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说也是这样。怪事，我好像能预见到我未来的作品，虽说我甚至不清楚它们将围绕哪方面的内容。告诉我，顺便提一下，你倾向于如何看待这一点：我们终身都将像这样约会，肩并肩地坐在一张长椅上。”
“哦，不，”她用一种令人心神宁静的悦耳嗓音说，“冬天我们去跳舞。今年夏天嘛，等到我休假时，我将在海边待两个星期，再寄给你一张海水冲到岩石上浪花飞溅的明信片。”
“那我也去海边待两个星期。”
“我看不行，别忘了咱们什么时候得在动物园的玫瑰园里相见，那里公主的雕像上配有石扇。”
“愉快的前景。”
但是几天以后他又碰巧见到那本同样的《8×8》。他匆匆翻阅，寻觅未看完的小段文章，发现所有的棋题似乎都已有解，他的目光溜过两栏篇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青年时代的日记摘录。他浏览着，微笑着，开始饶有兴致地读起来。怪诞而细致的风格，谨慎插入的副词，对分号的酷爱，思绪在句中位置的受阻以及摆脱阻滞和笨拙的努力(于是它随即陷进别的什么地方，作者必须从头到尾开始为它绞尽脑汁)，每个词儿内部鞭打、内部摩擦的声调，骑士棋子连走几步，对他的琐碎行为受到的无关痛痒的评论的鉴赏力，这些行为的黏稠的愚笨(好似一些作坊胶水沾到此人手上，两只手给留下来)，严肃，软弱，诚实，贫穷———所有这些使费奥多尔满心欢喜，同时又因为这样的事实忍俊不禁：具有如此思想和文字风格的作者被认为已经影响了俄国文学的命运，翌日早晨他将从国立图书馆签名借走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他读着，越发惊愕不已，这种感觉含有一种独特的狂喜。
一周以后，他接到亚历山德拉·雅可芙列芙娜的一个电话邀请：“怎么老见不到您呢？告诉我，您今晚有空吗？”他没有把《8×8》带给他的朋友看：这本小小的杂志现在对他有一种感情价值，一次邂逅的回忆。在客人当中他发现工程师科恩和一位肩宽背阔、面颊光滑、寡言少语的先生，有一张胖胖的、老派的脸，名叫戈里亚伊诺夫，此人名闻遐迩，是因为他能漂亮地模仿(通过使劲拓宽自己的嘴巴，发出湿润的反刍声以及用假嗓子说话)某一位可怜而古怪、口碑不佳的记者。他对这一形象已经习以为常(此举使他遭到报应)，致使他不仅在仿效其他熟人时嘴角使劲朝下撇，而且即使在平常交谈时也是一副相同的模样。亚历山大·车尔尼雪夫斯基，病愈后人瘦了话少了———这是他将健康赎回一段时间的代价———那天晚上好像又变得格外活跃，甚至他的惯常的口头语也重新挂在嘴边。但是雅沙的鬼魂却没坐在角落里，头枕在胳膊肘上，周围是凌乱的书。
“你对你的住所还满意吧？”亚历山德拉·雅可芙列芙娜问道，“那我就开心了。你没跟那个姑娘调情吧？没有？附带提一下，我几天前想起我和梅尔茨曾经有过一般的交往———他是个了不起的男人，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正人君子。不过我估摸她不太情愿说出自己的出身。她照实说了？哦，我不知道。我觉得你不太了解这些事情。”
“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有特点的姑娘，”工程师科恩说，“我曾经在舞蹈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见过她。她鼻子翘得老高，什么也不放在眼里。”
“那么她的鼻子是什么样的？”亚历山德拉·雅可芙列芙娜问道。
“这么说吧，实不相瞒，我并没有仔细打量。归根结底，姑娘们全都巴不得自己能出落得漂漂亮亮。我们还是别太刻薄的好。”
戈里亚伊诺夫，两手相握搁在肚子上，默不吭声地坐着，只是偶尔随着古怪的猝然一动，翘起肥厚的下巴，尖声清一下喉咙，像是在召唤什么人似的。“是的，谢谢，我确实需要。”每当侍者端来果酱或一杯茶时他都这样颔首致谢。如果他有话要跟邻座说，并不侧转身子，而是将脑袋靠上去，两眼依然瞅着前方，事情说完或问题提出后再慢慢将脑袋复归原位。和他聊天时，会多次出现奇怪的间隔，因为他压根不答你的话茬并且不看你，而是任他那双在庞大身躯衬托下愈发显得渺小的眼睛里流露出的阴郁目光在屋里四下游移，同时阵发性地清清喉咙。每回谈及自己，他总是用一种凄楚中透出幽默的口吻。他的整个相貌由于某种缘故激起这些老掉牙的联想，诸如：内务部门，冰冷的菜汤，光滑的橡胶运动鞋，窗外飘落的程式化的雪，执拗，斯托雷平，政客。
“哎呀，我的朋友，”车尔尼雪夫斯基口齿不清地说着，挪到费奥多尔旁边的座位上，“你还有什么可为自己辩解的？你看上去气色不太好。”
“你可记得，”费奥多尔说，“三年前有一回你及时恰当地建议我描写那位享有声望、与你同姓的人吗？”
“一点也记不得。”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说。
“可惜———因为我眼下正考虑着手进行此事。”
“哦，是吗？你这话当真？”
“完全当真。”费奥多尔说。
“不过这个怪主意是怎样钻进你脑瓜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插嘴道，“依我看，你应该写———我说不准———比如，巴丘什科夫或杰利维格的传记，多少受到普希金影响的人———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什么意义？”
“射击训练。”费奥多尔说。
“这个回答，最起码，是令人费解的。”工程师科恩说。他的夹鼻镜的无框镜片，在他试图用双掌劈碎一只胡桃的当儿闪烁发亮。戈里亚伊诺夫拎着胡桃夹的一条腿，把它递到他手里。
“为什么不呢？”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说着，从一阵短暂的沉思中回过神来，“我开始喜欢这个主意了。在我们可怕的当今岁月里，个人主义被践踏到脚底，思想遭到扼杀，一位作家沉浸于60年代那个辉煌时期，准是一件赏心乐事。我对此表示欢迎。”
“不错，可它距离他太遥远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说，“没有延续性，没有传统。说实话，我在俄国上大学时，不会十分热衷于回顾这些旧事。”
“我叔叔，”科恩说着，一边敲击一只胡桃，“因为阅读《怎么办？》被校方开除。”
“你有何高见？”亚历山德拉·雅可芙列芙娜对戈里亚伊诺夫说。
戈里亚伊诺夫摊开双手。“我没有任何特别的看法，”他用细弱的嗓音答道，仿佛在模仿什么人，“我从没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但是当我想起他时……一个最无聊的，上帝宽恕我，人物！”
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稍稍仰靠在扶手椅上，眼睛眨动，肌肉抽搐，脸上时而展颜微笑，时而神色黯然，他说：“不管怎么说我赞成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的见解。当然今天某一类人在我们看来既滑稽又无聊。但在那个时代却有某种神圣的、某种永恒的东西。功利主义，对艺术等等的否定，所有这些不过是一层次要的包装材料，从下面不可能认不出时代的基本特征：对全人类的尊敬，对自由的膜拜，平等的观念———权力的平等。那是一个伟大的解放时代，农民摆脱地主的压迫，公民摆脱国家的统治，妇女摆脱家庭的束缚。别忘了不仅俄罗斯解放运动的最佳原则在当时诞生———对知识的渴求，精神的恒久不变，英勇的自我牺牲，而且正是在这个时代，由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它的哺育滋养，像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批文学巨匠在成长。另外，不言而喻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具有极大的创造性意志力，他忍受了各种巨大的苦难，为了他的意识形态，为了人类，为了俄罗斯，大大抵消了他的批评观中一定的苟刻和迂执。再者我坚持认为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批评家———犀利，坦率，无畏……不，不，妙极了，你当然应该写下来！”
工程师科恩早已离开座位，一直在屋里四下转悠，他摇摇脑袋，憋不住要说什么。
“我们在议论什么？”他突兀地嚷道，抓住一把椅子的椅背，“谁会注意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普希金的看法？卢梭是一个蹩脚的植物学家，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愿意让契诃夫大夫给我治病。车尔尼雪夫斯基首先是一位博学的经济学家，我们就应该这样看待他———尽管我对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的诗歌天赋怀有无限敬意，但对于他能否理解他的同胞的《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优缺点，还是有些怀疑。”
“你的比较是绝对错误的，”亚历山德拉·雅可芙列芙娜说，“荒唐！契诃夫没有在医学领域留下一点点痕迹，卢梭的音乐创作纯粹是偶尔为之。但在这方面，没有一部俄罗斯文学史能够省略车尔尼雪夫斯基。可是我还有一事不明，”她语速极快地继续说，“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有什么兴致去写那些与他的整个心性格格不入的人物和时代？我当然不知道他将用什么手法。不过假使他，让我们说白了，想要表现进步的科学，那么这种努力是划不来的：沃伦斯基和艾兴瓦尔德早就这么做了。”
“哦，且慢，且慢，”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说，“一位年轻作家对俄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代产生了兴趣，打算写一部该时代一个主要人物的文学传记。我看不出这事到底有什么奇怪。逐渐熟悉这个题材并非难事，他能搞到的书绰绰有余，剩下的便完全取决于天赋。你老是说手法、手法，但是如果作者被赋予处理某一题材的天才手法，那就得首先排除讽刺，因为它不相干，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你看到孔切耶夫上周是怎样遭到抨击的吗？”工程师科恩问道，话题转向另一个方面。
外面大街上费奥多尔正在向戈里亚伊诺夫道别，后者让前者的手滞留在他自己柔软的大手里，眯拢双眼说：“跟你说吧，我的小伙子，你可真逗。最近去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别伦基———算得上是永久的流亡者，就是说，他遭到沙皇和无产阶级的双重放逐。因此每当他沉湎于往事时，都是这样打头‘在我们日内瓦这里’，兴许你也要写他？”
“我怎么不明白？”费奥多尔半询问地说。
“你是不明白，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完全明白。你正准备写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如我在着手写别伦基一样，可是你后来却愚弄了你的读者，挑起了一场有趣的争论。一切顺利，晚安。”他转身离去，步履沉重缓慢，拄着一根拐杖，一个肩略高于另一个肩。
在研究父亲活动的时候曾经令费奥多尔痴迷的那种生活方式，现在又为他恢复了。这正是那些重复中的一次，与那些“主位”语气中的一种一道，根据和谐的所有原则，命运丰富了观察力敏锐的人的生活。不过目前，在经验的指导下，他在使用资源过程中不允许自己像从前那样散漫，甚至连最小的注释他也要提供其出处的一个精确标记。在国家图书馆前，一个石头水池旁边，一只只鸽子咕咕叫着，在草坪上的雏菊丛中溜达。出借的图书用小车沿着倾斜的铁轨推到貌似窄小的场地尽头，等待分发，那里的书好像没多少，散乱地摆在书架上，其实汇集了足有数千本。
费奥多尔将搂着他的一份，竭力同它那足以把人压垮的重量搏斗，走到汽车站。从一开始，他这本酝酿已久的书的格调和轮廓便异常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他觉得对于每一个他终于找到的细节，他都已经准备好一个位置，就连寻觅素材的工作也沐浴在即将问世的书的光辉里，宛若大海将一片蓝光洒在渔船上，渔船本身连同它的光倒映在海里。“听我说，”他对济纳解释道，“我想将所有一切原封不动地置于那滑稽的模仿诗文的边缘。你可知道那些愚蠢的小说体传记，作者冷冰冰地悄悄塞给拜伦一个选自他本人诗作的梦？另一方面，肯定有一个严肃的深渊，我得另辟一条蹊径，沿着我自己的真实和对它的滑稽模仿之间的这道狭窄山脊。最要紧的是，必须有一个不间断的思维过程。我削苹果应该落下一整圈果皮而无需挪动刀子。”
他在研究此项专题的过程中逐渐明白，为了使自己完全沉溺其中，他得依照或前或后的方向将他的活动领域拓展20年。因此时代的一个有趣特征显现在他眼前———总体上微不足道，但正在变成一个有价值的指导原则：在功利主义批评的50年间，从别林斯基到米哈伊洛夫斯基，没有哪一位见解铸造者不抓住机会嘲笑费特的诗。这些唯物论者对这个或那个议题的最严肃持重的判断，有时变成何等玄奥的怪物，似乎理念一词，正在为自己受到冷落向他们进行报复！别林斯基，那个讨人喜欢的浑噩无知之辈，喜欢百合花和夹竹桃，用仙人掌装饰他的窗户(正如埃玛·博瓦里一样)，将五个戈比、一只软木塞和一粒纽扣置于被黑格尔遗弃的空匣里，死于肺结核，一篇向俄国民众发表的演说还沾在血迹斑斑的唇边，用这样的现实主义的珠玑激发了费奥多尔的想像力。例如：“自然界里的一切都是美丽的，除了自然界本身遗弃的某些丑恶现象，未经最后加工，隐匿于大地或水的黑暗里(软体动物，昆虫，纤毛虫，等等)。”同样，在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作品中很容易发现一种仰面飘浮的比喻，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一条鱼似的与冰搏斗，有时到头来陷入脸面丢尽的处境；这条含羞蒙辱的鱼对查阅‘报道当今话题的那位记者’的全部文稿的人进行奖赏。”从这儿有一个直接过渡，转向当代的战斗词汇，转向斯捷克洛夫在谈及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的当儿所体现的风格(“蜷缩在俄国生活的毛孔里的平庸作家……用他思想的攻城槌【batteringram】使惯常的见解显得与众不同”)，或者转向列宁的个人用语，他在论辩的白热阶段达到激动的顶点：“这儿没有遮羞布……理想主义者将他的手直接伸向不可知论者。”俄罗斯散文体，在你的名称里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一位当代批评家这样评论果戈理：“他的亲属是畸形怪物，他笔下的人物是灯笼的影子，他描写的事件是荒诞的、不可能的。”此言与沙卡比舍夫斯基和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契诃夫的见解如出一辙———他俩的见解，恰似当时点燃的一根导火索，如今已将这些评论家炸成齑粉。
他在读波米亚洛夫斯基(悲剧性强烈情感这一角色中的诚实)的作品，发现了这一份词汇式水果沙拉：“樱桃般的紫红色小嘴。”他读涅克拉索夫，从他(常常引人入胜)的诗中察觉出某种都市记者的缺陷，发现对他干巴巴的《俄罗斯妇女》【Russian Women，涅克拉索夫创作的长诗，歌颂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中的俚俗词语(“多么惬意啊，再有，与你所敬慕的人分享你的每一个见解”)的一个浅显解释存在于这一发现：尽管他多次漫游乡间，还是将牛虻混同于熊蜂和黄蜂(在畜群上方有“一大片焦躁不安的熊蜂”，而在10行以下，马儿在一堆篝火的烟雾掩护下“躲避黄蜂”)。他读赫尔岑的作品，再次更好地理解他推论中的谬误(拙劣地玩弄漂亮词藻)，注意到这位作者英语知识少得可怜(有他残存的自传材料为证，开头是引人发噱的法语风格的“I am born”【“am”为“was”之误】)，混淆了英语单词“beg-gar”和“bugger”【“beggar”意为“乞丐”，“bugger”意为“下贱的人”，两词发音相似】的读音，并且据此做出关于英国人如何尊敬财富的一个出色的推论。
这种评价方法，推行到极端，甚至比作为一般观点的对作家的评价和评论家的评价还要愚蠢。苏霍绍科夫所说的普希金不喜欢波德莱尔究竟有何意义？指责莱蒙托夫的诗文是否公正，就因为他两度提及某种难以置信的鳄鱼(一次是在正儿巴经的、另一次是在插科打诨的比较里)？费奥多尔及时打住，使他因发现了一条容易实施的标准而产生的愉悦感不致因被滥用而受损。
他博览群书———阅读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研究60年代作家的短篇和长篇小说，他对他们执意让书中人物以各种方式互相致意的写法惊讶不已。他反复揣度俄国思想所受的奴役，这支或那支金帐汗军【Golden Horde，13世纪在成吉思汗孙拔都率领下征服东欧的蒙古军队】的那个永恒的进贡者，他痴迷于种种怪异的比喻。因此，1826年颁布的书刊审查法规的第一百四十六节，明确规定作者必须“维护纯洁高雅的道德品行，切勿仅仅用想像的美妙来取代它们”，只需用“纯洁高雅的”或类似其他词取代“公民的”，以获得激进批评家们绝秘的书刊审查代号。同样，当那个反动的保加利亚人要在一封密函里通知政府他准备给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里的人物涂抹色彩以迎合审查官的口味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就连屠格涅夫这样的作者也免不了在进步民意法庭上一味逢迎巴结的情景。我们会想起激进的谢德林，将一根手推车把手作为武器，同时嘲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疾病，或者安东诺维奇，把那位作家称为“一头遭受鞭笞、奄奄待毙的牲口”，跟那个迫害倒霉落拓的诗人纳德松的右翼分子布列宁没什么两样。在另一位激进的批评家扎耶采夫的作品中，荒谬可笑的是，早于弗洛伊德40年发现这样的理论：“所有这些‘提高我们心性’的审美情绪和类似的幻觉只是性本能的变体……”还是这位扎耶采夫，把莱蒙托夫说成是一个“理想破灭的白痴”，在洛迦诺悠闲的流亡岁月里养蚕(它们从来没有结茧)，经常因为目力不济骨碌碌滚下楼梯。
费奥多尔试图对这堆当时哲学思想的大杂烩理出一个头绪。他觉得正是在这份名单上，在他们的滑稽和谐里，显现出一种与思想作对的罪过，对思想的揶揄，时代的一个污点，那儿有些人对康德滥施溢美之辞，另外一些人把孔德【Kont(1798-1875)，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者和社会学创始人】捧上了天，其他人则对黑格尔或施莱格尔【Schlegel(1767-1845)，德国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对梵文和东方语言均有研究，著有《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讲稿》等】赞不绝口。另一方面他开始渐渐理解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强硬的激进分子，虽然铸下所有这些荒唐而惊人的大错，还是堪称———无论你怎样看待它———与政府管理秩序(比文学批评领域里他们自身的昏庸更加可憎、更加俗陋)较量的真正的英雄。同时他懂得其他反对者，自由党人或斯拉夫派成员，他们冒的风险较少，由于同样缘故，其自身价值略逊于这些性格倔强、专爱抬杠的人。
他衷心佩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行事方式，这个死刑的仇敌，对诗人茹科夫斯基那充满臭名昭著的仁慈和居心叵测的崇高的提议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位诗人提议让刑场蒙上一层令人敬畏的诡秘气氛(因为，在众目睽睽下，他说，死刑犯满不在乎地扬起勇敢的脸庞，致使法律蒙受耻辱)，使那些围观绞刑的人看不见但只能听见从一片帘幕后传来的庄严肃穆的教堂圣歌，因为行刑场面必须感人。读到这里，费奥多尔想起父亲说过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死刑深恶痛绝的感觉，犹如一面穿衣镜里的行为怪异的颠倒，使人人成为左撇子。眼前一切的颠倒对行刑人而言并非毫无意义。强盗拉津给押上绞架后，有人将马颈圈倒悬其上；把酒倒给刽子手不是借助手腕的自然转动而是依靠反手倾斜；况且，如果，按照斯瓦比亚法典，一位受辱的男演员被允许通过猛击罪犯身影的做法获得一时快感，而在中国却恰恰是演员———一个身影———履行刽子手的职责，仿佛整个义务都被拔高脱离尘寰，转变成镜子的里外颠倒的义务。
他从政府级别的“沙皇—解放者”的行动中分明觉察出一种诡诈，解放者很快便对所有这些赋予自由的使命心生倦腻，因为给反应定下主要基调的正是沙皇的厌烦。宣言颁布之后，警察在车站向民众开火。费奥多尔满是隽语的血管被毫无趣味的诱惑挠得痒痒的，憋不住将俄罗斯统治者的未来命运视为“无边无际的”和“尽头”这两个车站之间的路程。
渐渐地，由于所有这些对俄罗斯思想史的突然发难，他萌生了一种对不如以往具体的俄罗斯的向往———一种危险的渴望。怀着这种渴望他竭力向她坦白了什么，同时使她相信了什么。在积累知识的同时，在将他完成的作品从这座山中费力取出的同时，他想起了另外的情景：亚洲一个山口上的一堆石头；奔赴战场的勇士们每人往那儿放一块石头；归途中每人从石堆上各取一块；剩下的石头永远代表阵亡者的数目。于是透过一个石堆帖木儿【Tamer(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创建者】预见到一座纪念碑。
到冬天他已经开始着手写它，觉察不出地从积累转向创作。冬天，犹如最值得纪念的冬天，犹如所有为了一个叙事性用语而被当做开场白的冬天，被证明是(它们在这些情况下一向“被证明是”)非常冷的。晚上他跟济纳在一家空荡荡的小咖啡馆幽会，这里的柜台漆成靛蓝色，形似侏儒的暗蓝色电灯，凄惨地装扮成巴结奉承的容器，在六七张小桌上方闪烁着微光。他对她朗读自己白天写的草稿，她听着，垂下涂黑的睫毛，一只胳膊肘撑在桌面上，玩弄着一只手套或一只烟盒。有时主人的狗溜过来，那是一只肥胖的杂种母狗，耷拉着几对奶子。它将脑袋枕在济纳膝上，那只已经往后捋平狗儿柔软浑圆的额头上的表皮的手此时正在来回摩挲，在它下面狗儿双眼开始射出一丝睨视的目光。递上一块方糖，它会接过去，神态悠闲步履蹒跚地走进一个角落，身子蜷成一团，喀嚓喀嚓地大声嚼起来。“挺好，可我说不准你是不是能用俄语那样说。”济纳有时说，一番争论之后他会改掉这个被她提出疑问的用语。她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简称为车尔尼希，习以为常地觉得他属于费奥多尔，一部分属于她，以致他过去的真实生活在她眼里似乎带有几分剽窃的味道。费奥多尔打算根据一个圆环的形状，构思他的传记，末端挂着一首新约外传十四行诗的钩子(结果将不是一本书的形式，因为书的形式本身有局限，与世上存在的任何带有圆的性质的东西格格不入，而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弯曲、因而无限的句子)。这一设想起初在她看来无法成为平展的长方形稿纸上的具体形象———不过当她注意到一个圆圈正在形成时，她简直欣喜若狂。她完全不担心作者是否会毫不动摇地坚持历史事实———她不假思索地相信这些是事实，因为若非如此，那就根本不值得写这本书。另一方面，他独自为之承担责任，只有他能够发现的一个更深奥的事实是，在她看来言谈中任何一点拗口或含糊之处似乎都是一个纰漏的萌芽，都得立刻根除。具有极富弹性的记忆，像常春藤似的缠绕在被她觉察的东西周围，通过重复她特别喜欢的词汇组合，济纳用她自己秘密的盘旋结构提高了它们的身价。每当费奥多尔出于任何原因改变她记得的一个用语的特点时，门廊的废墟久久伫立在金色的地平线上，不愿意消逝。在她的敏感里有一种非凡的优雅，不被觉察地作为调节器供他使用，如果不是作为向导的话。偶尔碰到至少三位顾客聚在一起的时候，一位戴着夹鼻镜的弹钢琴的老太太会坐在立式钢琴边，将奥芬巴赫【Offenbach(1819-1880)，法国作曲家，创作歌剧一百余部，主要作品有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美丽的海伦娜》等】的《巴卡罗勒》弹成一支进行曲。
他已经接近作品的尾声(主人公的出生，确切地说)，有一天济纳说出去散散心对他没什么害处，于是星期六他俩将一起参加在她一位搞艺术的朋友家中举行的化装舞会。费奥多尔舞跳得不好，受不了德国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生活，直截了当地拒绝将一件制服弄得花里胡哨，而这恰恰是化装舞会需要的效果。作为互相妥协的结果，他答应戴上半只面具，穿上一件大约四年前做的、迄今为止只穿过四次的男子餐服。“我去该打扮成———”她神情恍惚地刚开口，倏地打住。“只要不是波雅尔【boyar，沙俄一贵族阶层的成员，地位仅次于王公，此阶层后被彼得大帝废除】的女仆，不是科伦巴茵【Columbine，意大利传统喜剧及哑剧中丑角阿尔乐金的情人】就行，求求你。”费奥多尔说。“那倒是挺像我的。”她揶揄道。“我担保你会过足了瘾。”她语气柔和地补充道，以驱散他心头的愁云。“咳，其实咱俩会被孤零零地撇在人群里。我好想去哟！我们通宵待在一起，谁也不晓得你是谁，我已经琢磨出一套特别适合你的行头。”他凝神想像她的模样，柔嫩裸露的脊背，白中透蓝的胳膊。但是这里各种亢奋而淫荡的面孔非法地悄悄穿过，德国式的嘈杂喧哗、尽兴狂欢的猥琐社会渣滓中间。劣酒把他的喉咙烧得滚烫，吃进肚里的蛋泥三明治使他打着饱嗝。但他再度将正在向音乐旋转的思维凝聚在济纳太阳穴处透明的血管上。“它肯定会挺够味，我们当然得去。”他信心十足地说。
两人当下谈妥，她9点动身，他一小时后跟上。迫于时间限制，晚饭后他没有伏案工作，而是拿着一本新的流亡者杂志闲荡，那上面两次简略地说到孔切耶夫，这些漫不经意的提及，意味着诗人广泛的知名度，其价值甚至超出那篇为他说尽好话的评论。仅仅6个月前，这在他心里激起的将是普希金笔下那个妒忌成性的萨列里【Salieri，普希金歌剧《莫扎特和萨列里》中的人物】的感觉，不过眼下他却为自己对旁人声誉的无动于衷而感到震惊。他看看手表，慢吞吞地开始更衣。他发掘出那件看上去昏昏欲睡的餐衣，接着陷入沉思。依然默默地想着心事，他取出一件上过浆的衬衫，系上他那不听使唤的领结，费力地穿上身，僵硬冰冷的衬衫使他直打寒战。他又一动不动地停了片刻，然后机械地套上那条有一道杠的黑裤子，想起那天早晨他才拿定主意删去他前一天写的最后一个句子，他俯身趴在已经改得密密麻麻的纸页上。他读完这个句子，心里纳闷———不知是否应该原封不动地把它保留下来，接着添上一个插入的符号，写下另一个形容词，冲着它发愣———飞快地删去整个句子。但是依原样保留此段，就是说，使它的建筑凌空悬于一片峭壁之上，带着一扇钉上木板的窗户和摇摇欲坠的门廊，在外形上是行不通的。他检查了他做的这部分记录，倏忽间———他的笔微微移动，飞舞起来。等到他再看自己的表，已经是凌晨3点，他直打哆嗦，屋里的一切都在烟雾中显得隐隐绰绰的。同时他听见那把美国锁的喀哒声。他的房门虚掩着，济纳从过道里经过时隔着门瞥见他，脸色苍白，嘴巴张得老大，穿着纽扣没系上的浆过的衬衫，裤子的背带拖在地板上，手里抓着笔，桌上的半张面具，在稿纸的白色的衬托下清晰地显现出黑色。她砰的一声将自己锁在屋里，一切归于寂静。“真是一团糟，”费奥多尔悄声嘀咕道，“我干了些什么？”就这样，他始终没发现济纳穿的是什么衣裳。好在书稿已经完成了。
一个月以后的星期五，他把这本颇有希望的书带给瓦西列夫，后者早在去年秋天，得知他的研究工作以后，差不多主动提出由附属于《格兹塔报》的出版社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传》。下个星期三，费奥多尔又去了那里，悄声细语地跟老斯图皮申闲聊，这老头过去常常在办公室穿拖鞋。顷刻间，书房的门打开了，门框里填满瓦西列夫庞大的身躯，他愠怒地打量了费奥多尔一阵，接着冷漠地说：“请进。”瓦西列夫身子挪到一边，让他通过。
“嗯，你读过它了吧？”费奥多尔问道，一边坐在桌子对面的一张椅子上。
“读过了。”瓦西列夫用低沉抑郁的嗓音答道。
“就我个人而言，”费奥多尔兴致勃勃地说，“但愿它能在今年春天出版。”
“这是你的手稿，”瓦西列夫突然说，同时蹙起眉峰，递上文件夹，“拿去吧，要我支持本书出版是决不可能的。我原以为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谁知却是一部草率的、反社会的、恶作剧般的即兴之作。我对你深感惊讶。”
“哎，这是胡扯，我说。”费奥多尔说。
“不，我亲爱的先生，这不是胡扯。”瓦西列夫大声咆哮，愤怒地拨弄桌上的东西，卷起一枚橡皮图章，改变“供评论”的几本温顺的书的位置，它们被偶然叠在一起，绝无永远幸福的希望。“不对，我亲爱的先生！俄国公众生活里有一些传统，对正直诚实的作家是不敢放肆嘲笑的。我压根不关心你是否有天赋，我只知道奚落挖苦一个用自己的作品和苦难哺育了几百万知识分子的人，这种行为与任何天赋都是不相称的。我知道你不愿听我的话，尽管如此，”瓦西列夫，脸因痛苦而扭曲，揪住自己胸脯，“我作为朋友恳求你不要设法出版这种东西，你会毁了你的文学生涯。留心听着，谁都会转身让脊背朝着你。”
“我倒乐意瞧见他们的后脑勺呢。”费奥多尔说。
那天晚上他打算应邀去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家，不料亚历山德拉·雅可芙列芙娜在最后一刻拦住他：她丈夫“患感冒倒在床上”，而且“发高烧”。济纳跟谁看电影去了，因此他只得在第二天傍晚跟她会面。“‘第一次努力失败了，’按照你继父过去的说法。”他这样回答了她的询问，接着(正如他们以往会写下来一样)简要叙述他在编辑办公室的谈话。愤慨，对他的爱怜，立刻帮他的冲劲，全都随着一阵催人进取的活力迸发出来。“噢，原来是这样！”她大声嚷道，“好吧，我来筹集出版费，这事包在我身上。”
“为了孩子的一顿饭，为了父亲的一口棺材。”他说(改变了涅克拉索夫一行诗的原话，诗中描写一位勇敢的妻子出卖肉体以换取丈夫的一顿晚餐)，换了其他什么时候，她准会为这句放肆的笑话动怒。
她在什么地方借了150马克，加上她自己省下来过冬的70马克———但是这笔钱不够数，费奥多尔决定写信给美国的奥莱格叔叔，鉴于这位舅舅定期接济他母亲，以前还间或寄给他几美元。然而，这封信的起草一再遭到拖延，正如他不顾济纳的屡屡敦促，总是不愿做出努力，以便让他的书在巴黎一家侨民文学期刊上连载，或者使那家曾经出版孔切耶夫诗集的出版社对其产生兴趣一样。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在她的一位亲戚的办公室用打字机打手稿，并且跟这个亲戚借了50马克。让她生气的是费奥多尔的惰性———他讨厌所有实际事务的一个后果。在此期间他心情轻松地致力于设计棋题，神智恍惚地出门授课。他白天给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打电话：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的感冒已经转成急性肾炎。一天他在俄文书店里发现一位身高体胖的先生，长了一张五官硕大的脸，戴一顶黑毡帽(一绺栗色发丝从帽檐下拖出来)，和蔼地瞥了他一眼，目光中甚至带有些许鼓励的意味。我在哪儿见过他呢？费奥多尔飞快地开动脑筋，竭力不看对方。那人走上前来伸出一只手，慷慨地、天真地、毫无防范地张开，说话……费奥多尔想起来了：他是比施，两年半前在那个文学圈子里朗诵自己的剧本。最近他发表了这个剧本，眼下用臀部顶顶费奥多尔，用胳膊肘轻轻推他，一丝幼稚的笑意在他高贵的、一向微微汗湿的脸上颤动。他掏出一只皮夹，从皮夹里掏出一张信封，从信封里掏出一张剪报———一篇可怜巴巴的微型评论，登在里加的侨民报纸上。
“眼下，”他的话音里带着令人畏怯的分量，“这东西也在德国出版。还有，我正在写一部小说。”
费奥多尔想摆脱此人，可是后者却跟他一起离开书店，并建议他俩同行。因为费奥多尔是在外出授课途中，被束缚在一条固定线路上，他惟一能尝试避开比施的做法是加快脚步，可是这反倒加快了他同伴的语速，结果他只得忐忑不安地再度慢行。
“我的小说，”比施说着，遥望远方，同时朝旁边伸出一只手，从他的黑大衣袖子里露出一截格格作响的袖口，以便阻止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大衣、黑帽以及那绺发丝赋予他一副催眠大师、象棋大师或音乐家的尊容)。“我的小说是一位已经发现绝对准则的哲学家的悲剧。他说过这样的话，”比施，犹如一个魔术师，从空中掏出一个笔记本开始边走边读，“谁要从原子的事实中无法推断宇宙本身仅仅是一个原子的事实，那他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蠢驴，或者说得更精确些，大约百万兆分之一的原子。这一点已经被那位天才的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凭直觉意识到了。但是让我们继续深入，路易沙！”乍一听这个名字，费奥多尔吃了一惊，分明听见德国近卫军列队行进的声音：“永———别———了，路易沙！擦干眼泪别哭泣；不是每颗子弹都能射死一个好人的。”而后这喊声久久回荡，似乎从比施后来的词语窗户下经过。“‘尽量集中，我亲爱的，你的注意力。首先，让我举一个随便想出来的例子。让我们假设某位物理学家已经成功地找到，从总数绝对无法想像的组成宇宙的原子中，那个与我们的推理有关的决定性的原子。我们假设他已经将他的分解进行到那个关键原子的最小的要素，在那个时刻，一只手的阴影(物理学家的手)落在我们的宇宙上，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宇宙只有一个，我想，中心原子的最后一小部分，是由它组成的。这不太好懂，可是只要你理解这一点，便能理解一切。来自数字的监狱！整体等于整体的最小部分，各部分的总和等于总和的一部分。这是世界的秘密，绝对———无限的标准，不过做出这一发现以后，人性便再也不能继续行走交谈了。闭嘴，路易沙！’那是他在跟一个俏妞儿说话，他的情人。”他宽厚温蔼地补充道，耸了耸一只魁梧的肩膀。
“如果你有兴趣，哪天我可以从头读给你听，”他继续说道，“这个主题特别罕见。你呢，我能不能问，你在干啥呢？”
“我？”费奥多尔微微一笑，“我也写了一本书，一本关于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只是找不到一个出版它的书商。”
“嗬！德国唯物主义的推广者———黑格尔的诽谤者的唯物主义，粗野邋遢的哲学家！非常荣幸。我越发坚信我的出版商将乐于接受你的大作。他是个滑稽人物，对文学一窍不通。不过凭着我作为他顾问的身份，他得倾听我的意见。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明天就去见他———如果他原则上同意，我将浏览一遍尊稿，我希望自己以最讨人喜欢的方式推荐大作。”
多么荒唐，费奥多尔暗想。因此第二天那个善良的伙计果真打电话来时，他感到十分意外。出版商原来是个圆滚滚的男人，长了个惨兮兮的鼻子，使他多少想起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同样的红耳朵，光溜溜的秃顶两侧各有一撮缀上去的黑发。他出版的书不多，但是五花八门、品种丰富：几本德国心理分析小说的译作，译者是比施的一个叔叔；阿德莱德·斯韦托扎罗夫的《囚犯》；一本滑稽故事集；一首未具作者姓名、题为《我》的诗。但是在这堆垃圾货中倒有两三本正儿巴经的书，诸如，赫尔曼·兰德的那本令人称奇的《通向云层的楼梯》，还有他的《思维的质变》。关于这本书的发行，费奥多尔在写作过程中压根没考虑过。第二次会面时，出版商，显然是世上最善良的人，答应在复活节出版此书，就是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预付稿酬，而是答应提供首印千册的百分之五的版税，同时又将重印千册的作者版税提高到百分之三十，费奥多尔觉得这样既公平又慷慨。然而他对做交易和流亡作家的作品销售数量很难超出500册的事实毫不在意。其他情绪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握过容光焕发的比施的潮手之后，他出现在外面的大街上，恰似一位飞也似的奔上灯火辉煌的舞台的芭蕾舞女演员。毛毛细雨像一片令人炫目的露水，幸福滞留在他的喉咙里，一个个虚无飘渺的光环在一盏盏街灯周围瑟瑟颤抖，他写好的那本书扯开嗓门和他聊天，时刻陪伴着他，宛若墙那边的一股湍流。他朝济纳工作的办公室走去。黑楼上的几扇貌似仁慈的窗户俯身朝向他。在楼对面，他发现了他俩预定见面的酒吧。
“喂，情况怎么样？”她问，同时快步走进店门。
“不好，他不愿意接受。”费奥多尔答道，两眼满含透出喜悦的专注神情，瞅着她那张罩上一层愁云的面颊，同时把自己支配的权力视为儿戏，期待着他即将使之呈现的微妙的光。
第四章
天啊！史官发掘摸索却一无所有：
长风依旧，鲜艳的长袍依旧
真理向着拢曲的手指俯首。
女子在微笑，孩子需要呵护
我们审视她怀中的宝物
视线却无法越过她的肩头。
这首十四行诗，读起来似乎幽昧不明，然而也许，从另一方面，提供了一条解释一切的秘径———只要人们的思想能够承受这样的解释。灵魂沉入一段转瞬而逝的梦境。此刻，仿佛舞台上借尸还魂的仙灵，他们音容俱现，迎上前来。加夫里尔神父手持一根修杖，身披暗红色丝绸十字褡，腰间悬着一条绘有图纹的饰带，他身旁是一个极其迷人的幼童，已经沐浴在阳光下———红润，娇弱，拘谨。他们临近了。摘掉你的帽子！尼古拉。他的头发闪烁着赤褐色的光芒，玲珑的前额上点缀着雀斑，一双眼睛像其他近视的孩子一样圣洁、澄澈。后来(在他们那些贫穷、僻远的教区的静谧中)那些名字取自柏木、天堂和金色羊毛的牧师不无惊讶地回想起他那惹人怜爱的娇羞：这位仙童，天哪，原来粘在僵硬的姜饼上，许多人啃不动它。向我们打过招呼以后，尼古拉重新戴上他的帽子，一顶灰色茸顶的帽子，不声不响地走开。他那身家里自制的外套和紫花裤子使他很讨人喜欢。而他的父亲，那位和善的初涉园艺的牧师，则谈起萨拉托夫的樱桃、李子和桃子，作为对我们的款待。一股卷扬的灼热烟尘遮没了画面。
正如在所有文学传记的开头千篇一律地提到的一样，这个小孩酷嗜读书，他的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在初次写作练习中，他费力地重申“遵从你那至高无上的意志，敬重它，屈从它的种种规范”，他的食指关节的凹陷处因此永远染上墨渍。其时30年代已经结束，40年代刚刚开始。
16岁时，他已经精通好几门语言，能够阅读拜伦、欧仁·苏以及歌德的作品(一直到临终都为自己的粗俗口音而羞惭不已)，并已掌握了学习神学所需的拉丁语，这得益于他父亲的学识渊博。此时他还向一位叫索科洛夫斯基的人学习波兰语，而当地的一位橘子商则教他波斯语———并引诱他吸烟。
进入萨拉托夫神学院伊始，他就证明自己是个柔顺的学生，从未受过一回体罚。有人给他取了个“小公子”的绰号，事实上他并不厌恶一般的消遣和游戏。夏天他玩骨球，并戏水取乐。但是他却未能学会游泳，也未学会用黏土捏塑麻雀或织网捕鱼。他织的网眼大小不匀，丝线也缠结在一起———鱼比人类灵魂难捕(然而后来连灵魂也从网隙中溜掉了)。冬天，遇上雪花纷飞的夜晚，一群吵吵嚷嚷的小家伙会乘着一只巨大扁平的马拉雪橇冲下山来，扯开喉咙朗诵扬抑抑格【dactyl，一个强音或长音后接两个弱音或短音】的六韵步诗。此刻警察局长头戴睡帽，拉开窗帘，并咧嘴露出怂恿的笑容，他心里窃喜，因为神学院的孩子们将用他们的种种把戏吓退任何夜暮下的不速之客。
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牧师，像他父亲一样，并且极可能升上高位———倘若不是因为与波诺托波波夫少校之间的令人遗憾的纠葛。后者是该区的地主，年纪轻轻，喜爱养狗。正是他的独生子被加夫里尔神父当做是私生子，草率地登记在教区记事本上。就在同时，事件的原委真相大白：少校婚礼的庆贺仪式———没有铺张，的确，但很体面———是在孩子出生前40天举行的。被解除宗教法庭成员一职之后，神父的情绪万分低落，头发因而变得花白。“这就是他们对于穷牧师们辛劳的报酬。”他的妻子愤怒地一再埋怨———因此他们决定对尼古拉进行世俗教育。小波诺托波波夫后来怎样呢？他是否在某一天发现由于他的缘故……他是否被一阵神圣的激情攫住……或者很快厌倦了洋溢着活力的青春乐事……逃避现实……
纯属偶然：不久前带着奇妙的倦怠的风景画卷，沿着不朽杰作《四轮马车》的段落展开；整个俄罗斯民族的风土人情，完全不受羁束，令人热泪盈眶；田野、山丘和长方形流云的缝隙，那满含谦卑的凝视；一位深情缱绻、充满期待的美女只要稍闻你的叹息便会扑上前来，分享你的眼泪。总之，果戈理盛赞的景色不被觉察地从18岁的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眼前飘过。他正和母亲乘着自家的马车行驶在萨拉托夫和圣彼得堡之间的旅途上。一路上他总在读一本书，不言而喻他热衷于“词语战争”甚于“匍匐在尘土里的麦穗”。
作者这里写道，在业已完成的几行诗句中一粒豌豆在他全然不知的情况下继续发酵，生长并且肿胀，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在某个时候既定主题的发展变得显而易见———姑且以写作实践的主题为例。早在学生时代，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就已经出于利己的目的模仿费尔巴哈的《民以食为天》。该书的德文本读起来更加流畅，而借助于眼下公认的俄文拼写(chelovekect’tochteest)则效果更佳。我们还注意到“近视”的主题也已形成，其发端是这样一个事实。儿时的他只认识自己亲吻过的脸庞，在大熊星座的七颗星中他也只能看到四颗。他第一副———铜眼镜是在20岁时戴上的。花六卢布买了一副教师的银框眼镜，以便看清商船学校的学生。戴上公众舆论铸造的金边眼镜时，《现代人》正在渗入俄国乡村大多数寓言般的腹地。复又戴上他的铜框眼镜，购买它的地点是在贝尔加湖对岸一个兼营毡靴与伏特加的小货栈。在从雅库茨克地区寄给儿子们的一封信中，他表达了对眼镜的渴盼———需要某某度数的镜片(并画线标出他所能辨认字迹的距离)。眼镜的主题暂时黯淡下去了。让我们转向另一个主题———“天使般的圣洁”。它后来的发展是这样的：耶稣出于对人类的热爱甘愿为他们而死，我也热爱人类，也愿意为他们而献身。“成为第二位救世主吧。”他的最要好的朋友向他建议———他何等踌躇满志———哦，胆怯！哦，脆弱！(一个几近果戈理式的惊叹号在他学生时代的日记中乍现即逝。)但是“圣灵”必须被“常识”所取代。难道贫穷不是万恶之源吗？耶稣本应首先给每个人穿上鞋，并给他们戴上花冠，然后才向他们宣讲道德。这位耶稣二世将首先致力于消除物质贫困(依赖我们已经发明的机器)。说来奇怪，但……什么东西成为现实———是的，似乎什么东西成为现实。他的传记作者们为他荆棘丛生的道路标上福音的记号(众所周知俄罗斯的评论家越是左倾，其偏爱类似“革命的各各他【Golgatha，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的词语的弱点就越明显)，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抵达耶稣时代之际开始产生激情。此处，犹大的角色由科斯托马罗夫取代。彼得的角色则让给著名的诗人涅克拉索夫，后者拒绝探视这位囚徒。体态臃肿的赫尔岑，躲在伦敦，他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柔软的圆柱称为“与十字架配对的物件”。在涅克拉索夫一首著名的抑扬格诗中，诗人更多地提及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车尔尼雪夫斯基“受命提醒耶稣在尘世间的君王们”。最终，在他完全死去，人们给他擦洗身体时，他的瘦弱，那一根根嶙峋的肋骨，那灰暗无泽的皮肤，以及那些长长的脚趾使人隐约想起一个与他酷似的形象。《搬下十字架》———由伦勃朗所绘，对吧？然而即使这也不是主题的结尾。还有他死后的义愤，缺了它，任何圣洁的生命都是不完整的。所以那只银铸花环，飘带上题有“哈尔科夫市高等教育学院敬赠真理的使徒”，五年后被人从那座钢构架小教堂偷走。而且还有一位风风火火、冒犯神灵的人打破了暗红色的玻璃，用一块玻璃碎片将他的姓名和打破窗子的日期刻在窗框上。接着第三个主题即将展开———而且特别离奇地展开，倘若我们稍不留神的话。“旅行”的主题，可能带来天晓得什么东西：一辆由身穿三色制服的宪兵驱赶的俄式四轮马车，更有甚者———一辆由六条狗牵拉的雅库茨克雪橇。天哪，那个维柳伊斯克的警察上尉也叫波诺托波波夫！然而此刻一切都是那么安谧。舒适的旅游车辘辘行驶，尼古拉的母亲欧金尼娅叶戈罗夫娜用手帕盖住脸打着盹儿，儿子倚在她旁边读一本书。路上的某个坑失去了其所以为坑的意义，仿佛只是印刷时的凸凹不平，一行中跳过了几个字。接着，一个个词儿复又均匀地相继经过眼前，一棵棵树木相继经过，它们的阴影掠过一页页纸，终于到彼得堡了。
他醉心于涅瓦河的湛蓝明净———这座府城的水源是多么丰沛，水质是多么纯净(他因为饮用此水很快损伤了脾胃)，然而他尤其喜爱这儿整齐有序的水网分布，许多充满灵性的运河。多么美妙啊，你可以将这一条与那一条、那一条与这一条相连，从这种难分难舍的状态中可以获取一种友善的情意。无数个凌晨，他推开窗子，怀着被此情此景的整个文化层面激发的敬畏之情，在胸口画十字，面朝一座座闪烁的穹顶：正在兴建过程中，全身搭满脚手架。我们得写信向神父描述穹顶上面“燃烧着的金叶”，再写一封信给祖母谈谈火车头。……是的，他确实看见了火车———对此，可怜的别林斯基(我们主人公的前辈)不久前还望眼欲穿，当时他肺功能衰竭，脸色苍白，身体颤栗。他惯于连续几小时眼含公民的喜泪，想像第一座火车站的兴建。———同样那座车站，几年以后，在它的月台上几近疯狂的皮萨列夫(我们主人公的晚辈)面罩黑纱，戴着绿手套，将一根短马鞭向英俊的对手脸上狠命抽去。
在我的作品中(作者坦言)，思想与主题在我既不知情又不同意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它们当中有些纠缠在一起。我清楚症结之所在：“机器”挡住了去路。我得挑出这根棘手的游戏棒，将其撵出业已写成的一个句子。真是轻松无比，主题是永恒的运动。
慢条斯理地对付永恒的运动大约五年之后，直到1853年，此时已是一名教师并已结婚，他烧毁了一份绘有表格的信件。他准备此信是担心自己将死于当时的时髦病———动脉瘤却来不及向世人奉献永恒且极为廉价的运动。在他对于种种荒唐尝试的描述，以及对它们的议论中，在这种无知与推理的混合物中，你可以发现一个几乎不被人察觉但却致命的弱点，使他后来的出言吐语带有些许欺骗性。这虚幻不实的暗示，因为我们得牢记这个人恰似橡树的树干一样率直可靠，“老实人中最老实的”(他妻子的评语)。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处处碰壁，屡遭厄运：无论他涉及哪个主题，它都将显示———阴险地，同时带有最具讽刺意味的不可避免性———与他的构想截然相反的含义。他，譬如，渴望综合归纳，渴望引人入胜的力量，渴望活生生的联系(阅读小说时，他总要亲吻作者深深吸引读者的书页)，然而他获得的答案是什么呢？破裂，孤寂，无人问津。他宣扬一切事物中的情理与常识，然而仿佛回应着某人嘲讽的召唤，他的命运中充斥着傻瓜、疯子与狂人。为了这一切，他得到的回报是“千百倍的否定”。按照斯特兰诺柳布斯基的快乐的说法，为了这一切他被自己的逻辑猛踢一脚，为了这一切他遭到众神的报复。为了他对诗人的虚假玫瑰的清醒认识，为了通过小说创作的方式积德行善，为了他对知识的信念———这种报复呈现出何等出人意料、何等狡诈诡谲的形式！他在1848年苦思冥想，要是将一根铅笔缚在水银温度计上，让它随着温度的升降而游移，结果又当如何？前提是温度成为永恒的东西———但是对不起，此人是谁，谁在做出佶屈聱牙的记录，破译他那些苦心孤诣的玄想呢？一位年轻的发明家，无疑拥有一双慧眼，拥有一种天赋，能够拴牢、连接、焊合各个冥顽不灵的部件，由它们孕育出运动的奇迹。瞧吧！织布机已经嗡嗡作响，一台烟囱高耸、坐着一名头戴高帽的驾驶员的机车正在超越一匹训练有素的良马。这儿正是报复的滋生地的裂隙，因为这位明白事理的年轻人———我们切勿忘记———只关心全人类的利益，有一双鼹鼠似的眼睛。而他那双盲目、清白的手则在与他那虽不完善但却执拗强健的头脑做不同的平面移动。他碰到的一切化做碎片。阅读他的日记片断令人伤感，读到他曾试图利用的各种器具———秤杆、秤锤、软木塞、脸盆———没有一样旋转，或者即使其中一样转起来，也只是遵循一系列令人生厌的法则，与他所需的方向相反。一台倒行的永动机而已。为什么呢？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终止一切幻想的幻想，带有一个负号的无穷大，加上一个契约规定之外的破碎的瓦罐。
我们———有意识地———已经超前了，还是让我们返回那种例行常规，返回我们的耳朵已经适应的尼古拉生活节奏吧。
他选择了语言学院。他的母亲进而向教授们献殷情，藉此讨好他们，起初她的话里话外透着奉承，渐渐眼泪汪汪地擤鼻涕。在所有圣彼得堡的商品中，她对水晶物件情有独钟。最后“他们”(当他提及自己的母亲时使用的充满敌意的代词，那个奇妙的俄罗斯复数代词，以后他作为他自己的独特喜好，试图用数量表示品质)回到了萨拉托夫。为了归途的需要她特意买了一株巨大的芜菁。
起初，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开始和一位朋友住在一起，但是后来又与一个表妹及表妹夫合住一套公寓。这类公寓的格局，与他的其他住宅一样，被他在信中加以描绘。对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准确描述总是使他着迷，因此他喜欢格局、数列以及事物的视觉代表，而且越陷越深，因为他那煞费苦心、依环境而定的风格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补偿文学描写的艺术，后者对他而言是不可企及的。他写给亲戚的信属于一位模范青年的信：促使他写信的并非想像力而是他善解人意的热切天性。教士喜欢各种新闻———幽默的或恐怖的事件———九年中他的儿子小心翼翼地用它们喂他达数年之久。我们发现信中提及伊兹勒的款待，他描摹了卡尔斯巴德具体而微的温泉胜地，粗鲁的圣彼得堡的贵妇们曾在此乘着被俘的气球冉冉上升。涅瓦河上一艘蒸汽船撞翻小划船，造成一片惨象，罹难者中有一位上校，撂下好几个子女；用来药耗子的砷混进面粉毒死了一百多人。当然，当然还有新的时尚，掀翻桌子———这些依两个通信者之见尽是受骗与骗人。
正如在西伯利亚的阴沉岁月一样，他的主旋律之一是对妻儿的宽慰———始终在同样的高度，但却有些走调———他有很多钱，请不必汇款。他年纪轻轻，望父母不要挂念自己，他靠着每月20卢布勉强度日，其中，大约2.5卢布用以购买白面包和面点(他不能仅以喝茶为生，也不能单靠读书度日；他读书时嘴里总习惯嚼点什么，他边吃姜饼边读《匹克威克外传》)。蜡烛、笔、鞋油和肥皂花去一个卢布。我们应当注意到他在生活习惯方面邋里邋遢、不修边幅，同时总算已经长大成人。此时粗糙的饮食，无休止的腹部绞痛，以及与肉体的欲望进行的力量悬殊的搏斗，以秘密的让步而告终。结果他看上去一副病态，目光黯淡，年轻人的光彩所剩无几。只有他所敬重的人物对他以礼相待时，他的脸上才会闪现些许动人的无奈神情。“他对我———一个胆怯、顺从的年轻人———和蔼可亲。”他事后这样描述大学者伊里纳尔科·弗登斯基，言内透出一股哀婉动人的拉丁意味：animula vagula blandula……他本人从不怀疑自己相貌平庸，接受了这一看法，但却羞于照镜子。尽管这样，每当他准备外出访客，尤其是看最好的朋友———像罗勃多夫斯基夫妇，或者希望弄清被冒昧瞪视的缘由时，他才会神情黯然地端详自己的影像。他会看见褐色的汗毛直竖着，仿佛嵌入面颊，数着成熟的粉刺———并挤压它们，但用力过猛，以致事后不敢外出见人。
罗勃多夫斯基夫妇！他朋友的婚礼给我们20岁的主人公留下一个无比奇特的印象，它使一个年轻人半夜只穿一件贴身内衣写下当天的日记。那场激动人心的婚礼是在1848年5月19日举行的，16年后的同一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处以死刑【凌辱性的假死刑】。周年纪念的一个巧合，日期的一张卡片索引。命运就是这样把它们归为一类，预先考虑到研究者的需要。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省力的做法。
他为这次婚礼感到高兴。此外，他从他的基本快感中获得了一种次要的快感(“这意味着我能够培育出一种对于一位女子的纯洁的爱慕之情”)。是的，他一直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让其中的一面映现在理性的明镜中。或者，像他最优秀的传记作家斯特兰诺柳布斯基描述的那样：“他在逻辑的蒸馏器中提炼自己的感情。”但是谁能够断言他当时沉湎于爱的遐想呢？多年以后在他的妙笔生花的《生活随笔》中，就是这位瓦西里·罗勃多夫斯基因为疏忽，出了一个纰漏，声称婚礼上他的男傧相，一位名叫“克鲁舍多宁”的学生，看上去神色凝重，“仿佛正在头脑里让他刚刚读过的几部英国学术著作，经受一次详尽无遗的分析”。
法国的浪漫主义向我们提供爱情的诗篇，德国的浪漫主义向我们提供友谊的诗篇。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多愁善感，是对这个友谊崇高而温润的时代的一种让步，车尔尼雪夫斯基常常感极而泣。“三颗泪珠滚落下来。”他用特有的精确在日记中写道———读者常常因为倏忽闪过的念头感到苦闷，一个人的眼泪是成奇数吗？抑或仅仅由于存在两眼泪泉而使我们的眼泪成双成对？“天啊，不要向我提起许多我洒落的愚蠢的泪珠，我当时昏昏沉沉。”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面对凄怆的青年时代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然而，聆听涅克拉索夫的平民歌声时，他的确曾掉过一滴眼泪。“手稿上此处有一抹溢出的泪痕。”他的儿子米哈伊尔在注脚中评述道。另一抹泪痕越发灼热，苦涩，珍贵，保存在他那封著名的发自要塞的信中。然而斯捷克洛夫对于第二滴眼泪的描述含有，根据斯特兰诺柳布斯基的说法，某些不实之词———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讨论。后来在他流徙远方，尤其是在身陷维柳伊斯克的地牢的岁月里———不过且慢！眼泪的主题已经延伸得够出格的了……还是让我们回归分离的那一刻吧。眼下例如，人们正在为一名学生举行葬礼，淡蓝色的棺柩中躺着一位脸色蜡黄的年轻人，另一位学生塔塔林诺夫(在他患病期间照料他，但是在此之前几乎与他素昧平生)向他诀别：“他久久注视着他，亲吻他，再一次凝望，目不忍离……”学生时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草草记下这些，他自己伤心得柔肠寸断。斯特兰诺柳布斯基在评述这段文字时，暗示它与果戈理的凄恻的遗存片断《一座别墅的夜晚》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
不过平心而论……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关爱情与友谊的梦想并没有因其精妙而显得高尚。他越是屈从于它们，它们的错误便愈益显豁———其中的世俗考虑，他能够将最荒诞的幻想扳弯，塞入一只逻辑的马掌。反复思考这样的事实，他由衷钦佩的罗勃多夫斯基已身染肺病，娜杰日达·叶戈罗芙娜将因而沦为年轻的寡妇，贫困无助。他追求着一个特定的目标。他需要一个虚假的形象，以证明他有充分的理由爱上她，因此他代之以急于帮助一个贫苦女子的动机，或者换言之，将自己的爱意放在一个实用的基础上。因为除此之外一颗温柔的心的颤悸无法被粗糙凿出的实利主义的有限手段加以解释。而他却早已不幸听任它的种种摆布。而且，就在昨天，娜杰日达·叶戈罗芙娜闲坐时没有披上披肩，当然她的“传教士”(一件质朴的衣裳)在前面裂开了一个小口子，从这儿你可以窥见一截脖子(这一措辞与左琴科作品中人物的口头禅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作者利用他们展现了苏联豢养的庸人粗汉的嘴脸)。他曾经诚实而忧虑地扪心自问在好友婚后最初的一段日子里他是否会凝视“那段粉颈”。于是，渐渐地将他的朋友埋藏在他的种种梦想里，叹息一声，带着无奈的神情，仿佛迫于某种责任，他看见自己决定要娶这位年轻的寡妇———一次凄婉的结合，一次纯洁的结合。这以后，在他与奥尔嘉牵手联姻之后，他在日记中对以上这些虚假形象重新进行了更加详尽的重复。这位弱女子是否真的美丽动人，仍然值得怀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证实她的美貌而选用的方法却决定了他日后对审美观的整个态度。
他首先在娜杰日达·叶戈罗芙娜身上建立优雅风度的最佳典范：命运向他提供了一幅带有田园诗风格的活生生的情景，虽然有些沉重。“瓦西里·彼得罗维奇面朝椅背跪在椅子上，她走上前，开始摇动椅子，她使它倾斜了一些，接着将自己的小脑袋靠在他的胸前……茶几上立着一枝蜡烛……烛光泻在她的脸庞上，即，半束光，因为她位于她丈夫的阴影里，但很清晰。”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定睛凝视，试图寻觅一点不太对劲的地方。他没有发现任何粗糙的线条，但他依然踌躇不决。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频频地将她的容貌与其他女子的容貌进行比较。然而视力上的缺陷却使他无法积聚一种比较所需的活生生的范例。他只得求助于由他人理解和描绘的美丽，即女子的肖像。因此从一开始艺术观念对于他———一位目光短浅的物质主义者(它本身是一个荒谬的组合)就成为某种附带和实用的东西。如今他能够用实验的方法检验爱情已经向他暗示的某种品质：娜杰日达·叶戈罗芙娜的美丽的优势(她的丈夫称她“小亲亲”和“小娃娃”)，那是生命，对于所有其他的“雌性脑袋”的美丽而言，那是艺术。“艺术”！
在涅夫斯基大街上，动人的图画陈列在容克尔和达齐耶商店的橱窗里。他仔细研究它们以后，回到家中将观察的结果记录下来。哦，多么了不起的奇迹！这种比较研究的结果总能提供必不可少的答案。木刻画中卡拉布里的美人的鼻子不过如此：最大的败笔是她的眉宇和鼻子附近的部位，位于鼻梁两侧。一周以后，仍然不能断定真相是否已经过足够的检验，或是渴望再度陶醉于实验的已然熟悉的屈从，他重返涅夫斯基大街，去看一个橱窗里是否又增添了新的美人像。跪在一个洞穴里，玛丽·玛德琳正面对一具骷髅和一只十字架祈祷，不可否认她的脸庞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妩媚，但是娜杰日达·叶戈罗芙娜半明半暗的面容却远非她所能及！海上的白色平台上面有两个姑娘：其中一个皮肤白皙，举止优雅，正与一名小伙子坐在一张石凳上，他们在互相亲吻；另一位皮肤黝黑、举止优雅的姑娘在望风，掀开猩红的窗帘，“将平台与屋子的其他部分隔开”，和我们在日记中写的一样，因为我们总喜欢在特定的细节与其不确定的环境之间建立某种关系。自然娜杰日达·叶戈罗芙娜纤细的脖子要动人得多。于是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与绘画相比，生命更加令人赏心悦目(因而更好)。形式最纯粹的绘画，诗歌甚而至于各种艺术到底是什么？它是“一轮深红的落日沉入湛蓝的大海”，它是服饰上花哨的褶痕，是“无聊的浓妆淡抹”。浅薄的作家们企图以此为自己浮华的篇章增光添彩。它是花环，是搔首弄姿的仙女，是拿腔作态的牧神，是福里尼【Phrynae，公元前四世纪时希腊的娼妓】……它越是渲染，越是漫漶不清；废物般的见解随之而生。女子形态的奢侈眼下意味着经济意义上的奢侈。“幻想”的观念在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眼中成为那位通体透明，丰乳酥胸的小气仙的形状，没有穿紧身裙，几乎全裸，玩弄着轻薄的面纱，飞向这位浪漫多情、点化万物的诗人。两截圆柱，两株树———既不全是柏树，又不全是白杨———某种对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几乎没有诱惑力的瓮。纯艺术的鼓吹者必然会鼓掌喝彩。浅薄的家伙！无聊的庸人！其实，有谁会陶醉于这堆垃圾？谁能不喜欢对当代风情，民众怨忿以及真诚坦率、音韵铿锵的话语的如实描绘呢？
你完全可以认为，就当他在商店橱窗前流连忘返的那几分钟里，他那篇言不由衷的硕士论文《论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便已完全成形了(难怪后来他能即刻写完、直截了当，连用三个晚上。然而令人百思难解的是他竟能在六年的漫长等待之后，为此获得硕士学位)。
好几个沉闷昏黑的夜晚，他平躺在他那张可怕的长皮沙发上面———一个鼓鼓囊囊的破烂货，源源不断地(只要一拉)供应马鬃———“由于我的心儿跳得有点奇怪，由于米什莱【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就是人类反对宿命、争取斗争的历史，主要著作有《法国史》等】的首页，由于基佐的观点，由于娜杰日达·叶戈罗芙娜的思想，由于所有这一切”，然后，他开始离腔走调地唱起来，声音里满含悲戚。他唱的是《玛格丽特之歌》，同时他不禁想起了罗勃多夫斯基夫妻之间的关系———“泪珠从我的眼中轻轻滚落。”他倏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决意立即去见她。我们想像，这是10月的一个夜晚，一朵朵云在天上急驰，从马具师和马车制造商的店里飘来一股酸臭味，这些店铺位于几座被漆成暗黄色的房屋的底层。身穿罩衣和羊皮外套的商人们手拿钥匙正在关门上锁。一个人撞在他身上，但他很快走了过去。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灯夫，他的手推车在卵石上面辘辘作响。他正在给木柱上一盏奄奄一息的灯运送灯油，他用油腻的抹布擦了一下玻璃灯罩，继续推着车子咯吱咯吱地向下一盏灯走去———一条漫长的道路。天上开始下起毛毛细雨，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一路急行，步履匆匆，活像果戈理笔下的一个可怜的人物。
夜里，他久久难以入睡，为了许多问题辗转苦思：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罗勃多夫斯基会不会把妻子狠狠地教训一顿，从而使她成为自己的帮手呢？为了激起他朋友的怒气，他是否应当寄，譬如，一封匿名信点燃她丈夫的妒火？这已经在预示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里的主人公们使用的策略。同样，虽经仔细斟酌，但显得稚拙荒唐的种种方案，被车尔尼雪夫斯基，垂暮之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想出，以达到最动人的目标。且看，这一主题是如何钻了暂时未加注意的空子并进一步发展的吧。停一下，再翻回去。其实，无需如此超前。在学生时代的日记中你可以发现下面一个精心计划的例子：印发一项虚假的通知(宣布废除兵役法)，以便依赖这一骗局激发农民的干劲。但是不久他就放弃了这一计划，作为辩证论者和基督徒深知内部的腐烂终将侵蚀精心营造的整个结构，而且美妙的结局固然能够证实不择手段的合理性，最终却只能暴露出它与它们的灾难性的亲缘关系。于是政治、美术，甚至演讲艺术均与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胸中的情欲快乐地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我们已经回归分离这一论题)。
他多么寒酸，多么邋遢马虎，距离奢侈的诱惑多么遥远……注意！这与其说是无产者的安贫守节，还不如说是禁欲主义者天生的疏忽大意，无论是对于那件经年累月的衬衣的刺肤之痛，还是对于不思迁徙的虱子的噬咬，他们均不闻不问。然而，即使是一件衬衣偶尔还得修补一番。当这位富于创造力的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考虑缝补他的旧裤子时，我们就在近旁。可是他没有黑线，所以只得将现成的线料浸入墨水中，一本德国诗集恰好就在附近，它翻在《威廉·退尔》的首页上。由于他拎着线晃来晃去，为了将它晾干，几滴墨水溅到书页上。这本书并不属于他，他在窗后发现一只装在纸袋中的柠檬，并试图用它擦去墨渍，然而他只是弄脏了柠檬，此外，还殃及他放置那根有害的线的窗台。接着，他求助于一把刀，开始刻起来(这本带有几首被戳破的诗的诗集如今收藏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不幸的是无法弄清它是如何被收藏在那儿的)。墨水，其实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他完全浸在墨水里)。鞋油用完时，他总是将墨水涂在鞋子的裂缝上，或者，为了掩饰鞋子的一个洞眼，他会用黑领带把一只脚裹起来。他打碎一只陶器，污损各种物件。他对物体的酷爱没有获得回报。后来，在服苦役期间，他不仅无法承担分派给犯人的任何一项特殊工作，而且还因为不能从事任何手工劳动而闻名。与此同时，他还不断站出来帮助难友。“别多管闲事，你这个道德的台柱子。”其他犯人总是这样厉声呵斥。我们已经瞥见这位行色匆匆，神情茫然的年轻人在街上被人推来搡去。他很少动怒，然而，他不无自豪地记叙了他如何报复了一个用棍子猛击他一下的出租车司机：他一声不吭地冲过两个惊惶失措的商人腿间的雪橇，揪下对方的一绺头发。总之，面对各种侮慢他态度温和、心胸开阔，然而在内心深处，他感到自己能够采取“孤注一掷、极端疯狂”的行动。此外，他已开始与农夫促膝谈心，鼓吹他的思想，偶尔也加上一个涅瓦河的渡船工人或一个警觉的烘饼的厨师。
进入有关面点铺的主题，它们曾在兴旺的年代里目睹了许多事件。在决斗之前，普希金正是在那儿将一杯柠檬水一饮而尽，然后上场决斗。索菲亚·佩罗夫斯基与他的同伴们也是在此各取了一份。什么？历史没有完全能够……然后他们奔赴库埃运河，行刺亚历山大二世。我们的主人公年轻时也曾对这些面点铺迷恋不已，以致后来在要塞绝食时，他———在《怎么办？》中———让这篇或那篇演讲稿充满一阵阵不由自主饥肠辘辘的哀号：“你们附近有一家面点铺吗？我不知道它们有没有现成的胡桃水果馅饼———它们很合我的口味，是最好的果馅，玛丽娅·阿列克耶芙娜。”然而与他未来的回忆相反，这些面点铺和自助餐馆吸引他的并非那儿的吃喝———不是那些用臭烘烘的黄油制成的夹心面点，甚至也不是樱桃酱面包圈。各种各样的报纸，谈吐文雅的人，这些才是它们的魅力所在！他吃过各种各样的餐馆———挑那些报纸最多、抑或陈设更简单、气氛更自由的馆子。所以，在沃尔夫餐馆“最后两次吃的不是他的(读做：Wolf’s)白面包，而是我要的咖啡，再加一份(读作：my)五戈比的混合酒，最后一次没有躲躲藏藏”，即，这最后两次的第一次(他在日记中对于细节的精雕细刻使人头皮发痒)他躲了起来，不知道他们将如何接受外来的面点。他躲藏的地方温暖而安静，只是偶尔会从报纸的纸页间刮来一缕西南风，吹得烛焰摇摆不定。“骚乱已经波及上帝委托我们照管的俄罗斯。”诚如沙皇所言。“给我一份《比利时独立》，好吗？谢谢。”烛火重新挺直，它悄无声息(但是嘉布遣大街上枪声大作，革命正在逼近杜伊勒利宫)———眼下路易丝·菲利普已经逃亡，沿着迪·内维列大街，乘坐一辆小型出租马车。
这以后他经常感到心口灼热不适。他既穷愁潦倒，又不晓圆通，所以一般靠各种残羹剩饭填充肚皮。涅克拉索夫的歌谣用在这儿十分贴切：
因为各种佳肴硬过
我将吃坏的锡皮器皿，
我将忍受胃痛的折磨
致使死亡本身显得温馨。
怀着那种情绪我要走数十英里
我将夜里读书直到破晓。
我的卧室天花板垂得很低
在里面吸烟是何等逍遥！
顺便提一下，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每次吸烟都有缘由———他总是准确无误地吸茹科夫香烟，以减轻消化不良(和牙痛)。他的日记，尤其是写于1849年夏秋两季的日记，含有大量的精确记录，提及他怎样和在何处呕吐。除了吸烟以外，他还享用朗姆酒，生水，热油，英国盐，翼枝美苦草加苦桔叶。他经常地、谨慎地带着莫名其妙的兴致求助于古罗马的疗法———他也许终将死于衰竭，倘若作为候选人留在大学里从事高等研究，没去萨拉托夫的话。
后来在萨拉托夫……但是无论我们如何情愿不失时机地走出这条死胡同，有关法式糕点的讨论已经引导我们朝它走去，并且穿过它，走到生活的光明面来。我们仍然(为了上下文的彼此暗合)得在此逗留一会儿。一次，迫于无奈，他闯入戈诺荷瓦雅街上的一座房宅(接下来是一段冗长的描述———包括后来添加的内容———交代房屋的位置)。正当他整理身上的衣服时，一位“红衣女子”打开了门。刚刚瞥见他的手———他已经准备抓住门———她尖叫一声。“正如通常的情形一样。”门的沉重的吱嘎声，它那锈蚀松动的门闩，熏鼻的恶臭，刺骨的严寒———这一切都很可怕……尽管如此，这个举止奇特的年轻人完全做好准备，以真正的纯洁为题与自己展开辩论。他满意地写道：“我甚至没有试图发现她是否长得漂亮。”在梦中，另一方面，他的目光却非常犀利。比起他的公开命运，睡眠的偶然性对他更加温柔。不过就在这里，他欣喜若狂，因为他在梦里三次亲吻一只戴上手套的手，它的主人是一位“金发耀眼的女士”(一位预先假定的学生的母亲，在他的梦里庇护他，完全依照让·雅克的风格)。他无法为任何一个肉欲的念头而责备自己。他的回忆结果也变得如目光一般清晰———当他想起对美貌的那种拐弯抹角、年轻幼稚的追求时。50岁时，在寄自西伯利亚的一封信中，他勾勒出一位天使的形象，那是一位他年轻时在一次工农业展览会上曾经留意关注的少女。“此时走过一个贵族少女，”他用日后形成的《圣经》般徐缓的风格写道，“她吸引了我，这位少女，她的确吸引了我……跟在后面，离她三步远，暗暗崇拜她……”他们显然属于最上流的社会，对于这一点每个人都可以从她们优雅非凡的举止中看出来。“在这股甘甜缠绵的柔情之中有一只狄更斯的苍蝇”，正如斯特兰诺柳布斯基即将指出的那样。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写下这段文字的老人已经被苦役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于这情形斯捷克洛夫给予了恰如其分的描述：“人群在他们前面纷纷散开……我自由无碍地和他们保持三步远的距离，目光始终盯牢那位少女(可怜的卫星)。此种情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说来奇怪，从总体上看展览会，例如1862年伦敦和1889年巴黎的展览会———对于他的命运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布瓦尔和佩库舍塔，在描述安古莱姆公爵的生活经历时，才会惊讶于桥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因此他一到萨拉托夫就情不自禁地爱上了索克拉特·瓦西列夫医生21岁的女儿，一位年轻的吉卜赛女郎，两片狭长的耳垂下面坠着耳环，它们在乌黑的鬈发之中半隐半显。一位爱捉弄人、卖弄风情的尤物，“外省舞会上的明星与点缀”(按照一位不知名的同时代人的说法)，她引诱我们这位懵懵懂懂的童男，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凭借帽子上的天蓝色花结的沙沙颤音和说话的婉转动听。“瞧，多么小巧迷人的手臂！”她会说，并将它伸到他那模糊的眼镜片下面———裸露、浅黑的胳膊表面闪动着红润的光泽。他将玫瑰油精用力涂在身上，并使劲搓揉，弄出血红的斑点，他构想出何等严肃的恭维。“你真该住在巴黎。”他热切地说，不知从哪里获悉她是“民主派”。然而，巴黎于他，并不意味着科学的中心，而是妓女的王国，因此她动了气。
我们眼前是《我与目前构成我的幸福的她之间的关系的日记》。斯捷克诺夫认为这篇独特的作品(使人首先想起一篇煞费苦心的商业报告)“是一曲热情洋溢的爱情的颂歌”。这篇报告的撰写者拟订了一份蓝图，公布他的爱情计划(它精确无误地于1853年2月生效，并及时获得批准)，加上赞成和反对婚姻的几点看法(他担心，譬如，他们这位不受管束的配偶会突发奇想穿上男装———按照乔治·桑的作派)，同时预算婚后的开支，它包罗万象：用于冬夜照明的硬脂蜡烛，10戈比的牛奶，戏票。同时他告诉新娘根据他个人的想法：“我既不怕污浊又不怕醉醺醺、手持木棍的农民，也不怕大屠杀”；迟早他会被捕。而且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坦诚，他向她讲述了伊斯坎德尔(赫尔岑)妻子的不幸。她当时正怀着孩子(“原谅我深入此类细节”)，惊闻她的丈夫在意大利被捕并押往俄罗斯，“当即倒地死亡”。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阿尔达诺夫也许会在此补上一笔———绝不会倒地身亡。
“如果有一天，”他继续写道，“你的名声遭到谣言的玷污，结果你无法指望拥有一位丈夫时……只消你一句话，我随时准备成为你的丈夫。”多么慷慨无私的立场，然而它依据的却远不是慷慨无私的前提，这一性格特征引导我们即刻重返早期阶段亦真亦幻的爱情的熟悉的小径，带着他对自我牺牲的复杂的渴望，以及他的怜悯的保护色。所有这些未能使他的虚荣心免除伤害，在他的新娘提醒说她并不爱他时，他的订婚阶段带有几分日耳曼的色彩，其间既有席勒的歌声为伴，又不乏帐房里的温存抚摸。“我解开了她披肩头巾上首先两粒继而三粒纽扣……”他迫不及待地要将她的脚(套在用彩色丝线编织而成的灰色平趾袜中)搁在自己的头顶上。他的肉欲寓于各种幻想之中。有时候他给她读莱蒙托夫或科尔佐夫；然而他朗读诗歌就像圣诗讲授者一样平淡乏味。
但是在这本日记中占据突出地位并对我们理解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的许多遭遇至关重要的内容，却是他对那些使萨拉托夫晚会增色不少的闹剧的精细描绘。他跳波尔卡，舞步很不娴熟，跳格罗斯法特也是蠢态百出。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喜爱扮演小丑，常常将一圈卵石放在受他青睐的女士周围，此刻他的憨态纵使企鹅也自叹不如。年轻人如他所述，聚作一堆，开始施展当时盛行的卖弄风骚的一种手段。在她们当中，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从而独显其能，坐在桌边用一只盘子给这位或那位男客喂食，仿佛他们还是孩子。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则在一旁模拟妒火中烧的样子，将餐巾紧贴胸前，扬言要以刀叉刺破自己的胸膛。轮到她表演时，她佯装和他发生了争论。他继而死乞白赖地求得她的原谅(这一切既可怕又无趣)，并亲吻她胳膊上裸露的部分，她却竭力躲闪，一边大叫：“无耻！”“企鹅”一脸严肃、悲哀的神情，因为他很可能已经说了许多疯话，换了另外一个姑娘(即不像那样蛮横的姑娘)也会因此而动怒的。节假日，他在神殿里玩同样的把戏，以取悦未来的新娘。然而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即斯捷克洛夫)却错误地以为从中发现了“健康的亵渎”。作为牧师的儿子，尼古拉在教堂里感到很自在(因此当这位年轻的王子用自己父亲的冠冕为一只猫加冕时，他显然不是在表达对于人民政府的同情)。人们更不会因为他在每个人的背后画上一个十字而指责他戏弄十字军义士，那是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的患相思病的崇拜者们的符号。在此类闹剧又发生了几次之后，发生了———让我们记住这个———挥舞棍棒的模拟决斗。
几年以后的今天，当他被捕时，警察没收了这本旧日记。字迹工工整整，绝少涂抹的痕迹，而且使用了一种自创的代码。其中有一些缩写，例如weakns(weakness)！Sillns(silliness)！lbrty(liberty)，=ty(equality)以及ch-k(chelovek，man———不是契卡，列宁的警察)。
解读这本日记的人显然不是内行，因为他们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他们把dzrya读成druzya(朋友)，而不是podozreniya(怀疑)，从而将“我将引起人们的严重怀疑”歪曲成“我有一些牢靠的朋友”。车尔尼雪夫斯基抓住这一点，进而申辩整部日记是一部小说的草稿，一位作家的发明。因为他，他说，“当时没有任何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朋友，而日记中的人显然在政府部门拥有一些权势煊赫的朋友”。他是否准确无误地记起日记中的原话已并不重要。(尽管这一问题本身很有意思)，真正重要的是他后来在《怎么办？》中，为这些话找到一个离奇的借口，“原稿”的内在节奏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例如野餐时在一位少女的歌声中呼唤：“哦，少女啊，我住在阴暗的树林里，我是个堕落的朋友，我的生活将充满艰辛，下场将十分悲惨。”)躺在狱中，得知那本危险的日记正在被解读，他急忙给议会送去了“我的手稿的样品”。他特意写下这些东西，是为了给自己的日记正名，追认它为一部小说的草样。(斯特兰诺柳布斯基干脆做出直截了当的假设，正是这一点迫使他在狱中写下了《怎么办？》，将其献给———顺便提一下，他的妻子，他将该书献给自己的妻子，而且故事始于圣奥尔嘉日。)因此他能够对他那些虚构的场景被赋予某种法律意义，表现出愤慨情绪。“我将自己和其他人物放在各种情形中，并且随心所欲地拓展他们。一个‘我’谈起了被捕的可能性，另一个‘我’则在他的恋人面前被别人用木棍揍得鼻青脸肿。”当他回忆起那本年代久远的日记时，他希望人们将有关客厅闹剧的细致描绘视为“异想天开”，因为一个老成稳重的人几乎不……不幸的是，在政界人们不认为他是一位老成稳重的人，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丑。正是从《现代人》的报纸撰稿人闪转腾挪的技巧中他们觉察出有害思想的可怕渗入。为了圆满地结束萨拉托夫文字游戏的主题，不妨让我们更进一步，直至劳役刑罚。它们的余音依然回荡在他为自己的同志创作的短剧，尤其是在小说《序曲》中(1866年写于工厂)。其中有一位悲怆地充当笑料的年轻人，以及一位给她的崇拜者饲汤喂食的美人儿。如果我们补充说，当主人公(沃尔金)和妻子谈起即将袭来的危险时，提到婚前他给她的一个警告，那就不可能不得出结论，我们最终拥有的这一切姗姗来迟的实据，是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嵌在这里，以支撑他那本日记仅仅是作品草稿的古老断言……因为《序曲》的肌理，透过微弱构思的所有渣滓，现在看起来确实是萨拉托夫札记的小说化延伸。
他在那里的一所高级中学从事语法和文学教学，成为一名极受欢迎的老师。男生们暗地里对所有教师进行了准确迅速的划分，他被归入神经兮兮、心不在焉、脾性温和的那一类。他们动辄发怒，却又容易在别人的引导下跑题———即刻落入经典艺术温柔的爪子里(小费奥莱托夫就是这样)。有时候某些学生不熟悉课文内容，而校工就要鸣铃下课。在这大祸将临的危急关头，他会问一个补救性的纯属拖堂的问题：“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这儿有一个关于国会的问题……”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立刻兴奋起来，来到黑板前捏紧粉笔，用力画出1792年至1795年间国会会议大厅的示意图(他是，正如我们所知，绘制示意图的高手)。接着，他喜不自禁，会进而指出各党成员的座次安排。
在外省的那些年月里，他的举止极其粗鲁，简单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用他那些粗糙的观点和草率的行径吓唬温和保守的人物和畏惧上帝的青年。至今还流传着一则稍加渲染的故事。大意是在他母亲的葬礼上，灵柩刚刚入土，他就点燃一根香烟，挽起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的胳膊扬长而去，10天以后他娶她为妻。然而高年级学生却被他弄得神魂颠倒。他们有些人后来开始依恋他，怀着在这个崇尚权威的年代，年轻人对即将成为领袖的老师趋之若鹜的狂热。谈到“语法”，平心而论，他的弟子们连如何使用逗号也没学会。40年以后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吗？根据一些资料有两个人，根据另一些资料一个人也没去。当出殡行列准备停在萨拉托夫学校门前唱一段祈祷文时，校董事差人通知牧师说此举甚为不妥。于是在颤巍巍的10月长风的陪伴下，送葬队伍怆然离去。
他转至圣彼得堡之后担任的教学工作比他在萨拉托夫的工作更加糟糕。1854年他连续几个月在第二陆军学校教书。这儿的孩子们在他的课堂上吵吵嚷嚷，向其中的几个懦夫厉声怒吼只能推波助澜。面对那里的蒙塔格纳德人【Montagnard，加拿大落基山区的印第安人】，你丝毫也兴奋不起来。有一次课间休息时，一间教室内发出吵闹声，值班的学监走进去一阵咆哮，离开时秩序相对恢复了一些。与此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夹着公文包步入的另一间教室又爆发出一阵嘈杂声(休息时间已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转身朝向那位学监，用手碰了他一下，迫使他站住。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眼镜上方盯着对方，忍住怒气对他说：“不，先生，你现在不能进来。”学监觉得受了侮辱，这位教师却拒绝道歉，转身离去。从而开始“官员”的主题。
教化民众的想法，然而，此时已经形成，作为他后半生的基础。从1853年到1862年他的新闻活动始终充溢着一种渴望，他要用丰富多彩的知识盛宴哺育孱弱的俄国读者：份额很多，面包的供应取之不竭，星期天提供胡桃。在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强调政治与哲学这类肉食是何等重要的同时，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并未忘记甜食。从他对阿马蓝托夫的《家庭魔术》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曾在家中试验这种逗人取乐的物理，尤其是对于最令人捧腹的游戏“用筛取水”。他还加上了自己独创的新意：像所有的宣传家一样，他嗜好这种Kunststücke(艺术品)。我们也不应忘记，他和父亲达成他将永远摒弃永恒运动的念头的协议还不到一年。
他爱读历书。为了向《现代人》订阅者提供常识，他注明“1基尼合6卢布47.5戈比；1美元合1银卢布31戈比”，或者他还会让他们知晓“敖德萨和奥哈可夫之间的所有电报塔是靠捐款建成的”。一部地道的百科全书，一个伏尔泰式的人物———重音，当然，落在第一个音节上。他慷慨地抄录了几千页(他随时准备拥抱裹着意想不到的题目的地毯，并向读者展现它的全部风采)，翻译了全部藏书，将各种体裁的作品全都培育成诗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梦想着要编写一部《思想与事实批评词典》(这使我们想起了福楼拜的漫画式描述，他那《往事词典》中的讽喻———“真理属于大多数”———车尔尼雪夫斯基定会一本正经地接受这一观点)。就这一题目，他从要塞写信给他的妻子，用热烈、惆怅和哀婉的口吻介绍自己力图完成的那些煌煌巨著。之后，在他幽居西伯利亚的整整20年里，他从这一梦想中获取慰藉。但在他临终前一年，当他听说《布罗克哈姆字典》时，他仿佛看见自己的梦想成了现实。于是他渴望将它翻译出来(否则“他们就会给它塞满各种垃圾，诸如微不足道的德国艺术家”)，认为这部著作将成为他整个一生的顶峰。事实证明这项伟业也已经有人从事了。
在其创作实践的初期，当论及莱辛时(莱辛比他整整早出生100年，他承认自己与莱辛有些相像)，他说：“由于这些天性，存在着一项比致力于个人偏爱的专业更美好的服务———这就是为他的同胞的发展做出贡献。”和莱辛一样，他也习惯于从许多具体的细节中形成普遍的观点。想到莱辛的妻子死于分娩，他不禁为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担心起来，他曾就她的第一次分娩用拉丁文给他父亲写信，这与100年前莱辛的做法如出一辙。
让我们在此说明一下：1853年12月21日，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暗示根据有经验的妇女的建议，他的妻子怀孕了。生产过程比较艰难，产下的是个男婴。“我的小甜甜、小乖乖。”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对着她的第一个孩子温柔地呼唤着。然而不久以后，她对于小萨沙就失去了当初的迷恋。医生警告他们第二个孩子将会要她的命。但是她又怀孕了———“能多少赎回我们的罪孽，虽然违背我的心愿。”他怀着忧愁与淡淡的哀恸给涅克拉索夫写道。……不，真正使他感到压抑的不是对妻子的担心，而是某种更加强烈的情绪。根据一些资料，车尔尼雪夫斯基在50年代曾考虑过自杀；他甚至看上去还喝醉了酒———一幅多么令人敬畏的景象啊！一个醉醺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无需掩盖这一点，婚姻是不幸的，三度不幸。甚至到了晚年，在他借助回忆“将往昔冰凝于恬静的快乐之中”(斯特兰诺柳布斯基)时，他依然带着那种命中注定、万劫不复的痛苦的烙印———它产生于怜悯、嫉妒和受伤的自尊———对于这一伤痛另一位与他性格迥异的丈夫曾经体验过，并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将其克服：普希金。
最终他的妻子和婴儿维克托侥幸活了下来。1858年12月在分娩第三个儿子米沙之际，她再度濒临死亡。令人不可思议的时刻———勇敢的，多产的，身穿一件粗布大褂———生育能力旺盛的象征。
“他们聪明，很有教养，待人和善，这一点我很清楚———而我却呆头呆脑，没有文化，性情粗暴。”奥尔嘉这样提到(被称为“nadryv”的灵魂，不禁一阵痉挛)她丈夫的亲戚，佩平等堂兄妹。他们尽管心地善良，却没有宽恕“这个歇斯底里，疯疯癫癫，脾气令人难以忍受的荡妇”。她曾经随心所欲地将盘子摔得满地都是！哪一位传记作家能够把这些残片重新拼在一起呢？还有她那热烈好动的天性……那些稀奇古怪的微恙……到了老年，她总爱回忆巴甫洛夫斯克的那个灰尘弥漫、阳光充足的黄昏。她乘坐一辆四轮马车，赶上康斯坦丁大公时，忽然扯下蓝色面纱，向他投去火辣辣的一瞥。或者她会回忆自己怎样和那个波兰逃亡者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萨维茨基一道欺骗丈夫，此人以两撇长长的小胡子而闻名。“拉菲(卡纳什卡，一个粗俗的诨名)知道这事……我跟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待在壁龛中，他则坐在窗台边的书桌前继续写东西。”人们十分同情拉菲。他心里肯定痛苦不堪，饱受煎熬，看到许多小伙子环绕着自己的老婆，跟她眉目传情，亲狎抚弄的程度因人而异。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的聚会被一伙高加索的学生弄得格外活跃。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难得出来参与他们在客厅的活动。有一次，在新年除夕，乔治亚娜姐妹在喜爱吵闹的果戈别里泽的带领下，闯入他的书房，将他拖出来，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将披肩抛向他，迫使他跳舞。
是的，人们同情他———然而……他本来可以用皮带狠狠揍她一顿，送她去见鬼；或者在一部小说里刻画她的种种罪孽、号啕、游荡和难以计数的背叛，以此消磨狱中时光。可是不！在《序曲》中以及在《怎么办？》的部分章节里，他为恢复妻子名誉所做的种种努力打动了我们。在她周围没有那帮情人，只有一群诚心诚意的崇拜者。那种廉价的调情也消失了，它曾使男人们(她称他们“汉子”，一个可怕的昵称)认为她尽管面带矜持，事实上很容易亲近，人们在此读到的是一位机智、美丽的女子身上奔放的活力。荒淫无度变成了性格解放，她对于奋斗不息的丈夫所怀的敬意(她对于他的确抱有些许敬意，然而徒劳无益)支配了她的所有其他感情。《序曲》中的学生米罗诺夫，为了迷惑一位朋友，告诉他沃尔金的妻子是个寡妇。这使沃尔金夫人痛苦得大哭起来———同样，《怎么办？》里的女主人公，代表同一个女人，在轻佻陈腐的套话中苦苦思念她那被捕的丈夫。
沃尔金离开印刷所，匆匆赶到歌剧院，他在那里通过双筒望远镜仔细察看观众席的一侧，继而另一侧。温柔的泪水从他镜片底下簌簌涌出，他开始证实他的妻子，端坐在自己的包厢里，魅力和风度超过其他任何人———其手法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年轻时将娜杰日达与“硬币正面的女人头像”相比的方式完全相同。
这里我们发现自己再度为他的审美呼声所包围———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的各种主题如今已听命于我。我已驯服了它们，它们已经习惯于我的笔。我微笑着听任它们自行其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们仅仅形成一个圆圈，犹如一枚飞镖或一只猎鹰，以便最终返回我的手中。纵使某个主题远远飞去，超越了我的纸页的范围，我也毫不惊慌，它终将飞回来，正如这个主题曾经飞去飞回一样。
于是1855年5月10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大学为我们已经熟悉的论文进行答辩，题目为《论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它写于1853年的三个晚上，就是说，正是在那个时候，他青年时代的“那股朦胧而又充满诗意，曾经启发他从一幅美丽少女的肖像的角度考察艺术的感情终于成熟，此刻产出这枚汁液充盈的果实，它与他那婚姻的激情有着天然的关联”(斯特兰诺柳布斯基语)。正是在这场公开辩论中，“60年代的知识倾向”被首次公布，谢尔古诺夫事后回忆道，并以令人气馁的天真口吻指出大学校长普列特尼奥夫丝毫也不为这位年轻学者的讲演所动，也未能赏识他的天赋……另一方面，听众却欣喜若狂。许多人蜂拥而入，有的只得站在窗台上。“他们仿佛苍蝇叮腐肉一般扑了下来。”屠格涅夫对此嗤之以鼻，他肯定感到自己身为专业审美权威的能力受到了挫伤，虽然他本人并不反对取悦苍蝇。
正如尚未脱离肉体或被肉体排斥的不完善的思想常有的情形，在这位“年轻学者”的审美观念中，你可以觉察出属于他个人的强悍风格，他的尖利刺耳的声音，咄咄逼人的语调。“美就是生活。使我们愉悦的东西是美丽的。生活以各种健康形态使我们愉悦……谈论生活吧，而且只谈论生活(这一声音萦绕不绝，被那个世纪的主旋律欣然接纳)。如果人们的生活没有人情味———那么，教他们如何生活，为他们描绘人类精英与和谐社会的生活。”因此艺术是生活的替代物或仲裁者。然而它绝不等同于生活，正如“蚀刻在艺术上远逊于当初取材的图画”一样(一个奇妙无比的譬喻)。“不过，只在一点上，”这位演讲者申明，“诗歌高于现实，这就是当我们对事件添枝加叶时，通过补充相关后果，同时使所描述的人物性格符合他们参与的事件。”
因此，在谴责“纯艺术”的过程中，60年代的人们，以及自此直至90年代的善良的俄罗斯民众事实上在谴责———由于消息有误———他们自己对它的错误观念。20年以后社会问题作家迦尔辛在谢米拉茨基(一位画风猥亵的院士)的画卷中窥见了“纯艺术”———这就好比禁欲主义者能够幻想的一桌即将使享乐主义者作呕的盛宴。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的本质不甚了解，在世俗浮滑的艺术(即，反艺术)中发现了它的极致。他对之大加挞伐———扑了空。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另外一个阵营，一个“惟美主义者”的阵营———发现迂腐俗气的柔光的评论家德鲁日宁，那位“幻想”过于优雅、误引意大利风情的屠格涅夫———时常向对手提供的正是那种令人生厌、最容易遭到攻讦的材料。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严厉抨击“纯粹的诗歌”，不论在何处发现———在最意想不到的冷僻领域。在《现代人》(1854年)上用数页的篇幅指责一本参考书，他援引了一张在他看来过于冗长的词条单子：“迷宫”、“月桂”以及“Lenclos“(Ninon de)。还有一张过于简短的词条单子：“实验室”、“拉法耶特【Lafayette(1757-1834)，法国君主立宪派将军，以参加美国革命荣立战功闻名】”、“亚麻布”和“莱辛”。一位雄辩滔滔的批评家，一则符合他的整个学术生涯的座右铭。“诗歌”石印油画的波涛产生出(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那样)胸脯丰满的“奢侈品”。“异想天开的东西”开始进行一次面目狰狞的经济转折。“灯光……彩纸从气球上飘到街上，”他继续列举(主题是为庆祝路易斯·拿破仑的儿子受洗而举办的宴席和馈赠的礼物)，“硕大无比的糖果盒降落在降落伞上……”富人应有尽有：“花梨木的床……镶有铰链和拉镜的衣柜……饰有花纹的幔帐……然而在那边是穷困潦倒的劳苦者……”联系已经找到，对偶也已获得。凭借巨大的谴责力量以及大量列举家具的文章，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揭露出隐匿其中的所有不道德行为。“令人惊奇的是，被赋予姣好容貌的缝纫女工日益放松自己的道德准则……令人惊奇的是，已经用她那件洗了一百回的平纹细布衬衣换了一条饰带，不惜多少个通宵不眠的夜晚守在一截缓缓燃烧的蜡烛头旁干活，为了在公共舞会或城郊狂欢会度过其他多少个通宵不眠的夜晚，她头晕目眩……”(经过一翻思索，他推翻了诗人尼基京，并非因为后者的诗写得很蹩脚，而是因为作为沃罗涅什林区的居民，他根本无权谈论大理石的柱廊和风帆)。
德国教育家坎佩，一双小手交叉着放在肚子上，曾经说过：“纺一磅羊毛比胡诌一册诗歌有用。”我们和他一样客观严肃，也讨厌诗人，讨厌那帮健康无病的家伙，他们如若无所事事倒还好些，却偏要忙于将“好端端的彩纸剪成碎片”。拨云见日吧，掩人耳目的骗子；删繁就简吧，故弄玄虚的家伙。“艺术的力量在于它的平易浅显”，别无其他。最使评论家感兴趣的应当是作家在作品中所表达的信念。沃伦斯基和斯特兰诺柳布斯基都在这里注意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矛盾(在我们这位主人公的整个人生道路上暴露出的那些致命的内部矛盾中的一个)：在一元论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审美观中存在的二元论———其中“形式”与“内容”泾渭分明，“内容”占据主导地位———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形式”承担灵魂的职责，“内容”发挥肉体的作用。然而这一“灵魂”由机械成分组成的事实加重了混乱程度，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作品的价值不是一个质化观念而是一个量化观念。另外，“如果有人打算捡起一车遭人遗忘的凄凉小说，细心爬抉作者观感的所有火花，他会获得一大批佳句，它们在价值上与那些构成受我们崇拜的作品的句子并无二致。”更有甚者，如果“你看一看在巴黎精制的工艺饰物，欣赏一下造型优美的青铜器、瓷器和木器，你就会明白今天要想划清工艺品与非工艺品的界限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精致考究的青铜器说明了许多问题)。
像词语一样，事物也有它们的格。车尔尼雪夫斯基用属格观察万物。其实，当然任何一股真正的新潮无非是国际象棋中的马的一次移动，阴影的一次变换，或镜子错位的一次挪移。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温文尔雅，尊重教育、艺术和工艺，一个已经在思想领域积累形成了丰富的价值观的人———在积累它们期间他也许展露出一种超越时代的辨析力，但他此刻绝对不愿意让这些价值观突然受到重新考虑，离经叛道的改革比愚昧守旧的黑暗更容易激怒他。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众多的革命者一样在艺术和科学品位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求取靴子的平方”抑或“从靴口处提取立方根”一类的妄语使他愤懑不已。“整个喀山都认识洛巴切夫斯基，”他在70年代从西伯利亚给儿子的信里这样写道，“所有的喀山人都认为这个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究竟什么是‘射线的曲度’或‘弯曲的宇宙’？缺了经典的平行线还能叫几何吗？没有动词可以写俄文文章吗？是的，可以———开个玩笑。喃喃低语，胆怯的喘息，夜莺的鸣转，出自一个叫费特的人的手笔，和他同时代的一位著名诗人。一个几乎无人能及的白痴。他一本正经地写下这些，人们却为他笑痛了腰。”他讨厌费特，正如他讨厌托尔斯泰一样。1856年，在讨好屠格涅夫时———他在《现代人》上想与之交谈———他写信告诉对方无论是《青年时代》(托尔斯泰的《童年与少年时代》)甚至于费特的诗歌，都不足以降低公众的品位，仅仅因为公众不可能……紧跟着是一句粗俗的恭维。
1855年，在详述普希金，希望举一个“词语的混乱组合的”例子时，他迫不及待地援引他自己别出心裁的“蓝色的声音”———预言性地使勃洛克那半个世纪以后奏响的“蓝色的鸣铃时间”降临在他自个儿头上。“科学分析表明这样的组合是荒唐的。”他写道，不清楚“听觉色彩”的生理事实。“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他问新米尔歌德罗的读者，他们欣然接受他的观点，“无论我们有一条蓝鳍梭子鱼还是(像杰尔查文诗中描述的那样)一只长有蓝鳍的梭子鱼(当然，我们也许会大声疾呼，第二种表达在形式上看起来更自然)，因为真正的思考者，如果他在公开场合比在书房待的时间更长，没有时间为这些琐屑小事操心。如果他待在广场上比待在书房里时间长，就更是如此了。”“总体轮廓”是另外一码事。正是对泛泛而论(百科全书)的喜爱和对拘泥细节(专著)的憎恶，致使他责备达尔文幼稚、华莱士愚蠢(“……所有这类专门学问，从研究蝴蝶翅膀，到研究卡菲尔人【Kaffir，南非班图人的一支】的方言”)。车尔尼雪夫斯基与他们截然相反，知识范围宽到可怕的地步，而且抱着一种满不在乎、自以为是、“万事皆可”的态度，使他的专门性研究罩上一层疑云。然而他对于“大众兴趣”做出了自己的诠释，其前提是读者大多喜欢事物“富有成效”的一面。在评论一本杂志(1855年)时，他赞扬了《地球的寒暑状况》和《俄罗斯的煤田》等文章，而对于人们惟一渴望阅读的《骆驼的地区性分布》，他却毫不留情地斥之为过于专业。
在所有这些方面的特别表现车尔尼雪夫斯基试图证明(1856年的《现代人》)三音步(抑抑扬格【apapaest，前两拍轻或短，后一拍重或长】和扬抑抑格)对于俄文而言比二音步(抑扬格和扬抑格)更加自然。其中三音步(除非用于构成堂皇，“神圣”———因而令人生厌的———扬抑抑格六音步)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更加自然，“赏心悦目”，这就好像一位拙劣的骑手认为疾驰比小跑更加“容易”一样。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他用以规范所有事物和人物的“统一原则”。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涅克拉索夫使用宽滚韵的韵律自由和柯里佐夫的初级抑抑扬格(“Why asleep，muzhichyók”)感到困惑不解，他却在他们的三音步中间嗅到了某种平民气息，它“奔放”然而蕴含哲理，令人心旷神怡，与抑扬格的贵族气息截然相反。他认为凡是希望说服别人的诗人都应当运用抑抑扬格。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在涅克拉索夫的三音步诗中常常是单音节或双音节词充当音步的轻读部分，失去了它们自身的重读特征，不过都增强了整体韵律，牺牲局部以保全整体(例如，三音步的诗行“Volga，Volga，inspring overflowing【英文，意为“伏尔加，伏尔加，在春天奔腾咆哮”】”当中第一个“Volga”就占据了首音步的前两个轻读音节：VolgaVol)。我所说的一切当然没有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任何印证。然而奇怪的是在他创作于西伯利亚夜晚的那些诗歌中，在其粗糙质地带有些许痴狂意味的可怕的三音步中，不经意间套用了涅克拉索夫的技巧，把它发挥到了荒唐的地步，将通常不是在第一个音节(如“Volga”)而是在第二个音节上重读的双音节词填入轻读的位置，而且在同一句当中重复了三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Remote hills，remote pɑlms，surprised girl of the north”【英文，意为“遥远的群山，遥远的棕榈，北国那位惊讶的姑娘”】(见写给他妻子的诗，1875年)。让我们重申：所有这些对按照某些社会经济名流的形象和化身创作的一行诗的偏爱，就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而言，是纯属无心的，但是只有通过阐明这种创作倾向，你才能理解他的古怪理论的真实背景。因此他既无法认识抑抑扬格小提琴似的实质，也无法领略抑扬格，后者在将重音节转化为对音步的节奏性偏离时，是最灵活的韵律，这些偏离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神学院的回忆是非法的。最终他无法理解俄罗斯散文的节奏，因此，他用以证明其理论的方法对他进行报复，也就毫不足怪了。在他引用的几段散文里，他根据重音数量划分音节，获得三个音步。结果本该是两个，他说，倘若二音步更适合俄文的话。但是他未曾考虑到一个关键因素：一长三短的古音步！因为在他援引的几段文字中，整个整个的句子遵循无韵诗疾行如飞的韵律，所有音步中最典雅的一种，即：标准的抑扬格！
一位参观阿佩里斯【Apelle，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画家，曾给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及亚历山大大帝充当宫廷画师】的画室并对他难以理解的作品横竖挑剔的靴匠恐怕是一位平庸的靴匠。这一切是否都源于他那些学问精深的经济论著中的数学观点，其中的分析要求研究者具备超越常人的好奇心？它们是否真的深刻，他那些对于经济学家穆勒的论述(他在其中力图重建一些理论“以符合刚刚产生于他的思想与生活的平民观点”)？他做的所有靴子真的合脚吗？抑或仅仅是一个老人的轻率，才促使他20年以后得意洋洋地回忆起曾经就农业发展对于谷物收成的影响所进行的对数运算中的错误？可悲啊，所有这些，多么可悲。我们的总体印象是这一类型的唯物主义者陷入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忽略事物本身的品质。他们持续将自己那套极端唯物主义的方法仅仅用于物体之间的关系，用于物体之间的空隙，而不是用于物质本身。换言之，恰恰是在他们最希望脚踏实地的那一点上，他们因为深奥莫测而显得幼稚天真。
在他的年轻时代曾经有一个不幸的早晨。他认识的一个书贩找上门来，鼻子高高的老头瓦西里·特罗菲莫维奇被装满一大帆布袋的禁书和半禁书压弯了腰，仿佛是一个巴巴·亚嘎。他既不通外语，也拼不出几个罗马字母，而且在朗读标题时还操着一口奇特浓重的土音，但是他却本能地猜出这本或那本德国书的煽动性达到什么程度。那天早晨他卖给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他们俩蹲在一堆书旁边)一卷尚未拆封的费尔巴哈的作品。
当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费尔巴哈比叶戈尔·费奥多罗维奇·黑格尔更受欢迎。“费尔巴哈”这个词的意思是一块具有思考能力的肌肉。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发现人与猿的差别仅仅存在于观点；然而，他几乎不可能已经研究了猿。半个世纪以后列宁批驳了“地球是人类七情六欲的总和”的理论，运用“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先”的理论。他在《贸易宣言》中说：“我们现在借助有机化学将康德的不可知的‘本身固有的事物’，转化为‘为我们的事物’。”他严肃地补充道：“鉴于茜素【alizarin，一种可用于制造染料和红色颜料的物质】已经在我们不知觉的状况下存在于煤中，因此事物肯定独立于我们的认知而存在。”同样，车尔尼雪夫斯基解释道：“我们看见一棵树，另一人注视同样的物体。我们借助他眼中的映象知道确立的树的形象与我们的完全一致。因此我们所有人看到的物体，全都是它们实际存在的形态。”所有这些热昏的胡话都有它自己隐秘的滑稽逗噱的偏执：“唯物主义者”对于树木的一味迷恋，尤其令人忍俊不禁，因为他们对于自然，尤其是对于树木特别陌生。那种可以触摸的物体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其行动威力远远超过它的抽象概念”(《哲学中的人类学原理》)，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识范围。且看“唯物主义”引出，归根结底，一个多么可怕的抽象概念！车尔尼雪夫斯基弄不清一张铁犁与木犁的区别；他将啤酒与马德拉葡萄酒【Madeira，产于北大西洋马德拉群岛】混为一谈。除了野玫瑰以外，他列举不出任何一种野花的名字，不过十有八九这种植物学知识的匮乏被一种“综合概括”的能力迅速弥补。他怀着一个无知者的信念认为“它们(西伯利亚松林中的花朵)和开遍俄罗斯的花朵一模一样！”一个秘密的惩罚，隐藏在这样的事实中：凡是将自己的哲学建立在了解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人到头来被赤裸裸、孤零零地抛掷于西伯利亚东北部那着了魔的、草木异常茂密、尚未被完整描述的自然界。一种原始的，弥漫着神话色彩的报应，没有被他的富有人情味的鉴定者考虑到。
仅仅几年前，果戈理的《彼得鲁什卡》的气息就已通过世间万物皆有理性这一事实的解释而被消除。但是热诚的俄罗斯黑格尔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见解铸造者们不能理解黑格尔生机勃勃的真理。这一真理没有停滞，像浅水似的，而是像血液一样，流贯认知的全过程。费尔巴哈更加合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口味。然而此处始终存在一个危险，即某个字母会脱离宇宙体系。这一危险没有在《公有所有制》一文中被车尔尼雪夫斯基回避。此时他利用黑格尔那诱人的三位一体的理论行事，列举一些例子，诸如世界的气态是论题，大脑的柔软性是综合体，抑或：一根木棍变成一把卡宾枪。“在三位一体的理论中隐藏着，”斯特兰诺柳布斯基指出，“一个隐隐约约的圆周的形象，控制着思维的所有生命，思维被无法逃遁地禁锢在其中。这就是真理的旋转木马，因为真理永远是浑圆的。所以，在生命的各种形式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一条可以宽恕的曲线：真理的隆起；别无其他。”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穿越费尔巴哈，回归百科全书派。相反，实用的黑格尔主义逐渐朝左偏斜，穿越同样的费尔巴哈，加入马克思，后者在他的《神圣家族》中这样表达自己：
……无需出色的智力
也能分辨唯物主义的传授
与人天生向善的
倾向之间的联系
彼此平等的每个人的能力———
一般被视为智能的能力；外部环境
对人施加的极大影响；
全能的经验，习惯以及
教养的支配；勤奋的
极端重要性；对快乐以及共产主义
享有的道德上的权力。
为了使它读起来不至于乏味我已将它译成无韵诗。
斯捷克洛夫认为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天资出众，却无法与马克思相提并论，他若和马克思站在一起，就好似巴纳乌尔的工匠波尔祖诺夫与瓦特站在一处。马克思本人(那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按照巴枯宁的说法，此君无法忍受德国人)，曾有一两次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杰出”作品，但是在他的代表性经济论著《关于伟大的俄罗斯学者》(马克思总的来讲不喜欢俄国人)的空白处却留下不止一处的轻蔑的注释。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已经身处70年代的他对于一切新生事物都表现得漠不关心，充满敌意。他尤其厌恶经济学，因为对他而言经济学已经不再是一件武器，这暗示着在他心目中它已沦为一个空洞的玩具，一种“纯粹的科学”。利亚茨基铸成大错———当他怀着对当时通用的航海类譬喻的一腔热情把流放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比做一个人“正在荒僻的海岸上注视一艘巨轮(马克思的轮船)行驶在发现新大陆的途中”。这一说法在涉及这一事实时尤为不幸，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似乎预见到这一类比喻并希望提前予以反驳。他这样提及《资本论》(于1872年寄到他手中)：“我只是翻了翻，但没有读它，我把它一页一页撕下来，折成一只只小船，让它们航行在维留伊河上。”
列宁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始终设法坚守在牢不可破的哲学唯物主义层面上，从50年代直到1888年”(他去除了一年)。一次，在一个刮风的日子里，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转向卢那察尔斯基，带着淡淡的惆怅对他说：“弗拉迪米尔·伊里奇几乎从未像这样喜欢过任何一个人……我觉得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有许多共同之处。”“是的，他俩的确很相似。”卢那察尔斯基说，他一开始对于这句话还抱有怀疑态度，“他们都具有风格的明晰，语言的灵活……判断的广度与深度，革命的热情……博大的胸怀与谦逊的外表的结合，最终是他们共同的道德气质。”斯捷克洛夫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哲学中的人类学原则》称为“俄罗斯共产主义最早的哲学宣言”。耐人寻味的是这第一份宣言是一位在校学生对深奥无比的道德问题的描绘和幼稚的评估，“欧洲的唯物主义理论，”斯特兰诺柳布斯基说，多少有点套用沃伦斯基的话，“利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呈现出一种简化的、混乱而奇谲的形式，对叔本华做出轻蔑放肆的评价，然而在叔本华针砭一切的下面，他那些轻浮的思想连一刻也不能存活。他结合所有的前辈思想家，根据自己的错误回忆对一个个理念进行奇怪的联想，意识到只有斯宾诺沙和亚里士多德，才是他觉得自己正在延续其思想的人物。”
车尔尼雪夫斯基将他那套不成熟的三段论拼命钉在一起。然而他刚走，三段论即刻崩溃，只留下显眼的钉子。在推翻抽象的二元论的过程中，他又陷入直观的二元论，已经漫不经心地将物质视为首要原则，他绝望地迷失于一大堆概念之间。它们预先假定了构成我们对外部世界本身的看法的那种东西。职业哲学家尤尔克维奇毫不费力地把他扯成碎片。尤尔克维奇一直琢磨车尔尼雪夫斯基如何解释神经有形的移动正被转变为无形的情感。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答复这位可怜的教授的内容翔实的文章，而是在《现代人》上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三分之一的内容(就是说，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并在一个单词中间陡然打住，不加任何评论。他毫不理会专家的意见。他看不出对正在探讨的主题的细节一无所知有什么害处：细节对他而言仅仅是我们这个充满笼统观念的国度的一种贵族成分。
“他的大脑思考全人类的问题……而他的双手却从事着粗笨的活计。”他这样描述“心系社会的工人”(由此我们不禁想起古代的刻镂于环椎骨上的木刻画，其中一位神情开朗的青年无精打采地倚着一根柱子，向文明社会袒露自己的胸怀)。但是那种政体，理当做为命题出现在三段论里，其中的论题是公社，更加类似于他那个时代的乌托邦，而不是苏维埃俄罗斯。傅立叶的世界，12种强烈情感的和谐共处，集体生活的幸福，戴上玫瑰花环的工人———所有这些无不使一直在追求“和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快慰。让我们想像一下那些住在宫殿里的法朗吉【phalanstery，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幻想建立的社会的基层组织】：1800个灵魂———全都幸福快乐！音乐，彩旗，蛋糕。整个社会靠数学进行管理，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傅立叶在我们的欲求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之间建立的对应关系尤其令人陶醉，他确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对牛顿的态度。将牛顿的苹果与傅立叶的苹果做比较是有意思的。傅立叶的那只苹果让一位旅行推销商在一家巴黎餐馆付出了整整十四苏，这一事实促使傅立叶对于工业机械化的混乱本质进行深刻思考，正如马克思通过莫色尔山谷的制酒商(“小农民”)的问题熟悉经济问题一样：宏伟理论的一个优雅的起源。
车尔尼雪夫斯基维护土地公有制，因为它简化了俄罗斯的合作社组织，同时他准备同意解放没有土地的农民，因为土地所有制终将沦为新的枷锁。就在此刻我们的笔底迸出了火花。农奴的解放！伟大变革的时代！难怪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时兴起，展望未来，在1848年(有人将这一年称为“新世纪的开端”)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眼下确实生活在西塞罗和恺撒的时代又当如何？如果seculorum novus nascitur ordo，如果出现一个新的弥赛亚【Messiah，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世主】，一种新的宗教，一个新的世界……”
50年代的风采现在尽现眼前。人们可以在街上吸烟，可以蓄胡须。每一场音乐会上都会雷鸣般地演奏《威廉·退尔序曲》。谣言不胫而走，说首都正在迁往莫斯科，说旧历即将被新历所取代。以此为掩护，俄罗斯正忙着为萨尔蒂科夫那种原始而富于刺激性的揶揄提供素材。“人们谈论着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新精神，我倒想知道它是什么，”祖巴托夫将军说，“除了势利小人变得放肆以外，其他一切都跟原先完全一样。”地主尤其是他们的老婆做着各种匪夷所思的噩梦。一种新的邪说悄然滋生：无政府主义。“这是一种令人讨厌，违反道德的邪说，它排斥一切不可感触的东西。”达尔在给这个怪词下定义时也不禁一阵战栗(其中“无政府”，即虚无，似乎相当于“物质”)。牧师们眼前出现了一幅幻景：身材魁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头戴阔檐帽，手持一根木棒沿着涅夫斯基大道阔步前进。
还有以维尔诺行政长官纳济莫夫的名义发布的第一份敕令！另有沙皇本人的签名，何等潇洒，何等遒劲，缀有两个丰满硕大的花饰，后来被一颗炸弹炸成碎片。还有尼古拉的狂喜：“脾性温顺的人们被许诺将有好日子过，和事佬们为亚历山大二世加冕，而其他欧洲君主却无此福分……”
然而省城委员会成立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热情便冷却了：大多数达官贵人的谋求私利把他给激怒了。1858年下半年他的梦想彻底破灭。补偿金可怜巴巴！配给量微不足道！《现代人》也变得语锋犀利，毫无顾忌起来。“可耻”、“不要脸”一类的词语给原本沉闷的杂志平添了许多活力。
主编的生活平淡无奇。很长时间公众不识他的尊容。他从不露面。已经出名的他，一直待在他那忙碌健谈的思想之翼里。
如同当时的惯例一样，他总是身穿睡衣(甚至后面也沾上斑斑点点的烛油)整日待在狭小的书房里。墙上糊着蓝色墙纸———有益于眼睛，窗户俯瞰院子(看见被雪覆盖的圆木堆)，面前的宽大书桌上高高地堆着书、校样和各种剪报。他疯狂工作，拼命抽烟，觉却睡得极少。他制造的印象总是令人心悸：骨瘦如柴、神经兮兮。他的目光时而锋利，时而黯淡，双手哆哆嗦嗦，话语急促飘忽(然而他却从来不犯头痛病，他天真地将这视为心灵健康的迹象，并引以为豪)。他的工作能量大得惊人，在这一点上，他和上世纪大多数的俄罗斯评论家一样。对他的秘书斯图丹斯基，一位来自萨拉托夫的神学院毕业生，他一边口授施洛瑟历史书的译文，一边趁他记录的当儿继续为《现代人》撰稿，抑或读一大本书，在页边上作眉批。来客的拜访搅得他不得安宁。他不知道该如何躲避一位不速之客，只能越来越深地陷入一次交谈，这使他懊悔不迭。谈话时他总是将一只胳膊肘搁在壁炉架上，用手拨弄着什么，他用尖利聒耳的嗓音说话。但是每当他走神之际，他就会拖长腔调，呆板地吮吸嘴唇，一迭声地说着“好”。他会发出一种古怪的窃笑(令列夫·托尔斯泰惊出一身冷汗)，但当他笑出声时，他便一阵阵笑个不停，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倘若屠格涅夫从远处听见这些华彩经过句，准会忙不迭起拔腿开溜)。
诸如辩证唯物主义的这套思想方法与肆无忌惮的专利药品广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即刻治愈百病。话虽如此，这样的权宜之计偶尔能帮助对付感冒。在出身高贵的当代作家们对待出身寒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里，的确有一些颐指气使的味道。屠格涅夫、格里戈诺维奇和托尔斯泰称他为“散发着床虱臭味的绅士”，并变换各种花样竞相讥笑他。一次，在屠格涅夫的乡间住宅里，前两位与博特金、德鲁日宁一道自编自演了一出家庭滑稽剧。其中有一场一只长沙发照理该着火，屠格涅夫得一边叫着一边逃出来……此处，朋友们的共同努力说服他发出据说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在失火的船上向一位水手吐出的不幸的词儿：“救救我，救救我，我是妈妈的独生子。”毫无天资的格里戈诺洛维奇根据这出闹剧拼凑了一部极为平庸的作品《礼仪学校》，他赋予其中的一个人物，性情乖戾的作家切尔努辛，一副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的相貌：一双莫名其妙地睨视的鼹鼠眼，薄薄的嘴唇，扁平起皱的脸，左边太阳穴上一片蓬松的姜黄色头发，身上散发着一股烧糊的朗姆酒的淡淡的臭味。奇怪的是名声不佳的哀号(“救救我”等等)竟出自切尔努辛之口，从而使斯特兰诺柳布斯基提出的屠格涅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存在某种神秘联系的看法显得真实可信。“我曾读过他那部令人作呕的书(论文)，”前者在信中告诉其他嘲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行们，“Raca！Raca！Raca？你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这句犹太咒语更可怕。”
“这些‘raca’或‘raka’一类的咒语，”传记作家迷信地认为，“七年以后印证在拉基夫身上(逮捕这个遭到诅咒的人的上校警官)。屠格涅夫写那封信的日期正好是7月12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日……”我们觉得斯特兰诺柳布斯基似乎有点牵强附会。
同年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了。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直到1860年才对它进行抨击(因为它对巴枯宁的丑化)，此时屠格涅夫对于《现代人》已经无足轻重，屠格涅夫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杜勃罗留波夫将一片嘘声对准他的《前夜》，托尔斯泰无法忍受我们的主人公。“你始终听见他，”他写道，“低声细气、不堪入耳的嗓音，尽讲些粗俗、令人费解的事情……看着他待在角落里不断生闷气，直到有人喝斥‘住嘴’，并逼视他时，方才打住。”“贵族们沦为粗鄙的痞子，”斯捷克洛夫在这里说，“当他们与下等人交谈或谈论他们时。”然而下等人也毫不示弱。知道屠格涅夫多么重视每一句对托尔斯泰不利的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50年代随意谈论托尔斯泰的poshlost(粗俗)和hvastovstvo(骄矜)———“一只大头孔雀吹嘘它那甚至遮不住自己肮脏屁股的尾羽”等等。“你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或托尔斯泰之类的人。”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补充道，“你是我们的光荣。”此刻《罗亭》已经出版———已经出版了两年。
其他文学评论刊物竭力挑他的刺。批评家杜德什金(在《国家评论》上)怒气冲冲地用陶制烟斗指着他：“诗歌于你不过是改写成韵文的政治经济学的篇章。”神秘营地那些巴不得他倒霉的人说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邪恶的魅惑”，说起他在外貌上与魔鬼的相似(例如科斯托马罗夫教授)。其他记者，比较普通的一类，诸如布拉格斯维特洛夫(他自以为风流倜傥，尽管他思想激进，雇的小听差却是一个货真价实、未染色的黑人)，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那双脏兮兮的胶鞋和他那身德国人兼教堂司事的装束。涅克拉索夫半带微笑地挺身为这位“理智的伙伴”进行辩护(他曾亲自为《现代人》招募此人)，承认他已经设法给杂志盖上单调乏味的标记，通过使大量谴责受贿行径和警察的故事充斥其间的做法。但是他高度赞扬他的同事富有成效的工作：由于他的努力，该杂志1858年拥有4700名订阅者，三年以后，上升到7000名。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与涅克拉索夫关系友好，但并无深交。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因为钱财分配不公而闷闷不乐。1883年，为了取悦这位老人，佩平建议他写点“往事印象”，车尔尼雪夫斯基描绘了自己与涅克拉索夫初次见面的情景，他那精审不苛、笔墨繁琐的风格已为我们熟悉(不厌其烦地刻画他们相互间在屋中的每一个举动，包括实际迈出的步数)。这种百无遗漏的细致描述听起来像是强加于时间老人和他勤勉工作的一种侮辱，如果我们记得采取这些都是30年前的事情。他将诗人涅克拉索夫置于其他一切诗人之上(高于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柯里佐夫)。《拉·特拉维亚塔》曾使列宁落泪，同样，车尔尼雪夫斯基坦言在他看来，心灵的诗歌比哲理诗更加珍贵，也曾在阅读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时失声痛哭(纵使是抑扬格)。因为它们表达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他年轻时遭受的所有磨难，他对于妻子从初恋到热恋的各个阶段。难怪涅克拉索夫的这些抑扬格五音步的诗句令我们陶醉，尤其是它那催人上进、哀婉动人和预知未来的力量，以及第二个音步后面的富有特色的中顿，这一中顿在普希金的手中只是控制诗句节奏的基本器官，而到了涅克拉索夫手中却变成了真正的呼吸器官，仿佛它已经从裂纹变为裂口，或者诗句中的两音步部分与三音步部分骤然崩裂，在第二个音步后面留下一段充满音乐的间隙。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倾听这些沉闷的诗句，这些粗嘎的呜咽声时———
噢，不要埋怨你的生活多么黯淡，
也莫将一名囚徒称做行尸！
在我眼前豁开裂口变成深渊。
爱神在你眼前舒展她的双臂。
我知道，另一个更称你的心，
抛弃我等待他令你神伤意烦。
噢，容忍我吧！我的末日正在临近，
让命运之神平息她挑起的事端！
———他情不自禁地觉得他的妻子，不应急不可耐地欺骗自己；情不自禁地将末日的临近与正向他延伸的监狱的阴影混为一谈。不仅如此，显然这种联系被觉察———不在于理智的，而在于玄奥的判别力———也被写下这些诗行的诗人所觉察，因为正是它们的韵律(“噢，不要埋怨”)，带着一种萦绕于心头的神奇音质回荡在他后来写的那首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诗里：
噢，不要埋怨他已掉以轻心，
是他本人铸成了自己的不幸……
所以涅克拉索夫的声调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听起来很悦耳。换言之，它们碰巧符合那种基本的审美观，车尔尼雪夫斯基误以为它是依照他自己的次要情感所得出的一切。我们绘出一个大圆圈，纳入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各类学科部门的态度有关的事情，却又丝毫不曾损坏我们流畅的弧线，眼下我们带着新的力量重返他的艺术哲学，此时，我们不妨总结一下。
像我们其他所有喜欢不劳而获的激进的批评家一样，他不去肉麻地吹捧女作家，同时不遗余力地抨击埃夫多基娅·拉斯托普钦或阿夫多季娅·格林卡。“一段草率失实的废话”(正如普希金所言)没能让他动摇。他和杜勃罗留波夫一道猛烈攻击文学创作中搔首弄姿的行径———但在实际生活中……嗯，瞧瞧人们怎么对付他们，瞧瞧瓦西列夫医生的女儿们的一串串笑声，如何使他坐立不安，受尽折磨(泉水女神纵声长笑，她们身边的溪水在隐居之所和其他灵魂救赎之地的附近缓缓流淌)。
他的品位十分呆滞，他被雨果弄得神魂颠倒。史文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只要想一想，这一点也不奇怪)。他在要塞阅读的书目中，拼写福楼拜的名字用了一个“o”———事实上，他将福楼拜置于察赫尔马索赫和施彼尔哈根之下。他像法国普通百姓一样喜欢贝朗瑞【Beranger(1780-1857)，法国民主主义诗人，民歌作家，写有大量清新明快的歌谣】。“天哪！”斯捷克洛夫惊呼，“你说此人缺乏诗人气质？咳，你难道不知道他在朗诵贝朗瑞和雪列耶夫时会流出喜悦的泪水吗？”他的品位只是在西伯利亚才失去活力———由于历史微妙奇特的安排，在他被流放的20年间，俄罗斯产生的(到契诃夫为止)真正的作家没有哪一位的发迹他不曾在他一生的活跃时期亲眼目睹。80年代他在阿斯特拉罕的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是的，先生，正是伯爵的头衔，使人觉得托尔斯泰是‘俄罗斯土地上的一位伟大作家’。”当好事的客人问他谁是当时最优秀的作家时，他列出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名字：马克西姆·别林斯基。
他年轻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政治文学是最高级的文字。”50年代他详细议论别林斯基(维萨里昂)，当然，此事为政府所不容。他紧随其后说：“文学不可能不服务于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的潮流。”“如果我们身边的历史变革所取得的成绩不能使作家们产生共鸣和鼓舞的话……那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创作出任何伟大的作品。因为历史从未听说过一件单纯依照美感构思的艺术品。”在40年代，别林斯基坚持认为“乔治·桑应当无条件地被纳入欧洲诗人的行列(德文意义上的诗人)，而把果戈理与荷马、莎士比亚的相提并论简直是对高雅与常识的亵渎。”塞万提斯、瓦尔特·司各特和库柏，作为卓越的艺术家，还有斯威夫特、斯特恩、伏尔泰和卢梭，他们在整个文学史中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远非果戈理所能及。别林斯基的观点30年后得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拥护(当时，的确，乔治·桑已经登上阁楼，库柏已经走下育儿室)。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果戈理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例如与狄更斯，菲尔丁或斯特恩相比。”
可怜的果戈理！他的呼喊(犹如普希金的呼喊)“俄罗斯”被60年代的人们心甘情愿地一再重复。而今，三驾马车需要的却是铺好的公路，因为就连俄国的toska(渴望)已经变得具有功利性。可怜的果戈理！尊重批评家纳杰日金(他过去写“literature”【英文，“文学”】一词常用三个“t”)身上那股神学院学生的气质。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他对果戈理的影响，本来会比普希金的影响更有益，同时为果戈理对原则的浑然不觉而深感痛惜。可怜的果戈理！唉，那个忧郁蠢笨的马特维耶神父也曾责令他放弃普希金……
莱蒙托夫的结局比较幸运。他的散文从别林斯基(后者热衷于征服技术)身上猛然抽出那个令人惊诧又富有无穷魅力的比喻，伯绍伦河被比做蒸汽发动机，它将所有不小心滚入它轮下的人全都碾得粉碎。在他的诗歌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一种社会抒情诗般的品质，后来被称为“纳德松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莱蒙托夫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第一位纳德松。他的“平民”诗直至并包括《你们作为受害者在决战中阵亡》(本世纪初一首有名的革命诗歌)，其中的韵律，音质，泪水稀释的苍白成语，所有这些源于莱蒙托夫的这几行诗：
永别了，亲爱的战友！啊，你没有
久久凝视大地上那位蓝眸歌手！
你已获得一枚普通的木质十字勋章，你的
音容将在我们胸中永远驻留……
莱蒙托夫的真正魅力，他诗歌中那些令人销魂的连绵回忆，天堂般的绚丽多彩，他的湿润诗行之间美轮美奂的透明性———这些，当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类的人全然无法领略的。
现在我们正逼近他最脆弱的部位。人们早已习惯于以其对普希金的态度来衡量一位俄罗斯评论家的眼光、悟性和天赋的等级。此种情形将一直延续到俄罗斯评论界摈弃社会学、宗教、哲学和其他教科书，它们只能帮助平庸之辈自我陶醉。只有到那时，你才能畅所欲言。你那时可以批评普希金暴露他在紧要关头的思考，同时保持你的天赋和荣誉。批评他让一个六音步悄悄潜入《鲍里斯·戈杜诺夫》的五音步中(第九幕)，指责他在《瘟疫期的盛宴》第二十一行中犯了一个音韵错误，并说他在《暴风雨》中在短短十六行里重复“每一分钟”(pominutno)达五次之多。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结束这些不达要点的闲聊吧！
斯特兰诺柳布斯基将60年代有关普希金的各种评论与30年前警察局长本肯安朵夫伯爵抑或第三处处长冯·福克对他的态度进行了一番颇有见地的比较。平心而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一位作家的最高赞誉，犹如君主尼古拉一世或思想激进的别林斯基的褒奖，是完全理智的。当车尔尼雪夫斯基或皮萨列夫把普希金的诗歌称为“垃圾和奢侈品”时，他们只是在复述《军中辩才》的作者托尔马乔夫的话。此人在30年代曾经这样评论普希金的作品：“微不足道和华而不实的东西。”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普希金“不过是拜伦的一个拙劣的模仿者”时，他是在用令人不可思议的精确性复制沃龙佐夫伯爵(普希金在敖德萨的上司)所下的定义：“不过是拜伦勋爵的一个拙劣的模仿者。”“普希金缺乏扎实、深厚的教育基础。”这个深受杜勃罗留波夫喜爱的观点与沃龙佐夫的评语彼此友好地遥相呼应：“一个人如果不能持之以恒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就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而他的知识是不够的。”“单单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不能算是天才。”进步的纳杰日金写道，将普希金比做一位裁缝，背心图案的设计者，从而与反动的乌瓦罗夫伯爵，教育大臣乌瓦罗夫伯爵达成了理智的默契，乌瓦罗夫在普希金的葬礼上评论说：“写出音韵铿锵的诗并不意味着事业有成。”
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天才与常识等量齐观。如果普希金是天才，他困惑不解地问道，那么你怎样解释他手稿中大量的涂抹修改呢？你可以理解一份誊清的文稿中的“一些润饰”，但是这本身是一件粗糙的作品。它本应毫不费力地流淌，因为常识即刻吐露自己的思想，因为它明白自己想说什么。此外，作为一个对于艺术创作陌生到了荒唐可笑地步的人，他以为“润饰”发生在纸上，而“真正的工作”———即“酝酿整体框架的任务”———形成于“头脑之中”。这是植入他那“唯物主义”的危险的二元论的又一个标志。由此将钻出不止一条蛇，在他一生中偷咬他。普希金的标新立异使他忧心忡忡：“诗歌作品称得上优秀，须得人人读过之后都这样说：不错，这不仅貌似真实，而且不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因为这就是事物的一贯面目。”
普希金没有将送给坐困要塞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些书算在自己的作品中。所以难怪：虽然普希金有许多贡献(“他发明了俄罗斯诗歌并且教上流社会阅读它”———这两个毫无根据的说法)，但他首先是一个善于写风趣短诗，描绘女人小脚的诗人———而且是带着60年代腔调的“小脚”。当时整个大自然被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称为travka(“草”的小词缀)和pichuzhki(“鸟儿”的小词缀)。它们的意思已经与普希金的“小小的脚”大相径庭，眼下倒是更接近令人作呕的“小脚”。使他(同时也使别林斯基)惊讶不已的是，普希金在接近生命终点时变得特别“超然冷漠”，那些友好情谊已经结束，它们的标记便是那首存留至今的诗《阿里翁》，车尔尼雪夫斯基顺便做了解释。但是对于《现代人》的读者来说，这句偶尔涉及当时讳莫如深的十二月党人的话，对于《现代人》的读者却充满了神圣的意味。我们忽然想像他们心不在焉，饥肠辘辘，一口咬住苹果———将阅读的欲望转移到苹果上，继而又用目光咀嚼词语。由此可见，尼古拉肯定被《鲍里斯·戈杜诺夫》倒数第二场的舞台说明气得不轻，这一舞台说明类似一个狡黠的喻示和一次对人民的桂冠的窃取，那个编造“粗言秽语”的作者几乎不配戴上它(参看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伊斯坦布尔现在受到异教徒的赞美》一诗的评语)：“普希金出来时被人民簇拥包围。”
“重读最恶毒的评论，”秋天普希金在波尔金诺写道，“我发现它们很滑稽，我真不懂我为什么会为它们生气。在我看来，假如我想讥笑他们，除了不加评论地将它们照印一份以外，我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奇怪的是，这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初对尤尔克维奇教授的文章的做法如出一辙：一个荒诞不经的重复！此刻“普希金的一束光线从俄罗斯批评思想的百叶窗帘幕间射入，照亮了一粒旋转着的微尘”，且用斯特兰诺柳布斯基的辛辣的比喻。我们没有忘记命运的以下有趣的经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萨拉托夫写的日记中将普希金在《埃及之夜》中的两行诗移入自己的情书，完全误引了第二行，带有一种典型的(对他这个听觉迟钝的人来说)歪曲：“我(他)接受激情的挑战/仿佛日后必将迎接战火的考验一样”(原诗为“仿佛他将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接受野蛮肉搏的考验”)。因为这样“我必将”，命运———诗神的同盟者(她是条件形成的一位专家)，对他进行报复———而且使用了在惩罚的进化过程中变得如此高雅、不露痕迹的手段！
在这段倒霉的文字误引与10年后车尔尼雪夫斯的评论之间仿佛存在着某种联系：“如果人们能够在……会议上就公共事务发表他们的所有见解，那么是不是将没有必要根据他们的见解在杂志上撰文？”然而，就在此刻复仇女神已经苏醒。“人们将以说代写，”车尔尼雪夫斯基继续写道，“如果这些观点得让所有未参加会议的人知道，可以由一名速记员将它们记下来。”复仇的帷幕于是开启：在西伯利亚，倾听他诉说的仅有落叶松和雅库特人。“讲坛”和“演讲大厅”的形象时常浮现于他的脑海，演讲厅十分便于公众聚集，会场将做出热烈的反应，究其根源，他，作为普希金作品的即兴朗诵者(《埃及之夜》中的他)，但又是比较拙劣的韵文作者，已经为他的职业选择了———以后作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某一主题的几种变体。在他的垂暮之年，他在一部作品中寄托了他的梦想：从阿斯特拉罕。临终以前，他给拉夫罗夫寄去了他的《在斯塔罗博尔斯基公主宫中之夜》，准备登在文学评论杂志《俄罗斯思想》上(但是该刊发现无法印刷它们)。紧接着他又寄去一份“插页”(直接寄给印刷商人)：
那一部分提到人们从雅座餐厅，走进正式的沙龙，这里已经做好准备让他们聆听维亚佐夫斯基的童话故事，有一段关于大厅陈设的描述……将男女速写员分别置于两个区域，分坐在两张桌边。没有显示这种安排，抑或未曾令人满意地显示这种安排。在我的原稿中这段文字如下所述：“讲台的两侧立着两张供速记员使用的桌子……维亚佐夫斯基走向速记员，与他们握手，站着与他们闲聊，其他与会者同时入座。”誊清件中的那几行与引自原稿的一段意思相吻合，应该被以下几行替代：“男人们，形成一个紧缩的边框，站在讲台旁边，并且挨着后排椅子之后的墙壁。乐手们和他们的乐谱器占据了讲台两侧，即席赋诗朗诵者受到四面响起的震耳欲聋的掌声的欢迎……”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全给搅混了———攫住普希金的《埃及之夜》中的一节。让我们恢复刚才的情形：“讲台和大厅半圆形听众区的最前排之间(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一位并不存在的印刷商写道)，在讲台左右两侧稍远处各放置了一张桌子。如果你站在讲台左前侧，从半圆形区域的正中向讲台看……”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话，然而都不知所云。
“这儿有一个适合它们的主题。”恰尔斯基对即席赋诗者说。然而“诗人亲自为他的诗歌选择题目；大众无权引导他的灵感。”
普希金主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的推动作用和演化发展已经指引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与此同时，一位新人———他的名字已经有一两次不安分地探出头来，闪入我们的讨论———正期待着登场。现在正是他露面的时刻———他终于出现了，身穿蓝领大学生制服，纽扣紧锁，周身上下散发着chestnost(“进步原则”)的气息。行为笨拙，一双小小的近视眼，系了一条寒酸的纽波特饰带。他的络腮胡子对于福楼拜来说显得意味深长。他猛地伸出手来，古怪地把手往前一推，大拇指外翻。他用一种黏糊糊的、推心置腹的低音介绍自己：杜勃罗留波夫。
他们的首次见面(1856年夏天)在几乎30年后被车尔尼雪夫斯基忆及，这时他写涅克拉索夫。他那为我们所熟悉的大量细节，琐碎的笔法，虽然在本质上呈现病态，且毫无意义，但却应该激发思想与时间打交道时那种无可指责的特性。友谊将这两位男子的首字母紧紧连在一起，100个世纪也无法将它们拆散(相反：它在子孙后裔的意识中变得更加牢固)。这里不是详述这位年轻人的文学创作活动的地方。让我们只说他粗野天真到笨拙的地步，说在那篇讽刺评论《口哨》中他讥笑当时声誉卓著的皮诺果尔博士，却模仿莱蒙托夫(利用莱蒙托夫的一些抒情诗歌作为揶揄人物事件的新闻笑话的背景在当时十分盛行，它最终演化为对纯粹模仿艺术的嘲讽)。让我们说，借用斯特兰诺柳布斯基的话，“在杜勃罗留波夫的推动下，文字顺坡滚滚而下，奔向注定的结局———它刚刚跌至零点，便被置于颠倒的逗号里：这位学生带来了一些‘文学’(意思是‘宣传手册’)。”你还能添加其他货色吗？杜勃罗留波夫的幽默？噢，那些令人陶醉的时光。蚊子本身就很滑稽，一只落在某人鼻尖上的蚊子就更滑稽了。还有一只蚊子飞入政府办公室叮咬一位公务员，使听众哼哼唧唧，同时笑弯了腰！
比杜勃罗留波夫的晦涩凝重的评论(这些激进评论家中的佼佼者其实是用他们的双脚写作)更令人着迷的是他生活中轻浮放荡的一面。他那如痴如狂、浪漫好动的天性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列维茨基(在《序曲》中)的“风流韵事”提供了素材。杜勃罗留波夫极易堕入爱河(我们在此瞥见他正一本正经地玩傻瓜游戏，一种简单的纸牌游戏，他的对手是一位身上挂满勋章的将军，他正在追求这位将军的女儿)。他在斯塔那亚·鲁萨有个德国女朋友，强大而又累赘的束缚。车尔尼雪夫斯基态度坚决地阻止他的这种不道德的幽会，简直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他们长时间地扭作一团，两人倦怠乏力，站立不稳，浑身汗湿———在地板上滚来滚去，与家具相撞———整个过程始终一语不发，你只能听见他俩喘着粗气。接着，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向对方，两人同时在翻倒的椅子下面寻觅各自的眼镜。1859年初，谣言传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耳朵里，说杜勃罗留波夫(和丹泰斯一样)，为了掩盖自己与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的“艳情”，准备和她的妹妹结婚(而后者此时已经有了情人)。这两位年轻女子都放肆地捉弄杜勃罗留波夫：她们将他带到一个假面舞会上，自己装扮成一位嘉布遣会修女或一位冰淇淋贩子，向他倾吐她们心中的秘密。与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的散步使他“乐不可支”。“我明白我在这里将一无所获，”她给一位朋友写道，“因为没有哪一次谈话她不提到尽管我是个好人，却拙手笨脚，几乎令人生厌。我知道我不应当企图以任何方式获得任何东西，因为不管怎样我喜欢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胜过爱她。但同时我又无法把她独自撇在一旁。”听到这些流言，尽管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对于妻子的道德从不抱有任何幻想，依旧感到有些愤懑：这种背叛是双重的。他和杜勃罗留波夫开诚布公地做了一番解释，不久他乘船来到伦敦“斥责赫尔岑”(正如他后来表达的那样)。换言之，狠狠地谴责他在《钟声》上对同一个杜勃罗留波夫的攻击。《钟声》是国外出版的一份开明期刊，然其观点并不像地方性杂志《现代人》那样激进。
或许，此番晤面的目的不仅在于为朋友求情，杜勃罗留波夫的名字(尤其后来，与他本人的死亡联系在一起)，被车尔尼雪夫斯基十分娴熟地当成“涉及革命策略的一件事务”。过去的有关报道说他来拜访赫尔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商讨《现代人》在国外出版的问题：每个人都预感到它不久将要停刊。但是总体上讲这次旅行笼罩在一层迷雾中，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所以他尽管去了美国，人们却乐于相信这段经历纯属虚构。他对英国一直很感兴趣，他曾让狄更斯的作品滋养自己的心灵，《泰晤士报》丰富他的智慧———他饱览那儿的秀色时本该多么酣畅淋漓，他猎取的景观本应令他目不暇接。他后来在记忆中本应频频回顾这段经历，事实上，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提及这次旅行，无论受到谁的逼迫，他都会轻描淡写地答道：“嗯，那儿有什么可谈的———那儿有雾，船来回晃荡，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于是，生活本身(至今不知有多少次)驳斥了他的箴言：“可感物体的作用远远大于该物体的抽象概念。”
无论实际情形如何，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59年6月26日(新的风格吗？)来到伦敦(所有人都以为他在萨拉托夫)，并一直待到30日。一束淡淡的光线穿过这四天的浓雾，图奇科夫奥加察夫夫人穿过客厅走进一个阳光充足的花园，怀抱她那一岁的女儿，裹在一块小小的绣边披肩里。客厅里(这一幕发生在普特涅，赫尔岑的家中)，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踱来踱去(这些室内的散步在当时很时髦)，旁边有一位中等身材的绅士，虽然其貌不扬，“却有某种坚忍克制、顺天应命的动人神情映照在他脸上”(这极可能只是传记作家的一个幻觉，因为他是通过已经注定的命运的棱镜来回顾这张脸的)。赫尔岑将自己的伙伴介绍给她。车尔尼雪夫斯基摸摸婴儿的头发，轻轻地说：“我的一些孩子也像这样，但是我难得见到他们。”(他常常将自己孩子们的名字混在一起：小维克托在萨拉托夫，他在那里不久就死了，因为儿童的命运不能宽宥这样的笔误———而对于已经被带回圣彼得堡的“小萨沙”，他寄去了一个吻。)“说‘你好’，把你的小手给我们，”赫尔岑语气急促地说，紧接着开始回答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到的问题，“是的，一点儿也不错———那就是他们被送往西伯利亚矿井的原因。”图奇科夫夫人这时轻飘飘走进花园，那束淡淡的光线永远熄灭了。
肺结核加上糖尿病和肾炎很快结束了杜勃罗留波夫的生命，1861年的秋天，他正处于弥留之际。车尔尼雪夫斯基每天都去看望他，并在那儿开始酝酿他的反抗活动。他们极其巧妙地瞒过警察暗探的眼睛。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致地主的农奴们》这篇宣言的作者。“没有什么演讲。”舍尔古诺夫回忆道(他写了《致士兵们》那篇宣言)。甚至连费拉季斯拉夫·科斯托马罗夫———他们印刷了这些呼吁书，也显然不能断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者身份。宣言的风格颇能令人想起拉斯托普钦伯爵那篇讨伐拿破仑侵略的老一套的文告：“所以这就是它的目的，这种真实彻底的自由……让法庭公正，让人在正义面前平等……仅仅在一个村庄掀起暴动又有何用？”如果，这确系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写(巧合的是，“布尔加”和“吵闹”是伏尔加河流域的词汇)，那么润饰一定出自其他人之手。
据来自人民自由组织的消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在1861年6月向斯列普佐夫和他的战友们建议，建立一个五人组织———一个“地下”社会的核心。该系统的关键在于每个成员另外构成他自己的组织，因而只知道有八个人。惟有中心人物了解所有成员的情况。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识所有成员，这则传闻似乎未能免于固定程式。
但是让我们重申：他谨小慎微，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在1861年10月的学生骚乱以后，他处于永久监禁的状态下，然而特务工作的不同凡响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含蓄微妙：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雇了楼房管理员的老婆给自己做饭，一个身材高大，脸颊红润的老太婆。她的名字有点出人意料：穆萨。她毫不费力地给收买了———五卢布买咖啡，她一喝咖啡就上了瘾。作为回报，穆萨将主人废纸篓中的内容提供给警察。
与此同时，1861年11月17日，25岁的杜勃罗留波夫离开了人世。葬于沃尔科夫公墓，装在“一具简陋的橡木棺柩里”(这种情形下的棺柩总是简陋的)，与别林斯基为邻。“忽然从人群中走出一位精力充沛、胡子刮得光光的绅士。”一位目击者回忆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容貌依然不为众人所知)，看到到场的人寥寥无几，他火了，开始喋喋不休、含讥带讽地谈起这种状况。就在他大发议论的当儿，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浑身颤栗地流下眼泪，倚在一个学生的肩膀上，他和其他几个忠心耿耿的学生始终陪着她。另一个，除了他自己的学生帽外，手里还抓着“老板”的浣熊皮帽。“老板”敞着毛皮大衣，不顾寒气袭人，掏出一本作业本，开始操着愤怒的、说教的口吻朗读上面杜勃罗留波夫那些粗糙而灰暗的诗歌，描写的是诚实的原则和逼近的死亡。霜雾闪耀在白桦林中。靠近树林一侧，有一群掘坟者和其中一人的母亲，在这位瑟瑟颤抖的女人身旁站着一名秘密警察局的特务，穿着新毡靴子，满脸的谦恭。“是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总结道，“我们这里并不关心这一事实：通过将他的文章删减得支离破碎，新闻审查制度使杜勃罗留波夫染上肾炎。为了个人的荣耀他已经做了足够的努力，为了他自己，他没有理由继续苟活。对于这种类型的怀有种种抱负的人，生活别无恩赐，惟有极度的痛苦。诚实的原则———那是他的痼疾。”用卷起的笔记本指着另一侧邻近的一处空穴，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喊：“俄罗斯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占据那座坟墓！”(已经有人了：它很快被皮萨列夫占据)。
我们很难摆脱这种印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年轻时曾经梦想成为一场全国起义的领袖，此时正陶醉在一股笼罩着他的罕见的恐怖气氛里。他不可避免地从他的国家的诡秘生活中攫取深长意味。通过与他所处的时代的默契，眼下，看起来，他所需要的只是一天，历史游戏里一小时接二连三的好运，机遇和天意瞬间狂热融合，以便扶摇直上。期待1863年发生一场革命，而且在未来合法政府的内阁中，他被列为总理。胸怀怎样的激情！那神秘的“什么东西”被斯捷克洛夫谈论，而不理会他的马克思主义，它在西伯利亚熄灭(虽然他的“学识”、“逻辑”和“不平”得以保留)，然而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放逐西伯利亚之前无疑存在于他胸间，并以不同寻常的力量展现自己。它蛊惑人心，极其危险，政府对它的畏惧远远超过任何宣言。“这帮狂徒嗜血如命，暴虐成性，”这些报道激愤地说，“将我们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控制下拯救出去……”
“荒凉……孤零零的山脉……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沼泽……生活必需品匮乏……办事拖沓的邮差……(所有这些)甚至使天才失尽耐性。”(这一段摘自地理学家赛尔斯基为雅库茨克省写的地方志，被他抄录在《现代人》上———思考某些事情，揣测某些事情———或许蕴含着某种暗示。)
在俄罗斯，新闻审查部门兴起于文学之前，它那命中注定的老资格始终有案可稽：拧它一下的何等强烈的欲望！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的活动，变成了对新闻审查制度的轻狎非礼，而它无疑是我国最受人关注的制度之一。当时，在政府担惊受怕之际，例如，惟恐“音符掩蔽用密码写的反政府宣传”，所以不惜重金委托一些行家解读它们，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杂志上，以精心装扮的小丑为掩护，热情地传播费尔巴哈的思想。无论何时，在介绍加里波第或加福尔【Cavour(1810-1861)，意大利君主立宪派领袖，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首任首相】的文章(谁也不愿计算这位不知疲倦的人从《泰晤士报》翻译过来的那些长达数英里的小号字)和他对意大利时势的评论里，他实际上每隔一句就会执拗地在括号里重复“意大利”、“在意大利”、“我在谈论意大利”———早已受其感染的读者清楚他的言下之意是他在谈论俄罗斯和农民问题。或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佯装喋喋不休地闲聊脑中出现的任何话题，仅仅为了营造一种飘忽空灵的絮谈气氛。然而蓦地，饰以词汇的条纹和斑点，罩上语言的彩衣，他极欲表达的重要思想会偷偷溜过去。这类“把戏”的整个过程最终由弗拉季斯拉夫·科斯托马罗夫小心翼翼地拼凑在一起，作为向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这一做法虽然卑鄙，却从本质上反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非常手段”的原貌。
还有一位科斯托马罗夫，一名教授，在什么地方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流棋手。事实上无论科斯托马罗夫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棋术都知之甚少。年轻时，的确，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买过一副棋，甚至试图掌握一本棋书，多少学会几招，摆弄了一阵子(而且极为细致地记下了摆弄的感受)。终于，他厌倦了这种无聊的消遣，便将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地移交给了一位朋友。15年后(记得莱辛通过棋盘与门德尔松相识)，他创建圣彼得堡国际象棋俱乐部，它于1862年1月开放，持续存在了一个春天，接着每况愈下，即便不是因为涉及“圣彼得堡大火”而被停业，它也会自动倒闭。它只不过是一个文学和政治社团，位于所谓的鲁阿泽议院大楼。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这儿，坐在一张桌子边，一边用一只“车”敲击桌面(他将“车”称做“城堡”)一边聊些无伤大雅的轶闻。激进的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会突然到场———这是屠格涅夫式的闯入，与待在偏僻一隅的某个人攀谈起来。屋子里空荡荡的。一帮酒友———次要的作家波米亚洛夫斯基、库罗奇金、克罗尔———在酒吧里大声喧嚷。其中第一位把他自己的货色鼓吹了一番，推销文学合作化的构想。“让我们组织，”他说，“一个作家—劳动者社团，研究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乞丐、针线商、点灯匠、消防员，把我们获得的材料汇入一份专刊。”车尔尼雪夫斯基嘲笑他，于是传出一则笨拙的谣言说波米亚洛夫斯基“一拳砸扁了他的杯子”。“这全是无稽之谈，我对您极其尊敬，决不会干出那种事。”波米亚洛夫斯基给他写道。
1862年3月2日，在那座相同的鲁阿泽议院大楼的会场里，车尔尼雪夫斯基进行了第一次公开演说(只要你不把他的论文答辩和大冷天的墓畔演讲计算在内)。当晚的收入表面上将资助贫困学生，然而事实上将用于援救刚刚被捕的政治犯米哈伊洛夫和奥布鲁切夫。鲁宾斯坦气势恢宏地演奏了震撼人心的进行曲。巴甫洛夫教授谈起俄罗斯的辉煌时代———还模棱两可地补充说如果政府停止第一步(解放农民)，“将不啻于崖畔止步———让那些长着耳朵的人去细细聆听吧。”(他们听见了他的声音，他旋即遭到放逐。)涅克拉索夫读了几首蹩脚然而“浑厚有力”、纪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歌。库罗奇金朗读了贝朗瑞的《小鸟》的译文(囚犯的忧郁和骤然获得自由的狂喜)。车尔尼雪夫斯基演讲的主题依然是杜勃罗留波夫。
受到响亮掌声的欢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有办法在鼓掌时使掌心凹陷，这样的结果犹如礼炮齐鸣)，他站立片刻，微笑着眨眨眼睛。他的长相没能取悦正热切期待见到这位民众代言人的女士们———他的肖像无法搞到。一张令人厌烦的脸，她们说，发型像俄国农民，不知何故，穿的不是燕尾服，而是一件饰有穗带的短上衣，系着一只可怕的领结———“一场颜色灾难”(见奥尔嘉·雷日科夫的《60年代的一个女人：回忆录》)。此外他来时不知何故没做好准备，演讲对他来说还很陌生，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他采用了一种娓娓而谈的口吻，然而对于朋友它太客套，对于心怀叵测的人它又太熟悉。他首先谈起自己的公文包(他从包里取出一本笔记本)，解释说此包的不同凡响之处是那把装有一只小齿轮的锁。“瞧，你只要转一下，包就锁上了，如果你想锁得更严实，它就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转动，随即回复到原先状态，并且受制于你。在原处，就在这块饰板上，雕有若干阿拉伯式的花饰，真是精美极了。”接着他提高嗓音，带着训示的口吻开始朗读杜勃罗留波夫的一篇无人不知的文章，但又蓦地打住(犹如《怎么办？》中作者的偏离主题)，友好地将听众带入他心中的秘密，开始详细解释自己从未当过杜勃罗留波夫的向导。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拨弄他的表链———此物深深嵌入所有传记作家的脑海，并将为嘲讽他的记者们提供一个主题。但是，在你想到它之前，他也许一直都在拨弄那块手表，因为留给他的自由时间的确已经所剩无几。(总共四个月！)他的语调“缺乏生气”，正像他们常常在学院里所说的那样，他的演讲毫无革命启示，使他的听众很生气。他没有任何成功可言，而巴甫洛夫几乎主宰了一切。传记作家尼古拉泽指出巴甫洛夫刚刚被驱逐出圣彼得堡，人们便理解和佩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谨慎了。他本人———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一座活跃热烈的大厅只是在狂乱的梦境中才出现在他眼前———却为那次孱弱的演讲，那次可耻的失败痛惜不已，怨恨自己没有抓住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劫难逃)，没有在鲁阿泽议会厅的讲台上发表一篇铁与火的演讲。那正是他小说的主人公极有可能发表的演讲，当时他刚刚重返自由，跳上一辆四轮马车对车夫喊道：“去美术馆！”
许多事件在那个寒意料峭的春天接连发生。这里那里燃起大火，倏地———在这片橘黄和黑色相间的背景下———一个幻景。手拿帽子一路奔跑，陀思妥耶夫斯基匆匆而过：去哪儿？
圣灵降临的星期一(1862年5月28日)，天上狂风呼啸，利果夫卡刚吐出熊熊烈焰，暴徒又点燃了阿普拉欣市场。杜勃罗留波夫正在狂奔，灭火员策马飞驰。“他们穿梭的身影倒映在药店的窗户里和艳丽的玻璃球中。”(被涅克拉索夫亲眼目睹。)远处，浓烟在丰坦卡运河上空翻滚，朝着切尔内绍夫大街蔓延，那儿很快升起一股黑色的烟柱……正在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赶到现场，他赶到黑暗的中心，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住所，开始歇斯底里地乞求他制止这一切。这里有两个有趣的因素：对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魔力的深信不疑，以及有谣言说整个纵火过程是按照彼得拉什坎早在1849年制定的计划实施的。
秘密特务，话音里不无莫名的惊恐。报告说在灾难最深重的那一夜“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窗户里传出笑声”。警察认为他像魔鬼一样诡计多端，从他的每一个举动中嗅出狡黠的气息。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全家来到距离圣彼得堡几英里的巴甫洛夫斯克消夏，那里纵火事件发生几天后，准确地讲是6月10日(薄暮，蚊虫，音乐)，一个叫柳别茨基的乌蓝德近卫军团的副官少校，一个花花公子，起了个像是一次接吻的名字，他在正要离开“沃克斯霍京”之际发现两位女士发疯般地蹦蹦跳跳，他在最质朴的内心深处将她们视为Camelias(荡妇)。“他企图同时搂住她俩的腰。”她们身边的四名学生立刻将他围住并扬言要报复他，声称其中一位女士是大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妻子，另一位是她的妹妹。这位丈夫，按照警察的看法，有什么企图呢？他试图将此案提交法院官员协会———不是出于荣誉的考虑，而是出于把军队和学生牵扯在一起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得在6月5日拜访受理他投诉的宪兵处。波塔波夫，该处处长，驳回他的诉状，告诉他根据自己得到的情报，乌蓝德近卫军团准备向他道歉。车尔尼雪夫斯基断然放弃了任何要求，转而问道：“前两天我已将家人送往萨拉托夫，现在我也想到那儿休息一下(《现代人》已经停刊)。如果我想携妻出国，去洗温泉———你知道她患了神经性疼痛———我能够畅行无阻吗？”“当然可以。”波塔波夫友好地说，两天以后发生了逮捕。
在这一切之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国际博览会”在伦敦刚刚开幕(19世纪尤其热衷于展示自己的财富———一份数量充裕但质地俗气的嫁妆已经遭到本世纪的挥霍浪费)。到场的有游客、商人、记者以及暗探。在某日举行的一次盛大宴会上，赫尔岑，一时疏忽，在众目睽睽下将写给激进记者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的一封信递给准备启程前往俄国的韦托什尼科夫，信中要求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注意力吸引到《钟声》上关于该杂志有意在海外出版《现代人》的启事上。但是还没等到这位信差灵活的双脚踏上俄罗斯的土壤，他就被捕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住在位于圣弗拉迪米尔教堂附近(后来他在阿斯特拉罕的地址也证实与某座圣殿为邻)的一座宅子里，这里在他之前曾经住过穆拉维约夫(后来的一位内阁部长)，后来他在《序言》中带着不由自主的憎恶描绘此人。7月7日，两个朋友来看他，一位是博科夫医生(他后来经常给这位流放者送来医药方面的建议)，另一位是安东洛维奇(《土地与自由》的一名成员，他尽管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过从甚密，却未曾怀疑后者与该组织有联系)。他们坐在客厅里，很快拉基夫上校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这位警官臃肿矮小，身穿黑色制服，相貌凶恶，令人讨厌。他很随便地坐下，仿佛是个客人，其实，他来是为了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历史的形式再度进行那种神秘的接触，激发了一位历史学家身上钻营投机的天性(斯特兰诺柳布斯基)。正是这位拉基夫，代表了政府急不可耐的卑劣嘴脸，把普希金的灵柩匆匆搬出京城，将已故的他流放到远方。出于礼貌，闲聊了几分钟，接着拉基夫向车尔尼雪夫斯基恭维地笑笑(使博科夫医生“心里一阵哆嗦”)，说要和他单独谈谈。“那么让我们到书房吧。”后者答道，蓦地朝书房走去。拉基夫，虽然并没有仓皇失措———他毕竟惯于此道———但是觉得自己作为客人不宜以相同的速度紧随其后。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快又回来了。在他用冷茶灌下什么东西之际(据安东洛维奇不祥的揣测吞下的是手稿)，喉节剧烈地颤动，眼光越过镜片上方，他让客人先进去。他的朋友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他们在客厅里等候，大多数家具罩着防尘套的客厅显得异常凄凉)，便出门溜达(“这不可能……我简直难以相信。”博科夫不断重复)。他们返回宅子，博利绍耶·莫斯科夫斯基大街的第四座建筑，吃惊地发现门口停着———一副温顺的模样，因而处于越发令人厌恶的期待的状态中———一辆囚车。博科夫进门首先向车尔尼雪夫斯基继而向……道别。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坐在桌边，摆弄着一把剪刀，上校坐在旁边并跷着二郎腿。他们闲聊着———仍然是出于礼貌———巴甫洛夫斯克相对于其他度假胜地的优越性。“而且那儿的伙伴是那么出色。”上校说着，轻咳了一声。
“怎么，你们不等我就出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道，转身朝向他的门徒。“真是不幸，我得……”安东洛维奇不知所云地回答。“那好，再见了。”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用调侃的口吻说，他高高举起自己的一只手，又倏地放下握住安东洛维奇的手。这种同志般的告别方式很快在俄罗斯的革命者中间传播开来。
“就这样，”斯特兰诺柳布斯基在他那部空前绝后的专论的最宏伟的篇章开头大声疾呼，“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了！”当夜，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许多人满腔义愤，大放悲声。许多人攥紧拳头……但是幸灾乐祸的嘲笑者也不乏其人：啊哈！他们终于逮住那个恶棍，除掉了那个“厚颜无耻，大呼小叫的乡巴佬”。女小说家科哈诺夫斯基(虽然嗓音微微嘶哑)就是这样说的。接下来斯特兰诺柳布斯基酣畅淋漓地描述了当局为制造证据而不得不从事的复杂工作。“这个证据本应存在，实际上却没有。”因为产生了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从法律上讲这次逮捕没有依据，他们得搭一座脚手架供法律爬上去生效。于是他们利用“虚假的数量”行事，打算在由法律包围的空寂被事实填补时，才小心翼翼地消除所有虚假的货色。起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由纯属幻觉。然而它是个虚幻的罪名却又有真实的负疚。不久从外边煞有介事地，通过一条拐弯抹角的路线———他们终于觅得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与真正的方法碰巧相符。
我们有三个顶点C、K和P。首先在C与K之间画一条直线，抵消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局挑出一位已经退役的乌蓝德骑兵掌旗官，弗拉迪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维奇·科斯托马罗夫，他于去年8月份在莫斯科因为印刷煽动性出版物而被降为普通士兵———一个有些疯疯癫癫的家伙，带着些许伯朝拉河流域的习气，也喜欢写写诗文。作为外国诗歌的翻译者，他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一串蜈蚣的足迹。接着在K与P之间画第二条直线，评论家皮萨列夫在期刊《俄罗斯语言》上撰文评述了这些翻译。对作者“璨然似法罗斯岛灯塔的冕状头饰的熠熠光芒”(引自雨果)横加指责，同时赞赏他对彭斯几行诗的“朴素动情”的翻译。(译文是：“顶顶要紧，顶顶要紧/让天下人诚实可靠/但愿人人彼此信赖/首先成为挚友……”)
科斯托马罗夫曾告诉读者海涅到死都是一个罪孽深重、不知悔改的人，评论家对此不无戏谑地奉劝这位“无情的谴责者”“好好检点一下自己的公开活动”。科斯托马罗夫精神错乱的明证在于他浮华的文风和癫狂的写作状态，在于他梦游时浑浑噩噩地(尽管按照顺序)对夹杂着法语词汇的伪造文字的行文，以及他那令人惊骇的游戏作风。他在寄给普季林(一名侦探)的几份报告上署名：Feofan Otchenashenko(Theophanus Ourfatherson)【德文，意为“显灵的我们父子”】或Ventseslav Lyutyy(Wenceslaus the Fiend)【德文，意为“恶魔文西斯劳斯”】。他不苟言笑，心地歹毒，疯疯癫癫，行为莽撞，自吹自擂，令人望而却步。他具有许多奇特的本领，他能用女子的笔迹写作———他自己解释道“塔玛拉女王的灵魂曾在月圆之夜拜访过他”。他平素的笔迹酷似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笔迹，除此以外他还能够模仿许多种笔迹，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这位善于掩人耳目的内奸的价值。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致农奴们》那份宣言书中的作者身份没有公开，科斯托马罗夫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伪造一张据称是出自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手的短笺，其中要求对宣言中的一个词进行更改。第二个任务是准备一封信(《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借此进一步证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上述两封信都是科斯托马罗夫一手炮制的。这些笔迹的伪造成分一目了然。一开始这个伪造者还颇费气力，然而不久他好像已经感到厌倦，赶紧干完了事。就以“我”(ya)为例(它在俄文手稿中俨若校对人员的删除号)。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原件中，该字的末笔是笔直遒劲的一撇———而且甚至向右稍稍弯一点———而在这份伪造书中这一撇却带着莫名的欢畅拐向左上侧，仿佛ya在向你致敬。
当这些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际，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的阿列克谢耶夫斯基V型棱堡中，紧挨22岁的皮萨列夫，后者比他早四天入狱，命中注定的三角CPK合并成形。起初，狱中生活没有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压抑：没了不速之客的造访，他反而觉得舒心惬意……但是不久这种与世隔绝的沉寂就使他烦躁起来。“深深”地不留痕迹地吞噬了狱卒沿着过道来回走动的脚步声……来自外界的惟一音响是钟摆庄严的敲击，它久久回荡在你的耳际……描绘这样的生活需要作家使用大量的省略号……正是从这样一种冷漠的俄罗斯式隔绝中萌生出俄罗斯式的对于热烈人群的梦想。撩起绿色台面呢窗帘的一角，狱卒就可以透过门上的窥视孔看见这位囚犯。坐在绿色的板床上或椅子上，身穿绒线睡袍，头戴鸭舌帽———这儿的犯人被允许戴自己的帽子，只要不是高顶黑色大礼帽———此举虽为制造与政府融洽和睦的感觉增色不少，然而通过否定法则却创造出一幅相当顽强的景象。至于皮萨列夫，他惹人注目地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此外，车尔尼雪夫斯基获准拥有一枝鹅管笔，囚犯可以在带有一只滑动抽屉、漆成绿色的小桌上写字。“桌脚犹如阿卡硫斯的脚踵，光秃秃的，没有上漆”(斯特兰诺柳布斯基)。
秋天过去了，监狱的院子里长出一株小小的山梨树。九号犯人忽然不喜欢走动了。但是起初，他每天都出来走走，并且寻思(他特有的一个怪异的念头)此时他的牢房遭到了搜查———如果他最终拒绝外出的话，看管人员一定会怀疑他在里面藏匿了什么东西。但是当他确信情形并非如此(将线头到处乱扔作为标记)，他心情轻松地坐下来写作。到了冬天，他已经译完了施洛瑟的作品，并已经开始翻译盖尔温努斯和T.B.麦考莱【美国政治家、演说家、历史学家，曾著《美国史》】的作品。他自己也写了一两件作品。让我们回忆那本日记———让我们从更早的一段中，摘取暗示他将在要塞写作的句子的几个语意含混的末尾———哦，不———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回到“催人泪下的主题”，它开始在我们这部神秘旋转的小说的最初几页上旋转。
我们眼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1862年12月5日写给妻子的那封著名的信：他那众多尘封的作品中间的一块黄色钻石。我们审视这种貌似粗糙丑陋却极易辨认的笔迹，词尾的笔画坚毅果断，P与R形成许多个弧圈，形成“刺目标记”的宽大炽热的十字———此刻我们的肺部溢满一股久违的纯情。斯特兰诺柳布斯基恰如其分地将此信称做车尔尼雪夫斯基短暂成熟的发端。所有的激情，所有分配给他的毅力和才智，理应在一场全国起义爆发之际喷涌而出的一切，喷涌而出，紧紧抓住支撑点，即便仅有短暂的一刻，至高无上的力量……猛烈地拉扯缰绳，或许用鲜血染红俄罗斯的嘴唇，染红后腿直立的雄驹———所有这些在他的信中获得了病态的宣泄。你可以说，事实上，这是他一生中辩证思维的目标和顶峰，长期以来一直在朦胧的思想深处酝酿积聚。这一封语气强硬、义愤填膺的信，写给审查他的案子的委员会，后来被他收录在他写给妻子的信中，他做自我申辩时喜怒交织的语气，以及铁链哗啦作响时的傲气充分展现。“人民将满怀感激地记住我们。”他给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写道。事实最终证明他是正确的：正是这种声音发出回音，传遍本世纪剩下的所有空间，使几百万有知识的外地人的心脏顺着真诚崇高而又温柔的节奏而跳动。我们已经提到过他曾经在信中谈论编字典的计划。在“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后面是这样的话：“然而我已经开始讲述我的思想：它们是秘密。关于我单独对你说的话千万别向任何人透露。”这儿，斯捷克洛夫评论道：“一滴眼泪落在这两行字上，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得不重写那些模糊的字母。”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泪水(靠在纸张折褶处)早在这两行之前就已经滴落。车尔尼雪夫斯基得重写两个词，“秘密”和“关于”(一个位于第一行的开端，另一个位于第二行的开端)，他每次遇到潮湿的地方总要重新勾画它们的轮廓，因此它们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
两天以后，他变得越发愤怒，同时越发相信自己的无懈可击，便开始“抨击”他的法官。他写给妻子的这第二封信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一、关于我可能被捕的种种传言，我可以告诉你我与任何事件都没有牵连。如果当局逮捕我的话，他们将不得不向我道歉。二、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在跟踪我———他们吹嘘自己干得挺漂亮，我也听任他们自吹自擂，因为我估计他们了解我的起居活动之后，会觉得自己的那些怀疑是毫无根据的。三、这是一种愚蠢的猜测，因为我也清楚在我们国家没有人能把哪件事做得恰如其分。四、所以逮捕我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削弱了政府的威信。五、“我们”能做什么呢？道歉吗？但是如果“他”不接受我们的道歉，反而说“你既然已经向政府妥协了，我就有责任向政府做出解释”，又该如何？六、所以“我们”将推迟这种不愉快的交锋。七、但是政府一再询问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有罪———政府终将得到答复。八、我等待的正是那个答复。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封离奇古怪的信的抄件，”波塔波夫用铅笔补充道，“但是他错了，谁也不用道歉。”
这事发生几天之后他开始写他的小说《怎么办？》———到1月15日他给佩平寄去第一部分样稿，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寄去第二部分，佩平将它们作为《现代人》的稿件交给了涅克拉索夫，《现代人》已经获准复刊(从2月开始)。与此同时，《俄罗斯语言》在类似的停刊八个月之后也获准复刊。在急不可耐地期待新闻利润时，那位头戴土耳其毡帽的危险邻居已经拿笔蘸墨水了。
能够说明在这个节骨眼上，某种神秘的力量试图帮助车尔尼雪夫斯基至少摆脱这一混乱局面，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他的处境十分艰难———谁能不心生怜悯呢？28日，由于政府被他的不断抨击弄得恼羞成怒，驳回他看望自己妻子的请求，他开始了一场绝食。绝食行为在当时的俄罗斯尚属罕见，他们发现这位倡导者十分笨拙，看守发现他日渐消瘦，但是食物又似乎吃过了……然而四天后，牢房里的腐臭气息引起了狱卒的注意。经过一番搜索，他们断定固体食物已经被藏在书里，而白菜汤则被倒入了地板缝。在礼拜天，2月3日，下午1时许，要塞的军医检查了这位囚犯的身体，发现他面色苍白，舌苔发白，脉搏有点微弱———就在这一天的同一时刻，涅克拉索夫乘坐出租雪橇在回家途中的拐角丢掉了一只装有两部手稿的粉红色纸袋，四角用线拴牢，题为《怎么办？》。虽然他绝望中神志清醒地记得经过的整个路线，却想不起快要到家时他曾经将那只袋子放在一旁以便取钱包———雪橇正好在此拐弯……打滑时发出一阵嘎吱声……《怎么办？》不被觉察地落到地上。这就是那股神秘的力量———一股离心力———企图没收那本书，书的成功势必给作者的命运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但是这番努力失败了：在临近玛丽宁思克医院的雪地上，那只粉红色纸袋被一个贫苦的职员捡起来，他得负担一大家子的生活。缓慢吃力地走到家里，他戴上眼镜，察看了他发现的外快，觉得它好像是某部文学作品的开篇，没有丝毫颤栗，没有烫着懒洋洋的手指，他将它抛在一边。“毁了它！”一个无望的声音哀求着，未能奏效。它的遗失启事后来登在圣彼得堡的《警署公报》上。这位职员将这只袋子交到指定地点，为此获得了允诺的酬金：50银卢布。
这期间看守已经开始向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提供一些开胃酒，他喝了两次，接着，感到撑得难受，他宣布他今后绝不再喝一滴酒，他拒食并非因为他没有食欲，而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6日早晨，“因为他缺乏经验，看不出病痛折磨的症状”，遂停止绝食，开始吃早餐。12日波塔波夫通知委员会的负责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康复之前，不能允许他看望妻子。第二天那位负责人报告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健康而且正在全力以赴地写作。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来时大肆诉苦———说自己身体欠佳，说佩平如何如何，说自己手头拮据，眼泪汪汪地嘲笑丈夫唇边长出的一小撮胡子，最后她变得越发伤感，开始拥抱他。
“够了，我亲爱的，够了。”他平静地连连说道———用的是平素与她交往时一贯保持的那种不甚热情的腔调，事实上他疯狂无望地爱着她。“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认为我不会被释放。”分手时他用特别强调的语气对她说。
又一个月过去了。3月23日他与科斯托马罗夫发生了冲突。弗拉季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维奇怒目而视，显然陷入了他自己的谎言。车尔尼雪夫斯基露出一丝鄙夷的冷笑，用唐突而又轻蔑的语气回击对方。他的优越感令人难忘。“想想吧，”斯捷克洛夫大声喊道，“此时此刻他在写那部轻盈飘逸的《怎么办？》。”
唉！在要塞中写《怎么办？》与其说令人吃惊不如说鲁莽轻率———甚至单单为了当局将它与他的案子扯在一起的缘故。总之，这部小说问世的历史极为有趣。新闻检察机构之所以同意它在《现代人》上发表，是考虑到这样的事实：一部在“最大程度上反对艺术”的小说，必将推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权威。他只能招致众人的嘲笑。说到底，譬如，小说中那些“轻佻”的场景有什么价值可言呢？“韦罗奇卡理应为自己的婚礼喝下半杯酒，为自己的店喝下半杯，为朱丽叶的健康喝半杯(朱丽叶是一位迷途知返的巴黎妓女，现已成为书中某个人物的女友)。她和朱丽叶开始互相追逐，伴随着一阵阵尖叫和嬉闹……她们扭在一起，一块倒在沙发上……她们再也不想起来，只是继续尖叫，大笑，两人都睡着了。”其中的遣词用语时而透出几分有民间特色的兵营书卷气，时而又带有……佐琴科的味道。“喝完茶以后……她回到自己的屋里躺下。她在舒适的床上读书，然而书却渐渐下沉，脱离她的视线，此时薇拉·帕夫洛芙娜暗暗思忖，为什么近来我有时感到无聊乏味呢？”还有多处迷人的笔误———这是其中一例：当书中的一个人物，一位医生，染上肺炎并请来一位同事时，“他们长时间地触摸其中一人的两胁。”
但是没有一个人发笑，甚至连俄罗斯的大文豪们也没有笑。虽然赫尔岑觉得它“写得糟糕透顶”，却又忙不迭地以此缓和语气：“另一方面，书中有许多积极健康的成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指出小说结尾出现的不单单是一个法朗吉，而且是“妓院里的法朗吉”。因为不可避免的事情理所当然地发生了：纯洁无邪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从未去过妓院)，怀着用特别花哨的装饰品打扮公共爱情的天真抱负，不自觉地凭借单纯的想像，男女已经取得进展，已经接近那些声名狼藉的场内由传统和惯例逐渐形成的理想。他的欢快的“晚间舞会”建立在两性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先是一对继而另一对男女消失然后重又返回)，它使我们很快想起了泰利那夫人的《当权者》末尾的舞会场面。
然而只要一拿起这份载有该小说连载第一部分的旧杂志(1863年3月)，人们心里就不可能不掠过一阵战栗。这儿还有涅克拉索夫的诗《绿色噪音》(“能忍就继续忍吧……”)以及对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浪漫故事《谢列布良内王子》的讥评……代之以预期的冷嘲热讽，《怎么办？》周围产生的是一种广泛而虔诚的崇拜的气氛。人们像读祈祷书一样地读它———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未能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富于灵感的俄国读者们理解这位缺乏天赋的小说家未能表达的善意。看起来，意识到自己失算以后，当局本应中止《怎么办？》的连载。但当局做得更加巧妙。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邻居这时也已经写了一点东西，他不断收到《现代人》，10月8日他从要塞给《俄罗斯语言》寄去一篇文章，《关于俄罗斯小说的几点思考》。议院趁机告诉总地方行政长官这篇文章正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的分析，有对这部作品的赞颂和对其中唯物主义观点的具体阐释。为了描绘皮萨列夫的性格，文中暗示他易患“痴呆忧郁症”，为此已经接受了治疗。1859年他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待了四个月。
正如他儿时曾将所有的笔记本套上五颜六色的封皮一样，作为成年人，皮萨列夫会突然抛开某项紧急工作，以便不辞辛劳地给书上的木刻涂上色彩，或者临下乡时，他会从裁缝那儿订制一套红蓝两色的平纹布夏装。这位自封的实用主义者的精神病以一种古怪的审美观为显著特征。有一次在学生聚会上，他突然站起来，优雅地举起弯曲的手臂，似乎想请求说什么，以这种雕塑般的姿势晕倒在地。另一次，面对目瞪口呆的女主人和其他几个客人，他开始脱衣服。他情绪热烈、动作敏捷地脱去绒面夹克，杂色马甲和方格裤子———这时众人上前阻止了他。滑稽的是竟有评论家将皮萨列夫叫做“艺术鉴赏家”，指的是他写给母亲的那些信———那些不堪卒读、暴躁乖戾、令人牙齿发颤的讴歌美好生活的词语。或者为了说明他“冷静现实的态度”，他们援引了他的一封表面上合乎情理、思路清晰，但其实荒唐至极的从要塞写给一位无名少女的信。信中他向她求婚：“愿意照亮并温暖我的生活的女人将获得我全部的爱，这种爱情遭到拉伊萨的唾弃，她当时正搂着她那只英俊的雄鹰的脖颈。”
眼下，被判处四年徒刑，由于他稍稍卷入当时普遍的骚乱(这场骚乱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人们对印刷物，尤其是秘密印刷品的盲从)。皮萨列夫撰文评论了《怎么办？》。随着该小说在《现代人》上逐期连载，他在《俄罗斯语言》上对其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评论。这类文章没有嘲笑小说的风格，而是对其中的思想大加赞赏，议院对此感到惊愕，担心这些赞赏可能会对青年一代产生一种有害的影响。当局很快意识到在当前情况下通过这种途径掌握车尔尼雪夫斯基险恶居心的全貌是何等重要，科斯托马罗夫当初在他开列的那份“特殊手段”的单子上，对此仅做了概略的介绍。“当局，”斯特兰诺柳布斯基说，“一方面允许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要塞中写一部小说；另一方面允许皮萨列夫，他的狱友，撰文阐释这部小说的意图。政府保持完全警惕，充满好奇地等待车尔尼雪夫斯基喋喋不休地把话说完，瞧瞧最后结果如何，这位孵化员的邻居大量产出的是什么。”
此事进展顺利，而且前景美妙，不过有必要给科斯托马罗夫施加压力，因为需要获得一两个确凿的罪证。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怒气不息，继续大肆嘲讽，将委员会斥为“小丑”以及“一片自相矛盾、愚蠢至极的沼泽”。于是科斯托马罗夫被带到莫斯科，在那儿公民雅科夫列夫，他的前任抄写员，一个醉鬼，流里流气的痞子，提供了重要的证词。(为此他得到一件外套，他在特维尔用它换酒喝，喝时嘴里乱嚷嚷，结果他给穿上束缚疯子双臂的约束衣。)在他誊写《为了一个花园凉亭里的夏季天气》时，他声称自己在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与弗拉迪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维奇臂挽臂地散步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一个并非难以置信的细节)，谈到表达良好祝愿的人们对农奴的问候(在这事实与提示混杂的陈述里很难弄清事情的原委)。在第二次接受讯问时，当着握有新证的科斯托马罗夫的面，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无遗憾地说自己仅仅去找过他一次，而且他恰好不在。接着他有力地补充道：“直到垂暮之年，直到最后死去，我也决不能改变我的证词。”他不是宣言作者的证词被他一只颤抖的手写下来———它的颤抖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愤怒。
然而不管情形如何，此案正接近尾声。接下来是参议院的“解释”，参议院冠冕堂皇地认定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赫尔岑之间的不法勾当没有事实根据(赫尔岑对参议院的“判决”见本段末尾)。至于宣言书《致地主的农奴们》……弄虚作假、暗中贿赂的棚架上的果实已经成熟。起初议员们在道德上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宣言作者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凭借一封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的信转化为法律依据(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显然指A.N.普列谢耶夫，一位温和的诗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戏称为“一位多才多艺、白肤金发碧眼的男子”。但是不知何故，谁也不执意认为他在此事中起了什么作用)。所以他们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所谴责的只是一个酷似他的幻影。捏造的罪名经过精心修饰，俨然成了真的一般。这一判决相对较轻，而人们惯常能设计出的判决是：他得发派边疆，服14年的苦役，在西伯利亚度过余生。“判决”从参议院“野蛮的无知者”手里转给国会的“头发灰白的恶棍”，他们对此完全赞成，继而又转给王室，后者批准了这一裁决，但是将劳役刑的期限减了一半。1864年5月4日，法庭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宣布了判决，19日上午8时，在梅特宁广场，他被处以死刑。
天上飘着毛毛细雨，一张张伞此起彼伏，广场上泥泞油滑，一切都湿漉漉的；宪兵的制服，绞架发黑的木头———拖着铁链的光滑的黑柱，在雨中闪耀着光泽。囚车蓦然出现。从中极为迅速地出现，好似滚出一般，身穿大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两个庄稼汉模样的刽子手，他们三个沿着一列士兵疾速走向绞刑台。人们纷纷挤上前来，宪兵队将前几排人用力往后推。到处有人压低嗓音喊道：“把伞合上！”一位军官开始读判决书，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已了解其中的内容，神情阴郁地环顾四周。他用手指摸了摸胡须，整了整眼镜，啐了几口唾沫。当那个人结结巴巴地勉强吐出“社会主义思想”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微微一笑，接着，认出人群中的某个人，点点头，咳了几声，调整一下站姿，大衣下胶靴上的黑裤子皱巴巴的。站在近处的人们可以看见在他胸前挂着一块长方形木牌，上面刻着两个字：STATE CRIMIN(最后一个音节漏掉了)【英文，应为“STATE CRIMINAL(国家罪犯)”】。念完之后，刽子手按着他跪在地上，年纪较大的那个反手一击，将帽子从他那向后梳理的淡褐色长发上打落在地。他的脸，两侧朝下颌变得越来越尖，宽大的脑门闪闪发光，此刻低垂着。随着响亮的劈啪声，他们在他头顶掰断了一柄钝得不足以切开任何东西的剑。接着他们抓起他的双手，此刻显得特别惨白无力，将其插入拴在铁柱上的黑色铁圈。他必须以这种姿势站立一刻钟。雨越来越大，年纪较轻的刽子手捡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帽子，扣在他低垂的脑袋上。当链条妨碍了他时，他缓慢而艰难地把它抖一抖。在栅栏后面靠左侧你可以瞧见一座建造中的房屋周围的脚手架，工人们从另一面攀上栅栏。他们靴子的摩擦声清晰可闻。他们登上去，立在半空中，从远处诅咒这位囚犯。雨继续下着，年长的刽子手看了看银质怀表上的时间。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断微微转动他的手腕，始终垂着头。蓦地，从人群中比较富有的那一片开始飞出一束束鲜花。两个刽子手，连蹦带跳，企图从半空中截住它们。玫瑰花在空中四散飞舞。霎时间你可以目睹一幅罕见的组合画面：一个警察脖子上套着花环。梳着短发髻，身披黑斗篷的女士们扔出一串串紫丁香花。就在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被迅速从链子中放出来，他的尸体被抬走。不———这是笔误，啊，他还活着，他甚至兴致勃勃。学生们在囚车旁边跑边喊：“别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再见！”他将头伸出窗外，向那些最狂热的学生笑着，摇了摇手指。
“天啊，还活着！”我们一声惊呼，因为我们怎么会不情愿他被判处死刑，让这个被绞死的人在丑陋的躯壳中抽搐而死，而希望在无聊枯燥的25年后参加那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号人命中注定会摊到的葬礼。他刚被遣送到西伯利亚，遗忘的爪子就开始在他活生生的形象里渐渐收拢。哦，对，哦，对，多年来学生们的确在唱这首赞歌：“让我们为《怎么办？》的作者干杯吧……”但是他们为之举杯的是往昔岁月，是往昔的魅惑与丑行，是一片阴影……但是如果是一个哆哆嗦嗦的小老头带着一句口头禅在那些传奇般的蛮荒林区的什么地方为雅库特的孩子们折叠一只只形状难看的纸船，谁还会为他干杯呢？我们认定他的书激发了他个性中的全部激情，并将其积聚在书中。这股激情虽从无动于衷的严谨结构中丝毫也觉察不出来，它却似乎裹藏在字里行间(仿佛只有面包是热的)，并注定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播撒四方(正如只有面包知道怎样发霉变硬一样)。
今天，这本僵死的小册子蕴含的幽灵般的伦理道德，似乎仍然只能激发马克思主义者的兴趣。为了轻而易举、不受束缚地遵循普遍利益的绝对规则，这里是研究者们在《怎么办？》中发现的“基于理性的利己主义”。为了获得滑稽的宽慰感，让我们回忆一下考茨基做出的利己主义思想与商品生产的发展有关的推测，以及普列汉诺夫的结论：车尔尼雪夫斯基依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因为他在书中声称普通民众必须通过计算赶上知识阶层———计算是一种见解。但是问题没那么复杂。计算是一种行动(或英雄壮举)的想法导致荒谬，计算本身可以是勇敢的！进入人类思维中心的一切都被赋予实质意义。因此唯物主义者的“计算”更加崇高；因此，对于那些知情者而言，物质转化为神秘力量的一种非物质的游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道德结构以其物有的方式成为建造同样的老式“永动”机的一种努力，这台机器中的物质互相推动。我们巴不得是这样的旋转：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利他主义……但是轮子由于摩擦力而停转。怎么办？生活，阅读，思考。怎么办？根据个人自身情况工作以便达到生活目标，即幸福。怎么办？(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个人命运将这个严肃的问题变成具有讽刺意味的感叹。)
车尔尼雪夫斯基本可很快被转到一个幽僻的住所，倘若不是由于卡拉库佐夫分子惹出的事端(卡拉库佐夫的追随者，企图在1866年行刺亚历山大二世)。法庭在审讯他们时才弄清楚他们曾经想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提供机会，让他逃离西伯利亚，领导一场革命运动———或者至少在日内瓦发表一篇政治评论。通过核对日期，法官们发现《怎么办？》中有对行刺沙皇的日期的预测。小说主人公拉赫梅托夫，在出国途中，在谈论其他事情时说起三年后他将重返俄罗斯，因为似乎，不是当时，而是三年之后(我们作者典型的意味深长的重复)俄罗斯将需要他。与此同时，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也于1863年4月4日签名付印。整整三年以后的这个日子有人图谋暗杀。结果就连数字，尽管被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做金鱼百般珍惜，都泄露了他的秘密。
拉赫梅托夫今天已经被人遗忘，但是在当时他创造了一整套生活方式。读者们无比虔诚地吸收小说中放荡的、革命的成分。拉赫梅托夫，选择了拳击手的食谱，同时遵循一套辩证体系：“因此如果上的是水果他肯定吃苹果，绝对不吃杏子(因为穷人不吃杏子)；他在彼得堡吃橘子，但不会在外省吃，因为你知道彼得堡的普通百姓吃橘子，但在外省他们却从来不吃。”那张骤然闪现的年轻的、圆圆的小脸来自何方，连同它那显然充满稚气的宽脑门和状若茶杯的面颊？这个姑娘到底是谁呢？她貌似医院里的护士，身穿一件白领翻下的黑色上衣，一根带子上拴着一只小小的手表？她就是索菲亚·佩罗夫斯基，由于在1881年暗杀沙皇将被绞死。她于1872年来到赛巴斯托普尔，徒步走遍了邻近的村落，以便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她正处于她的拉赫梅托夫主义的阶段———以稻草为床，以牛奶稀饭为食。回到当初的出发点，我们重复：索菲亚·佩罗夫斯基转瞬即逝的命运远比一位改革家日益黯淡的荣耀更值得人嫉羡，因为正如载有该小说的一本本《现代人》经过辗转相传、变得越发破损不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魅力也日渐衰微。人们对于他的致意，早已蜕变为一种感情用事的惯例。在他1889年去世时，再也不能使民众心里产生炽热的真情。葬礼悄无声息地结束了，报纸上没有几篇评论，在圣彼得堡为他举行的安魂弥撒上，死者的朋友为了营造气氛雇来的工人身着城市居民的服装，被一群学生当做便衣，遭到羞辱———此举恢复了某种平衡：当初站在栅栏外面谩骂跪倒在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工人不正是这帮工人的父亲吗？
那场绞刑闹剧之后的第二天黄昏时分，“脚上锁着镣铐，装了满脑袋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永远离开了圣彼得堡。他乘坐一辆俄式四轮马车，由于只有过了伊尔库茨克以后才允许他“途中读书”，因此他在头一个月和一半的旅途中感到无聊至极。7月23日他们终于将他带到位于卡达亚的涅尔琴山区矿井：距中国10英里，距圣彼得堡4600英里。他们没让他干多少活。他住在一间门窗隙缝没有填塞的小屋里，并且得了风湿病。两年过去了，突然发生了一个奇迹：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准备和他一起待在西伯利亚。
据说，在他囚居要塞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一直在几个省之间忙碌奔波，丝毫不关心丈夫的命运，结果她的亲戚不禁怀疑她神智是否失常。在他公开遭辱的前夜，她匆匆赶回圣彼得堡，20日清晨她又匆匆离开。若不是我们已经了解她能够轻松自如、乐此不疲地从甲地赶到乙地，我们永远无法相信她竟会长途跋涉来到卡达亚。他望眼欲穿地等待她的到来！1866年夏初动身，同行的是7岁的米沙和一位帕夫利诺夫医生(孔雀医生———我们再度进入姓名美丽动人的领域)，她一直走到伊尔库茨克，在那儿耽搁了两个月之久。他们待在一家旅馆里，它的招牌如白痴一般迷人(这或许出于传记作者的有意歪曲，然而更可能源于狡黠命运的精心挑选)，叫做“爱与同伴旅店”。到了这儿以后，帕夫利诺夫医生不能再继续随行了。一个名叫赫梅列夫茨基的宪兵上尉(一个帕夫洛夫斯克式的风流英雄的最佳范例)取代了他。上尉脾气急躁，嗜酒贪杯，恬不知耻。他们于8月23日到达目的地。为了庆贺夫妻二人的重逢，一位波兰的流亡者，迪卡武拉伯爵的前任厨师特地为他们烘制了一种面点。已故伯爵，一位意大利政治家，曾经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用笔大加挞伐，生前常常用这种面点果腹。然而这次重逢并不成功，令人奇怪的是，凡是生活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制造的悲怆激越的东西，总有令人讨厌的荒诞气息如影相随。赫梅列夫茨基在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身边转来转去，一刻也离不开她。在她吉卜赛人的眼睛里仿佛潜伏着某种令人寤寐相求，又使人魂不守舍的韵致———也许违背她本人的意愿。据说为了报答她的情意，他还主动提出要帮助她的丈夫逃跑，但是遭到了后者的断然拒绝。简而言之，这个无耻之徒的频频出现把事情搞得很难办(我们做了怎样的安排啊)，致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劝妻子准备动身踏上归途，于是她在8月27日启程，就这样跟丈夫待了———在长达三个月的跋涉之后，仅仅四天———四天，诸位读者！这以后她将离开丈夫约十七年之久。涅克拉索夫曾经将《乡间儿童》献给她，可惜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把他的《俄罗斯妇女》献给她。
在9月的最后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被迁到阿列克山德洛夫斯基·扎沃德，距离卡达亚二十英里的一个居民点。他在监狱里同一些卡拉库佐夫分子以及起义叛乱的波兰人一道度过了整个冬天。这座地牢配有蒙古人的一种特产———“桩”，即笔直地插入地面、将整座监狱密密围成一圈的一根根木棍。第二年6月，在服完缓刑期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获得假释，居住在一位教堂司事家中的一间屋子里，此人和他长得十分相像。灰色的眼睛看东西时一片模糊，胡须稀稀落落，乱糟糟的长发。他总是喝得微醉，整日里长吁短叹。对于好事者提出的问题，他总是悲哀地答道：“这位可爱的朋友不停地写啊，写啊！”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那儿仅仅待了两个月。他们在审理政治案件时轻蔑地提到他的名字。那位愚笨的工匠罗扎诺夫证实说，叛乱分子企图拘禁一个“具有王室血统的家伙以赎出车尔尼雪夫斯基”。舒瓦洛夫伯爵给伊尔库茨克的总督拍了一份电报：流亡犯的目的是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采取一切与他有关的措施。与此同时，遭到流放的克拉索夫斯基曾经和他同时被送到其他地方，逃跑了(他遭劫后死在松林里)，所以完全有理由关押危险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并剥夺他一个月的通信的权利。
饱受寒风之苦，他从不脱去衬有毛皮的晨衣或羊皮绒帽。他走来走去，犹如一片被风吹拂的树叶拖着蹒跚不稳的步子，他尖利的嗓音随处可闻。他那掩人耳目的逻辑推理越发根深蒂固———“行为举止酷似那位跟他岳父同名的人。”斯特兰诺柳布斯基用戏谑的口吻这样说。他住在“办公室”里，一间被隔成两半的宽大的屋子。“低矮的睡架”犹如一座平台，几乎遮住了整堵墙。那儿，仿佛在舞台上(抑或人们在动物园里展出一头忧郁的灰色食肉猛兽，置于其故乡的乱石丛中)搁着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他整个一生中必不可少的陈设。他过去通常到正午才起床，然后一直是喝茶，躺在床上看书。到了午夜他才会坐下来认真写点东西。他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在整个白天他的邻居们，那帮鼓吹民主主义的波兰人完全忽视他的存在。他们一个劲地拉小提琴，用滞涩的琴声折磨他。其实就职业而言，他们只是些修车匠而已。他常常在冬夜里朝另一些流亡犯朗读自己的作品。然而有一次他们注意到他在朗读那些情节曲折，并通常伴有“技术性”补叙或发挥的故事时虽然显得不慌不忙，流顺自然，但是他注视着的只是一本空白的日记本。一个多么可怕的象征！
正是在那时，他创作了一部新的小说。仍然沉浸在《怎么办？》成功的喜悦中，他对于它的期望值很高———首先他指望这部小说在海外发行以后能够如愿以偿地以某种方式给他的家庭提供更多的钱。而《序曲》完全是自传性的。有一次提起它时，我们说到它想为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恢复名誉的良苦用心。它掩盖了另一个，按照斯特兰诺柳布斯基的看法，为作者本人恢复名誉的意图，因为他一方面强调沃尔金的影响，他一时间如日中天，以致“达官贵人纷纷通过攀附他的妻子向他邀宠”(他们估计他与“伦敦”，即赫尔岑有联系，刚刚变得羽翼丰满的自由主义者们都对赫尔岑怕得要死)；另一方面作者又执意认为沃尔金多疑、胆怯，行动迟缓，“不计时日地一等再等，尽量不出声地等待”。这部小说给你的印象是顽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意欲在辩论中获得最后的发言权，将他向法官反复重申的话毅然记录在案：“对于我的评判必须以我的行动作为基础，然而我没有任何行动，也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
对于《序曲》中那些“轻浮”的情景我们最好保持沉默。通过那病态的、源于环境的性欲，读者可以感到他对于妻子的这样一股有节奏地颤动着的柔情，以致任何一句最微不足道的引语，都仿佛是夸大其词的戏言。所以还是让我们聆听这个纯正的声音———在那些年月里他给妻子写的信。“我最最亲爱的，我感谢你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无限光明。”“我即便在这里也将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倘若我没有想到这种命运，尽管它对我个人极为有利，但其结果却对你的生活过于无情，我亲爱的朋友。”“你能原谅我使你遭受的种种痛苦吗？”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创作效益的渴望落空了。那些流亡者不仅盗用他的姓名，而且非法印刷他的作品。营救他的种种努力使他完全陷入绝境，这些努力本身是勇敢的，但在我们看来却是愚不可及，因为我们能够站在时间的巅峰看出，那位“戴着镣铐的巨人”的形象和真实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的差异。营救未遂者们的多方努力只能使他无比愤怒。“这些先生们，”他后来埋怨道：“竟然不知道我不会骑马。”这种内部的自相矛盾导致胡言乱语(早已为我们所知的废话的某种特别的阴影)。据说，伊波利特·梅什金，化装成宪兵军官去维柳伊斯克要求该地区的警长将犯人交给他，但是他将右边的肩饰错误地佩在左肩上，结果毁了整个营救计划。此前，即1871年，洛帕金也曾做过营救的努力，其中的一切都很荒唐。他当时正在伦敦将《资本论》译成俄文，为了帮助已经学会阅读俄文的马克思找到《关于伟大的俄罗期学者》，他突然放下了手中的翻译。他装扮成地理协会的成员长途跋涉来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的居民误以为他是一位隐姓埋名的政府监察员)。来自瑞士的密告把他送进了监狱。他越狱后又再度遭捕；最后他在给东西伯利亚的总督的信中以令人费解的坦率口吻全面叙述了整个计划。所有这些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处境越发艰难。根据法律他的移居应在1870年8月10日开始。然而一直拖到12月2日他才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远比服劳役刑更受罪，他被转移到维柳伊斯克。
“他被上帝遗弃在亚洲的尽头，”斯特兰诺柳布斯基说，“远离东北地区，位于雅库茨克地区的腹地，维柳伊斯克只不过是一座巨大沙丘上的一小片村落，整个沙丘经河水冲积而成。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沼泽，上面长满了矮松林木。”那儿的居民(500人)是哥萨克，天性好斗的雅库茨人和为数不多的地位低下的中产阶级公民(斯捷克洛夫极其生动地描写这一类人：“当地的社会由一对官员，一对牧师，和一对商人组成”———仿佛他正在谈论诺亚方舟)。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安置在最好的房子里，最好的房子原来是监狱。他潮湿囚室的门框上嵌入黑色的油布。两扇紧挨栅栏的窗户装上了一根根铁条。没有其他流亡者作伴，他发现自己完全与世隔绝。绝望，无助，意识到自己受人蒙骗，恍恍惚惚地觉察到不公正，文笔生涯的种种丑恶的弱点，所有这一切几乎令他丧失理智。1872年7月10日清晨，他忽然开始用一对钳子撬门锁，他将它拼命地扭来扭去，嘴里咕哝着，嚷着：“莫非国王或者哪位大臣已经驾到，警长敢在夜里锁上门？”到了冬天，他稍稍平静了些，但是时而传出一些报道……我们在此获得了一点稀罕难得的蛛丝马迹，它让研究者引以为豪。
有一次(1853年)他的父亲给他写了一封信(关于他的《希帕蒂安编年史辞典初编》)：“你如果写点故事什么的，感觉就会好多了……故事在上流社会依然很时髦。”许多年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告诉妻子他已经在监狱里完成了酝酿构思，打算着手写“一篇别具一格的小故事”，他将用两个姑娘的形象描绘她的风姿：“这将是一则非常不错的故事(重复父亲的节奏)。当描写年纪小一些的姑娘那种种疯疯癫癫的欢快举动时我总是笑得喘不过气来，然而当我转而描述年长的姑娘那些感伤的沉思时，我又会柔肠百转、泣不成声，我多么希望你能了解这一切啊！”“到了晚上，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狱卒报告说，“一会儿唱一会儿跳，一会儿哭哭啼啼。”
雅库茨克每个月只往外发一次邮件，《圣彼得堡》杂志1月刊要拖到5月份才能收到。他试图借助一本教材治疗日趋严重的疾病(甲状腺肿)。学生时代曾使他气虚体弱的胃黏膜炎现在再次发作，而且带着前所未有的离奇症状。“‘农民’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话题使我感到恶心。”他给儿子写道，为了让他消遣解闷，儿子给他寄来一些经济书籍。这儿的饭食令人作呕，除了煮熟的燕麦他几乎什么也不吃。他直接从锅里舀———用一把银勺，20年间，银勺在陶土烧制的锅沿上磨去了将近四分之一，而他本人也渐渐失却往日的活力。在温暖的夏日，他卷起裤腿在浅溪中连续站立几小时(这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疗效)。为了抵御蚊虫他用毛巾裹住脑袋，使自己看起来犹如一位俄罗斯农妇。他拎着编织的蘑菇篮子沿着林中小径悠然漫步，从不走入密林深处。有时候他会将香烟盒子遗忘在一棵落叶松下面，此后他会回到那儿待上一阵，研究它与普通松树的区别。他将采集来的花儿(他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夹在香烟纸中间写给自己的儿子米沙，后者以这种方式获得了“维柳伊斯克植被的一小部分标本”。所以在涅克拉索夫的那首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的诗歌中，沃尔孔斯基王妃将“收集而来的蝴蝶和赤塔植物的标本”遗赠她的孙子、孙女们。有一次，一只老鹰出现在他的院子里……“它为啄食他的肝脏而来，”斯特兰诺柳布斯基评论道，“却没有在他身上发现普罗米修斯的影子。”
年轻时他曾经从圣彼得堡的河流整齐有序的分布中获得乐趣，现在终于引起了姗姗来迟的回音：百无聊赖之际他开凿了几条运河———差点淹没了维柳伊斯克居民最心爱的一条小路。为了满足自己传播文化的渴望，他向雅库茨人传授各种礼仪，然而跟从前一样，当地居民远在二十步以外摘掉了帽子，以那种姿势毕恭毕敬地挨冻。过去一直被他推崇的务实和合理的做法，如今沦为他建议挑水的人用木头扁担代替毛发编织的钩子，因为钩子划破了他的手掌，但是雅库茨人却依然我行我素。在这个小镇，人们不是玩牌，就是面红耳赤地争论中国棉花的价格，所以他对公众活动的渴望使他转向旧礼仪派教徒。车尔尼雪夫斯基就他们的境况写了一篇极为冗长繁复的回忆录(甚至包括在维柳伊斯克散布的流言蜚语)，并且冷静地将它寄给沙皇。善意地透露出自己对他们的谅解，因为他们“尊奉他为圣人”，他写了不少篇幅，然而差不多全给他烧了。他告诉自己的亲戚这部“学术作品”的成果势必会得到人们的理解。这部作品是一堆灰烬，一个幻景。在他创作于西伯利亚的那一大叠文稿中，除了《序曲》以外，惟有两三个短篇和“一系列”未能完成的“中篇小说”最终保留了下来……此外他还创作诗歌，它们在结构上与他在神学院时曾经受命撰写的韵文并无区别，当时他曾将大卫的赞美诗改编如下：
我肩负惟一的职责———
看护好父亲的羊群，
我早早唱起赞歌
歌颂我主的恩情。
他分别于1875年)给佩平)以及1888年(给拉夫罗夫)寄去“一首古老的波斯诗歌”：一篇糟糕透顶的东西！在其中一段颂歌中代词“他们的”重复达七次之多(“他们的国家土地贫瘠，他们的身体瘦骨嶙峋，透过他们的破衣烂衫，他们的肋骨清晰可见，他们的脸庞很宽，他们的五官扁平无奇，他们扁平的五官缺乏灵性”)。而在属格的可怕的镣铐束缚下，“他们渴望鲜血而痛苦地悲嚎”。而今，在与文学分别之际，在一轮低垂的太阳下面，作者平素对于连贯顺畅的偏爱的证据清晰可见。他给佩平写了几封读来使人肝肠寸断的信，表达他抗拒政府、从事文学创作的执着的意愿。“这篇东西(《青山学院》，署名为登齐尔·艾略特———据说是英国人所写)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我有耐心，但是———但愿没有人阻挠我为自己的家人工作……我在俄罗斯文学界以散漫随意的文风而闻名。……然而只要我愿意，我可以用各种优秀的风格进行创作。”
你哭泣吧，噢！为了利吕贝翁；
我们跟你一起哭泣。
你哭泣吧，噢！为了阿格里真托；
让我们等候援军。
“这首唱给天仙的颂歌出自何处呢？它是一篇描写恩培多克勒孙子的小说中的一则轶事……”这则轶事又缘自何处呢？它是《青山书院》众多故事中的一则。坎特郡公爵夫人和一群时髦的朋友登上一艘游艇，穿过苏伊士运河前往东印度群岛，察看与戈尔康达【Golconda，印度南部一古都，曾以出产金刚石著名】毗邻，位于青山脚下的她的小小的王国。在那儿他们的做法像所有头脑聪明、迎合时尚的好人儿一样：他们讲述各种故事———这类故事将被登齐尔·艾略特装入包裹，寄给《欧洲信使》的主编(斯塔休列维奇没有刊发其中任何一则)。
你感到头晕目眩，一个个字母在你的眼睛里游移不定，越来越模糊，我们在此再度拾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眼镜的主题。他要求亲戚们寄一副新眼镜来，然而尽管他努力用专门术语对它进行了一番解释，到头来却弄巧成拙。六个月以后，他们给他寄来的是“4.5度而不是5度或5.25度”。
为了宣泄其好为人师的热情，他给萨沙写信谈数学家费马，给米沙写信谈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明争暗斗，又给妻子写信谈论医药、卡尔斯巴德、意大利……结果不出所料，政府要求他停止写此类“学术信件”。这使他感到愤懑和震惊，以致他连续六个月一封信未写。(当局从来没有在哪一天收到他一封谦恭的请愿书，例如，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塞米帕拉廷斯克向世界的强者寄去的那一种。)“爸爸那儿杳无音信，”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1879年给儿子写信时说，“不知道他，我的心上人，是否还在人世。”她用这种语气是可以原谅的。
突然，一个名字末尾带着“ski”的冒失鬼无中生有地冒了出来。“您的一位不知名的学生。”他在1881年3月15日这样介绍自己。然而据警方的情报他是一个嗜酒贪杯的医生，在斯塔夫诺波尔的地区医院工作，他给远在维柳伊斯克的他发来一份电报，用纯属过量的激烈语气抨击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应当对行刺沙皇负责的一则来源不明的传闻。“您的作品洋溢着和平与博爱的气息，您决不会有类似企图(诸如行刺)。”不知是由于这些并不高明的文字，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当局的态度有所缓和，到了6月中旬它甚至对这位监狱的住户显示出一点点体贴怜悯之意。牢房的四面墙壁糊上了写有“grisperle”的纸，四周还镶着花边，屋顶覆着一层印花布。整个费用耗去了国库40卢布88戈比，超出了雅可夫列夫的外套和穆萨的咖啡。第二年，自愿保卫团(秘密警察)和地下人民自由组织的执行委员们就亚历山大三世加冕期间的治安与秩序问题进行了磋商，他们双方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阴魂不散展开的争论宣告结束，他们做出的定论是只要加冕仪式进行得一帆风顺，车尔尼雪夫斯基将得到释放。就这样他被用来与沙皇做一笔交易———沙皇被用来与他做交易(这一过程在后来苏维埃政权撤去萨拉托夫的亚历山大二世雕像，换上他的塑像时得到了具体体现)。一年以后，在5月份，有人冒用他的儿子们的名义提交了一份请愿书(他当然对此一无所知)，用的是那种难以想像的词藻华美、催人泪下的文风。司法大臣纳博科夫写出了措辞得体的报告：“皇帝陛下屈尊恩准将车尔尼雪夫斯基迁往阿斯特拉罕。”
1883年2月底(沉重的岁月已经难以拽住他的命运不放)，宪兵队对刚刚下达的命令只字未提，突然将他解往伊尔库茨克。不管怎样———离开维柳伊斯克本身是一桩令人兴奋的事情。夏天这个老人沿着漫长的勒拿河(它的迂迴曲折的程度与伏尔加河几乎完全一致)前行，其间他不止一次手舞足蹈，吟诵扬抑抑格的六韵步诗行。但是9月份，跋涉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获得自由的强烈感觉。在第一个晚上，伊尔库茨克看起来宛若巍巍耸立于外省密林深处的炮台。次日清晨宪兵司令凯勒前来拜访他。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的臂肘倚着桌边，他坐着，没有立即做出反应。“皇帝陛下已经赦免了你的罪过。”凯勒说，发现对方显然似睡非睡或如堕雾中，他提高嗓门又重复了一遍。“我？”老人蓦地说了一声，随即站了起来，将手搭在这个传递佳音的人肩上，他不住地摇着脑袋，失声痛哭起来。到了晚上，他觉得自己大病初愈，尽管身体依然虚弱，却感到有一股甜蜜的气息流贯全身。他待在凯勒家中喝着茶，给主人的孩子们多少讲几个波斯神话故事———“什么驴子啦，玫瑰啦，强盗啦……”其中的一位小听众后来回忆道。五天以后，他被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从那儿又被送往奥伦布里———秋末的一个傍晚，6点多钟，他乘着邮车穿越萨拉托夫。那儿，在宪兵队开的一家客栈的院子里，在活动的阴影里，一盏劣质小灯在风中摇摆不定，你简直无法辨认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裹在羊毛头巾里的那张多变的，忽而衰老忽而年轻的脸———为了这次意外的重逢，她一路匆匆赶到此地。当夜车尔尼雪夫斯基(谁能猜透他的想法)又被送往更远的地方。
运用高超的技巧和绝顶生动的叙事手法(它几乎能被人视为怜悯)，斯特兰诺柳布斯基描述了他在阿斯特拉罕安顿住处的情况。没有人张开双臂欢迎他，也没有人请他到家中做客，不久他就意识到那些作为他在流放期间的惟一支柱，眼下肯定渐渐消融在明晰到荒唐的地步且有条不紊的沉寂中。
除了西伯利亚的病痛以外，他在阿斯特拉罕又染上黄热病。他不断感冒。他得了急性心悸症。他接二连三地胡乱吸烟，最糟糕的是，他已变得神经过敏。在跟人谈话的当儿，他会古怪地跳起来———这一突兀的动作始于被捕的那一天，当时他抢在阴险的拉基夫前面冲进书房。在大街上他可能会被人们误认做身材矮小、上了年纪的工匠：肩膀塌陷，穿一件廉价的夏装，戴一顶皱巴巴的帽子。“但是告诉我……”“但是你不觉得……”“但是……”那些游手好闲、多嘴多舌的人们总是用此类无聊的问题招惹他。演员瑟罗勃娅茨基不断询问他：“我该不该结婚？”另有两三声微弱的诅咒犹如潮湿的烟头发出一阵嘶嘶声。和他交往的朋友是些当地的亚美尼亚人———杂货店老板和男装零售商。然而不知何故，他对公共事务没有多少兴趣，受过教育的有识之士们对此大惑不解。“唔，你想要什么？”他总是冷冷地答道，“我能做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出头呢？我从来没有出席过一次由陪审团进行的审判会，也没有出席过地方自治机构召集的会议。”
头发向两边均匀地分开，两只裸露的耳朵对她显得过大，头顶下方有一只“鸟窝”———她再次和我们待在一起(她从萨拉托夫带来了糖果和小猫)。她那两片长长的嘴唇上依然挂着一丝含讥带讽、似有若无的微笑，眉宇间受苦受难的痕迹更加清晰，上衣的袖子在肩部鼓起。她已年过半百(1833—1918)，然而性情却丝毫未变，精神过敏，任性顽皮。有时她歇斯底里，严重时会发展为抽搐。
在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里，年迈无用、贫困潦倒的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像机器一样按部就班地为出版商索尔达琴科夫，一卷接一卷地翻译奥格·韦伯的《全球史》。与此同时，公布自己的观点这一古老的按捺不住的需要驱使他试图通过韦伯，渐渐输入自己的一部分见解。他在自己的译本上署名“安德列耶夫”。但是一位批评家在针对第一卷的评论文章中(刊登在1884年的《检察者》二月刊上)指出这是“一个笔名，因为在俄罗斯安德列耶夫就像伊万诺夫和彼得罗夫斯一样不计其数”。接着他毫不客气地提到译本的风格过于滞重，对于翻译的动机他也颇有微辞：“安德列耶夫先生其实没有必要在序言里对韦伯的优缺点进行详细议论，因为后者早已为俄罗斯读者所熟知，他的课本早在50年代就已问世，随之出版了由E.科尔什和V.科尔什合译的《全球史教程》……他如果放聪明点，就不会忽视前辈的译著。”
E.科尔什热爱大俄罗斯的术语，不喜欢那些被德国哲学家所接纳的术语，他现在已是一位80高龄的老人。作为索尔达琴科夫出版商的助理，他负责校对这位“阿斯特拉罕译者”的作品，他所进行的一系列增删修改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怒不可遏，后者在给出版商的信中以自己惯用的方式对叶夫根尼·费奥多罗维奇严加“斥责”。一开始他气呼呼地要求把校对工作交给旁人。“此人更加懂得在俄罗斯没有谁像我一样熟谙俄罗斯文学语言。”当他如愿以偿之后，又采用另一种策略：“我难道真会在意这类琐屑小事吗？不过，如果科尔什还想继续校阅的话，让他别做出任何修改，他的那些改动实在荒谬。”他接着又用同样辛辣的讥笑口吻驳斥了扎哈宁。后者出于善良的天性就发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月薪(200卢布)向索尔达琴科夫提出建议，谈及奥尔嘉……的挥霍无度。“你被那个厚颜无耻的家伙愚弄了，他的神智已经因为酗酒过度变得不可理喻。”车尔尼雪夫斯基给索尔达琴科夫写道，并且因此启动了他那一整套独特的思维方式———锈迹斑斑，嘎吱作响，但是依然像以往一样在往前蠕动。他首先为自己的愤怒进行辩护，依据的事实是他被人视为企图窃取钱财的小偷，继而解释说自己的愤怒只不过是为奥尔嘉·索克拉托芙娜着想的一场骗局。“幸好她得知我要在给你的信中提到恣意挥霍，她要我语气缓和些，我没答应，也幸好她没有抽搐。”这当儿(1888年末)出现了另一篇简短的评论———至今为止是对韦伯第十卷的评析。他的可怕的思维状态，受伤的自尊心，一个老人的胡思乱想，以及最后一次无望地打破沉寂的努力(这一壮举的难度甚至超过了李尔王试图让自己的怒吼压倒暴风雨的努力)，当你透过他的眼镜阅读这篇掩藏在《欧洲信使》的淡红色封面下的评论时，务必记住所有这一切。
　　……不幸的是，从前言中可以看出这位俄国翻译家仅仅在前六卷恪守他
作为一名译者的简单职责，但是从第七卷开始他承担了一项新的职责———
“清洗”韦伯。我们实难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那种翻译对原作者进行了
“整修”，而且还是韦伯这样一位权威作者。
“看起来，”斯特兰诺柳布斯基在此评论说(在某种程度上若干种譬喻杂糅在一起)，“通过这漫不经心的一踢，命运给为他铸造的因果报应的链条添上了最后一个适当的环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留待我们检验的还有一个更加———最可怕、最完整、最终的惩罚。
在所有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撕成碎片的疯子中，最糟糕的是他的儿子。当然不是他的小儿子米哈伊尔(米沙)，他过着平静的生活，煞费苦心地钻研他那些税务问题(他受雇于一家铁路部门)。他由父亲的“正数”演变而来，是一个好儿子，因为1896年至1898年他那位挥霍成性的哥哥(这构成一幅道德教育的图画)出版自己的《荒诞故事集》和一部毫无意义的诗集时，他正无比虔诚地开始编纂他已故父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版本，这项工作的结束实际上是1924年他在备受公众敬重的情况下去世时。10年以后，亚历山大(萨沙)在罪孽深重的罗马，在一间铺有石板的小屋中猝然死去，临死前他还高声宣称自己超凡脱俗地热爱意大利艺术，在灵感的作用下狂热疾呼。人们只要能够倾听他的心声，生活将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显然是由他父亲不堪忍受的所有材料制造出来的。萨沙，还没等到童年时代结束，就热烈地爱上了所有那些奇谲怪诞，令他的同龄人无法理喻的东西。他醉心于E.T.A.霍夫曼和埃德加·坡，不能自拔，纯理论数学令他痴迷，不久他又在俄罗斯率先欣赏起法国的“该死的诗人”。他父亲正远在西伯利亚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无法亲自照料儿子的成长(他是由佩平抚养长大的)，所以他只能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他获得的信息。因为他们向车尔尼雪夫斯基隐瞒了萨沙的荒诞行径，他就越发被蒙在鼓里了。然而渐渐地这种数学式的纯粹性开始激怒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不难想像这位年轻人读着父亲寄来的那些冗长的信件时，心里会做何感想。这些信的开头总是一个故作轻松的玩笑，接着是犹如契诃夫笔下的人物的谈话(开始总是相当精彩———一个校友，你知道，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结尾总是愤怒的诅咒。这种对数学的激情使他怒不可遏，不仅仅因为它是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反映：通过嘲讽所有现代的东西，已经被生活隔开一段距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将说出对天底下所有标新立异者、性情乖戾者和失败者的隐忧。
他那位好心的堂兄佩平在1875年1月给待在维柳伊斯克的他寄来一封信，信中无比动人地描述了他正在上学的儿子，信里的消息不仅可能使拉赫梅托夫的缔造者深感满意(“萨沙”，他在信中写道，“为了学习体育订购了一只18磅的铁球”)，而且必将使所有的父亲都感到骄傲。佩平怀着适度的温情回忆了自己年轻时与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的友谊(他对此人感恩戴德)，提到萨沙和他的父亲一样面容清瘦、行动朴素，而且笑起来也一样嗓音洪亮……1877年秋天，萨沙突然加入了涅夫斯基步兵团，然而没等他正式加入战斗(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之间当时正在交战)，他就患了伤寒(从他接连遭受的不幸中你可以发现他父亲的影响，后者也是做什么都半途而废)。回到圣彼得堡以后他一人独居，外出授课，同时发表探讨概率理论的文章。
1882年以后，他的脑疾恶化了，他不止一次住进疗养院。他害怕空间，更确切地说，他害怕滑入一个不同的范围———为了逃避死亡，他紧紧地抓住佩拉格娅·尼古拉耶夫娜·范德·弗利特(佩平)的安全厚实、打着欧几里德褶裥的裙子。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迁至阿斯特拉罕之后，他们继续对他隐瞒实情。带着一种施虐狂的执拗，以及与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笔下阔绰的中产阶级相符的迂腐冷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信里把自己的儿子称做“荒唐可笑的怪物”和“怪僻的贫民”，并批评他“安于做一个乞丐”的心愿。结果佩平实在忍无可忍，带着有点激动的情绪向这位堂弟解释说尽管萨沙也许没有变成一个“冷静且精于算计的商人”，但作为补偿“培养了纯洁磊落的心灵”。
不久萨沙来到阿斯特拉罕。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望见那一双明亮而鼓突的眼睛，听到那种陌生且闪烁其词的话语……已经开始为油商诺贝尔工作，一次受命押运一艘驳船驶过伏尔加河，萨沙，在一个酷热难当、油味四处弥漫、如撒旦一般邪恶的中午，在途中忽然甩手打掉会计的帽子，将钥匙扔进漂着油花的水中，径直回到阿斯特拉罕的家中。同年夏天，他的四首诗出现在《欧洲信使》上。它们闪烁着一抹天赋的亮光。
如果你认为生活的时光充满苦涩，
切莫怨天尤人，最好承认
你天生怀有仁慈心肠
这本身是一个错误。
倘若你不愿承认
如此明显的一个错误……
顺便提一句，让我们注意在“Life’s hou-urs”中一个多余的音节的灵魂，它与zhiz-en’相称，而不是zhizn’，后者正是那些凄凄惨惨、缺乏匀称的俄罗斯诗人的特性。这个瑕疵似乎等同于他们生活中缺乏的什么东西，本来能够将生活转变为歌的什么东西。不过援引的最后一行诗却蕴含着一种纯正的诗歌韵律。
父子俩共同的一间囚室是一座共同的地狱。车尔尼雪夫斯基喋喋不休的教训逼得萨沙苦不堪言，得了失眠症(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情绪狂热、厚颜无耻地认为萨沙神志不清的首要原因在于他的“可怜的物质条件”)，而他本人也远比在西伯利亚时更加忧心忡忡。所以当萨沙在那年的冬天离开时，他们彼此都松了一口气。萨沙首先随着为其做家庭教师的那一家人去了海德堡，随后，又来到圣彼得堡，为了“获得医药方面的建议的需要”。种种无关紧要、看似滑稽的灾祸继续向他袭来。从他母亲的信中(写于1888年)我们获知“萨沙乐滋滋地外出游逛，他住的房子被烧毁了”，他拥有的一切也付之一炬，而今他一贫如洗，只得搬到斯特兰诺柳布斯基(批评家的父亲)的乡间住宅。
1889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获准去萨拉托夫。然而虽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可能会百感交集，此时发生的一桩令人担忧、实难忍受的家庭变故，却抵消了他的欢喜劲儿。萨沙对于各种展览一直怀着一种病态的狂热，忽然出人意料地开始了极为奢侈、极为幸福的巴黎之行，去参观“万国博览会”。起初他陷在柏林，必须用领事的名义给他汇款，同时请求把他送回来。但是他没回来，他收到钱后随即去了巴黎，饱览了“奇妙的车轮和体积庞大又制作精美的铁塔”———结果再度身无分文。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韦伯那些卷帙浩繁的作品拼命的翻译使他的大脑蜕变为一座强行运转的工厂，实际上代表了对人类思维的最大嘲讽。他的收入不够抵偿一笔笔意想不到的开销———日复一日地口述，口述，口述，他渐渐感到自己不能继续下去，无法将世界历史变成卢布———同时他心里饱受恐惧的煎熬，忧心忡忡，惟恐萨沙会突然从巴黎闯进萨拉托夫。10月11日，他给萨沙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母亲已经给他寄钱让他返回圣彼得堡，而且———他第一百万遍地建议他从事任何一项工作，并且做上司可能吩咐他做的任何一件事：“无论哪个上司都不会容忍你对上司的无知荒唐的教训。”(“写作的主题”就此结束。)他喃喃自语，哆哆嗦嗦地将信封起来，接着去车站寄信。刮过全城的一阵狂风，在第一个拐角处将这位匆匆行走、怒气冲冲、衣着单薄的小老头冻得浑身颤抖。第二天，尽管发着高烧，他依然翻译了18页印得密密麻麻的文字。13日，他还想继续译下去，但是别人劝他停下来。14日，他染上谵妄症：“Lnga inc(词不达意的胡说，接着是一声叹息)，我简直坐卧不宁……新的一段……如果大约三万瑞典士兵能够被送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他们仍将轻而易举地击败原有的丹麦军队，并占领……所有的岛屿，也许哥本哈根除外，哥本哈根人将负隅顽抗，但是在11月，括号里写上第九，哥本哈根也投降了，分号。瑞典人把这座丹麦都城的所有居民都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银子，将几个爱国组织的骁勇的成员放逐到埃及……是啊，是啊，我到了哪儿……又是一段……”他就这样没完没了、絮絮叨叨地说着，以假想的韦伯，跳入他自己的假想的回忆录，喋喋不休地叙述着同一个事实，此人最细微的结局已经命中注定，他已在劫难逃……尽管微小难辨，在他血液里已经发现了一粒小小的脓痘，他的命运早已注定……他是在说自己吗？他是否真正感觉到这粒小脓痘在不断地暗中破坏他在生活中所做的、所经历的一切呢？一位思想家，埋头苦干的人，一个头脑清晰的人，用一队速记员普及他那些不可能实现的改良计划。———他总算能活着瞅见一位秘书记下自己的临终呓语。16日夜间，他中风发作———他感到舌头有点发黏，很快他就死了。他的遗言(17日凌晨3点)是：“真奇怪，这本书竟然丝毫没有提及上帝。”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他临终时正在读什么书。
眼下，他躺在无人问津的韦伯全集之间，盒子里的一副眼镜始终阻止任何人近前。
1828年第一批公共汽车在巴黎诞生，当时萨拉托夫的一位牧师在他的祈祷书中这样写道：“7月12日，临晨3点，降生了一个婴儿，尼古拉……13日上午在市民面前为他施行了洗礼，教父为：大祭司费奥多·什泰夫·维亚佐韦茨基”……而今整整61年过去了。后来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创作短篇故事时就为文中的主人公及叙述者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无独有偶。在《世纪》杂志上面(1909年11月)一位不知名的诗人题了一首十四行诗。据我们掌握的消息，是献给这位N.G.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首平庸但却别具一格的十四行诗，我们在此照录如下：
它将说些什么，你后世子孙的声音———
歌颂你的一生还是对它严加抨击
说它令人心悸？说兴许另一番经历
会少一些苦涩？说那是你的决定？
说你的高尚行为影响深远，用美妙
的诗篇照亮你乏味的劳役
用一圈朦胧的光环，在身受束缚
的殉道者的额头周围环绕？
第五章
《车尔尼雪夫斯基传》问世大约两周以后，引起了第一阵直率的反响。瓦伦金·利尼奥夫(在一家华沙出版的侨民报纸上)撰文评述：
“鲍里斯·切尔登采夫的新书开头是六行诗，作者不知何故称其为十四行诗？其后是对闻名遐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的一篇矫揉造作、杂乱无章的描述。
“车尔尼雪夫斯基，作者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神职人员’的儿子(却未提及他何时何地出生)；他修完神学院的课程，在他父亲结束了圣洁的、连涅克拉索夫也从中受到启示的一生，去世之后，这位年轻人的母亲送他去圣彼得堡深造。他在那里立即，说穿了是在车站上，结识了当时的“见解铸造者”(别人奉送的雅号)，皮萨列夫和别林斯基。小伙子进入大学，致力于技术发明，学习异常刻苦，并且开始了第一次谈情说爱的不平凡经历，恋人柳博芙·叶戈罗芙娜·洛巴切夫斯基，用自己对艺术的热爱感染了他。在因为某桩风流韵事与巴甫洛夫斯克的某位官员发生冲突以后，他被迫返回萨拉托夫，在那里向他未来的新娘求婚，不久便娶她为妻。
“他回到莫斯科，致力于哲学研究，写了不少东西(小说《我们该做什么？》)，与当时的杰出作家建立友谊。渐渐地，他在别人劝诱下参与革命工作，在一次闹得不可开交的会议上，他同杜勃罗留波夫和大名鼎鼎、当时还很年轻的巴甫洛夫教授一起发言。会后他被迫离开了俄罗斯寻求避难。他在伦敦住了一阵，与赫尔岑合作，后来又返回俄国，随即被当局逮捕。他们指控车尔尼雪夫斯基策划暗杀亚历山大二世，遂判处他死刑，并当众将其处死。
“这便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概略，本来一切都很正常，如果作者认为没必要用大量毫无必要而又混淆视听的细节装备他的叙述，同时添加各种围绕五花八门的主题的冗长的题外话。尤其糟糕的是，已经描写了绞刑场面、让他的主人公死去以后，他意犹未尽，用了更多的不堪卒读的篇幅，反复揣测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倘若———倘若车尔尼雪夫斯基，比方说，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
“作者使用的语言与俄语没什么共同之处。他喜欢生造出一些词汇。他偏爱冗长芜杂的句子，诸如：‘命运整理(？)他们预计(？)研究者的需要(？)’！或者他将庄重但不太符合语法的箴言塞入他的人物嘴里，像‘诗人自己为他的诗选择题材，大众无权引导他的灵感。’”
几乎与这篇妙趣横生的评论同时问世的，是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莫托斯的先生在巴黎发表的评论———它激起济纳的满腔怒火，以至于打那以来只要稍稍提及这个名字，她便两眼圆睁鼻孔膨胀。
“提到一位新的年轻作者时(莫托斯不动声色地写道)，当事人通常生出一种尴尬的心情：我会不会把他惹恼，会不会伤害他，因为一句过于‘轻率’的议论？在我看来，在此刻谈及的例子里没有理由这样担心。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是一位新手，不假，但又是一位自信心极强的新手，要想激怒他恐非易事。我不知道他的书是否预示了未来的‘成就’，但假使这是一个开端的话，也不能称为一个令人欣慰的开端。
“且容我对此加以描述。严格地说，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的努力是否值得称道完全不重要。某人写得好，某人写得糟，而在路的尽头恭候每个人的是主题，谁也回避不了。这是一个，我想，截然不同的问题。评论家或读者首先感兴趣的是一本书的‘艺术’质量或才赋的精确等级，那样的黄金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我们的流亡文学———我说的是真正的、‘毋庸置疑’的文学，鉴赏力纯正无疵的人明白我的意思———已经变得更简单、更严肃、更干瘪，以损害艺术为代价。或许，作为补偿正在生产(在齐普奥里奇和鲍里斯·巴尔斯基的某些诗里以及科里多诺夫的散文里……)如此哀怨的声息，如此的音乐以及如此‘无望’的超凡的魅力，因此实际上被莱蒙托夫称做‘世间的单调乐曲’的东西不值得人们为之惋惜。
“写一本有关60年代某位社会名流的书，这个念头本身不含任何应受指摘的成分。作者坐下来写它———很好；它出版了———很好。比那蹩脚的书不也出来了么？但是作者通常的情绪，他进行‘思考’的气氛使你心里充满古怪而讨厌的忧虑。我不打算探讨这个问题。时下这样一本书的问世到底有多恰当？毕竟，谁也不能禁止一位作家写他喜欢写的东西！不过依我之见———有这种感觉的并非仅有我一人———在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的书的内部蕴藏着某种本质上极不乖巧的东西，某种不和谐的、唐突的东西……他有权，当然(虽说即便这点也可以怀疑)，对‘60年代的人’持这种或那种态度。但在‘驳斥’他们的同时，他只能在任何一位敏感的读者心目中激起惊诧和憎恶。这一切是多么不相干！多么不合时宜！让我解释我的意思。这一毫无趣味的活动正是在此刻、正是在今天开展，这一事实本身是对那个重要而苦涩的、突突直跳的什么东西的公然侮慢。它在我们时代的地下墓室里渐渐成熟。哦，不消说，‘60年代的人’，尤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体现在大多有误抑或荒谬的对他们的文学评论里。谁没有犯下这个过错？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过错，说到底？不过在他们批评的总‘调门’里却蒸发出某种真理———这种真理，无论怎样看似有悖常情，已经接近我们，为我们所理解。正是在此刻，正是在今天。我们现在谈的既不是他们对受贿者的抨击，也不是妇女解放……那些，自然，不是重点！我以为我会得到人们的正确理解(在另一人能够被理解的范围内)，假使我说在某种关键的、绝对可靠的意义上他们的需要跟我们的不谋而合。哦，我知道，我们比他们当时更敏感、更理智、声音更悦耳。我们的终极目标———在那黑亮的天幕下生活受这个目标的驱使源源不断地流动———不单是‘公社’或‘推翻暴君’。不过对于我们，跟对于他们一样，涅克拉索夫和莱蒙托夫，尤其后者，比普希金更接近。我只举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它将很快阐明我们跟它们的———密切关系———如果不是亲缘关系的话。那种冷漠，那种矫揉造作，那种‘不负责任’的特性，被他们在普希金诗歌的某一部分中察觉，我们同样也能感知。你可以反驳说我们更聪明，悟性更强———是的，这我赞成。不过说到底这个问题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理主义无关(或者别林斯基的，或者杜勃罗留波夫的，名字与日期并不重要)，而是涉及到这个事实，那时，跟目前一样，思想进步的人士懂得单纯的‘艺术’和‘里拉’并不是一种足够的精神粮食。我们，他们高雅而疲惫的后裔，也需要某种首先符合人性的东西，人们需要对灵魂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这种‘功利主义’，或许，比他们的高尚，但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他们所推崇的功利主义更为紧迫。
“我已经偏离了我文章的主题。不过那样的话，有时，作者反而能够更精确更可靠地表达他的观点，通过‘在主题附近’徘徊———在它肥沃的周边地区。……事实上，对任何一本书的评论都是令人难堪、不得要领的。何况，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作者完成他的‘任务’的方式，或者甚至‘任务’本身，而仅仅是作者对它的态度。
“我再补充一点：它们是否真有必要，这些深入历史王国的观光旅行，带着它们程式化的龃龉和被人为地补充了一点朝气的生活方式？谁愿意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跟女人的关系？在我们这个苦涩纤弱、苦行禁欲的时代，没有一席之地留给这种吃饱了撑的研究，因为这种无聊的文学———无论如何，并不是没有一种倨傲放肆的意味，它注定会引起即便是态度最温和的读者的反感。”
在这之后，各种评论纷至沓来。布拉格大学的阿努钦教授(一位社会知名人士，一个品行纯洁、出类拔萃、具有极大勇气的人物。正是这位阿努钦教授，1922年，就在他被驱逐出俄国之前，当几个手持左轮手枪，身穿皮夹克的家伙上门逮捕他，却又对他收藏的古钱币发生兴趣，带走他的动作慢下来时，他指着自己的手表平静地说：“先生们，历史是不容耽搁的。”)在巴黎出版的一份侨民期刊上登出了一篇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的详细评论。
“去年(他写道)，波恩大学的奥托·莱德雷尔教授出版了一本引人注目的书———《三暴君》(朦胧的亚历山大，冷酷的尼古拉，昏聩的尼古拉)。在对人类精神自由的高度热爱以及对压制者的刻骨仇恨的驱使下，莱德雷尔博士在他的一些评论里有失偏颇———丝毫不考虑，例如，强有力地突出王冠象征的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热情。但是极度的热情甚至盲目，在揭露罪恶的过程中得到理解和宽恕的程度，始终超过微不足道的对公众认为客观上好的东西的讥笑———无论这种讥笑如何巧妙。然而，正是这第二条路，尖刻而又折中的道路，已经被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先生选中，用在他诠释N.G.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和著述的过程中。
“作者无疑已经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他的题材了如指掌，无疑，同样，他的文字显露出才气———他提出一些见解，这些见解的并列，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有了这一切他的书却令人厌恶。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审视这一观感。
“作者选择了一个时代并且挑出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但是作者是否吃透了‘时代’的概念？没有。首先人们从他身上绝对感受不到那种时间划分的意识，缺了它历史就变成一只色彩斑斓、任性胡来的旋转物，变成一种印象派风格的图画，上面有一个头朝下、脚朝上行走的人物，背衬自然界里并不存在的绿天。但是这种手段(糟蹋了，顺便提一下，讨论中的这部作品的任何学术价值，尽管它标榜自己渊博)并不构成作者的主要失误。他的主要失误在于他描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方式。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诗歌问题的理解抵不上现今一位年轻的惟美主义者，这完全无关紧要。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哲学观念里对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先生所热衷的那些超自然的玄奥微妙的学说敬而远之，这完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无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及科学的观点可能是什么，它们都代表那个时代最进步的人士，而且与社会观的发展如胶似漆地密切相联，与社会观的灼热而有益的推动力有关。正是在这一方面，在这个惟一的、真实的角度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远远超出那些无谓抬杠的意义———与60年代所处的时期毫无关联，而这个年代被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先生用来蓄意嘲弄他的主人公。
“但他嘲弄的不仅仅是他的主人公，他同样嘲弄他的读者。在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权威人物中作者列出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并且假装对他曲意逢迎。我们不澄清这个事实，难道还能有别的做法吗？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不可能宽恕，至少可能理解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揶揄。倘若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先生热烈支持那些遭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抨击的人，它将至少是一种观点。读者读这本书时，将对作者有失偏颇的写法不断做出调整，以期探明真相。然而很遗憾，对于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先生而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调整，观点‘无处不在又无处可觅’；不仅如此，一旦读者，刚刚走下一个句子的必经之路，以为他至少已经驶入一片宁静的水域，驶入一个思想王国，里面的思想兴许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相左，但显然与作者不谋而合———因而可以权作读者做出判断、接受指导的基础———作者给他一阵突如其来的刺激，敲掉他身子下面那根想像的支柱，致使他再一次意识不到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在他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役中站在哪一边。他是站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一边呢，还是站在政府一边？抑或站在不为读者所了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其他一些敌人一边？就对主人公的奚落而言，作者在这里超越了所有的界限。没有一个细节过于可恶，以致遭到他的鄙视。他兴许会回答说所有这些细节都将在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日记’中找到。不过它们各得其所，在它们合适的环境里，按照正确的顺序和角度，置身于其他许多价值更高的思想感情之间。但正是这些作者已经捞出并放在一起，仿佛某人已经试图再现一个人的形象，凭借精心搜集他梳下的发丝、剪下的指甲以及身体的排泄物。
“换言之，作者在整本书里处处嘲笑自由俄罗斯的一位最纯洁最无畏的儿子———更不用说顺便踢几脚，作为他对进步的俄国思想家的报偿。在我们的意识里，对他们的尊敬是他们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一个内在的部分。他的书完全游离于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之外，因而游离于整个文学之外，书中没有事实的虚假(如果排除已经提及的杜撰的‘斯特兰诺柳布斯基’，两三个可疑的事实以及几处笔误)，但它包含的那种‘事实’却比偏见最深的谎言还糟，因此此类事实与那种崇高纯洁的真相势不两立(丧失后者就等于剥夺历史上被伟大的希腊人称为‘tropotos’的东西)，那种真相是俄国社会思想的一个不可剥夺的珍宝。如今，感谢上帝，人们不再用篝火燃烧书籍了。不过坦白地说，假使这种习俗依然存在，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先生的书将无可非议地首先被我们选中，作为广场上取暖的燃料。”
此后孔切耶夫在文学年刊《灯塔》上发表了他的看法。开头他描绘了一场侵略或地震发生时的一幅逃难图，逃难者随身带走所有他们能找到的东西，有个人硬是吃力地捧着嵌在画框里的大幅肖像，上面是一位早已被他忘却的亲戚。“这幅肖像，”孔切耶夫写道，“对于俄国知识界而言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化身，被流亡者自发地、但却偶然地带到国外，连同其他更有用的物品。”孔切耶夫这样解释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作品的问世引起的迷惘：“某人陡然没收了这幅肖像。”接下来，一劳永逸地完成了一个对意识形态本质的思考，并着手将此书作为一件艺术品加以审视，孔切耶夫开始以一种动听的腔调为它唱赞歌，致使费奥多尔在读这篇评论时，觉得自己的面孔周围正在形成一圈炽热的光环，血管里涌动着水银。此文以这样一段结尾：“唉！在移民当中我们很难凑拢一打人，能够领悟这篇妙趣横生、独领风骚的文章的激情与魅力。我本来会坚持认为你在今天的俄国甚至找不到一个它的知音。倘若我不是凑巧知道存在两位这样的人物的话，一位住在涅瓦河北岸，另一位———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某个流放地。”
君主主义的喉舌《王权》用寥寥数行的篇幅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传》，指出剥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位意识形态导师”的伪装，此举的意义和价值已被作者庸俗的自由化大大减弱，他动辄完全倒向他的可怜而又恶毒的主人公一边，只要长期受难的沙皇最终将他安全地隐藏起来。“总之，”评论家彼得·列夫琴科补充道，“我们必须立即停止围绕谁都不感兴趣的‘纯洁的人’描写‘沙皇统治时期’的所谓暴虐。红色共济会只会为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的作品欢欣鼓舞。令人惋惜的是，享有这种名望的人竟然参与吹捧‘社会理想’，其实它们早已沦为廉价的偶像。”
柏林的无产阶级兼共产主义的俄文报纸《起来》(这一名称无一例外地被瓦西列夫的《格兹塔报》称为“蜥蜴”)，载文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百年诞辰。文章得出这一结论：“他们还在我们尊敬的侨民身上大做文章；一个叫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的，虚张声势、轻率鲁莽地匆匆炮制出一本小册子———为此他曾在当地到处搜集素材———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传》为题抛出他那无耻的毁谤。布拉格的一位教授之类的人物迫不及待地声称这部作品是‘天才的、一丝不苟的’，每个人都乐哈哈地随声附和。文章笔力遒劲，在其内在风格方面无异于瓦西列夫的领导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气数将尽》。”
最后的挖苦尤为有趣，因为瓦西列夫坚决反对在自己的《格兹塔报》上引用费奥多尔书中的任何只言片语，坦率地告诉他(其实对方并没有问)要不是看在过去跟他交情不薄的分上，他一定会发表一篇文笔犀利的评论———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的作者“驳得体无完肤”。总之，此书被笼罩在一片充满流言和雷雨的浓厚气氛里，从而促进了它的发行。与此同时，虽然屡受攻击，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反倒很快名声大噪，凌驾于各种批评意见的喧嚣之上，完整地看见每一个人，清晰地，真切地。可是有一个人的观点费奥多尔却再也捉摸不透。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在本书出版前夕去世。
当法国思想家德拉朗德在某人葬礼上被问及他为何不脱帽致敬时，他答道：“我在等待死神带头这样做。”这当中缺少一种玄奥的豪侠风度，不过死神应得的也不能再多。恐惧酿成神圣的敬畏，神圣的敬畏竖起一座献祭的圣坛，欠身施礼的恐惧向它念一篇祷文。宗教与人在天国的状态，跟数学与人在尘世的状态具有相同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仅仅是游戏规则而已。相信上帝与相信数字：当地的真理与位置的真理。我知道死亡与来世的地貌毫无关联，因为一扇门只是住宅的出口，而不是它环境的一部分，正如一株树、一座山一样。一个人总得出门，“但我拒绝认为一扇门除了一个洞、一件木匠活儿之外还是别的什么。”(见德拉朗德的《关于阴影的演说》第四十五页。)另一方面，人脑习以为常的“道路”的可怜形象(人生作为一种旅行)是一个愚蠢的幻觉：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就坐在家中。来世始终包围着我们，根本不是位于某次朝圣的终点。在我们世俗的住宅里，窗户被镜子取代。门呢，始终紧闭，直到某个特定的时刻。然而空气钻进缝隙。“对于我们待在家里的意识而言，那些环境终将随着尸身的解体呈现在我们眼前，而我们将来理解它们以后得到的最清晰的概念，便是把灵魂从尸身的眼窝中拯救出来，以及我们转化为一只完整自由的眼睛，从而能够同时看清各个方向。或者换句话说：一种超感觉的眼光，洞悉在我们的精神参与陪伴下的世界。”(同上，第四十六页。)不过所有这些只是象征———一旦受到头脑的仔细审视便成为其负担的象征……
有没有可能更简单地理解，以一种令灵魂更加满意的方式，而无需借助于这位高雅的无神论者，同样无需借助于普遍的信仰？因为宗教本身含有总出口的一套可疑的设施，损毁了宗教启示的价值。倘若心灵贫困者进入天国，我想像得出那是多么快乐。我在人间已经看够了他们。其他还有谁能组成天国的人口？一群尖声叫嚷的兴奋的布道家，邋遢的修道士，许许多多面颊红润、目光近视的家伙，多少是新教徒的产物———让人厌烦透顶！我现在高烧发到第四天，书再也读不下去了。奇怪———我在那之前曾经认为雅沙一直在我身旁，认为我已经学会跟鬼魂交流。可是此刻，在我大概就要咽气之际，这种对鬼魂的信任似乎成了世俗的东西，与最低级的世俗感觉有关，跟天堂般的美洲的发现没有任何联系。
不知怎地变简单了。不知怎地变简单了。不知怎地立刻！一次努力———我将理解一切。寻找上帝：任何猎犬对主子的渴盼。给我一位主人，我将跪在他的一双大脚下。所有这些都是世俗的。父亲，校长，教区长，董事长，沙皇，上帝。数字，数字———人们巴不得觅到最大的数字，这样其他一切都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同时爬到什么地方。不成，那样的话你最终会陷入密封的死胡同———所有一切都不再有趣。
不用说，我即将离开人世。这后面的钳子，这刺骨的疼痛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死神从身后偷偷袭来，攫住你的双胁。滑稽的是我琢磨了一辈子死亡，如果说我算活过的话，也只是生活在我从没本事读过的一本书的页边。那么他是谁呢？哦，几年前在基辅……啊呀，他叫什么名字？马上取下一本图书馆的书，他不认识书上的文字，在上面做些记录后随便摊在那儿，这样借书者便会暗想：他懂葡萄牙语，阿拉姆语【属闪米特语族，公元前九世纪通用于叙利亚，犹太人文献及早期基督教文学多以此语写成】。我做了同样的事。幸福，悲哀———感叹号页边上的感叹号，而对内容却一窍不通。一桩蛮好的事情。
离开生命的子宫是极其痛苦的事。出生时的死亡恐怖。这件事我自己已经做了。我可怜的小雅沙！真是不可思议，我在临终之际离他越来越远，照理应该正好相反———应该渐渐靠近……他吐出的第一个词儿是“苍蝇”。随即警察打来电话：速来认尸。我现在将怎样离他而去呢？在这些房间里……没有人会被他缠住……因为她不会注意……可怜的姑娘。多少钱？5800……加上另外一笔钱……总共是，让我想想……后来呢？大卫兴许能帮忙———但也许不能。
……总之，生命里从来就是一无所有，除了做好准备接受一次检查———就这样还是没有人能为此做好准备。“死亡对人对螨来说同样可怕。”我的朋友都将经历死亡吗？不可思议！《古老的历史》：我和雅沙在他死前去看的一部电影的名字。
哦，不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行。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持续谈论这个话题。她不是昨天还谈到它的吗？抑或多年以前？不行，他们不能带我去任何一家医院。我就躺在这儿。我住够了医院。住院意味着等不到出院人又会发疯。不，我就待在这儿。扭转一个人的想法真够难的：就像搬动原木一样。我觉得自己病得太重，死不了。
“他这本书写的是什么，桑德拉？喂，告诉我，你应当记得！我们曾经谈过一次。写的是一位牧师———不是？唉，你从来没有……任何事……糟糕，难了……”
此后他难得开腔，陷入一种迷离恍惚的状态。费奥多尔被准许走进他的房间，事后永远记得他瘪陷的脸颊上的胡茬，他的秃脑壳上晦暗的光影，长了厚厚一层灰色湿疹的手像只龙虾似的在床单上蠕动。他在第二天去世，但是咽气前神志清醒了片刻，诉说自己身上的疼痛，然后发出感慨(由于百叶窗拉下的缘故，屋里光线黯淡)：“真是胡扯。人死后当然一无所有。”他叹了口气，听着窗外流水滴答滴答的声音，用异常清晰的声音重复道：“一无所有。就像天在下雨这个事实一样明确。”
与此同时，窗外春天的阳光正在屋顶的瓦片上嬉舞，天上万里无云，令人悠然神往，楼上的房客正在她的阳台边上浇花，水不断淌下来，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
坐落在凯瑟莱勒大街拐角的殡葬店橱窗里展出了一种旨在引诱顾客的(诚如库克商店展出普尔曼大手提箱的一件样品一样)微型火葬场的内部：一个微型布道坛前的几排微型木椅，上面坐着一只只微型玩偶，状若耳朵，跟一枚掰弯的指甲同样大小；在前面稍远处，你可以凭借被主人举到脸上的那块一平方英寸的手帕认出那个小寡妇。这件样品的德国式诱惑力一直令费奥多尔忍俊不禁，因此现在走进一个真正的火葬场不免心里作呕，店里几盆月桂枝叶下面一具盛殓真尸的真棺材，在笨重的管风琴音乐声中垂直下降，进入地下的儆戒区，而后直接送进焚尸炉。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没有握着手帕，而是一动不动、端端正正地坐着，她的眼睛隔着黑色绉丝面纱炯炯闪烁。朋友熟人的脸上露出在这类情形下常见的表情：伴随着颈部肌肉痉挛的一阵眼眸的转动。
恰尔斯基律师心地真诚地擤着鼻子；瓦西列夫，身为公众人物多次见识过葬礼，小心翼翼地仿效堂区负责牧师的停顿(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竟然在最后一刻成为一名新教徒)。科恩工程师若无其事地用他夹鼻镜的镜片反射亮光。
戈里亚伊诺夫屡屡帮助他那臃肿的脖颈摆脱衣领的束缚，但是没有放肆到清喉咙的地步。曾经登门拜访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的女士全都坐在一起。作家们也都坐在一起———利希涅夫斯基、沙赫玛托夫和希林。还有许多费奥多尔不认识的人———比如，一位装束整洁、蓄着金黄色短须、嘴唇红得反常的先生(似乎是死者的一位表兄)。还有一些德国人，将高顶黑色的大礼帽置于自己膝头，乖巧地坐在后排。
仪式即将结束时，在场的哀悼者，根据火葬场葬礼主持人的安排，照理应该依次走到死者遗孀的身旁，说一两句表示哀悼的话，但是费奥多尔打定主意避开这个场面，溜到外面的大街上。一切都是潮湿温暖、而且不知何故赤裸裸、亮晶晶的。在一个点缀着簇簇嫩草的黑色足球场上，穿着运动短裤的女士们正在做健身操。在火葬场后面的闪亮的古塔胶灰色穹顶后面，可以看见一座清真寺的绿松石塔楼。在广场另一侧熠熠生辉的是一座白色的帕斯科万式教堂的绿色穹顶，刚刚从拐角的住宅群中崛起，而且由于建筑学的伪装色的缘故，颇有几分卓然超群的味道。在公园入口处旁边的一座平台上，两尊制作粗劣的拳击手铜像，也是最近竖立的，最后凝固的姿态与拳击术那种互相补偿的和谐毫无共同之处。不是它那镇定自若、蹲伏迎战、肌肉浑圆的魅力，而是两名赤条条的士兵在澡堂里搓擦身子。在几棵树后面一片开阔地上放飞的一只风筝，成为蓝天上一个高而小的菱形。既惊又恼的费奥多尔，发现自己无法将思想集中在那个人的形象上。此人刚刚化为骨灰，随着烟雾飘到天上。他尽量集中思绪，默默地想像他们活生生的交往尚存的余温，可是他的灵魂却拒绝挪动，躺在那儿，紧闭睡意惺忪的双眼，满足于它的囚笼。《李尔王》中语气斩钉截铁的那一行，全部由五个“永远不”组成———是他能想到的惟一字眼。“如此说来我永远见不到他了。”他自言自语、缺乏创意地说。但是这一浅薄的刺激骤然中断，而没有代替他的灵魂。他竭力思考死亡，但又揣想那绵软的天空，一侧镶着一朵长长的白云，浑似一片狭长的洁白柔软的脂油，本来会像一片火腿，倘若蓝变成粉红的话。他试图想像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超越生活角落的某种拓展———但同时又情不自禁地发现，隔着正教会教堂附近的一家熨洗作坊的窗户，一个伙计利用魔鬼般狂热的劲头和过量的蒸汽，仿佛置身地狱，正在折磨一条平整的裤子。他想向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坦白什么，至少忏悔几句，为了他脑中转瞬即逝的那个残忍阴险的念头(关于谋划以自己那本书作为一份他意想不到的讨嫌的礼物)。霎时间他回想起一件庸俗的琐事：西奥果列夫一次在偶有所感时说：“每当我的好朋友离别人世时，我总是认为他们将在那上面改善我在这里的命运，嗬，嗬，嗬！”他处于一种烦恼迷惘的精神状态，令他不可思议，正如周围的一切全都不可思议一样，从天空到沿着霍亨佐伦坦姆大街畅通的铁轨(雅沙曾经沿着它走向死亡)辘辘行驶的黄色电车。但是渐渐地，他对自己的愠怒消失了，怀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仿佛替他的灵魂承担的职责并不属于他，而是属于某个知晓全部意义的人。他觉得散乱思绪的这整个一团，也类似于其他一切———春日的裂缝和单薄，天上的褶裥，各种杂沓声响的质地粗糙、变化多端、错综交织的线头———只是一件瑰丽织品的反面，其正面缓缓形成他肉眼所看不见的一幅幅活跃的情景。
他发现自己就在拳击手的铜像旁。在他们周遭的花坛里，轻轻荡漾着染上黑斑的暗淡的三色堇花(面部与查理·卓别林稍稍相似)。他坐在一张他曾跟济纳共同坐过一两回的长椅上———因为最近一种躁动不安已经携着他们超越了那条阴暗宁谧的小巷的界限，他俩起初曾经寻求它的庇护。附近有一个女人在织毛衣，她身边的一个小孩，从缀在帽顶的一颗绒球直到脚上的鞋襻，全身裹在淡蓝色的毛里，正在用一辆玩具坦克熨长椅。一只只麻雀在灌木丛中叽叽喳喳，时不时地合伙向草皮、雕像发起袭击。从杨树芽蕾上飘来一股湿热的气息，远离广场的穹隆形火葬场，此刻露出一副食物舔尽的餍足的神态。费奥多尔能够看见远方几个渺小的人影正在消散……他甚至能辨认什么人正领着亚历山大·雅可芙列芙娜走向一辆玩具轿车(明天他得拜访她)，和她的一群朋友聚集在电车站上。他瞧见他们有一刻被停下来的电车遮住。而后，不知谁使了个障眼法，遮眼罩刚除下，他们便没了人影。
费奥多尔正打算步行回家，忽闻身后一个口齿不清的声音在叫他：说话人是希林，《古老的深渊》(含有《约伯记》的一段引语)的作者，该书受到流亡评论家们极大的同情。(“主啊，我们的圣父！沿着百老汇大街，在美元狂乱的哗哗声中，高等娼妓和商人冒着劈啪坠落的雨点，推推搡搡，倒在地上，气喘吁吁，追逐那头金牛犊。它用力挤出一条路，身子撞在两排摩天大楼之间的墙壁上，继而将它那张瘦脸转向电光闪闪的天空，发出凄厉的长嚎。在巴黎，在一家下等夜总会，拉雪兹老头子，一度曾是航空事业的先驱，如今却沦为一名衰朽的流浪汉，将一名年老的妓女踩在皮鞋底下。天哪，怎么了———从莫斯科的一间地下室里走出一名杀手，蹲在一个狗窝旁，开始哄一只毛发蓬乱的狗崽子。小东西，他一迭声地说，小东西……在伦敦，贵族们和夫人们跳起苏格兰舞，啜着鸡尾酒，不停地朝舞台上瞟，一个大块头黑人已经将他那位金发对手一拳打倒在18世纪拳击台边的地毯上。在北极的冰雪中，探险家埃里克森坐在一只空空的肥皂箱上神色黯然地思忖：北极，或者不是北极……伊万·切尔维亚科夫小心翼翼地修剪他仅有的一条长裤上的穗状饰物。天哪，你为何纵容这一切？”)希林是个体格壮实的汉子，剃了个微微发红的板刷头，脸上总是胡子拉碴的，戴一副大眼镜，镜片后面，如同在两只养鱼缸里，一双透明的小眼睛游移不定———它们不能产生任何视觉印象。他瞎似弥尔顿，聋如贝多芬，而且是个傻瓜。由于丧失观察能力而自得其乐(于是对周围世界茫然无知———完全叫不出任何东西的名字)是俄国变通的文人学士身上常有的一种本性，仿佛一位仁慈的命运女神拒绝将感知能力赐给平庸之辈，以免他们随心所欲地混淆视听。很凑巧，当然，这种愚昧无知的人有一盏自己的灯在他心里闪烁———更不用说在那些已知的情形中，由于喜欢惊人调整和替代的善变的本性，这样一盏心灵之灯惊人地明亮———足以引起脸色最红润的天才的妒忌。不过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何故始终记得白昼亮着一盏灯的一间房子。
费奥多尔眼下跟希林一起穿过公园时，从这个有趣的念头中获得了无私的乐趣：现在陪伴他的是一个既聋又哑、鼻孔膨胀，却对这种现状满不在乎的人，尽管他有时并不反对为知识分子跟自然的疏远发出幼稚的叹息。最近利希涅夫斯基提到希林曾约他见面谈动物园的什么事情，聊了一个钟头后，当利希涅夫斯基漫不经心地将希林的注意力吸引到囚在笼中的一只鬣狗上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希林几乎不知道人们把动物关在动物园里，只见他朝笼子瞟了一眼，机械地说：“是的，我们这号人对动物了解得不够。”旋又继续讨论生命中最让他牵肠挂肚的事：俄国作协理事会的活动和组织。眼下他处于极度激动的状态，因为“某件大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理事会主席是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瓦西列夫，这样安排当然是有几个充分的理由的：他在前俄时期的声望，他多年的编辑活动，最重要的是———使他声名远播的那种不容改变、几乎令人生畏的诚实。另一方面，他的坏脾气，争辩时的不留情面，以及(虽说有从事公务的丰富经历)对人的全然无知，不仅丝毫无损于这种诚实，反而赋予它一种独特的魅力。希林的不满并不针对他，而是针对理事会的其余五名成员，首先因为他们没有一人(比方说，附带提一下，像该协会三分之二的成员一样)是职业作家，其次因为其中三人(包括会计和副主席)是———即便不是怀有偏见的希林认定的无赖，至少也是他们那些忸怩但却机敏的活动中的阴地植物。一段时间以来，一个相当滑稽(按照费奥多尔的观点)、极端无耻(使用希林的术语)的事件出在理事会的基金上。每当一位会员申请一笔贷款或补助时(两者之间的差别大约等于99年租借和永久拥有)，他得搜寻到这些基金，而它们，只要当事者稍稍做出赶上它们的努力，就变得出人意料地轻灵飘渺，似乎它们一直在等距离地位于分别由会计和两名理事代表的三个点之间。致使追逐复杂化的是这样的事实：迄今为止瓦西列夫跟其他三位理事一直保持着互不搭话的关系，甚至拒绝与他们书面交流，发展到最近先由自己垫钱分配贷款和补助，再让其他人从理事会拿钱还他。拖到最后钱总能点点滴滴地拿到，但又发现十有八九是跟一个局外人借的，结果这一笔笔现金业务从未引起会计幽灵似的形态的改变。特别频繁地恳求补助的新会员们显然开始变得惴惴不安。下月将召开全体会议，希林为会议起草了一份采取果断行动的方案。
“有一段时期，”他说着，和费奥多尔一起大步走在公园的一条小径上，不经思索地循着它那狡诈隐晦曲曲弯弯的路线，“有一段时间，我们作协理事会的所有成员都是极受尊崇的人物，比如波乔尔阿金、伊万·卢任、齐兰诺乌，可惜有些死了，有些在巴黎。不知怎的，古尔曼悄悄混进来，而后渐渐拉入他的同伙。对这个三人小帮派来说，规规矩矩的正派人的消极参与———我没别的意思———是指特别迟钝的科恩和戈里亚伊诺夫，是一个很方便的掩护，一种伪装。另外古尔曼与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的紧张关系也确保了后者的无所作为。应该为这一切承担责任的正是我们，作协理事会成员。若不是因为我们的散漫，疏忽，组织不力，对理事会心不在焉的态度以及社会工作方面明显的不切实际，古尔曼和他的同伙决不至于年复一年地选上他们自己或是跟他们情投意合的人，现在得结束这一局面。按惯例他们的名单将在下次选举时散发……不过我们到时候会提出自己的名单，清一色的职业作家：主席是瓦西列夫，副主席是格兹，理事会成员有利希涅夫斯基、沙赫玛托夫、弗拉基米罗夫、你和我。然后我们将重组审计委员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别伦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脱离了尘世。”
“哦，别，求求你，”费奥多尔说(顺便称赞希林给死亡下的定义)，“别把我算上。我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参加任何委员会。”
“闭嘴！”希林嚷着，皱紧双眉，“那不公平。”
“恰恰相反，非常公平。再说———要是我当上委员，那只能是阴差阳错。说真格的，孔切耶夫让出这一切是对的。”
“孔切耶夫！”希林愤怒地说，“孔切耶夫是个一点本事也没有的手艺人，只晓得单干，对公众利益没有丝毫兴趣。不过你应该关心理事会的命运，只要你———恕我直言———跟它借钱。”
“问题就在这儿。假使我当上委员，就不可能把施舍物留给我自己。”
“瞎扯。为什么不能呢？这是一道完全合法的程序。你只需起身去一趟卫生间———就能暂时成为，可以说，一名普通会员，让你的同事讨论你的请求。所有这些是你刚刚想到的无用的借口。”
“你的新小说进展如何？”费奥多尔问道，“差不多写完了吧？”
“我们此刻不是在谈我的小说。我郑重其事地要求你表示同意。我们需要新鲜血液。这份名单我已经和利希涅夫斯基斟酌过多次。”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费奥多尔说，“我不想干傻事。”
“嗯，要是你把履行你的公共义务说成干傻事……”
“要是我当上委员那当然是干傻事，因此我出于对职责的尊重予以拒绝。”
“真可悲，”希林说，“难道我们非得让罗斯季斯拉夫·斯特兰尼代替你不可？”
“当然！太棒了！我崇拜罗斯季斯拉夫。”
“其实我已经为他保留了审计委员会的位置。还有林施，不用说……不过务必请你用心想一下。这不是一桩小事。我们将对这帮无赖发起一场正规战。我正在起草一篇到时候肯定让他们坐不住的发言稿。你再考虑一下，你还有整整一个月呢。”
在那个月里，费奥多尔出版了他的书，发表了两三篇短评，于是他去出席全体会议，喜滋滋地觉得他在那儿将发现不止一个怀有敌意的读者。会议照例在一家门面挺大的咖啡店的二楼举行。他进场时人全都到齐了。一个手脚异常麻利、两眼顾盼有神的男招待正在端上啤酒和咖啡。会员们坐在一张张茶几旁。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们形成一个紧凑的小组，人们已经能够听见沙赫玛托夫那底气十足的“嘿、嘿”声，因为侍者上错了他点的饮料。在店堂后部一张长桌后面坐着理事会成员：粗壮的、特别沮丧的瓦西列夫，戈里亚伊诺夫和科恩工程师坐在他右边。科恩的主要兴趣在涡轮机上，不过他曾经与亚历山大·勃洛克以及前政府某部门的一位前官员有过一段交情。戈里亚伊诺夫，能够奇迹般地背诵《智力的悲哀》以及可怕的伊凡与立陶宛大使的对话(他曾经惟妙惟肖地用波兰腔模仿过一回)。他们形成自己的冷静特性：他们跟三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已绝交多时。在这三人当中，当然古尔曼是个胖子，秃脑壳的一半被一个咖啡色胎痣占据，厚实倾斜的肩膀，微微泛紫的唇上露出一丝鄙夷愠怒的意味。他跟文学的缘分局限于他与某个提供技术指导的德国书商短暂且纯粹商业性的联系。他个性的主题，他存在的要旨，是投机———他尤其留意苏维埃汇票。他身旁坐着一位个头偏矮但体魄健壮、精力充沛的律师，下巴颏突出，右眼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左眼天生是半闭的，嘴里一整副金属假牙———一个警觉且暴躁的人，可以说是一个自行其是的恃强凌弱者，总是向人们发起挑战，要求进行仲裁。当我向他挑战时，他拒绝了，摆出冷酷的决斗者的疾言厉色的派头。古尔曼的另一个朋友，肌肉松弛、肤色灰暗，恹恹无力，戴着仿角质镜架，整副尊容酷似一只神态安详的蟾蜍，只有一种需要———独处一块湿地的绝对的宁静之中。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写过几篇有关经济问题的短评，虽说惯于恶语中伤的利希涅夫斯基就连这也矢口否认，赌咒发誓地说他惟一的文学成就是革命以前写给敖德萨一家报社编辑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愤慨地否认他跟一个与他同名的流氓有任何关系，孰料此人原来是他的亲戚，继而变成形貌酷似他的人，最后竟是他自己，仿佛表面张力与合并的不可逆转法则在这里起了作用。
费奥多尔坐在小说家沙赫玛托夫和弗拉基米罗夫之间，身旁一扇宽大窗户后面的夜幕隐约闪烁着潮湿晦暗的微光，那是两种色调(柏林式的想像力不能再有任何扩展)的发光标牌———臭氧红和波尔图红———隆隆作响的电气火车挂着一节节被迅速清晰地照亮的车厢沿着一条高架铁路疾驶而过。紧挨下面的拱门，几辆吱吱嘎嘎缓缓蠕动的电车似乎在不停地互相碰撞，却找不到一个观察孔。
与此同时，理事会主席已经起身提议选举一名会议主席。从不同的座位上传来声音：“克拉耶维奇，我们推选克拉耶维奇……”于是克拉耶维奇教授(跟物理学教材的作者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他是国际法教授)，一个表情多变、瘦骨嶙峋的老头儿，穿着羊毛背心和未系上纽扣的茄克，倏地蹿上远得出奇的主席台，左手插进裤兜，右手捏着夹鼻镜细绳末梢甩来甩去。他在瓦西列夫和古尔曼之间坐下(古尔曼满面愁容地慢慢将一根香烟旋进一根琥珀色烟嘴)，旋又起身，宣布会议开始。
不知道，费奥多尔暗忖，一边拿眼斜觑弗拉基米罗夫，不知道他是否读过我的书？弗拉基米罗夫放下杯子，瞅着费奥多尔，不过一声未吭。他在茄克里面穿一件英国运动衫，三角形领口镶着一道黑橙两色的阔边。他前额两侧往后渐趋稀疏的头发夸大了后者的宽度，他的大鼻子的鼻骨很硬，灰黄的牙齿在他微微翘起的上唇下面闪耀着令人作呕的光泽，留神察看的双眼兼有机智和淡漠。他似乎曾就读于英国的一所大学并且时时炫耀一种准英国派头。29岁那年他已是两部小说的作者———以它们明镜风格的力量与快速而著称———这触怒了费奥多尔，因为他觉得自己与弗拉基米罗夫有些相仿。作为一个交谈者，弗拉基米罗夫平淡无味到极点。人们指责他荒谬、傲慢、冷淡，不善于用和缓的口吻进行气氛融洽的探讨———但他们也这样议论孔切耶夫和费奥多尔本人，对于任何一个其思想居住在私宅而不是营房或酒馆的人都是如此。
同样选出一位秘书以后，克拉耶维奇教授提议全体与会者起立哀悼协会的两位已故会员。在这丧失活力的五秒钟里，被逐出集体的侍者扫视着一张张桌子，忘了他刚用托盘端来的火腿三明治是谁点的。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站着，古尔曼，比方说，垂下花斑色秃脑壳，掌心朝天地将一只手摊在桌上，仿佛他刚刚掷出一粒骰子，为自己的失手惊得瞠目结舌。
“喂！这儿！”沙赫玛托夫嚷道，他始终在眼巴巴地期待那一刻———侍者赶紧竖起食指(他想起来了)，步履轻盈地溜到他身边，当啷一声将盘子放在大理石上。沙赫玛托夫随即开始切三明治，手中的刀叉呈十字形相交；在盘子边上有一摊喷出的黄色芥末，正如平素一样，成了一只黄色羊角。沙赫玛托夫那张拿破仑一世似的谦恭的脸，一绺向鬓角倾斜的钢蓝色头发，在此享用美食之际尤其让费奥多尔感兴趣。在他身旁，呷饮柠檬茶，本人犹如柠檬一般酸涩，眉毛凄惨地蹙成拱形，坐着《格兹塔报》的讽刺作家。他的笔名Foma Mur，含有他声称的“整整一部法国小说(女人，爱情)，一页英国文学(托马斯·穆尔)，以及稍许一点犹太教的不可知论(使徒托马斯)”之意。希林正趴在一只烟灰缸上削铅笔，他为费奥多尔拒绝“卷入”选举名单憋了一肚子火。出席会议的还有下列作家：罗斯季斯拉夫·斯特兰尼———一个面目狰狞的人，汗毛浓密的手腕上套了一只手镯；头发乌亮、肌肤如羊皮纸般苍白的女诗人———安娜·阿甫捷卡；一位剧评家———一个皮包骨头、沉默到极点的小伙子，身上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气质，令人想起俄国40年代用达盖尔【Daguerreo(1789-1851)，法国舞台美术家和物理学家，与人合作发明达盖尔银版法，首创缩型立体布景及幻觉舞台布景】银版法拍的照片；和蔼的比施，他的目光慈父般地滞留在费奥多尔身上，后者，用半只耳朵倾听作协会长的报告，已经将他的凝视从比施、利希涅夫斯基、希林以及其他作家身上转向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他们当中有若干名新闻记者，比如年迈的斯图皮申———他的调羹正在穿过一块楔形咖啡巧克力蛋糕，许多书记员，另外———独坐一隅、天晓得照什么规矩获准入场的柳博芙·马尔科芙娜，夹鼻镜后面隐隐露出怯意。总之有不少被刻薄地称为“外来分子”的人：仪表堂堂的恰尔斯基律师，一向抖个不停的白皙的手上捏着当晚第四根雪茄；一个身材矮小、满面络腮胡子的批发商，曾经在一家崩得派【Bundist，正式名称为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在维尔纽斯建立，呼吁取消对犹太人的歧视，主张俄国实行联邦制】的报纸上刊登过一则讣闻；一位举止斯文、面色苍白的老头，正在品尝一点苹果酱，已经热忱地履行了他身为教堂唱诗班领唱的职责；一个神秘莫测的壮汉，隐居在柏林郊区的松林里，有人说是在洞穴里，在那里编纂了一本苏维埃轶事集；一个独立的聒噪不休的小团体，一群自负的失败者；一个乐呵呵的年轻人，经济能力及社会地位均不为人所知(“一名苏维埃间谍”，希林简单地、愤懑地说)；另一位女士———某人的前任秘书；女士的丈夫———一位著名出版商的兄弟。所有这些人，从满篇病语、醉意朦胧、目光滞钝的懒汉，他们写的带有威胁意味的神秘诗文还没有哪一家报纸同意登载，到身子小得不堪入目、几乎可以任人携带的律师，跟人交谈时把“我放”读作“我方”，“坐垫”读作“锉垫”，仿佛是在为他的名字确立一套说辞，所有这些人，在希林看来，损害了作协的名誉，都应被立即驱逐出去。
“现在，”瓦西列夫在读完报告后说，“我提请会议代表注意，我将辞去作协会长一职并且无意谋求连任。”
他坐了下来。一阵寒栗掠过全场的与会者。在悲怆的重压下，古尔曼合拢沉甸甸的眼皮，一列电动火车像滚球似的从一根低音琴弦上滑过。
“下面是……”克拉耶维奇教授说着，将夹鼻镜举到眼前细瞧会议议程，“财务主管的报告。有请。”
古尔曼的富有活力的邻座，即刻使用一种咄咄逼人的腔调，一只好眼睛灼灼闪光，同时用力扭歪塞满宝贝的嘴唇，开始读起来……一个个数字像火花似的喷射，金属般刺耳的词儿蹦蹦跳跳：“……进入本年度……记账……查账……”与此同时，希林开始在一张烟盒背面草草记着什么，又加上什么，扬扬得意地跟利希涅夫斯基互递眼色。
念到最后，财务主管啪哒一声闭拢嘴唇，台下稍远处审计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已经起身，一名格鲁吉亚的社会主义者，满脸痘痕，黑发亮似鞋油，简单列举了他的几点好印象。在这之后希林要求发言，场上立刻出现了什么事情让人既喜又忧，同时有些出格的一种迹象。
他的发言首先抓住新年慈善舞会的开支大得不可思议的事实，古尔曼想进行辩解……会议主席，用铅笔对准希林，问他是否已经讲完。“让他说完，别打断他！”沙赫玛托夫从座位上嚷道———主席的铅笔，像巨蟒舌头似的微微颤动，瞄准沙赫玛托夫，继而转向希林。希林欠欠身，坐了下去。古尔曼吃力地站起来，鄙夷而无奈地怀着压在心头的悲戚，开始发言……可是希林很快截断他的话头，克拉耶维奇抓起铃子。古尔曼讲完，财务主管随即要求发言，不过希林已经站起来继续说道：“股票交易所这位尊敬的先生的解释……”主席鸣铃请他克制些，威胁将不允许他发言。希林再度欠身致意，说他只有一个问题，协会的基金，按照财务主管的说法，共有3076马克加15芬尼———他能否当场见到这笔钱？
“讲得好！”沙赫玛托夫吼了一声———理事会最没有魅力的委员，那位神秘的诗人，狂笑，鼓掌，差点从椅子上跌倒在地。财务主管，脸上渐渐失去血色，最后变成一片惨白的雪光，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起来……就在他的发言被难以招架的听众的叫嚷声打断之际，一个叫舍夫的，身体单薄，下巴光溜，模样有点像红发印第安人，离开他的角落，穿着橡胶底运动鞋悄悄走向委员会办公桌，蓦地将他的红拳头往桌上重重一擂，结果连铃子也蹦了一下。“他在撒谎！”他怒吼一声，返回座位。
四下里骤然炸开锅，希林如梦方醒，一时叫苦不迭，原来还有另一帮人图谋篡权———也就是一向被打入另册的那个派别，包括诗人，红发印第安人，满脸络腮胡子的小矮子和几个衣衫不整、精神错乱的家伙。其中一个当即读起一张纸上的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名单，他们谁也不能被人接受。由于有三方参战，这场战斗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场面相当混乱。一些词语四下飞舞，诸如“黑心肝的商人”，“你不配参加决斗”，“你已经被彻底打垮了”。就连比施也开了腔，试图淹没喷涌而出的有辱人格的话语。但是由于他的风格天生晦涩费解，谁也搞不懂他在说什么，直到他坐下来解释说他完全赞同前面一位发言者的观点。古尔曼，他的鼻孔独个儿表露出冷嘲热讽，忙于拨弄自己的烟嘴。瓦西列夫离开他的座位，退到一个角落里，佯装读一份报纸。利希涅夫斯基做了一段毁灭性的发言，主要针对那位貌似安详的癞蛤蟆的常务理事，而他只是摊开双手，朝古尔曼和财务主管投去无奈的一瞥，他俩竭力回避他的目光。最后，神秘诗人站起来，身子颤巍巍地歪向一侧，汗湿粗糙的脸上露出一丝大有希望的微笑，开始咬文嚼字地讲话。这当儿主席气鼓鼓地鸣铃宣布暂时休会，随后是预定的选举。希林匆匆走到瓦西列夫身边，开始对他苦苦相劝。费奥多尔忽然觉得无聊，赶紧找到自己的雨衣，出门走上大街。
他生自己的气：想不到为了这种荒唐的消遣竟然不惜牺牲他与济纳夜间幽会的稳当牢靠的福祉！即刻见到她的欲望以它似非而是的不可能性折磨着他。倘若她不是睡在距他床头六码开外的地方，跟她接触就便当多了。一列客车横贯整条高架铁路。坐在第一节车厢灯火明亮的窗前的一个女人开始打呵欠，被另一个女人完成———在最后一节车厢里。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沿着一条黝黑而喧嚣的马路向电车站躞蹀而行。一家音乐厅的霓虹灯招牌逐级跨过成阶梯垂直排列的一个个字母，它们齐刷刷地熄灭后，灯光再度往上攀爬：巴比伦语的哪个词儿终将抵达天宇？……代表一万亿种色调的一个复合名字：diamondimlunalilithlilasafieryviolentviolet等等———还有许许多多！或许他该试着打个电话？他兜里只有一枚面值10分的铸币，他得用心思量：打电话意味着他无论如何都不能乘坐电车，但是打电话找不到人，就是说没有跟济纳本人直接通话(通过她母亲找她按照道德标准是不允许的)然后步行回家有点太丢面子。我得冒个险。他走进一家啤酒店，拨了号码，转瞬间一切全都泡了汤！他拨的是一个错误的号码，那位总是跟西奥果列夫夫妇联系的姓氏不明的俄罗斯人一直期待的正是这个号码。这该如何是好———他只得步行回家，换了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就会这样说。
在下一个拐角，他的临近触动了一贯在此巡逻的妓女们玩偶似的结构。她们当中的一个甚至试图摆出一副在商店橱窗旁留连忘返的姿势，想想真是可悲，这些金色人体模型上的粉红紧身胸衣她已烂熟于心，烂熟于心……“真美。”另一个说着，露出一丝探询的微笑。星光闪烁下的夜晚是温暖的。他步速极快地走着，夜间具有麻醉功能的空气使他的光头昏昏沉沉———再往前，当他走过花园之际，朝他飘来了丁香花的幻影，叶簇的黑暗以及弥漫在草地上的赤裸迷人的香气。
他身上燥热，额头滚烫，等到最后，轻轻地咔哒一声关上房门，他发现自己待在黑暗的过道里。济纳房门上方的不透明玻璃浑似一片明晃耀眼的大海。她准是躺在床上看书，他想。但就在他驻足凝视这块神秘莫测的玻璃的当儿，她一阵咳嗽，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随即灯熄灭了。多么荒唐的折磨。走进去，进去……谁会知道呢？像她母亲和继父那样的人睡觉时带着农民惯常的不省人事和百分之百的睡意。济纳的小心审慎：她绝不会听见一只手指甲的轻轻叩击就开门。不过她知道我正站在漆黑的过道里几乎透不过气来。这间近几个月来禁止入内的屋子已经变成一种痼疾，一种负担，他自己的一部分，但已被充气密封：夜晚的气胸。
他又站了一阵———然后踮着脚尖偷偷溜进他的房间。最最重要的法国人的情绪。女人，爱情。睡眠，睡眠———春天的沉重全无才华可言。照管自己：修士的双关语。下一个是什么？我们究竟在等什么？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找一个更好的妻子。可我果真需要一个妻子吗？“把那把里拉挪开，我没有地方转身……”不，我永远不会听见她说这话———这是关键。
几天之后，简单地、甚或有些愚蠢地，有人示意用某种方法解决一个难题，可是这个方法似乎过于复杂，致使人们不禁寻思它的结构是否有误。鲍里斯·伊万诺维奇，他的事业在最近几年每况愈下，却出乎意料地由柏林一家公司提供了一个相当体面的常驻哥本哈根的代表的职务。在截至7月1日的未来两个月内，他得搬到那里至少住一年，或许是永远，如果诸事顺遂的话。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因为某种缘故喜爱柏林(熟悉的常去之地，再好不过的卫生安排———虽说她自己邋遢得要命)，为离开它愀然不乐。然而一想到等着她的是生活的改善，她的忧戚便烟消云散。于是两人谈妥从7月起济纳独自留在柏林，继续为特劳姆工作，直到西奥果列夫在哥本哈根“替她谋得一份工作”，“听到第一声召唤”济纳便动身去那里(说穿了，那是西奥果列夫夫妇的想法———济纳拿定的主意跟它截然不同)。剩下的便是公寓问题的解决。西奥果列夫夫妇不愿把它卖掉，于是他们开始寻找租户。他们找到了这样的人。一个商业前景远大的德国小伙子，由他的未婚妻陪同———一个相貌平平、未施粉黛、穿一件绿色外套、在家庭事务上自有主见的姑娘———前来察看公寓。餐室、卧室、厨房，躺在床上的费奥多尔让他们感到满意。不过，他打算从8月份才开始入住公寓，因此在西奥果列夫夫妇离开后，济纳和房客能够在那儿再等一个月。他们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50，49，30，25。这些数字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相貌：一只蜂窠，树上的一只喜鹊，一位骑士的轮廓，一个年轻人。自从春天以来，他俩的夜间幽会超出了他们起初那条街的范围(街灯、酸橙、栅栏)，现在他们不知满足的漫游携着他们在愈加扩展的圈子里进入城市遥远的、更新的一个个角落。眼下是一条运河上的一座桥，继而是公园里攀附在格子棚架上的一片灌木丛。后面一盏盏灯疾驰而过，接着是几堆影影绰绰的垃圾之间的一条未铺砌的街道，上面停着几辆黑魆魆的运货车，临了是一些白天不可能被发现的怪异的拱廊。迁徙前习惯的改变；亢奋；肩胛里一阵令人倦怠的痛楚。
报上预测刚刚开始的夏天会异乎寻常地炎热，的确有一长串斑斑点点的漂亮日子，时而被插入的一场雷雨所打断。上午，济纳被办公室的恶臭和暑热弄得萎靡不振。单是哈梅克的茄克的汗津津的腋窝就够受的了……何况还有打字员们像蜡一样熔化的脖颈、复写纸黏糊糊的黑色呢？费奥多尔打算在格鲁内瓦尔德度过整个白天，放弃授课，竭力不去考虑拖了很久的房租。他以前从来没有在7点起身，那样会显得不可思议———但是此时在生活的新的光辉里(其中不知怎地融合了他的天赋的渐趋成熟，新的劳役的预兆，以及与济纳共享的完整幸福的临近)，他体验到一种直接的乐趣，从这些早起的快捷和轻松中，从动作的那种干脆利落中，从三秒钟着装的理想的单纯中。衬衫，长裤，光脚上的帆布胶底运动鞋———之后他将一块小毛毯夹在腋下，里面裹着他的游泳裤，在穿过走廊时将一只橘子和一块三明治揣进兜里，匆匆奔下楼梯。
一块边角翘起的擦鞋垫使门处于敞开的状态，看门人正在用力掸掉一块垫子上的灰，方法是将它往一棵无辜的酸橙树身上猛掼：我做错了什么？凭什么这么对我？沥青仍然在一座座房子的深蓝色阴影里。人行道上闪烁着一只狗的第一堆新鲜粪便。一辆黑色柩车，昨天始终立于一家修车店门外，此时小心地驶出一扇大门，拐上阒无人迹的街道。车里，在玻璃后面和仿真的白玫瑰中间，躺着的不是一具棺材，而是一辆脚踏车。谁的？为什么？乳品店已经开门，但是懒惰的烟店老板仍在酣睡。阳光在街右侧形形色色的物体上嬉戏，宛如一只喜鹊正啄食明晃耀眼的颗粒。这条街的尽头与一条铁路的宽阔的沟壑相交，这里，从跨越信号架的右侧陡然冒出一团机车的烟雾，在铁肋上面碰得粉碎，稍后复又变成白色，赫然耸现于另一侧，波涛般地从林木隙缝间流走。这之后穿过信号架，费奥多尔，跟以往一样，心里乐滋滋的，因为铁路两侧美妙的诗意，因为它们的自由和多样化的特性。一片洋槐和黄华柳，野草，蜜蜂，蝴蝶———所有这些孤寂而无忧地生活在恶劣的环境里，与煤灰比邻而居，在下面五股铁轨之间微微闪着光亮，快乐地远离上面的城市侧面布景，远离一座座老房子起皱剥落的墙壁。这些老房子在早晨的阳光下炙烤它们刺上花纹的脊背。信号架过去，小公园附近，两名上了年纪的邮政工人，完成了对邮票自动出售机的检查，忽然变得顽皮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出素馨花丛，一个尾随另一个，一个模仿另一个的姿势，走向第三者。他双目紧闭，在工作日开始前坐在长椅上进行谦卑而短暂的放松———为的是用一朵花儿搔自己的鼻子。我应该将夏天清晨赏给我的所有这些礼物置于何处———只奖给我一人？将它们贮存起来，用在未来的书中？当即将它们用作素材，提供给一本实用手册：《怎样才能幸福？》？抑或深入下去，直至事物的底层，理解隐藏在这一切后面的东西———在叶簇的嬉戏、活力、浓厚的绿色油彩后面？因为确实有什么东西！我想表达谢意却又无人可谢。捐赠物品的单子已经拟出：一万天———捐赠者姓氏不明。
他继续前行，走过铁轨，走过银行家别墅的幽邃的花园，连同洞室的阴影，黄杨树，缀满水珠的常青藤和草坪。榆树和酸橙树中间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松树，被格鲁内瓦尔德松林远远地打发到前面。或者，正好相反：落在后面？响亮地吹着口哨，高高升起(上坡)在三轮车踏板上，面包房的一名伙计经过他身边。一辆洒水车缓缓蠕动，发出一阵潮湿的嘶嘶声———轮子上的一头巨鲸慷慨地浇灌沥青路面。某人夹着一只公文包砰地推开一扇朱红漆圆门，动身前往不知名的办事处。费奥多尔跟着他出现在大街上(还有那条相同的霍亨佐伦坦姆大街，在街口他们烧死了可怜的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那儿，公文包追赶一辆电车，上面的锁闪闪发光。现在离树林不远，他加快脚步，已经感到太阳炽热的面罩正蒙在他那仰起的脸上。一道道栅栏上的尖木桩轻轻转过他身边，使他的视线沾上许多斑点。昨天的空地上正在建造一座小型别墅，由于天穹正透过未来窗户的缝隙朝里窥探，由于牛蒡和阳光利用工作的缓慢使它们自己舒适地待在尚未完工的白墙里，这些便获得了废墟的发人幽思的形状，恰似“哪天”一词，既为往昔又为将来服务。朝费奥多尔走来一位年轻的姑娘，手拿一瓶牛奶。她跟济纳有些相像———或者，不如说，含有一丁点那种魅力，既特殊又隐晦，被他在许多姑娘身上发现，但在济纳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因此她们都与济纳有着某种神秘的亲缘关系，这一点只有他知道，尽管他完全不能确切地说明此种亲缘关系的征象，超出它的范围女人在他心目中激起令他痛苦的憎恶。此刻，他回眸打量她，瞥见她那早已为他熟知且难以捉摸、倏忽间永远消失的金色轮廓。他有一刻感到无望的欲念的影响，这种欲念的所有迷人和可贵之处在于它的不可遏制。哦，劣质震颤的陈腐邪念，切莫用口头禅“我的类型”来引诱我。不是那个，不是那个，而是那以外的什么东西。释义总是有限的，但是我继续竭力追求遥远。我超越了障碍(词汇的、意识的、世界的)，寻觅广阔无垠的境界，所有、所有的线索都在那里相交。
在大街尽头，松林的绿色边缘进入视线，连同一座刚刚落成的凉亭华丽而俗气的柱廊(在亭子正厅里可以发现各种类型的厕所———男人的、女人的、儿童的)。穿过它，根据当地园林建筑设计师的设计———你得继续前行，以便首先进入一个最近堆垒的假山庭园，阿尔卑斯山的植物点缀在几条几何形的小径旁，它们充作———仍旧按照相同的设计———松林的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入口。然而费奥多尔往左拐，避开了进口：那条路近些。松林依然开阔的边缘绵延不绝地沿着一条汽车道延伸，但是下一个步骤对于城市元老而言却是不可避免的：用环状栅栏将这整个自由通道围起来，以使门厅成为不可或缺的进口(从最贴近字面、最基本的意义上说)。我替你造出这个观赏性物体，可你不感兴趣。所以现在对不起：它既具观赏性又有控制性。不过(借助于一个思维跳跃复又返回：f3—gl)原先的境况几乎是再好不过的了，当年这片林子———如今已经退却，如今簇拥在湖周围(和我们一样，我们在离别毛茸茸的祖先时，仅仅保留了一小片植物)。曾经一直延伸到现在这座城市的心脏，一群吵吵嚷嚷、自命不凡的乌合之众骑马奔驰在它的荒野里，带着号角，猎狗，以及在前面拍打树丛，以惊起猎物的走卒。
我所见到的林子依然充满活力，枝叶繁茂，鸟儿很多。里面出现了金黄鹂、鸽子和松鸦。飞过一只两翼急速起伏的乌鸦。一只红头啄木鸟正朝一棵松树干上笃笃笃地敲击。有时，我想，它鸣叫时是在模仿它自己的敲击，因此听起来格外响亮动情(为了雌鸟的缘故)；因为说到一般令人销魂的神奇魅力，自然界里没有哪种东西能比得上她那突如其来地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的巧妙诓骗。于是树林里的一只蚂蚱(启动它的微型引擎，却从来不能驱驶它前进：嘶格-嘶格-嘶格，骤然打住)，已经纵身跳到地上，旋即重新调整姿势，通过偏转身子，使他黑色斑纹的方向与落地针叶(或者与它们的阴影！)的方向相符。不过且慢：我喜欢回忆父亲写的一段话：“在近距离———无论多近———观察的过程中，注意提防我们的理智———那个一向跑在前头的饶舌的恶人催逼我们做出种种解释，而后这些解释开始难以觉察地影响观察的过程并对其加以歪曲：结果工具的阴影遮掩了真相。”
把你的手给我，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一起走进树林吧。看！首先———这些林间隙地，长着一片片鳍蓟、荨麻或千屈菜，其间你将发现各种废旧杂物，有时甚至是一块边缘参次不齐、弹簧生锈断裂的床垫。切莫鄙视它！这儿是一片幽暗矮小的冷杉树丛，我在里面曾经发现一个坑，是由躺在它旁边的那头畜生在咽气之前精心细致地刨出的：一头口鼻纤细、岁数不大的狗，含有狼的血统，身子蜷成一条优雅绝伦的弧线，爪与爪相叠。现在出现的是几个光秃秃的小山丘，底部没有灌木丛———只有一层厚厚的褐色松针，铺在过于简单的松树下，几棵树之间绷了一张帆布吊床，上面堆满某人无需付出任何努力的躯体———一只废弃灯罩的金属丝骨架也在这儿，躺在地上。再往前，我们来到一块瘠地，四周环绕着刺槐，那边滚烫发黏的灰色沙地上坐着一个女人，身穿内衣，一双可怖的裸腿伸出来，正在织补一只长袜，有一个孩子在她附近爬来爬去，屁股蛋子被地上的灰蹭得乌黑。你从这儿还能瞅见那条大街以及疾驶而过的汽车散热器的闪光。不过你只需稍许深入一些，林子便能重申自己的权威，松树变得更加高贵，苔藓在脚下吱吱作响，某个流浪汉总是在这里熟睡，一张报纸盖在他脸上：哲人喜欢苔藓远胜于玫瑰。这是几天前一架小飞机坠落的确切地点：某人早晨带着他女儿在晴朗的天空架机兜风，欢喜过头，操纵杆失灵，随着一阵刺耳的尖啸和轰然爆裂，径直栽进树林。我，很遗憾，来得实在太迟。他们已经抓紧时间清理了残骸，两名骑警正缓缓地骑着马朝那条路走去———不过莽撞致死的印痕依然可见，一棵松树让一只机翼全身刮了个遍。牵着狗散步的建筑师正在向一个保姆和她照看的孩子解释发生的事情。但几天之后所有的遗迹全消失了(只留下松树上的一块黄色伤疤)，在已经毫不知情的状态下，一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相对而视———她穿着紧身胸衣，他穿一条衬裤———在相同的地点做不复杂的体操。
再往前，景色变得十分美妙：松树已经进入枝叶繁茂的状态，在它们微呈粉红、覆满鳞片的躯干之间，矮矮的花楸的柔软叶片和橡树的茁壮葱郁将林间的阳光的纹路分割成一只栩栩如生的花斑动物。在一株橡树稠密的深处，当你从下面朝它凝望时，阴影笼罩的和阳光照亮的叶片的重叠，墨绿的和光灿夺目的翡翠，恍若一副七巧板图案，它们的波纹状边缘严严实实地拼在一起。在这些叶片上，时而任阳光抚摸它那黄褐色的柔软身段，时而紧紧地闭拢双翼，栖息着一只安格尔温蝶，斑斑点点、色泽暗淡的蝶翼底面有一个白色括号。蓦然起飞，它落在我赤裸的胸脯上，受到人身上汗味的引诱。在我仰起的脸庞之上更高的地方，青松的树巅和躯干参与了许多阴影之间的一场复杂的互换，它们的叶子使我想起在清澈的水里轻轻摇曳的水藻。倘若我把头再往后仰一点，使后面的草(从这个仰起的视角看去，绿到难以言传的地步，从远古直到如今)仿佛正在朝下成长为空虚透明的光。我体验到的情绪，类似于曾经飞上一个星球(具有不同的引力，不同的密度以及对意识的不同强调)的某个人必然获得的强烈感受———尤其是当一家人外出散步上下颠倒走过身边时，他们跨的每一步变成一种奇怪的、有弹性的颠簸，一个以高弧线抛出的球似乎正在降落———越来越慢———坠入一个令人目眩的深渊。
如果谁再继续下去———不是朝松林漫无际涯地延伸的左边，不是朝右边，那里有一片幼小的白桦矮林新鲜地、幼稚地散发着俄国气息，将松林阻断。松林重新变得稀疏，失去了它的林下灌木丛，零星散布在多沙的斜坡上，坡脚宽阔的湖面浮现在一道道光柱里。太阳变化多端地映照对面的湖岸，以一朵云为起点，整幅天幕似乎已经关闭，犹如一只蓝色巨眼，转瞬间复又缓缓开启，这当儿，一侧的湖岸总是落后于另一侧，在逐渐暗淡和发亮的过程中。对面其实没有沙土边界，所有的树全都朝着下面茂密的苇丛倾斜，而在高一些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炽热和干燥的土坡上长满红花草、酢浆草和大戟，周边镶上橡树和山毛榉的浓重的墨绿。这树战战兢兢地朝下面那些潮湿的洞穴走去，其中一个是雅沙·车尔尼雪夫斯基开枪自杀的地点。
早晨我步入这个松林世界，凭借自己的努力拔高了它的形象，使其超出那些拙劣的礼拜日印象(废纸造成的垃圾，一群野餐者)，从中产生了伯林纳【Berliner(1851-1928)，美国发明家，发明电话听筒、唱片录音系统，晚年研究儿童保健和营养学，推广牛奶低温消毒法】“关于格鲁内瓦尔德”的构想。在这些炎热的夏季工作里，我走到它的南端，走进它的深处，走向荒芜隐蔽的地点。我感到无比喜悦，仿佛这是一个远古时期的天堂，离阿迦门农斯特拉斯两英里。来到一个我喜欢的偏僻处，它利用灌木丛提供的庇护魔术般地把阳光的自由流动聚拢到一起。我剥光衣服，仰卧在一小块地毯上，把我不需要的行李箱枕在脑后。多亏覆盖我周身的黧黑(因此只有我的眼睛、手掌以及眼睛周围光线般的皱纹保持了它们的自然色调)，我觉得自己是一名运动员，一个泰山，一个亚当，你喜欢的任何一个人，惟独不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城市居民。通常由裸身引起的尴尬程度，取决于对我们的无助的白皙的认识，这种白皙与周围世界的各种颜色早已失去联系，而且由于那个缘故发现它自己与周围世界有一种人为的不和谐。好在太阳的影响弥补了这一缺陷，使我们在裸身的权利方面与自然界保持平等，古铜色的躯体再也不会蒙受耻辱。这一切听起来像是一篇裸体主义的议论———但是一个人亲历的真相不应受到指责，如果它与某个穷汉借来的实情恰好相符的话。
太阳缓缓下沉。太阳用它大而光滑的舌头舔遍我全身。我渐渐觉得我正在变得滚烫而又透明，周身遍布火焰，自己仅仅存在于火焰存在的范围内。正如一本书转变为一个带有异国情调的习语一样，我被转变为太阳。瘦削的、怕冷的、冬季的费奥多尔·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眼下与我相距遥远，仿佛我已经将他流放到雅库茨克省一样。他是我的一个毫无生气的翻版。我自个儿的我，写书的这一位，热爱词汇、颜色、心灵的烟火、巧克力和济纳的这一位———不知何故已经解体融化。在光的力量使它变得清澈透明以后，又将它与夏天树林的微微闪光混为一体，连同林子的软缎似的松针和碧绿的树叶，连同在旅行毛毯经过美化、色泽最明艳的羊毛上到处乱窜的蚂蚁，连同鸟儿，气息，荨麻的灼热呼吸和阳光晒暖的青草受精似的味儿。也连同蓝天上嗡嗡飞过的一架架高高的飞机，机身上似乎薄薄地覆盖着尘雾、苍穹的蓝色精髓。飞机略带蓝色，正如一条鱼在水里是湿的一样。一个人可能会那样完全融化。费奥多尔从地上直起身子，坐在原处。汗珠汇成的一股小溪淌下他那汗毛剃尽的胸脯，流入由肚脐眼充当的贮液槽。他平坦的腹部闪耀着珍珠母的褐色光泽。在他阴部几小撮微微发亮的鬈毛上方，一只离群的蚂蚁正在紧张不安地往前爬。他的胫部闪耀着亮光。松针陷入他的脚趾间。他用游泳裤擦擦剪得短短的平头，黏糊糊的颈背和脖子。一只脊背拱起的松鼠蹿过草皮，从一棵树溜到另一棵树上，沿着一条波浪式、几近笨拙的路线。矮小的橡树，年长的灌木，一片小小的流云，丝毫没有污损夏日的面貌，摸索着缓缓经过太阳旁边。
他站起来，走了一步———蓦然间一片薄薄阴影的没有重量的爪子落在他的左肩上。走出第二步后它又从肩头滑落。费奥多尔查看了太阳的位置，将自己的旅行地毯朝旁边拖了一两码，以免遭到树叶阴影的暗中偷袭。光着身子游来荡去给他带来惊喜———他腰胯附近的自由更是使他乐不可支。他躺在灌木丛中，谛听虫子的颤音和鸟儿的啁啾声。一只鹪鹩像耗子似的爬过一棵矮小橡树的叶簇；一只沙蜂低低地飞过，挟着一只麻木的毛虫。他刚才瞅见的那只松鼠贴着一棵树的表皮往上爬，发出一阵痉挛性的刮擦声，附近什么地方响起女孩子似的声音。他在一个阴影的图案中停下来，它沿着它的胳膊静止不动，但却在身体左半边两肋之间有节奏地突突颤动。一只形若树墩的金色小蝴蝶，饰有两个黑色的逗号，落在一片橡树叶子上，微微张开它那倾斜的双翅，像一只金色蝇子似的蓦然飞走。正如在林区岁月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尤其是当费奥多尔瞥见熟悉的蝴蝶时，他想像父亲在其他林子里的孤寂———巨大的，无限遥远的。相形之下眼前这个林子只能算是灌木丛，一截树墩，废物。然而他却体验到某种东西，类似于宽宽地铺在地图上的那种亚洲自由，类似于他父亲徒步漫游的精神。这里最难以置信的是，尽管享有自由，尽管享有蓊郁的草木和幸福的、阳光斑驳的幽暗阴影，他父亲还是离开了人世。
各种声音听起来更近，旋又往后退去。一只不被觉察地歇在他腿部的马蝇用它的喙蜇了他一下。苔藓，草皮，沙土，全都以各自的方式与他的光脚底板进行交流，太阳和树阴以各自的方式抚摸他滚烫光滑的肌肤。他的神志因为无限制的热量而变得敏锐，同时又受到林间邂逅的可能性的撩拨。他宁可损寿一年，甚至一闰年，只要让济纳待在这儿———或者是她的任何一支伴舞队。
他重新躺下，复又起身。他心里怦怦乱跳，倾听诡秘的、隐隐透出指望的喧噪。接着，仅仅套上游泳裤，将旅行地毯和衣裳藏在一簇灌木丛里，他转身走开，在环湖的树林里随意闲逛。
这儿和那儿———这在工作日很少见———露出或多或少的橘黄色身体。他避免趋前细看，惟恐对方从潘【Pan，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畜牧神，爱好音乐，创制排箫】变为潘趣【Punch，英国传统滑稽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中鹰鼻驼背的滑稽木偶】。不过有时，在一只书包对面，在倚在树干上的一辆闪亮的脚踏车旁边，一位孤零零的美女懒散地摊开手足躺在地上，她的双腿裸露到胯部，看上去像麂皮一样柔软，两只胳膊肘朝后翘起，腋毛在日照下微微闪着亮光。诱惑之箭还没来得及嗖的一声飞来将他穿透他就发现，不远处与圆心等距的三个点，形成一个迷人的三角形。围绕谁的战利品？树干之间可以看见三个互不相识、一动不动的猎手：两个年轻人(一个俯卧，一个侧躺)，另一个上了年纪，没穿外衣，衬衫袖子上套着臂环，稳稳地坐在草地上，纹丝不动，永无止境，眼里露出哀怨而克制的目光。看样子这三双瞄向同一地点的眼睛终将，借助于阳光，在那位可怜的德国少女的黑色紧身游泳裤上烧出一个洞，她始终没有撩起她那糊满油膏的眼睑。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