝、服饰和手表,是他们替四叔准备的结婚聘礼——尽管四叔何时会步入礼堂还是个未知。(在韩国,提早好几年开始准备孩子的婚礼并不稀奇。)这间房里也放着父亲工作用的各式相机与暗房用具。四名保卫部人员看到这些宝物,见猎心喜。前阵子有人「鼓励」我父母,将其中一台相机当作礼物送给政府,但父母总能找到理由推三阻四。这次,四名保部人员肯定会不客气地占为己有。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些人就在房间一角开秘密会议;父亲也说他们发现结婚礼物时,脸上装模作样地义愤填膺(彷佛父母是走私或藏匿赃物的罪犯),还在心神不宁的父母面前明目张胆地瓜分战利品,藏不住眼中因垂涎不已、大喜过望而迸发的火光。
接着他们走向家中其他地方,三人东翻西找,第四人依旧负责记录。清点进度十分缓慢,眼看情况似乎与我没太大关连(至少他们对我的水族箱兴趣缺缺),我很快便感到厌烦,于是找妹妹美湖一起玩,懒得理会后续发展。,我和美湖跑来跑去,在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废墟」中嬉闹。我开始在父母的日本大床上蹦蹦跳跳,还怂恿妹妹一起加入。父亲虽看到我们在胡闹,却未出声制止这项平日做不得的禁忌游戏。得意忘形,我愈跳愈高,直到床因不堪折磨理所当然地坏了我已记不得坏的是床垫里的弹簧,:还是床架。我和美湖当场愣住,知道自己闯了大祸,父亲仍旧不发一语。我不晓得妹妹当时怎么看待父亲的放水之举,但我感觉很不对劲。一切秩序全乱了套。我还不至于担心,但开始感到某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关于不自在的形貌和原因,我还是摸不着头绪,或许这就是我记忆老缺一块的原因。
然而,初次听到「耀德」的那一刻,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母亲看到其中一位保卫部人员翻拣自己的贴身衣物,而且丢得到处都是,忍不住提高音量。负责记录的那位大发雷霆命令母亲闭嘴,然后掏出一张纸,大声念岀上面的文字。根据该文件的说法,祖父犯了「最重的叛国罪」,后果就是祖父一家人————也就是所有住在这屋檐下的人,都得「立刻」送往耀德管束。我从未听过耀德这地方。我身边的人听到耀德彷佛失了魂,好长一段时间说不出话,然后他们痛哭失声,开始紧握彼此的手。为首的那位眼见自己恫吓见效,忍不住沾沾自喜,命令其他人继续抄家。他们将屋子翻天覆地搜了一遍,连床组、衣服、床垫、厨具都不放过。我看得一头雾,水,不解他们翻锅碗瓢盆或我的玩霉箱到底想找什么。清点作业终于在凌晨三点告一段落。保卫部人员自定义了一套游戏规则——少数战利品归政府,多数放进自己口袋。父亲的摄影器材与欧米茄腕表、母亲与祖母的珠宝、四叔的结婚聘礼、日本制彩色电视机,全被这些人私吞了。实际进入国库的品项不到十分之一。
那夜的其中一幕,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祖母与保卫部人员正面交锋,他们胁迫祖母签署一份文件,但祖母执着地指着几行文字,坚决不从。他们随便说了几个理由敷衍祖母,语调时而冷静收敛,时而张牙舞爪。突然间,祖母伸手拿了一枝笔,在那份文件上签名。接下来的事我看了大为震惊:祖母才一签完,几个大男人便抓住她,将她软禁在一个房间里!
破晓时分,我得知全家即将出发,前往那个让父母闻风丧胆的陌生地点,而我并没有那么绝望。我把这一切当作搬家到乡下,当作一场冒险,可艿生活增添一点剌激的可能。老实说,我对这想法感到雀跃,唯一挂虑的是如何将水族箱的鱼一并带走。就某方面来看,下放耀德和搬家差不多。毕竟我们并非罪犯,而是罪犯的家属,所以会得到多一些仁慈的对待。祖父是工作到一半被保卫部直接带走,押至苦役集中营,连整理行囊的机会都没有。他的命运和在苏联或纳粹德国被捕入狱的许多人一样,我后来透过阅读知道这些人的下场。至于我们,起码还获准携带最低限度的家具、衣服,甚至还能带食物。
表面上,我们不过是被政府下放至荒郊野外,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铁丝网、营房、营养不良与粉碎意志的工作,在在显示这里是不折不扣的劳改集中营。集中营的编制以「家」为单位,足证即便在所谓的共产国家,儒家传统依旧根深柢固。然而,该政策并不改变集中营的本质。政府把我们一家送到远方,是希望透过工作和学习重新教育我们。由于和罪犯朝夕相处,受到反动意识型态的污染,因此我们这些非罪犯,被监禁在专为「犹可救赎」案例设计的集中营。但一切都让我措手不及。
搜索结束后,祖父办公室的几位同仁一早就来家里协助父母打包,他们大概是接获官员指示;保卫部人员一心只想尽早收工。祖父的前同事看似乐于伸出援手,但这份好心不太可能出自他们本意。向犯罪家庭释出善意十分危险。确实,自保卫部人员登门后,仅一人鼓起勇气到我家拜访,一位和我们住在同一层楼的老太太。她敲敲我家的门,从打包箱——间挪进痩小的身躯。她对每个人微笑,也向保卫部人员礼貌地打招呼,尽可能低调地隐没在人群中。然后,她不动声色地挨近祖母,低声对她说:「我的朋友,妳一定要坚强。拿出勇气…:绝不可轻言放。弃。妳知道自己的丈夫清白无罪,所以千万别自责。听我最后一句劝:遇到难关时,想想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妳一定会撑过去的。」
当全家的细软依序塞进官方分派的五大木箱时,我瞥见妹妹手上拿着她最爱的洋娃娃,突然灵机一动:我拿了一个水族箱,匆匆放进几条我最漂亮的鱼,然后学妹妹紧抱着心爱的玩具不放。一位保卫部人员看到我,用下巴指着我的水族箱说想带「那玩意儿」离开,门儿都没有。陌生人凭什么用这种粗鲁的口吻命令我。胸中怒火顿起,我恣意地大吵大闹,逼得他让步。眼眶泪水渐干,但没带走的鱼儿还是让我放心不下。起初被告知家里来了陌生人时,几个损友说我可能会被送到「很糟的地方」,最好将心爱的鱼分送给死党。当时我并未把他们的建议当真,现在就要离开了,我真后悔没有照做。
一台卡车停在我家前面。警卫依序把已装箱物品,以及保卫部人员看不上眼的小型家具搬上卡车,包括一张矮桌、一些餐具、一包重约六十公斤的米——集中营容许的上限。卡车嘎嘎。作响的引擎声,几个家人的叹气声、此起彼落的命令声,吵得邻居不得好眠。周遭公寓纷纷亮灯。我看到有人倚窗盯着我们看,有些人则鼓起勇气下楼,就近观看发生了什么事。逐渐聚拢的人群在安全距离外看着一切,警卫对这些围观者颇为感冒,尽可能加快搬运速度。父亲想到几件重要物品忘了带,赶忙冲回家里,在人群中引起一阵小小骚动。此景让我想到自己最爱的漫画书。和其他小孩一样,我喜欢剌蜻大队的征战故事,内容讲述剌蜻、松鼠同心协力,合力撃败恶狼、老鼠、狐狸和老鹰等邪恶资本主义的象征。我央求一位保卫部人员让我回家找出这本漫画书(应该是之前受不了我闹聛气而让步的那位)。他受够了我的任性,高分贝命令我上车。这次我真的吓到,乖乖照办。剌蜻大队就这样离我而去。幸好我还有心爱的鱼。
家人依序爬上卡车坐在后面的载货区,我很惊讶妈妈仍站在人行道上,一个人孤伶伶的。我始终记得她脸上深邃的哀愁,泪流不止。「妳不一起来吗?」我问道。「噢,不是现在,我的宝贝。妈妈很快就会跟你们会合。」急着想收尾,保卫部人员不耐烦地附和母亲的话,然后吆喝众人手边的工作不要停。心安了之后,我紧紧抱着水族箱。为了避免水溢出来,我在水族箱上加盖一块木板。最后一次跟母亲话别后,我的心思转向搭卡车兜风的全新体验,这可是北韩老百姓一生少有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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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母亲!这一切势必让她痛不欲生。尽管她非常努力,仍无法掩饰心中悲痛。而她九岁的儿子什么都不懂,兴奋地爬上卡车,胸前捧着心爱的水族箱。这位母亲不知道今日与儿女分别,再见面已是多年后。身为「英雄之家」的女儿,她躲过下放劳改的命运,但她的丈夫和孩子将在那儿度过十年。我们被监禁后不久,保卫部强迫她离婚,切断与「叛徒」之家的一切关连。从头到尾,没有人征询过她的意见,甚至没要求她签名。她苦不堪言,在我们被监禁期间思念着她失去的家人。我后来才知道,母亲一再恳求保卫部,希望获得被关进集中营的许可,只为和我们重逢。可是她的请求被认为有悖常理,每每遭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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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程时,天才破晓。我们搭的是苏联制卡车,马力大,专门用来载运囚犯。北韩人称它为「乌鸦」,是死亡的象征。依据传统,白色用于悼念,黑色用于丧礼。这是一台有棚子遮蔽的卡车,旅程之初,我和美湖被命令不准向外偷看。直到车子驶进乡间,警卫才允许我们自由欣赏外面的景色。卡车行驶在满是轮胎痕的泥泞中,一路上摇晃颠簸。我还蛮撑得住的,只在意如何确保水族箱的水不要溢出,但美湖已开始呕吐。祖母找了一个塑料袋给她,然后在卡车地扳上铺几条毛毯让她躺下。我们从家里搬到车上的木箱与家具就在美湖躺下的「床」前。两名备枪警卫则站在底部监视我们。
旅途中,祖母曾询问警卫会怎么处置她的么儿,也就是我家当时唯一不在场的成员。她说四叔是无辜的,他们没有理由要逮捕他。警卫表示同意。现在回想起来,祖母一定是绝望到了极点才会病急乱投医,她明知警卫无权做任何决定。她只是需要安慰,或许她的确从警卫口。中得到一些慰藉。不过,当我们询问营区所在位置时,警卫一律回说不知道。即便如此,他们曾试着提振我们的士气,甚至释放些许善意,但始终坚称不知集中营长什么样子。其中一人表示:「我只知道那里没那么糟,你们会平安无事的。」
警卫的职责显然是让我们保持镇定。大家都知道,落入这种遭遇的人,有时宁愿选择自我了断,警卫可不乐见。自杀是抗命行为,代表对劳动党擘画的未来丧失信心。警卫的加油打气,不过是想赶在乌托邦神话破灭之前,将我们送达集中营。可惜这既止不住祖母的泪水,也无法让父亲脱离深陷的阴郁沉默。他是不是在思念妻子?回忆京都的住所?与朋友学摄影的快乐时光?还是祖母当年毅然离开日本回祖国投入革命的决定?自从祖母做出他无从置喙的决定,生活的一切都变了调。在他眼里,下放劳改肯定就像朝地狱又迈进了一步。
父亲坐在我面前,双眼空洞无神被思绪吞没。又向前驶了一段路后,卡车停了下来,其中一位警卫跳下车。约莫一分钟后,他护送一位和祖母年纪相仿的老太太上车她衣着整齐,一身黑,连件行李都没有。我们猜她应该是警卫的友人或亲戚,顺路搭个便车。起初她静默不语,十五分钟后终于开口,然后就再也没停过。原来,她也要被遣送耀德。她的故事和我们大致相同,从决定离开京都返回北韩,到丈夫莫名失踪被控为间谍。她没有孩子,如今再没人可以仰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要被带走。她开始数落劳动党,两位静静站在一旁的警卫命令她闭嘴,但她不理会,降低音量继续批评。警卫只想省麻烦,假装充耳不闻。
「我在那里没有小孩和先生陪,要怎么撑下去?」她反复地问。
「若我们被送到同一个营区,妳可以仰赖我们。我们一起互相扶持。」祖母回道。
她向祖母致谢,紧绷的神经稍稍舒缓了些。她带了二十颗水煮蛋在路上充饥,现在正把蛋分给车上的每个乘客,包括警卫在内。我拨开水煮蛋,压碎蛋黄打算用来喂鱼。可我还来不及把蛋黄屑洒到水族箱里,祖母一巴掌用力打到我脸上,命令我把蛋黄吃掉——这是祖母第一次动手教训我。我大受打击,但还是乖乖听祖母的话,吃掉原本要拿来喂鱼的碎蛋黄。时间过得很慢。为了打发时间,我爬上木条箱子,透过半透明窗户往车外瞧。不过,大部分时间我都坐着,震慑于祖母给我的那一巴掌,因为我的鱼死了好几只而悲从中来。我好想放声大哭,但还是努力不让泪水流下。我再度用木板盖上水族箱,紧紧抱在怀里,眼睛直视前方,强迫自己放空脑袋。卡车继续在满是泥泞的小路左弯右拐。这条战略道路是之前日本人为连贯北朝鲜东西部所建的,路况是出了名的危险。一路上不断颠簸,九弯十八拐,连我也忍不住吐了。终于在接近中午时分,到了位于林线以上九百多公尺的「越王岭」(位于咸镜南道耀德郡的一座山岭),北韩人惯称「泪之山」,因为它是进入耀德的最后一段路。下午两点,我们抵达营区边界。卡车停下的那一刻,没有一个大入愿意向外看。长达几小时的漫漫路程,他们多的是机会熟悉车外景色,但天知道现在往外看到的会是什么。大人坐着不动,我也有样学样,于是我们全坐在那等待进一步指示。
第五章 第十班
两名警卫跳下车。从卡车里,我听到他们和别人低声交谈。过了一会,一名警卫回到卡车上,向大人索讨护照和孩童的出生证明。他收齐证件,又消失无踪。二十分钟过去了,众人静默不语。等两名警卫回到车上时,卡车再次缓慢前进。我愈来愈好奇,起身透过篷子的小洞往外瞧,警卫并未阻止我。
卡车前方,警卫推开营区大门,拱形门楣写着「朝鲜边界巡逻站,单位二九一五」。当时我并未察觉其中蹊跷,现在回想起来,才惊觉这又是连篇谎言的一部分。当局试图杷集中营掩饰成军营,藉此转移外界的注意力。此瞒骗手法粗糙至极,因为耀德距离边境甚远。营区大门与水泥长墙相连,是营区唯一的进出通道,旁边有两个监视塔。长墙一直延伸到远处,墙外紧邻陡坡还围着带剌铁丝网。这一幕景让我想起以前在学校看的电影,内容讲述日本人占领期间所盖的囚营。
大门不远处设有一岗哨,配置多门大炮。就在我四处张望时,卡车再度停下来。营区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一群警卫往卡车方向走了过来。他们的制服让人联想到人民军的穿著,只不过卡其色较浅,有四个口袋的外套长度及膝。卡车上的警卫把每个人的名字告知营区警卫后,车子又向前移动,过了一刻钟才停下。此时车外传来骚动声,我听到窃窃私语,似乎是前来欢迎我们的群众。一个警卫跳下卡车,对着他们劈头就骂,满口脏话,穷凶恶极!他怎能如此出言不逊?他一边下达命令也不忘叫嚣骂人,我吓得全身颤抖。父亲见状,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试图安抚我。;
警卫将罩在卡车上的帆布篷扯掉,所有人都起身。我怀里还抱着我的水族箱,隐约觉得这将是关键时刻。扯掉的帆布彷佛提早拉开的剧场布幕。全新的布景,一场新戏码已经上演,而身为演员的我们却还手忙脚乱,尚未入戏。如果时光倒转,我真希望有机会搞清楚该扮演的角色。但我还来不及询问,围绕在卡车四周的男人女人已凑向前就近观察。他们全都污秽得不堪入目,一身乞丐装扮,打结的头发里藏着土块。恐惧又一次攫住我。这些人是谁?是刚刚引起骚动的同一群人吗?刚才警卫粗言粗语咒骂的就是这些人吗?我惊讶地发现,这些人当中有几个竟和祖母相识,走上前来和她打招呼。才刚下车,一位应该是祖母旧识的老太太便跑来和她相拥。她们俩握着对方的手久久不放,长声叹息的同时眼泪也落下。
「妳不见了,我好担心。」祖母说。
「没人跟妳说?」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妳也到这儿来了,跟我一样!我们为党付出这么多!」
我站在一旁看她们谈话,有两个男孩朝我走来。我以为他们和我年纪相仿,其实他们比我大两岁。
其中一个男孩说「集中营不是让人长高长壮的地方,很多小孩来到这里以后就不再长了。」
大人继续交头接耳互换讯息,尽可能忍住不掉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邋遢污秽的一群人,却以和外表格格不入的有礼态度欢迎新人,好个强烈对比。要不是警卫打断,这场欢迎会还能持续好一会儿。没多久,警卫重整秩序,命令众人返回营区,继续工作。我也开始回神,注意力回到现实,以及怀里无比重要的水族箱。唉,半数的鱼已经死掉。不知所措的我,开始计算死了多少鱼。仍逗留的几个人挨近我,安静地盯着这幕奇景:一个被送到集中营的孩子,捧着水族箱,为了肚子翻白的进口鱼尸低声飮泣。
过没多久,看起来像集中营长官的男子穿过一小群人,大吼道:「那些东西肯定会熏死人。拿去扔了,愈远愈好!」他转向父母,指着约一百公尺外的小屋道:「你们以后就住那个地方。」作势要我们跟他走。才走没十步路,远远有个男人飞也似地朝我们跑来。是我四叔!他被送进营里已有一个礼拜。保卫部直接到他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地方带人。在我们抵达之前,他都住在单身营舍(后面会再谈到)。祖母原本祈求小儿子能逃过一劫,如今在营里见到四叔却给她带来莫大的喜悦,当她亲吻四叔时,温热的泪水不停从两颊滑落。
我们走近指定的小屋。父亲静静地推开木门。我们跟在他身后,目瞪口呆地看着室内景象。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几片木板搭盖的屋顶,干燥土砖砌成的墙,泥地充当地板?警卫命令一些囚犯协助我们安置。整个过程要不了多久,因为我们只从家里带来两张梳妆台、一张矮桌、各自的衣服,以及一包重约六十公斤的米。这些家具满载我们在平壤高级住宅的诸多回亿,它们的存在令人心痛,大家静默不语,眼光游移在代表过去的家当与眼前了无生气的四壁之间。
这间营舍可容纳四户家庭。我们分配到其中最大的一间,有道隔板将整间房一分为二。隔板没有完全延伸至天花板,所以吊在隔板正上方的一盏灯泡可同时照亮两个房间。我后来才知道,隔板是为那些感情失和的家庭所设计的;想要拆除隔板是被允许的。耀德也有小一点的房,容纳二至三人的小家庭。由于这些营舍屋顶低矮、弯着身子才能进出,所以被戏称「口琴屋」。每个营舍周围都有一块用篱笆圈出的地,可用来栽种你想要的任何作物——更正确地说,应该是你有能力种出的任何作物。毕竟大家白天都在劳动,晚上除了睡觉,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体力做其他事情。
耀德集中营的电力来自营区一间小型水力发电厂。这套发电系统的局限很快便显露无遗:冬天水会结冰,夏天则水量不足,因此停电是家常便饭。我们在耀德的第一晚就碰上棘手问题如何不靠火柴或打火机生火。幸好邻居教了我们几招在集中营的基本求生技能。他们示范如何安全又迅速地砍树,如何让火在松木树脂做成的灯芯上持续燃烧,如何用柴火烹煮玉米粥等等。营舍里没有水龙头,日常用水都得从十分钟路程外的河流汲取,回程可能比十分钟稍久一些,毕竟盛满水的水桶分量不轻。对一个吃得饱的人来说,挑水可能既无聊又烦人,但仍是一项可以克服的考验。不过,沦为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之后,挑水的差事就足以耗尽我们所有气力。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燃油。在平壤,我们用燃油生火,但耀德可没有这种奢侈品,因此我们得四处捡拾干燥的木柴。我们的房里有二座暧炉,靠烧柴而非燃油,暖炉上摆个锅子亦可充当炊灶。煮饭是每个家庭自己的责任。由于祖母年纪大,警卫指派她为我们家煮饭。幸好祖母从平壤带了一些锅具,因为集中营提供的,尽是破旧不堪的野战锡罐。
除了木造营舍,耀德还有好几间马蹄形的大型建筑,专门安置单身囚犯。四叔说,每间房睡五到六个人,一整栋大概可容纳七十到一百人。和家庭式营舍一样,可供种菜的小型耕地围绕着单身建筑,只不过耕地面积年年都在缩水。耕地上先是盖了公用蔚房和两间茅厕,后来又增建专为拉车牛只而设的牲口棚。警卫从每栋单身建筑里选出一名囚犯担任营舍长,负责管理并监视其他单身囚友。除此之外,警卫还会选出四名囚犯负责厨房的工作,通常是三女一男,捡柴和搬柴等粗重一作大都交给那名男性。有些单身人士被下放耀德是受到家人犯罪的牵连,其他则是犯了些无伤大雅的错,例如未参加官方游行活动,对「伟大的领袖」欠缺热情,或者对叛国者的坪撃力道不足。这些人通常不会被下放到专门关押重刑犯的监狱,可是。一举一动受到特别监视,而且入夜后不得离开营舍。
彼此最靠近的十间营舍构成我们口中所谓的「村落」,其实称之为「村落」有点不恰当,毕竟村中的营舍不按秩序分布,分不出中心与外围,既无街道,也找不到公家机关。这些聚落的正式称呼是「班」,每个班都配有编号以利辨识。我们不喜欢这种冷冰冰又官僚的称呼,想出一些较富诗意的名称。第二班是「屏风村」、第三班是「猪舍村」、第四班是「栗树村」,而我们所属的第十班叫做「林山村」。
每个村落都由一特定类别的拘留者所组成。我们的村落建于一九七四年,专收从日本归国的侨民与家属。这套隔离政策不言而喻地揭示了侨民难以融入北韩社会的处境,同时有效地将「邪恶资本主义」杜绝于北韩之外。出于相同原因,我们不准和其他村落的囚犯有任何接触,若违反禁令必受重罚。不过,我们在营内全体集会或上山采集药草时,偶尔会趁警卫不注意交换信息与小抄。话题往往绕着耀德的营地布局打转,根据营中老鸟流传下来的有限想象增补新知。我们互相打听各村的人数、警卫把关的程度、食物充裕与否等等。
★
上述都是后来发生的事。进耀德的第一天,我们彷佛登陆荒漠岛屿的水手。尽管身上还烙着刚脱离世界的印记,但生活逼迫我们重新找回疏旷已久的本事:拿斧头、砍树、生火、炊食。我们得跟时间赛跑:夜幕很快就要落下黑暗中我们什么也没法做。四叔是家里比较进入状况的人,他主动请缨到林地砍下一棵小树充作柴火。新鲜木柴的火苗小的可怜,而且还冒出大量的烟,我们的邻居看不下去,送来一些存放多时的木柴,并建议我们开始囤积自己的薪柴。
解决了柴火问题,更艰难的挑战才要开始:用无法控制火候的明火煮饭。由于煮饭从来不是个难题,所以祖母过去并未对此特别花心思。我还记得入营当晚所吃米饭的滋味:一半烧焦,一半没煮熟。然而,有米饭可吃就足以让营里其他人称羡不已。有个单身汉偷溜到我们营舍,表示愿意用一整袋玉米换一碗几乎难以下咽的米饭。玉米看起来非常可口,我央求祖母接受这个交换,但被她拒绝了。虽然祖母希望这顿晚餐可以稍稍提振我们的士气,但用餐时大家心情沉重。祖母随即宣布,若我们继续以这种速度消耗米饭,六十公斤的米很快就会吃完,所以大家必须省着吃。我们别无选择。是夜,全家人发誓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团结在一起,务必尽我们所能帮助彼此。明天早上大家就会收到上级指派的工作细节,绝不会是轻松的差事,但只要我们相互支持一定能度过难关。我们不可能永远被关在这里吧!
我们之中真有人打心底相信未来的日子会如此单纯吗?光靠决心就可保护我们不受现实的摧残吗?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表现出笃定的模样。乐观态度和英勇决心的华丽外观,当晚就开始剥落,大家纷纷在床垫上辗转反侧,夜不成眠。我们下定决心组成联合阵线,但敌人是谁?隔天清早,我从窄窗看出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环绕四周的群山,山脚至山腰的斜坡覆盖着茂密树林。这里景色绝美。现在回想起来,我简直悠哉过了头,年幼不懂事是我想到的唯一解释。令人目瞪口呆的自然美景,让我这城市乡巴佬雀跃不已,难掩兴奋,我步出营舍朝河边去。鸟儿唧唧,冷冽的空气中满是新割干草的香气。终于来到河边,我发现河水深不可测,呈美丽的蓝绿色。我伫足看了一会儿,搜寻溪流有无游鱼的踪影,接着走回营舍。
当我回到营舍时,每个人都醒来了。我察觉出大家没有歌咏田圜的心情,也知道自己最好把对美景的感受放在心里。几分钟后,我跟着四叔一起去捡枯木。我们的收获少得可怜:这项物资显然非常抢手。
回程路上,我们遇到一个小男孩。我确信他跟我同年,但他发誓自己比我大两岁。虽然昨天有人告诉我集中营的生活不利小孩发育,但我就是忍不住怀疑他。他叫吴正日(音译),已在我们所属的前日本居民村待了四年。聊着聊着,四叔脱口而出对这片美景的评论,指出:「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慰藉。」
「这叫慰藉?」男孩回嘴不客气道。「你仔细瞧瞧四周,营区位于山凹处,地势高低不平,
但的确是个山谷,所以四周都是高山。你们抵达当天,应该看到入口两边各有一排带剌铁丝网吧?事实是,铁丝网只需围在天然屏障不具吓阻之效的地段。总之,过于陡峭的坡地根本架不住带剌铁丝网。话又说回来,其实有没有带剌铁丝网都没差,毕竟营区四周全都拉起了金属线路,只要有人碰触马上就会警铃大作。为了更保险起见,每个山头还设有警备岗哨,监视附近山坡的动静。」从我们所在位置看不到他说的金属线路,线路大概是非常靠近地面。我们瞇着眼遥望远方时,吴正日继续滔滔不绝。
「除了带剌铁丝网与巡逻军队之外,他们还设捕猎野生动物的那种陷阱。他们派人在地上挖洞,把削尖的木棍成排插隹一洞里,然后用树枝掩盖。这些仅供你们参考,」他咯咯笑说道:「免得哪天你们忍不住想逃跑。」
当局在犯人逃跑十二小时内还不会展开猎捕行动,这是逃亡囚犯的唯一优势。营区每六小时点名一次,囚犯连续两次点名未到,警卫才会有所行动。
「点名?什么时候?在哪里?」
「你们真的搞不清楚状况。」他笑道:「耀德每天有三次点名,分别是早上五点半、正午与晚上六点半。点名时间一到,每个人都得到补给站前报到。补给站是各班接派工作任务的地方。点名大概要花半个小时,而且风雨无阻。除非持有生病证明,否则所有人都得参加点名,缺席或迟到都要受罚。」
接着他又绕回逃亡的主题,显然对此谈兴不减。他仅一次听过警铃响起,目睹警卫组成多支搜索小队,往山里出发。虽然花了一点时间,最后还是成功带着猎物下山。逃犯原本希望能翻过山头重获自由,可是才爬到半途就被逮了。那名逃犯被凌虐了一两个礼拜,然后枪毙。
「逃犯被逮仅有死路一条。没有例外。警卫会命令全村的人到场围观……想到上述种种,这些山对我已毫无美感可言。」
我们沉默以对,脸上表情肯定泄露了心里的恐惧。男孩注意到了。或许是有点隗疚,他开始说些示好的话,并提供我们一些建议,可见他到底是个善良的孩子,依然充满了人性。
「说真的,」他继续说道:「那些脑筋坏掉的才想逃。话说回来,有时候你会觉得,选择继续待在这里的才是不折不扣的疯子,尤其如果你一个人无亲无故。营里的工作又累又苦,食物永远不会多到能解除你的饥饿……你们必须团结一心,互相帮忙——还有,千万记得,别相信任何人。」
「至于你,」男孩看着我道:「这里的学校包准出乎你的想象。总之,祝你们好运。」
男孩旋即转身离开,头上干草堆得像山一样高,摇摇欲坠。我们花了太多时间聊天,得赶快回到营舍。警卫已通知我们,今天早上八点班长会来跟我们说明工作内容与行为规范。他特别强调全家人都得出席。我后来才明白,北韩集中营跟苏联及纳粹德国一样,负责监视的警卫不喜欢把工作全扛在自己肩上:他们指派营里的囚犯当一部分群体的头头(有些是被迫的),帮。助执行警卫鞭长莫及的职责。他们搜集情报,而且有权力惩罚不顺从者,最典型的惩罚是向上级告发这些忤逆之人。班长在营区指挥链中扮演要角,是营区高层与受刑人之间的枢纽。一个班长负责监控十个劳动组,劳动时数因此可以减半。
等我和四叔返回营舍时,班长已经在那儿了,身边站着一名警卫,是他执行这些任务的工作伙伴。班长对我们报告耀德的工作规则。祖母是全家唯一不用劳动的人,负责在家替我们煮饭。我和妹妹每天早上上学,下午劳动。劳动的内容包括砍柴、搬柴、种玉米、拔草等,还有到山里采野蔘。这是劳动党不久前推出的运动,为了以示我们想要矫正自己的恶行,大家都对该计划「铭记在心」。五个人为一单位,组成劳动组,每组的一作内容与生产配额各异。工作细项由上而下层层交办,由班长、经组长、再下达至组员。班长直接对营区的囚犯督导负责,囚犯督导由高层指派,是全村的代表。督导毋须劳动,但得督导全村村民并撰写报告若工作量太大,超出负荷,上级会再指派另一个督导分担工作。班长为我们解释,却不曾提上级挑选督导的标准,我后来自己归纳出几点心得:督导必须人高马大,光体型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而且一般倾向全心与营区高层合作。这些特质是出任督导之人性格中的核心,因此督导往往比警卫还严厉也就不足为奇,想当然耳,督导也比警卫更令村民痛恨。除了督导,其他和上级合作无间的人力网,还包括专门替警卫准备以及整理一作细项的代理人,两位负责追踪榖物收成、柴火存量的统计员;还有雨名总务,一个负责监督粮食、工具、制服的配给工作,另一个负责策划典礼。
班长结束说明之后,警卫向前跨一步,开始发言。
「你们这些人不配活在世上,」他如此宣布:「但是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决定给你们一次赎罪的机会。不准浪费这个机会,不准辜负领袖的期许。下一次集会进行批斗与自我检讨时,再进一步跟你们讨论这点。」
足堪欣慰的是,两人旋即离开未再多说。我真的被那名警卫吓坏了。我之后学会看人,知道谁是真正的狂埶分子,谁又是可倾吐的对象。前者静待你的谈话或眼神露馅,好揪出你家犯罪的把柄。这些警卫多半是未受教育的粗人,人品往往很恶劣。其中还是有少数例外。然而,这些人多半无法长期胜任,迟早会因受不了集中营的气氛,要求转调他处。
想在耀德这种地方担任警卫,好的家世背景是首要条件——换言之,你得出身农家或贫穷的劳动家庭。再者,从你的血亲到四等亲都不可以有「反共产主义的罪犯」。最后才挑个人特质,其实就是看你够不够强壮,有没有够纯正的政治血统。若以上条件均符合,就可参加派驻营区前的培训。
警卫偕家人搬进耀德后,住在入口附近一个小营区,他们的小孩跟我们上不同学孩。也是啦,「小麦」和「粗糠」怎能混为一谈。警卫小孩念货真价实的学校,整天都上课,而非只上半天;学校有货真价实的老师,而非一。群粗鲁恶棍。他们受到和平壤市民一样的待遇,教育质量丝毫不逊色。身为罪犯的后代,我们不得跟这些孩童接触。不过,有几次我曾瞥见他们的身影。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惊讶。一九七九年九月,我在紧临他们学校的田里工作。我先是听到欢愉的打闹声,一抬头,发现他们在操场。我对这些小孩充沛的活力感到讶异,他们身上干净的衣服、红润的气色,以及修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全都让我觉得自己跟他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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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班长早上的指示,父亲和四叔被分到农务组,必须在隔天早上六点到田里报到,我和妹妹也要在同一时间去学校上课,剩下半天则得劳动,时间从下午一点开始。「半工半读」的安排会持续到我们十五岁,十五岁之后,我们就是成年人,工作时数将调整为全职。明天正式上工之前,我们得先去补给站领制服。我们一家到补给站试穿旧衣改造的制服,选择少的可怜。这个经历让我们觉得不甚光彩。换下身上的旧衣,彷佛寻常百姓的生活也离我们远去,曾经我们打领带、穿干净衬衫、内裤和舒适袜子。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衣物只有一件紫色外套与一条长裤,外套和裤子又粗又重,裁工草率马虎。制服有很多钮扣,很像后来我在电视和电影里看到的中国囚服。第一次穿制服的感觉很怪,不过看父亲和妹妹穿上制服感觉更怪。几个礼拜后,天空降下一场大雨,我们又有新发现:这些制服只要一受潮就会缩水。这下不仅穿起来难受,外观还很滑稽。似乎没有任何资深囚犯介耆到想对高层反应。我们在八月中旬领到这些制服,春夏秋冬全靠这套。一些囚友告诉我,营区对内裤和制服的分发有精确的明文规定。即便存在,但我在耀德的时候,这些规定总之是并未确实执行。我在耀德十年只领过两次制服,即便穿没多久就分崩离析散了,但那是我仅有的蔽体衣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陪着我上山、下田、采矿。
被监禁的那几年,破烂布料是我们仅有的衣物。我们的外貌最终连警卫看了也不舒服,他。们别无选择,只得让我们穿上从「外头」带进来的旧衣。这些衣服很快就变得又脏又破,和我们的制服没两样。来到耀德几个月后,我们变得跟其他人一样,对身上的破布不以为意。保暧是唯一重点。每到冬天寒风剌骨时,我们把找得到的东西全往身上套,像傻子一样巴望层层破布能给我们温暧。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寻找偷衣服的机会。若被分配到殡葬组工作,我们一定不忘先扒光死人身上的衣服,再将尸体下葬。排在寒冬之后的第二号煎熬是内衣裤。营区供应的内衣裤非常粗糙,我们的皮肤往往被布料刮破,痒得难受,有的时候还会磨出开放性伤口。不一会儿,我们就决定干脆别穿内衣裤。后来我想到一个绝妙的点子,把从家里带来的旧内裤裁成衬布,缝在营区发配的内衣裤里。至于袜子,每人每年只发一双,尽管祖母有鬼斧神工的缝补技术,袜子一再修补,仍撑不了太久。
晚上,大家简单以玉米果腹,然后立即滚上床睡觉,想着明天就是我们在营区第一天上工的日子,势必会很难熬。对我而言,这一切只能用可怕来形容。
第六章 野猪老师:全副武装,动不动就出手揍人
太阳才刚露脸,祖母就唤我起床。到了耀德,闹起床气或装睡都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昏暗孤灯下,我掀开被子下床,先套上可怕的制服,囫囵吞下又一份玉米补充体力,便出门到指定的集合地点。我到的时候发现有些同学已等在那里,每个人都睁大双眼好奇地瞪着我。过了几分钟,一些同学(我猜应该是学生代表)指挥我们排排站好,命令我们边朝学校行军边唱〈金日成将军之歌〉。我在平壤的人民学校学习过这首歌。不过在校门口站岗的老师认为歌声不够宏亮,于是命令我们往回折返约十公尺,以更有朝气的声音唱歌行军。
学校由两楝面对面的校舍组成,开口由一道墙填补,形成方形格局。两栋校舍间的中庭有花圃和草坪。教室沿用朝鲜传统,以地板下的管线供应暧气,可是气温低于摄氏零下八度才能开。每间教室的黑板上方挂着金日成及金正日的肖像。学校课桌椅都出自囚犯之手,以剩余建材打造,摇晃得非常严重。北韩当局总是宣称战争迫在眉睫,敌人无所不在,全国人民应时时保持警戒,也难怪我们的校舍需要全天候监控。为方便监控,校方在校舍后方增建了雨栋别馆。其中一栋给值勤老师使用,另外一栋较大的供每十二小时轮班一次的十二位学生纠察员使用。更远处是类似神龛的金日成纪念馆,里头摆满颂扬伟大领袖的海报、书籍、照片。别馆后方是一排铁笼,关着学校养的兔子。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开始念人民学校的最后一年(北韩小学是四年制,中学则为五年)。耀德共有两个班级,每班容纳五十位学生,附近村落的孩童不论年级与程度随机分配到其中一班。我们到校第一件事是扫教室、拖地扳。清扫工作约七点结束,接下来老师会发早自习作业给大家。第一堂课,学生分组复习前一天的课程。我因为是第一天上课,无事可做,只能坐着枯等。复习课之后,紧接着上韩文、数学、生物,最后是老师最爱的劳动党政治学。劳动党政治学全是我从小到大背得滚瓜烂熟的口号与教条,关于自立靠己之绝妙「主体」思想的优点,以及我们挚爱的伟大领袖如何以其精神意志,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北韩社会。这门课和其他课程的内容,我几乎都学过。每节课五十分钟,课间休息是十分钟。十二点放学。
在耀德,有几位老师十分认真地看待他们的工作。然而,多数老师摆明不在乎我们的学习成效,甚至让我们趴在桌上打瞌睡,假装是要我们学习自主规画和自律。除了意识型态教学和北韩各地大同小异之外,耀德学童的生活完全无法和外头的学子相提并论。
老师点名时口气刻薄,用字粗俗不堪。他们不叫我们的名,也不称呼我们的姓,脱口就喊:「喂,教室后面的!喂,第三排的白痴!喂,那个婊子生的!」老师打学生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对我可是全新的体验。我在平壤的老师们总是诲人不倦,有耐心,肯奉献;反观耀德,老师们简直就是流氓地痞,一心只想消灭「反革命的毒瘤」——更精确地说应该是毒瘤的后代。在他们眼里,这两种人一样可憎。
在集中营经常得面对各种煎熬的折磨:好友相继死去、祖母生病、我的冻疮、参与公开处决的义务。所幸我已具备某些经验,有助于减缓这些折磨所造成的冲撃。意外、疾病或处决等事,不可能给人带来好心情。然而,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孩难免对学校满心期待,希望朋友与师长会照顾他,协助他长新知,或是听他说话,给他加油打气。任何我所抱持的这类希望,都在上学的第一天被泼了冷水。老师的腰际佩带一支左轮手枪,」个不高兴便对我们破口大骂,动手动脚。
刚转学进来的我尚不清楚如何应对进退,一心只想臝得老师的宠爱,亟于表现自己优于其他同学的一面。这间教室里的小孩或许全都是老鼠屎,不过我绝对是例外。我的祖母曾是最高人民会议的代议员,我的祖父将财产全捐给了劳动党。为了让老师知道我是全日成优秀的子弟兵,我只要逮到机会,便不停地举手发问,同时发表我的一点浅见。
我实在大错特错!当天老师提及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七日,金日成在南湖头会议的精采演说,我发现老师将这事的来龙去脉,与大红湍会议的内幕混为一谈。我马上举手,提醒老师两件事可能张冠李戴了。腰际配着左轮手枪的老师踏着重重步伐来到我面前,一巴掌狠狠朝我脸上打下去,全班爆出一阵哄堂大笑。那个新来的总算尝到教训了。我恐惧万分。与其说是心里受创,其实更多的是愤怒,满怀怨慰。我决定竭尽所能让那个自以为是老师的卑劣畜牲难堪。
我仿效其他同学待在座位上一言不发,用沉默对抗刚刚那段插曲挥之不去的痛楚,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个无力的自我掩饰。挨了那记耳光后,我才惊觉自己真时被下放到「很糟的地方」,一时间,平壤同志朋友的话言犹在耳。
我并未在抵达耀德的那一刻和外在世界断线。某方面而言,这里并非一无可取。有时候,身处乡下的愉悦会让我忘却失去自由之苦。流水和远山可以舒缓我的心情,给我心灵的慰藉。不过,在耀德上课的第一天永远是我心中可怕的回忆。当下我觉得内心有某样东西断了——连结我和另外一个世界的某样东西。自此,我面对特定老师总是感到惧怕,抵达集中营那天,我坐在卡车听警卫怒骂争睹新囚的群众,心里也是同样的惧怕。过去所受的教育让我相信(我的确也愿意相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国家。我把金日成当神祇一般景仰。可这里竟有佩带武器的老师,殴打并辱骂他们所看照的学生。
在集中营期间,我受教于六位男老师与两位女老师,两位女老师都是警卫的妻子。八位老师中仅一位够格被尊称为老师。最可恶的莫过于我们口中的野猪,就是第一天上课因为南湖头会议和我意见不合的那个。与他差不多凶狠的老师叫作朴泰洙(音译〕,又名「老狐狸」。有时候为了处罚学生,他会命令学生脱光衣服、手放背后,在操场站上一整天。我们恨他入骨,有一次鼓起勇气弄坏他的脚踏车。为了让我们供出凶手,他将全班禁足,不准任何人踏出自家一步。发现这招无效后,他开始恐吓并毒打我们,让我们在晚上加班工作好几小时,剥夺我们生活中唯一的渴望——睡眠。但我们始终没透露半点口风。
打扫公厕是校方最常用来惩罚学生的手段之一。每天都有雨位纠察队(均为囚友)站在校门口抓迟到的人。不准时的代价是连续打扫公厕一周,内容包括清扫厕间或清空储粪坑。储粪坑一年起码要清空一次,若受罚打扫公厕的学生太少,老师便随机挑几个学生负责这门差事。
有一次,我在班上的一个朋友向大家吐苦水,说他已连续好几次被老师点名。他埋怨道:「每次都是我,这些老师没有其他事可以叫我们做吗?他们大概喜欢吃屎吧!」一分钟后,野猪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想必有人向他告密。他一手抓住遭人打小报告的同学,像野兽般对他拳打脚踢。男孩被打到失去平衡,一不小心跌落储粪坑。他陷在粪坑好一阵子,既找不到立足点,也没人愿意伸手拉他一把。野猪似乎对自己的杰作感到满意,没兴趣再看下去,旋即扬长而去。我朋友奋力挣扎,好不容易攀住茅坑边缘爬了出来,可是他臭气熏天,大家都不愿意帮他清洗身子或包扎伤口。几天后他死了。我们不太清楚始末,但这件事还有后续:几天后,他母亲来学校找老师,一边以泪洗面,一边要求他们把儿子还来。野猪冷冷地响应,声称她儿子说了一些造反的话,受罚是理所当然。至于她儿子的死,与他毫不相干,接着就把她赶出办公室!
野猪待我们不像小孩,倒像是动物。他总不忘提醒我们,这已是他对我们莫大的宽容了:「你们的父母是反革命分子,所以他们该死。身为他们的小孩,你们也该死。你们是三生有幸,多亏仁慈的劳动党和它宽宏大量的伟大领袖,赐你们免死令,你们才有机会赎罪。可是你们不知感激,反而做出更过分的冒犯!再继续下去,你们就不会被原谅了!」我们总是低头不语,心中诅咒他早日归西。无论男孩女孩,都会遭到他一视同仁的暴力和他最爱的惩罚。他最爱命令学生当着全班的面四肢跪地,边爬边说:「我是狗……我是狗…」
我们的两位女老师远不及男老师冷血。其中一位年过半百、身形矮胖的女老师被我们戏称为「大白菜」。老实说,她比大部分男老师还要壮,但她打人的力道轻多了。不过,她也有自己的强项:她手指一捏,我们的皮肤立刻出现大块瘀青。她随时都渴望展现自己的小小特长,我们吃了够多苦头懂得时时和她保持距离。另一位女老师较年轻,约莫三十岁上下。她心地不坏,但试图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尽管她常对学生大吼大叫,你听得出她是真心在生气。她有时还会拿尺打我们的手,用以加强她咆哮的力道,可是她打人的力道还不如她的咆哮。只可惜,两年后她离开集中营生孩子去了。除了对两位女老师与另一位老师至今仍心存感激,在我眼里,其他老师都是禽兽。野猪时常殴打学生,怒气一发不可收拾,让我们吃足苦头。至于老狐狸,其凶残程度可不输虐待狂。他揍人讲究办法,犹如一位精通折磨术的专家,永远都在寻找将痛苦最大化的办法。举例而言,当我们的手因剥核桃变得又黑又脏,他会叫我们把手放在粗糙的地面上反复摩擦,藉此把手弄干净。要是我们磨得不够用力,他就用靴子大力踩在我们的手背上。
在这种情况下,师生之间不可能建立互信。想起害我们朋友死掉的老师,我们的心中只有恨。我们受不了这些自称老师之人的傲慢姿态。他们荒谬可笑、爱慕虚荣,喜欢骑着脚踏车在营区四处炫耀。我记得有年冬天,一位被我们称作「菜鸟」的老师,骑着一辆全新脚踏车来到操场。他打算以甩尾式煞车炫耀新宠,结果车子打滑,他整个人飞起来掉进一滩烂泥中,我们忍不住捧腹大笑。这蠢蛋气得脸红脖子粗,依照惯例拿起一枝棍子追着我们跑。每个警卫都配有一辆海鸥牌脚踏车。海鸥牌脚踏车是身分的象征,代表警卫的地位远高于营里的囚犯。身为囚犯,我们穿破旧鞋子,或是用破布裹着脚充当鞋子,在营区内往返奔波。输城教化所{19}制造的海鸥牌脚踏车质量优良,不同于其他北韩制产品,甚至还能在国际市场与其他品牌竞争。海鸥牌脚踏车定价三千朝鲜圜(黑市价为四十美元,以官方汇率计算则十倍于黑市价格)。反观中国制的脚踏车,单价二千圆,白本车款约一万园上下。倘若输城教化所的产量超过配额,多出来的脚踏车仅售一千五百圜。拥有第一顺位购买权的是保卫部人员、集中营与监狱警卫的亲戚。他们对脚踏车宝贝有加,所以我们才要破坏老狐狸的爱车,以泄心头之恨。
这样的恶作剧,和世界各地孩童的恶作剧相差不远,但在耀德恶作剧可会让自己深陷麻烦。有一次,野猪去开教师会议前,叫我们同学金彩渝(音译)看管他的海鸥牌脚踏车。野猪一掉头,所有人马上央求金同学,让我们骑这辆脚踏车绕几圈。经过一番劝说,他终于点头。排在我前面有四位同学,轮到我的时候,这辆脚踏车看起来已没那么拉风,但能骑着脚踏车四处游荡的确让人觉得禅气活现。第一位同学才骑一分多钟就摔倒在地,还把一片挡泥板弄歪了。我们用手扳回挡泥板,但凹痕仍清晰可见。第二位同学顺利将车子骑回原处,但第三位同学弄断了一根轮轴,而我们所有人碰到泥巴和积水时都不怎么小心。就在大伙儿玩得肆无忌惮之际,野猪竟提前回来了。他立刻上前将金彩渝痛殴一顿,然后再用脚踹其他人。不过,真正的惩罚是整整一个礼拜的夜间加班。他命令我们挖土沟,挖好之后用石头把沟填满,接着挖新的沟,再将第一次挖沟所剩的泥土填满沟槽。就这样没完没了,宛如一场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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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午就放学,有一个小时可休息,吃从家里带来的玉米糊。休息时间结束后,老师会监督大家到户外干活。我在这里学会如何种稻、种玉米、伐木。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和组员一起协助山中的伐木工。我们负贵将原木拖到山下的村子,村里会有另一组成年工人,将原木锯成约一公尺长的木材,堆放在卡车上。原木奇重无比,即便是两个人合力拖行都很吃力,况且伐木地点距离村子有三、四公里之遥。为达到每日规定产额,我们必须来回走完十二趟,总路程约四十公里。最强壮的小孩做这份工作都会筋疲力尽,何况我是个都市小孩。生平第一次做如此吃重的苦力,对我而言,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我搬到第三趟就累瘫了,不得不央求伙伴歇个脚,让我休息一分钟,喘口气。他牢骚几句点头同意,于是我坐下来。瞬间,一片黑幕从眼前落下,我摔倒在地。我昏倒近一个小时。当我恢复神智醒来时,其他组员将我团团围住,每个眼中都充满怒火。,
像大人一样,我们的劳动组也有五个组员。若有人生病或体力不足而放慢速度,整组的进度就会落后,而且可能因此受罚。所谓个别责任根本不存在:个人工作量仅仅被视为整组产额的一部分。只要该组未完成规定的产额,不管年纪多大、多疲惫、多病重,没有任何组员能回到村里。大家必须一起行动,直到完成规定产额。这套连坐法让营囚彼此产生嫌隙,破坏任何形同精神慰藉的团结感;营区实施连坐法很可能是艿了达到这个目的。警卫尽管放轻松,在室内翘着二郎腿:营囚被迫创造自我监督的系统,警卫只需偶尔干预,便能有效维持营区的秩序。
那天下午,同伴对我的不满可想而知。有人指控我在演戏,甚至举起脚来踢我,或佯称他们的拳头是为帮助我从昏迷中苏醒。隔天老师指派我一份较轻松的任务:记录其他人搬了几趟原木。可是过没多久,老师觉得我体力恢复了,又命令我继续做苦力。
第七章 黑门士之死
刚到耀德的头几个月最苦:我得适应与舒适绝缘的生活,习惯个人时间有限,忍受体力被使用到极限,以及不熟悉的食物。基本上,这些我都一个人面对,因为友谊、归属感在耀德全是奢求。。
对关押在耀德的人而言,我们的到来可是件大事,是他们重新和营外世界产生联繋的机会。和新囚说话,就像感受由自由世界吹来的一缕清风。刚开始,我不敢和其他营囚靠得太近,因为他们相貌吓人、缺牙、蓬头垢发、肮脏得像动物。比外表更让人退避三舍的,莫过于他们全身毛孔散发出的虚弱气息。他们对外表自暴自弃,似乎是出于疲劳和失意,当然还有营里无所不在的绝望气氛,但这点他们到是掩饰的很好。没有一个人会将心思放在外表仪容上。他们洗澡的次数——如果还有次数可言的话,肯定是屈指可数,这点无庸置疑。洗衣的工作,也经常是交由雪和雨代劳。
在耀德的头几天,我遇到一个穿黑袜的小孩。至少一开始我以为他穿了黑袜,后来我才意识到「黑袜」其实是灰尘和污泥臼积月累的杰作。有一天,我也会穿上这样的「黑袜」,变得跟他们一样。我始终很感谢祖母,只要还有一丁点时间与体力,她总会逼迫我们洗手洗脚。藉由保持清洁,我们得以对抗强加在身上的处境,以及随之而来的疲惫与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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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四叔、妹妹美湖,似乎都和我一样疲惫不堪。每晚回到营舍,全家人围着矮桌吃玉米时,几乎都不说一句话。吃完饭,我们便赶紧上床睡觉。本能告诉我们,若想活下去,必须尽可能保存一切体力。
不过上床睡觉前,我会花几分钟检视水族箱的鱼。现在水族箱似乎太大了,毕竟里面仅三、四只鱼还在苦撑。虽然我勤于换水,趁工作空档抓昆虫给牠们吃,似乎仍无济于事。鱼儿和我一样,在耀德过得很辛苦。最后只剩一只还活着:一只习惯有什么就吃什么的黑鱼。即便十一月温度骤降,牠仍展现无比韧性;接下来更冷的十二月也撑过了。为避免水族箱结冰,我用破布包覆水族箱,并拜托祖母,只要有开火,就把水族箱移到炉灶旁。然而冬日漫漫,每过一天,我就更绝望一些。室内温度很快便降到零度以下,晚上睡觉时,每个人都躲在棉被里不住地打颤。
我竭尽所能地呵护牠,但黑斗士还是撒手归西。在夏日将近尾声的最后几周,我抓蟑螂、蜻蜓、蚕宝宝,和任何其他能充当鱼饲料的昆虫,把牠们拿到太阳下晒干、磨成粉。黑斗士乖乖吃着我做的饲料,却不敌天寒地冻。看着牠毫无生气的身体漂在水面上,我悲从中来,但并未一蹶不振。此时此刻,怎么活下去就让人伤透脑筋了,我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悲秋伤春。我眼前凝视的,是过往生活最后的瓦解:一扇门自此紧闭。黑斗士代表我在平壤的生活,看着牠,偶尔会想起以前我去水族用品店买的东西,包括造景石头、砂砾、折板等等。随着黑斗士的逝去,熟悉的往日世界已离我远去。
除了黑斗士,母亲不在身边亦彰显了另一世界的撤离。刚到耀德的时候,我很少想到她,我们白天工作满档无暇思念任何人,到晚上已筋疲力尽,连母亲的名字都懒得提。回忆不会自己蹦出来,我也不想去吹皱一池春水。不过日子一天天过去,美湖和我愈来愈思念母亲。每次跟祖母讨答案,她都说不知情,父亲则要我们耐心等待,不过他却像个对自己的话失去信心的人。
公开抱怨在耀德的日子,我觉得于心有愧。没错,有愧,因为耀德绝非北韩最无情的集中营——等而下之者多的是,但它们披着神秘面纱,导致长久以来没人能准确地描绘。在耀德,关于其他集中营的谣言始终没停过,可是第一手资料少之又少。这些集中营的囚犯多半罪不可赦,,被判终生监禁。不过,还是有少数例外,,而他们时会被移监到耀德。根据他们的说法,耀德和其他集中营相比就像天堂。这说法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我们会要求这些稀有动物多讲点细节。他们说,其他集中营的警卫对囚犯的监控滴水不漏,逼迫他们做牛做马,而且肩上背着卡拉希尼柯夫突击步枪(Kalashnikov,即AK47),只要囚犯透露任何挑衅迹象,立刻开枪制伏。在耀德,警卫只佩带左轮手枪,而且手枪鲜少离开皮套,在监视方面也不会过于紧迫盯人。耀德警卫绝不让工作累到自己,唯一在意的是我们每天的收成与产量是否达到目标,鲜少为了骚扰而骚扰。
和耀德罪不可赦的囚犯一样,关押在其他苦役集中营的囚犯多半是坐拥土地的财主、资本家、美国或南韩的情报员、基督徒、被认定是国家毒瘤而遭整肃的党员分子。不管犯了什么罪,这些囚犯受到的待遇一律相同。在耀德,倘若天候恶劣,罪行轻微的囚犯可以早点收工,但不管炎夏或寒冬,罪不可赦之人的工时都一样长。此外,罪不可赦者男女不同营,并根据健康和体力分组,最强壮者得承担最操劳的工作。跟我在耀德不值一提的水平相比,他们子女所受的根本称不上是教育。小孩上不到三年中学就被当成大人,日以继夜地做苦工。在耀德,罪不可赦的子女和我们念不同的学校,同时不得和我们有任何接触。他们的衣服也比我们寒酸、破旧、肮脏。最后,他们的头发被剃成特殊模样,显示其终生监禁的身分,就算成功逃离也无法混入人群,佯装一般老百姓。
耀德和其他苦役集中营倒是有些相同之处,首先是密告者无所不在。刚到耀德,父亲和四叔备感压力不仅因为体力不胜负荷,他们也担心自己随时可能受罚。即使微不足道的差池,都可能换来额外的苦工或被关禁闭。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恐惧肇因于营中无所不在的密告者。他们就在你身旁。没有人可以倾吐,因为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有时候,营里的老鸟会嘲笑父亲和四叔,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过于天真幼稚,让他们心情更加沮丧。他们从囚友口中得到的唯一良言是耐心等待: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分得出谁是密告者。在那之前,别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想法便是了。营囚们广为信奉的保命智慧还真管用。短短几个月内,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第六感——或可称为密告者雷达,用以分辨谁是可信之人,谁又是密告者。然而,密告者不一定是坏人,反而经常是被警卫指派而不得不为,高层并未事先征询他们的意愿,因此大部分时候,他们也对这份「殊荣」砘到无福消受。
耀德和其他苦役集中营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营区的布局与配置。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想象集中营是一封闭区域,周围环绕着带剌铁丝网和瞭望台。其实耀德位于占地广圆的环境保育区,原野、河流、山丘取代了人为的看守与驻防。一九五九年启用之后,耀德一直是北韩最大的集中营。建集中营的灵感来自一位国防部长,当时他视察耀德一带,对此处的地形留下深刻印象。过没多久,当局载来一车车囚犯,着手兴建一些永久设施,包括岗哨、警卫及其家眷下榻的房舍、作坊、学校,然后用剩余木板拼装囚犯营舍,组成一个个村落。完工后,最后一步就是封锁山谷的入口、我住的「村子」距离山脚(营区的尽头)有一天脚程,约四十公里左右。我之所以能估算距离是因为曾获派到山边矮坡出任务。后来,诸多指派工作成为我拼凑营区大致布局的机会。然而,由于鲜少做大范围移动,所以我对平日工作区域之外的耀德所知甚少。
我若吹嘘自己很了解耀德,无异于说谎。明明是住了那么久的地方,我却一知半解,对此我到今天还觉得懊恼。
孤立是生活常态,而且我们知道,所有营囚不分年龄都觉得自己被隔离。不同于其他监狱,耀德的囚犯不能收外界寄来的任何邮包(我在耀德未曾收过一个包裹)。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孤立无援,甚至连营里还住着哪些人,耀德所在地理位置都摸不着头绪,这样的感受似乎极为残忍。这不仅是将我瞒在鼓里的方式,更是对我身分认同的打撃。在耀德十年,我对这座集中营的认识就只有:十个村子中,四个容纳罪行轻微者,另外六村则是罪不可赦者或政治犯。
这六村戒备森严,与我们所在之处相隔好几个山丘,其所在山谷四周架着一排又一排的带剌铁丝网。
罪不可赦之人(被关在「完全统制区域」)全是终生监禁服刑者。他们知道自己将永不得自由。无论他们的呼吸和心跳持续多久,都不可能重获自由公民的身分。他们的子女命运也如出一辙。官方宣传从不厌烦于提醒我们,务必将「反革命的种子根除,统统歼灭,一个也不留」。北韩当局使用的字眼,正是「歼灭」。这些囚犯被扔进理论上不存在的鬼魅世界,这里不存在任何希望,当局甚至不要求这些人在家里悬挂金日成与金正日的肖像,不要求他们学习金日成革命伟业,也不要求他们参与批斗与自我检讨的聚会。尽管最后这项活动痛苦又荒谬,但被要求参加等于得到当局拐弯抹角的认可,代表你是还值得再教育的公民。这些人曾偏离了党的路线,但还有机会重回正途。相反的,罪不可赦者与这一切无缘。对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这些人等于不存在,提供劳动至死是他们最大的剩余价值。这种人在耀德约占七成。
北韩政府甚至将罪不可赦之人也加以分类。我从来没搞懂其分类标准,但有些营囚透露,特定的罪不可赦者被惩罚从事的工作既艰苦又残酷,往往不久就命丧黄泉。这些可怜人多半被送到大型的隐密工作地点,在丝毫没有漏洞的保密伪装下,兴建军事基地,或组装飞弹、炸弹等精密武器。在北韩,这类作业从不交付给一般公民,也不指派给有朝一日可能离开集中营的服刑者。军事机密最好交办给罪不可赦之人,因为秘密将跟着他们进坟墓。这套做法为国家节省不少资源不仅保存了处决用的子弹,又有只消耗少量食物的不支薪劳工可利用。
营里有各种谣言,称罪不可赦之人曾发动亡命之徒般的野蛮抗争。这到底是真实故事?抑或是幻想出来的复仇记?根据一个最广为流通的版本我们下放耀德的前几年,一群罪不可赦者拿着斧头、锄头、干草叉杀了几名警卫。这些人还没来得及脱逃,被召来的武装部队已将营区团团围住。据说,当局对男性囚犯毫不留情。也许,这就是我们抵达耀德时,高度戒备区几乎只见老弱妇孺的原因。
和一些罪不可赦者接触后,我对上述以及其他叛变传闻本来还抱有的一丝怀疑,瞬间烟消云散。这些囚犯的精神状态极度扭曲,和常人大相径庭。在我所属营区,被监禁者依然抱着有一天将重获自由的希望。他们咬紧牙根,把苦水往心里吞,让自己不被击倒。即使心里已变得消极,希望还是紧紧抓住他们的身体。不过那些住在高度戒备营区的囚犯,早已放弃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他们还能找到什么保持耐心的理由呢?他们大概心想,自己就像马克思口中的无产阶级,穷到只剩身上的枷锁可丢弃。生活如此残忍,死亡是唯一近在眼前的未来。
第八章 玉米、蟑螂和蛇酒
在耀德的第一个冬天日子非常辛苦,尤其是一九七八年的一、二月。最难熬的并非上学——因为精通金日成生平而挨巴掌之后,我学会把嘴巴牢牢闭上。我也渐渐习惯放学后伐木和搬木的劳动,不认为有什么问题。没错,现在最困扰我的其实是营养问题。我总是吃不饱,而且尽管吃的不多,消化却老是出问题。每天吃的食物千篇一律让我反胃。祖母发现我的毛病,偶尔会打破一成不变的饮食,用我们所剩的米帮我煮一餐。不过她打定主意,得让我们少少的存粮撑愈久愈好,因为那是我们对抗极端匮乏状况的缓冲食粮,她从来不因我吵着想多吃点米饭而心软。
我们餐餐离不开玉米。有时祖母会叫我们摘些药草放进去提味;有时我们就吃原味,有时会和橡实糊一起煮,但橡实糊跟玉米一样淡而无味。制作橡实糊首先得煮熟橡实,把橡实捣成泥,然后把泥放进方型模子凝结成块。要吃时先切成小块,搭配水跟盐一起煮。从原料到成品,整个制作过程要好几天,旷日费时。
我们也创造出独家版本的「玉黍蜀饭」,混合玉米和米饭的传统料理。我们到营区磨坊把晒干的玉米压碎成米粒大小,然后把碾碎的玉米粒放进热水烹煮。偶尔,由干燥蔬菜制成的汤会取代平日的玉米餐,至于鱼,则是久久才吃一次。我们抓鱼都是趁卫兵不在的时候,因为耀德有禁止钓鱼的规定。警卫一如往常板着脸,说设这条规定是为了保护环境。不过,某些厉害的营囚就是有办法弄到一整套钓具,包括浮标、铅块、鱼钩等。在营区乏善可陈的黑市里,一条不错的鱼线得用九百克的玉米交换,这价钱不算离谱,因为鱼在我们心目中是相当珍贵的食材。营里的配给从苄都不足以让人吃饱。我们每次吃饭宛若饿虎扑羊!从不交谈,只发出稀哩呼噜的吞食声,就像一群忘记用餐礼仪的野蛮人。
我们从平壤带了些厨具来耀德,不过它们很快就破的破,坏的坏,没办法只好改用营区配给的野战锡罐,。这些锡罐和明火直接接触,不仅凹凸不平还严重焦黑,残破至极。但我们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尽量延长它们的寿命,用手边仅有的材料将锅子的洞补满,或到营区的焊接工厂把掉落的零件重新焊接起来。我们所拥有最好用的器皿是一种葫芦形容器,可轻易背在身上,最适合用来装白天抓到的青蛙或蝾螈。在田里工作时若成功偷到一些玉米,就可以拿葫芦做为烹煮容器。为防止警卫发现,我们生火都使用木炭,因为木炭燃烧不会起烟。将玉米磨碎煮成的巧达汤是我们的最爱。如果我们劳动组有人趁守卫不注意时,成功溜进玉米田,其他组员便会在他偷玉米时更卖力的工作,弥补因人员脱队而落后的生产量。脱队小孩只会摘几穗玉米,然后便替大家准备玉米汤。我十岁的时候,是组里个头最小的,偷玉米的任务往往落在我头上。我颇善于此道,连续多次成功摘到玉米。不过,有天我被逮个正着。幸好警卫觉得痛骂一顿就算有给我教训了,而且他并未分派更多劳动任务给我。但我还是被列入监管名单。后来我又被组员指定负责偷玉米,宛若惊弓之鸟的我竟吓得全身发抖。就发生了这些事,至今我还深深怀念那道玉米巧达汤的滋味。离开耀德之后,我也喝过好几次玉米巧达汤,但始终找不到当年在营里尝到的美好滋味。我最后一次喝是在某个时髦的百货公司,可惜味道令人失望,然后我就没再尝过玉米巧达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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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区有两件事会让大家精神为之一振:下大雨以及全新的思想改造课程。两者都意味着暂时摆脱做牛做马的生活。学习金日成思想的活动通常在村里的大空房举行。课程内容通常包括一位劳动党干部大声朗诵《劳动新闻》(劳动党机关报)的一篇文章,中间穿插几条简短的释义,劳动党干部视之为评论。课程的用意是希望鼓动我们,激发出更高昂的政治热忱。
当雨大得不适合户外劳动时,我们会被派到商店修补工具或编织篮子。这种时候我们不会工作得那么累,觉得自己比较像个人。晚餐时候,依稀有种回到往日美好时光的感觉,父亲和四叔会关心我们的健康,想要了解我们工作的所有细节。接着他们俩会聊起在平壤不曾碰触的话题:在日本的过往岁月。我记得有次父亲提到他曾用自己养的信鸽臝了赛鸽比赛,我和妹妹听得下巴差点掉下来。然后他降低音量向我们解释,在日本,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不必担心害怕,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包括鸽子饲料——只要你知道门路。
「那可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祖母嘀咕道。
进耀德的第一年,我不记得谁说过任何北韩政府或领导人的坏话。家人们只要讲起儿时回忆,就能感到开心。有时候他们两兄弟会轻声吟唱古老的日本歌谣,父亲最爱唱〈给母亲的歌〉给祖母听,感谢她努力烹煮可下咽的食物给我们吃。这首歌描述一位慈爱的母亲坐在椅子上编织手套,因剌骨的寒风加上疲累,导致双眼红肿。歌词虽然少了点诗意,却打动我们的心,而且祖母听了总是泪流不止。将全家人卷进灾难的祸首是她,但支撑我们熬过逆境的也是她。她用无比的关爱、鼓励和胆量支撑我们活下去。我能活到现在都要感谢她,妹妹也一样。这可怜的小女孩需要她所能得到的一切照顾和关爱。当外人得知我年纪轻轻就被送进耀德,每每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但我告诉他们美湖那年才七岁。我不知道她在集中营是否面对跟我一样的艰难处境,我们白天几乎见不到彼此,晚上的她和所有人一样疲累,总是倒头就睡。
集中营也剥夺了我们的手足之情。而今想到她,我总感到无比的懊悔与激动。她能活下来是因为她非常坚强——异于常人的坚强。尽管有祖母的支持,她总还是必须一个人面对密告者、保卫部人员、疲惫,以及饥肠辘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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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进入一九七九年春天。这是我在耀德的第二个春天,据营中前辈表示,刚度过的这个冬天还算温和。对下放耀德的人而言,春天不仅难熬,而且还是最难熬的一季。很多人咬牙撑过了寒冬、却熬不过万物重生的春季。其中小孩和老人最容易在春季倒下。营囚称舂天为「黄色的季节」,因为只要稍微劳动过度就会体虚、生病,感到头晕目眩,情况最严重者会看到黄色的天空,而非蓝色。那些没在春季来临前几个月开始准备的人难逃一。死。关键在于善用秋天,趁还找得到水果蔬菜之际,像准备冬眠的熊一样卯起来填饱肚子。一定得吃得多,先熬过寒冬,继而撑过大地回春的季节。这是我在学校学到最重要的一课。想当然尔,这并非出于老师指点,而是同学好心的告知,其中一些已在耀德将近三年。他们解释说,一个人想要活下来必须学会偷玉米和黄豆,而且要偷得有方法,有系统。秋天时,能吃尽量吃,吃剩的就存起来,为后面更艰困的季节做准备。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我们的玉米配粮少得可怜:从日出工作到日落的大人,每日只配到五百公克,其他人则只有四百公克,包括小孩等。集中营不提供蔬菜,我们吃到的甘蓝菜和萝卜都是自个儿在营舍四周的小耕地上好不容易种出来的,分量根本不够一家人吃。因此大家甘冒被抓的风险,能偷则偷。我们溜到菜田、保卫部人员家的菜圜或玉米田。有时我们也会趁上山伐木之便采集野莓,因为村子附近的野莓早就被采得一乾二净。被监禁在集中营的人们宛若山羊,什么都吃。任何没有立即吞进肚子里的食物,他们会风干当作冬天的存粮;若有任何动物不小心栽进他们手里,他们也会拿来祭五脏庙。
尽管做了这么多预防措施,每年村里还是有逾百人死亡,而全村不过两三千人。很多自日本返回北韩的侨民在一九七六、七七年被送进耀德,我们家也是。就我印象所及,那段期间和紧接着的几个月死亡人数之多,是耀德最致命的时期之一。初来乍到的犯人往往最快被死神带走。不过若能熬过适应期,就代表你很有希望再多活个十年。营养不良比警卫的虐待更难以招架。营区通常不#爆发重大疾病,但我辈身体孱弱,一个小感冒便足以夺走性命。另外,心理因素无疑也扮演重要角色。曾旅居日本的侨民已习惯舒适、现代化的生活,因此心理上比其他人更难调适。对他们而言,要适应一般北韩人的生活已经够困难了。突然深陷劳改囹圄之际,他们许多人甚至还没度过上一阶段的调适!被捕对他们而言是残暴的震撼教育,是对他们精神上的一记重撃。这些人原本将一切希望皆寄托于金日成和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没想到一夕之间,情势丕变,他们竟被下放至集中营,背负着叛国贼或罪犯之子的标签,所受待遇宛如最低下的奴隶。这一切,他们许多人都无法承受。
刚进耀德的前几个月我差点丢了小命,主要是因为玉米之故。尽管祖母不厌其烦地让玉米餐变更可口,但我还是到了极限,再也消化不了一口玉米。我不是唯一有此毛病的人:每个人都有消化上的困难,不过女性情况总是比男性好一点,这点原因不明。在耀德,我所认识的男性至少都犯过一次严重的腹泻。这项试炼大概持续两、三个月,到头来总会让人变得消痩而虚弱。腹泻又因公厕令人毛骨悚然的肮脏恶臭,更加难以忍受。那污秽非言语所能形容。我对平壤住家亮洁白皙的厕所还记忆犹新,光是看一眼飘出恶臭的小茅房都足以让我恶心反胃。营区只设置七处户外厕所,每间厕所仅四个坑,却得供全村两三千人使用。我们上厕所只能用蹲的,尽可能速战速决。厕所当然不会有卫生纸,每个人必须自备够大的叶子。豆类和芝麻的叶子最好用。每到七月雨季,茅坑就有满溢之虞;但冬天更糟,结冻的排泄物会一路堆积到坑口,营囚只好用鹤嘴锄敲碎堆积如山的排泄物,或是趁半夜四下无人偷挖个洞就地解放。若选择后者,最好记下解放的位置,或许日后可以将粪挖出来充当菜圜的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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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家而言,一九七九年比前一年更难熬。我们成功度过攸关生死的头几个月,但随之而来的疲惫、营养不良和绝望就快把我们打败了。我还是没什么朋友,经常被劳动组的组员们责怪,他们说我故意偷懒,其实我是体力差,跟不上大家的速度。几个月到几年的光景,集中营就把他们变成了野蛮的小大人,其中几个孩子尝试对我挑衅,或者给我下马威,想要我臣服于他们的淫威之下。不过他们自幼在营区长大,:全都身材矮小,我并没有让他们骑在我头上。
胃痛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我感觉自己体力一天不如一天,偏偏每天还要腹泻三、四次。母亲的缺席同样令人难以忍受。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她的思念不减反增。祖母从来不说明母亲为什么没跟我们同行,不过我终究还是在一九七九年得到答案。某天,一名保卫部人员当面告知父亲,宣称母亲已诉请离婚且获当局批准。父亲怀疑整个离婚程序并非出于母亲自愿,但真相亦无从得知了。半信半疑的不确定感让他更伤心焦虑。至于我,那时还不了解什么是离婚,可是祖母说,这表示母亲永远不会来看我们,我最好把她忘了。
尽管美湖年纪还小,却从未崩溃失态。她总是非常冷静,甚至有点沉默寡言。她个性内向,不曾情绪失控恣意造反,在学校从没被老师打过,也鲜少因受罚而多做额外的劳动。在集中营期间,我跟她碰面的机会不多,但我知道她有颗善良的心。我在营区认识的每个人,凡见到食物莫不扑向前,狼吞虎咽,美湖却常把她的配粮分给她认为比自己更饥饿的人。即便如此,她工作卖力的程度亦不输任何人。每晚结束劳动回到营舍,她的肩膀因疲累而蜷缩,灰头土脸且毫无生气,令我心疼又爱莫能助。而今美湖还留在北韩{20},我依然帮不了她。她总是出现在我的睡梦中,在我身后苦苦追赶,但从不像夜间来访的四叔老是对我怒目相视,露出责备的神情。
获悉会有好一阵子、甚或永远见不到母亲时,我表现得比美湖还懦弱。我伤心欲绝。当时我刚满十二岁,犹记得恨不得立刻去死。一切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顿时丧失生存的斗志。我很气祖父,心想他一定是罪大恶极才害全家人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祖母试着提醒我别忘了祖父的好,也别忘了他曾多么爱我,但我确信,她说这些只是想替祖父诿过。
我们只一次获悉关于祖父的消息,那时距离他无故失踪已整整三年。原来他被送到胜湖里,距离平壤约四十公里的一座集中营。据知情者透露,胜湖里对待营囚出奇地残酷,不过由于位于军事管制区,一般北韩民众鲜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我有个朋友的父亲曾在那里看见祖父。他被移监耀德可谓极不寻常,也是少数活着走出胜湖里的人。只可惜,他除了表示曾看见祖父,也没其他消息可提供。不过,他确实有很多关于胜湖里的经验可和大家分享。他说那里的政治犯被派到煤矿坑工作,其工作量之重、条件之恶劣,没人能保有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若北韩人民的生活还能算正常的话。他说,有好几个囚犯曾目睹一群囚友被当局歼灭。目撃囚犯当时在山路上工作,眼见一辆卡车正要经过,警卫便命令他们向后转。他们违背了命令,看着卡车在稍远处停下来,接着一群囚犯被拉下车,沿着沟边排成一列,然后被枪毙。没有人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胜湖里最后被迫关闭,因为「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International)揭露了该营中发生的事。耀德在海外也备受抨撃,我希望有一天「十五号营」在欧洲和北韩都一样广为人知;但恶名远播就真的有帮助吗?纵使北韩政府乐于摆脱污名,但耀德监禁的囚犯实在太多了,重要得不能关闭,连藉由搬迁来浑淆视听也有困难。反观胜湖里,尽管出奇残酷但规模小得多,无法和耀德相提并论。
另一个勇平苦役集中营{21}位于耀德的营区之内,其受刑人工作量更重,晚上不得自由行动,获得的配给食粮更少。勇平位于耀德「完全统制区域」,专门关押罪不可赦者。其所在位置是供应警卫粮食的稻米生产区。罪犹可赦者若犯下某些过分的罪行,也可能被转送到勇平。这就是我朋友崔勉镐(音译)一家人的遭遇,就在他父亲用石头猛砸一个警卫的头之后。勉镐的父亲曾是劳动党高层干部,一进耀德就被指派到石膏采石场工作。这工作非常辛苦也非常危险,工人每天得开采好几十辆卡车的石膏。有个特别残暴的警卫,因动不动就鞭打犯人而恶名远播,勉镐总是被他挑衅激怒,饱受折磨。勉镐的父亲因看见那个警卫朝他儿子脸上吐口水,忍无可忍之下,抓起一块石头便朝警卫的头敲下去。那个警卫不支倒地,当场死亡。勉镐的父亲被捕之后,在旧邑遭处决示众(耀德一共两个公开处决场,旧邑是其中之一),然后他们全家就被移监到勇平。
一九八〇年才过了几个月,难得的开心事竟降临我家。四叔被转调到集中营的酒厂。获悉四叔大升官,全家人都兴奋不已。四叔再也不会因田间劳动而疲惫不堪,偶尔还可以藉由转卖多余库存赚些外快集中营酒厂是大家最觊觎的工作。以辛苦度和危险度而言,石膏采石场和黄金矿坑排名第一。:枏较之下,血汗工厂已是轻松差事,妹妹就在那里工作。生鲜农产品店也是肥缺,警卫会到儿采买奶酪、豆腐、油和盐。(假使店铺供过于求,剩余的货产会送到营外贩卖。)铜器店与工艺品店也都是好差事,父亲曾被派到工艺品店担任工匠助理。不过最棒的职缺首推办公室工作。坐在不受冬寒侵袭的温暖办公室里,是我们所能想象最棒的事。幸运被选上担任秘书工作的囚犯,负责记录追踪重要事件:营囚死亡与抵达日期、进出集中营的货品数量、配给粮食的数量,诸如此类等等。办公室工作轻松、人性化,而且免受风吹日晒之苦。
我虽然被分配到农务组,但偶尔会从田里被借调到营里其他单位,帮忙生产进度落后的组别,有时也会去帮忙采石场的工作。有那么几次,我被派到营建工地充当临时工,其中好几个工地都是小型水坝。每隔几个月,上级就会兴冲冲地端出「一起为金日成多挣些银子」的最新活动。旨在让大家以热烈的心情,开采珍稀原木、搜集野蔘,或生产劳动党认为能从利伯维尔场赚些外汇的任何产品。
回到酒厂的话题。酒厂生产三种不同的白兰地,前两种分别由玉米与橡实蒸馏而成,做为出口买卖之用。第三种白兰地的成分里有蛇,是保留给我们营区警卫的独家享受。放入白兰地浸泡之前,蛇会先被活活饿死,大概需要等上一个月,藉此排净蛇的毒液。就我记忆所及,这款酒没有正式名称。在耀德,大家习惯称之为耀德露蛇酒或屏风酒。耀德附近标高一五二四公尺的屏风山生产珍贵药材,最远销至日本。营囚们自信满满地夸赞营内生产的蛇酒质量绝伦,但我怀疑有谁喝过一口。少数进到酒厂的囚友都是滴酒不沾之人,即便能喝也坚持不喝。我在耀德十年期间,从未看见哪个囚友沾上一滴耀德特产的玉液。
我四叔在酒厂担任首席技正前后共七年。过去从没人能守住该职缺达如此之久,其享有的特权不输警卫办公室、单身营舍伙房等肥缺。为谋一份肥缺,营囚必须先取得警卫的庇护,无论用的是什么方法,四叔总之是办到了。他的晋升之路始于被点名担任密告者,一个令人相当不快的「惊喜」。四叔并未因前景看好而得意忘形,同时又不敢拒绝。他很清楚,倘若上呈的密告缺乏可利用价值,没多久就会被拔除该职责。事实证明,四叔的报告还不赖,但也不具杀伤力。这份副业让他赚到了几包香烟,以及额外的粮食,更重要的是让他有了和警卫建立交情的机会,后者的美言帮助四叔成功转调至酒厂。四叔大学主修生化,具备胜任酒厂工作的能力,毫无疑问这也是上层做决定时的考虑之一。自从成了酒厂的主事者,四叔在营里简直是呼风唤雨、备受尊崇,不过担任该职务其实危机四伏,一个不小心就会深陷险境。老是有保卫部人员上门叨扰四叔,希望能偷拿一瓶美酒,让他左右为难。若四叔不肯配合,这些保卫部人员不乏报复的办法,如果屈从,他可能在下一次进行盘点时,惹来大祸。
四叔的工作,由分派至酒厂的一位保卫部人员负责监视,他对不规矩的情事毫不宽恕。四叔必须施展手腕,一方面满足那些暗着来的伸手牌,一方面得让账面数字不断增加。面对好几名警卫的施压——其中有些彼此不合,四叔经常夜不成眠。有一天,他被叫到营区官员的面前,要四叔承认曾私下送酒给管理酒厂的一位同仁。四叔坚决否认这项指控,猜想这次的盘问可能只是基于谣传与个人揣测。他的猜测是对的。然而,那位官员并不容易打发,还一度威胁要祭出禁闭室,帮助四叔「恢复记忆力」。禁闭室差点让四叔吓得招供,但仔细想想,吐实只会让自己提早到禁闭室报到,而且是以罪证确凿之罪犯的身分,而非嫌疑犯。更有甚者,因招供而被拖累的警卫,肯定会变成四叔不共戴天的死敌,届时他要付出更高代价。况且一旦承认,他可能被移监到胜湖里,或是任一其他集中营,永无脱身之日。,于是他决定三缄其口。接近凌晨三点,拷问的气氛改爱了。官员突然起身,异常地冷静,领着四叔走出办公室。到了门外,他转身对四叔说:「你的缄默值得肯定,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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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禁闭是我们认为最严厉的惩罚之一。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小过错——看在外人眼中荒谬透顶的罪名,都可能遭到关禁闭室的惩罚,对此大家莫不时刻挂记在心。我说「大家」是有点言过其实:禁闭室不适用于孩童。不过家里只要有一个人被关进禁闭室,全家都会胆战心惊,不知心爱的家人能否活着出来。偷三穗玉米、对警卫的指令反应不够热烈、一次点名未到(尽管缺席并非蓄意或恶意),这些都足以构成被抓进禁闭室的理由。可是这些「过错」任何人都可能犯,而且为了生存,经常是非犯不可。
禁闭室位于警卫小屋旁,靠近营区出入大门。禁闭室也算是个小屋,不过比警卫小屋窄小许多,而且没有任何开孔。活着出来的人形容那像是监禁亨利·查莱尔{22} (Henrichange,绰号「蝴蝶」)的囚牢,我真庆幸自己从来没受过这种折磨。禁闭室伸手不见五指,关在里面的人只有少少的配粮,整天食不饱餐,所以总是有什么吃什么,而沦为他们盘中飧的往往是捉摸不定的一只蟑螂或蜈蚣。
我在营中认识的囚犯当中,有一个是知名的前国家足球代表队队员。他在耀德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被关在禁闭室好长一阵子还活着出来。据谣传,他的求生宝典是吞下每一只他抓得到的昆虫。不管是真是假,总之他臝得了「蟑螂」的封号。他的本名是朴胜人,年轻时参加一九六六年在英格兰举行的世足赛,曾风光一时。当年北韩国家代表队在小组赛中,以一比〇击败实力强大的意大利队,奇迹式地打进八强。为庆祝臝球,选手们狂欢作乐豪饮不止,当晚结束时,被外人目撃与一些女孩公然调情。直到雨天后的下一场比赛,球员们精力仍未完全复原。即便如此,一开赛,北韩队仍旧来势汹汹,以三比〇领先葡萄牙队,但他们后继无力,最终被葡萄牙队以五比三逆转胜。
在平壤,国家代表队在酒吧的失态之举,被当局判定为有产阶级的、反动的行为,是受到帝国主义和不良观念腐化后的结果。全队才刚返抵国门,就马上被送进集中营,庆功派对当晚因腹痛被迫留在旅馆的朴斗益除外。可怜的朴胜人,直到在建材行(他工作的地点)偷铁钉与水泥被逮,才发现名气在耀德根本派不上用场。他否认所有过错,并对指控其罪行的警卫大声咆哮,最后被罚关禁闭室三个月。我下放到耀德时,他已在营里待了近十二年,我离开时,他还继续关在那里,身体大不如前。
最强壮的体格都熬不过禁闭室的折磨。尽管有机会活着出来,但往往要赔上残废或永久后遗症的代价。禁闭室只能用骇人来形容:营养匮乏,密闭监禁,犯人必须蜷缩跪地,双手置于大腿,动弹不得。囚犯的臀部会因紧压脚跟而整片瘀青。几乎没有人能用自己的双脚走出禁闭室。若他需要「解放」必须举左手;若生病了,则必须举右手。严禁做出其他姿势。不许有任何动静。不许说话。若在禁闭室外来回踱步的狱警没发现囚犯举了手,那只能算他倒霉。他必须继续安静地等候。若他敢开口,一定被揍;若他敢动一下,照样是一顿打。即使没被揍,也会有特别处罚等着伺候他被迫蹲在化粪坑口半个钟头,双手放背后,鼻子往下探。其悲惨程度,只有惩罚性强迫劳动可与之相比。就某方面而言,两者不相上下又相互对立。从事强迫劳动,一刻也不能停下来,开挖堆积如山的土,将厚重原木搬上卡车,以地狱般的步调忙个不停。即便没有要事可忙,多的是无意义的工程等着你:凿个地洞或土沟,,然后马上将它补平。
耀德的老鸟表示,惩罚性强迫劳动与禁闭室真正重要的差异在于,后者会自动加上五年的刑期。
第九章 面对死亡
我们每天仍得上学,课程内容无聊到令人麻木,前所未见。兴趣缺缺,害怕挨揍,加上身体疲惫不堪,导致我们全都成了反应迟钝的呆子。至于作业,像是「概述伟大领袖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三日的演说,并且牢记在心」,无法引起我们想探索知识的好奇。毕竟,好奇心从来不是重点。只要我们看似专心听讲,老师也乐得让我们坐在位置上,彼此相安无事到下课。
可是,下午我们就不能继续发呆装死,从事户外劳动不仅辛苦还需要全神贯注。为确保囚犯的肌肉和脑袋都保持警戒,我们翻土和除草时总有警卫在一旁监视。警卫全都配有武器,一旦遇到生产目标未达成的状况,就对囚犯施加肢体惩罚。警卫的注意力偶尔会溜走,但大部分时候会逼着我们做牛做马。我全心专注于劳动,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神想念母亲————连去想都很难得。但我心里有数,我明白生活之所以逐渐被绝望笼罩,和她不在身边大有关连。
夜晚返回营舍,我感受不到家的慰藉。我们拿着一碗碗玉米,四周的气氛是如此阴郁而悲凉。我们似乎被击倒,被榨干,再也不抱任何希望。全家人都正在经历一个艰苦的阶段,而非只有特定哪个人。家里话最多的祖母,在大家面前哀叹她的命运多舛,并责怪自己拖累了全家人。她还时常提及祖父,时间一天天过去,她益发替祖父感到愤慨,认为他是遭劳动党内无意义的斗争所害。
「为什么不是我?」她不断问道:「为什么受到牵连的是他不是我?」
我们从其他营囚那里得知,祖父被捕只是更大规模伏击行动的一部分,与他批评这个国家没效率无关,也不是因为他的论点坦率冒犯了人。祖父被捕显然和朝鲜总联日本高层内斗的韩德铢事件(见第十一章内文)有关。许多已归国的前旅日侨民,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冲突。祖母对政治一向热中,也让自己被卷入这次的论战,但祖父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从来不碰政治,」祖母接着道:「但被抓的却是他。」我心想,她大概恨不得和祖父交换命运吧。家族的牢狱之灾和她丈夫所受到的非难,成了祖母心里永远摆脱不掉的包袱。可怜的女人。她将一切奉献给共产主义,捍卫其思想长达十五、六年,深信自己正在挚爱的祖国实践梦想。但祖国不仅夺走她心爱的男人,还把她和家人送进集中营。她自责不已,不断地请求我们原谅她。然而,使我们打心底感到震撼的,是这些苦水与懊悔竟来自一位曾经坚强而刚毅的女子。
在这段黑暗时期,四叔首次坦承自己曾动念寻短,那是他被关耀德的第。一周,在我们一家尚未抵达耀德之前。我记得祖母静静地听完他的故事后,僵坐在椅子上良久,表情既受挫又心碎。好不容易心情平复后,她双眼瞪视四叔,沉痛、严肃且不容任何反驳地说:「这里若有任何人得先死,那也应该是我。记住,是我,不是你。绝不可再有自杀的念头。」她不确定这番话是否成功说服了四叔,锲而不舍地告诫,其实更像是哀求:「如果你死了,我怎么活得下去?」
来年,四叔又试图想要一了百了,这次还拉着父亲一起。当天我下工回家后,祖母说父亲与四叔上山去了,他们想在那里找棵树上吊自杀。我全身抖个不停,然后把自己埋进床榻里,全心全意地想着他们,口中不断喃喃低语着:「回来,回来。」不知这样过了多久,终于听到咿呀的开门声。他们回来了!我喜极而泣。父亲与四叔本以为他们已准备好彻底远离集中营的一切:饥饿、耻辱、脏臭毒打。最后,只是因为知道自杀将给家人带来麻烦,而打了退堂鼓。
在集中营,自杀时有所闻。我们村里有不少人就选择走这条路离开耀德。他们通常会留下遗书,痛批当局,或者起码也会点名批判保卫部。这是莽撞轻率的行为,形同确保遗言之主的家人将被送到比耀德更可怕的地方。实情是,无论自杀者是否留下批判性文字,家属都会受到形式不一的惩罚。劳动党认为自杀是试图摆脱党的掌控,若惩罚不到以身试法者,至少也要找到其他人瓜代,以达杀鸡儆猴之效。有些自尽者为了减轻家属可能遭受的惩罚,会在遗书里强调自己的清白,并重申他们对共产主义和由备受爱戴的伟大领袖所掌舵的政权坚信不疑。这招的确会让一些保卫部人员做出从宽量刑的决定,仅给家属增添五年的刑期。不过话说回来,没有谁知道自己的本刑究竟是多少年。
父亲和四叔熬过低潮期之后,轮到他们替。祖母加油打气。祖母摆荡于日渐高涨的愤懑与绝望之间。父亲和四叔如今用祖母曾提出的论调,试着激励她撑下去:有朝一日这个家还是有机会获释;这个家必须团结一心,我们就像一个五人小组,个人命运的好坏和小组的整体命运紧紧相依。
我们的确团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尽管祖母不像以往乐观开朗,至少重拾平衡。于此同时,她的政治观也渐渐改变。我们刚到耀德时,她总认为一定是执法上出了乌龙,当局应该很快会做出更正。但时间一天天过去,她的重心渐渐转移到集中营本身,她认为集中营对共产政权毫无用处可言。若北韩境内的反对者和抗议者不满共产体制,将他们赶出去不就得了。成立耀德这种集中营是不符人道精神的罪行。最终她更加激进地认为,尽管北韩仍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但已失去共产主义的灵魂。我想直到那时,她才明白自己被要了。几年下来,她不再哀叹自己命运多舛也不再自责内疚,不过她对当局的批判从未停止,批评后来转化为怒与恨。在她眼里,北韩当局早就和马克思、列宁擘划的共产主义分道扬镳,反而更像是希特勒的世界。她从未抛弃纯正的共产主义理想,即使今日这些理想似乎已遥不可及。
祖母也是我们之中第一个染上重病的人。她得了「糙皮病」,过去曾在北美印第安部落之
间广为流传,原因是玉米占饮食成分比例过高。这种病的症状很容易观察,患者的皮肤会变粗、指甲脱落、眼睛周围出现许多深刻的皱纹,看起来就像戴着眼镜一样。营里的人称之为「眼镜病」,又因谣传吃狗肉保证可不药而愈,所以又名「狗肉病」。不过我想,不管吃什么肉应该都会痊愈吧。一旦患者长时间吃不到肉,他们会慢慢失去感官知觉,为免病情恶化,他们对食物来者不拒,有什么就吃什么。有时候,这么做的确能改善病情,但仍有很多人病重不治。
一九八一年春天,我被派去帮忙掩埋尸体,对象是前一年冬天过世的囚犯。冬季因地面结霜导致土壤过硬,实时下葬有所困难。一如其他任务,这份工作也是在放学后执行;可是,因为被视为特别差事,所以每个入除了原本配给的玉米,还可额外配到一些面条。光看在面条的分上,就足以让埋尸成为抢手工作,但埋尸还有另外一个实用的好处。埋尸组的成员可扒除死者身上的衣服,有些人会将衣服回收再利用,有些则拿去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根据朝鲜丧葬传统,死者必须葬在高处而非平地,所以我们必须把尸体扛到山上或是小丘的最高处。两相比较,我们自然偏好把尸体葬在营区中心的山丘,而非营区边陲那座山的陡坡。这项地利之便,为我们省去数十公里的跋涉之苦。但营区中心的小丘最终「尸」满为患。长官某日突然宣布,我们不可再将尸体葬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