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往下走到湖畔的沙滩上，在鼎沸的嘈杂声中，他精心编造的、似有魔法护佑的结构裂为碎片，他厌恶地瞧见起皱歪扭、被人生的东北风吹成畸形、几乎全裸或者说多少有点衣物的———后者更加骇人———游泳者的躯体(小资产者，游手好闲的工人)在肮脏的灰沙上挪动。在湖畔公路与狭窄的湖口平行的地方，湖口被一排木桩隔在外面，它们支撑着松垂的电线看上去饱受折磨的残余部分，木桩旁边的位置尤其受到湖畔常客的青睐———一方面因为可以方便地悬挂裤子，将背带套在上面即可(内衣裤搁在灰扑扑的荨麻上)；一方面因为人背后的那道栅栏带来的朦胧的安全感。
老头们的布满浓密汗毛和肿胀血管的灰色双腿；平脚板；皮肤如玉米的黄褐色包皮；肥猪似的粉红色大肚子；身子潮湿、哆哆嗦嗦、肤色苍白、嗓音喑哑的少年；圆球似的乳房；肥厚的臀部；松弛的大腿；微蓝的水痘；鸡皮疙瘩；两腿向外弯曲的姑娘长满小脓胞的肩胛；肌肉发达的小流氓结实健壮的脖颈和臀部；满意的脸上无望的、不信神灵的空虚茫然；嬉耍；狂笑；聒耳的溅泼声———凡此种种，形成了那种享有声誉的德国人的好脾性的典范，它能在任何一刻轻而易举地变成疯狂的喧嚣。在这一切之上，尤其是在星期天拥挤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一股令人难忘的气味占据了统治地位：灰尘、汗水、水中黏液、龌龊的内衣裤、被风干的贫困的气味；被风干、烟熏、罐装、一美分一片的灵魂的气味。不过湖本身，凭借对岸鲜绿的树丛以及湖中心的一片微微荡漾的波光，保持了它自己的尊严。
选中掩映在香蒲丛中的一条僻静的小溪以后，费奥多尔下水游起来。水的温暖的黑暗裹住了他，太阳的光斑在他眼前闪耀。他游了很久，半小时，5小时，24小时，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终于，6月28日下午3点钟光景，他出水走上对岸。
走出湖边的菠菜地，他即刻发现自己来到一片小树林里，他从这儿爬上一个晒得滚烫的山坡，赶紧在阳光下晒干身子。他右边是一个长满灌木丛和刺藤的山谷。今天，正如他每回来时一样，费奥多尔往下走进那个一向吸引他的山谷，仿佛他不知何故为那个陌生小伙子的死感到内疚，他在此处开枪自杀———正是此处。他想起亚历山大·雅可芙列芙娜过去常来这儿，用她那双戴着黑手套的小手有目的地拨开灌木丛……当时他不认识她，不可能看见那幅情景———但是根据她对自己多次来此地的叙述，他觉得准是这个情形。对什么东西搜索一番，草叶的沙沙声，又戳又捣的雨伞，明亮生辉的眼眸，随着阵阵啜泣不住翕动的嘴唇。他想起今年春天他见到她的情景———最后一次———在她丈夫去世以后，想起那些令他心神昏乱的奇怪感受，当时他正在凝眸注视她低垂的面孔和那种超凡脱俗的眯眼蹙额的表情，仿佛他俩平素从未谋面，眼下他正从她脸上捕捉她与已故丈夫的相似之处，他的死通过某种隐匿至今、令人悲郁的血缘关系表现在脸上。次日她动身去里加的亲戚家，她的面颊，有关她儿子的故事，她家里的文学晚会，以及亚历山大·雅可夫列维奇的精神病———刑期已满的这一切———此时出于自愿卷成一团来到一个终点，恰似一个生活包袱，横着打上结，将被长期保留，但永远不可能被我们懒惰成性、一再耽搁、薄情寡义的双手解开。他惶惶不安地生出一个决不允许它深藏并迷失在他灵魂储藏间的角落里的欲望，一个利用所有这一切的欲望，用于他本身，用于他的来世，用于他的思想，以利于它按照一种新的方式迅速成长。有一种方式———惟一的方式。
他登上另一个山坡，在坡顶一条复又往下斜的小径旁，坐在一株橡树下的长椅上的，是一位肩膀浑圆、一身黑色西服的年轻人。他肯定热得吃不消，赤身裸体的费奥多尔暗想。坐着的人抬起头张望……太阳转过来，用摄影师的一个微妙的手势略略抬起他的面庞，一张没有血色的脸，两只间距过宽、目光短浅的眼睛。在他浆硬的衣领(在俄国一度被称为“狗的喜悦”)的两个尖角之间和松弛的领带结之上是一枚闪闪发光的衬衫饰纽。
“你让太阳晒得这么黑，”孔切耶夫说，“这样不会对你有什么好处。请问，你的衣裳呢？”
“在那儿，”费奥多尔说，“在对岸，树林里。”
“它们保不准会给谁偷走，”孔切耶夫说，“有句谚语不无道理：慷慨大方的俄罗斯人，扒窃有术的普鲁士人。”
费奥多尔坐下来说：“根本没有这句谚语。顺便问一下，你可知道咱俩在什么地方？那几片黑刺莓灌木丛过去，那下面，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的男孩，诗人，开枪自杀的地方。”
“哦，是这儿吗？”孔切耶夫的话音里不含特别的兴趣，“你知道，他的奥尔嘉刚刚嫁给一位皮货商，去了美国。跟普希金的奥尔嘉嫁给的那位持矛轻骑士不完全是一个类型，但仍然……”
“难到你不觉得热吗？”费奥多尔问道。
“一点不热。我胸部发虚，总是手脚冰凉。当然谁要是坐在一个赤条条的汉子身边，他就会完全意识到世上存在着男式服装商店，他的身体仿佛失去了知觉。另一方面，我以为任何脑力劳动对于在这种一丝不挂的状态下的你来说都是断然不可能的。”
“这一点说得好。”费奥多尔咧嘴笑着说，“一个人似乎生活得更加肤浅———在他自己皮肤的表面……”
“言之有理。你惟一关心的是让自己的身体昼夜巡逻，同时追随太阳的踪迹。不过思想喜欢帷幔和暗箱。阳光的好处在于其提高阴影价值的程度。一座不设狱卒的监狱，一个没有园丁的花园———这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安排。告诉我，你有没有读过我对你的书的评论？”
“读过。”费奥多尔答道，一边注视着一只尺蠖蛾的幼虫察看两位作家之间具体有多少个英寸。
“我确实读过。我原先打算给你写一封感谢信———你知道，用动人的笔触提到你文章中的过奖之处及其他内容———稍后又觉得这样做会把无法忍受的人类气息引入自由观点的范畴。更何况———如果我写出一本好书，我应该感谢自己而不是你，正如你得为欣赏书中的精彩之处感谢你自己而不是我一样———难道不对吗？倘若我们互相鞠躬致意，那么，一旦我俩当中谁停下来，另一人会觉得挺不是滋味，继而愤然离去。”
“我没有料到你说出这些不言自明的实话。”孔切耶夫微微一笑，“不错，你说的全都在理。我一生中有一回，只有一回，感谢一位评论家，他的反应是：‘嗯，我真的喜欢你的书！’‘真的’这两个字让我一辈子清醒。顺便提一下，关于你，我想说的话还没有统统说出来呢……你为并不存在的缺陷受到这样的批评，使我永远不想翻来覆去地念叨那些在我看来再明显不过的毛病了。此外，在你的下一部作品中，要么你改掉它们，要么它们发展成纯粹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长处，就像胎儿身上的一个微粒变为一只眼睛。你是动物学家，对吧？”
“在某种程度上———一名业余研究者。不过这些缺陷是什么？不晓得它们与我所知道的是否一致。”
“第一，对词汇的极度信任。为了阐述必要的思想，偶尔将它偷运进来。句子也许挺出色，但仍然依靠走私，而且是无缘无故的走私，因为合法的道路是畅通的。不过你的走私者利用一种晦涩的文体为掩护，带着各种复杂的雕琢痕迹，任意进口那些免税商品。第二，在原始素材的加工中有些累赘。你好像吃不准是否该把你自己的风格强加给昔日的讲话和事件，还是凸现它们自己的风格。我花工夫将你书中的一两段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的背景进行对照，你肯定已经用过的相同版本，因为我发现纸页间有你的烟灰。第三，你有时将模仿诗人提升到写真主义的水准上，使其实际上成为一种严肃认真的思想，但在这个层面上它顿时踉踉跄跄，堕入一种你自己的癖性，而不是对一种癖性的模仿，尽管它恰好是你正在揶揄讥嘲的那种东西———仿佛某人正在模仿一位演员懒洋洋地朗读莎剧，一时间被剧情吸引，开始一本正经地发出洪亮的声音，不料无意中读错了一行。第四，我们从你的一两个转折中觉察到某种若非自动便是机械的成分，表明你正在发挥你自身的优势，并且走上一条你发现的坦途。在其中一段，譬如，单单一个双关语便用做这样一种转折。第五，也是最后一点，你有时说的话主要是为了刺痛你的同龄人，但是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告诉你，没有哪样东西能像一枚发夹那样轻易丢失———更不用提时尚的最微小的偏离方向能让发夹成为废物。想想有多少锐利的小玩意儿被发掘出来，没有哪位考古学家能说出它们到底派上什么用场！真正的作家应该忽略各类读者，除了将来的读者，因为到那时他们仅仅是映现在时间里的作者。这几点，我想，概括了我对你的批评意见，总而言之它们微不足道。它们完全被你成就的光辉所掩盖———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多谈一些。”
“哦，那就不怎么有趣喽。”费奥多尔说道，他在对方做出这一大段指责性发言(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萨利阿斯公爵，格里戈罗维奇以及博博雷金曾经写下这样的字眼)时带着赞同的神态频频颔首。“你对我的缺点做出了非常出色的诊断，”他继续说，“它们与我对自己的批评意见不谋而合，虽说，当然，我把它们按照不同的顺序排列———某几点是并列的，而其他几点进一步细分。不过除了你在我书中发现的缺陷，我还意识到至少另外三点———它们，也许，是最要紧的。只是我永远不会告诉你而已———它们也不会出现在我的下一本书里。你现在想谈谈你的诗吗？”
“不，谢谢你，还是不谈的好，”孔切耶夫怯怯地说，“我有理由相信你喜欢我的作品，可是我本能地讨厌谈到它。小时候，睡觉前我总要念一大段晦涩费解的祷文，是由我母亲———一位虔诚但很不幸的女人教给我的(她，当然，会说这两点互相矛盾，但即便如此幸福也确实没披上修女的面纱)。我记得这段祷文，持续念了好几年，几乎直到长成一个小伙子为止，不过有一天我仔细琢磨它的意义，理解了所有的词儿———刚刚理解便忘得干干净净，似乎破坏了一种无望复原的魔力。我觉得我的诗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倘若我试图使它们合乎理性，便会在一瞬间丧失写诗的能力。你，我晓得，很久以前用词汇和意义使你的诗讹误迭出———你现在几乎不再继续写诗了。你太富有，太贪婪。缪斯的魅力在于她的贫穷。”
“你知道，说来也怪，”费奥多尔说道，“一次，大概三年之前，我非常生动地构想一次与你就这些话题展开的对话———你知道实际交谈居然与它有些相似！尽管，当然，你不知羞耻地讨好我，使尽浑身解数。我与你素不相识却对你十分了解的事实带给我的幸福真是难以置信，因为这意味着世上有些结合完全不取决于牢靠的友谊，愚蠢的嗜好或‘时代精神’，也不取决于诗人们那些具有心灵象征的组织或学会，其中有一打簇拥在一起的平庸之辈依靠他们的共同努力‘容光焕发’。”
“不管怎样我想提醒你，”孔切耶夫坦率地说，“不要因为我们的相似之处而忘乎所以。你我在许多方面大相径庭，我们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习惯。你的费特，譬如，我就不能忍受，另一方面我又是《双面间谍》和《着魔的人》的作者的忠实崇拜者，你往往对他不屑一顾……你身上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东西———你的圣彼得堡的风格，你的法国人的污点，你的新型的伏尔泰哲学以及对福楼拜的癖好。我发现，恕我直言，你的淫秽放荡的裸体实在不堪入目。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有这些保留，这样说兴许不无道理，什么地方———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另一个高度，通过谁的视角，顺便说一下，你的看法甚至比我还要模糊，在我们人生的边缘的什么地方，十分遥远，非常神秘，难以言传，我们之间正在产生一条相当神秘的纽带。不过你感觉并说出这一切是因为我称赞你出版的书的缘故———那也是巧合，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我考虑过这一点。尤其因为我曾经妒忌你的声誉。不过凭良心说———”
“声誉？”孔切耶夫打断他的话，“别逗我发笑了。谁知道我的诗？1000，1500，顶多2000个有些灵性的侨民，其中90%的人不理解它们。300万流浪者中的2000个！那是一般的成就，谈不上声誉。将来，或许，我能获取补偿，不过得过很久，普希金《回忆录》中的通古斯人和卡尔梅克人【Kalmuk，居住在苏联高加索东北部和中国新疆北部的蒙古族人】才会开始从对方手中夺走我的《交流》，那位芬兰人在一旁羡慕地观看。”
“可是还有一种令人欣慰的感觉，”费奥多尔若有所思地说，“一个人可以凭借遗产的力量。有朝一日，就在此地，在这个湖畔，这株橡树下，一位来访的空想者坐在这里，想像你我一度坐在这里的情形，这种假设对你难道不是很有趣吗？”
“那位历史学家会干巴巴地告诉他，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散过步，我们几乎素不相识。如果我们确实见过面，也仅仅是谈论一些日常琐事。”
“不过且试试看！试着体验那种奇怪的、将来的、怀旧的激情……灵魂上的所有汗毛根根直竖！终止我们半开化的时间观念大抵是一桩好事。当人们谈论地球将在一万亿年内凝固，万物将不复存在，除非我们的印刷车间及时迁往另一个邻近的星球时，我觉得格外舒心。或者有关未来的昏话：已经有这么多时间拨给宇宙，它的末日本该来临，正如不可能在一小段时间内设想整整一枚鸡蛋躺在路上，路边走过一列绵延不绝的行军队伍。我们将时间混同于一种成长的感觉是我们本身的局限引起的结果，它永远处于眼前的层次，意味着它在往昔积水的深渊和未来飘渺的深渊之间不断地上升。生存因而是未来朝向往昔的一种永恒的转变———一个大致捉摸不定的过程———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物质形变的一种反映。在这些情况下理解世界的尝试沦为理解被我们自己故意弄得无法理解的事物的一种企图。敏锐的思想达到的荒唐程度只是它属于人类的一种自然且通用的标志，努力获得一个答案无异于要求鸡汤发出格格声。我所发现的最诱人的理论———世上没有时间，万物都是一道光圈似的位于我们的混沌之外的眼前———只是一个虚无且有限的假设，正如所有其他理论一样。‘等你长大后便会明白。’这是我所知道的至理名言。如果再补充说自然界创造天下万物时将一切看成重影(哦，这种无法逃避、交上厄运的配对：马———牛，猫———狗，耗子———老鼠，跳蚤———臭虫)，活的躯体结构的对称性是双重世界旋转的结果(一个旋转了足够长时间的顶端兴许将开始生活、成长并繁衍)，在我们竭力追求对称、追求不平等时，我能察觉渴望真正自由的一声悲嚎，挣脱圆周的一种欲望……”
“先生，报纸上登了，明天肯定会下雨。”年轻的德国人终于开了腔，此人紧傍费奥多尔坐在长椅上，在他眼里酷似孔切耶夫！
又是想像———不过真可惜！我甚至替他虚构了一位已故母亲以便诱捕现实……为什么和他的谈话从来不能发展成为现实，挣脱束缚冲向现实？或者这是一种现实，不需要其他更好的东西……鉴于一次真正的交谈只能使人理想破灭———伴以结结巴巴的叙述，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的揶揄，以及小词的残骸？
“云层将要到来。”那位填补孔切耶夫的德国人继续说，同时指着西边天空冉冉升起的一朵胸脯丰满的云。(一名学生，极有可能。也许富于哲学家或音乐家的气质。此时雅沙的朋友在哪里？他几乎不可能来这里。)
“大约4点钟到。”他补充了一句，作为对费奥多尔问题的回答，一边拿起手杖，起身离开长椅。他那黝暗、伛偻的身影沿着阴影笼罩的小径渐渐远去。(兴许是一位诗人？毕竟，德国准有诗人，孱弱的诗人，土生土长的诗人———然而终究不是屠夫。或者仅是肉食的一道饰菜？)
他懒得游回对岸，慢悠悠地走在湖边的小径上。在一面宽阔的沙土斜坡浸入湖水的地方，担惊受怕的松树支撑着浮动的堤坝，裸露出根部。还有几个人，下边的一片草地上躺着三具赤裸裸的尸体，白色的、粉红的、褐色的，恰似太阳行动的三种样品。再往前，沿着湖泊的弯曲部分，是一条蜿蜒泥泞的小径，下面的黏黑土沾在他的光脚板上，使他身心爽快。他重又爬上一座覆满松针的斜坡，穿过光影斑驳的树林朝他的秘密藏身处走去。一切都是欢快的、悲凄的、明亮的、幽暗的———他不想回家，可是现在已经到时候了。有一刻他躺在一棵老树旁，依稀觉得它曾经向他点头示意。“让你看一样有趣的东西。”一支小曲在林间响起，随即进入视线、疾速而行的，是五位修女，黑衣衫白头巾———这支小曲，吟唱者半似女生，半似天使，久久萦绕在她们周围。第一位和第二位边走边俯身拔一朵羞答答的花儿(费奥多尔肉眼看不见，虽说他躺在近旁)，然后敏捷地将其抹直，同时拔高到与其他花儿平齐的位置，伴着节奏将这朵鬼花加在一束幽灵似的花中，凭借一个田园诗般的手势(拇指和食指触摸的一瞬间，其他手指优雅地弯曲)———浑似舞台上的场景。一切事物中还有多少深意，魅力和技艺又有怎样的无限性，什么样的一位导演隐匿在松树后面，一切计算得多么巧妙。她们稍稍偏离秩序地行走，然后又恢复正常的排列，前面三个后面两个，后面的一个短促地格格傻笑(典型的修道院式的幽默感)，因为倏忽间前面一个已经利用一种膨胀的指法，几乎将自己的双手拨在一个无比美妙的音符上。歌声渐远渐弱，而另一只肩膀依然微倾，手指寻觅一根草茎。不过后者，仅仅摇了摇，继续在阳光下闪烁……以前这个发生在何处———什么曾经挺直腰肢开始摇曳？现在她们全都从林间离去，穿着缀有纽扣的布鞋。几个半身赤裸的小男孩，佯装在草丛中找一只球，粗鲁呆板地重复一小段她们的歌(用的是音乐家所说的“小丑吟唱副歌”的腔调)。为它配备了怎样的服装布景和道具！有多少劳动投入这轻松短暂的场景，投入这机敏熟练的横越，什么样的肌肉裹在那看似厚重的黑布下面，代人祈求的祷告结束之后将换上质地轻薄的芭蕾舞长裙！
一朵云挡住了太阳，树林里的光线飘忽不定，渐渐变得越来越暗。费奥多尔走到他留下衣裳的那片隙地。拨开一簇向来体贴入微地掩蔽它们的灌木，他在下面的洞里仅仅寻见一只帆布胶底运动鞋。他的旅行毛毯、衬衫和长裤都已消失。有一则故事，大意是一位不当心从车窗失落一只手套的旅客赶紧抛出它的伴侣，这样发现它们的人至少能有完整的一双。照目前的情况，窃贼的行径正好与之相反。那双破烂不堪的运动鞋兴许对他无甚用处，不过为了取笑受害者，他拆散了这一对。此外，还在鞋里留下一张报纸的残片，上面有一个铅笔签名———“非常感谢”。
费奥多尔四下信步闲逛，没有发现任何人、任何东西。那件衬衫领边袖口已经磨损，丢了他并不在乎，只是他有些心疼那块彩格呢旅行毛毯(大老远地从俄国买来)和最近刚买的那条优质法兰绒长裤。跟长裤一起遭窃的有20马克，两天前取出，为了好歹支付一部分房租。另外丢失的还有一小截铅笔，一块手帕，一串钥匙。最糟糕的兴许是后者。如果家里正好没人，十有八九会是这样，那就不可能进入公寓。
一朵云的边缘开始燃烧，发出耀眼的光芒，太阳跃出云层。它释放出无比炽热、带来福祉的能量，致使费奥多尔忘记自己的烦恼，躺在苔藓上仰望第二个硕大无朋的雪白的巨物渐渐临近，它一边前进一边吞噬蓝色。太阳平稳地滚进云团，它的适于葬礼的烈焰边缘在它滑过白色积云之际不停滞地颤抖和爆裂。接着，找到一条出路，它首先射出三道光线，继而扩展，使一双眼睛充满斑斑点点的火光，同时开始排斥眼睛(于是无论你将目光投向何方，都有多米诺骨牌的图形从眼前掠过)。随着光线变强或变弱，树林里的所有阴影呼吸并且做俯卧撑。
向他提供一个纯属偶然的小小安慰的是这样的事实：由于西奥果列夫明天要离开此地去丹麦，因此会多出一串钥匙———意味着他可以对他那串钥匙的丢失只字不提。离开，离开，离开！他想像着最近两个月他不断想像的事情———开始(明晚)他与济纳的充实生活———放松，平息。与此同时，一团裹住太阳的云，膨胀，扩展，带着隆起的青绿色筋络，孕育雷电的根部一个火烧火燎的疥疮。它那笨拙臃肿的庞大身躯巍然矗立，拥抱他、天空和树。接受这种压力似乎是人无法承受的一种怪异的喜悦。一缕轻风掠过他的胸脯，他的激情缓缓消退。空气变得昏暗窒闷，应该立刻赶回家。他重新在灌木丛下摸索一阵，耸耸肩膀，收紧行李箱上的皮带———动身走上归途。
当他离开树林开始横穿马路时，他光脚板底下柏油的黏稠给他一种愉悦的新奇感。走在人行道上也挺有趣。梦境的轻浮。一个头戴黑毡帽的上了年纪的行人，停下脚步，回头目送他走远，吐出一句粗鲁的议论。然而随即，作为幸运的补偿，一位双目失明的男子，膝上搁着一架六角形手风琴，背倚一堵石壁而坐，小声嘟囔着乞求施舍，挤出一个音乐多边形，似乎这样没什么不妥(这很怪，不过———他明明听出我光着脚)。两名上学的男孩朝这位赤身露体的行人大声嚷嚷，同时骑着车经过他身边，紧贴着一辆有轨电车的屁股。一群麻雀返回两道车轨之间的草皮，它们刚刚给哐啷哐啷的黄色电车吓得魂飞魄散。雨滴开始坠落，好像什么人正将一枚银币贴在他身体的不同部位上。一位年轻的警察离开一个书报摊，踅到他面前。
“不准你这样在市内走来走去。”他说着，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费奥多尔的肚脐。
“我的东西全给人偷了。”费奥多尔简单地解释说。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警察说。
“是不可能，不过它确实发生了。”费奥多尔点点头说(几个过路行人已经在他们身边停下脚步，倾听这场对话)。
“无论你是否遭劫，不准你赤身裸体地在大街上乱走。”警察说，平添了几分愠怒。
“是这理，不过我好歹总得走到出租车站吧———不是吗？”
“这副模样不行。”
“很遗憾我无法化成烟或变出一套衣裳来。”
“告诉你，不准你这样走来走去。”警察说。(“闻所未闻的恬不知耻。”从后面传来什么人粗声大气的评论。)
“要是那样的话，”费奥多尔说，“就得劳驾你替我叫一辆出租车，我待在这儿。”
“裸身站立也是不允许的。”警察说。
“那我脱掉短裤，模仿一尊塑像？”费奥多尔提议道。
警察掏出笔记本，猛地将铅笔拔出笔套，一失手铅笔落在人行道上。某个工匠谦卑地俯身将它拾起。
“姓名？地址？”警察怒气冲冲地问。
“费奥多尔·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费奥多尔答道。
“不准耍花招，告诉我你的姓名。”警察大声咆哮。
另一名警察来到现场，警衔高他一级，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衣裳在树林里给人偷了。”费奥多尔耐心解答，蓦地觉得自己被雨淋得全身透湿。一两个行人在一道凉篷的掩蔽下跑起来，一个紧挨他的胳膊肘站着的老太太撑起雨伞，险些磕出他的一只眼珠。
“谁偷的？”警察小队长问道。
“不知道，再说，我也不在乎，”费奥多尔说，“眼下我想回家，却被你们扣押在这儿。”
雨骤然变急，扫过柏油路。它的整个表面仿佛布满蹦蹦跳跳的小蜡烛。两个警察(被雨水淋皱涂黑)大概已将暴雨视为一种环境，它使游泳裤即便不适宜、至少也是允许的。年轻一些的警察再次企图获得费奥多尔的住址，可是他的上司却挥挥手。他们两人，稍稍加快均匀的步速，在一家杂货店的凉篷下转身离去。闪亮生辉的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迅速跑过哗哗泼溅的雨水，拐一个弯，飞快地钻进一辆轿车。
到家后吩咐司机在门外等候，他摁响晚上8点前自动开启前门的门铃，匆匆奔上楼梯。他被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迎进客厅。里面全是人和东西：西奥果列夫穿着衬衫，两个伙计正在捣鼓一只木箱(里面，看样子，是一台收音机)，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帽设计师，身旁是一只帽盒，一卷电线，一堆从洗衣房取回的内衣裤……
“你疯了！”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嚷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替我付出租车费。”费奥多尔说着，扭动他冰冷的身子穿过在场的人和东西———临了，跨过几只行李箱组成的屏障，磕磕绊绊地走进自己的房间。
那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吃晚餐，稍后将到的有卡萨特金夫妇，波罗的海伯爵，其他一两位……餐桌上费奥多尔将他的不幸遭遇添枝加叶地叙述了一番。西奥果列夫开怀大笑，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想了解(不无缘由地)那条长裤里有多少现金。济纳只是耸耸肩，用异乎寻常的坦率口吻敦促费奥多尔喝些伏特加，显然担心他着凉感冒。
“嘿———我们的最后一晚！”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说着，心满意足地笑了一阵。“祝你好运，先生。有人几天前告诉我，你快速写完一篇恶语中伤彼得拉谢夫斯基的文章。难能可贵。我说，老婆，那儿还有一瓶，我们喝了没啥意思，还是给卡萨特金两口子吧。”
“……这么说你打算继续做孤儿，”他继续说，同时开始对付意大利色拉，带着十足的醉意狼吞虎咽，“照我看我们的济纳伊达·奥斯卡洛芙娜不会很好地照顾你。嗯，公主？”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爱的老兄，意想不到遇背运，国王如今成下人。我从不认为命运之神会朝我展颜微笑———用手碰木头【按迷信说法，用手碰木头可以避邪】，用手碰木头。唉，去年冬天我反复琢磨该怎么办。束紧腰带呢，还是拿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卖几个钱？你我同住了一年半的时间，我说这话请勿介意。明天我们分手———兴许永无重逢之日。人受命运捉弄。今朝快活，明朝哆嗦。”
晚餐结束，济纳下楼开门迎进房客之后，费奥多尔悄无声息地退回自己的房间，风雨为那里的一切注入了活力。他虚掩上那扇竖铰链窗，但是片刻之后黑夜说：“不可。”它带着一种眼睛瞪大的执拗劲儿，暗中不屑一顾的神气，撞击着进入屋里。“我十分欣慰地获悉塔妮娅生了一个小姑娘，我真为你和她感到高兴。几天以前我给塔妮娅写了一封抒情诗般的长信，不过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上面的地址写错了。我写的不是‘122’，而是其他数字，不假思索地，正如我以前曾经做过的那样，我不知道这为何发生。某人一个地址写过不知多少遍，机械重复准确无误，忽然他犹豫起来，很不自在地瞅着它，看出自己对它没把握，它似乎变陌生了，非常奇怪……你知道，正如一个简单的词儿，比方说‘ceiling’【英文，意为“天花板”】，将其视为‘seaing’或‘sea-ling’，直到它变得完全陌生未经驯服，恍若‘iceling’或‘inglice’【英语没有这两个词】。我以为有朝一日整个人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管怎样，但愿塔妮娅得到的一切都是愉快的，绿色的，犹如莱希诺的夏季。明天我的房东夫妇要出远门，我高兴得不知所措。不知所措———一种令人无比快慰的情形，犹如在屋顶上过夜。我将在阿迦门农施特拉斯再待一个月，然后搬到别处。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顺带说一句，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传》非常畅销。究竟是谁告诉你布宁说过它的好话？此时它们在我看来已经像是古代历史，我写书时的殚精竭虑，那一次次的心潮澎湃，对钢笔的维修护理———眼下我空空荡荡，干干净净，准备接纳新的房客。你瞧，格鲁内瓦尔德的太阳把我晒得像吉卜赛人一样黑。某样东西正开始成形———我考虑写一部传统小说，带有某些‘模式’的爱情，命运，对话……”
门忽然打开。济纳探进半个身子，顾不得松开门把手，将什么东西掼在他的书桌上。
“把这钱付给房东。”她说。她觑了他一眼，旋即消失。
他摊开那张钞票。200马克。这个数目似乎很庞大，但是瞬间的计算表明它仅够付上两个月的欠账———80+80，35马克用于下个月，从现在开始不包伙。但是当他凝神寻思时，一切都变得莫名其妙，上个月他没吃过一顿午餐，不过另一方面他顿顿都能吃到比较丰盛的晚餐。此外他还在那段时间捐献了10(抑或15)马克。他还欠着打电话的钱，以及其他一两笔微不足道的款项，诸如今天的出租车车费。解决这个难题超出他的能力，使他感到厌烦。他把钱塞到一本词典下面。
“……带有对大自然的描写。我很高兴你正在重读我写的东西，不过现在到了忘掉它的时候———它不过是一篇习作，一次尝试，学校放假前的一篇小品文。我一直非常惦念你，也许(我重复一遍，我不知道它将怎样……)我打算来巴黎看你。总之明天我将遗弃这个国家，像头痛一样实难忍耐的国家。这里的一切在我眼里面目可憎，与我格格不入。这里一部关于乱伦或某一垃圾题材的小说，某个卖弄辞藻、使人恶心、伪装野蛮的战争故事被视为文学之巅。这里其实没有文学，而且此种状况由来已久，这里拨开那极为单调、极为民主的沉闷压抑———又是伪装———的浓雾，出现在你眼前的是同样破旧的长统靴和钢盔。在这里的文学中我们民族被强逼的‘社会意图’已经被社会机遇取代———等等，等等……我可以继续写很多———有趣的是50年前第一位手提一只皮箱的俄罗斯思想家常常潦草书写雷同的内容———一个再明显不过、以致变得甚至陈腐乏味的指控。早些时候，另一方面，在上个世纪中期的黄金岁月，天哪，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小小的舒适宜人的德国’———砖砌的村舍，孩子们去上学，农民不用棍子打他的马……别急，他自有一套折磨它的德国方式。在一个温暖的隐蔽处，用烧红的烙铁。是的，我早应离开，但由于某些个人环境(更不用提我在这个国家美妙的独居与周围冷冰冰的世界之间绝妙有益的反差。你知道，寒冷的国家的住宅比我们温暖的南方住宅，绝缘保暖性能较好)，不过就连这些个人环境也能出现这样一个转折，以致也许，我将很快离开这个禁锢人的国度。我们何时重返俄国呢？何等愚蠢的矫情、何等贪婪的呻吟将由怀着天真愿望的我们传达给俄罗斯民众！不过我们的思乡病不是历史造成的———仅仅是人性使然———怎么才能向他们解释呢？这事对我，当然，要比对另一个住在俄国以外的人容易，因为我断定自己将重返俄国。首先由于我带走了开启她的钥匙，其次由于，无论何时，一二百年间———我将生活在我的书里———或者至少是在某位研究者的脚注里。此刻你萌生一个历史性的希冀，一个文学性暨历史性的希冀……‘我渴盼不朽的声望———甚至渴盼它的世俗的阴影！’今天我给你写滔滔不绝的废话(滔滔不绝的思绪)，因为我健康愉快———此外，所有这些都与塔妮娅的孩子有某种间接的联系。
“你询问的文学评论杂志名为《灯塔》。这本杂志我手头没有，不过我想你可以在任何一家俄文书店找到。奥莱格叔叔没来信。他什么时候寄出的？大概你记错了。好吧，就这样。多保重，拥抱你。夜晚，雨水悄然而落———它已经发觉它夜间的韵律，现在能持续到永恒的境界。”
他听见客厅里充满宾客出门的杂沓声响，听见某人的雨伞落地，被济纳召唤的电梯辘辘行驶，然后停下来。一切复归寂静。费奥多尔走进餐室，西奥果列夫坐在桌边敲最后几只核桃，半边腮帮子在用力咀嚼，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在收拾桌子。她那胖乎乎的暗红色脸蛋，泛着光泽的鼻翼，紫色的眉毛，杏黄色头发在毛根剃尽的肥厚颈背上变成粗糙的蓝色，她蔚蓝的眼珠连同被睫毛膏沾污的眼角，将它的凝视短暂浸入壶底浑浊的渗流，她的戒指，她的深红色胸针，她肩膀上饰以花卉图案的方形披巾———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质地粗糙但用浓艳色调信笔涂抹的图画，风格多少有些平庸。她戴上眼镜，取出一张写有数字的纸，这时费奥多尔问自己欠她多少钱。闻听此言西奥果列夫惊讶地蹙起眉毛。他早已断定他们将无法再从他们的房客那儿拿到一个子儿。本质上他是一个仁慈和蔼的人，昨天还建议妻子不要硬逼费奥多尔，而是过一两个星期从哥本哈根写信给他，扬言要跟他亲戚联系。结完账，费奥多尔从200马克中留下三个半马克，转身回房睡觉。在过道里他遇见从楼下返回的济纳。“怎么样？”她问，将一只手指摁在开关上———一个半是询问、半是催促的感叹号，意思相当于：“你要从这儿过吗？我正要关掉这儿的灯，快点呀。”她裸露的臂膀上的浅凹，穿着天鹅绒拖鞋、裹着浅色丝绸的双脚，低垂的脸蛋。黑暗。
他上了床，开始枕着淅沥的雨声入眠。正如介于知觉与睡眠之间的一贯的情形，各种言辞的拒绝，晶莹闪亮，丁零作响，强行闯入。“那个基督徒的夜晚的清晰脆亮、喀嚓喀嚓的咀嚼，上方是一颗金黄色的星”……他谛听片刻，渴望聚拢它们，利用它们同时形成自己的思想：亚斯纳亚·波利安娜的消逝的光线，普希金之死，遥远的俄国……然而由于这不起作用，韵律的效果进一步扩展：“一颗正在坠落的星，一块正在巡游的橄榄石，一名飞行员的化身……”他的头脑越来越低地陷入鳄鱼般皱裂的头韵的地狱，陷入词语在阴间的合作性组织。通过它们荒谬的聚积，枕套上的一枚圆纽扣硌着他的脸颊。他翻过身，在漆黑的背景下，赤身裸体的人们跑进格鲁内瓦尔德湖，一个被灯光映亮的花押字，状若纤毛虫，循着对角线轻盈地滑向他眼睑下方视野的最高角落。他脑袋里某一扇关闭的门后，他握住它的把手但正要转身离去。他的思想开始与某人讨论一个复杂且重要的秘密。然而门敞开一分钟，显示出他们的话题是椅子、桌子、马厩。霎时间，在渐趋浓密的雾团里，通过理智的最后一道收费门，传来一只电话铃的银色的颤栗，费奥多尔骨碌滚动，脸朝下，跌倒……颤栗滞留在他指间，仿佛一根荨麻戳了他一下。在客厅里，济纳已经将听筒放回黑盒子，站立不动，看样子吓得不轻。“有关你的事情，”她压低嗓音说，“你以前的房东太太弗劳·斯托博伊。她想让你赶紧过来，有人在她住的地方等你，快点。”他套上一条法兰绒长裤，气喘吁吁地走上大街。柏林每年这时候总有某种与圣彼得堡的白夜相仿的东西：天空灰暗而清澈，一座座房屋滑过身边，浑似肥皂泡映出的幻景。几个夜班工人已经破坏了街角的人行道，行人得缓缓走过一块块石板之间的狭窄通道，每人在入口领到一盏小灯，走到出口时得将它挂在拧入一根柱子的铁钩上或者干脆搁在人行道上的空牛奶瓶旁。放下灯后，他急急跑过几条昏暗无光的街道，对某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对某件不可能发生、超出常人想像的事情做出预感，用幸福和恐怖的雪白混合物，溅泼着他的心房。黑暗中，一群戴着墨镜的盲童成双结对地走出一座学校大楼，经过他身边。他们晚上学习(他们就读的学校为了节俭陷入黑暗，白天容纳眼睛看得见的孩子)，陪伴他们的牧师酷似莱希诺乡村学校的校长贝希科夫。倚着一根灯柱，耷拉着毛发蓬乱的脑袋，裹在条纹灯笼裤里一双镰刀似的腿呈八字形张开，双手插进裤兜，站在那儿的是一个枯瘦的醉汉，仿佛刚刚走下一份破旧的俄罗斯讽刺画报的纸页。俄文书店依然亮着灯———他们向夜间出租车司机供应书刊。隔着黄色的不透明玻璃，他发现了米沙·别列佐夫斯基的轮廓，他正将佩特里的黑色地图册递给什么人。晚上工作肯定很辛苦！他刚到达他先前常去的地方，激情便重新开始鞭打他。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卷成一捆的旅行毛毯沉甸甸地压着他的手臂———他得加快，可又想不起街道的布局，灰黑的夜晚使一切混沌不清，像在一张底片上一样改变黑暗与明亮两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可以问路，每个人都睡觉了。前面赫然出现一棵杨树，后面是一座高大的教堂，一扇紫红色窗户分隔为若干个色彩绚丽的菱形。里面在举行一场晚礼拜，一位身着丧服、在眼镜和鼻梁间塞了棉球的老太太急着登上台阶。他找到自己的街道，不巧它尽头的一根柱子上有一只戴了铁手套的手，指示行人应从邮局所在的另一端进入，因为在这一端已经为明天的喜庆活动准备了一堆彩旗。不过他担心在兜圈子的过程中错过它，还有邮局———那是后话———倘若母亲尚未收到电报的话。他的目光匆匆掠过布告牌，电话亭，一个头发拳曲的掷弹兵，瞥见熟悉的住宅，几个工人已经将一块狭长的红地毯铺在人行道上，从门口一直延伸到路缘石，过去每逢举行舞会的夜晚，他们在位于涅瓦河堤畔的住宅门前也是这样。他匆匆跑上楼梯，弗劳·斯托博伊随即将他迎进门。她满面红光，套着一件医院的白大褂———她曾经行过医。“千万别太激动，”她说，“快去你自己的房间，等在那儿。你得做好一切准备。”她以颤抖的嗓音补充道，一边把他推进他原以为今生永远不会走入的房间。他抓住她的胳膊肘，一时无法自持，但是被她扭动身子挣脱了。“有一个人来见你，”斯托博伊说，“他在休息……稍等片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这屋子看上去完全像是他至今仍住在里面：壁纸上同样的天鹅和百合，同样的彩绘天花板，饰以美丽的西藏蝴蝶(其中，比如，有纤细灰蝶)。期待，敬畏，幸福的霜冻，阵阵啜泣，令人眼花缭乱的激情，他站在屋子当中动弹不得，倾听并注视着门口。他知道须臾间谁将进入房间，为自己曾经怀疑他的归来而感到吃惊：疑虑此刻在他仿佛具有一个智残者愚钝的偏执，一个野蛮人的怀疑，一个浑噩无知者的自鸣得意。他的心脏即将迸裂，浑似一个临刑前的犯人。不过同时这死刑又如此富有情趣，使得生命在它面前黯然失色，他不能理解他惯常体验的厌恶，尽管，在仓猝构成的梦里，他曾经唤起如今正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霎时间，门剧烈颤动起来(另一扇遥远的门已经在它后面什么地方敞开)，他听见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一种室内摩洛哥皮革踩出的低沉的声音。悄然无声但用惊人的力气将门骤然推开，门槛上站着他的父亲。他头戴一顶镶上金边的船形帽，身穿啥咪呢茄克，两只胸兜里分别揣着烟盒和放大镜。他的褐色面颊，两道清晰的沟纹从鼻翼两侧往下延伸，刮得异常光溜。下颌的一撮黑色山羊胡子里的灰色杂须像盐粒似的微微闪亮。他的两眼从密如蛛网的皱纹中间露出诚挚憨厚的笑意。可是费奥多尔站在那儿，无法挪动一步。他父亲嘀咕了一句，然而声音极低，不可能听出任何意思，尽管当事人约略知道此话与他的归来有关，无损，完整，真实，具有人性。即便如此，要靠近他还是挺可怕，以至于费奥多尔觉得只要进来的这个人朝他移动，他便会即刻殒命。后屋的什么地方回荡着她母亲的告诫性的痴狂笑声，而他父亲则发出软柔的咂咂声，嘴唇几乎没有翕动，犹如他过去每当做出一个什么决定或在一本书和纸页上寻觅什么时一样……然后他重新开腔———这重新意味着一切正常且简单，意味着这是真正的复活，意味着它不可能是别样，此外，意味着他满足于他的捕获物，他的回归，他儿子的那本有关他的书。最终一切变得容易起来，透进一束光，他父亲满怀喜悦地张开双臂。发出一声哀叹一声悲泣，费奥多尔朝他父亲跨出一步，在棉夹克凝聚而成的感觉里，大手和平整的胡髭柔软的刺戳激起一股令人欣喜若狂、充满活力、如在天堂的巨大暖流，他的冰冷的心脏在里面消融。
起初，某某在某某之上的叠置，以及上升的、突突颤动的浅色条纹完全不可理喻，犹如一门外语的单词与一台引擎拆下的零部件。这种毫无意义的交错纠结使他周身掠过一阵痛苦的寒颤：我已经从坟墓里苏醒过来，在月亮上，在昏暗肮脏、虚无飘渺的地牢里。不过他脑中某个念头一转，定下神来，忙不迭地涂抹真相。他明白此刻他正在凝视一扇半开的窗户，凝视窗前的一张桌子：这是与理智缔结的条约———世俗习惯的戏剧效果，临时物质的装束。他将脑袋埋入枕头，试图抑制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温暖，奇妙，阐明一切。不过他做的新梦是一部缺乏创意的汇编，将白天生活的残存部分拼凑在一起，使它们与之相称。
早晨阴霾密布，颇有凉意，院子里的沥青表层上有几个灰黑色的水坑，你可以听见拍打地毯的单调难听的声音。西奥果列夫夫妇已经打点好行装。济纳已经去上班，约好在沃特兰德与她母亲一起吃午餐。幸好她们没有提议费奥多尔与她们共进午餐———相反，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在她为穿着晨衣坐在一旁的他热咖啡的当儿，被公寓里临时露营地似的气氛弄得窘迫不安，提醒他贮藏室里留了一些午餐吃的意大利沙拉和咸肉。最后发现，偶然地，那个正在误拨他们号码的倒霉的人儿，昨晚已经打来一个电话。这回他大动肝火，出了什么事———某桩仍然不为人知的事情。
鲍里斯·伊万诺维奇第十次将鞋楦上的一双鞋从一只旅行包挪进另一只，纤尘不染、油光闪亮。他对穿鞋特别挑剔。
然后他俩穿戴整齐地出了门，这时费奥多尔开始刮脸，开始进行颇有成效的长时间连续几次沐浴，剪脚指甲———顶顶惬意的是摸到一个绷紧的角落下面，喀嚓！剪下的指甲溅满整个浴室。看门人敲门但无法进入，因为西奥果列夫夫妇用那把美国锁锁住了客厅门，而且费奥多尔的钥匙永远不见了。隔着信箱，啪哒一声弄响铁板，邮差扔进贝尔格莱德的报纸《为了沙皇与宗教》，这是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订的，后来有人塞入(使其像船一样两头翘起)介绍一家新开张的女子美发厅的广告传单。十一点半从楼梯上传来响亮的狗吠声以及阿尔萨斯狼狗狂躁不安地下楼的声音，此时它被人领着出去遛一圈。他手拿一把梳子走上阳台，看看天空是否正在放晴，可是尽管现在没下雨，天空依然是毫无指望的病态的白色———无法相信昨天人们还能够睡在树林里。西奥果列夫夫妇的卧室里凌乱散布着废纸片，一只衣箱敞开着———顶端一件梨状橡胶制品躺在一条薄薄的毛巾上。一个走街穿巷的大胡子来到院子里，带着铙和钹，一面鼓，一根萨克斯管———演奏着硬邦邦的曲调。伴随着美妙的旋律，牵着一只套上红色紧身衣的猴子———一只脚轻敲地面，同时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然而没能够盖过雨点般地抽打支架上的毯子的声音。谨慎地推开房门，费奥多尔参观济纳的屋子，这里他以前从未来过，怀着一种有幸搬进此屋的古怪感觉，他久久打量着轻快地滴答作响的闹钟，插入一只玻璃杯、根茎上缀满水泡的玫瑰花，夜里变成一张床的长沙发，以及晾在暖气片上的长统袜。他吃了一口东西，坐在桌前，拿钢笔蘸一下墨水，冲着一张白纸发怔。西奥果列夫夫妇回来，看门人过来，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摔坏一瓶香水———他仍然坐在桌前俯看那张怒视他的白纸，直到西奥果列夫夫妇准备动身去车站时才回过神来。火车还有两小时才开，可是火车站离这儿很远。“我得说实话———我情愿在鸡叫时赶到那里。”西奥果列夫愉快地说着，一边捏牢衬衫袖口，以便套上大衣。费奥多尔试图帮助他(对方发出一声礼貌的惊呼，仅仅穿进一半，羞怯地躲开，蓦地，躲在角落里，蜷缩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驼子)。随后他去向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告别，后者脸上露出一副奇怪地变化了的表情(仿佛她正在失去光泽，同时劝诱自己在镜中的影像)，正站在穿衣镜前戴上一顶配有蓝色面纱的蓝帽子。转瞬间，费奥多尔莫名其妙地替她感到惋惜，思索片刻之后，他主动提出去停车处叫一辆出租车。“好的，谢谢。”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说着，慌乱地奔向沙发去取手套。
谁知停车处没有一辆出租车，所有的车都已租出，结果他只得穿过广场四下寻找。当他终于乘车赶到公寓时，西奥果列夫夫妇已经自个儿提着衣箱下楼(“笨重的行李”已经在前一天托运)，站在门口。
“嗯，上帝保佑您。”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说着，用古塔胶似的嘴唇吻了吻他的额头。
“萨洛茨卡，萨洛茨卡，记住给我们发一份电报！”西奥列果夫模仿诗文作者鲍里斯嚷着，挥挥手，车子拐了个弯，一溜烟驶远了。
永别了，费奥多尔如释重负地想道，吹着口哨走上楼梯。
在这儿他才想起他无法进入公寓。掀起铜质邮箱隔板，凑近那道缝隙，看到客厅地板上的一串钥匙时，他尤其心烦：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随手锁上门后把钥匙朝后挪了挪。他以远比他刚才上楼梯时慢得多的速度走下楼梯。他知道济纳正打算从上班的地方去车站：鉴于火车将在两小时后离站，乘公共汽车得花一小时，她(和钥匙)将在三小时之后返回。街上风很大，一片灰暗。他没有哪个人家可去，他从不单独进酒馆或咖啡店，他对它们深恶痛绝。他衣兜里有三点五马克。他买了些香烟，由于跟济纳见面的恼人的需要(眼下，对他没有任何束缚)确实正在剥夺街上空中和空气里的所有光线和知觉，他匆匆赶到必不可少的公共汽车停靠的拐角。他脚穿一双拖鞋，身上是一套老掉牙的皱巴巴的礼服，胸前斑斑点点，裤子上缺了一粒纽扣，膝盖鼓鼓囊囊，臀部有一块他母亲缝缀的补丁，这些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烦恼。他那晒得黝黑的肤色以及衬衫上敞开的领口赋予他一种我行我素的愉快感觉。
今天是某个法定假日。住宅的窗户外面悬挂着三种旗子：黑黄红三色旗黑白红三色旗以及单纯的红旗；每一种意味着什么东西，最滑稽的是，这种东西能够激发某人内心的骄傲或憎恨。有大旗有小旗，缚在短旗杆或长旗杆上，只是这种公民兴奋之情的展现没有给城市增添任何魅力。在托恩切恩施特拉斯大街，他乘坐的汽车遭到一列情绪低落的游行队伍的拦截。缠着黑色裹腿的警察乘坐一辆缓缓行驶的卡车殿后，在那些旗帜当中有一面绣着一句俄文题词，含有两个错误：serp(镰刀)误为serb，molot(锤子)误为molt。他蓦然想起俄国的官方假日，身穿下摆很长的大衣的士兵，对坚硬下颚的膜拜，一块巨大的标语牌上一句感情激越、用滥了的套语，裹着列宁的衣帽，在愚蠢的喧嚣，无聊乏味的定音鼓声，取悦奴隶的壮观场面中———夹杂着廉价真理的短促尖叫。那就是无休止的、在其尽兴时愈发丑陋怪异的霍德因卡加冕典礼的一次重演，连同免费赠送的糖袋———瞧瞧它们的容量(此刻比先前大出许多)———还有组织得豪华气派的死尸迁葬……哦，让一切成为过去，被人遗忘。两百年后一位雄心勃勃的失败者将把他的失意再度发泄在一个憧憬美好生活的傻瓜身上(倘若我的王国不来的话，在那个王国人人严守内心的秘密，没有平等但也没有当权者———可如果你不需要它，我既不坚持也不在乎)。
波茨坦广场总是被城市建设搞得面目全非(哦，那些旧时明信片上的它，一切都是那么宽敞，敞篷四轮马车夫神情愉快，腰带束紧的女士们的裙裾在尘土里拖曳———不过还有同样的胖乎乎的卖花姑娘)。菩提树下假冒的巴黎人。这条街之后几条商业街的狭窄。桥梁，游艇，海鸥。二等、三等、一百等旅馆的死眼睛。再行驶几分钟，终于到达车站。
他瞥见身穿原色哔叽呢衣、头戴小白帽的济纳正跑上台阶。她跑的时候，用两只粉红色的胳膊捂住两胁，腋下夹着手提包。他赶上她，搂住她的半个身子，她转过脑袋，露出他们幽会时她一向用来迎接他的温柔朦胧的微笑和悲喜交集的目光。“听着，”她说，语气有些慌乱，“我迟到了，咱们快跑吧。”可他回答说他已经跟他们说过再见，宁愿在外面等她。
低垂的太阳歇在屋顶后面，似乎已经从遮蔽天幕其余部分的云层里坠落(但是这些云此刻非常柔软，游离在外，仿佛是用正在融化的波浪形曲线绘在淡绿色天花板上的)。那儿，在那条狭缝里，天空正在燃烧，对面，一扇窗户和几个金属字母镶上了古铜色的光辉。一个搬运工颀长的身影，推着一辆独轮车的身影，被那片阴影吞噬但在拐弯处又清晰地凸出，形成一个尖锐的角度。
“我们会想你的，济纳，”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隔着车窗说，“可是无论如何你得在8月份去度假———兴许你能永远留在那儿呢。”
“我想不会的，”济纳说道，“哦，对了，我今天把我的钥匙给了你。别把它们带走，拜托。”
“我把钥匙留在客厅里……鲍里斯的钥匙在书桌里……没关系，戈杜诺夫会让你进门的。”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宽慰地补充道。
“哦，哦。但愿一切顺利，”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在他妻子浑圆的肩膀后面说着，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嗯，津卡，津卡【Zinka，济纳的小名】，你只管过来骑自行车，痛饮牛奶———那种生活可真带劲！”
火车一阵颤抖，开始徐徐移动。
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长时间不停地挥手。西奥果列夫像乌龟似的缩回脑袋(已经坐下来，兴许还发出一声俄式嘟哝)。
她蹦蹦跳跳地跑下台阶———她的包此刻吊在她的手指上，当她奔向费奥多尔时，夕阳的余晖使一缕古铜色的光晕在她的眸子里欢快地跳荡。他俩热烈地狂吻，仿佛长期别离以后她从远方刚刚赶到这里。
“我们现在去吃点晚饭吧，”她说着，挽起他的一只胳膊，“你肯定饿坏了。”
他点点头。该怎样解释呢？为什么有这种奇怪的尴尬———而不是我孜孜以求的令人狂喜的那种任我尽情倾诉的自由？看样子我已经对她失去作用，或者无法使我自己和她，那个从前的她，适应这种自由。
“你怎么啦———你好像有点不舒服？”沉默片刻之后，她打量着他说(他俩正朝公共汽车站走去)。
“跟那个辣得呛人的鲍里斯分手挺让人难受。”他答道，想知道一个笑话能否缓解她的精神压力。
“大概是昨天的恶作剧闹的吧。”济纳说着，微微一笑，他从她的嗓音里捕捉到一丝神经高度紧张的语气，以其特有的方式类似于他自己的窘迫，就这样强调并加剧了这种窘迫。
“胡说。雨挺暖和的。我觉得很舒服。”
一辆汽车辘辘驶来，他俩登上车。费奥多尔用巴掌上的钱买了两张票。济纳说道：“我明天才能领到薪水，因此眼下我只有两个马克。你手上有多少钱？”
“一点点。你给的那200马克我只留下三点五马克，而且已经让我花掉一半多了。”
“不过我们吃晚饭的钱够了。”济纳说。
“你是不是特别想下馆子？我并不太想。”
“别介意，那你得受点委屈喽。现在健康的家庭烹调大体上已经不时兴了。我连一只煎蛋饼都不会做。我们应该琢磨怎样对付这些事情。不过眼下我知道一个很好的地方。”
几分钟的沉默。街灯和商店橱窗开始发出亮光。这种未成熟的光使街道看上去皱巴巴、灰蒙蒙的，不过天幕显得明亮而宽阔，日暮时分的碎云被装饰成一只火烈鸟。
“瞧，照片洗出来了。”
他从她冰冷的手上拿过照片。济纳站在她办公室门口的大街上，双腿紧紧并拢，一棵酸橙树躯干的阴影横贯人行道，犹如低垂在她眼前的一根吊杆。济纳侧身坐在窗台上，冠冕似的一圈阳光环绕着她的脑袋。济纳在工作，照片拍得很差，面部黝黑。不过为弥补这点，那部气派堂皇的打字机处于前景醒目的位置，托架杆上闪烁着一丝光亮。
她把照片塞进包内，掏出电车票，将其插入塑料票夹，又掏出一面小镜子，对着它一阵端详，露出前排牙齿当中的补牙，把镜子放回包里，喀哒一声合上包，放到膝上，瞧瞧自己的一侧肩膀，拂去上面的一小撮绒毛，戴上手套，脑袋转向窗户———连续不停地做着这一切，五官处于运动状态，眨着眼睛，显示出一种双颊内部咀嚼和往里吞咽的姿势。然而此刻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挪开视线，白皙的脖颈上的道道青筋绷得紧紧的，戴着手套的双手搁在手提包泛着光泽的皮面上。
勃兰登堡门的狭道。
车子驶过波茨坦广场，就在他们接近运河之际，一位高颧骨、上了年纪的女士(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她)胳膊下夹着一只两眼暴突、浑身乱颤的小狗，忙不迭地冲向出口，摇摇摆摆，像是在跟幽灵搏斗。济纳抬起头，朝她投去天使般的迅疾一瞥。
“你认出她了吗？”她问，“她是洛伦兹。我寻思她恨透了我，因为我从来不给她打电话。一个极其浅薄的女人，真的。”
“你脸上有一块脏斑，”费奥多尔说，“小心别碰到它。”
又是手提包，手帕，镜子。
“咱们得赶紧下车，”少顷她说，“你怎么啦？”
“没什么。我赞成。你愿意下，我们就下。”
“下吧。”两站过后她说，捏住他的胳膊肘，因为车子的颠簸重新坐下，终于起身，像捞鱼似的拖起她的手提包。
街灯已经有了足够的亮度，天空光线黯淡。街上驶过一辆满载年轻人的卡车，他们结束了某项以市民身份胡作非为的活动，挥舞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乱嚷一气。一个硕大的长方形花坛加上邻近的一条小径构成了一个没有长树的公园，公园正中是一片盛开的玫瑰花。公园对面一家餐馆(六张小桌)敞开的狭小场地和人行道被顶端覆盖着白色矮牵牛花的一道白色屏障隔开。
他们身旁一头公猪和一头母猪正在进食，招待的黑指甲浸入调味汁。昨天，一片生了疮的嘴唇贴着我的啤酒杯的金边……淡淡的愁雾笼罩着济纳———她的面颊，她的眯拢的双眼，她喉部的凹陷处，她脆弱的锁骨。她的惆怅又因为她香烟淡淡的烟雾平添了几分。行人曳足而行的脚步声似乎打破了越发浓重的黑暗。
刹那间，在袒露的夜空，高高地……
“瞧，”他说，“多美哟！”
一枚镶有三粒红宝石的胸针轻盈地掠过黑色的天鹅绒———实在太高，甚至连引擎的声音也听不见。
她微微一笑，双唇微启，朝天空仰视。
“今晚？”他问道，也把目光投向天空。
只是在此刻，他刚刚进入他曾经向自己预示的多种感情的序列，便一本正经地想像他们将如何悄悄摆脱在他俩幽会的时候渐渐确定的一种束缚，即便这种束缚是基于某个做作的，某个其实配不上本身已具有的重要性的成分。眼下似乎不可思议的是，在那455天当中的任何一个日子里，她和他为什么没有干脆搬出西奥果列夫的公寓住到一起。不过同时他在头脑基本清醒的状态下知道这个表面上的障碍仅仅是一个借口，仅仅是命运的一种惹人注目的手段，它匆匆筑起第一道现成的屏障，以便同时从事秘密需要进展迟缓的重要且复杂的事务，而这种迟缓似乎取决于自然的阻碍。
潜心思索命运的手段(在这个白色的、被照亮的狭小场地里，在济纳金色的周围，在紧随矮牵牛花被切割的光辉之后温暖而凹陷的黑暗的参与下)，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一个隐匿的灵魂，一个为他那部几乎尚未考虑过的“小说”想出的点子。他在昨日给他母亲写的信中对此已简略提及，仿佛它真是他的幸福的最好、最正常的表达———同时还在一个更加通俗的版本里对它加以表达。借助于这些事物：空气的轻柔，已经进入灯光的三片翡翠色酸橙树叶，冰冷的啤酒，马铃薯泥的新月形喷发，模糊的语言，脚步声，云朵碎片间的星辰……
“我想做一件事，”他说，“这件事类似于命运为我俩做的工作。想想看，命运怎样在大约三年半之前开始着手……撮合我们的第一次尝试是多么粗糙与沉重！那次搬运家具，比方说，我从中窥见某种炫耀成分，某种‘不遗余力’的成分，因为将洛伦兹一家和他们的所有行李物品搬进我刚刚租下一个房间的公寓是多么费事！这个主意不够微妙：通过洛伦兹的妻子安排我俩见面。指望促成此事，命运领来罗曼诺夫，他打电话邀请我去他住处参加一个聚会。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命运出了一个纰漏：选择的方法不对。我讨厌此人，于是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由于他的缘故我开始回避洛伦兹夫妇的一位熟人———于是整个笨重的结构遭到毁灭，命运手上还剩下一部装载家具的货车，而费用还没有收回呢。”
“当心，”济纳说，“这番批评可能会惹她生气，促使她实施报复。”
“耐心听下去。命运进行了第二次尝试，这回比较简单，但是成功的把握更大，因为我需要现钱，本该抓住别人提供的工作———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俄国姑娘翻译一些文件，但是这一回又没有奏效。首先因为恰尔斯基律师原来也是一位不合适的中间人，其次因为我不喜欢从事将俄文译成德文的工作———于是它再度受挫。最后，在这次失败之后，命运决定不再冒险，而将我安置在你住的地方。作为中间人她没有选择第一位来人，而是选择了我们所喜欢的积极张罗此事、同时不容我回避的人。在最后一刻，的确，发生了一个故障，把一切都搞砸了。由于她的仓促———抑或吝啬，命运没有让你在我上门时露面。当然，在与你继父聊了五分钟之后———命运不小心把他放出囚笼———我决定不要这个我从他身后瞥见的毫无吸引力的房间。接着，命运计穷智竭，无法当即让你露面。只能作为最后一次绝望的努力，向我展示椅子上你那件稍稍发蓝的舞会上穿的礼服。说也奇怪，我自个儿说不出是怎么回事么，反正这次努力获得了成功，我可以想像命运肯定发出了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
“不过那不是我的衣裳，是我侄女拉伊萨的———她心眼挺好可是样子太丑———我寻思她把衣裳留给我，是想让我拆掉上面的什么，或者把什么缝上去。”
“不过那还是挺有心计。真是足智多谋！最有魅力的事物和艺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喏，你知道———它始于一阵不顾后果的冲动，以最后的润饰、最妙的一笔而告终。那不就是一部杰出小说的情节吗？多么出色的主题！只是它一定得通过浓密的生活逐渐积聚，并且被这种生活掩盖、包围———我的生活，我的职业激情和职业烦恼。”
“不错，可是那样的结果是一部将好朋友统统处决的自传。”
“嗯，我们不妨假设我如此调整，歪曲混淆，重新咀嚼吐出一切，加上这些我自个儿的调味品，使这些东西充满我自己，致使这部自传只剩下尘埃———一种尘埃，当然，它使天气呈现最深的橘黄色。我目前不会写它，我得花很长时间准备，兴许得好几年……不管怎样，我将先做别的事情。我打算用自己的风格翻译一位法国哲人的某部作品，以便实行对词语的绝对专政，因为在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传》里，它们还在闹着要选举。”
“那真是妙不可言，”济纳说，“我非常喜欢它。我觉得你是一位前所未有的伟大作家，俄罗斯一定会苦苦思念你———在她为时过晚地恢复理智之后……不过你爱我吗？”
“我现在说的其实就是一种爱情宣言。”费奥多尔答道。
“‘一种’还不够。你知道我有时可能会为了你难受到发狂的地步。不过总的看来这不算什么，我准备勇敢地面对这种情况。”
她微微一笑，睁大眼睛，竖起眉毛，然后她在座椅上身子稍稍后倾，开始在自己的面颊和鼻子上扑粉。
“哦，我必须告诉你———真了不起———他有一个著名的段落，我想我能一口气背下来。所以别打断我，一段基本符合原意的翻译：从前有一个人———他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那样生活。他做了大量好事，有时通过语言，有时通过行为，有时通过沉默。他节制饮食。他喝山谷里的泉水。(这很好，对吧？)他培养敛心默祷和警觉敏感的精神。他过着一种纯粹的、艰难的、明智的生活。可是当他意识到死亡将临时，他没有考虑死，没有流下悔悟和悲哀地辞别人世的泪水，没有请僧侣和一位身穿黑衣的公证人上门，而是邀请客人出席一场盛宴，包括杂耍艺人、男演员、诗人、一群舞女、快活的托伦伯格学生和一位来自塔甫洛巴那的旅行者。在美妙悦耳的诗篇、假面具和音乐中，他喝光一杯酒后死去，脸上浮现出一丝无忧无虑的微笑……太棒了，对吧？如果哪天非死不可，我希望就像他那样死去。”
“只是没有舞女。”济纳说。
“咦，那只不过是快活同伴的一个象征……也许，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我们得付账，”济纳说，“叫他过来。”
付完账他们还剩下八芬尼，包括一两天前她从人行道上拾起的那枚发黑的硬币。它将带来好运。他俩沿着大街往前走去，他觉得一阵颤栗倏地掠过脊背，重新感到那种精神上的束缚，不过此刻换了一种不同的、懒洋洋的形式。这是一段朝公寓的20分钟慢行。空气，黑暗，开花的椴树发出的甜蜜的芳香，在他胸腔底部产生了一种吸吮引起的痛楚。这股芳香在一棵棵椴树间逐渐消散，正被一缕黑色的新鲜气息所取代。接着，在另一片天宇下面，将再度聚集一块令人窒闷的乌云。济纳将说，同时绷紧鼻孔：“哦，嗅嗅这股味儿。”黑暗中那股气息将再度消散，代之以浓郁的蜜香。它今晚真会发生吗？它现在真会发生吗？极乐狂喜的沉重和威胁。当我与你一道步行之际，走得如此缓慢，我扶着你的肩膀，周围的一切轻微晃漾，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我觉得自己的两条腿在地上拖。我左边的拖鞋已经脱落，我们在薄雾中爬行，游荡，缩小———此刻我们几乎完全消融……有朝一日我俩将想起这一切———椴树，墙上的阴影，一只鬈毛狗的未修剪的爪子敲击黑夜的石板路。还有那颗星星，那颗星星。这儿是广场，黑暗的教堂和它的钟面闪烁的黄光。这儿，在街拐角，是公寓。
别了，我的书！像凡人的眼睛一样，想像出来的眼睛哪一天也得闭上。奥涅金将站起身———但是他的缔造者却信步走开。然而两耳无法当即与音乐分离，同时听任故事渐渐消逝。命运之弦本身继续颤动。没有障碍，因为结尾之处蕴育着长长的故事。我的世界的阴影逾越了书页的空中轮廓线，如次日的晨霾一样呈现蓝色———故事并没有结尾。
纳博科夫的“追忆似水年华”(代译序) 吴翔
纳博科夫(1899—1977)是俄罗斯“十月革命”后的一只“流亡的蝴蝶”，他和其他同样被迫流亡的人毕生所做的的工作就是回忆俄罗斯，他们的回忆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纳氏个人对俄罗斯审美传统的独到回忆与批判，其小说在60年代后的巨大影响力，促成“第二代俄罗斯移民文学”概念的形成及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第二代俄罗斯移民文学”与延续近半世纪的“第一代”汇成“国外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围墙，并与俄罗斯“国内文学”共同构筑20世纪俄罗斯文学记忆———而不致沦为历史宿命的惊鸿一瞥。他的经历说明了一点：尽管在肉体上一个人可以被一直流放(他自19岁离开彼得堡后，长期羁旅留连于欧洲和美国，终其一生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在精神上他可以永远生活在原处。
毫无疑问，《天赋》就是纳博科夫自己的一部“追忆似水年华”，也是他一生12部小说中最为独特的一部。此书反映了流亡的阴暗与光荣。作者曾明确承认，《天赋》是自己所写的俄语小说中“最好的一部”。尽管他的《洛丽塔》最暴得大名，但纳博科夫却认为这本考验西方现代道德底线的书是“个人的悲剧”，因为他不得不放弃他的天然语言俄语，而采用二流的英语写作(其他10部皆如此)。惟有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赋》(1937年)，是用俄语完成、后来用英语出版(1962年)的作品，因此当然代表了纳氏推崇的“无所束缚，无比灵活”的俄语的“回忆”水准。
《天赋》的情节是一种最表面的回忆———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简单得有些离谱，甚至不完整，主要就是关于具有文学天赋的流亡者费奥多尔在柏林的一段成长心路历程。第一章是费奥多尔刚出版一本诗集；第二章是费奥多尔参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的家庭沙龙；第三章是费奥多尔决定写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第四章是关于该传记内容的叙述；第五章是费奥多尔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传》在争议中获得成功，但沙龙已不复存在，预示了他未来将走“伤感而坚强”的文学之路。没有血腥、死亡、炮火，没有财富尽失、凄怆而高傲的俄罗斯贵族公主的孤独背影，这样的“情节”自然使习惯于阅读史诗般的血泪逃亡故事的心理预期得不到任何满足。
但小说的最为迷人之处并不是情节，而是“回忆”的方式。纳博科夫用一种“巴洛克风格”的叙事巫术，以费奥多尔的回忆为中心，全文不断改变视角和叙述模式。一方面采用常规的“外部视角”(上面提及的表面主体情节框架叙述，实际上是作者的叙述)，按照一般时间循序(历时)发展。“有朝一日，他(费奥多尔)暗自思忖，我得用此情此景为开头，创作一部厚厚的、出色的老派小说”。小说中的流亡作家生活的基本场景、对话都采用一般现在时。另一方面，文中最主要还是采用潜在的“内部视角”，以费奥多尔感官视角的转移(就像《洛丽塔》一书中亨伯特贯穿全书的回忆口吻)来叙事，类似于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叙述方式。按照“共时”原则，小说从第一页开始，实际上都是费奥多尔以“我”的视角进行的回忆：
192×年4月1日……车在柏林西区塔伦勃格大街七号门前停下来……房子(我也即将入住其中)前面的人行道上站着一对男女，显然是出来接收家具的(我衣箱里的手稿多于衬衫)。
小说中常常这样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直到最后一页。实际上这才是真正费奥多尔的回忆———而所谓“情节”只是费奥多尔的“被回忆”。
但整个小说更多的则是这两种叙事视角的交替变换，譬如在第一章中，在写到费奥多尔的“诗集”时，小说有意无意转向诗中的内容———“我”童年的俄罗斯、玩具、家乡、爱情等。几乎每一首诗都能激起或深或浅的回忆，从而在情感上将全书打下流亡与“爱国”的伤感基调。第二章中则同样是不经意间脱离“外部视角”，进入关于父亲的漫长沉思，一个热爱自然、反对沙皇专制、足迹遍布亚欧的狂热搜集蝴蝶标本的正直科学家，在“红色革命”中却最终下落不明，这“不经意”的转向回忆实际上是有意无意点明“流亡”的现实历史原因。作者几乎没有一笔正面写“革命暴力”，却又是笔笔提及。流亡者的个人苦难与国殇形成强烈的心理反差。“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见《说吧，记忆》。)历史与现实、小说之结构因而形成动态的和意义“互渗”。
纳博科夫的两种叙事视角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回忆方式的组合，就像“将图案的一部分置于另一部分之上”，构成一幅“移花印画”。在纳博科夫看来，完全外部视角的回忆录并不真实，而记忆具有心理本质上的实在性，而不需像外部事件那样拘泥于物理存在。
纳博科夫这样解释他作品中的“记忆特性”：“当我远溯往昔，回忆我自己(怀着兴味，怀着喜悦，很少有敬佩或厌憎)，我一向听从温和的幻象。”有的属于听觉，有的属于视觉。逝去的人、不在场的人、未来的人都可以作为幻象出现。譬如第五章中孔切耶夫与费奥多尔的对话就是一种回忆幻象，根本不存在。再如第一章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家庭沙龙的描写：
……主人正在讲述一个医科学生愚人节当天在基辅的恶作剧……屋里那个最有趣的人物却与他们相隔一段距离，坐在写字台边没有参与谈话———然而却一声不吭地凝神倾听。
其实这个“最有趣的人物”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刚刚自杀不久的儿子雅沙，他在这一段场景中反复出现是一种“幻象”，暗示他仍在经常被从记忆中提起，但“他”第一次就以“实体”忽然出现，然后突然交代是死者，从而使叙述充满一种戏剧的紧张，体现出纳博科夫所受的俄罗斯形式主义中“陌生化”诗学主张的影响。
这种幻象就像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点心”一样。一首诗，一个人，一个小事物，就能够不期然勾起对当事人“我”对往者往事的联翩回忆的碎片，或者是连绵不断的“内心独白”，但却更为自由，常常作为结果提前出现在外部叙事中。描述雅沙如何死时，小说忽然这样写道：
上了年纪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不仅没有觉察出某个预示厄运的事态正在扩大，而且还有可能颇有把握地答复说(倘若哪位漫不经心的提问者出现在天使们中间，他们已经聚拢，已经簇拥在躺着一把刚问世的黑色小左轮手枪的摇篮周围，内行般地絮絮叨叨)诸事顺遂，人人快乐。
“黑色小左轮手枪”是一个提前出现的“客观对应物”，暗示了雅沙的死因，记忆中的历史作为结果提前和现实在叙述中碰撞，形成不对称的审美快感。
“记忆的无上成就，就在于它把往昔延缓与游荡的乐调汇入它的褶皱时，对内在和谐的巧妙运用。”所以在纳博科夫的眼里，记忆的本质就是叠合、覆盖、断裂、不对称，具备理想时间的不可预测性和“易弯的、不透明的质地”。“她听见的是寂静吗？她在往昔曾经听说过听到过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吗？”(见《说吧，记忆》。)但在纳博科夫的记忆中都能听到。所以他的作品往往能够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汪洋恣肆而能“行于当行，而止于当止”。
纳博科夫是“不相信时间”的，记忆则是扭曲的时间。他认为：“诗歌都是有关位置的：试图表达一个人相对于被意识拥抱的宇宙的位置”；“意识的手臂伸开并摸索，它们越长越好”。所以《天赋》中会出现真正情节只占不到三分之一，意识的手臂远远伸到情节之外。
所以纳博科夫深信：“小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带给我(勉为其难地称之为)审美的福祉，一种不知怎么，不知何地与存在的另一种状态联系起来的感觉，艺术的好奇心、柔情、善意和迷狂是那种状态的准则”；“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见《文学讲稿》。)纳博科夫并非没有思想和立场，按照他的初衷，他在《天赋》中寄寓了对流亡者的同情，他们“至少是反抗者”。从写作动机上看，书中描绘的费奥多尔、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等，他们或是诗人，或是小说家、史学家、哲学家等，但都属于具有自由派思想的群体。他们可能只能靠搞翻译、代钟点课维持生计，但却总以文学沙龙、诗歌评论作为重要社交方式和心理维系。这些恪守思想自由的流亡者本身就是数量可观的读者群，保证了在柏林、巴黎和其他城市以巨大规模出版俄语书刊，以及费奥多尔这样的俄语青年创作者在国外找到文化尊严和挥洒天赋才情的空间。纳博科夫因此认为他们才是俄罗斯精神的体现，并真正代表了“无所束缚，无比灵活”的俄语表达天赋(这也就是小说名为“天赋”的本意)。
纳博科夫决不会出于政治立场和同情背弃他的原则，而按照他所讨厌的单一“外部视角”将小说写成苏联的“歌颂体”或者道德文学(他一直对屠格涅夫、果戈理以来的俄国“自然派”的外部叙述模式不感冒，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思想文学”甚为讨厌，宣称拿一把锤子，“一通好砸，砸的是巴尔扎克和高尔基”)。他可能认为，他不依常规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真正是合乎自由主义的、俄罗斯的和人类的，并且不违反他终生不辍的扑猎蝴蝶的美学追求。
纳博科夫的这种“记忆”叙事模式后来在他的其他小说中继续“伸开手臂”，在二十多年后出版的著名的《洛丽塔》中，我们可以看到全书实际上就是亨伯特的回忆，与夏洛特等书中人物对话时均采用外部视角。由于该书的主人公是一名杀人狂和变态狂，因而形成一种貌似冷漠、毫无廉耻、不怀好意的叙事笔调。因此纳博科夫被许多评论家根据当时的时尚称为“黑色幽默”派小说家，批评他“道德冷漠”，将这位热爱蝴蝶的流亡者与创作《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美国本土作家海勒一视同仁。
读完这本《天赋》后，我们不禁要问：书背后这位终日耽于故土怀念的流亡者是否真的离开过俄罗斯？是否真的到过美国、欧洲或其他非俄罗斯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