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下午，日军在第5舰队护航下从马公岛出发，于11日晚到达大亚湾口。当时守备大亚湾滩头阵地的中国军队仅有1个营，且对日军的行动毫未觉察。12日凌晨2时许，日舰船全部驶入大亚湾，进至计划登陆的地区附近，既未遭到炮击，亦未发现障碍。天亮之前，各部在30余架飞机掩护下开始强行登陆。守军一触即溃。日军在击退了淡水附近的守军后，于当日夜占领了淡水及其东、西一带。
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文于日军登陆的当天(12日)照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
余汉谋得知日军登陆后，急命第151师以一部固守平山、淡水、龙岗，在正面抵抗，其余各部在附近山地据险固守，即使日军突破正面防线，亦应截击日军侧背；另令独立第20旅附独立第2团用火车运往樟木头(地名)；第157师将潮汕、海丰及陆丰防务交保安第3旅及157师补充团接替后，赶赴横沥策应惠阳方面的作战。
13、14日，日军从淡水继续向北推进，14日晚进至惠阳附近。余汉谋急令第151师在平山一带的部队坚强抵抗；同时令第63军军长张瑞贵指挥第153师主力及独立第20旅占领横岗、双美髻一带阵地，拒止日军，掩护广九路；令第153师1个旅固守宝安至虎门的海岸。14日夜，日军第18师团的第23旅团冒雨攻击惠阳城。守军第151师(欠第434旅)依托城防工事顽强抵抗，激战竟夜。但日军依赖火力优势，终于在15日拂晓时突入城内。守军撤至柏塘附近继续抵抗。日军于7时许又攻占了惠州，并随之渡过了东江。
15日晨，余汉谋尚未得知惠阳、惠州失守，于9时下达了调整部署的命令：(1) 第157师主力向杨村集结待命；(2) 第153师以1个团归虎门要塞司令指挥，另以1个团固守宝安至新桥沿海要点，师主力集结樟木头，支援惠阳第151师之作战，并掩护广九路；(3) 独立第20旅附独立第2团集结于永汉、证果墟(增城东北)待命；(4) 第156师以1个团推进于罗浮山附近山地，准备袭击敌人，其余位置于增城、塘美地区，第154师位置于石桥附近待命；(5) 第158师位置于塘美车站、石牌车站之线；(6) 独立第9旅除以步兵1个团、炮兵1个营配置于莲花山附近外，其余集结于龙眼洞附近待命；(7) 第456旅固守广州。
当得知惠阳、惠州失守的情况后，余汉谋决心以已集中的兵力，利用广州、增城既设阵地与日军决战，立即又下达补充命令：(1) 第63军张军长指挥第151师及第153师各1个旅占领石龙至九子潭一带阵地；(2) 罗浮山第156师1个团固守山区，迟滞敌之前进；(3) 第156师(欠1个团)及第158师立即进入广、增间阵地；(4) 第154师、第157师(欠补充团)、独立第20旅附独立第2团、独立第9旅仍遵前令，迅速向指定地区集结待命。
10月16日傍晚，日军第18师团的第23旅团攻占了博罗，并继续前进，广州形势严峻。军事委员会得知广州地区情况后，急从武汉抽调在九江以南的第64军、第66军从南浔路运回支援广州。
10月18日下午，日军第18师团的快速先遣队(由骑兵、步兵各1个大队，并装甲车2个中队组成)进至增城东南的福田，19日上午击退守军第156师一部，渡过增江占领了增城。余汉谋急调第154、第157师及独立第20旅前往增援并实施反击，但第157师以运输工具不足为由，未能及时到达，而独立第20旅团又以受到日军牵制为由，没有转进，因而效果甚微。随后，第156师阵地被第18师团主力突破。
10月20日，第18师团在增城以西击退第154师后，沿增广公路两侧向广州急进。第104师团在第18师团之后亦攻占了广九路上的石龙。余汉谋率其司令部于当夜撤至清远，仅留警税团及少数宪警守备广州。日军第18师团于21日下午不战而占领广州。
日军后续部队第5师团主力在20日已全部到达大亚湾。日第21军因第一阶段的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司令官古庄干郎遂决定令原计划在10月27日在珠江口登陆的第5师团提前于22日登陆。21日夜，第5师团由第5舰队护航，从大亚湾出发，绕过香港，于22日晨进至珠江口内，在飞机、舰炮炽烈火力掩护下，于下午登上西岸大角岛，很快攻占薄州炮台，但遭到大角炮台守军1个营的坚强抵抗。激战一昼夜，至23日7时，因守军伤亡殆尽，大角岛失守。当日下午，日军又横渡珠江，与日海军第2联合特别陆战队协同，向东岸虎门炮台进攻。守军因连续两天被日军飞机、舰炮轰击，于当晚撤走，虎门要塞完全为日军占领。此时，日军第9旅团及第104师团已先后占领了平陵、从化等地。至29日，第5师团又占领了广州以南各地，日军已完全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第21军遂转为守势：第104师团位于广州东北的从化、北面的源潭墟地区；第18师团位于广州以东的增城、东南的石龙地区；第5师团位于广州西南的佛山、西北的三水地区。中国第12集团军各部退至北江西岸及银盏凹亘忠信墟之线进行休整。此时蒋介石派来增援的第64军、第66军尚未到达。
四、 广州失守的原因
广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12集团军各部互不协同及抗击不力，也是广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余汉谋所部的装备较好，步兵轻兵器及弹药充足，且有相当数量的炮兵及一部分装甲车和飞机协同作战，有大量机动车辆及内河舟楫。但这些部队除第156师一部坚守惠州12小时、第156师及第154师在博罗以西和增城以西作了较短时间的抗击和反击、虎门要塞守备部队1个营固守大角山炮台近20小时外，其余部队并未进行坚强有力的抗击。部队撤退时的损失却又相当严重。据日军统计，日军共缴获步枪2371枝、重机枪214挺、火炮134门、要塞炮53门、坦克及装甲车21辆、汽车151辆。旅长钟芳峻愤于上级的指挥错乱、友军的不相协调而致连连失败，自杀以殉。他是广州作战中死亡的最高将领。
对第12集团军的轻弃广州，中外各界人士反应强烈。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于10月23日致电蒋介石说：“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广州的失陷，不仅使日军尔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而且使中国失去了一条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一定的困难。
注释：
〔1〕〔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9)中日战争》。日本东京美铃书屋1964年版，(二) 第269页。
〔2〕转引自《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55—156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上)第760页。
〔4〕转引自张蓬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卷第180页。
----------------------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武汉失守后的形势
---------------------------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共１５个半月的时间，这是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的阶段。总观这一阶段的作战，从战役上来说，日军屡屡取胜，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和组织指挥力，大多数战斗都能攻克预定目标，达成战役企图。中国军队不仅在火力、机动能力、训练和后勤保障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而且在指挥和协同上也有许多缺陷，因而屡屡失利和退却。但是，从战略上来说，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诸多中心城市、沿海港口和交通要道，其中包括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但未能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反使自己陷入战争泥潭，暴露出战争潜力严重不足的弱点，不得不面对战争持久化的严酷现实，战争前景也变得模糊起来；而中国虽然撤守了大片领土，丢失了东半部最重要的点线，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掩护沿海大批工厂内迁，掩护全国转入战时体制。总之，日军在战役上攻城掠地，在战略上却力不从心；中国在战役上屡屡失利，在战略上却初见胜算，因而证明持久消耗敌人、最后战而胜之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可行的，增强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力量。但战场上的力量对比，日方仍占上风。日方虽无力继续战略进攻，仅能实施战役性的有限攻势，而中国也还不足以进行战略反攻，仅能在抗击日军有限攻势时实施局部反击。在此情况下，双方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各自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调整政略、战略。
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前期，即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０年，是世界形势酝酿着更大动荡的时期，纳粹德国由对邻国的武装扩张发展到终于发动欧洲战争；日本在对中国继续作战和诱降的同时，逐步把目光转向东南亚和太平洋，以寻求新的出路；英、法、美的绥靖政策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可挽回地向全球规模发展；苏联从其自身安全考虑而力图避免直接卷入战争。所有这些，都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一、 国际形势的发展
日本法西斯进攻武汉期间，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在英、法等国绥靖政策纵容下，加紧了对外侵略的扩张步伐，在吞并了奥地利之后，针对英、法的弱点，进一步提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问题。苏台德是捷克境内的德意志人聚居区，希特勒早已在此成立纳粹组织，制造骚乱，企图将该地区从捷克分离出去，并入德国。德国国防军也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开到德、捷边境，随时准备入侵捷克。在德国的威胁下，英、法都不愿承担原先对捷克安全所承担的义务，认为满足希特勒某些要求即可维持欧洲和平局面。英国首相张伯伦自愿充当德、捷之间的调解人。９月２９日，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议，在捷克被排斥在会议之外的情况下，达成一项在国际关系史上臭名昭著的政治交易，于３０日午夜签署《慕尼黑协定》，完全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将捷克肢解。１０月１日，德军进占苏台德区，到１９３９年３月，德军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日本看到希特勒的强硬政策频频得手，特别是看到英、法等国在德国咄咄逼人的威胁下无力东顾，且美国的战争准备还远未完成，一时还不愿卷入战争，所以它的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也要抓住有利时机，以某种方式向英、美施压。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发表声明，提出除征服中国外，还要达到最后目标——“建设东亚新秩序”。声明说：“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略广东、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帝国所期求者在于建设和确保东亚永久安定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终目的，亦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帝国深信不疑，各国也将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这一声明，为帝国不动之方针与决心。”〔１〕
这个声明是说给中国听的，也是说给英、美听的，而且主要是说给英、美听的。这是日本第一次以政府公开声明的方式向世界宣布它的这一国策——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排除以英、美为中心的东亚旧秩序，以实现其由来已久的大亚细亚主义。这是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对欧美外交持慎重态度和传统的亲英政策的一大发展变化，也是日本已将目光转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即将实行南进的信号。
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使英、美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它们认识到，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征服中国，而且是要把美、英势力最终赶出中国和东南亚，把亚太地区变成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它们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于是，美、英两国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和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９日相继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指出东亚新秩序违背九国公约，不符合门户开放原则，不承认日本以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２〕同时，美、英两国也重新估计了中国的抵抗能力以及中国抗战对阻止日本控制亚太地区的重大作用，认为中国在一年半的抵抗中，已成功地遏制住了日本的攻势，中国的战争潜力比原先预料的要大得多，这种潜力正在发挥。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说：“只是由于中国的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它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３〕美国公众和军界、外交界许多人士都主张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以增强中国的抵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宣布给中国２５００万美元的贷款。４天后，即１２月１９日，英国宣布给中国５０万英镑贷款用于购买卡车；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又宣布给中国５００万英镑贷款用作平准基金，以稳定中国法币。同年７月２６日，美国又宣布废除《美日商约》，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铺平道路。美、英的援助虽然对中国的抗战还是杯水车薪，但毕竟转向积极，其在政治上、心理上所起的作用，对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使中国抗战逐步进入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此时，中国政府的主要外援仍然是来自苏联。据统计，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苏联向中国提供３次易货贷款，总金额为２．５亿美元。武汉会战前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损耗的重武器等，基本上是由苏联援助的飞机、大炮、坦克、汽车和轻重机枪等补充的，并有２０００多名航空志愿队员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战。在武汉会战及其前后，有２００余人为中国的抗日事业献出了生命。
除直接军事物资和军事人员的援助外，苏联远东军的存在，也是对日军的有力牵制。１９３８年７月和１９３９年５月至７月，日本关东军曾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向苏军挑衅，结果都被苏军打败。日本慑于苏联在远东的威力，所以１９３８年后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一直保持１０个师团左右的兵力却不能用于关内作战，这也减轻了中国关内各战场承受的压力，对中国的抗战起到积极的牵制日军的作用。当然，中国的抗日战争对苏联避免两面作战也起到极重要的作用。
---------------------------
102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日本侵华政略、战略的转变
---------------------------
经过１５个月的作战，日军付出了几十万人伤亡的代价，并未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本全部陆军３４个师团，投入中国的有３２个师团。其中２４个师团，即占其全部陆军７０％的兵力配置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这２４个师团要在约４０００公里的正面战线上与中国军队对峙，要在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占领区内应付中国游击兵团的袭击，还要在漫长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线和这些交通线上的城市要点守备，其兵力的缺乏可想而知。另８个师团配置于东北，编入关东军序列，既用于对苏备战，也作为侵华战争的战略预备队。其后备兵员及动员能力远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其财政支出１００亿日元中，军费支出高达８０亿日元，占８０％，仍不敷用。其军需生产虽一再追加，仍难以为继。日本所预言的速战速决的神话并未出现，而他们不曾设想，也最不愿看到的战争长期化的局面却摆在了眼前。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们不得不重新估计自己、估计中国，转变侵华方针。这种转变，有一个逐渐调整和实施的过程。这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的声明及以后的一系列决策文件中陆续反映出来。１９３９年欧洲大战的爆发，一度使日本抱有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所以直到１９４０年秋德、日、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日本决定实行南进政策后，才在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３日的御前会议上最终确定对华持久战体制，用日本的话说，叫做“长期大持久战”，或“大持久战方略”。新的政略、战略，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　实行军、政两手并用而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方针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本大本营认为“从战略上看”，“帝国已经摧垮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今后本军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即将诞生的中国新中央政权创造良好的条件，扶植其成长，以达到战争之目的”。“与其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抓住不放、急于以武力求成，不如保持必要的战斗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目前主要应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全。然而，如对已被压缩的蒋政权放任不管，也将留下严重祸根而带来后患，故应适当进行促使其崩溃的各项工作。为支援此类工作，必要时应进行局部作战”。与此相适应，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说：“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１２月２２日，近卫第三次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本年虽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明确提出了武力征服和政治谋略两手并用的方针。近卫第三次声明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便从重庆出逃，经昆明、河内到上海、南京，甘作日本傀儡，组织伪政权，就是这种政治谋略的结果。
２．　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
根据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御前会议决定的《陆军作战指导要纲》，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于１２月２日向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和第２１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发布“大陆命”第２４１号命令。关于侵华日军的总任务，命令说：“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然后扼要规定了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及第２１军各自的任务，并将华中的“作战地区大概规定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安庆、信阳、岳阳、南昌之间”。这个命令中不再提扩大占领区，也没有要攻取下一个大目标的意图，显然放弃了战略进攻的想法，而只将侵华日军的任务原则性地规定为“确保占领区”和“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发布的《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对大本营的意图作了更具体、明确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
虽应利用攻占汉口、广州之余势，努力解决事变，但一定要迅速取得成果，预料尚有困难。为了对付长期作战，当将以前的对华处理办法明确修改，适应新的形势，作为处理秋季会战后的统一方针。
方针
以攻占汉口、广州，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然后，主动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防止急躁。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其内部进行基本工作——恢复治安，并相应地推行其他各种政策。
虽然肃清抗日残余势力的工作，仍须继续进行，但主要有待于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谍报工作与政治工作。
要点
１．　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
２．　治安地区大体包括从包头连接黄河下游、新黄河、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地区，希望使该地区逐步安定。当前应迅速确立治安安全地区如下，即使以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预定确保该地域，并以此为进行各种国防建设的范围。
河北省北部，
包头以东的蒙疆地方，
正太线以北的山西省，特别是太原平原，
山东省的重要部分（胶济沿线地区），
上海、南京、杭州的三角地带。
为了在上列治安地区，特别是在其中的重要地区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的，当固定地配备相当的兵力，并努力使其实现长期自给的局面。
除上述重要地区外，为联系起见，当确保主要交通线（津浦线、京汉线北段、同蒲线等）。
３．　除上述以外的占领地区，则为作战地区。在武汉及广州地方各配置一支部队，使之在政治和战略上成为压制抗日势力的根据地。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则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但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进行小接触。为此，根据敌我形势而配备的兵力，要限制在必要的最少限度内。
４．　在中国的兵力部署，根据前二项精神逐步整顿改编。或者与新设部队调防，调回国内，逐步作长期持久性的安排。预计昭和十四年间基本形势大体可以形成。
为了准备下次国际形势的转变，必须在各方面努力减少驻屯的兵力和驻地兵力的消耗。
５．　对于战略上特别是政治上的重要地点，继续顽强地进行空战，同时依靠海上封锁等努力切断（敌方）残余的对外联络线，特别是输入武器的路线。
……
以上两个文件对日本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后所采取的新的政略、战略，特别是军事战略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侵华日军后来的行动基本上是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的。文件中所说的“治安地区”，就是中国方面所说的“敌后战场”；“作战地区”，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统一的对日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日军既已放弃战略进攻，“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主要着眼点是转向确保占领区，“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同时也要继续在正面战场上进行有限攻势的作战，并加强战略轰炸，对中国施加压力。
３．　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以华制华”，就是扶植亲日政权（即汉奸政权），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笼络人心。这从日方连篇累牍的文件、声明中都可以看得出来。它所说的“主动指导新中国的建设”，首先就是指伪政权的建设。除扶植当时已存在的北平（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政权成立后改北平为北京）、南京（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张家口（名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地的伪政权外，其主要目标是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将各地方伪政权统一起来，以取代国民政府；至少使国民政府地位下降，使其沦为地方政权。至于东北伪政权，因日本早已把它算作一个“国家”，故不在此列。
“以战养战”，即在其占领区内加强经济掠夺，以适应侵华战争长期化的需要，补充其国力的不足。这也就是以上文件中所说的“努力实现长期自给”的要求。据统计，驻华北、华中侵华日军在１９３９年的自给率分别达到３６％和４１％，１９４０年分别达到４５％和７５％，可见其掠夺之残酷。
４．　调整兵力部署建立长期作战和灵活体制
日本侵华，原想速战速决，未作长期打算。随着中国的坚韧抵抗，战争规模扩大，战线延长，日本逐次增加兵力，陆续建立了“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开始是“上海派遣军”）、华南第２１军等地区性指挥机构。这些地区性指挥机构仍各归日本大本营直接指挥。１９３８年以后，大本营深感这种指挥体制头绪繁杂，有诸多不便，不利于及时组织战场协同，延误时机，不适于长期作战，因而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３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以板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统一指挥侵华日军，并作为拟议中的汪精卫傀儡中央政权的监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立后，“华中派遣军”撤销）。
至１９３９年底，侵华日军基本上完成了对华作战新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兵力部署。“中国派遣军”所属部队共有２５个师团、１８个独立混成旅团、２个混成旅团、１个骑兵集团、１个飞行集团又１个独立飞行队和海军的“中国方面舰队”，总兵力约８５万人。这些部队（不含海军）分成为４个战略集团。其各自的兵力及任务为：“华北方面军”有３个军司令部（第１军、第１２军、驻蒙军）、９个师团（第２７、第３５、第１１０、第３６、第３７、第４１、第２１、第３２、第２６师团）、１２个独立混成旅团（独立第１、第７、第８、第１５、第３、第４、第９、第１６、第５、第６、第１０、第２混成旅团）和骑兵集团，负责确保已占据的华北地区的“安定”，恢复河北北部、山东、山西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各主要交通线；第１１军部署于武汉地区，辖有７个师团（第３、第６、第１３、第３３、第３４、第３９、第４０师团）、２个独立混成旅团（第１４、第１８混成旅团），负责对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进行战役上的有限攻势作战，以达到其战略上的保守任务；第１３军部署于苏、浙、皖地区，辖有４个师团（第１５、第１７、第２２、第１１６师团）、４个独立混成旅团（第１１、第１２、第１３、第１７混成旅团），负责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据地区的“安定”，恢复京（南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及确保各主要交通线；第２１军部署于广州、汕头及海南岛地区，辖有４个师团（第５、第１８、第３８、第１０４师团）和２个混成旅团（台湾、近卫旅团），负责切断中国的海外补给线路。“中国派遣军”直辖第３飞行集团，下属有７个侦察机中队、４个战斗机中队、３个重轰炸机中队和４个轻轰炸机中队，总计有作战飞机１８３架。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部署于中国沿海，辖有３个遣华舰队（第１、第２、第３遣华舰队），２个联合航空队（第２、第３联合航空队），汉口、海南岛、广东、厦门、青岛、上海６个特别根据地队，南京、九江、舟山３个基地队及横须贺、佐世保、上海３个特别陆战队等。共有舰载及陆基作战飞机１４５架。
从上述日军政略、战略的变化和兵力的部署中可以看出，日本军事打击的重点已经从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加强了对华北及华中占领区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部队的作战力量。
---------------------------
103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国民政府调整抗战方针
---------------------------
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也面临着新形势。如何看待前１５个月抗战的得失?如何继续抗战以争取胜利?迫切需要作出回答和决策。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鉴于广州、武汉失守的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日至３日在长沙、２５日至２８日在南岳（衡山）相继召开军事会议。按蒋介石的说法，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求得出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
１．　策定新的抗战指导方针
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中把抗战全过程设想为两个时期：自“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抗战，此后为第二期抗战。他说：“在第一期战斗过程中，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是完全成功。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争取胜利战略上一切布置的完成，亦就是我们已经依照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敌人兵力的使用……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今后他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而且他已经派到中国境内的这许多部队随战区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疲惫不堪……所以敌人的侵略战争，今后只有一天天的随兵力之消耗减损而趋于失败。在另一方面，我们过去虽然遭受了挫失，但我们的挫失，客观上也只是到此限度为止；从今以后，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布置的完成，以及军实的增强和敌我力量消长，士气盛衰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
会议根据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和当前敌我态势及其发展趋向，策定第二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方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于前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总的战略仍然是持久战，但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较之第一期有了更为积极的内容，其侧重点不再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是以有限攻势和反击，与广泛的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牵制消耗敌人，打破敌人的企图，并准备反攻。
中共中央代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参加了长沙军事会议和南岳军事会议，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也参加了南岳军事会议。他们都对新的战略方针发表了重要意见，强调游击战的战略作用。蒋介石采纳了这些意见。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他还曾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原则，并决定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培训骨干。
２．　重划战区调整部署简化指挥系统
根据武汉会战的敌我态势和新的作战方针，军事委员会重新划分战区和兵力配备。正面８个战区是：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区为河南及皖北一部，兵力１２个步兵师、１个骑兵师、１个步兵旅、１个骑兵旅及其他特种部队。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区为山西及陕西一部，兵力３２个步兵师、５个骑兵师、１４个步兵旅、３个骑兵旅及其他特种部队。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区为苏南、皖南、赣东及浙江、福建，兵力２２个步兵师、２个步兵旅及特种部队。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区为广东、广西，兵力１８个步兵师、２个步兵旅及特种部队。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区为皖西、鄂北、豫南，兵力３４个步兵师、１个骑兵师、１个骑兵旅及特种部队。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区为甘肃、宁夏、青海，兵力６个步兵师、４个骑兵师、９个步兵旅、４个骑兵旅及特种部队。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理），辖区为赣西北、鄂南及湖南，兵力５２个步兵师及特种部队、游击部队等。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区陕西，兵力９个步兵师、１个骑兵师、１个步兵旅、１个骑兵旅。
新设的两个敌后战区是：
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区为山东及苏北，兵力７个步兵师及游击部队。
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防区为河北、察哈尔，兵力５个步兵师、１个骑兵师、河北民军等。
另有９个步兵师、１个步兵旅担任川、滇、康大后方之警备；２３个步兵师直属军事委员会，为战略机动部队。
以上中国军队全部兵力为２４２个师又４０个旅（至１９３８年底），海、空军及炮兵等未计。
为改进指挥，提高效率，使统帅部和战区命令能迅速下达，军事委员会认为原有的军事委员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到作为基本战略单位的师，共有７级指挥机构，层次太多，传达指挥不灵便，往往贻误战机，因此决定取消兵团和军团两级，以军为基本战略单位；同时还撤销师编成内的旅级机构，由师直接指挥团。此外，还撤消了军事委员会湘、桂、陕、甘各地行营。改设桂林、天水两个行营，分别指挥南北战场的作战。
３．　整建部队增强战力
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与优势日军作战迭经重大战役，兵员装备损失严重，多数部队因伤亡过重而缺额甚多，战斗力普遍下降，亟待整理补充，以利再战。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说：会议的“最大目的，就是要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全国部队今后拟分三期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其办法即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调换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训……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
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研讨情况，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国防军整理总方案》，提出了具体整训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征调１００万新兵，经训练后补充部队。整训以军官为重心，要求加强政治教育，提高技术、战术，增强战斗意志。军队整理则要求精简机关，减少非战斗单位，充实作战部队，提高整体素质。但这项整军计划因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并没有如期完成，１９３９年只完成两期。到１９４１年，经过整理的部队共有７４个军计１９８个师，约占全国部队的三分之二。
４．　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武汉失守前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由延安飞抵武汉与蒋介石晤谈。他在汇报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战的情况时就提出了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国民党高级将领如白崇禧等有感于八路军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成就，曾说“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在南岳军事会议期间，蒋介石正式决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要求中共派员讲授课程。中共方面经过研究，派出了以八路军（第１８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阵容强大的教授团到训练班执教。这是贯彻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为“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因地点设在著名的五岳之一的衡山，所以一般称之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起初任命第３１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来改由蒋介石亲自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周恩来则被聘为国际问题讲师，以示重视。
训练班于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５日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１０４６人，来自军事委员会机关、中央军校、各战区及地方党政机关。其中有不少人是从黄埔军校、南京军校以及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毕业，又在军队服役多年的中、高级军官。训练班教学工作主要由叶剑英主持，每期３个月，内容包括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军事教育主要讲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技术，政治教育主要讲授民众运动和游击战政治工作。叶剑英亲自讲授《游击战概论》，每周讲课两次。其他课程由教官分担。周恩来也向学员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长篇报告。除课堂教学外，叶剑英还经常带领学员到附近乡间实地演习游击战的战术技术以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提高学员从事游击战争的实际能力。不少学员毕业后怀着持久抗战必胜的信心投入抗日战争。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办了３期。
---------------------------
104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国共关系的新发展及对抗战的影响
---------------------------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保卫战，是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截至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八路军、新四军已在敌后广大地区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冀西南、晋西北、山东、皖南、皖东、苏南等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作战。
武汉失守前后，国共两党都认识到抗日战争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先后分别召开中央全会，研讨新形势下所应取的政略和战略。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于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至１１月６日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关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将表现于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由于敌强我弱……故出现了敌方进攻，我方防御的第一阶段。不说退却而说防御，是说以战略的运动防御即节节抵抗的姿态而表现其退却，不是一下子干脆退却。但又由于在敌则小国、退步、寡助，在我则大国、进步、多助这些特殊的条件，我之英勇抗战又使敌在进攻中受到分散的困难与消耗的损失，而不得不于一定时机结束其战略上的进攻，转入军事上保守其占领地而从政治上与经济封锁上向我进攻的阶段。此时敌虽消耗，但一时尚未消耗到使之转入失败的程度；我虽坚决抗战，与各方面向前进步，但一时也难进步到足以转入反攻驱敌出国的程度。依上诸因，一个双方相持的第二阶段或中间阶段，就形成了。由于第二阶段中敌之困难与我之进步俱日增，又配合着国际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形势，就能使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原来状态逐渐发生变化，进到在全局看来日益于敌不利而有利于我之局面，先到敌我平衡，再到我优敌劣，彼时，就可转入我之反攻、敌之退却的第三阶段了。”毛泽东认为，日本占领武汉之后，它可能用于中国方面的力量用得差不多了，其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也就达到了其进攻阶段的最高度，相持局面就要到来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决议，发表了《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全会制定了巩固和扩大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抗战为基本方针。全会认为：全国人民和军队的任务应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艰苦奋斗、积蓄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应是坚持和扩大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的残酷进攻，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建立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毛泽东于１１月５日、６日在全会上作了结论。关于国共分工，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关于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党派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于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１日至３０日在重庆举行，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蒋介石在会上作了《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开幕词和《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蒋介石在回顾了第一期抗战的得失和面临的新形势后表示：“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惟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针对日本从政治上诱降的谋略，蒋介石指出：“我们目前如果妄想妥协，希求侥幸的和平，就无异自投罗网、自取灭亡。”根据蒋介石的提议，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抗战期间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蒋介石为委员长。全会还通过了党务问题决议案，发表了宣言。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主要方针仍是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在提高抗战信心、打击悲观情绪，以及企图使国民党本身进步、发展与强化等方面作了相当的努力。这些都是五中全会主要的、积极的方面。但蒋介石在会上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一再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对改革政治、实行民主民权避而不谈等等，则是五中全会的消极方面。会后，国民党中央连续秘密下发《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对中国共产党厉行限制、防范和打击，并“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干部前往冀、鲁，俾加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共党之发展”。这些均表明，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政策上的反共性增强了，由此引起一系列摩擦事件。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又在五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武装限共。当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０年初在陕、晋，１９４１年１月在皖南，１９４３年７月在陕北，国民党三次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尤其是１９４１年１月那次，国民党以７个师约８万人的兵力突袭新四军，使新四军伤亡７０００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反共、限共政策，采取种种政治、军事行动，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只是由于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斗争，特别是敌后战场仍在扩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达５０万人，才阻止了国共分裂的危险，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战得以坚持到底。国民党的武力反共，丧失了人心，政治地位下降。皖南事变后不久，各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该组织成了共产党的同盟军。
---------------------------
105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南昌会战、会战前的一般形势
---------------------------
（一） 双 方 态 势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下旬中国军队有计划地撤出武汉后仍有近９０个师的部队部署于武汉周围。武汉以西、以北，是李宗仁所部第五战区６个集团军１３个军３４个步兵师和１个骑兵师和１个骑兵旅，部署在皖西、豫南、鄂南和鄂西北广大地域；武汉以南、以东，是薛岳所部第九战区８个集团军２１个军５２个步兵师，部署在赣西北、鄂南和湖南要域。此外，两战区内还有若干特种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以上部队对武汉构成包围态势。第九战区以东，则是顾祝同所部第三战区４个集团军２２个步兵师和２个步兵旅，可与第九战区互为策应。
日军大本营和“华中派遣军”为巩固对武汉的占领、确保长江中下游航道，以第１１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驻守武汉，在其序列的共有７个师团、２个独立混成旅团，比其他各区、各军具有更多的机动兵力，是对中国正面战场继续实施打击的主要力量。根据日军大本营的规定，其作战区域一般保持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安庆、信阳、岳阳、南昌间地区及邻近要点。南昌是江西省省会，是南浔铁路和浙赣铁路的交会点，是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后方联络线和补给线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空军以南昌机场为基地，经常袭击九江附近在长江中航行的日海军舰艇，对九江及武汉日军的后方补给交通线威胁甚大，故日军要改善其在华中的态势，必然要进攻南昌，并占领之。
（二） 日军进攻南昌的战役企图及作战准备
日“华中派遣军”在武汉作战中就企图攻占南昌，因第１０６师团沿南浔路向南攻击时在德安西北的万家岭遭到中国第九战区第１兵团的围歼，伤亡惨重，被迫停止前进；占领武汉后，为切断浙江、安徽、江西经浙赣路至大后方的交通线，解除对九江及长江航道的威胁，占领南昌机场以缩短其对中国南方进行战略轰炸的航程，决定一俟第１１军各部经过休整补充后便首先实施南昌作战（代号为“仁号作战”）。
１９３９年１月３１日，第１１军发出“仁号作战”的会战指导策略，预定于３月上旬开始行动，一举攻占南昌，割断和粉碎浙赣沿线的中国军队。其兵力部署概要如下：
１．　２月下旬以前，第１０１师团主力、第１０６师团及必要的军直属部队集结于德安以南地区，第１０６师团主力在箬溪附近集结，做好必要的准备。其他交通线路的修补、战场侦测作业以及必要的作战物资的整备，概于２月中旬前结束。
２．　第１０１、第１０６师团担任主攻任务，在永修附近突破修水右岸的敌人阵地，以一部从南浔线方面，以主力从安义、奉新方向向赣江、瑞河一线追击，并消灭沿途之敌。
３．　第６师团主力大致在开始攻击的同一时间突破箬溪附近之敌阵地，从修水河两岸地区向三都附近挺进。
随着以上作战的进展，尽快以强有力的一部向奉新方向挺进，切断修水河畔敌军的后方。
４．　在直接攻占南昌时，以主力从南昌上游渡过赣江，从南面攻占。在此期间，要以一部确保奉新及南面要点。
５．　在以上作战期间，水路情况若允许，以１个支队（以第１０１师团的步兵３个大队为基干部队）从鄱阳湖方面向进贤方向前进，切断浙赣线。
６．　本作战的初期，将第６师团的一部（步兵的３个大队）作为军的直辖部队由军控制，根据情况决定使用。
７．　２月下旬末，把军的战斗司令部指挥所向德安推进。
……
为了隐匿意图，各兵团务必利用夜间进行部署。
２月６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向第１１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其中指示：“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第１１军应从现在的对峙状态下，以急袭突破敌阵地，一举沿南浔一线地区攻占南昌，分割和粉碎浙赣线沿线之敌。同时要以一部从鄱阳湖方面前进，使之有利于主力作战”；“攻占南昌附近后，应即确保该地以南要线”。“华中派遣军”还和“中国方面舰队”商定了协同作战计划，并命令在湖北的第１６师团和在杭州的第２２师团在南昌作战开始前，先在汉水方面和钱塘江方面采取若干行动，以牵制和迷惑中国军队。南昌作战时间定为３月上旬，开始攻击时间由第１１军司令部确定。
２月９日，第１１军又和航空兵团和海军第２联合航空队商定了协同作战计划。冈村宁次为了保证进攻成功，在准备期间数次派作战主任参谋乘飞机侦察地形、守军的防御体系、工事状况及兵力配置、重武器的位置等，据此选定渡河（修水）点和进军路线、主要突击方向。为提高进攻的力度和速度，冈村宁次改变了以往将野战重炮兵和战车配属各师团分割使用的方法，在强渡修水时改由军集中使用、统一指挥；同时改变了将战车分布在步兵战斗队形直前、掩护和引导步兵攻击的传统战术，将战车编为战车集团，在第一线部队前方２天行程的距离上，在航空兵支援下，进行远程迂回，突破守军防线，为部队开路。炮兵由野战重炮兵第６旅团长澄田崃四郎指挥，共有各种火炮３００余门。战车由战车第５大队大队长石井广吉指挥，坦克及装甲车共有１３５辆。
２月中旬，第１０１师团、第１０６师团和配属炮兵开始向德安以南地区集结，战车队在德安以北集结。下旬，第６师团开始向箬溪、武宁方面行动，井上支队开始打通鄱阳湖水路，第１６师团、第９师团在湖北安陆汉水左岸和粤汉路北段开始佯动。第１１军原定于３月１０日“陆军纪念日”发动攻击，但自２月中旬起连续下了１个多月的雨，河水泛滥，道路难行，迟误了准备时间。直到３月９日，第１１军才确定作战开始之日为３月２０日。
（三） 第九战区防守南昌的作战指导方案及兵力部署
１９３９年２月，第九战区在长江以南的赣北、湖北地区与日军第１１军形成对峙，各部队仍在进行补充整训。其部署为：罗卓英第１９集团军在南昌北正面进行防御，以第７０、第４９、第７９、第３２军及预备第９师在箬溪以东修水南岸至鄱阳湖西岸并列展开；王陵基第３０集团军第７２军在武宁地区担任防御；樊崧甫所部（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８、第７３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担任防御；汤恩伯第３１集团军第１３、第１８、第９２、第３７、第５２军担任鄂南、湘北守备；卢汉第１集团军第５８军、第６０军、新编第３军及战区直辖第７４军，控制于长沙、浏阳、醴陵地区，为预备队。
２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１厅据各方情报，判明日军有攻占南昌企图，提出了对应意见。３月８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３月１０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３月１５日。”并对指导要领及部署作原则指示，要求第１９集团军固守现阵地，拒止敌渡河攻击；湘鄂赣边挺进军指挥第８、第７３军由武宁指向德安、瑞昌，攻击敌之左侧背；第３０、第２７集团军向武宁附近集结，第１集团军向修水、三都推进，准备尔后作战。薛岳于３月９日、１０日接连致电蒋介石，提出部队整训未毕，补给困难，准备不及，要求延至３月２４日开始实施。蒋于３月１３日复电，强调“惟因目的在先发制敌及牵制敌兵力之转用，故攻击开始日期不能迟于本月敬日（即２４日）”。但当中国军队尚在准备采取攻势之际，日军即开始进攻，于是第九战区就地转入防御。
---------------------------
106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会战经过
---------------------------
（一） 保卫南昌的作战
１．　南浔路沿线
３月１２日，日“华中派遣军”命令其直属的第１１６师团派出石原支队和村井支队（由第１１９旅团５个大队分编而成），在海军支援下，由湖北乘船出发，对鄱阳湖东岸进行搜索，保障水陆交通和主力部队左侧安全，至１５日，未遇到中国军队的抵抗，遂结束搜索行动，在各要点配备了必要兵力。１８日，村井支队乘军舰从星子出发，在永修东北约３０公里的吴城附近登陆，向中国守军进攻，遭到中国第３２军等部的顽强抗击。苦战４天，仍未能突破守军阵地。２３日晨，日军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继续发动猛攻，并不断投射燃烧弹、化学弹。守军蒙受重大损失，于２４日撤出吴城镇，向后转移。村井支队占领吴城后，继续实施打通赣江及修水的作战，排除中国方面敷设的水雷。
３月１８日，日军第１０１、第１０６师团主力及其炮兵、战车队等依次向修水北岸推进，分别占领进攻出发地域。此后，炮兵即开始进行试射和火力侦察。３月２０日１６时３０分，日军第１１军命令炮兵第６旅团长指挥所有炮兵向修水南岸守军第４９军、第７９军阵地猛烈射击，进行总攻开始前的炮火急袭，长达３个多小时，其中杂有大量毒剂弹。守军阵地多处被毁，第７６师师长王凌云以下官兵多人中毒。１９时３０分，第１０６师团由虬津开始强渡修水；２０日晚，第１０１师团也由涂家埠以北开始渡河。修水宽约３００米，因连日阴雨，河水上涨约３米，虽给日军渡河增加困难，但守军阵地多处被淹，水上障碍物大部分被冲走。日军２个师团分别突破守军前沿，乘夜连续突击，到２１日拂晓占领纵深２公里的滩头阵地，掩护其工兵架设浮桥。８时许，日战车集团通过浮桥，从第１０６师团正面向东山守军进攻，尔后沿南浔路西侧向南昌迂回。２２日２１时３０分，日先头战车群前出至奉新，占领南门外潦河大桥。战车集团的突然进攻，使守城部队未能撤收配置在城郊的３８门火炮即匆匆退走。日军于２３日占领奉新。
与此同时，第１０１师团一部沿南浔路正面攻击，在炮火掩护下强渡修水后在涂家埠受到中国第３２军顽强阻击，形成胶着。
日军开始总攻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于３月２１日急令第九战区各部队固守阵地。２３日电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速调第１０２师至南昌，加强南昌守备兵力，归第１９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另调第１６师、第７９师至南昌东南之东乡、进贤，警戒鄱阳湖南岸，并策应南昌方面的作战，同时电令第１９集团军以有力部队约２个师的兵力分路向敌后方的马回岭、瑞昌、九江、德安等要点袭击，破坏铁路、公路，断敌后方交通，阻止敌后续部队增援。
但因通信联络不畅及部队行动迟缓、协同不好等原因，以上计划未能实施，而战场情况已发生变化。同日，蒋介石已感到日军攻占南昌，志在必得，因此产生予敌以杀伤，然后放弃南昌的意图，特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１９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此次战事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敌以最大之打击。即使南昌失守，我各军亦应不顾一切，皆照指定目标进击，并照此方针，决定以后作战方案。”２５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白崇禧、薛岳、罗卓英、顾祝同，指示：“１．　罗集团主力应保持重点于湘赣公路方面，攻击敌右侧，向赣江方面压迫之，切戒以主力背赣江作战。（也就是要第１９集团军主力转移到赣江以西机动位置，避免被敌逼至赣江边于不利态势下决战。）２．　“南昌正面以必要一部固守之，必要时可在抚、赣两江间逐次抵抗，掩护赣南……”
日军战车集团占领奉新后，由于燃料将尽，在飞机空投燃料后方转向东进，继续向南昌西南迂回，于２０日到达南昌城西赣江大桥。第１１军将预备队第１４７联队归还第１０６师团建制，以增强该师团的突击力量。第１０６师团于２３日占领安义，其第１１旅团进击高安，阻击中国第九战区向南昌增援，主力经奉新转向东进，２５日在南昌以西击破由第三战区增援的第１０２师，于２６日进至赣江左岸生米街附近，当日渡过赣江，从南面迂回南昌，并切断了浙赣铁路。第１０１师团主力也经万埠、璜溪，于２６日进至生米街，当晚渡过赣江，向南昌突击。其第１０１旅团沿南浔铁路经乐化、蛟桥，于２６日到达南昌西北赣江北岸。
第１９集团军发现日军迂回南昌后，急令第３２军从南浔路上的涂家埠撤回南昌，会同第１０２师固守南昌。但第３２军尚未全部撤回而日军战车集团及第１０１旅团已分别突进至南昌西面及北面的赣江桥。守军虽炸毁桥梁将其阻止于赣江以西、以北，但日军第１０１师团已从南面突进南昌。守军兵力单薄，火力又弱，经激烈巷战，伤亡甚众，奉命向进贤撤退。２７日，日军第１０１师团占领南昌。２８日，日军第１１军奉命令第１０１师团确保南昌、第１０６师团主力回占奉新，准备向高安或奉新以西作战。４月２日日军占领高安城。
２．　武 宁 方 面
武宁位于修水河北岸、南浔铁路以西约８０公里处，背靠幕阜山，地势险要，是中国第九战区赣北防线的左翼要点。第３０集团军所属第７２、第７８军与湘鄂赣边挺进军所属第８、第７３军部署于修水河两岸，统一由第３０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保卫南昌，曾计划派出有力部队从武宁向东，向虬津、德安间进击，袭扰沿南浔路南下之敌的后方和侧背，破坏敌之交通。日军第１１军在判明中国军队的部署和企图后，也将武宁方面作为其南昌会战的重要一翼，派出第６师团向武宁行动，牵制、阻击中国军队，保障其主力的右侧背安全，以顺利夺取南昌。
３月２０日，日军在南浔路正面战斗打响的同时，其第６师团也由箬溪（虬津与武宁之间）沿修水北岸向西攻击，但遭中国第７３军、第８军坚决抵抗，进度缓慢。２１日下午，第６师团一部在飞机、火炮掩护下，从箬溪以东强渡修水，主力向武宁进攻，其第３６旅团向杨洲街进攻。防守武宁地区的第３０集团军利用山地进行顽强抗击，使日军进展极为困难，至２８日，方进至武宁以东约４公里的新宁镇一带。其第３６旅团２４日在杨洲街与守军第１９师激战，于２７日攻占靖安；因南昌战斗已经结束，而其师团主力被阻于武宁以东，于是迅速返回，转攻武宁。因第７３、第８军连日苦战，伤亡较大，第３０集团军着第７２军接替武宁东北防务。日军第６师团集中兵力猛攻，激战至２９日，守军撤至修水南岸，日军进占武宁。又经过激烈战斗，至４月５日，日军第３６旅团进至修水南岸。
在此期间，蒋介石曾一再致电白崇禧、薛岳，着武宁方面的第３０集团及崇阳、通山方面的第３１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应不顾南昌方面战况之变化，断行反攻，绕袭敌军侧后，向南浔路上的马回岭、德安、永修及瑞昌挺进，断敌交通，阻敌增援。但此计划未能实施。
（二） 反攻南昌的作战
日军攻占南昌后，东沿鄱阳湖东南岸，南至向塘，西在高安、奉新、武宁一线与中国第三、第九战区保持对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虽占领南昌，但消耗较大，尚未整补，守备兵力不足，决定乘日军立足未稳时举行反攻，同时令各战区发动“四月攻势”（亦称“春季攻势”），袭扰、牵制日军，防止其继续向西进犯长沙。军事委员会令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策划反攻南昌。使用兵力，预定为第九战区的第１、第１９、第３０集团军及第三战区的第３２集团军，共约１０个师，由第１９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统一指挥。
４月１７日，蒋介石将自己的《攻略南昌计划》电告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并征求意见。作战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之时机，预定４月２４日。”其兵力部署的主要内容是：令第１集团军（总司令高荫槐）、第１９集团军及第７４军（军长俞济时）分别经奉新、大城地区向修水至南昌间南浔铁路挺进，彻底破坏交通，断敌增援，并协力攻略南昌；令第１９集团军第４９军（军长刘多荃）逐次推进至高安，为总预备队；令第３２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以３个师的兵力由赣江以东进攻南昌，并组织１个团的部队，以奇袭手段袭取南昌；令第３０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进攻武宁。
４月１８日，白崇禧复电蒋介石，对兵力部署提出自己的建议，稍有变动，强调进行奇袭及“破坏、扰乱敌之交通及后方”，“切断敌之联络线”，并认为“攻击时间应提前，从速实施，至迟须在２２日左右”。
４月２１日，第九战区的部队首先开始行动。第１集团军以第６０军第１８４师和第５８军新１０师进攻奉新，以第５８军新１１师监视靖安日军；以第７４军主力进攻高安，以第７４军及第４９军各一部北渡锦江，进攻大城、生米街。激战至２６日，日军退守奉新、虬岭、万寿宫一带。第１９集团军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据点。但尔后进展困难，攻击受阻。两个集团军的部队均未能按照计划挺进至南浔铁路。
第三战区的第３２集团军以第２９军第１６师、第７９师、预备第５师及预备第１０师之一部于４月２３日渡过抚河，进攻南昌。激战至２６日，攻克市汊街。（南昌南），向南昌逼近。２７日，日军集中第１０１师团主力实施反击，在猛烈炮火及航空兵火力支援下，与中国军队在南昌东南、正南郊区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该地区内的各村庄据点。第７９师师长段朗如因部队伤亡过大，于４月２８日夜改变进攻部署，并发电报向军及集团军作了报告。第３２集团军总司令以擅自更动计划为由，报第三战区批准，将其撤职查办。蒋介石急于攻下南昌，听到报告后，于５月１日下令，以贻误军机罪将段朗如“军前正法”，令第１６师师长何平“戴罪图功”，令上官云相到前方督战，限于５月５日以前攻下南昌。
５月２日，第１０２师收复向塘，再克市汊街。第１６师一度攻占沙潭埠，但在日军援军反击下，又被夺去。上官云相遂将第２６师投入战斗。５月４日再度发起进攻。战至５日黄昏，预备第５师攻至城外围阵地，并破坏了铁丝网，但日军火力密集，该师伤亡很重，无力继续攻击。第２６师第１５２团于５日拂晓突入新龙机场，击毁日飞机３架。第１５５团于５日９时突进至火车站，但均遭日军猛烈的火力袭击及反击而受阻。５月６日，日军第１０６师团主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从南昌及莲塘夹击城郊的第２９军。激战至１７时，第２９军被包围，第２６师师长刘雨卿负伤，军长陈安宝及第１５６团团长谢北亭牺牲。第２９军参谋长徐志勋及刘雨卿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见已不可能完成攻占南昌的任务，为避免部队被歼，冒被蒋介石杀头的危险，决定向中洲尾、市汊街突围。预备第５师化装便衣潜入城中的１个团因无后续部队接应，被迫撤出。
蒋介石限期于５月５日攻下南昌的命令下达后，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认为：以南昌防御战后尚未得到补充而武器装备又远逊于敌人的部队，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而又依托防御工事的敌人进行攻坚作战，不可能按主观决定的时间攻下南昌。但他不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不同意见，于５月３日致电陈诚陈述自己的看法。他说：“查南昌、奉新方面之攻击，自４月漾日（２３日）开始，已１１天。因我军之装备等不及敌人，而敌人之重兵器、机械化部队与飞机等，能处处协力敌陆军之作战。因此攻击颇难摧毁敌之坚固阵地。现迭奉委座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之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５月５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部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外，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陈诚于５月５日将薛岳的电报全文转报蒋介石。当时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对限时攻克南昌的命令也认为不符实际，５月５日也致电蒋介石及何应钦，婉转地提出不同的建议。他说：“我军对敌之攻击，必须出其不意，始能奏效。今南昌之敌既已有备，且我军兼旬攻击，亦已尽其努力。为顾虑士气与我最高战略原则计，拟请此后于南昌方面，以兵力三分之一继续围攻，三分之二分别整理。在外则仍宣传积极攻略……”两封电报的用意，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作战指导不符战略方针为理由，希望蒋介石改变限期攻克南昌的命令。蒋介石接到电报，又得到陈安宝军长牺牲及进攻部队伤亡惨重的报告，于５月９日下达停止进攻南昌的命令。日军此时亦因损失严重，无力反击，南昌会战结束。
---------------------------
107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会战简析
---------------------------
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但它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却有积极的一面。南昌会战表明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但既未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也未能击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摧毁中国广大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不仅继续进行抗战，而且还开始实施战役范围的反攻，这是“七七”事变以来的新发展，同时也证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导上确有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意图。可惜的是，由于最高决定者和某些高级将领，或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或是缺乏优良的战略战术素养，以致在作战指导和作战指挥上产生不少失误，在造成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战役企图。
首先是作战指导与战略方针相抵牾。蒋介石在口头上一再声称“不复与敌人作一点一线之争夺”，“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等等，但是在反攻南昌的作战中，当奇袭未能成功、已形成以弱我向强敌进行阵地攻坚战时，不顾战场的实际情况，仍限令于５月５日前攻下南昌，以致不仅南昌未能按其主观愿望攻克，而且部队遭到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其次是对敌情判断错误，防御阵地缺乏韧性。第九战区保卫南昌选定的主要防御方向为南浔铁路方面，而日军的主突方向则在修水以西，相差甚远。有些担任防御的军队（第７９、第４９军等）仅部署１个师在第一线，正面长达１５公里，而军的主力却部署在第一线后方１日行程之处，这在当时的机动条件下不仅策应困难，而且也违反了以军为基本战略单位、军长应直接指挥战斗的原则，致一点被突破，即全线陷于被动，不能有效地遏止、迟滞敌人。
再次是有些高级将领在作战指挥上缺乏积极进取精神，执行命令不力。反攻南昌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以主力进攻南浔路沿线之敌，彻底破坏交通，切断日军的增援及联络，以一部攻南昌。而担任这一主要任务的第１集团军和第７４军为相隔甚远的几个日军独立据点所阻，无一点兵力进至南浔路上，对战役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另外，日军在南昌会战中大量施放毒气，也是修水防线被迅速突破和中国军队在战斗中伤亡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日军在强渡修水前进行炮火准备时，使用了全部能够发射毒气弹的火炮进行急袭，仅１９时２０分至３０分的最后１０分钟中，即发射毒气弹３０００余发。紧接着，日军野战毒气队又在１２公里进攻正面上施放了中型毒气筒１５０００个（其中第１０１师团正面施放了５０００个，１０６师团正面施放了１００００个），修水河中国守军阵地的２公里纵深内完全为毒气所笼罩。守军伤亡极重，当时中毒的团以上军官即有第２６师师长王凌云、旅长龚传文、团长唐际遏和第１０５师的团长于禬源等。部队缺乏防毒手段及措施，处于惊慌之中，指挥失灵，致战斗力接近丧失，日军得以顺利渡过修水河。参加南昌会战的日军野战重炮兵第１５联队联队长佐佐木孟久大佐，在其所著《十加部队的变迁》中说：“３月２１日拂晓是阴天，有约３米／秒的风吹向敌方，这是使用特种弹的绝好天气。按照预定计划，从拂晓开始，进行试射、校正射效，以后转入炮火准备后，１４０门大炮的炮声盖住了修水河畔，实为壮烈。最后发射特种弹，亲眼目睹了浓浓的红云渗透至敌阵的情景。结束炮火准备后，前沿步兵放射特种筒，战斗进展很顺利。当炮兵按计划延伸射击后，步兵一齐进攻，突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与此同时，日军第６师团第１１旅团在进攻武宁中国军队阵地时，也使用了大量含有窒息性毒气的特殊发烟筒１２个，致守军官兵５００人遭烈性毒气伤害，阵地被攻占。由于日军规定“对特种烟实施地区，务期歼灭华军，希图灭口”，所以据被俘的日军上等兵野上今朝雄笔供，在武宁中毒的中国官兵全部被日军刺杀。以后在高安附近战斗及强渡锦江等作战时，均曾使用了大量的毒气弹和毒气筒。
附表６-２-１南昌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３９年２月）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
第１１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第１０１师团伊东政喜
步兵第１０１旅团（步兵第１０１、第１４９联队）
步兵第１０２旅团（步兵第１０３、第１５７联队）
骑兵第１０１大队
野炮兵第１０１联队
工兵第１０１联队
辎重兵第１０１联队
第１０６师团松浦淳六郎
步兵第１１１旅团（步兵第１１３、第１４７联队）
步兵第１３６旅团（步兵第１２３、第１４５联队）
骑兵第１０６联队
野炮兵第１０６联队
工兵第１０６联队
辎重兵第１０６联队
第６师团稻叶四郎
步兵第１１旅团（步兵第１３、第４７联队）
步兵第３６旅团（步兵第２３、第４５联队）
骑兵第６联队
野炮兵第６联队
工兵第６联队
辎重兵第６联队
第１１６师团清水喜重
步兵第１１９旅团（步兵第１０９、第１２０联队）
步兵第１３０旅团（步兵第１３２、第１３８联队）
骑兵第１２８大队
野炮兵第１２２联队
工兵第１１６联队
辎重兵第１１６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６旅团澄田崃四郎
野战重炮兵第１０联队（１５厘米榴弹炮２４门）
野战重炮兵第１３联队（１５厘米榴弹炮２４门）
野战重炮兵第１４联队（１５厘米榴弹炮２４门）
野战重炮兵第１５联队（１０厘米加农炮１６门）
独立山炮兵第１１联队（７．５厘米山炮１２门）
攻城重炮兵第２大队（１５厘米加农炮４门）
野炮兵第１０１联队（７．５厘米野炮３４门，属第１０１师团，临时配属）
野炮兵第１０６联队（７．５厘米野炮３２门，属第１０６师团，临时配属）
（注：强渡修河时，第１０１、第１０６师团各联队之山炮、速射炮、步兵炮及迫击炮８个中队，均由澄田崃四郎统一指挥。）
战车集团石井广吉
第１战车群（战车第７联队，步兵、工兵各１个中队）
第２战车群（战车第５大队主力，步兵１个中队、工兵１个小队）
预备队（战车第５大队第２中队、独立轻战车第９中队、步兵３个中队、工兵１个分队）
附表６-２-２南昌会战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３９年２月）
司令长官陈诚
代司令长官薛岳
第１９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第３２军军长宋肯堂
第１３９师师长李兆瑛
第１４１师师长唐永良
第１４２师师长傅立平
第４９军军长刘多荃
第１０５师师长王铁汉
预备第９师师长张言传
第７９军军长夏楚中
第７６师师长王凌云
第９８师师长王甲本
第１１８师师长王严
第７０军军长李觉
第１９师师长李觉（兼）
第１０７师师长段珩
第７８军军长夏首勋
新编第１３师师长刘若弼
新编第１６师师长吴守权
第３０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
第７２军军长韩全朴
新编第１４师师长范南煊
新编第１５师师长邓国璋
第１集团军总司令卢汉
高荫槐（代）
第５８军军长孙渡
新编第１０师师长鲁道源
新编第１１师师长梁德奎
第６０军军长安恩溥
第１８３师师长杨宏光
第１８４师师长张冲
第７４军军长俞济时
第５１师师长王耀武
第５７师师长施中诚
第５８师师长冯圣法
预备第９师师长顾家齐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樊松甫
第８军军长李玉堂
第３师师长赵锡田
第１７９师师长丁炳权
第７３军军长彭位仁
第１５师师长汪之斌
第７７师师长柳际明
第１游击纵队司令孔荷宠
第３２集团军（属第三战区，参与南昌会战）总司令上官云相
第２９军军长陈安宝
第２６师师长刘雨卿
第７９师师长段朗如
第１０２师师长柏辉章
第１６师师长何平
预备第５师师长曾戛初
预备第１０师师长方先觉
注释：
〔１〕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日本朝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增印版，（２）第３５１—３５２页。
〔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下）第７８４页。
〔３〕同〔２〕，第７８５—７８６页。
〔４〕同〔２〕，第７８５页。
〔５〕同〔２〕，第７８８页。
〔６〕同〔２〕，第７９０页。
〔７〕同〔２〕，第７９０—７９１页。
〔８〕同〔２〕，第８００页。
〔９〕同〔２〕，第８００—８０１页。
〔１０〕同〔２〕，第８０９页。
〔１１〕同〔２〕，第８０８页。
〔１２〕纪道庄、李录：《侵华日军的毒气战》。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２４页。
〔１３〕〔日〕吉见义明：《化学战备忘录——日军在中国使用了毒气》。转引自《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１４〕同〔１２〕，第１２５页。
---------------------------
108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海南岛作战
---------------------------
海南岛原属广东省，位于南海西南角，东临南海，西南隔东京湾、北部湾与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相望，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对。全岛面积约３２２００平方公里，与台湾面积大致相同，岛上有丰富的地下资源。
海南岛的作战是一次规模不大的行动，日本的战史中，把这次作战称为“几乎不流血的登陆”。但因其与日本的海洋政策即南进政策密切相关，因而日本海军对这次作战特别积极，“海军对占领海南岛所抱的远大企图，其构想堪与陆军对满洲所抱的企图相匹”。〔１〕又因海南岛靠近法属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容易刺激英、法等国，因而日本政府对此次行动也十分关注。
早在１９３８年４月，日本海军就在台湾总督府设立海军武官府，研究南进政策及有关计划。同年９月，以台湾总督府名义拟定的《南方外地统治组织扩充强化方策》及《海南岛处理方针》等文件，就把占领海南岛和控制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密切联系起来，同向西南太平洋侵略扩张、建设“新东亚”密切联系起来。在《海南岛处理方针》中提出：“鉴于海南岛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应着眼于帝国对外扩充统治的精神，确立对该岛的全部统治实权”，“要以统治台湾的经验，灵活运用于统治海南岛”，“确保开发海南岛资源，乃帝国国策所必要”，“确立对以海南岛为中心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新南群岛的坚强支配权，使之与台湾相结合，作为帝国南方政策的前进据点，以图强化遂行我国既定国策。”〔２〕广州作战后，“香港路线被切断，援蒋路线正在移向河内和缅甸路线。要切断这些路线，只能依靠航空攻击。然而对此两条路线的航空作战基地，目前只有台湾和三灶岛两基地。如能再在海南岛建设航空基地，则航空作战可进一步延伸到切断缅甸路线。”〔３〕为取得这样的基地，日本海军实施海南岛作战的意向更加强烈。其实早在“中国事变爆发前，日本官方及工商界即已非常关心此一天然资源宝库。海军也渴望得到此地埋藏的油田，而认为有必要早日占领此岛”，〔４〕因而积极同陆军协商进攻该岛。由于担心刺激英、法，所以必须得到日本政府同意。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５日的五相会议上，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提出了攻占海南岛的议案，经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０日至１１日五相会议讨论，仍未作出最后决定，于是海军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召开御前会议予以裁决。在１月１３日下午的御前会议上，天皇没有提出异议和质问，即表示认可。
１月１９日，日本大本营发出“大陆命”第２６５号命令，决定攻占海南岛要域，以“建立对华南进行航空作战及封锁作战的基地”。同日，参谋部总长载仁亲王就作战细节发出“大陆指”第３７２号指令，规定陆军以台湾混成旅团（因旅团长为波田重一，故又称“波田支队”；后新任旅团长为饭田祥二郎，故改称“饭田支队”）为基干，海军以第５舰队为基干（辖第８、第９、第１０战队，第２、第５驱逐舰队，第１、第２、第１４航空队，第２根据地队及陆战队、特别陆战队等，兵力包括重巡洋舰７艘、驱逐舰约２０艘、舰载机约１５０架、中型攻击机１２架、水上侦察机１６架等，〔５〕预定于２月上中旬攻占海口及附近地区，海军可伺机占领榆林港附近。关于部队的运送、护卫、登陆与协同作战，由第２１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和第５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协商作出计划；在占据地区内，陆上的警备由陆军负责，海上的警备由海军负责，海口飞机场、码头及港务机关的管理使用由陆、海军共同负责。登陆以后由大本营进行指道。〔６〕此次作战，陆军代号为“登”号作战，海军代号为“Y”作战。
作战前１个月，日军即已开始现地侦察，在海南海峡秘密测量水深及设置标志，同时在海南岛西北的涠州岛设置了临时野战机场。２月３日，护卫舰队集结于万山群岛泊地。同日，先遣部队进出海南海峡。２月８日晚，台湾混成旅团（辖２个步兵联队、１个炮兵联队、１个工兵联队）在第５舰队护卫下从万山群岛启航，向西南行约２３０海里，于９日２２时在海口以西约２０公里的澄迈湾抛锚。陆、海军作战部队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乘第５舰队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排水量１万吨）在海口正北方的琼州海峡中停泊。１０日２时３０分，各部队趁夜暗在澄迈湾东北角开始登陆。中国方面正规部队在广州作战前已全部调出，琼崖守备司令部只有保安第５旅的保安第１团（约９００人）、保安第２团（约７００人）、独立自卫大队（约３００人）、新编守备队（由壮丁编成，约１０００余人）及秀英炮台守备队（约２５０人）等，共约３５００人。登陆日军击破中国保安部队的微弱抵抗即占领登陆场，并继续向东进攻。天明后，中国守军以海口秀英炮台的要塞炮向日舰射击，不久炮台即被日机炸毁。日军于１０日中午占领海口，１４时占领琼山，接着又攻占海口以南约３０公里的安定和东南约６０公里的清澜港。琼崖守备司令王毅率余部潜入纵深山区。
由于海口登陆作战顺利，日海军护卫舰队指挥官决定将进攻三亚的作战提前２天实施。为了单独作战，将横须贺特别陆战队（约８６０人）、吴港特别陆战队（约７３０人）、佐世保特别陆战队（约８６０人）与各舰船人员编成的联合陆战队组编为陆战部队（共约３０００人），于２月１３日午夜横越琼州海峡，绕海南岛西侧，于１４日拂晓到达海南岛南端的三亚港，未遇任何抵抗即登陆成功。当日占领三亚、榆林、崖县，尔后陆、海军南北对进，占领海南全岛。
２月１２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时，把日军侵占海南岛称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预料日本必将以海南岛为跳板，将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实现其更大的野心，不惜向英、美开战。
３月３０日，日本政府宣布南沙群岛归日本所有。７月下旬，第２１军以４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编组了“海南岛派遣部队”以接替台湾混成旅团，担任海南岛占领任务，将台湾混成旅团调回广州。日本海军则大力经营海口航空基地和榆林海军基地，为扩大战争和开发海南岛国防资源作准备。
美、英、法、荷等国都对日本侵占海南岛和宣布领有南沙群岛提出了质问和抗议。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回答各国说：“攻占海南岛是出于加强华南沿岸的封锁，加速蒋政权崩溃的军事上的需要，并没领土野心。”〔７〕当然更讳言其南进的企图。
二、 汕 头 作 战
日本大本营为了进一步封锁中国、切断由汕头进入内地的外援路线，于１９３９年６月６日向驻广州的第２１军及海军“中国方面舰队”下达了攻略汕头及潮州的作战命令。第２１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令第１０４师团第１３７旅团旅团长后藤十郎率步兵第１３７联队、独立步兵第７６大队，与配属的山炮兵２个大队、工兵２个中队、轻坦克１个小队及１个渡河中队组成后藤支队，与海军协同进攻汕头。海军参战部队为第５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派出的第９战队，第５水雷舰队，第１２、第２１扫海队，第４５驱逐队，第３联合航空队及佐世保第９特别陆战队等。
防守汕、潮地区的中国军队为第四战区的独立第９旅（旅长张兰荪），主力驻潮州，一部驻汕头。另有１个保安团和地方自卫队等。
后藤支队于６月１４日从黄埔港乘舰艇，１６日到达马公岛，与海军参战部队会合，一方面与海军指挥官商讨协同作战的细节，一方面进行换乘及登陆的训练。６月２０日，日军从马公岛启航，２１日凌晨进至汕头港外，当即以一部兵力在汕头港南岸的达濠岛登陆，主力则沿韩江支流西溪北进，８时半左右在汕头以东地区登陆，随即向汕头以北地区迂回。２２日拂晓开始向汕头进攻。守军独立第９旅的部队仓促应战，稍事抵抗即行撤走。日军于当日上午占领汕头。２５日，日军后藤支队向潮州进攻。独立第９旅在潮州西南郊的枫溪进行阻击，经激战，因不支而撤走。日军于２７日上午占领了潮州。
注释：
〔１〕〔日〕井本熊男：《作战日志ご缀る支那事变》。日本芙蓉书房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２８页。
〔２〕同〔１〕，第３２９页。
〔３〕〔４〕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中译本，第３１３页。
〔５〕〔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中译本，第１１１页。
〔６〕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日本朝云新闻社１９８３年增印版，第３３７—３３８页。参见《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第３１５—３１６页。
〔７〕同〔１〕，第３３４页。
---------------------------
109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随、枣会战_会战前双方态势
---------------------------
日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重新调整战区。调整后的第五战区范围包括皖西、豫南和鄂北，东与第三战区毗连，北与第一战区相邻，西扼川陕，南临长江，与第九战区相望。其位置居各战区中央，控制着长江上游入川门户；战区内东有大别山，西有荆山，北有桐柏山，中有大洪山，并有汉水（襄河）由西北向东南贯穿其间，进可威胁武汉，退可与日军周旋。战区所辖部队有第１１集团军、第２１集团军、第２２集团军、第２９集团军、第３３集团军、江防军等６个集团军，有１３个军、３４个步兵师、１个骑兵师、１个骑兵旅和２个游击纵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江防军（司令郭忏）担任宜昌以下长江北岸、襄河以西及宜昌、当阳、江陵各要点防务；以第２９、第３３集团军组成右集团军（由第３３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指挥）担任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防务，置重点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以第１１、第２２集团军组成左集团军（由第１１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指挥），担任大洪山至桐柏之间防务，重点在襄（阳）花（园）公路随县至枣阳间地区；以第２１集团军在大别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日军，以为策应。但各部队因在前期作战中伤亡消耗较大，整补工作刚在进行，约有半数以上的师，员额、装备不足编制数的二分之一，战力堪虞。１９３９年４月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汤恩伯第３１集团军（辖６个师）从鄂南的崇阳、通山等地北调，加强第五战区，接替第２２集团军在随（县）枣（阳）间的防务，将第２２集团军调至襄樊附近为总预备队；不久，又应第五战区之请，将原属第一战区的孙连仲第２集团军从临汝南调至桐柏山区，与第五战区协同作战。
日军第１１军为确保武汉，占领周围要点，东至九江，北到信阳，西至钟祥、安陆，南为岳阳、南昌，沿铁路、水路和公路警戒，保持各点之间的联系；并依其大本营的指示，以上列各点之间为作战地区，与中国军队作战。但其四面都受到中国军队的包围，特别是北面受第五战区、南面受第九战区威胁较大，故１９３９年及以后，日军第１１军的作战多是以第五、第九战区为对象。１９３９年初，第１１军辖７个师团（第３、第６、第９、第１３、第１６、第１０１、第１０６师团）和１个独立混成旅团（第１４独立混成旅团）。３月，新编成的第３３、第３４师团奉命编入第１１军序列，预定６月以后替换第９、第１６师团回国。这样，１９３９年４—５月间，第１１军便辖有９个师团、１个混成旅团，临时增加了机动兵力，第１１军司令官遂决定利用这一机会，继南昌会战给第九、第三战区以打击后，再给第五战区以打击。
二、 日军的战役企图和兵力部署
还在南昌会战期间，日军“华中派遣军”便得知汤恩伯第３１集团军将由江南调往江北和中国军队将于４月发动“春季攻势”的情报，随即通知第１１军作必要的准备。第１１军在攻占南昌、武宁，基本上解除了第九战区部队对九江及长江航道的威胁后，冈村宁次即决定先发制人，在第五战区发动攻势之前向随枣地区进行攻击。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７日拟定了《乇号作战会战指导策略》。其作战方针是：“为了确保作战地区，加强安定和进一步挫伤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军决定利用新兵团到来之机和敌军正在准备进攻的间隙，大致在５月初以前，秘密将江北各兵团及军直属部队的主力集结在应山、安陆附近，做好会战准备。”其作战企图与计划是：“军决定以强有力的一部在主力发动攻势之前从大别山南麓地区突破敌军左翼，把敌人的主力牵制在这深长的东南面，主力概由安陆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向枣阳南侧地区及该地西北地区一线迂回突进。同时，以机动兵团向纵深的纰源以南地区迂回，切断向南阳方面的退路，在枣阳附近捕捉敌军的重点兵团，予以歼灭。”要求“完成作战目的后，迅速回到大概原来态势……但必须确保随县一带”。同时明确“此次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的重点兵团第３１集团军”。这份文件还对参与这次会战的主要部队第３、第１３、第１６师团和骑兵旅团在５月初以前的大致集结位置及以后的大致突击方向作了规定。〔１〕
由于这次作战超出了大本营规定的区域，所以要经过“华中派遣军”向大本营请示。大本营于４月１８日以“大陆命”第２８９号命令批准了“华中派遣军”“在４、５月间可在汉口西北正面，暂时实施越过现作战地区作战”。日军参谋本部同时指令“华中派遣军”在实施作战后“要尽快返回现作战地区内”。４月２０日，“华中派遣军”根据大本营和参谋本部的批复，命令第１１军：“在４、５月间，可伺机在大概唐河以南地区将汉口西北正面之敌击败，粉碎其抗战企图，将敌消灭后应尽快返回大概连接信阳、随县、安陆一线以南地区。”
---------------------------
110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第五战区的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
---------------------------
４月２０日，第１１军下达作战预先号令，并进行了兵力部署：令第３师团（为加强该师团进攻能力，配属１个步兵联队、２个野战重炮兵联队、１个工兵联队、１个山炮兵大队、１个迫击炮大队、１个机枪大队、１个战车大队和２个装甲车中队）于４月末集结于孟畈店地区，５月初发起进攻，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后向随县以北高城镇、唐县镇（今唐镇）攻击前进，以牵制中国军队主力于枣阳东南方向，另以一部兵力向枣阳东北新集一带迂回。必要时以一部兵力由信阳向桐柏方向进击，以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令第１３师团和第１６师团分别集结于钟祥县城及城东北黄家集附近，进攻开始后，两师团突破当面守军防线，并列向枣阳以南吴家店和枣阳以西双沟前进，切断枣阳与襄阳的联系。令骑兵第４旅团（为加强该旅团独立作战能力，配属１个骑兵联队和１个骑兵大队）集结于钟祥东南郑家集和天门以西的多宝湾地区，进攻开始后，俟第１６师团进至樊城东南方集、大庙山一带时，迅速超越该师团，攻击双沟，并向新野、唐河迂回，以形成对枣阳地区的双重包围，遮断中国军队向南阳的退路。当第３师团进至唐县镇附近时，第１３、第１６师团从白河以东向右迂回，进攻枣阳附近。作战目的达成后，第３师团确保枣阳地区，掩护其他部队返回原驻地。其他部队撤回后，第３师团留一部兵力占领随县，主力返回原驻地。此外，还令第３飞行团（２个侦察机中队，１个战斗机战队，２个轻轰炸机战队）协同地面部队作战。这一计划的中心思想是以第３师团在右、骑兵第４旅团在左，以迂回行动对枣阳地区实施包围，尔后以第１３、第１６师团北进，以围歼中国军队的第３１集团军。
４月２６日，冈村宁次命令第３师团于５月１日开始进攻，其他师团于５月２日前作好攻击前的准备。
１９３９年４月，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发动“４月攻势”的命令，正向随县以南安陆、应城、天门及平汉路南段的信阳、广水、花园等地发动攻势时，侦知日军调动频繁，在应山、安陆附近集结较大兵力，有向战区腹地发动进攻的迹象，乃于４月２５日下令停止“４月攻势”，调整部署，作抗击日军进攻的准备，并将敌军集结情况向军事委员会作了报告，同时制订出新的作战计划。作战方针是：“战区决以长久保持桐柏、大洪两山地带，以攻为守，予敌以打击。”兵力部署的基本精神是：以一部兵力防守襄河，以主力配置于襄（阳）花（园）公路方面，伺机反攻；另以一部兵力配合游击部队攻扰平汉路。同时，请求军事委员会令第一战区的第２集团军（孙连仲部）南移桐柏、唐河，以巩固两战区的结合部，并保障第五战区侧背的安全。
４月２８日，军委会分别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出敌人向第五战区增加两个师团，“无论其为防为攻，我军应仍按预定计划进行。正面各部队更应利用气候、地形与民众等有利条件，分路出击，只要应用无孔不入之要领，继续不断予以打击，以粉碎其进攻之企图。”军事委员会要求第一、第五两战区确切协同，保持桐柏、大洪两山。〔２〕
军事委员会批准了李宗仁的作战计划，并同意将第２集团军南调。４月３０日，李宗仁遂向第五战区各部队发出作战命令。其主要内容为：〔３〕
（一） 不下三师团之敌，将以主力由淅河及其以北地区向西，有力之一部由钟祥附近北向，夹击我在襄河东岸之主力兵团。
襄河之敌，似仍属以骑兵为基干之部队，沿河防守。
我一、九、三各战区继续攻势顺利进展中，一战区并以孙集团主力在桐柏一带策应本战区之作战。
（二） 战区决以主力行攻势防御，粉碎敌之企图，长久保持襄河东岸地区；一部渡河攻击，竭力牵制敌之兵力，俾我主力之作战容易。
我廖集团约两师，并指挥沈、黄两部（游击纵队），主力向花园、广水间；一部向信阳西进，策应我主力之作战。
（三） 江防军除以２６军主力推进沙洋、十里铺、沙市间地区外，其他部署及任务仍旧。
河防部队应各派有力部队渡河攻击，在襄河东岸获得据点后，应竭力扩张战果，向血口、沙港方面侧击。王、金两部应全部渡河，向应城、瓦庙集间攻击，并截断京钟路，以牵制敌主力之攻击。
（四） 右集团军应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
河防部队除竭力防止敌由钟祥附近渡河外，应令其右翼军以有力之部队渡河攻击，向钟祥南方地区侧击，牵制敌之北进。
（五） 左集团军以一部守备现在之线，竭力阻止敌之西进，主力控置左翼，相机向敌侧背之广水、应山、马坪间攻击；同时其右翼军亦应向平林市、马坪间攻击，与廖集团西进部队呼应夹击之。
不得已时，可引敌深入，于唐县镇、环潭镇东方地区击破敌之主力，以挫折其企图。
与桐柏方面友军，应径取联络，并以一部对该方面自行掩护其侧背。
（六） ……
（七） ２２集团军为战区第二线兵团，以４１军在唐白河及襄河两岸坚固工事，扼要防守，并准备策应右集团之作战。
４５集团军集结指定地点，暂归李兼总司令品仙之区处，准备对洛阳店、平坝或黄家集、洋梓方面使用。
（八） 炮兵除已明令配属各军者外，其炮１６团及２０团之各１营，仍由董指挥官统一指挥，直属本部。但在双沟之炮１６团１营，应就近受１２５师长之区处。
（九） 长官部仍在原地（枣阳）。
以上命令的中心思想是以主力左、右两集团军配置于大洪山、桐柏山之间襄河以东地区，先以守势阻止敌人，相机转入反攻，以求长期保持襄河东岸地区；战区两翼部队（廖集团和江防军）则应主动向敌之侧背出击，牵制敌人，策应主力作战，粉碎敌之进攻。命令发出后各部队正在调整部署、进行准备，第２集团军尚在兼程南下途中，但日军于５月１日便开始了进攻。
---------------------------
111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会战经过
---------------------------
１９３９年５月１日，日军按照计划首先向第五战区左集团军的左翼发动进攻。其第３师团由应山附近出发，一举突破第８４军第１７３、第１７４师徐家河以东警戒阵地，继续向西北之郝家店、塔儿湾一线突进，当日占领郝家店。这时，汤恩伯第３１集团军已在桐柏山西南之鹿头等地集结完毕，并以第１３军的第８９、第１１０师占领高城镇附近的主阵地，与第８４军协同作战。日军连续猛攻，并多次施放毒气。双方激烈争夺，阵地失而复得六七次。至６日，日军才在战车部队和优势炮火支援下先后突过塔儿湾、高城一线，但由于中国军队的奋力抗击，日军进展迟缓。
日军第１１军在其第３师团突破第五战区左集团军阵地、将守军第３１集团军牵制于襄花公路方面后，命其主力第１３、第１６师团和骑兵第４旅团向第五战区左集团军发起进攻。在此之前，第五战区江防军和右集团军一部曾向钟祥以南旧口等日军后方要点袭击，破坏汉（口）宜（城）公路和京（山）钟（祥）公路，以求牵制日军主力，但因自己兵力不大，未能破坏日军的进攻计划。５月５日，第１３、第１６师团与骑兵第４旅团从京山、钟祥、黄家集附近出发，向大洪山西南麓至襄河左（东）岸间第５９军的第１８０师、第３８师和第７７军的第３７师猛烈进攻，迅速突破长寿店、流水沟及附近阵地。第５９、第７７军节节抗击，逐次向北转移；原在襄河西岸的部队则渡河增援，侧击日军。但日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推进甚快，于８日攻占枣阳，将第五战区左、右两集团军割裂开来。右集团军的第１２２、第１８０师向樊城以北撤退，第３７、第３８、第１３２师沿襄河左岸布设新阵地，坚守桥头堡，拱卫襄阳。第五战区长官部则由枣阳迁往老河口。
日第１１军鉴于已冲破第五战区的防御体系、对左集团军已构成夹击之势，便想进一步将左集团军，特别是第３１集团军压缩于随县至枣阳、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地区，包围而歼灭之。５月７日，第１１军采取了如下部署：第３师团在突破高城镇、唐县镇中国军队主阵地后向枣阳方向追击；驻信阳的第３师团铃木支队迅速占领桐柏一带，切断中国军队向北的退路；第１３师团进入滚河一线后，向枣阳东北方向迂回，截歼向西溃退的中国军队；第１６师团进入滚河后向双沟方向突进，以一部在白河下游，面对襄阳，掩护第１１军左侧背，并协助骑兵渡过白河；第４骑兵旅团要超越第１６师团，尽快向白河右岸移动，向新野及其以北挺进，切断中国军队向北、向西的退路。第１１军这一部署的主要目的，是想从两翼将第五战区左集团军，特别是第３１集团军合围在枣阳东北山地，予以歼灭。
中国第五战区在查明日军企图后，命令左集团军主力避开正面敌军，以桐柏山为依托，占领侧面阵地，面对随枣盆地，侧击西进与北进之敌，不得已时可向唐河、新野转进；以第３９军和第１３军一部坚持大洪山与桐柏山区，分散配置，进行游击，袭扰敌人；以右集团军在襄河以东的部队竭力进击北进之敌，迟滞其行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接连电令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第五战区左集团军第１３、第８４军在枣阳以北占领阵地，协同右集团军侧击向西北推进之敌，不得已时可向南阳和老河口以西地区转移；第一战区第６８军应协同第五战区第３９军占领桐柏山、大洪山游击根据地，袭击日军；孙连仲第２集团军以主力集中新野、邓县间，一部留置南阳，策应第五战区作战；右集团军张自忠部在不得已时可转移到汉水两岸，担任河防，协同江防军阻敌渡河；江防军应派有力部队向汉宜路、京钟路之敌侧击，截断敌后方交通；位于大别山区的第２１集团军应向西攻击信阳附近铁路线，牵制日军。〔４〕
５月９日，日骑兵第４旅团在张家集附近渡过滚河；１０日拂晓渡过白河，当日下午攻占新野。第１３师团一部由枣阳向东北突击，５月９日占领湖阳镇。第３师团铃木支队由信阳向西，５月１０日占领桐柏。日军在攻占上述各地时虽遭到部分中国军队抵抗，但未发现中国军队主力，因此日军第１１军判断第五战区左集团军主力仍留在唐县镇以北的山区内，遂令第３师团由唐县镇向西北吴山、三合店方向追击，第１３师团由枣阳、湖阳镇北向双河方面突进，第１６师团沿唐河左（东）岸向东北行动，阻止中国军队向湖阳镇以西撤退，并企图缩小包围圈，将第五战区左集团军主力压缩于桐柏至枣阳间的狭小区域内。
但在各路日军构成合围之前，第五战区左集团军主力（第８４军、第１３军等）已于５月１０日向北转移，分别到达方城、泌阳，处于日军合围圈以外；第３９军等部则在大洪山内展开游击。日军未捕捉到中国军队主力，便继续向西北追击，于５月１２日攻占唐河、南阳，但遭第五战区地方部队牟庭芳第１２１师（编入江防军序列）和第２集团军的反击，旋又退出南阳，向后收缩。
此时，第２集团军５个师已由河南临汝全部到达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集结，第五战区乃及时转入反击。５月１３日，战区以第２、第３１集团军向南阳、唐河西南攻击；以第３３集团军主力向枣阳附近地区攻击，与第２、第３１集团军协力，对唐河以南之敌形成夹击之势；以第６８军出桐柏山南麓截击由信阳西进之敌；以江防军一部向京钟路敌之后方攻击。
日军因连续作战２０天，部队疲惫，兵力分散，伤亡消耗较大（日军统计为２４５０人），未能达到捕捉第五战区左集团军主力的目的，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被迫于５月１３日、１４日开始后撤。第五战区利用有利态势，尾随追击和侧后阻击，给日军以重创。其中坚持大洪山游击活动的第３９军，于１６日至１９日在大洪山北侧的长岗店一线占领有利阵地，苦战４天，截歼向应山、安陆撤退的日军第３师团、第１３师团各一部。至５月２２日，第五战区先后收复唐河、枣阳、桐柏，逼近随县。２４日，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其余均退回原驻防地区，恢复会战前态势。第五战区各部队转入休整。
---------------------------
112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会战简析
---------------------------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因兵力不足，只求确保占领区，不再企求扩大占领区，故此后日军所发动的战役作战不但不带有战略进攻性质，而且在达到一定战役目的后立刻返回原防，恢复战役前态势。这是区别于战略进攻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由于武汉在军事上、政治上和地理上的重要，日军将武汉周围列为对中国继续施加军事压力的作战地区，在这一地区保持有限的机动兵力，用于对正面战场作战。这些作战，既是为了打击中国的抗战力量和抗战意志，也是为了解除对武汉的威胁，巩固其对武汉的占领。这是战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作战的又一个特点。随、枣会战就体现了这些特点。
第五战区于会战开始前及时发现日军在应山、安陆等地集结部队，有向鄂西北进攻的意图，便采取了相应部署，决心长久保持襄河以东地区；会战开始后，当判明日军有从两翼包围战区主力于随县、枣阳地区的企图后，及时将主力向北转移，以一部兵力坚持大洪山、桐柏山游击阵地，以右集团军保持在襄河以东机动位置，保持便于进退的渡河口，对意图向北突进的日军主力形成侧击态势。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协同较好，巩固了两战区的接合部，掩护了第五战区左侧背的安全和主力的转移；尔后两战区同时转入反击，加强了反击力度。这些较符合实际的作战指导，使日军未能达到捕捉、聚歼第五战区主力的目的，减少了中国方面的损失；相反，在日军返转后撤时，中国军队得以对其追击、侧击和截击，给予较大杀伤，增加了日军的损失。参战各部队在尚未完成整补、兵员装备缺额较大的情况下能奋力作战，取得如此战果，实属不易。只是第五战区虽注意到游击战对于正面作战的重要性，部署了第２１集团军从大别山区向西，向信阳、广水等平汉路南段要点进击，右翼军与江防军一部向东，向钟祥、京山间公路要点进击，要求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线，威胁武汉，以牵制日军，但使用兵力较少，行动不大胆、不坚决，未能动摇日军的战役决心，未能打乱其部署，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附表６-４-１随、枣会战日军主要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３９年４月）
第１１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第３师团山胁正隆
步兵第５旅团（步兵第６、第６８联队）
步兵第２９旅团（步兵第１８、第３４联队）
骑兵第３联队
炮兵第３联队
工兵第３联队
辎重兵第３联队
第１３师团田中静一
步兵第２６旅团（步兵第５８、第１１６联队）
步兵第１０３旅团（步兵第５６、第１０４联队）
骑兵第１７联队
炮兵第１９联队
工兵第１３联队
辎重兵第１３联队
第１６师团藤江惠辅
步兵第１９旅团（步兵第９、第２０联队）
步兵第３０旅团（步兵第３３、第３８联队）
骑兵第２０联队
炮兵第２２联队
工兵第１６联队
辎重兵第１６联队
骑兵第４旅团（第２５、第２６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６旅团（第１３、第１４、第１５联队）

返回书籍页