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据说此酒直接来自
他们提供原料的城市汉堡……
以及最令她动情的一首，虽说她没有想过将它跟对一位少妇的回忆联系起来，一位早已去世、费奥多尔16岁时曾经爱过的少妇：
一天夜晚在落日与河流之间
古老的桥上站着我们：你和我。
你可会忘记这情景，我问，
———那股不寻常的急流从身边经过？
你迫不及待地答道：永不！
什么啜泣使我们倏然颤抖，
生活转瞬间发出怎样的喟叹！
你和我一天夜里站在古老的桥头，
直到我俩死去，直到明天，永远。
但是夜色已深，许多人正朝出口走去。一位女士背对舞台披上外衣，掌声稀疏……潮湿的夜在街上幽幽地闪着黑光，刮起一股狂风：永不，我们永远不会到家。然而一辆电车开来。握住过道上方的一只抓手吊环，站在临窗而坐的母亲身旁，费奥多尔满怀憎恶地想起他当天写的诗，想起词的裂隙，想起诗的漏损。与此同时，带着自豪的、快乐的精力，带着狂热的急迫，他已经在寻觅某种新东西的产物，某种至今不为他所知的真实的东西，与他觉得犹如心灵负担似的天赋完全相称。
在她动身的前夜，他俩待在他的房间里迟迟不睡。她，坐在扶手椅上，轻松地、娴熟地(她以前一个纽扣也不会钉)缝补他那些可怜的衣裳。而他，坐在沙发上，啃着指甲，读一本厚厚的、破旧的书。早些年，他年轻时，《安热卢》和《埃尔兹鲁姆之旅》【普希金的作品，全名为《1829年出征时期埃尔兹鲁姆旅行记》，对高加索的自然景色、山民生活及俄土战争做了描述】中有数页他略去未读，但最近他偏偏从中觅得特别的乐趣。他刚读到这一句：“偏远地区对我有某种神秘的魅力；旅行是自打我儿时以来始终不渝的梦想。”蓦地他感到甜甜的、猛烈的、不知何来的一击。依然困惑的他，将书搁到一旁，将麻木的手指插入一盒自制香烟。在那一刻，他母亲头也不抬地说：“我刚才想起了什么！那些关于蝴蝶和蝶蛾的滑稽的小诗，是我们出去散步时你跟他在一起构思的，你记得。‘你的蓝色条纹，从它的蒴盖下露出来。’”“没错，”费奥多尔答道，“有些是地地道道的叙事诗：‘一片枯叶不及新生的栖树蝶陈旧。’”它是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收获！父亲刚刚带回旅途中采集的第一个标本，在首次穿越西伯利亚的长途跋涉中发现了它———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将它描述一番。他回家的第二天，在距自家几步路的莱希诺公园，心目中没有鳞翅昆虫，而是在与妻儿一起悠然闲逛的当儿，朝狐?扔了一只网球。他为自己的归来、和煦的天气、家人的健康备感欣慰，却又下意识地用猎手的老练眼光打量沿途的每一只虫子。接着在费奥多尔面前冷不丁将藤杖尖指向一只胖鼓鼓的、灰中透红的枯叶蝶蛾，边缘弯曲呈深波状、为护身而模拟叶子的那种。它身子悬在一簇灌木下的叶茎上熟睡。他正欲继续前行(这类蝴蝶的外貌全都十分相似)，却又蹲下、皱起额头，审视他的意外发现，突如其来地朗声说道：“嘿，我真该死！我不需要走这么远！”“我一直这么说。”他夫人笑着打断他。他手中这只毛茸茸的小怪物属于他刚刚带回的新品种———眼下它们在此处露面，在圣彼得堡，它们的种群已被悉心研究！但，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巨大巧合的势头并未就此止住，它还能再持续一个阶段：仅隔数日他父亲便获悉，一位与他同行的科学家刚刚依据圣彼得堡的标本对这种新的蝶蛾做出描述。费奥多尔嚷了整整一夜：父亲让他们抢了个先！伊丽莎白·帕芙洛芙娜此刻即将启程返回巴黎。他们久久伫立在狭窄的月台上等候火车，行李起卸机旁，另几条铁轨上，几列伤感的火车暂停片刻，忙不迭地砰砰拍打它们的门。巴黎直达快车冲进站台。他母亲登上车，旋即将头探出窗外，微笑着。站在隔壁豪华卧车旁、为一位质朴的老太太送行的，是一对夫妻。那女的是一位肤色白皙、嘴唇鲜红的美人，身穿带有高高皮领的黑色丝绸大衣；男的则是一位著名的特技飞行表演者。人人都在直勾勾地盯着他，盯着他的围巾，盯着他的脊背，仿佛期待着从上面发现一对翅膀。
“我提一个建议，”临别之际他母亲快乐地说，“我身上大概剩下70马克，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你得吃好点。我不忍心瞧你，你瘦成这样。喏，拿着吧。”“非常乐意。”他答道，心里随即憧憬着国立图书馆的一年期借书证，牛奶巧克力以及某个贪财的德国少女。在他那些心地卑劣的时刻，他不停地揣度如何将其攫为己有。
冥思苦想，怔怔出神，因为觉得在跟母亲几次交谈时不知何故撇下正经事只字未提而隐隐作痛，费奥多尔回到家里，脱掉鞋子，撅断一条巧克力的一角，连同上面的锡纸，将摊在沙发上的书挪近些……“庄稼微微荡漾，等待开镰收割。”又是那神圣的一击！它在怎样召唤、在怎样激励他，那个关于特里克的句子：千真万确，这条河令人生畏！甚或更贴切、更亲密的———是关于鞑靼女人的句子：“她们坐在马背上，脸上裹着面纱：人们只能见到她们的双眼和脚后跟。”
于是他留神谛听从普希金的岔路口发出的最纯正的声音———而且他已确切知道这声音对他有何要求。在他母亲离开两星期之后，他写信给她，诉说了他的具体构思，借助于“埃尔兹鲁姆”的透明韵律构想出的内容。她回信作答的语气，好像她对此早有所闻：
　　我很长时间没有像跟你一起待在柏林时那样愉快了，但注意，这并非轻
而易举的工作。我心里觉得你将出色地完成它，但切记你需要大量的准确资
料，而不需要什么家庭的温情。倘若你有任何需求，我将尽己所能向你提供，
但应慎重对待你目前从事的研究。最重要的，是拿到他全部的书，葛利高里
·艾菲莫维奇的书和大公的书，以及更多的书。当然你知道如何获取这一切，
务必与瓦西里·格尔马诺维奇·克鲁格联系。如若他仍在柏林，设法找到他，
他俩曾结伴出游，我记得。接触其他人，你比我了解他们，写信给阿维诺夫，
给维里蒂，给那位战前拜访我们的德国人，是班哈还是邦哈？写信去斯图加
特，伦敦，都灵，牛津，世界各地，你自己看着办吧，因为我对这些事情全
然不知，所有这些名字只是在我耳畔嗡嗡作响，可我断定你能设法办妥，我
亲爱的。
然而，他继续等待———拟议的工作是一阵飘飘然的狂喜，他惟恐将那种狂喜毁于一旦。再说工作的复杂干系令他担惊受怕，他尚未就此做好准备。他在整个春季继续实施训练项目，以普希金为食，将普希金吸入肺里(这位普希金的读者增大了自己的肺活量)。他悉心探究词语的精确性以及它们连结的绝对纯洁性。他将散文的透明性带入无韵诗的境界继而将其掌握。在这方面，普希金的《普加乔夫的起义》的直白叙述，向他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上帝帮我们避免目击俄国的一场暴乱
无谓而残忍的……
为了增强他凝神苦思的肌肉，他趁外出游逛之际，将有关普加乔夫的所有篇章尽皆熟记于心，好似一个人用铁棒代替了手杖。从普希金的一个故事中朝他迎面走来的是卡罗林娜·施密特。“一个涂上厚厚胭脂的姑娘，温蔼矜持的模样。”她获得舍尼希弥留之际躺着的那张床。在格鲁内瓦尔德森林外面，一位貌似西维昂·维林(来自另一个故事)的邮差在窗边点燃烟斗，那里摆放着若干盆凤仙花。在桤树丛中可以瞥见大家闺秀出身的农妇蔚蓝色的无袖短衬衣。他处于那种情感和心理状态。“当现实让位于想像时，将第一个梦境的朦胧幻觉与它们融为一体。”
普希金渗入他的血液。普希金的声音与他父亲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他吻着普希金灼热的小手，握住它准备再吻一次，大手散发出早餐“kalach”(一种金黄色小圆面包)的味道。他记得他和塔妮娅两人的保姆向他招手致意，她当时就在普希金的阿林娜出来前待的地方。那就是苏德雅，距离他们的所在地一小时汽车的路程———她说话也“像唱歌一样”。一个空气清新的夏日清晨，他跟父亲一起来到河畔的更衣房，木板墙上映现出河水倒影的粼粼金辉，听见父亲带着崇高经典的热忱，吟诵他认为不仅是普希金、而且是世间所有诗歌中最漂亮的诗句：“TutApollon—ideal，tamNiobeya—pechal”(这是阿波罗———理想，那是尼俄伯【Niobe，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为自己被杀的子女们哭泣而化为一块石头，变形成石后继续流泪】———忧伤)。一只尼俄伯豹蛱蝶黄褐色的翅膀连同上面珍珠母般的绚丽花纹掠过河畔草地里的轮锋菊。6月初的草地上，偶尔可见纤巧的黑色阿波罗绢蝶。
不倦地、欣悦地，他现在开始正式准备他的工作(在柏林，为期13天的一次调整，使时光依然是6月初)：搜集素材，彻夜苦读，研究地图，写信，并且会见关键人物。他已经从普希金的韵文转入自己的生活，因此起初普希金时代的节奏与他父亲的生活节奏混合在一起。科学书籍(柏林图书馆的章总是盖在第99页)，诸如《一位博物学家的游记》这类为人熟知的作品，套上陌生的黑色和绿色的封皮，与他从中寻觅普希金的余泽的俄国旧期刊并排放在一起。其间，一天，他偶然发现了那本出色的《A.N.苏霍绍科夫往事回忆录》中有两三页涉及他祖父———基里尔·伊里奇(他父亲曾一度查阅这几页———心里愀然不乐)。回忆录的作者在提到他对普希金的看法时附带提到基里尔·伊里奇，这个事实现在不知怎的似乎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作者将他刻画成一个寻欢作乐、白吃干饭的家伙。
苏霍绍科夫写到：
　　他们说一个腿从髋部截断的人能长时间地觉得它仍在原处，移动并不存
在的脚趾，收缩不存在的肌肉。同理，俄罗斯将持续感受普希金活生生的存
在。在他不幸的命运里，有某种富有魅惑的东西，恰如深渊一般：而且说真
的，他自忖已经，并且迟早将，对命运做出专门的预测。诗人除了从以往的
经历里提炼诗句以外，他还从有关未来的忧思中发现诗句。人类生存的三重
规律———不可逆转性、不可感知性、不可避免性———他了解得非常透彻。
但他的生存欲望是何等强烈！在上面提及的我“有学问”的婶婶的粘贴簿里，
他本人写了一首诗，我迄今仍能记得，不仅烂熟于心，而且历历在目，以致
我甚至可以看见它在纸上的位置。
　　哦，不，我的生活没有变得乏味，
　　我仍然需要它，我仍然热爱它。
　　我的灵魂，虽说它的青春已经逝去，
　　还没有变得完全冰冷发麻。
　　命运仍将予我慰藉；一本
　　天赋的小说将受到我的欣赏，
　　我将见到一位成熟的密茨凯维奇，
　　带来供我自己赏玩的什么名堂。
　　我认为谁也不能发现另一位诗人如此频繁地凝望———时而诙谐、时而
拘谨———未来。时至今日库尔斯克省仍住着一个年龄超过百岁的老头，我
记得他当年已有一大把年纪，呆头呆脑，居心不良———但普希金永远离开
了我们。在我漫长的一生中见识了许多卓越的天才，经历了许多非凡的事件。
我经常暗自忖度他对凡此种种将如何做出反应。嗬，他本来可以目睹农奴的
解放，可以读到《安娜·卡列宁娜》……眼下再度沉溺于我的梦幻，我想起
自己年轻时曾一度带有想像性质的东西。这一心理事件与对一个人物的回忆
密切相关，这个迄今仍好端端地活在世上的人将被我称为Ch【车尔尼雪夫斯
基(Chernyshevski)的首字母】———我相信他不致因为遥远往昔的重见天
日而责备我。我们通过双方的家庭相互结识。我祖父跟他父亲一度过从甚密。
1836年，在国外期间，这位Ch、其时非常年轻———刚满17岁———跟他家
里发生口角(此举加快了，据他们说，他父亲，一位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雄
的死)。后来他在几个汉堡商人的陪伴下，神态冷漠地乘船抵达波士顿，再
从那儿去得克萨斯州落脚，在当地成功地经营养牛业。那样的境况持续了20
年之久。他赚的钱全都在密西西比河的一艘货船上玩埃卡泰牌戏【écarté，
一种两人对玩的32张纸牌戏，可以在入局前调牌，以垫牌为特色】时输了个
精光，在新奥尔良的赌场上赢回，接着又挥霍一空。在大门紧闭、人声鼎沸、
烟雾腾腾的场子里经历了一次丑恶可耻、持续很久、路易斯安那当时盛行的
决斗———以及其他许多冒险行为之后———他开始思念俄国。方便不过的
是，国内有一份地产正等着他。怀着像当年离开时一样了无挂碍、漫不经意
的情绪，他返回欧洲。一次，在1858年冬季的一天，他出人意料地来到圣彼
得堡莫伊卡我们的住宅。父亲不在，客人便由我们两个小伙子接待。我俩打
量着这个头戴软塌塌的黑帽、身穿黑衣的模样古怪的傻瓜。衣帽那浪漫而又
幽暗的色调，将他带有华丽褶裥的丝绸衬衫，以及深蓝、淡紫、粉红三色相
间、缀有钻石纽扣的马甲，衬托得格外醒目。我和我哥哥忍俊不禁，当即决
定利用这么多年他对祖国毫不知情、似乎它已从某扇活动门中坍塌的事实。
于是此刻，犹如一个40岁的瑞普·凡·温克尔【Ripvon Winkle，美国作家
华盛顿·欧文所著《见闻札记》中一篇小说的篇名及其主人公姓名；小说叙
述温克尔为避开性格凶悍的妻子藏身山洞，沉睡20年后发现妻子已故，住屋
已成废墟，世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一个早已不复旧观的圣彼得堡
醒来，Ch急不可耐地打探任何一个消息，我们告诉他不少，其中搀杂了毫无
节制的捏造虚构。对于这个问题，譬如，普希金是否健在，他眼下写些什么，
我以多有不敬的语气答道，“哟，他前几天刚写了一首新诗。”【普希金早
在1837年便死于决斗】当晚我们带客人去看戏。可是结果却有些不妙，我们
招待他的不是一出新编俄国喜剧，而是由著名黑人悲剧演员奥尔德里基主演
的《奥赛罗》。起初，我们的美国农场主似乎对舞台上一位正宗黑人的出现
颇感兴趣。但是他对演员的精湛演技一直视若无睹，而是凝神打量观众，尤
其是我们圣彼得堡的女人们(他不久便娶了其中一位为妻)，她们当时心里充
满了对黛斯德蒙娜【奥赛罗的妻子】的妒意。
　　“快看谁坐在我们旁边，”我哥哥忽然对我悄声耳语，“那儿，我们右
边。”
　　隔壁包厢里坐着一个老头……相当矮小的个头，身穿一件寒伧的燕尾服，
一张泛出灰黄的黝黑脸膛，凌乱灰白的连鬓胡子，稀疏发灰、未经梳理的头
发。他对非洲人的表演如痴若醉，两片厚嘴唇哆嗦着，鼻孔膨胀。兴之所至
时，他干脆在座位上蹦蹦跶跶，狂喜地猛擂身边的挡墙，手上的几枚戒指熠
熠闪亮。
　　“他是谁？”Ch问道。
　　“怎么，你连他也不认识？仔细瞧瞧。”
　　“我认不出来。”
　　我哥哥瞪大双眼，小声嘀咕：“嘿，他是普希金嘛！”
　　Ch又看了看……隔了一分钟，兴趣转移到其他什么上面。现在回想当时
心里萌生出怎样的奇怪情绪似乎很滑稽：这种恶作剧，正如通常的情形一样，
弄巧成拙，这个匆促召来的幽灵不愿消失。我压根儿无法回避隔壁包厢。我
瞅着那刺眼的皱纹，宽鼻头，大耳朵……后背掠过一阵阵寒战，奥赛罗身上
的全部妒火无法逼迫我不去看他。倘若此人果真是普希金又当如何？我心里
暗忖，年已六旬的普希金，20年前被那个花花公子的致命子弹射杀的普希
金……天赋处于成熟秋季的普希金。这就是他；这只握住女士观剧望远镜的
黄手写出了《安恰·克拉夫·努林》……演出结束，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头
发灰白的普希金猝然起身，依旧微笑着，饱蕴青春激情的眼睛闪烁着明亮的
光辉，迅速离开了他的包厢。
苏霍绍科夫将我祖父描绘成一个无知的淫逸浪子是不正确的。其实说到底，后者的兴趣与一个年轻浅薄的涉猎者的智力习性处于不同的层次，此公与我们的传记作者都是圣彼得堡文学界的成员。虽说基里尔·伊里奇年轻时狂放不羁，但刚结过婚，他便不但收束心性，而且担任政府公职，同时由于经营有方，使他继承的财产增加了一倍的收益。然后他退隐乡间，显示出从事养殖业的卓越技能，忙里偷闲培育出一种新型苹果，留下一篇奇怪的名为“Discours”的写于冬季闲暇时的文章，论述“动物王国法律面前平等原则”。外加一条关于巧妙改革的建议，置于当时流行的一个晦涩难解的标题下：埃及一位官僚的梦想。作为年迈之人他接受了伦敦的一个显赫的顾问职位。他和蔼、勇敢、坦诚，有他的种种怪癖与情欲———还能需要别的什么吗？一种传统做法已经在家庭里得以继续保留，即，已经发誓不再赌博，他完全无法待在备有一叠扑克的房间里。一把竭力为他效劳的老式科尔特【Colt(1814-1862)，美国枪械制造商，发明科尔特六发左轮手枪，1835年获专利，另外设计遥控电引爆水雷等】左轮手枪，一枚刻着神秘女士肖像的大奖章，吸引儿时的我生出难以名状的种种遐想。他的生命，直到晚年依然保持着暴躁开端的生机，安详地结束。他1883年返回俄国，不再作为路易斯安那的一名决斗者，而是作为俄罗斯的一位显贵。7月的一天，在我后来保存采集的蝴蝶标本的隐秘的蓝色小屋里，在那张皮沙发上毫无痛苦地诀别人寰。在他的临终谵妄中始终谈到一条大河，以及音乐和光线。我父亲生于1860年。他的德国老师极力培养他对鳞翅目昆虫的癖好。顺便问一下，那些曾经教俄国儿童自然史的富有创见的人们境况如何？绿色的网，拴在一根线上的锡盒。别着蝴蝶标本的帽子，有学问的长鼻子，眼镜后面两只朴实率真的眸子———他们今在何方？他们脆弱易损的骨骼又在何处？或许这是一批专供出口俄国的特殊德国人，或许我看走了眼？过早结束(1876年)在圣彼得堡的中学教育后，他在英国剑桥接受高等教育，师从布莱特教授主修生物学。他第一次周游世界时，我祖父仍然在世。从那时起直到1918年，他的全部生活由旅行和创作科学书籍两部分组成。主要著作有：《亚洲鳞翅目昆虫》(八卷本，1890年至1917年陆续出版)、《俄罗斯帝国的蝴蝶与飞蛾》(拟议出版的六卷中的头四卷于1912年至1916年间问世)，以及，最为公众熟知的《一位博物学家的游记》(七卷本，1892年至1912年出版)。这些书被公认为经典作品。未及中年，他的名字便占据了俄亚动物种群研究的领先地位，与该领域几位先驱的大名并列：费舍尔·冯·瓦尔德海姆、梅内特里斯、埃弗斯曼。
他在研究过程中与几位杰出的俄国同行保持密切接触。苏霍绍科夫称他为“俄罗斯昆虫学的征服者”。他与查里·奥贝蒂尔、尼古拉·米哈伊诺维奇大公、利奇和塞茨合作。他散见于各类昆虫学期刊的论文多达数百篇，其中第一篇———《论彼得堡某些蝴蝶的出现的特征》(罗斯市霍莉昆虫学会)发表于1877年，最后一篇———《奥斯托蒂尔·西蒙诺依德，模仿一首小诗的尺蠖蛾》(伦敦昆虫学翻译学会)发表于1916年。他跟施陶丁格，著名的《昆虫名录》的作者，展开了一场颇有分量、语气尖刻的论辩。他是俄国昆虫学会副会长，莫斯科大自然研究者协会正式会员，帝俄地理学会会员，以及国外众多学术团体的荣誉会员。
从1885年到1918年，他旅行范围之广，委实令人难以置信，他以三英里代表若干千英里的比例测量行程，形成令人震惊的收藏品。在这些年里，他完成了总共持续18年之久的八次大规模考察。不过其中还有许多次附带的观光，被他称之为“消遣”———考虑到这些微不足道的跋涉，不仅是重游往昔大致看过的欧洲的一些国家，而且也是在继续他年轻时的环球之旅。认真对付亚洲，他勘察了东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脉，费尔干纳盆地，帕米尔高原，中国西部地区，“戈壁瀚海的岛屿及其海岸”，蒙古以及西藏的“不受任何影响的陆地”———并用精确而凝重的语言描绘了他的旅行……
这就是我父亲一生的概况，录自一本百科全书。它还没有吟唱，但我已经能听见其中一种逼真的声音。它不停地说，在1898年，38岁上，他娶了伊丽莎白·帕芙洛芙娜，一位著名政治家的28岁的女儿；他跟她育有两个孩子；在他几次出游的间隙……
一个令人痛苦、有点亵渎神圣的问题，实难用言语表达：她嫁给他以后的生活是否愉快，无论是相伴还是分离？我们是否应探究这个内心世界或仅仅囿于对路线的描述？“亲爱的妈妈，现在我请你帮我一个大忙。今天是7月8日，他的生日。换了其他随便哪一天，我决不会让自己提出这个请求。跟我说说你和他的一些事。不是我能在我俩共同的回忆里发现的那种事，而是你独自经历并铭记于心的那种。”下面是回信的一部分：
　　……想像———一次蜜月旅行，比利牛斯山脉，世间一切的美好和欢乐，
太阳、溪流、花朵、白雪覆盖的山巅，甚至旅馆里的苍蝇———以及时时刻
刻待在一起。后来，一天上午，我闹头痛或别的什么毛病，或者吃不消暑热。
他说他得午餐前出去溜达半个钟头。我格外清晰地记得自己坐在一家旅馆的
阳台上(周围一片恬静，还有群山，迦瓦涅的美妙的悬崖)，生平首次读一本
少女不宜的书，莫泊桑的《生活》，记得我当时打心眼里喜欢它。我看看自
己的小手表，发现已是午餐时间，他已离开了一个多钟头。我等着。起初，
我有些愠怒，继而又开始担心起来。午餐摆放在露台上，我却无法下咽。我
走到旅馆前面的草坪上，返回自己的房间，复又外出。又过了一小时，我处
于一种恐怖、焦虑、天知道什么的难以名状的境地。我第一次出门旅行，我
涉世不深，易受惊吓，还有那本《生活》。我料定他已经抛弃了我，一个个
最愚蠢、最可怕的念头接连不断地涌入我的脑袋。时间在流逝，我觉得用人
们好像正在幸灾乐祸地瞅着我———噢，我无法向你说清那是什么滋味！我
甚至已经开始把衣裳胡乱塞进一只箱子，以便即刻启程回俄国，接着，我忽
然认定他已经死去，赶紧奔出房间，开始叽哩咕噜地念叨一些疯话，同时报
警。蓦地我看见他走过草坪，脸上带着那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欢天喜地的神
情，虽说他一直都很快乐。他从那儿走来，朝我挥手，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单薄的裤子沾上潮湿的绿斑，他头上没戴巴拿马草帽，夹克衫的半边也给扯
破了……我想你已猜出发生了什么事情。感谢上帝，他总算逮住了它———
在他的手帕里，在一座陡峭的悬崖上。否则他会整夜待在山里，正如他冷静
地向我言明的那样。不过现在我想告诉你另外一件事，发生在此后不久，那
时我已知道真正好的分离可能是什么滋味。你当时很小，刚满三岁，你不可
能记得。那年春天他出门去塔什干。他预计从6月1日开始进行一次旅行，时
间不少于两年。那已经是我俩婚后他第二次长期外出。我现在常想，如果将
自我们举行婚礼之日起与他一起的时间加在一起，总计不会超过他这回不在
我身边过的日子。我还想起我有时觉得自己不幸，现在才知道我一直很幸福，
那不幸是幸福的一种色彩。总之，我不知道那年春天自己到底是怎么搞的，
他出门时我向来有点反常，但那次我疯疯癫癫地全然不顾体面。我忽然拿定
主意赶上他，跟他结伴旅行至少到秋天。我偷偷地将一千种东西聚拢到一起，
我压根儿不晓得需要什么，可又感到我在很好地、适当地备足一切。我记得
我准备了一副双筒望远镜，一根铁头登山杖，一张行军床，一顶遮阳帽，一
件直接取自《上尉的女儿》的兔皮衣，一把小小的珍珠母左轮手枪，还有某
个令我胆寒的油布做的大家伙，以及我无法旋开螺纹盖的一只复杂的水瓶。
一句话，想想《达拉斯恭的达达兰》【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的装备：我怎
么设法将你们几个小家伙留下来，我怎样跟你们告别———那些情景笼罩在
一团迷雾里，我再也记不得我如何在奥莱格叔叔的监视下偷偷溜出去，我如
何到达车站。可是我既害怕又快乐，我觉得自己俨然是一位女英雄，车站上
人人注视着与我那身英国旅行服配套的格子花短裙(但愿我们相处融洽：齐
踝)，肩膀上一侧挂着双筒望远镜，另一侧挂着一只钱包。我就是这副模样
跳下停在塔什干城郊的一个小村庄的四轮马车，置身于灿烂的阳光下。我永
远忘不了当时的情景，我在距那条路不足一百码处瞥见你父亲：他站在那里，
足踏一块白石，一只胳膊肘撑在栅栏上，跟两个哥萨克聊天。我跑过砂石路，
嚷着、笑着。他缓缓转过身，待到我在他面前像个傻瓜似的骤然止步。他将
我从头到脚一番打量，觑起双眼，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可怕口吻吐出三个字：
“你回去。”我赶紧转身，回到车旁，钻进车里，见他已经将脚不偏不倚地
搁在原来的地方，胳膊肘又撑在栅栏上，继续跟哥萨克聊天。我驱车走上归
途，神情恍惚，痴呆发怔，只有内心深处什么地方开始准备涌出滂沱泪雨。
但是车行两英里后(写这一行时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他赶上我，骑的白马后面
扬起一股烟尘。我们这次分手的情景截然不同，于是我几乎像我起初离开时
一样快活地继续朝圣彼得堡走去。只是我时刻记挂着你俩，不知道你们怎么
样，但不管怎样，你们都挺结实。
不———不知怎地，我觉得我记得这一切，兴许是因为它后来屡被提及的缘故。总之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充满了有关父亲的故事，充满对他的担忧，对他回归的期盼，告别时隐而不露的惆怅，以及欢迎时的狂喜。他的激情体现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以不同方式被渲染，以不同方式被理解，但却是持久的、惯常的。他的家庭博物馆里竖立着一排排橡木橱，一只只玻璃抽屉里满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蝴蝶(其余———植物，甲壳虫，鸟类，啮齿目动物和爬行动物———他送给他的同事们研究)，散发着兴许是在天堂散发的气味。里面几个实验室助手坐在紧靠单块玻璃窗户的桌边工作。多么神秘的中央壁炉，从我们的整座圣彼得堡住宅内部散热发光！惟有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Petropavlovsk，哈萨克北部一城市】正午时分的隆隆炮声才能打破它的静谧。我们的亲戚，不从事昆虫学研究的朋友，用人，温顺且敏感的伊芙娜·伊凡洛芙娜谈论蝴蝶，不是作为一个实有之物，而是作为我父亲的某种禀赋。只能依附于他而存在，或是作为一种人人早已惯于对付的疾病。于是昆虫学变成一种我们习以为常的幻觉，犹如一个无害的家鬼，每晚在炉旁坐下来，再也吓不着任何一个人。与此同时，我们那些不计其数的叔叔婶婶，没有哪个对他的学问有任何兴趣，甚至几乎从未读过他那些被数十万有教养的俄国人翻来覆去地阅读的普及读物。当然我跟塔妮娅从儿时刚懂事起便学会了欣赏父亲，他的魅力似乎甚至超出了，那个，他对我们讲的好几个故事的主人公哈罗德。此人在拜占庭角斗场上跟狮子搏斗，在叙利亚追歼强盗，在约旦沐浴，在非洲的“蓝土地”上力克80座城堡，使冰岛人免受饥馑之苦。他的赫赫声名从挪威传到西西里，从约克郡传到诺夫哥罗德。接着，当我被蝴蝶迷住时，我的灵魂受到某种启示，我开始在脑海里重新经历父亲的一次次旅行，仿佛出游者是我本人。我在梦里看见蜿蜒曲折的小路，活动住房，多种色彩的群山。我嫉妒父亲，疯狂地，痛苦地，直到流下泪水———滚烫的、汹涌的泪水倏地夺眶而出，在我们傍桌而坐讨论他的途中来信时，甚至简单提及一个远在天边的地方时。每年，随着春天的日益临近，在迁居乡间之前，我心头萌生出远赴西藏前可能萌发的感情的一丁点可怜的碎片。在涅夫斯基大街上，3月的最后几天，当宽阔的人行道上的木板在阳光和雨水的映照下闪烁着深蓝色的光芒时，你可以看见，高高飞过一辆马车，沿着房屋临街正面，飞过市政厅，飞过广场上的椴树，飞过凯瑟琳塑像的，第一只黄蝴蝶。在教室里，那扇高大的窗户敞开着，一群麻雀在窗台上栖息。老师们听任一堂堂课从身边经过，代之以一块块方形的蓝天，从蓝色中坠落一只只足球。不知何故我的地理成绩一贯很差，我们的地理老师带着一副崇拜的表情提起我父亲的名字。每当此刻，我的同伴便将一双双探询的目光转向我，身上的血液如何上涌之后复又回落，因为强抑的狂喜，因为害怕表达那种狂喜。眼下我想起我的了解是多么微不足道，在描述我父亲的研究时又是多么容易犯下愚蠢的错误！
4月初，为了拉开季节的序幕，俄罗斯昆虫学会的会员们进行了一次传统的旅行，到达黑河彼岸，圣彼得堡的一个郊区。在一个依然湿漉漉、光秃秃、洞口依然露出几堆白雪的桦树林里，树根上出现了薄弱透明、紧紧地平贴在纸一样的树皮上的，我们心爱的稀世奇珍———该省的一种特产。在这些年长且有家累、在4月的树林里谨慎而紧张地施行魔法的人当中，有一位老剧评家，一位妇科专家，一位国际法教授和一位将军。由于某种原因我能特别清晰地想起这位将军的模样(X.B.拉姆鲍夫斯基———他身上有一些帕斯加尔【Paschal，指帕斯加尔二世(？-1118)，意大利籍教皇，赞助组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气质)，低垂的阔背，一只胳膊置于其后。旁边是我父亲的身影，以一种东方人的悠闲姿势蹲在地上。两人仔细审视由一把小铲挖出的一堆红土，从中寻觅蝶蛹。时至今日我仍然揣度马车夫在由这一切构成的路上等的是什么。
有时，在乡下，祖母步态优美地走进我们的教室。奥尔嘉·伊凡诺娃·韦齐思胖乎乎的，气色很好，戴一副连指手套，衣服上镶着花边。“孩子们你们好。”她用圆润洪亮的嗓音说道，随后，重音读出介词。她告诉我们：“刚才我在花园里瞧见，靠近雪松的一朵玫瑰上歇着一只蝴蝶，非常漂亮，身上有蓝色、绿色、红色、金色———它有这么大。”“快去拿你们的网，”她继续说，身子转向我，“走进花园，兴许你们还能逮住它。”言毕她步态优美地走出教室，全然不顾这一事实，倘若此种传奇式的昆虫果真让我撞见(她的想像到底装饰的是哪一种平庸的花园来客，甚至不值一猜)，我会死于心脏破裂。有时，为了特别取悦我，我的法语家庭教师选择弗洛里安的一则寓言让我背诵，关于某种俗艳得没治的小少爷蝴蝶。有时某位姨妈给我一本法布尔的书，他那些普遍流行的作品，充斥了闲聊，不精确的观察以及赤裸裸的谬误，被我父亲嗤之以鼻。我还记得这件事：一天，刚刚弄丢了我的捕蝶网，我出去到阳台上寻找，遇见我舅舅的勤务兵扛着它从什么地方回来，脸颊红扑扑的，玫瑰色的嘴唇上露出一丝温蔼羞怯的微笑。“快看我给你逮着了什么。”他以一种满足的口吻宣告，一边把网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在地板上；网孔在网圈附近被一截绳子拴牢，这样就形成了一只口袋，里面塞满了各种窸窣作响的活物。我的天，里面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三十余只蚱蜢，一朵雏菊的脑袋，两只蜻蜓，几株麦穗，些许沙子，一只被轧得不成形的大菜粉蝶，最后，一只途中发现的食用伞菌，为了食用的目的加了进去。俄国的普通百姓了解并热爱他们国家的大自然。当我克服了窘态，肩扛蝶网走过村庄时有机会听到多少嘲讽、多少猜测和问题！“嗯，这没什么，”我父亲说，“你真该见识那些中国人的脸———当时我在某座圣山上采集标本，或是伏尔加河岸边一个小镇上的见解开明的女校长对我做出的表情———当时我向她解释我正在那个山谷里干什么。”
真不知如何描述与父亲一起走过树林、田野和泥炭沼泽地时的喜悦，或者夏天一再惦记他是否离开，有所发现以及带着这种发现与他会面的永恒的梦想！真不知如何描述我心里萌生的感情，在他把儿时捕获这个或那个的所有地点一一指给我看的当儿———一座一半朽烂的小桥剩下的那根梁条，他曾于71年在桥上捕获第一只孔雀蛱蝶。通往河边的路旁坡地，他曾于此双膝跪地，含泪祈祷。(这一着未能奏效，它已经永远飞走了！)当他谈起自己的话题时，他的语言，那种独特的流畅，以及优雅的风格多么富有魅力！手指拧动宽板或一架显微镜上的一根螺丝，那动作是何等柔和精确，在他的课程中展示了一个多么真正令人陶醉的世界！是的，我知道这样写不上路子———这些感叹会使我失之肤浅———不过我的笔尚未习惯于追循他形象的轮廓，我自己憎恶这些附加的花体字。哦，别看我，我的童年时代，用如此受惊的一双大眼。
这些课程的甜蜜！在一个和煦的傍晚，他把我带到某一个小池塘边，观看山杨鹰蛾紧贴水面来回摇荡，身子边缘浸入水里。他示意我如何准备器具，以测定那些外表难以分辨的种类。面露不同寻常的微笑，他让我重新留意我们公园里的黑色眼蝶，它们神秘而优雅地不期而至，只有在逢双年份出现。一个天气颇冷、雨量颇大的秋夜，他替我调匀啤酒和糖蜜，以便在滑腻的、被一盏煤油灯照耀得亮闪闪的树干上捕捉一群有斑纹的大蛾子。它们无声无息地俯冲下来，急急地朝诱饵飞去。对于我那些蛱蝶的金色的蛹，他时而保暖时而降温，于是我能从中得到科西嘉———适宜在北极生存、实属罕见的品种，身子仿佛浸过焦油，粘着一层柔软的绒毛。他教我怎样彻底搜寻一座蚁冢，找到已经与蚁冢居民缔结了一项野蛮条约的一只浅蓝色小蝴蝶的幼虫，我看见一只蚂蚁怎样贪婪地搔那只幼虫笨拙的、鼻涕虫似的小小身子的后半截，弄得它痒痒的，迫使它分泌出一滴足可致醉的液体，接着忙不迭地将其吞入肚里。作为补偿，它提供自己的幼蚁供对方食用。此种情形恰似母牛向我们提供牛奶果冻，而我们则把自己的婴儿送给它们吃。但是一种外来蓝色小蝴蝶的凶悍的幼虫却不愿屈从这种交换，它肆无忌惮地吞噬幼蚁，继而变成一种无法穿透的蝶蛹。终于，在孵化期间，被蚂蚁团团围住(实验学校里的那些失败)。蚂蚁们等待皱得不可收拾的蝴蝶出现，以便向它发起进攻。它们进攻———然而它并未一命呜呼。“我从来没有笑得那么开心，”我父亲说，“我当时意识到大自然已经向她提供了一种黏稠的物质，致使那些狂热的蚂蚁的触角和脚粘在一起，结果他们全都在她周围翻滚蠕动。而她自己，冷静且无懈可击，让自己的翅膀变硬发干。”
他跟我说起蝴蝶的气味———麝香和香子兰，说起蝴蝶的声音，说起一种马来亚鹰蛾丑陋的毛虫的尖利叫声，我们的骷髅天蛾耗子似的吱吱声的一个变种。他跟我说起巴西丛林里狡黠的蝴蝶，模仿当地一种鸟儿的嗡嗡声。他跟我说起模拟性伪装的不可思议的艺术智慧，无法用求生的努力加以解释(进化的不熟练力量的冒进)，过于精妙，不适宜仅仅蒙骗偶然出现的猎食者，有翅的、有鳞的以及无翅无鳞的(不太挑剔，但不太喜欢蝴蝶)，而且似乎是由某位诙谐的艺术家专为人的智慧眼发明的(一个假设，可能远远胜过观察以蝴蝶为主食的猿人的进化论者)。他跟我说起用于模仿的神奇面具；说起处于憩息状态的巨蛾摆出蛇的样子瞅着你；说起一种热带尺蠖蛾，颜色酷似在自然体系中与之毫无关联的一种蝴蝶，前者拥有的橙黄色腹部的幻影，通过次等蛾子的橙黄色内部边缘在后者身上幽默地繁殖；还说起那种著名的非洲凤蝶的群雌共配一雄。这些披上形形色色伪装的雌蝶在颜色、形状甚至飞翔上仿效半打不同的种类(显然不可食用)，它们又是无数其他善于模仿者的榜样。他跟我说起迁徙，说起空中飘过的大量白色粉蝶构成的长云，对风向漠不关心，始终距离地面同样的高度。它们轻轻地、平稳地飞越山丘复又降入溪谷。遇见兴许另一朵黄色的蝶云，缓缓从中流过，没有停顿，没有玷污自己的白色———飘向远方，傍晚时分栖息在树上，一直站到次日清晨，仿佛覆满白雪。然后粉蝶再度起飞继续旅行———飞往何处？为什么？一个尚未被大自然完成抑或被其忘却的故事。“我们的蓟蝶，”他说，“英国的‘小苎麻赤蛱蝶’，法国的‘漂亮夫人’，不像那些有亲缘关系的品种一样在欧洲冬眠；它出生于非洲平原；那儿，拂晓时分，幸运的旅行者能够听见在晨曦初露时闪着光亮的整个大草原响彻不计其数的蝶蛹急促而尖利的声音。”从那儿，蝴蝶毫不耽搁地开始向北旅行，翌年早春抵达欧洲海岸，顷刻间使克里米亚的花园与里维埃拉的露台活跃闹忙起来。没有磨蹭，但是到处留下供夏季繁殖的单只蝴蝶，它继续北上直到5月底，此时以单一的种类飞抵苏格兰，赫利果兰德，我们当地甚至地球的北极：它已经在冰岛遭擒！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奇异而疯狂的飞行姿势，身上退色、难以辨认的蝴蝶，选中一块林间空地，“绕着圈子”进出于莱希诺冷杉林。等到夏季将尽，在大鳍蓟冠上，在紫苑草上，它那兴奋得遍体粉红的后裔已经在享受生活。“最动人的，”我父亲补充道，“是头几个冷天我们注意到的一种颠倒现象：退潮。蝴蝶匆匆北飞，准备越冬，但当然没等到获得温暖便丢了性命。”
英国人塔特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和帕米尔高原观察到一种同样的现象。与他同时，我父亲发现了受精的帕娜塞斯雌蝶腹部下面出现的角膜结构的本质，并且解释了她的配偶如何借助于一对铲形附器，将他自己生产的贞操带置于她身上，并且塑成一定的形状，全都不尽相同，有时是一叶小舟，有时是一只螺旋形贝壳，有时———如同极其稀罕的炭渣般灰黑的戈杜诺夫———一把小小的里尔琴的复制品。作为我眼下作品的卷首插图我想精确地展示这种蝴蝶———因为我能听见他谈论它，能看见他怎样将带回的六种蝴蝶从他的六只厚厚的三角形信封中取出，他怎样垂下双眼透过放大镜贴近惟一的雌蝶———他的实验室助手怎样虔敬地在一只潮湿的广口瓶里松开干燥光滑、紧紧叠在一起的蝶翼，以便稍后用一枚别针顺利地刺穿昆虫的腹部，将其钉在展板的软木槽上，再用半透明的阔纸带将它敞开的、不加防御且优雅扩展的美丽平压在上面，再将一点点棉花塞到腹部下面，把它的黑色触角弄直———于是它便永远以那种方式晾干。永远。柏林博物馆藏有我父亲的许多猎物，他们现在仍像八九十年代一样新鲜。林奈【Linnaeus(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创立双名法，最早阐明动植物种属定义的原则】收集的蝴蝶自18世纪以来在伦敦至今尚存。在布拉格博物馆，人们可以看见备受叶卡捷林娜青睐的显眼的阿特拉斯蝶蛾。那我为何如此悲伤呢？
他的捕获物，他的观察，科学词汇里他的声音，这一切，将被我悉数保留。但那还是太少。带着同样的、相对的永恒，也许我愿意保留那些他身上的东西：他那活跃的男子汉气概，他的顽强执拗和独立不羁，他人格的冷与暖，他对自己所从事的一切拥有的权力。犹如玩一场游戏，犹如希望顺便将他的力量印在万物之上，他从昆虫学以外的一个领域零星地挑出一些内容，从而在自然学科的几乎所有分支里都留下自己的痕迹。在他搜集的全部植物中经他描述的仅有一种，但那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桦树；一种鸟儿———一种名贵的雉鸡；一种蝙蝠———但却是天底下最大的一只。然而在自然界的所有领域内，我们的名字发出无数次回音，因为其他博物学家把他的名字送给或是一只蜘蛛，或是一朵杜鹃，或是一道山脊———后者，附带提一下，惹他生气。“确立和保留某个山口的古老的当地名称，”他写道，“总比让其负担一位挚友的姓名更加科学和高尚。”
我喜欢———我现在方知我当时多么喜欢它———他显示的那种别具一格、轻松自如的技巧，利用脊背里一根两英寸长的刺对付一匹马、一条狗、一杆枪、一只鸟或是一个农家孩子———没完没了地前来求医的都是受伤残废的，甚至孱弱的、甚至怀孕的妇女。他们兴许将他的神秘职业当做伏都教的具体实践。我喜欢这一事实，不同于大多数非俄罗斯旅行者，譬如斯万·埃丹，他悠然漫步时从不换上中国服装。总之他超然离群，在与当地人打交道时苛刻刚愎到了极点，对中国官话和喇嘛没有表现出任何宽容。他在帐篷里习箭，作为防范妓女纠缠的有效手段。他对人种志丝毫不感兴趣，这一事实出于某种原因极大冒犯了某些地理学家。他的心腹朋友，东方学家克里沃斯托夫在责备他时几欲落泪：“要是你带回一首婚礼歌曲该有多好，康斯坦丁·基里洛维奇，描绘一种当地服装该有多好！”喀山有一位教授专门抨击他。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某些前提出发，教授谴责他从事科学时的贵族气派，对人类倨傲不逊的鄙夷，对读者兴趣的蔑视和危险的怪癖———以及其他许多行径。某日在伦敦的一个国际宴会上(这则轶事最让我开心)，斯万·埃丹坐在我父亲身边，问他是怎么搞的，明明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在西藏禁区旅行，虽与拉萨相距不远，却没有去看一下。对此我父亲答道，他不愿牺牲即便一个小时的标本收集，仅仅为了参观“另一个污秽的小镇”———我能清楚地意识到他这话准是眯起双眼说的。
他天生具有平和的性情，自制力，坚韧的毅力和幽默感；但他发脾气时他的愤怒有如突如其来的霜降。(祖母背着他说：“家里所有的钟都停了。”)我能清晰地回想起桌边那一次急遽的沉默，随即浮现在母亲脸上的那种魂不守舍的神情(我们女性亲属中巴不得她倒霉的人坚称她“在科伊斯塔面前浑身战栗”)，以及餐桌末端一位家庭女教师如何忙不迭地将手掌遮住一只即将丁当做响的杯子。他的愤怒可能缘于某人惹的纰漏，仆人的计算错误(父亲精通房地产事务)，针对他的一位挚友的一句轻率无礼的议论，陈腐的政治情绪，符合由某个倒霉的客人激起的街头演说式的爱国主义精神，抑或最主要的是我的这种或那种过失。他自己年轻时曾经屠戮了数不胜数的鸟儿，他自己曾经给新婚燕尔的植物学家伯格带来一片完整的植被，面积相当于一间屋子(我猜测它像波斯地毯似的卷在一只箱子里)，被他在位于某个难以置信的高度的裸露悬崖和积雪之间的什么地方找到。他偏偏不能宽恕我，仅仅因为我用一杆蒙特克里斯托步枪射下一只莱希诺麻雀，或是挥剑猛砍池塘边一株幼小的山杨。他不能容忍误事、踌躇、眨巴着眼睛撒谎，不能容忍虚伪或矫情———我确信倘若他抓住我懦弱的真实凭据，定会将我诅咒一番。
我还没有说出一切；我正在谈及兴许是最重要的事情。在我父亲心里和他自身周围，在这种明显直接的力量周围，有某种实难言传的东西，一片混沌，一个难解之谜，某种令人困惑的矜持，使人时多时少地觉察到它的存在。此种情形，恰似这个真实的、非常真实的人物拥有某个尚未被认识，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东西的气息。它与我们，或者我们的母亲，或者生活的外表没有直接关系，甚至与蝴蝶(天底下与他最亲近的生灵，我敢说)也是如此。它既非冥思也非忧郁。我无法解释他那张脸给我留下的印象，当我在书房外面隔窗窥望，瞧见他怎样蓦然忘却自己的工作时(我心里可以感到他是怎样忘了它的———仿佛什么东西已经化为泡影或渐渐缩小)。他那聪明的大脑袋从桌前微微偏向一侧，倚在他的一只拳头上，于是一道宽宽的皱纹从面颊升上太阳穴，他一动不动地坐了一分钟。如今我有时觉得———谁晓得———他兴许外出旅行不是为了寻觅什么，而是为了逃避什么。返回途中，他意识到这东西仍在自己身边，在他心里，不受支配，用之不竭。我无法替他的秘密找到一个名称，不过我只知道那就是根源，导致了那种特殊的———既不高兴也不阴郁，与人类情感的外表确无关联的———寂寞，无论我母亲或是天底下所有昆虫学家概莫能入的寂寞。而且奇怪，我们乡间仆人中也许惟有房产看守人———一个弯腰曲背的老头，曾两度被夜间闪电轻微灼焦———不经父亲指点学会(他曾向整整一团亚洲狩猎者传授此法)捕捉并杀死一只蝴蝶而无需将其糟蹋得面目全非。这，当然，没有妨碍他以一本正经的神气建议我切勿赶在春天捕捉小蝴蝶，如他所说的“小不点儿”，而是等到夏天它们长大以后再下手。意即他，不加掩饰不惧突兀地认为我父亲知道一两件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从其自身角度看是对的。
无论那可能是什么样，我现在深信我们当时的生活深受其他家庭所没有的一种魔法的影响。根据和我父亲的谈话，根据他外出期间的白日梦，根据附近几千本绘满动物插图的书，根据藏品的宝贵微光，根据地图，根据大自然的所有纹章图案和拉丁名称的神秘教义，生活显现出一种令人陶醉的纤巧，使我觉得我的旅行即将开始。因此我借来我今天的翅膀。在我父亲书房里那些古老、安谧、嵌在丝绒镜框里的家庭照片中，挂着一幅画：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它呈玫瑰色，这个威尼斯，它港湾里的水是蔚蓝的，水面上的天鹅有小船的两倍大。几个脾气暴烈、个头矮小的男人通过一块木板进入其中一条小船，准备登上泊在不远处的一艘帆已收拢的轮船。我无法逼迫自己离开这神秘的美丽，这些历经沧桑的颜色在眼前飘浮，恍若寻觅新的形状。此时我忽然想像驻扎在普热瓦利斯基的父亲的车队，他常常赶着驿马从塔什干到达那里，已经由一支慢车队事先运送了三年的给养。他手下那些哥萨克人去邻近村庄购买马匹、骡子和骆驼；他们准备了包装箱和小口袋(里面有这些被考验了几世纪的萨尔蒂希的雅各坦人的皮口袋里没有的东西，从科涅克上等白兰地到豌豆粉，从一块块银锭到马掌钉)。在湖岸上那块埋葬着普热瓦利斯基、顶端镌刻着一只铜鹰的岩石旁边做完追思弥撒之后———周围栖息着几只当地勇猛的雉鸡———车队启程上路。
那以后我发现车队的牲口，在它们被赶进山里之前，迂回曲折地穿行在绿阴遮蔽、堪称福地的山峦里，既依靠山上的青草衣饰，也依靠构成群山的苹果般亮丽的绿帘石。结实健壮的卡尔梅克马驹单列前进，形成运输队：一对对重量相等的驮包用绳索绑了两道，这样什么也不能挪动。每匹马驹由一名哥萨克手执缰绳领路。在这队人马前面，肩扛一杆伯顿来复枪，手持一副随时待用的蝶网，戴一副眼镜，穿一身紫花布工作服，父亲骑着他的那匹快马，由当地一名马夫陪伴。在队伍最后押阵的是测量专家库尼岑(这是我见到的情形)，一位器宇轩昂的老人，已经将半生光阴用于从容不迫的漫游，他的仪器装在箱子里———经线仪、测量罗盘、人造地平线。当他驻足测定方位或在日志里记下方位时，他的马被一名助手牵住，一位身材矮小、患贫血症的德国人，伊万·伊万诺维奇·维斯科特，以前是加特契纳的科学家。我父亲曾教他如何制备鸟皮，自那时起他参与所有的考察活动，直至1903年夏天在丁库死于坏疽。
再往前我看见了群山：天山山脉。为了寻找山口(根据口头资料标在地图上，但首先由我父亲踏勘)，车队攀越陡峭的斜坡和狭窄的岩脊，往下滑到北部，滑到盛产赛加羚羊的大草原上，复又登高来到南部，这儿涉过急流，那儿试图穿越瀑布。往上，往上，沿着几乎无法通行的小径，阳光在怎样欢快嬉舞！空气的干燥形成了光与影之间一种惊人的对照：各种光闪耀，这么多的缤纷绚丽，以致有时你无法注视一块岩石，一条溪流；阴影里有一片黑暗吸收了所有的景物，于是每种颜色过着一种神奇的多重生活，马儿踏入杨树林中的阴凉地方时身上的毛皮发生了变化。
峡谷里波涛的轰鸣足以震聋一个人的耳朵，脑袋和胸部充满一股电击的震颤。水流带着令人敬畏的力量奔涌———然而，像熔铅一样平稳———接着在抵达湍滩之际陡然丑陋地膨胀，五光十色的波浪高高堆叠，溅落在石块亮晶晶的边缘上，发出一阵狂怒的咆哮。随后，哗啦一声在20英尺高度，从一条彩虹坠入黑暗，流向远方，眼下变了样：水花翻滚，呈烟蓝色，泡沫犹如白雪。它拍击一面继而另一面砾岩峡谷，仿佛回音萦绕的山间僻静处永远无法承受它的冲击。在岸上，与此同时，在惬意的静谧里，蝴蝶花儿正在绽开———忽然一群莫若尔蝶蹿出一片阴暗的杉树林，冲上一座令人目眩的阿尔卑斯山地草场后止住，颤栗。不，只有空气在颤栗……它们已经没了踪影。
我能特别清晰地想起———在这透明易变的环境里———我父亲主要的、一成不变的职业。仅仅为了这种职业的缘故，他才进行这些规模浩大的旅行。我看见他在石块滑落喀哒喀哒的清脆声响中从马鞍上弯下身子，借助挥舞蝶网长柄的尾端(手腕的扭动导致帆布兜底，盛满了籁籁声和砰砰声，弹过圆环，以防蝴蝶逃窜)一举擒获我们的阿波罗绢蝶的一些高贵的亲戚，它们此前一直试探性地疾速飞越危险的山麓碎石。他和其他骑手(哥萨克下士谢苗·扎尔科伊，例如，或者布里亚特人布扬图耶夫，抑或我的那位代表，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受我指使尾随我父亲)无畏地攀上岩石，跟踪那只布满眼斑的白蝴蝶并终于将其俘获。它在我父亲的手里，死了，它那毛茸茸、色泽微黄、向内弯曲的身体宛如一朵柔韧的柔荑花，发脆相叠的双翼的光滑底面的边缘露出血红色斑点。
他避免在中国人的路边客栈里消磨时光，尤其是通宵，他讨厌这些客栈，由于它们的“毫无感情的忙乱”，其中只有喧嚷，听不见一丁点笑声。然而说也奇怪，在他后来的回忆里这些客栈的气味，属于中国人的任何聚居地的特殊气味———厨房油烟、燃粪、鸦片以及马厩的烟相互混杂的陈腐气味———对他而言更象征着他心爱的狩猎，而不是重新浮现于脑际的山上草地的清香。
随车队一起翻越天山，我现在能看见夜幕渐渐降临，将一片阴影投在山坡上。推迟到早晨的是一次艰难的横渡(湍急的河上已经架起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方法是在砍倒的树枝上铺设石板，不过对岸的坡地却相当陡峭，而且滑如平镜)，车队停在原地宿营。当暮色依然滞留在空中一层层飘渺的大气里、晚餐正在准备时，哥萨克们，已经预先拿掉马鞍下的汗毡，抚摸身上的内衣，开始擦洗被驮包磨出的伤痕。黑暗笼罩的空气里，回荡着蹄铁的清脆的声响，以及盖过河水的充裕的噪音。天色已经很暗。父亲已经爬上一块岩石，寻找一个可以安放捕捉蛾子的石灰光灯的地方。之后我能以中国人的视角(从上方)看见，在一个深深的沟壑里，分明是黑暗中的篝火的红色。透过它的喘息的烈焰的边缘，肩膀宽阔的人影仿佛在飘浮，无休止地改变他们的轮廓，一个红色的倒影微微晃漾，没有从原地挪动，映在翻腾的河面上。但在上方，万籁俱寂，一片黑暗，惟有一只铃子偶尔丁零当啷地响几下。几匹马儿，已经站起身接受它们那份干饲料，此时正在花岗石碎片间随意溜达。头顶上，令人悚悸、令人痴迷的近处，星星已经出现，每一颗都很显眼，每一颗都是一个活的球体，清晰地显现出它的球状质地。蛾子开始朝灯的诱惑飞来。它们在它周围划出疯狂的圆圈，砰的一声撞在反光罩上。它们坠地，它们爬过摊开的床单进入光圈，灰色的，眼睛亮似燃煤，颤抖着，飞起复又坠落。一只照得透亮、慢条斯理、动作娴熟的大手，长着杏仁形状的指甲，将一只只夜蛾拈进杀虫瓶【killingjar，内盛毒气，用以杀死昆虫以作标本】。
有时他备感孤独，身边甚至没有像这样睡在帐篷里的男人，躺在毛毡褥垫上，环绕着卧在篝火灰烬上的骆驼。利用在驮畜吃到充足饲料的地方停留较长时间的机会，父亲常常外出几天勘察地形，在此过程中，迷上某种新的粉蝶，不止一次地忽视山间狩猎的规矩：切勿踏上不归路。如今我反复自问他在孤寂的夜里到底作何感想。我在黑暗中挖空心思、竭力忖度他的思想倾向，我在这方面的成效，远不及我想像中对自己从未见过的地方的旅行。他在想什么？想到最近的一次俘获？想到我母亲，想到我们？想到人生的固有的古怪，他神秘地灌输给我们的这种意识？或许我在溯及既往时错误地将他眼下怀有的秘密强加于他，而在最近意绪消沉、全神贯注地掩盖一种无名创伤的痛苦、掩盖死亡并将其视为可耻的事情时，他出现在我的梦里，但并不怀有那种秘密，而只是感到高兴，在那名称不全的世上，每走一步他都为无名者命名。
在山里度过整个夏天以后(不是一个夏天，而是几个，在不同的年份里，互相交叠形成半透明的层次)，我们的车队往东穿过一个峡谷进入一片多石的沙漠。从我们眼前缓缓消失的既有那绽裂开来呈扇形的溪床，又有那些对旅行者至死守信不渝的植物：发育不良的沙树，刺芋，麻黄。把水装上驼背以后，我们钻进幽灵似的荒野，这里那里大块卵石完全掩盖了沙漠柔软的、微微发红的褐色黏土，逗留的一些地方被脏雪的外壳和盐霜的表皮弄得斑驳陆离，我们隔着老远误以为是我们寻觅的小镇的城墙。由于骇人的风暴，这条路危险难行。正午起大风时，一切都被裹在一片咸腥的褐雾里。狂风怒吼，砾石的微粒鞭子似的抽打我们的脸，骆驼趴在地上，我们的油布帐篷被撕成碎片。由于这些风暴，地表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呈现出城堡、柱廊和楼梯的怪诞的轮廓。若非如此风暴便会冲出一个洼坑。仿佛在这片沙漠的这个地方，当初将世界塑造成形的雄浑伟力仍在狂怒地发挥作用。但是也有风暴暂息的日子，长角的画眉(父亲恰当地称它们为“吃吃傻笑的家伙”)撒下一串模仿的颤音，成群的麻雀陪伴我们的衰弱的牲口。有时我们住在一个孤零零的村落，里面仅有两三户人家和一座倾圮的庙宇。有时我们遭到身穿羊皮袄、脚登红黄两色棉靴的唐古特人【Tanguts，西藏人，特指中国青海省中部和西部的西藏人】的袭击：途中一段有声有色的简短插曲。此外还有蜃景———大自然，那个手法老到的作弊者，创造出不容置疑的奇迹：水的幻影异常清晰，居然映出了附近真实的石块！
前面出现了戈壁沉寂的沙海，一座座沙丘渐次经过，犹如股股波浪映现出短短的赭色地平线，丝绒般柔软的空气里惟一能听见的是骆驼吃力急促的喘息和阔脚的刮擦声。车队前行，时而攀上一座沙丘的顶点，时而俯冲。傍晚时分它的阴影已经拓展了巨大的范围。维纳斯的五克拉钻石在西边天际消失，与它同时消失的落日余晖，在它苍白、橘黄和紫色的光线里，扭曲了一切景物。父亲喜欢回忆他曾经如何在这样的黄昏里，1893年，在戈壁瀚海的死亡心脏里偶然邂逅———起初将其视为七色光线的幽灵———两个脚穿中国凉鞋、头戴圆毡帽的骑车人。孰料竟是美国人萨奇尔泰本和艾伦，为了闹着玩儿骑车横穿亚洲前往北平。
春天在南山等候我们。万物预示着它的到来：溪水的潺潺，河流渺远的喧嚣，栖息在潮湿滑腻的山坡洞穴里的匍匐鸡的啼叫，当地画眉快活的啁啾，以及“来历难以解释的杂沓噪音”(此言录自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格鲁姆—克鲁金米洛的笔记本，它永远铭刻在我心里，并且充满令人惊异的和谐乐音，因为写下它的不是一个无知的诗人，而是一位天才的博物学家)。在南山坡上我们已经遇见我们第一只有趣的蝴蝶———勃特勒粉蝶科的亚种。在我们经过一股急流，下山到达的溪谷里，我们发现了真正的夏日。所有的山坡上点缀着银莲花和报春花。普尔热瓦尔斯基氏瞪羚和勃特勒氏雉鸡在诱惑狩猎者。那里的日出何等壮观！只有中国的晨雾才能摄人心魄，使万物颤动———那简陋茅舍的古怪轮廓，拂晓的峭壁！仿佛跌进一个深渊，这条河涌入黎明前依然滞留在峡谷里的那片霞光的黑暗，而再往上，沿着奔流不息的河水，一切都闪烁着明灭不定的微光。一大群蓝喜鹊已经在磨坊旁的柳林里苏醒过来。
在15名配备戈戟、肩扛鲜亮得荒谬可笑的巨大旗帜的士兵护送下，我们数次通过贯穿山脊的几个隘口。虽说时值仲夏，晚霜却异常凛冽，翌日清晨，花儿凝上一层薄霜，变得如此酥脆，以致在脚下当即碎裂，发出一阵出人意料的轻微的丁零当啷声。不过两小时之后，太阳刚刚透出暖意，奇妙的阿尔卑斯山植物群重新显得璀璨夺目，重新使空气里弥漫着树脂和花蜜的馨香。紧贴陡峭的山坡，我们在灼热的蓝天下缓缓挪移。蚱蜢从我们脚下蹿出，狗儿耷拉着舌头狂奔，在马儿投下的阴影里寻觅远离暑热的避难地。井里的水散发出火药的气息。树仿佛成了一位植物学家的谵妄：一株缀满雪白浆果的白色花楸，或者一株覆满红皮的白桦！
一只脚踩住岩石的一块残片，身子微微斜倚在蝶网的把手上，我父亲从一个高高的山嘴，从坦尼格玛的冰川巨砾上，俯瞰库克瑙湖———一片浩瀚而幽蓝的湖水。下方金色的大草原上一群骞驴匆匆赶路，一只苍鹰的阴影掠过悬崖。头顶是完美无瑕的恬适，沉寂，透明。我再度寻思父亲在思考什么，当他不是在忙于捕蝶，而是像那样站着，肃然端立时……就像那样出现在我记忆的顶峰，折磨我，使我神魂颠倒———直到痛苦的地步，直到温柔、嫉妒和爱慕引起神志迷乱，他不可理喻的孤僻缠绕我的灵魂。
有时，沿着黄河及其支流逆水而上，在9月某个绚丽的清晨，在岸边的百合花丛中及洼地上，他和我带上埃尔维斯的凤蝶———一种尾似羊蹄的黑色奇珍。在寒峭的夜晚，入睡前，他读贺拉斯、蒙田以及普希金———他随身携带的三本书。一年冬天，当穿过一条河的冰面时，我注意到远方一长串黑色物体横贯冰面，20头野牦牛的巨角被猝然凝结的冰冻住。透过厚厚的冰晶它们呈泳姿的固定的身躯清晰可见。高昂在冰面上的漂亮脑袋将宛如活物，倘若上面的眼珠不被鸟儿啄去的话。不知何故我想起中国的一位暴君，他曾出于好奇对孕妇开膛剖腹。此外，在一个寒冷的清晨，他瞅见几个正在涉过一条小溪的守门人，传令手下将他们的腿齐胫部截断，以便验看他们的骨髓的状况。
在昌都的一场大火中(准备用于建造一个天主传教团总部的一些木头在燃烧)，我瞧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在与火处于一段安全距离处孜孜不倦、意志顽强、不厌其烦地泼水，因为他住处的四壁映现火光。确信不可能向他证明他的房子没有着火，我们听任他继续他那徒劳的举动。
经常我们得硬挤出一条路，无视中国人的恫吓和禁令：漂亮枪法是最好的通行证。在塔钦洛，脑袋刮得光溜溜的喇嘛在弯窄的街上游荡，散播谣言说我正在捕捉小孩，为的是将他们的眼珠炖成一种饮剂，供我的柯达相机的腹部服用。那边白雪覆盖的山脉的陡坡，浸润在大朵的杜鹃花香气四溢的玫瑰色泡沫里(我们将花枝用做夜间篝火的燃料)。我在5月的山坡上寻觅威风凛凛的阿波罗绢蝶布满橘黄斑点的青灰色幼虫，寻觅蝶蛹，它们被一根丝线拴在一块石头的底部。当天，我记得，我们瞅见一头西藏白熊，发现一条新蛇：它以食鼠为生。此外我们从它胃里拽出的老鼠原来也是未被描述过的一个品种。从杜鹃花丛和裹着网状地衣的松林里飘来一股松脂的刺鼻气味。在我附近，几个巫医带着竞争者审慎狡黠的目光，正为了赚钱采摘中国大黄，它的根部与一只蝴蝶幼虫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直到它的原足和气孔。而我，与此同时，在一块石头下寻见一种无名蝶蛾的幼虫，不是大体上，而是绝对具体地代表那种根的复制品，于是我不太清楚到底是谁假冒了谁———或者为何。
在西藏无人不撒谎：要获得确切地名和行路方向简直难得要命。我不由自主地也开始欺骗他们。由于他们无法区分浅发和白发的欧洲人，他们误将我，一个头发被阳光晒白的小伙子，看成一个古代老头。在各处的一堆堆花岗岩上你可以读到“玄妙的宗教教义表白书”，一堆堆萨满教的纷乱的词儿被某些擅长写诗的旅行者优美地“翻译”成：哦，睡莲里的珠宝！哦，他们将某种类型的官员从拉萨差遣到我身边，施魔法阻止我做什么并威胁要对我干些什么———我对他们不以为然。不过，我记得一个白痴，尤其令人生厌，身穿黄绸服，打一把红伞。他骑在一头骡子上———它那天然的悲怆因为它眼睛下方冻泪凝结的冰柱的存在而扩大了一倍。
从一个很高的地方，我瞧见一片幽黑的沼泽地由于不可胜数的泉眼的喷涌而颤动，使人联想起缀满繁星的夜空———其名源于此景：繁星草原。隘口高过云端，崎岖难行。我们用碘仿和凡士林的混合剂按摩驮畜的伤口。有时，在一个渺无人迹的地方宿营之后，清晨我骤然发现夜里在我们周围已经长出一大圈犹如黑色伞菌的盗贼的帐篷———可是，须臾便没了踪影。
踏勘西藏高原之后，我向罗布泊行进，以便从那里返回俄罗斯。塔里木遭到沙漠侵蚀，渐渐干涸，以其残存的水形成一片广袤的芦苇滩，如今的卡拉科苏克库尔，普热瓦利斯基的罗布泊———以及可汗时期的罗布泊，不论雷特霍芬会说什么。它的四周是盐碱滩，但是只有边缘地带的水才是咸的———因为那些灯心草不会环绕咸水湖生长。一年春天，我绕着湖走了五天。在那20英尺高的芦苇丛里我有幸发现一种非同寻常的水陆两栖蛾子，拥有翅脉的一种残遗系统。隆起的盐碱滩上遍布软体动物的贝壳。傍晚天鹅飞翔的和谐悦耳的声音在寂静中回荡。灯心草茎的黄色清晰地衬托出鸟儿没有光泽的白色。1862年，60名俄国旧礼仪派教徒【Old-Believer，指17世纪抵制莫斯科牧首Nikon强行在俄罗斯正教会内推行崇拜仪式改革而脱离正教会的教徒】与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在这些地区住了一年半，然后他们动身前往吐鲁番，从那儿又去了哪里无人知晓。
再往前走是罗布戈壁，一片多石的平原，层层叠叠的泥崖，光亮透明的盐池。灰色天空中那个淡白的斑点是罗博罗夫斯基的白蛱蝶中孤零零的一只，随风飘去。在这片荒漠里保存着马可·波罗比我早六个世纪经过的一条古道的遗迹：它的标记是一堆堆的石头。正如我在西藏的一个峡谷已经听见有趣的擂鼓似的吼声曾经令我们的第一批朝圣者胆寒，在戈壁的沙暴中我也同样耳闻目睹了马可·波罗当年见识的情景：“将你唤到旁边的幽灵的悄声细语”和天幕古怪的忽隐忽现，一连串无穷尽的旋风，前来迎接你的车队和幽灵部队，几千张幽灵的面庞以其隐形匿迹的方式朝你庞然逼压，穿过你，之后骤然消散。14世纪20年代在伟大的探险家弥留之际，他的朋友们聚集在病榻前乞求他剔除他书中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内容———利用明智而审慎的删减冲淡他的奇迹。但他回答说书中收录的内容尚不足他亲眼所见的事实的一半。
所有这一切令人销魂地徘徊着，充满颜色和空气，前景是活泼的动作，背景令人信服。接着，犹如一缕柔风携来的轻烟，它移动位置继而消失殆尽———费奥多尔再次看见他的壁纸的枯萎和难以置信的郁金香，烟灰缸里摇摇欲坠的烟蒂垛，映在黑色窗台上的灯光。他推开窗户。他桌上两张成文的纸页遽然惊起：一张对叠，另一张滑行到地板上。房间随即变得潮湿阴冷。楼下，一辆汽车缓缓驶过幽暗寂寥的街道。还有，真怪，正是这种滞缓使费奥多尔想起一连串琐屑的、不愉快的事情———白昼刚过，落下的课。当他想到次日清晨他得打电话给那个受骗的老头时，一种可憎的沮丧使他心里沉甸甸的。但当窗户再度紧闭，已经感到并拢的手指间的空隙时，他转向等得不耐烦的灯，转向散乱的初稿，转向余温尚存、此刻悄悄溜进他的手指(解释并填补空隙)的钢笔，当即返回那个对他犹如白雪之于野兔、水之于奥菲莉亚一样自然的世界。
他带着不可思议的清晰想起，仿佛他已经将那个晴朗的日子贮存在丝绒盒里，他父亲最后一次回家，是在1912年7月。伊丽莎白·帕芙洛芙娜已经走了六英里去接她丈夫。她总是独自去接他，总是恰巧能大概知道他们将从哪边返回，住宅右边还是左边，因为有两条路，一条长些也平坦些，沿公路再经过村庄；另一条短而崎岖———穿过佩希尚卡。费奥多尔套上他的粗呢马裤，以防不测，吩咐仆人给马装上鞍具，可是他却下不了决心骑马出去接父亲，怕的是扑空。他徒劳地竭力跟膨胀而夸张的时间妥协。一两天前在泥沼上乌饭树的蓝浆果间擒获的一只珍稀蝴蝶还没有在宽展板上干透：他不停地用别针尖戳它的腹部———唉，它依然是软软的，这意味着不可能揭下完全遮住蝶翼的纸条，虽说他急于向父亲显示它们完整的美丽形象。他在宅第周围来回踱步，感受他的激动引起的压力和痛苦，妒羡旁人度过这些庞大空虚的分分秒秒的本领。河面上传来村里的孩子洗澡时撒野狂欢的尖叫，这种喧嚷，在夏日深处不断奏响，听起来犹如远处的纵情欢呼。塔妮娅正在热烈奔放地荡秋千，站在板凳上。叶簇的紫色阴影从她鼓荡的白裙上掠过，斑驳纷杂的色彩令人一阵目眩，她的衬衫时而拖在身后，时而紧贴脊背，衬托出她两侧后缩的肩膀之间的凹陷。她脚下，一只狐?正在朝她狂吠，另一只在追逐一只鹡鸰；绳索快活地嘎吱作响，似乎塔妮娅在像那样翱翔，是为了从树巅上方俯视下面的路。我们的法语家庭教师，在她那把饰有波纹闪光的阳伞下面带着罕见的礼貌正在与被她仇视的勃朗宁先生一起分担她的忧虑(“火车晚点两个钟头或者干脆不来了”)。后者站着用一根马鞭抽打他的吉他———他绝非使用多种语言的人。伊冯娜·伊万诺娃不断光顾先是这个而后那个阳台，小小的脸上露出她用以迎接所有喜事的不满神情。几间外屋周围洋溢着一种特别的生气：仆人用泵汲水，劈木材；园丁拎来两篮草莓，长方形的篮壁染满红斑。谢克斯拜，一个上了年纪的吉尔吉斯人，身躯健硕，脸蛋肥胖，眼角周围布满错综复杂的皱纹，曾经在92年救过康斯坦丁·基里洛维奇的性命(他杀死一只正在笨拙地摆弄他的母熊)，目前在莱希诺家里平安度日，调治他的疝气。他身穿带有半月形口袋的蓝色上衣，足登擦亮的皮靴，头戴缀着晶亮饰片和绸彩流苏的无檐便帽，舒舒服服地坐在靠近厨房门口的一张长凳上。他坐在那儿晒太阳已有好一会儿，胸口挂着一条晶莹闪烁的表链，心怀恬静与欢乐的憧憬。
倏地，步履沉重地跑上通向河边的弯路，从阴影中出现，眼里闪过一丝失魂落魄的目光，嘴巴虽未出声但已摆好一声呼唤的形状的，是那个上了年纪、头发灰白、蓄着连鬓胡子的男仆。他跑着带来这个消息，在距此最近的河流弯道那边，桥上已经听见了马蹄声(一阵急促而沉闷、被骤然打断的嗒嗒敲击)———确保那辆维多利亚汽车即将沿着与公园平行的土路飞速驶来。费奥多尔朝那个方向奔去———从树干中间，掠过苔藓和乌饭树浆果。在那树林边缘的路的尽头你可以看见，在他们以超出稚嫩冷杉的高度疾驰之际，司机的脑袋和靛蓝色衣袖飞掠而过，连同一个幻象的躁热。他奔回原处———那被撇下的秋千仍在园子里晃悠，门廊旁停着空荡荡的维多利亚汽车，车里搁着弄得皱巴巴的旅行毯。他母亲正走上台阶，身后拖着一条烟灰色围巾。塔妮娅紧紧搂住她父亲的脖子，他已经用一只空着的手从兜里掏出一只表，此刻正朝它凝神注视，因为他一向喜欢知道他从车站到家的速度有多快。
第二年，忙于科学研究，他哪儿也没去，但是到了1914年春天，他开始准备再度赴西藏探险，同行的有鸟类学家彼得罗夫以及英国植物学家罗斯。俄德战争突然取消了这一切。
他将战争视为一种障碍，它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发令人厌倦。他的亲属由于某种缘故断定康斯坦丁·基里洛维奇将自愿入伍并且即刻出征，行进在一支独立小分队的前列。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怪人，但又是一个不乏男子汉气概的怪人。其实，康斯坦丁·基里洛维奇，眼下虽已年过五旬，但却蕴藏了未曾开发的充沛的体力、敏捷的思维、活力和精力———也许比以往更急于征服群山，唐古特人，恶劣天气，以及一千个待在家里想像不出的其他危险。他此时不单待在家里，而且竭力不把战争放在心上，倘若提起它，话语里只有愤怒的轻蔑。“我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费奥多尔这样写道，“不单教给我大量知识，同时还训练我的真正的思维，犹如训练一副歌喉或一门手艺，依据他那号人的种种规矩。就这样我对战争的残酷漠然置之。我甚至承认一个人可以从一次射击的精确，一次侦察的危险，抑或一次调遣的微妙中获得某种乐趣。但是这种小小的乐趣(它们更好地体现在其他特殊门类的体育运动里，诸如：猎虎，画圈打叉游戏【houghtsandcrosses，两人轮流在方格图的九个小方格内画圈或打叉，以先把所画的圈或叉列成一行者为胜】，职业拳击)无法抵消任何战争固有的少许令人忧郁的痴愚。”
然而，虽说持有“科斯佳【Kostya，康斯坦丁的小名】的不爱国的立场”，如克谢尼娅婶婶所言(坚定地、娴熟地利用“高级亲眷”将其军官丈夫隐匿在后方的阴影里)，这幢住宅弥漫着对战争的忧虑。伊丽莎白·帕芙洛芙娜被招进红十字会工作，引起人们议论说她的精力“正在弥补其丈夫的无所事事”，他对“亚洲臭虫的牵挂，超出了对俄军荣耀的关切”。此言其实，顺便提一下，是由一家轻松活泼的报纸挑明的。留声机唱片旋转着，播放重新裹上卡其布的爱情歌曲《海鸥》的歌词(……一位年轻的海军少尉，在一个步兵排服役……)。羞答答的保姆出现在房间里，一绺鬈发从她们的标准头巾下面隐隐露出。她们做出在烟缸边沿轻轻将烟叩几下然后点燃的娴熟动作。守门人的儿子离家上了前线，现在让康斯坦丁·基里洛维奇帮助他返回。塔妮娅开始去她母亲的军事医院教俄语语法，学员是一个性情温蔼、胡子拉碴的亚洲人，他的腿正被医生从更高部位截去，作为遏制坏疽的一次努力。伊冯娜·伊万诺娃编织羊毛护腕。假日杂耍艺人费奥娜用流行讽刺歌曲款待士兵。医院和医护人员演出《沃瓦【Vova，弗拉迪米尔的小名】好样的》，一出关于逃避兵役者的戏。报上印着献给战争的短诗：
今天你是灾祸降临在我们亲爱的土地，
但俄国人将目光闪亮，露出开朗的神情，
当他瞧见时间无所顾忌，
给德国的阿蒂拉【Attila，匈奴国王，上帝之鞭】打上耻辱的烙印！
1915年春，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从圣彼得堡迁居莱希诺，此举原先如日历上的月份顺序一样自然和不可动摇，而是为度夏去了我们在克里米亚的庄园———位于雅尔塔和阿卢泼卡之间的海滨。在天堂般碧绿的花园倾斜的草坪上，费奥多尔扑击南方的蝴蝶，脸儿痛苦地歪扭，双手幸福地颤抖。但是地道的克里米亚蝶中珍品不是在这里的香桃木、蜡黄的灌木丛和木兰花中被发现，而是高高在上，在莽莽群山里，艾彼得里的岩石间，以及亚伊拉长满青草的高原上。那年夏天他父亲不止一次地陪他踏上松林间的一条小径，以便向他指点，带着对这种欧式琐事降贵纡尊的微笑，被库兹涅佐夫刚刚描述过、在一块块岩石间翩翩飞舞的眼蝶。这里正是某个鲁莽粗汉将自己的大名刻在陡直巨石上的地方。这些漫步是康斯坦丁·基里洛维奇的惟一消遣。这并非因为他抑郁易怒(此类有限的表述词语与他崇高纯洁的风格不相吻合)，而是因为，简单地说，他在犯愁。伊丽莎白·帕芙洛芙娜和孩子们完全清楚他到底需要什么。8月里他突然外出一段短暂的时间。他去了哪里，只有那些与他过从甚密者才知道。他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他的旅程，以致激起任何一名徒步恐怖主义分子的妒忌。想像一下俄国公众舆论将如何扭动那双小手是滑稽而骇人的，倘若它获悉战事吃紧之际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曾去日内瓦会晤一位肥胖秃头、快活透顶的德国教授。第三位同谋者也在场，一个英国老头，戴着一副细边眼镜，身穿一件宽松式灰色西服。他们相聚在一家廉价旅馆的一个小房间里，为的是进行一次科学探讨。议论了必不可少的内容以后(议题是一部多卷本著作，在斯图加特执拗地持续出版，依靠研究不同种类的蝴蝶的外国专家的长期合作)，他们心平气和地分手———向各自的方向回去。但是这次旅行并没有使他心情开朗。相反，屡屡重复、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头的梦想甚至增加了它的秘密的分量。秋天他们返回圣彼得堡。他紧张地撰写《俄帝国的蝴蝶与飞蛾》，难得出门与刚刚丧妻的植物学家对弈，愤懑源自对手、而非自己走错棋。他带着嘲讽的微笑浏览每天的报纸，他将塔妮娅抱上膝头，然后陷入冥想，而且他那只搭在塔妮娅浑圆肩膀上的手也变得心事重重。11月的一天，他在桌边收到一份电报。他拆开电报，默读一遍，继而再读。他根据双眼的第二次眨动对其做出判断，然后将它搁置一旁，从一只状若汤勺的金质高脚杯中啜了一口波尔图葡萄酒，继续沉着地跟我们的一位穷亲戚闲聊。那是一个满脑壳老人斑的小老头，一天两次来我家蹭饭吃，无一例外地给塔妮娅带来柔软黏稠的乳脂糖。挨到客人离开以后，他跌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摘下眼镜，用一只巴掌由下而上地摩挲面颊，同时以平静的口吻宣布，奥莱格叔叔腹部被一块手榴弹残片击中，眼下伤势危重(当时他正在一个遭到炮火袭击的急救岗位上工作)。转眼间费奥多尔那正以其锋利边缘撕扯电报的灵魂深处，清晰地凸现被故意弄得荒诞不经、他们哥俩最近还在桌边沉溺其中的无数对话中的一段：
奥莱格叔叔(以一种戏谑的腔调)：嗯，告诉我，科斯佳，你有没有碰巧在维禁猎区看见小鸟索———沃斯？
父亲(唐突地)：恐怕我没瞧见。
奥莱格叔叔(热乎起来)：另外，科斯佳，难道你从没见过波波夫斯基的马儿遭到波波夫的蝇子的叮咬？
父亲(越发唐突地)：从来没有。
奥莱格叔叔(完全入神地)：难道你从来没有机会，比如，观察眼内蜂群的对角线运动？
父亲(直视他的眼睛)：我有过。
当晚我父亲动身去加利西亚找他，极快极舒服地将他送回家，请来绝对一流的医生，由格里森·耶荷夫、米勒梅利尼茨基以及他本人做了两次长时间的手术。到圣诞节时，他兄弟已经康复。接着康斯坦丁·基里洛维奇的情绪陡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的眼神变得活泼柔和起来，人们重又听见他过去走路时发出的悦耳的哼唱，因为什么事情特别开心。他去了什么地方，几只箱子送达复又搬走。在家里，置身于主人的所有这些神秘的欢乐气氛，你能生出一种不确定的、期待中的困惑日益增长的感觉。一次费奥多尔碰巧经过沐浴着春天阳光的镀金客厅，他蓦地注意到父亲书房的白门的铜把手微微颤动但未旋转，仿佛有人正用手指无力地触碰把手，却没有打开门。然而随即门悄悄开了，母亲走出来，泪痕斑驳的脸上隐约露出一丝温顺的微笑，走过费奥多尔身边时做了个表示无奈的古怪手势。他敲敲父亲的房门，走进书房。“你要什么？”康斯坦丁·基里洛维奇脸不抬、手不停笔地问。“带我一起走。”费奥多尔答道。
在这个俄国边境正面临崩溃、内地的肌肉正遭到蚕食、到处人心惶惶的时刻，康斯坦丁·基里洛维奇突然计划撇下他的家人两年时间，去某个遥远的国家从事一项科学考察，此事在多数人看来是心血来潮、荒谬轻浮之举。甚至有人说政府“将不允许购置食品及其他必需物品”，“那个疯子”既得不到旅行伙伴又得不到驮畜。但在土耳其斯坦这个不算遥远的地区，人们难以觉察时代的奇特气息。事实上惟一令人想起它的是由几个地区官员组织的一场招待会，与会的客人带些礼品资助战争(稍后在吉尔吉斯人和哥萨克当中爆发了一场与从事战时工作的命令有关的叛乱)。1916年6月，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在动身前夕从镇上来到莱希诺，向家人告别。直到最后一刻，费奥多尔仍在巴望父亲能带他同行———一次他曾说他会这么做，只要儿子长到15岁。“下一回我准保带你去。”此刻他说，似乎忘了带儿子同行对他而言永远是下一回。
这一次的最后别离本身与前几次没有任何区别。在家庭惯例所规定的一连串井然有序的拥抱之后，父母二人，戴上式样相仿、配有绒面护目罩的黄褐色眼镜，稳稳当当地坐在一辆红色旅行车上。四周站着仆人。年老的守门人拄着拐杖，隔开一段距离站在一株被闪电劈裂的杨树旁。司机，一个矮墩墩、胖鼓鼓的小伙子，身穿棉绒号衣，足登橘色高帮松紧鞋———颈背呈橘红色，肥厚的手上佩着一块黄宝石。他可怖地使了好大劲，猛拉，再次猛拉，启动引擎(父母开始在他们的座位上颤抖)。司机忙不迭地坐在驾驶盘后，扳动一根换挡杆，戴上长手套，偏转脑袋。康斯坦丁·基里洛维奇朝他忧心忡忡地点点头，汽车向前驶去。狐?的吠声哽在它的喉头。当它在塔妮娅的怀里疯狂地挣扎，背朝下翻了个身，脑袋在她肩头扭来扭去之际，汽车的红色后身消失在拐弯处。随即，从冷杉林后，紧接着一阵音量渐渐增强的吱嘎吱嘎，响起变速换挡的刺耳噪音，之后是舒适地远去的轻微声息，万籁俱寂，然而须臾间，从河后面的村子里重又传来引擎胜利的怒吼，逐渐消失———永远。伊冯娜·伊万诺娃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去为猫儿取牛奶。塔妮娅，佯装唱歌，返回凉爽、空寂、回声萦绕的屋子。谢克斯拜，死于去年秋天，他的幽灵溜下门廊里的板凳，重返安谧美丽、盛产玫瑰和羊的天堂。
费奥多尔走过公园，打开声音悦耳的边门，穿过厚厚的轮胎刚刚留下车辙的公路。一只熟悉的黑白相间的漂亮蝴蝶款款飞离地面，划出一个很大的弧圈，也在参与送行。他拐进树丛，经过一条浓阴遮蔽的小径，金色的蝇子在被横向截断的太阳光束里飘浮、颤动，来到他最喜爱的林间隙地———泥泞的、花儿绽放、在骄阳下湿漉漉地闪亮的隙地。这片林中草地的神圣意义通过蝴蝶得以体现。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有所发现。度假者可以在一截树墩上小憩。画家可以觑起他的双眼。但其真实性有可能得到更深刻的探究，借助被知识放大的爱情：借助它的“瞪大的眼珠”———阐释普希金。
刚刚出现，因其艳丽的、近乎橘黄的色泽，看似愉快的塞勒涅豹纹蝶展开双翼，以一种令人陶醉的假正经的姿势在空中飞舞，极其娴熟地飞掠而过，宛若金鱼的背鳍。一只已经浑身濡湿、但尚有蛮力的凤蝶，少了一肉距，拍击它的防护性伪装，落到一朵黄春菊上，随即起飞，恍若从上面倒退，它离开花儿，挺直身子开始轻轻摇曳。几只长着黑脉翅的白蛱蝶慵懒地飞来飞去。其中一两只溅上了血一般的蝶蛹的排泄物(它在白色城墙上留下的斑点向我们的祖先预示特洛伊城的陷落、瘟疫及地震)。第一批深褐色的亚凡托普斯眼蝶已经在翩翩起舞，带着一种轻快的、摇晃的动作飞过草地，苍白的微小蛱蝶从草丛中升起，旋又降落。一只蓝中透红、长着蓝色触角的伯内特蝶蛹，活似一只身披伪装的甲虫，歇在一朵轮锋菊上，与一只摇蚊待在一起。匆匆离弃草地，飞落在一片桤树叶上，一只雌菜蝶依靠一种怪异的挺腹与平摊双翼(多少使人想起朝后压平的耳朵)，提醒她那位给气得不轻的追求者她已怀孕。两只略呈紫罗兰色的铜色小灰蝶(他们的雌蝶尚未出来)以闪电般的速度飞翔在半空中缠在一起，嗡嗡疾行，一只围绕另一只旋转，狂怒地擦身而过，飞得越来越高———遽然分开，返回花丛。一只随意飞来的阿曼杜斯浅蓝色小蝴蝶激怒了一只蜜蜂。一只弗蕾娅灰色豹蚊蝶从一群塞勒涅蝶中间振翅飞过。一只小天蛾长了个大黄蜂的躯体和一双玻璃般透明的翅膀，无形地拍打着，从空中用它的长喙折磨一朵花，继而冲向第二朵和第三朵。所有这些迷人的生活，通过它们此刻的交融汇合，你可以绝对可靠地说出夏季的年龄(精确度几乎在一日之内)，该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这块空地的植被结构———所有这些活生生的、真实的、令费奥多尔永远珍惜的东西，全被他借助瞬间犀利老练的一瞥所觉察。蓦地他将一只拳头击在一株白杨树干上，俯身向前，扑籁籁流下了眼泪。
尽管他父亲对民间传奇并无嗜好，却曾经引用一则精彩的吉尔吉斯童话故事。可汗的独子，一次狩猎时迷了路(以此作为最佳童话故事的开端，以此作为优越生活的终结)，在林间瞥见了什么闪闪发亮的东西。他趋前察看，见是一个拾树枝的女孩，身穿一件鱼鳞服。然而他吃不准到底是什么在闪光，是姑娘的脸蛋抑或是她的衣裳。跟她一起来到她母亲面前，年轻的王子主动给她一份彩礼，一块与马头同样大的金子。“不要，”姑娘说，“喏，这儿，拿上这只小口袋———你瞧它比针箍大不了多少———拿去装金子。”王子哈哈大笑，说：“一枚金币也装不下。”他扔进第一枚金币，扔进第二枚，第三枚，直至扔进身上的所有金币。王子好生纳闷，便去请教他父亲。
他聚敛的全部家产，
公共资金及所有钱财，
全被好样的可汗扔进袋中
晃晃，凝神倾听，复又晃动；
再扔进双倍于此的宝藏：
流逝的只是一声丁当！
他们传老太太进宫。“那口袋，”她说，“是一只人眼———它想包容世间的一切。”言毕她捏起一撮泥土，赶紧填满口袋。
最后一个有关我父亲的可靠证据(不包括他自己的信件)被我在一些笔记里发现，作者是法国传教士(兼博学的植物学家)巴罗。他于1917年夏天在西藏的山区与父亲不期而遇，具体地点是在泽都村附近。“我惊愕地瞧见，”巴罗写道(见1923年《勘测年鉴》)，“一匹套上鞍具的马儿正在山间一块草地上吃草。随即出现一位身着欧洲服装的男子，从山岩上走下来。他用法语跟我打招呼，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俄国旅行家戈杜诺夫。我已有八年多没见过一个欧洲人了。我们度过了愉快的几分钟，坐在草皮上的一块岩石的阴影里，讨论一个有关术语方面的小问题，关系到长在附近的一种小巧的淡蓝色蝴蝶花的学名。接着，我们友好地互相道别，随后分手。他朝正在一个山谷里召唤他的同伴们走去。我去看马丁神父，此时他奄奄一息地躺在一个遥远的客栈里。”
除此之外是迷雾。根据我父亲的最后一封信，像以往一样简短但却异常骇人，此信于1918年初奇迹般地寄到我们手上，他在邂逅巴罗之后不久便开始准备踏上归途。已经听说革命，他在信里嘱咐我们迁居芬兰，我婶婶在那里有一座乡间住宅。他在信中写道，依照他的算法，他将“以最快的速度”在夏天以前到家。我们等了他两个夏天，直至1919年冬季。我们在芬兰住一阵，在圣彼得堡住一阵。我们的房子早已遭到洗劫，但是父亲的收藏品，房子的心脏，仿佛保持了神圣物体固有的不易受损的特点，全都幸免于难(后来置于科学院的管辖之下)。这一喜悦完全补偿了自儿时起一直使用的桌椅的丧失。我们住在圣彼得堡祖母公寓的两居室里。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她被两度带走，接受讯问。她染上感冒死了。这事发生几天后，一个可怕的冬夜，饥饿无望、发挥内乱中预示灾厄的秘密作用的冬夜，一个不知名的年轻人登门找我，戴一副夹鼻眼镜，不讨人喜欢，不爱吭声，要我即刻去见他的叔叔，地理学家别列佐夫斯基。他不知道或不想说是为了什么，但是霎时间我心里的一切希望全都化为泡影，我开始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如今，几年以后，我有时遇到这个米沙，在他工作的柏林俄文书店里。每次我瞧见他，尽管我们聊不了几句，仍然觉得一股热辣辣的战栗掠过整根脊柱。我的全副身心又在经历我们的短暂同行。米沙(这个名字我将永远铭记于心)上门时，我母亲不在家，但我们下楼时却碰见她。不认识我的同伴，她焦急地问我去哪儿。我回答说我去买几把理发推子，我们几天前凑巧提到此事。过后我时常梦见它们，那些并不存在的理发推子，呈现出完全出人意料的形状———群山，码头，棺材，手摇风琴———只是我以一个做梦者的直觉知道它们是理发推子。“等一下。”母亲嚷道，可我们已经到了楼下。我俩匆匆地、默默地走在大街上，他稍稍领先我一些。我打量着房屋的人面装饰，打量着隆起的雪堆，试图智胜命运，通过暗自想像(于是提前破坏它的可能性)尚未被我理解的、黑暗而新鲜的、即将由我带回家的哀戚。我们走进一间屋子，我记得是纯粹的黄色，一个老头儿下巴颏上蓄着一小撮尖胡须，身穿运动衫，脚登长统靴，径直通知我说，根据未经证实的情报我父亲已不在人世。母亲在楼下的大街上等我。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直到奥莱格叔叔用几近强制的手段带我们出国)，我们试图发现他是如何、是在何处丧命的———甚至他是否已经丧命。除了一个事实，它发生在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是一个广袤的地区)、发生在从中亚返回途中以外，其他资料我们一无所获。他们是否有可能向我们隐瞒了他神秘死亡的地点和情况，并且持续隐瞒至今？(《苏联大百科全书》中他的生命仅以数词简单作结：他死于1919年。)抑或这种模糊证据的自相矛盾完全排除了使答案明晰的可能性？一次我们在柏林通过不同渠道、不同人物获知一两个补充事件，但它们充其量只是新的几层迷茫，而不是对事实真相略窥幽隐。两种不可靠的说法，多少都带有推论的性质(再者，没有就最关键的一点向我们提供任何情况，即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如果他死了的话)，彼此纠缠，互相矛盾。按照第一种说法，他的死讯由一个吉尔吉斯人带到赛米巴拉金斯克。根据第二种，却是由一名哥萨克传到阿克—布拉特的。我父亲走的是什么路线？他可能是从赛米瑞契前往鄂木斯克(经过羽毛草场，向导骑在一匹花斑马驹上)，或者从帕米尔到奥伦堡，横穿图尔盖地区(经过多沙的干草地，向导骑骆驼，他骑一匹马，脚踩白桦皮马镫，从一口水井走到另一口水井，远离村庄和铁路)。他是如何度过农民战争的风暴，如何避开红军的？我理不出任何头绪。还有，哪种沙普卡—涅维迪姆卡，即“隐形帽”适合他，他可以潇洒地歪戴在头上？他可曾隐匿在渔民的棚舍里(如同克吕格尔猜测的那样)，在咸海的据点混迹于古板执拗的乌拉尔旧礼仪派教徒之间？倘若他死了，又是怎样死的？“你从事什么职业？”普加乔夫问天文学家洛维茨。“数星星。”于是他们将他绞死，从而让他更挨近星星。唉，他是怎样死的？死于疾病？死于暴露？死于干渴？死于某人之手？如若———死于谁人之手，那只手是否依然活着，拿面包，举酒杯，赶蝇子，搅动，指点，示意，静止平卧，握别的手？他可曾长时间地对他们予以还击？他可曾将最后一粒子弹省给自己？他是否被生擒了？他们是否将他带上特等客车，停在某个惩罚别动队的车站总部(我能瞧见它丑陋的机车添加的燃料是干鱼)，怀疑他是白军间谍(这也不无道理：他很熟悉白军将领拉尔夫·科尔尼洛夫，年轻时曾与他一起遍游绝望大草原，事隔多年又在中国见过他)？他们是否将他枪杀在某个遭上帝遗弃的车站(碎裂的穿衣镜，破烂的奢侈品)的女厕所里，或是在一个黑夜将他带进某个家庭菜园，等月亮从云罅中露出脸来？他怎样跟他们一起在黑暗中等待，带着一丝鄙夷的微笑？倘若一只略呈白色的飞蛾在蒙上阴影的牛蒡周围流连忘返，他也会，甚至在那一刻，我知道，用同样赞许的瞥视追寻它的踪影。间或，晚茶过后，在我们莱希诺花园里吸着烟斗，他以这种瞥视招呼品尝我们丁香花的苍鹰。
但有时我得到的印象是，所有这些全是毫无价值的流言，一个陈腐的传说，制造它的材料是大概的知识的那些相同且可疑的微粒。我自个儿利用这些知识微粒，是在我的梦想混过我仅凭道听途说或通过书本所了解的领域之际。结果第一位确曾见过提到的地点的有识之士将拒不承认它们，将嘲笑我思想的异国情调，我悲戚的山丘，我想像的悬崖，将在我的推测中挑出与年代错误同样多的地形错误。那样就更妙了。只要我父亲之死的说法纯系谎言，就不应承认他那离开亚洲的旅行本身仅仅是以一条尾巴的形式依附于这个谎言(犹如普希金的故事中由年轻的格里尼奥夫用一幅地图制作成形的那只风筝)。再有或许，如果我父亲确曾踏上归途(没有坠入深渊粉身碎骨，没有遭到佛教和尚的羁押)，他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我甚至有机会听到一些臆断(听起来像是过时的建议)，说他很有可能向西走到达拉克以便往南进入印度。他为何不能继续行至中国，再从那儿搭乘任何一艘轮船抵达世界上任何一个港口？
“无论这种或那种情形，妈妈，所有与他生平有关的材料都收集在我这里。来自连篇累牍的草稿，书上冗长的手稿摘录，各种各样的纸上难以辨认的潦草记录。铅笔写的评语凌乱散布于我的其他文章的空白处。来自删去一半的句子，未写完的词儿，以及大肆挥霍的缩略且已被忘却的名字，严严实实地藏在我论文的字里行间。来自无法赎回的信息的脆弱的静止，已经有几处被一种极快的思维活动摧毁，从而转为虚无。利用这一切我现在必须制造一本明晰有序的书。有时我觉得在什么地方它已经被我写完，觉得正是这里，躲在这个墨水丛林里，觉得我只需将它们一部分一部分地从黑暗中释放出来，这些部分便会自行凑合在一起。然而这对我又有何用？当这种释放之劳此时在我的眼里显得如此困难复杂，当我惟恐用一个俗艳的短语将其玷污，或者在转移到纸面的当儿令其渐受磨损，以致我怀疑此书究竟能否写出。你本人写信给我提到在这项任务中必须作为先决条件的几个要求。不过眼下我相信我将拙劣地完成此项任务。别因为弱点和怯懦责备我。有朝一日我将给你读我已经写好的支离破碎、仅具雏形的片断。它与我的塑像般的梦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在这几个月里，在我搞研究、做笔录、追忆和思索之际，我简直快活极了。我断定某个前所未有的美丽的东西正在被创造，我的记录充其量只是这项工程的小小支柱，路径标志，螺钉。最重要的部分正在自动发展和被创造出来，不过此刻我看出，恰似在地板上醒来一般，除了这些可怜的记录，其余空无一物。我该干啥呢？你晓得，当我读他或格朗姆的书时，我听见它们令人痴迷的旋律，当我琢磨既不能替代又不能重新组合的词儿的位置时，恍惚觉得获取这一切并用我自己将其稀释是亵渎神圣。如果你赞成，我将承认：我本人仅仅是文字冒险的探索者。宽恕我，倘若我拒绝寻觅我对父亲自己的收集场地的幻想。我已经意识到，你知道，让他的旅行意象萌生却不遭到那些毫无新意的二流诗歌用语玷污的不可能性，这些诗歌用语不断地渐渐远离真正的诗歌。而这些乐于接受新的事物和观点、学识渊博、高雅纯洁的博物学家的活生生的体验，又将这些真正的诗歌赋予他们的研究。”
“我当然理解和同情，”母亲回复道，“可惜你无法驾驭它，不过你当然不应勉强自己，另一方面我深信你有点言过其实。我深信，倘若你少考虑风格，少考虑困难，以及蹩脚诗人的陈词滥调，‘以一个吻开始罗曼蒂克的死亡’云云，你定能创作出非常出色、非常真实、非常有趣的作品。除非你想像他在读你的书，你觉得那本书惹他发怒，令你羞惭。那么，不用说，放弃它，放弃它吧。但我知道不可能这样，我知道他会告诉你：干得漂亮。更有甚者：我坚信将来哪天你准能写出这本书。”
促使费奥多尔取消他的工作的外因是由迁居别处引起的。应该替他的房东太太说句好话，她已经忍耐他很长时间，忍了两年之久。不过当机会送上门、让弗劳·斯托博伊能够在4月份获得一名理想房客时———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处女，七点半起床，在一家办公室工作到下午六点半，在她姐姐家用晚餐，10点钟就寝———她请费奥多尔一个月之内搬走。他一再推迟他的打探，不仅是因为懒惰，以及一种使给予的连续一段时间具有永恒的完美形状的乐观倾向，而且因为他觉得替自己寻觅栖身之地、攘扰陌生世界，实在是无法容忍的卑鄙勾当。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答应帮他的忙。3月将尽的一天傍晚，她对他说：
“有消息了。你曾经在这儿见过塔玛拉·格里高利耶芙娜，那位亚美尼亚女士。她在一户俄国家庭住的公寓里租有一间屋子，眼下想转让给旁人。”
“这意味着它是一间糟糕的房间，如果她想脱手的话。”费奥多尔脱口而出。
“不对，只是因为她想回国与她丈夫团聚。可是，如果你存心不想要，那我就不再为这事操心啦。”
“别生气嘛，”费奥多尔说，“我挺喜欢这个主意，真的喜欢。”
“当然，不能保证这房间还没有被处理掉，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给她打个电话。”
“哦，那当然。”费奥多尔说。
“因为我晓得你，”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继续说，已经在翻阅一本黑皮记录簿，“因为我晓得你从来不亲自打电话……”
“我明儿一早就打电话。”费奥多尔说。
“因为你决不会做这事———乌兰德4831———我自己做算了，我马上跟她通话，你可以向她了解所有情况。”
“别忙，等一下，”费奥多尔焦急地说，“我不晓得该问什么。”
“别担心，她会自己告诉你的。”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压低嗓音迅速重复了一遍电话号码，伸手去取桌上的电话。
她刚将听筒贴近耳朵，身体便呈现出她在沙发上通常的电话姿势。从一种坐姿她渐渐形成一种倚姿，习惯性地整了整裙裾。在她等待接通之际，她的两只蓝眼珠骨碌碌转。“那就好了———”她开口说，孰料电话已经接通，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以她语调里的一种抽象的劝诫说出号码，宣布数字时则带着一种特殊的韵律———仿佛48是论题，31是对偶———加起来形成一个综合。
“那就好了，”她又对费奥多尔说道，“如果她跟你一起去那儿。我敢说你这辈子从没……”她露出一丝笑容，垂下两眼，移动一只丰腴的肩膀，略略跷起伸出的双腿。“塔玛拉·格里高利耶芙娜？”她用一种新的腔调问道，温和诱人的腔调。她边听边发出轻柔的笑声，在裙子里揪起一道褶缝。“对，是我，你没听错，我寻思你会跟以往一样听不出我呢。好吧———就算是经常吧。”把音调更舒服地确定下来：“嗯，有什么新闻吗？”她倾听新闻，眨巴着眼睛，仿佛趁这个间隙她将一盒水果夹心软糖朝费奥多尔的方向推去。随即她一双小脚的趾头在寒伧的丝绒拖鞋里开始轻轻地互相摩擦起来。它们停止摩擦。“是的，这我听说了，不过我想他有一个固定工作。”她继续倾听。你能从寂静中听出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小到极点的有节奏的拍击声。“哦，那太荒唐了。”……亚历山德拉·雅可芙列芙娜说，“这么说你现在碰上这种事情。”片刻之后她拉长调子，旋即，针对一个迅速提出的问题，在费奥多尔听来犹如细弱的犬吠，她叹了口气答道：“没错，或多或少，没有新鲜事。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很好，整天忙忙碌碌，此刻在听一场音乐会。我没有消息报告，没有特别的消息。眼下我这儿有……嗯，当然，这会给他带来乐趣，但你想像不出有时我多么渴望跟他出门去什么地方，即便只有一个月。什么地方？哦，任何地方。总而言之，情况有时有点令人沮丧。可是若非如此，又没有任何新鲜感。”她缓缓地审视自己的掌心，保持那只手举在眼前的姿势。“塔玛拉·格里高利耶芙娜，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在我这儿。顺便说一下，他在找一间屋子。你们那儿有没有人……哦，太好了。等一等，我把话筒递给他。”
“你好吗？”费奥多尔说着，俯身朝着电话机。“我听亚历山德拉·雅可芙列芙娜说———”
响亮地，结果甚至搔得他中耳痒痒的，一个异常灵敏清晰的声音统治了谈话。“屋子还没有租出去，”几乎陌生的塔玛拉·格里高利耶芙娜开口说，“碰巧他们很想要一位俄国房客。我现在就告诉你他们是谁。名叫西奥果列夫，从名字看不出什么，不过在俄国他可是一名检察官，一位顶顶有教养的讨人喜欢的绅士……还有他妻子，人也特别好，有一个跟前夫生的女儿。听着，他们住在阿迦门农斯特拉斯15号，一个出色的街区，一套狭小的公寓，但设施先进，中央供热系统，浴缸———总之，你能指望的一切。你将搬进的房间舒适宜人，只是(用一种缩回的语调)它能俯瞰院子，这自然是个小小的缺憾。我告诉你我怎样付房租，我每月付35马克。它挺安静，有一张不错的长沙发。喏，我们谈得差不多了。我还能告诉你什么？我在那儿搭伙，我得承认伙食挺好，挺好，不过你得自个儿跟他们谈好价钱。我节食。我们现在得这么办：我明天上午无论如何得去那儿，大概十一点半钟，我很守时，因此你也该去那儿。”
“等一等，”费奥多尔说(对他而言10时起身相当于其他任何人5时起身)，“等一等。我恐怕明天……兴许这样会好些，要是我……”
他想说：“给你打个电话。”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坐在旁边直递眼色，致使他吸了口气，赶紧纠正自己的说法：“我想我大体上能来，”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热情，“谢谢你，我来。”
“那好(用一种叙事语调)，地址是阿迦门农斯特拉斯15号，三楼，有电梯。那就这样说定了。明儿再谈，我将非常乐于见到你。”
“等等，”亚历山德拉·雅可芙列芙娜嚷道，“请别搁下话筒。”
第二天上午，他到达约定的地址，带着焦躁的情绪，混沌的脑瓜以及仅有一半运转的他自己(仿佛他的另一半由于时间过早尚未开启)。谁知塔玛拉·格里高利耶芙娜不仅人不在那儿，而且还打来电话说她来不了。他由西奥果列夫亲自接待(其他人谁也不在家)，原来他是一个臃肿壮实的汉子。他的轮廓令人想起一条鲤鱼，约摸五十来岁。他长着一张俄国人特有的坦率的脸，坦率得几近粗鄙。这是一张丰满的脸，椭圆形，下唇下面有一小撮黑毛。他那引人瞩目的发型也有些粗鄙：稀疏的黑发往下捋，均匀平整地分成两边，一条中缝既不处于脑袋正中也不过于偏向一侧。大耳朵，单纯的、具有男子气质的眼睛，微微泛黄的厚鼻以及一丝伤感的微笑完成了整副和蔼可亲的印象。“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他重复道，“当然，这个名字再熟悉不过了。我曾经认得……让我想想———你父亲不是叫奥莱格·基里洛维奇吗？噢，是你叔叔。他现在住在哪里？在费城。嗯，真够远的。看看我们侨民飘流到何方！真惊人。你跟他可有联系？我知道，我知道。嗯，切勿将你已经做好的事拖到明天———嗬———嗬！来吧，我带你瞧瞧你的住处。”门厅右边有一条很短的过道，随即重又往后拐了个90度的弯，形成另一个胚胎状的走廊，在厨房半开的门前终止。左边的墙有两扇门，其中第一扇，西奥果列夫，猛吸一大口气，用力将它推开。转过它的脑袋，僵硬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间长方形斗室，赭色墙壁，窗边有一张桌子，一张长沙发靠着一堵墙，一只衣橱挨着另一堵墙。在费奥多尔看来，这间斗室令他反感，充满敌意，就他的生活而论完全“不便使用”，仿佛它的位置偏离真实足有致命的好几度(用一道灰尘弥漫的太阳光束来代表虚线，标志一个旋转时的几何数字的偏差)。与那个想像的长方形相比，在其范围内他可以睡眠、阅读和思考。即便凭借奇迹他能够调整自己的生活，使之适应这个出现偏差的盒子的角度，它的家具、色彩，对沥青院子的俯视———这一切却都难以忍受，他当即决定不要这屋子。
“喏，就是这儿，”西奥果列夫美滋滋地说，“这是隔壁的盥洗间。这里需要稍微打扫一下。嗯，要是你不介意的话……”当他在狭小的走廊上转身之际，他猛地撞到费奥多尔身上，发出一声道歉似的“哟”，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他们返回门厅。“这是我女儿的房间，这是我们的。”他说道，指点着左边和右边的两道门。“这是餐室。”打开纵深部分的一扇门，他以那种开门的姿势扶住门几秒钟之久，似乎在制造一次定时曝光。费奥多尔的目光溜过桌子，一碗果仁，一只餐具柜。在远处的窗户旁边，靠近一张小小的竹桌，立着一张靠背扶手椅。两侧扶手上恬静地、轻薄地躺着一件薄纱服，浅蓝色，很短(似乎是穿上赴舞会的那种)。在小桌上闪烁着一朵银色的花儿和一把剪刀。
“就这些，”西奥果列夫说着，小心地关上门，“你瞧———舒适，惬意，适合家庭生活。房子不大，但该有的东西都有。如果你希望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非常欢迎。我们会跟我太太谈这件事。你我私下说说，她的烹调手艺不赖。既然你是阿勃拉莫夫太太的朋友，我们向你收的租金跟她一样。我们不会亏待你，你会住得像坐牢的囚犯一样舒服。”西奥果列夫发出娇滴滴的笑声。
“是的，我想这屋子会适合我，”费奥多尔说着，竭力不看对方，“说真的，我想星期三就搬过来。”
“悉听尊便。”西奥果列夫说。
你可曾碰巧，读者，在舍弃你不爱的寓所时感到那种淡淡的惆怅？心儿没有破碎，像舍弃心爱之物时那样。潮湿的目光没有四下环顾，忍住一颗泪珠，似乎它情愿带走被遗弃的地点那晃动的影像。但在我们内心最好的角落里我们感到怜悯，为了那些我们没有用自己的呼吸赋予其生命的物体，为了那些平素不为我们注意、眼下即将永远离开我们的物体。这些已经死去的存货将不会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复活：床榻不会跟随我们，自己走路；穿衣镜里的影像不会从它的棺材里站起。只有隔窗看到的情景将逗留片刻，犹如一张退色的照片，嵌入墓地上的一只十字架。照片上一位刚理过发、目光沉稳的先生，颈部是浆过的衣领。我想跟你说再见，但你甚至不愿意听见我的招呼。虽说如此，再见。我在这里整整住了两年，在这里考虑过许多事情，我的车队的阴影经过这面壁纸，地毯上的烟灰缸里长出百合花———但现在旅行已经结束。书籍的湍流已经回归图书馆的海洋。我不知道我是否会读塞在我衣箱里内衣裤下的草稿和摘录，可我知道我将永远不会再朝这里瞅一眼。
费奥多尔坐在衣箱上将它锁好。他在屋里转悠，最后一次检查抽屉，什么也没发现。尸体不会行窃。一只苍蝇爬上窗台，情急中滑了一下，一半跌倒一半朝下飞。仿佛在摇晃什么东西，旋又开始爬行。对过的房子，他前年4月发现就已搭过脚手架，现在显然又需要修葺：人行道上堆着木板。他将自己的东西搬出门，去向房东太太道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握住她的手。它竟然那么干燥、结实和冰冷，还给她钥匙，然后离开。从旧居到新居的距离差不多相当于，在俄国某处，从普希金大街到高尔基路的长度。
第三章
每天早晨8点刚过，他被同样的声音从鼾睡中唤醒。这些声音从距他的太阳穴两英尺的薄墙后面传来。这是玻璃架上一只正在更换的玻璃杯底部纯正浑圆的响声。然后是房东太太的女儿清喉咙的声音。接着传来一张旋转着的圆柱唱片痉挛的响声，继而是水流冲洗声，哽噎，呻吟，戛然而止。接着是一只浴室水龙头内部怪异的哼哼唧唧声，最终转为淋浴的哗哗水声，一只插销喀哒一响，脚步声经过他门口渐渐远去。从一个相反的方向传来其他脚步声，沉闷而笨重，稍带一点曳步：那是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匆匆赶到厨房为她女儿取一些咖啡。你能听见煤气灶起初拒绝发火迸出一连串的噪声。被慑服以后，它倏地蹿出火苗，发出稳定的嘶嘶声。第一串脚步声折回，现在是脚后跟触地。厨房里一场快节奏的愤怒和狂躁的对话已经展开。正如一些人说话操南方或莫斯科口音一样，母女二人的交谈也总是无一例外地带着吵架的腔调。她俩音质相仿，全都低沉而流畅，只是一个稍显粗糙，不知怎地有些痉挛，另一个则更加放肆、更加纯净。在母亲的嘟嘟囔囔中有一种乞求，甚至是负疚的乞求；在女儿愈益短暂的答话中则回荡着敌意。在这阵隐隐约约的清晨风暴的陪伴下，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每每复又恬然入梦。
在他稀稀落落屡经补缀的梦境里他听出打扫的声音，墙壁将骤然坍塌在他身上。这意味着一只拖把始终挺不牢靠地倚在门上。每周一次看门人的婆娘，肥胖，直喘粗气，散发着浓烈的汗馊味儿，拿来一台吸尘器。随即屋里闹翻了天，眼前的世界被撕成碎片，一阵恶魔般的喀嚓声渗入人的灵魂，将其摧毁，逼迫费奥多尔起床走出屋子，离开这座公寓。不过通常，10点钟光景，轮到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进浴室。在她离开后，进来的是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边走边大声咳出痰。等到十点半钟，房里的一切归于平静：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已经出门购物，西奥果列夫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往下走入一个快活的深渊，他睡眠的残片与幸福的感觉融为一体，既有昨天的也有明天的。
现在他屡屡以一首诗作为一天的开端。仰面朝天地躺着，第一根味道绝佳，令他惬心快意。粗大且经久耐吸的香烟叼在他两片干裂的唇间，他开始在时隔10年再度创作那首独特的诗。这首诗将在傍晚做成一份礼品，以便让它映在已经将其运出去的波涛上。他将这些诗行的结构与那些诗行的结构进行比较。那些诗行的词语已被忘却。惟有这里那里抹去的字母间的韵脚得以保留，含蓄的夹杂着肤浅的：亲吻———狂喜，风儿在椴树———树叶间———悲恸伤神【在英文中，“亲吻(kiss)”与“狂喜(bliss)”押韵；“树叶(leaves)”与“悲恸伤神(grieves)”押韵】。在他一生的第十六个夏天，他第一次着手进行诗歌的严肃创作。在那之前，除了昆虫学方面的打油诗以外，什么也没写过。不过某种创作氛围他倒是早已熟悉：在家里，人人都会信笔涂抹几句———塔妮娅写在配有一把小钥匙的小号照片粘贴簿里；母亲写朴实感人、绝少矫饰的散文诗，讴歌故乡原野的美丽。父亲和奥莱格叔叔，也写些应景诗———这样的时机并不罕见。克谢尼娅舅妈———她只用法语写诗，喜怒无常的与悦耳的诗，对音节清晰的诗的微妙之处不屑一顾。她激情迸发的诗作在圣彼得堡文学界深受欢迎，尤其是长诗《女人与豹子》以及阿普赫金的《两匹枣红马》的译文———其中一节如下：
敖德萨魁梧的希腊人，华沙的犹太人，
年轻的中尉，年迈的将军，
他们都想在她身上寻找疯狂的生活，
在她的胸怀梦想瞬息即逝的爱情。
最后还有一位“真正的”诗人，母亲的表兄，沃列霍夫斯基王子。他已经用丝绒纸出版了印制精美、厚厚的、昂贵的、令人倦怠的诗集《晨曦与星辰》，全部配以意大利蔓叶花饰。书前是一帧作者像，书后附有一份面目可憎的勘误表。这些诗被分解成不同的类别：梦幻曲、秋天的基调、爱情的心弦。它们大多饰有一段箴言，每首下面都有精确的日期和地点———索兰托、艾—托德或在火车上。这些诗的内容我俱已忘记，除了屡屡重复的词儿：“运输”。即便在当时在我听来也像是从一地运到另一地的一种手段。
我父亲对诗没什么兴趣，惟独对普希金的诗例外。他了解普希金犹如某些人熟知礼拜仪式，喜欢在外出散步之际吟诵他的诗篇。我有时想，普希金的《预言家》的回音迄今为止依然在亚洲某个能迅速激起共鸣的隘谷里荡漾。他还引用了，我记得，费特那无与伦比的《蝴蝶》，以及丘切夫【Tyutchev(1803-1873)，俄国诗人，一生的诗作约有四百首，大多是以大自然为题材的风景诗，抒发内心活动的爱情诗和哲理抒情诗。如《幻象》、《失眠》、《海上的梦》等】的《此时淡蓝的阴影融为一体》。但是我们的亲属喜欢的、寡淡乏味、上世纪末容易记诵的、亟待谱上乐曲以治疗语言贫血病症的诗句，却被他弃置不顾。至于先锋派诗歌，他认为是垃圾———当着他的面我没有流露我在这方面的热情。一次带着一种准备好了的嘲讽的微笑，他草草翻阅散乱地摊在桌上的诗集，而且不凑巧翻到最佳诗人的最差诗作。勃洛克的那首名诗中出现了一个不可能的、无法容忍的dzhentlemen【系“gentleman”绅士之误】，代表埃德加·坡，另外其中的“地毯(kovyor)”一词，造出来与英语的“先生(Sir)”一词押韵(音译为“syor”)。我十分懊恼，忙将谢韦里亚宁的《雷声隆隆的杯子》推到他手上，以便他更好地将他的灵魂卸在上面。总之我考虑，倘若他暂且忘记被我愚不可及地称为“古典风格”的那种诗，而且不怀偏见地竭力掌握我如此热爱的东西，他就能理解已经出现在俄罗斯诗歌特色中的新的魅力，我在甚至它的最荒谬的表现形式中觉察到的一种魅力。但当今天我计算这种新诗剩留给我的部分时，我看出幸存者微乎其微，幸存者正是普希金的自然延续。而成分杂乱的外壳，拙劣的赝品，平庸的伪装，天才的支撑物———我的爱曾经宽恕或从一个特殊角度看到的一切(以及在我父亲眼里似乎是创新的真实面目的一切———如他所说的“现代主义大杯”)，如今已经完全过时，完全被人遗忘。而卡拉姆津的诗行没有被遗忘。每当我在其他什么人的书架上偶然发现这本或那本诗集曾经跟我兄弟般地住在一起时，我从中感到只有我父亲当年感到但其实并不为他所知的内容。他的错误不在于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毁谤所有的“现代诗”，而在于他拒绝从中觉察他喜爱的诗人赋予生命的长长的光线。
我在1916年6月份遇见她。她23岁。她的丈夫，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前方服役。她住在我们庄园范围内的一幢小别墅里，过去常常来看我们。由于她的缘故我几乎忘了蝴蝶，完全忽视了革命。1917年冬天她离家去诺沃西比尔斯克———只是在柏林我才偶然听说她的惨死。她是一个纤细的小东西，栗色的头发高高拢起，一对大大的眼睛露出愉快的神情，苍白的脸颊上有两个酒窝，娇嫩的嘴唇靠她用长颈小瓶里的宝石红醇香酒液化妆，方法是将玻璃瓶塞紧贴唇边。从她所有的风度举止中我窥见一种可爱得催人泪下的气质，当时难以描述的气质。不过此刻在我眼里宛如一种惹人哀怜的逍遥自在。她不聪明，她没念过什么书，就是说，跟你恰好相反。不，不，我决不是说我爱她甚于爱你，或者那一次次幽会比我与你的黄昏幽会幸福……而是说她的所有缺点都被隐藏在魅力、温柔和优雅的这股潮流里。如此魅力流出她的倏忽即逝、完全不负责任的话语，以致我准备永远凝视她，聆听她。但此时会发生什么，倘若她活转过来———我委实不知，你不该提出愚蠢的问题。晚上我常常送她回家。那些散步说不定哪天能派上用场。在她卧室里有一小张沙皇的全家照片以及屠格涅夫笔下一缕天芥菜花的香气。我常在半夜以后才回家(我的老师，幸运得很，已经返回英国)，我永远忘不了那种轻松、骄傲、痴迷以及夜里饥肠辘辘的感觉(我特别向往酥酪加黑面包)。我沿着忠实地甚至谄媚地飒飒作响的林阴路走向黑暗的房子(只有母亲的屋里亮着一盏灯)时听见看家狗的吠叫。也正是那时我落下了作诗的毛病。
有时我坐在午餐桌边，眼前一片迷茫，两片嘴唇翕动着———我的邻桌请我递过糖碗，我却递上我的杯子或者一只餐巾环。尽管我有将溢满心田的爱情絮语改写成诗的缺乏经验的愿望(我清楚地记得奥莱格叔叔说过倘若他出版一部诗集，他定准取名为《心灵絮语》)，我已经草草构成我自己的，虽说贫乏粗陋的，语言艺术。因此，选择形容词时，我意识到诸如“无数的”或“无形的”一类词将简单方便地弥补豁开的缺口，它正期待放声吟唱，从主要停顿到行末的词儿(“因为我们将做无数的梦”)。另外还是为这最后一个词儿，你可以添加一个额外的形容词，仅有两个音节；以便将其与较长的占中心地位的词结合在一起(“说起无形且温柔的秀美”)。一个音调优美的套话，附带提一下，已经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影响，无论是对俄国的，还是对法国的诗歌。我知道三音节类型的灵便的形容词(这种三音节词，人们可以通过一张带有三个坐垫的沙发使其直观化———中间的坐垫凹陷下去)在俄语里不计其数。有多少诸如“沮丧的”、“陶醉的”、“反叛的”【这三个词的英文分别为“dejected”、“enchanted”和“rebellious”，皆为三音节词】的形容词，被我糟蹋了！我知道我们有许多扬抑格(如“tender”)，但少得多的扬扬抑格(如“sorrowful”)，这些不知何故全都站在侧面。我知道最后抑抑扬格和抑扬格的形容词相当罕见，而且是极端枯燥和不容变更的，如“incomplete”或“forlorn”【英文，意为“温柔的”“悲哀的”“完整的”“愁苦的”】。我进而知道超长的词如“incomprehénsible”(无法理解的)和“infinitésimal”(微不足道的)将带着它们自己的乐器进入四音步诗行，知道“无用的和被误解的”这一组合赋予诗行某种波纹质地；这样瞅它———它是一个三音节音步，那样瞧它———一个抑扬格。稍后安德烈对“半重音”(在诗行“Incomprehensible desires”中的comp和ble)的重要研究，即以图形标示和计算这些疾行的系统令我昏昏欲睡，于是我随即从这种新视角读我所有以往的四音步诗，被语调的停顿弄得痛苦不堪。绘成图表时，它们的图解证明是平淡且残缺的，没有显示出一丁点别利已经为伟大诗人的四音步诗行找到长方形和梯形的痕迹；因此在将近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堕落可耻的一年———我试图以产生尽可能复杂而丰满的疾飞图示为目的从事写作：
在悲戚的冥想中，
加上刺鼻难闻的黑暗，
充满互相转换的忍耐，
半裸露的公园发出哀叹。
还有等等半打诗节：舌头打转但一个人的面子保住了。由图形表示，通过连接“半重音”(“ra”，“med”，“ar”，“cal”等等)在诗行里以及从某一诗行到另一诗行间，这一怪物有节奏的结构导致了某种产物，实质上等于咖啡壶、篮子、托盘和花瓶组成的晃晃悠悠的塔状堆积物，被一个马戏团小丑用一根木棍稳稳托住，直到他一头撞上表演场地的壁障，所有东西全部朝最前的观众缓缓倾斜(可怖的尖叫)，但在坠落之际被看出是安全地拴在一根线上的。
或许由于我的小小的抒情滚筒的微弱动力，我对动词和其他词性不大感兴趣。节奏和格律的问题则不然。克服对抑扬格的一种自然偏爱，我转而追求三重节奏。后来我又迷上了摆脱节奏。其时，巴尔蒙特在他以“我将不计后果，我将勇敢无畏”打头的诗里首创了那种矫揉造作的抑扬格四音步，将一个多余音节的肿块置于第二音步之后。其中，就我所知，没有一首算得上好诗。我有意让这个欢欣跳跃的驼子背负日落或一艘船，却惊奇地发现前者消失后者沉没。勃洛克节奏的磕磕巴巴的呓语比较容易对付，但我一旦开始使用它们，符合特定程式的中世纪化的内容便难以察觉地渗入我的诗行———蓝色听差，僧侣，公主———类似于一个德国故事的情景。波拿巴的阴影夜访古董收藏家施托尔茨，为的是寻找它的三角帽的幽灵。
随着我对音韵的寻觅的持续，它们适应了一套实际系统，在某方面依照卡片索引的顺序。它们分布在较小的类别里———音韵丛，音韵逃逸。Letuchiy(飞)紧挨tuchi(云)下面的kruchi(陡坡)由zhguchey(燃烧的)沙漠和neminuchey(不可避免的)命运组成。
Nebosklon(天空)让缪斯女神走上balkon(阳台)，指给她一株klyon(枫树)。Tsvety(花朵)和ty(你)在temnoty(黑暗)中传唤mechty(幻想)。Svechi，plechi，vstrechi，rechi(小蜡烛，肩膀，会议，讲话)营造出一场舞会的传统气氛，在维也纳会议期间或镇长生日那天。Glaza(眼睛)闪烁着蓝光，有biryuza(绿松石)、groza(暴风雨)和strekoza(蜻蜓)为伴，最好不要陷入这组交替元音【此处指biryuza、groza和strekoza三词中元音字母i，o，e的发音】。Derevya(树)发现它们自己干巴巴地与kochevya(游牧营地)成对，如同扑克牌游戏中发生的情形，一个玩家得收集城市名称的牌，仅有两张代表瑞典(却有12张代表法国)。Veter(风)没有伴侣，除了一个十分诱人的搭档在远处跑来跑去以外，但是通过转入属格，人们可以得到以meter结尾的词儿开展工作(vetra-geometra)。还有某些宝贝怪词，它们的音韵，颇似集邮簿上的稀罕邮票，由空白处作为代表。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ametistovyy(紫色的)可以与perelistyvay(翻过几页)押韵，与neistovyy(狂暴的)押韵，与一个完全不适宜的pristav(警员)的属格押韵。总之，它是一份贴有漂亮标签，被我一直放在手头的藏品。
我不怀疑即便在当年，在那丑陋残缺的学校读书时(我本来可以几乎不必费心跟它打交道，倘若我是一位典型的诗人，从不至于因音调和谐的散文的诱惑而失足)，我仍然了解真正的灵感。那焦虑攫住我，用一块冰冷的薄板迅速将我遮蔽，挤压我的关节，猛拽我的手指。我思想的极端愚蠢的漫游借助于无名的方式发现那扇门，在其第一千次通向花园喧闹的夜晚之际，心脏的扩张与收缩，时而如星空一般浩瀚，时而又像水银的一滴那样渺小。一种含蓄拥抱的舒展的双臂，古典主义的神圣的震颤，窃窃私语，眼泪———所有这些全都属实。可是眼下，在为消除焦虑做出仓猝而笨拙的努力时，我紧紧抓住手头第一组陈腐的词汇，抓住它们现成的连接，因此一俟我着手从事我所认为的创作，开始斟酌本应成为表达的素材，我天赐的激情与我的人性世界之间活生生的联系，一切全在词汇的一阵致命的疾风中殒命，然而我继续轮换表述词语，调整音韵而没有察觉裂隙、贬损和背叛———恰似某人叙述他的梦(与任何无限自由、无限复杂的梦境相仿，但苏醒时像血一样凝结)。他在不被自己及其听众注意的情况下使梦境丰满壮实，同时将其拾掇干净，并饰以陈腐现实的时髦款式，而且如果他以“我梦见我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开始，便恐怖地使做梦的方式俗不可耐，想当然地认为这屋子已经装饰一新，与现实生活中他的屋子完全一致。
永远再见：在一个冬日，硕大的雪花从早晨开始自天而降，随意飘移———垂直地，倾斜地，甚至朝上。她的大号保暖套鞋和小号御寒手筒。她随身带上所有的一切———包括他们曾在夏天晤面的公园。只剩下他那份押韵的个人鉴定外加他腋下的公文包，寒伧的公文包的主人是一位曾在学校跳过级的高年级学生。一种古怪的约束，想说什么要紧话的欲望，沉默，暧昧不明、无关紧要的词儿。爱情，简单地说，在最后离别之际重复羞涩的音乐主题，先于它的第一回公开表白。隔着面纱对她咸咸的两片嘴唇进行网状接触。车站上牲口的喧闹惹人生厌：这正是慷慨播撒幸福、阳光与自由的花朵的黑白种子的时候。现在它已发育成熟。向日葵遍布俄国。这是体型最大、脸膛最肥、生性最蠢的花朵。
诗歌：关于离别，关于死亡，关于往昔。不可能认定(但这似乎发生在国外)我对写作诗歌的态度发生变化的确切阶段，当时我厌恶创作室，词语的分类以及音韵的藏品。但要破坏、驱散和忘记那一切却又让人为难到倍觉苦恼的程度：错误的嗜好冥顽不灵，惯于麇集的词儿不愿被拆开。它们本身无所谓好坏，但其系列组合，音韵的相互保证，逐级发展的节奏———所有这些造成了它们的污浊、丑陋和死亡。认为他本人平庸并不比相信自己是天才好到哪里去：费奥多尔怀疑前者承认后者，但更重要的是，竭力不向一张白纸的恶魔般的绝望投降。既然他想表达的事物，像肺叶需要扩张一样自然和不受羁束，适宜呼吸的词汇便理应存在。诗人们屡屡发出的怨言，唉，什么无词可用啦，词汇是苍白的尸体啦，词汇无法表达某某诗节末尾短行的感情啦(为了证明它有理，释放出一股扬抑格六韵步诗行的汹涌急流)，在他看来压根站不住脚，如同一个小山村最年长的居民根深蒂固的成见，认定既然那座山从来没有被谁爬过，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人爬。一个晴朗寒冷的早晨，出现了一位瘦长的英国人———兴致勃勃地登上峰巅。
第一阵解脱的感觉在他心头涌动，是在他写作那本薄薄的《诗集》之际，它在两年前问世。它在他的意识里向来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练习。那50首八行诗中的一两首，的确，让他现在觉得害臊———例如关于自行车的，或者有关牙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生动真实之作，例如《失而复得的球》。这首诗反响挺不错，它最后两行的节奏依然回荡在他耳际，带着与以往相同的凭灵感获得的生动性。他出版这本书是自掏腰包。他卖掉他旧时财富的一个意外的幸存者，一只扁扁的金质烟盒，上面潦草地刻着一个遥远夏夜的日期———哦，她那被露水濡湿的边门的吱嘎声！在付印的总共500册中，429册依旧原封不动，积满灰尘，边未切齐，在发行商的仓库里形成一座匀整的平顶山。九册他分赠给各色人等，一册他留给自己。有时他忖度第五十一名买他书的人的确切身份。他想像一屋子的这些人(好似一次股东会议———“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的读者们”)。他们全都有些相像，沉思的眼睛，柔弱的手上拿着一本白色小册子。他仅仅确切打听到一本书的命运：它已经在两年前被济纳·梅尔茨买走。
他躺着吸烟，缓缓地平静下来，尽情享受床上子宫般的温暖，公寓的安谧和时间慵懒的流逝。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一时半刻回不来，午饭不会早于一点一刻。在过去的三个月里，这间屋子已经完全适宜家居，它的空间运动与他的生活运动恰好相符。一把铁锤的清脆敲击，一台水泵的嘶嘶声，一部正在检修的引擎的轰鸣，德国声音的德式迸发———所有这些单调乏味的噪音的集合体，每天清晨来自院子左边的车库和汽车修理铺，早已变得熟悉无害———寂静中一个几乎不被注意的格局而不是对寂静的攘扰。他能用脚趾触及窗边的小桌，只要他从地毯下面尽量将它伸直，此外随着他的胳膊从一侧伸去，他能够到靠着左边墙壁的衣橱(它，附带说说，有时没来由地骤然打开，带着好管闲事的神情，像是某个傻乎乎的演员在错误的时间登场)。桌上放着莱希诺的照片，一瓶墨水，一盏罩在模糊玻璃下的灯，一只沾有少许果酱的小圆碟。各种评论杂志摊了一桌：《苏维埃红色11月》，侨民杂志《现代纪事》以及一本孔切耶夫的薄薄的诗集《交流》，刚刚出版。叠在他沙发旁小地毯上的是昨天的报纸和一份流亡者版《死魂灵》。这些他此时一概看不见，但尽皆在此。这一小群物体经过训练变得隐而不现，而且在这当中发现它们的目的，惟有通过它们杂处一地的恒久不变才能得以实现。他的欣悦渗透一切———一片颤抖的薄雾蓦地用人声说出话来。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优于这些时刻。只爱想像出来的和罕见稀有的东西；从遥远的梦中悄然经过的东西；被无赖判处死刑、为傻瓜所不容的东西。现在我们的机会来了。走失的狗和跛子独自醒着。夏夜是温和的。一辆车疾驰而过。那最后一辆车已经载着最后那位赌博的庄家永远驶出视线。紧傍街灯、纹理毕现的酸橙树叶佯装绿玉髓发出一束半透明的光线。那扇门后是巴格达弯曲的阴影，远处的星星将光洒在普尔考夫身上。哦，对我起誓———
从走廊上传来一阵丁零零的电话铃声，按照默契其他人外出时由费奥多尔接电话。倘若我现在还没有起床呢？电话铃一阵阵响个没完，其间只有短暂的停顿供它喘息。它不希望死去，那得将它处死。无法撑到最后，诅咒一声之后费奥多尔接过这个来路不明的电话。一个俄国人的口音愠怒地问说话人是谁。费奥多尔当即听出对方的声音：他是一个陌生人———鬼使神差地竟然是一个同胞。他在前天已经拨错过一次号码，眼下再度，因为两个号码的极其相似，冒冒失失地闯进错误的线路。“看在耶稣分上滚一边去吧。”费奥多尔说着，厌恶地赶紧挂上话筒。他拜访了一会浴室，在厨房里喝了一杯冷咖啡，忙不迭地爬上床。我该叫你什么呢？半———摩涅莫辛涅【Mnemosyne，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天王乌拉诺斯和大地女神该亚的女儿】？在你的姓中也有一半微光。在黑暗的柏林，我非常奇怪地漫游，哦，我的一半幻想，跟你一起。一张长椅置于半透明的树下。战栗和啜泣使你在那里复苏，你凝眸中的所有生命奇迹我都瞧见，瞧见你头发的淡淡的金色光泽。为了在你的两片柔唇亲吻我的嘴唇之际表达我对它们的敬意，我什么时候可能设计一个隐喻：西藏的山峦上的雪，它们倾斜的闪光，蒙上白霜的花丛附近的一眼热泉。我们可怜的夜间财产———那湿漉漉的光亮平滑的沥青路面，那道栅栏，那盏街灯———凭借幻想的王牌让我们着手从夜晚赢得一个美丽的世界。那些不是云朵，而是高及星辰的山嘴；不是灯光照亮的百叶窗，而是映在帐篷上的篝火！哦，向我起誓，在这维持生命的血液沸腾的当口，你不会辜负我们即将杜撰出来的东西。
正午时分听见一把钥匙(现在我们转到别利的散文节奏上去)的碰撞声，门锁做出与自身特性相符的反应，喀哒作响：那是玛丽安娜(补缺者)从市场上回到家中，拖着沉重的步履同时病态地嗖嗖挥动雨衣。她拎着30磅重的一网兜所购之物经过他房门，走进厨房。俄罗斯散文节奏的缪斯女神！向《莫斯科》作者的卷心菜扬抑抑格永远告别。所有的舒适感荡然无存，早晨充裕的时光一点也没留住。那张床已经变成一张床的仿造物。厨房里准备午餐的声音中掺杂着一阵令人不悦的指责，洗浴修面的视角似乎与早期意大利人的视角同样朦胧虚幻。带着这种感觉，你也得在某天告别。
12点15分，12点20分，12点30分……他允许自己抽最后一根烟，置身于床的固执但已单调的温暖里。他枕头的过时落伍变得愈益明显。未及抽完香烟他便起身，随即从一个不乏有趣特征的世界转入一个狭窄苛刻的世界，带着一种不同的压力，这压力立即使他身躯疲惫，脑瓜生疼，进入一个冰冷世界。热水今天不流。
一种诗人的怅惘、沮丧，这“悲哀的动物”……前天他忘了用清水漂净安全剃须刀，齿缝里滞留着坚硬如石的泡沫，刀片已经生锈———他没有第二把。一幅苍白的自画像从镜中朝外端详，带着所有自画像的严肃神情。在他一边下巴颏上疼痛发痒的部位，夜里长出的髭须中间(不知我一生将要剃去多少码长的髭须)，已经出现了一个黄头脓疱，迅即成为费奥多尔的生活中心，所有不愉快的感情从他生命的不同部分缓缓进入其中的聚汇点。他将脓挤出———虽然他知道脓疱日后将肿胀三倍。这一切委实可怕。透过冰冷的刮脸皂沫，小小的红眼睛费力地张望：眼睛凝望着该隐。与此同时刀片对髭须不起作用，当他检查胡茬时手指的触摸产生了一种地狱般无望的感觉。细密的血珠出现在他的喉结附近，可是髭须仍在原处。绝望的干草原。比其他任何事情更糟的是浴室在光线较暗的一侧。就算他打开电灯，白昼电的不灭的黄色也根本无济于事。好歹刮完脸，他拘谨地钻进浴缸，在淋浴冰冷的冲击下呻吟着。而后他错拿了浴巾，凄惨地想到他将整天散发出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的气息。他脸上的皮肤一阵刺痛，讨厌地摩擦，下巴颏边上有一小块特别灼热的余烬。蓦地浴室门把手被人用力旋了几下(那是西奥果列夫回来了)。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等到脚步声远去，忙不迭地奔回自己的房间。
过后不久他走进餐室。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正从锅里往外舀汤。他吻了吻她粗糙的手。她的女儿，刚刚下班到家，步履缓慢地来到桌前，恹恹无力，仿佛被她的工作弄得晕晕乎乎。她以优雅倦怠的姿势入座———一枝香烟夹在修长的手指间，睫毛涂上脂粉，一袭绿松石色丝绸无袖连衣裙，剪得短短的金发从鬓角往后梳齐，郁闷、沉默、苍白。西奥果列夫仰脖吞下少许伏特加，将餐巾塞入衣领，开始贪婪地喝他的汤。他目光越过汤匙，慈祥而谨慎地凝视着自己的养女。她正在慢吞吞地将乳白色惊叹号状的酸奶油搅入她的罗宋汤【borshch，以牛肉、卷心菜、土豆等或用甜菜煮成的浓汤】，但是接着，耸耸肩膀，她推开自己的盘子。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始终愀然不乐地注视着她，将自己的餐巾朝桌上一扔，离开餐室。
“来吧，吃啊，艾达。”西奥果列夫说着，噘起潮湿的嘴唇。没有一个字的回应，仿佛他不在场———只有她的窄鼻子和鼻孔翕动着。她在椅子上偏转脑袋，轻易自然地扭动颀长的身子，从她后面的餐具柜上取过一只烟缸，放在旁边并且往里面弹入一些烟灰。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悲戚的神情阴影般笼罩在她那张胖胖的、俗气而涂脂抹粉的脸上，从厨房回来。女儿将左胳膊肘支在桌上，身子微倾，开始慢慢地喝她的汤。
“哟，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西奥果列夫说，已经驱走了第一阵饥饿感，“看样子疖疮就要出脓头了！与英国完全断绝关系，欣楚克瞎蹦乱蹿！你知道它已经开始散发某种严重情形的气息。你记得，几天前我还说过克韦尔达的枪击是一个信号！战争！你得特别、特别幼稚才能否认它是不可避免的。你自个儿做出判断，在远东，日本不能容忍……”
西奥果列夫发起一场政治讨论。和许多不拿薪水、空话连篇的人一样，他认为他能将从报上读到的由领取薪水、空话连篇的人写的各种报道拼凑起来，形成一个有条不紊的思路，循着这条思路一个逻辑性强的清醒的头脑(这里就是他的头脑)能毫不费力地解释并预示众多的世界大事。国家的名称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变成他手中某种性质上等于标签的东西，代表容量多少不等但形貌大致相当的容器，里面的内容他朝这边那边倾倒。法国害怕什么，因此决不会纵容它。英国正在力求什么。这位政治家渴望和睦，而那位则想提高他的声誉。某人正在密谋，某人正在争取什么。简言之，西奥果列夫创造的世界到头来是能耐有限、一本正经、缺乏个性、高深莫测的恃强凌弱者们聚集的场所。他在他们的相互活动中发现的机巧、诡诈和审慎越多，他的世界就变得越发愚蠢和庸俗。他与另一位类似的政治预见爱好者的不期而遇，往往是令人敬畏的。例如，有一位卡萨特金上校，偶尔来吃午饭，那时西奥果列夫的英国不是与另一个西奥果列夫的国家，而是与同样不存在的卡萨特金的英国发生冲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国际战争转化为内战，虽说交战方存在于不同的层次，决不可能互相接触。眼下，在倾听房东说话之际，费奥尔多诧异于西奥果列夫提及的国家与西奥果列夫自己身体各部位之间家庭成员般的约略相似：于是“法国”等于他警告性地蹙起的眉毛；某个“毗邻国家”类似于他的鼻毛；“波兰走廊”之类与他的食管相仿；但泽是他牙齿的格格声；俄国是西奥果列夫的臀部。
他的谈话贯穿于下面两道菜的全过程(匈牙利红烩牛肉，基斯尔【Kissel，由果汁或豆泥加糖、水煮沸后加入玉米粉】)。在那之后，他用一根断裂的火柴梗剔着牙齿，去睡午觉。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在做同样的事情之前忙着收拾餐具。她的女儿，始终未吐一字，又去办公室上班。
费奥多尔刚刚从长沙发上搬走被褥枕头，眼前就来了一名学生，一位流亡牙医的儿子。这是一个臃肿苍白的小伙子，脸上戴一副角质架眼镜，胸兜里插着一枝自来水笔。由于上的是一所柏林高中，可怜的小伙子深深地陷入当地习俗之中，以致即使在英语里，他也犯下任何一个满脑瓜废话的德国人有可能犯下的同样无法杜绝的错误。世上没有力量，例如，能够阻止他用过去进行时而不是一般过去时。这赋予他前一天每个纯系偶然的活动一种白痴般的永恒。他同样顽固地像对付德语的“也”一样对付英语的“也”，为了克服“clothes”这个词棘手的结尾，他无一例外地添加一个多余的咝音节(“clothes-zes”)，仿佛是在越过一道障碍后滑行。同时他相当随便地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意思，并且只向一位私人教师求教，因为他想在期末考试中拿高分。他沾沾自喜，东拉西扯，表现出日耳曼式的无知。就是说，他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他所不了解的一切。坚信事物幽默的一面早已在适合它的地方耗尽(一份柏林图片周刊的最后一面)。他从不纵声大笑，或限定自己挤出一个屈尊俯就的窃笑。惟一能够勉强取悦他的是一则关于精明理财的故事。他人生的全部真谛已经归结为一句再简单不过的箴言：穷人多愁，富人幸福。这类法律认可的幸福玩笑般地与从技术指标衡量属于一流的舞曲联系在一起。对于上课他一向竭力争取早些来，设法迟点走。
急着赶去经受下一场磨难，费奥多尔跟他一起离开，后者，陪他一直走到拐角，存心免费学几个英语词汇，然而费奥多尔心里暗笑，说起了俄语。他们在十字路口分手。这是一个当风的、粗陋的十字路口，没有完全发展到广场的规模，虽说已有一座教堂，一个公园，一家街角药铺，一个周围长着金钟柏的公共厕所，甚至还有一个三角形安全岛，上面有一家茶点亭，几个电车售票员在里面用牛奶款待自己。众多的街道朝各个方向岔开，从拐角后面蹿出，绕过上述祈祷和提神的场所，将所有一切变成那些小幅草图中的一幅，上面为了启迪开车新手绘出该市的所有重要地点，他们造成交通事故的所有可能性。右边可以看见一家电车维修工厂的门，三株漂亮的白桦在水泥背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假如，某个脑子走神的电车驾驶员忘了在合法的电车站前三码处将车停在茶点亭旁(一个携带几只包裹的女人总是咋咋呼呼地要下车，却给每个人堵住)，拉动操纵杆的铁把手(哎呀，这样的走神几乎从未发生过)，电车将大模大样地拐进来，停在玻璃圆顶下过夜并且得到保养。在左边的教堂四周墙上缠绕着一溜低矮的常春藤。环绕教堂的花圃里长了乌黑的几簇缀着几朵紫花的杜鹃。夜里我们常常见到一个神秘男子手提一盏神秘的灯寻觅草皮上的蚯蚓———为了他的鸟儿？为了钓鱼？马路对面的教堂正前方，草坪喷水器在一个地方跳华尔兹，一条彩虹的幽灵在它露湿的怀抱里。喷水器的光圈下面是一块长方形的绿草坪，两边长着小树(其中有一株银杉)。还有一条л形小径，在它最隐蔽的角落里有一个供孩子嬉戏的沙坑。但是我们只有在将我们认识的人埋入沙坑时才接触这种宝贵的沙子。公园后面是一个废弃的足球场。费奥多尔沿着它走向库弗斯坦德姆。椴树的绿色，沥青的黑色，倚在汽车配件商店旁的栅栏上的卡车轮胎，在海报上展示一盒人造黄油的笑吟吟的年轻新娘。一家客栈的招牌的蓝色，随着渐渐接近林阴道越发显得古旧的房屋正面的灰色。所有这些第一百次闪烁不定地掠过他身边。跟往常一样，走到离库弗斯坦德姆几步远的地方，费奥多尔瞧见他的公共汽车疾速驶过他眼前的长条形景象：车站紧挨街角，可他来不及赶到那儿，只得被迫等下一辆。一家电影院门口上方已经竖起一个从纸板上铰下来的身穿黑衣的巨人，一双外八字脚，圆顶高帽下白皙的面皮上有一片污斑似的髭须，手执一根弯曲的藤杖。隔壁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的扶手椅里懒散地坐着姿势相同的商人们，双手在他们眼前形成相同的三角形遮篷，卷烟与领带全都彼此酷似，但是兴许在清偿债务的程度上却因人而异。路缘石边停着一辆小汽车，挡泥板严重损坏，车窗玻璃破裂，脚踏板上有一块血迹斑斑的手帕。半打人仍在周围游荡，目瞪口呆地瞅着它。所有东西都被太阳晒得斑驳陆离。一个孱弱的老头，小胡子染了色，脚上蒙着布鞋罩，坐在绿色长椅上晒太阳，背朝行人车辆。而在人行道对过、他的正前方，一个上了年岁、脸颊红润的女乞丐，像尊胸像似的被放在墙角，正在出售荒谬可笑的鞋带。在一座座房屋之间可以看见一块空地上面什么东西正在朴实神秘而繁茂地生长。空地后面似乎已经转身离开的房屋络绎不绝的蓝黑色背面，饰有古怪诱人、仿佛纯由天助、略显苍白的花纹，使人想起的倒不尽是火星上的远河，也不尽是飘渺恍惚、被忘了一半的什么东西，犹如一个附带的表达式，源自一个曾经听说的神话故事，或者某部无名戏剧中古老的一幕。
沿着停站的公共汽车的螺旋形梯级上来一双迷人的裹着丝袜的腿：我们当然知道这已经被一千位男作家的努力磨光露底，但它们到底还是上来了，这两条腿存心欺骗，那张脸惹人厌憎。费奥多尔爬上车，售票员，在露天顶层，用巴掌拍打金属板壁示意驾驶员可以开动。靠着这一侧，挨着柔软的枫树细枝末梢在顶端刷刷作响的牙膏广告———如能从顶层俯瞰被视角抬高身价、轻盈滑行的街道，将是一件赏心乐事。可是萦绕心头、令人齿冷的想法破坏了他的心情。这就是他，一个特别的、罕见的、迄今未被描述的男人的异类，他热衷于天晓得什么事情，从这里赶到那里接连讲课，为了枯燥空虚的工作虚掷青春，为了平庸的外语教学。其实他有他自个儿的语言，他能从中创造出他所喜欢的一切———一只摇蚊，一头猛犸，一千朵不同的云。他真正该教的是那种神秘高雅的东西，惟独他———一万个，十万个，甚或一百万男人中的一个———知道怎样教。譬如———多层思维：你凝视某人，看见他形貌清晰，似用玻璃制成，你便是玻璃吹制工，而且同时没有对那种清晰造成任何损害你私下注意到某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诸如电话听筒的阴影与一只稍受碾压的硕大的蚂蚁之间)的相似之处。此外(这一切同时发生)这一会合点上再增加第三个念头———一个俄国小火车站晴朗和煦的黄昏的回忆。就是说，这些形象与你正在进行的谈话没有合理的联系，而你的思维徜徉在你的语言之外，同时又沿着你的对话者的心灵轨迹游荡。或者，一种辛辣的怜悯———为了一堆废弃残片中的锡盒，为了那张香烟牌，刊登它的《全国服装》系列丛书被践踏在污泥里，为了蹩脚离题的字眼被那个心地善良、性格懦弱、充满爱意的人重复。他刚刚没来由地遭到叱责，为了所有的生活垃圾，经过一阵短暂神奇的净化———“高贵的实验”———转变为某种弥足珍贵、经久永存的东西。或者还有：总以为我们这里的时光充其量只是零钱，几枚在黑暗中丁当做响的法寻【farthing，英国旧时值四分之一便士的硬币】。什么地方贮存着真正的财富，生活应该从中了解如何获得状若梦幻的赠品，幸福的眼泪，遥远的群山。所有这些及更多的内容(开头是极为稀罕和恼人的所谓“星空观念”)，似乎仅仅在一部专著里提及(帕克的《心灵之旅》，结尾是严肃文学领域的职业性副标题)。他本来都能教，而且教得很好，传授给任何一位需要的人，然而无人需要———而且无人能够需要。这委实可惜，否则他能每小时收费100马克，跟某些音乐教授一样。同时他发现驳斥自己是一桩趣事：这些都是胡诌，胡诌的阴影，专横放肆的梦幻。我仅仅是个可怜的俄国青年，从一个绅士的教养中兜售剩余货色，再利用闲暇信笔涂抹几首歪诗。这便是我的小小名声的全部。但是即便多方面思维的这一幻影，头脑与其自身的这种游戏，也没有预期的学生。
汽车继续行驶———不久他到达目的地———一个孤寂的年轻女人的住处。她尽管脸上有雀斑，依然姿色撩人，总是穿着一件领口敞开的黑色套裙，嘴唇犹如信上的封蜡，信里没有任何内容。她带着沉思和好奇的神态久久打量着费奥多尔，不仅对最近三个月里他一直与她共读的斯蒂文森的杰出小说不感兴趣(此前他们以相同的速度读过吉卜林)，而且一句也不懂，同时录下一些语句，好似抄下你自知永远不可能上门拜访的某某人的地址。甚至此刻，确切地说正是此刻，带着超过以往的激情，费奥多尔(尽管爱上了另一个魅力和灵性无与伦比的人)揣度情形会是怎样，倘若他将巴掌搁在这个十指尖尖，微微哆嗦，如此诱人地摊在近处的小手上。因为他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形，他的心儿蓦地怦怦狂跳起来，嘴唇顿时发干。在这点上，不管怎样，他不知不觉地静下心来。因为她的某种音调，她浅浅的微笑以及那种香水的味儿，不知怎的总是被几个对他倾心的女人使用，虽说这种有点单调、微微发甜的棕色气味让他吃不消。她是一个不中用的、狡黠的、灵魂懒怠的女人。但即使在当下，课程结束之后他走上大街，一股朦胧且恼人的情绪还是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他以胜过刚才的能耐想像，如若她露面的话，她那矮小壮实的身躯又该怎样快活、怎样柔顺地对一切做出反应。他痛苦而清晰地在一面假想的镜子里看见他的手搁在她的脊背上，她那光润的赭色脑袋朝后仰起，旋即镜子意味深长地变得光溜溜的，他体验了世上最无关紧要的感觉：一次机会失去的猛的一击。
不，情况并非如此———他什么也没有失去。这些不能实现的拥抱的惟一乐趣在于它们召魂的便利。在过去孤寂和备受压抑的10年间，住在一个终年都有残雪的悬崖上，与山脚一个以酿酒为业的小镇相距遥远，他习惯于这样的见解，在浅薄爱情的蒙骗与其诱惑的甜蜜之间有一个空隙，一个生活中的隔阂，他不会采取任何真正行为，因而有时，当他凝视一位路过的姑娘，他同时想像幸福的惊人的可能性和对其不可避免的瑕疵的憎恶。用一种浪漫的形象填满这一刻，同时删除三幅相联的画面的中间部分。他从而得知他们阅读斯蒂文森绝不会被一个但丁的停顿所打断，知道假使这样的打断果真发生，他将不能亲历任何一件事物，除了一阵令人一蹶不振的寒战，因为想像的需要无法实现，同时因为瞪视的滞钝无神，为了漂亮潮润的眼眸的缘故而得到宽恕，不可避免地类似于一个迄今仍被隐瞒的缺陷———乳房的空泛的表达，不可能得到宽恕。不过他有时嫉羡其他男人简单的爱情生活以及他们兴许具备的边脱鞋边吹口哨的方式。
穿过魏滕伯格广场，这里与一部彩色影片里的情形相仿，环绕着一段通往地铁站的陈旧阶梯的朵朵玫瑰在微风中摇曳。他朝俄文书店走去：课与课之间略有一点余暇。跟往常一样，当他来到这条大街(始于一家大型百货商店的赞助，出售当地形形式式的庸俗物品，以几个岔路口过后中产阶级居民区的宁谧为终点，投上杨树阴影的沥青路面，被玩跳房子游戏的孩子们用粉笔涂得乱七八糟)，他遇见一个上了年岁、病态且愤懑不已的圣彼得堡作家，夏天穿一件大衣，以掩饰他西装的寒伧。这是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两只暴突的暗褐色眼睛，猿猴似的嘴唇附近堆满挑剔和厌恶的皱纹，阔鼻头上一个大而黑的毛孔里长出一根又长又弯的毛———这一细节对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的吸引力，远远胜过这位精明的谋划者的谈吐。他无论遇见谁，都会赶紧聊起一桩富有寓意的事儿，一则冗长牵强的昔日趣闻，到头来却是关于某位熟人引人发噱的轶事的引子。费奥多尔刚刚摆脱他，便瞥见另外两位作家。一个秉性敦厚、满面阴霾的莫斯科人，他的马车和相貌令人多少想起荒岛岁月的拿破仑。还有一位柏林出版的俄国侨民报的讽刺诗人，一个孱弱矮小的男子，有一种天然的睿智和低沉嘶哑的嗓音。这两人，跟他们的先行者一样，时不时地出现在这个地区———他们用以悠然漫步、不乏偶然邂逅的场所。因此看起来这条德国大街似乎遭到徜徉在俄国的一条林阴大道上的幽灵的侵犯，或者仿佛正好相反，俄国的一条大街上，有几个本地人正在闲逛，同时挤满了不计其数的外国佬的苍白的鬼魂，他们在本地人当中时隐时现，直如一种熟悉且几乎不被注意的幻觉。他们聊着刚才意外撞见的那位作家，而后费奥多尔继续快速行进。走了几步他发现孔切耶夫一边随意游逛一边阅读登在巴黎出版的俄罗斯侨民报底端的小品文，圆圆的脸上露出天使般神奇的微笑。工程师科恩从一家俄罗斯食品店走出来，小心翼翼地将一只小包塞进紧贴胸口的公文包，在一条交叉马路上(好似一场梦中或屠格涅夫的《烟》的最后一章里人们的汇聚)他不经意间瞅见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西奥果列夫与另一位长“胡子”的妇女，身躯粗壮，兴许是阿勃拉莫夫夫人。过后一眨眼的工夫，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穿过马路———不，错了———一个甚至跟他并无多少相似之处的陌生人。
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抵达书店。他在橱窗里可以看见，在曲折线、苏维埃封面图案的齿轮和数字中间(目下时兴采用这样的标题，诸如《第三种爱》、《第六感官》和《第十七点》)。书店里陈列着好几种新的流亡者出版物：卡丘将军的臃肿的新编罗曼史《红色公主》，孔切耶夫的《交流》，两位德高望重的小说家纯技巧的白色简装本，里加出版的一部背诵诗歌选集，一位年轻女诗人巴掌大的微型作品，一本题为《司机须知》的手册，以及乌京博士的封笔之作《美满婚姻的基础》。此外还有几个圣彼得堡的雕刻作品———其中一个雕刻镜子似的位置变换将有喙形船首装饰的石柱被置于邻近几幢建筑的错误一侧之上。
书店老板不在店里，他去了牙科诊所，他的位置眼下被一位纯属偶然光顾的少妇所占据。她正在读一本凯勒曼的《隧道》的俄译本，在角落里摆出一副老大不舒服的姿势。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走近陈列着各种流亡者期刊的桌子。他翻开巴黎出版的俄文《新闻》文学专辑，随着一阵蓦然掠过的兴奋的寒战，他发现克里斯托弗·莫托斯的小品文是专门为《交流》而写的。“倘使他诋毁它又当如何？”费奥多尔怀着热望暗自忖度，不过，听见耳边响起的不是诽谤的旋律，而是震耳欲聋、气势雄浑的咆哮。他开始贪婪地读起来。
“记不得谁说过———兴许罗扎诺夫在什么地方说过这话。”莫托斯欲说还休地开了头。在引用这句不足为凭的语录后，莫托斯继而照搬某人在一家巴黎咖啡馆等某某演讲结束后表达的见解，他开始缩小这些簇拥在孔切耶夫周围的矫揉造作的圈子。但即便如此，直到结尾他仍未触及中心，只是间或从圆周照中心做出一个催眠手势———接着重新兜起圈子来。其结果实质上等于薄纸板圆圈上的黑色螺旋，在柏林的冷饮室橱窗里没完没了地旋转，一门心思地想要变成公牛的眼睛。
这是一顿夹杂着鄙夷与倨傲的“训斥”，没有哪一句说到点子上，没有一个实例———与其说是评论者的措辞不如说是他的整个态度使一个凄惨可怜、形迹可疑的幽灵走出一本书，莫托斯不可能趣味盎然地读过它，他避免从中寻章摘句，使他不致因已写的和正在写的内容之间的差异殃及自己。整篇书评宛若一场召唤亡灵的降神会【一种以鬼魂附体者为中心人物设法与鬼魂通话的集会。】，而这场降神会事先被宣布为，即便不是一场骗局，至少也是一种感官的错觉。“这些诗，”莫托斯这样收尾，“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无限的却又不可遏制的憎恶。赞赏孔切耶夫天赋的人兴许认为它们令人神往。我们将不再争论———或许果真如此。但是在负有新的职责的我们的艰难时刻，空气里渗透着一种微妙的道义上的忧虑(意识到这点是一位当代诗人内心‘真诚’的绝对可靠的标志)，关于渺茫幻象的深奥而悦耳的小诗无法打动任何人。其实正是以一种愉快的慰藉，人们从它们转向任何一种‘人类的文献’，转向人们在某些苏维埃作者(没有天赋也照样得到认可)作品的字里行间能够读出的深意，转向拙劣而可悲的坦白，转向一份由感情与绝望口授的私人信件。”
起初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从这篇文章中感到一阵短暂的、近乎自然的喜悦，但它旋即消散，被一种奇怪的感情所取代，仿佛他一直参与一桩诡诈险恶的勾当。他想起孔切耶夫的微笑———正为这些诗行而发，不消说———他自然想到相似的微笑可能适用于他，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嫉妒使其与批评家结盟。此处他回忆起孔切耶夫在他本人吹毛求疵的书评里不止一次地———居高临下而且实际上同样肆无忌惮地———刺痛莫托斯(她是，顺便提一下，私人生活中的一位中年女性，几个孩子的母亲，年轻时曾在圣彼得堡评论期刊《阿波罗》上发表过一些优秀诗作，目下朴实无华地住在离玛丽·乌布什基采夫墓几步远的地方，患有一种无法治愈的眼疾，这赋予莫托斯的每一行诗一种悲怆的价值)。当费奥多尔意识到此文在敌意中又带有无限恭维逢迎，他为没有人那样写他而深感失望。
他也浏览了一份由华沙的俄国侨民出版的小型插图周刊，发现一篇议题相同，但风格迥异的书评。它是一篇喜剧性的书评。当地有个叫瓦伦丁·利尼奥夫的，曾经逐期抛出他那杂乱无章、完全不合语法的文学杂感。他的不同凡响，不仅在于他无法理解自己评论的书，而且因为他显然没有将它读到末尾。他乐颠颠地将作者当成一块跳板，醉心于他自己的释义，摘录片言只语支持他的错误结论，曲解头几页并由此精神抖擞地循着一条歧路，一直走进倒数第二章，像是一名满怀喜悦的旅客还不知道(就他而言绝对发现不了)他已经上错了火车。一成不变的情况是，不假思索地匆匆翻阅一部长篇或一篇短篇小说(容量在当中不起作用)之后，他将向此书提供他自己的结尾———通常与作者的意图恰好相反。换言之，如果说果戈理是当代作家，利尼奥夫对他做出评论，他将继续坚持赫列斯塔科夫的确是监察长的幼稚信念。但当他如同眼下一样写诗歌评论时，他不拘形式地采用所谓“引语内部的步行桥”的手法。他对孔切耶夫著作的探讨归结为替作者回答一种含蓄的邮票粘贴簿式的问卷调查：你最喜欢的花儿？最喜爱的英雄？你最推崇哪种美德？“诗人，”利尼奥夫这样评论孔切耶夫，“喜欢使用一串引语，被它们的组合及宾格的需求强行扭曲。他畏惧诗句更多的血淋淋的残肢。他从中找到慰藉并感到同样的快乐；可是另一方面，一行的四分之三借助引文变成乏味的陈述，有时在他看来———”这里利尼奥夫漫不经心地摆脱了多少完整的东西：
葡萄成熟的日子！林阴道上，蓝色雕像。
晴朗的天穹倚在故国的雪肩上。
———此种情形恍若一把小提琴的声音骤然盖过一个愚侏病者衰老的哼唧。
在另一张桌上，稍远处，摆放着苏维埃版本，你可以俯在一堆乱糟糟的莫斯科杂志上，俯在无聊透顶的废物上，甚至力图弄清大写字母缩略语的令人痛苦的约束，它们像是在劫难逃的牲口被运往俄国各地，同时不无悚悸地想起刻在货车上的字(防震栅【buffers，火车轨道末端用原木和减震弹簧组成的防撞栅】的砰砰撞击，哐啷哐啷)，提着一盏灯的驼背润滑工，被上帝遗弃的车站那刺人心肺的阴郁，俄国枕木的战栗，路途无限遥远的火车。在《星星》与《红灯》(在铁路烟雾中发颤)之间放着一期苏维埃棋类杂志《8×8》。就在费奥多尔随意翻阅、为棋题的人类语言深感欣慰之际，他发现一篇短文，配有一幅插图———一个胡须稀疏的老头，从眼镜上方怒目而视。该文上方冠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象棋》的标题。他寻思这兴许能让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忍俊不禁。部分由于这个缘故，部分由于他大体上喜欢棋题，他拿起杂志。那个姑娘，忍痛放弃凯勒曼的书，“说不出”它的价格，可是知道费奥多尔反正欠书店的账，她满不在乎地让他出门。离开书店时，他愉快地觉得他待在家里本来也能享有某些乐趣。不仅是个解题高手，而且被赋予最高级别的棋题设计能力，因此他不仅从文学苦役，而且从某些神秘课程中得到片刻休憩。身为作家他正是从这些习题的枯燥乏味中获得一些长进的。
一名棋局设计者无需棋艺高超。费奥多尔是一名非常平庸的棋手，而且不太情愿跟人对弈。比赛过程中，他象棋思维耐久力的缺乏与比赛力求的惊叹号等级的才智之间的不协调，令他身心俱疲，怒不可遏。在他看来构思棋题不同于下棋，而从政治家的雄辩中引用一首被它证实的十四行诗，方法上却与下棋大致相当。这一棋题的构思远离棋盘(正如诗句的构思远离稿纸一样)，始于沙发上身体的卧姿(即，当身体变成一根遥远的深蓝色线条：它自己的地平线之时)。刹那间，从一种与诗歌灵感难以区别的冲动中，他想像一种奇怪的手段，体现这种或那种有关一个棋题的精细见解。比如，两个主题的结合，印度和布里斯托尔———或某种全新的内容。有一段时间他紧闭双目，喜不自禁，为了一个仅仅在他心目中实现的计划的抽象的纯正。接着他匆匆摊开他的摩洛哥棋盘，打开装着沉甸甸棋子的盒子。粗粗将它们布好，棋子滚动着，事情一下子变得很清楚，如此纯正的体现在他脑中的见解将需要，在这儿的棋盘上———为了使它脱摆它的厚厚的雕花贝壳———难以想像的劳役，最大量的费神，无休止的尝试与担忧，以及头等重要的———一贯的足智多谋，从这当中，以象棋而论，制造出真理。揣度几种备用方案，如此这般排除累赘结构、援兵中因暴露而易被吃掉的子和不中用的子，跟双数较量，他获得顶顶精确的表达和顶顶经济的协调兵力。如果他尚未断定(如同他在文学创作方面一样)计划的实施已经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他将其转移到这个世界，棋盘上复杂冗长的工作便会成为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因为除了实现的可能性，还有可能性。渐渐地，棋子与棋格开始活跃起来，相互交换影响，棋后的粗糙威力被转变成高雅权势，受到一套闪亮杠杆的系统的约束与引导。兵卒变得更加聪明，后翼马带着一次西班牙式半旋转腾跃快速行进。所有这一切已经具有意识的同时全被掩盖。每个创造者都是构思者，在棋盘上体现他的见解的全部棋子都在这里作为密谋者和巫师。只是在最后一刻他们的秘密才暴露无遗。
另一两次臻于完善的修饰，另一次核实———棋题安排就绪。解题的关键一着，白子的首先移动，被其显而易见的荒谬所掩饰———但正是凭借这一点与炫目结局之间的距离才衡量出棋题的一个主要价值。在场的子儿，好像经油滋润似的一个挨一个地滑行，在溜过整个赛场，在前面一个子儿腋下爬行之后，造成一阵近乎实际的愉悦，一种兴之所至、激情难捺的感觉。此刻棋盘上闪耀着一个星座般的，令人销魂的艺术杰作，思想的天象图。这里的一切令棋手赏心悦目：威逼和防御的睿智，他们勾缠动作的魅力，伙伴的纯正(这么多的子弹对付数量正好相等的心脏)。每一枚光滑的棋子似乎是专为它的棋格特制的。不过兴许最有魅力之物，还是大量欺诈行为的纤细质地，不计其数的隐秘尝试(对它的驳斥自有其本身附加的美妙)和为读者精心准备的众多条歧路。
那个星期五第三节课的学生是瓦西列夫。柏林侨民日报的编辑，已经与一份默默无闻的英语期刊建立了关系，每周就苏维埃俄国及其形势向期刊提供一篇文章。对英语略知一二，他先写一篇草稿，其间夹杂着不少空白和俄语词汇，要求费奥多尔对领袖人物的惯用语进行字面上的翻译：青春一去不复返，奇迹永远不会停，这是一头狮子不是一只狗(克里洛夫)，祸不单行，付给彼得钱不用劫保尔，样样通，样样松，劣材难成器，需要是发明之母，听茶壶说锅黑，只是情侣一时怄气，鸟以群分，物以类聚，可怜人动辄得咎，牛奶泼翻了，哭也没有用，我们需要改革而不是改良。此外时不时地出现这样的说法：“它产生了炸弹猝爆的直接效果。”费奥多尔的任务是通过瓦西列夫口授修改稿直接打字———这在瓦西列夫是再实际不过的事，但其实由于令人苦不堪言的停顿，口授拖沓到极端荒谬的程度。不过说来奇怪，引用古老谚语和寓言的手段反倒成了传播某种类似于“道德说教”的货色的一种简洁方式。随着费奥多尔在口授过程中读完垃圾似的修订稿，他透过别扭的译文和作者的新闻职业效果，窥见一种逻辑严密、说服力强的见解的运行，稳稳地朝它的目标推进———同时不动声色地在角落里将死一只王棋。
过后费奥多尔陪瓦西列夫走向门口，瓦西列夫猝然拧紧两撇短而硬的眉毛，张口就说：“喂，你可看见他们对孔切耶夫干了什么吗？我能想像这对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多大的打击，这是多大的失败。”
“他才不在乎呢，这我知道。”费奥多尔接过话茬，一种暂时受挫的表情浮现在瓦西列夫的脸上。
“哦，他不过是装成那样，”他机敏地反驳道，脸上又开朗了些，“其实他准给打懵了。”
“我看不是这样。”费奥多尔说。
“不管怎么说，我真诚地为他感到悲伤。”瓦西列夫最后说，执意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略觉疲倦但又庆幸工作日业已结束，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登上一辆电车，打开他的杂志(再度瞥见车尔尼雪夫斯基那张倾向明显的脸———我对他的全部了解归结为他是“一支硫酸注射器”，诚如罗扎诺夫在什么地方所说，而他写过的小说《怎么办？》在我脑海里和另一位社会作家的《谁之罪？》混到了一起)。他变得热衷于将所有棋题审视一遍，很快让他聊以自慰的是，若非一位年长的俄国大师两场天才的残局，外加几篇从外国出版物上转载的有趣文章，这本《8×8》就不值得买。年轻的苏维埃棋题设计者煞费苦心编写的学生习题与其说是“难题”不如说是“任务”。他们笨拙地处理这个或那个呆板的主题(某种“固定”和“放松”)，全无半点诗意。这些是象棋连环漫画，仅此而已，推推搡搡的棋子们带着无产阶级较真严肃的派头从事蹩脚的工作，听任单调的变形中双解的存在，听任警察小卒的聚集。
尽管错过了他的站头，他还是设法在公园跳下车，急向后转，像某人猝然离开电车之后所做的一样，经教堂沿阿迦梅姆农施特拉斯大街而行。这是黄昏，天空无云，凝滞沉寂的阳光赋予所有的物体一种节日的安谧抒情的气氛。一辆脚踏车，倚在一面黄光闪耀的墙上，微向外弯，俨若三驾马车的一匹侧马，但是形状更完美的还是墙上透明的阴影。一位上了年纪、微微发胖的先生，不停地扭动屁股，朝网球场急急走去，穿着一件花哨的衬衫，一条城里人的裤子，拎着一只装有三个灰球的网兜。他身旁疾步走着一位足登球鞋、呼哧喘息的德国姑娘，长着一张橘红脸蛋和一头金发。在涂上鲜艳油漆的几台水泵后面，加油站的一部收音机正在播放乐曲。加油站篷罩上方，几个直立的字母被天穹的淡蓝色衬托得格外醒目———一家汽车公司的名称———在第二个字母“E”上(可惜不在第一个字母“B”上———本来可能成为字母花饰)栖息着一只紫色鹩哥，长着一只黄色的———为了节俭的缘故———喙，以高出收音机的音量放声啼啭。费奥多尔寓居的房子位于街角，像一艘巨大红船似的突出来，船首有一座复杂透明的塔楼状建筑，恍若一位面色阴沉、老成持重的建筑师陡然失去理智，开始了上天之旅。所有环绕房子成递升排列的小阳台上显现出某种绿色的东西。只有西奥果列夫的住宅邋遢凌乱，空荡荡的，低矮挡墙上有一只无人照管的花盆，另外晾着虫蛀的毛皮衣。
刚住进这套公寓时，费奥多尔，寻思他在晚间需要绝对宁静，便保留了在自己屋里用晚餐的权利。在他的几本书之间，此时恭候他的是两块灰色三明治，当中夹着一截滑溜溜的、镶嵌画般的香肠，一杯陈茶和一盘粉红的基斯尔(早晨剩下的)。连嚼带饮，他重新翻开《8×8》(他再度遭到一个正在撞击旁人的N.G.Ch.的白眼)，开始默默欣赏一篇研究棋路的文章，其中几枚白子虽然看似下临深渊，还是占了上风。随后他发现一位美国大师魔法般的一着四步棋，此着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巧妙隐藏的配对手段，而且在于回击一次诱人上当、但并不正确的进攻时，黑色，通过诱骗和堵住自己的子儿，设法及时造成一个使王棋受困的僵局。接着在一种苏维埃产品(P米特罗凡洛夫·特维尔)中，出现了一个如何猛摔一跤的漂亮例子：黑色有九个卒子———第九个显然是在最后时刻添上的，以便挽回糟糕的棋局，仿佛一位作家匆忙将校样上的“他将来肯定被告知”，改成更准确的“无疑他将被告知”，没有注意后面紧跟着“她的可疑的声望”。
刹那间他感到一阵剧痛———为什么俄罗斯所有的一切变得如此卑鄙，如此晦涩和灰暗？她怎么会遭到如此愚弄，变得浑浑噩噩？“朝着明灯”的古老愿望是否掩饰了一个致命的瑕疵，在朝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变得愈益显豁，直到看出这盏“明灯”在一名狱卒的窗口闪亮，整个情形就是这样？到底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奇怪的依赖关系，在干渴的加剧与水源的污泥之间？在40年代？在60年代？现在怎么办？难道我不该摈弃对我的家乡的渴念，让它留在我心目中，直如海边的银沙，紧紧粘在我的脚底板上，生活在我的眼睛里、我的血液中，使生命的每个希望的背景都具有深度和距离？有朝一日，暂停写作，我将隔窗眺望一个俄罗斯的秋天。
西奥果列夫夫妇的几个朋友，已经去丹麦度夏，最近留给鲍里斯·伊万诺维奇一台收音机。你能听见他将它瞎捣鼓一气，扼住短促刺耳的吱吱嘎嘎声，搬动鬼似的家具。一种怪诞的消遣！
同一时刻屋子已经变得昏暗起来，在院子后面变黑的房屋轮廓的上方，窗口已经亮起电灯，天空笼罩着一层佛青色，黑色烟囱之间的黑色电线里闪烁着一颗星星。它，跟任何星星一样，只有通过转移目光，俾使其他所有的星星离开我们的视野，才能被我们恰当地看见。他将面颊支在拳头上，坐在桌边，瞅着窗外。远处一只大钟(它的位置他一再告诉自己要搞清楚，但总是忘记。也难怪会忘记，因为它的声音在白天声音的层次下是根本听不见的)缓缓地敲响12点。现在是去见济纳的时间。
他们通常在铁路桥的另一侧会面，在格鲁内瓦尔德附近的一条寂静的街上，那里的一座座楼房(深色纵横字谜，有些内容尚未被黄光填满)被荒地、菜园和煤窖隔断(“黑暗的密码和叹息”———孔切耶夫的一行)。那里有，顺带提一下，一道引人瞩目的栅栏，搭建材料取自什么地方(兴许在另一座小镇)拆掉的另一道栅栏。它原先环绕着一个流动马戏团的帐篷，但是后来木板的放置却依照毫无意义的顺序，仿佛由一个瞎子胡乱钉在一起，致使那些原先漆在上面、搬迁过程中重组的马戏团野兽，分裂成它们的许多组成部分。这儿一匹斑马的腿，那里一头老虎的背，某只小动物的腰腿看上去紧挨另一只动物上下颠倒的爪子。来世的生命承诺就栅栏而言得到了履行，但它上面世俗形象的破碎抵消了灵魂不灭的世俗价值。不过夜里能够从它表面看见的实在微乎其微，而树叶夸张的阴影(附近有一盏街灯)相当符合逻辑地投在木板上，井然有序———权作一种补偿。这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无法将它们转移到另一处，木板已经破碎并混淆了不同的图案：它们只能在小动物体内转移。连同整个夜晚。
等她到达。她总是迟到———而且每次来总跟他不同路。由此可知甚至柏林也可以故弄玄虚。街灯在椴树丛里眨着眼睛。一层幽暗而甜蜜的静谧笼罩着我们。一个人的阴影穿过路缘鬼鬼祟祟地移动，穿过一只树墩，一只紫貂也像这样潜行。夜空融入那扇门外的桃花。流水闪烁发光。威尼斯隐隐闪现。瞅着那条街———它直接通向中国，伏尔加河上方的那颗星多么明亮！哦，对我起誓，将你的希望带入梦里，只相信幻觉，切勿让你的灵魂在牢房里生锈，也莫伸伸懒腰说：一堵石墙。
她总是出人意料地从黑暗中露面，如同一个阴影离开类似的环境。最先出现的是她的脚踝。她挪动两个挨得紧紧的脚踝，仿佛走在一根细绳上。她的夏装很短，夜晚的本色，街灯与阴影的颜色，树墩与闪亮的人行道的颜色———比她裸露的胳膊白，比她的脸蛋儿黑。这首无韵诗是勃洛克献给格奥尔基·丘尔科夫的。费奥多尔吻了吻她的柔唇，她将脑袋在他的锁骨上倚了片刻，随后，赶紧脱身，走在他旁边，起初满面愁容，似乎在他们分离的24小时里，发生了一桩闻所未闻的祸事，但她渐渐恢复了神智，现在露出微笑，白天从未有过的那种微笑。她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她健全的理解力，她喜欢他的心爱之物绝对达到极点的本能？跟她交谈有话尽管直说，无需兜圈子。他刚有时间察觉夜晚某种有趣的特点，就被她抢先道破。不仅济纳聪明高雅，凭借饱尝艰辛的命运完全适合他，而且他俩，形成一个阴影，去估量他们虽然不甚了然，但却奇妙仁慈、持续包围他们的东西。
当初他搬进西奥果列夫的家，首次跟她见面便觉得他已经对她有很多了解，甚至她的名字也是早已熟悉，包括她的某些生活特点。但直到他跟她搭上话，都弄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知道的。起先他只是在餐桌上看到她，他仔细观察她，捉摸她的每个举止。她很少跟他讲话，尽管根据某些迹象———与其说根据她的眼眸，不如说根据似在睨视他的眼眸的神采，他觉得她在留意他的每一瞥。他的全部动作均受制于她给他造成的一层极其淡薄的印象；因为他发现自己在她的生活中完全不可能占有任何一部分。他为觉察她身上某种特别令人痴迷的气质备受煎熬，他为窥见她美质中的某个瑕疵感到快乐和释然。她那艳丽夺目、不露痕迹地融入脑袋周围暖融融的空气的浅色秀发，她太阳穴上的淡蓝色血管，颀长柔嫩的脖颈上的另一条血管，她的巧手，她的线条分明的胳膊肘，臀部的狭小，肩膀的纤弱，她那优雅身躯特有的前倾，她像溜冰者加速似的仓促急行，仿佛她脚下的地板，总是向椅子或桌子的庇护地微微倾斜，桌椅上总是摆着她寻找的物品———所有这些被他痛苦不堪、确定无误地领悟，而后，在白天，在他的记忆里无止境地一再出现，懒散地、沉闷地、时断时续地返回，失去活力，逐渐缩小。由于机械重复的形象，正在分裂成支离破碎、朦胧不清的一幅速写，上面原先的生活荡然无存。但是一旦他再度见到她，整个这种旨在摧毁令他日趋恐惧的形象的下意识的工作，便被他置诸脑后，美质重又熠熠生辉———她的近在身边，对他凝视的可怖的敏感，所有细节的重新拼装组合。如果，在那些日子里，他得站在某个超感觉的法庭上陈词答辩(记得歌德说过，用手杖遥指星空说“那里有我的良心”)，他也很难下决心说他爱她———因为他早就意识到他不能将自己的整个灵魂托付给任何人或任何物。它的营运资本确有必要用于他的私人事务。然而另一方面，在他注视她的当儿，他即刻达到(以便一分钟后再度失足摔倒)温柔、激情与怜悯的顶点，没有几个恋人能达到如此之高的顶点。在夜里，尤其是在长时间的伏案劳神之后，在相当程度上脱离睡梦，不是照理依靠神志，而是通过谵妄的后门，带着一股狂热的、延续很久的痴迷，他感到她就在屋里的一张由道具管理员仓促间草草支起的折叠床上，与他近在咫尺。但是当他满怀激情，沉溺于诱惑、距离的短暂以及天国的种种可能性时，顺便提一句，其中没有一丁点肉欲的成分(确切点说，具有肉欲的某种甜蜜的替代物，用半梦幻似的词语加以表达)，他在诱惑下返回睡梦的渺茫状态，从那里无望地退却，以为他依旧保存着奖品。其实她从未出现在他的梦里，而是继续满足于委派各类代表和女友，她们与她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却产生了让他出丑的轰动效应———微微发蓝的晨曦便是见证。
而后，在清晨各种声响的伴随下完全醒来，他当即沉浸于正在吮吸他的心脏的厚厚一层幸福里。活着真好，雾霭里隐隐闪现着某桩即将发生的美好事件，但在试图想像济纳时，他所能目睹的仅仅是一幅暗淡的素描。墙后她的声音无法用生命使其灼热发光。一两个钟头之后他在桌边看见她。一切重新恢复了原貌，他重新懂得，缺了她就不可能有幸福的晨雾。
一天晚上，在他搬进来两周以后，她敲响他的房门，踩着傲慢的步子，脸上一副几近轻蔑的表情，走进屋里，手拿一本裹着红色封皮的小书。“我有一个请求，”她尖刻唐突地说，“您能否为我签个名？”费奥多尔接过书———认出封皮里面是经过两年使用而令人愉悦地磨损不堪、令人愉悦地软绵绵的(这对他倒是一件新鲜事)一本他的诗集。他开始慢吞吞地旋开墨水瓶盖———虽说在其他时刻，他想写什么的当儿，瓶盖会像香槟酒瓶似的发出噗的一声。与此同时济纳，瞅着他的手指在瓶盖上一阵摸索，赶紧补充道，“只写您的大名，对不起，只写您的大名。”F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签上自己的名字，正待加上日期，却又寻思还是不写为妙，惟恐她从中察觉出某种庸俗的正儿巴经。“很好，谢谢您。”她说着走出去，使这桩挺有面子的事件变得索然无味。
后天是星期日，约莫4点钟光景，忽然有迹象清楚地表明她独自待在家里。他正在他的屋里读书。她在餐室里，时不时地做穿过走廊、走入自己房间的短途旅行，边走边吹口哨。在她轻快的步履中有一种地形学方面的不解之谜，因为餐室的一扇门直接通向她的房间。不过我在读书，我们要专心读书。“更长时间地，更长时间地，尽可能长时间地，我将待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尽管我的思想，我的姓名，我的作品将属于俄国，我自己，我这实实在在的个体将从它的土地上移往别处。”(与此同时，在瑞典数次散步时，这个能写此事的人，曾经用手杖击毙数只从前面路上溜过去的蜥蜴———“恶魔的一群崽子”———他说这话时，带着一个乌克兰人的审慎和一名狂热分子的憎恨。)一次难以想像的还乡！政治体制，我在乎什么！在君主制下———旗帜和鼓声，在共和制下———旗帜和选举……她再次走过。不，阅读已经结束———心情太兴奋，感觉太强烈，认为哪个人若是处在他的位置，准会在外面悠游闲逛，用漫不经心的老练口吻跟她打招呼。但这当儿他想像自己匆匆走出房间闪入餐室，不知该说什么，他开始巴望她赶紧出去或是马上回来。费奥多尔刚刚决定停止倾听，心无旁骛地思考果戈理，便迅速起身走进餐室。
她正坐在阳台门边，闪亮的嘴唇半张着，眼睛瞄准一根穿针而过的线。透过敞开的门，可以看到缺乏生气的小小阳台，听见陡降的雨滴打在锡皮上的清脆的啪哒啪哒声———这是4月里的一场急骤而温暖的阵雨。
“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在这里，”撒谎成性的费奥多尔说，“我只想说说我的那本书。它很不实在，诗写得很糟糕，我的意思是，它们并非都很糟糕，但大抵如此。我近两年陆续发表在《格兹塔报》上的诗要好得多。”
“我挺喜欢您在那次诗歌晚会上当众吟诵的那一首，”她说，“关于声声叫唤的燕子的那一首。”
“哦，您也在场？不错。不过我还有更好的，我向您保证。”
她蓦地从椅子上站起，将织补物扔到座位上，双臂晃荡，身体前倾，踩着轻捷的碎步，急急走进她的房间，回来时拿着几张报纸剪报———他和孔切耶夫的诗。
“不过我想这些并不是全部。”她说。
“我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费奥多尔说，他旋即尴尬地补充道：“今后我得吩咐他们在诗周围用打孔机打出一圈小眼，这样您撕下它们就便当多啦。”
她继续忙着缝补一只绷在木蘑菇上的长统袜，眼皮没抬，但是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然后说：“我还知道您过去住在坦纳伯格大街一号，我常常去那儿。”
“您常去？”费奥多尔说着，来了兴致。
“我在彼得堡结识了洛伦兹的妻子———她给我上绘画课。”
“真奇怪。”费奥多尔说。
“罗曼诺夫眼下在慕尼黑，”她继续说，“一个顶讨厌的家伙，不过我一向喜欢他的作品。”
他们谈起罗曼诺夫其人其画。他已经达到完全成熟的境界。好多博物馆都在买他的画。经过各种尝试，积累了丰富的体验，他已经重新启用富于表现力的和谐线条。你可知道他的《足球运动员》？这本杂志上登出一张，在这儿。一个被从头到脚描绘的运动员，汗水淋漓、紧张地歪扭的苍白面颊，正准备以最快的速度使出全身力气射门。蓬乱的红发，蹭到太阳穴上的一片污泥，赤裸的脖颈上鼓鼓的肌肉。一件皱巴巴、湿漉漉的紫色运动背心，有几处紧贴他的上身，拖到他斑斑点点的短裤上，一道代表粗重显豁的折痕的奇妙斜线横贯整件背心。他正在侧位用脚钩球；五指张开举起的一只手显示出紧张状态和冲击动作。然而顶要紧的，不消说，是两条腿：晶亮白皙的大腿，遍布伤痕的壮硕的膝盖，被黑烂泥弄得虚肿膨胀的靴子，厚厚的，没了原形，但是依然带有一种异常精确强健的风姿的痕迹。长统袜已经滑下一只用力扭歪的腿肚，一只脚陷入厚厚的淤泥，另一只准备踢———当然———那只丑陋的、漆黑的球。所有这些都在被雨雪浸透的惨淡背景的衬托下。观赏此画，耳边已闻皮制品投射物的嗖嗖声，眼前已见守门员的拼死一扑。
“我还知道一件事，”济纳说，“您照理该帮我翻译一份材料，恰尔斯基对您说过，可是不知何故您没有露面。”
“真奇怪。”费奥多尔重复道。
走道上砰的一声———是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回来了。济纳从容起身，把剪报聚拢到手里，走进自己的房间。费奥多尔后来才明白她为何认为如此行事实有必要，不过眼下此举在他眼里甚为无礼———当西奥果列夫夫人来到餐室时，那情景好像他刚才一直从餐具柜里偷糖吃。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他在自己屋里无意间听到一次愤怒的谈话———起因是房客们不久就要回来，这次摊到济纳拿钥匙下楼。他听见她走的声音，经过一阵短暂的内心斗争，他想像自己踏上一条小径———假定去公园旁的投币售货机买一枚邮票。为了完成这一错觉，他戴上一顶帽子，虽说其实他平素从不戴帽。那盏小灯在他下楼的当口陡然熄灭，但随着喀哒一声旋又亮起：那是她在楼下揿按钮。他发现她站在玻璃门旁，玩弄绕在她手指上的钥匙，她整个人被照得熠熠生辉，一切看上去亮锃锃的———连她衣裙的青绿色编织纹路，甚至前臂上的细微汗毛。
“门没插销。”她说，然而他停下脚步，两人开始透过玻璃注视着黑魆魆的、不安分的夜色，煤气灯以及栏杆的阴影。
“看样子他们不会来了。”她咕哝着，轻轻地把钥匙摇得丁当响。
“你大概等了很久吧？”他问，“如果你不反对，我来替你值一会班。”那一刻灯熄了。“如果你不反对，我可以整夜待在这儿。”他在黑暗中添了一句。
她笑了起来，接着唐突地叹一口气，仿佛等腻了似的。街上灰白惨淡的灯光透过玻璃落到他俩身上，门上铁质纹饰的影子在她头顶晃晃悠悠，随即又继续倾斜在他上方，直如一根肩带，这时一道绚丽的“彩虹”映在墙上。此外，正如经常发生在他身上的一样———尽管这次比以往深刻———费奥多尔陡然感到在这玻璃笼罩下的黑暗里人生异常，人生魅力的异常，仿佛它的一个角落被翻转了一瞬间，让他瞥见它独特的内衬。紧挨他脸庞的是她柔软的灰色面颊，被一条阴影裁为两截。当济纳倏地，眼睛里带有几许神秘的怅惆和一抹活泼的光彩，将身子转向他时，那道阴影也随即横贯她的臀部，奇特地改变着她。他利用这个阴影世界中的绝对自由一把抓住她朦朦胧胧的胳膊肘。但她悄无声息地溜出图形，手指猛地一戳，恢复了光亮。
“为什么？”他问。
“改天我对您解释。”济纳答道，目光没有离开他。
“明天。”费奥多尔说。
“好吧，明天，只是我得预先提醒您，咱俩不可能在家里交谈。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而且永远如此。”
“那么让我们……”他开始说自己的想法，可是就在这当口，低矮粗壮的卡萨特金上校和他那高大憔悴的妻子影影绰绰地出现在门对面。
“祝您晚上幸福愉快，我的宝贝。”上校说着，朝夜晚猛地挥手一劈。费奥多尔出门走上大街。
第二天他想点子趁她下班回来时在街角拦住她。他俩商定晚饭后会面，地点是在前天晚上被他觑准的一条长椅旁。
“哎，为什么？”他们坐下后他问。
“有五个理由，”她说，“首先因为我不是一个德国姑娘，第二因为就在上个星期三我跟我的情人中止了关系，第三因为它将———嗯，没有意义，第四因为你压根不了解我，第五嘛……”她沉吟片刻，费奥多尔小心地亲吻她灼热柔软而又忧郁的嘴唇。“这就是为什么。”她说，她的手指摩挲着他的手指，而后用力攥紧它们。
就这样他们每晚见面。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从来不敢向她打听什么(一个问题的任何迹象都将引起熟悉的轩然大波)，猜测她女儿是在跟谁约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说过这个神秘的情人。他是一个古怪病态和神经质的男人(那，至少，是费奥多尔根据济纳的描述对他做出的猜测———当然，那些被描述的人们大抵具有一种特征：他们从不微笑)。她16岁那年第一次见到他，那是在三年前。他比她大12岁，在年长之中还另外隐伏着某种阴郁、讨厌和痛苦的气质。再有，按照她的说法，每次约会他们从未有过任何缠绵意味的表示，因为她不曾提及哪怕是一次亲吻，于是他有了一个印象，这些约会不过是没完没了、无聊乏味的闲聊。她断然拒绝透露他的姓名甚至他的工作类型(尽管她使他相信，他过去是，在某种意义上，一个颇有才华的男人)。费奥多尔为此对她暗怀感激之情，认为一个没有姓名没有环境的灵魂更容易悄悄消逝———不过他感受到讨嫌的嫉妒引起的阵阵痛楚，他竭力不去探究这种嫉妒。可它近在眼前，想到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说不定出乎他意料，他可能遇见这位先生一双热切而哀怨的眼睛，使他周围的一切具有夜间生活的习惯，如同月食发生时的自然界一样。济纳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从没爱过他，由于意志力的缺乏，她跟他旷日持久地拖着这段累人的恋情，而且还将继续拖下去，若不是费奥多尔插进来的话。但他看不出她身上的意志力有任何欠缺，倒是发现她兼具女性的羞涩和对任何事情坚毅决断的非女性化特征。尽管她的思维错综复杂，一种可靠的单纯在她说来是很自然的，以致她能放手从事许多换了别人无法对付的事情。他俩如此之快的交往，以她毫不掩饰的直率性格而论，在费奥多尔眼里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她在家里的行为举止，让人觉得设想她与这位客居异邦、郁郁寡欢的男子晚上幽会是何等荒谬。但这并非矫饰，而是直率的另一种特殊形式。一次他开玩笑将她堵在狭小的走廊上，她气得面色惨白，当晚没有来跟他见面。后来她逼迫他发誓从此决不再干那号事。很快他悟出个中缘由：她的家庭环境是如此卑微，在这种背景下，一位房客跟房东女儿之间的短暂接触能直接转变为“好事干下去”。
济纳的父亲，奥斯卡·格里高利耶维奇·梅尔茨四年前在柏林死于心绞痛，他死后不久，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就嫁给一个若是梅尔茨在天有知，肯定不会让他跨进门槛的男人，一个目空一切、乡巴佬似的俄国人。他只要一有机会，便会品味“犹太人”一词，仿佛它是一只肥硕的无花果【英语中犹太人的贬称是“yid”，与“fig”(无花果)发音相近】。但是每当循规蹈距的西奥果列夫出门以后，宅子里便相当轻易地冒出他的一位形迹可疑的生意朋友，一位骨瘦如材的波罗的海男爵，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跟此人合伙欺骗他。费奥多尔凑巧见过一两次男爵，不禁厌恶得一阵哆嗦，暗自纳闷他俩能从对方身上发现什么。再则，如果确有发现，他们会采取什么步骤，一个是上了岁数、长了张蛤蟆脸的肥胖女人，一个是骷髅般干枯、牙齿腐朽残缺的老头。
明知济纳独处一室，而两人的协定又禁止他跟她攀谈，如果这有时使当事人处于极度痛苦之中，那么西奥果列夫独自在家则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令他们痛苦不堪。不喜欢孤寂，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很快开始觉得腻烦，费奥多尔从他的房间里听见这种腻烦窸窸窣窣地生长，似乎整座公寓正在缓缓地长满牛蒡———现在已经发育成熟，蔓延到他门口。他向命运之神祈求什么法子能让西奥果列夫分神，但是(直至他搞到收音机)救星还是不见踪影。不可避免地传来不祥而乖巧的叩门声，鲍里斯·伊万诺维奇，骇人地微笑着，侧身挤进房门。“您睡着了吗？我打搅您了吗？”他问，眼见费奥多尔仰卧在沙发上。接着，完全进入房间，他随手轻轻关上门，坐在费奥多尔脚头，唉声叹气。“太寂寞了，太寂寞了。”他说，继而聊起他特别喜欢的话题。在文学领域他对克洛德·法雷尔推崇备至，在哲学领域他对《锡安山圣贤礼仪集》素有研究。他能一连几小时谈论这两本书，仿佛此生没有读过其他任何作品。他慷慨地提供关于京都以外地区司法实践的故事和犹太人的种种轶闻。他不是说“我们喝了点香槟然后动身”，而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意思：“我们砰地打开一瓶嘶嘶的气泡———然后一二一。”跟大多数爱唠叨的人一样，他对往事的回忆一向包括某个非凡的健谈者告诉他不计其数的趣事。“我此生从未见过像他这般聪明的人。”他有些粗鲁地说。由于不可能依据无声倾听者的职责来忖度鲍里斯·伊万诺维奇，你得承认这是分裂人格的一种特殊形态。
一次，他发现费奥多尔案头放着一些文稿，他用一种新的诚挚动人的腔调说：“啊，只要我稍有闲暇，我能一气写出怎样的一部小说哟！根据现实生活。心中构想这档子事：一个老家伙———不过仍处于盛年时期，激情似火，渴盼幸福———结识了一个寡妇，她有个女儿，年纪尚幼的一个小丫头，你晓得我的意思，尚未成形，可她的走路姿势已经让你想入非非———一个小姑娘的过错，模样俊俏，皮肤白皙，眼睛下面涂成蓝色。当然她没拿正眼瞅那老东西。怎么办？嘿，顾不上多想，他突然娶了那个寡妇。好了。他们三人成了个家。这里你可以讲下去，随便怎么编———诱惑，无边的苦难，心痒难熬，疯狂的欲望。结局———一次失算。时光流逝，他变老了，她出落得更漂亮了———一点也没什么。充其量是打身边走过时用一种鄙视的目光热辣辣地烫你一下。嗯？你可觉得这是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悲剧？那个故事，发生在我的一个朋友身上，很久很久以前在仙境，那时的科尔老国王是一个快活的老人。”鲍里斯·伊万诺维奇，乌黑的眼睛转向别处，噘起嘴唇，发出一声凄凉的悲嚎。
“我的较好的一半【妻子的谐称betterhalf】，”他在另一次见面时说，“给了一个做了我20年老婆的犹太女人，跟一大帮犹太姻亲厮混在一起。我得费好大力气摆脱那群讨厌的家伙。济纳(他轮番用济纳或艾达称呼他的继女，取决于他的心境)，感谢上帝，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你没瞧见她表妹那德性，那种头发深褐、肤色浅黑的胖丫头，你晓得，上嘴唇毛茸茸的。说真格的，我曾经想到我的玛丽安娜，一旦成为梅尔茨太太，兴许会有其他兴趣。一个人会不由自主地被他的亲戚所吸引，你知道。让她自个儿告诉你她在那种气氛里有多憋闷，她都有些什么样的亲戚哟———噢，我的上帝———全都挤在桌边嘁嘁喳喳，她一个劲儿地沏茶。想想她母亲是皇后的女侍臣，她自己曾上过培养年轻淑女的斯摩尔尼学校，后来她嫁给一个犹太人。时至今日她依然无法解释这是怎样发生的。他富有，她说，她很傻，他俩在尼斯相遇，她跟他一起私奔到罗马。在露天幽会，你知道，那感受是不一样的。可是，当后来小小的家族包围她时，她才看出自己陷进去了。”
济纳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在她的叙事版本里，她父亲有点像普鲁斯特笔下的斯万：他与她母亲的婚姻以及婚后生活稍稍染上一抹浪漫的色彩。根据她的话，同时根据他的照片判断，他是个集优雅高尚、睿智仁慈于一身的男人。即使是这些呆板生硬、厚厚的衬板上饰有以金质图案的签名的圣彼得堡六英寸照片———她在夜晚的街灯下拿给费奥多尔看，上面他那老式的浓密浅茶褐色髭须和高高的衣领，丝毫无损于他英俊的面容和含笑的凝视。她向他讲述他的洒了香水的手帕，他对慢跑比赛和音乐的酷爱，儿时击败一位来访的象棋大师的光荣时刻，以及他背诵荷马的神态。谈论他时，她撷取了能激发费奥多尔遐想的若干例子，因为她似乎从他对她叙述父亲旧事的态度中觉察出些许怠慢和厌倦，那是对她不得不讲给他听的最有价值的往事的反应。他自己注意到他的这种异常拖沓的反应。济纳有一种令他难堪的秉性：她的家庭生活在她身上培育了一种病态般的敏锐和高傲，因此即使是在跟费奥多尔交谈时，她也是以郑重其事的挑战性口吻提起自己的民族，似在强调这一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一个不受重视的事实)。他看待犹太人，不仅没有大多数俄国人心目中程度不等地存在的敌意，而且不带勉强地表现出善意的淡漠的微笑。起初她将这些弦绷得紧紧的，致使他，总体上压根不赞成按种族或种族的相互关系将人分成不同类型的做法，开始为她感到尴尬。而另一方面，在她灼热而警惕的骄矜的影响下，他开始感到一种个人的耻辱，为了默默地听西奥果列夫的那些讨厌的蠢话，听他玩弄花招，肆意歪曲俄语，模仿一种滑稽的犹太人的说话腔调，对某个，例如，刚刚在地毯上留下足印的湿漉漉的客人说：“咄，好大的一块泥斑哟！”
在她父亲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这一方的亲友自动地继续来看望她母亲和她，但是后来上门者日趋稀少。只有一对老夫妻长期坚持来她们这里，替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感到惋惜，为往昔感到惆怅，尽量对手拿一杯茶和一张报退回卧室的西奥果列夫做出视若无睹的样子。然而济纳继续与已经被她母亲抛弃的这个生活圈子保持联系。随着家人的故交一次次登门拜访，她开始惊人地一反常态，变得更温柔、更善良(她本人谈到这点)，坐在茶桌旁那些悄声细语地聊着疾病、婚礼和俄罗斯文学的老人中间。
她在家里郁闷不乐，而且这种郁闷不乐她很鄙视。她同样鄙视自己的工作，尽管她的上司是一个犹太人———不过，是德裔犹太人，即，首先是一个德国人，所以她毫不歉疚地在费奥多尔面前毁谤他。她极其生动、极其刻薄、极其厌恶地对他说起那家她已供职两年的律师事务所，她已经在里面工作了两年。她让他看见和嗅出一切，恍若他每天身临其境一般。她办公室的气氛使他不知何故想起狄更斯(按照德语的一种释义，的确如此)———一个半疯癫的世界，充斥着瘦弱沮丧的男人，肥胖讨嫌的男人，诡计，黑影，梦魇的口鼻，灰尘，恶臭以及女人的眼泪。它的起点是一截阴暗陡峭、破败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楼梯，与事务所面目狰狞、倾坍失修的经营场址十分相称，惟独出庭律师的办公室例外，它的陈设是垫料超厚的扶手椅和巨大的玻璃面办公桌。主任办公室宽大、简陋，窗户没挂窗帘、瑟瑟颤抖。办公室里面塞满了长年积聚的脏兮兮、灰蒙蒙的家具———尤其可怕的是沙发，晦暗的紫色，凸出的弹簧，一个狞恶淫秽之物，在弃于此处前缓缓地在三间办公室之间依次转了一圈。三位主任不可胜数的一只只书架遮蔽了每一英寸墙壁，上面挤满了阴惨惨的蓝色文件夹，长长的标签拖出来。沿着它们不时爬过一只饥饿的、好打官司的床虱。窗边是四名正在工作的打字员：一号是个驼子，将薪水全部用于添置衣裳；二号是个纤细的、爱发奇想的小姑娘，她父亲，一个肉贩，被自己火爆性子的儿子用肉钩捅死；三号是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年轻姑娘，正在慢慢置办一份嫁妆；四号是个有夫之妇，一个胸部丰满、年轻漂亮的女郎，她的灵魂差不多等于公寓的翻版，她动人心弦地详细叙述一天的脑力劳动之后，她多么渴望从事体力劳动，权作解困驱乏的消遣，于是一到家她便立即推开所有的窗户，心情愉快地开始洗洗涮涮。事务所主任，哈梅克(一个臃肿粗鲁的畜生，脚上散发着臭气，颈背上有个不住渗血流脓的疖子，喜欢回忆在他的中士岁月他如何支使拙手笨脚的新兵用牙膏擦净营房的地板)，常常心怀特别的欣悦捉弄后两个女人。捉弄这个，因为丢掉饭碗便意味着她不能嫁人；捉弄另一个，因为她毫不拖延地哭鼻子———这些一触即淌、源源不绝的哗哗泪水，向他提供了有益身心健康的乐趣。尽管字识不了几个，但是天生具有一副铁腕，能够迅速攫住任何一件案子中味道最不正的部分，他备受几位雇主的青睐———特劳姆、鲍姆以及卡泽比尔(一首完整的德国浪漫曲，几张小桌置于青枝绿叶间，怡人的景色)。鲍姆难得露面，事务所的女士们发现他打扮得衣冠楚楚，的确他西装笔挺，浑似套在大理石雕像上，西裤腿上向来有两道褶子，彩色衬衫上系着一只白领结。卡泽比尔在他阔绰的委托人面前弯腰屈膝(由于那个缘故，他们三人全都弯腰屈膝)，可是他只要对济纳发脾气，就会指责她拿架子。头儿，特劳姆，是个矮子，头发的分布按照一种能掩盖光秃部位的方式，侧影酷似半轮月亮。一双小手，不成形的躯体，身宽超过体胖。他酷爱自己，自恋的源泉是一种炽热的、完全得到回报的爱，他娶了一位老大不小的阔寡妇，此外他的禀性中有一种演员的气质，任何事都得竭尽全力办得气气派派，为装门面一掷千金，为一个子儿跟秘书争执不休，他命令手下人管他妻子叫非常贤惠的夫人(“夫人来电话了”，“夫人留下一个口信”)，用对办公室的工作进展浑然不知来自我炫耀，尽管他其实无所不知，通过哈梅克，包括一个小小的纰漏。以法国大使馆法律顾问的身份，他经常去巴黎，由于他的突出性格是在捞取种种好处时表现出一种老于世故的放肆，他拼命结交用得上的朋友，而又当场厚着脸皮请求举荐，纠缠一气，硬将自己塞给人家而不在乎被冷落怠慢———他的皮肤像是九绊犰狳身上的坚硬的保护层。为了能在法国小有名气，他用德语撰写法国题材的小册子(例如《三幅画像》———尤金妮亚王后，白里安【Briand(1862-1932)，法国社会党政治家，11次任总理，主张建立欧洲联邦，192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和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女演员，扮演过《李尔王》、《费德尔》等剧中的主要角色】)，在准备它们的过程中，素材的收集变成了各种关系的收集。这些仓猝编纂的作品，登在德意志共和国可怕的《现代风格》上(大体上稍稍让位于路德维希和茨威格的作品)，由他在工作间隙向他的秘书口授，这当口他陡然装着灵感涌上心头的样子，它的涌动，附带提一句，向来与他一段延续的闲暇同时发生。某位他巧妙迂回地与之建立友谊的法国教授曾经答复他的极其微妙的一封信，带有(针对一位法国人)直言不讳的批评：“你有时写德夏内尔这个名字，带有一个重音符号，有时又没有。鉴于此处需要某种一致性，倘若您能就打算遵循何种体系拿定主意，自此不渝，则实为幸事。倘若您出于某种原因决计正确书写这一名字，便不应加重音符号。”特劳姆立即回了一封满含由衷喜悦与感激之情的信，同时继续请求对方施惠于他。哦，他能多么出色地把一封信写得完美无瑕，讨人喜欢，在他那些字斟句酌的开头结尾，有多少日耳曼语柔和的颤音，鸟儿鸣啭的乐音，多少谦恭有礼的措辞：“请您务必……”
他的秘书多拉·维特根施泰因，在他手下工作已有14年之久，与济纳合用一间狭小而又发霉的办公室。这个苍老的女人眼睛下面松松地垂着眼袋，由于使用劣质科隆香水身上散发着一股腐肉般的难闻气味。工作时间过长，替特劳姆卖命使她心血耗尽，犹如一匹疲惫命贱的马儿，整个肌肉系统已被撤换，仅仅留下几根硬邦邦的肌腱。她肚里没有多少墨水，安排自己的生活，是根据两三个公认的观念，对付法语，则是以她自己的若干私人规则为指导。写他心血来潮的书时，特劳姆把她叫到家里，为她的报酬讨价还价，将她留下来加班。有时她得意地告诉济纳说他的司机开车送她回家———或者至少一直送到电车站。
济纳不仅得从事翻译，而且像所有其他打字员一样，必须誊抄在法庭上出示的长篇申请。这些案子相当卑贱———一桩桩全由各种污秽和愚昧搅和而成。一个来自科特布斯【Kottbus，德国东南部一城市】的男人，正在同据他说性情乖戾的老婆闹离婚，他指责她跟一只丹麦大狗打得火热。主要证人是女门房，据说她隔着门听见他老婆跟这只狗说话，对它身上某些细节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你听来这只是滑稽而已，”济纳愠怒地说，“不过说真格的，我不能再干下去了，我不能。我会抛弃所有这些卑鄙龌龊的东西，假如我不知道另一家事务所照样有卑鄙龌龊的东西，甚至更糟。这种被拖垮的感觉在晚上非常强烈，它难以形容。我现在能干什么？由于伏在那台打字机上打字，我的脊椎骨疼得要命，真想放声干号。最要紧的是这样的日子永远没有尽头，因为一走到尽头，吃的东西就全没了———母亲什么事都做不了，连烧饭也不行，因为她只会在主人厨房里哭鼻子，摔碎盘碟。她那狗娘养的丈夫只知道怎样败家———照我看他刚刚出世就把家产败光了。你不晓得我有多么恨他，他是个下流坯，下流坯，下流坯……”
“你可以把他培养成一名蹩脚的演员，”费奥多尔说，“我也有过非常艰难的日子。我想为你写首诗，只是不知怎的，它还没有完全在我脑中成形。”
“我的心上人，我的欢乐，”她嚷道，“这一切可是真的？———这道栅栏跟那颗模糊的星星？小时候我不爱画任何没有尽头的东西，所以我不画栅栏，因为在纸上没有尽头。你无法想像一道有尽头的栅栏，不过我一向画完整的东西，一座金字塔，或者一座山上的一幢房子。”
“我顶喜欢地平线，喜欢缩小下面飞溅的浪涛———以代表大海那边太阳徐徐落下的踪迹，儿时最大的痛苦是一根没有削的或折断的蜡笔。”
“不过削尖的铅笔……你可记得那根白蜡笔？总是最长———不像红的和蓝的———因为它干不了多少活儿，你还记得吗？”
“可它多想讨好人哟！白化病患者的戏剧性效果。无用之美丽不管怎样说，后来我让它干了个够。正是由于它描绘肉眼看不见的物体，才能让人想像很多东西。总之，等待我们的是无可限量的可能性。只是没有天使们罢了，或者如果非有不可，那也必须是一个天使，胸腔有一个巨大的空洞，长着与极乐鸟和兀鹫的混血种相似的羽翼，以及带走年轻灵魂的爪子———不是莱蒙托夫所说的‘拥抱’。”
“是的，我也认为我们不能在此打住。我无法想像我们能停止生存。不管怎么说，我不喜欢变成任何东西。”
“变成漫射光呢？你觉得那怎么样？不太妙，要我说，我坚信出人意料的怪事在等着我们。可惜我们想像不出我们不能将任何一种东西比做什么。天才是那个对雪进行幻想的非洲人。你知道第一批俄国朝圣者穿过大陆时最让他们惊诧的到底是什么？”
“音乐？”
“不，是城市里的喷泉，潮湿的雕像。”
“有时我为你没有乐感而暗暗生气。我父亲的耳朵灵得很，有时他躺在沙发上哼一整出歌剧，从头至尾。一次在他那样躺着的当口有个人走进隔壁房间跟母亲聊起来，他对我说：‘那是某某人的声音，我20年前在卡尔斯巴德【Carlsbad，美国新墨西哥州东部的城市】见过他，他答应将来哪天来看我。’他的耳朵就灵到这个程度。”
“我今天碰到利斯耐乌斯基，他提到他的一位朋友抱怨卡尔斯巴德今非昔比。从前那才叫风光呢！他说：你端着水杯站在街上，你身旁就是爱德华国王……仪表堂堂的英俊男士……地道英国面料的礼服……你干吗这么不开心？怎么啦？”
“没什么。有些事你永远不会明白。”
“别这么说。为什么你的皮肤这儿烫那儿凉？你不冷吧？最好就着灯看那只蛾子。”
“我早就看过了。”
“你可想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蛾子朝亮光飞去？谁也不知道其中的缘故。”
“你知道吗？”
“我始终认为我一分钟内便能猜出答案，只要我用心去琢磨。我父亲曾经说过这种情形最像平衡的失去，好似你在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受到一道水沟的引诱。光与黑暗相比较而言是一个真空。瞧它在绕圈子！不过这里有更深邃的含意———只消一分钟我就能悟出来。”
“可惜你终究没有把你的书写出来，我有一千个为你准备的计划。我有一种清晰的感觉，将来哪天你准能一鸣惊人，写出气势恢宏的巨著，让每个人倒抽一口气。”
“我要写，”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诙谐地说，“一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
“你喜欢写什么都行，但它必须非常、非常真实。不用说我非常喜欢你的诗，但是它们从未达到应达到的深度。所有的词汇都比你真正的词汇小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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